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泰缅云南籍穆斯林概述（1）原乡与侨居地概况
网络转帖
在台泰缅云南籍穆斯林概述（1）原乡与侨居地概况
摘要：
在台泰缅云南籍穆斯林概述 作者:于嘉明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隅，与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等国为邻，自古即为与东南亚来往之通道。当地虽地势险峻，但也四季如春、物产富饶，境内分布多个少数民族，千百年来孕育出丰富多元之民族特有文化，其中当然包括穆斯林族群在当地的历史演进与发展态势。第一节 原乡与侨居地概况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隅，与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等国为邻，自古即为与东南亚来往之通道。
在台泰缅云南籍穆斯林概述
作者:于嘉明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隅，与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等国为邻，自古即为与东南亚来往之通道。当地虽地势险峻，但也四季如春、物产富饶，境内分布多个少数民族，千百年来孕育出丰富多元之民族特有文化，其中当然包括穆斯林族群在当地的历史演进与发展态势。
第一节 原乡与侨居地概况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隅，与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等国为邻，自古即为与东南亚来往之通道。当地虽地势险峻，但也四季如春、物产富饶，境内分布多个少数民族，千百年来孕育出丰富多元之民族特有文化，其中当然包括穆斯林族群在当地的历史演进与发展态势。
西元七世纪起，来自阿拉伯半岛与波斯的商人开始进入中国经商，留居中国各地，经过经年累月的发展，成为今日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回族的起源之一。当然回族的组成亦包括成吉思汗西征后东迁的中亚各穆斯林民族、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他们在元代官书中通称“回回”，进入中国后这些人从事军、工、农、商等工作，亦有人入朝为官，或从事宗教与学术工作，由于与当地女子通婚，及其在社会经济中的关系，回族的概念与族群结构逐渐形成。
至于伊斯兰教在云南的发展，一说是唐代时唐军与南诏联合，击败吐蕃、黑衣大食兵，而所俘虏之黑衣大食兵即为穆斯林留在云南之始。而另一流传较广的说法是蒙古西征后，自西域迁徙而来的回回；以及蒙古军之中回回军士，于攻打“西南夷”后所留下，成为最早到达云南的穆斯林族群。[1]
根据记载，自从西元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到1258年旭烈兀攻陷巴格达，蒙古人先后征服了中亚至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诸多民族，而其中大批的穆斯林便迁徙至东方来，部分军士被编为“探马赤军”，成为忽必烈统一中国军队中的一份子。西元1253年（元宪宗二年），蒙哥命忽必烈、兀良合率十万大军进攻西南，攻破大理国，许多回回将领与军士陆续进入云南戍守，屯田各地。而后亦有畏吾儿人（今维吾尔族）立乌蒙军屯于昭通一带，成为今日昭通回族的一大来源。[2]
西元1274年（元至元十一年），元世祖忽必烈派遣回回人赛典赤·瞻思丁任云南行省首任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思丁为今中亚布哈拉人，其在位六年，颇有建树，无论对当地农业、交通运输、教育兴办等均有所成就，将伊斯兰、阿拉伯文、波斯文、制炮术、医药等相关知识传进云南，并于昆明修建了两座清真寺，保存至今。其子嗣亦于政治、军事界取得成就，对云南的治理继续付出贡献，而其后裔更散居全中国，成为许多中国穆斯林的祖源。[3]
至于明代与清代初期，亦是云南穆斯林发展的重要阶段。明开国功臣中有许多穆斯林将领，其中沐英及其子嗣被封为“黔宁王”、“黔国公”，世代镇守云南，此外当时许多中原和江淮一带回族将领士兵随沐英来云南者很多，而据说今云南保山沐家即为沐英之后代。[4]而之后有着更多的穆斯林随着军队来到云南，于当地驻扎屯垦，形成多个聚落，包括今日之昆明、楚雄、大理、巍山、保山、腾冲、开远、蒙自、寻甸、曲靖等地，并逐渐融合不同民族，云南俨然成为中国境内穆斯林的一个主要聚居区，并体现出“大分散、小集中”地域分布态势的雏形。[5]
由于穆斯林的居住村落在族群、宗教上与他者的壁垒分明，我们经常见到以“回回”为名的村寨，例如“回回营”、“回子寨”等，从这些名字就可得知当地居民都是云南籍穆斯林。然而有些穆斯林并不住在回民村中，而是于城市中生活，他们并不是当地的主体族群，其住宅或商家都集中在特定穆斯林聚居区域中，在尽量不被影响的情况下回民维持着他们的宗教信仰与生活方式。而因为城市中依然会与汉人接触，回汉两方便因生活习惯不同而产生冲突，甚至汉人会以言辞或实际行动侮辱或攻击穆斯林。[6]
清代以降，穆斯林的发展开始受挫，一来许多穆斯林仍对明朝效忠，再者清廷之民族政策不公，对于回民多限制与歧视，并可以制造回汉冲突，导致各地穆斯林族群展开抗争，当然包括仅次西北的穆斯林第二大聚居区的云南。1797年（嘉庆二年）大理、楚雄地区爆发了以“盐案”为导火线的抗争事件，参与者包括白、汉、彝、回等各民族，为的是反抗办理盐务之官吏图谋私利，勒索百姓之事。随后各地纷纷出现不同的冲突与纠纷，官吏经常挑拨离间，不作公正处理，导致民怨愈加剧烈，至道光年间清廷亦展开屠杀行动，进而引发杜文秀、马如龙等人的抗清起义运动。
1856年杜文秀于大理建立政权，在当地发展农、矿等各项经济产业，鼓励商贸，与邻近的四川、缅甸均有贸易往来，并结合不同少数民族，颇得民心。军事方面，杜文秀以“救民伐暴”、“联回汉一体，树立义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等号召百姓，其所率领的起义军与清军之间发生了两百次以上的战争，五年时间统一整个云南西半部，甚至于1867年调动大军围攻昆明，然而因久攻不下，清廷又从各省增援军力，加上采取以回制回的分化政策，导致大理政权节节败退，1872年杜文秀遭处决，两年后大理城被清军攻陷，历时十八年的云南回民起义运动最终失败。[7]
19世纪中叶云南当地穆斯林占了全省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由于他们共同的历史、文化符号，以及共同的职业，逐渐塑造出他们的族群认同，而这样的族群认同也因为他们的非云南与非汉的祖源，以及伊斯兰信仰，以致在当地区域、文化与宗教上的不合，进而导致回民事变的结果。[8]而随着清廷的高压统治与屠杀，穆斯林人数在云南省境内剧减，部分回民被迫选择逃往邻境国家避难，因而成为自云南移居东南亚国家穆斯林的来源之一。
云南及周边由海拔6000米高的山脉构成了云贵高原，高原之南有缅甸掸邦高原、泰国北部和老挝，还连接了越南的山地。包含澜沧江、怒江等江河及其支流在高原中刻出了深深峡谷，也冲刷出许多盆地（坝子），各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生活其中，而在这样的地形中，最适合长途跋涉的交通工具莫过于云南马，因此出现了组织化的云南马队，他们穿梭于坝子间从事商品运输与贸易，这样的马队便称为马帮。[9]马帮不仅在各市场间进行贸易，在途中亦与山地农民以物易物，使得不同地区各民族间的经济活化。[10]
云南省的穆斯林多聚居在交通沿线的重要城镇及其近郊的平坝地区，居住在山区的是少数，因为该族群历史上长期从事屯垦以及擅长经营商业、手工业等所形成。[11]而所谓平坝地区或半山区，人均耕地面积较少，仅靠耕种难以生存，因此运用马帮进行长途贩运是回民经商的一种重要途径。而回族马帮自元代以后一直都是云南马帮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云南保山、巍山、通海、玉溪等穆斯林居住较多地区，均可见为数不少的马帮，从事运输与各类货物交易，经常往来于云南与泰国、缅甸之间。[12]此外由于清廷对云南回民的屠杀，造成许多地区经济萧条，进而引发盗匪之祸，因此家乡村落的残破，迫使他们必须外出寻找生活出路，[13]这亦是部分云南籍穆斯林从事马帮的原因之一。
云南的富商大贾通过老挝、泰国、缅甸及印度等外域历史悠久，而省内商贩运载货物贩卖于各府县之间，也普遍雇佣以回族为主的马帮运输。而在各路驿站中，以滇西回族马帮自大理到缅甸一路最为方便。许多回族人也靠赶马维持了生计，有的自己购买骡马组织马帮；有的便受雇于已拥有马帮之富商，所谓云南回民“资生每仗骡马利”、“皆以赶马、贩油、盐米为业”的形容便应运而生。[14]
比邻缅甸的云南西部，作为云南丝绸之路的所在，自古与外界关系密切，边境地区民间的商贸历来活跃，明代以降随着全国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大批内地商人更是纷纷涌来淘金，今缅甸北部地区，即留下许多中国商人活动的足迹。缅甸所产的宝石、棉花等输入云南，缅甸所需之茶叶、丝绸、铜铁器、陶瓷、食盐等则由云南输出，使得这西南通道中许多地区不断获得开发，商业兴盛。[15]而这样繁荣的商贸交易，也造就了许多富商巨贾，例如清咸丰、同治年间云南富商马名魁，从事纺织、贸易、运输等产业，拥有十余个马帮，常年奔走于滇缅之间，从事两地物资贸易，于四川、云南、缅甸境内均设有多家商铺，杜文秀大理政权建立，马名魁亦给予其强大的财力支持。[16]
而由于来往于滇缅间的商贸之因，许多云南籍穆斯林亦在缅甸各地开设店铺，甚至移居缅甸，根据吉松久美子的调查，云南籍穆斯林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大致利用五条路线前往缅甸从事贸易，进而移居。[17]他们是沿着从云南到缅甸的贸易道路沿线而逐渐地形成聚居区，起初是沿着贸易道路到各个终点站地，或者沿着边境线的避难地到移居地，进入英国占领期后，沿着贸易道路、终点地以及中转站逐渐出现了聚居区，但因靠近家乡，距离云南较近的终点地便没有出现聚居区。[18]
从事马帮贸易的虽主要为回族，但19世纪后开始有大量的汉人也加入马帮贸易，回汉双方不仅在贸易上，而且在矿山的开采和土地利用方面亦展开冲突，因此这民族间的纷争，加上19世纪后期穆斯林反清运动遭清政府镇压，1872年杜文秀大理政权遭攻陷，次年回民义军最后据点腾越（今腾冲）也被清军攻占，因此在清廷的政治高压下，许多穆斯林便被迫逃亡至缅甸地区，不久后缅甸雍籍牙王朝灭亡，1886年英国于当地建立殖民地，这也是促成他们移居缅甸的一个原因。[19]
民国时期的中国仍然不平静，经历多次惨烈战事，云南虽地处边陲仍遭受波及。1937年日军侵略中国，由于东部出海口均被日军攻陷，因此政府动员人力，花费一年时间兴建一条自云南昆明至缅甸畹町，长达九百六十公里的滇缅公路，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联络与补给物资的唯一通路，经由缅甸从外界给予西南大后方充沛补给。[20]抗战期间云南回民踊跃参与军旅，随军队于中国各地与日军作战，并于云南边境顽强抵挡日军入侵，收复不少日军占领城市，1944年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成员中，亦包含许多云南籍穆斯林。[21]
至于在教育文化事业上，云南的穆斯林自古以来均有显著发展，著名学者与阿訇[22]辈出，各类翻译与当时学者之宗教著述，影响中国穆斯林甚深；另外经堂教育是云南伊斯兰宗教教育的一种传统形式，这是于明代发展出来的宗教教育方式，利用清真寺经堂作为教学地点，阿訇们以宗教典籍教授学生，这在当地穆斯林聚居的情况下发挥广大影响，所谓云南学派更成为中国经堂教育系统三大经学学派之一。[23]
而随着大时代的脚步，一些新的组织、教育机构与报刊也于民国时期陆续成立，包括“中国回教俱进会滇支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云南分会”于当时均积极响应并参与建立民主国家、反对日本入侵中国等行动。此外，如“云南明德学校”于1929年创办，也象征了兼具一般学科与宗教知识新式伊斯兰教育在云南的发展；而《云南清真月报》、《云南清真铎报》亦是当时全国较早发行的伊斯兰教定期刊物。包括马坚、纳忠等人亦于1931年左右陆续前往埃及深造，于宗教与阿拉伯语相关领域学有专精，是20世纪中国重要的穆斯林学者。[24]
抗日战争结束稍歇，国共内战爆发，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西南，当时于昆明驻防的国民党部队共有第26军与第8军两支部队，分别由余程万与李弥率领，之后两军向滇西撤军，俟解放军追上后，两个军仅剩一千多人退入缅甸，成为流落异乡的“孤军”，[25]亦即作家柏杨在《异域》中所描绘的对象。进入缅甸后孤军遭遇战事不断，先后与解放军发生多次战争，最后部分的军民与眷属由国民党安排来到台湾，也有部分进入泰国，于泰国清迈省（Chiangmai）、清莱省（Chiangrai）、美思乐（MaeSalong）、美塞（MaeSai）等地定居。
移居至缅甸的云南籍穆斯林分散于缅甸各地，其中瓦城（现名曼德勒，Mandalay）、仰光（Yangon）、腊戍（Lashio）、当阳（Tangyan）、密之那（Myitkyina）、抹谷（Mogok）、眉苗（Maymyo）、东芝（Taunggyi）等地最多，大约均于19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形成聚居区，并成立清真寺，现于曼德勒当地还留有杜文秀下令兴建并资助，于1868年完工之清真寺，以及环寺而居的穆斯林聚落。云南籍穆斯林普遍自称回回或回民，但缅甸人却称呼该族群为原本泛指穆斯林的“潘塞人”（Panthay），这一词为其特定他称。[26]
当我们谈论云南籍穆斯林移居缅甸的历史，不得不提及位于滇缅边境缅甸佤邦的“班弄”（又称邦隆），因为在今日许多云南籍穆斯林的记忆中，仍对该地与先人曾经于该地的过往印象深刻。该地原是杜文秀部将马灵骥所建立之难民据点。其后许多为躲避清廷迫害之穆斯林纷纷逃至此，大家搬拢住在一起，当地就被称为“搬拢”，后来演变成为“班弄”。至廿世纪初当地人口渐多，发展迅速，甚至成为佤邦的主导力量，班弄人曾自豪地称班弄为邦隆，并随着班弄人后来迁徙至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各地而保存下来。因此，地名“邦隆”是班弄人的自称，而班弄则是周围族群和中国大陆回族对他们的他称。然而因为日本侵占缅甸，加上当地他族的袭击，班弄当地穆斯林社群遭到破坏，因此其中许多人便辗转移往缅甸其他城市以及泰国北部。[27]
根据笔者的访查，至今在包括曼德勒、当阳、腊戍、抹谷、东芝等穆斯林聚集较多的区域，大约仍有一千两百多户左右的云南籍穆斯林生活于此，他们仍保持传统宗教文化，重视宗教在家庭生活中的延续。而除了家庭传承与清真寺传统教育，亦有颇具规模的教授阿拉伯语与宗教的学校，例如在眉苗设有“真光学校”，已培育出多位以阿拉伯语及宗教知识为专长的阿訇，其中有两位目前于台湾服务。
至于侨居于泰国的云南穆斯林，大致上他们的根源与移居缅甸的穆斯林相同，由于马帮经商之途径有了些许的落户，而更大规模的迁徙仍是为躲避回民事变失败后清廷的屠杀，进而透过商道往南迁移，除了缅甸，也到达了泰国北部清迈与清莱两省。
在泰国当地云南籍穆斯林被称为“秦霍人”（或称秦和人，音Chin-Haw或Chin-Ho），其实这是当地泰国人对一般华人的统称，穆斯林还是自称为中国人或回民。19世纪末泰国北部几个主要中心城镇（如清迈）已建立起许多以云南籍穆斯林为主体的华人社区，他们保持着与长途马帮的联系，而由于穆斯林经商的传统，在当地也开拓了别的商贸领域，甚至扮演了秦霍人与泰国泰族人间中间商的角色。[28]
20世纪后陆续仍有云南籍穆斯林越过边界到达泰国，主要为躲避日本侵华、国共内战等一连串的灾祸，另外也有缅甸迁移过去的；也包括商务贸易之因，商旅往来于云南、缅甸与泰国，但因中国解放滞留当地而无法返乡；或如同前述跟随国民党而远离家园等。
1960年代初期，经过了两次撤军，仍有部分云南国民党部队留在缅甸北部，61年由李文焕与段希文率领了约两千六百名的部队分两路前去泰北，进驻清迈、清莱两省。泰国政府对于他们的进驻一方面表达同情，一方面需借重他们的力量与缅、泰共周旋。后在李、段的要求下，泰方同意给予这些军队军眷合法居留身份，他们也帮助泰国政府打击了境内泰共势力，自此更多的云南难民自缅甸入泰，在清迈与清莱落户，在当地形成“难民村”，也常被外界称为“国民党村”，进而让他们在异地得以延续其原有生活习俗和传统文化。而到了1980年代，军队慢慢解散，这些云南人在泰北建立起自己的家园，繁衍后代，在保持自身文化属性的同时，也逐渐适应泰国的大环境。[29]
在如同台湾常见的眷村，早期中国人在泰北居住于难民村中，虽然泰国政府没有限制他们的生存权利，但形同让他们自生自灭。人民学习中文有所限制；不能置产，也没有土地拥有权，普遍都没有正式的身份。而那些自缅甸辗转入泰的孤军及其眷属，部分曾为泰国立下反泰共战功的人获得了泰国公民证，但其余的人只能领到难民证，只有在各特定难民村生活的权力，离开村落属县的行为均为犯了法律。[30]而经过自身的努力，云南籍穆斯林的经济能力逐渐提升，教育水准有获得普及，现今大多数均已获得国籍身份。[31]
无论因何种原因迁徙至泰国，如同前述这些云南籍穆斯林大致分布于泰国北部的清迈与清莱两省，部分携家眷前来，也有与当地非穆斯林华人或泰族妇女结婚的例子，但仍将其后代培养成为穆斯林。早于1917年一座主要提供云南籍穆斯林礼拜使用的清真寺便在清迈Wiang Phing地区落成，之后也在清迈各地兴建清真寺、经堂学校与泰国穆斯林协会清迈分会，云南籍穆斯林可说是掌握了当地的伊斯兰事务大权。[32]该族群至今仍保持着鲜明的云南回族穆斯林传统的宗教属性、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甚至云南各地的汉语方言。
整个泰北地区的穆斯林包含云南人、缅甸裔、孟加拉裔、马来裔等不同族群共两万余人，当地共有清真寺二十座，其中云南穆斯林所属的清真寺即占十三座，他们占泰北穆斯林总人口的七成以上。同时云南籍穆斯林在泰北地区共有十三个聚居社区，包含清迈城的王和街、清迈府芳县的万养村，清莱府的清莱市、美思乐村等。[33]而例如清迈伊斯兰敬真学校、万养伊斯兰美德学校等云南籍穆斯林为宗教教育所兴办的学校，教育了当地华人穆斯林下一代完整的阿拉伯语以及宗教知识，并提供华人子弟学习中文的机会。
而在泰北云南籍穆斯林之中，因为对于宗教事务的参与、互助与联络，成为加强族群凝聚力和族群认同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尽管该族群之间也有因为地缘性方言群的不同，以及早期移民与后期移民，商业移民与政治移民等等的差异，而导致彼此社会交往中存有一定程度的亲疏关系；但是由于宗教所强化的凝聚力与亲和力，以及迫于外在佛教与泰族社会主流文化的强大压力，该族群往往能摒弃内部的差异，而共同参与社区内部的公共事务中。[34]
中国大陆学者李旭针对一透过马帮生意而致富的马氏家族进行研究，该家族成员至20世纪仍与泰缅有所往来，其中一位成员提到在泰国遇见的华侨认真工作、吃苦耐劳，比当地泰国人勤快，因此在当地致富的也不少。[35]而根据笔者的访查，报道人所述亦为如此，无论在泰国或缅甸，华人的确较当地人勤劳，尤其是穆斯林，毕竟他们的生存条件比不上当地人便利，因此只能凭借更多的努力，在诸多限制中争取发展的空间。
总之，自从唐代伊斯兰传入中国，经历不同朝代的发展，凭借其文化与社会生活的优势，当地穆斯林虽然身处多元族群并存之环境，但依然能够对抗四周之同化；而尽管人口的压力迫使他们移往其他地区，却始终维持着宗教实践及其专属社群型态。[36]在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延续，包含宗教教育的落实与宗教文化的传承，云南成为中国大陆穆斯林分布与聚居较多地区之一。
而位于中国西南边陲与东南亚中南半岛北部和南亚次大陆之间存有一条古老的西南丝绸之路——蜀身毒道，包括早年波斯、大食穆斯林的来滇，以及后来云南籍穆斯林向东南亚地区的迁徙，都与这条西南丝绸之路有密切的关系。自元代赛典赤·瞻思丁治理云南期间，便以古老的蜀身毒道为基础，广设驿站，鼓励商旅往来，因此云南籍穆斯林也开始加入当时的马帮商贸活动，与东南亚与南亚地区进行商业贸易，并开始出现迁居缅甸与泰国的移民。
因为清末回民事变导致清廷大规模屠杀，更多的云南籍穆斯林便藉由商贸通道逃至泰缅避难，进而定居；而后自二次世界大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云南籍穆斯林因为无法返回故乡，或是因战乱逃离中国，加上部分国民政府的军人与眷属，有更多的人纷纷进入缅甸与泰国境内，四、五十年的时间，发展至今日云南华人穆斯林已有第三、甚至第四代的出现，再加上早年因商贸而移民的人，形成侨居泰缅，族籍云南的东南亚华侨穆斯林社会。[37]
而无论是在缅甸的“潘塞人”还是在泰国北部的“秦和人”，是两个祖源相同但侨居地和他称相异的云南回族的境外派生族群。[38]共同拥有者相似的历史记忆、宗教生活与族群文化。面对侨居地不同的人群、文化与环境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保有族群内部的感情与联系，围绕清真寺形成聚落；同时在生活习惯上保持云南回民的传统与特点，以及族群认同与内聚力。不仅未被侨居地大环境同化，反而使社群型态与族群文化持续地发展下来。[39]
注释：
[1]云南省编辑组编，《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4-5。
[2]马维良著，《云南回族历史与文化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三次印刷，页27-28。
[3]云南省编辑组编，《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三）》，页5-8。
[4]马维良著，《云南回族历史与文化研究》，页28。
[5]云南省编辑组编，《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三）》，页9-10。
[6]David G. Atwill, The Chinese Sultanate: Islam, Ethnicity, and the Panthay Rebellion in southeast China, 1856-187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41-42.
[7]云南省编辑组编，《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三）》，页11-15。
[8]David G. Atwill. The Chinese Sultanate. pp. 46-47.
[9]马帮，意指中国西南山脉古今重要的运载工具，由于山路崎岖难行，唯有马能通行期间不受阻碍，云南商人利用马匹组织成商队，于西南地区四处进行商贸交易，甚至贸易路线远达今老挝、泰国、缅甸等地。
[10]吉松久美子撰，涂华忠译，姚继德审校，《云南回族入缅商路与移居点考——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为中心》，收入于《回族研究》2008年第2期（总第70期），宁夏：《回族研究》编辑部，2008年，页11。
[11]杨兆钧主编，《云南回族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页5。
[12]王明达、张锡禄著，《马帮文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80。
[13]马子商等讲述；李旭撰写、摄影，《茶马古道上的传奇家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页33。
[14]王明达、张锡禄著，《马帮文化》，页107-110。
[15]古永继著， 《明代滇西地区内地移民对中缅关系的影响》，收入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期（总第69期），北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2008年，页13-14。
[16]马颖生著，《咸同年间大理回商巨贾马名魁》，收入于《回族研究》2008年第2期（总第70期），宁夏：《回族研究》编辑部，2008年，页26-28。
[17]根据吉松久美子的调查，五条贸易道路分别经由孟拱、八莫、畹町、邦隆以及景栋，这五个地方地处今日缅甸北部，通称上缅甸的区域，而起点则包含云南腾冲、保山、大理、昆明等地，该五处后也成为云南籍穆斯林往其他地区迁徙的中转站，甚或是留在当地形成聚落。
[18]吉松久美子撰，涂华忠译，姚继德审校，《云南回族入缅商路与移居点考——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为中心》，页15。
[19]同上注，页11。
[20]翟振孝著，《经验与认同：中和缅华移民的族群构成》，台北：财团法人海华文教基金会，2001年，页25。
[21]周瑞海等著，《中国回族抗日救亡史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页318-320。
[22]阿訇，波斯语akhond之音译，意指教师、学者。阿訇的资格得受过经学教育，拥有伊斯兰教义、教法等相关宗教知识，其主要工作为于清真寺带领穆斯林做礼拜以及各项宗教事务，教育、讲解教义给一般穆斯林知晓。参考：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页13。
[23]马开能、李荣昆著，《云南伊斯兰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页88。
[24]同上注，页25-27。
[25]龚学贞等口述，张世瑛主访，《不再流浪的孤军：忠贞新村访谈录》，台北：国史馆，2002年，页4-6。
[26]马超群著，《云南回族的他称——“潘塞”、“潘西”和“帕西”辨析》，收入于《回族研究》2003年第3期（总第51期），宁夏：《回族研究》编辑部，2003年，页30。
[27]姚继德著，《云南回族向东南亚的迁徙》，收入于《回族研究》2003年第2期（总第50期），宁夏：《回族研究》编辑部，2003年，页39-40。如同文本中所述，班弄确实是云南籍穆斯林再进一步前往缅甸其他城市与泰北的先行居住地，而据许多受访者表示，其先辈均有居住过班弄的经验。而笔者也曾听闻，部分云南籍穆斯林认为班弄存有国家的概念，是“班弄国”，而这似乎与所谓“邦隆”称名的背景不谋而合。
[28]安德鲁·D·W·福布斯（Andrew D. W. Forbes）著，姚继德摘译，《泰国北部的滇籍穆斯林——秦霍人》，收入于《云南民族学报》1991年第2期（总第31期），昆明：云南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1991年，页85-55页。
[29]张雯勤著，《从难民到移民的跨越——再论泰北前国民党云南人迁移模式的转变》，收入于《海华与东南亚研究》第二卷第一期，台北：海华与东南亚研究杂志社，2002年，页58-66。
[30]谢世忠著，《国族-国家的建构、范畴、与质变——中华民国陆军第九十三师的云南缅泰台湾半世纪》，收入于氏著《国族论述：中国与北东南亚的场域》，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页65。
[31]W1先生访问内容，2008年2月8日于台北清真寺访问。
[32]安德鲁·D·W·福布斯（Andrew D. W. Forbes）著，姚继德摘译，《泰国北部的滇籍穆斯林-秦霍人》，页90。
[33]姚继德、李荣昆、张佐著，《云南伊斯兰教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199。
[34]姚继德著，《泰国北部云南籍穆斯林的社会与文化》，收入于马宗保主编，《中国回族研究论集（第一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页414-416。
[35]马子商等讲述；李旭撰写、摄影，《茶马古道上的传奇家族》，页79-81。
[36]Jian ping Wang，’Islam In Yunnan.’ 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13(2), 1992, p.366.
[37]姚继德、李荣昆、张佐著，《云南伊斯兰教史》，页189。
[38]姚继德著，《云南回族向东南亚的迁徙》，页37。
[39]张佐著，《云南回族穆斯林跨境东南亚研究》，收入于《回族研究》1998年第3期（总第31期），宁夏：《回族研究》编辑部，1998年，页17。
++++++++++++++++++++++++++++++++++++++++++++++++++++++++++++++++++
在台泰缅云南籍穆斯林概述（1）原乡与侨居地概况
摘要：
在台泰缅云南籍穆斯林概述 作者:于嘉明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隅，与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等国为邻，自古即为与东南亚来往之通道。当地虽地势险峻，但也四季如春、物产富饶，境内分布多个少数民族，千百年来孕育出丰富多元之民族特有文化，其中当然包括穆斯林族群在当地的历史演进与发展态势。第一节 原乡与侨居地概况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隅，与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等国为邻，自古即为与东南亚来往之通道。
在台泰缅云南籍穆斯林概述
作者:于嘉明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隅，与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等国为邻，自古即为与东南亚来往之通道。当地虽地势险峻，但也四季如春、物产富饶，境内分布多个少数民族，千百年来孕育出丰富多元之民族特有文化，其中当然包括穆斯林族群在当地的历史演进与发展态势。
第一节 原乡与侨居地概况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隅，与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等国为邻，自古即为与东南亚来往之通道。当地虽地势险峻，但也四季如春、物产富饶，境内分布多个少数民族，千百年来孕育出丰富多元之民族特有文化，其中当然包括穆斯林族群在当地的历史演进与发展态势。
西元七世纪起，来自阿拉伯半岛与波斯的商人开始进入中国经商，留居中国各地，经过经年累月的发展，成为今日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回族的起源之一。当然回族的组成亦包括成吉思汗西征后东迁的中亚各穆斯林民族、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他们在元代官书中通称“回回”，进入中国后这些人从事军、工、农、商等工作，亦有人入朝为官，或从事宗教与学术工作，由于与当地女子通婚，及其在社会经济中的关系，回族的概念与族群结构逐渐形成。
至于伊斯兰教在云南的发展，一说是唐代时唐军与南诏联合，击败吐蕃、黑衣大食兵，而所俘虏之黑衣大食兵即为穆斯林留在云南之始。而另一流传较广的说法是蒙古西征后，自西域迁徙而来的回回；以及蒙古军之中回回军士，于攻打“西南夷”后所留下，成为最早到达云南的穆斯林族群。[1]
根据记载，自从西元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到1258年旭烈兀攻陷巴格达，蒙古人先后征服了中亚至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诸多民族，而其中大批的穆斯林便迁徙至东方来，部分军士被编为“探马赤军”，成为忽必烈统一中国军队中的一份子。西元1253年（元宪宗二年），蒙哥命忽必烈、兀良合率十万大军进攻西南，攻破大理国，许多回回将领与军士陆续进入云南戍守，屯田各地。而后亦有畏吾儿人（今维吾尔族）立乌蒙军屯于昭通一带，成为今日昭通回族的一大来源。[2]
西元1274年（元至元十一年），元世祖忽必烈派遣回回人赛典赤·瞻思丁任云南行省首任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思丁为今中亚布哈拉人，其在位六年，颇有建树，无论对当地农业、交通运输、教育兴办等均有所成就，将伊斯兰、阿拉伯文、波斯文、制炮术、医药等相关知识传进云南，并于昆明修建了两座清真寺，保存至今。其子嗣亦于政治、军事界取得成就，对云南的治理继续付出贡献，而其后裔更散居全中国，成为许多中国穆斯林的祖源。[3]
至于明代与清代初期，亦是云南穆斯林发展的重要阶段。明开国功臣中有许多穆斯林将领，其中沐英及其子嗣被封为“黔宁王”、“黔国公”，世代镇守云南，此外当时许多中原和江淮一带回族将领士兵随沐英来云南者很多，而据说今云南保山沐家即为沐英之后代。[4]而之后有着更多的穆斯林随着军队来到云南，于当地驻扎屯垦，形成多个聚落，包括今日之昆明、楚雄、大理、巍山、保山、腾冲、开远、蒙自、寻甸、曲靖等地，并逐渐融合不同民族，云南俨然成为中国境内穆斯林的一个主要聚居区，并体现出“大分散、小集中”地域分布态势的雏形。[5]
由于穆斯林的居住村落在族群、宗教上与他者的壁垒分明，我们经常见到以“回回”为名的村寨，例如“回回营”、“回子寨”等，从这些名字就可得知当地居民都是云南籍穆斯林。然而有些穆斯林并不住在回民村中，而是于城市中生活，他们并不是当地的主体族群，其住宅或商家都集中在特定穆斯林聚居区域中，在尽量不被影响的情况下回民维持着他们的宗教信仰与生活方式。而因为城市中依然会与汉人接触，回汉两方便因生活习惯不同而产生冲突，甚至汉人会以言辞或实际行动侮辱或攻击穆斯林。[6]
清代以降，穆斯林的发展开始受挫，一来许多穆斯林仍对明朝效忠，再者清廷之民族政策不公，对于回民多限制与歧视，并可以制造回汉冲突，导致各地穆斯林族群展开抗争，当然包括仅次西北的穆斯林第二大聚居区的云南。1797年（嘉庆二年）大理、楚雄地区爆发了以“盐案”为导火线的抗争事件，参与者包括白、汉、彝、回等各民族，为的是反抗办理盐务之官吏图谋私利，勒索百姓之事。随后各地纷纷出现不同的冲突与纠纷，官吏经常挑拨离间，不作公正处理，导致民怨愈加剧烈，至道光年间清廷亦展开屠杀行动，进而引发杜文秀、马如龙等人的抗清起义运动。
1856年杜文秀于大理建立政权，在当地发展农、矿等各项经济产业，鼓励商贸，与邻近的四川、缅甸均有贸易往来，并结合不同少数民族，颇得民心。军事方面，杜文秀以“救民伐暴”、“联回汉一体，树立义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等号召百姓，其所率领的起义军与清军之间发生了两百次以上的战争，五年时间统一整个云南西半部，甚至于1867年调动大军围攻昆明，然而因久攻不下，清廷又从各省增援军力，加上采取以回制回的分化政策，导致大理政权节节败退，1872年杜文秀遭处决，两年后大理城被清军攻陷，历时十八年的云南回民起义运动最终失败。[7]
19世纪中叶云南当地穆斯林占了全省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由于他们共同的历史、文化符号，以及共同的职业，逐渐塑造出他们的族群认同，而这样的族群认同也因为他们的非云南与非汉的祖源，以及伊斯兰信仰，以致在当地区域、文化与宗教上的不合，进而导致回民事变的结果。[8]而随着清廷的高压统治与屠杀，穆斯林人数在云南省境内剧减，部分回民被迫选择逃往邻境国家避难，因而成为自云南移居东南亚国家穆斯林的来源之一。
云南及周边由海拔6000米高的山脉构成了云贵高原，高原之南有缅甸掸邦高原、泰国北部和老挝，还连接了越南的山地。包含澜沧江、怒江等江河及其支流在高原中刻出了深深峡谷，也冲刷出许多盆地（坝子），各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生活其中，而在这样的地形中，最适合长途跋涉的交通工具莫过于云南马，因此出现了组织化的云南马队，他们穿梭于坝子间从事商品运输与贸易，这样的马队便称为马帮。[9]马帮不仅在各市场间进行贸易，在途中亦与山地农民以物易物，使得不同地区各民族间的经济活化。[10]
云南省的穆斯林多聚居在交通沿线的重要城镇及其近郊的平坝地区，居住在山区的是少数，因为该族群历史上长期从事屯垦以及擅长经营商业、手工业等所形成。[11]而所谓平坝地区或半山区，人均耕地面积较少，仅靠耕种难以生存，因此运用马帮进行长途贩运是回民经商的一种重要途径。而回族马帮自元代以后一直都是云南马帮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云南保山、巍山、通海、玉溪等穆斯林居住较多地区，均可见为数不少的马帮，从事运输与各类货物交易，经常往来于云南与泰国、缅甸之间。[12]此外由于清廷对云南回民的屠杀，造成许多地区经济萧条，进而引发盗匪之祸，因此家乡村落的残破，迫使他们必须外出寻找生活出路，[13]这亦是部分云南籍穆斯林从事马帮的原因之一。
云南的富商大贾通过老挝、泰国、缅甸及印度等外域历史悠久，而省内商贩运载货物贩卖于各府县之间，也普遍雇佣以回族为主的马帮运输。而在各路驿站中，以滇西回族马帮自大理到缅甸一路最为方便。许多回族人也靠赶马维持了生计，有的自己购买骡马组织马帮；有的便受雇于已拥有马帮之富商，所谓云南回民“资生每仗骡马利”、“皆以赶马、贩油、盐米为业”的形容便应运而生。[14]
比邻缅甸的云南西部，作为云南丝绸之路的所在，自古与外界关系密切，边境地区民间的商贸历来活跃，明代以降随着全国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大批内地商人更是纷纷涌来淘金，今缅甸北部地区，即留下许多中国商人活动的足迹。缅甸所产的宝石、棉花等输入云南，缅甸所需之茶叶、丝绸、铜铁器、陶瓷、食盐等则由云南输出，使得这西南通道中许多地区不断获得开发，商业兴盛。[15]而这样繁荣的商贸交易，也造就了许多富商巨贾，例如清咸丰、同治年间云南富商马名魁，从事纺织、贸易、运输等产业，拥有十余个马帮，常年奔走于滇缅之间，从事两地物资贸易，于四川、云南、缅甸境内均设有多家商铺，杜文秀大理政权建立，马名魁亦给予其强大的财力支持。[16]
而由于来往于滇缅间的商贸之因，许多云南籍穆斯林亦在缅甸各地开设店铺，甚至移居缅甸，根据吉松久美子的调查，云南籍穆斯林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大致利用五条路线前往缅甸从事贸易，进而移居。[17]他们是沿着从云南到缅甸的贸易道路沿线而逐渐地形成聚居区，起初是沿着贸易道路到各个终点站地，或者沿着边境线的避难地到移居地，进入英国占领期后，沿着贸易道路、终点地以及中转站逐渐出现了聚居区，但因靠近家乡，距离云南较近的终点地便没有出现聚居区。[18]
从事马帮贸易的虽主要为回族，但19世纪后开始有大量的汉人也加入马帮贸易，回汉双方不仅在贸易上，而且在矿山的开采和土地利用方面亦展开冲突，因此这民族间的纷争，加上19世纪后期穆斯林反清运动遭清政府镇压，1872年杜文秀大理政权遭攻陷，次年回民义军最后据点腾越（今腾冲）也被清军攻占，因此在清廷的政治高压下，许多穆斯林便被迫逃亡至缅甸地区，不久后缅甸雍籍牙王朝灭亡，1886年英国于当地建立殖民地，这也是促成他们移居缅甸的一个原因。[19]
民国时期的中国仍然不平静，经历多次惨烈战事，云南虽地处边陲仍遭受波及。1937年日军侵略中国，由于东部出海口均被日军攻陷，因此政府动员人力，花费一年时间兴建一条自云南昆明至缅甸畹町，长达九百六十公里的滇缅公路，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联络与补给物资的唯一通路，经由缅甸从外界给予西南大后方充沛补给。[20]抗战期间云南回民踊跃参与军旅，随军队于中国各地与日军作战，并于云南边境顽强抵挡日军入侵，收复不少日军占领城市，1944年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成员中，亦包含许多云南籍穆斯林。[21]
至于在教育文化事业上，云南的穆斯林自古以来均有显著发展，著名学者与阿訇[22]辈出，各类翻译与当时学者之宗教著述，影响中国穆斯林甚深；另外经堂教育是云南伊斯兰宗教教育的一种传统形式，这是于明代发展出来的宗教教育方式，利用清真寺经堂作为教学地点，阿訇们以宗教典籍教授学生，这在当地穆斯林聚居的情况下发挥广大影响，所谓云南学派更成为中国经堂教育系统三大经学学派之一。[23]
而随着大时代的脚步，一些新的组织、教育机构与报刊也于民国时期陆续成立，包括“中国回教俱进会滇支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云南分会”于当时均积极响应并参与建立民主国家、反对日本入侵中国等行动。此外，如“云南明德学校”于1929年创办，也象征了兼具一般学科与宗教知识新式伊斯兰教育在云南的发展；而《云南清真月报》、《云南清真铎报》亦是当时全国较早发行的伊斯兰教定期刊物。包括马坚、纳忠等人亦于1931年左右陆续前往埃及深造，于宗教与阿拉伯语相关领域学有专精，是20世纪中国重要的穆斯林学者。[24]
抗日战争结束稍歇，国共内战爆发，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西南，当时于昆明驻防的国民党部队共有第26军与第8军两支部队，分别由余程万与李弥率领，之后两军向滇西撤军，俟解放军追上后，两个军仅剩一千多人退入缅甸，成为流落异乡的“孤军”，[25]亦即作家柏杨在《异域》中所描绘的对象。进入缅甸后孤军遭遇战事不断，先后与解放军发生多次战争，最后部分的军民与眷属由国民党安排来到台湾，也有部分进入泰国，于泰国清迈省（Chiangmai）、清莱省（Chiangrai）、美思乐（MaeSalong）、美塞（MaeSai）等地定居。
移居至缅甸的云南籍穆斯林分散于缅甸各地，其中瓦城（现名曼德勒，Mandalay）、仰光（Yangon）、腊戍（Lashio）、当阳（Tangyan）、密之那（Myitkyina）、抹谷（Mogok）、眉苗（Maymyo）、东芝（Taunggyi）等地最多，大约均于19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形成聚居区，并成立清真寺，现于曼德勒当地还留有杜文秀下令兴建并资助，于1868年完工之清真寺，以及环寺而居的穆斯林聚落。云南籍穆斯林普遍自称回回或回民，但缅甸人却称呼该族群为原本泛指穆斯林的“潘塞人”（Panthay），这一词为其特定他称。[26]
当我们谈论云南籍穆斯林移居缅甸的历史，不得不提及位于滇缅边境缅甸佤邦的“班弄”（又称邦隆），因为在今日许多云南籍穆斯林的记忆中，仍对该地与先人曾经于该地的过往印象深刻。该地原是杜文秀部将马灵骥所建立之难民据点。其后许多为躲避清廷迫害之穆斯林纷纷逃至此，大家搬拢住在一起，当地就被称为“搬拢”，后来演变成为“班弄”。至廿世纪初当地人口渐多，发展迅速，甚至成为佤邦的主导力量，班弄人曾自豪地称班弄为邦隆，并随着班弄人后来迁徙至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各地而保存下来。因此，地名“邦隆”是班弄人的自称，而班弄则是周围族群和中国大陆回族对他们的他称。然而因为日本侵占缅甸，加上当地他族的袭击，班弄当地穆斯林社群遭到破坏，因此其中许多人便辗转移往缅甸其他城市以及泰国北部。[27]
根据笔者的访查，至今在包括曼德勒、当阳、腊戍、抹谷、东芝等穆斯林聚集较多的区域，大约仍有一千两百多户左右的云南籍穆斯林生活于此，他们仍保持传统宗教文化，重视宗教在家庭生活中的延续。而除了家庭传承与清真寺传统教育，亦有颇具规模的教授阿拉伯语与宗教的学校，例如在眉苗设有“真光学校”，已培育出多位以阿拉伯语及宗教知识为专长的阿訇，其中有两位目前于台湾服务。
至于侨居于泰国的云南穆斯林，大致上他们的根源与移居缅甸的穆斯林相同，由于马帮经商之途径有了些许的落户，而更大规模的迁徙仍是为躲避回民事变失败后清廷的屠杀，进而透过商道往南迁移，除了缅甸，也到达了泰国北部清迈与清莱两省。
在泰国当地云南籍穆斯林被称为“秦霍人”（或称秦和人，音Chin-Haw或Chin-Ho），其实这是当地泰国人对一般华人的统称，穆斯林还是自称为中国人或回民。19世纪末泰国北部几个主要中心城镇（如清迈）已建立起许多以云南籍穆斯林为主体的华人社区，他们保持着与长途马帮的联系，而由于穆斯林经商的传统，在当地也开拓了别的商贸领域，甚至扮演了秦霍人与泰国泰族人间中间商的角色。[28]
20世纪后陆续仍有云南籍穆斯林越过边界到达泰国，主要为躲避日本侵华、国共内战等一连串的灾祸，另外也有缅甸迁移过去的；也包括商务贸易之因，商旅往来于云南、缅甸与泰国，但因中国解放滞留当地而无法返乡；或如同前述跟随国民党而远离家园等。
1960年代初期，经过了两次撤军，仍有部分云南国民党部队留在缅甸北部，61年由李文焕与段希文率领了约两千六百名的部队分两路前去泰北，进驻清迈、清莱两省。泰国政府对于他们的进驻一方面表达同情，一方面需借重他们的力量与缅、泰共周旋。后在李、段的要求下，泰方同意给予这些军队军眷合法居留身份，他们也帮助泰国政府打击了境内泰共势力，自此更多的云南难民自缅甸入泰，在清迈与清莱落户，在当地形成“难民村”，也常被外界称为“国民党村”，进而让他们在异地得以延续其原有生活习俗和传统文化。而到了1980年代，军队慢慢解散，这些云南人在泰北建立起自己的家园，繁衍后代，在保持自身文化属性的同时，也逐渐适应泰国的大环境。[29]
在如同台湾常见的眷村，早期中国人在泰北居住于难民村中，虽然泰国政府没有限制他们的生存权利，但形同让他们自生自灭。人民学习中文有所限制；不能置产，也没有土地拥有权，普遍都没有正式的身份。而那些自缅甸辗转入泰的孤军及其眷属，部分曾为泰国立下反泰共战功的人获得了泰国公民证，但其余的人只能领到难民证，只有在各特定难民村生活的权力，离开村落属县的行为均为犯了法律。[30]而经过自身的努力，云南籍穆斯林的经济能力逐渐提升，教育水准有获得普及，现今大多数均已获得国籍身份。[31]
无论因何种原因迁徙至泰国，如同前述这些云南籍穆斯林大致分布于泰国北部的清迈与清莱两省，部分携家眷前来，也有与当地非穆斯林华人或泰族妇女结婚的例子，但仍将其后代培养成为穆斯林。早于1917年一座主要提供云南籍穆斯林礼拜使用的清真寺便在清迈Wiang Phing地区落成，之后也在清迈各地兴建清真寺、经堂学校与泰国穆斯林协会清迈分会，云南籍穆斯林可说是掌握了当地的伊斯兰事务大权。[32]该族群至今仍保持着鲜明的云南回族穆斯林传统的宗教属性、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甚至云南各地的汉语方言。
整个泰北地区的穆斯林包含云南人、缅甸裔、孟加拉裔、马来裔等不同族群共两万余人，当地共有清真寺二十座，其中云南穆斯林所属的清真寺即占十三座，他们占泰北穆斯林总人口的七成以上。同时云南籍穆斯林在泰北地区共有十三个聚居社区，包含清迈城的王和街、清迈府芳县的万养村，清莱府的清莱市、美思乐村等。[33]而例如清迈伊斯兰敬真学校、万养伊斯兰美德学校等云南籍穆斯林为宗教教育所兴办的学校，教育了当地华人穆斯林下一代完整的阿拉伯语以及宗教知识，并提供华人子弟学习中文的机会。
而在泰北云南籍穆斯林之中，因为对于宗教事务的参与、互助与联络，成为加强族群凝聚力和族群认同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尽管该族群之间也有因为地缘性方言群的不同，以及早期移民与后期移民，商业移民与政治移民等等的差异，而导致彼此社会交往中存有一定程度的亲疏关系；但是由于宗教所强化的凝聚力与亲和力，以及迫于外在佛教与泰族社会主流文化的强大压力，该族群往往能摒弃内部的差异，而共同参与社区内部的公共事务中。[34]
中国大陆学者李旭针对一透过马帮生意而致富的马氏家族进行研究，该家族成员至20世纪仍与泰缅有所往来，其中一位成员提到在泰国遇见的华侨认真工作、吃苦耐劳，比当地泰国人勤快，因此在当地致富的也不少。[35]而根据笔者的访查，报道人所述亦为如此，无论在泰国或缅甸，华人的确较当地人勤劳，尤其是穆斯林，毕竟他们的生存条件比不上当地人便利，因此只能凭借更多的努力，在诸多限制中争取发展的空间。
总之，自从唐代伊斯兰传入中国，经历不同朝代的发展，凭借其文化与社会生活的优势，当地穆斯林虽然身处多元族群并存之环境，但依然能够对抗四周之同化；而尽管人口的压力迫使他们移往其他地区，却始终维持着宗教实践及其专属社群型态。[36]在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延续，包含宗教教育的落实与宗教文化的传承，云南成为中国大陆穆斯林分布与聚居较多地区之一。
而位于中国西南边陲与东南亚中南半岛北部和南亚次大陆之间存有一条古老的西南丝绸之路——蜀身毒道，包括早年波斯、大食穆斯林的来滇，以及后来云南籍穆斯林向东南亚地区的迁徙，都与这条西南丝绸之路有密切的关系。自元代赛典赤·瞻思丁治理云南期间，便以古老的蜀身毒道为基础，广设驿站，鼓励商旅往来，因此云南籍穆斯林也开始加入当时的马帮商贸活动，与东南亚与南亚地区进行商业贸易，并开始出现迁居缅甸与泰国的移民。
因为清末回民事变导致清廷大规模屠杀，更多的云南籍穆斯林便藉由商贸通道逃至泰缅避难，进而定居；而后自二次世界大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云南籍穆斯林因为无法返回故乡，或是因战乱逃离中国，加上部分国民政府的军人与眷属，有更多的人纷纷进入缅甸与泰国境内，四、五十年的时间，发展至今日云南华人穆斯林已有第三、甚至第四代的出现，再加上早年因商贸而移民的人，形成侨居泰缅，族籍云南的东南亚华侨穆斯林社会。[37]
而无论是在缅甸的“潘塞人”还是在泰国北部的“秦和人”，是两个祖源相同但侨居地和他称相异的云南回族的境外派生族群。[38]共同拥有者相似的历史记忆、宗教生活与族群文化。面对侨居地不同的人群、文化与环境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保有族群内部的感情与联系，围绕清真寺形成聚落；同时在生活习惯上保持云南回民的传统与特点，以及族群认同与内聚力。不仅未被侨居地大环境同化，反而使社群型态与族群文化持续地发展下来。[39]
注释：
[1]云南省编辑组编，《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4-5。
[2]马维良著，《云南回族历史与文化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三次印刷，页27-28。
[3]云南省编辑组编，《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三）》，页5-8。
[4]马维良著，《云南回族历史与文化研究》，页28。
[5]云南省编辑组编，《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三）》，页9-10。
[6]David G. Atwill, The Chinese Sultanate: Islam, Ethnicity, and the Panthay Rebellion in southeast China, 1856-187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41-42.
[7]云南省编辑组编，《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三）》，页11-15。
[8]David G. Atwill. The Chinese Sultanate. pp. 46-47.
[9]马帮，意指中国西南山脉古今重要的运载工具，由于山路崎岖难行，唯有马能通行期间不受阻碍，云南商人利用马匹组织成商队，于西南地区四处进行商贸交易，甚至贸易路线远达今老挝、泰国、缅甸等地。
[10]吉松久美子撰，涂华忠译，姚继德审校，《云南回族入缅商路与移居点考——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为中心》，收入于《回族研究》2008年第2期（总第70期），宁夏：《回族研究》编辑部，2008年，页11。
[11]杨兆钧主编，《云南回族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页5。
[12]王明达、张锡禄著，《马帮文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80。
[13]马子商等讲述；李旭撰写、摄影，《茶马古道上的传奇家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页33。
[14]王明达、张锡禄著，《马帮文化》，页107-110。
[15]古永继著， 《明代滇西地区内地移民对中缅关系的影响》，收入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期（总第69期），北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2008年，页13-14。
[16]马颖生著，《咸同年间大理回商巨贾马名魁》，收入于《回族研究》2008年第2期（总第70期），宁夏：《回族研究》编辑部，2008年，页26-28。
[17]根据吉松久美子的调查，五条贸易道路分别经由孟拱、八莫、畹町、邦隆以及景栋，这五个地方地处今日缅甸北部，通称上缅甸的区域，而起点则包含云南腾冲、保山、大理、昆明等地，该五处后也成为云南籍穆斯林往其他地区迁徙的中转站，甚或是留在当地形成聚落。
[18]吉松久美子撰，涂华忠译，姚继德审校，《云南回族入缅商路与移居点考——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为中心》，页15。
[19]同上注，页11。
[20]翟振孝著，《经验与认同：中和缅华移民的族群构成》，台北：财团法人海华文教基金会，2001年，页25。
[21]周瑞海等著，《中国回族抗日救亡史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页318-320。
[22]阿訇，波斯语akhond之音译，意指教师、学者。阿訇的资格得受过经学教育，拥有伊斯兰教义、教法等相关宗教知识，其主要工作为于清真寺带领穆斯林做礼拜以及各项宗教事务，教育、讲解教义给一般穆斯林知晓。参考：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页13。
[23]马开能、李荣昆著，《云南伊斯兰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页88。
[24]同上注，页25-27。
[25]龚学贞等口述，张世瑛主访，《不再流浪的孤军：忠贞新村访谈录》，台北：国史馆，2002年，页4-6。
[26]马超群著，《云南回族的他称——“潘塞”、“潘西”和“帕西”辨析》，收入于《回族研究》2003年第3期（总第51期），宁夏：《回族研究》编辑部，2003年，页30。
[27]姚继德著，《云南回族向东南亚的迁徙》，收入于《回族研究》2003年第2期（总第50期），宁夏：《回族研究》编辑部，2003年，页39-40。如同文本中所述，班弄确实是云南籍穆斯林再进一步前往缅甸其他城市与泰北的先行居住地，而据许多受访者表示，其先辈均有居住过班弄的经验。而笔者也曾听闻，部分云南籍穆斯林认为班弄存有国家的概念，是“班弄国”，而这似乎与所谓“邦隆”称名的背景不谋而合。
[28]安德鲁·D·W·福布斯（Andrew D. W. Forbes）著，姚继德摘译，《泰国北部的滇籍穆斯林——秦霍人》，收入于《云南民族学报》1991年第2期（总第31期），昆明：云南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1991年，页85-55页。
[29]张雯勤著，《从难民到移民的跨越——再论泰北前国民党云南人迁移模式的转变》，收入于《海华与东南亚研究》第二卷第一期，台北：海华与东南亚研究杂志社，2002年，页58-66。
[30]谢世忠著，《国族-国家的建构、范畴、与质变——中华民国陆军第九十三师的云南缅泰台湾半世纪》，收入于氏著《国族论述：中国与北东南亚的场域》，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页65。
[31]W1先生访问内容，2008年2月8日于台北清真寺访问。
[32]安德鲁·D·W·福布斯（Andrew D. W. Forbes）著，姚继德摘译，《泰国北部的滇籍穆斯林-秦霍人》，页90。
[33]姚继德、李荣昆、张佐著，《云南伊斯兰教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199。
[34]姚继德著，《泰国北部云南籍穆斯林的社会与文化》，收入于马宗保主编，《中国回族研究论集（第一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页414-416。
[35]马子商等讲述；李旭撰写、摄影，《茶马古道上的传奇家族》，页79-81。
[36]Jian ping Wang，’Islam In Yunnan.’ 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13(2), 1992, p.366.
[37]姚继德、李荣昆、张佐著，《云南伊斯兰教史》，页189。
[38]姚继德著，《云南回族向东南亚的迁徙》，页37。
[39]张佐著，《云南回族穆斯林跨境东南亚研究》，收入于《回族研究》1998年第3期（总第31期），宁夏：《回族研究》编辑部，1998年，页1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