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谒中国经堂教育开创者胡登洲墓：陕西西安明代伊斯兰教育宗师圣迹寻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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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谒中国经堂教育开创者胡登洲墓：陕西西安明代伊斯兰教育宗师圣迹寻访
摘要：
实地寻访陕西西安明代著名伊斯兰学者、中国经堂教育创始人胡登洲宗师陵墓。回顾胡太师立志以经学兴教、开创“以儒诠经”与中阿双语经堂教育体制的非凡历史功绩，见证中国伊斯兰教育传承根脉。
2024年10月25日“主麻”日，在西安城北清真寺晨礼后，与义兄和城北清真寺的白阿訇及另两位马姓朵斯提一行五人，乘坐在80后朵斯提的自驾车中，驱车约24公里，奔赴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窑店街道毛王村胡家沟，敬谒中国经堂教育的开创者——胡登洲墓，以缅怀这位为中国伊斯兰教传承做出杰出贡献的先贤。
咸阳市是陕西省9个地级市之一，位于陕西省八百里秦川腹地，渭水穿南，嵕山亘北；咸阳东邻省会西安，西接国家级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西北与甘肃接壤；总面积约10196平方公里，截至2022年其下辖秦都、渭城2区，兴平、彬州2市和三原、泾阳、武功、乾县、礼泉、永寿、长武、旬邑、淳化9县；全市常住人口约416.90万人。咸阳是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中国十大智慧城市之一。渭城区，别名渭阳，渭城又俗称“渭城湾”，位于咸阳市南部，关中盆地中部，秦都区以东，渭河以北，面积约为272平方公里，现辖中山、文汇路、新兴路、正阳、周陵、渭阳、渭城、底张和窑店等9个街道办事处和1个北杜镇，有66个社区居委会、102个行政村；人口约为44万。窑店街道，曾为窑店乡、窑店镇，位于市区东部，东邻正阳，西接渭城，南依渭水，北靠韩家湾乡，东西长约7公里，南北宽约4.7公里，面积约30平方公里。现辖邓家、东大寨、毛王、长兴、仓张、黄家沟、西毛、窑店、刘家沟、三义等10个村民委员会（行政村）和46个自然村、84个村民小组，有农户约3684户、17371人。毛王村，又名毛王沟，全村大部分人以毛姓和王姓为主，故村名因此而得；该村位于窑店街道以西，咸红路以北，由胡家沟、新丰、毛沟、王庄4个自然村和9个村民小组组成；全村人口约548户、2413人。胡家沟曾经是一个古窑洞部落的村子，它依山靠崖，深潜土塬，宜选宅挖洞，至今仍有许多窑洞遗存。
胡登洲（1522-1597），字明普，经名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伊勒亚斯，原籍华州，后居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湾胡家沟；生于明·嘉靖元年（1522），去世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是明代伊斯兰教学者、经师，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始创者，被中国穆斯林尊称为“胡太师巴巴”【注1】。胡太师自幼习伊斯兰教经籍及儒书，年长后随同乡高阿訇潜修波斯文、阿拉伯文及伊斯兰经籍，精通认主学、教义学和教法学等。他鉴于长期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遂慨然以发明正道为己任”，立志将所学经典译为汉语，以广布教义。年近五旬，客居北京，崇延名儒，谙习诗书，又拜阿拉伯缠头老人为师，学习经籍，学问大进，在恭送阿拉伯恩师回国，并在麦加朝觐归国后，返回故里立志振兴伊斯兰教，改革口头传授经文方法，首创我国伊斯兰教寺院经堂教育。起初在家招收学员，后于清真寺内办学，并在陕西地区招收学员，讲经授业；于是使在清真寺设学讲经之风大兴，随即很快遍及全国，开中国伊斯兰教寺院经堂教育之先河。经四代掌门人传授，授徒约数百人，百年以后不仅造就了诸多的杰出学者和著名的阿訇人才，其数之多宛若星辰；如著名学者王岱舆、刘智、马注等；还形成了经堂教育的不同地方流派，最有影响力的有：以胡太师再传弟子周良隽和早期在西北地区的冯养吾、张少山等为代表的以专心研究宗教哲学和认主学的陕西学派，以四传弟子常志美（1610—1670）和李延龄、舍起灵（约1655-1745）等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设帐讲学的山东学派，以王岱舆（约明·万历-清·顺治年间）、刘智（约1655-1745）、伍遵契（约1598-1698）等为代表的以“伊儒会通”学术活动为载体宣扬伊斯兰教的金陵学派，以云南大理的马德新（1794—1874）和玉溪的马联元（1841—1903）等为代表的中阿并授的云南学派及清代中后期以河州（今甘肃临夏）为中心的具有苏菲道堂门宦特点的河州学派等等。胡登洲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故被后人尊称为“胡太师祖”，现今西北、南方诸省区及豫、冀、皖等省的伊斯兰教育，大多仍以经堂教育为主。1597年10月8日（明·万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伊斯兰历1006年2月26日，胡太师归真于渭城渭河岸边，卒年75岁，后随葬于此；1662年（清·康熙元年）渭河泛滥，胡太师墓茔遭浸，遂迁葬于今咸阳市渭城区窑店镇毛王村胡家沟北塬上。
胡登洲太师墓，位于胡家沟村东南侧的塬边上；胡家沟村距咸阳东十余公里处，村庄依沟而建，北高南低；沟宽不足百米，长不过千米，人口千余人而已。墓园有一段台阶路，水泥铺砌，蜿蜒曲折；拾阶而上，台阶尽头，有一铁栅门栏，通常锁着，旁边写有联系电话号码。墓园路口竖有一胡登洲墓省级文物保护责任人公示牌，管理机构为：秦汉新城窑店文物管理中心；沿石台阶始处墙面镶有一副2007年所立的记有胡太师生卒年月等内容的“先贤胡登洲太师墓园”石碑刻，顺着园内的小路走去，在道路的尽头便是修葺一新的胡登洲墓。昔日，胡太师墓只剩一荒芜的古冢土堆，高约1.5米，长约3米，墓前竖立有石碑一通，上面写着“先贤胡太师登洲之墓”。如今，这里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周围的地面铺着青砖，形成一座小型的广场。墓前竖立起新的“先贤胡登洲墓”石碑，墓冢外观也改为高约1.5米，长约2米的南北向长方形石拱，并分成上、中、下三个部分，表面雕刻着条带状的花卉纹饰，且被一圈围栏环绕起来，内侧种植着花草树木，围栏东侧有一简蓬并铺有地毯，以备走坟者诵读和祈祷之用；墓冢护栏前边东侧立有一块崭新的花岗岩石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碑，西侧则是胡登洲墓石碑。在墓茔左前方立有两幅新复制镌刻的竖碑石刻，一副汉文为清·康熙年间（约1718年）所立的《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简称“佳城记”碑铭；一副为阿文与汉文的《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简称“移碑记”。另有一碑底座，原碑为著名的《见月凭证》碑，现为西安化觉巷清真寺收藏。三幅石碑记载着久远的记忆和感人的故事。
第一块碑记，《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碑初立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参与立碑的有清真寺掌教、挂印总兵、守备、国子监监生、儒学生员、普通穆斯林人等。而立碑者中署“钦此孔雀翎镇守陕西延绥等处地方挂印总兵，左都督沐教教末李耀”【注2】。碑记中的“佳城”一词，出自张华的《博物志·异闻》，建修佳城，就是建修墓地。西北大学历史系教师冯增烈在1956年5月与马长寿教授等在咸阳采访时，极有责任感的他，临行前挤空将《佳城记》碑文认认真真的抄写了下来。原来立在这里的墓碑“佳城记”，非常精美，青石上刻有云纹、缠枝花，还有经文，可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毁了。当地秋收以后，村民将玉米杆儿环碑堆放，待干后当柴用；冬天，一些在此玩耍的孩子点火取暖，不慎引起了大火，将碑烧炸裂了，虽非有意，但村民们也感到十分遗憾。而庆幸的是，那块“月碑”早已被运回了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收藏了。
后来在修葺墓园时，极负责任感的冯增烈【注3】，带着对回族先贤的无比崇敬，沐浴的干干净净，恭恭敬敬的伏案细书，再次将马凤翥在1718年所撰的碑文工整的誊写下来。经一次次仔细的断句、分段、加标点符号解读，对碑文中的一些疑问，遂一一作了注解。对其中能够臆度的字，用（）来括出。不能辨认的字，也只好用“口”空格了。冯老师用自己深厚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认真解读和破解着历史遗留下来的信息。据碑文记载：胡太师归真于明·万历丁酉之年八月二十八日，六十四年后，即1662年康熙壬寅，渭流泛滥，将侵其墓，后人才决定将其遗塚迁于今天的胡家沟东塬之上。从碑文中可以看到，从壬寅到戊戌期间经过五十余年。就是说从河水泛滥到准备迁葬，修建墓地到立碑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但是，迁墓时“异香袭人，骨若淡金。及殓后，两手芬馨，多时不散，迄今传为异事不衰。是知河水之患原非有害于祖坟也。然造物预示（之）于后人而是之改葬，俾人得闻见其事而尊崇之也”。这亦真亦幻的异事，充分表达了当时穆斯林们对胡太师无比崇敬和怀念的心情，亦可看出回族穆斯林信仰之虔诚，也充分肯定了胡登洲巴巴在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中的地位。
第二块碑记，《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这块碑身高182cm，宽58cm，碑文文字分两部分，上方为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占据碑身150.5cm，汉文部分占31.5cm。汉文内容为：“陕西西安府渭城郡胡太师祖讳登州号渭城，辞世归主将近百年，偶以渭水泛滥，坟茔几为冲崩。秦之诸君子诚服乐输，另置茔所迁葬之后，而先之坟垸即成渭河矣，是亦精诚之所感也，铨悉闻头末敬作片言以记之！湖广江夏门孙马铨明龙氏顿首拜撰；率男重孙房龙公亮氏敬诚薰沐书丹。峕皇清康熙十二年岁次癸丑孟冬月榖旦。”据《民国重修咸阳县志》记载，“康熙元年五月，大雨平地，水深数尺，八月霖雨四十余日，诸水皆溢，冬河冻可行马”。《佳城碑》叙述“渭流泛滥，将侵其墓，同人谋改葬之”。《移碑记》也用“渭水泛滥，坟茔几为冲崩”的文字印证了这条消息。严重的水患，威胁到了胡太师巴巴坟茔的安全，于是，“城乡的所有学者和爱教人士心急如火，遂决定迁坟，建围墙保护太师之坟”。“移碑记”碑文为胡太师的三传弟子，远在千里之外的江夏（今武汉）人马明龙所撰，落款时间为1673年，此时，马明龙亦是77岁高龄。5年后，82岁的马明龙归真。临终时，他恐悼文内容丢失，嘱托自己的儿子和学生将内容勒石，立己坟旁。后人发现后便复立与此。
第三块碑记，就是《见月凭证》碑记，也就是现珍藏存在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的见月凭证碑。
胡家沟周围，曾是秦王宫、汉五陵邑、唐渭城的所在地，村后不远就是汉惠帝刘盈的安陵，旁边刘皇后的塚；在胡太师墓后面位置，是周陵，传说是周文王的陵墓。这里的人们深受诸多深层影响与沁润，有较好的礼仪、道德氛围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据传述，胡太师墓园周围还曾经是一片回民的公墓，且在附近有一座明代的渭城大寺。据胡家沟的退休教师陈克功说：“过去，从魏家泉向西，这沿塬的几十里路，几十个村落大都是回民聚居的村庄。清·同治年间（1862）有位称‘大汉平西王’叫孙毓宝的在反清起义中建立了政权，他的“渭城府”和“新冯县”就在邻村，不久就被多隆阿的强力镇压所摧毁，清真寺被焚毁，人员死伤、逃离、遣散，这里就成了空户‘鬼村’。后满清统治者遂将汉人迁移过来，现胡家沟住着党、刘、陈三大族姓，都是在同治年后陆续从河南、湖北等地迁来的。我家从柞水迁来，距今已有五代。胡回回墓后这地方，就是清真寺遗址，现在是我屋的果园。小时候和村里的孩子爬在碑上玩耍，我还记得碑上刻着两行汉字。再往北是回回公墓，在50年代后才种上庄稼。”回汉之间并无仇隙，当地民风淳朴，心地善良；毁碑挖墓，是各族人都不耻的缺德行为，是大不敬的，所以他们也在保护着这里的古墓葬，这也是胡太师墓保存至今的因由之一。如今，全国各地来此上坟的回民络绎不绝，特别是每年的8月28日，前来走坟者更是盛况空前。
缅怀先贤，带给我们新的思考，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李林【注4】在他的《中国伊斯兰教宗教传承的现代性危机及其解决办法》一文中所述的：中国伊斯兰教的第一次宗教传承危机发生在明嘉靖年间，可称之为“中国伊斯兰教传承的传统型危机”，造成这次危机的原因与宗教传承方式有关。当时陕西人胡登洲及其弟子们开创“经堂教育体系”，不仅改变了中国伊斯兰教宗教人才的培养方式，将宗教教育的空间中心从家庭转移到清真寺，实现了宗教教育的规模化和公共化，化解了第一次危机；历经数百年的累积形成今天我们所见到完整而独立的中国伊斯兰教传统。当前中国伊斯兰教面对的健康传承危机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又一次”危机，因现代社会的分工与分化是造成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可称之为“中国伊斯兰教传承的现代性危机”。这次宗教传承的危机程度并不亚于第一次危机，亦或更甚于第一次，尤为我们潜心思考；这也意味着在剧烈变化的现代社会，无论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经堂教育还是现代时期以后出现的经学院教育，都需要通过勇于变革来适应时代的变化与发展。
【注1】巴巴：为波斯语的音译，意为父辈、祖父、先祖之意；后引申意为长者、长老等意，也为回族穆斯林对伊斯兰先贤的尊称。
【注2】李耀：大约生于康熙元年。祖籍宁夏宁朔县（现宁夏青铜峡市辖区）。该县于雍正三年设立，隶属宁夏府。但在康熙时期，宁夏归属陕西管辖。立《佳城碑》时，李耀在延绥镇任正二品总兵。延绥镇又称榆林镇，是明朝时期设立的九个边镇之一，清代以后仍然是主要的边镇。总兵府设在榆林城。自康熙四十年始。李耀相继担任宁夏标后营游击、灵州营参将、陕西督标中营副将、延绥镇总兵官、重庆镇总兵官等职。相继随清军征剿准格尔以及罗卜藏丹津，屡立战功，御赐孔雀翎子。尤其在康熙朝后期，与康熙皇帝关系比较密切，受到器重和奖励。尤其作为武将，在培养和选拔人才方面不徇私情，颇得康熙赞赏。在军旅之余，李耀常参与地方慈善事业。康熙五十七年，他以“沐教教末”身份参与胡太师墓的修建，以纪念这位先贤，并在立碑署名中公开亮出自己伊斯兰教的身份，在当时同类武将中实属罕见。这种行为为子孙后代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的长子李现光，是康熙壬辰科武进士，一甲第一名，曾参与了改建广元清真寺；次子李现秀，先后任江西瑞金同知，广东韶州知府，广西苍梧道等职。曾为广州怀圣寺题写匾牌“追前启后”。曾孙李和春在道光十三年也曾为太原清真寺题了匾额“普今独后”。
【注3】冯增烈：（1926-1996）男，回族，曾参与西北大学历史系民族研究工作，著名学者。1957年，他因“黑五类”先下放劳动后是牢狱之灾，险丢性命；21年后的1978年，他被平反后重执教鞭，并当选为陕西省政协委员。在西北地区回族研究界中，冯增烈、马通、杨怀中三位先生是当代回族学研究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并以各自独特的研究领域和风格成为三座凸显的山峰。
【注4】李林:男,河北邯郸人,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伊斯兰教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宗教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伊斯兰教、宗教学理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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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谒中国经堂教育开创者胡登洲墓：陕西西安明代伊斯兰教育宗师圣迹寻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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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寻访陕西西安明代著名伊斯兰学者、中国经堂教育创始人胡登洲宗师陵墓。回顾胡太师立志以经学兴教、开创“以儒诠经”与中阿双语经堂教育体制的非凡历史功绩，见证中国伊斯兰教育传承根脉。
2024年10月25日“主麻”日，在西安城北清真寺晨礼后，与义兄和城北清真寺的白阿訇及另两位马姓朵斯提一行五人，乘坐在80后朵斯提的自驾车中，驱车约24公里，奔赴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窑店街道毛王村胡家沟，敬谒中国经堂教育的开创者——胡登洲墓，以缅怀这位为中国伊斯兰教传承做出杰出贡献的先贤。
咸阳市是陕西省9个地级市之一，位于陕西省八百里秦川腹地，渭水穿南，嵕山亘北；咸阳东邻省会西安，西接国家级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西北与甘肃接壤；总面积约10196平方公里，截至2022年其下辖秦都、渭城2区，兴平、彬州2市和三原、泾阳、武功、乾县、礼泉、永寿、长武、旬邑、淳化9县；全市常住人口约416.90万人。咸阳是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中国十大智慧城市之一。渭城区，别名渭阳，渭城又俗称“渭城湾”，位于咸阳市南部，关中盆地中部，秦都区以东，渭河以北，面积约为272平方公里，现辖中山、文汇路、新兴路、正阳、周陵、渭阳、渭城、底张和窑店等9个街道办事处和1个北杜镇，有66个社区居委会、102个行政村；人口约为44万。窑店街道，曾为窑店乡、窑店镇，位于市区东部，东邻正阳，西接渭城，南依渭水，北靠韩家湾乡，东西长约7公里，南北宽约4.7公里，面积约30平方公里。现辖邓家、东大寨、毛王、长兴、仓张、黄家沟、西毛、窑店、刘家沟、三义等10个村民委员会（行政村）和46个自然村、84个村民小组，有农户约3684户、17371人。毛王村，又名毛王沟，全村大部分人以毛姓和王姓为主，故村名因此而得；该村位于窑店街道以西，咸红路以北，由胡家沟、新丰、毛沟、王庄4个自然村和9个村民小组组成；全村人口约548户、2413人。胡家沟曾经是一个古窑洞部落的村子，它依山靠崖，深潜土塬，宜选宅挖洞，至今仍有许多窑洞遗存。
胡登洲（1522-1597），字明普，经名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伊勒亚斯，原籍华州，后居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湾胡家沟；生于明·嘉靖元年（1522），去世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是明代伊斯兰教学者、经师，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始创者，被中国穆斯林尊称为“胡太师巴巴”【注1】。胡太师自幼习伊斯兰教经籍及儒书，年长后随同乡高阿訇潜修波斯文、阿拉伯文及伊斯兰经籍，精通认主学、教义学和教法学等。他鉴于长期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遂慨然以发明正道为己任”，立志将所学经典译为汉语，以广布教义。年近五旬，客居北京，崇延名儒，谙习诗书，又拜阿拉伯缠头老人为师，学习经籍，学问大进，在恭送阿拉伯恩师回国，并在麦加朝觐归国后，返回故里立志振兴伊斯兰教，改革口头传授经文方法，首创我国伊斯兰教寺院经堂教育。起初在家招收学员，后于清真寺内办学，并在陕西地区招收学员，讲经授业；于是使在清真寺设学讲经之风大兴，随即很快遍及全国，开中国伊斯兰教寺院经堂教育之先河。经四代掌门人传授，授徒约数百人，百年以后不仅造就了诸多的杰出学者和著名的阿訇人才，其数之多宛若星辰；如著名学者王岱舆、刘智、马注等；还形成了经堂教育的不同地方流派，最有影响力的有：以胡太师再传弟子周良隽和早期在西北地区的冯养吾、张少山等为代表的以专心研究宗教哲学和认主学的陕西学派，以四传弟子常志美（1610—1670）和李延龄、舍起灵（约1655-1745）等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设帐讲学的山东学派，以王岱舆（约明·万历-清·顺治年间）、刘智（约1655-1745）、伍遵契（约1598-1698）等为代表的以“伊儒会通”学术活动为载体宣扬伊斯兰教的金陵学派，以云南大理的马德新（1794—1874）和玉溪的马联元（1841—1903）等为代表的中阿并授的云南学派及清代中后期以河州（今甘肃临夏）为中心的具有苏菲道堂门宦特点的河州学派等等。胡登洲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故被后人尊称为“胡太师祖”，现今西北、南方诸省区及豫、冀、皖等省的伊斯兰教育，大多仍以经堂教育为主。1597年10月8日（明·万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伊斯兰历1006年2月26日，胡太师归真于渭城渭河岸边，卒年75岁，后随葬于此；1662年（清·康熙元年）渭河泛滥，胡太师墓茔遭浸，遂迁葬于今咸阳市渭城区窑店镇毛王村胡家沟北塬上。
胡登洲太师墓，位于胡家沟村东南侧的塬边上；胡家沟村距咸阳东十余公里处，村庄依沟而建，北高南低；沟宽不足百米，长不过千米，人口千余人而已。墓园有一段台阶路，水泥铺砌，蜿蜒曲折；拾阶而上，台阶尽头，有一铁栅门栏，通常锁着，旁边写有联系电话号码。墓园路口竖有一胡登洲墓省级文物保护责任人公示牌，管理机构为：秦汉新城窑店文物管理中心；沿石台阶始处墙面镶有一副2007年所立的记有胡太师生卒年月等内容的“先贤胡登洲太师墓园”石碑刻，顺着园内的小路走去，在道路的尽头便是修葺一新的胡登洲墓。昔日，胡太师墓只剩一荒芜的古冢土堆，高约1.5米，长约3米，墓前竖立有石碑一通，上面写着“先贤胡太师登洲之墓”。如今，这里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周围的地面铺着青砖，形成一座小型的广场。墓前竖立起新的“先贤胡登洲墓”石碑，墓冢外观也改为高约1.5米，长约2米的南北向长方形石拱，并分成上、中、下三个部分，表面雕刻着条带状的花卉纹饰，且被一圈围栏环绕起来，内侧种植着花草树木，围栏东侧有一简蓬并铺有地毯，以备走坟者诵读和祈祷之用；墓冢护栏前边东侧立有一块崭新的花岗岩石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碑，西侧则是胡登洲墓石碑。在墓茔左前方立有两幅新复制镌刻的竖碑石刻，一副汉文为清·康熙年间（约1718年）所立的《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简称“佳城记”碑铭；一副为阿文与汉文的《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简称“移碑记”。另有一碑底座，原碑为著名的《见月凭证》碑，现为西安化觉巷清真寺收藏。三幅石碑记载着久远的记忆和感人的故事。
第一块碑记，《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碑初立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参与立碑的有清真寺掌教、挂印总兵、守备、国子监监生、儒学生员、普通穆斯林人等。而立碑者中署“钦此孔雀翎镇守陕西延绥等处地方挂印总兵，左都督沐教教末李耀”【注2】。碑记中的“佳城”一词，出自张华的《博物志·异闻》，建修佳城，就是建修墓地。西北大学历史系教师冯增烈在1956年5月与马长寿教授等在咸阳采访时，极有责任感的他，临行前挤空将《佳城记》碑文认认真真的抄写了下来。原来立在这里的墓碑“佳城记”，非常精美，青石上刻有云纹、缠枝花，还有经文，可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毁了。当地秋收以后，村民将玉米杆儿环碑堆放，待干后当柴用；冬天，一些在此玩耍的孩子点火取暖，不慎引起了大火，将碑烧炸裂了，虽非有意，但村民们也感到十分遗憾。而庆幸的是，那块“月碑”早已被运回了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收藏了。
后来在修葺墓园时，极负责任感的冯增烈【注3】，带着对回族先贤的无比崇敬，沐浴的干干净净，恭恭敬敬的伏案细书，再次将马凤翥在1718年所撰的碑文工整的誊写下来。经一次次仔细的断句、分段、加标点符号解读，对碑文中的一些疑问，遂一一作了注解。对其中能够臆度的字，用（）来括出。不能辨认的字，也只好用“口”空格了。冯老师用自己深厚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认真解读和破解着历史遗留下来的信息。据碑文记载：胡太师归真于明·万历丁酉之年八月二十八日，六十四年后，即1662年康熙壬寅，渭流泛滥，将侵其墓，后人才决定将其遗塚迁于今天的胡家沟东塬之上。从碑文中可以看到，从壬寅到戊戌期间经过五十余年。就是说从河水泛滥到准备迁葬，修建墓地到立碑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但是，迁墓时“异香袭人，骨若淡金。及殓后，两手芬馨，多时不散，迄今传为异事不衰。是知河水之患原非有害于祖坟也。然造物预示（之）于后人而是之改葬，俾人得闻见其事而尊崇之也”。这亦真亦幻的异事，充分表达了当时穆斯林们对胡太师无比崇敬和怀念的心情，亦可看出回族穆斯林信仰之虔诚，也充分肯定了胡登洲巴巴在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中的地位。
第二块碑记，《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这块碑身高182cm，宽58cm，碑文文字分两部分，上方为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占据碑身150.5cm，汉文部分占31.5cm。汉文内容为：“陕西西安府渭城郡胡太师祖讳登州号渭城，辞世归主将近百年，偶以渭水泛滥，坟茔几为冲崩。秦之诸君子诚服乐输，另置茔所迁葬之后，而先之坟垸即成渭河矣，是亦精诚之所感也，铨悉闻头末敬作片言以记之！湖广江夏门孙马铨明龙氏顿首拜撰；率男重孙房龙公亮氏敬诚薰沐书丹。峕皇清康熙十二年岁次癸丑孟冬月榖旦。”据《民国重修咸阳县志》记载，“康熙元年五月，大雨平地，水深数尺，八月霖雨四十余日，诸水皆溢，冬河冻可行马”。《佳城碑》叙述“渭流泛滥，将侵其墓，同人谋改葬之”。《移碑记》也用“渭水泛滥，坟茔几为冲崩”的文字印证了这条消息。严重的水患，威胁到了胡太师巴巴坟茔的安全，于是，“城乡的所有学者和爱教人士心急如火，遂决定迁坟，建围墙保护太师之坟”。“移碑记”碑文为胡太师的三传弟子，远在千里之外的江夏（今武汉）人马明龙所撰，落款时间为1673年，此时，马明龙亦是77岁高龄。5年后，82岁的马明龙归真。临终时，他恐悼文内容丢失，嘱托自己的儿子和学生将内容勒石，立己坟旁。后人发现后便复立与此。
第三块碑记，就是《见月凭证》碑记，也就是现珍藏存在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的见月凭证碑。
胡家沟周围，曾是秦王宫、汉五陵邑、唐渭城的所在地，村后不远就是汉惠帝刘盈的安陵，旁边刘皇后的塚；在胡太师墓后面位置，是周陵，传说是周文王的陵墓。这里的人们深受诸多深层影响与沁润，有较好的礼仪、道德氛围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据传述，胡太师墓园周围还曾经是一片回民的公墓，且在附近有一座明代的渭城大寺。据胡家沟的退休教师陈克功说：“过去，从魏家泉向西，这沿塬的几十里路，几十个村落大都是回民聚居的村庄。清·同治年间（1862）有位称‘大汉平西王’叫孙毓宝的在反清起义中建立了政权，他的“渭城府”和“新冯县”就在邻村，不久就被多隆阿的强力镇压所摧毁，清真寺被焚毁，人员死伤、逃离、遣散，这里就成了空户‘鬼村’。后满清统治者遂将汉人迁移过来，现胡家沟住着党、刘、陈三大族姓，都是在同治年后陆续从河南、湖北等地迁来的。我家从柞水迁来，距今已有五代。胡回回墓后这地方，就是清真寺遗址，现在是我屋的果园。小时候和村里的孩子爬在碑上玩耍，我还记得碑上刻着两行汉字。再往北是回回公墓，在50年代后才种上庄稼。”回汉之间并无仇隙，当地民风淳朴，心地善良；毁碑挖墓，是各族人都不耻的缺德行为，是大不敬的，所以他们也在保护着这里的古墓葬，这也是胡太师墓保存至今的因由之一。如今，全国各地来此上坟的回民络绎不绝，特别是每年的8月28日，前来走坟者更是盛况空前。
缅怀先贤，带给我们新的思考，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李林【注4】在他的《中国伊斯兰教宗教传承的现代性危机及其解决办法》一文中所述的：中国伊斯兰教的第一次宗教传承危机发生在明嘉靖年间，可称之为“中国伊斯兰教传承的传统型危机”，造成这次危机的原因与宗教传承方式有关。当时陕西人胡登洲及其弟子们开创“经堂教育体系”，不仅改变了中国伊斯兰教宗教人才的培养方式，将宗教教育的空间中心从家庭转移到清真寺，实现了宗教教育的规模化和公共化，化解了第一次危机；历经数百年的累积形成今天我们所见到完整而独立的中国伊斯兰教传统。当前中国伊斯兰教面对的健康传承危机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又一次”危机，因现代社会的分工与分化是造成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可称之为“中国伊斯兰教传承的现代性危机”。这次宗教传承的危机程度并不亚于第一次危机，亦或更甚于第一次，尤为我们潜心思考；这也意味着在剧烈变化的现代社会，无论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经堂教育还是现代时期以后出现的经学院教育，都需要通过勇于变革来适应时代的变化与发展。
【注1】巴巴：为波斯语的音译，意为父辈、祖父、先祖之意；后引申意为长者、长老等意，也为回族穆斯林对伊斯兰先贤的尊称。
【注2】李耀：大约生于康熙元年。祖籍宁夏宁朔县（现宁夏青铜峡市辖区）。该县于雍正三年设立，隶属宁夏府。但在康熙时期，宁夏归属陕西管辖。立《佳城碑》时，李耀在延绥镇任正二品总兵。延绥镇又称榆林镇，是明朝时期设立的九个边镇之一，清代以后仍然是主要的边镇。总兵府设在榆林城。自康熙四十年始。李耀相继担任宁夏标后营游击、灵州营参将、陕西督标中营副将、延绥镇总兵官、重庆镇总兵官等职。相继随清军征剿准格尔以及罗卜藏丹津，屡立战功，御赐孔雀翎子。尤其在康熙朝后期，与康熙皇帝关系比较密切，受到器重和奖励。尤其作为武将，在培养和选拔人才方面不徇私情，颇得康熙赞赏。在军旅之余，李耀常参与地方慈善事业。康熙五十七年，他以“沐教教末”身份参与胡太师墓的修建，以纪念这位先贤，并在立碑署名中公开亮出自己伊斯兰教的身份，在当时同类武将中实属罕见。这种行为为子孙后代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的长子李现光，是康熙壬辰科武进士，一甲第一名，曾参与了改建广元清真寺；次子李现秀，先后任江西瑞金同知，广东韶州知府，广西苍梧道等职。曾为广州怀圣寺题写匾牌“追前启后”。曾孙李和春在道光十三年也曾为太原清真寺题了匾额“普今独后”。
【注3】冯增烈：（1926-1996）男，回族，曾参与西北大学历史系民族研究工作，著名学者。1957年，他因“黑五类”先下放劳动后是牢狱之灾，险丢性命；21年后的1978年，他被平反后重执教鞭，并当选为陕西省政协委员。在西北地区回族研究界中，冯增烈、马通、杨怀中三位先生是当代回族学研究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并以各自独特的研究领域和风格成为三座凸显的山峰。
【注4】李林:男,河北邯郸人,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伊斯兰教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宗教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伊斯兰教、宗教学理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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