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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探析当代执政死穴：缺乏制衡的独裁权力如何将国家推向不可逆的深渊

摘要：
权力的高度集中与制度性纠错机制的全面丧失，是专制独裁体制不可规避的执政死穴。本文深刻剖析定于一尊下的决策盲区、指鹿为马的官场逆淘汰以及对全社会的严酷控制，指出当谎言成为唯一合法话语时，整个社会系统正在加速走向系统性风险爆发。



——绝对权力下的病态不安全感

习近平时代最鲜明的政治特征，不是权力，而是对安全的近乎病态的追求。这种安全，不只是国内政治安全，也不仅仅是个人生命安全，它几乎扩展到了每一个层面：政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供应链安全、生物安全……几乎所有领域，都被纳入了“国家安全”的范畴。一个真正安全的人，不需要天天强调安全；一个真正稳定的政权，也不会不断告诉人民自己很稳定。

当“安全”开始成为一个时代最频繁出现的政治语言时，它真正暴露出来的恰恰是不安全。而这种不安全，又表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向。对内，他越来越不信任身边的人；对外，他越来越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也正是这两种看似毫不相干的不安全感，构成了习近平时代许多政治现象背后共同的逻辑。

中共历代领导人都极度渴望国际社会的承认，只是他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和争夺承认的“币种”不同：毛泽东要的是“路线正统与战略博弈的承认”（在冷战夹缝中争夺第三世界领袖和联合国席位）；邓小平要的是“信任与资本的承认”（通过韬光养晦，让西方接纳中国进入全球经济循环）；江、胡要的是“大国地位与规则融入的承认”（通过入世、奥运，让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平等的玩家）。

而到了习近平时代，这种追求从“融入世界”变成了“万国来朝”与“输出模式”的自我认证。由于国内制度向极权回归，国际舞台不再是单纯的外交战场，而是变成了一面必须被完美过滤的、用来向国内证明其执政英明的“政治哈哈镜”。外国领导人的评价，国际会议上的礼遇规格，国际组织的态度，外国媒体的报道，越来越被赋予超越外交本身的意义。

习近平时代越来越重视各种大型国际活动。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中亚峰会，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再到近年来不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这些活动当然具有外交意义，但与此同时，它们也不断向国内塑造一种画面：世界正在向中国靠拢，中国正在成为新的世界中心。官方报道这些会议的时候，也形成了一套非常固定的叙事。镜头反复出现欢迎仪式、礼炮、红毯、国宴、掌声、合影、外国元首的笑容，以及“高度评价”“一致赞赏”“充分肯定”这样的语言。真正涉及利益交换、分歧和博弈的部分，反而很少成为报道重点。它不断向世界证明：中国是成功的，中国模式是成功的，而自己的时代，更是成功的。

正是因为如此，习近平时代对于海外批评的敏感程度，也超过了以往。尤其是那些具有中国背景、后来移居海外的人，无论是记者、学者、异议人士还是爆料者，他们往往比外国批评者更容易成为重点对象。跨国骚扰、施压、针对国内家属的连带打击，以及各种形式的海外影响行动，这些年不断增加。这种对海外评价的极度敏感，本质上是绝对集权在外部世界遭遇的“投射焦虑”。因为在无法完全掌控的国际舞台上，任何一丝不和谐的声音，都可能戳破国内精致滤镜下的“盛世”叙事。

然而，这种在国际舞台上倾尽全力过滤出的“完美镜像”，恰恰折射出体制内部最深沉的虚弱。当对外需要完美的“万国来朝”来论证合法性时，对内就更容不下半点杂音。很多人以为，现代国家建立起了党政官僚体系与法律程序，历史上充满刀光剑影的宫廷斗争便已过去，但事实恰恰相反——中共的现代极权虽然没有了紫禁城，传统的权力逻辑却借尸还魂。

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传统，皇权最核心的逻辑便是“防内重于防外”。真正让帝王夜不能寐的，并不是千里之外的敌人，而是身边每天都能见到的近臣、派系与接班人。精明的帝王甚至会刻意放任、利用内部派系的竞争与相互举报，让下属在彼此消耗中无法威胁最高权力。适度的内斗与不信任，历来不是统治的失败，而是一种古老的“御人技术”。

在这种高压猜忌下，现代政治的信任彻底瓦解。整个中共官僚体系退化为一个巨大的政治角斗场，官员们不敢建立协作，只能将全部精力用于政治上的自我保护。他们越来越少讨论政策本身的是非对错，而是用尽全力去揣摩最高权力的幽微心思。

来自权力核心的不安全感，并没有停留在红墙之内，而是迅速层层传递、蔓延到了整个社会。其最直观的投射，便是最高领导人到地方视察时，全城进入的临时“战时状态”——封路封桥、大范围交通管制、无人机禁飞、甚至连刀剪工具都暂停寄递。任何国家元首都有安全安保，但真正令人警惕的是，这种安全半径正在被无限放大。它所体现的治理逻辑极其霸道：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必须为了一个人的绝对安全而随时停摆、重新组织。



为什么一个现代国家，会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熟悉的宫廷气息？为什么一个人的安全，需要越来越多普通人的生活为之让路？这恰恰揭示了现代极权最深刻的悖论：它在话语上宣称自己代表着最先进的现代治理体系，在行为上却不断退回到中国两千年前最古老的皇权逻辑。习近平时代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一场披着数字化和现代官僚外衣的、中国传统帝王御人术与高度集权体制的倒退式回归。当一个政权将“权力自保”视为最高准则、认定危险来自内部时，它不仅会重塑官僚与社会，更会深刻地改变整个国家成本的索取方向——真正被无休止索取和消耗的，从来不是敌人，而是它的基本盘。

纵观两千多年的帝王政治，这一规律屡见不鲜：真正被无限征税、无限征发、无限驱使的，很少是边疆的蛮夷，而往往是内地的子民。对边疆外族，统治者往往需要权衡外交后果与边境稳定，甚至施以怀柔与安抚；但自己的百姓没有退路、无法逃离、更无人代其讨价还价。于是，他们天然地成为了皇权最稳定、也最廉价的续命资源。

很多人误以为，当前激进的民族主义叙事中，最大的受害者一定是边缘的少数民族。但如果将时间线拉长，却会发现一个完全相反的残酷悖论：今天支撑起“大国崛起”、“文明复兴”等宏大叙事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基本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汉族。对于一个越来越缺乏安全感的政权，资源永远会优先投入它最害怕失去的地方，而成本，则会优先转嫁给最不可能反抗的人。

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牵涉国际舆论、人权外交及跨境民族等复杂因素，每一次政策调整都伴随着高昂的国际政治成本。而普通汉族群体不同，他们既没有国际社会的持续聚焦，也缺乏海外共同体的发声声援，更没有国际组织为其展开外交博弈。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天然地“相信国家、相信权力、甘于牺牲”。

这种绝对的顺从，让他们成为了体制在面临危机、需要转嫁代价时，最容易动员且成本最低的承受者。

这正是习近平时代最隐蔽也最讽刺的死穴：宏大的叙事看似在维护基本盘的利益，但当体制的运转需要源源不断的燃料时，最先被扔进炉膛的，往往就是这些最忠诚、最顺从的跟随者。极权真正残酷的地方，从来不是它击碎了敌人的反抗，而是它成功让自己的支持者，心甘情愿地成为了这场宏大叙事背后的代价。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