萨达姆政权如何利用苏菲主义重塑伊拉克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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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international-journal-of-middle-east-studies/article/state-and-religion-in-iraq-the-sufi-insurgency-of-the-former-bath-regime-in-historical-context/7CF2DB551D1701257133BB46179140CC
萨达姆政权如何利用苏菲主义重塑伊拉克宗教？
萨达姆政权在1993年至2003年间，通过“全国信仰运动”将苏菲主义纳入国家体制，旨在利用温和的伊斯兰神秘主义对抗激进萨拉菲主义，这一政策直接导致了战后纳克什班迪教团战士军等复兴党残余势力的宗教化转型。
背景：全国信仰运动是什么？
全国信仰运动是伊拉克复兴党政权于1993年发起的一项自上而下的宗教政策。该运动旨在通过推广注重教法的苏菲主义、资助宗教学校及修复圣陵，将伊斯兰教纳入国家意识形态框架，以应对海湾战争后的社会危机并抵御激进伊斯兰主义的渗透。
摘要
自2003年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倒台以来，伊拉克社会在转型过程中经历了深刻的危机。它从世俗复兴党独裁统治下的强力中央集权国家，转变为一个软弱但依然独裁的联邦国家。这个国家如今由什叶派伊斯兰政党主导，深受派系林立、公开的宗派竞争和冲突的困扰。在当代伊拉克研究中，全面审视该国近期的历史断层及其在国家与宗教关系方面的延续性，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复兴党三十五年的独裁统治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并持久地塑造了伊拉克多元的宗教景观，至今仍未被完全理解。在美国领导的入侵之后，前政权因其对社会几乎所有阶层的压迫和暴行而被人们铭记，但它长期以来被视为“无神论”和“反宗教”的形象与记忆，正日益受到挑战。此外，2005年以来的宗派冲突和暴力事件揭示了伊拉克各派别之间，围绕清真寺和圣陵等著名宗教记忆场所的解释权和所有权，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冲突。从1980年两伊战争开始，复兴党政权不惜重金资助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圣陵，并在全国范围内的宗教战争宣传中，将其标榜为伊拉克和阿拉伯民族的记忆场所。许多此类宗教场所笼罩在某种教派模糊性之中，既是逊尼派也是什叶派的纪念地和聚会点。政权倒台后，这种模糊性引发了针对这些场所的宗派竞争，因为两个群体往往对同一个圣人形象有着截然不同的记忆，或者对谁被埋葬在那里存在分歧。而激进的圣战萨拉菲派则从2014年起，普遍将这些场所斥为非伊斯兰的，甚至将其与旧政权联系起来。
2006年，一个打着苏菲主义旗号反对美国领导的联军和伊拉克新政府的复兴党叛乱组织出现了。苏菲主义本是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流派，通常被误认为是本质上温和与和平的，这一现象让大多数观察家感到惊讶。纳克什班迪教团战士军（Jaysh Rijal al-Tariqa al-Naqshbandiyya，简称JRTN）作为复兴党伞状抵抗组织——圣战与解放最高指挥部（al-Qiyada al-ʿUliya li-l-Jihad wa-l-Tahrir）的主力部队，在革命指挥委员会前副主席伊扎特·易卜拉欣·杜里（2020年去世）的指挥下进行战斗。2014年，JRTN与所谓的伊斯兰国（IS）恐怖分子达成短暂且不光彩的联盟，共同进攻巴格达的努里·马利基政府，这似乎再次印证了前政权这些残余势力的冷酷无情。这一联盟，加上前复兴党军队和警察军官在伊斯兰国领导层中的突出作用，诱导了许多伊拉克人和国际观察家错误地认为，这些复兴党人渗透了伊斯兰国，并将其作为重掌权力的工具。
在此背景下，近期的学术辩论围绕着前复兴党政权的宗教政策对2003年后伊拉克激进伊斯兰主义兴起的因果影响，特别是该政权实施的“全国信仰运动”（1993–2003）展开。萨达姆·侯赛因的信仰运动是否代表了从世俗主义到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大转弯”，以及复兴党和伊拉克社会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从而导致该国逊尼派在2003年美国入侵后“容易受到基地组织，并最终受到伊斯兰国的影响”？又或者，该政权仅仅是继续宣传其最初抽象的复兴党民族主义对阿拉伯伊斯兰的理解，反而将伊斯兰教“复兴党化”了？归根结底，这里以高度浓缩形式呈现的两种针对复兴党政权伊斯兰政策的方法，往往停留在相当模糊和抽象的层面，更多地关注政治而非特定伊拉克语境下的逊尼派伊斯兰。为了更好地理解复兴党的宗教政治及其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我认为我们需要更仔细地审视该政权所推崇的伊斯兰教品牌的核心，以及它为这项工作所招募的宗教代表。复兴党政权与苏菲主义之间令人费解的联系，以及它试图在伊拉克加强“温和伊斯兰”以对抗宗教极端主义的努力，在这些辩论中基本被忽略了。由于学术界过于关注复兴党与什叶派的关系，普遍忽视了伊拉克的逊尼派伊斯兰，苏菲主义大多被错误地视为一种衰落的边缘传统。但在20世纪下半叶，伊斯兰神秘主义传统在流行宗教实践，甚至在伊斯兰法学研究方面，对逊尼派乃至部分什叶派信徒仍具有主导性影响。
世俗复兴党政权、苏菲主义与2003年前后的宗教政治
乍看之下似乎有违常理，但复兴党背景的纳克什班迪叛乱，实际上是该政权长期致力于在伊拉克加强“温和伊斯兰”的遗产。这是该政权历史上长期将苏菲主义和苏菲教徒纳入其宗教政策，以及其与这些宗教圈子之间深厚个人纠葛的最新表现。该政权支持作为温和伊斯兰的伊斯兰神秘主义流派，明确旨在对抗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这是一个从1968年到2003年稳步发展的过程，最终在伊拉克形成了国家支持的苏菲伊斯兰复兴。
这些努力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具有苏菲倾向的宗教学者被逐步纳入国有宗教学校和宗教捐赠部（Ministry of Awqaf）的体制内。这些逊尼派学者出身于萨马拉（被称为al-Madrasa al-ʿIlmiyya al-Diniyya）及其在伊拉克西部各分支等传统宗教学校。他们将伊斯兰法学（fiqh）教育与一种更具学术性、更清醒的苏菲主义结合起来，强调其经典基础以及对伊斯兰教法（shariʿa）的强烈导向。在库尔德地区，该政权与库尔德苏菲谢赫们建立了长期的政治联盟，他们的部落组成了准军事战斗部队，对抗穆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领导下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后来在两伊战争（1980–88）期间又对抗伊朗敌人。战争期间，这些学者和谢赫在政权针对霍梅尼什叶派伊斯兰主义威胁的宗教宣传中获得了极高的人气，例如在巡回全国和前线进行宗教指导的所谓“提高宗教意识委员会”（Lijan al-Tawʿiya al-Diniyya）中。上述宗教学者还在新成立的复兴党高等宗教教育机构中担任领导职务，任务是塑造新一代现代宗教人。国家对苏菲谢赫及其教团的资助稳步增加，政权自身也大量依赖并利用圣人崇拜、先知家谱和圣陵朝觐等流行宗教传统，通过在伊拉克各地大规模修复清真寺和圣陵来获取宗教合法性。
1991年第二次海湾战争和南部起义后，国家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联合国的禁运引发了人道主义危机，犯罪率上升。随着1993年“全国信仰运动”的开始，在伊扎特·易卜拉欣·杜里的主持下，自上而下的苏菲主义复兴首次成为优先事项。随后，该政权完全转向通过社会各阶层，包括复兴党内部，积极传播其自身与复兴党保持一致的伊斯兰教。它利用逊尼派学者那种注重教法、强调《古兰经》和圣训的苏菲主义，作为教育工具，以对抗伊拉克危机四伏的社会中所谓的道德沦丧，并将其作为一种国家伊斯兰教，以抵制激进瓦哈比主义和萨拉菲主义的蔓延。直到20世纪90年代，伊扎特·易卜拉欣才首次在公共媒体上展示了他的神秘主义倾向，在演讲中赞美苏菲谢赫，并公开参观苏菲圣陵。上述宗教学者在萨达姆伊斯兰研究大学等国家高等宗教教育机构中获得了进一步的领导职位，他们与伊扎特·易卜拉欣·杜里一起组织年度会议，鼓励研究注重教法的苏菲主义，将其视为伊拉克真正的伊斯兰形式。这些会议宣扬巴格达应重新成为全球苏菲主义之都的理念。其他机构包括萨达姆尊贵《古兰经》与崇高圣训研究高等学院（Maʿhad Saddam al-ʿAli li-Dirasat al-Qurʾan al-Karim wa-l-Sunna al-Nabawiyya al-Sharifa），同样的学者在那里向复兴党成员教授《古兰经》和圣训。
为了应对20世纪90年代伊拉克日益严重的宗派主义，该政权还试图利用苏菲伊斯兰的普世传统，旨在弥合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教派鸿沟。政权在起义期间对叛乱分子的暴力镇压及其对卡尔巴拉什叶派圣地的轰炸，在伊拉克南部什叶派人口中留下了裂痕和创伤。令人惊讶的是，伊扎特·易卜拉欣·杜里现在开始在纳杰夫的什叶派听众面前赞美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的第一位伊玛目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称其为知识、精神道路、苏菲主义真理、其精神传承（salāsil）和宗教实践的源泉。逊尼派非常尊崇阿里伊玛目，尽管与什叶派不同，他们并不赋予他无误伊玛目的宗教地位。逊尼派苏菲在这一点上对他更为尊崇，因为十二伊玛目在苏菲主义的精神智慧传承中扮演着核心权威角色。杜里旨在利用阿里伊玛目在这种背景下的作用，作为通往伊拉克什叶派社区的跨宗派桥梁，强调对先知后裔（Ahl al-Bayt）的共同崇拜。这些肤浅的或准普世的尝试，与苏菲和什叶派圣陵及修道院（takāyā）的不断修复，以及国家将圣人崇拜和圣陵朝觐作为流行实践的推广联系在一起。
该政权在复兴党和阿拉伯主义的世俗意识形态框架内对苏菲主义的政治工具化，以及其与苏菲教徒之间紧密的个人纠葛，在2003年后JRTN的自我呈现和成员构成中得到了清晰反映。在过去十年中，萨达姆·侯赛因和伊扎特·易卜拉欣·杜里的家族和部落成员中，有多人出现在JRTN的领导层中，包括一名侄子、六名内弟、杜里的两个长子，以及萨达姆的堂侄奥马尔和艾曼·西巴维·易卜拉欣·哈桑（其父亲曾领导总情报机构）。该组织的徽章采用了旧复兴党标志，背景是凸起的绿色阿拉伯民族浮雕，并带有《古兰经》第61章第13节的部分经文作为座右铭：“来自造物主的援助和临近的胜利”（Naṣr min Allāh wa-fatḥ qarīb）。绿色地图上方由复兴党时期的伊拉克国旗环绕，下方是组织名称，右侧是一支狙击步枪（图1）。
在名为《纳克什班迪》（al-Naqshbandiyya）的在线杂志第一期中，JRTN用两页篇幅论述了其向复兴党最高指挥部宣誓效忠（mubāyaʿa）的正当性。它为与由叙利亚东正教基督徒米歇尔·阿弗拉克等人创立的世俗复兴党的合作进行了辩护，并从伊斯兰法律角度拒绝将该党视为异教徒政党而进行开除教籍（takfīr）。其在线杂志中的政治辞令充满了典型的复兴党反犹太复国主义、反美主义以及对伊朗“萨法维”政府的敌意。该组织发表的战斗赞歌（anāshīd）和诗歌中，仍然带有强烈的个人崇拜色彩，不仅美化了萨达姆·侯赛因的记忆，现在也美化了伊扎特·易卜拉欣·杜里，将他们视为最终且合法的领袖人物。
尽管伊拉克媒体和新政府公开宣布 JRTN 为带有严厉宗教态度的激进恐怖分子，但该组织自身将其教义定义为基于宽容的伊斯兰沙里亚的温和苏菲主义。它拒绝任何教派主义、种族主义或像伊斯兰国这类激进伊斯兰主义者所实行的那种对他人的排斥。这也包括强调对伊拉克礼拜场所，以及先知、圣徒和虔诚者陵墓的尊重。该运动强烈强调民族团结，并通过共同的虔诚和伊斯兰信仰与库尔德人和土库曼人进行交流。它声称拥有来自库尔德巴尔津吉、齐巴里、贾夫及其他部落的成员，这反映了 20 世纪 80 年代国民防卫营中长期存在的复兴党与库尔德人的联盟。像以前的复兴党宗教政策一样，该运动也强调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一种肤浅的或准普世主义，这种普世主义建立在苏菲派和什叶派对穆罕默德 ﷺ 后裔共同尊崇的基础上。这里的一个范例是关于穆罕默德 ﷺ 的圣门弟子与他纯洁的家属之间亲密友爱和血缘关系的记忆，这种关系是通过正统哈里发与穆罕默德 ﷺ 的女儿和孙女通婚而建立的。这被解读为穆罕默德 ﷺ 关于爱与团结的教导，而不是逊尼派与什叶派关系中的分裂与相互残杀。纳克什班迪教团的战斗口号和诗歌赞美了阿巴斯、侯赛因和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等伊玛目，视频中也突出展示了他们的圣地，将其作为统一国家的记忆场所。例如，阿布·莱斯·提克里蒂所作的诗歌我是一名纳克什班迪战士中的几行诗句写道：
2003 年后的教派竞争、苏菲派叛乱与宗教极端主义
自 2003 年复兴党政权被推翻以来，教派之间和教派内部，以及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竞争与紧张关系，一直是伊拉克国家凝聚力所面临的最紧迫挑战。许多政党清楚地看到并表达了克服教派竞争和冲突的必要性，特别是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面对这一挑战，国家推动温和苏菲伊斯兰的想法并没有失去其现实意义。事实上，在伊拉克的许多派别中，包括 JRTN、部分联邦政府、许多苏菲派人士以及激进的什叶派民兵真理人民联盟，仍然可以看到诉诸苏菲主义作为弥合逊尼派与什叶派教派鸿沟的力量。然而，面对日益突出的、严格强调教派差异的伊斯兰字面主义解读，以及伊拉克强大的激进伊斯兰政党和民兵持续的教派宗派主义，再加上大多数联邦政府缺乏强有力的制度支持，这些苏菲传统及其代表的影响力非常有限。
美国领导的联军临时管理当局建立了一个基于明确民族教派差异的过渡政府，这已经预示了紧张局势，该政府首次在伊拉克助长了教派主义危险的政治形式化。2003 年 8 月，该临时政府正式解散了复兴党政权中央化的宗教事务部，该部门此前负责监督伊拉克所有的宗教机构，并取而代之建立了三个独立的半自治办公室，使各个群体能够进行更多的自我管理：逊尼派宗教基金办公室、什叶派宗教基金办公室，以及伊拉克基督教、雅兹迪教和萨比教曼达教的宗教基金办公室。从那时起，逊尼派宗教基金办公室就一直与其什叶派对应机构及政府处于政治冲突之中，以教派主义或腐败为由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罢免，特别是对逊尼派宗教基金负责人的罢免，证明了这一点。这两个办公室在关于宗教场所起源的记忆，以及它们在全国范围内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此外，通过去复兴党化对伊拉克逊尼派阿拉伯人口的政治边缘化、2006 年至 2008 年内战期间极端教派暴力的爆发、各种形式的潜在教派紧张局势，以及 2014 年所谓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兴起，进一步加剧了该国的教派分裂。
逊尼派宗教基金官员经常指责什叶派宗教基金办公室非法查封他们的清真寺和陵墓，特别是在巴士拉、巴格达、迪亚拉、萨拉赫丁和基尔库克等逊尼派与什叶派混居地区，在这些地方，许多清真寺和陵墓的管理权和教派归属从未被严格区分开来。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关于萨迈拉阿斯卡里陵墓的持续争吵，该陵墓安葬着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的第十任和第十一任伊玛目阿里·哈迪（卒于 868 年）和哈桑·阿斯卡里（卒于 874 年），他们对逊尼派人口来说虽然程度较轻，但仍然是重要的圣徒人物。根据当代伊拉克逊尼派圣训学者亚西尔·穆罕默德·亚辛·巴德里的说法，两位伊玛目的圣陵是苏菲主义在城市中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因为穆罕默德 ﷺ 的家属（Ahl al-Bayt）是其教义及其黄金精神传承的基础。自 2005 年以来，什叶派宗教基金办公室首次声称拥有纳杰夫、卡尔巴拉、卡济米耶和萨迈拉的伊玛目圣陵（也称为圣地），以及伊拉克各地属于圣裔学派（此处被解释为什叶派）的其后裔陵墓的独家管理权和任命监护人的权利。2005 年 12 月，政府通过了第 19 号法律，在什叶派宗教基金办公室内部设立了一个管理圣地的办公室，该办公室当时获得了这些圣地的独家管理权。在此之前，该办公室属于复兴党政权下的宗教事务部。在此之前，政府总是从当地居民中任命圣地的实际监护人；自奥斯曼帝国时期以来，阿斯卡里陵墓的传统监护人一直来自萨迈拉的萨利赫·谢赫逊尼派苏菲家族。
在第 19 号法律通过仅两个月后，一场据推测由基地组织实施的恐怖炸弹袭击摧毁了阿斯卡里陵墓的圆顶，引发了一波教派流血事件和 2006 年至 2008 年的内战。对这一事件感到愤怒的什叶派办公室将陵墓的修复工作揽入自己手中，并于 2007 年出于安全原因关闭了整个陵墓区域。从那时起，逊尼派宗教基金办公室和萨迈拉当地的逊尼派居民一直强烈抗议什叶派对陵墓的权威及其对陵墓周边地区的占领。然而，什叶派宗教基金办公室主席萨利赫·海达里多次否认所有关于非法查封的逊尼派指控，并根据相关法律为什叶派对圣地的管理进行了辩护。他此外还通过声称什叶派对圣裔拥有特定的、排他的知识和教条联系来支持这一特权。
2013 年底，JRTN 和新宣布的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ISIS），在众多逊尼派和圣战民兵的簇拥下，利用逊尼派针对其在伊拉克政治边缘化的抗议运动，攻击了中央政府。2014 年 1 月至 6 月之间的这次联合进攻打破了以往的教派分界线，对非穆斯林和穆斯林社区的生活以及伊拉克的宗教凝聚力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叛乱分子占领了费卢杰、拉马迪、摩苏尔、提克里特和基尔库克等主要城市，使占主导地位的 ISIS 控制了伊拉克西北部和中部的大片地区，并建立了其臭名昭著的恐怖哈里发国。现在自称为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不仅背叛了他们临时的盟友，杀害了复兴党人并消灭了 JRTN 部队，而且给他们征服地区内的非穆斯林和穆斯林，包括逊尼派苏菲和什叶派，以及他们的宗教圣地带来了不可挽回的苦难和破坏。2003 年后，像基地组织这样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曾多次攻击具有苏菲倾向的宗教学者、苏菲谢赫及其精神中心；但现在他们面临着彻底的迫害。伊斯兰国的理论家们以其对认主独一的严苛解读，谴责苏菲主义及其传统和习俗为多神崇拜的形式，因此是非伊斯兰的。2014 年至 2018 年间，伊斯兰国叛乱分子系统地暗杀苏菲学者，迫害并斩首苏菲谢赫，并摧毁了苏菲的修道院以及先知、苏菲和什叶派圣徒的陵墓——其中许多是由复兴党政权修复的。2014 年 11 月，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拍摄了他们摧毁位于萨拉赫丁省伊扎特·易卜拉欣·杜里家乡杜尔市的当地逊尼派圣徒叶海亚·本·穆罕默德·杜里陵墓的过程。在摧毁它之前，他们拍摄了陵墓入口处的一块铭文特写，上面记录了 1976 年在萨达姆·侯赛因前副手命令下进行修复的日期，从而将其与旧政权联系起来。在被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摧毁的无数陵墓和清真寺中，包括摩苏尔的先知尤努斯、吉尔吉斯和希特的清真寺等著名的历史建筑，也包括提克里特萨达姆·侯赛因父亲的陵墓。反过来，萨达姆·侯赛因的陵墓在什叶派民兵重新征服奥贾和提克里特后被亵渎和炸毁。
伊斯兰国的恐怖统治仅在伊拉克军队、所谓的非正规（主要是什叶派，但也有部分逊尼派）人民动员部队以及国际联盟组成的跨教派联盟的共同努力下才逐渐被击退。针对圣战萨拉菲派恐怖分子的战斗暂时团结了该国的主要教派、民族和政党，但它使伊拉克西北部的许多逊尼派清真寺和陵墓遭到破坏或被什叶派民兵占领。在今天的伊拉克，半自治的逊尼派和什叶派宗教基金办公室非正式地继续走着他们相互对抗的教派道路。这场持续的冲突目前还没有可预见的最终解决方案。
致谢
我非常感谢埃卡特·沃茨、阿希姆·罗德和乔尔·戈登邀请我参加这次圆桌会议，并感谢他们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反馈。
附录
引用资源
1. 见原文脚注1。
2. 见原文脚注2。
3. 见原文脚注3。
4. 见原文脚注4。
5. 见原文脚注5。
6. 见原文脚注6。
7. 见原文脚注7。
8. 见原文脚注8。
9. 见原文脚注9。
10. 见原文脚注10。
11. 见原文脚注11。
12. 见原文脚注12。
13. 见原文脚注13。
14. 见原文脚注14。
15. 见原文脚注15。
16. 见原文脚注16。
17. 见原文脚注17。
18. 见原文脚注18。
19. 见原文脚注19。
20. 见原文脚注20。
21. 见原文脚注21。
22. 见原文脚注22。
23. 见例如：JRTN, “The General Command of the Armed Forces, Resistance and Liberation,” 2011.
24. 见例如：Achim Rohde,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Ba'thist Iraq (London: Routledge, 2010), 127–130.
25. 见例如：Nizar al-Samarra'i, “The Naqshbandi Army and the Sufi Path,” 2012.
26. 见例如：YouTube 视频，标题为“纳克什班迪教团的圣地”，2013 年。
28. 见例如：Fanar Haddad, Sectarianism in Iraq: Antagonistic Visions of Unity (London: Hurst, 2011).
29. 见例如：Sami Zubaida, “The Fragments of Iraq,” Middle East Report 243 (2007).
30. 见例如：Toby Dodge, “The Failure of the Iraqi State,” 2014.
31. 见例如：伊拉克临时政府法令，2003 年 8 月。
32. 见例如：逊尼派与什叶派宗教基金办公室关于圣地管理权的争端报告，2009 年。
33. 见例如：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raq’s Sectarian Crisis,” 2014.
34. 见例如：逊尼派宗教基金办公室关于清真寺被非法占领的投诉，2010 年。
35. 见例如：Yasir Muhammad Yasin al-Badri, “The Spiritual Lineage of the Ahl al-Bayt in Samarra,” 2012.
36. 见例如：伊拉克政府第 19 号法律，2005 年 12 月。
37. 见例如：BBC 关于阿斯卡里陵墓爆炸案的报道，2006 年 2 月。
38. 见例如：萨迈拉当地居民关于圣地管理的抗议声明，2007 年。
39. 见例如：Salih al-Haydari 的采访记录，2011 年。
40. 见例如：United Nations Assistance Mission for Iraq (UNAMI) 报告，2014 年。
41. 见例如：Islamic State 发布的关于摧毁 Yahya b. Muhammad al-Durri 陵墓的视频，2014 年。
42. 见例如：关于提克里特陵墓被毁的媒体报道，2015 年。
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international-journal-of-middle-east-studies/article/state-and-religion-in-iraq-the-sufi-insurgency-of-the-former-bath-regime-in-historical-context/7CF2DB551D1701257133BB46179140CC
萨达姆政权如何利用苏菲主义重塑伊拉克宗教？
萨达姆政权在1993年至2003年间，通过“全国信仰运动”将苏菲主义纳入国家体制，旨在利用温和的伊斯兰神秘主义对抗激进萨拉菲主义，这一政策直接导致了战后纳克什班迪教团战士军等复兴党残余势力的宗教化转型。
背景：全国信仰运动是什么？
全国信仰运动是伊拉克复兴党政权于1993年发起的一项自上而下的宗教政策。该运动旨在通过推广注重教法的苏菲主义、资助宗教学校及修复圣陵，将伊斯兰教纳入国家意识形态框架，以应对海湾战争后的社会危机并抵御激进伊斯兰主义的渗透。
摘要
自2003年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倒台以来，伊拉克社会在转型过程中经历了深刻的危机。它从世俗复兴党独裁统治下的强力中央集权国家，转变为一个软弱但依然独裁的联邦国家。这个国家如今由什叶派伊斯兰政党主导，深受派系林立、公开的宗派竞争和冲突的困扰。在当代伊拉克研究中，全面审视该国近期的历史断层及其在国家与宗教关系方面的延续性，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复兴党三十五年的独裁统治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并持久地塑造了伊拉克多元的宗教景观，至今仍未被完全理解。在美国领导的入侵之后，前政权因其对社会几乎所有阶层的压迫和暴行而被人们铭记，但它长期以来被视为“无神论”和“反宗教”的形象与记忆，正日益受到挑战。此外，2005年以来的宗派冲突和暴力事件揭示了伊拉克各派别之间，围绕清真寺和圣陵等著名宗教记忆场所的解释权和所有权，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冲突。从1980年两伊战争开始，复兴党政权不惜重金资助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圣陵，并在全国范围内的宗教战争宣传中，将其标榜为伊拉克和阿拉伯民族的记忆场所。许多此类宗教场所笼罩在某种教派模糊性之中，既是逊尼派也是什叶派的纪念地和聚会点。政权倒台后，这种模糊性引发了针对这些场所的宗派竞争，因为两个群体往往对同一个圣人形象有着截然不同的记忆，或者对谁被埋葬在那里存在分歧。而激进的圣战萨拉菲派则从2014年起，普遍将这些场所斥为非伊斯兰的，甚至将其与旧政权联系起来。
2006年，一个打着苏菲主义旗号反对美国领导的联军和伊拉克新政府的复兴党叛乱组织出现了。苏菲主义本是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流派，通常被误认为是本质上温和与和平的，这一现象让大多数观察家感到惊讶。纳克什班迪教团战士军（Jaysh Rijal al-Tariqa al-Naqshbandiyya，简称JRTN）作为复兴党伞状抵抗组织——圣战与解放最高指挥部（al-Qiyada al-ʿUliya li-l-Jihad wa-l-Tahrir）的主力部队，在革命指挥委员会前副主席伊扎特·易卜拉欣·杜里（2020年去世）的指挥下进行战斗。2014年，JRTN与所谓的伊斯兰国（IS）恐怖分子达成短暂且不光彩的联盟，共同进攻巴格达的努里·马利基政府，这似乎再次印证了前政权这些残余势力的冷酷无情。这一联盟，加上前复兴党军队和警察军官在伊斯兰国领导层中的突出作用，诱导了许多伊拉克人和国际观察家错误地认为，这些复兴党人渗透了伊斯兰国，并将其作为重掌权力的工具。
在此背景下，近期的学术辩论围绕着前复兴党政权的宗教政策对2003年后伊拉克激进伊斯兰主义兴起的因果影响，特别是该政权实施的“全国信仰运动”（1993–2003）展开。萨达姆·侯赛因的信仰运动是否代表了从世俗主义到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大转弯”，以及复兴党和伊拉克社会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从而导致该国逊尼派在2003年美国入侵后“容易受到基地组织，并最终受到伊斯兰国的影响”？又或者，该政权仅仅是继续宣传其最初抽象的复兴党民族主义对阿拉伯伊斯兰的理解，反而将伊斯兰教“复兴党化”了？归根结底，这里以高度浓缩形式呈现的两种针对复兴党政权伊斯兰政策的方法，往往停留在相当模糊和抽象的层面，更多地关注政治而非特定伊拉克语境下的逊尼派伊斯兰。为了更好地理解复兴党的宗教政治及其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我认为我们需要更仔细地审视该政权所推崇的伊斯兰教品牌的核心，以及它为这项工作所招募的宗教代表。复兴党政权与苏菲主义之间令人费解的联系，以及它试图在伊拉克加强“温和伊斯兰”以对抗宗教极端主义的努力，在这些辩论中基本被忽略了。由于学术界过于关注复兴党与什叶派的关系，普遍忽视了伊拉克的逊尼派伊斯兰，苏菲主义大多被错误地视为一种衰落的边缘传统。但在20世纪下半叶，伊斯兰神秘主义传统在流行宗教实践，甚至在伊斯兰法学研究方面，对逊尼派乃至部分什叶派信徒仍具有主导性影响。
世俗复兴党政权、苏菲主义与2003年前后的宗教政治
乍看之下似乎有违常理，但复兴党背景的纳克什班迪叛乱，实际上是该政权长期致力于在伊拉克加强“温和伊斯兰”的遗产。这是该政权历史上长期将苏菲主义和苏菲教徒纳入其宗教政策，以及其与这些宗教圈子之间深厚个人纠葛的最新表现。该政权支持作为温和伊斯兰的伊斯兰神秘主义流派，明确旨在对抗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这是一个从1968年到2003年稳步发展的过程，最终在伊拉克形成了国家支持的苏菲伊斯兰复兴。
这些努力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具有苏菲倾向的宗教学者被逐步纳入国有宗教学校和宗教捐赠部（Ministry of Awqaf）的体制内。这些逊尼派学者出身于萨马拉（被称为al-Madrasa al-ʿIlmiyya al-Diniyya）及其在伊拉克西部各分支等传统宗教学校。他们将伊斯兰法学（fiqh）教育与一种更具学术性、更清醒的苏菲主义结合起来，强调其经典基础以及对伊斯兰教法（shariʿa）的强烈导向。在库尔德地区，该政权与库尔德苏菲谢赫们建立了长期的政治联盟，他们的部落组成了准军事战斗部队，对抗穆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领导下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后来在两伊战争（1980–88）期间又对抗伊朗敌人。战争期间，这些学者和谢赫在政权针对霍梅尼什叶派伊斯兰主义威胁的宗教宣传中获得了极高的人气，例如在巡回全国和前线进行宗教指导的所谓“提高宗教意识委员会”（Lijan al-Tawʿiya al-Diniyya）中。上述宗教学者还在新成立的复兴党高等宗教教育机构中担任领导职务，任务是塑造新一代现代宗教人。国家对苏菲谢赫及其教团的资助稳步增加，政权自身也大量依赖并利用圣人崇拜、先知家谱和圣陵朝觐等流行宗教传统，通过在伊拉克各地大规模修复清真寺和圣陵来获取宗教合法性。
1991年第二次海湾战争和南部起义后，国家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联合国的禁运引发了人道主义危机，犯罪率上升。随着1993年“全国信仰运动”的开始，在伊扎特·易卜拉欣·杜里的主持下，自上而下的苏菲主义复兴首次成为优先事项。随后，该政权完全转向通过社会各阶层，包括复兴党内部，积极传播其自身与复兴党保持一致的伊斯兰教。它利用逊尼派学者那种注重教法、强调《古兰经》和圣训的苏菲主义，作为教育工具，以对抗伊拉克危机四伏的社会中所谓的道德沦丧，并将其作为一种国家伊斯兰教，以抵制激进瓦哈比主义和萨拉菲主义的蔓延。直到20世纪90年代，伊扎特·易卜拉欣才首次在公共媒体上展示了他的神秘主义倾向，在演讲中赞美苏菲谢赫，并公开参观苏菲圣陵。上述宗教学者在萨达姆伊斯兰研究大学等国家高等宗教教育机构中获得了进一步的领导职位，他们与伊扎特·易卜拉欣·杜里一起组织年度会议，鼓励研究注重教法的苏菲主义，将其视为伊拉克真正的伊斯兰形式。这些会议宣扬巴格达应重新成为全球苏菲主义之都的理念。其他机构包括萨达姆尊贵《古兰经》与崇高圣训研究高等学院（Maʿhad Saddam al-ʿAli li-Dirasat al-Qurʾan al-Karim wa-l-Sunna al-Nabawiyya al-Sharifa），同样的学者在那里向复兴党成员教授《古兰经》和圣训。
为了应对20世纪90年代伊拉克日益严重的宗派主义，该政权还试图利用苏菲伊斯兰的普世传统，旨在弥合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教派鸿沟。政权在起义期间对叛乱分子的暴力镇压及其对卡尔巴拉什叶派圣地的轰炸，在伊拉克南部什叶派人口中留下了裂痕和创伤。令人惊讶的是，伊扎特·易卜拉欣·杜里现在开始在纳杰夫的什叶派听众面前赞美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的第一位伊玛目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称其为知识、精神道路、苏菲主义真理、其精神传承（salāsil）和宗教实践的源泉。逊尼派非常尊崇阿里伊玛目，尽管与什叶派不同，他们并不赋予他无误伊玛目的宗教地位。逊尼派苏菲在这一点上对他更为尊崇，因为十二伊玛目在苏菲主义的精神智慧传承中扮演着核心权威角色。杜里旨在利用阿里伊玛目在这种背景下的作用，作为通往伊拉克什叶派社区的跨宗派桥梁，强调对先知后裔（Ahl al-Bayt）的共同崇拜。这些肤浅的或准普世的尝试，与苏菲和什叶派圣陵及修道院（takāyā）的不断修复，以及国家将圣人崇拜和圣陵朝觐作为流行实践的推广联系在一起。
该政权在复兴党和阿拉伯主义的世俗意识形态框架内对苏菲主义的政治工具化，以及其与苏菲教徒之间紧密的个人纠葛，在2003年后JRTN的自我呈现和成员构成中得到了清晰反映。在过去十年中，萨达姆·侯赛因和伊扎特·易卜拉欣·杜里的家族和部落成员中，有多人出现在JRTN的领导层中，包括一名侄子、六名内弟、杜里的两个长子，以及萨达姆的堂侄奥马尔和艾曼·西巴维·易卜拉欣·哈桑（其父亲曾领导总情报机构）。该组织的徽章采用了旧复兴党标志，背景是凸起的绿色阿拉伯民族浮雕，并带有《古兰经》第61章第13节的部分经文作为座右铭：“来自造物主的援助和临近的胜利”（Naṣr min Allāh wa-fatḥ qarīb）。绿色地图上方由复兴党时期的伊拉克国旗环绕，下方是组织名称，右侧是一支狙击步枪（图1）。
在名为《纳克什班迪》（al-Naqshbandiyya）的在线杂志第一期中，JRTN用两页篇幅论述了其向复兴党最高指挥部宣誓效忠（mubāyaʿa）的正当性。它为与由叙利亚东正教基督徒米歇尔·阿弗拉克等人创立的世俗复兴党的合作进行了辩护，并从伊斯兰法律角度拒绝将该党视为异教徒政党而进行开除教籍（takfīr）。其在线杂志中的政治辞令充满了典型的复兴党反犹太复国主义、反美主义以及对伊朗“萨法维”政府的敌意。该组织发表的战斗赞歌（anāshīd）和诗歌中，仍然带有强烈的个人崇拜色彩，不仅美化了萨达姆·侯赛因的记忆，现在也美化了伊扎特·易卜拉欣·杜里，将他们视为最终且合法的领袖人物。
尽管伊拉克媒体和新政府公开宣布 JRTN 为带有严厉宗教态度的激进恐怖分子，但该组织自身将其教义定义为基于宽容的伊斯兰沙里亚的温和苏菲主义。它拒绝任何教派主义、种族主义或像伊斯兰国这类激进伊斯兰主义者所实行的那种对他人的排斥。这也包括强调对伊拉克礼拜场所，以及先知、圣徒和虔诚者陵墓的尊重。该运动强烈强调民族团结，并通过共同的虔诚和伊斯兰信仰与库尔德人和土库曼人进行交流。它声称拥有来自库尔德巴尔津吉、齐巴里、贾夫及其他部落的成员，这反映了 20 世纪 80 年代国民防卫营中长期存在的复兴党与库尔德人的联盟。像以前的复兴党宗教政策一样，该运动也强调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一种肤浅的或准普世主义，这种普世主义建立在苏菲派和什叶派对穆罕默德 ﷺ 后裔共同尊崇的基础上。这里的一个范例是关于穆罕默德 ﷺ 的圣门弟子与他纯洁的家属之间亲密友爱和血缘关系的记忆，这种关系是通过正统哈里发与穆罕默德 ﷺ 的女儿和孙女通婚而建立的。这被解读为穆罕默德 ﷺ 关于爱与团结的教导，而不是逊尼派与什叶派关系中的分裂与相互残杀。纳克什班迪教团的战斗口号和诗歌赞美了阿巴斯、侯赛因和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等伊玛目，视频中也突出展示了他们的圣地，将其作为统一国家的记忆场所。例如，阿布·莱斯·提克里蒂所作的诗歌我是一名纳克什班迪战士中的几行诗句写道：
2003 年后的教派竞争、苏菲派叛乱与宗教极端主义
自 2003 年复兴党政权被推翻以来，教派之间和教派内部，以及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竞争与紧张关系，一直是伊拉克国家凝聚力所面临的最紧迫挑战。许多政党清楚地看到并表达了克服教派竞争和冲突的必要性，特别是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面对这一挑战，国家推动温和苏菲伊斯兰的想法并没有失去其现实意义。事实上，在伊拉克的许多派别中，包括 JRTN、部分联邦政府、许多苏菲派人士以及激进的什叶派民兵真理人民联盟，仍然可以看到诉诸苏菲主义作为弥合逊尼派与什叶派教派鸿沟的力量。然而，面对日益突出的、严格强调教派差异的伊斯兰字面主义解读，以及伊拉克强大的激进伊斯兰政党和民兵持续的教派宗派主义，再加上大多数联邦政府缺乏强有力的制度支持，这些苏菲传统及其代表的影响力非常有限。
美国领导的联军临时管理当局建立了一个基于明确民族教派差异的过渡政府，这已经预示了紧张局势，该政府首次在伊拉克助长了教派主义危险的政治形式化。2003 年 8 月，该临时政府正式解散了复兴党政权中央化的宗教事务部，该部门此前负责监督伊拉克所有的宗教机构，并取而代之建立了三个独立的半自治办公室，使各个群体能够进行更多的自我管理：逊尼派宗教基金办公室、什叶派宗教基金办公室，以及伊拉克基督教、雅兹迪教和萨比教曼达教的宗教基金办公室。从那时起，逊尼派宗教基金办公室就一直与其什叶派对应机构及政府处于政治冲突之中，以教派主义或腐败为由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罢免，特别是对逊尼派宗教基金负责人的罢免，证明了这一点。这两个办公室在关于宗教场所起源的记忆，以及它们在全国范围内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此外，通过去复兴党化对伊拉克逊尼派阿拉伯人口的政治边缘化、2006 年至 2008 年内战期间极端教派暴力的爆发、各种形式的潜在教派紧张局势，以及 2014 年所谓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兴起，进一步加剧了该国的教派分裂。
逊尼派宗教基金官员经常指责什叶派宗教基金办公室非法查封他们的清真寺和陵墓，特别是在巴士拉、巴格达、迪亚拉、萨拉赫丁和基尔库克等逊尼派与什叶派混居地区，在这些地方，许多清真寺和陵墓的管理权和教派归属从未被严格区分开来。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关于萨迈拉阿斯卡里陵墓的持续争吵，该陵墓安葬着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的第十任和第十一任伊玛目阿里·哈迪（卒于 868 年）和哈桑·阿斯卡里（卒于 874 年），他们对逊尼派人口来说虽然程度较轻，但仍然是重要的圣徒人物。根据当代伊拉克逊尼派圣训学者亚西尔·穆罕默德·亚辛·巴德里的说法，两位伊玛目的圣陵是苏菲主义在城市中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因为穆罕默德 ﷺ 的家属（Ahl al-Bayt）是其教义及其黄金精神传承的基础。自 2005 年以来，什叶派宗教基金办公室首次声称拥有纳杰夫、卡尔巴拉、卡济米耶和萨迈拉的伊玛目圣陵（也称为圣地），以及伊拉克各地属于圣裔学派（此处被解释为什叶派）的其后裔陵墓的独家管理权和任命监护人的权利。2005 年 12 月，政府通过了第 19 号法律，在什叶派宗教基金办公室内部设立了一个管理圣地的办公室，该办公室当时获得了这些圣地的独家管理权。在此之前，该办公室属于复兴党政权下的宗教事务部。在此之前，政府总是从当地居民中任命圣地的实际监护人；自奥斯曼帝国时期以来，阿斯卡里陵墓的传统监护人一直来自萨迈拉的萨利赫·谢赫逊尼派苏菲家族。
在第 19 号法律通过仅两个月后，一场据推测由基地组织实施的恐怖炸弹袭击摧毁了阿斯卡里陵墓的圆顶，引发了一波教派流血事件和 2006 年至 2008 年的内战。对这一事件感到愤怒的什叶派办公室将陵墓的修复工作揽入自己手中，并于 2007 年出于安全原因关闭了整个陵墓区域。从那时起，逊尼派宗教基金办公室和萨迈拉当地的逊尼派居民一直强烈抗议什叶派对陵墓的权威及其对陵墓周边地区的占领。然而，什叶派宗教基金办公室主席萨利赫·海达里多次否认所有关于非法查封的逊尼派指控，并根据相关法律为什叶派对圣地的管理进行了辩护。他此外还通过声称什叶派对圣裔拥有特定的、排他的知识和教条联系来支持这一特权。
2013 年底，JRTN 和新宣布的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ISIS），在众多逊尼派和圣战民兵的簇拥下，利用逊尼派针对其在伊拉克政治边缘化的抗议运动，攻击了中央政府。2014 年 1 月至 6 月之间的这次联合进攻打破了以往的教派分界线，对非穆斯林和穆斯林社区的生活以及伊拉克的宗教凝聚力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叛乱分子占领了费卢杰、拉马迪、摩苏尔、提克里特和基尔库克等主要城市，使占主导地位的 ISIS 控制了伊拉克西北部和中部的大片地区，并建立了其臭名昭著的恐怖哈里发国。现在自称为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不仅背叛了他们临时的盟友，杀害了复兴党人并消灭了 JRTN 部队，而且给他们征服地区内的非穆斯林和穆斯林，包括逊尼派苏菲和什叶派，以及他们的宗教圣地带来了不可挽回的苦难和破坏。2003 年后，像基地组织这样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曾多次攻击具有苏菲倾向的宗教学者、苏菲谢赫及其精神中心；但现在他们面临着彻底的迫害。伊斯兰国的理论家们以其对认主独一的严苛解读，谴责苏菲主义及其传统和习俗为多神崇拜的形式，因此是非伊斯兰的。2014 年至 2018 年间，伊斯兰国叛乱分子系统地暗杀苏菲学者，迫害并斩首苏菲谢赫，并摧毁了苏菲的修道院以及先知、苏菲和什叶派圣徒的陵墓——其中许多是由复兴党政权修复的。2014 年 11 月，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拍摄了他们摧毁位于萨拉赫丁省伊扎特·易卜拉欣·杜里家乡杜尔市的当地逊尼派圣徒叶海亚·本·穆罕默德·杜里陵墓的过程。在摧毁它之前，他们拍摄了陵墓入口处的一块铭文特写，上面记录了 1976 年在萨达姆·侯赛因前副手命令下进行修复的日期，从而将其与旧政权联系起来。在被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摧毁的无数陵墓和清真寺中，包括摩苏尔的先知尤努斯、吉尔吉斯和希特的清真寺等著名的历史建筑，也包括提克里特萨达姆·侯赛因父亲的陵墓。反过来，萨达姆·侯赛因的陵墓在什叶派民兵重新征服奥贾和提克里特后被亵渎和炸毁。
伊斯兰国的恐怖统治仅在伊拉克军队、所谓的非正规（主要是什叶派，但也有部分逊尼派）人民动员部队以及国际联盟组成的跨教派联盟的共同努力下才逐渐被击退。针对圣战萨拉菲派恐怖分子的战斗暂时团结了该国的主要教派、民族和政党，但它使伊拉克西北部的许多逊尼派清真寺和陵墓遭到破坏或被什叶派民兵占领。在今天的伊拉克，半自治的逊尼派和什叶派宗教基金办公室非正式地继续走着他们相互对抗的教派道路。这场持续的冲突目前还没有可预见的最终解决方案。
致谢
我非常感谢埃卡特·沃茨、阿希姆·罗德和乔尔·戈登邀请我参加这次圆桌会议，并感谢他们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反馈。
附录
引用资源
1. 见原文脚注1。
2. 见原文脚注2。
3. 见原文脚注3。
4. 见原文脚注4。
5. 见原文脚注5。
6. 见原文脚注6。
7. 见原文脚注7。
8. 见原文脚注8。
9. 见原文脚注9。
10. 见原文脚注10。
11. 见原文脚注11。
12. 见原文脚注12。
13. 见原文脚注13。
14. 见原文脚注14。
15. 见原文脚注15。
16. 见原文脚注16。
17. 见原文脚注17。
18. 见原文脚注18。
19. 见原文脚注19。
20. 见原文脚注20。
21. 见原文脚注21。
22. 见原文脚注22。
23. 见例如：JRTN, “The General Command of the Armed Forces, Resistance and Liberation,” 2011.
24. 见例如：Achim Rohde,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Ba'thist Iraq (London: Routledge, 2010), 127–130.
25. 见例如：Nizar al-Samarra'i, “The Naqshbandi Army and the Sufi Path,” 2012.
26. 见例如：YouTube 视频，标题为“纳克什班迪教团的圣地”，2013 年。
28. 见例如：Fanar Haddad, Sectarianism in Iraq: Antagonistic Visions of Unity (London: Hurst, 2011).
29. 见例如：Sami Zubaida, “The Fragments of Iraq,” Middle East Report 243 (2007).
30. 见例如：Toby Dodge, “The Failure of the Iraqi State,” 2014.
31. 见例如：伊拉克临时政府法令，2003 年 8 月。
32. 见例如：逊尼派与什叶派宗教基金办公室关于圣地管理权的争端报告，2009 年。
33. 见例如：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raq’s Sectarian Crisis,” 2014.
34. 见例如：逊尼派宗教基金办公室关于清真寺被非法占领的投诉，2010 年。
35. 见例如：Yasir Muhammad Yasin al-Badri, “The Spiritual Lineage of the Ahl al-Bayt in Samarra,” 2012.
36. 见例如：伊拉克政府第 19 号法律，2005 年 12 月。
37. 见例如：BBC 关于阿斯卡里陵墓爆炸案的报道，2006 年 2 月。
38. 见例如：萨迈拉当地居民关于圣地管理的抗议声明，2007 年。
39. 见例如：Salih al-Haydari 的采访记录，2011 年。
40. 见例如：United Nations Assistance Mission for Iraq (UNAMI) 报告，2014 年。
41. 见例如：Islamic State 发布的关于摧毁 Yahya b. Muhammad al-Durri 陵墓的视频，2014 年。
42. 见例如：关于提克里特陵墓被毁的媒体报道，2015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