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克夫传统对贫困治理有什么影响？重建穆斯林慈善与制度想象力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reviving-the-waqf-tradition-moral-imagination-and-the-structural-causes-of-poverty
原文标题：Reviving the Waqf Tradition: Moral Imagination and the Structural Causes of Poverty
作者：Dr. Zara Khan
作者简介：扎拉·汗博士（Dr. Zara Khan）：扎拉·汗博士是一位教育家和研究员，曾在纽约市立大学学习政治学和社会正义。她专注于比较政治哲学和批判理论，她的主要愿望是为世俗知识的伊斯兰化做出贡献，特别是在教育、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
副标题：穆斯林公益指南：瓦克夫如何回应贫困的结构性原因
摘要：本文讨论瓦克夫传统如何把慈善从短期救济扩展为长期制度建设。作者指出，贫困不仅是个人困境，也与社会结构有关；穆斯林需要恢复道德想象力，用瓦克夫支持教育、医疗、社群服务和公共福祉。
图：复兴瓦克夫（Waqf）传统：道德想象力与贫困的结构性成因
摘要
本文基于近期研究，将伊斯兰慈善捐赠制度——即瓦克夫（waqf）制度——划分为不同的历史与制度发展阶段。 本文旨在构想瓦克夫在当今时代可能呈现的面貌。 纵观伊斯兰历史，瓦克夫制度的形式随着穆斯林社区物质与历史环境的变化而演变，但始终保留了其精神使命的本质。 当今世界贫困的根源有哪些？我们又该如何重振瓦克夫制度，以正视并解决这些问题？
引言
本文基于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Khalil Abdurrashid）在《作为社会的融资善行：伊斯兰慈善机构（瓦克夫）的兴衰》一书中的见解，探讨如何复兴伊斯兰文明的瓦克夫（awqāf，即慈善捐赠）遗产。 该制度起源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植根于伊斯兰教关于慈善施舍的精神义务之中。 舍弃财富不仅是履行宗教义务（天课，zakāh），更能在灵魂救赎的深层层面产生回响，通过净化心灵和美化品格来实现。 良言善语、扶人过马路、清理街道垃圾、关爱配偶、赈济贫民，甚至仅仅是记念造物主，这些在伊斯兰教中都被视为慈善行为。
根据造物主的应许，物质福分的交换会增加精神福分的流动。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同伴们对此非常重视。 在咨询并遵循先知的指导后，他们确立了后来学者所称的瓦克夫捐赠实践，始于阿布·塔勒哈（Abu Talha）及其妻子捐赠他们拥有600多棵棕榈树的枣园，以服务麦地那的贫民。 伊斯兰慈善捐赠核心的精神世界观（或其本体论基础）激发了人们通过服务造物主的受造物来寻求造物主喜悦的愿望，并净化内心，去除贪婪及其他恶习。
虽然瓦克夫在历史上曾服务于教育、医疗及其他社会需求，但本文特别关注其在缓解贫困结构性成因方面的作用。 两个例子包括：全球农业生产链背景下全球农场工人的困境，以及美国在社会和历史维度下的种族化贫富差距。 我建议，针对这些问题导致的贫困，可以通过瓦克夫慈善捐赠来资助某些制度性解决方案。 通过这种方式，穆斯林可以复兴瓦克夫，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具体需求。 即使贫困的结构性成因是由复杂的全球资本网络所致，地方性的基金会依然能产生具有深远影响的变革性效果。
历史背景
正如近期学术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瓦克夫制度的历史可以有效地划分为五个阶段。 即形成期、形成后期、成熟期、转型期和衰退期。 这一谱系揭示了瓦克夫制度如何成为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并使其提供的服务种类变得极其多样化。 它也揭示了穆斯林土地的殖民化以及后殖民时代的国有化项目是如何摧毁这一制度的。
在鼎盛时期，瓦克夫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承诺机制，让业主在提供社会服务的同时获得经济保障”，因此它是通过地方信托提供公共产品不可或缺的工具。 瓦克夫是一种慈善捐赠，必须满足以下要求：1）捐赠者或后续维护者必须将本金隔离并将其收益用于慈善；2）该捐赠在法律上必须明确脱离商品化（即不再进入市场流通）；3）其唯一目的必须是慈善，且受益群体必须明确指定。 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时代，第一个瓦克夫由600棵枣椰树的果园组成，其收益用于供养麦地那的贫民。 在十字军东征期间，瓦克夫用于应对战争带来的破坏，例如为贫民、伤员和流离失所者提供食物、住所和护理。 在16世纪的耶路撒冷，由苏莱曼大帝的妻子建立的哈塞基苏丹（Haseki Sultan）慈善综合体服务了26个村庄，其中包括商店、带顶棚的集市、两家肥皂厂、十一座面粉厂和两座浴室（位于巴勒斯坦和黎巴嫩）。 数百年来，这些商业活动产生的收入用于维护一座清真寺、一个大型施粥处以及两家供旅行者和朝圣者居住的旅店。 在18世纪的阿勒颇，由哈吉·穆萨·阿米里（Hajj Musa Amiri）建立的瓦克夫包括十所房屋、六十七家商店、四家旅店、两间仓库、几家染坊和浴室、三家面包店、八个果园、三个花园以及农田。
然而，瓦克夫从一种道德负责的社会风尚典范（在这种风尚中，财产和资产所有者在精神和经济上都投入于提升弱势群体）转变为阿卜杜拉希德所称的“制度衰退期”（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紧随基于利息的借贷正常化之后），经历了一个惨淡的转折。 事实上，这种衰退是由于殖民势力的直接干预。 欧洲殖民国家通常无法理解瓦克夫制度，并通过经济重组破坏了这种捐赠实践，使其面目全非。 例如，在桑给巴尔，瓦克夫传统上有助于促进富裕的赞助家庭与其较贫困的受助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那些捐赠公共信托的地方精英家庭维护着清真寺（并因此受到社会尊重），并供养那些没有经济来源的受助者和被奴役者。 相比之下，英国关于社会福利和秩序的经济规范意味着权利、责任以及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分配的模式发生了改变。 英国殖民政府坚持要求财富应作为私人商业资源运作（而不是作为公共慈善基金），同时清真寺的维护工作被政府化。 原先的瓦克夫受助者变成了“完全依赖工资劳动的工人阶级”。
在试图编纂和固定解释的过程中，殖民官员往往削弱了传统的女性受托人地位，转而支持纯男性受托人（瓦克夫的管理人，mutawallī）。 虽然远离殖民中心的前哨地区（如坦噶尼喀，即后来的坦桑尼亚）见证了瓦克夫和女性受托人制度的相对长久，但殖民统治中心却经历了一段被中断和连根拔起的传统制度历史。
导致衰退的另一个原因是瓦克夫被国有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破产且没有任何运营资金。 后殖民时代的穆斯林政府无法在之前由瓦克夫处理的水平上满足社会服务需求，导致贫困加剧和普遍的忽视。 例如，在18世纪末，据估计“约2万个运作中的奥斯曼瓦克夫的总收入，相当于奥斯曼帝国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其中包括来自巴尔干半岛、土耳其和阿拉伯世界的税收农场收益。” 无论是在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地理范围上，还是在财政收入的总百分比上，这笔收入都代表着一个巨大的数额。 当我们审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土耳其、埃及、伊朗、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希腊的数据时，会发现所有可耕地、已耕种土地或总土地面积中，有相当大比例属于“瓦克夫”（awqāf）（见表1）。
国家 年份 瓦克夫占比 土耳其 1923年 75%的全部可耕地 埃及 20世纪20年代 12.5%的全部已耕地 伊朗 20世纪20年代 14.29%的全部已耕地 阿尔及利亚 19世纪50年代 50%的农业用地 突尼斯 1883年 33%的农业用地 希腊 1829年（脱离奥斯曼帝国后） 30%的总土地面积（被新政府没收）
表1：20世纪受“瓦克夫”管理的土地
当代的穆斯林慈善捐赠
在21世纪，我们发现全球范围内，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并没有采用单一的伊斯兰经济范式。 伊斯兰关于财富、财产、劳工等原则，会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物质条件和文化历史，以多种方式进行情境化处理和应用。 政治审查、制度框架和政策选择都在塑造着当今伊斯兰金融法律的实践，且并未动摇神圣的文本法令。 因此，穆斯林必须履行的慈善义务——天课（zakāh），其引导和管理方式多种多样。 基于资源禀赋、人口统计、经济历史和政治等主要因素，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形成了独特的国家基础设施，用于分配财富税。 至于穆斯林社区的慈善捐赠，其规模尚不明确，但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004年的一份报告估计，每年捐赠额在2500亿美元至1万亿美元之间。
在北美背景下，这种慈善捐赠主要采取救济工作和汇款回“家乡”的形式。 2001年9月11日之后，受所谓“反恐战争”期间对我们资产审查的影响，我们的捐赠已转向国内事业。 我们也见证了诸如“支柱基金”（Pillars Fund）和“美国穆斯林基金”（American Muslim Fund）等新的非营利空间的开放。 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Policy and Understanding）和莱克信仰与捐赠研究所（Lake Institute on Faith and Giving）于2019年联合发布的题为《美国穆斯林慈善事业：基于数据的比较概况》的报告，阐明了我们当今慈善捐赠的具体趋势。 近8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向自己的礼拜场所进行了捐赠。 另一个重要的捐赠领域是海外救济（54%）。 穆斯林比其他信仰群体投入更多的一项事业是保护社区成员的公民权利（48%）。 此外，“对于穆斯林而言，在信仰社区之外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内贫困是最重要的慈善事业（81%），其次是海外救济（58%）和教育事业（54%）。”
目前尚未出现像“联合劝募协会”（United Way）、“救世军”（Salvation Army）、“天主教慈善会”（Catholic Charities）或“犹太联合会”（Jewish Federation）那样在国家层面集中捐赠的努力。 可以说，我们受过古典训练的伊斯兰科学学者，应与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美国背景的历史学家合作，共同确定这种集中化是否是一个理想的目标，如果是，该如何实现以及为何实现。
我们知道，我们的穆斯林文明史提供了一种强大的慈善捐赠制度，即“瓦克夫”。 我们也知道，在19世纪和20世纪，受政治和经济利益驱动的殖民和后殖民国家力量，系统性且结构性地瓦解了“瓦克夫”，以至于它不再是穆斯林文明活生生历史的一部分，而是一种根基的丧失。 展望未来，我提出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该如何以一种既与我们社会的结构性贫困相关，又忠实于伊斯兰捐赠伦理动力的方式，来重振“瓦克夫”？ 我提供了两个紧迫需求的具体案例，并建议将其作为建立现代“瓦克夫”的试点。
当今世界结构性贫困的两个案例
必须从关系的角度或多维度地将贫困理解为一系列经历。[18] 贫困最好通过支撑它的各种人际关系模式以及组织这些关系的社会制度来理解。 正是在这一点上，“瓦克夫”制度可以发挥作用，因为它定义了一套特定的社会组织关系。 在全球范围内，21世纪初，超过三分之一的人类（78亿总人口中的30亿）生活在贫困中，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 全球有20亿人患有矿物质缺乏症，10亿人无法获得饮用水，8.
4亿人营养不良且处于饥饿状态。 贫困和粮食不安全季节性地导致了干旱、战争、恶劣天气和饥荒等事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世界上四分之三的营养不良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他们正是我们所食用的食物的生产者和销售者。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贫困沿着种族界线呈现出折射。 白人家庭的平均财富为65.
6万美元，拉丁裔家庭平均为9.
8万美元，而黑人家庭平均仅为8.
5万美元。 黑人和拉丁裔家庭的平均财富加起来甚至不到白人平均财富的一半。 更糟糕的是，这一严峻现实意味着“普通黑人家庭需要228年才能积累起白人家庭今天所拥有的同等财富”。 中位数财富比平均财富更能代表典型家庭的情况，因为它避免了顶层极少数高收入者对中点数据的扭曲。 但无论你看的是中位数还是平均财富，白人家庭都明显比黑人和拉丁裔家庭富有。 白人的平均财富是黑人、拉丁裔和其他少数族裔财富的3到4倍，而白人的中位数财富则是少数族裔中位数财富的5到7倍。
那么，正如所提供的两个例子一样，当今贫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这个问题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探讨：1）精神贫困；2）结构性剥削；3）文化规范（例如消费主义或浪费）。 聚焦于精神贫困与结构性剥削之间的关系，我提出了两条途径，穆斯林可以通过这两条途径重振“瓦克夫”，并解决上述确定的结构性贫困根源。
重振“瓦克夫”与缓解农场工人的困境
朴门永续设计（Permaculture design）可以为解决全球农场工人的困境提供答案。 由比尔·莫里森（Bill Mollison）提出的朴门永续设计，是对具有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恢复力的农业生产生态系统的自觉设计与维护。 它涉及景观与人类的和谐融合，以可持续的方式提供食物、能源、住所及其他物质和非物质需求。 全球各地有几个成功的生态系统恢复营地，它们采用了朴门永续设计原则，以改善农业和生物多样性成果。 例如，位于危地马拉雨林塔廷村（Tatin Village）的“等高线营地”（Camp Contour Lines），抵制了刀耕火种的森林砍伐和玉米单一栽培的破坏，转而生产多样化的、当地拥有的农林产品。 同样，位于墨西哥圣米格尔-德阿连德的“Via Organica营地”，正在引领区域性努力，教育并形成干预性和再生性的食物生产方式，以应对墨西哥正在经历的荒漠化挑战。 加利福尼亚州比尤特县的“天堂营地”（Camp Paradise）是2018年野火摧毁了超过11万英亩森林后的直接产物。 它成功地动员了当地社区居民和学校参与到恢复项目中。 泰国的乌泰营地（Camp Uthai）、埃及西奈半岛的哈比巴营地（Camp Habiba）以及法国阿雅的维索雷尔营地（Camp Virsoleil），都是将朴门永续设计原则应用于恢复性项目的成功案例，这些项目既造福地球，也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朴门永续设计背后的假设之一是，当地生态系统有能力满足构成并依赖于它们的生物的需求。 但这与当前全球农业体系的运作方式相去甚远。 将食物从农场运送到餐桌的过程如下：荒野被生物学意义上地“清理”；大部分可耕地被转变为仅种植少数几种特定作物或饲养特定动物的自给自足农场；这些物种的选择基于它们对疾病和有毒农药的抵抗力；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非洲的后殖民国家，其作物种植被分配以符合欧洲人对单一全球供应链的愿景（即所谓的“经济作物经济”，或拉丁美洲的各种“香蕉共和国”）。 依靠经济作物经济生存的国家极易遭受破坏甚至饥荒，因为它们容易受到全球供需波动以及歉收季节的影响。 那些被专门挑选出来的物种——即那些被偏好或青睐的牲畜品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极度免疫缺陷，因为自然界中那种保持基因库稳健的杂交过程已不复存在。 它们也容易受到瘟疫的影响，这可能会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供应被摧毁，正因如此，农民会对家畜过度用药——所有这些药物最终都会进入我们的身体，甚至通过母乳进入我们婴儿的体内。
除了生理和生态成本外，全球粮食生产体系还带来了生存和生计成本。 在国际上，农场工人在生产全球粮食供应时，每小时的劳动报酬仅为几分钱。 例如，某些墨西哥农民群体，尽管收入是最低工资的两到三倍，但每天也仅赚取9美元。 美国农场的情况并不比其国际同行好多少，而且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消失。 当前的全球农业综合企业安排正直接迫使世界上绝大多数农业人口陷入极端贫困和饥饿，往往处于死亡边缘。[26]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农民群体的自杀率高于任何其他职业。
除了美国奶农自杀率上升外，全球范围内的农民自杀人数也显著增加。 法国公共卫生研究所2016年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2007年至2011年间，有985名农民自杀——自杀率比普通人群高出22%。” 在印度，49%的人口从事农业粮食生产，1995年至2014年间，超过29万名农民自杀。 即使是全球化模式的典范和国际粮仓澳大利亚也深受这一现象困扰。 研究发现，在昆士兰州，“农民自杀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群的两倍多。 在该州的偏远地区，农民的自杀率高达非农民的五倍。” 农业综合企业的种族主义政治也导致了城市中心的“食物沙漠”，工薪阶层的城市居民根本无法获得新鲜、健康的农产品。
这种惨淡的轨迹遵循了统治国际贸易的资本主义积累和垄断的更广泛逻辑。 运输成本降低（多亏了针对石油资源丰富国家的战争，随后是大卫·哈维所称的“剥夺性积累”），农业贸易被“自由化”，这意味着被强行开放进入更多的全球“自由市场”。 实际上，所谓的“自由贸易”涉及一方享有国家军事力量和市场监管机制的全面保护，而另一方在贸易条款上没有任何安全保障或发言权。 例如，在政治殖民行政机构解体后，被殖民国家从曾经殖民它们的同一势力那里获得了（附带条件的）贷款。 克劳福德·杨在谈到殖民势力在向“福利殖民主义”体面撤退时所享有的财政收入时指出：“终结性殖民政治的本质，是将宪政政体的脆弱嫁接植入到殖民专制的强壮树干上。”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关于殖民主义的文献更倾向于使用“新殖民主义”而非“后殖民主义”这一术语，前者暗示剥削和掠夺形式的仅仅是改变，而后者则暗示其终结。 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贷款所要求的臭名昭著的结构调整计划（SAPs）一样，来自前殖民势力的贷款制造了无法偿还的债务局面：这是一种惩罚性和报复性的金融状况，有些人称之为“复仇资本主义”。 “自由市场”涉及的不是平等者之间的契约，而是奴隶契约。
虽然有些人认为新技术和世界全球化必然是好事，但在现实层面，这些手段是以牺牲穷人的利益为代价来造福富人的。 农用设备的机动化和机械化成本太高，永远无法普遍实现；它们还会造成广泛的失业，摧毁人们维持自身、家庭、社区和国家生存的能力。 装备不足的农民不得不与海外商品——如香蕉、生菜、胡萝卜、肉类或牛奶——进行“竞争”，这些商品来自那10%能够负担得起以极低价格提供农产品的全机械化、成功的工厂化农场。 农场工人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回想一下，在伊斯兰历史中瓦克夫（waqf）的成熟期，随着社区需求的变化，awqāf（瓦克夫的复数）提供的服务也在随之改变。 今天，我们的需求与全球经济体系深度纠缠在一起。 这种资本主义体系对全球农场工人来说是一种吸血力量，正如汤姆·哈特曼使用阿尔冈昆语词汇“wetiko”所描述的那样。 Wetiko意为一种对他人的苦难完全漠不关心的疾病，哈特曼用它来描述我们现代的好战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 鉴于这一现实，问题变成了：伊斯兰教如何激励穆斯林去挑战和阻断全球资本主义的蹂躏？ 具体来说，我们如何复兴awqāf以纠正全球农场工人所遭受的致命蹂躏？
投资于朴门永续设计将为全球农业危机提供几个具体的解决方案。 朴门永续的伦理声明包括以下条款：
- 不再干扰天然森林 - 大力修复废弃系统 - 最小化耕作植物系统的土地使用 - 为濒危动植物物种建立避难所 - 基于这些伦理原则创建我们自己的非侵入性系统。基于这些原则设计当地农业系统将：实现粮食生产和农场劳动的本地化；从大企业手中夺回对粮食供应的控制权，并使社区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承担更大的责任；对部分农业用地进行“再野化”（即让土地回归荒野），以增加生物多样性、健康的生态系统功能和土壤韧性；并切断依赖于全球大多数农场工人贫困化的全球供应链。 生态系统恢复营地（如上所述）以及小规模社区花园和当地食品合作社项目的成功，为跳出全球供应链的思维框架提供了证据和希望。 它们还为巩固当地的瓦克夫（waqf）基础设施提供了具体场所，在解决现实历史问题的同时，从精神层面净化了我们的财富。 正如莫里森（Mollison）等人所承认的那样，问题不在于缺乏替代当前农业生产体系的创造性方案，而在于缺乏将这些方案付诸实践的政治意愿。
振兴瓦克夫与缩小种族财富差距
当今世界结构性贫困的另一个例子是美国的种族财富鸿沟，我认为这可以成为当今振兴瓦克夫（awqāf）的空间。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种族财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了。 经通货膨胀调整后，我们发现，在1983年至2016年间，白人家庭的财富中位数从11万美元增加到14.
7万美元；黑人家庭的财富中位数则减半，从7000美元降至3500美元；拉丁裔家庭的财富中位数从4000美元略微增加到6500美元。 财富差距还导致并加剧了其他差距：成就差距（即两个群体在教育程度上的差异，包括各群体在标准化考试中的表现）、经济流动性差距、生活水平差距以及种族健康差异。
反种族主义组织“穆斯林ARC”（Muslim ARC）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穆斯林们通过研究、课程开发和社区合作，致力于打击制度化的种族主义。 “Islah LA”是另一个致力于提供优质社会服务的组织，旨在加利福尼亚州南洛杉矶地区恢复和更新信仰、教育、团结、家庭、公民参与及经济赋权。 瓦克夫这一工具可以专门针对种族财富差距，通过资助社区中心、艺术家集体、智库、媒体机构和倡导机构，专门致力于弥合种族财富鸿沟。 此外，穆斯林可以从全国社区再投资联盟（National Community Reinvestment Coalition）、俄亥俄州立大学、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和Inequality.org获得建立特定目标瓦克夫基金的具体建议，这些机构在2019年联合发布了一份题为《弥合种族财富鸿沟的十项解决方案》的报告。 该报告提出了联邦层面的政策建议，但其中一些建议可以作为私人瓦克夫项目的蓝图。 例如，我们可以设立“婴儿债券”（baby bonds），即为儿童出生时设立托管账户，并根据其家庭的经济状况提供相应水平的捐赠。 此后每年，账户中都会增加资金，金额与儿童家庭的贫困程度成反比。 当孩子成年后，这笔债券可用于教育、购房或创业。 其希望在于开始纠正基于种族的不公平继承优势所带来的破坏，这种优势系统性地削弱了大多数黑人和拉丁裔家庭的发展机会。 哥伦比亚大学贫困与社会政策中心最近的研究表明，如果实施得当，“婴儿债券”可以将种族财富差距缩小十倍以上。
保障就业是另一个潜在的瓦克夫应用领域。 研究表明，仅仅增加劳动力参与度不足以让家庭摆脱贫困。 大多数工人阶级家庭——即劳工统计局所称的“在职贫困者”——终其一生同时从事多份工作，却依然无法为子女留下任何财富。 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需要更多能提供生活工资的好工作。 保障就业在联邦层面会有特定的形式，但在瓦克夫层面的私营部门，穆斯林可以在当地建立就业库（即必要任务登记册），并以最低工资雇佣低收入的黑人和拉丁裔成年工人，全职工作的年薪为24,600美元，并包含标准福利待遇。 经通货膨胀调整后，最低工资不仅未能跟上物价，自1968年以来实际上还出现了下降。 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靠今天的最低工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 朝着保障就业的方向努力将有助于纠正这一问题。
另一个潜在的瓦克夫应用领域是对经济适用房的投资。 如今在美国，几乎找不到一个赚取联邦最低工资（每小时7.
25美元）的工人能够负担得起两居室公寓租金的地方。 因此，一些州设定了高于联邦最低标准的工资率，以便更好地接近生活工资的要求。 穆斯林可以设立信托基金，例如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参议员提议的住房信托基金。 该信托基金将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并为首次购房者提供首付援助。 该信托基金可以专门帮助那些因绅士化（gentrification）而面临流离失所风险的家庭。 它还可以作为一个倡导平台，推动改变现行税收激励政策，因为目前的政策更偏袒富有的房主，而非租房者和首次购房者。
另一个用于纠正种族财富差距的潜在瓦克夫应用领域是免费医疗诊所。 美国穆斯林社区拥有大量的医生，这是我们的福分。 如果拥有财富和房产的穆斯林共同出资在邻近的低收入地区建立诊所并配备人员，且每位穆斯林医生每周或每月贡献一天时间提供免费的医疗检查和治疗，这将极大地改善低收入社区中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群体的整体健康、福祉和经济稳定性。 每年有无数美国人因医疗账单而陷入贫困；建立免费医疗诊所的瓦克夫基金可以缓解这一现象。 其他潜在且易于实施的瓦克夫项目包括无息贷款和免手续费的支票兑现，这将有助于纠正美国基于种族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的继承优势分配。
结论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上层的手优于下层的手”，意思是给予的手优于接受的手。 在阐述这段圣训时，乌拜杜拉·埃文斯（Ubaydullah Evans）建议，非裔美国穆斯林社区及其盟友应举行协作会议，规划出具体机制，使某些非裔美国穆斯林社区能够成为“给予的手”，从而分享圣训中所承诺的福分。 除了将瓦克夫作为穆斯林社会的核心机制，将给予的精神基础与社会福利的具体要求结合起来外，这些措施还将复兴一种失落的圣行（sunnah）。 通过瓦克夫基金在各美国穆斯林社区之间建立经济伙伴关系，有可能重现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看到麦地那社区在稳定性和资源基础上出现分歧时，所建立的那种美好且必要的“辅士-迁士”（anṣār-muhājirūn）亲缘关系。 在我们美国这个种族和民族多元化的穆斯林社区中，我们明显缺乏这类关系。 如果每个移民家庭都与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社区中的本土家庭建立联系，并增加一层相互权利和关怀，美国的种族财富差距会发生什么变化？ 瓦克夫并不局限于仅让穆斯林受益，因此，这些用于纠正种族财富差距的潜在瓦克夫应用领域，理应也能帮助提升美国非穆斯林有色人种的尊严并促进其发展。
穆斯林可以从无数个切入点识别贫困的结构性原因，并发展瓦克夫机构来纠正这些问题。 例如，在穆斯林历史上，动物收容所就是通过瓦克夫捐赠而得以保障的。 如今该如何重振瓦克夫（waqf），以应对包括淡水资源枯竭和物种灭绝在内的生态灾难？ 如果我们运用约翰·保罗·莱德拉赫（John Paul Lederach）所说的“道德想象力”，可能性将是无限的。他将其定义为“我们物种独有的天赋，但我们却很少理解或动用它”，唯有这种想象力能引导我们走向更具人性的视野，“从而建设性地影响人类社会的基本福祉”。 我们应当抓紧时间，清除瓦克夫这一丰富文明源泉上所积压的阻碍与荒废，并通过它运用我们的道德想象力，去解决当今世界贫困问题的具体结构性根源。 毕竟，这正是穆斯林瓦克夫制度的遗产。
安拉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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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参见 Khalil Abdurrashid，“作为社会的慈善融资：伊斯兰慈善机构（瓦克夫）的兴衰”，Yaqeen，2020年1月9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kh ... aqfs/。
• 同上，Abdurrashid。
• Timur Kuran，“伊斯兰法下的公共产品供给：瓦克夫制度的起源、影响与局限”，《法律与社会评论》第35卷，第4期（2001年）：8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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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u Johnsen Kelly，“Asha binti Awadh的‘瓦克夫’：坦噶尼喀米金达尼穆斯林在殖民法律下的坚守”，《国际非洲历史研究杂志》第47卷，第1期（2014年）：1–20。
• 同上，Kuran，“公共产品供给”，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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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霍华德大学和Yaqeen伊斯兰研究学院的Altaf Husain，感谢他为我理解当今穆斯林慈善捐赠所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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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 https://ecosystemrestorationcamp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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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Mazoyer 和 Roudart，《世界农业史》，10–15。
• Tovia Smith，“随着牛奶价格下跌，奶农自杀担忧加剧”，《万事皆考量》，国家公共电台，2018年2月27日，https://www.npr.org/2018/02/27 ... -rise。
• Paméla Rougerie，“法国农民自杀的无声流行病”，《纽约时报》，2017年8月20日，https://www.nytimes.com/2017/0 ... .html。
• Ellen Barry，“印度农民自杀后，债务落在了家庭身上”，《纽约时报》，2014年2月22日，https://www.nytimes.com/2014/0 ... .html。
• Jacqueline Williams，“繁荣经济背后的悲剧代价”，《纽约时报》，2018年5月20日，https://www.nytimes.com/2018/0 ... .html。
• 参见 Illene Pevec，《成长的人生：青少年园丁收获食物、健康与快乐》（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2016年），225–37；Amanda Whelan, Neil Wrigley, Daniel Warm 和 Elizabeth Cannings，“‘食物沙漠’中的生活”，《城市研究》第39卷，第11期（2002年10月）：2083–2100。
• David Harvey，“‘新’帝国主义：剥夺性积累”，《社会主义者名录》，2004年，63–87。
• Crawford Young，《比较视角下的非洲殖民国家》（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1994年），217。
• Max Haiven，《复仇资本主义：帝国幽灵、资本恶魔与无法偿还的债务结算》（伦敦：冥王星出版社，2020年），48–51。
• 例如，参见 Andrew Ross，“雷鬼DJ先生，去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载于《真爱：追求文化正义》（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98年），35–69；《生活与债务》，Stephanie Black导演，Jamaica Kincaid编剧，2001年。
• 同上，Mazoyer 和 Roudart，《世界农业史》，15。
• Thom Hartmann，“庆祝哥伦布日？再想想！”，Common Dreams，2004年10月10日，https://www.commondreams.org/views04/1011-27.htm。
• Mollison指出：“人工（设计）生态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真正区别在于，人工生态系统中的绝大多数物种（和生物量）是供人类或其牲畜使用的。 我们只是原始或自然物种组合的一小部分，其产出中只有一小部分直接供我们使用。 . . . 这是定居点设计的有效目标，但我们也需要一种以自然为中心的荒野保护伦理。 然而，如果我们不能控制贪婪，且不能从现有定居点满足需求，我们就无法为自然做太多事情。 如果我们能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可以从大部分农业景观中撤出，让自然系统繁荣发展。” 同上，Mollison，《朴门永续》，7。
• Chuck Collins, Darrick Hamilton, Dedrick Asante-Muhammad 和 Josh Hoxie，“弥合种族财富差距的十项解决方案”，政策研究所，2019年4月，https://ips-dc.org/report-raci ... ions/。
• 同上，Collins, Hamilton, Asante-Muhammad 和 Hoxie。
• 同上，Collins, Hamilton, Asante-Muhammad 和 Hoxie。
• Ubaydullah Evans，“施舍之手胜于受赠之手：美国黑人伊斯兰教、向上流动的希望与天课（Zakat al-Mal）”，穆斯林慈善与公民社会研讨会，印第安纳大学礼来家族慈善学院，2019年11月4–5日。
• John Paul Lederach，《道德想象力：建设和平的艺术与灵魂》（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23。 我特别感谢天主教神学联盟的斯科特·C·亚历山大（Scott C. Alexander），他在思考我曾在穆斯林慈善与公民社会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初稿时评论道，目前这些关于振兴瓦克夫（waqf）的建议，正是莱德拉赫（Lederach）所称的“道德想象力”的体现。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reviving-the-waqf-tradition-moral-imagination-and-the-structural-causes-of-poverty
原文标题：Reviving the Waqf Tradition: Moral Imagination and the Structural Causes of Poverty
作者：Dr. Zara Khan
作者简介：扎拉·汗博士（Dr. Zara Khan）：扎拉·汗博士是一位教育家和研究员，曾在纽约市立大学学习政治学和社会正义。她专注于比较政治哲学和批判理论，她的主要愿望是为世俗知识的伊斯兰化做出贡献，特别是在教育、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
副标题：穆斯林公益指南：瓦克夫如何回应贫困的结构性原因
摘要：本文讨论瓦克夫传统如何把慈善从短期救济扩展为长期制度建设。作者指出，贫困不仅是个人困境，也与社会结构有关；穆斯林需要恢复道德想象力，用瓦克夫支持教育、医疗、社群服务和公共福祉。
图：复兴瓦克夫（Waqf）传统：道德想象力与贫困的结构性成因
摘要
本文基于近期研究，将伊斯兰慈善捐赠制度——即瓦克夫（waqf）制度——划分为不同的历史与制度发展阶段。 本文旨在构想瓦克夫在当今时代可能呈现的面貌。 纵观伊斯兰历史，瓦克夫制度的形式随着穆斯林社区物质与历史环境的变化而演变，但始终保留了其精神使命的本质。 当今世界贫困的根源有哪些？我们又该如何重振瓦克夫制度，以正视并解决这些问题？
引言
本文基于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Khalil Abdurrashid）在《作为社会的融资善行：伊斯兰慈善机构（瓦克夫）的兴衰》一书中的见解，探讨如何复兴伊斯兰文明的瓦克夫（awqāf，即慈善捐赠）遗产。 该制度起源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植根于伊斯兰教关于慈善施舍的精神义务之中。 舍弃财富不仅是履行宗教义务（天课，zakāh），更能在灵魂救赎的深层层面产生回响，通过净化心灵和美化品格来实现。 良言善语、扶人过马路、清理街道垃圾、关爱配偶、赈济贫民，甚至仅仅是记念造物主，这些在伊斯兰教中都被视为慈善行为。
根据造物主的应许，物质福分的交换会增加精神福分的流动。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同伴们对此非常重视。 在咨询并遵循先知的指导后，他们确立了后来学者所称的瓦克夫捐赠实践，始于阿布·塔勒哈（Abu Talha）及其妻子捐赠他们拥有600多棵棕榈树的枣园，以服务麦地那的贫民。 伊斯兰慈善捐赠核心的精神世界观（或其本体论基础）激发了人们通过服务造物主的受造物来寻求造物主喜悦的愿望，并净化内心，去除贪婪及其他恶习。
虽然瓦克夫在历史上曾服务于教育、医疗及其他社会需求，但本文特别关注其在缓解贫困结构性成因方面的作用。 两个例子包括：全球农业生产链背景下全球农场工人的困境，以及美国在社会和历史维度下的种族化贫富差距。 我建议，针对这些问题导致的贫困，可以通过瓦克夫慈善捐赠来资助某些制度性解决方案。 通过这种方式，穆斯林可以复兴瓦克夫，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具体需求。 即使贫困的结构性成因是由复杂的全球资本网络所致，地方性的基金会依然能产生具有深远影响的变革性效果。
历史背景
正如近期学术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瓦克夫制度的历史可以有效地划分为五个阶段。 即形成期、形成后期、成熟期、转型期和衰退期。 这一谱系揭示了瓦克夫制度如何成为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并使其提供的服务种类变得极其多样化。 它也揭示了穆斯林土地的殖民化以及后殖民时代的国有化项目是如何摧毁这一制度的。
在鼎盛时期，瓦克夫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承诺机制，让业主在提供社会服务的同时获得经济保障”，因此它是通过地方信托提供公共产品不可或缺的工具。 瓦克夫是一种慈善捐赠，必须满足以下要求：1）捐赠者或后续维护者必须将本金隔离并将其收益用于慈善；2）该捐赠在法律上必须明确脱离商品化（即不再进入市场流通）；3）其唯一目的必须是慈善，且受益群体必须明确指定。 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时代，第一个瓦克夫由600棵枣椰树的果园组成，其收益用于供养麦地那的贫民。 在十字军东征期间，瓦克夫用于应对战争带来的破坏，例如为贫民、伤员和流离失所者提供食物、住所和护理。 在16世纪的耶路撒冷，由苏莱曼大帝的妻子建立的哈塞基苏丹（Haseki Sultan）慈善综合体服务了26个村庄，其中包括商店、带顶棚的集市、两家肥皂厂、十一座面粉厂和两座浴室（位于巴勒斯坦和黎巴嫩）。 数百年来，这些商业活动产生的收入用于维护一座清真寺、一个大型施粥处以及两家供旅行者和朝圣者居住的旅店。 在18世纪的阿勒颇，由哈吉·穆萨·阿米里（Hajj Musa Amiri）建立的瓦克夫包括十所房屋、六十七家商店、四家旅店、两间仓库、几家染坊和浴室、三家面包店、八个果园、三个花园以及农田。
然而，瓦克夫从一种道德负责的社会风尚典范（在这种风尚中，财产和资产所有者在精神和经济上都投入于提升弱势群体）转变为阿卜杜拉希德所称的“制度衰退期”（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紧随基于利息的借贷正常化之后），经历了一个惨淡的转折。 事实上，这种衰退是由于殖民势力的直接干预。 欧洲殖民国家通常无法理解瓦克夫制度，并通过经济重组破坏了这种捐赠实践，使其面目全非。 例如，在桑给巴尔，瓦克夫传统上有助于促进富裕的赞助家庭与其较贫困的受助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那些捐赠公共信托的地方精英家庭维护着清真寺（并因此受到社会尊重），并供养那些没有经济来源的受助者和被奴役者。 相比之下，英国关于社会福利和秩序的经济规范意味着权利、责任以及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分配的模式发生了改变。 英国殖民政府坚持要求财富应作为私人商业资源运作（而不是作为公共慈善基金），同时清真寺的维护工作被政府化。 原先的瓦克夫受助者变成了“完全依赖工资劳动的工人阶级”。
在试图编纂和固定解释的过程中，殖民官员往往削弱了传统的女性受托人地位，转而支持纯男性受托人（瓦克夫的管理人，mutawallī）。 虽然远离殖民中心的前哨地区（如坦噶尼喀，即后来的坦桑尼亚）见证了瓦克夫和女性受托人制度的相对长久，但殖民统治中心却经历了一段被中断和连根拔起的传统制度历史。
导致衰退的另一个原因是瓦克夫被国有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破产且没有任何运营资金。 后殖民时代的穆斯林政府无法在之前由瓦克夫处理的水平上满足社会服务需求，导致贫困加剧和普遍的忽视。 例如，在18世纪末，据估计“约2万个运作中的奥斯曼瓦克夫的总收入，相当于奥斯曼帝国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其中包括来自巴尔干半岛、土耳其和阿拉伯世界的税收农场收益。” 无论是在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地理范围上，还是在财政收入的总百分比上，这笔收入都代表着一个巨大的数额。 当我们审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土耳其、埃及、伊朗、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希腊的数据时，会发现所有可耕地、已耕种土地或总土地面积中，有相当大比例属于“瓦克夫”（awqāf）（见表1）。
国家 年份 瓦克夫占比 土耳其 1923年 75%的全部可耕地 埃及 20世纪20年代 12.5%的全部已耕地 伊朗 20世纪20年代 14.29%的全部已耕地 阿尔及利亚 19世纪50年代 50%的农业用地 突尼斯 1883年 33%的农业用地 希腊 1829年（脱离奥斯曼帝国后） 30%的总土地面积（被新政府没收）
表1：20世纪受“瓦克夫”管理的土地
当代的穆斯林慈善捐赠
在21世纪，我们发现全球范围内，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并没有采用单一的伊斯兰经济范式。 伊斯兰关于财富、财产、劳工等原则，会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物质条件和文化历史，以多种方式进行情境化处理和应用。 政治审查、制度框架和政策选择都在塑造着当今伊斯兰金融法律的实践，且并未动摇神圣的文本法令。 因此，穆斯林必须履行的慈善义务——天课（zakāh），其引导和管理方式多种多样。 基于资源禀赋、人口统计、经济历史和政治等主要因素，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形成了独特的国家基础设施，用于分配财富税。 至于穆斯林社区的慈善捐赠，其规模尚不明确，但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004年的一份报告估计，每年捐赠额在2500亿美元至1万亿美元之间。
在北美背景下，这种慈善捐赠主要采取救济工作和汇款回“家乡”的形式。 2001年9月11日之后，受所谓“反恐战争”期间对我们资产审查的影响，我们的捐赠已转向国内事业。 我们也见证了诸如“支柱基金”（Pillars Fund）和“美国穆斯林基金”（American Muslim Fund）等新的非营利空间的开放。 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Policy and Understanding）和莱克信仰与捐赠研究所（Lake Institute on Faith and Giving）于2019年联合发布的题为《美国穆斯林慈善事业：基于数据的比较概况》的报告，阐明了我们当今慈善捐赠的具体趋势。 近8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向自己的礼拜场所进行了捐赠。 另一个重要的捐赠领域是海外救济（54%）。 穆斯林比其他信仰群体投入更多的一项事业是保护社区成员的公民权利（48%）。 此外，“对于穆斯林而言，在信仰社区之外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内贫困是最重要的慈善事业（81%），其次是海外救济（58%）和教育事业（54%）。”
目前尚未出现像“联合劝募协会”（United Way）、“救世军”（Salvation Army）、“天主教慈善会”（Catholic Charities）或“犹太联合会”（Jewish Federation）那样在国家层面集中捐赠的努力。 可以说，我们受过古典训练的伊斯兰科学学者，应与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美国背景的历史学家合作，共同确定这种集中化是否是一个理想的目标，如果是，该如何实现以及为何实现。
我们知道，我们的穆斯林文明史提供了一种强大的慈善捐赠制度，即“瓦克夫”。 我们也知道，在19世纪和20世纪，受政治和经济利益驱动的殖民和后殖民国家力量，系统性且结构性地瓦解了“瓦克夫”，以至于它不再是穆斯林文明活生生历史的一部分，而是一种根基的丧失。 展望未来，我提出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该如何以一种既与我们社会的结构性贫困相关，又忠实于伊斯兰捐赠伦理动力的方式，来重振“瓦克夫”？ 我提供了两个紧迫需求的具体案例，并建议将其作为建立现代“瓦克夫”的试点。
当今世界结构性贫困的两个案例
必须从关系的角度或多维度地将贫困理解为一系列经历。[18] 贫困最好通过支撑它的各种人际关系模式以及组织这些关系的社会制度来理解。 正是在这一点上，“瓦克夫”制度可以发挥作用，因为它定义了一套特定的社会组织关系。 在全球范围内，21世纪初，超过三分之一的人类（78亿总人口中的30亿）生活在贫困中，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 全球有20亿人患有矿物质缺乏症，10亿人无法获得饮用水，8.
4亿人营养不良且处于饥饿状态。 贫困和粮食不安全季节性地导致了干旱、战争、恶劣天气和饥荒等事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世界上四分之三的营养不良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他们正是我们所食用的食物的生产者和销售者。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贫困沿着种族界线呈现出折射。 白人家庭的平均财富为65.
6万美元，拉丁裔家庭平均为9.
8万美元，而黑人家庭平均仅为8.
5万美元。 黑人和拉丁裔家庭的平均财富加起来甚至不到白人平均财富的一半。 更糟糕的是，这一严峻现实意味着“普通黑人家庭需要228年才能积累起白人家庭今天所拥有的同等财富”。 中位数财富比平均财富更能代表典型家庭的情况，因为它避免了顶层极少数高收入者对中点数据的扭曲。 但无论你看的是中位数还是平均财富，白人家庭都明显比黑人和拉丁裔家庭富有。 白人的平均财富是黑人、拉丁裔和其他少数族裔财富的3到4倍，而白人的中位数财富则是少数族裔中位数财富的5到7倍。
那么，正如所提供的两个例子一样，当今贫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这个问题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探讨：1）精神贫困；2）结构性剥削；3）文化规范（例如消费主义或浪费）。 聚焦于精神贫困与结构性剥削之间的关系，我提出了两条途径，穆斯林可以通过这两条途径重振“瓦克夫”，并解决上述确定的结构性贫困根源。
重振“瓦克夫”与缓解农场工人的困境
朴门永续设计（Permaculture design）可以为解决全球农场工人的困境提供答案。 由比尔·莫里森（Bill Mollison）提出的朴门永续设计，是对具有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恢复力的农业生产生态系统的自觉设计与维护。 它涉及景观与人类的和谐融合，以可持续的方式提供食物、能源、住所及其他物质和非物质需求。 全球各地有几个成功的生态系统恢复营地，它们采用了朴门永续设计原则，以改善农业和生物多样性成果。 例如，位于危地马拉雨林塔廷村（Tatin Village）的“等高线营地”（Camp Contour Lines），抵制了刀耕火种的森林砍伐和玉米单一栽培的破坏，转而生产多样化的、当地拥有的农林产品。 同样，位于墨西哥圣米格尔-德阿连德的“Via Organica营地”，正在引领区域性努力，教育并形成干预性和再生性的食物生产方式，以应对墨西哥正在经历的荒漠化挑战。 加利福尼亚州比尤特县的“天堂营地”（Camp Paradise）是2018年野火摧毁了超过11万英亩森林后的直接产物。 它成功地动员了当地社区居民和学校参与到恢复项目中。 泰国的乌泰营地（Camp Uthai）、埃及西奈半岛的哈比巴营地（Camp Habiba）以及法国阿雅的维索雷尔营地（Camp Virsoleil），都是将朴门永续设计原则应用于恢复性项目的成功案例，这些项目既造福地球，也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朴门永续设计背后的假设之一是，当地生态系统有能力满足构成并依赖于它们的生物的需求。 但这与当前全球农业体系的运作方式相去甚远。 将食物从农场运送到餐桌的过程如下：荒野被生物学意义上地“清理”；大部分可耕地被转变为仅种植少数几种特定作物或饲养特定动物的自给自足农场；这些物种的选择基于它们对疾病和有毒农药的抵抗力；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非洲的后殖民国家，其作物种植被分配以符合欧洲人对单一全球供应链的愿景（即所谓的“经济作物经济”，或拉丁美洲的各种“香蕉共和国”）。 依靠经济作物经济生存的国家极易遭受破坏甚至饥荒，因为它们容易受到全球供需波动以及歉收季节的影响。 那些被专门挑选出来的物种——即那些被偏好或青睐的牲畜品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极度免疫缺陷，因为自然界中那种保持基因库稳健的杂交过程已不复存在。 它们也容易受到瘟疫的影响，这可能会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供应被摧毁，正因如此，农民会对家畜过度用药——所有这些药物最终都会进入我们的身体，甚至通过母乳进入我们婴儿的体内。
除了生理和生态成本外，全球粮食生产体系还带来了生存和生计成本。 在国际上，农场工人在生产全球粮食供应时，每小时的劳动报酬仅为几分钱。 例如，某些墨西哥农民群体，尽管收入是最低工资的两到三倍，但每天也仅赚取9美元。 美国农场的情况并不比其国际同行好多少，而且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消失。 当前的全球农业综合企业安排正直接迫使世界上绝大多数农业人口陷入极端贫困和饥饿，往往处于死亡边缘。[26]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农民群体的自杀率高于任何其他职业。
除了美国奶农自杀率上升外，全球范围内的农民自杀人数也显著增加。 法国公共卫生研究所2016年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2007年至2011年间，有985名农民自杀——自杀率比普通人群高出22%。” 在印度，49%的人口从事农业粮食生产，1995年至2014年间，超过29万名农民自杀。 即使是全球化模式的典范和国际粮仓澳大利亚也深受这一现象困扰。 研究发现，在昆士兰州，“农民自杀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群的两倍多。 在该州的偏远地区，农民的自杀率高达非农民的五倍。” 农业综合企业的种族主义政治也导致了城市中心的“食物沙漠”，工薪阶层的城市居民根本无法获得新鲜、健康的农产品。
这种惨淡的轨迹遵循了统治国际贸易的资本主义积累和垄断的更广泛逻辑。 运输成本降低（多亏了针对石油资源丰富国家的战争，随后是大卫·哈维所称的“剥夺性积累”），农业贸易被“自由化”，这意味着被强行开放进入更多的全球“自由市场”。 实际上，所谓的“自由贸易”涉及一方享有国家军事力量和市场监管机制的全面保护，而另一方在贸易条款上没有任何安全保障或发言权。 例如，在政治殖民行政机构解体后，被殖民国家从曾经殖民它们的同一势力那里获得了（附带条件的）贷款。 克劳福德·杨在谈到殖民势力在向“福利殖民主义”体面撤退时所享有的财政收入时指出：“终结性殖民政治的本质，是将宪政政体的脆弱嫁接植入到殖民专制的强壮树干上。”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关于殖民主义的文献更倾向于使用“新殖民主义”而非“后殖民主义”这一术语，前者暗示剥削和掠夺形式的仅仅是改变，而后者则暗示其终结。 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贷款所要求的臭名昭著的结构调整计划（SAPs）一样，来自前殖民势力的贷款制造了无法偿还的债务局面：这是一种惩罚性和报复性的金融状况，有些人称之为“复仇资本主义”。 “自由市场”涉及的不是平等者之间的契约，而是奴隶契约。
虽然有些人认为新技术和世界全球化必然是好事，但在现实层面，这些手段是以牺牲穷人的利益为代价来造福富人的。 农用设备的机动化和机械化成本太高，永远无法普遍实现；它们还会造成广泛的失业，摧毁人们维持自身、家庭、社区和国家生存的能力。 装备不足的农民不得不与海外商品——如香蕉、生菜、胡萝卜、肉类或牛奶——进行“竞争”，这些商品来自那10%能够负担得起以极低价格提供农产品的全机械化、成功的工厂化农场。 农场工人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回想一下，在伊斯兰历史中瓦克夫（waqf）的成熟期，随着社区需求的变化，awqāf（瓦克夫的复数）提供的服务也在随之改变。 今天，我们的需求与全球经济体系深度纠缠在一起。 这种资本主义体系对全球农场工人来说是一种吸血力量，正如汤姆·哈特曼使用阿尔冈昆语词汇“wetiko”所描述的那样。 Wetiko意为一种对他人的苦难完全漠不关心的疾病，哈特曼用它来描述我们现代的好战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 鉴于这一现实，问题变成了：伊斯兰教如何激励穆斯林去挑战和阻断全球资本主义的蹂躏？ 具体来说，我们如何复兴awqāf以纠正全球农场工人所遭受的致命蹂躏？
投资于朴门永续设计将为全球农业危机提供几个具体的解决方案。 朴门永续的伦理声明包括以下条款：
- 不再干扰天然森林 - 大力修复废弃系统 - 最小化耕作植物系统的土地使用 - 为濒危动植物物种建立避难所 - 基于这些伦理原则创建我们自己的非侵入性系统。基于这些原则设计当地农业系统将：实现粮食生产和农场劳动的本地化；从大企业手中夺回对粮食供应的控制权，并使社区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承担更大的责任；对部分农业用地进行“再野化”（即让土地回归荒野），以增加生物多样性、健康的生态系统功能和土壤韧性；并切断依赖于全球大多数农场工人贫困化的全球供应链。 生态系统恢复营地（如上所述）以及小规模社区花园和当地食品合作社项目的成功，为跳出全球供应链的思维框架提供了证据和希望。 它们还为巩固当地的瓦克夫（waqf）基础设施提供了具体场所，在解决现实历史问题的同时，从精神层面净化了我们的财富。 正如莫里森（Mollison）等人所承认的那样，问题不在于缺乏替代当前农业生产体系的创造性方案，而在于缺乏将这些方案付诸实践的政治意愿。
振兴瓦克夫与缩小种族财富差距
当今世界结构性贫困的另一个例子是美国的种族财富鸿沟，我认为这可以成为当今振兴瓦克夫（awqāf）的空间。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种族财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了。 经通货膨胀调整后，我们发现，在1983年至2016年间，白人家庭的财富中位数从11万美元增加到14.
7万美元；黑人家庭的财富中位数则减半，从7000美元降至3500美元；拉丁裔家庭的财富中位数从4000美元略微增加到6500美元。 财富差距还导致并加剧了其他差距：成就差距（即两个群体在教育程度上的差异，包括各群体在标准化考试中的表现）、经济流动性差距、生活水平差距以及种族健康差异。
反种族主义组织“穆斯林ARC”（Muslim ARC）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穆斯林们通过研究、课程开发和社区合作，致力于打击制度化的种族主义。 “Islah LA”是另一个致力于提供优质社会服务的组织，旨在加利福尼亚州南洛杉矶地区恢复和更新信仰、教育、团结、家庭、公民参与及经济赋权。 瓦克夫这一工具可以专门针对种族财富差距，通过资助社区中心、艺术家集体、智库、媒体机构和倡导机构，专门致力于弥合种族财富鸿沟。 此外，穆斯林可以从全国社区再投资联盟（National Community Reinvestment Coalition）、俄亥俄州立大学、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和Inequality.org获得建立特定目标瓦克夫基金的具体建议，这些机构在2019年联合发布了一份题为《弥合种族财富鸿沟的十项解决方案》的报告。 该报告提出了联邦层面的政策建议，但其中一些建议可以作为私人瓦克夫项目的蓝图。 例如，我们可以设立“婴儿债券”（baby bonds），即为儿童出生时设立托管账户，并根据其家庭的经济状况提供相应水平的捐赠。 此后每年，账户中都会增加资金，金额与儿童家庭的贫困程度成反比。 当孩子成年后，这笔债券可用于教育、购房或创业。 其希望在于开始纠正基于种族的不公平继承优势所带来的破坏，这种优势系统性地削弱了大多数黑人和拉丁裔家庭的发展机会。 哥伦比亚大学贫困与社会政策中心最近的研究表明，如果实施得当，“婴儿债券”可以将种族财富差距缩小十倍以上。
保障就业是另一个潜在的瓦克夫应用领域。 研究表明，仅仅增加劳动力参与度不足以让家庭摆脱贫困。 大多数工人阶级家庭——即劳工统计局所称的“在职贫困者”——终其一生同时从事多份工作，却依然无法为子女留下任何财富。 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需要更多能提供生活工资的好工作。 保障就业在联邦层面会有特定的形式，但在瓦克夫层面的私营部门，穆斯林可以在当地建立就业库（即必要任务登记册），并以最低工资雇佣低收入的黑人和拉丁裔成年工人，全职工作的年薪为24,600美元，并包含标准福利待遇。 经通货膨胀调整后，最低工资不仅未能跟上物价，自1968年以来实际上还出现了下降。 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靠今天的最低工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 朝着保障就业的方向努力将有助于纠正这一问题。
另一个潜在的瓦克夫应用领域是对经济适用房的投资。 如今在美国，几乎找不到一个赚取联邦最低工资（每小时7.
25美元）的工人能够负担得起两居室公寓租金的地方。 因此，一些州设定了高于联邦最低标准的工资率，以便更好地接近生活工资的要求。 穆斯林可以设立信托基金，例如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参议员提议的住房信托基金。 该信托基金将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并为首次购房者提供首付援助。 该信托基金可以专门帮助那些因绅士化（gentrification）而面临流离失所风险的家庭。 它还可以作为一个倡导平台，推动改变现行税收激励政策，因为目前的政策更偏袒富有的房主，而非租房者和首次购房者。
另一个用于纠正种族财富差距的潜在瓦克夫应用领域是免费医疗诊所。 美国穆斯林社区拥有大量的医生，这是我们的福分。 如果拥有财富和房产的穆斯林共同出资在邻近的低收入地区建立诊所并配备人员，且每位穆斯林医生每周或每月贡献一天时间提供免费的医疗检查和治疗，这将极大地改善低收入社区中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群体的整体健康、福祉和经济稳定性。 每年有无数美国人因医疗账单而陷入贫困；建立免费医疗诊所的瓦克夫基金可以缓解这一现象。 其他潜在且易于实施的瓦克夫项目包括无息贷款和免手续费的支票兑现，这将有助于纠正美国基于种族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的继承优势分配。
结论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上层的手优于下层的手”，意思是给予的手优于接受的手。 在阐述这段圣训时，乌拜杜拉·埃文斯（Ubaydullah Evans）建议，非裔美国穆斯林社区及其盟友应举行协作会议，规划出具体机制，使某些非裔美国穆斯林社区能够成为“给予的手”，从而分享圣训中所承诺的福分。 除了将瓦克夫作为穆斯林社会的核心机制，将给予的精神基础与社会福利的具体要求结合起来外，这些措施还将复兴一种失落的圣行（sunnah）。 通过瓦克夫基金在各美国穆斯林社区之间建立经济伙伴关系，有可能重现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看到麦地那社区在稳定性和资源基础上出现分歧时，所建立的那种美好且必要的“辅士-迁士”（anṣār-muhājirūn）亲缘关系。 在我们美国这个种族和民族多元化的穆斯林社区中，我们明显缺乏这类关系。 如果每个移民家庭都与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社区中的本土家庭建立联系，并增加一层相互权利和关怀，美国的种族财富差距会发生什么变化？ 瓦克夫并不局限于仅让穆斯林受益，因此，这些用于纠正种族财富差距的潜在瓦克夫应用领域，理应也能帮助提升美国非穆斯林有色人种的尊严并促进其发展。
穆斯林可以从无数个切入点识别贫困的结构性原因，并发展瓦克夫机构来纠正这些问题。 例如，在穆斯林历史上，动物收容所就是通过瓦克夫捐赠而得以保障的。 如今该如何重振瓦克夫（waqf），以应对包括淡水资源枯竭和物种灭绝在内的生态灾难？ 如果我们运用约翰·保罗·莱德拉赫（John Paul Lederach）所说的“道德想象力”，可能性将是无限的。他将其定义为“我们物种独有的天赋，但我们却很少理解或动用它”，唯有这种想象力能引导我们走向更具人性的视野，“从而建设性地影响人类社会的基本福祉”。 我们应当抓紧时间，清除瓦克夫这一丰富文明源泉上所积压的阻碍与荒废，并通过它运用我们的道德想象力，去解决当今世界贫困问题的具体结构性根源。 毕竟，这正是穆斯林瓦克夫制度的遗产。
安拉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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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参见 Khalil Abdurrashid，“作为社会的慈善融资：伊斯兰慈善机构（瓦克夫）的兴衰”，Yaqeen，2020年1月9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kh ... aqfs/。
• 同上，Abdurrashid。
• Timur Kuran，“伊斯兰法下的公共产品供给：瓦克夫制度的起源、影响与局限”，《法律与社会评论》第35卷，第4期（2001年）：841–98。
• 同上，Abdurrashid。
• 同上，Kuran，“公共产品供给”，849。
• 同上，Kuran，850。
• Norbert Oberauer，“奇妙的慈善：殖民时期桑给巴尔‘瓦克夫’实践的转型”，《伊斯兰法律与社会》第15卷，第3期（2008年）：315–70。
• Chau Johnsen Kelly，“Asha binti Awadh的‘瓦克夫’：坦噶尼喀米金达尼穆斯林在殖民法律下的坚守”，《国际非洲历史研究杂志》第47卷，第1期（2014年）：1–20。
• 同上，Kuran，“公共产品供给”，849。
• 摘自Kuran中的各种来源。
• 我感谢霍华德大学和Yaqeen伊斯兰研究学院的Altaf Husain，感谢他为我理解当今穆斯林慈善捐赠所做的贡献。
• Rodney Wilson，《伊斯兰与经济政策：导论》（爱丁堡：爱丁堡大学出版社，2015年）。
• 同上，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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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nett F. Baron，“财政指南对美国国际慈善事业的整体影响甚微，但对美国本土的穆斯林慈善机构产生了寒蝉效应”，《佩斯法律评论》第25卷，第2期（2005年）：307–20。
• Faiqa Mahmood，《美国穆斯林慈善事业：数据驱动的比较概况》，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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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 https://ecosystemrestorationcamp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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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Mazoyer 和 Roudart，《世界农业史》，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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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 Illene Pevec，《成长的人生：青少年园丁收获食物、健康与快乐》（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2016年），225–37；Amanda Whelan, Neil Wrigley, Daniel Warm 和 Elizabeth Cannings，“‘食物沙漠’中的生活”，《城市研究》第39卷，第11期（2002年10月）：2083–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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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 Haiven，《复仇资本主义：帝国幽灵、资本恶魔与无法偿还的债务结算》（伦敦：冥王星出版社，2020年），48–51。
• 例如，参见 Andrew Ross，“雷鬼DJ先生，去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载于《真爱：追求文化正义》（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98年），35–69；《生活与债务》，Stephanie Black导演，Jamaica Kincaid编剧，2001年。
• 同上，Mazoyer 和 Roudart，《世界农业史》，15。
• Thom Hartmann，“庆祝哥伦布日？再想想！”，Common Dreams，2004年10月10日，https://www.commondreams.org/views04/1011-27.htm。
• Mollison指出：“人工（设计）生态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真正区别在于，人工生态系统中的绝大多数物种（和生物量）是供人类或其牲畜使用的。 我们只是原始或自然物种组合的一小部分，其产出中只有一小部分直接供我们使用。 . . . 这是定居点设计的有效目标，但我们也需要一种以自然为中心的荒野保护伦理。 然而，如果我们不能控制贪婪，且不能从现有定居点满足需求，我们就无法为自然做太多事情。 如果我们能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可以从大部分农业景观中撤出，让自然系统繁荣发展。” 同上，Mollison，《朴门永续》，7。
• Chuck Collins, Darrick Hamilton, Dedrick Asante-Muhammad 和 Josh Hoxie，“弥合种族财富差距的十项解决方案”，政策研究所，2019年4月，https://ips-dc.org/report-raci ... ions/。
• 同上，Collins, Hamilton, Asante-Muhammad 和 Hoxie。
• 同上，Collins, Hamilton, Asante-Muhammad 和 Hoxie。
• Ubaydullah Evans，“施舍之手胜于受赠之手：美国黑人伊斯兰教、向上流动的希望与天课（Zakat al-Mal）”，穆斯林慈善与公民社会研讨会，印第安纳大学礼来家族慈善学院，2019年11月4–5日。
• John Paul Lederach，《道德想象力：建设和平的艺术与灵魂》（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23。 我特别感谢天主教神学联盟的斯科特·C·亚历山大（Scott C. Alexander），他在思考我曾在穆斯林慈善与公民社会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初稿时评论道，目前这些关于振兴瓦克夫（waqf）的建议，正是莱德拉赫（Lederach）所称的“道德想象力”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