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认为宗教与社会无关吗？或者换个问法：某个人的宗教信仰必然与他的政治立场相关一致吗？

关于宗教与社会的关系，这不是一个考核人智力的问题，这是一个折磨人精神的思索。

沿着这个思路，你将发现：当你说宗教有利于社会和谐时，有人断喝：滚开，不许宗教干涉社会事务！好吧，当你说宗教只是私人事务，无关社会正义时，他们又说：瞧瞧，又是他们！果然是凡有某教徒处必有暴恐……

这使人想起“狼和小羊”的故事。所谓“理由”或“道理”，是狼一家独有的垄断商品。“世俗化”和“伊斯兰恐惧症”，是狼得心应手、运用自如的两根狼牙大棒。

狼真是一种邪恶的野兽！
 
今天，狼的逻辑和武器被人类中的权力者学到了手，运用到全球统治和掠夺上。当人类运用起兽类的逻辑和武器来，常常比兽类更邪恶，也更霸道。揆其大略来说，权力者运用这一统治术，一般有两个重要的步骤。

在第一个步骤里，首先要证明宗教是邪教。

运用类似“政教合一”标签、“Sharia Law（宗教法律）”议题、穆斯林女性问题等各种被放大了的或者根本莫须有的罪证，全球媒体定期推送案例，引燃焦点——但它狡猾地并不作结论，把瓜熟蒂落的最后一步留给媒体受众和类似中国网络上的反伊先锋们去完成。因为最后的一步是最机械、最被动的一步，也是最乏技术含量的一环。类似粪蛆的分解任务。

在此之中，当仁不让代表着现代文明的世俗化，则是一面照妖镜，能使伊斯兰这头来自蒙昧沙漠的远古怪兽原形毕露。而世俗化之要义，便是宗教的私人化——宗教必须退出。宗教活动必须全面退出社会生活，不仅不许干涉政治、法律、教育、文化这样一类宏大社会议题，而且包括封斋、礼拜、念经、朝觐……从婴儿命名到死者埋葬统统退出，终其一生不够，中间还需要进行集中营式的剖心洗脑——最终将退到哪里去？教徒们茫然无措。

在侧旁观的非信徒民众们，则善良地感到宽慰以致于欣喜。对于教徒们的逃亡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大叔啊，这么好的去极端化机会，不趁机好好学习你跑那么远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啊，不惜背井离乡拼了家破人亡，顽固抱定个伊斯兰教不放手究竟是为了什么？这真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

之所以匪夷所思，是因为“思”的背后，已经存在着一个先入为主的背景：伊斯兰恐惧症。——这个宗教那么地落后而野蛮、蒙昧而邪恶，何以它的洗脑功能如此强大？
 
桑博紧随其后的，或者说同步进行的第二个步骤：世界上但凡与穆斯林相关的矛盾与冲突，包括反强拆、抗城管这样一类向来被视为正义壮行的斗争，若是不幸跟穆斯林沾了边，就必然地要与他们的宗教联系起来。哪怕那些穆斯林早就世俗化得连自己都觉得内疚，也要与他们的出身肤色、与他们的祖宗的宗教联系起来。

几乎所有媒体都是这么做的，所谓暴恐事件自不必说，多年前我就说过，那是专为伊斯兰教量身定做的罪名。即使一起放在非信徒社会里再正常不过的刑事案件、哪怕一桩小小的民事纠纷，媒体也必须用某种方式点明或者暗示其中的伊斯兰元素。

联系-捆绑，是这一步骤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举例来说，最近在一段介绍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的西方人文章中，我看到这样的一句：“虽然萨义德不是穆斯林，但他却是一个巴勒斯坦权利的坚定支持者。”——“虽然……但是……却……”这样一个转折的句式，怎么读着都会给人一种不应该的、不合宜的、非正常的语感。

仿佛萨义德不是一个穆斯林，于是他就不应该是一位巴勒斯坦权利的支持者。不是一个穆斯林，却又做了一名巴勒斯坦权利的支持者，便是别扭的、不正常的。

其中暗含着这样一个逻辑：巴勒斯坦问题只是穆斯林才该关心的事务；而穆斯林也一定会是巴勒斯坦的支持者。

它如此天经地义地把“巴勒斯坦”与“穆斯林”这两件事情捆绑一起，

这不是一个细节问题，更不是一个唯独出现在一篇文章、萨义德一个人身上的个例现象。

这是一个强大盛行却默不作声的共谋。经由全球媒体经年累月的灌输，它深深扎根于绝大多数西方和东方民众的头脑中。

在萨义德的例子中，权力和媒体浑然忘却了它们所崇拜的“世俗化”之核心要义——宗教只能是一件私人事务。既是卧室门槛以内的私人事务，决不允许擅越雷池半步，又何以当它们言及一个人的社会行为和政治立场时，必须要以他的宗教作为考核的第一参照？

如此悖反，撕裂得令人看着担忧。
不只是“巴勒斯坦”和“穆斯林”，但请允许仍以巴勒斯坦为例：

七年前我曾在《中国的尔麦里》一文中试图作出总结：从二十世纪至今，巴勒斯坦一直是世界斗争主题的象征之地：种族主义与人类平等精神，殖民主义与独立自由追求，资本主义与穷人阶级革命……包括军国主义包括警察政治，她几乎成为所有人类历史主题的演练场。当然地，她是七十多年中人类良知的试金石。

在全球一切进步人士的心目中，巴勒斯坦是一道作为人类的基本人性中的良知与道德绕过不去的坎。每一天的流血、日日被重复撕开的伤口，锋刃一般锥着人心必须去面对她——这跟宗教有什么关系？！

不论那些名人巨星，只是那么多前赴后继奔向一线的国际志愿者、在世界各地表达抗议与支持的普通人们——他们几乎全不是穆斯林。为什么萨义德的支持巴勒斯坦，要引起格外的瞩目、转折的句式，和讶异的语气？

最新的一例是，一位年轻的以色列女孩儿在YouTube上宣读了一封她的公开信“为什么我要求抵制自己的国家？”在信中她说：

“1998年，我的人生中第一次看到以色列赢得欧洲歌唱大赛的冠军：多么激动人心！我的国家，我的家所在的国家，我深深爱着的国家，她赢得了一场重要的国际竞争！2018年，以色列赢得欧洲歌唱大赛，但这一次，胜利让我不那么快乐。在两名冠军相隔的20年间，我与我的祖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作为一名以色列人，我要意识到，我所爱的国家是建立在对其原住民的剥夺之上的，也是建立在对作为以色列公民的同一群人的压迫之上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抵制以色列，我自己的国家；为什么我会呼吁澳大利亚人和我一起，来站在正义的一边，拒绝参与以色列用载歌载舞来遮蔽它的侵犯人权的罪行的游戏。”

她名叫Ali Nissenbaum，是第三代以色列人和第一代澳大利亚人。以色列人中，包括在以色列本土社会，像Ali Nissenbaum“背叛”祖国，支持巴勒斯坦权利的人们远不止她一个。

只是对于那些决心要把巴勒斯坦与伊斯兰教捆绑在一起的全球媒体和权力者们来说，这样的例子，不是他们需要的素材。
 
利用偌大穆斯林世界里真实存在的、或捏造制作的例证，来加深和固化伊斯兰教邪恶的形象，传播“伊斯兰恐惧症”。通过把巴勒斯坦与伊斯兰教牢牢捆绑在一起，来使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事业负面化、非法化，从而赢得国际同情和支持，赢得以色列的长治久安。

不惟以色列，这是一切当今暴政权力的通用统治术。

“伊斯兰恐惧症”它绝不是什么宗教仇视、理论冲突，它是一个再现实不过的武器。看上去它只是在批评伊斯兰教的种种“弊端”，甚至宣称批评伊斯兰教也是为穆斯林好，充满着对穆斯林的关怀和拯救热忱。

尽管在口头上它批判的全是古兰经，但实际上它所针对的从来都不是古兰经，而是现实中的某一群人。那一群人的背后，是资源和利益。

把伊斯兰教批臭，批倒，批烂，批判成一种罪恶的病毒——穆斯林自然成了一群十恶不赦的病毒携带者。接下来，隔离、清洗或者灭绝一群无可救药的病毒携带者，便是一件人道主义的仁慈行为。不是吗？“治病救人”、“干预性阵痛”这样的术语听着不耳熟么，它被多少暴君杀人犯拿来作为种族隔离、文化灭绝的一件——迫害之后又施以凌辱的精神刑具？！

伊斯兰恐惧症的患者们宣称他们在“治病救人”，自诩医者仁心——难道伊斯兰恐惧症不是一种当前世界上最流行的政治病毒吗？难道他们自身不是病入膏肓的病羔子吗？他们自称医者，他们不过是一群自私嗜血而又居心险恶的说谎者！他们野心膨胀不可抑制却又胆小如鼠寝食不安，急切渴望统治世界却又内心充满着深刻恐惧——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居心不良，他们也知道他们的权力何其罪恶而危如累卵。

所以他们需要说谎，所以他们需要伊斯兰恐惧症这个政治病毒。如瘾君子对毒品的拥抱，如吸血鬼对肮脏血液的热切追求。

他们需要它的供养，赖以续命和作恶。
 
结论就是这样：宗教与社会，伊斯兰与政治这并不是问题。


它无关事实，无关逻辑，也无关智力。它所关系的，是历史的复辟，是社会的倒退，和人性的堕落。是的，加害和作恶的手中，并非仅仅只是权力和媒体，同时也有普通民众的共谋。虽然他们自身也是受害者，但这证明了人性的集体堕落。

包括穆斯林中，可能也存在着同样的一撮：切割伊斯兰与社会正义的关系，并把两者截然地对立起来。仿佛它们是一对敌人，水火不能相容。就像曾经有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道德与宗教孰高孰低，哪个更优先？”

难道使者穆罕默德不曾说过：“我是被派遣来完善世人的道德的”？

20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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