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反思
机器内外的反思与重生：从极权体制螺丝钉到觉醒发声的心路历程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4 次浏览 • 2026-09-20 21:18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机器内外的反思与重生：从极权体制螺丝钉到觉醒发声的心路历程
摘要：
一个曾深嵌在国家统战与意识形态管理机器中的个体，是如何在日复一日的审查与扭曲中觉醒的？作者回顾自己在权力机器内部由麻木到挣扎、最终决意脱离体制并公开记录历史的心路历程，展现良知未泯的个体在极权重压下的精神救赎与信仰重生。
袁莉采访张亚博的视频一发出来，我第一时间看完了。
张亚博曾是新疆的一名基层民警。在镜头前，他讲述自己参与过的工作，讲述那套监控、拘禁和强制执行的体系，也讲述自己后来怎样离开中国，于我，那是一种骨子里的熟悉。
我也在那部机器里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不同的是，他在权力链条的末端，把上级制定的政策变成一个个具体行动；我曾处在体制的中间层，接触政策叙事、汇报材料和治理规则的形成过程。
我看到一些概念怎样被提出，怎样写进材料，怎样得到上级认可，最后变成基层必须执行的命令。他接触到这些东西时，它们已经盖上公章，写进文件，附带着纪律、考核和惩罚。
我们都离开了那部机器，但我们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离开的。
一个人为什么能够较早看清体制，另一个人为什么直到成为它的牺牲品之后，仍然不理解自己曾经参与了什么？这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谁更聪明，谁更善良，或者谁更勇敢。一个人早年接受过什么教育，在体制中处于什么位置，是否拥有体制之外的价值判断，与真正的权力相距多远，都会决定他能够看见什么，又会把什么当成理所当然。
1.我较早知道罪恶从哪里来
我对中共的认识，并不是来到美国以后才发生变化的。
高中时期，我的那些曾经参与过89运动的老师，就向我讲过课本之外的中国。他们让我知道，官方讲述的历史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政治课本里的正义，也不一定是现实中的正义。一个政权最擅长的事情之一，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包装成国家利益，再把服从它解释成道德。
伊斯兰信仰又给了我另一套理解世界的尺度。人的尊严、善恶、责任和最终的审判，并不由一个政党规定。权力可以决定谁能够升迁，谁会被处罚，什么话可以公开讲，却不能因为掌握了惩罚工具，就把恶变成善，把谎言变成真理。
我也是一名少数民族干部。民族宗教政策对我而言，从来不是纸面上的抽象概念。它会落到清真寺、家庭、饮食、教育和人的尊严上。我既属于管理系统，也属于可能被管理、被怀疑和被伤害的群体。我明白那些政策最后会落到谁身上，也大致知道罪恶从哪里长出来。
这种认识并没有让我天然站在体制之外。相反，我后来进入了体制，也曾经享受过体制带来的职位、收入、人脉和某种社会优越感。但在我的思想深处，始终存在一个不完全服从它的判断标准。这使我能够使用它的语言，却不完全相信它的语言。
2.我懂得怎样在体制内顺风顺水
从乡镇走出来以后，我的晋升之路总体上很顺利。我没有遭遇严重的职场欺凌。可能有人对我有过敌意，也可能有人试图设置障碍，但我平时人缘不错，许多矛盾尚未真正形成，就被化解在无形之中。
更重要的是，乡镇工作的经历很早就让我看懂了中共体制内的运行规则。
乡镇是理解中国官场最基础也是最简明的学校。文件写的是什么，会议上讲的是什么，领导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往往并不是一回事。一个干部不能只听语言，还要判断语气；不能只看制度，还要看谁掌握资源，谁决定考核，谁能够影响自己的去留。
我逐渐练就了揣摩领导喜好的能力。一个领导喜欢什么样的汇报方式，想要什么样的政绩，害怕出现什么风险，希望下属替他把事情做到哪一步，我通常能够较快判断出来。我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表现，什么时候应该沉默；知道哪些事情需要主动向前，哪些责任必须保持距离。在中共体制内，揣摩领导并不只是个人性格问题，它几乎是一种职业技能。正式制度只是表面秩序，真正决定干部命运的，是权力如何流动，是领导的意图怎样被下级理解和放大。我懂得这套规则，因此在体制内大多时候能够顺风顺水。
我后来公开反对中共，并不是因为不懂官场，也不是因为仕途失败，更不是一个遭受排挤的人对原单位的报复。恰好相反，我知道怎样在里面生存，也有能力继续生存下去。我能够在体制内顺利前行，不能证明体制公平，只能说明我比很多人更早学会了怎样适应它。而正因为我懂得怎样适应，我也更清楚这套制度奖励什么样的人。它奖励迎合，奖励政治敏锐，奖励提前猜出上级意图；它也奖励那些能够把领导含糊的暗示，变成更严厉、更具体政策的人。
3.我看见规则怎样生长，他只看见规则落地
我所在的位置，不是最高决策层，却是许多政策叙事、汇报材料和治理方案不断生成的中间地带。
一项后来影响无数人的政策，最初可能只是某个干部在材料中提出的一句话。它可能来自真实的判断，也可能来自政治投机。有的人希望表现自己看得远，有的人希望为本部门争取更多权力，有的人只是想制造一项能够得到领导关注的工作成绩。一句话被写进汇报，经过层层提炼，变成一个新概念；新概念被上级接受以后，各地便被要求查找问题、制定方案、开展整改。最后，它会变成责任书、检查表、人员名单、整改时限和处罚依据。
我亲眼看过一些政策语言怎样生长。就像“去中国化”“三化两热”之类的概念，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客观真理。它们是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机关中提出和塑造的。地方向中央上报所谓问题，中央接受这种问题框架，再要求各地拿出整改方案。甘肃、宁夏率先提出从清真寺外观改造入手，地方经验又被转化为更大范围的政治任务。
我知道这些概念出生时是什么样子，也知道提出它们的人未必相信自己写下的每一句话。有时候，政策背后并没有多么深奥的理论，只是一个干部想得到赏识，一个部门想扩大管辖范围，或者某一级领导希望找到可以展示的政绩。但经过公文系统的包装以后，偶然的意见便获得了不容质疑的政治权威。那些宏大的语言对我失去了欺骗性，因为我曾亲眼目睹它们如何在公文的流转中被制造出来。
张亚博处在另一端。他接触到的，不是概念形成时的犹疑、投机和争论，而是已经完成政治包装的命令。要求监控，他就要监控；要求排查，他就要排查；要求把某些正常宗教活动认定为风险，他面对的就是表格、名单和必须完成的指标。
我看见谎言怎样变成政策，他看见政策怎样要求自己行动。这并不能免除执行者的责任。命令最终仍然需要通过具体的人，才会落到另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职位低微不能使伤害消失，“我只是执行命令”也不能成为永久的免责理由。
但要理解张亚博，就必须理解权力链条对人的遮蔽。在最末端的人，往往看不到命令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他会以为上面掌握了自己不知道的全局，以为政策经过了严密论证，以为那些庄严的词语背后存在某种更高的智慧。即使后来他自己也被这部机器抛弃，他首先感受到的，仍然可能只是个人命运的不公，而不是整套制度如何制造了他曾经参与的灾难。一个人成为体制的牺牲品，并不会自动理解其他受害者。疼痛可以使人醒来，但疼痛不能代替思想上的清理。
4.权力距离越远，权力的光环反而越亮
我在体制内工作二十多年，见过不同层级的领导，也见过他们在正式身份之外的真实面目。
他们在主席台上讲纪律、廉洁、忠诚和人民，私下却可能贪婪、荒淫、无耻、怯懦。他们并不比普通人更有智慧，也没有与权力相匹配的道德。很多人只是更善于迎合上级、争夺位置和支配下属。当这些人一次次在我面前暴露真实面目以后，“领导”这个身份在我眼中便彻底祛魅了。职位高，不意味着判断正确。命令来自上级，也不意味着命令具有道德。许多看上去威严无比的人，脱离了职务和秘书安排，甚至连普通人的生活能力都未必具备。
张亚博与真正的权力相距太远。他日常接触的，主要是比自己高一级的领导和必须服从的纪律。更高层的权力只存在于电视、文件、会议传达和组织宣传中。他看不到那些人的庸俗、欲望和恐惧，只能看到级别、警衔、主席台和不可违抗的命令。距离遮住了权力的丑陋，级别反而增加了权力的光环。
对基层执行者来说，政策仿佛来自一个全知全能的中心。他不知道上面同样充满了投机、争斗、无知和推卸责任。看不到命令制造者的真实面目，服从就容易被误认为唯一合理的选择。
5.走向世维会，是他生命中的巨大跨越
张亚博目前对自己曾经参与的事情，未必已经有了完整认识。从他的表达中，仍然可以看到中共长期灌输的大汉族主义叙事留下的痕迹。他可能已经开始怀疑过去，却还没有完全拆除那套思想框架。一个人离开一个组织，并不意味着那个组织已经离开他的头脑。
但这不妨碍我高度评价他已经做出的行动。
对一个长期在新疆公安系统工作、接受中共政治教育的人来说，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从来不是一个普通的海外组织。在中共的宣传中，世维会长期被描绘成“分裂”“极端”甚至“恐怖”的敌对力量。维吾尔人的反抗被解释成国家安全威胁，海外维吾尔组织则被塑造成必须警惕和打击的对象。
张亚博最终却走向了世维会。
他走到了曾经被自己所在系统视为敌人的维吾尔人面前，也一次次走到了公开的镜头前。他必须讲出自己的身份，讲出自己参加过的工作，并面对那些可能因为那套系统而失去亲人、自由和正常生活的人。他跨过了过去多年政治教育为他划下的敌我边界。他开始承认，那些曾被当成“重点人员”“管理对象”和“风险群体”的人，首先是有家庭、有尊严、有恐惧和痛苦的人。他也许还没有完全理解自己参与了什么，甚至还不能充分理解自己的讲述意味着什么，但他在行动上，已经完成了对那套机器最决绝的背离。
有些人能够谈论很多道理，却永远不会跨出一步。张亚博的认识仍有局限，行动却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位置。对他个人而言，走向世维会、走向镜头，是一次极其重大的跨越，也是一件应当得到充分肯定的事情。
肯定这一点，并不等于取消对过去行为的追问。一个人可以既是执行者，又是体制随时能够牺牲的底层人员；可以既对别人造成过伤害，也在后来遭受那部机器的伤害；可以在某些方面仍然糊涂，同时做出一次重要的自我背叛。
人的真实处境，本来就不会像政治宣传那样简单。
6.离开机器以后，还要重新学会生活
离开一部机器，有时只需要跨出一步。摆脱它留在头脑、习惯和生活中的痕迹，却可能需要很多年。
媒体采访会使张亚博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经历被认真倾听，自己的证词具有公共价值。对于一个长期处于权力底层、很少真正被重视的人来说，这种关注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但媒体的关注不会永远持续。报道结束，镜头离开，舆论热度过去以后，他仍然要面对工作、住房、语言、身份、家庭和日常生活。他还要面对自己过去做过的事情，以及别人将如何看待他。
我对此有一些担忧。
从视频给我的有限印象看，他似乎还没有完全建立起稳定的生活节奏，更多处在一种等待帮助和安排的状态。这个判断可能并不全面，但有一种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人在短时间内被大量关注，突然感到自己前所未有地重要；当关注退去，又重新回到普通、艰难甚至孤独的生活，心理落差可能非常大。
他不能永远依靠“新疆前警察”这个身份生活。这个身份能够使他成为重要证人，却不能自动成为一项长期职业。假如他今后的生活只能依赖一次次讲述过去，依赖媒体、人权组织或者庇护程序对其身份的需要，他就很难真正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
一个人需要劳动、收入、朋友、家庭责任，也需要对明天有一些普通的计划。
我来到美国以后，也经历了身份上的巨大变化。过去的职务、级别和社会关系在这里都失去了作用，我必须重新进入具体的劳动生活，靠自己的双手工作养家。最初，我从最普通的Uber送餐做起，后来开始经营餐馆。每天都非常辛苦，很多时候几乎到了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
但这种辛苦与过去不同。过去看似体面，人的思想和命运却被组织牢牢控制；今天虽然劳累，每一份收入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每一天的生活也由自己选择。正是这种重新掌握生活的感觉，让我体会到一种获得自由后的新生。身体疲惫，内心却是踏实、感恩和快乐的。
工作虽然不能自动治愈过去，也不能回答所有政治和道德问题，但它能够给生活以秩序。一个人不再只以“前官员”“揭露者”或者“受访者”的身份存在，而是重新成为一个承担责任的普通劳动者。
张亚博今后也需要找到这样的支点。他过去的职业经验高度依附于中共公安系统，来到另一个社会以后，许多经验无法直接转化为正常职业。他需要学习语言，建立新的职业能力，也需要适应一个不再依靠警衔、单位和组织关系确认个人价值的社会。
真正帮助他，不只是继续采访他、传播他的证词，还应当帮助他建立稳定的工作能力、正常的人际关系和长期的生活安排。
7.我们都必须面对自己的责任
我与张亚博之间，没有谁比谁更勇敢和高尚。
我只不过较早看清了中共的性质，也见过政策叙事如何形成。但我同样在那套体制中生活多年，熟悉它的规则，也曾利用自己的能力在其中顺利前行。看清一套制度，并不等于从未参与它，所以从一开始我承认自己有罪。
我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既然我早就知道它是什么，为什么还在其中工作了那么久？我曾经在多大程度上适应它，享受它，又在什么时刻决定不再与它合作？
张亚博面对的是另一组问题。他长期处于执行端，在命令和纪律中理解世界。直到自己也成为体制的牺牲品，他仍然没有完全理解自己曾经参与的那场灾难。但他已经开始讲述，也已经走向了过去被视为敌人的人。
理解一个人的局限，并不意味着为他免责；承认一个人的行动，也不意味着把他塑造成英雄。我们都必须对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只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并不相同。
8.离开之后，才真正开始
我和张亚博都离开了那部机器。
离开体制，并不是故事的结尾。对我来说，离开以后仍要继续检视自己，讲出我所知道的政策形成过程，也要靠劳动承担家庭生活。对张亚博来说，公开讲述只是第一步。他还需要继续理解过去，面对责任，并为自己和家人建立一种不依附于原体制、也不依附于媒体关注的新生活。
我们所能做的，是把自己看到的那部机器拆开来，给更多人看。让人们知道，一句投机的意见怎样变成庄严的政策，一个模糊的概念怎样变成基层的名单，一项命令又怎样借普通人的手，伤害另一些普通人。
也让人们知道，那部机器并不是由抽象的钢铁构成的。它由领导的欲望、干部的投机、执行者的服从和普通人的沉默共同运转。每一个位置上的人，都可能伤害别人，也都可能在某一天被它抛弃。
走出机器，只是身体离开了原来的位置。真正的离开，是不再用它提供的语言解释世界，不再依靠它授予的身份确认自己，也不再把责任推给命令和时代。
这条路，才刚刚开始。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机器内外的反思与重生：从极权体制螺丝钉到觉醒发声的心路历程
摘要：
一个曾深嵌在国家统战与意识形态管理机器中的个体，是如何在日复一日的审查与扭曲中觉醒的？作者回顾自己在权力机器内部由麻木到挣扎、最终决意脱离体制并公开记录历史的心路历程，展现良知未泯的个体在极权重压下的精神救赎与信仰重生。
袁莉采访张亚博的视频一发出来，我第一时间看完了。
张亚博曾是新疆的一名基层民警。在镜头前，他讲述自己参与过的工作，讲述那套监控、拘禁和强制执行的体系，也讲述自己后来怎样离开中国，于我，那是一种骨子里的熟悉。
我也在那部机器里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不同的是，他在权力链条的末端，把上级制定的政策变成一个个具体行动；我曾处在体制的中间层，接触政策叙事、汇报材料和治理规则的形成过程。
我看到一些概念怎样被提出，怎样写进材料，怎样得到上级认可，最后变成基层必须执行的命令。他接触到这些东西时，它们已经盖上公章，写进文件，附带着纪律、考核和惩罚。
我们都离开了那部机器，但我们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离开的。
一个人为什么能够较早看清体制，另一个人为什么直到成为它的牺牲品之后，仍然不理解自己曾经参与了什么？这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谁更聪明，谁更善良，或者谁更勇敢。一个人早年接受过什么教育，在体制中处于什么位置，是否拥有体制之外的价值判断，与真正的权力相距多远，都会决定他能够看见什么，又会把什么当成理所当然。
1.我较早知道罪恶从哪里来
我对中共的认识，并不是来到美国以后才发生变化的。
高中时期，我的那些曾经参与过89运动的老师，就向我讲过课本之外的中国。他们让我知道，官方讲述的历史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政治课本里的正义，也不一定是现实中的正义。一个政权最擅长的事情之一，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包装成国家利益，再把服从它解释成道德。
伊斯兰信仰又给了我另一套理解世界的尺度。人的尊严、善恶、责任和最终的审判，并不由一个政党规定。权力可以决定谁能够升迁，谁会被处罚，什么话可以公开讲，却不能因为掌握了惩罚工具，就把恶变成善，把谎言变成真理。
我也是一名少数民族干部。民族宗教政策对我而言，从来不是纸面上的抽象概念。它会落到清真寺、家庭、饮食、教育和人的尊严上。我既属于管理系统，也属于可能被管理、被怀疑和被伤害的群体。我明白那些政策最后会落到谁身上，也大致知道罪恶从哪里长出来。
这种认识并没有让我天然站在体制之外。相反，我后来进入了体制，也曾经享受过体制带来的职位、收入、人脉和某种社会优越感。但在我的思想深处，始终存在一个不完全服从它的判断标准。这使我能够使用它的语言，却不完全相信它的语言。
2.我懂得怎样在体制内顺风顺水
从乡镇走出来以后，我的晋升之路总体上很顺利。我没有遭遇严重的职场欺凌。可能有人对我有过敌意，也可能有人试图设置障碍，但我平时人缘不错，许多矛盾尚未真正形成，就被化解在无形之中。
更重要的是，乡镇工作的经历很早就让我看懂了中共体制内的运行规则。
乡镇是理解中国官场最基础也是最简明的学校。文件写的是什么，会议上讲的是什么，领导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往往并不是一回事。一个干部不能只听语言，还要判断语气；不能只看制度，还要看谁掌握资源，谁决定考核，谁能够影响自己的去留。
我逐渐练就了揣摩领导喜好的能力。一个领导喜欢什么样的汇报方式，想要什么样的政绩，害怕出现什么风险，希望下属替他把事情做到哪一步，我通常能够较快判断出来。我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表现，什么时候应该沉默；知道哪些事情需要主动向前，哪些责任必须保持距离。在中共体制内，揣摩领导并不只是个人性格问题，它几乎是一种职业技能。正式制度只是表面秩序，真正决定干部命运的，是权力如何流动，是领导的意图怎样被下级理解和放大。我懂得这套规则，因此在体制内大多时候能够顺风顺水。
我后来公开反对中共，并不是因为不懂官场，也不是因为仕途失败，更不是一个遭受排挤的人对原单位的报复。恰好相反，我知道怎样在里面生存，也有能力继续生存下去。我能够在体制内顺利前行，不能证明体制公平，只能说明我比很多人更早学会了怎样适应它。而正因为我懂得怎样适应，我也更清楚这套制度奖励什么样的人。它奖励迎合，奖励政治敏锐，奖励提前猜出上级意图；它也奖励那些能够把领导含糊的暗示，变成更严厉、更具体政策的人。
3.我看见规则怎样生长，他只看见规则落地
我所在的位置，不是最高决策层，却是许多政策叙事、汇报材料和治理方案不断生成的中间地带。
一项后来影响无数人的政策，最初可能只是某个干部在材料中提出的一句话。它可能来自真实的判断，也可能来自政治投机。有的人希望表现自己看得远，有的人希望为本部门争取更多权力，有的人只是想制造一项能够得到领导关注的工作成绩。一句话被写进汇报，经过层层提炼，变成一个新概念；新概念被上级接受以后，各地便被要求查找问题、制定方案、开展整改。最后，它会变成责任书、检查表、人员名单、整改时限和处罚依据。
我亲眼看过一些政策语言怎样生长。就像“去中国化”“三化两热”之类的概念，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客观真理。它们是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机关中提出和塑造的。地方向中央上报所谓问题，中央接受这种问题框架，再要求各地拿出整改方案。甘肃、宁夏率先提出从清真寺外观改造入手，地方经验又被转化为更大范围的政治任务。
我知道这些概念出生时是什么样子，也知道提出它们的人未必相信自己写下的每一句话。有时候，政策背后并没有多么深奥的理论，只是一个干部想得到赏识，一个部门想扩大管辖范围，或者某一级领导希望找到可以展示的政绩。但经过公文系统的包装以后，偶然的意见便获得了不容质疑的政治权威。那些宏大的语言对我失去了欺骗性，因为我曾亲眼目睹它们如何在公文的流转中被制造出来。
张亚博处在另一端。他接触到的，不是概念形成时的犹疑、投机和争论，而是已经完成政治包装的命令。要求监控，他就要监控；要求排查，他就要排查；要求把某些正常宗教活动认定为风险，他面对的就是表格、名单和必须完成的指标。
我看见谎言怎样变成政策，他看见政策怎样要求自己行动。这并不能免除执行者的责任。命令最终仍然需要通过具体的人，才会落到另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职位低微不能使伤害消失，“我只是执行命令”也不能成为永久的免责理由。
但要理解张亚博，就必须理解权力链条对人的遮蔽。在最末端的人，往往看不到命令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他会以为上面掌握了自己不知道的全局，以为政策经过了严密论证，以为那些庄严的词语背后存在某种更高的智慧。即使后来他自己也被这部机器抛弃，他首先感受到的，仍然可能只是个人命运的不公，而不是整套制度如何制造了他曾经参与的灾难。一个人成为体制的牺牲品，并不会自动理解其他受害者。疼痛可以使人醒来，但疼痛不能代替思想上的清理。
4.权力距离越远，权力的光环反而越亮
我在体制内工作二十多年，见过不同层级的领导，也见过他们在正式身份之外的真实面目。
他们在主席台上讲纪律、廉洁、忠诚和人民，私下却可能贪婪、荒淫、无耻、怯懦。他们并不比普通人更有智慧，也没有与权力相匹配的道德。很多人只是更善于迎合上级、争夺位置和支配下属。当这些人一次次在我面前暴露真实面目以后，“领导”这个身份在我眼中便彻底祛魅了。职位高，不意味着判断正确。命令来自上级，也不意味着命令具有道德。许多看上去威严无比的人，脱离了职务和秘书安排，甚至连普通人的生活能力都未必具备。
张亚博与真正的权力相距太远。他日常接触的，主要是比自己高一级的领导和必须服从的纪律。更高层的权力只存在于电视、文件、会议传达和组织宣传中。他看不到那些人的庸俗、欲望和恐惧，只能看到级别、警衔、主席台和不可违抗的命令。距离遮住了权力的丑陋，级别反而增加了权力的光环。
对基层执行者来说，政策仿佛来自一个全知全能的中心。他不知道上面同样充满了投机、争斗、无知和推卸责任。看不到命令制造者的真实面目，服从就容易被误认为唯一合理的选择。
5.走向世维会，是他生命中的巨大跨越
张亚博目前对自己曾经参与的事情，未必已经有了完整认识。从他的表达中，仍然可以看到中共长期灌输的大汉族主义叙事留下的痕迹。他可能已经开始怀疑过去，却还没有完全拆除那套思想框架。一个人离开一个组织，并不意味着那个组织已经离开他的头脑。
但这不妨碍我高度评价他已经做出的行动。
对一个长期在新疆公安系统工作、接受中共政治教育的人来说，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从来不是一个普通的海外组织。在中共的宣传中，世维会长期被描绘成“分裂”“极端”甚至“恐怖”的敌对力量。维吾尔人的反抗被解释成国家安全威胁，海外维吾尔组织则被塑造成必须警惕和打击的对象。
张亚博最终却走向了世维会。
他走到了曾经被自己所在系统视为敌人的维吾尔人面前，也一次次走到了公开的镜头前。他必须讲出自己的身份，讲出自己参加过的工作，并面对那些可能因为那套系统而失去亲人、自由和正常生活的人。他跨过了过去多年政治教育为他划下的敌我边界。他开始承认，那些曾被当成“重点人员”“管理对象”和“风险群体”的人，首先是有家庭、有尊严、有恐惧和痛苦的人。他也许还没有完全理解自己参与了什么，甚至还不能充分理解自己的讲述意味着什么，但他在行动上，已经完成了对那套机器最决绝的背离。
有些人能够谈论很多道理，却永远不会跨出一步。张亚博的认识仍有局限，行动却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位置。对他个人而言，走向世维会、走向镜头，是一次极其重大的跨越，也是一件应当得到充分肯定的事情。
肯定这一点，并不等于取消对过去行为的追问。一个人可以既是执行者，又是体制随时能够牺牲的底层人员；可以既对别人造成过伤害，也在后来遭受那部机器的伤害；可以在某些方面仍然糊涂，同时做出一次重要的自我背叛。
人的真实处境，本来就不会像政治宣传那样简单。
6.离开机器以后，还要重新学会生活
离开一部机器，有时只需要跨出一步。摆脱它留在头脑、习惯和生活中的痕迹，却可能需要很多年。
媒体采访会使张亚博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经历被认真倾听，自己的证词具有公共价值。对于一个长期处于权力底层、很少真正被重视的人来说，这种关注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但媒体的关注不会永远持续。报道结束，镜头离开，舆论热度过去以后，他仍然要面对工作、住房、语言、身份、家庭和日常生活。他还要面对自己过去做过的事情，以及别人将如何看待他。
我对此有一些担忧。
从视频给我的有限印象看，他似乎还没有完全建立起稳定的生活节奏，更多处在一种等待帮助和安排的状态。这个判断可能并不全面，但有一种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人在短时间内被大量关注，突然感到自己前所未有地重要；当关注退去，又重新回到普通、艰难甚至孤独的生活，心理落差可能非常大。
他不能永远依靠“新疆前警察”这个身份生活。这个身份能够使他成为重要证人，却不能自动成为一项长期职业。假如他今后的生活只能依赖一次次讲述过去，依赖媒体、人权组织或者庇护程序对其身份的需要，他就很难真正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
一个人需要劳动、收入、朋友、家庭责任，也需要对明天有一些普通的计划。
我来到美国以后，也经历了身份上的巨大变化。过去的职务、级别和社会关系在这里都失去了作用，我必须重新进入具体的劳动生活，靠自己的双手工作养家。最初，我从最普通的Uber送餐做起，后来开始经营餐馆。每天都非常辛苦，很多时候几乎到了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
但这种辛苦与过去不同。过去看似体面，人的思想和命运却被组织牢牢控制；今天虽然劳累，每一份收入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每一天的生活也由自己选择。正是这种重新掌握生活的感觉，让我体会到一种获得自由后的新生。身体疲惫，内心却是踏实、感恩和快乐的。
工作虽然不能自动治愈过去，也不能回答所有政治和道德问题，但它能够给生活以秩序。一个人不再只以“前官员”“揭露者”或者“受访者”的身份存在，而是重新成为一个承担责任的普通劳动者。
张亚博今后也需要找到这样的支点。他过去的职业经验高度依附于中共公安系统，来到另一个社会以后，许多经验无法直接转化为正常职业。他需要学习语言，建立新的职业能力，也需要适应一个不再依靠警衔、单位和组织关系确认个人价值的社会。
真正帮助他，不只是继续采访他、传播他的证词，还应当帮助他建立稳定的工作能力、正常的人际关系和长期的生活安排。
7.我们都必须面对自己的责任
我与张亚博之间，没有谁比谁更勇敢和高尚。
我只不过较早看清了中共的性质，也见过政策叙事如何形成。但我同样在那套体制中生活多年，熟悉它的规则，也曾利用自己的能力在其中顺利前行。看清一套制度，并不等于从未参与它，所以从一开始我承认自己有罪。
我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既然我早就知道它是什么，为什么还在其中工作了那么久？我曾经在多大程度上适应它，享受它，又在什么时刻决定不再与它合作？
张亚博面对的是另一组问题。他长期处于执行端，在命令和纪律中理解世界。直到自己也成为体制的牺牲品，他仍然没有完全理解自己曾经参与的那场灾难。但他已经开始讲述，也已经走向了过去被视为敌人的人。
理解一个人的局限，并不意味着为他免责；承认一个人的行动，也不意味着把他塑造成英雄。我们都必须对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只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并不相同。
8.离开之后，才真正开始
我和张亚博都离开了那部机器。
离开体制，并不是故事的结尾。对我来说，离开以后仍要继续检视自己，讲出我所知道的政策形成过程，也要靠劳动承担家庭生活。对张亚博来说，公开讲述只是第一步。他还需要继续理解过去，面对责任，并为自己和家人建立一种不依附于原体制、也不依附于媒体关注的新生活。
我们所能做的，是把自己看到的那部机器拆开来，给更多人看。让人们知道，一句投机的意见怎样变成庄严的政策，一个模糊的概念怎样变成基层的名单，一项命令又怎样借普通人的手，伤害另一些普通人。
也让人们知道，那部机器并不是由抽象的钢铁构成的。它由领导的欲望、干部的投机、执行者的服从和普通人的沉默共同运转。每一个位置上的人，都可能伤害别人，也都可能在某一天被它抛弃。
走出机器，只是身体离开了原来的位置。真正的离开，是不再用它提供的语言解释世界，不再依靠它授予的身份确认自己，也不再把责任推给命令和时代。
这条路，才刚刚开始。 查看全部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机器内外的反思与重生：从极权体制螺丝钉到觉醒发声的心路历程
摘要：
一个曾深嵌在国家统战与意识形态管理机器中的个体，是如何在日复一日的审查与扭曲中觉醒的？作者回顾自己在权力机器内部由麻木到挣扎、最终决意脱离体制并公开记录历史的心路历程，展现良知未泯的个体在极权重压下的精神救赎与信仰重生。
袁莉采访张亚博的视频一发出来，我第一时间看完了。
张亚博曾是新疆的一名基层民警。在镜头前，他讲述自己参与过的工作，讲述那套监控、拘禁和强制执行的体系，也讲述自己后来怎样离开中国，于我，那是一种骨子里的熟悉。
我也在那部机器里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不同的是，他在权力链条的末端，把上级制定的政策变成一个个具体行动；我曾处在体制的中间层，接触政策叙事、汇报材料和治理规则的形成过程。
我看到一些概念怎样被提出，怎样写进材料，怎样得到上级认可，最后变成基层必须执行的命令。他接触到这些东西时，它们已经盖上公章，写进文件，附带着纪律、考核和惩罚。
我们都离开了那部机器，但我们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离开的。
一个人为什么能够较早看清体制，另一个人为什么直到成为它的牺牲品之后，仍然不理解自己曾经参与了什么？这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谁更聪明，谁更善良，或者谁更勇敢。一个人早年接受过什么教育，在体制中处于什么位置，是否拥有体制之外的价值判断，与真正的权力相距多远，都会决定他能够看见什么，又会把什么当成理所当然。
1.我较早知道罪恶从哪里来
我对中共的认识，并不是来到美国以后才发生变化的。
高中时期，我的那些曾经参与过89运动的老师，就向我讲过课本之外的中国。他们让我知道，官方讲述的历史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政治课本里的正义，也不一定是现实中的正义。一个政权最擅长的事情之一，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包装成国家利益，再把服从它解释成道德。
伊斯兰信仰又给了我另一套理解世界的尺度。人的尊严、善恶、责任和最终的审判，并不由一个政党规定。权力可以决定谁能够升迁，谁会被处罚，什么话可以公开讲，却不能因为掌握了惩罚工具，就把恶变成善，把谎言变成真理。
我也是一名少数民族干部。民族宗教政策对我而言，从来不是纸面上的抽象概念。它会落到清真寺、家庭、饮食、教育和人的尊严上。我既属于管理系统，也属于可能被管理、被怀疑和被伤害的群体。我明白那些政策最后会落到谁身上，也大致知道罪恶从哪里长出来。
这种认识并没有让我天然站在体制之外。相反，我后来进入了体制，也曾经享受过体制带来的职位、收入、人脉和某种社会优越感。但在我的思想深处，始终存在一个不完全服从它的判断标准。这使我能够使用它的语言，却不完全相信它的语言。
2.我懂得怎样在体制内顺风顺水
从乡镇走出来以后，我的晋升之路总体上很顺利。我没有遭遇严重的职场欺凌。可能有人对我有过敌意，也可能有人试图设置障碍，但我平时人缘不错，许多矛盾尚未真正形成，就被化解在无形之中。
更重要的是，乡镇工作的经历很早就让我看懂了中共体制内的运行规则。
乡镇是理解中国官场最基础也是最简明的学校。文件写的是什么，会议上讲的是什么，领导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往往并不是一回事。一个干部不能只听语言，还要判断语气；不能只看制度，还要看谁掌握资源，谁决定考核，谁能够影响自己的去留。
我逐渐练就了揣摩领导喜好的能力。一个领导喜欢什么样的汇报方式，想要什么样的政绩，害怕出现什么风险，希望下属替他把事情做到哪一步，我通常能够较快判断出来。我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表现，什么时候应该沉默；知道哪些事情需要主动向前，哪些责任必须保持距离。在中共体制内，揣摩领导并不只是个人性格问题，它几乎是一种职业技能。正式制度只是表面秩序，真正决定干部命运的，是权力如何流动，是领导的意图怎样被下级理解和放大。我懂得这套规则，因此在体制内大多时候能够顺风顺水。
我后来公开反对中共，并不是因为不懂官场，也不是因为仕途失败，更不是一个遭受排挤的人对原单位的报复。恰好相反，我知道怎样在里面生存，也有能力继续生存下去。我能够在体制内顺利前行，不能证明体制公平，只能说明我比很多人更早学会了怎样适应它。而正因为我懂得怎样适应，我也更清楚这套制度奖励什么样的人。它奖励迎合，奖励政治敏锐，奖励提前猜出上级意图；它也奖励那些能够把领导含糊的暗示，变成更严厉、更具体政策的人。
3.我看见规则怎样生长，他只看见规则落地
我所在的位置，不是最高决策层，却是许多政策叙事、汇报材料和治理方案不断生成的中间地带。
一项后来影响无数人的政策，最初可能只是某个干部在材料中提出的一句话。它可能来自真实的判断，也可能来自政治投机。有的人希望表现自己看得远，有的人希望为本部门争取更多权力，有的人只是想制造一项能够得到领导关注的工作成绩。一句话被写进汇报，经过层层提炼，变成一个新概念；新概念被上级接受以后，各地便被要求查找问题、制定方案、开展整改。最后，它会变成责任书、检查表、人员名单、整改时限和处罚依据。
我亲眼看过一些政策语言怎样生长。就像“去中国化”“三化两热”之类的概念，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客观真理。它们是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机关中提出和塑造的。地方向中央上报所谓问题，中央接受这种问题框架，再要求各地拿出整改方案。甘肃、宁夏率先提出从清真寺外观改造入手，地方经验又被转化为更大范围的政治任务。
我知道这些概念出生时是什么样子，也知道提出它们的人未必相信自己写下的每一句话。有时候，政策背后并没有多么深奥的理论，只是一个干部想得到赏识，一个部门想扩大管辖范围，或者某一级领导希望找到可以展示的政绩。但经过公文系统的包装以后，偶然的意见便获得了不容质疑的政治权威。那些宏大的语言对我失去了欺骗性，因为我曾亲眼目睹它们如何在公文的流转中被制造出来。
张亚博处在另一端。他接触到的，不是概念形成时的犹疑、投机和争论，而是已经完成政治包装的命令。要求监控，他就要监控；要求排查，他就要排查；要求把某些正常宗教活动认定为风险，他面对的就是表格、名单和必须完成的指标。
我看见谎言怎样变成政策，他看见政策怎样要求自己行动。这并不能免除执行者的责任。命令最终仍然需要通过具体的人，才会落到另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职位低微不能使伤害消失，“我只是执行命令”也不能成为永久的免责理由。
但要理解张亚博，就必须理解权力链条对人的遮蔽。在最末端的人，往往看不到命令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他会以为上面掌握了自己不知道的全局，以为政策经过了严密论证，以为那些庄严的词语背后存在某种更高的智慧。即使后来他自己也被这部机器抛弃，他首先感受到的，仍然可能只是个人命运的不公，而不是整套制度如何制造了他曾经参与的灾难。一个人成为体制的牺牲品，并不会自动理解其他受害者。疼痛可以使人醒来，但疼痛不能代替思想上的清理。
4.权力距离越远，权力的光环反而越亮
我在体制内工作二十多年，见过不同层级的领导，也见过他们在正式身份之外的真实面目。
他们在主席台上讲纪律、廉洁、忠诚和人民，私下却可能贪婪、荒淫、无耻、怯懦。他们并不比普通人更有智慧，也没有与权力相匹配的道德。很多人只是更善于迎合上级、争夺位置和支配下属。当这些人一次次在我面前暴露真实面目以后，“领导”这个身份在我眼中便彻底祛魅了。职位高，不意味着判断正确。命令来自上级，也不意味着命令具有道德。许多看上去威严无比的人，脱离了职务和秘书安排，甚至连普通人的生活能力都未必具备。
张亚博与真正的权力相距太远。他日常接触的，主要是比自己高一级的领导和必须服从的纪律。更高层的权力只存在于电视、文件、会议传达和组织宣传中。他看不到那些人的庸俗、欲望和恐惧，只能看到级别、警衔、主席台和不可违抗的命令。距离遮住了权力的丑陋，级别反而增加了权力的光环。
对基层执行者来说，政策仿佛来自一个全知全能的中心。他不知道上面同样充满了投机、争斗、无知和推卸责任。看不到命令制造者的真实面目，服从就容易被误认为唯一合理的选择。
5.走向世维会，是他生命中的巨大跨越
张亚博目前对自己曾经参与的事情，未必已经有了完整认识。从他的表达中，仍然可以看到中共长期灌输的大汉族主义叙事留下的痕迹。他可能已经开始怀疑过去，却还没有完全拆除那套思想框架。一个人离开一个组织，并不意味着那个组织已经离开他的头脑。
但这不妨碍我高度评价他已经做出的行动。
对一个长期在新疆公安系统工作、接受中共政治教育的人来说，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从来不是一个普通的海外组织。在中共的宣传中，世维会长期被描绘成“分裂”“极端”甚至“恐怖”的敌对力量。维吾尔人的反抗被解释成国家安全威胁，海外维吾尔组织则被塑造成必须警惕和打击的对象。
张亚博最终却走向了世维会。
他走到了曾经被自己所在系统视为敌人的维吾尔人面前，也一次次走到了公开的镜头前。他必须讲出自己的身份，讲出自己参加过的工作，并面对那些可能因为那套系统而失去亲人、自由和正常生活的人。他跨过了过去多年政治教育为他划下的敌我边界。他开始承认，那些曾被当成“重点人员”“管理对象”和“风险群体”的人，首先是有家庭、有尊严、有恐惧和痛苦的人。他也许还没有完全理解自己参与了什么，甚至还不能充分理解自己的讲述意味着什么，但他在行动上，已经完成了对那套机器最决绝的背离。
有些人能够谈论很多道理，却永远不会跨出一步。张亚博的认识仍有局限，行动却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位置。对他个人而言，走向世维会、走向镜头，是一次极其重大的跨越，也是一件应当得到充分肯定的事情。
肯定这一点，并不等于取消对过去行为的追问。一个人可以既是执行者，又是体制随时能够牺牲的底层人员；可以既对别人造成过伤害，也在后来遭受那部机器的伤害；可以在某些方面仍然糊涂，同时做出一次重要的自我背叛。
人的真实处境，本来就不会像政治宣传那样简单。
6.离开机器以后，还要重新学会生活
离开一部机器，有时只需要跨出一步。摆脱它留在头脑、习惯和生活中的痕迹，却可能需要很多年。
媒体采访会使张亚博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经历被认真倾听，自己的证词具有公共价值。对于一个长期处于权力底层、很少真正被重视的人来说，这种关注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但媒体的关注不会永远持续。报道结束，镜头离开，舆论热度过去以后，他仍然要面对工作、住房、语言、身份、家庭和日常生活。他还要面对自己过去做过的事情，以及别人将如何看待他。
我对此有一些担忧。
从视频给我的有限印象看，他似乎还没有完全建立起稳定的生活节奏，更多处在一种等待帮助和安排的状态。这个判断可能并不全面，但有一种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人在短时间内被大量关注，突然感到自己前所未有地重要；当关注退去，又重新回到普通、艰难甚至孤独的生活，心理落差可能非常大。
他不能永远依靠“新疆前警察”这个身份生活。这个身份能够使他成为重要证人，却不能自动成为一项长期职业。假如他今后的生活只能依赖一次次讲述过去，依赖媒体、人权组织或者庇护程序对其身份的需要，他就很难真正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
一个人需要劳动、收入、朋友、家庭责任，也需要对明天有一些普通的计划。
我来到美国以后，也经历了身份上的巨大变化。过去的职务、级别和社会关系在这里都失去了作用，我必须重新进入具体的劳动生活，靠自己的双手工作养家。最初，我从最普通的Uber送餐做起，后来开始经营餐馆。每天都非常辛苦，很多时候几乎到了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
但这种辛苦与过去不同。过去看似体面，人的思想和命运却被组织牢牢控制；今天虽然劳累，每一份收入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每一天的生活也由自己选择。正是这种重新掌握生活的感觉，让我体会到一种获得自由后的新生。身体疲惫，内心却是踏实、感恩和快乐的。
工作虽然不能自动治愈过去，也不能回答所有政治和道德问题，但它能够给生活以秩序。一个人不再只以“前官员”“揭露者”或者“受访者”的身份存在，而是重新成为一个承担责任的普通劳动者。
张亚博今后也需要找到这样的支点。他过去的职业经验高度依附于中共公安系统，来到另一个社会以后，许多经验无法直接转化为正常职业。他需要学习语言，建立新的职业能力，也需要适应一个不再依靠警衔、单位和组织关系确认个人价值的社会。
真正帮助他，不只是继续采访他、传播他的证词，还应当帮助他建立稳定的工作能力、正常的人际关系和长期的生活安排。
7.我们都必须面对自己的责任
我与张亚博之间，没有谁比谁更勇敢和高尚。
我只不过较早看清了中共的性质，也见过政策叙事如何形成。但我同样在那套体制中生活多年，熟悉它的规则，也曾利用自己的能力在其中顺利前行。看清一套制度，并不等于从未参与它，所以从一开始我承认自己有罪。
我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既然我早就知道它是什么，为什么还在其中工作了那么久？我曾经在多大程度上适应它，享受它，又在什么时刻决定不再与它合作？
张亚博面对的是另一组问题。他长期处于执行端，在命令和纪律中理解世界。直到自己也成为体制的牺牲品，他仍然没有完全理解自己曾经参与的那场灾难。但他已经开始讲述，也已经走向了过去被视为敌人的人。
理解一个人的局限，并不意味着为他免责；承认一个人的行动，也不意味着把他塑造成英雄。我们都必须对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只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并不相同。
8.离开之后，才真正开始
我和张亚博都离开了那部机器。
离开体制，并不是故事的结尾。对我来说，离开以后仍要继续检视自己，讲出我所知道的政策形成过程，也要靠劳动承担家庭生活。对张亚博来说，公开讲述只是第一步。他还需要继续理解过去，面对责任，并为自己和家人建立一种不依附于原体制、也不依附于媒体关注的新生活。
我们所能做的，是把自己看到的那部机器拆开来，给更多人看。让人们知道，一句投机的意见怎样变成庄严的政策，一个模糊的概念怎样变成基层的名单，一项命令又怎样借普通人的手，伤害另一些普通人。
也让人们知道，那部机器并不是由抽象的钢铁构成的。它由领导的欲望、干部的投机、执行者的服从和普通人的沉默共同运转。每一个位置上的人，都可能伤害别人，也都可能在某一天被它抛弃。
走出机器，只是身体离开了原来的位置。真正的离开，是不再用它提供的语言解释世界，不再依靠它授予的身份确认自己，也不再把责任推给命令和时代。
这条路，才刚刚开始。
作者：马瑞林
机器内外的反思与重生：从极权体制螺丝钉到觉醒发声的心路历程
摘要：
一个曾深嵌在国家统战与意识形态管理机器中的个体，是如何在日复一日的审查与扭曲中觉醒的？作者回顾自己在权力机器内部由麻木到挣扎、最终决意脱离体制并公开记录历史的心路历程，展现良知未泯的个体在极权重压下的精神救赎与信仰重生。
袁莉采访张亚博的视频一发出来，我第一时间看完了。
张亚博曾是新疆的一名基层民警。在镜头前，他讲述自己参与过的工作，讲述那套监控、拘禁和强制执行的体系，也讲述自己后来怎样离开中国，于我，那是一种骨子里的熟悉。
我也在那部机器里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不同的是，他在权力链条的末端，把上级制定的政策变成一个个具体行动；我曾处在体制的中间层，接触政策叙事、汇报材料和治理规则的形成过程。
我看到一些概念怎样被提出，怎样写进材料，怎样得到上级认可，最后变成基层必须执行的命令。他接触到这些东西时，它们已经盖上公章，写进文件，附带着纪律、考核和惩罚。
我们都离开了那部机器，但我们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离开的。
一个人为什么能够较早看清体制，另一个人为什么直到成为它的牺牲品之后，仍然不理解自己曾经参与了什么？这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谁更聪明，谁更善良，或者谁更勇敢。一个人早年接受过什么教育，在体制中处于什么位置，是否拥有体制之外的价值判断，与真正的权力相距多远，都会决定他能够看见什么，又会把什么当成理所当然。
1.我较早知道罪恶从哪里来
我对中共的认识，并不是来到美国以后才发生变化的。
高中时期，我的那些曾经参与过89运动的老师，就向我讲过课本之外的中国。他们让我知道，官方讲述的历史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政治课本里的正义，也不一定是现实中的正义。一个政权最擅长的事情之一，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包装成国家利益，再把服从它解释成道德。
伊斯兰信仰又给了我另一套理解世界的尺度。人的尊严、善恶、责任和最终的审判，并不由一个政党规定。权力可以决定谁能够升迁，谁会被处罚，什么话可以公开讲，却不能因为掌握了惩罚工具，就把恶变成善，把谎言变成真理。
我也是一名少数民族干部。民族宗教政策对我而言，从来不是纸面上的抽象概念。它会落到清真寺、家庭、饮食、教育和人的尊严上。我既属于管理系统，也属于可能被管理、被怀疑和被伤害的群体。我明白那些政策最后会落到谁身上，也大致知道罪恶从哪里长出来。
这种认识并没有让我天然站在体制之外。相反，我后来进入了体制，也曾经享受过体制带来的职位、收入、人脉和某种社会优越感。但在我的思想深处，始终存在一个不完全服从它的判断标准。这使我能够使用它的语言，却不完全相信它的语言。
2.我懂得怎样在体制内顺风顺水
从乡镇走出来以后，我的晋升之路总体上很顺利。我没有遭遇严重的职场欺凌。可能有人对我有过敌意，也可能有人试图设置障碍，但我平时人缘不错，许多矛盾尚未真正形成，就被化解在无形之中。
更重要的是，乡镇工作的经历很早就让我看懂了中共体制内的运行规则。
乡镇是理解中国官场最基础也是最简明的学校。文件写的是什么，会议上讲的是什么，领导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往往并不是一回事。一个干部不能只听语言，还要判断语气；不能只看制度，还要看谁掌握资源，谁决定考核，谁能够影响自己的去留。
我逐渐练就了揣摩领导喜好的能力。一个领导喜欢什么样的汇报方式，想要什么样的政绩，害怕出现什么风险，希望下属替他把事情做到哪一步，我通常能够较快判断出来。我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表现，什么时候应该沉默；知道哪些事情需要主动向前，哪些责任必须保持距离。在中共体制内，揣摩领导并不只是个人性格问题，它几乎是一种职业技能。正式制度只是表面秩序，真正决定干部命运的，是权力如何流动，是领导的意图怎样被下级理解和放大。我懂得这套规则，因此在体制内大多时候能够顺风顺水。
我后来公开反对中共，并不是因为不懂官场，也不是因为仕途失败，更不是一个遭受排挤的人对原单位的报复。恰好相反，我知道怎样在里面生存，也有能力继续生存下去。我能够在体制内顺利前行，不能证明体制公平，只能说明我比很多人更早学会了怎样适应它。而正因为我懂得怎样适应，我也更清楚这套制度奖励什么样的人。它奖励迎合，奖励政治敏锐，奖励提前猜出上级意图；它也奖励那些能够把领导含糊的暗示，变成更严厉、更具体政策的人。
3.我看见规则怎样生长，他只看见规则落地
我所在的位置，不是最高决策层，却是许多政策叙事、汇报材料和治理方案不断生成的中间地带。
一项后来影响无数人的政策，最初可能只是某个干部在材料中提出的一句话。它可能来自真实的判断，也可能来自政治投机。有的人希望表现自己看得远，有的人希望为本部门争取更多权力，有的人只是想制造一项能够得到领导关注的工作成绩。一句话被写进汇报，经过层层提炼，变成一个新概念；新概念被上级接受以后，各地便被要求查找问题、制定方案、开展整改。最后，它会变成责任书、检查表、人员名单、整改时限和处罚依据。
我亲眼看过一些政策语言怎样生长。就像“去中国化”“三化两热”之类的概念，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客观真理。它们是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机关中提出和塑造的。地方向中央上报所谓问题，中央接受这种问题框架，再要求各地拿出整改方案。甘肃、宁夏率先提出从清真寺外观改造入手，地方经验又被转化为更大范围的政治任务。
我知道这些概念出生时是什么样子，也知道提出它们的人未必相信自己写下的每一句话。有时候，政策背后并没有多么深奥的理论，只是一个干部想得到赏识，一个部门想扩大管辖范围，或者某一级领导希望找到可以展示的政绩。但经过公文系统的包装以后，偶然的意见便获得了不容质疑的政治权威。那些宏大的语言对我失去了欺骗性，因为我曾亲眼目睹它们如何在公文的流转中被制造出来。
张亚博处在另一端。他接触到的，不是概念形成时的犹疑、投机和争论，而是已经完成政治包装的命令。要求监控，他就要监控；要求排查，他就要排查；要求把某些正常宗教活动认定为风险，他面对的就是表格、名单和必须完成的指标。
我看见谎言怎样变成政策，他看见政策怎样要求自己行动。这并不能免除执行者的责任。命令最终仍然需要通过具体的人，才会落到另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职位低微不能使伤害消失，“我只是执行命令”也不能成为永久的免责理由。
但要理解张亚博，就必须理解权力链条对人的遮蔽。在最末端的人，往往看不到命令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他会以为上面掌握了自己不知道的全局，以为政策经过了严密论证，以为那些庄严的词语背后存在某种更高的智慧。即使后来他自己也被这部机器抛弃，他首先感受到的，仍然可能只是个人命运的不公，而不是整套制度如何制造了他曾经参与的灾难。一个人成为体制的牺牲品，并不会自动理解其他受害者。疼痛可以使人醒来，但疼痛不能代替思想上的清理。
4.权力距离越远，权力的光环反而越亮
我在体制内工作二十多年，见过不同层级的领导，也见过他们在正式身份之外的真实面目。
他们在主席台上讲纪律、廉洁、忠诚和人民，私下却可能贪婪、荒淫、无耻、怯懦。他们并不比普通人更有智慧，也没有与权力相匹配的道德。很多人只是更善于迎合上级、争夺位置和支配下属。当这些人一次次在我面前暴露真实面目以后，“领导”这个身份在我眼中便彻底祛魅了。职位高，不意味着判断正确。命令来自上级，也不意味着命令具有道德。许多看上去威严无比的人，脱离了职务和秘书安排，甚至连普通人的生活能力都未必具备。
张亚博与真正的权力相距太远。他日常接触的，主要是比自己高一级的领导和必须服从的纪律。更高层的权力只存在于电视、文件、会议传达和组织宣传中。他看不到那些人的庸俗、欲望和恐惧，只能看到级别、警衔、主席台和不可违抗的命令。距离遮住了权力的丑陋，级别反而增加了权力的光环。
对基层执行者来说，政策仿佛来自一个全知全能的中心。他不知道上面同样充满了投机、争斗、无知和推卸责任。看不到命令制造者的真实面目，服从就容易被误认为唯一合理的选择。
5.走向世维会，是他生命中的巨大跨越
张亚博目前对自己曾经参与的事情，未必已经有了完整认识。从他的表达中，仍然可以看到中共长期灌输的大汉族主义叙事留下的痕迹。他可能已经开始怀疑过去，却还没有完全拆除那套思想框架。一个人离开一个组织，并不意味着那个组织已经离开他的头脑。
但这不妨碍我高度评价他已经做出的行动。
对一个长期在新疆公安系统工作、接受中共政治教育的人来说，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从来不是一个普通的海外组织。在中共的宣传中，世维会长期被描绘成“分裂”“极端”甚至“恐怖”的敌对力量。维吾尔人的反抗被解释成国家安全威胁，海外维吾尔组织则被塑造成必须警惕和打击的对象。
张亚博最终却走向了世维会。
他走到了曾经被自己所在系统视为敌人的维吾尔人面前，也一次次走到了公开的镜头前。他必须讲出自己的身份，讲出自己参加过的工作，并面对那些可能因为那套系统而失去亲人、自由和正常生活的人。他跨过了过去多年政治教育为他划下的敌我边界。他开始承认，那些曾被当成“重点人员”“管理对象”和“风险群体”的人，首先是有家庭、有尊严、有恐惧和痛苦的人。他也许还没有完全理解自己参与了什么，甚至还不能充分理解自己的讲述意味着什么，但他在行动上，已经完成了对那套机器最决绝的背离。
有些人能够谈论很多道理，却永远不会跨出一步。张亚博的认识仍有局限，行动却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位置。对他个人而言，走向世维会、走向镜头，是一次极其重大的跨越，也是一件应当得到充分肯定的事情。
肯定这一点，并不等于取消对过去行为的追问。一个人可以既是执行者，又是体制随时能够牺牲的底层人员；可以既对别人造成过伤害，也在后来遭受那部机器的伤害；可以在某些方面仍然糊涂，同时做出一次重要的自我背叛。
人的真实处境，本来就不会像政治宣传那样简单。
6.离开机器以后，还要重新学会生活
离开一部机器，有时只需要跨出一步。摆脱它留在头脑、习惯和生活中的痕迹，却可能需要很多年。
媒体采访会使张亚博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经历被认真倾听，自己的证词具有公共价值。对于一个长期处于权力底层、很少真正被重视的人来说，这种关注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但媒体的关注不会永远持续。报道结束，镜头离开，舆论热度过去以后，他仍然要面对工作、住房、语言、身份、家庭和日常生活。他还要面对自己过去做过的事情，以及别人将如何看待他。
我对此有一些担忧。
从视频给我的有限印象看，他似乎还没有完全建立起稳定的生活节奏，更多处在一种等待帮助和安排的状态。这个判断可能并不全面，但有一种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人在短时间内被大量关注，突然感到自己前所未有地重要；当关注退去，又重新回到普通、艰难甚至孤独的生活，心理落差可能非常大。
他不能永远依靠“新疆前警察”这个身份生活。这个身份能够使他成为重要证人，却不能自动成为一项长期职业。假如他今后的生活只能依赖一次次讲述过去，依赖媒体、人权组织或者庇护程序对其身份的需要，他就很难真正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
一个人需要劳动、收入、朋友、家庭责任，也需要对明天有一些普通的计划。
我来到美国以后，也经历了身份上的巨大变化。过去的职务、级别和社会关系在这里都失去了作用，我必须重新进入具体的劳动生活，靠自己的双手工作养家。最初，我从最普通的Uber送餐做起，后来开始经营餐馆。每天都非常辛苦，很多时候几乎到了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
但这种辛苦与过去不同。过去看似体面，人的思想和命运却被组织牢牢控制；今天虽然劳累，每一份收入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每一天的生活也由自己选择。正是这种重新掌握生活的感觉，让我体会到一种获得自由后的新生。身体疲惫，内心却是踏实、感恩和快乐的。
工作虽然不能自动治愈过去，也不能回答所有政治和道德问题，但它能够给生活以秩序。一个人不再只以“前官员”“揭露者”或者“受访者”的身份存在，而是重新成为一个承担责任的普通劳动者。
张亚博今后也需要找到这样的支点。他过去的职业经验高度依附于中共公安系统，来到另一个社会以后，许多经验无法直接转化为正常职业。他需要学习语言，建立新的职业能力，也需要适应一个不再依靠警衔、单位和组织关系确认个人价值的社会。
真正帮助他，不只是继续采访他、传播他的证词，还应当帮助他建立稳定的工作能力、正常的人际关系和长期的生活安排。
7.我们都必须面对自己的责任
我与张亚博之间，没有谁比谁更勇敢和高尚。
我只不过较早看清了中共的性质，也见过政策叙事如何形成。但我同样在那套体制中生活多年，熟悉它的规则，也曾利用自己的能力在其中顺利前行。看清一套制度，并不等于从未参与它，所以从一开始我承认自己有罪。
我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既然我早就知道它是什么，为什么还在其中工作了那么久？我曾经在多大程度上适应它，享受它，又在什么时刻决定不再与它合作？
张亚博面对的是另一组问题。他长期处于执行端，在命令和纪律中理解世界。直到自己也成为体制的牺牲品，他仍然没有完全理解自己曾经参与的那场灾难。但他已经开始讲述，也已经走向了过去被视为敌人的人。
理解一个人的局限，并不意味着为他免责；承认一个人的行动，也不意味着把他塑造成英雄。我们都必须对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只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并不相同。
8.离开之后，才真正开始
我和张亚博都离开了那部机器。
离开体制，并不是故事的结尾。对我来说，离开以后仍要继续检视自己，讲出我所知道的政策形成过程，也要靠劳动承担家庭生活。对张亚博来说，公开讲述只是第一步。他还需要继续理解过去，面对责任，并为自己和家人建立一种不依附于原体制、也不依附于媒体关注的新生活。
我们所能做的，是把自己看到的那部机器拆开来，给更多人看。让人们知道，一句投机的意见怎样变成庄严的政策，一个模糊的概念怎样变成基层的名单，一项命令又怎样借普通人的手，伤害另一些普通人。
也让人们知道，那部机器并不是由抽象的钢铁构成的。它由领导的欲望、干部的投机、执行者的服从和普通人的沉默共同运转。每一个位置上的人，都可能伤害别人，也都可能在某一天被它抛弃。
走出机器，只是身体离开了原来的位置。真正的离开，是不再用它提供的语言解释世界，不再依靠它授予的身份确认自己，也不再把责任推给命令和时代。
这条路，才刚刚开始。
机器内外的反思与重生：从极权体制螺丝钉到觉醒发声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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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机器内外的反思与重生：从极权体制螺丝钉到觉醒发声的心路历程
摘要：
一个曾深嵌在国家统战与意识形态管理机器中的个体，是如何在日复一日的审查与扭曲中觉醒的？作者回顾自己在权力机器内部由麻木到挣扎、最终决意脱离体制并公开记录历史的心路历程，展现良知未泯的个体在极权重压下的精神救赎与信仰重生。
袁莉采访张亚博的视频一发出来，我第一时间看完了。
张亚博曾是新疆的一名基层民警。在镜头前，他讲述自己参与过的工作，讲述那套监控、拘禁和强制执行的体系，也讲述自己后来怎样离开中国，于我，那是一种骨子里的熟悉。
我也在那部机器里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不同的是，他在权力链条的末端，把上级制定的政策变成一个个具体行动；我曾处在体制的中间层，接触政策叙事、汇报材料和治理规则的形成过程。
我看到一些概念怎样被提出，怎样写进材料，怎样得到上级认可，最后变成基层必须执行的命令。他接触到这些东西时，它们已经盖上公章，写进文件，附带着纪律、考核和惩罚。
我们都离开了那部机器，但我们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离开的。
一个人为什么能够较早看清体制，另一个人为什么直到成为它的牺牲品之后，仍然不理解自己曾经参与了什么？这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谁更聪明，谁更善良，或者谁更勇敢。一个人早年接受过什么教育，在体制中处于什么位置，是否拥有体制之外的价值判断，与真正的权力相距多远，都会决定他能够看见什么，又会把什么当成理所当然。
1.我较早知道罪恶从哪里来
我对中共的认识，并不是来到美国以后才发生变化的。
高中时期，我的那些曾经参与过89运动的老师，就向我讲过课本之外的中国。他们让我知道，官方讲述的历史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政治课本里的正义，也不一定是现实中的正义。一个政权最擅长的事情之一，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包装成国家利益，再把服从它解释成道德。
伊斯兰信仰又给了我另一套理解世界的尺度。人的尊严、善恶、责任和最终的审判，并不由一个政党规定。权力可以决定谁能够升迁，谁会被处罚，什么话可以公开讲，却不能因为掌握了惩罚工具，就把恶变成善，把谎言变成真理。
我也是一名少数民族干部。民族宗教政策对我而言，从来不是纸面上的抽象概念。它会落到清真寺、家庭、饮食、教育和人的尊严上。我既属于管理系统，也属于可能被管理、被怀疑和被伤害的群体。我明白那些政策最后会落到谁身上，也大致知道罪恶从哪里长出来。
这种认识并没有让我天然站在体制之外。相反，我后来进入了体制，也曾经享受过体制带来的职位、收入、人脉和某种社会优越感。但在我的思想深处，始终存在一个不完全服从它的判断标准。这使我能够使用它的语言，却不完全相信它的语言。
2.我懂得怎样在体制内顺风顺水
从乡镇走出来以后，我的晋升之路总体上很顺利。我没有遭遇严重的职场欺凌。可能有人对我有过敌意，也可能有人试图设置障碍，但我平时人缘不错，许多矛盾尚未真正形成，就被化解在无形之中。
更重要的是，乡镇工作的经历很早就让我看懂了中共体制内的运行规则。
乡镇是理解中国官场最基础也是最简明的学校。文件写的是什么，会议上讲的是什么，领导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往往并不是一回事。一个干部不能只听语言，还要判断语气；不能只看制度，还要看谁掌握资源，谁决定考核，谁能够影响自己的去留。
我逐渐练就了揣摩领导喜好的能力。一个领导喜欢什么样的汇报方式，想要什么样的政绩，害怕出现什么风险，希望下属替他把事情做到哪一步，我通常能够较快判断出来。我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表现，什么时候应该沉默；知道哪些事情需要主动向前，哪些责任必须保持距离。在中共体制内，揣摩领导并不只是个人性格问题，它几乎是一种职业技能。正式制度只是表面秩序，真正决定干部命运的，是权力如何流动，是领导的意图怎样被下级理解和放大。我懂得这套规则，因此在体制内大多时候能够顺风顺水。
我后来公开反对中共，并不是因为不懂官场，也不是因为仕途失败，更不是一个遭受排挤的人对原单位的报复。恰好相反，我知道怎样在里面生存，也有能力继续生存下去。我能够在体制内顺利前行，不能证明体制公平，只能说明我比很多人更早学会了怎样适应它。而正因为我懂得怎样适应，我也更清楚这套制度奖励什么样的人。它奖励迎合，奖励政治敏锐，奖励提前猜出上级意图；它也奖励那些能够把领导含糊的暗示，变成更严厉、更具体政策的人。
3.我看见规则怎样生长，他只看见规则落地
我所在的位置，不是最高决策层，却是许多政策叙事、汇报材料和治理方案不断生成的中间地带。
一项后来影响无数人的政策，最初可能只是某个干部在材料中提出的一句话。它可能来自真实的判断，也可能来自政治投机。有的人希望表现自己看得远，有的人希望为本部门争取更多权力，有的人只是想制造一项能够得到领导关注的工作成绩。一句话被写进汇报，经过层层提炼，变成一个新概念；新概念被上级接受以后，各地便被要求查找问题、制定方案、开展整改。最后，它会变成责任书、检查表、人员名单、整改时限和处罚依据。
我亲眼看过一些政策语言怎样生长。就像“去中国化”“三化两热”之类的概念，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客观真理。它们是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机关中提出和塑造的。地方向中央上报所谓问题，中央接受这种问题框架，再要求各地拿出整改方案。甘肃、宁夏率先提出从清真寺外观改造入手，地方经验又被转化为更大范围的政治任务。
我知道这些概念出生时是什么样子，也知道提出它们的人未必相信自己写下的每一句话。有时候，政策背后并没有多么深奥的理论，只是一个干部想得到赏识，一个部门想扩大管辖范围，或者某一级领导希望找到可以展示的政绩。但经过公文系统的包装以后，偶然的意见便获得了不容质疑的政治权威。那些宏大的语言对我失去了欺骗性，因为我曾亲眼目睹它们如何在公文的流转中被制造出来。
张亚博处在另一端。他接触到的，不是概念形成时的犹疑、投机和争论，而是已经完成政治包装的命令。要求监控，他就要监控；要求排查，他就要排查；要求把某些正常宗教活动认定为风险，他面对的就是表格、名单和必须完成的指标。
我看见谎言怎样变成政策，他看见政策怎样要求自己行动。这并不能免除执行者的责任。命令最终仍然需要通过具体的人，才会落到另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职位低微不能使伤害消失，“我只是执行命令”也不能成为永久的免责理由。
但要理解张亚博，就必须理解权力链条对人的遮蔽。在最末端的人，往往看不到命令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他会以为上面掌握了自己不知道的全局，以为政策经过了严密论证，以为那些庄严的词语背后存在某种更高的智慧。即使后来他自己也被这部机器抛弃，他首先感受到的，仍然可能只是个人命运的不公，而不是整套制度如何制造了他曾经参与的灾难。一个人成为体制的牺牲品，并不会自动理解其他受害者。疼痛可以使人醒来，但疼痛不能代替思想上的清理。
4.权力距离越远，权力的光环反而越亮
我在体制内工作二十多年，见过不同层级的领导，也见过他们在正式身份之外的真实面目。
他们在主席台上讲纪律、廉洁、忠诚和人民，私下却可能贪婪、荒淫、无耻、怯懦。他们并不比普通人更有智慧，也没有与权力相匹配的道德。很多人只是更善于迎合上级、争夺位置和支配下属。当这些人一次次在我面前暴露真实面目以后，“领导”这个身份在我眼中便彻底祛魅了。职位高，不意味着判断正确。命令来自上级，也不意味着命令具有道德。许多看上去威严无比的人，脱离了职务和秘书安排，甚至连普通人的生活能力都未必具备。
张亚博与真正的权力相距太远。他日常接触的，主要是比自己高一级的领导和必须服从的纪律。更高层的权力只存在于电视、文件、会议传达和组织宣传中。他看不到那些人的庸俗、欲望和恐惧，只能看到级别、警衔、主席台和不可违抗的命令。距离遮住了权力的丑陋，级别反而增加了权力的光环。
对基层执行者来说，政策仿佛来自一个全知全能的中心。他不知道上面同样充满了投机、争斗、无知和推卸责任。看不到命令制造者的真实面目，服从就容易被误认为唯一合理的选择。
5.走向世维会，是他生命中的巨大跨越
张亚博目前对自己曾经参与的事情，未必已经有了完整认识。从他的表达中，仍然可以看到中共长期灌输的大汉族主义叙事留下的痕迹。他可能已经开始怀疑过去，却还没有完全拆除那套思想框架。一个人离开一个组织，并不意味着那个组织已经离开他的头脑。
但这不妨碍我高度评价他已经做出的行动。
对一个长期在新疆公安系统工作、接受中共政治教育的人来说，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从来不是一个普通的海外组织。在中共的宣传中，世维会长期被描绘成“分裂”“极端”甚至“恐怖”的敌对力量。维吾尔人的反抗被解释成国家安全威胁，海外维吾尔组织则被塑造成必须警惕和打击的对象。
张亚博最终却走向了世维会。
他走到了曾经被自己所在系统视为敌人的维吾尔人面前，也一次次走到了公开的镜头前。他必须讲出自己的身份，讲出自己参加过的工作，并面对那些可能因为那套系统而失去亲人、自由和正常生活的人。他跨过了过去多年政治教育为他划下的敌我边界。他开始承认，那些曾被当成“重点人员”“管理对象”和“风险群体”的人，首先是有家庭、有尊严、有恐惧和痛苦的人。他也许还没有完全理解自己参与了什么，甚至还不能充分理解自己的讲述意味着什么，但他在行动上，已经完成了对那套机器最决绝的背离。
有些人能够谈论很多道理，却永远不会跨出一步。张亚博的认识仍有局限，行动却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位置。对他个人而言，走向世维会、走向镜头，是一次极其重大的跨越，也是一件应当得到充分肯定的事情。
肯定这一点，并不等于取消对过去行为的追问。一个人可以既是执行者，又是体制随时能够牺牲的底层人员；可以既对别人造成过伤害，也在后来遭受那部机器的伤害；可以在某些方面仍然糊涂，同时做出一次重要的自我背叛。
人的真实处境，本来就不会像政治宣传那样简单。
6.离开机器以后，还要重新学会生活
离开一部机器，有时只需要跨出一步。摆脱它留在头脑、习惯和生活中的痕迹，却可能需要很多年。
媒体采访会使张亚博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经历被认真倾听，自己的证词具有公共价值。对于一个长期处于权力底层、很少真正被重视的人来说，这种关注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但媒体的关注不会永远持续。报道结束，镜头离开，舆论热度过去以后，他仍然要面对工作、住房、语言、身份、家庭和日常生活。他还要面对自己过去做过的事情，以及别人将如何看待他。
我对此有一些担忧。
从视频给我的有限印象看，他似乎还没有完全建立起稳定的生活节奏，更多处在一种等待帮助和安排的状态。这个判断可能并不全面，但有一种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人在短时间内被大量关注，突然感到自己前所未有地重要；当关注退去，又重新回到普通、艰难甚至孤独的生活，心理落差可能非常大。
他不能永远依靠“新疆前警察”这个身份生活。这个身份能够使他成为重要证人，却不能自动成为一项长期职业。假如他今后的生活只能依赖一次次讲述过去，依赖媒体、人权组织或者庇护程序对其身份的需要，他就很难真正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
一个人需要劳动、收入、朋友、家庭责任，也需要对明天有一些普通的计划。
我来到美国以后，也经历了身份上的巨大变化。过去的职务、级别和社会关系在这里都失去了作用，我必须重新进入具体的劳动生活，靠自己的双手工作养家。最初，我从最普通的Uber送餐做起，后来开始经营餐馆。每天都非常辛苦，很多时候几乎到了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
但这种辛苦与过去不同。过去看似体面，人的思想和命运却被组织牢牢控制；今天虽然劳累，每一份收入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每一天的生活也由自己选择。正是这种重新掌握生活的感觉，让我体会到一种获得自由后的新生。身体疲惫，内心却是踏实、感恩和快乐的。
工作虽然不能自动治愈过去，也不能回答所有政治和道德问题，但它能够给生活以秩序。一个人不再只以“前官员”“揭露者”或者“受访者”的身份存在，而是重新成为一个承担责任的普通劳动者。
张亚博今后也需要找到这样的支点。他过去的职业经验高度依附于中共公安系统，来到另一个社会以后，许多经验无法直接转化为正常职业。他需要学习语言，建立新的职业能力，也需要适应一个不再依靠警衔、单位和组织关系确认个人价值的社会。
真正帮助他，不只是继续采访他、传播他的证词，还应当帮助他建立稳定的工作能力、正常的人际关系和长期的生活安排。
7.我们都必须面对自己的责任
我与张亚博之间，没有谁比谁更勇敢和高尚。
我只不过较早看清了中共的性质，也见过政策叙事如何形成。但我同样在那套体制中生活多年，熟悉它的规则，也曾利用自己的能力在其中顺利前行。看清一套制度，并不等于从未参与它，所以从一开始我承认自己有罪。
我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既然我早就知道它是什么，为什么还在其中工作了那么久？我曾经在多大程度上适应它，享受它，又在什么时刻决定不再与它合作？
张亚博面对的是另一组问题。他长期处于执行端，在命令和纪律中理解世界。直到自己也成为体制的牺牲品，他仍然没有完全理解自己曾经参与的那场灾难。但他已经开始讲述，也已经走向了过去被视为敌人的人。
理解一个人的局限，并不意味着为他免责；承认一个人的行动，也不意味着把他塑造成英雄。我们都必须对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只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并不相同。
8.离开之后，才真正开始
我和张亚博都离开了那部机器。
离开体制，并不是故事的结尾。对我来说，离开以后仍要继续检视自己，讲出我所知道的政策形成过程，也要靠劳动承担家庭生活。对张亚博来说，公开讲述只是第一步。他还需要继续理解过去，面对责任，并为自己和家人建立一种不依附于原体制、也不依附于媒体关注的新生活。
我们所能做的，是把自己看到的那部机器拆开来，给更多人看。让人们知道，一句投机的意见怎样变成庄严的政策，一个模糊的概念怎样变成基层的名单，一项命令又怎样借普通人的手，伤害另一些普通人。
也让人们知道，那部机器并不是由抽象的钢铁构成的。它由领导的欲望、干部的投机、执行者的服从和普通人的沉默共同运转。每一个位置上的人，都可能伤害别人，也都可能在某一天被它抛弃。
走出机器，只是身体离开了原来的位置。真正的离开，是不再用它提供的语言解释世界，不再依靠它授予的身份确认自己，也不再把责任推给命令和时代。
这条路，才刚刚开始。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机器内外的反思与重生：从极权体制螺丝钉到觉醒发声的心路历程
摘要：
一个曾深嵌在国家统战与意识形态管理机器中的个体，是如何在日复一日的审查与扭曲中觉醒的？作者回顾自己在权力机器内部由麻木到挣扎、最终决意脱离体制并公开记录历史的心路历程，展现良知未泯的个体在极权重压下的精神救赎与信仰重生。
袁莉采访张亚博的视频一发出来，我第一时间看完了。
张亚博曾是新疆的一名基层民警。在镜头前，他讲述自己参与过的工作，讲述那套监控、拘禁和强制执行的体系，也讲述自己后来怎样离开中国，于我，那是一种骨子里的熟悉。
我也在那部机器里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不同的是，他在权力链条的末端，把上级制定的政策变成一个个具体行动；我曾处在体制的中间层，接触政策叙事、汇报材料和治理规则的形成过程。
我看到一些概念怎样被提出，怎样写进材料，怎样得到上级认可，最后变成基层必须执行的命令。他接触到这些东西时，它们已经盖上公章，写进文件，附带着纪律、考核和惩罚。
我们都离开了那部机器，但我们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离开的。
一个人为什么能够较早看清体制，另一个人为什么直到成为它的牺牲品之后，仍然不理解自己曾经参与了什么？这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谁更聪明，谁更善良，或者谁更勇敢。一个人早年接受过什么教育，在体制中处于什么位置，是否拥有体制之外的价值判断，与真正的权力相距多远，都会决定他能够看见什么，又会把什么当成理所当然。
1.我较早知道罪恶从哪里来
我对中共的认识，并不是来到美国以后才发生变化的。
高中时期，我的那些曾经参与过89运动的老师，就向我讲过课本之外的中国。他们让我知道，官方讲述的历史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政治课本里的正义，也不一定是现实中的正义。一个政权最擅长的事情之一，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包装成国家利益，再把服从它解释成道德。
伊斯兰信仰又给了我另一套理解世界的尺度。人的尊严、善恶、责任和最终的审判，并不由一个政党规定。权力可以决定谁能够升迁，谁会被处罚，什么话可以公开讲，却不能因为掌握了惩罚工具，就把恶变成善，把谎言变成真理。
我也是一名少数民族干部。民族宗教政策对我而言，从来不是纸面上的抽象概念。它会落到清真寺、家庭、饮食、教育和人的尊严上。我既属于管理系统，也属于可能被管理、被怀疑和被伤害的群体。我明白那些政策最后会落到谁身上，也大致知道罪恶从哪里长出来。
这种认识并没有让我天然站在体制之外。相反，我后来进入了体制，也曾经享受过体制带来的职位、收入、人脉和某种社会优越感。但在我的思想深处，始终存在一个不完全服从它的判断标准。这使我能够使用它的语言，却不完全相信它的语言。
2.我懂得怎样在体制内顺风顺水
从乡镇走出来以后，我的晋升之路总体上很顺利。我没有遭遇严重的职场欺凌。可能有人对我有过敌意，也可能有人试图设置障碍，但我平时人缘不错，许多矛盾尚未真正形成，就被化解在无形之中。
更重要的是，乡镇工作的经历很早就让我看懂了中共体制内的运行规则。
乡镇是理解中国官场最基础也是最简明的学校。文件写的是什么，会议上讲的是什么，领导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往往并不是一回事。一个干部不能只听语言，还要判断语气；不能只看制度，还要看谁掌握资源，谁决定考核，谁能够影响自己的去留。
我逐渐练就了揣摩领导喜好的能力。一个领导喜欢什么样的汇报方式，想要什么样的政绩，害怕出现什么风险，希望下属替他把事情做到哪一步，我通常能够较快判断出来。我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表现，什么时候应该沉默；知道哪些事情需要主动向前，哪些责任必须保持距离。在中共体制内，揣摩领导并不只是个人性格问题，它几乎是一种职业技能。正式制度只是表面秩序，真正决定干部命运的，是权力如何流动，是领导的意图怎样被下级理解和放大。我懂得这套规则，因此在体制内大多时候能够顺风顺水。
我后来公开反对中共，并不是因为不懂官场，也不是因为仕途失败，更不是一个遭受排挤的人对原单位的报复。恰好相反，我知道怎样在里面生存，也有能力继续生存下去。我能够在体制内顺利前行，不能证明体制公平，只能说明我比很多人更早学会了怎样适应它。而正因为我懂得怎样适应，我也更清楚这套制度奖励什么样的人。它奖励迎合，奖励政治敏锐，奖励提前猜出上级意图；它也奖励那些能够把领导含糊的暗示，变成更严厉、更具体政策的人。
3.我看见规则怎样生长，他只看见规则落地
我所在的位置，不是最高决策层，却是许多政策叙事、汇报材料和治理方案不断生成的中间地带。
一项后来影响无数人的政策，最初可能只是某个干部在材料中提出的一句话。它可能来自真实的判断，也可能来自政治投机。有的人希望表现自己看得远，有的人希望为本部门争取更多权力，有的人只是想制造一项能够得到领导关注的工作成绩。一句话被写进汇报，经过层层提炼，变成一个新概念；新概念被上级接受以后，各地便被要求查找问题、制定方案、开展整改。最后，它会变成责任书、检查表、人员名单、整改时限和处罚依据。
我亲眼看过一些政策语言怎样生长。就像“去中国化”“三化两热”之类的概念，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客观真理。它们是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机关中提出和塑造的。地方向中央上报所谓问题，中央接受这种问题框架，再要求各地拿出整改方案。甘肃、宁夏率先提出从清真寺外观改造入手，地方经验又被转化为更大范围的政治任务。
我知道这些概念出生时是什么样子，也知道提出它们的人未必相信自己写下的每一句话。有时候，政策背后并没有多么深奥的理论，只是一个干部想得到赏识，一个部门想扩大管辖范围，或者某一级领导希望找到可以展示的政绩。但经过公文系统的包装以后，偶然的意见便获得了不容质疑的政治权威。那些宏大的语言对我失去了欺骗性，因为我曾亲眼目睹它们如何在公文的流转中被制造出来。
张亚博处在另一端。他接触到的，不是概念形成时的犹疑、投机和争论，而是已经完成政治包装的命令。要求监控，他就要监控；要求排查，他就要排查；要求把某些正常宗教活动认定为风险，他面对的就是表格、名单和必须完成的指标。
我看见谎言怎样变成政策，他看见政策怎样要求自己行动。这并不能免除执行者的责任。命令最终仍然需要通过具体的人，才会落到另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职位低微不能使伤害消失，“我只是执行命令”也不能成为永久的免责理由。
但要理解张亚博，就必须理解权力链条对人的遮蔽。在最末端的人，往往看不到命令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他会以为上面掌握了自己不知道的全局，以为政策经过了严密论证，以为那些庄严的词语背后存在某种更高的智慧。即使后来他自己也被这部机器抛弃，他首先感受到的，仍然可能只是个人命运的不公，而不是整套制度如何制造了他曾经参与的灾难。一个人成为体制的牺牲品，并不会自动理解其他受害者。疼痛可以使人醒来，但疼痛不能代替思想上的清理。
4.权力距离越远，权力的光环反而越亮
我在体制内工作二十多年，见过不同层级的领导，也见过他们在正式身份之外的真实面目。
他们在主席台上讲纪律、廉洁、忠诚和人民，私下却可能贪婪、荒淫、无耻、怯懦。他们并不比普通人更有智慧，也没有与权力相匹配的道德。很多人只是更善于迎合上级、争夺位置和支配下属。当这些人一次次在我面前暴露真实面目以后，“领导”这个身份在我眼中便彻底祛魅了。职位高，不意味着判断正确。命令来自上级，也不意味着命令具有道德。许多看上去威严无比的人，脱离了职务和秘书安排，甚至连普通人的生活能力都未必具备。
张亚博与真正的权力相距太远。他日常接触的，主要是比自己高一级的领导和必须服从的纪律。更高层的权力只存在于电视、文件、会议传达和组织宣传中。他看不到那些人的庸俗、欲望和恐惧，只能看到级别、警衔、主席台和不可违抗的命令。距离遮住了权力的丑陋，级别反而增加了权力的光环。
对基层执行者来说，政策仿佛来自一个全知全能的中心。他不知道上面同样充满了投机、争斗、无知和推卸责任。看不到命令制造者的真实面目，服从就容易被误认为唯一合理的选择。
5.走向世维会，是他生命中的巨大跨越
张亚博目前对自己曾经参与的事情，未必已经有了完整认识。从他的表达中，仍然可以看到中共长期灌输的大汉族主义叙事留下的痕迹。他可能已经开始怀疑过去，却还没有完全拆除那套思想框架。一个人离开一个组织，并不意味着那个组织已经离开他的头脑。
但这不妨碍我高度评价他已经做出的行动。
对一个长期在新疆公安系统工作、接受中共政治教育的人来说，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从来不是一个普通的海外组织。在中共的宣传中，世维会长期被描绘成“分裂”“极端”甚至“恐怖”的敌对力量。维吾尔人的反抗被解释成国家安全威胁，海外维吾尔组织则被塑造成必须警惕和打击的对象。
张亚博最终却走向了世维会。
他走到了曾经被自己所在系统视为敌人的维吾尔人面前，也一次次走到了公开的镜头前。他必须讲出自己的身份，讲出自己参加过的工作，并面对那些可能因为那套系统而失去亲人、自由和正常生活的人。他跨过了过去多年政治教育为他划下的敌我边界。他开始承认，那些曾被当成“重点人员”“管理对象”和“风险群体”的人，首先是有家庭、有尊严、有恐惧和痛苦的人。他也许还没有完全理解自己参与了什么，甚至还不能充分理解自己的讲述意味着什么，但他在行动上，已经完成了对那套机器最决绝的背离。
有些人能够谈论很多道理，却永远不会跨出一步。张亚博的认识仍有局限，行动却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位置。对他个人而言，走向世维会、走向镜头，是一次极其重大的跨越，也是一件应当得到充分肯定的事情。
肯定这一点，并不等于取消对过去行为的追问。一个人可以既是执行者，又是体制随时能够牺牲的底层人员；可以既对别人造成过伤害，也在后来遭受那部机器的伤害；可以在某些方面仍然糊涂，同时做出一次重要的自我背叛。
人的真实处境，本来就不会像政治宣传那样简单。
6.离开机器以后，还要重新学会生活
离开一部机器，有时只需要跨出一步。摆脱它留在头脑、习惯和生活中的痕迹，却可能需要很多年。
媒体采访会使张亚博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经历被认真倾听，自己的证词具有公共价值。对于一个长期处于权力底层、很少真正被重视的人来说，这种关注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但媒体的关注不会永远持续。报道结束，镜头离开，舆论热度过去以后，他仍然要面对工作、住房、语言、身份、家庭和日常生活。他还要面对自己过去做过的事情，以及别人将如何看待他。
我对此有一些担忧。
从视频给我的有限印象看，他似乎还没有完全建立起稳定的生活节奏，更多处在一种等待帮助和安排的状态。这个判断可能并不全面，但有一种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人在短时间内被大量关注，突然感到自己前所未有地重要；当关注退去，又重新回到普通、艰难甚至孤独的生活，心理落差可能非常大。
他不能永远依靠“新疆前警察”这个身份生活。这个身份能够使他成为重要证人，却不能自动成为一项长期职业。假如他今后的生活只能依赖一次次讲述过去，依赖媒体、人权组织或者庇护程序对其身份的需要，他就很难真正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
一个人需要劳动、收入、朋友、家庭责任，也需要对明天有一些普通的计划。
我来到美国以后，也经历了身份上的巨大变化。过去的职务、级别和社会关系在这里都失去了作用，我必须重新进入具体的劳动生活，靠自己的双手工作养家。最初，我从最普通的Uber送餐做起，后来开始经营餐馆。每天都非常辛苦，很多时候几乎到了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
但这种辛苦与过去不同。过去看似体面，人的思想和命运却被组织牢牢控制；今天虽然劳累，每一份收入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每一天的生活也由自己选择。正是这种重新掌握生活的感觉，让我体会到一种获得自由后的新生。身体疲惫，内心却是踏实、感恩和快乐的。
工作虽然不能自动治愈过去，也不能回答所有政治和道德问题，但它能够给生活以秩序。一个人不再只以“前官员”“揭露者”或者“受访者”的身份存在，而是重新成为一个承担责任的普通劳动者。
张亚博今后也需要找到这样的支点。他过去的职业经验高度依附于中共公安系统，来到另一个社会以后，许多经验无法直接转化为正常职业。他需要学习语言，建立新的职业能力，也需要适应一个不再依靠警衔、单位和组织关系确认个人价值的社会。
真正帮助他，不只是继续采访他、传播他的证词，还应当帮助他建立稳定的工作能力、正常的人际关系和长期的生活安排。
7.我们都必须面对自己的责任
我与张亚博之间，没有谁比谁更勇敢和高尚。
我只不过较早看清了中共的性质，也见过政策叙事如何形成。但我同样在那套体制中生活多年，熟悉它的规则，也曾利用自己的能力在其中顺利前行。看清一套制度，并不等于从未参与它，所以从一开始我承认自己有罪。
我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既然我早就知道它是什么，为什么还在其中工作了那么久？我曾经在多大程度上适应它，享受它，又在什么时刻决定不再与它合作？
张亚博面对的是另一组问题。他长期处于执行端，在命令和纪律中理解世界。直到自己也成为体制的牺牲品，他仍然没有完全理解自己曾经参与的那场灾难。但他已经开始讲述，也已经走向了过去被视为敌人的人。
理解一个人的局限，并不意味着为他免责；承认一个人的行动，也不意味着把他塑造成英雄。我们都必须对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只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并不相同。
8.离开之后，才真正开始
我和张亚博都离开了那部机器。
离开体制，并不是故事的结尾。对我来说，离开以后仍要继续检视自己，讲出我所知道的政策形成过程，也要靠劳动承担家庭生活。对张亚博来说，公开讲述只是第一步。他还需要继续理解过去，面对责任，并为自己和家人建立一种不依附于原体制、也不依附于媒体关注的新生活。
我们所能做的，是把自己看到的那部机器拆开来，给更多人看。让人们知道，一句投机的意见怎样变成庄严的政策，一个模糊的概念怎样变成基层的名单，一项命令又怎样借普通人的手，伤害另一些普通人。
也让人们知道，那部机器并不是由抽象的钢铁构成的。它由领导的欲望、干部的投机、执行者的服从和普通人的沉默共同运转。每一个位置上的人，都可能伤害别人，也都可能在某一天被它抛弃。
走出机器，只是身体离开了原来的位置。真正的离开，是不再用它提供的语言解释世界，不再依靠它授予的身份确认自己，也不再把责任推给命令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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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机器内外的反思与重生：从极权体制螺丝钉到觉醒发声的心路历程
摘要：
一个曾深嵌在国家统战与意识形态管理机器中的个体，是如何在日复一日的审查与扭曲中觉醒的？作者回顾自己在权力机器内部由麻木到挣扎、最终决意脱离体制并公开记录历史的心路历程，展现良知未泯的个体在极权重压下的精神救赎与信仰重生。
袁莉采访张亚博的视频一发出来，我第一时间看完了。
张亚博曾是新疆的一名基层民警。在镜头前，他讲述自己参与过的工作，讲述那套监控、拘禁和强制执行的体系，也讲述自己后来怎样离开中国，于我，那是一种骨子里的熟悉。
我也在那部机器里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不同的是，他在权力链条的末端，把上级制定的政策变成一个个具体行动；我曾处在体制的中间层，接触政策叙事、汇报材料和治理规则的形成过程。
我看到一些概念怎样被提出，怎样写进材料，怎样得到上级认可，最后变成基层必须执行的命令。他接触到这些东西时，它们已经盖上公章，写进文件，附带着纪律、考核和惩罚。
我们都离开了那部机器，但我们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离开的。
一个人为什么能够较早看清体制，另一个人为什么直到成为它的牺牲品之后，仍然不理解自己曾经参与了什么？这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谁更聪明，谁更善良，或者谁更勇敢。一个人早年接受过什么教育，在体制中处于什么位置，是否拥有体制之外的价值判断，与真正的权力相距多远，都会决定他能够看见什么，又会把什么当成理所当然。
1.我较早知道罪恶从哪里来
我对中共的认识，并不是来到美国以后才发生变化的。
高中时期，我的那些曾经参与过89运动的老师，就向我讲过课本之外的中国。他们让我知道，官方讲述的历史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政治课本里的正义，也不一定是现实中的正义。一个政权最擅长的事情之一，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包装成国家利益，再把服从它解释成道德。
伊斯兰信仰又给了我另一套理解世界的尺度。人的尊严、善恶、责任和最终的审判，并不由一个政党规定。权力可以决定谁能够升迁，谁会被处罚，什么话可以公开讲，却不能因为掌握了惩罚工具，就把恶变成善，把谎言变成真理。
我也是一名少数民族干部。民族宗教政策对我而言，从来不是纸面上的抽象概念。它会落到清真寺、家庭、饮食、教育和人的尊严上。我既属于管理系统，也属于可能被管理、被怀疑和被伤害的群体。我明白那些政策最后会落到谁身上，也大致知道罪恶从哪里长出来。
这种认识并没有让我天然站在体制之外。相反，我后来进入了体制，也曾经享受过体制带来的职位、收入、人脉和某种社会优越感。但在我的思想深处，始终存在一个不完全服从它的判断标准。这使我能够使用它的语言，却不完全相信它的语言。
2.我懂得怎样在体制内顺风顺水
从乡镇走出来以后，我的晋升之路总体上很顺利。我没有遭遇严重的职场欺凌。可能有人对我有过敌意，也可能有人试图设置障碍，但我平时人缘不错，许多矛盾尚未真正形成，就被化解在无形之中。
更重要的是，乡镇工作的经历很早就让我看懂了中共体制内的运行规则。
乡镇是理解中国官场最基础也是最简明的学校。文件写的是什么，会议上讲的是什么，领导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往往并不是一回事。一个干部不能只听语言，还要判断语气；不能只看制度，还要看谁掌握资源，谁决定考核，谁能够影响自己的去留。
我逐渐练就了揣摩领导喜好的能力。一个领导喜欢什么样的汇报方式，想要什么样的政绩，害怕出现什么风险，希望下属替他把事情做到哪一步，我通常能够较快判断出来。我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表现，什么时候应该沉默；知道哪些事情需要主动向前，哪些责任必须保持距离。在中共体制内，揣摩领导并不只是个人性格问题，它几乎是一种职业技能。正式制度只是表面秩序，真正决定干部命运的，是权力如何流动，是领导的意图怎样被下级理解和放大。我懂得这套规则，因此在体制内大多时候能够顺风顺水。
我后来公开反对中共，并不是因为不懂官场，也不是因为仕途失败，更不是一个遭受排挤的人对原单位的报复。恰好相反，我知道怎样在里面生存，也有能力继续生存下去。我能够在体制内顺利前行，不能证明体制公平，只能说明我比很多人更早学会了怎样适应它。而正因为我懂得怎样适应，我也更清楚这套制度奖励什么样的人。它奖励迎合，奖励政治敏锐，奖励提前猜出上级意图；它也奖励那些能够把领导含糊的暗示，变成更严厉、更具体政策的人。
3.我看见规则怎样生长，他只看见规则落地
我所在的位置，不是最高决策层，却是许多政策叙事、汇报材料和治理方案不断生成的中间地带。
一项后来影响无数人的政策，最初可能只是某个干部在材料中提出的一句话。它可能来自真实的判断，也可能来自政治投机。有的人希望表现自己看得远，有的人希望为本部门争取更多权力，有的人只是想制造一项能够得到领导关注的工作成绩。一句话被写进汇报，经过层层提炼，变成一个新概念；新概念被上级接受以后，各地便被要求查找问题、制定方案、开展整改。最后，它会变成责任书、检查表、人员名单、整改时限和处罚依据。
我亲眼看过一些政策语言怎样生长。就像“去中国化”“三化两热”之类的概念，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客观真理。它们是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机关中提出和塑造的。地方向中央上报所谓问题，中央接受这种问题框架，再要求各地拿出整改方案。甘肃、宁夏率先提出从清真寺外观改造入手，地方经验又被转化为更大范围的政治任务。
我知道这些概念出生时是什么样子，也知道提出它们的人未必相信自己写下的每一句话。有时候，政策背后并没有多么深奥的理论，只是一个干部想得到赏识，一个部门想扩大管辖范围，或者某一级领导希望找到可以展示的政绩。但经过公文系统的包装以后，偶然的意见便获得了不容质疑的政治权威。那些宏大的语言对我失去了欺骗性，因为我曾亲眼目睹它们如何在公文的流转中被制造出来。
张亚博处在另一端。他接触到的，不是概念形成时的犹疑、投机和争论，而是已经完成政治包装的命令。要求监控，他就要监控；要求排查，他就要排查；要求把某些正常宗教活动认定为风险，他面对的就是表格、名单和必须完成的指标。
我看见谎言怎样变成政策，他看见政策怎样要求自己行动。这并不能免除执行者的责任。命令最终仍然需要通过具体的人，才会落到另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职位低微不能使伤害消失，“我只是执行命令”也不能成为永久的免责理由。
但要理解张亚博，就必须理解权力链条对人的遮蔽。在最末端的人，往往看不到命令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他会以为上面掌握了自己不知道的全局，以为政策经过了严密论证，以为那些庄严的词语背后存在某种更高的智慧。即使后来他自己也被这部机器抛弃，他首先感受到的，仍然可能只是个人命运的不公，而不是整套制度如何制造了他曾经参与的灾难。一个人成为体制的牺牲品，并不会自动理解其他受害者。疼痛可以使人醒来，但疼痛不能代替思想上的清理。
4.权力距离越远，权力的光环反而越亮
我在体制内工作二十多年，见过不同层级的领导，也见过他们在正式身份之外的真实面目。
他们在主席台上讲纪律、廉洁、忠诚和人民，私下却可能贪婪、荒淫、无耻、怯懦。他们并不比普通人更有智慧，也没有与权力相匹配的道德。很多人只是更善于迎合上级、争夺位置和支配下属。当这些人一次次在我面前暴露真实面目以后，“领导”这个身份在我眼中便彻底祛魅了。职位高，不意味着判断正确。命令来自上级，也不意味着命令具有道德。许多看上去威严无比的人，脱离了职务和秘书安排，甚至连普通人的生活能力都未必具备。
张亚博与真正的权力相距太远。他日常接触的，主要是比自己高一级的领导和必须服从的纪律。更高层的权力只存在于电视、文件、会议传达和组织宣传中。他看不到那些人的庸俗、欲望和恐惧，只能看到级别、警衔、主席台和不可违抗的命令。距离遮住了权力的丑陋，级别反而增加了权力的光环。
对基层执行者来说，政策仿佛来自一个全知全能的中心。他不知道上面同样充满了投机、争斗、无知和推卸责任。看不到命令制造者的真实面目，服从就容易被误认为唯一合理的选择。
5.走向世维会，是他生命中的巨大跨越
张亚博目前对自己曾经参与的事情，未必已经有了完整认识。从他的表达中，仍然可以看到中共长期灌输的大汉族主义叙事留下的痕迹。他可能已经开始怀疑过去，却还没有完全拆除那套思想框架。一个人离开一个组织，并不意味着那个组织已经离开他的头脑。
但这不妨碍我高度评价他已经做出的行动。
对一个长期在新疆公安系统工作、接受中共政治教育的人来说，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从来不是一个普通的海外组织。在中共的宣传中，世维会长期被描绘成“分裂”“极端”甚至“恐怖”的敌对力量。维吾尔人的反抗被解释成国家安全威胁，海外维吾尔组织则被塑造成必须警惕和打击的对象。
张亚博最终却走向了世维会。
他走到了曾经被自己所在系统视为敌人的维吾尔人面前，也一次次走到了公开的镜头前。他必须讲出自己的身份，讲出自己参加过的工作，并面对那些可能因为那套系统而失去亲人、自由和正常生活的人。他跨过了过去多年政治教育为他划下的敌我边界。他开始承认，那些曾被当成“重点人员”“管理对象”和“风险群体”的人，首先是有家庭、有尊严、有恐惧和痛苦的人。他也许还没有完全理解自己参与了什么，甚至还不能充分理解自己的讲述意味着什么，但他在行动上，已经完成了对那套机器最决绝的背离。
有些人能够谈论很多道理，却永远不会跨出一步。张亚博的认识仍有局限，行动却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位置。对他个人而言，走向世维会、走向镜头，是一次极其重大的跨越，也是一件应当得到充分肯定的事情。
肯定这一点，并不等于取消对过去行为的追问。一个人可以既是执行者，又是体制随时能够牺牲的底层人员；可以既对别人造成过伤害，也在后来遭受那部机器的伤害；可以在某些方面仍然糊涂，同时做出一次重要的自我背叛。
人的真实处境，本来就不会像政治宣传那样简单。
6.离开机器以后，还要重新学会生活
离开一部机器，有时只需要跨出一步。摆脱它留在头脑、习惯和生活中的痕迹，却可能需要很多年。
媒体采访会使张亚博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经历被认真倾听，自己的证词具有公共价值。对于一个长期处于权力底层、很少真正被重视的人来说，这种关注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但媒体的关注不会永远持续。报道结束，镜头离开，舆论热度过去以后，他仍然要面对工作、住房、语言、身份、家庭和日常生活。他还要面对自己过去做过的事情，以及别人将如何看待他。
我对此有一些担忧。
从视频给我的有限印象看，他似乎还没有完全建立起稳定的生活节奏，更多处在一种等待帮助和安排的状态。这个判断可能并不全面，但有一种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人在短时间内被大量关注，突然感到自己前所未有地重要；当关注退去，又重新回到普通、艰难甚至孤独的生活，心理落差可能非常大。
他不能永远依靠“新疆前警察”这个身份生活。这个身份能够使他成为重要证人，却不能自动成为一项长期职业。假如他今后的生活只能依赖一次次讲述过去，依赖媒体、人权组织或者庇护程序对其身份的需要，他就很难真正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
一个人需要劳动、收入、朋友、家庭责任，也需要对明天有一些普通的计划。
我来到美国以后，也经历了身份上的巨大变化。过去的职务、级别和社会关系在这里都失去了作用，我必须重新进入具体的劳动生活，靠自己的双手工作养家。最初，我从最普通的Uber送餐做起，后来开始经营餐馆。每天都非常辛苦，很多时候几乎到了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
但这种辛苦与过去不同。过去看似体面，人的思想和命运却被组织牢牢控制；今天虽然劳累，每一份收入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每一天的生活也由自己选择。正是这种重新掌握生活的感觉，让我体会到一种获得自由后的新生。身体疲惫，内心却是踏实、感恩和快乐的。
工作虽然不能自动治愈过去，也不能回答所有政治和道德问题，但它能够给生活以秩序。一个人不再只以“前官员”“揭露者”或者“受访者”的身份存在，而是重新成为一个承担责任的普通劳动者。
张亚博今后也需要找到这样的支点。他过去的职业经验高度依附于中共公安系统，来到另一个社会以后，许多经验无法直接转化为正常职业。他需要学习语言，建立新的职业能力，也需要适应一个不再依靠警衔、单位和组织关系确认个人价值的社会。
真正帮助他，不只是继续采访他、传播他的证词，还应当帮助他建立稳定的工作能力、正常的人际关系和长期的生活安排。
7.我们都必须面对自己的责任
我与张亚博之间，没有谁比谁更勇敢和高尚。
我只不过较早看清了中共的性质，也见过政策叙事如何形成。但我同样在那套体制中生活多年，熟悉它的规则，也曾利用自己的能力在其中顺利前行。看清一套制度，并不等于从未参与它，所以从一开始我承认自己有罪。
我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既然我早就知道它是什么，为什么还在其中工作了那么久？我曾经在多大程度上适应它，享受它，又在什么时刻决定不再与它合作？
张亚博面对的是另一组问题。他长期处于执行端，在命令和纪律中理解世界。直到自己也成为体制的牺牲品，他仍然没有完全理解自己曾经参与的那场灾难。但他已经开始讲述，也已经走向了过去被视为敌人的人。
理解一个人的局限，并不意味着为他免责；承认一个人的行动，也不意味着把他塑造成英雄。我们都必须对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只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并不相同。
8.离开之后，才真正开始
我和张亚博都离开了那部机器。
离开体制，并不是故事的结尾。对我来说，离开以后仍要继续检视自己，讲出我所知道的政策形成过程，也要靠劳动承担家庭生活。对张亚博来说，公开讲述只是第一步。他还需要继续理解过去，面对责任，并为自己和家人建立一种不依附于原体制、也不依附于媒体关注的新生活。
我们所能做的，是把自己看到的那部机器拆开来，给更多人看。让人们知道，一句投机的意见怎样变成庄严的政策，一个模糊的概念怎样变成基层的名单，一项命令又怎样借普通人的手，伤害另一些普通人。
也让人们知道，那部机器并不是由抽象的钢铁构成的。它由领导的欲望、干部的投机、执行者的服从和普通人的沉默共同运转。每一个位置上的人，都可能伤害别人，也都可能在某一天被它抛弃。
走出机器，只是身体离开了原来的位置。真正的离开，是不再用它提供的语言解释世界，不再依靠它授予的身份确认自己，也不再把责任推给命令和时代。
这条路，才刚刚开始。
作者：马瑞林
机器内外的反思与重生：从极权体制螺丝钉到觉醒发声的心路历程
摘要：
一个曾深嵌在国家统战与意识形态管理机器中的个体，是如何在日复一日的审查与扭曲中觉醒的？作者回顾自己在权力机器内部由麻木到挣扎、最终决意脱离体制并公开记录历史的心路历程，展现良知未泯的个体在极权重压下的精神救赎与信仰重生。
袁莉采访张亚博的视频一发出来，我第一时间看完了。
张亚博曾是新疆的一名基层民警。在镜头前，他讲述自己参与过的工作，讲述那套监控、拘禁和强制执行的体系，也讲述自己后来怎样离开中国，于我，那是一种骨子里的熟悉。
我也在那部机器里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不同的是，他在权力链条的末端，把上级制定的政策变成一个个具体行动；我曾处在体制的中间层，接触政策叙事、汇报材料和治理规则的形成过程。
我看到一些概念怎样被提出，怎样写进材料，怎样得到上级认可，最后变成基层必须执行的命令。他接触到这些东西时，它们已经盖上公章，写进文件，附带着纪律、考核和惩罚。
我们都离开了那部机器，但我们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离开的。
一个人为什么能够较早看清体制，另一个人为什么直到成为它的牺牲品之后，仍然不理解自己曾经参与了什么？这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谁更聪明，谁更善良，或者谁更勇敢。一个人早年接受过什么教育，在体制中处于什么位置，是否拥有体制之外的价值判断，与真正的权力相距多远，都会决定他能够看见什么，又会把什么当成理所当然。
1.我较早知道罪恶从哪里来
我对中共的认识，并不是来到美国以后才发生变化的。
高中时期，我的那些曾经参与过89运动的老师，就向我讲过课本之外的中国。他们让我知道，官方讲述的历史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政治课本里的正义，也不一定是现实中的正义。一个政权最擅长的事情之一，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包装成国家利益，再把服从它解释成道德。
伊斯兰信仰又给了我另一套理解世界的尺度。人的尊严、善恶、责任和最终的审判，并不由一个政党规定。权力可以决定谁能够升迁，谁会被处罚，什么话可以公开讲，却不能因为掌握了惩罚工具，就把恶变成善，把谎言变成真理。
我也是一名少数民族干部。民族宗教政策对我而言，从来不是纸面上的抽象概念。它会落到清真寺、家庭、饮食、教育和人的尊严上。我既属于管理系统，也属于可能被管理、被怀疑和被伤害的群体。我明白那些政策最后会落到谁身上，也大致知道罪恶从哪里长出来。
这种认识并没有让我天然站在体制之外。相反，我后来进入了体制，也曾经享受过体制带来的职位、收入、人脉和某种社会优越感。但在我的思想深处，始终存在一个不完全服从它的判断标准。这使我能够使用它的语言，却不完全相信它的语言。
2.我懂得怎样在体制内顺风顺水
从乡镇走出来以后，我的晋升之路总体上很顺利。我没有遭遇严重的职场欺凌。可能有人对我有过敌意，也可能有人试图设置障碍，但我平时人缘不错，许多矛盾尚未真正形成，就被化解在无形之中。
更重要的是，乡镇工作的经历很早就让我看懂了中共体制内的运行规则。
乡镇是理解中国官场最基础也是最简明的学校。文件写的是什么，会议上讲的是什么，领导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往往并不是一回事。一个干部不能只听语言，还要判断语气；不能只看制度，还要看谁掌握资源，谁决定考核，谁能够影响自己的去留。
我逐渐练就了揣摩领导喜好的能力。一个领导喜欢什么样的汇报方式，想要什么样的政绩，害怕出现什么风险，希望下属替他把事情做到哪一步，我通常能够较快判断出来。我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表现，什么时候应该沉默；知道哪些事情需要主动向前，哪些责任必须保持距离。在中共体制内，揣摩领导并不只是个人性格问题，它几乎是一种职业技能。正式制度只是表面秩序，真正决定干部命运的，是权力如何流动，是领导的意图怎样被下级理解和放大。我懂得这套规则，因此在体制内大多时候能够顺风顺水。
我后来公开反对中共，并不是因为不懂官场，也不是因为仕途失败，更不是一个遭受排挤的人对原单位的报复。恰好相反，我知道怎样在里面生存，也有能力继续生存下去。我能够在体制内顺利前行，不能证明体制公平，只能说明我比很多人更早学会了怎样适应它。而正因为我懂得怎样适应，我也更清楚这套制度奖励什么样的人。它奖励迎合，奖励政治敏锐，奖励提前猜出上级意图；它也奖励那些能够把领导含糊的暗示，变成更严厉、更具体政策的人。
3.我看见规则怎样生长，他只看见规则落地
我所在的位置，不是最高决策层，却是许多政策叙事、汇报材料和治理方案不断生成的中间地带。
一项后来影响无数人的政策，最初可能只是某个干部在材料中提出的一句话。它可能来自真实的判断，也可能来自政治投机。有的人希望表现自己看得远，有的人希望为本部门争取更多权力，有的人只是想制造一项能够得到领导关注的工作成绩。一句话被写进汇报，经过层层提炼，变成一个新概念；新概念被上级接受以后，各地便被要求查找问题、制定方案、开展整改。最后，它会变成责任书、检查表、人员名单、整改时限和处罚依据。
我亲眼看过一些政策语言怎样生长。就像“去中国化”“三化两热”之类的概念，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客观真理。它们是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机关中提出和塑造的。地方向中央上报所谓问题，中央接受这种问题框架，再要求各地拿出整改方案。甘肃、宁夏率先提出从清真寺外观改造入手，地方经验又被转化为更大范围的政治任务。
我知道这些概念出生时是什么样子，也知道提出它们的人未必相信自己写下的每一句话。有时候，政策背后并没有多么深奥的理论，只是一个干部想得到赏识，一个部门想扩大管辖范围，或者某一级领导希望找到可以展示的政绩。但经过公文系统的包装以后，偶然的意见便获得了不容质疑的政治权威。那些宏大的语言对我失去了欺骗性，因为我曾亲眼目睹它们如何在公文的流转中被制造出来。
张亚博处在另一端。他接触到的，不是概念形成时的犹疑、投机和争论，而是已经完成政治包装的命令。要求监控，他就要监控；要求排查，他就要排查；要求把某些正常宗教活动认定为风险，他面对的就是表格、名单和必须完成的指标。
我看见谎言怎样变成政策，他看见政策怎样要求自己行动。这并不能免除执行者的责任。命令最终仍然需要通过具体的人，才会落到另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职位低微不能使伤害消失，“我只是执行命令”也不能成为永久的免责理由。
但要理解张亚博，就必须理解权力链条对人的遮蔽。在最末端的人，往往看不到命令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他会以为上面掌握了自己不知道的全局，以为政策经过了严密论证，以为那些庄严的词语背后存在某种更高的智慧。即使后来他自己也被这部机器抛弃，他首先感受到的，仍然可能只是个人命运的不公，而不是整套制度如何制造了他曾经参与的灾难。一个人成为体制的牺牲品，并不会自动理解其他受害者。疼痛可以使人醒来，但疼痛不能代替思想上的清理。
4.权力距离越远，权力的光环反而越亮
我在体制内工作二十多年，见过不同层级的领导，也见过他们在正式身份之外的真实面目。
他们在主席台上讲纪律、廉洁、忠诚和人民，私下却可能贪婪、荒淫、无耻、怯懦。他们并不比普通人更有智慧，也没有与权力相匹配的道德。很多人只是更善于迎合上级、争夺位置和支配下属。当这些人一次次在我面前暴露真实面目以后，“领导”这个身份在我眼中便彻底祛魅了。职位高，不意味着判断正确。命令来自上级，也不意味着命令具有道德。许多看上去威严无比的人，脱离了职务和秘书安排，甚至连普通人的生活能力都未必具备。
张亚博与真正的权力相距太远。他日常接触的，主要是比自己高一级的领导和必须服从的纪律。更高层的权力只存在于电视、文件、会议传达和组织宣传中。他看不到那些人的庸俗、欲望和恐惧，只能看到级别、警衔、主席台和不可违抗的命令。距离遮住了权力的丑陋，级别反而增加了权力的光环。
对基层执行者来说，政策仿佛来自一个全知全能的中心。他不知道上面同样充满了投机、争斗、无知和推卸责任。看不到命令制造者的真实面目，服从就容易被误认为唯一合理的选择。
5.走向世维会，是他生命中的巨大跨越
张亚博目前对自己曾经参与的事情，未必已经有了完整认识。从他的表达中，仍然可以看到中共长期灌输的大汉族主义叙事留下的痕迹。他可能已经开始怀疑过去，却还没有完全拆除那套思想框架。一个人离开一个组织，并不意味着那个组织已经离开他的头脑。
但这不妨碍我高度评价他已经做出的行动。
对一个长期在新疆公安系统工作、接受中共政治教育的人来说，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从来不是一个普通的海外组织。在中共的宣传中，世维会长期被描绘成“分裂”“极端”甚至“恐怖”的敌对力量。维吾尔人的反抗被解释成国家安全威胁，海外维吾尔组织则被塑造成必须警惕和打击的对象。
张亚博最终却走向了世维会。
他走到了曾经被自己所在系统视为敌人的维吾尔人面前，也一次次走到了公开的镜头前。他必须讲出自己的身份，讲出自己参加过的工作，并面对那些可能因为那套系统而失去亲人、自由和正常生活的人。他跨过了过去多年政治教育为他划下的敌我边界。他开始承认，那些曾被当成“重点人员”“管理对象”和“风险群体”的人，首先是有家庭、有尊严、有恐惧和痛苦的人。他也许还没有完全理解自己参与了什么，甚至还不能充分理解自己的讲述意味着什么，但他在行动上，已经完成了对那套机器最决绝的背离。
有些人能够谈论很多道理，却永远不会跨出一步。张亚博的认识仍有局限，行动却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位置。对他个人而言，走向世维会、走向镜头，是一次极其重大的跨越，也是一件应当得到充分肯定的事情。
肯定这一点，并不等于取消对过去行为的追问。一个人可以既是执行者，又是体制随时能够牺牲的底层人员；可以既对别人造成过伤害，也在后来遭受那部机器的伤害；可以在某些方面仍然糊涂，同时做出一次重要的自我背叛。
人的真实处境，本来就不会像政治宣传那样简单。
6.离开机器以后，还要重新学会生活
离开一部机器，有时只需要跨出一步。摆脱它留在头脑、习惯和生活中的痕迹，却可能需要很多年。
媒体采访会使张亚博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经历被认真倾听，自己的证词具有公共价值。对于一个长期处于权力底层、很少真正被重视的人来说，这种关注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但媒体的关注不会永远持续。报道结束，镜头离开，舆论热度过去以后，他仍然要面对工作、住房、语言、身份、家庭和日常生活。他还要面对自己过去做过的事情，以及别人将如何看待他。
我对此有一些担忧。
从视频给我的有限印象看，他似乎还没有完全建立起稳定的生活节奏，更多处在一种等待帮助和安排的状态。这个判断可能并不全面，但有一种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人在短时间内被大量关注，突然感到自己前所未有地重要；当关注退去，又重新回到普通、艰难甚至孤独的生活，心理落差可能非常大。
他不能永远依靠“新疆前警察”这个身份生活。这个身份能够使他成为重要证人，却不能自动成为一项长期职业。假如他今后的生活只能依赖一次次讲述过去，依赖媒体、人权组织或者庇护程序对其身份的需要，他就很难真正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
一个人需要劳动、收入、朋友、家庭责任，也需要对明天有一些普通的计划。
我来到美国以后，也经历了身份上的巨大变化。过去的职务、级别和社会关系在这里都失去了作用，我必须重新进入具体的劳动生活，靠自己的双手工作养家。最初，我从最普通的Uber送餐做起，后来开始经营餐馆。每天都非常辛苦，很多时候几乎到了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
但这种辛苦与过去不同。过去看似体面，人的思想和命运却被组织牢牢控制；今天虽然劳累，每一份收入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每一天的生活也由自己选择。正是这种重新掌握生活的感觉，让我体会到一种获得自由后的新生。身体疲惫，内心却是踏实、感恩和快乐的。
工作虽然不能自动治愈过去，也不能回答所有政治和道德问题，但它能够给生活以秩序。一个人不再只以“前官员”“揭露者”或者“受访者”的身份存在，而是重新成为一个承担责任的普通劳动者。
张亚博今后也需要找到这样的支点。他过去的职业经验高度依附于中共公安系统，来到另一个社会以后，许多经验无法直接转化为正常职业。他需要学习语言，建立新的职业能力，也需要适应一个不再依靠警衔、单位和组织关系确认个人价值的社会。
真正帮助他，不只是继续采访他、传播他的证词，还应当帮助他建立稳定的工作能力、正常的人际关系和长期的生活安排。
7.我们都必须面对自己的责任
我与张亚博之间，没有谁比谁更勇敢和高尚。
我只不过较早看清了中共的性质，也见过政策叙事如何形成。但我同样在那套体制中生活多年，熟悉它的规则，也曾利用自己的能力在其中顺利前行。看清一套制度，并不等于从未参与它，所以从一开始我承认自己有罪。
我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既然我早就知道它是什么，为什么还在其中工作了那么久？我曾经在多大程度上适应它，享受它，又在什么时刻决定不再与它合作？
张亚博面对的是另一组问题。他长期处于执行端，在命令和纪律中理解世界。直到自己也成为体制的牺牲品，他仍然没有完全理解自己曾经参与的那场灾难。但他已经开始讲述，也已经走向了过去被视为敌人的人。
理解一个人的局限，并不意味着为他免责；承认一个人的行动，也不意味着把他塑造成英雄。我们都必须对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只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并不相同。
8.离开之后，才真正开始
我和张亚博都离开了那部机器。
离开体制，并不是故事的结尾。对我来说，离开以后仍要继续检视自己，讲出我所知道的政策形成过程，也要靠劳动承担家庭生活。对张亚博来说，公开讲述只是第一步。他还需要继续理解过去，面对责任，并为自己和家人建立一种不依附于原体制、也不依附于媒体关注的新生活。
我们所能做的，是把自己看到的那部机器拆开来，给更多人看。让人们知道，一句投机的意见怎样变成庄严的政策，一个模糊的概念怎样变成基层的名单，一项命令又怎样借普通人的手，伤害另一些普通人。
也让人们知道，那部机器并不是由抽象的钢铁构成的。它由领导的欲望、干部的投机、执行者的服从和普通人的沉默共同运转。每一个位置上的人，都可能伤害别人，也都可能在某一天被它抛弃。
走出机器，只是身体离开了原来的位置。真正的离开，是不再用它提供的语言解释世界，不再依靠它授予的身份确认自己，也不再把责任推给命令和时代。
这条路，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