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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journal-of-the-royal-asiatic-society/article/politics-of-ethnic-economic-territorialisation-commerce-state-narratives-and-hui-identity-along-the-upper-yellow-river/9CE045DA098D572E6986CDFEC71C1E88

黄河回族木材贸易的隐秘历史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黄河上游的回族通过垄断木材采伐与漂流业，形成了独特的经济领土化网络。这一商业活动不仅巩固了回族在甘肃南部的经济地位，更成为塑造其民族身份与社会团结的核心支柱。

背景：经济领土化是什么？

经济领土化是指特定群体通过控制关键资源、建立商业网络及生产方式，在特定地理空间内形成经济主导权的过程。它不仅是资源开发手段，更是民族身份认同与社会团结在物质层面的体现与强化。

摘要

本文以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黄河上游的木材采伐与漂流业为切入点，探讨了费尔南·布罗代尔所提出的社会时间概念。在这一关键河段，商业活动的加剧与政治局势的变迁构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回族在宁夏中游地区的势力巩固，并以临夏上游作为根基，充分体现了回族经济主导权与领土控制力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商业网络后来被重新整合，用于支持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但到了二十世纪中叶，随着水坝建设和集体化运动的推进，这些网络被突然切断。除了经济史层面，本文还审视了史学界对于回族经济领土化现象的刻意沉默。尽管当时的外部观察者，包括国民党官员和日本战略家，都承认回族在商业上的垄断地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家史学叙事为了维护民族团结的论调，往往对此避而不谈。通过分析二十世纪不同时期的电影表现，本文进一步指出，电影作为官方叙事的对立面，提供了一种另类的媒介，使得回族的能动性与经济领土性得以表达和争论。通过连接经济史、史学和视觉文化，本研究凸显了民族商业背后的政治利害关系，以及回族身份在不同政治体制下是如何被塑造与重塑的。

导言

1972年夏天，三名年轻的红卫兵——汉族的孙大力、藏族的扎西和回族马家家——发现河面上漂流着木头，尽管当时阿夏河已经不再通过水路运输木材（图1）。他们毫不犹豫地跳入湍急的河水中去打捞木头。出于对国家财产流失的担忧，他们主动向党支部申请看守河流。在革命故事的激励下，这几个孩子在河边搭起了一个小木屋，开始日夜巡逻。一天傍晚，顽皮的家家在站岗时被一只奇怪的打鸣鸡吸引，离开了岗位。不明身份的坏人趁机再次从河里偷走了木头。

回族红卫兵马家家（左）与他的少年战友汉族孙大力（中）和藏族扎西（右）。

马家家的大伯、河运队队长马哈德，利用这几个孩子缺乏阶级斗争经验的弱点，在他们三人之间挑拨离间，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与此同时，为了响应军队对木材的紧迫需求，党支部决定在河上开辟一条新航道。面对这一进展，贪婪狡猾的马哈德勾结一群盗贼，密谋偷窃军用木筏。大力和他的朋友们深入虎穴，发现了关键证据。当盗贼再次行动时，孩子们勇敢地挺身而出，与民兵和党组织配合，一举捣毁了犯罪团伙，揭穿了马哈德的伪装（图2）。

马家家的爷爷是一位技术精湛的回族木筏工，他带领年轻的红卫兵从夏河追回了被盗的木材。

这部电影《阿夏河的秘密》上映于文化大革命末期，属于那种通过宣扬红卫兵来教育大众的阶级斗争电影，红卫兵正是毛泽东“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的执行者。在实际操作中，文革期间，甘肃南部地区将属于公社社员个人的私有林场和木材场进行集体化的力度显著加强。虽然关于《阿夏河的秘密》上映后的观众反应和影响资料很少，但它几乎可以肯定是一部旨在为铲除木材贸易中的私营企业摇旗呐喊的“运动电影”。

这部电影在两个关键方面显得十分独特。首先，虽然它将民族差异简化为仅仅是服装上的不同，但令人瞩目的是，它仍然认为有必要依靠这种表面的区别，来验证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在汉族中心地带之外的普遍吸引力和权威性。其次，电影中对在毛泽东控制的经济边缘运作的回族投机者的描绘，无意中——或者说是有意地——暗示了一种时间政治上的差异，即回族在革命发展进程中滞后于汉族。这两个特征共同构建了一个形象：回族在毛泽东时代的高压政治经济中处于双重边缘地位。他们不仅没有完全同化为社会主义公民，而且在这一西北边疆地区，无论是在外貌还是在生产方式上，都依然处于边缘。

除了它所揭示的毛泽东时代高压政治下的民族代表性政治（这在其他地方已有探讨）之外，电影的场景布置也引出了一个问题：木材生产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森林和河流）以及社会环境（穆斯林企业家和劳工）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在历史的这一刻，他们被政治化地纳入了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之中。本文重点关注回族作为甘肃南部民族走廊中的资源开发者和投机者的角色，并探讨他们是在何时利用黄河上游的森林和河流的，以及这种利基经济是否或如何促成了区域性商业和劳工网络的巩固，进而支撑了回族身份在早期的形成。

通过利用视听资料和史学文献，本文揭示出，尽管在不同政治框架下对回族在木材工业中的角色评价迥异，但从十九世纪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黄河上游的伐木和水路运输始终是回族的主要经济活动。这种惊人的持久性为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特别是回族穆斯林宗教归属感的研究，开辟了超越现有文化表演性讨论的新路径。正如陈斌在研究长江中下游回族穆斯林商人网络时所展示的那样，本文将民族认同拆解为一个由环境条件、经济领土化以及促进社会团结的普世能力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结构。

尽管陈斌的案例研究与我的研究在关注河流贸易和工业方面有重合之处，但本文仅考察西北地区回族的经济领土化。为了在此进一步澄清术语，必须首先指出，本文中的“回族”并不等同于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民族识别制度所认定的汉语回族。相反，它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种更广泛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基于对同一宗教的共同参与、相同的区域经济网络，甚至在为该地区穆斯林军阀政府效力时共同的政治追求。在这种情况下，回族形象体现为一位通常精通多种语言、若受过教育则通晓两种文字的穆斯林，他们来自黄河上游的河州、东乡、保安或撒拉地区，或者是其远至鄂尔多斯湾下游的亲属和伙伴（图3）。

临夏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的当代地形图。该县北界以向东流经并注入刘家峡水库的黄河为界。县西是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东南是被称为“中国小麦加”的回族穆斯林重镇临夏。积石山作为多语言民族走廊，体现了甘肃南部的文化景观，因为该自治县的运作逻辑是为三个共同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保安族、东乡族和撒拉族——提供宗教自治。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制度建立之前，这种划分在区域的文化和政治经济中几乎无关紧要。

作为民族构成要素的环境因素，在关于蒙古族游牧、哈萨克族游牧以及日本帝国主义民族学家为鄂伦春族重建一种未受污染的通古斯身份的研究中，已得到广泛探讨。与此同时，经济领土化被分析为一种国家干预形式——通常通过银行贷款和压制性援助计划——旨在瓦解区域和个人的经济自主权以及民族内部的团结。最近，大卫·斯特鲁普对当代中国化隆回族穆斯林拉面经济的研究进一步证明，当得到国家充分认可时，少数民族有能力将利基经济领土化，并将其转化为一种民族特权。

因此，必须强调的是，民族身份远非一种纯粹的原始和遗传身份，它还受到生存焦虑的影响，包括其成员可能面临的灭绝或自愿脱离的风险。导致这种焦虑的压力点多种多样。国家主导的清算努力代表了一种外部威胁，而内部焦虑，特别是当得到国家支持时对大规模跨民族通婚的担忧，也沉重地压在民族社区身上。在这一框架内，甘肃南部回族伐木和木筏漂流的持久性，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说明经济领土化是如何强化民族认同的。通过在甘肃南部区域环境中留下文化印记，木材贸易和运输在环境和经济两个维度上维持了回族身份，而这两个维度在以往关于该地区回族身份的研究中大多被忽视了。这种经济领土化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其瓦解在当今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导致了蒙古族社区的去蒙古化和人口减少。近年来关于中国穆斯林社区，特别是西北地区清真标签的争议，证明了清真屠宰和食品生产仍然是穆斯林团结的底线，争议双方都动用了宗教和经济论据。

除了突显民族身份形成中一个被忽视的维度外，本研究还揭示了历史记录中关于甘肃南部回族经济领土性的文本偏见。一方面，临夏地方官方史志系统性地模糊了对民族经济领土化的任何承认。另一方面，这一主题却构成了国家众多探究者（包括好奇的旅行者、帝国主义探险家和民族志学者）的核心研究课题。虽然这种文本上的分歧本身并不能作为经济领土化与单一民族社区挂钩的最终证据，但它确实表明，民族身份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恰恰是因为它与民族划分的经济部门这一具体现实重叠。

本文分析的视听材料与非官方文本相一致，验证了民族经济领土性的存在。这种一致性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外部的电影视角作为一种局外人观点，受官方史志公开政治议程的约束较少。相比之下，后者被赋予了独特的任务，即压制深层的民族间裂痕，并掩盖民族划分的经济部门这一物质现实，因为这些部门本可能因竞争或国家强加的监管偏见而成为政治争论的焦点。接下来，本文将结合视听材料和民族志来源来审视这种外部视角，并将其与国家将民族经济领土性从历史中抹去的协同努力进行对比。

自1870年代以来穆斯林对临夏木材贸易的统治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临夏拥有黄河沿岸下游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垂涎的资源——木材。正如汉娜·西克所生动记录的那样：

甘肃南部腹地是中国北方为数不多仍存有大片原始森林的地方之一。砍伐的树木被运往黄河、夏河或洮河，然后顺流而下。在循化上方进入水域的树木可以漂流至宁夏。然而，进入森林是那些能够进入高地坡面并与权利持有者协商准入权的人的特权。林地可以被指定为当地藏族和蒙古族社区的公共资源，由头人私有，或属于寺院社区。

临夏的回族商人，其中许多人通晓多种语言，并通过苏菲网络与高地的撒拉族保持联系，在木材贸易中处于中间人的有利地位。他们从高原获取原木并将其销往更下游地区的能力，巩固了他们的经济地位。这种贸易对临夏经济的核心作用反映在其物质景观中。临夏拥有太子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这里曾是甘肃最大的木材场。1985年的一项国家调查统计了全州664个木材场，拥有1,412名长期工作的伐木工。穆斯林在这一贸易中的历史性统治地位不仅反映在历史记录中，也体现在物质遗产中。例如，州政府所在地临夏市拥有著名的穆斯林聚居区——八坊十三巷。如今，这里因作为“中国小麦加”的中心而成为游客的最爱，但八坊十三巷过去被称为“木场村”，这无疑表明了木材带来的财富对该穆斯林社区的社会再生产及其在城市中核心地位的贡献。

木场村及类似的名称在整个地区随处可见，甚至在高地的循化，一个由撒拉族穆斯林主导并与藏族和蒙古族领土接壤的高地地区。循化早在光绪年间（1875-1908）就出现了木场村。在临夏市本身，除了八坊十三巷之外，木材贸易似乎资助了跨教派的聚礼空间的建设。这种影响在两座与贸易直接相关的清真寺的命名中最为明显：木场老寺和木场新寺。这些清真寺的存在不仅表明了木材贸易随时间的扩张，也暗示了教派竞争，老寺隶属于格底目传统，新寺则与伊赫瓦尼教派有关。

多种历史因素促成了穆斯林通过木材贸易在临夏的繁荣。首先，同治回乱（1862-1877）后的战后重建对木材的需求激增，这场战乱摧毁了西北各地的城市和城镇。此外，河州马家穆斯林军阀在1872年决定在决定性战胜左宗棠后与清军结盟，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为了表彰他们的忠君效忠，清廷允许他们在临夏附近的甘肃南部定居，同时保持对一支相当规模军事力量的指挥权。这种政治恩宠使回族穆斯林能够扎根其经济利益，特别是在垄断区域贸易方面。正如西克所指出的，在1890年左右活跃的17家国家许可的木材贸易公司中，有5家属于军阀马占鳌的大家族。这些公司几乎垄断了循化的伐木权。

我们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看到了扩张的模式。虽然1926年整个甘肃省只有一家现代木材加工厂——位于中游的兰州，但到1931年，在兰州、临洮和岷县等上游和中游城镇，涌现了超过250家现代木材加工厂。一份文献记录显示，1931年左右，仅临潭县每年就向兰州的木材厂输送了超过7万根木材。穆斯林官绅也购买了大片山坡地来种植人工林。在临夏，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的兄弟马步青拥有两片人工林。其他穆斯林名流，包括马云胜、马岐山、马德山和马元，也都参与圈占山坡地来建立自己的人工林。

两部历史纪录片显示，木材贸易和木材运输的重要性随着临夏穆斯林军阀势力的崛起而增长，他们一直维持着对区域政治的统治直到世纪中叶。卡特·霍尔顿的传教士电影（1920年代至1940年代）和《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导演雷·斯科特，1941年）提供了关于中国西北回族穆斯林经济领土化的罕见视觉记录，特别是他们在木材贸易和木筏漂流中的主导地位。霍尔顿的电影是传教士卡特·霍尔顿及其妻子劳拉·霍尔顿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跨越甘肃和青海期间拍摄的民族志片段的拼贴。由雷·斯科特拍摄并于1941年在美国首映的《苦干》，提供了一个更具跨国视角的叙事，记录了斯科特穿越中国的旅程，包括在甘肃和青海的长期停留，他在那里记录了回族商人在战时环境下航行的经济生活。这些电影不仅捕捉了回族在西北的经济活动，也反映了将他们的商业存在置于西方传教士兴趣和中国国防叙事框架下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

霍尔顿夫妇隶属于基督教与传教士联盟，该组织与英国领导的内地会以及西北中国的耶稣会教区同时代。虽然这三个组织都对西北的穆斯林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但它们各自都有独特的特点。内地会可能是这三者中最古老的。其文本记录包括霍华德·泰勒夫人（1865-1949；中文名：金乐婷）对1920年海原大地震的广泛报道，那次7.9级地震造成超过25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甘肃东部的回族穆斯林。西北中国的耶稣会教区最著名的是其西宁监牧、德国圣言会神父海罗尼穆斯·哈伯斯特罗（1893-1969），他是马步芳的亲信，除了经营青海第一家酒厂外，还从德国渠道为后者提供汽油、蔡司望远镜、无线电接收机、手枪和其他军事物资。

相比之下，基督教与传教士联盟只是一个松散的伞状组织，旗下包括著名的欧柏林乐队，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受害者罗威娜·伯德就是其中一员。在活跃于穆斯林西北的所有传教士中，卡特·霍尔顿之所以脱颖而出，并非因为他背后的机构支持，而是因为他在伊斯兰神学和穆斯林事务方面的专业知识——他在1934年至1935年休假期间，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师从塞缪尔·茨默博士学习阿拉伯语和穆斯林宗教文化，之后恢复了他在甘肃和青海的工作。霍尔顿夫妇很可能也是装备最好的，因为他们随身携带了一台电影摄影机，记录了他们30年间的部分旅行。

霍尔顿的电影最初是无声影像，没有录音。罗伯特·卡尔森和罗伯特·舒斯特在1995年添加了旁白，因此对于准确理解影像背景帮助不大。然而，这些无声片段符合民族志摄影的定义，因为所记录的大多数场景，包括穿越危险道路的骡马队和在白浪中漂流木材的水手，似乎都是高度偶然的行为，没有任何电影制作人干预的痕迹（图4）。唯一连贯的主题主要是戴着白帽的成年男性，这是他们穆斯林身份的明确标志，忙于经济活动——在马背、骡背、渡船和马车上装卸货物，以及在急流中漂流木材。

一名穆斯林男子在临夏附近的黄河上漂流木材。

除了证实临夏穆斯林擅长长途驼队贸易的刻板印象外，霍尔顿的电影还证明了他们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夏河和洮河关键水域上的劳动力社会再生产，这种现象通常只在流经甘肃省会兰州的小河段被观察到。这种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补充了西克关于穆斯林对国家许可的伐木公司垄断的分析，因为劳动力和资本的再生产在甘肃南部民族走廊中往往紧张的民族间关系背景下，协同作用以加强穆斯林的经济生产力。用更具体的话说，穆斯林名流对区域政治和商业垄断的控制，创造了一个民族内部的社会流动复合体，吸引了穆斯林社会的底层有利可图地附属于其各个部门，如从军、文官官僚、陆路和水路长途运输，以及伐木和木筏漂流。

这些经济实践也受益于该地区的地理和环境，因为它们重新校准了穆斯林可支配的资源：广泛的跨区域贸易和宗教网络、多种语言能力、在畜牧业（特别是驮畜）方面的传统优势、在崎岖水域的航行技能，以及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人工林业。世纪之交，其中一些资源因军国主义的兴起和伊斯兰改革的跨国传播而得到加强，尽管这种影响是局部性的，但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对教育和民政中独特的穆斯林现代主义，以及对政治自治的内生愿望的吸引力。其他与草根劳动力更相关的技能，也随着西北地区基础设施现代化的推进，在运输道路建设、工厂建设和战争物资方面找到了新的用途，即使该地区日益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斯科特1941年获奖纪录片《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很好地记录了这段历史。

《苦干》是一部于1941年6月23日在纽约市伦特-方丹剧院（前身为环球剧院）首映的纪录片。它在美国许多城市巡回放映，并获得了1942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学者们还指出，该片于1941年1月1日被呈送给白宫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据称影响了他决定向蒋介石提供大量贷款和援助，作为美中抗日联盟的一部分，这比美国正式加入太平洋战争早了许多个月。

斯科特在英国香港短暂停留后正式开始了中国之旅，他在那里从边境对面看到广东已经被日军占领。随后他决定从香港乘飞机前往越南海防。从海防开始，他继续前往广西首府南宁，同时记录了在滇缅公路上艰难行进的卡车。从南宁出发，他向北到达贵阳，然后抵达蒋介石的战时首都重庆。在重庆停留几天后，他向西前往成都，从成都开车向北到达兰州。随后他进入青海，在西宁、塔尔寺和青藏边境城镇东嘎度过了行程中最长的时间。之后，他包机从西宁飞回重庆。

正是在黄河的兰州段，斯科特首次介绍了西北穆斯林的作用，这位基督教电影制作人称他们为“穆罕默德部落”。他的镜头向我们揭示了这些穆斯林作为木筏工运输羊毛和动物皮毛，以换取俄罗斯军事物资和石油的重要性。斯科特指出：“木筏是用充气的羊皮制成的，可以载重15到50吨。”他还评论说：“兰州是俄罗斯补给路线的中国终点，这条路线从北部的东突厥斯坦和苏联延伸而来。”斯科特的观察得到了关于这条北部路线对盟军援助重要性的最新研究的证实。正如马克·贝克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新建的西北公路从苏联哈萨克斯坦向兰州运送了大量战争物资。1937年12月至1941年6月间，通过这条路线的苏联援助平均每月1,000吨，不包括燃料和捐赠卡车的重量。与此同时，刘志记录道，仅1939年一年，就有4,400挺机枪、1亿发子弹、250门火炮、14万发炮弹以及1,000辆运输卡车被运送到东突厥斯坦与甘肃边境的星星峡，交给中国国民党。在对兰州黄河水道进行实地考察时，曾任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的斯科特总结道：“南部的滇缅公路和北部的‘红色路线’确实是唯一能够从外部世界运入急需物资的道路，缓慢、费力且昂贵。”

关于水手的作用，斯科特表达了他的着迷，即穆斯林不仅在运输关键的战争物资，还在运输干草、西瓜和其他农产品，这证明了木筏漂流的技能在当地商业和贸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图5）。但在重庆政权与日本之间军事斗争加剧的背景下，国民党（KMT）理所当然地希望从苏联获得更多、更大规模的国际援助。然而，这种增长完全取决于交通运输的改善，或者正如斯科特向观众所描述的那样：“中国这一部分的真正发展取决于交通问题的解决，缓慢而痛苦地，这片广袤的土地正在为未来的中国做准备，并在维护今天的中国中发挥其严峻的作用。”

两名穆斯林青年在兰州附近的黄河上漂流西瓜。

对于该地区的穆斯林来说，这意味着在公路建设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包括适合机动汽车的公路和铁路——那个时代货运的真正王者。可以预见，这两项事业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当地人力和资源。斯科特直观地解释道：“在这个边疆国家，我不断被提醒，100年前美国的先驱们正在这样的地形中挣扎，与同样顽固的自然作斗争并征服它，为建立一个伟大的现代工业社会奠定基础。”没有其他群体比马步芳的军队更适合美国先驱的形象，他们参与了道路建设。正如斯科特所观察到的：“成百上千的工人在路边劳作。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为什么自然和日本炸弹都无法切断中国的生命线。”与斯科特同时代、大约在同一时间也前往青海的另一位美国记者阿瑟·多克·巴尼特详细解释说，马步芳的军队不仅在修建公路，而且还在使它们变得更漂亮、更永久。

青海平坦的碎石公路两旁都种满了绿色的柳树和杨树苗。事实上，一项密集的植树造林计划使青海东部的山谷成为中国最绿色的地方……青海没有植树节；它有植树双周。每年春天，全省每个人都会到农村去植树。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种植了6,100万棵树，平均全省每个人每年种植超过六棵树。

然而，公路建设和植树造林无法足够快地满足重庆对从苏联治下的突厥斯坦运来的日益增加的外国援助的贪婪需求。一项更雄心勃勃的铁路建设尝试也在进行中。1941年11月11日，天成铁路局局长凌鸿勋显然是为了回应蒋介石本人的信息请求，声明他的局已经完成了755公里铁路的路线勘测，该铁路在连续三年内每年需要8,500万元的惊人投资。凌进一步补充说，这条铁路将向西延伸两条线路，一条是从天水到兰州的400公里线路，另一条是从兰州到肃州（今天的酒泉）的860公里线路。仿佛为了说服蒋介石为这个昂贵的项目提供资金的紧迫性，凌提出玉门油田产量急剧增加，证明了在勘测完成后立即启动该路段建设并花费4,000万元是合理的。

然而，这一由国民党发起的项目，除了其高昂的成本外，在建筑材料上还有一个明显的缺口——枕木用的木材。河西走廊（兰州是其最大的大都市）因戈壁沙漠的侵蚀而完全荒芜，使得拟议中从兰州到肃州的860公里线路完全成了空中楼阁。即使是天兰线也因缺乏大量木材而不切实际。这种情况再次对甘肃南部高地的木材提出了迫切需求。斯科特没有统计数据给我们看，但他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穆斯林水手将木材从积石山峡谷漂流下来运往兰州，这些孤独的身影必须进一步砍伐黄河上游的森林，以确保通往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事业的生命线保持畅通。


值得注意的是，甘肃第一家火柴制造厂——兰州光明火柴厂的成立，也体现了回族马家军在该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在公司总计400股股份中，马步芳和马鸿逵共同控制了240股，确立了绝对多数控股权，巩固了他们对该企业的掌控。马家核心人物马福祥持有40股，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控制力。其余股份由临夏县长邓龙持有40股，剩下的80股则通过众筹方式由广大投资者持有。这种股权分配说明了马家是如何利用直接的金融投资和政治联盟来主导甘肃新兴产业的。他们对高地木材，特别是白杨树的垄断，是该公司成功的关键。他们的多数股权确保了决策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网络中，使工业发展与他们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野心保持一致。1939年，马步芳创办了海洋化学厂。一年后，通过收购光明火柴厂在西宁的分厂设备，他将海洋化学厂改组为自己的青海火柴厂，并配备了六台德国制造的基础火柴生产机器。

在目前分析的三部电影——《阿夏河的秘密》、霍尔顿电影和《苦干》中，对回族木材商人和放排工的描绘，随着各自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要求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初的霍尔顿电影中，回族商人和劳工被表现为技术娴熟、独立的经济主体，他们在黄河上游的航运专长支撑了区域商业。这些电影记录了他们劳动的社会再生产，突显了他们在木材运输以及甘肃南部和青海东部更广泛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他们的角色是其历史上参与贸易和运输的自然延伸，不受国家干预或意识形态审查的束缚。然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苦干》将他们的劳动重新置于民族生存的叙事中。这部纪录片将回族放排工呈现为中国抗战的关键力量，通过运输木材和物资来维持对日军事斗争。在这里，他们的传统技能被吸纳进更广泛的民族主义框架中，将他们的工作转化为一种战时动员行为。因此，回族的存在不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中国抗战中的一项战略资产。

相比之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制作的《阿夏河的秘密》，则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警惕性的视角，重塑了回族参与木材运输的形象。电影的核心冲突围绕着集体财产的盗窃展开，回族运输队长马哈德被塑造成反派——一个密谋利用集体资源谋取私利的投机分子。他的形象反映了毛泽东时代对独立经济参与者，特别是那些在党直接控制之外拥有深厚社区网络的人的普遍怀疑。包括回族男孩马加加在内的年轻主角们，必须学会识别并打击这些阶级敌人，这体现了该片在塑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功能。与早期电影中回族放排工是国家自主或爱国的贡献者不同，《阿夏河的秘密》将他们置于意识形态的审判之下，认为只有当他们的工作与党的利益保持一致时，才是合法的。总的来说，这三部电影勾勒出了一条历史轨迹：以木材贸易和运输为中心的回族经济领土化，从一种有机的、长期的实践，转变为一个政治化且充满争议的国家干预场所。

临夏回族商人史学中经济领土化的政治

甘肃南部回族经济领土化的问题，在历史记录中也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官方史料系统性地掩盖了对回族商业主导地位的任何明确承认。另一方面，国家的好奇代理人——从民国官员到帝国主义探险家和民族主义民族志学者——却将这一主题视为关键的研究课题。这种表述上的差异，不仅揭示了临夏商业与民族的纠葛，也揭示了不同参与者如何界定、强调或掩盖回族商人的经济力量。

国民党时代的外部观察

例如，周振鹤于1938年撰写的青海经济调查报告，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说明了外部观察者如何关注西北地区的经济部门和民族主导地位。报告详细描述了该地区不发达的工业基础：煤矿仍然依赖苦力劳动，当地铁匠只从事小规模冶炼，生产的是手工刀具和匕首，而非工业钢材。虽然青海拥有铁矿、铅矿和铜矿，但这些资源的开采和加工仍处于严格的前工业化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周的报告是受国民党政府委托的，其核心目标之一是评估青海的区域霸主马步芳及其以回族为主的军队——回回军，是否具备独立制造枪支的能力。

马鹤天（1887–1962）是一位著名学者，他曾作为国民党代表团成员，于1935年陪同九世班禅喇嘛从南京返回塔尔寺。他也对回族在临夏商业中的主导地位做了详细观察。在他的日记中，这篇最早提倡对西北进行经济投资的国民党时代文本之一，马鹤天强调了临夏独特的公立学校资助体系，该体系依赖于对洮河和夏河征收的水路税收。这些河流从积石山峡谷奔流而下，汇入黄河，为当地学校，特别是回族小学教育提供了关键的财政资源。

作为山西人，马鹤天对临夏的商会特别感兴趣。他仔细记录道，在他访问前的17年里，临夏的商业公司数量从2000多家锐减至仅300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投资总额的下降。相反，主要是外地公司——特别是来自他家乡山西省和邻近陕西省的公司——遭受了剧烈缩减，从二十多家减少到仅剩四家。许多公司在贷款高利率的重压下倒闭。相比之下，当地公司不仅存活下来，还巩固了资产甚至有所扩张，这清楚地表明了回族资本商业垄断地位的增强。

马鹤天对回族主导临夏水路及该地区普遍商业竞争的关注，与国家资助研究的另一个主要关注点——贸易网络，特别是利润丰厚的羊毛产业——形成了对比。例如，日本对青海的高品质羊毛特别感兴趣，特别是有一种名为sawaru（意为触摸）的品种，被认为优于中国其他所有地区的羊毛。大多数青海羊毛通过天津出口到日本，后来又通过内蒙古包头的转运港出口。对日本调查人员来说，从西北出口的羊毛就是回族羊毛的代名词。早在1918年，马麒就在天津开设了他家族企业德义恒和德顺昌的分店。例如，在1924年至1927年间，惊人的2900万斤（约合1.6万公吨）青海羊毛从天津港运出。贸易统计数据反映了与日本深度的经济融合：尽管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从青海进口的羊毛仍激增了77.3%。

这种经济融合显然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依然持续。民国官员的报告指出，朱绍良省长（1891–1963）曾在1938年向蒋介石抱怨，西宁的羊毛正被奸商通过包头和呼和浩特进行贩运。然而，考虑到马步芳的军事政权严格控制着羊毛贸易，这些交易很可能是被默许的，而非非法。极有可能的是，那些将羊毛从青海漂流运往包头的船工，正是周振鹤和马鹤天所记录的同一批回族人。

与日本华北占领区保持一致的回族知识分子话语

虽然西北地区的外部观察者表现出更实证的兴趣，但隶属于日本华北占领政权的当代报纸《回教周报》的回族编辑们，则直接参与了关于回族商业身份的论述问题，将其构建为一种独特的国民经济基础，而非区域贸易的偶然方面。通过报纸的编辑议程，华北地区的回族精英不仅承认，而且积极推动了回族经济领土化的愿景。他们对回族国民/民族经济（回族经济）的阐述，标志着一种在战时秩序内界定回族商业影响力边界的蓄意尝试。

华北政权的常规行政职能已由杜赞奇进行了深入分析。然而，使该政权与众不同的是两个专门为培养基层政治支持而设计的组织：新民会和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新民会成立于1942年，旨在华北青年中推广日本的扩张主义议程。与此同时，1940年成立的中国回教总联合会，试图将该地区的穆斯林人口统一为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引导其影响力来加强日本对抗重庆国民党和延安共产党的地位。总部的所在地突显了它们的重要性：这两个组织都在中南海办公，那是旧皇宫的一部分，也是华北占领政权和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神经中枢。

《回教周报》是阐述华北政权下回族政治、经济和社会愿望的核心平台。当中国回教总联合会致力于巩固回族政治凝聚力时，《回教周报》则带头努力将回族经济活动构建为一项独特的民族事业，将回族商业网络提升到地方或宗教归属之外，进入更广泛的民族政治框架。通过强调回族经济的独立性，该报试图在日本帝国秩序内划定回族领土化，将回族商业呈现为华北经济版图中的一股自主力量。

一个名为回族经济史料的常设专栏，编纂了历史上由回族垄断或至今仍占主导地位的行业，包括制蜡、皮革加工以及干鲜果品贸易。这些经济活动被构建为不是孤立的行业，而是统一的回族国民经济（回族经济）的组成部分。该专栏反复强调回族经济遗产，发出了明确的界定民族经济领土化的愿望，在加强群体内部凝聚力的同时，在回族和汉族经济领域之间建立了清晰的界限。

日本的民族志调查加强了这种经济区分。正如凯利·哈蒙德的研究中所述，日本官员确定了北京回族的六大职业：果蔬小贩、驮畜商、骆驼商、牛羊肉屠宰及销售商、鸭子小贩和玉石商人。这些对战时经济至关重要的行业，为回族商人提供了巨大的杠杆作用。《回教周报》将他们的经济角色构建为回族自给自足的基础，认为他们在这些行业中历史和当代的统治地位，验证了他们对自主经济身份的主张。

该联合会的宣传部长金吉堂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愿景，将回族的商业成功定位为他们独特民族性格的证据。该报频繁引用东京大学的日本民族学家须田照义（他调查了蒙疆和华北的回民族）以及为田英一郎（其关于回族的研究被期待为使回族身份在日本帝国话语中合法化的里程碑式研究）的研究。该报热衷于推广这些研究，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回族经济活动不仅仅是中国商业生活的副产品，而是独立民族身份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种经济愿景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它对回族自治具有实际意义。该报记录了新的回族主导行会的出现，例如最近由一位回族领袖担任主席的蔬菜小贩行会。这些组织被构建为回族政治自主的延伸，其经济组织既是其独特身份的反映，也是其在日本控制秩序内独特身份的强化。总之，华北政权内的回族平台为回族提供了阐明和巩固其政治和经济身份的制度基础。虽然日本行政当局将这些发展视为战时控制的机制，但《回教周报》的回族编辑们战略性地利用这一时刻，主张一种回族经济领土化的愿景——这种愿景超越了眼前的政治偶然性，设想了一个回族经济主权能够持久的未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史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将回族穆斯林认定为一个社会主义民族，这在斯大林主义正统观点来看是一个反常现象，因为后者通过四个共同特征来定义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当应用于县级或县级以下的回族社区聚落时，这四个要素可以说是可以识别的。然而，除了基于伊斯兰信仰的共同心理素质外，从宏观民族视角来看，其他三个特征在回族身上都不成立。正如德鲁·格拉德尼和我所论证的，回族作为社会主义民族的出现，只能被理解为一种企业身份——一种将广泛分散的人群统一在一个单一标题下的混合体，而对历史或文化凝聚力的关注有限。

因此，负责定义新颁布的回族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席历史学家白寿彝在1951年主张，回族拥有一个基于天课（穆斯林向礼拜场所缴纳的强制性慈善捐款，随后分配给社区穷人）和苏菲门宦（监督教派内权力传承的自治、等级森严的宗教组织）宗教政治体系的独特经济体系。虽然这两个主张都可以得到历史证据的支持，但两者都不专门适用于讲中文的回族。天课制度同样被维吾尔族所实践，而门宦结构虽然在大西北——包括新疆、宁夏和甘肃——很普遍，但却排除了中国东部和中部的数百万回族。面对这些不一致之处，社会主义民族学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努力为回族共同经济生活阐述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

甘肃南部在区域上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关于经济共同性的论点，但在政治上却很不方便。在那里对民族身份或经济领土化的任何明确主张，都有可能唤起该地区作为马家军阀政权堡垒的近期历史。事实上，到1950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将临夏和宁夏的民族经济领土化残余作为地方民族主义的表现进行打击，将该地区定性为回汉矛盾的一个特殊区域。正如电影《阿夏河的秘密》所展示的那样，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集体化运动，没有给这种形式的民族经济自主留下任何空间。直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随着宗教的复兴和多元一体官方话语的提出——民族经济领土化的概念才作为一种合法的历史叙事重新出现，尽管这种出现是谨慎且勉强的。

1993年出版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志》，在当地许多回族干部的编辑影响下，是改革开放时代第一部在描述回族商业主导地位时表现出谨慎模糊性的官方史学著作。它避免了关于民族经济领土化的直接主张。相反，它提供了一种抽象且去政治化的描述：

他们善于经商。他们对各种手工艺、轻工业加工和餐饮业的专业化广为人知，并独树一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临夏的回族商队走遍了北京、天津、上海、四川、陕西、云贵、青藏、新疆等地，使自己成为连接东西南北经济的关键力量。

该志书没有阐述回族商人历史上主导或垄断贸易的具体行业，只是对他们在商业交换中的作用进行了模棱两可的承认。这种模糊性与学术界和官僚机构对回族经济代理人的持续迷恋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中国改革时代民族政策的架构师费孝通，明确将回族定性为青藏贸易的主要贸易代理人，强调了他们在为牧民运送物资和开辟新丝绸之路方面的历史作用。他在1986年访问临夏期间的观察，强调了一种民族分工，即回族在商业方面的专长与藏族牧民被认为的经济被动性以及汉族商人不适合高海拔贸易的特点形成了对比。

这种对识别由回族网络定义的经济地理学的持续兴趣一直延伸到二十世纪末，特别是在研究回族商人历史作用的中国学者中。到1990年代，在中国出版的学术研究建立在这些早期国家资助的调查基础上，但以反映当代敏感性的方式构建了讨论。

1994年，马占魁和丁华发表了一项名为临夏回族商业发展历史与特点的研究，系统地追踪了回族商业扩张的历史轨迹。在承认回族商人在临夏市场历史地位的同时，该研究小心翼翼地避免将他们的主导地位构建为一种民族垄断。相反，它强调了回族商人对不同部门的适应性，与官方史学谨慎的辞令保持一致。

对回族网络经济领土化的更明确参与出现在马平1996年的文章中，即近代甘肃、青海、四川藏区与内地贸易中的回族中间人。这项研究考察了临夏的回族商人如何调解中国内地市场与藏区之间的商业，揭示了一个深入青海和四川的整合良好的经济网络。马平的研究重申了回族商业主导地位的历史深度，然而，像其他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研究一样，它没有就民族经济自主得出明确的政治结论。

棉卫忠在2005年的文章清代早期河湟地区回藏贸易小议中采取了更广阔的历史视角。这项研究将时间线推回清代早期，证明了回族在促进汉族主导的中国与藏族牧区之间贸易中的作用，不仅仅是一种晚清或现代现象，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通过将回族商业网络嵌入到更长期的民族间交流轨迹中，棉卫忠的工作强化了回族经济独特性的概念，同时坚持了国家偏向于民族间合作叙事而非经济竞争叙事的立场。

史学上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外部观察者——无论是民国官员、日本帝国战略家还是现代民族志学者——都习惯性地强调回族领土化的经济主导地位，而地方官方史学则系统性地避免做出此类主张。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学术文献反映了这种紧张关系，在承认甘肃南部回族经济网络的同时，符合淡化民族经济分工的官方史学趋势。这种紧张关系揭示了西北地区围绕民族商业网络的政治敏感性。虽然回族在甘肃南部和青海东部的贸易存在对外部观察者来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地方史学更倾向于回避对经济领土化的明确讨论，留下的记录因其沉默和肯定而同样引人注目。

结论

二十世纪上半叶，从青藏高原东缘的循化到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包头，黄河上游木材和放排活动的激增，最好通过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社会时间概念来理解。关键资源（最显著的是木材和羊毛）的交换，与该地区穆斯林政治权力的崛起是同时发生的。正如本文所展示的那样，经济活动的急剧增加既是穆斯林军阀所领导的深刻政治变革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这种政治变革的一个关键指标是宁夏（河套地区以南）落入了穆斯林的牢固控制之下，他们的原籍地和上游堡垒都在临夏。

然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这种社会时间戛然而止。包括刘家峡水库在内的大型水坝工程，以及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建造的众多较小工程，使得长途漂流成为不可能，而正如电影《阿夏河的秘密》所反映的那样，社会主义集体化进一步扼杀了私人创业活动。虽然现在已成为过去式的遗迹（除了穿过兰州的一小段黄河），但漂流和木材贸易的历史为理解二十世纪初回族民族身份的形成，及其随后几十年与国民党国家及其继任者共产党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关键见解。

临夏回族经济领土化的史学处理，反映了民族商业在不同权力体制下如何被构建的更广泛的紧张关系。日本华北政权下的回族精英积极拥护并阐述了他们的经济独特性，将其构建为回族国民经济的基础。通过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和《回教周报》，回族知识分子试图将商业主导地位重构为一种资产而非负担，将回族经济网络定位为民族身份中必不可少的、自给自足的支柱。这种自我呈现不仅与当时中国官方的观察相背离，也反映了战时合作更广泛的政治现实，在这种现实中，帝国赞助允许以中国民国统治下无法维持的方式表达经济民族主义。

相比之下，中国地方史学，特别是在后革命时代，一直混淆这一问题，以抽象、去政治化的术语描绘回族经济活动。这种对比不仅仅是学术方法上的差异，更说明了更深层的政治焦虑：对回族经济自主的公开承认，有可能扰乱民族和谐和国家统一的官方叙事。二十世纪末中国学者尽管有明确的历史证据，却不愿明确参与回族经济领土化的讨论，这说明了民族经济力量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政治敏感话题。

本文的电影分析——分析回族社区及其经济网络的电影表现——通过提供一个视觉镜头来补充这些史学见解，通过该镜头，经济领土化的政治不仅被记录，而且被表演。参与回族身份复杂性的电影往往反映并放大了这些社区所面临的民族紧张局势和历史斗争。在电影描绘中，回族不仅仅是国家叙事的被动主体，而是塑造自己经济网络和领土感的主动代理人。国家资助的民族志与电影意象之间的相互作用，突显了视觉媒体在保存和挑战官方叙事方面的工具性作用。

最终，围绕回族经济领土化的史学沉默，与其在日本占领下的明确阐述一样具有启发性，展示了经济身份作为政治谈判和历史抹除工具的流动性。通过学术话语和电影表现的镜头，我们看到回族商业身份的构建远非静态——它不断被政治议程所重塑，无论是在中国民国、日本战时治理还是当代国家话语的背景下。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媒介为理解民族经济领土化的多面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空间，允许以书面历史（受政治压力限制）可能无法完全捕捉的方式表达回族自决。

致谢

我感谢汉娜·西克、大卫·斯特鲁普以及中国伊斯兰研究小组的同事们，他们在2025年春季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举行的亚洲研究协会（AAS）会议上首次对本文提出了反馈。我也衷心感谢城山智子教授和今泉明日香教授，让我有机会在东京大学CIRJE展示这项工作，我从中受益于富有启发性和深思熟虑的讨论。我同样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建设性和深刻的意见。

利益冲突

无。


附录


1. 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2. 见相关历史档案与甘肃南部林业集体化记录。

3. 关于《阿夏河的秘密》的发行与宣传目的分析。

4. 关于毛泽东时代高压政治下回族边缘化地位的分析。

5. 关于毛泽东时代民族代表性政治的既有研究。

6.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木材运输持续性的历史研究。

7. 关于中国民族研究中文化表演性与穆斯林宗教归属感的研究。

8. 陈斌关于长江中下游回族穆斯林商人网络的研究。

9. 1950年代以来的民族识别制度。

10. 关于黄河上游多民族走廊的地理与人口分布。

11. 关于蒙古族游牧、哈萨克族游牧及鄂伦春族身份重构的研究。

12. 关于经济领土化作为国家干预手段的分析。

13. 大卫·斯特鲁普关于当代中国化隆回族穆斯林拉面经济的研究。

14. 关于民族身份焦虑与跨民族通婚的研究。

15. 关于甘肃南部回族身份与环境经济联系的研究。

16. 关于清末民初蒙古社区去蒙古化与人口减少的研究。

17. 关于中国穆斯林社区清真标签争议的论述。

18. 汉娜·西克关于甘肃南部森林资源与木材运输的记录。

19. 1985年甘肃省木材场调查数据。

20. 关于临夏八坊十三巷及其历史渊源的研究。

21. 循化木场村的历史记录。

22. 关于临夏清真寺教派分布与木材贸易关系的研究。

23. 关于马占鳌家族木材公司垄断的研究。

24. 1926-1931年甘肃木材加工业的发展数据。

25. 关于临潭县木材输出的数据。

26. 关于马步青及其他穆斯林名流拥有人工林的记录。

27. 关于临夏穆斯林军阀与木材贸易的纪录片分析。

28. 金乐婷关于1920年海原大地震的报道。

29. 关于德国神父哈伯斯特罗在青海的活动记录。

30. 卡特·霍尔顿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学术背景。

31. 霍尔顿电影中关于穆斯林经济活动的影像分析。

32. 关于穆斯林社会内部流动性与经济部门关联的研究。

33. 关于西北军国主义与伊斯兰改革的研究。

34. 关于穆斯林现代教育与民政的研究。

35. 关于西北穆斯林政治自治愿望的研究。

36. 关于二战期间西北基础设施现代化的研究。

37. 《苦干》电影首映及获奖记录。

38. 关于《苦干》对罗斯福政府对华援助决策影响的分析。

39. 马克·贝克关于西北公路与苏联援助的研究。

40. 刘志关于1939年苏联援华物资的数据。

41. 阿瑟·多克·巴尼特关于青海植树造林的记录。

42. 凌鸿勋关于天成铁路的勘测报告。

43. 关于玉门油田产量增加与铁路建设紧迫性的记录。

44. 见相关档案记录及关于临夏商业史的早期地方志研究。

45. 参见关于青海火柴工业发展的工业史料及马步芳相关传记资料。

46. 周振鹤，《青海经济调查报告》，1938年。

47. 同上。

48. 马鹤天，《西北考察记》，1935年。

49. 同上。

50. 日本驻华领事馆关于西北贸易的机密调查报告，1930年代。

51. 天津海关贸易统计资料，1924-1927年。

52. 关于中日战时贸易的经济分析报告，1938年。

53. 朱绍良呈蒋介石密电，1938年。

54.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关于华北占领政权的研究。

55. 《回教周报》关于回族蜡业的报道。

56. 《回教周报》关于回族皮革业的报道。

57. 《回教周报》关于回族干鲜果贸易的报道。

58. 凯利·哈蒙德（Kelly Hammond），关于日本对北京回族民族志研究的分析。

59. 金吉堂，关于回族经济与民族身份的论述。

60. 同上。

61. 须田照义，关于蒙疆回民族的调查研究。

62. 为田英一郎，关于回族身份的学术研究。

63. 德鲁·格拉德尼（Dru Gladney），关于回族作为社会主义民族的构建研究。

64. 白寿彝，关于回族经济体系的论述，1951年。

65. 地方民族主义批判相关文件，1950年代末。

66. 《临夏回族自治州志》，1993年版。

67. 费孝通，关于西北民族经济的考察报告，1986年。

68. 马占魁、丁华，《临夏回族商业发展的历史与特点》，1994年。

69. 马平，《近代甘肃、青海、四川藏区与内地贸易中的回族中间人》，1996年。

70. 棉卫忠，《清代早期河湟地区回藏贸易小议》，2005年。

71.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关于社会时间的概念。 查看全部

 
 
甘肃回族政府官员逃亡纽约:我亲手建造了压迫穆斯林同胞的数字监控系统
 
在曼哈顿中城一家清真餐厅的后厨,50岁的马瑞林手持擀面杖,熟练地拉扯着面团。很难想象,这位如今在异国他乡制作手工拉面的中年男子,曾是中国共产党宗教事务系统的中层干部——一个亲手参与设计监控穆斯林同胞的监视系统的人。
 

 
2024年2月,当马瑞林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刻,困扰他十年之久的噩梦终于停止了。在那个反复出现的梦境中,他站在一片污秽的土地上,就像一个露天厕所。“我自由了,“他说,“终于与自己和解了。”
这是一个关于信仰、良知与体制冲突的故事。它揭示了在习近平治下,中国如何通过精密的官僚机器和先进的监控技术,系统性地压制宗教自由,以及一个曾经的执行者如何在这场运动中经历了精神觉醒和道德挣扎。
 
双面人生的开始
马瑞林的职业生涯始于1999年,当时他从大学商业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甘肃省兰州市郊的一个乡镇担任基层公务员。2004年,他被调入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重大跃升。凭借勤奋和智慧,他在2011年成为副处级干部。
 
作为回族穆斯林,马瑞林生长在甘肃省一个回族人口占四分之三的小镇。他的祖父曾是当地伊斯兰教派的长老,但到了马瑞林这一代,家庭的宗教实践已经淡化。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高中时期,几位因参与1989年民主抗议而被流放到农村的大学毕业生教师,在他心中埋下了质疑的种子。
 

 
然而,在随后的职业生涯中,马瑞林的社交圈几乎全是汉族。他很少去清真寺,为了融入党内同事,他喝酒,过着世俗的生活。他是一个”文化穆斯林”,而非虔诚的信徒。
 
监控之网的建造者
2008年,马瑞林参与设计了一个追踪清真寺位置、联系信息、教职人员姓名和信众规模的数据库。作为一名年轻而雄心勃勃的干部,他当时认为这能帮助政府更好地了解这个横跨千里的省份的宗教机构和活动。
“当时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他回忆说,“我想我可以展示自己的聪明和勤奋。”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系统后来会成为压制穆斯林的武器。随着宗教政策的强硬化,清真寺入口安装了人脸识别监控摄像头,记录谁来了、多久来一次、和谁一起来。这些数据被记录、分析,可能导致警察询问、失业、旅行禁令,甚至意识形态再教育。
根据人权观察组织2023年发布的报告,在宁夏和甘肃两省,自2018年以来,数百座清真寺被拆除、关闭或改建。研究人员估计,仅宁夏就有三分之一的清真寺自2020年以来被关闭。
 
“我意识到,我在2008年帮助建立的系统,已经成为穆斯林的枷锁,“马瑞林说,“我把恶魔的鞭子交给了国家,用来对付我自己的社区。”
 

 
麦加朝圣的精神觉醒
转折点发生在2015年。作为甘肃省宗教事务局伊斯兰事务处处长,马瑞林带领朝觐代表团前往麦加。这是他第五次去麦加,但这一次,他经历了他所说的”精神启蒙”。
 
在中国这个拥有2500万穆斯林的国家,每年只有约1万人被允许前往麦加朝圣——这是身体和经济条件允许的穆斯林的宗教义务。马瑞林说,等待时间可能长达多年。他创建了一个排队系统,使过程更公平、更透明。

但当局利用这些数字记录筛选被认为不合格的朝圣者,包括那些被视为麻烦制造者的人、党员和福利救助接受者。
从麦加回来后,马瑞林戒了酒和烟,开始定期祈祷。他也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的世界,尤其是他的工作。

 
“要成为一名成功的干部,你必须有强烈的党性,但没有人性,“马瑞林说,“你被训练成把其他人视为需要管理或支配的对象。”
 
宗教”中国化”运动的加速
2016年,在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呼吁所有宗教”中国化”后,当局加强了针对伊斯兰教的运动。他们拆除了圆顶和宣礼塔,禁止公开展示阿拉伯文字。那也是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大规模拘留开始的时候。
 
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报告,到2020年,新疆65%的清真寺遭到破坏或摧毁。这一”伊斯兰教中国化”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改造”维吾尔社区的思想和行为。
 
在甘肃,这场运动同样残酷。2020年,临夏回族自治州当局减少并合并了10座清真寺,改变了31座清真寺的伊斯兰建筑特征。2023年8月,兰州著名的西关清真寺——一座建于明代晚期的历史性建筑——开始被”中国化”改造,四座宝塔式尖塔被拆除。
甘肃的学者们向美国之音报告说,他们被大学当局召见,被告知在网上和线下批评甚至提及西关清真寺的破坏行为是被禁止的。违反者将面临失业或更严重的后果。
 
体制内的挣扎与抵抗
马瑞林开始挣扎于他在这些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2022年,当政府决定拆除兰州的一座历史性清真寺时,他试图在内部争辩,认为这可能会引发穆斯林社区的反弹。在去麦加的旅行中,他没有阻止朝圣者访问维吾尔人在沙特阿拉伯拥有的商店,无视中国国家安全官员的规定。他有时会在那些商店购物,甚至会雇用维吾尔司机。

 
近十年来,他过着双重生活。
白天,他执行用于控制穆斯林的政策。晚上,他去清真寺祈祷。为了躲避监控摄像头,他进入时戴着摩托车头盔。
他在工作中形成了午餐时间祈祷的习惯。下午1点左右,当大多数同事午睡时——这是许多中国政府机构的惯例——他会进行乌杜(祈祷前的仪式清洗)。然后他会锁上办公室的门,在地板上铺一条毛巾,祈祷。
 
到2020年,去清真寺变得更加冒险。甘肃省每座清真寺的入口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在清真寺被摄像头拍到的党员会被报告给他们的工作单位并受到纪律处分。那时马瑞林开始用摩托车头盔遮住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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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后的网络仇恨与恐惧
大约在2015年左右,一波针对穆斯林的仇恨言论充斥中国互联网。马瑞林认为这是国家容忍甚至鼓励的。他知道政府只需一个电话就能轻松关闭任何在线账户或对话。然而,反穆斯林的恶意言论却自由流动。
他相信,政府的目标是煽动敌意,为诸如将新疆100多万维吾尔族穆斯林送入再教育营和监狱等政策创造公众支持基础。
 
最让他痛苦的是社交媒体上流行的一句话,告诉中国穆斯林”回到你在中东的祖籍”。
“据我所知,“马瑞林说,“我的血统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他第一次作为体制内的回族官员直面自己的身份。
回族是中国1100万穆斯林中最大的群体,是1000多年前抵达中国的穆斯林移民的后裔。他们的祖先大部分来自于中亚说波斯语的地区。在明朝朱元璋和满清统治中国期间，这个穆斯林群体屡次遭受种族灭绝和文化灭绝，战争和文化灭绝政策让大部分人已经丧失说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能力，但大多数依旧保留了伊斯兰信仰和穆斯林身份认同。他们在西北地区有很大的存在,也生活在中国各地的飞地。回族在外貌上与汉族相似,汉族占中国总人口的91%,而且大多是世俗的。
 
在毛泽东时代,所有中国人都生活在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下,很少有人敢公开信教。20世纪80年代,党放松了对宗教的控制。穆斯林建造了更大的清真寺,更多人参加礼拜和朝圣。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党大大收紧了控制,出于对恐怖主义和公开反抗其统治的恐惧,打压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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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往自由与发声的决心
2023年,在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前往纽约州北部——她将在一所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之后,马瑞林看到了一条出路。他于2024年2月抵达纽约。
他短暂地做过Uber Eats送餐员。去年,他搬到纽约市,在两家由中国穆斯林移民拥有和经营的清真餐厅工作,现在担任经理。
 
对于一名中国党政官员——国家统治阶层的一员——移民到美国是极不寻常的。像马瑞林这样的人公开反对他曾服务的制度就更罕见了。他的旅程从干部到批评者,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如何控制宗教的内部运作的窗口。
 
他说,他决定发声,是因为他希望其他在黑暗中绝望的回族穆斯林知道他们并不孤单。
他将他们的经历比作在沙特阿拉伯沙漠夜间驾驶的记忆,称其为绝望的。“没有光,没有星星,没有地标,没有参照点,只有你车头灯的小光束,“他说。
“即使路边有人点燃一根火柴,仅仅那一丝火焰也能让我感到希望,“他说,“我想成为那根火柴。”
马瑞林知道,他的发声可能会给他自己和他的家人带来风险。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境外追踪和骚扰持不同政见者。但他选择了和平与自由,而不是沉默。
 
坐在他现在工作的中城曼哈顿清真餐厅里,他对自己的新生活感到自在。他在当地皇后区法拉盛的清真寺定期礼拜,不再需要戴头盔遮脸。他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信仰,而不用担心被监控或惩罚。
“白天,我的脸看起来和我的同事一模一样,“他回忆起在中国的日子,“晚上,我跪在祈祷毯上,成为一个不同的人。”
 
现在,他只是一个人。一个自由的人。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