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信仰中的民主观
 
1.1 舒拉（协商）：协商制度与伊斯兰法律的适应性
 
在伊斯兰中，治理是基于“舒拉”（Shūrā，协商）这一概念的。在政治治理中，它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 “舒拉”是一种全民公决，即大多数人达成共识，这是伊斯兰选择领导人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批准领导人决议的手段。阿布·扎赫拉博士在《政治与信仰中的伊斯兰思想与领导力历史》中写道：“所有的穆斯林，包括什叶派和各个学派（当时多达470多个），都一致认为：先知所定义的领导权——正如圣训所说‘如果你们有三个人，就选出一个领导’——只能通过选举来实现。这种选举发生在每个社区（Hayy）、省级（Wilāyat）以及更高一级的联邦机构（中央管理机构）。”
 * 协商会议（al-majlis ash-shūrā），这是一个由选出的专家组成的团队，负责为领导人提供建议。这些小组的任务是监督和观察领导人（murāqabat as-sultān）。他们的立场是评估领导人及其统治，并遏制任何可能侵犯人民权利的企图。他们必须意识到这些权利在不同民族、文化和环境习惯中的差异。这套系统很像今天美国的联邦制、州和地方政府以及市政厅。司法系统负责监督行政和立法部门，确保法律公平正确地实施。我们还有自由媒体，作为政府的“守望者”，一旦发现人民利益受到背叛的苗头就发出警告。
法律涵盖了所有影响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在领导人的管辖范围内。然而，领导人本人在治理中并没有像现代君主那样的个人选择权。先知（主福安之）禁止当选或被任命的领导人篡夺他不拥有的权力。他受法律约束，作为领导人，他的职责就是执法。协商会议则确保他确实在履行职责。
 
在沙里亚（教法）中，有些法律是不可更改的，或者说基本固定，这类似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宪法基础和《美国权利法案》。然而，其余的法律则是可以调整的，会随着以下因素改变：
 * “不可变”法律在实际操作中的应用（由早前法官的裁决确立，即判例法）。
 * 社会不断发展的需求。
“达鲁·伊夫塔”（判令中心）的工作就是为解决科技和习俗创新带来的问题制定新法的基础。先知（主福安之）并未要求对新事物强加某条特定规则，而是允许人们根据他生前确立的先例以及后世学者的研究，按需制定法律。法律的演变交给了人民，因为法律必须考虑到地理、环境、民族、文化因素，以及信仰和理解上的差异。
斯宾诺莎曾说：“每个人对个人生活的看法都不同。”每个人对每件事都有不同的意见，因此，实施“舒拉”或多数人选举，对于制定一套能成功有效治理人民的新法律至关重要。
 
1.2 领导人的民主选举
 
从一开始，伊斯兰就通过“舒拉”（选出的领导人委员会）强制实行民主，这是一个大家坐在一起、相互商量并选出一个人代表他们的过程。这个过程最近在阿富汗得到了应用，根据一个有1500年历史的传统，人们选出代表，然后聚在一起不仅选出了领导人，还选出了内阁和国民议会。最近确认卡尔扎伊为总统的“大国民议会”（loya jirga）再次证明，伊斯兰统治是基于民主选择的。
伊斯兰民主作用的一个明证就是：先知（愿主赐他平安）去世时并未指定接班人来统治穆斯林国家。他特意留给穆斯林，让他们根据他所教导的内容，聚在一起做出这个关键决定。
 
阿兹哈尔学者阿布·扎赫拉博士说：
“先知从未留下一个字或一个暗示来指示谁是接班人……在选举哈里发的会议上，圣门弟子们对于谁该接替先知曾有很大分歧，但最终通过多数人的共识选出了阿布·伯克尔。”
基本上，当时有三组人对谁该接替先知有不同看法：
 * 安萨尔（援助者）：麦地那的支持者，他们觉得领导权该归他们，因为先知从麦加迁徙过来时是他们支持了先知。
 * 另一组人：由阿布·伯克尔和欧麦尔带领，认为随先知而来的“迁士”（Muhājirūn）应该领导，因为他们最早归信。
 * 第三组人：主张由阿里领导，因为他与先知有亲属关系。
分歧并没持续多久，通过“舒拉”，这三组人很快达成共识，认为阿布·伯克尔最有资格掌舵。大多数人投了他的票，伊斯兰关于领导人和平更替的先例就这样诞生了。一旦多数人做出了决定，每个公民便通过一个个向新元首“入教宣誓”（baya'）来批准这一选择。
在三个竞争派别中选出候选人时，那些最早、最模范的穆斯林在选举制度上打下了宗教正统性的印记。圣门弟子们没有建立君主制或独裁政权，这一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伊斯兰的领导权是人民的选择。
一旦协商委员会做出了选择，每个穆斯林个人都有权选择接受或不接受。这被称为“拜阿”（baya'，宣誓效忠）。如果一组人觉得这个选择不公，他们可以拒绝接受并组成反对派。但最终，必须由双方都认可的法官根据诉求的有效性进行仲裁。
 
治理的行政方面也是通过协商进行的。由“舒拉”选出并经公民宣誓确认的领导人，有义务就行政决策进行咨询。因此，他要咨询委员会、议会或专门负责提供建议的顾问小组。
每当先知需要做出影响整个或部分穆斯林民族的决定时，他都会召集随从进行“舒拉”。有一次，在战斗开始前，一位圣门弟子问先知，营地的位置是来自神圣的启示还是协商。先知回答说是协商的结果，并随后采纳了小组的建议，驻扎在最近的水井旁。
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曾说：“在我之后由人民选出的人就是哈里发，你们必须听从并服从他。”在欧麦尔去世后，“舒拉”选出了奥斯曼；奥斯曼遇刺后，他们选出了阿里。
随着阿里的当选，出现了争议，穆阿威叶接管了哈里发职位。后来统治权传给了他的儿子，制度就这样从民主变成了君主制。此后，领导人的选择变成了世袭制，并一直持续到奥斯曼哈里发时期。
穆阿威叶将政治和宗教系统分开。然而，他经常咨询伊本·阿巴斯和伊本·欧麦尔，因为这两位拥有更深厚的知识。制度就这样变成了由宗教领袖提供建议的政治领导模式。
 
1.3 麦地那宪法
 
民主选举领导人是麦地那建城的模式。先知受到该市穆斯林的邀请，经由包括犹太人和多神教部落在内的所有公民选择，成为了统治者。随后，他制定了一份具有约束力的社会契约，一份由所有部落首领签署的协议，命名穆罕默德为领导人，并确立了约束各部落合作、协助保卫城市及保护居民的法律。
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班努·奥夫的犹太人与穆斯林是一个民族。犹太人有他们的宗教，穆斯林有他们的宗教。他们的自由人和他们本人都应受到保护，除非那些行事不义或犯罪的人……每个人都必须帮助另一方对抗攻击本文件签署者的人。他们的关系必须是相互建议、协商和行善……没有人要为盟友犯下的罪行负责。必须支持受委屈的人……每一个小群体都享有其应得的一份，作为参与本盟约的大群体的一员……”
这份文件，即《麦地那宪法》，确立了“同意”与“合作”在伊斯兰治理中的重要性。根据这份契约，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是伊斯兰国家的平等公民，拥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不同宗教取向的社群享有宗教自治权，这在本质上比现代的宗教自由理念范围更广。平等、协商治理和多元化原则美妙地融合在麦地那协议中。
从那时起，这份长篇文件被证明是一个多宗教、多文化社会受统一法律约束的典范历史模式。请注意，在签署合同时，非穆斯林方并没有接受先知作为他们的宗教领袖，而是坚信他能提供建立理想社会所需的领导力。在后来的世纪中，麦地那的治理系统成了法拉比及后世学者制定的“理想城”模型的基石。
伊斯兰有一个传统说法：“凡是穆斯林大众集体认为好的，在安拉看来也是好的；他们认为坏的，在安拉看来也是坏的。”正如文化、地理和自然环境会影响我们的需求，先知也意识到建立一套适用于当时环境的制度的重要性。他说：“多数人的意见是最好的。”
 
1.4 理想城
 
尽管继任制度变成了世袭制，但由先知穆罕默德建立的伊斯兰治理体系在法律、经济、工业、农业和宗教理解领域迅速演变。后来，随着倭马亚王朝被阿拔斯王朝取代，伊斯兰神学、哲学和政治理论也繁荣起来，在法拉比的《理想城》以及后来的纳速拉丁·图西的著作中达到了顶峰。
 
阿兹哈尔大学的伊斯兰历史学者阿卜杜勒·瓦希德博士写道：
“法拉比作为一名精通《古兰经》、圣训和圣门弟子实践的学者，通过对以往文明的广泛研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构思了伊斯兰政治理论的表述。”
法拉比定义了理想领导人的十五个特质：
 * 极佳的理解力，能迅速观察并领会所听到的内容。
 * 拥有强大的记忆力，能记住听过、读过和感触过的事，不健忘。
 * 高度智慧，能从一个想法的产生中看出群体的方向。
 * 雄辩，能清晰表达内心所想。
 * 热爱教育，并为所有公民寻求教育利益。
 * 不易疲倦，极具耐心。
 * 不贪图饮食。
 * 在解决物质需求方面高效且有成效。
 * 热爱真理及其支持者，憎恨谎言及其支持者。
 * 能迅速识破虚伪的人。
 * 极其慷慨，远超吝啬。
 * 不看重世俗财富，无论拥有与否都不在乎。
 * 热爱公正与自由。
 * 排斥压迫者和压迫行为。
 * 即便面对激烈反对，也能坚定决定对社会有利的道路。
 
1.5 伊斯兰留给西方的遗产
 
根据多数人的意愿制定法律和治理，以及调整法律先例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新需求，这些伊斯兰先例是留给西方世界的遗产。伊斯兰有一句名言：“伊斯兰不只是个人与主宰之间的宗教，而是一种教导人们在世间生活得仿佛会永生一样的生活方式。”
谢赫·阿卜杜勒·哈利姆·马哈茂德说：“伊斯兰文化和文明整体上是西方文明建立其法律规则的灵感源泉和信息来源。”
穆罕默德·伊克巴尔博士在他的《宗教思想的复兴》一书中说：“欧洲理解伊斯兰及其原则、规则和科学视角的进程极其缓慢。”
《人类的形成》作者布里福特说：
“我们必须公平。罗杰·培根在牛津学习阿拉伯语和科学，他们采用了他们所描述的阿拉伯方法。罗杰·培根就像一个信使，从伊斯兰宗教中带回原则和规则，呈现给欧洲和基督徒世界。”
伊克巴尔博士引用《人类的形成》一书说：
“我们今天所谓的知识及其原则，源于今天这种基于先例发展出的新研究精神和新方法。过去的所有这些原则、规则和科学课程，都是由阿拉伯人带给欧洲世界的。”
2. 伊斯兰中的个人自由
2.1 言论自由
先知（主福安之）说：“只要不是被命令去犯罪，一个好的信士必须听从并服从。”
这段圣训划定了立法者与人为统治之间的界限。伊斯兰治理的目标是实施安拉的法律——即《古兰经》和圣训中所立的法，统称为沙里亚。实施该法律的领导人应当被追随，不实施的则应当被纠正。确保领导人留在法律轨道上是伊斯兰学者的工作和固有责任。这不是普通大众的任务，但在伊斯兰中，所有公民都可以自由表达意见而无须担心报复。与今天大多数穆斯林国家所见（批评领导人一个词就可能入狱）相反，伊斯兰允许所有人发言，欧麦尔哈里发被一位女士当众纠正的著名案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与今天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声称的不同，只要领导人允许履行伊斯兰崇拜，就不允许武力反抗。因此，传统穆斯林明白，只要管理当局给人民履行宗教义务的自由，公民就无权制造混乱、破坏和平、扰乱领导层或企图用武力推翻政权。在这种条件下，公民无权反对国家的治理系统。
 
2.2 宗教信仰自由
 
先知穆罕默德自由地传播伊斯兰的信息，但同时也给了所有人选择任何其他宗教的自由。犹太人、基督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是穆斯林社区的有约成员。《古兰经》声明：
> “宗教绝无强迫。”
> 
因此，穆斯林法学家得出结论：虽然伊斯兰是首选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但它不能强加给任何人。在伊斯兰统治全球的1500年里，没有一起符合伊斯兰法的武力强加伊斯兰的事件。当非穆斯林通过领土合并或移民成为穆斯林国家成员时，他们可以自由实践其信仰。此外，对于天启宗教的信徒：犹太人、基督徒（被称为“经书人”）、琐罗亚斯德教徒以及后来的其他信仰，都给予了特殊考虑。他们不仅享有宗教信仰自由，还被允许维持自己的宗教法和习俗，即便这些与伊斯兰的教导相冲突。
伊斯兰文明坚实地建立在“法治”理念之上。因此，法律是公开透明的，公民和法院都要维护它。此外，穆斯林公民必须遵守伊斯兰法。如果穆斯林公民违反宗教禁令，他按伊斯兰法审判；而非穆斯林公民在宗教事务上按其自身信仰的法律审判。
此外，在伊斯兰中，亵渎或破坏非穆斯林的礼拜场所被视为非法。最初这仅限于某些信仰，后来扩大到印度的印度教徒和其他信仰。在穆斯林土地上的旅行者不应惊讶于随处可见的教堂、犹太教堂和其他信仰的寺庙，它们往往建在显眼的地方。
谢赫·艾哈迈德·朱尔贾维写道：
“从伊斯兰历史开始直到今天，你看不到穆斯林反对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犹太人或基督徒……甚至十字军东征也不是发源于穆斯林，而是来自欧洲人。我们看到萨拉丁甚至会让他的医生治疗基督徒士兵，随后让他们安全地返回英国老家。”
2.3 商业自由
伊斯兰赋予穆斯林国家公民随心所欲经营商业的自由，只要他们的行为不违法。旅行不受限制，贸易是开放的，人们可以自由从事任何职业。从伊斯兰角度看，边界和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管理划分，而不是移民或物质收益的障碍。
 
2.4 向政府请愿救济的自由
 
欧麦尔哈里发登上先知的演讲台说：“人们啊！你们在给妇女聘礼（聘金）时不要过分！！先知和他的同伴们给的聘礼通常是400迪拉姆或更少。如果给得多是一种敬畏或光荣，他们肯定比你们先做。我不允许任何人给的聘礼超过400迪拉姆。”说完他走下台。一位古莱氏族的女士当众挑战欧麦尔说：“信士的长官！你难道禁止信士给聘礼超过400迪拉姆吗？”欧麦尔回答：“是的。”她说：“你没听过安拉在《古兰经》里降示的内容吗？”他问：“哪一段？”她说：“你没听过安拉说：‘如果你给过她们其中一人一堆黄金（作为聘礼）……’这节经文吗？”对此欧麦尔说：“主啊，求你宽恕，每个人都比欧麦尔更有学问。”随后他重新登台说：“人们啊，我之前禁止你们给超过400迪拉姆，现在谁想给多少就给多少吧。”
2.5 税收
通过研究“天课”（Zakāt）的应用，伊斯兰固有的民主原则变得更加清晰，这是一种对国家穆斯林公民征收的税收形式。而应用于非穆斯林公民（他们也享受国家利益）的税收系统被称为“丁税”（Jizyā）。天课和丁税收缴的资金被严谨地用于社会福利和国防，提高了生活水平并抑制了犯罪需求。这两种系统都非常类似于美国的税收制度，使每个人受益。
 
3. 法律的层次结构
 
“统治归安拉”。传统穆斯林相信安拉是万物的统治者。在每一刻，安拉都是最高法官。然而，祂赋予了人类意志。为什么？如果安拉制定规则并要求我们遵守，同时又知道我们很软弱做不到，那就是压迫。安拉不是压迫者，而是对他创造的万物充满爱。祂不会强加给我们无法完成的任务。通过《古兰经》，安拉告诉了人类祂为我们选择的偏好，即祂最高的行为标准。
 
《古兰经》降示给先知穆罕默德，作为最高道德水平的模范。安拉说：“这是你作为我完美仆人的能力。”由于其余人类只是普通人，先知充当了中介，将神圣命令的力量降低到他所面对的人们所能承受的能力范围内。先知敦促穆斯林群体，在合格宗教学者的指导下，运用自己的头脑、判断和诚心去寻找法律的本意，并根据人们的能力进行调整。
法律是有层次的。最高层次是服从安拉。如果你不能服从安拉所有的命令，那就服从先知。降示在《古兰经》中的神性法律层次是抽象的。它是终极目标，就像天空中的太阳，照耀万物但人力无法触及。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白为什么《古兰经》中许多问题只用了概括性的语言。解释这些问题是先知的职责。安拉说：
> “谁服从使者，谁确实服从了安拉。”
> 
先知去世后，进一步编纂和实施现有法律成了学者和领导人的责任。因此，层次结构的下一层是服从那些掌权者，因为那些无法直接维持对先知服从的人，至少必须服从掌权者。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必须服从选举产生的领导人。
先知说：“如果三个人一起旅行，选出其中一个作为你们的领导。”
 
3.1 意见的分歧
 
伊玛目加扎利观察到，在研究所有不同国家的历史时，存在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
 * 物质主义：世界没有创造者，人类仅凭自我决断生活。
 * 理智主义：已知或未来的问题只能通过推理和先例来解决。
 * 灵性主义：我们需要的一切都通过人类与幽玄境界之间的启示和灵感获得。
《古兰经》证实了第三种态度，它谈论所有问题并提供理解人类生活每一个问题的微妙手段。
 
第一种和第二种态度在伊斯兰历史的最早期也有所体现，这证明从最开始，穆斯林群体的政体就分为三种取向。因此，学者们有义务通过证据和逻辑来证实他们的学说。伊斯兰从未禁止或压制这种理智的对话；每个群体都被允许发展自己的愿景和方法，不仅在政治理论上，在哲学和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在激进派看来，这些可能被视为异端）。
随着许多不同文化和民族进入伊斯兰，理智和精神领域都得到了极大增长。这要求穆斯林将他们的才智应用于每一个问题，而不只是依赖祖先的裁决。他们被要求从法律先例开始，然后将其提炼并调整为适合他们所生活时代和环境的新法律。这与《古兰经》中描述的那些顽固不化、铁石心肠的人的态度截然相反，那些人说：
> “我们确实发现我们的祖先遵循一套准则，我们确实是追随他们的足迹。”
> 
最好的伊斯兰规则程序开始得很慢，改变也很慢，没有狂热地强加不同群体的观点，并开始发散，从中涌现出不同的流派和方法。不同观点和意见在伊斯兰早期就存在了，甚至在先知时代也是如此，例如“去班努·古萊扎祈祷”的命令。
即使在先知时代，也应用了导致多数共识的考察过程。班努·古萊扎圣训证明了这一点：先知命令一群圣门弟子在到达班努·古萊扎之前不要做下午的礼拜。每个圣门弟子都遵循自己对这一命令的解释；有些人为了不错过礼拜时间而在路上就礼拜了，认为先知的意思是尽量快赶路；另一些人则坚持等到了地方再礼拜，结果错过了规定的礼拜时间。先知接受了这两种解释，因为他的初衷只是想让他们走快点。
从这个例子中，法学家得出了伊斯兰法学的两个基本原则：
 * 允许根据法律意图进行独立推理（Itjihād）。
 * 允许在解释法律时存在意见分歧。
 
3.2 伊斯兰法律的演变
 
谢赫·艾哈迈德·朱尔贾维写道：
“伊斯兰义务背后的智慧是什么？为什么规则会变？安拉创造了生物，我们从它们的行为中看到丛林法则、适者生存。我们看到鸟有喙作为武器，蝎子和蛇有毒，狮子有尖牙。同样，人类有基本的原始本能，但没有生存的体能。因此安拉制定了基本的法律和原则，为了建立一个体面稳定的社区，让人类生活在安全与保障中。通过这些原则规则以及安拉赋予每个人的不同意见，我们看到如果大家能聚在一起就共同生活的规则达成一致，人类理想的社区就存在了。”
 
因此，《古兰经》包含了不可更改的广泛、通用规则，这与今天的社会规则很像：生命的庄严、安全和言论自由，以及这些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然而，民主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法律随时间和环境的调整，是由社会变化、各种文化的涌入和物质条件的改变所促成的。伊斯兰最初来到一个生活方式统一的民族。随着宗教传播和边境扩大，所有不同的文明——各自拥有法律密码、传统和文化——都必须被纳入伊斯兰政体。这不是一夜之间实现的，需要穆斯林法学家的远见卓识。这在法律的发展中体现得最为优雅。
《古兰经》说：
> “如果安拉意欲，祂本可以使你们成为一个民族……”
> 
但安拉凭其智慧并没有这么做。人类社会被允许适应新环境，并在为各种道德伦理困境寻求有效解决方案的过程中进行竞争。
先知说：“在伊斯兰中开创优良风气（sunnatun hasana）的人，将获得该风气的报酬以及后世跟随者的报酬，而跟随者的报酬丝毫不减。”
 
先知理解新情况会出现，因此赋予穆斯林采纳对社会有益的伊斯兰法新应用的能力。
法律应用如何改变的众多例子中，包括《古兰经》的汇集。在先知生前，经文是根据启示顺序散落的。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主动将其汇集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书本格式。既然先知从未指示这么做，奥斯曼的行为就是一种创新。他引入了改变的观念，并由此确立了一个关于什么是宗教中良好或有用创新的先例。
 
在伊斯兰早期，作为先前社会结构的残余，奴隶制是被允许的。同时，伊斯兰引入了许多保护奴隶权利的措施，并鼓励穆斯林通过释放奴隶来赎罪。但直到后来，学者们才投票彻底废除奴隶制。
在斋月里，全世界的穆斯林聚在清真寺进行名为“泰拉威”的夜间集体礼拜。这在先知生前并不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而是后来为了保持穆斯林间的兄弟情谊、重振第二天封斋的精神而实施的。
同样，当穆扎法尔发现人们对先知的爱在减退时，他引入了公开纪念先知诞辰（圣纪）的仪式。当时的学者为他的行为辩护，认为这是好事。
我们国家的开国元勋们也承认人民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守法。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建立司法系统，逐案处理每次违规。换句话说，法律的应用根据当时的个人环境而变化。
 
3.3 不同学派的形成
在先知时代，伊斯兰是以极大的宽容和开放传播的。每日五次礼拜的命令是历经数年才下达的。对于喜欢含酒精饮料的阿拉伯人，是用了二十年时间才让他们慢慢戒掉酒。那些拜偶像的人并没有被他们的穆斯林亲属排斥。伊斯兰是温和引入的，而不是强制的。
最初，法律是由先知的圣门弟子传授的，他们迁移到穆斯林世界各地，在定居地形成了学术中心。随着时间推移，涌现出众多学术中心，以先知的城市麦地那为首，接着是库法和大马士革。后来这些知识中心在巴格达、布哈拉、撒马尔罕、开罗、科尔多瓦等城市蓬勃发展。正如我们在所有世界宗教的传播中所见，每个学派都适应了当地人的性格和文化。这个先例是由先知确立的，当时他派遣代表前往阿拉伯半岛的各个部落。他告诉前往也门的使者穆阿兹·本·贾巴勒，要宽待新穆斯林，不要立刻强加伊斯兰，而是让他们逐渐适应伊斯兰法律。
 
哈里发欧麦尔、阿里、穆阿兹以及后来的各派宗师，在伊斯兰框架下研究问题时都遵循不同的方法论。圣门弟子之后，成立了数百个伊斯兰思想流派，每个流派都基于安拉的法律，但由人来应用。
大马士革大学的法学学者瓦赫巴·祖海里博士写道，欧麦尔哈里发取消了先知时代给那些新近归信者（al-muallafat il-qulūb）的施舍。虽然法律里有这一项，但他裁定他们不再需要这种激励，因为他们的伊斯兰信仰已经稳固。在困难的“饥荒年”，欧麦尔取消了对偷窃者断手的惩罚，尽管这是《古兰经》中的基本规则。欧麦尔还是第一个建立监狱在判决前关押人的人。
 
在伊斯兰四世纪确定四大法学派之前，存在着424个以上不同的思想流派。这些流派由专家们通过考察先知及早期穆斯林世代确立的启示和先例而形成法律。
伊斯兰法学家采用了将法律应用于不同民族和文化的方法。例如，沙斐仪学派在伊拉克完全成型。当他搬到开罗后，他更改了许多裁决。在伊拉克，他判定礼拜中两个多余的动作会使礼拜无效；但在埃及，他把限制改成了三个，原因是气候更极端，礼拜者受到的干扰更多。
甚至基于学者共识（ijma'）的规则也是可以改变的。瓦赫巴·祖海里博士写道：
“如果随着时间推移，为了人民的共同利益环境发生了变化，后辈达成的共识可以废除前辈对某一问题的共识。汉巴里学派和部分哈乃斐学派的追随者认为，可以用符合后期环境的新法来重新制定或废除某个时期共识发展的法律。”
 
从伊斯兰角度看，这种法律的改革或更新是由社会随时间的改变所迫使的。
伟大的哲学家肯迪（800-873年）曾说：
“我们必须说实话：无论谁给了我们一个想法，我们都必须尊重他的观点和意见，哪怕是在最微小的问题上。更何况是那些为影响你未来生活的规则和法律进行推导的人呢？”
我们应该不断回顾过去发生的事，因为法律不可能凭空产生。审视之前的先例，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这至关重要。因为一件事不可能瞬间发生，每一件事都可能延伸一段时间，而后期对该问题的看法可能不同。对我们来说，最好是集思广益，总结前人说过和没说过的一切，得出适用于我们时代的有用裁决。
伊本·西那（阿维森纳）说：
“我决定收集前人所说、所写和所编纂的一切，不计较分歧，将其整合归类，向我这个时代的人展示前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以澄清和完善过去的判决。”
 
3.4 治理的层次
法拉比（950年逝世）阐述了关于不同规模社区治理的想法：
 * 随着人类遍布地球并居住在所有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和文化。
 * 我们可以将国家的治理方式分为两类：一类是能遵守最高水平原则和规则的理想国家，另一类是只能部分遵守的国家。
 * 遵守最高水平的国家分为三类：
   * 最高级：全球社会达成一致并团结协作。
   * 局部级：一个地区、城市或州的社会团结协作，而其他地方则不然。
   * 最低级：在一个地区或社区内实现和谐与合作。
一个所有州（省）相互合作的政府系统是成功的目标。正如美国的联邦制，每个下层组织相对于上层组织都是半自治的。伊斯兰要求实施一种普世的政治治理模式，而非局限于单一国家。因此，伊斯兰旨在造福整个全球社区，同时给予地方充分的自治权，在服从联邦法律的前提下制定自己的法律。
 
法拉比详述了在这样的社区中，每个人也拥有个人自由。他可以自由地根据自己的欲望（无论好坏）做出选择，他可以选择做一个好公民或坏公民。有善的方向也有恶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在分为三个等级的理想城中，社会赋予领导人实施法治的权力，赋予法院执法的权力。法律的终极来源是社区。理想城就是整个社区团结起来决定问题，并制定能让人民获得幸福满足的原则和规则。法拉比说：“确实，最大的幸福来自于这个城市为了决定方向而举行的集会。”
在解释文化环境与启示对法律发展的影响时，前阿兹哈尔谢赫阿卜杜勒·哈利姆·马哈茂德写道：
“在这些哲学原则中，包括公正、善恶的存在、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及其互动，其中最重要的是选择自由。穆斯林学者的领导力显示了他们观点的差异：每个人都能推导出不同的方法论，各种思想流派由此产生。”
国家就像一个种满各色鲜花的公园，呈现出无穷无尽、吸引人的形状和颜色。
采用不同方法论的过程始于哈桑·巴士里的学生瓦西勒·本·阿塔。他展示了希腊规则原则对穆斯林文明的影响，当时的领导人开始采纳这些法律原则。
 
4. 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制度
 
由于发源于阿拉伯半岛的部落地区，伊斯兰政治结构最初包括地方性的部落政府系统。在哈里发统治（作为从先知继承的领导权）的同时，每个部落在有限的领土内根据部落忠诚度和社区特定因素进行自治。
 
随着欧洲殖民的到来，西方政治价值观——特别是君主统治观念——被穆斯林政体的各个部分不平衡地采纳。互相竞争的殖民强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和葡萄牙逐渐控制了穆斯林国家的各个区域，俄罗斯在高加索和中亚也是如此。随着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增加，人们进一步欣赏王权和世袭统治。
殖民对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即使在殖民势力撤出后，穆斯林自己也保留了进口的君主制。权力的真空并不是由伊斯兰选举和民主制的复兴填补，而是由新君主填补的。这种影响在沙特、约旦、摩洛哥、突尼斯、埃及、马来西亚、伊拉克、利比亚、阿曼和海湾国家显而易见。此外，这些国家为了政治利益嵌入了其宗主国的政治系统。因此，殖民势力在穆斯林国家的影响部分解释了这些国家目前对民主的有限尊重。
 
今天，穆斯林国家正倾向于伊斯兰原始政治框架中所蕴含的民主理想，即便只是为了与西方世界的关系。遗憾的是，部落领袖反对转向议会制，促使领导人为一个本质上依然是专制的系统贴上现代民主的标签。在穆斯林国家，“总统”或“总理”的头衔很常见，并声称举行了选举，获胜者获得了广泛支持。然而，那些掌权者只是篡用了“选举”和“多数”等词汇，实际上他们根本不肯交出权位。独立政党的萌芽正在形成，但要真正开花，需要西方的大力鼓励。
 
谢赫·艾哈迈德·朱尔贾维说：
“如果我们必须给一群人贴上‘伊斯兰’的标签，他们事实上必须是真正的穆斯林。遗憾的是，我们绝不能称今天的穆斯林为真正的穆斯林。那是因为伊斯兰构成了规则、纪律、原则和基于规则原则的行动。今天这些都丢失了。伊斯兰只存在于讲座和教室里，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按照伊斯兰生活。它变成了一个没有躯体的名字。”
 
阿兹哈尔学者阿布·扎赫拉博士说：
“我们必须密切关注涉及政治问题及其与伊斯兰法学派纠葛的争端。利用伊斯兰的名义，他们企图为本质上是政治分歧的事物赋予可信度。这纯粹是对信仰的政治操弄，是无效的。”
传统伊斯兰中的民主模式是政治精英负责治理，其他人受托管理，并咨询社区中受尊重的成员。事实上，美国权利法案中珍视的许多自由都是伊斯兰固有的公民权利，包括言论自由以及男女平等。公正和对领导人效忠的压倒性原则进一步强化了民主原则。
 
5. 结论
美国穆斯林处于理想的位置，可以激励穆斯林和阿拉伯国家复兴伊斯兰民主制度。美国政治结构的一大部分构成了传统穆斯林所认为的理想状态。在美国，我们可以自由地实践信仰和生活方式，同时被鼓励参与政治系统。
 
在这里，系统不阻止任何人提升政治地位，而是将政治代表权建立在人民意愿的基础上，而这种意愿本身是由对成功的感知和候选人履行政治职责的能力决定的。因此，随着美国穆斯林开始积极参与政治系统，他们必然会成为阿拉伯世界及其他地区穆斯林的榜样。这在今天的阿富汗和其他国家已经显现，第二代和第三代美国穆斯林正在大批回归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尽管他们可能渴望并适合支持这种改变，但美国穆斯林启发这种政治转变还需要一些时间。考虑到在美国建立真正的民主花了200年，我们不能指望在阿拉伯世界能迅速实现。虽然伊斯兰推荐并坚定支持这种政治制度，但事实是，人们是在一套完全不同、且不太顾及伊斯兰信仰原则的系统中长大的。在先知去世不到五十年，当君主制变成选择统治者的方法时，民主原则在穆斯林世界就开始磨损了。寻求这种根深蒂固系统的改变需要耐心，鼓励民主从其伊斯兰根基中重新发芽。
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许多国家的反对党因缺乏资金而被迫噤声。许多人正在与石油资助的瓦哈比政权斗争，只有通过建立有效的抗衡力量才能成功。他们的行动不仅需要资金，还需要辅以全面的再教育计划，以确保长期影响。美国可以利用温和的穆斯林学者，保护他们免受报复，并充分利用他们参与制定此类计划，从而轻松支持穆斯林世界成功的民主运动。
  查看全部

英国真的是个基督教国家吗？
作者：5Pillars (DH)
2026年2月23日

迪利·侯赛因认为，英国充其量只是在仪式和文化上保留了基督教色彩，但在国家结构和社会运作上，它完全是个世俗国家。他指出，极右翼分子所谓的“捍卫基督教遗产”，不过是空洞的政治口号。

昨天，我不大耐烦地看了一场 TalkTV 的辩论，简直是浪费时间。参加者是英国改革党的伦敦市长候选人莱拉·坎宁安和几位右翼评论员，他们在那儿争论英国到底是不是基督教国家。

整个过程让人尴尬。倒不是说这个问题本身不该问，这其实是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尴尬的是这场讨论一点深度都没有，逻辑混乱，甚至连基本的政治常识都欠缺。这些自诩为资深政客和专家的人，整场辩论都没离开过那些狭隘的口号和所谓的“文化战争”套路。

所以，咱们还是把这个前提说明白。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二战后的全球秩序中，也就是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当今世界大约由197个被承认的主权国家组成。每个国家都有明确的边界，理论上都拥有主权，并且受国际法约束，不能用武力扩张领土。这就是目前世界秩序的骨架。

但说实话，大家都清楚，国际法在执行上是不平等的。它约束不了美国、以色列、法国、英国、中国、俄罗斯这些核大国，却能死死限制住那些没核武器的弱国。这是地缘政治的现实。但从法律和结构上讲，国际体系确实是以主权国家为核心建立的。这是第一点。

世俗化的主权国家
第二点：这些国家中，绝大多数都是世俗国家。我说的“世俗”，并不是说他们全是无神论者。我的意思是，在管理国家方面，宗教要么完全不沾边，要么只剩下一点象征性的位子。
法律不是从经文里来的，治理国家不靠神学，社会的道德底线也不归宗教法管。

在近200个国家里，你满打满算只能找出几个真正把宗教教义当成治理根基的国家：梵蒂冈、沙特阿拉伯、伊朗、阿富汗和文莱。也许还有几个模糊的地带，但这五个是最典型的。在这些国家，宗教是融入国家法律结构的，公共道德也据此管理。

穆斯林世界
绝大多数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其实也是世俗主权国家。没错，有些国家国名里带着“伊斯兰”字样，宪法里也写着伊斯兰教是国教。有些国家的刑法、教育大纲或公共风化法里确实吸收了沙里亚法（Sharia）的内容。

但他们的整个法律体系基本上还是民法和世俗法。他们的治理模式无论是议会制、总统制还是君主制，都是在现代宪法框架下运行的。他们并没有像正统伊斯兰法理学所要求的那样，全面实施宗教法。

基督教国家也是一个道理。全世界每一个基督教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除了梵蒂冈——全都是世俗国家。没有一个是按照《圣经》法律治理的，也没有一个是从基督教神学里引申立法的。他们的权力来源是议会、宪法和民事法。
你可能会问：既然大多数穆斯林国家也是世俗国家，为什么在公共生活中，他们看起来明显比西方更保守、更有宗教氛围？简单的答案是：平均来看，全球穆斯林群体对信仰的虔诚度更高，更希望伊斯兰的价值观和道德感能影响社会生活。而西方的世俗基督教社会，甚至包括南半球的一些地方，这种愿望要淡薄得多。

这种社会层面的虔诚度差异，而不是政府或法律结构的差异，解释了人们看到的现象。当然，这也和伊斯兰教从诞生到现代，与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威之间完全不同的历史走向有关。但这话题太长，咱们以后再聊。

宗教多元化
世俗国家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宗教多元化。
在不同程度上，这些国家允许宗教少数派存在，允许他们礼拜、盖清真寺或教堂、过宗教节日，甚至在言论自由的框架下传教。当然，有些国家对少数派的限制比别处多，但宗教多元化的框架在整个世俗世界是普遍存在的。
说回英国。英国是一个世俗的自由民主国家，实行议会制和君主立宪制。没错，国王是英国国教的名义领袖；没错，基督教是国教；没错，主教在公墓院（上议院）里有席位；没错，法律最后得由国王签署。

但国王不起草法律，他不靠经文统治，也不发圣旨治国。如果哪位国王（或首相）敢阻碍议会的民主意志，宪法制度分分钟就能否决他。

英国在宪法、文化和历史上确实是基督教色彩的。它的遗产、符号和许多传统都源自基督教。但这并不代表它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它不归《圣经》管，不用基督教法理来管理社会，也不按基督教教义来维持治安。根据最后一次人口普查，认同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只占46.2%，它甚至连“基督徒占多数的国家”都算不上了。

如果英国真是个基督教国家，那后果会非常明显：一个真正的基督教神权国家必须按照《圣经》教义来管理婚姻和性行为。同性关系和婚前性行为在法律上将不被承认，也不能公开表达。同性恋自豪节会被取缔。当街喝醉是犯罪。博彩公司和赌场得关门。基于利息（高利贷）的金融体系会受到根本性的挑战。公共场所的言行准则会严格得多。很可能还会有一套源自经文的刑法，甚至死刑都会回来。
换句话说，现代英国的整个社会和道德架构都会彻底翻转。而那些喊着“英国是基督教国家”的人，其实没一个真心想要那种生活。

极右翼空洞的宗教口号
不管是“恢复英国党”、改革党、基督教民族主义者还是各种种族民族主义者，他们都不希望英国变成基督教版的沙特、阿富汗、伊朗或者梵蒂冈。现在不想，以后也不想。
因为他们那些空洞的宗教口号和狂热，根本不是为了建立神权国家。那只是身份政治和文化标签。他们只是在应对世俗自由主义带来的道德真空，以及抛弃基督教生活方式后的后果。

此外，我觉得这还跟抹黑、歧视和限制穆斯林有关。他们看不惯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在英国这个世俗、多元、多元文化社会中日益增长的存在感。

欧洲自己花了几个世纪才从宗教权威和神权控制中挣脱出来，进入世俗宪法秩序。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议会主权和君主立宪，这些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宗教专制和教条的反抗。

极右翼心里明白得很。他们是世俗自由民主制度的受益者。他们享受这里的自由，依赖这里的保护。他们对自己私生活或公共生活被《圣经》接管没有任何胃口，因为建立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国家不只是靠怀旧和贬低伊斯兰教就能办到的；那需要真正的信仰、纪律和牺牲。那意味着要放弃世俗自由主义提供的许多享乐和“自由”，而这个代价，他们几乎没一个人愿意付。

所以，咱们实话实说吧。英国在宪法上是基督教的，在某些象征意义上也是基督教的。但在结构和法律上，它是一个世俗自由民主国家。除非它的整个治理体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把《圣经》变成法律和公共道德的头号来源，否则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依然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还需要我为您翻译或解析其他相关的社会评论吗？ 查看全部

北美法学委员会发布教法判令：允许将天课用于政治竞选

作者：Alen Bašić

2026年2月16日


北美法学委员会（FCNA）与美国穆斯林法学家协会（AMJA）联合发布了一份教法判令（Fatwa），支持将天课用于政治竞选，这在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群体中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2月3日，北美法学委员会和美国穆斯林法学家协会发布了这份名为《将天课用于政治竞选》的判令。

该判令主要讨论了一个法律许可性的问题：穆斯林是否可以捐出天课，去支持那些能改变公共政策、从而阻止加沙种族灭绝的政治家或竞选活动？

向这两个学者委员会提出的问题是：“考虑到加沙正在发生的现实，且防止种族灭绝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支持那些能改变公共政策的政治家或竞选，那么，将天课用于这些目的是否合法？”

关于判令内容

判令中指出：

“如果穆斯林少数群体生活在非伊斯兰国家，受非穆斯林政府统治，且事实证明这些少数群体需要赢得该政府的好感，以便政府关注他们的处境并保障他们的权利与自由。那么，从天课款项中拨出‘招纳心士’（al-mu’allafah qulūbuhum）这一类别下的资金来协助该政府——只要能为这些穆斯林少数群体赢得支持、尊重、地位和力量——就是合理的。这种许可性是基于实现这些穆斯林社区‘公众利益’（Maslaha）的考量。”

判令接着写道：“在起草这份判令时，全世界都看到了特定的游说团体如何通过不道德的方式左右国内外政策，从而助长了针对我们加沙兄弟姐妹的种族灭绝。因此，有良知的人们必须努力影响政策，使其变得更加道德和人道，以挽救无辜的生命，保护我们穆斯林民族（Ummah）中最弱势的群体。”

判令随后列出了将天课份额用于政治事业的五个条件。

可以总结为：

1. 接收机构必须是“信誉良好”的组织，且每年接受监督和审计，以确保符合教法（Shari’ah）要求。

2. 资金用途必须直接与造福穆斯林民族（Ummah）相关。

3. 有理由相信这些资金确实能帮到正在筹款解决的那个问题。

4. 个人不能将大部分天课都投给政治竞选，必须要留出足够的钱来照顾穷人的需求。

5. 相关机构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不能在国家关于竞选资金的法律之外违规操作。

这份判令由包括亚西尔·卡迪（Yasir Qadhi）博士在内的一些知名学者签署。

（此处有一份签署该判令的学者名单）


什么是天课？

天课是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是伊斯兰教中强制性的崇拜行为。它要求财富超过一定标准（称为“起征点”或 Nisab）的穆斯林，将符合条件的资产中的一部分（通常是 2.5%）捐赠给有资格领取的人。

根据伊斯兰法，共有八类人有资格领取天课。

《古兰经》第9章第60节列出了这些类别：

“天课只归于：1. 贫民；2. 赤贫者；3. 管理天课的人；4. 心被团结的人（指新入教或倾向伊斯兰的人）；5. 赎身（指获得自由的奴隶）；6. 负债者；7. 为主道奔忙者；8. 旅途穷困者。这是真主的法定义务。真主是全知的，是至睿的。”

反对与抵制的声音

许多机构和学者对这份判令表示反对，称其具有争议且无效。

位于美国的伊斯兰研究机构达鲁勒·卡西姆学院（Darul Qasim College）院长霍瓦迪亚谢赫（Shaykh Kholwadia）发布了官方回应，建议“美国穆斯林社区不要相信”这份判令。

该学院还从法律（教法学）角度发表了更详细的反驳，题目为：《反驳关于允许将天课用于非穆斯林政治目的之站不住脚的判令》。

霍瓦迪亚谢赫在声明中说：“这两个团体表达的观点只代表极少数人的意见，美国绝大多数穆斯林学者都坚决反对这个想法。”

“教法判令本应给穆斯林带来平安和内心的宁静（Sukun），而不是让他们的生活变得困难和复杂。东方学家和其他人已经从这个民族手中夺走了伊斯兰经文的本意和解释权。现在，西方那些超级有钱的政治家——他们根本没资格领天课——竟然也想绑架我们的‘伊巴代’（Ibādah，崇拜行为）。”

声明最后总结道：“支持这种可悲判令的人，应该拿出勇气去号召穆斯林在加沙和世界其他地方打好自己的仗。”

达鲁勒·卡西姆学院的18位学者委员会根据他们的反驳意见也得出结论：“将天课用于政治竞选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不符合天课的法定使命。”
  查看全部

 
 
甘肃回族政府官员逃亡纽约:我亲手建造了压迫穆斯林同胞的数字监控系统
 
在曼哈顿中城一家清真餐厅的后厨,50岁的马瑞林手持擀面杖,熟练地拉扯着面团。很难想象,这位如今在异国他乡制作手工拉面的中年男子,曾是中国共产党宗教事务系统的中层干部——一个亲手参与设计监控穆斯林同胞的监视系统的人。
 

 
2024年2月,当马瑞林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刻,困扰他十年之久的噩梦终于停止了。在那个反复出现的梦境中,他站在一片污秽的土地上,就像一个露天厕所。“我自由了,“他说,“终于与自己和解了。”
这是一个关于信仰、良知与体制冲突的故事。它揭示了在习近平治下,中国如何通过精密的官僚机器和先进的监控技术,系统性地压制宗教自由,以及一个曾经的执行者如何在这场运动中经历了精神觉醒和道德挣扎。
 
双面人生的开始
马瑞林的职业生涯始于1999年,当时他从大学商业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甘肃省兰州市郊的一个乡镇担任基层公务员。2004年,他被调入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重大跃升。凭借勤奋和智慧,他在2011年成为副处级干部。
 
作为回族穆斯林,马瑞林生长在甘肃省一个回族人口占四分之三的小镇。他的祖父曾是当地伊斯兰教派的长老,但到了马瑞林这一代,家庭的宗教实践已经淡化。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高中时期,几位因参与1989年民主抗议而被流放到农村的大学毕业生教师,在他心中埋下了质疑的种子。
 

 
然而,在随后的职业生涯中,马瑞林的社交圈几乎全是汉族。他很少去清真寺,为了融入党内同事,他喝酒,过着世俗的生活。他是一个”文化穆斯林”,而非虔诚的信徒。
 
监控之网的建造者
2008年,马瑞林参与设计了一个追踪清真寺位置、联系信息、教职人员姓名和信众规模的数据库。作为一名年轻而雄心勃勃的干部,他当时认为这能帮助政府更好地了解这个横跨千里的省份的宗教机构和活动。
“当时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他回忆说,“我想我可以展示自己的聪明和勤奋。”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系统后来会成为压制穆斯林的武器。随着宗教政策的强硬化,清真寺入口安装了人脸识别监控摄像头,记录谁来了、多久来一次、和谁一起来。这些数据被记录、分析,可能导致警察询问、失业、旅行禁令,甚至意识形态再教育。
根据人权观察组织2023年发布的报告,在宁夏和甘肃两省,自2018年以来,数百座清真寺被拆除、关闭或改建。研究人员估计,仅宁夏就有三分之一的清真寺自2020年以来被关闭。
 
“我意识到,我在2008年帮助建立的系统,已经成为穆斯林的枷锁,“马瑞林说,“我把恶魔的鞭子交给了国家,用来对付我自己的社区。”
 

 
麦加朝圣的精神觉醒
转折点发生在2015年。作为甘肃省宗教事务局伊斯兰事务处处长,马瑞林带领朝觐代表团前往麦加。这是他第五次去麦加,但这一次,他经历了他所说的”精神启蒙”。
 
在中国这个拥有2500万穆斯林的国家,每年只有约1万人被允许前往麦加朝圣——这是身体和经济条件允许的穆斯林的宗教义务。马瑞林说,等待时间可能长达多年。他创建了一个排队系统,使过程更公平、更透明。

但当局利用这些数字记录筛选被认为不合格的朝圣者,包括那些被视为麻烦制造者的人、党员和福利救助接受者。
从麦加回来后,马瑞林戒了酒和烟,开始定期祈祷。他也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的世界,尤其是他的工作。

 
“要成为一名成功的干部,你必须有强烈的党性,但没有人性,“马瑞林说,“你被训练成把其他人视为需要管理或支配的对象。”
 
宗教”中国化”运动的加速
2016年,在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呼吁所有宗教”中国化”后,当局加强了针对伊斯兰教的运动。他们拆除了圆顶和宣礼塔,禁止公开展示阿拉伯文字。那也是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大规模拘留开始的时候。
 
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报告,到2020年,新疆65%的清真寺遭到破坏或摧毁。这一”伊斯兰教中国化”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改造”维吾尔社区的思想和行为。
 
在甘肃,这场运动同样残酷。2020年,临夏回族自治州当局减少并合并了10座清真寺,改变了31座清真寺的伊斯兰建筑特征。2023年8月,兰州著名的西关清真寺——一座建于明代晚期的历史性建筑——开始被”中国化”改造,四座宝塔式尖塔被拆除。
甘肃的学者们向美国之音报告说,他们被大学当局召见,被告知在网上和线下批评甚至提及西关清真寺的破坏行为是被禁止的。违反者将面临失业或更严重的后果。
 
体制内的挣扎与抵抗
马瑞林开始挣扎于他在这些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2022年,当政府决定拆除兰州的一座历史性清真寺时,他试图在内部争辩,认为这可能会引发穆斯林社区的反弹。在去麦加的旅行中,他没有阻止朝圣者访问维吾尔人在沙特阿拉伯拥有的商店,无视中国国家安全官员的规定。他有时会在那些商店购物,甚至会雇用维吾尔司机。

 
近十年来,他过着双重生活。
白天,他执行用于控制穆斯林的政策。晚上,他去清真寺祈祷。为了躲避监控摄像头,他进入时戴着摩托车头盔。
他在工作中形成了午餐时间祈祷的习惯。下午1点左右,当大多数同事午睡时——这是许多中国政府机构的惯例——他会进行乌杜(祈祷前的仪式清洗)。然后他会锁上办公室的门,在地板上铺一条毛巾,祈祷。
 
到2020年,去清真寺变得更加冒险。甘肃省每座清真寺的入口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在清真寺被摄像头拍到的党员会被报告给他们的工作单位并受到纪律处分。那时马瑞林开始用摩托车头盔遮住脸。
 
 
Your browser does not support the video tag.
 
2015年后的网络仇恨与恐惧
大约在2015年左右,一波针对穆斯林的仇恨言论充斥中国互联网。马瑞林认为这是国家容忍甚至鼓励的。他知道政府只需一个电话就能轻松关闭任何在线账户或对话。然而,反穆斯林的恶意言论却自由流动。
他相信,政府的目标是煽动敌意,为诸如将新疆100多万维吾尔族穆斯林送入再教育营和监狱等政策创造公众支持基础。
 
最让他痛苦的是社交媒体上流行的一句话,告诉中国穆斯林”回到你在中东的祖籍”。
“据我所知,“马瑞林说,“我的血统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他第一次作为体制内的回族官员直面自己的身份。
回族是中国1100万穆斯林中最大的群体,是1000多年前抵达中国的穆斯林移民的后裔。他们的祖先大部分来自于中亚说波斯语的地区。在明朝朱元璋和满清统治中国期间，这个穆斯林群体屡次遭受种族灭绝和文化灭绝，战争和文化灭绝政策让大部分人已经丧失说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能力，但大多数依旧保留了伊斯兰信仰和穆斯林身份认同。他们在西北地区有很大的存在,也生活在中国各地的飞地。回族在外貌上与汉族相似,汉族占中国总人口的91%,而且大多是世俗的。
 
在毛泽东时代,所有中国人都生活在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下,很少有人敢公开信教。20世纪80年代,党放松了对宗教的控制。穆斯林建造了更大的清真寺,更多人参加礼拜和朝圣。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党大大收紧了控制,出于对恐怖主义和公开反抗其统治的恐惧,打压伊斯兰教。
 
 
Your browser does not support the video tag.
 
逃往自由与发声的决心
2023年,在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前往纽约州北部——她将在一所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之后,马瑞林看到了一条出路。他于2024年2月抵达纽约。
他短暂地做过Uber Eats送餐员。去年,他搬到纽约市,在两家由中国穆斯林移民拥有和经营的清真餐厅工作,现在担任经理。
 
对于一名中国党政官员——国家统治阶层的一员——移民到美国是极不寻常的。像马瑞林这样的人公开反对他曾服务的制度就更罕见了。他的旅程从干部到批评者,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如何控制宗教的内部运作的窗口。
 
他说,他决定发声,是因为他希望其他在黑暗中绝望的回族穆斯林知道他们并不孤单。
他将他们的经历比作在沙特阿拉伯沙漠夜间驾驶的记忆,称其为绝望的。“没有光,没有星星,没有地标,没有参照点,只有你车头灯的小光束,“他说。
“即使路边有人点燃一根火柴,仅仅那一丝火焰也能让我感到希望,“他说,“我想成为那根火柴。”
马瑞林知道,他的发声可能会给他自己和他的家人带来风险。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境外追踪和骚扰持不同政见者。但他选择了和平与自由,而不是沉默。
 
坐在他现在工作的中城曼哈顿清真餐厅里,他对自己的新生活感到自在。他在当地皇后区法拉盛的清真寺定期礼拜,不再需要戴头盔遮脸。他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信仰,而不用担心被监控或惩罚。
“白天,我的脸看起来和我的同事一模一样,“他回忆起在中国的日子,“晚上,我跪在祈祷毯上,成为一个不同的人。”
 
现在,他只是一个人。一个自由的人。 查看全部

 
美国总统杰斐逊如何阅读《古兰经》
 
 
 
弗吉尼亚公报的印刷社位于格洛斯特公爵街北侧，自从托马斯・杰斐逊首次来到威廉斯堡进入威廉玛丽学院求学以来，曾无数次被吸引走进这座印刷社。1765 年秋天，杰斐逊回到威廉斯堡参加大法院的秋季庭审期，当时他正忙于研读法律，协助乔治・威思准备庭审案件。他自己的正式法律培训即将结束。现存的《弗吉尼亚公报》日志显示，初秋时节他正在为律师资格考试做准备，期间购买了一本《衡平法基础原理》，这本概述性著作是理想的备考指南。同年秋天的另一次公报社之行中，杰斐逊购置了一本《古兰经》，具体来说是乔治・塞尔的英译本《古兰经》（通常称为 “穆罕默德的古兰经”），该译本近期刚以便携的两卷本形式再版。
杰斐逊此时购买《古兰经》或许也受到了法律研究的启发。作为学生，他对自然法产生的兴趣促使他尽可能广泛地涉猎这一领域的读物。该领域的权威著作 —— 塞缪尔・普芬多夫的《自然法与万民法》—— 为读者提供了不计其数的可供追踪的参考文献，因此也为杰斐逊的深入阅读提供了绝佳指引。普芬多夫的论著引用了各类来源的资料，远超法律和政治论述的范畴，涵盖了不同时代、地域和文化的作品。
 
尽管普芬多夫的著作反映了其所处时代对伊斯兰教的普遍偏见，但他仍在多个场合引用了《古兰经》中的先例。例如，在讨论谋杀与复仇问题时，普芬多夫引用了《古兰经》中的一段经文，并进一步将其与荷马和塔西佗作品中的类似段落相联系，以强调它们所蕴含的共同思想。此外，普芬多夫还发现《古兰经》与其他诸多重要议题相关：通奸、继承法、婚姻、禁止赌博、禁止饮酒以及战争的合法性等。
 
关于最后一个议题，普芬多夫不得不承认，《古兰经》中包含了对各国读者都具有现实意义的建议：“基督徒更应积极主动地调解他人的争端，因为即便是《古兰经》…… 也教导我们，若两个穆斯林国家或地区陷入战争，其他穆斯林应促成双方和平，并迫使加害方作出赔偿；完成这些后，再通过公平善意的方式使他们重归于好。” 诚然，普芬多夫在《古兰经》中发现的和平与合作理念值得他给予关注。杰斐逊现存的法律文件表明，他对普芬多夫的《自然法与万民法》有深入的了解。在他的法律著作中，没有其他任何一部作品被引用得如此频繁。普芬多夫的著作揭示了《古兰经》在法律解释中的相关性。
 
《印花税法案》的不公待遇迫使杰斐逊开始严肃质疑英国宪法法律传统，并转而在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思想中寻求终极答案，而他购置《古兰经》的时间恰在这一时期之后。鉴于当时他正将大部分时间投入法律研究，杰斐逊有充分理由同时研读《古兰经》，因为它同样是一部法典。正如穆斯林所坚信的，《古兰经》是真主的启示，它不仅是伊斯兰教的神圣经典，也是伊斯兰法的最高渊源。为了尽可能拓宽自己的法律研究视野，杰斐逊认为《古兰经》非常值得关注。
 
阅读《古兰经》还让他得以继续研究宗教史。大约在购买塞尔译本《古兰经》的同一时期，他在文学摘录本中所做的笔记显示，他正试图调和历史与经文之间日益明显的矛盾。他对伊斯兰教的好奇，与摘录本中所体现的、对传统宗教习俗和信仰如何在不同文化间传播的兴趣是一致的。例如，1765 年末，杰斐逊在摘录本中抄录了希罗多德的段落，从中可以看出他试图弄清割礼这一习俗 —— 根据《旧约》记载，这是上帝命令犹太人作为立约象征的犹太习俗 —— 为何在古代能从埃及传播到叙利亚。
 
杰斐逊绝非弗吉尼亚殖民地唯一或最早对伊斯兰教产生兴趣的人。毕竟，一些非洲奴隶原本就是穆斯林，尽管他们皈依基督教在当时是顺理成章之事。在弗吉尼亚圣公会的主流群体中，其他人了解伊斯兰教的途径各异：有时是阅读《古兰经》或穆罕默德传记，但更多时候是通过阅读近东的历史著作和旅行叙事。以弗吉尼亚殖民地另一位藏书家为例，韦斯托弗的威廉・伯德二世对伊斯兰教的好奇至少可以追溯到 1701 年，那一年他与约翰・珀西瓦尔爵士一同在英国旅行。
在旅途中结识英国东方学家汉弗莱・普里多后，伯德这样描述他：“凭借对阿拉伯语的专长，他对《古兰经》及其注释的研读，比其他一些神学家对《圣经》的研究还要深入。”普里多的例子激励了伯德进一步了解伊斯兰教。他也购置了一本《古兰经》，具体来说是安德烈・迪吕耶不完善的法译本衍生而来的英文译本，该译本同样存在缺陷。这个版本毫不掩饰其对伊斯兰教的怀疑态度。其标题页宣称，该译本面向英语读者出版，“旨在满足所有希望探究土耳其人虚妄之言的人”。书中甚至还附有一篇致辞，专门回应那些担心阅读《古兰经》会危害其基督教信仰的人。
 
尽管伯德称赞普里多对《古兰经》的了解，但普里多实际上传播了许多关于伊斯兰教及其先知的错误信息。他关于这一主题最详尽的著作《穆罕默德传：骗局的本质尽显》，主要是作为反对自然神论的论战文章而写。普里多原本打算利用自己对伊斯兰教的深入了解，撰写一部关于君士坦丁堡被穆斯林攻陷的历史著作，但他在 17 世纪末的英国目睹的宗教冷漠现象，促使他转而创作了一部警示性作品。他试图向圣公会读者表明，若他们忽视宗教信仰，就可能被具有征服所有国家野心的宗教狂热分子所征服。在普里多重述的先知生平中，穆罕默德既是骗子，也是暴君。在他看来，伊斯兰教的迅速传播为宗教冷漠的危害提供了一个现实教训。
 
作为一部所谓的穆罕默德传记，普里多的《穆罕默德传》让许多英美读者对伊斯兰教产生了偏见。17世纪末的虔诚新教徒对他的观点表示认同，这部书在 18 世纪多次重印。不知疲倦的圣公会牧师托马斯・布雷曾安排将大量神学著作集分发给北美圣公会的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他也将普里多的《穆罕默德传》纳入了运往美洲殖民地的书籍清单中。在推荐普里多的著作时，布雷让读者心生恐惧：若他们不虔诚地践行基督教信仰，就可能被异教侵蚀，被暴政征服。
 
约翰・特伦查德和托马斯・戈登的作品，让普里多《穆罕默德传》中传播的煽动性观点在殖民地美国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他们的合著《独立辉格党人》和《加图来信》，以对早期美国自由观和代议制政府发展的深远影响而闻名。为了论证言论自由和自由选举领导人的合理性，特伦查德和戈登特意将土耳其 —— 更广泛地说，将穆斯林国家 —— 作为反面例子。他们声称，伊斯兰教是通过暴力征服而非说教传播到各个地区的；压迫是伊斯兰国家的典型特征。例如，在土耳其，暴君式的穆斯林统治者压迫人民，禁止他们质疑政府或表达任何意见。特伦查德和戈登断言，那里禁止印刷业，求知是危险的，言论自由更是死罪，因为所有这些都与伊斯兰教相悖。
 
杰斐逊早期的著作中并未提及《古兰经》或伊斯兰教。年轻时，他对穆斯林国家的看法很可能与普里多、特伦查德和戈登所宣扬的观点一致。然而，杰斐逊并非会让这种无知的假设长期存在的人。他总是试图在对任何事物下判断之前尽可能多地了解相关信息 —— 这与亨利・菲尔丁在《约瑟夫・安德鲁斯》中通过巴纳巴斯牧师这一角色所讽刺的伪君子截然不同。在小说的一段对话中，亚当斯牧师向伪善的巴纳巴斯提议，他宁愿与 “一个善良正直的土耳其人” 为伴，也不愿与 “一个邪恶堕落的基督徒” 为伍。巴纳巴斯大惊失色，急于结束对话，生怕亚当斯开始称赞《古兰经》。而亚当斯则好奇地询问巴纳巴斯为何如此强烈地反对《古兰经》。“我从未读过那本邪恶书籍的一个字，” 巴纳巴斯回应道，“我向你保证，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它。” 与巴纳巴斯牧师截然不同的是，杰斐逊在敢于对《古兰经》提出反对意见之前，会亲自阅读它。
 
购置属于自己的《古兰经》，体现了杰斐逊愿意深入了解伊斯兰教的开放心态。阅读乔治・塞尔的译本，让他有机会对这一宗教形成客观的认识。塞尔的译本最初出版于 1734 年，是第一部直接从阿拉伯语翻译而来的英译本。它不仅比安德烈・迪吕耶的译本更可靠，塞尔还撰写了一篇《序言》，对伊斯兰教进行了研究详尽、资料丰富的概述 —— 第一版中该序言近两百页，第二版中则单独构成了第一卷。塞尔的《古兰经》译本是学术史上的里程碑，其译本在 20 世纪之前一直是标准的英译本。
 
当然，塞尔在 18 世纪的新教欧洲出版《古兰经》译本，不可能对伊斯兰教呈现完全客观的视角。尽管他称穆罕默德为 “异教徒” 和 “骗子”，但他对伊斯兰教的整体论述却异常公允。《序言》详细叙述了穆罕默德的生平，并强调了他的个人美德。塞尔还对伊斯兰历史、神学和法律进行了详尽的探讨。他的学术素养和对研究主题的投入，使他能够反驳西方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对伊斯兰教的诸多偏见。例如，他驳斥了 “伊斯兰教通过武力传播” 这一粗俗的错误观点。塞尔在叙述中指出，穆罕默德传播伊斯兰教依靠的是雄辩的口才，而非军事力量。
 
他为译本撰写的引言部分，促使读者将《古兰经》视为一部法典。毕竟，塞尔是内殿律师学院的成员，也是一名执业律师。在献词中，他称穆罕默德为 “阿拉伯人的立法者”，认为 “他为阿拉伯人提供了他所能给予的最好的宗教和法律，至少比古代异教立法者的法律更优越”。在对英语读者致辞时，塞尔表示：“如果外国民族的宗教和民事制度值得我们了解，那么穆罕默德 —— 这位阿拉伯人的立法者、一个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建立起比罗马人曾经统治的疆域更为广阔的帝国的创始人 —— 的制度，无疑更值得我们研究。” 既然法律专业的学生要研究古罗马的法律先例，他们也应该研究一个影响力甚至超过罗马的社会的法律先例。
 
塞尔《序言》的第六部分包含了许多与杰斐逊正在进行的民法研究相关的信息。该部分题为 “《古兰经》中的民事制度”，开篇便将伊斯兰法与犹太法进行了对比：“伊斯兰民法以《古兰经》的戒律和规定为基础，正如犹太民族的民法以《摩西五经》为基础一样。” 这一部分探讨了伊斯兰教法中关于婚姻与离婚、继承、私人契约、谋杀、过失杀人以及盗窃等方面的规定。
例如，关于伊斯兰法中对盗窃的惩罚，塞尔写道：“法律规定对盗窃行为的惩罚是砍掉犯罪的肢体—— 手；乍看之下，这似乎颇为公正：但查士丁尼法典禁止残害窃贼，这一规定更为合理；因为盗窃行为通常是贫困所致，砍掉肢体会剥夺窃贼以正当方式谋生的手段。” 多年后，杰斐逊在修订弗吉尼亚州法律时，表明他曾深入思考过刑罚与罪行的适配性问题。当他将自己著名的《罪行与刑罚比例法案》寄给导师乔治・威思，并解释该法案的核心思想时写道：“‘以眼还眼，以手还手’的刑罚执行起来，其道德影响是值得怀疑的。”
塞尔的《序言》为杰斐逊提供了他最为珍视的详细信息。塞尔引用了罗马民法的先例，并为其他相关著作 —— 包括普芬多夫的《自然法与万民法》—— 添加了脚注。通过塞尔的注释，《古兰经》又将杰斐逊带回到了最初可能引导他关注《古兰经》的那部著作。
杰斐逊著作中提及《古兰经》的地方虽不多，但却揭示了他是如何从宗教、法律和文化的角度理解这部经典的。他在 1783 年编制的手稿图书馆目录中对《古兰经》的归类，表明了他如何看待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总体而言，杰斐逊将藏书按广泛的主题领域分组，并在目录中称之为 “章节”。他将塞尔的《古兰经》列入了第 17 章 “宗教”。每一章内的书目也都经过了精确的编排，但杰斐逊在不同章节采用了不同的编排逻辑。尽管他仔细整理了每一章的书目，但从未记录过自己划分章节和编排书目所依据的原则。然而，他的书信明确显示，他在编排各章节内容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心思，因此当他人忽视他的编排方式时，他会感到不满。
 
后来，杰斐逊将自己的私人藏书出售给美国政府，成为国会图书馆的基础藏书。国会图书馆的馆员出版了一份藏书目录，保留了杰斐逊的章节划分，但将每一章内的书目按字母顺序重新排列。杰斐逊在给一位通信者的信中批评了目录的编纂者：“这份目录的出版形式遭到了严重破坏；尽管他们保留了我的章节划分，但却将每一章内的书籍改为按字母顺序排列，而非我所采用的编年体或分析性编排方式。”“编年体或分析性编排方式” 是杰斐逊对各章节内书目编排原则的唯一说明。基本上，他的意思是，他要么按时间顺序编排书籍，要么设计了其他符合逻辑的编排模式。有些模式比其他模式更容易辨识。
杰斐逊为构成第 17 章的宗教类书籍所采用的编排逻辑并不明显。塞尔的《古兰经》在列表中位列第四。排在它之前的三部作品均阐释了古希腊和罗马时期的宗教信仰：法国加尔文主义者塞巴斯蒂安・沙泰永编辑的希腊神谕集《西比拉神谕》；当时最受欢迎的古典手册 —— 威廉・金的《异教诸神与英雄史》；以及格拉布街作家塞缪尔・博伊斯编纂的百科全书式著作《新万神殿：或异教诸神、女神、英雄等的传奇历史》。《古兰经》之后的书目包括多部《旧约》、包含《新旧约》的《圣经》全集，以及多个学术版本的《新约》。
 
乍看之下，这种编排方式总体上似乎是按时间顺序进行的。列表以一部对古代宗教观念形成产生过非凡影响的异教神谕集开篇，随后是两部有助于理解希腊罗马神话中众多神祇的参考工具书。从这些作品开始，目录最终从犹太教过渡到基督教。然而，《古兰经》的位置却打破了这一时间顺序—— 这部经典的成书时间显然远晚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神圣经文。据称，《古兰经》的经文于 7 世纪上半叶启示给穆罕默德，由其追随者记忆留存，并在穆罕默德去世后汇编成书。从历史年代来看，《古兰经》本应排在杰斐逊收藏的《新约》之后。《古兰经》借鉴了《希伯来圣经》中的一些典范人物 —— 其中最重要的是亚伯拉罕 —— 其文本中甚至包含了对基督徒和基督教的具体提及。此外，《古兰经》本身的特性也使其脱离时间顺序的编排具有了合理性。据称，《古兰经》的文本超越了时间范畴，作为真主的话语，它存在于时间之外。
 
然而，杰斐逊将《古兰经》置于非历史顺序的位置，并非因其 “超越时间” 的特性。相反，他在手稿目录中对宗教类书籍的编排遵循了一种与时间顺序高度相似的分析性逻辑。进步理念是杰斐逊编排宗教类书籍的核心依据，这份书目显示出一种从异教到基督教的总体演进脉络。在《弗吉尼亚笔记》中，杰斐逊对一神论和无神论表现出一种淡然的态度，他表示，邻居 “说有二十个神，或说没有神”，对他而言并无太大差别。但另一方面，图书馆目录表明，作为一神论宗教的伊斯兰教，代表着对古代多神论的进步。目录的编排暗示，伊斯兰信仰体系虽比异教有所进步，但仍不及基督教所代表的信仰体系。
 
杰斐逊在其收藏的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的批注，证实了手稿图书馆目录中所隐含的对伊斯兰教的态度。杰斐逊的批注对应着该书后半部分的一段内容，吉本在其中讲述了 15 世纪穆罕默德二世进入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故事。吉本描述了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将这座基督教大教堂改建为清真寺的过程：
“遵照他的命令，这座东正教的首府教堂被改建为清真寺：宗教崇拜中那些贵重且便于携带的器具已被移走；十字架被推倒；墙上覆盖的画像和马赛克镶嵌画被清洗干净，恢复了朴素的原貌。就在同一天，或是接下来的周五，宣礼员登上最高的塔楼，以真主及其先知的名义宣读宣礼词；伊玛目进行布道；穆罕默德二世则在那座宏伟的祭坛上进行了祈祷和感恩仪式 —— 不久之前，最后一位罗马皇帝还曾在此处参加基督教的神圣仪式。”
读到这段文字后，杰斐逊想起了莪相诗歌《卡尔顿》中的诗句，并在书页底部批注道：“我曾见过巴尔克卢萨的城墙，如今却一片荒芜。克卢萨河因城墙倒塌而改道。蓟草在那里孤独地摇曳。苔藓在风中低语。狐狸从窗户探出头来：城墙上茂密的野草在它头顶随风摆动。”读到穆斯林占领基督教大教堂的这段描述时，杰斐逊将其比作目睹一座古老建筑回归自然状态。在他看来，穆罕默德二世及其追随者就如同莪相诗歌中的狐狸和蓟草，是衰败而非进步的象征。
 
杰斐逊在书信中对《古兰经》的一次提及，有助于进一步阐明他将其既视为宗教著作也视为法典的态度。在给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的信中，他明确将《古兰经》与法律研究联系起来：
“我长期以来一直与你一样，为法律科学的衰落而哀叹。人们似乎认为，布莱克斯通对我们而言，就如同《古兰经》对穆斯林一样 —— 所有必要的知识都包含在其中，而书中没有的东西则无关紧要。”
尽管杰斐逊引用《古兰经》主要是为了批判威廉・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但他对两者的对比揭示了他将《古兰经》与法律阅读相关联的认知，也暗示了他对《古兰经》的理解方式。此外，这一对比也使得杰斐逊对布莱克斯通的其他批判，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对《古兰经》的态度。
毋庸置疑，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是一部里程碑式的法律文本。布莱克斯通于 1765 年开始出版这部巨著，而此时恰逢杰斐逊完成其正式法律培训。杰斐逊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后，开始指导许多年轻人学习法律。起初，他对布莱克斯通的著作表示认同，并向法律学习者推荐。但随着思考的深入，他越发意识到这部著作的危险性。《英国法释义》声称内容包罗万象，这实际上默许法律学生忽视其他相关书籍，避免从其他角度解读法律。在对这部著作及其作者最严厉的批判中，杰斐逊表示，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比其他任何著作都更严重地导致了法律科学的衰退。学生在书中能接触到各种知识的皮毛，而他们的惰性很容易让他们相信，只要理解了这本书，就掌握了全部法律知识。” 根据杰斐逊对这两部作品的类比，他对《英国法释义》的评价可以改写为对《古兰经》的看法：穆斯林在《古兰经》中能找到各种知识的皮毛，并说服自己，只要理解了这本书，就掌握了伊斯兰教的全部精髓。
伊斯兰法权威指出，尽管《古兰经》是穆斯林法律的最高渊源，但伊斯兰法学还存在《古兰经》之外的其他渊源：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穆斯林的普遍共识，以及 “创制”（即法学推理）—— 通过这一方式，几乎任何穆斯林都可以为《古兰经》的宗教解读作出贡献。没有证据表明杰斐逊认识到这些伊斯兰法学的其他渊源。他在将《古兰经》与布莱克斯通著作进行对比时所表达的观点表明，杰斐逊认为伊斯兰教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其信徒不加质疑地接受《古兰经》的教义，而不参考那些有助于解读神圣文本的补充文献。
 
杰斐逊著作中对《古兰经》最令人不安的提及，出现在 1786 年他与约翰・亚当斯提交给当时的外交部长约翰・杰伊的一份报告中。美国政府委托两人与黎波里苏丹的使者阿卜杜拉赫曼会面，商议可能的条约事宜。阿尔及尔、摩洛哥、突尼斯和黎波里构成了巴巴里海岸地区，该地区的海盗长期以来一直骚扰美国商船，俘获美国水手并索要赎金。巴巴里海岸的穆斯林国家认可海盗行为 —— 前提是这种行为是以伊斯兰教的名义针对非信徒实施的。在殖民时期，由于英国向巴巴里国家支付贡品（用于防范海盗的保护费），美国船只受到保护，免受伊斯兰海盗的袭击。美国独立后，由于美国政府拒绝向巴巴里海岸国家支付贡品，巴巴里海盗得以自由袭击这个新兴国家的商船。巴巴里海盗在美国政府的默许下行事，对美国商船的袭击，是针对美国平民目标的早期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例子。
 
在会面中，亚当斯和杰斐逊询问黎波里大使，他的国家为何要向未曾伤害其人民的其他国家发动战争。他们向大使表明，作为美国的代表，他们将所有未曾伤害或挑衅过美国的国家都视为朋友。
大使解释说，巴巴里海岸海盗的行为 “基于他们先知的法律，《古兰经》中已有记载：所有不承认他们权威的国家都是罪人；他们有权并有义务在任何能找到这些国家的地方对其发动战争，将俘获的所有人变为奴隶；而任何在战斗中牺牲的穆斯林都肯定能进入天堂。” 即便在今天，尤其是在当下，大使的这番话仍令人不寒而栗。
与黎波里大使的这次会面，给杰斐逊上了一堂生动的课，让他认识到仅仅依赖单一文本而不参考补充文献和其他解读方式可能带来的巨大危险。诚然，如果一部宗教文本似乎认可战争，其读者在仓促发动战争之前，理应研究他人对该文本的解读，以求得更清晰的认识。阿卜杜拉赫曼及其所认可的穆斯林海盗，认为无需参考其他文本即可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们所需了解的一切都在《古兰经》中，而《古兰经》中没有的内容，他们也认为无需知晓。
 
至于杰斐逊本人，他认识到自己需要了解更多 —— 远比现在多得多 —— 于是开始深入研究这一主题。与大使会面后，他购置了多部与伊斯兰教研究相关的书籍，包括沙拉夫丁・阿里・亚兹迪的《帖木儿传》、索弗尔・卢西尼亚诺的《阿里贝伊叛乱史》（其中包含关于埃及政治和政府的详细信息），以及保罗・赖考特的《奥斯曼帝国现状史》。赖考特的这部作品因其文体优美且对土耳其政治的客观描述，使他被誉为 “新塔西佗”。
渐渐地，杰斐逊产生了学习阿拉伯语的兴趣。18 世纪 70 年代初，他与威廉玛丽学院道德哲学教授塞缪尔・亨利建立的友谊，为他进一步发展这一兴趣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亨利最著名的身份是威廉・贝克福德《瓦泰克》的编辑和注释者，他是一位资深的东方学家，从其为《瓦泰克》撰写的大量注释中可以看出，他不仅熟悉塞尔的译本，还通晓《古兰经》的原文。18 世纪 70 年代末，杰斐逊通过购置威廉・琼斯爵士的拉丁语著作《亚洲诗歌评论》，表达了自己对近东语言的兴趣，该书对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诗歌进行了历史和批判性的概述。
不久之后，杰斐逊开始自学阿拉伯语。他购置了一些基础阿拉伯语语法书，包括托马斯・埃尔彭西乌斯的《阿拉伯语基础》和他的朋友兼通信者康斯坦丁 - 弗朗索瓦・沃尔内编写的阿拉伯语语法书《东方语言简化教程》。他还获得了海因里希・西克编辑的《婴孩福音》，该书采用阿拉伯语和拉丁语双语对照排版。此外，他还为自己的图书馆增添了阿拉伯语版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综合来看，这些书籍表明，杰斐逊系统学习阿拉伯语的方法，与他学生时代确立的学习其他语言的步骤高度一致：先熟悉基础语法，阅读双语对照文本（新语言与熟悉的语言并列），然后阅读用新语言撰写的熟悉文本。杰斐逊不仅认识到自己学习阿拉伯语的重要性，还认为其他美国人也应该有机会学习这门语言。18 世纪 70 年代末，他在修订弗吉尼亚州法律时，起草了一项法案，提议扩大威廉玛丽学院的课程设置，将东方语言纳入其中。
 
大约在同一时期，杰斐逊起草了另一部更著名的法案《建立宗教自由法案》，他在法案的序言中写道，任何试图通过 “世俗惩罚、负担或民事资格限制” 来影响他人思想的行为，“只会滋生虚伪和卑劣的习性，背离了我们宗教神圣创始人的初衷”。他在自传中回忆了围绕这项法案的立法辩论：
“序言中宣称，强制手段背离了我们宗教神圣创始人的初衷，有人提议添加‘耶稣基督’一词，使该句变为‘背离了耶稣基督 —— 我们宗教神圣创始人的初衷’。这一增补提议被绝大多数人否决，这表明他们希望将保护范围扩大到所有人 —— 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基督徒与穆斯林、印度教徒，以及各种信仰的无信仰者。”
正如杰斐逊的编辑所指出的，现存记录中并未提及这一提议的增补内容。换句话说，弗吉尼亚州的立法者在辩论这项法案时，或许并未想到穆斯林，但杰斐逊在撰写法案时确实考虑到了这一群体。
作为宗教自由的倡导者，杰斐逊愿意让美国同胞自由践行任何宗教，包括伊斯兰教。尽管他愿意允许信徒践行伊斯兰教，并竭力深入了解这一宗教、阅读阿拉伯语原文文本，但《古兰经》及其教义对杰斐逊的个人经历而言，本质上仍然是陌生的。18 世纪 90 年代初，他在给约翰・亚当斯的一封信中，再次以《古兰经》作为类比。在提及康涅狄格州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时，他解释说该文章与托马斯・潘恩的一篇政治宣传册和他自己的一篇文章毫无关联，就像“与《古兰经》毫无关系” 一样。《古兰经》对杰斐逊而言如此陌生，以至于他将其用作表示 “无关紧要” 的类比工具。
 
杰斐逊对《古兰经》最感到不安的一点，是伊斯兰教宣称其具有绝对正确性。1765 年购置《古兰经》时，他已经养成了严谨的习惯：对于同一主题，会查阅和比对多个不同来源，以验证所接触到的观点。在杰斐逊看来，没有任何书面文本能像伊斯兰教赋予《古兰经》那样的绝对权威。后来，他在给彼得・卡尔的建议中写道：“勇敢地质疑甚至上帝的存在；因为如果真有上帝，他必然更赞许理性的敬仰，而非盲目的畏惧。”在正式法律培训即将结束之际阅读《古兰经》，杰斐逊已经具备了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认清《古兰经》的本质 —— 以及它所不具备的特质。在他的图书馆书架上，在他的思想中，《古兰经》始终处于异教与基督教之间的中间位置。
  查看全部

满清10万八旗怎么统治一亿中原人口？其中一项举措就是挑拨回汉民族关系


有一次在西北跑采访，中午饿得眼冒金星，被朋友拖进街边一家看上去不怎么起眼的清真馆子，门口挂着绿牌子，里面墙上一排阿文，油烟往天花板上一蹿，和外面麻辣烫的红汤味儿撞在一起，空气都显得有点拥挤。

隔壁两家店，一边是回民拉面，一边是汉人炒菜，中间隔着一堵薄薄的墙，后厨的烟囱却伸上了同一片天空，锅碗瓢盆敲得叮当响，我那一刻突然有点恍惚——这堵墙到底是为了分开锅，还是为了分开人

坐在小板凳上等面的时候，老板给我讲，他爷爷当年讲“回民起义”的事，说得轻描淡写，说“那会儿乱的很，杀来杀去的，最后也没闹明白是谁杀谁”，说完夹起一把香菜撒在汤里，又加了一句，“反正老百姓都不招人待见”

那种“没搞明白是谁杀谁”的迷糊感，其实就是历史留给普通人的后遗症

书上往往写得干干净净：“同治陕甘回民起义”“捻军”“太平军”，像列菜谱一样，把一次次血淋淋的冲突写成一个个好记的标签，但对于真正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很多事根本没这么分得清

是穷人跟穷人打，还是回民和汉民打，是为一口水、一块地、一点脸面，还是为了某个皇帝的江山，谁说得清呢

鲁迅写《呐喊》的时候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句话翻过来用在冲突上也挺合适的，地上本来也没有那么多“民族仇”“传统恨”，说得多了，打得多了，就变成了好像一直都在的东西

而清朝在回汉关系上的那些操作，说白了，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划了很多看不见的线，推着人们往“对立”的方向去走

只不过，那不是今天网络里骂来骂去那种简单的“挑拨离间”，而是一种帝国式的懒政和老谋深算混在一起的治理方式——不一定刻意要你们互相仇恨，但只要你们始终难以抱团，他在中间就更好说话

听着是不是有点耳熟

被划成一类的人，慢慢就活成了那一类

你小时候要是上过那种爱搞“优等生”“后进生”墙上贴名单的学校，大概能理解清朝这种“把人分门别类”的威力

清廷在纸面上没有一开始就说“这是某某民族”“那是某某民族”，官方话术里经常是“军户”“民户”“番户”“回户”，听着像统计表上的分类，可一旦被写进档案，被写进县志，就开始慢慢发酵

在西北很多地方，回民被单列成“回民户”“回户”，和普通“汉民户”分着记，案件上报的时候，“回匪”“回民事务”单归一类，“汉民案件”又是一摊，回民聚居地，有些索性交给军政系统直接管理，不让普通地方官插太多手

你琢磨一下，这种操作怪不怪

表面看是“便于管理”“因俗而治”，听起来像现在填表单选“民族”选项那种行政流程，但在现实里，它悄悄干了一件很要命的事——把原本纠缠在一块儿的乡土社会，沿着身份线，割出一道缝

人一被划成了单独一类，后面很多事就会自动朝某个方向滑

一个打架斗殴的案子，如果双方都是“汉民”，那就是乡绅调解、里长出面，多半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顶多记一句“民变”或者“械斗”

但只要一边被盖了“回”的章，那就不一样了，案卷里会多几个字：“回匪”“回众”“反教”，性质轻轻一拐，后面能动用的处理工具就不一样，兵、饷、谴责、问罪，一整套从上到下的权力机器就接上来了

你说清朝是不是故意想挑拨回汉

其实未必有那么“坏心眼”的连续剧剧情，多数时候只是帝国的惯性：哪里觉得难管、风险大，就先圈出来，打上红框，日常多盯着点，出事更方便出手

但这一步一做，“我们”和“他们”的感觉就埋下去了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写过一句话，大意是，人们以为历史是伟人意志推动的，其实更像是无数微小选择堆叠之后的必然，清朝在回汉关系上的这种分类，也是这种“微小选择”的典型，你问每一任官员，他也许都说自己只是“照章办事”，可三十年、五十年累积下来，那就不是“办事”，而是“造世界”了

更吊诡的是，一旦身份被制度固化，人自己也难免会“对号入座”，被当成“特殊群体”久了，就容易出现一种自我防御的凝聚，对外更敏感，对内更讲究“自己人”，久而久之，分裂就有了基层情感基础

张承志写《心灵史》的时候，反复写西北那些清真寺、坊巷、集市，写那些在风沙里挨过清军屠杀的家族，那种撕裂感，是从很细碎的日常里渗出来的，而不是靠一两次大战役就能解释清

有点像今天一些人挂在嘴边的“我们这种人”“他们那种人”，一旦这种归类被反复说，哪怕一开始只是玩笑，后面总会有人当真

“各打五十大板”的懒政逻辑，不是要你们互打，只是懒得真管


很多人爱把清朝的民族政策往“阴谋论”上理解，好像朝廷天天开会研究如何“挑拨各族矛盾”，这种想法对帝国也有点高看

实际情况往往更简单也更残酷点——他们更在乎怎么省力气，怎么稳定，怎么在有限财政下，把风险压低

地方上回汉之间的小摩擦，其实自古就有，井水、草场、买卖、婚姻，哪一个不是容易起火的地方，和平年代，大多在乡规民约、族老调停里糊过去了

清朝进了西北之后，政府在这些冲突里采取的套路，可以抽象成一句话：

“民对民冲突，朝廷负责不让它烧到自己身上，别的能糊就糊”

所以很多时候，地方官出面，就是“和稀泥”：

矛盾别往上捅，能赔点钱就赔钱，能认个错就认个错，反正案卷里写一句“经劝解，已息事宁人”，上级看了也就安心

等到回汉卷进来，这个模式就更畸形一点：一旦有群体色彩，为了显得“公正”，往往采取那种老话里的“各打五十大板”，表面上谁也不偏袒，实质上是拒绝追根问底

为什么不愿意深究原因

因为一旦深究，就会扯出土地兼并、税负不均、军饷拖欠、本地豪强、边军勒索这些真正难啃的骨头，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了，朝廷脸上也不好看

于是，“维稳优先”这四个字，就像今天某种我们很熟悉的口径一样，决定着办案的方向

问题是，社会心理不是算法，“各打五十大板”不会带来“双方都满意”，只会带来“双方都觉得吃亏”：

汉民会觉得，“朝廷怕回民闹事，总护着他们”
回民会觉得，“地方官都是汉人，只会合起来压我们”

双向不满聚在一起，对统治者来说，有一个很微妙的好处：

大家都不信任彼此，也顺便不敢完全信任上面，于是最稳的那一方，反而还是坐在京城里的那拨人

这就有点像今天某些公司玩“内部赛马”，故意让几个团队互相竞争、互相掣肘，表面一句“赛马机制有利于创新”，底层员工互相防备，没人敢真正抱团往上“讨要说法”，管理层反而稳如老狗

清廷在西北的很多操作，说穿了，就是把这种“赛马机制”搬到了真实社会，只不过这次被拉进赛道的，不是两个项目组，而是两群过日子的人

刀口所指的地方，记忆就会被改名


你去看同治年间那些关于“陕甘回乱”的档案，最刺眼的不是血腥描写，而是那种标签的随意

洪水、饥荒、瘟疫、赋税崩坏、边军吃空饷，各种问题交织在一块儿，本来已经让老百姓日子快断了头，又赶上太平天国、捻军在全国搅风，在这样一个“社会经脉全断”的时刻，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烧成大火

一个村庄里，可能一开始只是为一眼水井吵起来，或者是某个征粮的差役动了手，某个土豪多收了几斗粮，事情越闹越大，等到地方官往上报的时候，很可能直接写成“回民聚众滋事”或者“逆回据险”

为什么这么爱用“回乱”这个词

因为一旦写成“回乱”，事情的性质就好操作了

如果写“因荒年征粮过重导致民变”，那就是制度问题，朝廷要反思税制，要问责地方官，后面会牵出一大串责任链条

如果写“回乱”，那就成了“某一群体的反叛”，性质从“治理失败”悄悄转成了“安全问题”，只要派兵去剿就行了，政治上的锅，就轻飘飘地挪开了

这就是标签的力量

你把一个本质上多重原因的社会危机，粗暴地塞进一个“民族冲突”的抽屉里处理，短期好像很省事，但你在两边老百姓心里埋下的是长久的敌意

对于汉民来说，档案和官话天天说“回乱”“逆回”，久而久之，在很多人脑子里，仿佛这段时间所有的抢、烧、杀、难民流离，统统都能归到“回民造反”上去

对于回民来说，眼前看到的是“汉官”“汉兵”来围剿，听到的也是“平乱”“剿回”的口号，脑海里的图像自然是“他们杀我们”，和皇帝是不是满族，其实在那一刻已经不重要了

这就像今天网络上常见的那些粗糙标签：“某某地方人都怎么样”“某某群体天生如何”，你一旦用这种方式解读复杂问题，下一步就很容易走向“那就针对他们好了”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在《雪》里写过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大意是，暴力真正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刀子落下的那一下，而在于刀子落下之后，人们开始用一个新的故事来解释那一切

这句话拿来放在“回乱”标签上很贴切

同治年间那场惨烈至极的冲突，当然有真实的宗教、族群因素，但如果把一切都消毒成一个“回乱”二字，既是对死者的不公，也是对后世的一种误导

它在政治上的功能很简单：

对汉民说，你真正的敌人是“造反的回民”，不是现在的这个朝廷
对回民说，你在这个帝国里其实也没什么指望，大家各自回自己的圈子里去生存吧

等到尘埃落定，真正需要被审视的：欠发达的区域治理、财政榨取、生态破坏、战乱拖累，这些结构性问题，被湮没在一片“民族仇杀”的叙事里

历史就这样被改了名

裂开的不光是族群，还有内部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点，在任何一个大帝国的剧本里，“分化地方精英”都是标准招数，不分朝代

清廷面对西北那些回民领袖，玩的就是“怀柔—分化—控制”的组合拳

有些人，比如马化龙、马明心，在不同阶段展现出不同态度的时候，朝廷的做法也很“务实”——愿意合作的，就给点官职、封个虚衔、发点赏银，允许他在一定范围内管自己人，相当于变成“编制内的地方头目”

不愿合作的，或者被认定“态度不稳”的，就用军队说话，该围剿围剿，该抄家抄家，绝不手软

这种操作单拎出来看，好像没什么特别之处，就是统治术常规动作，可把回民社会内部当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整体来看，它带来的效果就不只是“安定”那么单纯

很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在回民内部制造出“亲清派 vs 反清派”“主张忍耐的 vs 主张抵抗的”的裂缝

这不是简简单单的政治立场不同，而是会延伸到婚姻、商路、宗教权威的分野——谁跟朝廷关系近，谁就可能拿到更多经营机会，谁就有资格在清真寺站更显眼的位置说话

久而久之，“谁代表我们”这件事，本身就变成一场内斗

你要是把镜头拉远一点看，会发现清廷这一套，不只用在回民身上，满汉关系、王朝和地方士绅的关系，也是这么玩

把权力往上集中，把风险往下分摊，让地方各方都需要中央的“仲裁”，这样谁也离不开谁，谁也别想轻松翻桌

这种格局到了今天，其实在不少地方还可以看到影子，某些地方治理中，让不同利益集团互相制衡，再由“上级部门”来拍板，听上去很合理，实际操作里，沟通成本极高，透明度很低，老百姓常常只看到结果，看不到过程，自然也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信任

而被操纵得久了，人们慢慢习惯了一种思维方式：

“我们自己内部都说不清楚的事，就交给一个更大的外力来摆平吧”

这恰恰是帝国最希望看到的心理结构

托尔斯泰说，“一切革命都始于个人的心灵”，反过来说，一切驯服也是从心里开始的，当你习惯把命运交给一个更高的“裁决者”，你也就慢慢失去了和身边人一起商量出路的能力

这对任意一个有多元族群的社会来说，都不是好消息




从清代西北，看今天的我们谁在悄悄帮我们“分组”




说了这么多历史，其实我更在意的是，现在

你可能会问，一百多年前的那点事，和今天在手机上刷短视频的我们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得很

你看，现在很多社交平台上，“分组”这件事做得比当年清廷精细多了

推荐算法最懂的事情，不是你喜欢什么内容，而是你属于哪一类人

你浏览了几条关于某个地区、某个职业、某个性别的视频，平台就会悄悄帮你归档，你会发现你的信息流慢慢被同质内容占据，“某地人如何如何”“某种职业就该怎么样”“某代人一定怎么想”

看久了，你会觉得自己对“他们”很了解，其实你只是被推给了一些最能激起情绪的样本

清朝靠“回户”“汉民户”“回乱”这种粗糙标签，把人分成几大类，方便治理，今天的平台靠大数据画像，把我们切成更细的小块，方便精准投喂

本质上，都是在帮你“决定你是谁”，再把你推到一个看似合适的位置上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很多网络吵架，一开始都是针对某件具体事情的评价，吵着吵着就开始升级到：

“你们这群×××就这样”
“我们这一代人怎么怎么”
“你看你这个地方的人”

一旦上升到“我们 vs 你们”的高度，原来的问题反而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在身份之争里赢一把

这和当年一堆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后都被装进“回乱”的盒子里，其实有着某种让人不安的相似性

当然，今天的中国社会和清末已经完全不同了，国家治理的理念、能力、结构都上了几个台阶，有很多实实在在的公共政策和制度，在努力把不同群体拉到对话桌上，而不是推到对立面

但社会心理的惰性，是可以跨朝代留存的

我们在遇到矛盾时，是更习惯说“这是一类人固有的问题”，还是愿意先看看具体的贫富差异、教育程度、城乡差距、资源分配，是不是在下边作怪

这背后，是每一个普通人要不要让“标签”带着自己走的问题

莫言在《蛙》里写计划生育时，有一段话我挺喜欢，大意是，人最怕的是把一件具体的、可以细细商量的事情，变成一种毫不容疑的“道理”，一旦变成“道理”，错就不在执行者，而在不顺从的人

民族问题、地域问题、代际问题，就很容易被“道理化”

你只要说出“他们本来就这样”，就可以不去细看具体的贫困、不公、创伤、误解

这时候，历史经验给我们的提醒就很简单：

一旦你答应用“他们”这个词把一群人打包，你就在帮某种更大的力量做事了，这个力量可能是帝国，也可能是某种算法，反正都不太会真诚关心你的个人命运

在被分割的世界里，怎么努力地“不上钩”




写到这儿，有人可能会说，你讲了这么多清末的“政治操控”，讲了这么多今天的“分组逻辑”，那我们普通人能干嘛呢，总不能天天活在阴谋意识里，见谁都怀疑自己被操控

确实，人活着，总得过日子，不可能每买个菜都想一遍“阶级结构”

但有几件很小的事情，我觉得还是想认真说一下

一是，尽量多看“具体的人”，少用“大写的他们”

你面对的是一个打包标签：“某地人”“某民族”“某年龄段”，还是愿意具体到某个鲜活的人，他的家庭、工作、境遇，这两种看法，会通向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历史上的“回乱”，如果你只看作为“叛乱”的那堆记录，你会觉得那是“某群人”的集体狂热，如果你去翻家谱、地方志里那些零散的记载，你会发现很多故事都小得可怜——谁家今年颗粒无收，谁被临时抓去当壮丁回不来，谁家姑娘被人戏弄却无处说理

宏大叙事，是方便后人整理的，但具体命运，却只能一个个被看见

二是，提防那种“什么都能用身份解释”的爽感

有些网络言论特别上头，因为它给你一种很简单的爽感：世界被我看透了，一切复杂问题，只要扔到“某某人天生如此”这个黑箱里，就不用再费心思了

清朝在西北的治理，一大危险，就是过度依赖这种简单粗暴的解释：回民闹事，就“回乱”，边军纪律松，就说“兵骄”，地方官贪腐，就怪个人品德，没人愿意去动那堆真正要命的制度问题

我们现在当然有了更多的知识和视野，知道贫困、教育、区域发展、产业结构这些东西才是大问题，但情绪一上头，人还是很容易回到那种“用标签解释一切”的舒适区里

三是，不要小看日常的善意

这句话听上去很鸡汤，但走过一些历史现场的地方，你会发现，有些最阴暗的时代，也是靠一些很微小的善意，把人和人之间的桥梁勉强维持住的

比如，在同治年间的陕甘，有些地方志会记下这样的小事：某汉人乡绅在战乱中偷偷收留回民邻居，某回民商人冒险给遭灾的汉人村庄运粮，这些记载经常只有一两行，很不起眼

但你要想，那时候随便被扣个“通敌”的帽子，就是灭门的风险，这一两行字背后的代价，有时候远比一场打完就散的械斗大得多

我们今天当然没有那么大的生死风险了，在城市里，你给清真餐厅多一点尊重，别拿别人吃的东西当笑柄，在网络上，多发一句“先看看事实”，少转发一句“他们就这样”，都是在为未来的社会心理添一块砖

你可以把这种善意理解成某种“历史疫苗”——打了，未必就不会再爆发冲突，但总比什么都不做，被老旧的“我们 vs 他们”逻辑复发要强

世界的问题，最后都落在“人和人怎么相处”上




回过头来看你最开始给出的那几条总结——有意的行政分割，以民制民的懒政，军政化治理下多武装并存，“回乱”标签的政治化，对回民领袖的收买与打击

这些东西拆开看，是历史教科书里的章节，是学术论文里的关键词，合在一起，其实讲的是一个很朴素的道理：

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为了维持自己的稳定，很容易选择那条“让下面的人互相不太信任”的路

只要地方无法形成跨族群、跨阶层的共同政治诉求，只要大家在愤怒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身边另一个群体，而不是那个真正掌握资源分配权的人，这个帝国的统治就会显得稳

这不是哪个朝代特有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政治史里反复上演的一出戏

从民族学的角度看，这就是“边界的生产”——不是边界天然存在，而是被不断划出、不断强化，直到参与的人自己也相信这道边界是真实、古老、不可逾越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风险外包”——把治理失败的成本，转嫁到被标记的群体身上，让他们去承受彼此的仇恨，替真正的权力结构挡刀

从我们普通人的角度看，它最后落到的，只是一个问题：

在一次次被分组、被标签、被叙事重写的过程中，你打算怎么保持一点点自己的判断力和同情心

鲁迅在《而已集》里说，“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很多人把这句话只理解成“民族精神”，但我更愿意把“民魂”理解成一种对具体人的尊重，对活生生的差异的珍惜

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不是没有分歧、没有冲突，而是在冲突来临的时候，不那么容易被人一句“你们这类人就是这样”就点着

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很多，清代回汉关系只是其中一卷，但它提醒我们：

当我们习惯用很粗的词去讲别人——某地人、某族人、某代人——我们其实已经走上了一条很熟悉的旧路

那条路的尽头，不是“说服了对方”，而往往是“谁都不记得当初到底为什么吵，只记得对面是仇人”

而我们之所以一遍遍回看这些不太好受的历史，不是为了加深今天的疙瘩，而是为了学着在同一片土地上，哪怕意见不同，也还能一起吃一碗热乎的面

哪怕隔着一堵墙，烟囱伸到的是同一片天空

愿我们记住的，不只是“谁对谁错”的标签，而是那片天空下面，曾经被切开、又努力想重新靠近的那些人

这，大概才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现代世界里，真正的底气所在

也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被算法、标签、叙事包围的时代，还能悄悄握在手里的，一点点自由选择的权利 查看全部

说句实话，当年的蒙古人入侵别国、抓走人家的领导人并在夺取领土前游街示众时，人家起码没在那儿假装道德高尚，也没一边说着自由的漂亮话一边干这种虚伪事。
那时候，统治就叫统治，征服就叫征服，权力就是赤裸裸的武力，而不是披着美德外衣的伪装。今天最让人觉得恶心、甚至反胃的，不仅仅是权力本身的横行霸道——毕竟这种事历史上多了去了——而是现在伴随权力而来的那种道貌岸然。他们硬说入侵别国、政治绑架人家的主权领导人和夫人，竟然能跟什么自由、法律以及所谓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沾上边。

中世纪的征服者起码没用那些委婉的鬼话来侮辱世人的智商；他不会一边拆台一边宣称自己在拯救民主，也不会一边要求大家的赞美，一边假装遵守什么伦理和政治法律。如果说过去我们认为“野蛮”体现在行为的残暴上，那么现代的野蛮就体现在谎言本身：只要帝国的铁拳声称自己是在遵循那些它一直在违反的准则和宪法，统治就能被洗白成正义。

而整件事最可悲的地方在哪儿呢？就在于有这么多的人竟然甘愿受骗。他们明明知道自己被耍了，却还是那么天真，看不见他们的领导人将会继续造成的那些破坏和混乱。

愿祈求真主襄助我们大家，拯救我们脱离这种迷误。 查看全部

Mamdani 代表了21世纪的美国
2026年1月2日

作者：Sam Tanenhaus

关于 Mamdani 市长是否有能力和运气，干好这个被称为“美国第二难”的工作，现在还没人能说得准。
但在34岁这一年，他已经成了一个历史性的人物，这得从他的个人经历说起：他出生在乌干达，父母是印度裔，成长在哥伦比亚大学那种高级的学术氛围里（他父亲是那里的知名教授）。他公开自己的穆斯林身份，曾是皇后区的州议员，也是民主党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成员，他的妻子 Rama Duwaji 是一位动画师和插画家，作品曾在《纽约客》上发表。
他的履历就像是21世纪美国城市的一个缩影——也反映了他去年11月大胜时所建立的广泛联盟。据《时报》报道，他在“全市大多数种族、族群和各收入水平的群体中表现强劲”，在那些登记选民平均年龄在45岁及以下的选区，他的表现令人惊叹。这张选举版图与特朗普总统在2024年获胜的联盟有重叠之处。

的确，在复盘 Mamdani 获胜的各种数据中，最说明问题的可能是那些以前支持过特朗普、这次却投给 Mamdani 的人数——根据 CBS News 统计的数据，大约有6万人。这种与特朗普获胜方式的相似之处，连总统的盟友 Steve Bannon 都察觉到了。他在接受 Politico 采访时说：“现代政治现在的核心是吸引那些平时不太投票的人。”Bannon 表示，Mamdani 吸引这些人的能力说明他“是个认真的人”，他的胜利指向了左翼阵营中出现的一些新东西。“这有点像‘特朗普模式’。”
这种模式起步于一种认知：即那些直到最近还显得极端或边缘的观点，已经得到了更广泛的接受。政治哲学家 Jason Blakely 在最近的一本书《迷失在意识形态中》写到了这种“流动的意识形态”，它们会跨越左右派的界限，有时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反对以色列在加沙战争中行为的共识正在增长。考虑到两党长期以来对以色列的支持，很多政客对此都措手不及。但正如越南战争时期的反战抗议催生了新一代怀疑冷战的政治人物（不论左右派）一样，校园里的活动——就像 Mamdani 在 Bowdoin 参加过的那种——也正在挑战美国在中东的长期承诺。
这种与过去的断裂再明显不过了，特别是在纽约这个犹太人口众多、政治地位极高的城市。多年来，纽约市长都被要求坚定地和以色列站在一起，大家基本都这么做了——直到 Mamdani 出现，他公开批评以色列的行为。
学者 Zineb Riboua 在《自由新闻》发表的一篇分析中认为，Mamdani 站在了左翼新政治阵营的最前沿，他们把“第三世界解放的词汇”搬到了美国政治中，“把去殖民化变成了道德和政治身份的支柱。”
Mamdani 在以色列问题上的立场引发了强烈反弹，特别是因为他几个月来都拒绝谴责“全球化大起义（globalize the intifada）”这个口号，许多人认为这等同于号召对全球犹太人进行暴力。（他后来表示自己不会使用这种语言。）
让那些被 Mamdani 的大胜惊呆的观察员们感到意外的是，竟然有这么多纽约人赞同他在以色列问题上的立场，或者至少看起来并不反感。

加沙问题的争论只是“特朗普年代”带给人们更大教训的一部分——很多观察家和评论员还没搞明白这一点，他们倾向于看选民对具体政策的看法，而不是仔细研究选民的思维方式。Blakely 在最新一期的《哈珀杂志》中写道：“意识形态是整体性的现象：它是大规模的叙事，不仅指导行动，还体现在我们的许多社交仪式和组织方式中。”
Mamdani 的竞选简直是21世纪组织工作的教科书。他拍了风趣的 YouTube 视频，询问街头小贩证照成本（向观众展示这些成本最终如何转嫁给消费者）；他走访清真寺和犹太会堂；他在 Forest Hills 体育场举行深夜集会，邀请那些参与过“扫街拜票”的观众打开手机手电筒（以此证明传统的竞选方式依然有效）。
在他发表胜选演说的时刻，他打破了隔阂，挑衅地对他预想中的头号对手喊话：“唐纳德·特朗普，我知道你在看，我有四个字送给你：把音量调大。”
他说这句话是在让总统听好了，但同时也在给支持者们鼓劲。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胜利，让穆斯林同胞们“知道他们属于这里——不仅属于这个城市的五个区，也属于权力大厅。”
在竞选期间，Mamdani 完全没打算隐瞒自己的意识形态倾向。在 Forest Hills 的集会上，正值提前投票进行时，两位他的导师——伯尼·桑德斯参议员和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这两位进步派的领军人物，和他一起站在台上。在周四的就职典礼上，是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介绍了 Mamdani，并由桑德斯主持了宣誓仪式。

这三位政治人物的合作让一些人觉得，Mamdani 严格来说只是个地方现象。像全民托儿服务、冻结房租和“快速免费巴士”这些承诺，在纽约以外听起来可能很激进。但比起这些提议，更重要的是它们背后的精神和情感。正如 Blakely 在书中所说：“我们忘了政治其实就是文化。”
Mamdani 对这一点看得很透。他在州议会网站的个人简介里提到了自己在电影、说唱和写作方面的“副业”，此外还有他的组织者生涯。
要理解他的崛起，我们最好放下那些数据测试过的政治学理论，转而从艺术中寻找答案。一个很好的入门指南是小说《尼德兰》，那是 Joseph O’Neill 对 9·11 事件后纽约的一曲苦甜参半的颂歌。O’Neill 和 Mamdani 一样，都是看起来为这个世纪量身定做的国际化纽约人。他有爱尔兰和土耳其背景，在荷兰长大。在搬到纽约成为顶级小说家之前，他在英国当律师。
这本书的主要背景是纽约，大部分情节发生在曼哈顿以外偏远的工人阶级区。叙述者是一个流离失所的荷兰人，也是个狂热的板球运动员，他跑遍全城参加比赛，比如在斯塔滕岛的沃克公园，那里从1872年就开始打板球了。他的队友来自南亚和加勒比地区。球队的核心支持者（一个特立尼达人）坚持认为，板球是“美国第一个现代团队运动”，是“真正的美国消遣”。
就在《尼德兰》出版的同一时期，当时还是布朗克斯科学高中学生的 Mamdani（他在乌干达打着板球长大）和朋友萌生了组建学校板球队的想法。谁都可以参加。十几岁的 Mamdani 在脸书上写道：“打这球不一定要是棕色皮肤”——这些话完全可以放进《尼德兰》里的对话里。这段早期的组织经历被引用在 Mamdani 的州议会简介中，说这“教会了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团结在一起，如何将口号变成现实。”

有些人好奇，Mamdani 是如何克服这么多在多项争议问题上持有异议的选民的不信任，并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
关于这一点，《尼德兰》也给出了线索。通过新的板球圈子，叙述者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地地道道的地方人物——律师、房产经纪、油漆工、修屋顶的、鱼贩子、拉比、秘书和办事员。”这看起来就像 Mamdani 治下的纽约，连那些可能不完全赞同他、但支持他的拉比也包括在内。
所有这些人都被一个宏大的想法或希望所吸引，那就是纽约——乃至美国——有一天会变成什么样。在小说的一个情节里，叙述者参加了当地板球俱乐部的年度盛会。他说：“我进去的时候正好听到一个声音宣布，‘请起立，为国之颂歌致敬’，然后每个人都站了起来，听着录音机里播放的《星条旗永不落》。”
不是“国歌”，而是“颂歌”：将爱国主义与更高的信仰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是 Mamdani 市长当选的更深层意义。在这么多人都对美国的未来失去信心、怀旧地谈论着要让国家再次伟大时，新来者们——包括移民，以及纽约市的新市长——依然在拥抱“美国梦”。

  查看全部

纽约市长 Mamdani 弃用极具争议的 IHRA 反犹太主义定义

2026年1月3日

美国最大城市纽约的新任市长 Zohran Mamdani 在正式仪式中宣誓就职。众多政界人士、民间团体代表和 Mamdani 的支持者参加了在纽约市政厅前举行的仪式。

纽约市新任市长 Zohran Mamdani 在上任第一天就废除了一项由亲锡安主义组织认可的 IHRA 反犹定义，并撤销了禁止亲巴勒斯坦 BDS 抵制运动的法令，此举彻底激怒了以色列。

1月1日，市长 Zohran Mamdani 签署了一项涉及范围广泛的行政令，取消了前任政府引入的多项亲以色列政策。

其中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纽约市不再正式使用一套国际公认的、用于识别和应对反犹事件的框架——即 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Alliance (IHRA) 对反犹太主义的定义。

这一决定意味着纽约市将不再依赖这一标准，虽然该标准目前在西方被广泛用于界定反犹行为，但一直饱受争议。

市府官员证实，该变更立即生效，这意味着这套定义将不再出现在城市的政策或培训当中。

市长还撤销了其他与以色列相关的行政令，包括针对抗议活动的限制和市政抵制禁令，这为 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BDS) 运动在纽约（包括在政府机构内）开展活动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

该举措的支持者表示，这恢复了公民自由并保护了政治言论，特别是在涉及巴勒斯坦的问题上。

IHRA 的反犹定义之所以引发争议，主要是因为批评者认为其中的示例模糊了“正当批评以色列”与“反犹太主义”之间的界限，这可能会扼杀言论自由，尤其是在巴勒斯坦权利倡导和学术辩论方面。

人们的担忧包括该定义的措辞含糊，侧重于主观的“感知”，导致其容易被滥用来压制不同政见，并将其等同于反锡安主义和反犹太主义。

这一定义也曾受到亲以色列势力的赞扬和捍卫，并被亲以色列活动人士和说客用来抹黑英国和美国的亲巴勒斯坦活动人士。

以色列方面反应强烈。

以色列在几小时内就做出了反应，官员们指责新市长释放了一个危险信号，并称其为“反犹分子”。

以色列外交部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布声明警告称，在当前动荡的时期，此举有煽动反犹主义的风险。

“在担任纽约市长的第一天，Mamdani 就露出了真面目：他废除了 IHRA 反犹定义，并取消了对抵制以色列的限制。这不是领导力，这是在明火上浇反犹主义的汽油。”

美国境内的几家主要犹太组织也表示了担忧。

他们表示，取消这一国际公认的标准，削弱了打击反犹虐待和骚扰的努力。

一些人警告说，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来指导城市机构，纽约的犹太人可能会感到缺乏保护。另一些人则指责市长将意识形态置于社区安全之上。

以色列媒体对此迅速作出了剧烈反应，将这一决定定性为充满敌意且不负责任。

批评者将这一举动与 Mamdani 过去支持巴勒斯坦权利和批评以色列政府政策的立场联系起来。

纽约是世界上最多元化的城市之一，也是大型犹太群体和穆斯林群体的共同家园。在这里作出的决定，其影响力往往会远超城市边界。

在加沙种族灭绝事件引发全球对以色列和锡安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审查之际，废除这一国际公认定义的做法，可能会鼓励其他城市重新考虑类似的政策。
  查看全部

获释的英籍埃及活动人士 Alaa Abd el-Fattah 为过去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道歉

作者：Haris Tagari —— 2025年12月29日

一位曾经被关押在埃及臭名昭著的政治监狱、现已获释的英籍埃及活动人士，在回到英国后遭遇了政治舆论的猛烈抨击，他已为此前的多条历史社交媒体言论公开道歉。
Alaa Abd el-Fattah 在从埃及长期监禁中获释几天后发出了道歉声明。此前，他在网上一些批评英国、以色列和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旧帖被翻了出来，其中一些言论被部分人形容为“反白人”和“倾向暴力”。
 

在周一发表的公开声明中，Abd el-Fattah 表示，十几年前使用的某些词句是错误的，并造成了伤害，他还补充说，这些话并不代表他现在的信仰或价值观。
“我对自己的话所造成的伤害感到后悔，”他说，并表示会为自己用过的言语承担责任，向受影响的人道歉。
他承认，有好几篇帖子是在中东爆发大规模暴力冲突、自己极度愤怒的时刻写下的，并强调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个人处境与现在完全不同。
在此之前，英国政界人士和媒体人物对他进行了批评，他们指出，在他抵达英国后不久，网上就出现了他过去关于抗争、暴力和锡安主义的历史言论。
政治风波
Abd el-Fattah 在埃及监狱度过了约 12 年后，于上周五回到了英国。
在 2021 年 Boris Johnson 领导的保守党执政期间，出于家庭纽带和人权问题的考虑，他被授予了英国公民身份。随后，在英国政府持续的外交压力下，他最终获释。
英国政府曾多次向埃及当局提及他的案件，他的遭遇也成了 Abdel Fattah el-Sisi 总统统治下镇压行动的典型缩影。
资深政治人物曾将他的获释视为外交胜利。首相 Keir Starmer 表示，他对 Abd el-Fattah 重获自由感到“非常高兴”。
然而，他过去在网上的言论被重新翻出，迅速改变了政治风向。
2014 年，Abd el-Fattah 退出了萨哈罗夫奖（Sakharov Prize）的评选，因为当时一个支持组织表示，他们发现他在 2012 年发的一条推文被视为支持对以色列人使用暴力。
“我感到非常震惊。就在我 12 年来第一次与家人团聚时，我的一些历史推文被重新发布，并被用来质疑和攻击我的人格与价值观，甚至有人叫嚣要取消我的国籍，”Abd el-Fattah 说道。
“现在回头看这些推文——那些意思还没被彻底扭曲的推文——我确实能理解它们是多么令人震惊和痛苦。为此，我毫无保留地道歉。”
一些反对派人士对政府是否应该支持他回国提出质疑，称过去的这些言论“不可接受”，并要求进一步澄清。
Abd el-Fattah 否认了有关他支持暴力或仇视任何宗教团体的说法，表示他的工作重点始终是反对专制和捍卫公民自由。
他提到了自己多年来为支持该地区的政治犯、少数群体和国家暴力受害者所做的活动。
背景情况
长期以来，Abd el-Fattah 以对巴勒斯坦问题和地区不公现象发表直率见解而闻名。支持者辩称，他在网上的言论反映了在以色列军事暴力高峰时期的挫败感，这种语言在当时活动人士的讨论中很常见。
人权组织警告称，不要利用历史社交媒体言论来破坏反对政治镇压的运动，认为这有可能会分散人们对专制国家仍在进行的虐待行为的注意力。
在过去的十年中，Abd el-Fattah 大部分时间都在条件恶劣的监狱中度过，这引发了国际组织和联合国专家的谴责。他在 2011 年埃及起义后多次入狱，人权组织表示，他反复被剥夺正当法律程序和应有的医疗照护。
自获释以来，Abd el-Fattah 表示他打算陪伴家人并休养，尚未宣布恢复公开政治活动的计划。
这一事件也凸显了英国国内在言论自由、巴勒斯坦倡议以及对历史网络言论追责问题上持续存在的紧张局势。 查看全部

 
沙特王储萨勒曼（Bin Salman）和扎耶德（Bin Zayed）之间的冲突急剧升级。

沙特阿拉伯公开指责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威胁其国家安全，并对穆卡拉港（Mukalla）发动了轰炸，目标是拦截 UAE 运往也门南部分裂势力的武器。
 
 
以下为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声明：
 


继沙特外交部在 2025 年 12 月 25 日（伊斯兰历 1447 年 7 月 5 日）就沙特与兄弟国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共同努力平息并解决“南方过渡委员会”在哈德拉毛省和马哈拉省采取的升级行动发表声明后，并参考了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的声明，以及阿拉伯联军司令部关于多艘载有武器和重型车辆的船只从富查伊拉港出发、在未获得联军正式许可的情况下驶向穆卡拉港的通报：

沙特阿拉伯王国对兄弟国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所作所为表示遗憾。UAE 向“南方过渡委员会”施压，促使其部队在紧邻沙特边境的哈德拉毛省和马哈拉省开展军事行动，这已经威胁到了沙特阿拉伯的国家安全，也威胁到了也门共和国及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沙特指出，UAE 的这些举动极其危险，不仅违反了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军的成立初衷，也对实现也门的安全与稳定毫无益处。

沙特王国在此框架下强调，任何对其国家安全的侵犯或威胁都是一条红线；沙特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和行动，来应对并化解这种威胁。

同时，沙特重申其对也门安全、稳定及主权的承诺，并表示全力支持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及其政府。在此背景下，沙特再次确认，南方问题是一个具有历史和社会维度的公正课题，解决该问题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全面政治解决方案中的对话桌，让包括“南方过渡委员会”在内的也门各方共同参与。

沙特强调，兄弟国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必须响应也门共和国的要求，在 24 小时内将其军队撤出也门领土，并停止对也门境内任何一方的任何形式的军事或资金支持。沙特希望在这一过程中，理智能够占据上风，秉持兄弟情谊、邻里之道以及联系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各国的深厚关系，优先考虑兄弟国家也门的利益。沙特也希望兄弟国家 UAE 能够采取被寄予厚望的步骤，维护两国间的双边关系——沙特一直渴望加强这种关系，并共同致力于促进该地区各国的繁荣与稳定。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

2025 年 12 月 30 日（伊斯兰历 1447 年 7 月 10 日）
  查看全部

美国阿拉伯反歧视委员会在圣诞节期间，在纽约时代广场投放了一组广告牌。

这些广告牌宣称”耶稣是巴勒斯坦人”，同时祝大家”圣诞快乐”。
 


另一块广告牌上引用了《古兰经》第3章第45节中关于耶稣诞生的经文。

该委员会把这次广告牌行动称作”文化韧性的体现”。​​​​​​​​​​​​​​​​ 查看全部

“就算我当时没命了也无所谓，我当时就想哪怕能救出一个孩子也行。”

这是一段来自法国电视台的报道，讲述的是穆斯林英雄 Rachid 的事迹。就在本周早些时候，他在 Magny-les-Hameaux 镇的一场大火中，英勇救出了母子四人。 查看全部

12月24日，在印度的Chhattisgarh的一家购物中心，一群 Hindutva 极端分子一边高喊着民族主义口号，一边砸毁了现场的圣诞节装饰。
  查看全部

他叫 Yusuf Abu Hattab，今年65岁。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当大多数人在计算日子时，他却在清点遗体。从2023年10月15日至今，他亲手埋葬了超过 18,000 名在 Israeli 种族灭绝行动中遇难的同胞。

由于占领军无休止的轰炸，Gaza 的丧葬系统早已彻底崩溃。这位老人每天在万人坑前超负荷工作，只为了让死者能入土为安。
 
 
https://grok.com/imagine/post/306cd8c6-e194-4eec-bdb3-995ba5b2a74b?source=copy_link&platform=ios&t=c073fd48bf4a

最让人心碎的是，他甚至没时间为自己死于战火的儿子和兄弟哀恸。他一边擦干眼泪，一边继续挖掘。

这不是电影桥段，这是发生在 Gaza 每一秒的现实。

“我还在埋葬他们，我在向全世界祈求帮助。” —— Yusuf Abu Hattab 查看全部

英国警用“便携式”头巾正式问世：为穆斯林女性警员安全保驾护航



一款专为女性穆斯林警察设计的、具备磁吸“快拆系统”的头巾（hijab）现已正式投入生产，旨在提升她们在外勤巡逻时的安全性。

这款头巾由 De Montfort University (DMU) 的研究人员与 Leicestershire Police 共同开发。其最大的亮点在于采用了磁性连接装置：如果警员在冲突中被歹徒拽住头巾，下半部分会瞬间脱落。这样既能防止警员被勒伤甚至窒息，又能同时顾及宗教礼仪，保护她们的体面。

学生警员 PC Seher Nas 表示，戴上这款作为警察制服一部分的头巾，让她感到“作为一名穆斯林女性非常自豪，充满力量”。

目前，除了英国各地的警队表现出浓厚兴趣外，DMU 表示还收到了来自 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信托基金、急救人员以及私营部门的咨询。


历时三年的安全革新

Leicestershire Police 穆斯林警察协会的创始人 Det Sgt Yassin Desai 指出，这款设计耗时三年才研发成功。

这款被称为“蓝光头巾”（Blue Light Hijab）的新装备已经通过了多轮女警实测，最终确定由 DMU 负责生产。

Det Sgt Desai 解释说：“当头巾受到拉扯时，底部会自动脱离，而警员依然能保持她的尊严。经过三年的研发，我们终于把设计做对了，并能共同推动它的应用，这太令人欣喜了。”

虽然头巾作为警服的一部分在英国已有多年历史（例如 North Yorkshire Police 在 2020 年就引入过两件式设计），但这次的磁吸快拆技术是重大的安全突破。2021 年，Leicestershire Police 还曾在全英率先试用了 New Zealand Police 开发的外勤头巾。


“梦想成真”

23 岁的学生警员 PC Nas 说，当警察是她“儿时的梦想”。虽然她加入 Leicestershire Police 才三周，但她从 2021 年起就一直在新闻里关注这款头巾的进展。

“现在作为首批真正戴上它的人，我感到非常自豪，”PC Nas 说道，“日常戴起来非常方便，五分钟就能搞定出门。比起我以前戴的头巾，过去我总是担心执勤时会被人勒住脖子。现在有了这份信任和保护，感觉完全不同，警队确实考虑得很周到。”

Insp Marina Waka 补充道：“这款头巾将被作为警员的‘个人防护装备’（PPE）配发。知道它既舒适安全，又显得干练专业，这让人很安心。我希望这能激励更多穆斯林女性考虑加入警队，因为她们知道，有一款头巾能在满足宗教要求的社交同时，保护她们的安全。” 查看全部

印度一个穆斯林社区深陷恐惧：只因远方澳大利亚的一场暴行

在印度南部城市 Hyderabad，一个名叫 Toli Chowki 的穆斯林聚居区最近日子很不好过。因为一名曾经住在这里的男子在远方制造了恐怖袭击，整个社区都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祸起海外

Hyderabad 这座城市的居民有个传统，就是去国外寻找发财和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最近，这里的一名原住民因涉及远方的一场暴行被点名，导致整个城市都受到了严厉的审视。

这名男子叫 Sajid Akram。上周日，他在袭击澳大利亚一场光明节（Hanukkah）庆祝活动时丧生。他出生并成长于 Toli Chowki 一个安静的穆斯林社区，但他早在近30年前就离开了家乡，之后极少回来。

那场大规模枪击案导致15人死亡，Sajid Akram 的儿子 Naveed 也作为第二名枪手被捕。这件事给他们的亲戚和邻居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在当前印度国内宗教氛围日益紧张的背景下，许多人担心会被“连坐”，甚至被邻里当作罪犯看待。


“这件事让 Toli Chowki 出名了，可惜是臭名远扬，”邻居 Mohammed Tajuddin 说道。由于担心被恐怖袭击牵连而遭到报复，过去一周，社区里的许多人甚至都不敢出门。

移民的传统与现实

50岁的 Sajid Akram 是印度约600万海外穆斯林劳工的一员。Pew Research Center 的研究显示，虽然穆斯林仅占印度人口的 15%，但他们却占到了印度移民总数的近 1/3。

在 Toli Chowki，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亲戚在国外打工。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当地人就开始往外跑：先是去巴基斯坦，后来去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美国，最近则是去海湾国家。


很多打工者在国外赚了钱会回老家。52岁的 Tajuddin 说，他的弟弟们在英国和荷兰干了12年，回国后就结婚定居了。他直言：“要不是靠他们在国外挣的钱，我们哪住得起现在的洋房？哪办得起那两场风光的婚礼？”


亲属的“切割”

上周日在悉尼与警方交火中丧生的老 Akram，是在1998年前往澳大利亚打工的。他的亲戚们目前仍住在 Toli Chowki。

案发后，Akram 的亲属告诉警方，他们平时和他联系非常有限，完全不知道他有什么极端思想或活动，更不知道他是如何被“洗脑”的。为了躲避媒体的围堵，这家人已经锁上大门躲出去了。

当地住宅区负责人 Mujib Abdalla Baabbad 遗憾地表示：“住在这儿的都是正经人，我们的社区被拽进这种丑闻里实在是太不幸了。”

历史的缩影

当地作家 Serish Nanisetti 认为，这种移民潮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1947年印度独立后，Hyderabad 地区曾经历过动荡，许多当地穆斯林失去了财富和地位，为了求生，他们只能选择背井离乡。

75岁的 Mohammed Abdul Azim 曾是一名职员，后来去沙特打拼了10年。现在他独自住在老家，靠远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子女支付房租和医药费。虽然孩子们一年只能回来一次，但他依然觉得这份代价是必须的。


动摇的“出国梦”

尽管骨肉分离很痛苦，但为了生存，许多家庭仍前仆后继地送成员出国。Tajuddin 曾告诉弟弟们：“家里没活干，你们只管出去挣钱，爸妈我来照顾。”

然而，现在的风向正在发生变化。随着西方国家签证政策收紧和反移民情绪抬头，加上这次袭击事件的影响，一些人开始犹豫了。

29岁的工程师 Mohammed Rehan Ali 以前梦想去英国，现在他改变了主意。他说，听在那边的朋友讲，日子过得很苦：“物价太贵，赚得不够花，而且还有很严重的种族歧视。”

虽然 Tajuddin 现在不让自己的孩子出国了，但他对社区的未来看得很透：“想走的还是会走，不想走的怎么劝也没用。”


  查看全部

 
美国伊利诺伊州穆斯林商会 （ILMCC) 旨在为本州的穆斯林企业和创业者提供支持与帮助。
 
 
2025年12月13日（星期六），美国伊利诺伊州穆斯林商会 (IMCC) 在伊利诺伊州的 Glen Ellyn 正式启用了一间新办公室。为了庆祝这一时刻，当地多位政界人士出席了剪彩仪式，其中包括州参议员 Laura Ellman、州众议员 Terra Costa Howard 以及 Glen Ellyn 村长 Jim Burket。

 

机构宗旨与服务
美国伊利诺伊州穆斯林商会(ILMCC) 的核心任务是给本州的穆斯林企业和创业者“提供支持”。该机构通过提供实用资源、创造人脉社交机会以及代表企业发声，来推动经济增长。为了营造更好的商业环境，该组织积极与立法者和政府部门合作，帮助穆斯林企业争取包括政府合同在内的各类机会。目前，该商会已拥有约600家企业会员。

历史背景与愿景：
该商会成立于2019年，成立初衷是为穆斯林群体搭建一个互帮互助、共同创业、融入社区的平台。此外，他们还专注于补齐其他组织未能覆盖的服务短板，帮助穆斯林企业克服经营中的种种困难。
 
新办公点及未来打算：
对于该组织来说，位于 Glen Ellyn 的新办公室不仅是一个办公地点，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家”。他们计划以此为起点，将业务扩展到周边地区甚至全州。由于邻近的 Village of Lombard 也有大量企业，商会目前正在讨论两地合作的可能性。
这处办公点的落成意义深远：它象征着一条经济发展的道路，体现了社区发展的决心，也展示了穆斯林群体积极参与、贡献于州乃至国家商业与社会生活的承诺。
 
负责人寄语：
“我们一直相信，增强社区实力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创业、合作，并以积极伙伴的身份参与到我们生活的社区中，”美国伊利诺伊州穆斯林商会的创始人兼主席 Shafiq Abu Bakar 表示，“成立这个商会就是为了帮扶小企业、创造机会，并在不同社区之间建立深厚的纽带。”

各界支持：
出席剪彩仪式的嘉宾还包括：县长Jim Burket、理事 Robert "Bob" Duncan、州参议员 Laura Ellman、州众议员 Margaret DeLaRosa、DuPage County 委员会成员 Lynn LaPlante Allaway、Glen Ellyn Chamber 董事会主席 Elyse Kennard 以及前 CIOGC 主席 Irshad Khan。他们在发言中一致强调了合作、包容的重要性，并肯定了商会在整体经济体系中的作用。
 
活动结束时，Shafiq Abu Bakar 感谢了各界对这一事业的持续支持。他表示：“我们的使命始终如一，那就是助力小企业成功，充当社区间的桥梁，并为我们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他补充道：“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来 Glen Ellyn 的新总部参观，并期待与各位共同创造商会的未来。”
  查看全部

美国共和党对穆斯林的看法一直没变

美国共和党内部的“新保守派”把美国带进了一个史诗级的大坑。虽然现在大家都不愿提了，但伊拉克战争依然深深影响着美国政治。当初大家选 Barack Obama，其实就是在反感 George W. Bush 那个时期的好战和激进；而 Donald Trump 的上台，某种程度上又是对 Obama 的反弹。Trump 后来成了伊拉克战争的铁杆反对派，直接让共和党里的“新保守派”彻底凉凉了。

以前的美国总统总说要在海外支持民主，但 Trump 是第一个对这种“美国价值观”完全没兴趣的总统。他眼里只有缩减后的美国利益：限制移民、做买卖赚钱、只要盟友听话，随他们怎么独裁都行。这就是所谓的“美国优先”.

David Brooks 最近在《大西洋月刊》发文说，其实发动伊拉克战争把共和党名声搞臭之前，那帮老派的“新保守派”对国内政治是有远见的。他们看到六七十年代社会道德下滑，想把“美德”和“道德感”放回政策核心。

这种道德感对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其实很重要。虽然我有点犹豫要不要这么说，毕竟那种老派思想因为失败已经入土了。但看看现在的共和党大佬们，完全不顾美国理想和基督教传统美德，我竟然开始怀念以前那帮共和党人了。

就在上周，Trump 的盟友、Florida 州众议员 Randy Fine 提到“主流穆斯林”时说：“你没法跟想毁掉你的人讲和，得先下手为强把他们灭了。”在 澳大利亚发生针对犹太节日的恐怖袭击后，他更过分了，要求驱逐所有合法的和非法的穆斯林移民，甚至要撤销他们的国籍。他说：“穆斯林向我们宣战了，我们起码得把他们踢出美国。”Alabama 州的参议员 Tommy Tuberville 也不甘示弱，说：“伊斯兰教不是宗教，是邪教。他们来这儿不是为了融入，是为了征服。不把他们送回老家，美国就变成‘伊斯兰合众国’了。”

这种情绪一直在蔓延。在 Texas，一群穆斯林想在 Dallas 附近盖个社区，包括住宅、学校和清真寺。结果州长 Greg Abbott 像着了魔一样反对，非说德州不准实行“沙里亚法”，还搞了各种调查。其实除了他们是穆斯林这一点外，根本没证据说那个社区要搞什么宗教法。

包括 Trump 在内的共和党领导层，对这种针对穆斯林的谩骂不闻不问。他们这种不作为，其实是在让这种歧视变得“正常化”。

想想 George W. Bush 当年是怎么做的吧。9/11 袭击发生才六天，他就去了 Washington 的伊斯兰中心，引用《古兰经》说：“恐怖分子的嘴脸代表不了真正的伊斯兰教。”他保护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说她们出门应该感到安全，还痛斥那些骚扰她们的人是“人类渣滓”。几天后他在国会演讲时明确表示：“我们的敌人不是广大的穆斯林朋友。”

Bush 那时的话代表了一种信念：美国是什么样的？我们和敌人有什么区别？这在当时最艰难的时刻安抚了人心。而且他不仅保护国内的穆斯林，他当时认为民主是全世界通用的，这一点值得表扬。他反驳那些说“穆斯林不适合民主”的人，认为那是文化歧视。他在 2003 年问过：“难道数亿人就注定要活在独裁下吗？难道他们就不配拥有自由和选择权吗？”

两相对比，就能看出我们失去了什么。Bush 在 9/11 后的言论虽然有瑕疵，也引发了后来的灾难，但它是建立在一种“美国特殊论”之上的——既是战略也是道德。他明白，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不只是靠飞机大炮，还靠我们能否代表那些超越小团伙利益的普世价值。

悲剧的是，Bush 没能言行一致。在搞了两年“自由议程”压迫阿拉伯独裁者放权后，他为了稳定，又回去跟独裁者称兄道弟了。但那种“道德抱负”是有意义的，它定义了美国理想中的样子。没有了这种抱负，美国就跟其他国家没区别了——只管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对外面受苦的人冷眼旁观

国内和国外其实是一回事。如果你在家里珍惜民主，在外面也该在意。如果全世界都被独裁者占领，美国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前驻俄大使 Michael McFaul 说得对：要跟中国和俄罗斯竞争，我们就得强调我们提供的是“民主”这个更好的选项。

但 Trump 太想跟“新保守派”撇清关系了，以至于用力过猛。在他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里，美国价值观几乎没了踪影。报告说：“别国的家务事只要没直接威胁我们，我们就不用管。”提到中东，目标只剩下“不让对头在那儿称霸”。报告还直白地说：跟中东打交道的关键是“接受现状，接受他们的领导人”，一起赚钱就行。翻译一下就是：别装了，咱们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政治改革或人权。

奇怪的是，这份报告只在提到欧洲时才说要支持民主——可欧洲明明全是民主国家。Trump 的战略还说，欧洲那些“爱国政党”崛起让人乐观。意思很明显：他认为欧洲只有靠那些“极右翼”政党才能繁荣。这些党都有个共同点：疯狂排斥穆斯林，要把穆斯林赶走，不准伊斯兰教出现在公共场合。这也不奇怪，Trump 和副总统 JD Vance 多次表示支持德国的 AfD 等排外政党。别忘了，Trump 2016 年起家时就承诺过要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

这就是当今共和党的一条线：国内穆斯林是威胁，欧洲穆斯林是威胁，中东穆斯林得靠独裁者管着。这就是他们的新道德——说白了就是没道德。

Bush 领导的新保守派确实通过战争搞乱了 伊拉克，这不可原谅，也连累了“推广民主”这个名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泼脏水连孩子也一起倒掉”。两件事可以同时成立：新保守派打错仗了，但他们明白美国不该只顾眼前私利。他们明白，恐怖袭击不是歧视国内穆斯林的借口，海外的穆斯林同样渴望自由。

这个理念在今天依然值得坚持。尤其是现在，美国似乎正走向一种可怕的“文明冲突”，去对抗一个拥有 20 亿信徒的宗教。而数百万美国穆斯林正处于一个丧失道德准则的共和党的阴影之下。


  查看全部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简称 CAIR）周一宣布，计划针对州长 Ron DeSantis 发布的一项将该组织定性为“外国恐怖组织”的行政令提起联邦诉讼。
 


华盛顿 —— 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简称 SPLC）和美国穆斯林法律基金会（简称 MLFA）已加入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简称 CAIR）及其他原告的行列，就州长 Ron DeSantis 针对该穆斯林民权组织的行政令提起联邦诉讼。

这起向佛罗里达北区联邦地区法院递交的诉状，对第 25-244 号行政令提出了质疑。该行政令将身为 501(c)3 非营利机构的 CAIR 定性为“恐怖组织”。原告方辩称，该指令“公然违宪”，且超出了州长的法定职权范围。


此项法律挑战由 CAIR 法律辩护基金、MLFA、SPLC 以及 Akeel & Valentine 律师事务所共同宣布。

DeSantis 于上周发布的这项行政令，指示佛罗里达州执行机构、内阁部门、各郡及市政府，拒绝向 CAIR 以及任何提供“物质支持”（包括“专家建议或协助”）的人员提供地方或州政府的资金、合同、就业机会和优惠待遇。

该政令还强制要求佛罗里达州执法部门和佛罗里达州公路巡警局对 CAIR 采取未具体说明的“措施”。

根据 CAIR 的说法，诉状主张州长违反了美国宪法的关键条款：

 * 僭越职权：DeSantis 非法篡夺了联邦政府专有的、将美国组织定性为恐怖组织的权力。

 * 正当程序：该行政令在未提供任何申诉机会的情况下，对 CAIR 及其支持者实施即时的惩罚性行动，违反了正当程序的保证。

 * 言论自由：此举惩罚了向 CAIR 提供支持、建议或协助的美国人，并针对该组织的社会活动（包括其对巴勒斯坦人权的支持）进行报复，从而侵犯了言论自由。


参与此案的律师针对州长的行为发表了严厉声明。

 * SPLC 法律总监 Arthur Ago 称该行政令是“将美国穆斯林描绘成威胁的明显企图”，并誓言要打击这种“毫无根据的仇视穆斯林的文化”。

 * MLFA 法律总监 Marium Uddin 表示，该组织正在对抗“又一位失控州长试图通过非法手段让 CAIR 噤声的行为”。

 * CAIR 诉讼总监 Lena Masri 强调：“没有任何政治家有权通过单方面宣布其不喜欢的美国组织为犯罪参与者，来撕毁宪法或颠覆我们的整个法律体系。”

尽管 DeSantis 最近发表了公开评论，这起诉讼仍在推进。他此前曾表示欢迎法律诉讼，称这将赋予州政府取证权，以审查 CAIR 的财务状况及所谓的关联。

CAIR 及其佛罗里达分会（CAIR-Florida）表示，他们采取法律行动是为了提醒 DeSantis “他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而不是佛罗里达州的国王”。

CAIR-Florida 计划于东部时间周二中午 12:30 在坦帕举行新闻发布会。

DeSantis 和幕僚长 James Uthmeier 此前对法庭对峙表示欢迎，认为诉讼是州政府对该组织财务状况和所谓关联进行广泛取证的机会。

 * DeSantis 表示他“欢迎这项诉讼”，称这将赋予州政府“调取银行记录的取证权”。他还指出，这一认定“早该出炉了”。DeSantis 曾表示，CAIR 是 2008 年圣地基金会审判中“未被起诉的共谋者”。

 * James Uthmeier 此前誓言要在法庭上捍卫该行政令，并表示州政府将对 CAIR 的活动提出质疑。James Uthmeier 还在 X 平台上发帖称：“好消息！州长，感谢这份重要的行政令。我们已准备好支持！”

 * DeSantis 表示，他预计州立法者将在明年 1 月开始的常规议期内，就此问题推动“后续立法”。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