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世俗化
寻找菲斯帽：探寻土耳其遗失的奥斯曼历史认同与百年世俗之争
文章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 次浏览 • 1 小时前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寻找菲斯帽：探寻土耳其遗失的奥斯曼历史认同与百年世俗之争
作者：穆罕默德·西迪克（Muhammad Siddeeq，5Pillars 资深专栏作家）
在阿塔图尔克颁布激进的《帽子法》将传统的奥斯曼菲斯帽（Fez）打入历史冷宫整整一个世纪之后，我踏上了前往伊斯坦布尔的旅程，试图寻找一顶鲜红的菲斯帽——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却迎面撞上了土耳其社会至今仍未平息的、关于伊斯兰信仰与世俗国家认同的深层撕裂。
在最近对伊斯坦布尔的访问中，我满怀期待地探寻其辉煌的奥斯曼帝国过往。在这座城市，你很难不被历史所震撼：它几乎将浩瀚的历史刻在了每一个角落——从巍峨起伏的天际线、庄严宏伟的清真寺、熙熙攘攘的传统大巴扎，到那些版图曾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历代苏丹御名。
我前往壮丽的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即闻名遐迩的蓝色清真寺）参加了主麻聚礼，随后又来到圣索菲亚大清真寺礼了晡礼。这座伟大的拜占庭大教堂在 1453 年君士坦丁堡征服后改建为奥斯曼清真寺，在世俗共和国时期被改为博物馆，最终在 2020 年重新恢复为清真寺。在圣索菲亚巨大的穹顶下俯身叩拜，随后静静聆听独具特色的土耳其传统风格古兰经诵读，是一种令人灵魂颤抖的深刻体验。我还造访了苏莱曼尼耶清真寺，那是苏莱曼大帝在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下令建造的建筑奇迹。
然而，在品尝烤肉、土耳其咖啡、传统冰淇淋和穿行于喧闹街巷等常规游览体验之外，我心中一直念念不忘一件特别想带回家的纪念品：一顶红色的奥斯曼菲斯帽。然而事实证明，这个看似简单的愿望却出奇地难以实现。
图片说明：摆放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伊斯坦布尔天际线前的传统奥斯曼菲斯帽。
菲斯帽的诞生：曾经的现代化改革象征
菲斯帽的形态极其醒目且辨识度极高：它是一顶圆柱形的鲜红色毛毡帽，顶端通常垂挂着一束黑色流苏。
值得注意的是，它绝非古已有之的古老伊斯兰服饰，其本身恰恰是 19 世纪 20 年代苏丹马哈茂德二世（Sultan Mahmud II）推行军事与行政现代化改革的产物。当年为了取代庞大繁复的传统头巾，苏丹下令推行这款简洁干练的帽子。然而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菲斯帽迅速风靡帝国全境，成为了奥斯曼臣民身份最强烈、最具标志性的视觉象征。
菲斯帽的神秘消失与巴扎店主的惊人告诫
我原本理所当然地以为，在一个如此热衷于向全球游客推销帝国辉煌历史遗产的旅游之都，菲斯帽应该在街头随处可见。然而现实却截然相反。
我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逛过一个又一个巴扎，几乎看不到任何人头上戴着菲斯帽。唯一的极少数例外，只有为了吸引外国游客而在街头杂耍表演的土耳其冰淇淋摊贩，或是著名甜品老字号（如 Hafiz Mustafa）里的服务人员。除此之外，这顶曾经戴在奥斯曼帝国每一位官员、军人、商贾和普通平民头顶上的帽子，已经在土耳其当代公共生活中彻底绝迹。
最终，我在伊斯坦布尔历史悠久的埃及香料巴扎（Spice Bazaar）里找到了一顶。即使是在那里，菲斯帽也被随意塞在店铺深处一堆杂乱的旅游纪念品角落里。我挑中了一顶鲜红色、坠着黑色流苏的精致菲斯帽。与在巴扎购物时通常要讨价还价不同，我甚至毫不犹豫地照单全付。
店主迅速把帽子装进了一个不透明的黑色塑料袋里。我半开玩笑地随口问了一句：“我买完可以直接戴在头上走出去吗？”
店主的回答却让我当场愣住。他神情严肃、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在土耳其这里，你绝对不能戴。”
且不说在今天的法律层面上情况是否真如这位店主所言那般严苛，但他下意识的警惕反应，却极其直观地揭示出土耳其社会深层潜藏的心理禁忌。
凯末尔激进世俗化改革与 1925 年《帽子法》
1925 年，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刚刚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颁布了著名的《第 671 号帽子法》（Hat Law），作为其旨在全盘西化土耳其社会、并在象征符号上与奥斯曼帝国旧秩序彻底决裂的激进改革方案的核心一环。
这项法律强制要求所有公职人员必须佩戴西方款式的宽檐礼帽，并将被新生共和国精英视作“封建落后、奥斯曼旧世界象征”的菲斯帽彻底驱逐出公共生活。这项法令在当时推行得极其严酷，甚至有多名公开抗拒换帽的宗教人士被严厉惩处。
这种改变的深远意义远远超越了一顶帽子本身。
阿塔图尔克在 1922 年废除了奥斯曼苏丹制，1924 年废除了哈里发制度。宗教机构被牢牢置于世俗国家的严密掌控之下，原本使用了千年的阿拉伯字母被经过改造的拉丁字母全面取代。着装服饰、学校教育和公共行政管理，全都被改造成了构建一个全新的、自诩面向欧洲的世俗土耳其民族国家的激烈意识形态战场。
两极撕裂的记忆与埃尔多安时代的奥斯曼复兴
正因如此，菲斯帽被赋予了远远超越物件本身的政治与历史象征意义。
对于许多坚定捍卫凯末尔主义共和国根基的世俗派土耳其人而言，菲斯帽会立刻唤醒阿塔图尔克当年决心决裂的那个旧时代：封建君主制、哈里发权威、宗教神权以及超越土耳其狭隘民族主义的普世帝国认同。
然而，对于另一大批传统穆斯林民众而言，六百年的奥斯曼帝国遗产绝不是什么应当感到羞耻并随意抛弃的历史包袱，而是土耳其民族血脉中不可分割、引以为傲的核心基石。
在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总统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 Party）长期执政的二十多年里，这种历史认同的张力愈发公开化。埃尔多安在公开演讲与国家叙事中频繁拥抱奥斯曼帝国的历史符号，常常无比自豪地将奥斯曼历代苏丹尊称为“我们的先祖”；帝国宏伟的建筑成就、军事伟业与深厚的伊斯兰文明遗产，在当代土耳其国家形象宣传中占据了前所未有的显著位置。
埃尔多安政府还逐步拆除了昔日老旧、僵化的极端世俗主义所设立的一系列严苛禁令——最著名的莫过于彻底废除了长期禁止女性在大学校园、司法机构和政府部门佩戴伊斯兰传统头巾（Hijab）的禁令。
历史和解的试金石：应当赋予人民选择历史遗产的自由
然而，即便在今天，菲斯帽依然在土耳其公共生活中显著缺席。
这或许是因为重新为菲斯帽正名，将会触动土耳其社会内部极其敏感脆弱的政治神经。女性佩戴头巾可以被合理阐述为现代宪法下的“个人宗教信仰与穿戴自由”；而菲斯帽在土耳其人的历史想象中，却与“奥斯曼帝统延续”对抗“凯末尔世俗革命”的百年政治博弈紧紧捆绑在一起。
但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个真正成熟、自信的现代共和国，理应拥有足够的政治胸襟与文化底气，允许其公民自由、坦然地拥抱自身历史的每一个片段。公民头戴一顶菲斯帽，绝不等于妄图复辟封建帝国，正如怀着崇敬之情赞美一座古老的奥斯曼清真寺，绝不代表对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否定与背叛。
在《帽子法》颁布整整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土耳其早已不再是当年阿塔图尔克在帝国废墟瓦砾上艰难维系的新生脆弱政权。今天的土耳其是一个拥有强大综合国力、高度文化自信与鲜明民族认同的地区核心大国。
因此，最高层级的国家自信，既不是刻意抹杀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过往，也不是不切实际地盲目浪漫化历史，而是应当坦荡地把选择权交还给人民——让土耳其人民自主决定他们愿意继承和发扬哪一部分历史遗产。
我装在黑色塑料袋里穿过伊斯坦布尔街头的那顶红色小帽子，其背后承载着的是一个更为宏大的时代命题：一个国家至今仍在艰难求索并重新定义其作为现代世俗共和国与昔日伟大伊斯兰帝国之间的历史纽带。
如果埃尔多安总统真如他多次自豪宣告的那样将奥斯曼先贤视作真正的祖先，那么现在正是废除当年的第 671 号《帽子法》、让土耳其人民能够重新自豪佩戴菲斯帽的真正时刻了。 查看全部
寻找菲斯帽：探寻土耳其遗失的奥斯曼历史认同与百年世俗之争
作者：穆罕默德·西迪克（Muhammad Siddeeq，5Pillars 资深专栏作家）
在阿塔图尔克颁布激进的《帽子法》将传统的奥斯曼菲斯帽（Fez）打入历史冷宫整整一个世纪之后，我踏上了前往伊斯坦布尔的旅程，试图寻找一顶鲜红的菲斯帽——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却迎面撞上了土耳其社会至今仍未平息的、关于伊斯兰信仰与世俗国家认同的深层撕裂。
在最近对伊斯坦布尔的访问中，我满怀期待地探寻其辉煌的奥斯曼帝国过往。在这座城市，你很难不被历史所震撼：它几乎将浩瀚的历史刻在了每一个角落——从巍峨起伏的天际线、庄严宏伟的清真寺、熙熙攘攘的传统大巴扎，到那些版图曾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历代苏丹御名。
我前往壮丽的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即闻名遐迩的蓝色清真寺）参加了主麻聚礼，随后又来到圣索菲亚大清真寺礼了晡礼。这座伟大的拜占庭大教堂在 1453 年君士坦丁堡征服后改建为奥斯曼清真寺，在世俗共和国时期被改为博物馆，最终在 2020 年重新恢复为清真寺。在圣索菲亚巨大的穹顶下俯身叩拜，随后静静聆听独具特色的土耳其传统风格古兰经诵读，是一种令人灵魂颤抖的深刻体验。我还造访了苏莱曼尼耶清真寺，那是苏莱曼大帝在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下令建造的建筑奇迹。
然而，在品尝烤肉、土耳其咖啡、传统冰淇淋和穿行于喧闹街巷等常规游览体验之外，我心中一直念念不忘一件特别想带回家的纪念品：一顶红色的奥斯曼菲斯帽。然而事实证明，这个看似简单的愿望却出奇地难以实现。
图片说明：摆放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伊斯坦布尔天际线前的传统奥斯曼菲斯帽。
菲斯帽的诞生：曾经的现代化改革象征
菲斯帽的形态极其醒目且辨识度极高：它是一顶圆柱形的鲜红色毛毡帽，顶端通常垂挂着一束黑色流苏。
值得注意的是，它绝非古已有之的古老伊斯兰服饰，其本身恰恰是 19 世纪 20 年代苏丹马哈茂德二世（Sultan Mahmud II）推行军事与行政现代化改革的产物。当年为了取代庞大繁复的传统头巾，苏丹下令推行这款简洁干练的帽子。然而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菲斯帽迅速风靡帝国全境，成为了奥斯曼臣民身份最强烈、最具标志性的视觉象征。
菲斯帽的神秘消失与巴扎店主的惊人告诫
我原本理所当然地以为，在一个如此热衷于向全球游客推销帝国辉煌历史遗产的旅游之都，菲斯帽应该在街头随处可见。然而现实却截然相反。
我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逛过一个又一个巴扎，几乎看不到任何人头上戴着菲斯帽。唯一的极少数例外，只有为了吸引外国游客而在街头杂耍表演的土耳其冰淇淋摊贩，或是著名甜品老字号（如 Hafiz Mustafa）里的服务人员。除此之外，这顶曾经戴在奥斯曼帝国每一位官员、军人、商贾和普通平民头顶上的帽子，已经在土耳其当代公共生活中彻底绝迹。
最终，我在伊斯坦布尔历史悠久的埃及香料巴扎（Spice Bazaar）里找到了一顶。即使是在那里，菲斯帽也被随意塞在店铺深处一堆杂乱的旅游纪念品角落里。我挑中了一顶鲜红色、坠着黑色流苏的精致菲斯帽。与在巴扎购物时通常要讨价还价不同，我甚至毫不犹豫地照单全付。
店主迅速把帽子装进了一个不透明的黑色塑料袋里。我半开玩笑地随口问了一句：“我买完可以直接戴在头上走出去吗？”
店主的回答却让我当场愣住。他神情严肃、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在土耳其这里，你绝对不能戴。”
且不说在今天的法律层面上情况是否真如这位店主所言那般严苛，但他下意识的警惕反应，却极其直观地揭示出土耳其社会深层潜藏的心理禁忌。
凯末尔激进世俗化改革与 1925 年《帽子法》
1925 年，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刚刚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颁布了著名的《第 671 号帽子法》（Hat Law），作为其旨在全盘西化土耳其社会、并在象征符号上与奥斯曼帝国旧秩序彻底决裂的激进改革方案的核心一环。
这项法律强制要求所有公职人员必须佩戴西方款式的宽檐礼帽，并将被新生共和国精英视作“封建落后、奥斯曼旧世界象征”的菲斯帽彻底驱逐出公共生活。这项法令在当时推行得极其严酷，甚至有多名公开抗拒换帽的宗教人士被严厉惩处。
这种改变的深远意义远远超越了一顶帽子本身。
阿塔图尔克在 1922 年废除了奥斯曼苏丹制，1924 年废除了哈里发制度。宗教机构被牢牢置于世俗国家的严密掌控之下，原本使用了千年的阿拉伯字母被经过改造的拉丁字母全面取代。着装服饰、学校教育和公共行政管理，全都被改造成了构建一个全新的、自诩面向欧洲的世俗土耳其民族国家的激烈意识形态战场。
两极撕裂的记忆与埃尔多安时代的奥斯曼复兴
正因如此，菲斯帽被赋予了远远超越物件本身的政治与历史象征意义。
对于许多坚定捍卫凯末尔主义共和国根基的世俗派土耳其人而言，菲斯帽会立刻唤醒阿塔图尔克当年决心决裂的那个旧时代：封建君主制、哈里发权威、宗教神权以及超越土耳其狭隘民族主义的普世帝国认同。
然而，对于另一大批传统穆斯林民众而言，六百年的奥斯曼帝国遗产绝不是什么应当感到羞耻并随意抛弃的历史包袱，而是土耳其民族血脉中不可分割、引以为傲的核心基石。
在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总统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 Party）长期执政的二十多年里，这种历史认同的张力愈发公开化。埃尔多安在公开演讲与国家叙事中频繁拥抱奥斯曼帝国的历史符号，常常无比自豪地将奥斯曼历代苏丹尊称为“我们的先祖”；帝国宏伟的建筑成就、军事伟业与深厚的伊斯兰文明遗产，在当代土耳其国家形象宣传中占据了前所未有的显著位置。
埃尔多安政府还逐步拆除了昔日老旧、僵化的极端世俗主义所设立的一系列严苛禁令——最著名的莫过于彻底废除了长期禁止女性在大学校园、司法机构和政府部门佩戴伊斯兰传统头巾（Hijab）的禁令。
历史和解的试金石：应当赋予人民选择历史遗产的自由
然而，即便在今天，菲斯帽依然在土耳其公共生活中显著缺席。
这或许是因为重新为菲斯帽正名，将会触动土耳其社会内部极其敏感脆弱的政治神经。女性佩戴头巾可以被合理阐述为现代宪法下的“个人宗教信仰与穿戴自由”；而菲斯帽在土耳其人的历史想象中，却与“奥斯曼帝统延续”对抗“凯末尔世俗革命”的百年政治博弈紧紧捆绑在一起。
但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个真正成熟、自信的现代共和国，理应拥有足够的政治胸襟与文化底气，允许其公民自由、坦然地拥抱自身历史的每一个片段。公民头戴一顶菲斯帽，绝不等于妄图复辟封建帝国，正如怀着崇敬之情赞美一座古老的奥斯曼清真寺，绝不代表对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否定与背叛。
在《帽子法》颁布整整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土耳其早已不再是当年阿塔图尔克在帝国废墟瓦砾上艰难维系的新生脆弱政权。今天的土耳其是一个拥有强大综合国力、高度文化自信与鲜明民族认同的地区核心大国。
因此，最高层级的国家自信，既不是刻意抹杀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过往，也不是不切实际地盲目浪漫化历史，而是应当坦荡地把选择权交还给人民——让土耳其人民自主决定他们愿意继承和发扬哪一部分历史遗产。
我装在黑色塑料袋里穿过伊斯坦布尔街头的那顶红色小帽子，其背后承载着的是一个更为宏大的时代命题：一个国家至今仍在艰难求索并重新定义其作为现代世俗共和国与昔日伟大伊斯兰帝国之间的历史纽带。
如果埃尔多安总统真如他多次自豪宣告的那样将奥斯曼先贤视作真正的祖先，那么现在正是废除当年的第 671 号《帽子法》、让土耳其人民能够重新自豪佩戴菲斯帽的真正时刻了。 查看全部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寻找菲斯帽：探寻土耳其遗失的奥斯曼历史认同与百年世俗之争
作者：穆罕默德·西迪克（Muhammad Siddeeq，5Pillars 资深专栏作家）
在阿塔图尔克颁布激进的《帽子法》将传统的奥斯曼菲斯帽（Fez）打入历史冷宫整整一个世纪之后，我踏上了前往伊斯坦布尔的旅程，试图寻找一顶鲜红的菲斯帽——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却迎面撞上了土耳其社会至今仍未平息的、关于伊斯兰信仰与世俗国家认同的深层撕裂。
在最近对伊斯坦布尔的访问中，我满怀期待地探寻其辉煌的奥斯曼帝国过往。在这座城市，你很难不被历史所震撼：它几乎将浩瀚的历史刻在了每一个角落——从巍峨起伏的天际线、庄严宏伟的清真寺、熙熙攘攘的传统大巴扎，到那些版图曾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历代苏丹御名。
我前往壮丽的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即闻名遐迩的蓝色清真寺）参加了主麻聚礼，随后又来到圣索菲亚大清真寺礼了晡礼。这座伟大的拜占庭大教堂在 1453 年君士坦丁堡征服后改建为奥斯曼清真寺，在世俗共和国时期被改为博物馆，最终在 2020 年重新恢复为清真寺。在圣索菲亚巨大的穹顶下俯身叩拜，随后静静聆听独具特色的土耳其传统风格古兰经诵读，是一种令人灵魂颤抖的深刻体验。我还造访了苏莱曼尼耶清真寺，那是苏莱曼大帝在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下令建造的建筑奇迹。
然而，在品尝烤肉、土耳其咖啡、传统冰淇淋和穿行于喧闹街巷等常规游览体验之外，我心中一直念念不忘一件特别想带回家的纪念品：一顶红色的奥斯曼菲斯帽。然而事实证明，这个看似简单的愿望却出奇地难以实现。
图片说明：摆放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伊斯坦布尔天际线前的传统奥斯曼菲斯帽。
菲斯帽的诞生：曾经的现代化改革象征
菲斯帽的形态极其醒目且辨识度极高：它是一顶圆柱形的鲜红色毛毡帽，顶端通常垂挂着一束黑色流苏。
值得注意的是，它绝非古已有之的古老伊斯兰服饰，其本身恰恰是 19 世纪 20 年代苏丹马哈茂德二世（Sultan Mahmud II）推行军事与行政现代化改革的产物。当年为了取代庞大繁复的传统头巾，苏丹下令推行这款简洁干练的帽子。然而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菲斯帽迅速风靡帝国全境，成为了奥斯曼臣民身份最强烈、最具标志性的视觉象征。
菲斯帽的神秘消失与巴扎店主的惊人告诫
我原本理所当然地以为，在一个如此热衷于向全球游客推销帝国辉煌历史遗产的旅游之都，菲斯帽应该在街头随处可见。然而现实却截然相反。
我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逛过一个又一个巴扎，几乎看不到任何人头上戴着菲斯帽。唯一的极少数例外，只有为了吸引外国游客而在街头杂耍表演的土耳其冰淇淋摊贩，或是著名甜品老字号（如 Hafiz Mustafa）里的服务人员。除此之外，这顶曾经戴在奥斯曼帝国每一位官员、军人、商贾和普通平民头顶上的帽子，已经在土耳其当代公共生活中彻底绝迹。
最终，我在伊斯坦布尔历史悠久的埃及香料巴扎（Spice Bazaar）里找到了一顶。即使是在那里，菲斯帽也被随意塞在店铺深处一堆杂乱的旅游纪念品角落里。我挑中了一顶鲜红色、坠着黑色流苏的精致菲斯帽。与在巴扎购物时通常要讨价还价不同，我甚至毫不犹豫地照单全付。
店主迅速把帽子装进了一个不透明的黑色塑料袋里。我半开玩笑地随口问了一句：“我买完可以直接戴在头上走出去吗？”
店主的回答却让我当场愣住。他神情严肃、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在土耳其这里，你绝对不能戴。”
且不说在今天的法律层面上情况是否真如这位店主所言那般严苛，但他下意识的警惕反应，却极其直观地揭示出土耳其社会深层潜藏的心理禁忌。
凯末尔激进世俗化改革与 1925 年《帽子法》
1925 年，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刚刚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颁布了著名的《第 671 号帽子法》（Hat Law），作为其旨在全盘西化土耳其社会、并在象征符号上与奥斯曼帝国旧秩序彻底决裂的激进改革方案的核心一环。
这项法律强制要求所有公职人员必须佩戴西方款式的宽檐礼帽，并将被新生共和国精英视作“封建落后、奥斯曼旧世界象征”的菲斯帽彻底驱逐出公共生活。这项法令在当时推行得极其严酷，甚至有多名公开抗拒换帽的宗教人士被严厉惩处。
这种改变的深远意义远远超越了一顶帽子本身。
阿塔图尔克在 1922 年废除了奥斯曼苏丹制，1924 年废除了哈里发制度。宗教机构被牢牢置于世俗国家的严密掌控之下，原本使用了千年的阿拉伯字母被经过改造的拉丁字母全面取代。着装服饰、学校教育和公共行政管理，全都被改造成了构建一个全新的、自诩面向欧洲的世俗土耳其民族国家的激烈意识形态战场。
两极撕裂的记忆与埃尔多安时代的奥斯曼复兴
正因如此，菲斯帽被赋予了远远超越物件本身的政治与历史象征意义。
对于许多坚定捍卫凯末尔主义共和国根基的世俗派土耳其人而言，菲斯帽会立刻唤醒阿塔图尔克当年决心决裂的那个旧时代：封建君主制、哈里发权威、宗教神权以及超越土耳其狭隘民族主义的普世帝国认同。
然而，对于另一大批传统穆斯林民众而言，六百年的奥斯曼帝国遗产绝不是什么应当感到羞耻并随意抛弃的历史包袱，而是土耳其民族血脉中不可分割、引以为傲的核心基石。
在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总统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 Party）长期执政的二十多年里，这种历史认同的张力愈发公开化。埃尔多安在公开演讲与国家叙事中频繁拥抱奥斯曼帝国的历史符号，常常无比自豪地将奥斯曼历代苏丹尊称为“我们的先祖”；帝国宏伟的建筑成就、军事伟业与深厚的伊斯兰文明遗产，在当代土耳其国家形象宣传中占据了前所未有的显著位置。
埃尔多安政府还逐步拆除了昔日老旧、僵化的极端世俗主义所设立的一系列严苛禁令——最著名的莫过于彻底废除了长期禁止女性在大学校园、司法机构和政府部门佩戴伊斯兰传统头巾（Hijab）的禁令。
历史和解的试金石：应当赋予人民选择历史遗产的自由
然而，即便在今天，菲斯帽依然在土耳其公共生活中显著缺席。
这或许是因为重新为菲斯帽正名，将会触动土耳其社会内部极其敏感脆弱的政治神经。女性佩戴头巾可以被合理阐述为现代宪法下的“个人宗教信仰与穿戴自由”；而菲斯帽在土耳其人的历史想象中，却与“奥斯曼帝统延续”对抗“凯末尔世俗革命”的百年政治博弈紧紧捆绑在一起。
但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个真正成熟、自信的现代共和国，理应拥有足够的政治胸襟与文化底气，允许其公民自由、坦然地拥抱自身历史的每一个片段。公民头戴一顶菲斯帽，绝不等于妄图复辟封建帝国，正如怀着崇敬之情赞美一座古老的奥斯曼清真寺，绝不代表对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否定与背叛。
在《帽子法》颁布整整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土耳其早已不再是当年阿塔图尔克在帝国废墟瓦砾上艰难维系的新生脆弱政权。今天的土耳其是一个拥有强大综合国力、高度文化自信与鲜明民族认同的地区核心大国。
因此，最高层级的国家自信，既不是刻意抹杀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过往，也不是不切实际地盲目浪漫化历史，而是应当坦荡地把选择权交还给人民——让土耳其人民自主决定他们愿意继承和发扬哪一部分历史遗产。
我装在黑色塑料袋里穿过伊斯坦布尔街头的那顶红色小帽子，其背后承载着的是一个更为宏大的时代命题：一个国家至今仍在艰难求索并重新定义其作为现代世俗共和国与昔日伟大伊斯兰帝国之间的历史纽带。
如果埃尔多安总统真如他多次自豪宣告的那样将奥斯曼先贤视作真正的祖先，那么现在正是废除当年的第 671 号《帽子法》、让土耳其人民能够重新自豪佩戴菲斯帽的真正时刻了。
寻找菲斯帽：探寻土耳其遗失的奥斯曼历史认同与百年世俗之争
作者：穆罕默德·西迪克（Muhammad Siddeeq，5Pillars 资深专栏作家）
在阿塔图尔克颁布激进的《帽子法》将传统的奥斯曼菲斯帽（Fez）打入历史冷宫整整一个世纪之后，我踏上了前往伊斯坦布尔的旅程，试图寻找一顶鲜红的菲斯帽——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却迎面撞上了土耳其社会至今仍未平息的、关于伊斯兰信仰与世俗国家认同的深层撕裂。
在最近对伊斯坦布尔的访问中，我满怀期待地探寻其辉煌的奥斯曼帝国过往。在这座城市，你很难不被历史所震撼：它几乎将浩瀚的历史刻在了每一个角落——从巍峨起伏的天际线、庄严宏伟的清真寺、熙熙攘攘的传统大巴扎，到那些版图曾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历代苏丹御名。
我前往壮丽的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即闻名遐迩的蓝色清真寺）参加了主麻聚礼，随后又来到圣索菲亚大清真寺礼了晡礼。这座伟大的拜占庭大教堂在 1453 年君士坦丁堡征服后改建为奥斯曼清真寺，在世俗共和国时期被改为博物馆，最终在 2020 年重新恢复为清真寺。在圣索菲亚巨大的穹顶下俯身叩拜，随后静静聆听独具特色的土耳其传统风格古兰经诵读，是一种令人灵魂颤抖的深刻体验。我还造访了苏莱曼尼耶清真寺，那是苏莱曼大帝在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下令建造的建筑奇迹。
然而，在品尝烤肉、土耳其咖啡、传统冰淇淋和穿行于喧闹街巷等常规游览体验之外，我心中一直念念不忘一件特别想带回家的纪念品：一顶红色的奥斯曼菲斯帽。然而事实证明，这个看似简单的愿望却出奇地难以实现。
图片说明：摆放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伊斯坦布尔天际线前的传统奥斯曼菲斯帽。
菲斯帽的诞生：曾经的现代化改革象征
菲斯帽的形态极其醒目且辨识度极高：它是一顶圆柱形的鲜红色毛毡帽，顶端通常垂挂着一束黑色流苏。
值得注意的是，它绝非古已有之的古老伊斯兰服饰，其本身恰恰是 19 世纪 20 年代苏丹马哈茂德二世（Sultan Mahmud II）推行军事与行政现代化改革的产物。当年为了取代庞大繁复的传统头巾，苏丹下令推行这款简洁干练的帽子。然而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菲斯帽迅速风靡帝国全境，成为了奥斯曼臣民身份最强烈、最具标志性的视觉象征。
菲斯帽的神秘消失与巴扎店主的惊人告诫
我原本理所当然地以为，在一个如此热衷于向全球游客推销帝国辉煌历史遗产的旅游之都，菲斯帽应该在街头随处可见。然而现实却截然相反。
我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逛过一个又一个巴扎，几乎看不到任何人头上戴着菲斯帽。唯一的极少数例外，只有为了吸引外国游客而在街头杂耍表演的土耳其冰淇淋摊贩，或是著名甜品老字号（如 Hafiz Mustafa）里的服务人员。除此之外，这顶曾经戴在奥斯曼帝国每一位官员、军人、商贾和普通平民头顶上的帽子，已经在土耳其当代公共生活中彻底绝迹。
最终，我在伊斯坦布尔历史悠久的埃及香料巴扎（Spice Bazaar）里找到了一顶。即使是在那里，菲斯帽也被随意塞在店铺深处一堆杂乱的旅游纪念品角落里。我挑中了一顶鲜红色、坠着黑色流苏的精致菲斯帽。与在巴扎购物时通常要讨价还价不同，我甚至毫不犹豫地照单全付。
店主迅速把帽子装进了一个不透明的黑色塑料袋里。我半开玩笑地随口问了一句：“我买完可以直接戴在头上走出去吗？”
店主的回答却让我当场愣住。他神情严肃、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在土耳其这里，你绝对不能戴。”
且不说在今天的法律层面上情况是否真如这位店主所言那般严苛，但他下意识的警惕反应，却极其直观地揭示出土耳其社会深层潜藏的心理禁忌。
凯末尔激进世俗化改革与 1925 年《帽子法》
1925 年，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刚刚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颁布了著名的《第 671 号帽子法》（Hat Law），作为其旨在全盘西化土耳其社会、并在象征符号上与奥斯曼帝国旧秩序彻底决裂的激进改革方案的核心一环。
这项法律强制要求所有公职人员必须佩戴西方款式的宽檐礼帽，并将被新生共和国精英视作“封建落后、奥斯曼旧世界象征”的菲斯帽彻底驱逐出公共生活。这项法令在当时推行得极其严酷，甚至有多名公开抗拒换帽的宗教人士被严厉惩处。
这种改变的深远意义远远超越了一顶帽子本身。
阿塔图尔克在 1922 年废除了奥斯曼苏丹制，1924 年废除了哈里发制度。宗教机构被牢牢置于世俗国家的严密掌控之下，原本使用了千年的阿拉伯字母被经过改造的拉丁字母全面取代。着装服饰、学校教育和公共行政管理，全都被改造成了构建一个全新的、自诩面向欧洲的世俗土耳其民族国家的激烈意识形态战场。
两极撕裂的记忆与埃尔多安时代的奥斯曼复兴
正因如此，菲斯帽被赋予了远远超越物件本身的政治与历史象征意义。
对于许多坚定捍卫凯末尔主义共和国根基的世俗派土耳其人而言，菲斯帽会立刻唤醒阿塔图尔克当年决心决裂的那个旧时代：封建君主制、哈里发权威、宗教神权以及超越土耳其狭隘民族主义的普世帝国认同。
然而，对于另一大批传统穆斯林民众而言，六百年的奥斯曼帝国遗产绝不是什么应当感到羞耻并随意抛弃的历史包袱，而是土耳其民族血脉中不可分割、引以为傲的核心基石。
在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总统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 Party）长期执政的二十多年里，这种历史认同的张力愈发公开化。埃尔多安在公开演讲与国家叙事中频繁拥抱奥斯曼帝国的历史符号，常常无比自豪地将奥斯曼历代苏丹尊称为“我们的先祖”；帝国宏伟的建筑成就、军事伟业与深厚的伊斯兰文明遗产，在当代土耳其国家形象宣传中占据了前所未有的显著位置。
埃尔多安政府还逐步拆除了昔日老旧、僵化的极端世俗主义所设立的一系列严苛禁令——最著名的莫过于彻底废除了长期禁止女性在大学校园、司法机构和政府部门佩戴伊斯兰传统头巾（Hijab）的禁令。
历史和解的试金石：应当赋予人民选择历史遗产的自由
然而，即便在今天，菲斯帽依然在土耳其公共生活中显著缺席。
这或许是因为重新为菲斯帽正名，将会触动土耳其社会内部极其敏感脆弱的政治神经。女性佩戴头巾可以被合理阐述为现代宪法下的“个人宗教信仰与穿戴自由”；而菲斯帽在土耳其人的历史想象中，却与“奥斯曼帝统延续”对抗“凯末尔世俗革命”的百年政治博弈紧紧捆绑在一起。
但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个真正成熟、自信的现代共和国，理应拥有足够的政治胸襟与文化底气，允许其公民自由、坦然地拥抱自身历史的每一个片段。公民头戴一顶菲斯帽，绝不等于妄图复辟封建帝国，正如怀着崇敬之情赞美一座古老的奥斯曼清真寺，绝不代表对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否定与背叛。
在《帽子法》颁布整整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土耳其早已不再是当年阿塔图尔克在帝国废墟瓦砾上艰难维系的新生脆弱政权。今天的土耳其是一个拥有强大综合国力、高度文化自信与鲜明民族认同的地区核心大国。
因此，最高层级的国家自信，既不是刻意抹杀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过往，也不是不切实际地盲目浪漫化历史，而是应当坦荡地把选择权交还给人民——让土耳其人民自主决定他们愿意继承和发扬哪一部分历史遗产。
我装在黑色塑料袋里穿过伊斯坦布尔街头的那顶红色小帽子，其背后承载着的是一个更为宏大的时代命题：一个国家至今仍在艰难求索并重新定义其作为现代世俗共和国与昔日伟大伊斯兰帝国之间的历史纽带。
如果埃尔多安总统真如他多次自豪宣告的那样将奥斯曼先贤视作真正的祖先，那么现在正是废除当年的第 671 号《帽子法》、让土耳其人民能够重新自豪佩戴菲斯帽的真正时刻了。
寻找菲斯帽：探寻土耳其遗失的奥斯曼历史认同与百年世俗之争
文章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 次浏览 • 1 小时前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寻找菲斯帽：探寻土耳其遗失的奥斯曼历史认同与百年世俗之争
作者：穆罕默德·西迪克（Muhammad Siddeeq，5Pillars 资深专栏作家）
在阿塔图尔克颁布激进的《帽子法》将传统的奥斯曼菲斯帽（Fez）打入历史冷宫整整一个世纪之后，我踏上了前往伊斯坦布尔的旅程，试图寻找一顶鲜红的菲斯帽——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却迎面撞上了土耳其社会至今仍未平息的、关于伊斯兰信仰与世俗国家认同的深层撕裂。
在最近对伊斯坦布尔的访问中，我满怀期待地探寻其辉煌的奥斯曼帝国过往。在这座城市，你很难不被历史所震撼：它几乎将浩瀚的历史刻在了每一个角落——从巍峨起伏的天际线、庄严宏伟的清真寺、熙熙攘攘的传统大巴扎，到那些版图曾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历代苏丹御名。
我前往壮丽的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即闻名遐迩的蓝色清真寺）参加了主麻聚礼，随后又来到圣索菲亚大清真寺礼了晡礼。这座伟大的拜占庭大教堂在 1453 年君士坦丁堡征服后改建为奥斯曼清真寺，在世俗共和国时期被改为博物馆，最终在 2020 年重新恢复为清真寺。在圣索菲亚巨大的穹顶下俯身叩拜，随后静静聆听独具特色的土耳其传统风格古兰经诵读，是一种令人灵魂颤抖的深刻体验。我还造访了苏莱曼尼耶清真寺，那是苏莱曼大帝在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下令建造的建筑奇迹。
然而，在品尝烤肉、土耳其咖啡、传统冰淇淋和穿行于喧闹街巷等常规游览体验之外，我心中一直念念不忘一件特别想带回家的纪念品：一顶红色的奥斯曼菲斯帽。然而事实证明，这个看似简单的愿望却出奇地难以实现。
图片说明：摆放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伊斯坦布尔天际线前的传统奥斯曼菲斯帽。
菲斯帽的诞生：曾经的现代化改革象征
菲斯帽的形态极其醒目且辨识度极高：它是一顶圆柱形的鲜红色毛毡帽，顶端通常垂挂着一束黑色流苏。
值得注意的是，它绝非古已有之的古老伊斯兰服饰，其本身恰恰是 19 世纪 20 年代苏丹马哈茂德二世（Sultan Mahmud II）推行军事与行政现代化改革的产物。当年为了取代庞大繁复的传统头巾，苏丹下令推行这款简洁干练的帽子。然而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菲斯帽迅速风靡帝国全境，成为了奥斯曼臣民身份最强烈、最具标志性的视觉象征。
菲斯帽的神秘消失与巴扎店主的惊人告诫
我原本理所当然地以为，在一个如此热衷于向全球游客推销帝国辉煌历史遗产的旅游之都，菲斯帽应该在街头随处可见。然而现实却截然相反。
我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逛过一个又一个巴扎，几乎看不到任何人头上戴着菲斯帽。唯一的极少数例外，只有为了吸引外国游客而在街头杂耍表演的土耳其冰淇淋摊贩，或是著名甜品老字号（如 Hafiz Mustafa）里的服务人员。除此之外，这顶曾经戴在奥斯曼帝国每一位官员、军人、商贾和普通平民头顶上的帽子，已经在土耳其当代公共生活中彻底绝迹。
最终，我在伊斯坦布尔历史悠久的埃及香料巴扎（Spice Bazaar）里找到了一顶。即使是在那里，菲斯帽也被随意塞在店铺深处一堆杂乱的旅游纪念品角落里。我挑中了一顶鲜红色、坠着黑色流苏的精致菲斯帽。与在巴扎购物时通常要讨价还价不同，我甚至毫不犹豫地照单全付。
店主迅速把帽子装进了一个不透明的黑色塑料袋里。我半开玩笑地随口问了一句：“我买完可以直接戴在头上走出去吗？”
店主的回答却让我当场愣住。他神情严肃、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在土耳其这里，你绝对不能戴。”
且不说在今天的法律层面上情况是否真如这位店主所言那般严苛，但他下意识的警惕反应，却极其直观地揭示出土耳其社会深层潜藏的心理禁忌。
凯末尔激进世俗化改革与 1925 年《帽子法》
1925 年，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刚刚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颁布了著名的《第 671 号帽子法》（Hat Law），作为其旨在全盘西化土耳其社会、并在象征符号上与奥斯曼帝国旧秩序彻底决裂的激进改革方案的核心一环。
这项法律强制要求所有公职人员必须佩戴西方款式的宽檐礼帽，并将被新生共和国精英视作“封建落后、奥斯曼旧世界象征”的菲斯帽彻底驱逐出公共生活。这项法令在当时推行得极其严酷，甚至有多名公开抗拒换帽的宗教人士被严厉惩处。
这种改变的深远意义远远超越了一顶帽子本身。
阿塔图尔克在 1922 年废除了奥斯曼苏丹制，1924 年废除了哈里发制度。宗教机构被牢牢置于世俗国家的严密掌控之下，原本使用了千年的阿拉伯字母被经过改造的拉丁字母全面取代。着装服饰、学校教育和公共行政管理，全都被改造成了构建一个全新的、自诩面向欧洲的世俗土耳其民族国家的激烈意识形态战场。
两极撕裂的记忆与埃尔多安时代的奥斯曼复兴
正因如此，菲斯帽被赋予了远远超越物件本身的政治与历史象征意义。
对于许多坚定捍卫凯末尔主义共和国根基的世俗派土耳其人而言，菲斯帽会立刻唤醒阿塔图尔克当年决心决裂的那个旧时代：封建君主制、哈里发权威、宗教神权以及超越土耳其狭隘民族主义的普世帝国认同。
然而，对于另一大批传统穆斯林民众而言，六百年的奥斯曼帝国遗产绝不是什么应当感到羞耻并随意抛弃的历史包袱，而是土耳其民族血脉中不可分割、引以为傲的核心基石。
在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总统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 Party）长期执政的二十多年里，这种历史认同的张力愈发公开化。埃尔多安在公开演讲与国家叙事中频繁拥抱奥斯曼帝国的历史符号，常常无比自豪地将奥斯曼历代苏丹尊称为“我们的先祖”；帝国宏伟的建筑成就、军事伟业与深厚的伊斯兰文明遗产，在当代土耳其国家形象宣传中占据了前所未有的显著位置。
埃尔多安政府还逐步拆除了昔日老旧、僵化的极端世俗主义所设立的一系列严苛禁令——最著名的莫过于彻底废除了长期禁止女性在大学校园、司法机构和政府部门佩戴伊斯兰传统头巾（Hijab）的禁令。
历史和解的试金石：应当赋予人民选择历史遗产的自由
然而，即便在今天，菲斯帽依然在土耳其公共生活中显著缺席。
这或许是因为重新为菲斯帽正名，将会触动土耳其社会内部极其敏感脆弱的政治神经。女性佩戴头巾可以被合理阐述为现代宪法下的“个人宗教信仰与穿戴自由”；而菲斯帽在土耳其人的历史想象中，却与“奥斯曼帝统延续”对抗“凯末尔世俗革命”的百年政治博弈紧紧捆绑在一起。
但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个真正成熟、自信的现代共和国，理应拥有足够的政治胸襟与文化底气，允许其公民自由、坦然地拥抱自身历史的每一个片段。公民头戴一顶菲斯帽，绝不等于妄图复辟封建帝国，正如怀着崇敬之情赞美一座古老的奥斯曼清真寺，绝不代表对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否定与背叛。
在《帽子法》颁布整整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土耳其早已不再是当年阿塔图尔克在帝国废墟瓦砾上艰难维系的新生脆弱政权。今天的土耳其是一个拥有强大综合国力、高度文化自信与鲜明民族认同的地区核心大国。
因此，最高层级的国家自信，既不是刻意抹杀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过往，也不是不切实际地盲目浪漫化历史，而是应当坦荡地把选择权交还给人民——让土耳其人民自主决定他们愿意继承和发扬哪一部分历史遗产。
我装在黑色塑料袋里穿过伊斯坦布尔街头的那顶红色小帽子，其背后承载着的是一个更为宏大的时代命题：一个国家至今仍在艰难求索并重新定义其作为现代世俗共和国与昔日伟大伊斯兰帝国之间的历史纽带。
如果埃尔多安总统真如他多次自豪宣告的那样将奥斯曼先贤视作真正的祖先，那么现在正是废除当年的第 671 号《帽子法》、让土耳其人民能够重新自豪佩戴菲斯帽的真正时刻了。 查看全部
寻找菲斯帽：探寻土耳其遗失的奥斯曼历史认同与百年世俗之争
作者：穆罕默德·西迪克（Muhammad Siddeeq，5Pillars 资深专栏作家）
在阿塔图尔克颁布激进的《帽子法》将传统的奥斯曼菲斯帽（Fez）打入历史冷宫整整一个世纪之后，我踏上了前往伊斯坦布尔的旅程，试图寻找一顶鲜红的菲斯帽——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却迎面撞上了土耳其社会至今仍未平息的、关于伊斯兰信仰与世俗国家认同的深层撕裂。
在最近对伊斯坦布尔的访问中，我满怀期待地探寻其辉煌的奥斯曼帝国过往。在这座城市，你很难不被历史所震撼：它几乎将浩瀚的历史刻在了每一个角落——从巍峨起伏的天际线、庄严宏伟的清真寺、熙熙攘攘的传统大巴扎，到那些版图曾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历代苏丹御名。
我前往壮丽的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即闻名遐迩的蓝色清真寺）参加了主麻聚礼，随后又来到圣索菲亚大清真寺礼了晡礼。这座伟大的拜占庭大教堂在 1453 年君士坦丁堡征服后改建为奥斯曼清真寺，在世俗共和国时期被改为博物馆，最终在 2020 年重新恢复为清真寺。在圣索菲亚巨大的穹顶下俯身叩拜，随后静静聆听独具特色的土耳其传统风格古兰经诵读，是一种令人灵魂颤抖的深刻体验。我还造访了苏莱曼尼耶清真寺，那是苏莱曼大帝在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下令建造的建筑奇迹。
然而，在品尝烤肉、土耳其咖啡、传统冰淇淋和穿行于喧闹街巷等常规游览体验之外，我心中一直念念不忘一件特别想带回家的纪念品：一顶红色的奥斯曼菲斯帽。然而事实证明，这个看似简单的愿望却出奇地难以实现。
图片说明：摆放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伊斯坦布尔天际线前的传统奥斯曼菲斯帽。
菲斯帽的诞生：曾经的现代化改革象征
菲斯帽的形态极其醒目且辨识度极高：它是一顶圆柱形的鲜红色毛毡帽，顶端通常垂挂着一束黑色流苏。
值得注意的是，它绝非古已有之的古老伊斯兰服饰，其本身恰恰是 19 世纪 20 年代苏丹马哈茂德二世（Sultan Mahmud II）推行军事与行政现代化改革的产物。当年为了取代庞大繁复的传统头巾，苏丹下令推行这款简洁干练的帽子。然而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菲斯帽迅速风靡帝国全境，成为了奥斯曼臣民身份最强烈、最具标志性的视觉象征。
菲斯帽的神秘消失与巴扎店主的惊人告诫
我原本理所当然地以为，在一个如此热衷于向全球游客推销帝国辉煌历史遗产的旅游之都，菲斯帽应该在街头随处可见。然而现实却截然相反。
我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逛过一个又一个巴扎，几乎看不到任何人头上戴着菲斯帽。唯一的极少数例外，只有为了吸引外国游客而在街头杂耍表演的土耳其冰淇淋摊贩，或是著名甜品老字号（如 Hafiz Mustafa）里的服务人员。除此之外，这顶曾经戴在奥斯曼帝国每一位官员、军人、商贾和普通平民头顶上的帽子，已经在土耳其当代公共生活中彻底绝迹。
最终，我在伊斯坦布尔历史悠久的埃及香料巴扎（Spice Bazaar）里找到了一顶。即使是在那里，菲斯帽也被随意塞在店铺深处一堆杂乱的旅游纪念品角落里。我挑中了一顶鲜红色、坠着黑色流苏的精致菲斯帽。与在巴扎购物时通常要讨价还价不同，我甚至毫不犹豫地照单全付。
店主迅速把帽子装进了一个不透明的黑色塑料袋里。我半开玩笑地随口问了一句：“我买完可以直接戴在头上走出去吗？”
店主的回答却让我当场愣住。他神情严肃、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在土耳其这里，你绝对不能戴。”
且不说在今天的法律层面上情况是否真如这位店主所言那般严苛，但他下意识的警惕反应，却极其直观地揭示出土耳其社会深层潜藏的心理禁忌。
凯末尔激进世俗化改革与 1925 年《帽子法》
1925 年，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刚刚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颁布了著名的《第 671 号帽子法》（Hat Law），作为其旨在全盘西化土耳其社会、并在象征符号上与奥斯曼帝国旧秩序彻底决裂的激进改革方案的核心一环。
这项法律强制要求所有公职人员必须佩戴西方款式的宽檐礼帽，并将被新生共和国精英视作“封建落后、奥斯曼旧世界象征”的菲斯帽彻底驱逐出公共生活。这项法令在当时推行得极其严酷，甚至有多名公开抗拒换帽的宗教人士被严厉惩处。
这种改变的深远意义远远超越了一顶帽子本身。
阿塔图尔克在 1922 年废除了奥斯曼苏丹制，1924 年废除了哈里发制度。宗教机构被牢牢置于世俗国家的严密掌控之下，原本使用了千年的阿拉伯字母被经过改造的拉丁字母全面取代。着装服饰、学校教育和公共行政管理，全都被改造成了构建一个全新的、自诩面向欧洲的世俗土耳其民族国家的激烈意识形态战场。
两极撕裂的记忆与埃尔多安时代的奥斯曼复兴
正因如此，菲斯帽被赋予了远远超越物件本身的政治与历史象征意义。
对于许多坚定捍卫凯末尔主义共和国根基的世俗派土耳其人而言，菲斯帽会立刻唤醒阿塔图尔克当年决心决裂的那个旧时代：封建君主制、哈里发权威、宗教神权以及超越土耳其狭隘民族主义的普世帝国认同。
然而，对于另一大批传统穆斯林民众而言，六百年的奥斯曼帝国遗产绝不是什么应当感到羞耻并随意抛弃的历史包袱，而是土耳其民族血脉中不可分割、引以为傲的核心基石。
在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总统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 Party）长期执政的二十多年里，这种历史认同的张力愈发公开化。埃尔多安在公开演讲与国家叙事中频繁拥抱奥斯曼帝国的历史符号，常常无比自豪地将奥斯曼历代苏丹尊称为“我们的先祖”；帝国宏伟的建筑成就、军事伟业与深厚的伊斯兰文明遗产，在当代土耳其国家形象宣传中占据了前所未有的显著位置。
埃尔多安政府还逐步拆除了昔日老旧、僵化的极端世俗主义所设立的一系列严苛禁令——最著名的莫过于彻底废除了长期禁止女性在大学校园、司法机构和政府部门佩戴伊斯兰传统头巾（Hijab）的禁令。
历史和解的试金石：应当赋予人民选择历史遗产的自由
然而，即便在今天，菲斯帽依然在土耳其公共生活中显著缺席。
这或许是因为重新为菲斯帽正名，将会触动土耳其社会内部极其敏感脆弱的政治神经。女性佩戴头巾可以被合理阐述为现代宪法下的“个人宗教信仰与穿戴自由”；而菲斯帽在土耳其人的历史想象中，却与“奥斯曼帝统延续”对抗“凯末尔世俗革命”的百年政治博弈紧紧捆绑在一起。
但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个真正成熟、自信的现代共和国，理应拥有足够的政治胸襟与文化底气，允许其公民自由、坦然地拥抱自身历史的每一个片段。公民头戴一顶菲斯帽，绝不等于妄图复辟封建帝国，正如怀着崇敬之情赞美一座古老的奥斯曼清真寺，绝不代表对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否定与背叛。
在《帽子法》颁布整整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土耳其早已不再是当年阿塔图尔克在帝国废墟瓦砾上艰难维系的新生脆弱政权。今天的土耳其是一个拥有强大综合国力、高度文化自信与鲜明民族认同的地区核心大国。
因此，最高层级的国家自信，既不是刻意抹杀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过往，也不是不切实际地盲目浪漫化历史，而是应当坦荡地把选择权交还给人民——让土耳其人民自主决定他们愿意继承和发扬哪一部分历史遗产。
我装在黑色塑料袋里穿过伊斯坦布尔街头的那顶红色小帽子，其背后承载着的是一个更为宏大的时代命题：一个国家至今仍在艰难求索并重新定义其作为现代世俗共和国与昔日伟大伊斯兰帝国之间的历史纽带。
如果埃尔多安总统真如他多次自豪宣告的那样将奥斯曼先贤视作真正的祖先，那么现在正是废除当年的第 671 号《帽子法》、让土耳其人民能够重新自豪佩戴菲斯帽的真正时刻了。 查看全部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寻找菲斯帽：探寻土耳其遗失的奥斯曼历史认同与百年世俗之争
作者：穆罕默德·西迪克（Muhammad Siddeeq，5Pillars 资深专栏作家）
在阿塔图尔克颁布激进的《帽子法》将传统的奥斯曼菲斯帽（Fez）打入历史冷宫整整一个世纪之后，我踏上了前往伊斯坦布尔的旅程，试图寻找一顶鲜红的菲斯帽——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却迎面撞上了土耳其社会至今仍未平息的、关于伊斯兰信仰与世俗国家认同的深层撕裂。
在最近对伊斯坦布尔的访问中，我满怀期待地探寻其辉煌的奥斯曼帝国过往。在这座城市，你很难不被历史所震撼：它几乎将浩瀚的历史刻在了每一个角落——从巍峨起伏的天际线、庄严宏伟的清真寺、熙熙攘攘的传统大巴扎，到那些版图曾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历代苏丹御名。
我前往壮丽的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即闻名遐迩的蓝色清真寺）参加了主麻聚礼，随后又来到圣索菲亚大清真寺礼了晡礼。这座伟大的拜占庭大教堂在 1453 年君士坦丁堡征服后改建为奥斯曼清真寺，在世俗共和国时期被改为博物馆，最终在 2020 年重新恢复为清真寺。在圣索菲亚巨大的穹顶下俯身叩拜，随后静静聆听独具特色的土耳其传统风格古兰经诵读，是一种令人灵魂颤抖的深刻体验。我还造访了苏莱曼尼耶清真寺，那是苏莱曼大帝在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下令建造的建筑奇迹。
然而，在品尝烤肉、土耳其咖啡、传统冰淇淋和穿行于喧闹街巷等常规游览体验之外，我心中一直念念不忘一件特别想带回家的纪念品：一顶红色的奥斯曼菲斯帽。然而事实证明，这个看似简单的愿望却出奇地难以实现。
图片说明：摆放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伊斯坦布尔天际线前的传统奥斯曼菲斯帽。
菲斯帽的诞生：曾经的现代化改革象征
菲斯帽的形态极其醒目且辨识度极高：它是一顶圆柱形的鲜红色毛毡帽，顶端通常垂挂着一束黑色流苏。
值得注意的是，它绝非古已有之的古老伊斯兰服饰，其本身恰恰是 19 世纪 20 年代苏丹马哈茂德二世（Sultan Mahmud II）推行军事与行政现代化改革的产物。当年为了取代庞大繁复的传统头巾，苏丹下令推行这款简洁干练的帽子。然而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菲斯帽迅速风靡帝国全境，成为了奥斯曼臣民身份最强烈、最具标志性的视觉象征。
菲斯帽的神秘消失与巴扎店主的惊人告诫
我原本理所当然地以为，在一个如此热衷于向全球游客推销帝国辉煌历史遗产的旅游之都，菲斯帽应该在街头随处可见。然而现实却截然相反。
我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逛过一个又一个巴扎，几乎看不到任何人头上戴着菲斯帽。唯一的极少数例外，只有为了吸引外国游客而在街头杂耍表演的土耳其冰淇淋摊贩，或是著名甜品老字号（如 Hafiz Mustafa）里的服务人员。除此之外，这顶曾经戴在奥斯曼帝国每一位官员、军人、商贾和普通平民头顶上的帽子，已经在土耳其当代公共生活中彻底绝迹。
最终，我在伊斯坦布尔历史悠久的埃及香料巴扎（Spice Bazaar）里找到了一顶。即使是在那里，菲斯帽也被随意塞在店铺深处一堆杂乱的旅游纪念品角落里。我挑中了一顶鲜红色、坠着黑色流苏的精致菲斯帽。与在巴扎购物时通常要讨价还价不同，我甚至毫不犹豫地照单全付。
店主迅速把帽子装进了一个不透明的黑色塑料袋里。我半开玩笑地随口问了一句：“我买完可以直接戴在头上走出去吗？”
店主的回答却让我当场愣住。他神情严肃、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在土耳其这里，你绝对不能戴。”
且不说在今天的法律层面上情况是否真如这位店主所言那般严苛，但他下意识的警惕反应，却极其直观地揭示出土耳其社会深层潜藏的心理禁忌。
凯末尔激进世俗化改革与 1925 年《帽子法》
1925 年，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刚刚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颁布了著名的《第 671 号帽子法》（Hat Law），作为其旨在全盘西化土耳其社会、并在象征符号上与奥斯曼帝国旧秩序彻底决裂的激进改革方案的核心一环。
这项法律强制要求所有公职人员必须佩戴西方款式的宽檐礼帽，并将被新生共和国精英视作“封建落后、奥斯曼旧世界象征”的菲斯帽彻底驱逐出公共生活。这项法令在当时推行得极其严酷，甚至有多名公开抗拒换帽的宗教人士被严厉惩处。
这种改变的深远意义远远超越了一顶帽子本身。
阿塔图尔克在 1922 年废除了奥斯曼苏丹制，1924 年废除了哈里发制度。宗教机构被牢牢置于世俗国家的严密掌控之下，原本使用了千年的阿拉伯字母被经过改造的拉丁字母全面取代。着装服饰、学校教育和公共行政管理，全都被改造成了构建一个全新的、自诩面向欧洲的世俗土耳其民族国家的激烈意识形态战场。
两极撕裂的记忆与埃尔多安时代的奥斯曼复兴
正因如此，菲斯帽被赋予了远远超越物件本身的政治与历史象征意义。
对于许多坚定捍卫凯末尔主义共和国根基的世俗派土耳其人而言，菲斯帽会立刻唤醒阿塔图尔克当年决心决裂的那个旧时代：封建君主制、哈里发权威、宗教神权以及超越土耳其狭隘民族主义的普世帝国认同。
然而，对于另一大批传统穆斯林民众而言，六百年的奥斯曼帝国遗产绝不是什么应当感到羞耻并随意抛弃的历史包袱，而是土耳其民族血脉中不可分割、引以为傲的核心基石。
在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总统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 Party）长期执政的二十多年里，这种历史认同的张力愈发公开化。埃尔多安在公开演讲与国家叙事中频繁拥抱奥斯曼帝国的历史符号，常常无比自豪地将奥斯曼历代苏丹尊称为“我们的先祖”；帝国宏伟的建筑成就、军事伟业与深厚的伊斯兰文明遗产，在当代土耳其国家形象宣传中占据了前所未有的显著位置。
埃尔多安政府还逐步拆除了昔日老旧、僵化的极端世俗主义所设立的一系列严苛禁令——最著名的莫过于彻底废除了长期禁止女性在大学校园、司法机构和政府部门佩戴伊斯兰传统头巾（Hijab）的禁令。
历史和解的试金石：应当赋予人民选择历史遗产的自由
然而，即便在今天，菲斯帽依然在土耳其公共生活中显著缺席。
这或许是因为重新为菲斯帽正名，将会触动土耳其社会内部极其敏感脆弱的政治神经。女性佩戴头巾可以被合理阐述为现代宪法下的“个人宗教信仰与穿戴自由”；而菲斯帽在土耳其人的历史想象中，却与“奥斯曼帝统延续”对抗“凯末尔世俗革命”的百年政治博弈紧紧捆绑在一起。
但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个真正成熟、自信的现代共和国，理应拥有足够的政治胸襟与文化底气，允许其公民自由、坦然地拥抱自身历史的每一个片段。公民头戴一顶菲斯帽，绝不等于妄图复辟封建帝国，正如怀着崇敬之情赞美一座古老的奥斯曼清真寺，绝不代表对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否定与背叛。
在《帽子法》颁布整整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土耳其早已不再是当年阿塔图尔克在帝国废墟瓦砾上艰难维系的新生脆弱政权。今天的土耳其是一个拥有强大综合国力、高度文化自信与鲜明民族认同的地区核心大国。
因此，最高层级的国家自信，既不是刻意抹杀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过往，也不是不切实际地盲目浪漫化历史，而是应当坦荡地把选择权交还给人民——让土耳其人民自主决定他们愿意继承和发扬哪一部分历史遗产。
我装在黑色塑料袋里穿过伊斯坦布尔街头的那顶红色小帽子，其背后承载着的是一个更为宏大的时代命题：一个国家至今仍在艰难求索并重新定义其作为现代世俗共和国与昔日伟大伊斯兰帝国之间的历史纽带。
如果埃尔多安总统真如他多次自豪宣告的那样将奥斯曼先贤视作真正的祖先，那么现在正是废除当年的第 671 号《帽子法》、让土耳其人民能够重新自豪佩戴菲斯帽的真正时刻了。
寻找菲斯帽：探寻土耳其遗失的奥斯曼历史认同与百年世俗之争
作者：穆罕默德·西迪克（Muhammad Siddeeq，5Pillars 资深专栏作家）
在阿塔图尔克颁布激进的《帽子法》将传统的奥斯曼菲斯帽（Fez）打入历史冷宫整整一个世纪之后，我踏上了前往伊斯坦布尔的旅程，试图寻找一顶鲜红的菲斯帽——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却迎面撞上了土耳其社会至今仍未平息的、关于伊斯兰信仰与世俗国家认同的深层撕裂。
在最近对伊斯坦布尔的访问中，我满怀期待地探寻其辉煌的奥斯曼帝国过往。在这座城市，你很难不被历史所震撼：它几乎将浩瀚的历史刻在了每一个角落——从巍峨起伏的天际线、庄严宏伟的清真寺、熙熙攘攘的传统大巴扎，到那些版图曾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历代苏丹御名。
我前往壮丽的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即闻名遐迩的蓝色清真寺）参加了主麻聚礼，随后又来到圣索菲亚大清真寺礼了晡礼。这座伟大的拜占庭大教堂在 1453 年君士坦丁堡征服后改建为奥斯曼清真寺，在世俗共和国时期被改为博物馆，最终在 2020 年重新恢复为清真寺。在圣索菲亚巨大的穹顶下俯身叩拜，随后静静聆听独具特色的土耳其传统风格古兰经诵读，是一种令人灵魂颤抖的深刻体验。我还造访了苏莱曼尼耶清真寺，那是苏莱曼大帝在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下令建造的建筑奇迹。
然而，在品尝烤肉、土耳其咖啡、传统冰淇淋和穿行于喧闹街巷等常规游览体验之外，我心中一直念念不忘一件特别想带回家的纪念品：一顶红色的奥斯曼菲斯帽。然而事实证明，这个看似简单的愿望却出奇地难以实现。
图片说明：摆放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伊斯坦布尔天际线前的传统奥斯曼菲斯帽。
菲斯帽的诞生：曾经的现代化改革象征
菲斯帽的形态极其醒目且辨识度极高：它是一顶圆柱形的鲜红色毛毡帽，顶端通常垂挂着一束黑色流苏。
值得注意的是，它绝非古已有之的古老伊斯兰服饰，其本身恰恰是 19 世纪 20 年代苏丹马哈茂德二世（Sultan Mahmud II）推行军事与行政现代化改革的产物。当年为了取代庞大繁复的传统头巾，苏丹下令推行这款简洁干练的帽子。然而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菲斯帽迅速风靡帝国全境，成为了奥斯曼臣民身份最强烈、最具标志性的视觉象征。
菲斯帽的神秘消失与巴扎店主的惊人告诫
我原本理所当然地以为，在一个如此热衷于向全球游客推销帝国辉煌历史遗产的旅游之都，菲斯帽应该在街头随处可见。然而现实却截然相反。
我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逛过一个又一个巴扎，几乎看不到任何人头上戴着菲斯帽。唯一的极少数例外，只有为了吸引外国游客而在街头杂耍表演的土耳其冰淇淋摊贩，或是著名甜品老字号（如 Hafiz Mustafa）里的服务人员。除此之外，这顶曾经戴在奥斯曼帝国每一位官员、军人、商贾和普通平民头顶上的帽子，已经在土耳其当代公共生活中彻底绝迹。
最终，我在伊斯坦布尔历史悠久的埃及香料巴扎（Spice Bazaar）里找到了一顶。即使是在那里，菲斯帽也被随意塞在店铺深处一堆杂乱的旅游纪念品角落里。我挑中了一顶鲜红色、坠着黑色流苏的精致菲斯帽。与在巴扎购物时通常要讨价还价不同，我甚至毫不犹豫地照单全付。
店主迅速把帽子装进了一个不透明的黑色塑料袋里。我半开玩笑地随口问了一句：“我买完可以直接戴在头上走出去吗？”
店主的回答却让我当场愣住。他神情严肃、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在土耳其这里，你绝对不能戴。”
且不说在今天的法律层面上情况是否真如这位店主所言那般严苛，但他下意识的警惕反应，却极其直观地揭示出土耳其社会深层潜藏的心理禁忌。
凯末尔激进世俗化改革与 1925 年《帽子法》
1925 年，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刚刚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颁布了著名的《第 671 号帽子法》（Hat Law），作为其旨在全盘西化土耳其社会、并在象征符号上与奥斯曼帝国旧秩序彻底决裂的激进改革方案的核心一环。
这项法律强制要求所有公职人员必须佩戴西方款式的宽檐礼帽，并将被新生共和国精英视作“封建落后、奥斯曼旧世界象征”的菲斯帽彻底驱逐出公共生活。这项法令在当时推行得极其严酷，甚至有多名公开抗拒换帽的宗教人士被严厉惩处。
这种改变的深远意义远远超越了一顶帽子本身。
阿塔图尔克在 1922 年废除了奥斯曼苏丹制，1924 年废除了哈里发制度。宗教机构被牢牢置于世俗国家的严密掌控之下，原本使用了千年的阿拉伯字母被经过改造的拉丁字母全面取代。着装服饰、学校教育和公共行政管理，全都被改造成了构建一个全新的、自诩面向欧洲的世俗土耳其民族国家的激烈意识形态战场。
两极撕裂的记忆与埃尔多安时代的奥斯曼复兴
正因如此，菲斯帽被赋予了远远超越物件本身的政治与历史象征意义。
对于许多坚定捍卫凯末尔主义共和国根基的世俗派土耳其人而言，菲斯帽会立刻唤醒阿塔图尔克当年决心决裂的那个旧时代：封建君主制、哈里发权威、宗教神权以及超越土耳其狭隘民族主义的普世帝国认同。
然而，对于另一大批传统穆斯林民众而言，六百年的奥斯曼帝国遗产绝不是什么应当感到羞耻并随意抛弃的历史包袱，而是土耳其民族血脉中不可分割、引以为傲的核心基石。
在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总统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 Party）长期执政的二十多年里，这种历史认同的张力愈发公开化。埃尔多安在公开演讲与国家叙事中频繁拥抱奥斯曼帝国的历史符号，常常无比自豪地将奥斯曼历代苏丹尊称为“我们的先祖”；帝国宏伟的建筑成就、军事伟业与深厚的伊斯兰文明遗产，在当代土耳其国家形象宣传中占据了前所未有的显著位置。
埃尔多安政府还逐步拆除了昔日老旧、僵化的极端世俗主义所设立的一系列严苛禁令——最著名的莫过于彻底废除了长期禁止女性在大学校园、司法机构和政府部门佩戴伊斯兰传统头巾（Hijab）的禁令。
历史和解的试金石：应当赋予人民选择历史遗产的自由
然而，即便在今天，菲斯帽依然在土耳其公共生活中显著缺席。
这或许是因为重新为菲斯帽正名，将会触动土耳其社会内部极其敏感脆弱的政治神经。女性佩戴头巾可以被合理阐述为现代宪法下的“个人宗教信仰与穿戴自由”；而菲斯帽在土耳其人的历史想象中，却与“奥斯曼帝统延续”对抗“凯末尔世俗革命”的百年政治博弈紧紧捆绑在一起。
但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个真正成熟、自信的现代共和国，理应拥有足够的政治胸襟与文化底气，允许其公民自由、坦然地拥抱自身历史的每一个片段。公民头戴一顶菲斯帽，绝不等于妄图复辟封建帝国，正如怀着崇敬之情赞美一座古老的奥斯曼清真寺，绝不代表对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否定与背叛。
在《帽子法》颁布整整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土耳其早已不再是当年阿塔图尔克在帝国废墟瓦砾上艰难维系的新生脆弱政权。今天的土耳其是一个拥有强大综合国力、高度文化自信与鲜明民族认同的地区核心大国。
因此，最高层级的国家自信，既不是刻意抹杀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过往，也不是不切实际地盲目浪漫化历史，而是应当坦荡地把选择权交还给人民——让土耳其人民自主决定他们愿意继承和发扬哪一部分历史遗产。
我装在黑色塑料袋里穿过伊斯坦布尔街头的那顶红色小帽子，其背后承载着的是一个更为宏大的时代命题：一个国家至今仍在艰难求索并重新定义其作为现代世俗共和国与昔日伟大伊斯兰帝国之间的历史纽带。
如果埃尔多安总统真如他多次自豪宣告的那样将奥斯曼先贤视作真正的祖先，那么现在正是废除当年的第 671 号《帽子法》、让土耳其人民能够重新自豪佩戴菲斯帽的真正时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