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信仰中的民主观
 
1.1 舒拉（协商）：协商制度与伊斯兰法律的适应性
 
在伊斯兰中，治理是基于“舒拉”（Shūrā，协商）这一概念的。在政治治理中，它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 “舒拉”是一种全民公决，即大多数人达成共识，这是伊斯兰选择领导人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批准领导人决议的手段。阿布·扎赫拉博士在《政治与信仰中的伊斯兰思想与领导力历史》中写道：“所有的穆斯林，包括什叶派和各个学派（当时多达470多个），都一致认为：先知所定义的领导权——正如圣训所说‘如果你们有三个人，就选出一个领导’——只能通过选举来实现。这种选举发生在每个社区（Hayy）、省级（Wilāyat）以及更高一级的联邦机构（中央管理机构）。”
 * 协商会议（al-majlis ash-shūrā），这是一个由选出的专家组成的团队，负责为领导人提供建议。这些小组的任务是监督和观察领导人（murāqabat as-sultān）。他们的立场是评估领导人及其统治，并遏制任何可能侵犯人民权利的企图。他们必须意识到这些权利在不同民族、文化和环境习惯中的差异。这套系统很像今天美国的联邦制、州和地方政府以及市政厅。司法系统负责监督行政和立法部门，确保法律公平正确地实施。我们还有自由媒体，作为政府的“守望者”，一旦发现人民利益受到背叛的苗头就发出警告。
法律涵盖了所有影响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在领导人的管辖范围内。然而，领导人本人在治理中并没有像现代君主那样的个人选择权。先知（主福安之）禁止当选或被任命的领导人篡夺他不拥有的权力。他受法律约束，作为领导人，他的职责就是执法。协商会议则确保他确实在履行职责。
 
在沙里亚（教法）中，有些法律是不可更改的，或者说基本固定，这类似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宪法基础和《美国权利法案》。然而，其余的法律则是可以调整的，会随着以下因素改变：
 * “不可变”法律在实际操作中的应用（由早前法官的裁决确立，即判例法）。
 * 社会不断发展的需求。
“达鲁·伊夫塔”（判令中心）的工作就是为解决科技和习俗创新带来的问题制定新法的基础。先知（主福安之）并未要求对新事物强加某条特定规则，而是允许人们根据他生前确立的先例以及后世学者的研究，按需制定法律。法律的演变交给了人民，因为法律必须考虑到地理、环境、民族、文化因素，以及信仰和理解上的差异。
斯宾诺莎曾说：“每个人对个人生活的看法都不同。”每个人对每件事都有不同的意见，因此，实施“舒拉”或多数人选举，对于制定一套能成功有效治理人民的新法律至关重要。
 
1.2 领导人的民主选举
 
从一开始，伊斯兰就通过“舒拉”（选出的领导人委员会）强制实行民主，这是一个大家坐在一起、相互商量并选出一个人代表他们的过程。这个过程最近在阿富汗得到了应用，根据一个有1500年历史的传统，人们选出代表，然后聚在一起不仅选出了领导人，还选出了内阁和国民议会。最近确认卡尔扎伊为总统的“大国民议会”（loya jirga）再次证明，伊斯兰统治是基于民主选择的。
伊斯兰民主作用的一个明证就是：先知（愿主赐他平安）去世时并未指定接班人来统治穆斯林国家。他特意留给穆斯林，让他们根据他所教导的内容，聚在一起做出这个关键决定。
 
阿兹哈尔学者阿布·扎赫拉博士说：
“先知从未留下一个字或一个暗示来指示谁是接班人……在选举哈里发的会议上，圣门弟子们对于谁该接替先知曾有很大分歧，但最终通过多数人的共识选出了阿布·伯克尔。”
基本上，当时有三组人对谁该接替先知有不同看法：
 * 安萨尔（援助者）：麦地那的支持者，他们觉得领导权该归他们，因为先知从麦加迁徙过来时是他们支持了先知。
 * 另一组人：由阿布·伯克尔和欧麦尔带领，认为随先知而来的“迁士”（Muhājirūn）应该领导，因为他们最早归信。
 * 第三组人：主张由阿里领导，因为他与先知有亲属关系。
分歧并没持续多久，通过“舒拉”，这三组人很快达成共识，认为阿布·伯克尔最有资格掌舵。大多数人投了他的票，伊斯兰关于领导人和平更替的先例就这样诞生了。一旦多数人做出了决定，每个公民便通过一个个向新元首“入教宣誓”（baya'）来批准这一选择。
在三个竞争派别中选出候选人时，那些最早、最模范的穆斯林在选举制度上打下了宗教正统性的印记。圣门弟子们没有建立君主制或独裁政权，这一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伊斯兰的领导权是人民的选择。
一旦协商委员会做出了选择，每个穆斯林个人都有权选择接受或不接受。这被称为“拜阿”（baya'，宣誓效忠）。如果一组人觉得这个选择不公，他们可以拒绝接受并组成反对派。但最终，必须由双方都认可的法官根据诉求的有效性进行仲裁。
 
治理的行政方面也是通过协商进行的。由“舒拉”选出并经公民宣誓确认的领导人，有义务就行政决策进行咨询。因此，他要咨询委员会、议会或专门负责提供建议的顾问小组。
每当先知需要做出影响整个或部分穆斯林民族的决定时，他都会召集随从进行“舒拉”。有一次，在战斗开始前，一位圣门弟子问先知，营地的位置是来自神圣的启示还是协商。先知回答说是协商的结果，并随后采纳了小组的建议，驻扎在最近的水井旁。
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曾说：“在我之后由人民选出的人就是哈里发，你们必须听从并服从他。”在欧麦尔去世后，“舒拉”选出了奥斯曼；奥斯曼遇刺后，他们选出了阿里。
随着阿里的当选，出现了争议，穆阿威叶接管了哈里发职位。后来统治权传给了他的儿子，制度就这样从民主变成了君主制。此后，领导人的选择变成了世袭制，并一直持续到奥斯曼哈里发时期。
穆阿威叶将政治和宗教系统分开。然而，他经常咨询伊本·阿巴斯和伊本·欧麦尔，因为这两位拥有更深厚的知识。制度就这样变成了由宗教领袖提供建议的政治领导模式。
 
1.3 麦地那宪法
 
民主选举领导人是麦地那建城的模式。先知受到该市穆斯林的邀请，经由包括犹太人和多神教部落在内的所有公民选择，成为了统治者。随后，他制定了一份具有约束力的社会契约，一份由所有部落首领签署的协议，命名穆罕默德为领导人，并确立了约束各部落合作、协助保卫城市及保护居民的法律。
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班努·奥夫的犹太人与穆斯林是一个民族。犹太人有他们的宗教，穆斯林有他们的宗教。他们的自由人和他们本人都应受到保护，除非那些行事不义或犯罪的人……每个人都必须帮助另一方对抗攻击本文件签署者的人。他们的关系必须是相互建议、协商和行善……没有人要为盟友犯下的罪行负责。必须支持受委屈的人……每一个小群体都享有其应得的一份，作为参与本盟约的大群体的一员……”
这份文件，即《麦地那宪法》，确立了“同意”与“合作”在伊斯兰治理中的重要性。根据这份契约，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是伊斯兰国家的平等公民，拥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不同宗教取向的社群享有宗教自治权，这在本质上比现代的宗教自由理念范围更广。平等、协商治理和多元化原则美妙地融合在麦地那协议中。
从那时起，这份长篇文件被证明是一个多宗教、多文化社会受统一法律约束的典范历史模式。请注意，在签署合同时，非穆斯林方并没有接受先知作为他们的宗教领袖，而是坚信他能提供建立理想社会所需的领导力。在后来的世纪中，麦地那的治理系统成了法拉比及后世学者制定的“理想城”模型的基石。
伊斯兰有一个传统说法：“凡是穆斯林大众集体认为好的，在安拉看来也是好的；他们认为坏的，在安拉看来也是坏的。”正如文化、地理和自然环境会影响我们的需求，先知也意识到建立一套适用于当时环境的制度的重要性。他说：“多数人的意见是最好的。”
 
1.4 理想城
 
尽管继任制度变成了世袭制，但由先知穆罕默德建立的伊斯兰治理体系在法律、经济、工业、农业和宗教理解领域迅速演变。后来，随着倭马亚王朝被阿拔斯王朝取代，伊斯兰神学、哲学和政治理论也繁荣起来，在法拉比的《理想城》以及后来的纳速拉丁·图西的著作中达到了顶峰。
 
阿兹哈尔大学的伊斯兰历史学者阿卜杜勒·瓦希德博士写道：
“法拉比作为一名精通《古兰经》、圣训和圣门弟子实践的学者，通过对以往文明的广泛研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构思了伊斯兰政治理论的表述。”
法拉比定义了理想领导人的十五个特质：
 * 极佳的理解力，能迅速观察并领会所听到的内容。
 * 拥有强大的记忆力，能记住听过、读过和感触过的事，不健忘。
 * 高度智慧，能从一个想法的产生中看出群体的方向。
 * 雄辩，能清晰表达内心所想。
 * 热爱教育，并为所有公民寻求教育利益。
 * 不易疲倦，极具耐心。
 * 不贪图饮食。
 * 在解决物质需求方面高效且有成效。
 * 热爱真理及其支持者，憎恨谎言及其支持者。
 * 能迅速识破虚伪的人。
 * 极其慷慨，远超吝啬。
 * 不看重世俗财富，无论拥有与否都不在乎。
 * 热爱公正与自由。
 * 排斥压迫者和压迫行为。
 * 即便面对激烈反对，也能坚定决定对社会有利的道路。
 
1.5 伊斯兰留给西方的遗产
 
根据多数人的意愿制定法律和治理，以及调整法律先例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新需求，这些伊斯兰先例是留给西方世界的遗产。伊斯兰有一句名言：“伊斯兰不只是个人与主宰之间的宗教，而是一种教导人们在世间生活得仿佛会永生一样的生活方式。”
谢赫·阿卜杜勒·哈利姆·马哈茂德说：“伊斯兰文化和文明整体上是西方文明建立其法律规则的灵感源泉和信息来源。”
穆罕默德·伊克巴尔博士在他的《宗教思想的复兴》一书中说：“欧洲理解伊斯兰及其原则、规则和科学视角的进程极其缓慢。”
《人类的形成》作者布里福特说：
“我们必须公平。罗杰·培根在牛津学习阿拉伯语和科学，他们采用了他们所描述的阿拉伯方法。罗杰·培根就像一个信使，从伊斯兰宗教中带回原则和规则，呈现给欧洲和基督徒世界。”
伊克巴尔博士引用《人类的形成》一书说：
“我们今天所谓的知识及其原则，源于今天这种基于先例发展出的新研究精神和新方法。过去的所有这些原则、规则和科学课程，都是由阿拉伯人带给欧洲世界的。”
2. 伊斯兰中的个人自由
2.1 言论自由
先知（主福安之）说：“只要不是被命令去犯罪，一个好的信士必须听从并服从。”
这段圣训划定了立法者与人为统治之间的界限。伊斯兰治理的目标是实施安拉的法律——即《古兰经》和圣训中所立的法，统称为沙里亚。实施该法律的领导人应当被追随，不实施的则应当被纠正。确保领导人留在法律轨道上是伊斯兰学者的工作和固有责任。这不是普通大众的任务，但在伊斯兰中，所有公民都可以自由表达意见而无须担心报复。与今天大多数穆斯林国家所见（批评领导人一个词就可能入狱）相反，伊斯兰允许所有人发言，欧麦尔哈里发被一位女士当众纠正的著名案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与今天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声称的不同，只要领导人允许履行伊斯兰崇拜，就不允许武力反抗。因此，传统穆斯林明白，只要管理当局给人民履行宗教义务的自由，公民就无权制造混乱、破坏和平、扰乱领导层或企图用武力推翻政权。在这种条件下，公民无权反对国家的治理系统。
 
2.2 宗教信仰自由
 
先知穆罕默德自由地传播伊斯兰的信息，但同时也给了所有人选择任何其他宗教的自由。犹太人、基督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是穆斯林社区的有约成员。《古兰经》声明：
> “宗教绝无强迫。”
> 
因此，穆斯林法学家得出结论：虽然伊斯兰是首选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但它不能强加给任何人。在伊斯兰统治全球的1500年里，没有一起符合伊斯兰法的武力强加伊斯兰的事件。当非穆斯林通过领土合并或移民成为穆斯林国家成员时，他们可以自由实践其信仰。此外，对于天启宗教的信徒：犹太人、基督徒（被称为“经书人”）、琐罗亚斯德教徒以及后来的其他信仰，都给予了特殊考虑。他们不仅享有宗教信仰自由，还被允许维持自己的宗教法和习俗，即便这些与伊斯兰的教导相冲突。
伊斯兰文明坚实地建立在“法治”理念之上。因此，法律是公开透明的，公民和法院都要维护它。此外，穆斯林公民必须遵守伊斯兰法。如果穆斯林公民违反宗教禁令，他按伊斯兰法审判；而非穆斯林公民在宗教事务上按其自身信仰的法律审判。
此外，在伊斯兰中，亵渎或破坏非穆斯林的礼拜场所被视为非法。最初这仅限于某些信仰，后来扩大到印度的印度教徒和其他信仰。在穆斯林土地上的旅行者不应惊讶于随处可见的教堂、犹太教堂和其他信仰的寺庙，它们往往建在显眼的地方。
谢赫·艾哈迈德·朱尔贾维写道：
“从伊斯兰历史开始直到今天，你看不到穆斯林反对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犹太人或基督徒……甚至十字军东征也不是发源于穆斯林，而是来自欧洲人。我们看到萨拉丁甚至会让他的医生治疗基督徒士兵，随后让他们安全地返回英国老家。”
2.3 商业自由
伊斯兰赋予穆斯林国家公民随心所欲经营商业的自由，只要他们的行为不违法。旅行不受限制，贸易是开放的，人们可以自由从事任何职业。从伊斯兰角度看，边界和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管理划分，而不是移民或物质收益的障碍。
 
2.4 向政府请愿救济的自由
 
欧麦尔哈里发登上先知的演讲台说：“人们啊！你们在给妇女聘礼（聘金）时不要过分！！先知和他的同伴们给的聘礼通常是400迪拉姆或更少。如果给得多是一种敬畏或光荣，他们肯定比你们先做。我不允许任何人给的聘礼超过400迪拉姆。”说完他走下台。一位古莱氏族的女士当众挑战欧麦尔说：“信士的长官！你难道禁止信士给聘礼超过400迪拉姆吗？”欧麦尔回答：“是的。”她说：“你没听过安拉在《古兰经》里降示的内容吗？”他问：“哪一段？”她说：“你没听过安拉说：‘如果你给过她们其中一人一堆黄金（作为聘礼）……’这节经文吗？”对此欧麦尔说：“主啊，求你宽恕，每个人都比欧麦尔更有学问。”随后他重新登台说：“人们啊，我之前禁止你们给超过400迪拉姆，现在谁想给多少就给多少吧。”
2.5 税收
通过研究“天课”（Zakāt）的应用，伊斯兰固有的民主原则变得更加清晰，这是一种对国家穆斯林公民征收的税收形式。而应用于非穆斯林公民（他们也享受国家利益）的税收系统被称为“丁税”（Jizyā）。天课和丁税收缴的资金被严谨地用于社会福利和国防，提高了生活水平并抑制了犯罪需求。这两种系统都非常类似于美国的税收制度，使每个人受益。
 
3. 法律的层次结构
 
“统治归安拉”。传统穆斯林相信安拉是万物的统治者。在每一刻，安拉都是最高法官。然而，祂赋予了人类意志。为什么？如果安拉制定规则并要求我们遵守，同时又知道我们很软弱做不到，那就是压迫。安拉不是压迫者，而是对他创造的万物充满爱。祂不会强加给我们无法完成的任务。通过《古兰经》，安拉告诉了人类祂为我们选择的偏好，即祂最高的行为标准。
 
《古兰经》降示给先知穆罕默德，作为最高道德水平的模范。安拉说：“这是你作为我完美仆人的能力。”由于其余人类只是普通人，先知充当了中介，将神圣命令的力量降低到他所面对的人们所能承受的能力范围内。先知敦促穆斯林群体，在合格宗教学者的指导下，运用自己的头脑、判断和诚心去寻找法律的本意，并根据人们的能力进行调整。
法律是有层次的。最高层次是服从安拉。如果你不能服从安拉所有的命令，那就服从先知。降示在《古兰经》中的神性法律层次是抽象的。它是终极目标，就像天空中的太阳，照耀万物但人力无法触及。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白为什么《古兰经》中许多问题只用了概括性的语言。解释这些问题是先知的职责。安拉说：
> “谁服从使者，谁确实服从了安拉。”
> 
先知去世后，进一步编纂和实施现有法律成了学者和领导人的责任。因此，层次结构的下一层是服从那些掌权者，因为那些无法直接维持对先知服从的人，至少必须服从掌权者。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必须服从选举产生的领导人。
先知说：“如果三个人一起旅行，选出其中一个作为你们的领导。”
 
3.1 意见的分歧
 
伊玛目加扎利观察到，在研究所有不同国家的历史时，存在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
 * 物质主义：世界没有创造者，人类仅凭自我决断生活。
 * 理智主义：已知或未来的问题只能通过推理和先例来解决。
 * 灵性主义：我们需要的一切都通过人类与幽玄境界之间的启示和灵感获得。
《古兰经》证实了第三种态度，它谈论所有问题并提供理解人类生活每一个问题的微妙手段。
 
第一种和第二种态度在伊斯兰历史的最早期也有所体现，这证明从最开始，穆斯林群体的政体就分为三种取向。因此，学者们有义务通过证据和逻辑来证实他们的学说。伊斯兰从未禁止或压制这种理智的对话；每个群体都被允许发展自己的愿景和方法，不仅在政治理论上，在哲学和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在激进派看来，这些可能被视为异端）。
随着许多不同文化和民族进入伊斯兰，理智和精神领域都得到了极大增长。这要求穆斯林将他们的才智应用于每一个问题，而不只是依赖祖先的裁决。他们被要求从法律先例开始，然后将其提炼并调整为适合他们所生活时代和环境的新法律。这与《古兰经》中描述的那些顽固不化、铁石心肠的人的态度截然相反，那些人说：
> “我们确实发现我们的祖先遵循一套准则，我们确实是追随他们的足迹。”
> 
最好的伊斯兰规则程序开始得很慢，改变也很慢，没有狂热地强加不同群体的观点，并开始发散，从中涌现出不同的流派和方法。不同观点和意见在伊斯兰早期就存在了，甚至在先知时代也是如此，例如“去班努·古萊扎祈祷”的命令。
即使在先知时代，也应用了导致多数共识的考察过程。班努·古萊扎圣训证明了这一点：先知命令一群圣门弟子在到达班努·古萊扎之前不要做下午的礼拜。每个圣门弟子都遵循自己对这一命令的解释；有些人为了不错过礼拜时间而在路上就礼拜了，认为先知的意思是尽量快赶路；另一些人则坚持等到了地方再礼拜，结果错过了规定的礼拜时间。先知接受了这两种解释，因为他的初衷只是想让他们走快点。
从这个例子中，法学家得出了伊斯兰法学的两个基本原则：
 * 允许根据法律意图进行独立推理（Itjihād）。
 * 允许在解释法律时存在意见分歧。
 
3.2 伊斯兰法律的演变
 
谢赫·艾哈迈德·朱尔贾维写道：
“伊斯兰义务背后的智慧是什么？为什么规则会变？安拉创造了生物，我们从它们的行为中看到丛林法则、适者生存。我们看到鸟有喙作为武器，蝎子和蛇有毒，狮子有尖牙。同样，人类有基本的原始本能，但没有生存的体能。因此安拉制定了基本的法律和原则，为了建立一个体面稳定的社区，让人类生活在安全与保障中。通过这些原则规则以及安拉赋予每个人的不同意见，我们看到如果大家能聚在一起就共同生活的规则达成一致，人类理想的社区就存在了。”
 
因此，《古兰经》包含了不可更改的广泛、通用规则，这与今天的社会规则很像：生命的庄严、安全和言论自由，以及这些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然而，民主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法律随时间和环境的调整，是由社会变化、各种文化的涌入和物质条件的改变所促成的。伊斯兰最初来到一个生活方式统一的民族。随着宗教传播和边境扩大，所有不同的文明——各自拥有法律密码、传统和文化——都必须被纳入伊斯兰政体。这不是一夜之间实现的，需要穆斯林法学家的远见卓识。这在法律的发展中体现得最为优雅。
《古兰经》说：
> “如果安拉意欲，祂本可以使你们成为一个民族……”
> 
但安拉凭其智慧并没有这么做。人类社会被允许适应新环境，并在为各种道德伦理困境寻求有效解决方案的过程中进行竞争。
先知说：“在伊斯兰中开创优良风气（sunnatun hasana）的人，将获得该风气的报酬以及后世跟随者的报酬，而跟随者的报酬丝毫不减。”
 
先知理解新情况会出现，因此赋予穆斯林采纳对社会有益的伊斯兰法新应用的能力。
法律应用如何改变的众多例子中，包括《古兰经》的汇集。在先知生前，经文是根据启示顺序散落的。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主动将其汇集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书本格式。既然先知从未指示这么做，奥斯曼的行为就是一种创新。他引入了改变的观念，并由此确立了一个关于什么是宗教中良好或有用创新的先例。
 
在伊斯兰早期，作为先前社会结构的残余，奴隶制是被允许的。同时，伊斯兰引入了许多保护奴隶权利的措施，并鼓励穆斯林通过释放奴隶来赎罪。但直到后来，学者们才投票彻底废除奴隶制。
在斋月里，全世界的穆斯林聚在清真寺进行名为“泰拉威”的夜间集体礼拜。这在先知生前并不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而是后来为了保持穆斯林间的兄弟情谊、重振第二天封斋的精神而实施的。
同样，当穆扎法尔发现人们对先知的爱在减退时，他引入了公开纪念先知诞辰（圣纪）的仪式。当时的学者为他的行为辩护，认为这是好事。
我们国家的开国元勋们也承认人民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守法。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建立司法系统，逐案处理每次违规。换句话说，法律的应用根据当时的个人环境而变化。
 
3.3 不同学派的形成
在先知时代，伊斯兰是以极大的宽容和开放传播的。每日五次礼拜的命令是历经数年才下达的。对于喜欢含酒精饮料的阿拉伯人，是用了二十年时间才让他们慢慢戒掉酒。那些拜偶像的人并没有被他们的穆斯林亲属排斥。伊斯兰是温和引入的，而不是强制的。
最初，法律是由先知的圣门弟子传授的，他们迁移到穆斯林世界各地，在定居地形成了学术中心。随着时间推移，涌现出众多学术中心，以先知的城市麦地那为首，接着是库法和大马士革。后来这些知识中心在巴格达、布哈拉、撒马尔罕、开罗、科尔多瓦等城市蓬勃发展。正如我们在所有世界宗教的传播中所见，每个学派都适应了当地人的性格和文化。这个先例是由先知确立的，当时他派遣代表前往阿拉伯半岛的各个部落。他告诉前往也门的使者穆阿兹·本·贾巴勒，要宽待新穆斯林，不要立刻强加伊斯兰，而是让他们逐渐适应伊斯兰法律。
 
哈里发欧麦尔、阿里、穆阿兹以及后来的各派宗师，在伊斯兰框架下研究问题时都遵循不同的方法论。圣门弟子之后，成立了数百个伊斯兰思想流派，每个流派都基于安拉的法律，但由人来应用。
大马士革大学的法学学者瓦赫巴·祖海里博士写道，欧麦尔哈里发取消了先知时代给那些新近归信者（al-muallafat il-qulūb）的施舍。虽然法律里有这一项，但他裁定他们不再需要这种激励，因为他们的伊斯兰信仰已经稳固。在困难的“饥荒年”，欧麦尔取消了对偷窃者断手的惩罚，尽管这是《古兰经》中的基本规则。欧麦尔还是第一个建立监狱在判决前关押人的人。
 
在伊斯兰四世纪确定四大法学派之前，存在着424个以上不同的思想流派。这些流派由专家们通过考察先知及早期穆斯林世代确立的启示和先例而形成法律。
伊斯兰法学家采用了将法律应用于不同民族和文化的方法。例如，沙斐仪学派在伊拉克完全成型。当他搬到开罗后，他更改了许多裁决。在伊拉克，他判定礼拜中两个多余的动作会使礼拜无效；但在埃及，他把限制改成了三个，原因是气候更极端，礼拜者受到的干扰更多。
甚至基于学者共识（ijma'）的规则也是可以改变的。瓦赫巴·祖海里博士写道：
“如果随着时间推移，为了人民的共同利益环境发生了变化，后辈达成的共识可以废除前辈对某一问题的共识。汉巴里学派和部分哈乃斐学派的追随者认为，可以用符合后期环境的新法来重新制定或废除某个时期共识发展的法律。”
 
从伊斯兰角度看，这种法律的改革或更新是由社会随时间的改变所迫使的。
伟大的哲学家肯迪（800-873年）曾说：
“我们必须说实话：无论谁给了我们一个想法，我们都必须尊重他的观点和意见，哪怕是在最微小的问题上。更何况是那些为影响你未来生活的规则和法律进行推导的人呢？”
我们应该不断回顾过去发生的事，因为法律不可能凭空产生。审视之前的先例，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这至关重要。因为一件事不可能瞬间发生，每一件事都可能延伸一段时间，而后期对该问题的看法可能不同。对我们来说，最好是集思广益，总结前人说过和没说过的一切，得出适用于我们时代的有用裁决。
伊本·西那（阿维森纳）说：
“我决定收集前人所说、所写和所编纂的一切，不计较分歧，将其整合归类，向我这个时代的人展示前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以澄清和完善过去的判决。”
 
3.4 治理的层次
法拉比（950年逝世）阐述了关于不同规模社区治理的想法：
 * 随着人类遍布地球并居住在所有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和文化。
 * 我们可以将国家的治理方式分为两类：一类是能遵守最高水平原则和规则的理想国家，另一类是只能部分遵守的国家。
 * 遵守最高水平的国家分为三类：
   * 最高级：全球社会达成一致并团结协作。
   * 局部级：一个地区、城市或州的社会团结协作，而其他地方则不然。
   * 最低级：在一个地区或社区内实现和谐与合作。
一个所有州（省）相互合作的政府系统是成功的目标。正如美国的联邦制，每个下层组织相对于上层组织都是半自治的。伊斯兰要求实施一种普世的政治治理模式，而非局限于单一国家。因此，伊斯兰旨在造福整个全球社区，同时给予地方充分的自治权，在服从联邦法律的前提下制定自己的法律。
 
法拉比详述了在这样的社区中，每个人也拥有个人自由。他可以自由地根据自己的欲望（无论好坏）做出选择，他可以选择做一个好公民或坏公民。有善的方向也有恶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在分为三个等级的理想城中，社会赋予领导人实施法治的权力，赋予法院执法的权力。法律的终极来源是社区。理想城就是整个社区团结起来决定问题，并制定能让人民获得幸福满足的原则和规则。法拉比说：“确实，最大的幸福来自于这个城市为了决定方向而举行的集会。”
在解释文化环境与启示对法律发展的影响时，前阿兹哈尔谢赫阿卜杜勒·哈利姆·马哈茂德写道：
“在这些哲学原则中，包括公正、善恶的存在、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及其互动，其中最重要的是选择自由。穆斯林学者的领导力显示了他们观点的差异：每个人都能推导出不同的方法论，各种思想流派由此产生。”
国家就像一个种满各色鲜花的公园，呈现出无穷无尽、吸引人的形状和颜色。
采用不同方法论的过程始于哈桑·巴士里的学生瓦西勒·本·阿塔。他展示了希腊规则原则对穆斯林文明的影响，当时的领导人开始采纳这些法律原则。
 
4. 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制度
 
由于发源于阿拉伯半岛的部落地区，伊斯兰政治结构最初包括地方性的部落政府系统。在哈里发统治（作为从先知继承的领导权）的同时，每个部落在有限的领土内根据部落忠诚度和社区特定因素进行自治。
 
随着欧洲殖民的到来，西方政治价值观——特别是君主统治观念——被穆斯林政体的各个部分不平衡地采纳。互相竞争的殖民强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和葡萄牙逐渐控制了穆斯林国家的各个区域，俄罗斯在高加索和中亚也是如此。随着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增加，人们进一步欣赏王权和世袭统治。
殖民对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即使在殖民势力撤出后，穆斯林自己也保留了进口的君主制。权力的真空并不是由伊斯兰选举和民主制的复兴填补，而是由新君主填补的。这种影响在沙特、约旦、摩洛哥、突尼斯、埃及、马来西亚、伊拉克、利比亚、阿曼和海湾国家显而易见。此外，这些国家为了政治利益嵌入了其宗主国的政治系统。因此，殖民势力在穆斯林国家的影响部分解释了这些国家目前对民主的有限尊重。
 
今天，穆斯林国家正倾向于伊斯兰原始政治框架中所蕴含的民主理想，即便只是为了与西方世界的关系。遗憾的是，部落领袖反对转向议会制，促使领导人为一个本质上依然是专制的系统贴上现代民主的标签。在穆斯林国家，“总统”或“总理”的头衔很常见，并声称举行了选举，获胜者获得了广泛支持。然而，那些掌权者只是篡用了“选举”和“多数”等词汇，实际上他们根本不肯交出权位。独立政党的萌芽正在形成，但要真正开花，需要西方的大力鼓励。
 
谢赫·艾哈迈德·朱尔贾维说：
“如果我们必须给一群人贴上‘伊斯兰’的标签，他们事实上必须是真正的穆斯林。遗憾的是，我们绝不能称今天的穆斯林为真正的穆斯林。那是因为伊斯兰构成了规则、纪律、原则和基于规则原则的行动。今天这些都丢失了。伊斯兰只存在于讲座和教室里，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按照伊斯兰生活。它变成了一个没有躯体的名字。”
 
阿兹哈尔学者阿布·扎赫拉博士说：
“我们必须密切关注涉及政治问题及其与伊斯兰法学派纠葛的争端。利用伊斯兰的名义，他们企图为本质上是政治分歧的事物赋予可信度。这纯粹是对信仰的政治操弄，是无效的。”
传统伊斯兰中的民主模式是政治精英负责治理，其他人受托管理，并咨询社区中受尊重的成员。事实上，美国权利法案中珍视的许多自由都是伊斯兰固有的公民权利，包括言论自由以及男女平等。公正和对领导人效忠的压倒性原则进一步强化了民主原则。
 
5. 结论
美国穆斯林处于理想的位置，可以激励穆斯林和阿拉伯国家复兴伊斯兰民主制度。美国政治结构的一大部分构成了传统穆斯林所认为的理想状态。在美国，我们可以自由地实践信仰和生活方式，同时被鼓励参与政治系统。
 
在这里，系统不阻止任何人提升政治地位，而是将政治代表权建立在人民意愿的基础上，而这种意愿本身是由对成功的感知和候选人履行政治职责的能力决定的。因此，随着美国穆斯林开始积极参与政治系统，他们必然会成为阿拉伯世界及其他地区穆斯林的榜样。这在今天的阿富汗和其他国家已经显现，第二代和第三代美国穆斯林正在大批回归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尽管他们可能渴望并适合支持这种改变，但美国穆斯林启发这种政治转变还需要一些时间。考虑到在美国建立真正的民主花了200年，我们不能指望在阿拉伯世界能迅速实现。虽然伊斯兰推荐并坚定支持这种政治制度，但事实是，人们是在一套完全不同、且不太顾及伊斯兰信仰原则的系统中长大的。在先知去世不到五十年，当君主制变成选择统治者的方法时，民主原则在穆斯林世界就开始磨损了。寻求这种根深蒂固系统的改变需要耐心，鼓励民主从其伊斯兰根基中重新发芽。
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许多国家的反对党因缺乏资金而被迫噤声。许多人正在与石油资助的瓦哈比政权斗争，只有通过建立有效的抗衡力量才能成功。他们的行动不仅需要资金，还需要辅以全面的再教育计划，以确保长期影响。美国可以利用温和的穆斯林学者，保护他们免受报复，并充分利用他们参与制定此类计划，从而轻松支持穆斯林世界成功的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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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真的是个基督教国家吗？
作者：5Pillars (DH)
2026年2月23日

迪利·侯赛因认为，英国充其量只是在仪式和文化上保留了基督教色彩，但在国家结构和社会运作上，它完全是个世俗国家。他指出，极右翼分子所谓的“捍卫基督教遗产”，不过是空洞的政治口号。

昨天，我不大耐烦地看了一场 TalkTV 的辩论，简直是浪费时间。参加者是英国改革党的伦敦市长候选人莱拉·坎宁安和几位右翼评论员，他们在那儿争论英国到底是不是基督教国家。

整个过程让人尴尬。倒不是说这个问题本身不该问，这其实是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尴尬的是这场讨论一点深度都没有，逻辑混乱，甚至连基本的政治常识都欠缺。这些自诩为资深政客和专家的人，整场辩论都没离开过那些狭隘的口号和所谓的“文化战争”套路。

所以，咱们还是把这个前提说明白。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二战后的全球秩序中，也就是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当今世界大约由197个被承认的主权国家组成。每个国家都有明确的边界，理论上都拥有主权，并且受国际法约束，不能用武力扩张领土。这就是目前世界秩序的骨架。

但说实话，大家都清楚，国际法在执行上是不平等的。它约束不了美国、以色列、法国、英国、中国、俄罗斯这些核大国，却能死死限制住那些没核武器的弱国。这是地缘政治的现实。但从法律和结构上讲，国际体系确实是以主权国家为核心建立的。这是第一点。

世俗化的主权国家
第二点：这些国家中，绝大多数都是世俗国家。我说的“世俗”，并不是说他们全是无神论者。我的意思是，在管理国家方面，宗教要么完全不沾边，要么只剩下一点象征性的位子。
法律不是从经文里来的，治理国家不靠神学，社会的道德底线也不归宗教法管。

在近200个国家里，你满打满算只能找出几个真正把宗教教义当成治理根基的国家：梵蒂冈、沙特阿拉伯、伊朗、阿富汗和文莱。也许还有几个模糊的地带，但这五个是最典型的。在这些国家，宗教是融入国家法律结构的，公共道德也据此管理。

穆斯林世界
绝大多数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其实也是世俗主权国家。没错，有些国家国名里带着“伊斯兰”字样，宪法里也写着伊斯兰教是国教。有些国家的刑法、教育大纲或公共风化法里确实吸收了沙里亚法（Sharia）的内容。

但他们的整个法律体系基本上还是民法和世俗法。他们的治理模式无论是议会制、总统制还是君主制，都是在现代宪法框架下运行的。他们并没有像正统伊斯兰法理学所要求的那样，全面实施宗教法。

基督教国家也是一个道理。全世界每一个基督教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除了梵蒂冈——全都是世俗国家。没有一个是按照《圣经》法律治理的，也没有一个是从基督教神学里引申立法的。他们的权力来源是议会、宪法和民事法。
你可能会问：既然大多数穆斯林国家也是世俗国家，为什么在公共生活中，他们看起来明显比西方更保守、更有宗教氛围？简单的答案是：平均来看，全球穆斯林群体对信仰的虔诚度更高，更希望伊斯兰的价值观和道德感能影响社会生活。而西方的世俗基督教社会，甚至包括南半球的一些地方，这种愿望要淡薄得多。

这种社会层面的虔诚度差异，而不是政府或法律结构的差异，解释了人们看到的现象。当然，这也和伊斯兰教从诞生到现代，与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威之间完全不同的历史走向有关。但这话题太长，咱们以后再聊。

宗教多元化
世俗国家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宗教多元化。
在不同程度上，这些国家允许宗教少数派存在，允许他们礼拜、盖清真寺或教堂、过宗教节日，甚至在言论自由的框架下传教。当然，有些国家对少数派的限制比别处多，但宗教多元化的框架在整个世俗世界是普遍存在的。
说回英国。英国是一个世俗的自由民主国家，实行议会制和君主立宪制。没错，国王是英国国教的名义领袖；没错，基督教是国教；没错，主教在公墓院（上议院）里有席位；没错，法律最后得由国王签署。

但国王不起草法律，他不靠经文统治，也不发圣旨治国。如果哪位国王（或首相）敢阻碍议会的民主意志，宪法制度分分钟就能否决他。

英国在宪法、文化和历史上确实是基督教色彩的。它的遗产、符号和许多传统都源自基督教。但这并不代表它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它不归《圣经》管，不用基督教法理来管理社会，也不按基督教教义来维持治安。根据最后一次人口普查，认同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只占46.2%，它甚至连“基督徒占多数的国家”都算不上了。

如果英国真是个基督教国家，那后果会非常明显：一个真正的基督教神权国家必须按照《圣经》教义来管理婚姻和性行为。同性关系和婚前性行为在法律上将不被承认，也不能公开表达。同性恋自豪节会被取缔。当街喝醉是犯罪。博彩公司和赌场得关门。基于利息（高利贷）的金融体系会受到根本性的挑战。公共场所的言行准则会严格得多。很可能还会有一套源自经文的刑法，甚至死刑都会回来。
换句话说，现代英国的整个社会和道德架构都会彻底翻转。而那些喊着“英国是基督教国家”的人，其实没一个真心想要那种生活。

极右翼空洞的宗教口号
不管是“恢复英国党”、改革党、基督教民族主义者还是各种种族民族主义者，他们都不希望英国变成基督教版的沙特、阿富汗、伊朗或者梵蒂冈。现在不想，以后也不想。
因为他们那些空洞的宗教口号和狂热，根本不是为了建立神权国家。那只是身份政治和文化标签。他们只是在应对世俗自由主义带来的道德真空，以及抛弃基督教生活方式后的后果。

此外，我觉得这还跟抹黑、歧视和限制穆斯林有关。他们看不惯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在英国这个世俗、多元、多元文化社会中日益增长的存在感。

欧洲自己花了几个世纪才从宗教权威和神权控制中挣脱出来，进入世俗宪法秩序。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议会主权和君主立宪，这些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宗教专制和教条的反抗。

极右翼心里明白得很。他们是世俗自由民主制度的受益者。他们享受这里的自由，依赖这里的保护。他们对自己私生活或公共生活被《圣经》接管没有任何胃口，因为建立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国家不只是靠怀旧和贬低伊斯兰教就能办到的；那需要真正的信仰、纪律和牺牲。那意味着要放弃世俗自由主义提供的许多享乐和“自由”，而这个代价，他们几乎没一个人愿意付。

所以，咱们实话实说吧。英国在宪法上是基督教的，在某些象征意义上也是基督教的。但在结构和法律上，它是一个世俗自由民主国家。除非它的整个治理体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把《圣经》变成法律和公共道德的头号来源，否则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依然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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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杰斐逊如何阅读《古兰经》
 
 
 
弗吉尼亚公报的印刷社位于格洛斯特公爵街北侧，自从托马斯・杰斐逊首次来到威廉斯堡进入威廉玛丽学院求学以来，曾无数次被吸引走进这座印刷社。1765 年秋天，杰斐逊回到威廉斯堡参加大法院的秋季庭审期，当时他正忙于研读法律，协助乔治・威思准备庭审案件。他自己的正式法律培训即将结束。现存的《弗吉尼亚公报》日志显示，初秋时节他正在为律师资格考试做准备，期间购买了一本《衡平法基础原理》，这本概述性著作是理想的备考指南。同年秋天的另一次公报社之行中，杰斐逊购置了一本《古兰经》，具体来说是乔治・塞尔的英译本《古兰经》（通常称为 “穆罕默德的古兰经”），该译本近期刚以便携的两卷本形式再版。
杰斐逊此时购买《古兰经》或许也受到了法律研究的启发。作为学生，他对自然法产生的兴趣促使他尽可能广泛地涉猎这一领域的读物。该领域的权威著作 —— 塞缪尔・普芬多夫的《自然法与万民法》—— 为读者提供了不计其数的可供追踪的参考文献，因此也为杰斐逊的深入阅读提供了绝佳指引。普芬多夫的论著引用了各类来源的资料，远超法律和政治论述的范畴，涵盖了不同时代、地域和文化的作品。
 
尽管普芬多夫的著作反映了其所处时代对伊斯兰教的普遍偏见，但他仍在多个场合引用了《古兰经》中的先例。例如，在讨论谋杀与复仇问题时，普芬多夫引用了《古兰经》中的一段经文，并进一步将其与荷马和塔西佗作品中的类似段落相联系，以强调它们所蕴含的共同思想。此外，普芬多夫还发现《古兰经》与其他诸多重要议题相关：通奸、继承法、婚姻、禁止赌博、禁止饮酒以及战争的合法性等。
 
关于最后一个议题，普芬多夫不得不承认，《古兰经》中包含了对各国读者都具有现实意义的建议：“基督徒更应积极主动地调解他人的争端，因为即便是《古兰经》…… 也教导我们，若两个穆斯林国家或地区陷入战争，其他穆斯林应促成双方和平，并迫使加害方作出赔偿；完成这些后，再通过公平善意的方式使他们重归于好。” 诚然，普芬多夫在《古兰经》中发现的和平与合作理念值得他给予关注。杰斐逊现存的法律文件表明，他对普芬多夫的《自然法与万民法》有深入的了解。在他的法律著作中，没有其他任何一部作品被引用得如此频繁。普芬多夫的著作揭示了《古兰经》在法律解释中的相关性。
 
《印花税法案》的不公待遇迫使杰斐逊开始严肃质疑英国宪法法律传统，并转而在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思想中寻求终极答案，而他购置《古兰经》的时间恰在这一时期之后。鉴于当时他正将大部分时间投入法律研究，杰斐逊有充分理由同时研读《古兰经》，因为它同样是一部法典。正如穆斯林所坚信的，《古兰经》是真主的启示，它不仅是伊斯兰教的神圣经典，也是伊斯兰法的最高渊源。为了尽可能拓宽自己的法律研究视野，杰斐逊认为《古兰经》非常值得关注。
 
阅读《古兰经》还让他得以继续研究宗教史。大约在购买塞尔译本《古兰经》的同一时期，他在文学摘录本中所做的笔记显示，他正试图调和历史与经文之间日益明显的矛盾。他对伊斯兰教的好奇，与摘录本中所体现的、对传统宗教习俗和信仰如何在不同文化间传播的兴趣是一致的。例如，1765 年末，杰斐逊在摘录本中抄录了希罗多德的段落，从中可以看出他试图弄清割礼这一习俗 —— 根据《旧约》记载，这是上帝命令犹太人作为立约象征的犹太习俗 —— 为何在古代能从埃及传播到叙利亚。
 
杰斐逊绝非弗吉尼亚殖民地唯一或最早对伊斯兰教产生兴趣的人。毕竟，一些非洲奴隶原本就是穆斯林，尽管他们皈依基督教在当时是顺理成章之事。在弗吉尼亚圣公会的主流群体中，其他人了解伊斯兰教的途径各异：有时是阅读《古兰经》或穆罕默德传记，但更多时候是通过阅读近东的历史著作和旅行叙事。以弗吉尼亚殖民地另一位藏书家为例，韦斯托弗的威廉・伯德二世对伊斯兰教的好奇至少可以追溯到 1701 年，那一年他与约翰・珀西瓦尔爵士一同在英国旅行。
在旅途中结识英国东方学家汉弗莱・普里多后，伯德这样描述他：“凭借对阿拉伯语的专长，他对《古兰经》及其注释的研读，比其他一些神学家对《圣经》的研究还要深入。”普里多的例子激励了伯德进一步了解伊斯兰教。他也购置了一本《古兰经》，具体来说是安德烈・迪吕耶不完善的法译本衍生而来的英文译本，该译本同样存在缺陷。这个版本毫不掩饰其对伊斯兰教的怀疑态度。其标题页宣称，该译本面向英语读者出版，“旨在满足所有希望探究土耳其人虚妄之言的人”。书中甚至还附有一篇致辞，专门回应那些担心阅读《古兰经》会危害其基督教信仰的人。
 
尽管伯德称赞普里多对《古兰经》的了解，但普里多实际上传播了许多关于伊斯兰教及其先知的错误信息。他关于这一主题最详尽的著作《穆罕默德传：骗局的本质尽显》，主要是作为反对自然神论的论战文章而写。普里多原本打算利用自己对伊斯兰教的深入了解，撰写一部关于君士坦丁堡被穆斯林攻陷的历史著作，但他在 17 世纪末的英国目睹的宗教冷漠现象，促使他转而创作了一部警示性作品。他试图向圣公会读者表明，若他们忽视宗教信仰，就可能被具有征服所有国家野心的宗教狂热分子所征服。在普里多重述的先知生平中，穆罕默德既是骗子，也是暴君。在他看来，伊斯兰教的迅速传播为宗教冷漠的危害提供了一个现实教训。
 
作为一部所谓的穆罕默德传记，普里多的《穆罕默德传》让许多英美读者对伊斯兰教产生了偏见。17世纪末的虔诚新教徒对他的观点表示认同，这部书在 18 世纪多次重印。不知疲倦的圣公会牧师托马斯・布雷曾安排将大量神学著作集分发给北美圣公会的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他也将普里多的《穆罕默德传》纳入了运往美洲殖民地的书籍清单中。在推荐普里多的著作时，布雷让读者心生恐惧：若他们不虔诚地践行基督教信仰，就可能被异教侵蚀，被暴政征服。
 
约翰・特伦查德和托马斯・戈登的作品，让普里多《穆罕默德传》中传播的煽动性观点在殖民地美国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他们的合著《独立辉格党人》和《加图来信》，以对早期美国自由观和代议制政府发展的深远影响而闻名。为了论证言论自由和自由选举领导人的合理性，特伦查德和戈登特意将土耳其 —— 更广泛地说，将穆斯林国家 —— 作为反面例子。他们声称，伊斯兰教是通过暴力征服而非说教传播到各个地区的；压迫是伊斯兰国家的典型特征。例如，在土耳其，暴君式的穆斯林统治者压迫人民，禁止他们质疑政府或表达任何意见。特伦查德和戈登断言，那里禁止印刷业，求知是危险的，言论自由更是死罪，因为所有这些都与伊斯兰教相悖。
 
杰斐逊早期的著作中并未提及《古兰经》或伊斯兰教。年轻时，他对穆斯林国家的看法很可能与普里多、特伦查德和戈登所宣扬的观点一致。然而，杰斐逊并非会让这种无知的假设长期存在的人。他总是试图在对任何事物下判断之前尽可能多地了解相关信息 —— 这与亨利・菲尔丁在《约瑟夫・安德鲁斯》中通过巴纳巴斯牧师这一角色所讽刺的伪君子截然不同。在小说的一段对话中，亚当斯牧师向伪善的巴纳巴斯提议，他宁愿与 “一个善良正直的土耳其人” 为伴，也不愿与 “一个邪恶堕落的基督徒” 为伍。巴纳巴斯大惊失色，急于结束对话，生怕亚当斯开始称赞《古兰经》。而亚当斯则好奇地询问巴纳巴斯为何如此强烈地反对《古兰经》。“我从未读过那本邪恶书籍的一个字，” 巴纳巴斯回应道，“我向你保证，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它。” 与巴纳巴斯牧师截然不同的是，杰斐逊在敢于对《古兰经》提出反对意见之前，会亲自阅读它。
 
购置属于自己的《古兰经》，体现了杰斐逊愿意深入了解伊斯兰教的开放心态。阅读乔治・塞尔的译本，让他有机会对这一宗教形成客观的认识。塞尔的译本最初出版于 1734 年，是第一部直接从阿拉伯语翻译而来的英译本。它不仅比安德烈・迪吕耶的译本更可靠，塞尔还撰写了一篇《序言》，对伊斯兰教进行了研究详尽、资料丰富的概述 —— 第一版中该序言近两百页，第二版中则单独构成了第一卷。塞尔的《古兰经》译本是学术史上的里程碑，其译本在 20 世纪之前一直是标准的英译本。
 
当然，塞尔在 18 世纪的新教欧洲出版《古兰经》译本，不可能对伊斯兰教呈现完全客观的视角。尽管他称穆罕默德为 “异教徒” 和 “骗子”，但他对伊斯兰教的整体论述却异常公允。《序言》详细叙述了穆罕默德的生平，并强调了他的个人美德。塞尔还对伊斯兰历史、神学和法律进行了详尽的探讨。他的学术素养和对研究主题的投入，使他能够反驳西方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对伊斯兰教的诸多偏见。例如，他驳斥了 “伊斯兰教通过武力传播” 这一粗俗的错误观点。塞尔在叙述中指出，穆罕默德传播伊斯兰教依靠的是雄辩的口才，而非军事力量。
 
他为译本撰写的引言部分，促使读者将《古兰经》视为一部法典。毕竟，塞尔是内殿律师学院的成员，也是一名执业律师。在献词中，他称穆罕默德为 “阿拉伯人的立法者”，认为 “他为阿拉伯人提供了他所能给予的最好的宗教和法律，至少比古代异教立法者的法律更优越”。在对英语读者致辞时，塞尔表示：“如果外国民族的宗教和民事制度值得我们了解，那么穆罕默德 —— 这位阿拉伯人的立法者、一个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建立起比罗马人曾经统治的疆域更为广阔的帝国的创始人 —— 的制度，无疑更值得我们研究。” 既然法律专业的学生要研究古罗马的法律先例，他们也应该研究一个影响力甚至超过罗马的社会的法律先例。
 
塞尔《序言》的第六部分包含了许多与杰斐逊正在进行的民法研究相关的信息。该部分题为 “《古兰经》中的民事制度”，开篇便将伊斯兰法与犹太法进行了对比：“伊斯兰民法以《古兰经》的戒律和规定为基础，正如犹太民族的民法以《摩西五经》为基础一样。” 这一部分探讨了伊斯兰教法中关于婚姻与离婚、继承、私人契约、谋杀、过失杀人以及盗窃等方面的规定。
例如，关于伊斯兰法中对盗窃的惩罚，塞尔写道：“法律规定对盗窃行为的惩罚是砍掉犯罪的肢体—— 手；乍看之下，这似乎颇为公正：但查士丁尼法典禁止残害窃贼，这一规定更为合理；因为盗窃行为通常是贫困所致，砍掉肢体会剥夺窃贼以正当方式谋生的手段。” 多年后，杰斐逊在修订弗吉尼亚州法律时，表明他曾深入思考过刑罚与罪行的适配性问题。当他将自己著名的《罪行与刑罚比例法案》寄给导师乔治・威思，并解释该法案的核心思想时写道：“‘以眼还眼，以手还手’的刑罚执行起来，其道德影响是值得怀疑的。”
塞尔的《序言》为杰斐逊提供了他最为珍视的详细信息。塞尔引用了罗马民法的先例，并为其他相关著作 —— 包括普芬多夫的《自然法与万民法》—— 添加了脚注。通过塞尔的注释，《古兰经》又将杰斐逊带回到了最初可能引导他关注《古兰经》的那部著作。
杰斐逊著作中提及《古兰经》的地方虽不多，但却揭示了他是如何从宗教、法律和文化的角度理解这部经典的。他在 1783 年编制的手稿图书馆目录中对《古兰经》的归类，表明了他如何看待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总体而言，杰斐逊将藏书按广泛的主题领域分组，并在目录中称之为 “章节”。他将塞尔的《古兰经》列入了第 17 章 “宗教”。每一章内的书目也都经过了精确的编排，但杰斐逊在不同章节采用了不同的编排逻辑。尽管他仔细整理了每一章的书目，但从未记录过自己划分章节和编排书目所依据的原则。然而，他的书信明确显示，他在编排各章节内容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心思，因此当他人忽视他的编排方式时，他会感到不满。
 
后来，杰斐逊将自己的私人藏书出售给美国政府，成为国会图书馆的基础藏书。国会图书馆的馆员出版了一份藏书目录，保留了杰斐逊的章节划分，但将每一章内的书目按字母顺序重新排列。杰斐逊在给一位通信者的信中批评了目录的编纂者：“这份目录的出版形式遭到了严重破坏；尽管他们保留了我的章节划分，但却将每一章内的书籍改为按字母顺序排列，而非我所采用的编年体或分析性编排方式。”“编年体或分析性编排方式” 是杰斐逊对各章节内书目编排原则的唯一说明。基本上，他的意思是，他要么按时间顺序编排书籍，要么设计了其他符合逻辑的编排模式。有些模式比其他模式更容易辨识。
杰斐逊为构成第 17 章的宗教类书籍所采用的编排逻辑并不明显。塞尔的《古兰经》在列表中位列第四。排在它之前的三部作品均阐释了古希腊和罗马时期的宗教信仰：法国加尔文主义者塞巴斯蒂安・沙泰永编辑的希腊神谕集《西比拉神谕》；当时最受欢迎的古典手册 —— 威廉・金的《异教诸神与英雄史》；以及格拉布街作家塞缪尔・博伊斯编纂的百科全书式著作《新万神殿：或异教诸神、女神、英雄等的传奇历史》。《古兰经》之后的书目包括多部《旧约》、包含《新旧约》的《圣经》全集，以及多个学术版本的《新约》。
 
乍看之下，这种编排方式总体上似乎是按时间顺序进行的。列表以一部对古代宗教观念形成产生过非凡影响的异教神谕集开篇，随后是两部有助于理解希腊罗马神话中众多神祇的参考工具书。从这些作品开始，目录最终从犹太教过渡到基督教。然而，《古兰经》的位置却打破了这一时间顺序—— 这部经典的成书时间显然远晚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神圣经文。据称，《古兰经》的经文于 7 世纪上半叶启示给穆罕默德，由其追随者记忆留存，并在穆罕默德去世后汇编成书。从历史年代来看，《古兰经》本应排在杰斐逊收藏的《新约》之后。《古兰经》借鉴了《希伯来圣经》中的一些典范人物 —— 其中最重要的是亚伯拉罕 —— 其文本中甚至包含了对基督徒和基督教的具体提及。此外，《古兰经》本身的特性也使其脱离时间顺序的编排具有了合理性。据称，《古兰经》的文本超越了时间范畴，作为真主的话语，它存在于时间之外。
 
然而，杰斐逊将《古兰经》置于非历史顺序的位置，并非因其 “超越时间” 的特性。相反，他在手稿目录中对宗教类书籍的编排遵循了一种与时间顺序高度相似的分析性逻辑。进步理念是杰斐逊编排宗教类书籍的核心依据，这份书目显示出一种从异教到基督教的总体演进脉络。在《弗吉尼亚笔记》中，杰斐逊对一神论和无神论表现出一种淡然的态度，他表示，邻居 “说有二十个神，或说没有神”，对他而言并无太大差别。但另一方面，图书馆目录表明，作为一神论宗教的伊斯兰教，代表着对古代多神论的进步。目录的编排暗示，伊斯兰信仰体系虽比异教有所进步，但仍不及基督教所代表的信仰体系。
 
杰斐逊在其收藏的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的批注，证实了手稿图书馆目录中所隐含的对伊斯兰教的态度。杰斐逊的批注对应着该书后半部分的一段内容，吉本在其中讲述了 15 世纪穆罕默德二世进入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故事。吉本描述了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将这座基督教大教堂改建为清真寺的过程：
“遵照他的命令，这座东正教的首府教堂被改建为清真寺：宗教崇拜中那些贵重且便于携带的器具已被移走；十字架被推倒；墙上覆盖的画像和马赛克镶嵌画被清洗干净，恢复了朴素的原貌。就在同一天，或是接下来的周五，宣礼员登上最高的塔楼，以真主及其先知的名义宣读宣礼词；伊玛目进行布道；穆罕默德二世则在那座宏伟的祭坛上进行了祈祷和感恩仪式 —— 不久之前，最后一位罗马皇帝还曾在此处参加基督教的神圣仪式。”
读到这段文字后，杰斐逊想起了莪相诗歌《卡尔顿》中的诗句，并在书页底部批注道：“我曾见过巴尔克卢萨的城墙，如今却一片荒芜。克卢萨河因城墙倒塌而改道。蓟草在那里孤独地摇曳。苔藓在风中低语。狐狸从窗户探出头来：城墙上茂密的野草在它头顶随风摆动。”读到穆斯林占领基督教大教堂的这段描述时，杰斐逊将其比作目睹一座古老建筑回归自然状态。在他看来，穆罕默德二世及其追随者就如同莪相诗歌中的狐狸和蓟草，是衰败而非进步的象征。
 
杰斐逊在书信中对《古兰经》的一次提及，有助于进一步阐明他将其既视为宗教著作也视为法典的态度。在给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的信中，他明确将《古兰经》与法律研究联系起来：
“我长期以来一直与你一样，为法律科学的衰落而哀叹。人们似乎认为，布莱克斯通对我们而言，就如同《古兰经》对穆斯林一样 —— 所有必要的知识都包含在其中，而书中没有的东西则无关紧要。”
尽管杰斐逊引用《古兰经》主要是为了批判威廉・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但他对两者的对比揭示了他将《古兰经》与法律阅读相关联的认知，也暗示了他对《古兰经》的理解方式。此外，这一对比也使得杰斐逊对布莱克斯通的其他批判，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对《古兰经》的态度。
毋庸置疑，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是一部里程碑式的法律文本。布莱克斯通于 1765 年开始出版这部巨著，而此时恰逢杰斐逊完成其正式法律培训。杰斐逊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后，开始指导许多年轻人学习法律。起初，他对布莱克斯通的著作表示认同，并向法律学习者推荐。但随着思考的深入，他越发意识到这部著作的危险性。《英国法释义》声称内容包罗万象，这实际上默许法律学生忽视其他相关书籍，避免从其他角度解读法律。在对这部著作及其作者最严厉的批判中，杰斐逊表示，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比其他任何著作都更严重地导致了法律科学的衰退。学生在书中能接触到各种知识的皮毛，而他们的惰性很容易让他们相信，只要理解了这本书，就掌握了全部法律知识。” 根据杰斐逊对这两部作品的类比，他对《英国法释义》的评价可以改写为对《古兰经》的看法：穆斯林在《古兰经》中能找到各种知识的皮毛，并说服自己，只要理解了这本书，就掌握了伊斯兰教的全部精髓。
伊斯兰法权威指出，尽管《古兰经》是穆斯林法律的最高渊源，但伊斯兰法学还存在《古兰经》之外的其他渊源：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穆斯林的普遍共识，以及 “创制”（即法学推理）—— 通过这一方式，几乎任何穆斯林都可以为《古兰经》的宗教解读作出贡献。没有证据表明杰斐逊认识到这些伊斯兰法学的其他渊源。他在将《古兰经》与布莱克斯通著作进行对比时所表达的观点表明，杰斐逊认为伊斯兰教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其信徒不加质疑地接受《古兰经》的教义，而不参考那些有助于解读神圣文本的补充文献。
 
杰斐逊著作中对《古兰经》最令人不安的提及，出现在 1786 年他与约翰・亚当斯提交给当时的外交部长约翰・杰伊的一份报告中。美国政府委托两人与黎波里苏丹的使者阿卜杜拉赫曼会面，商议可能的条约事宜。阿尔及尔、摩洛哥、突尼斯和黎波里构成了巴巴里海岸地区，该地区的海盗长期以来一直骚扰美国商船，俘获美国水手并索要赎金。巴巴里海岸的穆斯林国家认可海盗行为 —— 前提是这种行为是以伊斯兰教的名义针对非信徒实施的。在殖民时期，由于英国向巴巴里国家支付贡品（用于防范海盗的保护费），美国船只受到保护，免受伊斯兰海盗的袭击。美国独立后，由于美国政府拒绝向巴巴里海岸国家支付贡品，巴巴里海盗得以自由袭击这个新兴国家的商船。巴巴里海盗在美国政府的默许下行事，对美国商船的袭击，是针对美国平民目标的早期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例子。
 
在会面中，亚当斯和杰斐逊询问黎波里大使，他的国家为何要向未曾伤害其人民的其他国家发动战争。他们向大使表明，作为美国的代表，他们将所有未曾伤害或挑衅过美国的国家都视为朋友。
大使解释说，巴巴里海岸海盗的行为 “基于他们先知的法律，《古兰经》中已有记载：所有不承认他们权威的国家都是罪人；他们有权并有义务在任何能找到这些国家的地方对其发动战争，将俘获的所有人变为奴隶；而任何在战斗中牺牲的穆斯林都肯定能进入天堂。” 即便在今天，尤其是在当下，大使的这番话仍令人不寒而栗。
与黎波里大使的这次会面，给杰斐逊上了一堂生动的课，让他认识到仅仅依赖单一文本而不参考补充文献和其他解读方式可能带来的巨大危险。诚然，如果一部宗教文本似乎认可战争，其读者在仓促发动战争之前，理应研究他人对该文本的解读，以求得更清晰的认识。阿卜杜拉赫曼及其所认可的穆斯林海盗，认为无需参考其他文本即可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们所需了解的一切都在《古兰经》中，而《古兰经》中没有的内容，他们也认为无需知晓。
 
至于杰斐逊本人，他认识到自己需要了解更多 —— 远比现在多得多 —— 于是开始深入研究这一主题。与大使会面后，他购置了多部与伊斯兰教研究相关的书籍，包括沙拉夫丁・阿里・亚兹迪的《帖木儿传》、索弗尔・卢西尼亚诺的《阿里贝伊叛乱史》（其中包含关于埃及政治和政府的详细信息），以及保罗・赖考特的《奥斯曼帝国现状史》。赖考特的这部作品因其文体优美且对土耳其政治的客观描述，使他被誉为 “新塔西佗”。
渐渐地，杰斐逊产生了学习阿拉伯语的兴趣。18 世纪 70 年代初，他与威廉玛丽学院道德哲学教授塞缪尔・亨利建立的友谊，为他进一步发展这一兴趣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亨利最著名的身份是威廉・贝克福德《瓦泰克》的编辑和注释者，他是一位资深的东方学家，从其为《瓦泰克》撰写的大量注释中可以看出，他不仅熟悉塞尔的译本，还通晓《古兰经》的原文。18 世纪 70 年代末，杰斐逊通过购置威廉・琼斯爵士的拉丁语著作《亚洲诗歌评论》，表达了自己对近东语言的兴趣，该书对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诗歌进行了历史和批判性的概述。
不久之后，杰斐逊开始自学阿拉伯语。他购置了一些基础阿拉伯语语法书，包括托马斯・埃尔彭西乌斯的《阿拉伯语基础》和他的朋友兼通信者康斯坦丁 - 弗朗索瓦・沃尔内编写的阿拉伯语语法书《东方语言简化教程》。他还获得了海因里希・西克编辑的《婴孩福音》，该书采用阿拉伯语和拉丁语双语对照排版。此外，他还为自己的图书馆增添了阿拉伯语版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综合来看，这些书籍表明，杰斐逊系统学习阿拉伯语的方法，与他学生时代确立的学习其他语言的步骤高度一致：先熟悉基础语法，阅读双语对照文本（新语言与熟悉的语言并列），然后阅读用新语言撰写的熟悉文本。杰斐逊不仅认识到自己学习阿拉伯语的重要性，还认为其他美国人也应该有机会学习这门语言。18 世纪 70 年代末，他在修订弗吉尼亚州法律时，起草了一项法案，提议扩大威廉玛丽学院的课程设置，将东方语言纳入其中。
 
大约在同一时期，杰斐逊起草了另一部更著名的法案《建立宗教自由法案》，他在法案的序言中写道，任何试图通过 “世俗惩罚、负担或民事资格限制” 来影响他人思想的行为，“只会滋生虚伪和卑劣的习性，背离了我们宗教神圣创始人的初衷”。他在自传中回忆了围绕这项法案的立法辩论：
“序言中宣称，强制手段背离了我们宗教神圣创始人的初衷，有人提议添加‘耶稣基督’一词，使该句变为‘背离了耶稣基督 —— 我们宗教神圣创始人的初衷’。这一增补提议被绝大多数人否决，这表明他们希望将保护范围扩大到所有人 —— 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基督徒与穆斯林、印度教徒，以及各种信仰的无信仰者。”
正如杰斐逊的编辑所指出的，现存记录中并未提及这一提议的增补内容。换句话说，弗吉尼亚州的立法者在辩论这项法案时，或许并未想到穆斯林，但杰斐逊在撰写法案时确实考虑到了这一群体。
作为宗教自由的倡导者，杰斐逊愿意让美国同胞自由践行任何宗教，包括伊斯兰教。尽管他愿意允许信徒践行伊斯兰教，并竭力深入了解这一宗教、阅读阿拉伯语原文文本，但《古兰经》及其教义对杰斐逊的个人经历而言，本质上仍然是陌生的。18 世纪 90 年代初，他在给约翰・亚当斯的一封信中，再次以《古兰经》作为类比。在提及康涅狄格州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时，他解释说该文章与托马斯・潘恩的一篇政治宣传册和他自己的一篇文章毫无关联，就像“与《古兰经》毫无关系” 一样。《古兰经》对杰斐逊而言如此陌生，以至于他将其用作表示 “无关紧要” 的类比工具。
 
杰斐逊对《古兰经》最感到不安的一点，是伊斯兰教宣称其具有绝对正确性。1765 年购置《古兰经》时，他已经养成了严谨的习惯：对于同一主题，会查阅和比对多个不同来源，以验证所接触到的观点。在杰斐逊看来，没有任何书面文本能像伊斯兰教赋予《古兰经》那样的绝对权威。后来，他在给彼得・卡尔的建议中写道：“勇敢地质疑甚至上帝的存在；因为如果真有上帝，他必然更赞许理性的敬仰，而非盲目的畏惧。”在正式法律培训即将结束之际阅读《古兰经》，杰斐逊已经具备了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认清《古兰经》的本质 —— 以及它所不具备的特质。在他的图书馆书架上，在他的思想中，《古兰经》始终处于异教与基督教之间的中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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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10万八旗怎么统治一亿中原人口？其中一项举措就是挑拨回汉民族关系


有一次在西北跑采访，中午饿得眼冒金星，被朋友拖进街边一家看上去不怎么起眼的清真馆子，门口挂着绿牌子，里面墙上一排阿文，油烟往天花板上一蹿，和外面麻辣烫的红汤味儿撞在一起，空气都显得有点拥挤。

隔壁两家店，一边是回民拉面，一边是汉人炒菜，中间隔着一堵薄薄的墙，后厨的烟囱却伸上了同一片天空，锅碗瓢盆敲得叮当响，我那一刻突然有点恍惚——这堵墙到底是为了分开锅，还是为了分开人

坐在小板凳上等面的时候，老板给我讲，他爷爷当年讲“回民起义”的事，说得轻描淡写，说“那会儿乱的很，杀来杀去的，最后也没闹明白是谁杀谁”，说完夹起一把香菜撒在汤里，又加了一句，“反正老百姓都不招人待见”

那种“没搞明白是谁杀谁”的迷糊感，其实就是历史留给普通人的后遗症

书上往往写得干干净净：“同治陕甘回民起义”“捻军”“太平军”，像列菜谱一样，把一次次血淋淋的冲突写成一个个好记的标签，但对于真正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很多事根本没这么分得清

是穷人跟穷人打，还是回民和汉民打，是为一口水、一块地、一点脸面，还是为了某个皇帝的江山，谁说得清呢

鲁迅写《呐喊》的时候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句话翻过来用在冲突上也挺合适的，地上本来也没有那么多“民族仇”“传统恨”，说得多了，打得多了，就变成了好像一直都在的东西

而清朝在回汉关系上的那些操作，说白了，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划了很多看不见的线，推着人们往“对立”的方向去走

只不过，那不是今天网络里骂来骂去那种简单的“挑拨离间”，而是一种帝国式的懒政和老谋深算混在一起的治理方式——不一定刻意要你们互相仇恨，但只要你们始终难以抱团，他在中间就更好说话

听着是不是有点耳熟

被划成一类的人，慢慢就活成了那一类

你小时候要是上过那种爱搞“优等生”“后进生”墙上贴名单的学校，大概能理解清朝这种“把人分门别类”的威力

清廷在纸面上没有一开始就说“这是某某民族”“那是某某民族”，官方话术里经常是“军户”“民户”“番户”“回户”，听着像统计表上的分类，可一旦被写进档案，被写进县志，就开始慢慢发酵

在西北很多地方，回民被单列成“回民户”“回户”，和普通“汉民户”分着记，案件上报的时候，“回匪”“回民事务”单归一类，“汉民案件”又是一摊，回民聚居地，有些索性交给军政系统直接管理，不让普通地方官插太多手

你琢磨一下，这种操作怪不怪

表面看是“便于管理”“因俗而治”，听起来像现在填表单选“民族”选项那种行政流程，但在现实里，它悄悄干了一件很要命的事——把原本纠缠在一块儿的乡土社会，沿着身份线，割出一道缝

人一被划成了单独一类，后面很多事就会自动朝某个方向滑

一个打架斗殴的案子，如果双方都是“汉民”，那就是乡绅调解、里长出面，多半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顶多记一句“民变”或者“械斗”

但只要一边被盖了“回”的章，那就不一样了，案卷里会多几个字：“回匪”“回众”“反教”，性质轻轻一拐，后面能动用的处理工具就不一样，兵、饷、谴责、问罪，一整套从上到下的权力机器就接上来了

你说清朝是不是故意想挑拨回汉

其实未必有那么“坏心眼”的连续剧剧情，多数时候只是帝国的惯性：哪里觉得难管、风险大，就先圈出来，打上红框，日常多盯着点，出事更方便出手

但这一步一做，“我们”和“他们”的感觉就埋下去了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写过一句话，大意是，人们以为历史是伟人意志推动的，其实更像是无数微小选择堆叠之后的必然，清朝在回汉关系上的这种分类，也是这种“微小选择”的典型，你问每一任官员，他也许都说自己只是“照章办事”，可三十年、五十年累积下来，那就不是“办事”，而是“造世界”了

更吊诡的是，一旦身份被制度固化，人自己也难免会“对号入座”，被当成“特殊群体”久了，就容易出现一种自我防御的凝聚，对外更敏感，对内更讲究“自己人”，久而久之，分裂就有了基层情感基础

张承志写《心灵史》的时候，反复写西北那些清真寺、坊巷、集市，写那些在风沙里挨过清军屠杀的家族，那种撕裂感，是从很细碎的日常里渗出来的，而不是靠一两次大战役就能解释清

有点像今天一些人挂在嘴边的“我们这种人”“他们那种人”，一旦这种归类被反复说，哪怕一开始只是玩笑，后面总会有人当真

“各打五十大板”的懒政逻辑，不是要你们互打，只是懒得真管


很多人爱把清朝的民族政策往“阴谋论”上理解，好像朝廷天天开会研究如何“挑拨各族矛盾”，这种想法对帝国也有点高看

实际情况往往更简单也更残酷点——他们更在乎怎么省力气，怎么稳定，怎么在有限财政下，把风险压低

地方上回汉之间的小摩擦，其实自古就有，井水、草场、买卖、婚姻，哪一个不是容易起火的地方，和平年代，大多在乡规民约、族老调停里糊过去了

清朝进了西北之后，政府在这些冲突里采取的套路，可以抽象成一句话：

“民对民冲突，朝廷负责不让它烧到自己身上，别的能糊就糊”

所以很多时候，地方官出面，就是“和稀泥”：

矛盾别往上捅，能赔点钱就赔钱，能认个错就认个错，反正案卷里写一句“经劝解，已息事宁人”，上级看了也就安心

等到回汉卷进来，这个模式就更畸形一点：一旦有群体色彩，为了显得“公正”，往往采取那种老话里的“各打五十大板”，表面上谁也不偏袒，实质上是拒绝追根问底

为什么不愿意深究原因

因为一旦深究，就会扯出土地兼并、税负不均、军饷拖欠、本地豪强、边军勒索这些真正难啃的骨头，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了，朝廷脸上也不好看

于是，“维稳优先”这四个字，就像今天某种我们很熟悉的口径一样，决定着办案的方向

问题是，社会心理不是算法，“各打五十大板”不会带来“双方都满意”，只会带来“双方都觉得吃亏”：

汉民会觉得，“朝廷怕回民闹事，总护着他们”
回民会觉得，“地方官都是汉人，只会合起来压我们”

双向不满聚在一起，对统治者来说，有一个很微妙的好处：

大家都不信任彼此，也顺便不敢完全信任上面，于是最稳的那一方，反而还是坐在京城里的那拨人

这就有点像今天某些公司玩“内部赛马”，故意让几个团队互相竞争、互相掣肘，表面一句“赛马机制有利于创新”，底层员工互相防备，没人敢真正抱团往上“讨要说法”，管理层反而稳如老狗

清廷在西北的很多操作，说穿了，就是把这种“赛马机制”搬到了真实社会，只不过这次被拉进赛道的，不是两个项目组，而是两群过日子的人

刀口所指的地方，记忆就会被改名


你去看同治年间那些关于“陕甘回乱”的档案，最刺眼的不是血腥描写，而是那种标签的随意

洪水、饥荒、瘟疫、赋税崩坏、边军吃空饷，各种问题交织在一块儿，本来已经让老百姓日子快断了头，又赶上太平天国、捻军在全国搅风，在这样一个“社会经脉全断”的时刻，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烧成大火

一个村庄里，可能一开始只是为一眼水井吵起来，或者是某个征粮的差役动了手，某个土豪多收了几斗粮，事情越闹越大，等到地方官往上报的时候，很可能直接写成“回民聚众滋事”或者“逆回据险”

为什么这么爱用“回乱”这个词

因为一旦写成“回乱”，事情的性质就好操作了

如果写“因荒年征粮过重导致民变”，那就是制度问题，朝廷要反思税制，要问责地方官，后面会牵出一大串责任链条

如果写“回乱”，那就成了“某一群体的反叛”，性质从“治理失败”悄悄转成了“安全问题”，只要派兵去剿就行了，政治上的锅，就轻飘飘地挪开了

这就是标签的力量

你把一个本质上多重原因的社会危机，粗暴地塞进一个“民族冲突”的抽屉里处理，短期好像很省事，但你在两边老百姓心里埋下的是长久的敌意

对于汉民来说，档案和官话天天说“回乱”“逆回”，久而久之，在很多人脑子里，仿佛这段时间所有的抢、烧、杀、难民流离，统统都能归到“回民造反”上去

对于回民来说，眼前看到的是“汉官”“汉兵”来围剿，听到的也是“平乱”“剿回”的口号，脑海里的图像自然是“他们杀我们”，和皇帝是不是满族，其实在那一刻已经不重要了

这就像今天网络上常见的那些粗糙标签：“某某地方人都怎么样”“某某群体天生如何”，你一旦用这种方式解读复杂问题，下一步就很容易走向“那就针对他们好了”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在《雪》里写过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大意是，暴力真正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刀子落下的那一下，而在于刀子落下之后，人们开始用一个新的故事来解释那一切

这句话拿来放在“回乱”标签上很贴切

同治年间那场惨烈至极的冲突，当然有真实的宗教、族群因素，但如果把一切都消毒成一个“回乱”二字，既是对死者的不公，也是对后世的一种误导

它在政治上的功能很简单：

对汉民说，你真正的敌人是“造反的回民”，不是现在的这个朝廷
对回民说，你在这个帝国里其实也没什么指望，大家各自回自己的圈子里去生存吧

等到尘埃落定，真正需要被审视的：欠发达的区域治理、财政榨取、生态破坏、战乱拖累，这些结构性问题，被湮没在一片“民族仇杀”的叙事里

历史就这样被改了名

裂开的不光是族群，还有内部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点，在任何一个大帝国的剧本里，“分化地方精英”都是标准招数，不分朝代

清廷面对西北那些回民领袖，玩的就是“怀柔—分化—控制”的组合拳

有些人，比如马化龙、马明心，在不同阶段展现出不同态度的时候，朝廷的做法也很“务实”——愿意合作的，就给点官职、封个虚衔、发点赏银，允许他在一定范围内管自己人，相当于变成“编制内的地方头目”

不愿合作的，或者被认定“态度不稳”的，就用军队说话，该围剿围剿，该抄家抄家，绝不手软

这种操作单拎出来看，好像没什么特别之处，就是统治术常规动作，可把回民社会内部当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整体来看，它带来的效果就不只是“安定”那么单纯

很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在回民内部制造出“亲清派 vs 反清派”“主张忍耐的 vs 主张抵抗的”的裂缝

这不是简简单单的政治立场不同，而是会延伸到婚姻、商路、宗教权威的分野——谁跟朝廷关系近，谁就可能拿到更多经营机会，谁就有资格在清真寺站更显眼的位置说话

久而久之，“谁代表我们”这件事，本身就变成一场内斗

你要是把镜头拉远一点看，会发现清廷这一套，不只用在回民身上，满汉关系、王朝和地方士绅的关系，也是这么玩

把权力往上集中，把风险往下分摊，让地方各方都需要中央的“仲裁”，这样谁也离不开谁，谁也别想轻松翻桌

这种格局到了今天，其实在不少地方还可以看到影子，某些地方治理中，让不同利益集团互相制衡，再由“上级部门”来拍板，听上去很合理，实际操作里，沟通成本极高，透明度很低，老百姓常常只看到结果，看不到过程，自然也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信任

而被操纵得久了，人们慢慢习惯了一种思维方式：

“我们自己内部都说不清楚的事，就交给一个更大的外力来摆平吧”

这恰恰是帝国最希望看到的心理结构

托尔斯泰说，“一切革命都始于个人的心灵”，反过来说，一切驯服也是从心里开始的，当你习惯把命运交给一个更高的“裁决者”，你也就慢慢失去了和身边人一起商量出路的能力

这对任意一个有多元族群的社会来说，都不是好消息




从清代西北，看今天的我们谁在悄悄帮我们“分组”




说了这么多历史，其实我更在意的是，现在

你可能会问，一百多年前的那点事，和今天在手机上刷短视频的我们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得很

你看，现在很多社交平台上，“分组”这件事做得比当年清廷精细多了

推荐算法最懂的事情，不是你喜欢什么内容，而是你属于哪一类人

你浏览了几条关于某个地区、某个职业、某个性别的视频，平台就会悄悄帮你归档，你会发现你的信息流慢慢被同质内容占据，“某地人如何如何”“某种职业就该怎么样”“某代人一定怎么想”

看久了，你会觉得自己对“他们”很了解，其实你只是被推给了一些最能激起情绪的样本

清朝靠“回户”“汉民户”“回乱”这种粗糙标签，把人分成几大类，方便治理，今天的平台靠大数据画像，把我们切成更细的小块，方便精准投喂

本质上，都是在帮你“决定你是谁”，再把你推到一个看似合适的位置上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很多网络吵架，一开始都是针对某件具体事情的评价，吵着吵着就开始升级到：

“你们这群×××就这样”
“我们这一代人怎么怎么”
“你看你这个地方的人”

一旦上升到“我们 vs 你们”的高度，原来的问题反而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在身份之争里赢一把

这和当年一堆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后都被装进“回乱”的盒子里，其实有着某种让人不安的相似性

当然，今天的中国社会和清末已经完全不同了，国家治理的理念、能力、结构都上了几个台阶，有很多实实在在的公共政策和制度，在努力把不同群体拉到对话桌上，而不是推到对立面

但社会心理的惰性，是可以跨朝代留存的

我们在遇到矛盾时，是更习惯说“这是一类人固有的问题”，还是愿意先看看具体的贫富差异、教育程度、城乡差距、资源分配，是不是在下边作怪

这背后，是每一个普通人要不要让“标签”带着自己走的问题

莫言在《蛙》里写计划生育时，有一段话我挺喜欢，大意是，人最怕的是把一件具体的、可以细细商量的事情，变成一种毫不容疑的“道理”，一旦变成“道理”，错就不在执行者，而在不顺从的人

民族问题、地域问题、代际问题，就很容易被“道理化”

你只要说出“他们本来就这样”，就可以不去细看具体的贫困、不公、创伤、误解

这时候，历史经验给我们的提醒就很简单：

一旦你答应用“他们”这个词把一群人打包，你就在帮某种更大的力量做事了，这个力量可能是帝国，也可能是某种算法，反正都不太会真诚关心你的个人命运

在被分割的世界里，怎么努力地“不上钩”




写到这儿，有人可能会说，你讲了这么多清末的“政治操控”，讲了这么多今天的“分组逻辑”，那我们普通人能干嘛呢，总不能天天活在阴谋意识里，见谁都怀疑自己被操控

确实，人活着，总得过日子，不可能每买个菜都想一遍“阶级结构”

但有几件很小的事情，我觉得还是想认真说一下

一是，尽量多看“具体的人”，少用“大写的他们”

你面对的是一个打包标签：“某地人”“某民族”“某年龄段”，还是愿意具体到某个鲜活的人，他的家庭、工作、境遇，这两种看法，会通向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历史上的“回乱”，如果你只看作为“叛乱”的那堆记录，你会觉得那是“某群人”的集体狂热，如果你去翻家谱、地方志里那些零散的记载，你会发现很多故事都小得可怜——谁家今年颗粒无收，谁被临时抓去当壮丁回不来，谁家姑娘被人戏弄却无处说理

宏大叙事，是方便后人整理的，但具体命运，却只能一个个被看见

二是，提防那种“什么都能用身份解释”的爽感

有些网络言论特别上头，因为它给你一种很简单的爽感：世界被我看透了，一切复杂问题，只要扔到“某某人天生如此”这个黑箱里，就不用再费心思了

清朝在西北的治理，一大危险，就是过度依赖这种简单粗暴的解释：回民闹事，就“回乱”，边军纪律松，就说“兵骄”，地方官贪腐，就怪个人品德，没人愿意去动那堆真正要命的制度问题

我们现在当然有了更多的知识和视野，知道贫困、教育、区域发展、产业结构这些东西才是大问题，但情绪一上头，人还是很容易回到那种“用标签解释一切”的舒适区里

三是，不要小看日常的善意

这句话听上去很鸡汤，但走过一些历史现场的地方，你会发现，有些最阴暗的时代，也是靠一些很微小的善意，把人和人之间的桥梁勉强维持住的

比如，在同治年间的陕甘，有些地方志会记下这样的小事：某汉人乡绅在战乱中偷偷收留回民邻居，某回民商人冒险给遭灾的汉人村庄运粮，这些记载经常只有一两行，很不起眼

但你要想，那时候随便被扣个“通敌”的帽子，就是灭门的风险，这一两行字背后的代价，有时候远比一场打完就散的械斗大得多

我们今天当然没有那么大的生死风险了，在城市里，你给清真餐厅多一点尊重，别拿别人吃的东西当笑柄，在网络上，多发一句“先看看事实”，少转发一句“他们就这样”，都是在为未来的社会心理添一块砖

你可以把这种善意理解成某种“历史疫苗”——打了，未必就不会再爆发冲突，但总比什么都不做，被老旧的“我们 vs 他们”逻辑复发要强

世界的问题，最后都落在“人和人怎么相处”上




回过头来看你最开始给出的那几条总结——有意的行政分割，以民制民的懒政，军政化治理下多武装并存，“回乱”标签的政治化，对回民领袖的收买与打击

这些东西拆开看，是历史教科书里的章节，是学术论文里的关键词，合在一起，其实讲的是一个很朴素的道理：

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为了维持自己的稳定，很容易选择那条“让下面的人互相不太信任”的路

只要地方无法形成跨族群、跨阶层的共同政治诉求，只要大家在愤怒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身边另一个群体，而不是那个真正掌握资源分配权的人，这个帝国的统治就会显得稳

这不是哪个朝代特有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政治史里反复上演的一出戏

从民族学的角度看，这就是“边界的生产”——不是边界天然存在，而是被不断划出、不断强化，直到参与的人自己也相信这道边界是真实、古老、不可逾越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风险外包”——把治理失败的成本，转嫁到被标记的群体身上，让他们去承受彼此的仇恨，替真正的权力结构挡刀

从我们普通人的角度看，它最后落到的，只是一个问题：

在一次次被分组、被标签、被叙事重写的过程中，你打算怎么保持一点点自己的判断力和同情心

鲁迅在《而已集》里说，“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很多人把这句话只理解成“民族精神”，但我更愿意把“民魂”理解成一种对具体人的尊重，对活生生的差异的珍惜

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不是没有分歧、没有冲突，而是在冲突来临的时候，不那么容易被人一句“你们这类人就是这样”就点着

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很多，清代回汉关系只是其中一卷，但它提醒我们：

当我们习惯用很粗的词去讲别人——某地人、某族人、某代人——我们其实已经走上了一条很熟悉的旧路

那条路的尽头，不是“说服了对方”，而往往是“谁都不记得当初到底为什么吵，只记得对面是仇人”

而我们之所以一遍遍回看这些不太好受的历史，不是为了加深今天的疙瘩，而是为了学着在同一片土地上，哪怕意见不同，也还能一起吃一碗热乎的面

哪怕隔着一堵墙，烟囱伸到的是同一片天空

愿我们记住的，不只是“谁对谁错”的标签，而是那片天空下面，曾经被切开、又努力想重新靠近的那些人

这，大概才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现代世界里，真正的底气所在

也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被算法、标签、叙事包围的时代，还能悄悄握在手里的，一点点自由选择的权利 查看全部

说句实话，当年的蒙古人入侵别国、抓走人家的领导人并在夺取领土前游街示众时，人家起码没在那儿假装道德高尚，也没一边说着自由的漂亮话一边干这种虚伪事。
那时候，统治就叫统治，征服就叫征服，权力就是赤裸裸的武力，而不是披着美德外衣的伪装。今天最让人觉得恶心、甚至反胃的，不仅仅是权力本身的横行霸道——毕竟这种事历史上多了去了——而是现在伴随权力而来的那种道貌岸然。他们硬说入侵别国、政治绑架人家的主权领导人和夫人，竟然能跟什么自由、法律以及所谓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沾上边。

中世纪的征服者起码没用那些委婉的鬼话来侮辱世人的智商；他不会一边拆台一边宣称自己在拯救民主，也不会一边要求大家的赞美，一边假装遵守什么伦理和政治法律。如果说过去我们认为“野蛮”体现在行为的残暴上，那么现代的野蛮就体现在谎言本身：只要帝国的铁拳声称自己是在遵循那些它一直在违反的准则和宪法，统治就能被洗白成正义。

而整件事最可悲的地方在哪儿呢？就在于有这么多的人竟然甘愿受骗。他们明明知道自己被耍了，却还是那么天真，看不见他们的领导人将会继续造成的那些破坏和混乱。

愿祈求真主襄助我们大家，拯救我们脱离这种迷误。 查看全部

Mamdani 代表了21世纪的美国
2026年1月2日

作者：Sam Tanenhaus

关于 Mamdani 市长是否有能力和运气，干好这个被称为“美国第二难”的工作，现在还没人能说得准。
但在34岁这一年，他已经成了一个历史性的人物，这得从他的个人经历说起：他出生在乌干达，父母是印度裔，成长在哥伦比亚大学那种高级的学术氛围里（他父亲是那里的知名教授）。他公开自己的穆斯林身份，曾是皇后区的州议员，也是民主党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成员，他的妻子 Rama Duwaji 是一位动画师和插画家，作品曾在《纽约客》上发表。
他的履历就像是21世纪美国城市的一个缩影——也反映了他去年11月大胜时所建立的广泛联盟。据《时报》报道，他在“全市大多数种族、族群和各收入水平的群体中表现强劲”，在那些登记选民平均年龄在45岁及以下的选区，他的表现令人惊叹。这张选举版图与特朗普总统在2024年获胜的联盟有重叠之处。

的确，在复盘 Mamdani 获胜的各种数据中，最说明问题的可能是那些以前支持过特朗普、这次却投给 Mamdani 的人数——根据 CBS News 统计的数据，大约有6万人。这种与特朗普获胜方式的相似之处，连总统的盟友 Steve Bannon 都察觉到了。他在接受 Politico 采访时说：“现代政治现在的核心是吸引那些平时不太投票的人。”Bannon 表示，Mamdani 吸引这些人的能力说明他“是个认真的人”，他的胜利指向了左翼阵营中出现的一些新东西。“这有点像‘特朗普模式’。”
这种模式起步于一种认知：即那些直到最近还显得极端或边缘的观点，已经得到了更广泛的接受。政治哲学家 Jason Blakely 在最近的一本书《迷失在意识形态中》写到了这种“流动的意识形态”，它们会跨越左右派的界限，有时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反对以色列在加沙战争中行为的共识正在增长。考虑到两党长期以来对以色列的支持，很多政客对此都措手不及。但正如越南战争时期的反战抗议催生了新一代怀疑冷战的政治人物（不论左右派）一样，校园里的活动——就像 Mamdani 在 Bowdoin 参加过的那种——也正在挑战美国在中东的长期承诺。
这种与过去的断裂再明显不过了，特别是在纽约这个犹太人口众多、政治地位极高的城市。多年来，纽约市长都被要求坚定地和以色列站在一起，大家基本都这么做了——直到 Mamdani 出现，他公开批评以色列的行为。
学者 Zineb Riboua 在《自由新闻》发表的一篇分析中认为，Mamdani 站在了左翼新政治阵营的最前沿，他们把“第三世界解放的词汇”搬到了美国政治中，“把去殖民化变成了道德和政治身份的支柱。”
Mamdani 在以色列问题上的立场引发了强烈反弹，特别是因为他几个月来都拒绝谴责“全球化大起义（globalize the intifada）”这个口号，许多人认为这等同于号召对全球犹太人进行暴力。（他后来表示自己不会使用这种语言。）
让那些被 Mamdani 的大胜惊呆的观察员们感到意外的是，竟然有这么多纽约人赞同他在以色列问题上的立场，或者至少看起来并不反感。

加沙问题的争论只是“特朗普年代”带给人们更大教训的一部分——很多观察家和评论员还没搞明白这一点，他们倾向于看选民对具体政策的看法，而不是仔细研究选民的思维方式。Blakely 在最新一期的《哈珀杂志》中写道：“意识形态是整体性的现象：它是大规模的叙事，不仅指导行动，还体现在我们的许多社交仪式和组织方式中。”
Mamdani 的竞选简直是21世纪组织工作的教科书。他拍了风趣的 YouTube 视频，询问街头小贩证照成本（向观众展示这些成本最终如何转嫁给消费者）；他走访清真寺和犹太会堂；他在 Forest Hills 体育场举行深夜集会，邀请那些参与过“扫街拜票”的观众打开手机手电筒（以此证明传统的竞选方式依然有效）。
在他发表胜选演说的时刻，他打破了隔阂，挑衅地对他预想中的头号对手喊话：“唐纳德·特朗普，我知道你在看，我有四个字送给你：把音量调大。”
他说这句话是在让总统听好了，但同时也在给支持者们鼓劲。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胜利，让穆斯林同胞们“知道他们属于这里——不仅属于这个城市的五个区，也属于权力大厅。”
在竞选期间，Mamdani 完全没打算隐瞒自己的意识形态倾向。在 Forest Hills 的集会上，正值提前投票进行时，两位他的导师——伯尼·桑德斯参议员和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这两位进步派的领军人物，和他一起站在台上。在周四的就职典礼上，是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介绍了 Mamdani，并由桑德斯主持了宣誓仪式。

这三位政治人物的合作让一些人觉得，Mamdani 严格来说只是个地方现象。像全民托儿服务、冻结房租和“快速免费巴士”这些承诺，在纽约以外听起来可能很激进。但比起这些提议，更重要的是它们背后的精神和情感。正如 Blakely 在书中所说：“我们忘了政治其实就是文化。”
Mamdani 对这一点看得很透。他在州议会网站的个人简介里提到了自己在电影、说唱和写作方面的“副业”，此外还有他的组织者生涯。
要理解他的崛起，我们最好放下那些数据测试过的政治学理论，转而从艺术中寻找答案。一个很好的入门指南是小说《尼德兰》，那是 Joseph O’Neill 对 9·11 事件后纽约的一曲苦甜参半的颂歌。O’Neill 和 Mamdani 一样，都是看起来为这个世纪量身定做的国际化纽约人。他有爱尔兰和土耳其背景，在荷兰长大。在搬到纽约成为顶级小说家之前，他在英国当律师。
这本书的主要背景是纽约，大部分情节发生在曼哈顿以外偏远的工人阶级区。叙述者是一个流离失所的荷兰人，也是个狂热的板球运动员，他跑遍全城参加比赛，比如在斯塔滕岛的沃克公园，那里从1872年就开始打板球了。他的队友来自南亚和加勒比地区。球队的核心支持者（一个特立尼达人）坚持认为，板球是“美国第一个现代团队运动”，是“真正的美国消遣”。
就在《尼德兰》出版的同一时期，当时还是布朗克斯科学高中学生的 Mamdani（他在乌干达打着板球长大）和朋友萌生了组建学校板球队的想法。谁都可以参加。十几岁的 Mamdani 在脸书上写道：“打这球不一定要是棕色皮肤”——这些话完全可以放进《尼德兰》里的对话里。这段早期的组织经历被引用在 Mamdani 的州议会简介中，说这“教会了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团结在一起，如何将口号变成现实。”

有些人好奇，Mamdani 是如何克服这么多在多项争议问题上持有异议的选民的不信任，并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
关于这一点，《尼德兰》也给出了线索。通过新的板球圈子，叙述者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地地道道的地方人物——律师、房产经纪、油漆工、修屋顶的、鱼贩子、拉比、秘书和办事员。”这看起来就像 Mamdani 治下的纽约，连那些可能不完全赞同他、但支持他的拉比也包括在内。
所有这些人都被一个宏大的想法或希望所吸引，那就是纽约——乃至美国——有一天会变成什么样。在小说的一个情节里，叙述者参加了当地板球俱乐部的年度盛会。他说：“我进去的时候正好听到一个声音宣布，‘请起立，为国之颂歌致敬’，然后每个人都站了起来，听着录音机里播放的《星条旗永不落》。”
不是“国歌”，而是“颂歌”：将爱国主义与更高的信仰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是 Mamdani 市长当选的更深层意义。在这么多人都对美国的未来失去信心、怀旧地谈论着要让国家再次伟大时，新来者们——包括移民，以及纽约市的新市长——依然在拥抱“美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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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共和党对穆斯林的看法一直没变

美国共和党内部的“新保守派”把美国带进了一个史诗级的大坑。虽然现在大家都不愿提了，但伊拉克战争依然深深影响着美国政治。当初大家选 Barack Obama，其实就是在反感 George W. Bush 那个时期的好战和激进；而 Donald Trump 的上台，某种程度上又是对 Obama 的反弹。Trump 后来成了伊拉克战争的铁杆反对派，直接让共和党里的“新保守派”彻底凉凉了。

以前的美国总统总说要在海外支持民主，但 Trump 是第一个对这种“美国价值观”完全没兴趣的总统。他眼里只有缩减后的美国利益：限制移民、做买卖赚钱、只要盟友听话，随他们怎么独裁都行。这就是所谓的“美国优先”.

David Brooks 最近在《大西洋月刊》发文说，其实发动伊拉克战争把共和党名声搞臭之前，那帮老派的“新保守派”对国内政治是有远见的。他们看到六七十年代社会道德下滑，想把“美德”和“道德感”放回政策核心。

这种道德感对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其实很重要。虽然我有点犹豫要不要这么说，毕竟那种老派思想因为失败已经入土了。但看看现在的共和党大佬们，完全不顾美国理想和基督教传统美德，我竟然开始怀念以前那帮共和党人了。

就在上周，Trump 的盟友、Florida 州众议员 Randy Fine 提到“主流穆斯林”时说：“你没法跟想毁掉你的人讲和，得先下手为强把他们灭了。”在 澳大利亚发生针对犹太节日的恐怖袭击后，他更过分了，要求驱逐所有合法的和非法的穆斯林移民，甚至要撤销他们的国籍。他说：“穆斯林向我们宣战了，我们起码得把他们踢出美国。”Alabama 州的参议员 Tommy Tuberville 也不甘示弱，说：“伊斯兰教不是宗教，是邪教。他们来这儿不是为了融入，是为了征服。不把他们送回老家，美国就变成‘伊斯兰合众国’了。”

这种情绪一直在蔓延。在 Texas，一群穆斯林想在 Dallas 附近盖个社区，包括住宅、学校和清真寺。结果州长 Greg Abbott 像着了魔一样反对，非说德州不准实行“沙里亚法”，还搞了各种调查。其实除了他们是穆斯林这一点外，根本没证据说那个社区要搞什么宗教法。

包括 Trump 在内的共和党领导层，对这种针对穆斯林的谩骂不闻不问。他们这种不作为，其实是在让这种歧视变得“正常化”。

想想 George W. Bush 当年是怎么做的吧。9/11 袭击发生才六天，他就去了 Washington 的伊斯兰中心，引用《古兰经》说：“恐怖分子的嘴脸代表不了真正的伊斯兰教。”他保护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说她们出门应该感到安全，还痛斥那些骚扰她们的人是“人类渣滓”。几天后他在国会演讲时明确表示：“我们的敌人不是广大的穆斯林朋友。”

Bush 那时的话代表了一种信念：美国是什么样的？我们和敌人有什么区别？这在当时最艰难的时刻安抚了人心。而且他不仅保护国内的穆斯林，他当时认为民主是全世界通用的，这一点值得表扬。他反驳那些说“穆斯林不适合民主”的人，认为那是文化歧视。他在 2003 年问过：“难道数亿人就注定要活在独裁下吗？难道他们就不配拥有自由和选择权吗？”

两相对比，就能看出我们失去了什么。Bush 在 9/11 后的言论虽然有瑕疵，也引发了后来的灾难，但它是建立在一种“美国特殊论”之上的——既是战略也是道德。他明白，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不只是靠飞机大炮，还靠我们能否代表那些超越小团伙利益的普世价值。

悲剧的是，Bush 没能言行一致。在搞了两年“自由议程”压迫阿拉伯独裁者放权后，他为了稳定，又回去跟独裁者称兄道弟了。但那种“道德抱负”是有意义的，它定义了美国理想中的样子。没有了这种抱负，美国就跟其他国家没区别了——只管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对外面受苦的人冷眼旁观

国内和国外其实是一回事。如果你在家里珍惜民主，在外面也该在意。如果全世界都被独裁者占领，美国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前驻俄大使 Michael McFaul 说得对：要跟中国和俄罗斯竞争，我们就得强调我们提供的是“民主”这个更好的选项。

但 Trump 太想跟“新保守派”撇清关系了，以至于用力过猛。在他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里，美国价值观几乎没了踪影。报告说：“别国的家务事只要没直接威胁我们，我们就不用管。”提到中东，目标只剩下“不让对头在那儿称霸”。报告还直白地说：跟中东打交道的关键是“接受现状，接受他们的领导人”，一起赚钱就行。翻译一下就是：别装了，咱们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政治改革或人权。

奇怪的是，这份报告只在提到欧洲时才说要支持民主——可欧洲明明全是民主国家。Trump 的战略还说，欧洲那些“爱国政党”崛起让人乐观。意思很明显：他认为欧洲只有靠那些“极右翼”政党才能繁荣。这些党都有个共同点：疯狂排斥穆斯林，要把穆斯林赶走，不准伊斯兰教出现在公共场合。这也不奇怪，Trump 和副总统 JD Vance 多次表示支持德国的 AfD 等排外政党。别忘了，Trump 2016 年起家时就承诺过要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

这就是当今共和党的一条线：国内穆斯林是威胁，欧洲穆斯林是威胁，中东穆斯林得靠独裁者管着。这就是他们的新道德——说白了就是没道德。

Bush 领导的新保守派确实通过战争搞乱了 伊拉克，这不可原谅，也连累了“推广民主”这个名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泼脏水连孩子也一起倒掉”。两件事可以同时成立：新保守派打错仗了，但他们明白美国不该只顾眼前私利。他们明白，恐怖袭击不是歧视国内穆斯林的借口，海外的穆斯林同样渴望自由。

这个理念在今天依然值得坚持。尤其是现在，美国似乎正走向一种可怕的“文明冲突”，去对抗一个拥有 20 亿信徒的宗教。而数百万美国穆斯林正处于一个丧失道德准则的共和党的阴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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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微信朋友圈，看到很多学者老师的文章，倾诉对于“拆顶事件”的心痛，不甘与无奈。如果这件事放在十年之内看，确实是个大事件，但如果把它放在百年，甚至千年之内，对比十字军东侵中大量被残杀的穆斯林大众，那么最近几年内发生的事情，用大海中的一朵浪花形容都有些过了，不如把它比喻成池塘里或小河中，偶尔泛起的一波涟漪吧。

我们知道伊斯兰复兴前，天房曾经被各种偶像充满，也知道先知与他的亲友在艾布·塔利布山谷曾经有过三年忍辱负重的时光①。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相信将来总有拨乱反正的一天。如果站在信仰的角度，先知（愿主福安之）说过末尾时光，伊斯兰学者将越来越少，直到天房被一个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人拆毁②。这也是告诉我们，穆斯林以后将要面临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考验。
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学习历史，也在把学到的历史知识分享给大家。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当出现最早的文字记录开始，全世界分地区的逐渐进入信史时代，文字的记录是历史学家不可或缺的资料。而自从20世纪有了网络，记录信息对于普通人来说，更加容易和方便了，可是由于信息量的爆炸而让我们更容易忘掉之前发生的事件，所以，我们能做的不仅是把拆顶事件写在纸上，留在网络上，更重要的是不要在内心遗忘这些事情。
以时光盟誓，一切人确是在亏折之中，惟信道而且行善，并以真理相劝，以坚忍相勉的人则不然。（古兰经1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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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在高空钢丝上的以色列战争


如果“美国政治即世界政治”这一说法是成立的，则当乔·拜登于10月17日在X上宣布他将于次日前往以色列时，就已经预示着眼前的这场巴勒斯坦战争——以色列打开的“地狱之门”，或将徐徐关上。

尽管在那条预告行程的推文中，拜登声称他前往以色列是为了声援“对付哈马斯的残酷恐怖袭击……”但只是为这个，实在看不出来他有圣躬亲征的必要——JDAM炸弹和数千发155毫米火炮已经提供给了以色列，一个最先进的航母战斗群已在巴勒斯坦海域就位，另一个正在赶来的航程中。此外，A-10攻击机以及F-15和F-16战斗机正在被调回海湾。他的此次中东之行，一定还有更为重要的使命。
 

 
若说全球政治即全球政治家的政治，那么连普京、泽连斯基一块儿算上，除了一个人之外，从欧洲到中东的所有那些国家领导人，恐怕没有一个人愿意升级事态、把眼前的这场单方面屠戮推动为一场无法预知后果的地区混乱。包括伊朗和真主党在内。而那一个例外，就是以色列的领导人。

于是18日晚间拜登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那一场会谈就变得格外重要：谈了些什么，谈的结果如何？……在公开的X推文中拜登没有具体说，但他说：“作为以色列的朋友，我提出了一些棘手的问题。我们将继续阻止任何想扩大这场冲突的行为者。”——这就已经完全表明了他此次中东之行的核心使命。至少说，这也是他和他的国家的单方面愿望。
 
至于这一愿望能否实现，大半主动权掌握在内塔尼亚胡的手中。但无论如何，单就目前已经形成的事态来看，有一系列理由相信：美国主导的“中东进程”正在脱轨……能否说服内塔尼亚胡重回战前轨道，似乎并非易事。

但拜登政府仍将努力实现这一点。

-中东主宰地位-

在一系列表明内塔尼亚胡脱轨的迹象中，其中最大的一个即是：在拜登公开了他的行程计划、即将启程的前一个晚上，内塔尼亚胡悍然轰炸了加沙al-Ahli医院，制造了至少500人死亡的惊天惨剧。这也开创了以色列在单次轰炸中屠杀巴勒斯坦人数量的历史性新记录。

至于“al-Ahli医院惨剧的真凶”问题，根本不是一个值得争论问题。只有两种人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花费时间，那就最邪恶的真凶和最愚蠢的蠢蛋。甚至以色列在此次行凶之后表现出来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拙笨：例如政府成员过早地宣布负责，接着删帖否认，军方发言与政府表态之间的不协调、彼此矛盾，发布假视频栽赃哈马斯、被识破假视频之后又匆忙删除，再推出造假录音再次被识破……但这也与以色列向来超然于国际法之上、一贯我行我素的傲慢风格相一致。
 
 
因此所谓的真凶问题不是问题，重点在于以色列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这么干的用心是什么：我认为它就是内塔尼亚胡为迎接拜登的到访而精心送上的一场耀眼烟花，他需要向拜登政府表明他的某种决心。退而求次之，至少他在用500条生命的血提高价码，可以扩大讨价还价的空间。至于代价——所谓国际舆论、全球谴责之类，这些从来就不在历届以色列政府决策的考量之内。特别是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很可能他连有关于此的瞬间念头都没有过。
 


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他需要考虑的问题只是两个：第一，最大可能地扩大战果。第二，为自己的政治生命而战。关于第一点，在前几天的《内塔尼亚胡到底想要干什么》一文中，我曾说过：改变地区的战略现实，是内塔尼亚胡内阁的核心战略目标。具体来说就是：无视任何国际表态和“红线”，努力追求升级事态，实现与真主党的交手并通过真主党把伊朗拖进来，进而把欧美盟友们拖进来——仰仗后者不封顶的武器和经济援助、甚至北约军事的直接介入，最大限度地削弱伊朗和真主党力量——例如毁灭伊朗的核设施，从来都是内塔尼亚胡最大的一块心病甚至毕生理想——从而结构性地改变中东力量平衡，为以色列国家赢得不再是“中东小霸王”而是“地区总教主”的主宰性地位。

关于第二点，无疑内塔尼亚胡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了某种程度的国内政治压力。例如一些批评声音的指控，即哈马斯之所以能够从加沙突破，是因为以色列军队太过专注于约旦河西岸的殖民定居行动了。而更大的背景是，三个月前的“司法改革”引发的国内政局动荡，使内塔尼亚胡政府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他亟需一场成果辉煌的战争来为本内阁加分，或者还将可能名垂青史？
 
因此，如果说全世界只有一个人想升级战争，那这个人只会是内塔尼亚胡。如果说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具有扩大这场战争规模的主观愿望和主导能力、并最有可能从中获取最大收益，那么这个国家无疑只有以色列。



-战争意愿分析-

其他人呢？首先依然还得看美国：一场地区战争显然不是美国的愿望，至少不是美国的目前愿望。这不仅因为它所推动的另一场地区战争尚未见分晓，美国未见得乐意消耗军备、花费更多战争资金来发动另一场战争。同时也可以从它的战略布局观察其战争意愿：《华尔街日报》的相关报道显示，2022年美国从伊拉克、科威特、约旦和沙特撤走了超过八个爱国者导弹连，并从沙特撤出了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萨德），同时清空了以色列库存的155毫米弹药转移到乌克兰战场，它的海军资产也转移到了亚太地区——这至少表明：美国并未为一场新的战争做准备，并未预谋一场新战争。何况应当意识到，在太平洋西岸，还有一个它不得不留意防范的危险：台海问题。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假设以色列扩大战争规模的愿望得以实现，则将意味着自特朗普政府以来，数届美国政府苦心经营、努力推进的“中东进程”将付诸东流。不仅“亚伯拉罕协议”将在战火中灰飞烟灭，眼看着瓜熟蒂落的以色列与沙特“关系正常化”也将几乎变成不可能，煮熟的鸭子也可能会飞——已经实现了“正常化”的那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也可能出现倒退、甚至破裂……这不是不可能。对于美国来说，这是巨大的、难以接受的战略挫败——它带来的战略性后果又将会是什么，恐怕今天谁也难以预料。
 
其他国家的战争意愿也基本一目了然：普京固然可能希望战事扩大，以减轻自身独挡群狼的压力，但除了空洞的外交辞令、和推动对以色列来说擦屁股纸都不如的联合国草案之外，普京也是有心无力——脚陷乌克兰战场，腾不出手来推动战争升级。既然是普京愿意的事，则肯定就不会是泽连斯基的意愿了。其它的北约国家包括加拿大、澳洲和日本，对于关进铁笼里蹂躏、放手屠宰巴勒斯坦人包括对付装备落后的哈马斯，这些国家无论是国际站队、包庇纵容、声援支持还是武器、经济援助都不会犹豫，但对于一场大规模的地区战争，所有国家恐怕都得掂量一番，谁会表示欢迎呢？——印度的莫迪政权会欢迎，但那只能是口头欢迎和道义支持。

中东国家，包括可能战争中的另一方主角伊朗在内，无疑一个比一个更缺乏动力和热情：由于多年的经济制裁和国际封锁，经济形势举步维艰，加上腐朽的神权独裁政治下积攒多年的巨大民怨一触即发，伊朗外强内荏，硬着头皮靠外交发言人打口水战可以，但要真刀实枪迎接一场整个西方世界捆在一起上的战争，我猜哈梅内伊最近可能在日夜祈祷真主熄灭内塔尼亚胡心头的怒火……不要去听一个政客嘴里在说什么，要留意观察他的身后有什么。
 
电锯王子萨勒曼、塞西将军、阿布都拉国王、阿萨德总统以及阿联酋的酋长，中东的所有独裁者们，他们的心思则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如同在前四次所谓阿以战争中，阿拉伯联盟的每一个成员都在谋算着巴勒斯坦的土地一样，自从10月7日以来，每一个阿拉伯独裁者可能都在内心计算着：如何能在这场战争中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区别只是代价：上一次是巴勒斯坦的土地，这一次是巴勒斯坦人的血。例如对于塞西，在广袤西奈荒漠中收容加沙难民，将可能为他换来每年巨额的国际救助资金——此刻，他只需要在半推半就之间争取最高的价码。约旦国王同样如此，他将一如既往肩负以色列和美国地区利益的特殊使命，尚未落幕的这一场事变只是有限地提高了他的身价。

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所做的事情只是一件：播种唾沫，收获民意……总之，几乎不会有任何一名中东国家领导人希望事态升级、战争扩大。




-一切可能重回旧轨-

由以上对世界权力者的意愿分析，加上美国强大的国际协调能力，我的基本判断是：在无底线牺牲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土地和利益，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以色列的杀人兽欲和利益胃口、并且确保不追究它的任何战争罪行之后，美国仍将有能力熄灭这一场战火，中东国家仍将重新回到各自的座位上，“关系正常化”进程仍将重回既定轨道——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混乱之后，“中东进程”俱乐部仍将重新开张。

此刻的国际焦点被聚集在“地面入侵加沙”和“人道救援通道开放”两件事情上，这是内塔尼亚胡捏在手里的两张牌——他绝不会轻易松手，而是等待着把价格抬到最高。在拜登意图得以实现的前提下，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的利益最大化将会是什么？我们能够想象的只有：通过已经实施的轰炸、驱逐，和未来几天内地面入侵后的更大规模屠杀，彻底地将加沙至少北部的巴勒斯坦人口清空，完成对加沙地带（至少）北部的实际控制，并进而永久性占领——一举两得，极大地缓解了以色列国家和殖民定居者心头的巴勒斯坦人口压力，同时获得了土地回报。对哈马斯赶尽杀绝，完成彻底消灭，并在国际上推动对仅剩的、组织形式上的哈马斯实现恐怖主义组织定性。肘腋之患既除，巴权力机构在驯化之后完成再驯化，彻底沦为以色列的联防队员。
 
加沙不必多说，西岸正在变成悲惨之地。当全世界的目光被吸引向加沙时，很可能人们忽视了西岸地区的未来形势更加可怕：不要忘记，内塔尼亚胡在去年12月重新担任总理后，就将极端民族主义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魁贝扎莱·斯莫特里奇任命为他的财政部长，而斯莫特里奇以激进支持殖民定居者运动而著称。据报道，斯莫特里奇在今年早些时候被授予对定居点的广泛权力后，即指示政府各部门为西岸新增50万定居者做好准备，这一数字几乎翻了一番，达到超过100万——通过他提出的“通过定居点取得胜利”计划，以色列将永久吞并约旦河西岸，且无需给予西岸巴勒斯坦人任何政治权利。而上周成立的以色列紧急政府中，斯莫特里奇和犹太至上主义的犹太权力党（Otzma Yehudit）领导人、现任国家安全部长的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同时保留了他们在新政府中的职位。

10月10日，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城镇库斯拉有4名巴勒斯坦人被殖民定居者枪杀。随后在不到24小时之内，当亡者亲属们聚集在一起哀悼亡者时，定居者又返回来向送葬队伍开枪，造成两人死亡。10月13日，在希伯伦，定居者向周五聚礼后离开清真寺的巴勒斯坦穆斯林开枪……定居者的活动几乎不受惩罚。他们在内塔尼亚胡政府内部拥有强大的政治支持，并且可以依靠以色列军队的协助和支持。为了满足殖民定居点领导人对武器和安全人员的要求，本·格维尔宣布他的部门将分发10,000支枪支和战斗装备，“以保护定居点”。10月13日，以色列军队已批准并开始向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以色列境内的约26,000名殖民定居者分发枪支和武器。自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致命袭击以来，联合国观察员已记录到西岸殖民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发动了70起袭击事件，造成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几乎是今年年初以来记录数字的三倍。在过去一周内，约旦河西岸至少有69名巴勒斯坦人被杀，1,100 多人受伤。相比之下，根据联合国官方数据，今年前8个月共有172人死亡。而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2022年全年的155人死亡数据。
 
加沙不必多说，西岸正在变成悲惨之地。当全世界的目光被吸引向加沙时，很可能人们忽视了西岸地区的未来形势更加可怕：不要忘记，内塔尼亚胡在去年12月重新担任总理后，就将极端民族主义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魁贝扎莱·斯莫特里奇任命为他的财政部长，而斯莫特里奇以激进支持殖民定居者运动而著称。据报道，斯莫特里奇在今年早些时候被授予对定居点的广泛权力后，即指示政府各部门为西岸新增50万定居者做好准备，这一数字几乎翻了一番，达到超过100万——通过他提出的“通过定居点取得胜利”计划，以色列将永久吞并约旦河西岸，且无需给予西岸巴勒斯坦人任何政治权利。而上周成立的以色列紧急政府中，斯莫特里奇和犹太至上主义的犹太权力党（Otzma Yehudit）领导人、现任国家安全部长的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同时保留了他们在新政府中的职位。

10月10日，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城镇库斯拉有4名巴勒斯坦人被殖民定居者枪杀。随后在不到24小时之内，当亡者亲属们聚集在一起哀悼亡者时，定居者又返回来向送葬队伍开枪，造成两人死亡。10月13日，在希伯伦，定居者向周五聚礼后离开清真寺的巴勒斯坦穆斯林开枪……定居者的活动几乎不受惩罚。他们在内塔尼亚胡政府内部拥有强大的政治支持，并且可以依靠以色列军队的协助和支持。为了满足殖民定居点领导人对武器和安全人员的要求，本·格维尔宣布他的部门将分发10,000支枪支和战斗装备，“以保护定居点”。10月13日，以色列军队已批准并开始向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以色列境内的约26,000名殖民定居者分发枪支和武器。自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致命袭击以来，联合国观察员已记录到西岸殖民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发动了70起袭击事件，造成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几乎是今年年初以来记录数字的三倍。在过去一周内，约旦河西岸至少有69名巴勒斯坦人被杀，1,100 多人受伤。相比之下，根据联合国官方数据，今年前8个月共有172人死亡。而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2022年全年的155人死亡数据。
 
我的视角仍是民众视角而非军事视角。信息表明，当拜登总统于18日抵达中东时，这一地区已经沸腾了：从极西的摩洛哥、突尼斯到伊拉克、埃及、约旦、黎巴嫩、叙利亚、伊朗包括土耳其，一场席卷全地区的民众愤怒浪潮正在逐浪涨潮……此刻约旦和黎巴嫩的警察部队正在向以色列和美国大使馆前的抗议人群发射催泪瓦斯，有些国家已经发生了对美国大使馆的袭击。而在约旦河西岸，当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警察部队向示威者进行实弹射击后，所有的主要城市都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要求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下台……就在18日夜间，巴安全警察部队开枪射杀了抗议人群中一名12岁的女孩。

拜登总统不需要在特拉维夫打开窗帘去观察整个地区的抗议运动，事实上早在他从华盛顿出发之前，他就应该已经可以感受到这一热烈气氛了：愤怒的海啸如此强劲，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敢于同他见面，包括他在X平台上公布的访问安曼行程在内的所有会面计划，全部被迫取消。而在美国面前，阿拉伯政府能够如此步调高度一致地拒绝，这恐怕是自纳赛尔时代以来首次出现在中东的场景。
 
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无疑都是独裁者，但在利益计算方面他们却并不是傻子。这也意味着，有足够的民意，就可能足够改变国家的外交立场，哪怕专制国家的立场……而当第一张多诺米骨牌被推倒之后，就有可能开启一场该地区前所未有的巨大混乱，所有该地区的国家和军事存在都将可能被卷入——当然这正是内塔尼亚胡所期待的，但他未必能够准确掌控方向和结局。



乐观一点说，这场无法预判规模和持久性的混乱，它所推动的连锁反应，或将可能影响世界权力结构，改造世界的权力配置。最少来说，它将导致地区战略现状重新洗牌，重塑中东战略现实。对以色列及其西方盟友来说，至少恐怕不能指望依靠一场两场快速战争就能够从泥潭里拔出脚来。

而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还会有比上述那种一切重回原有轨道更绝望的结果吗？
 
至少，目前尚无退潮迹象的中东愤怒浪潮，不仅已经迫使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集体取消了与拜登的见面，迫使这些国家集体将驱逐加沙人口和地面入侵、重新占领加沙划作不可接受的战争“红线”，也已经迫使先期到达该地区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包括19日刚刚到访以色列的英国首相苏纳克在内，西方阵营各国领导人的外交辞令正在发生着某种微妙的转变。

战争北线黎以边境的局势也显示出升级态势。另有一些迹象表明，也门胡赛武装也已有利用导弹和无人机介入战争的动向。

而作为拜登此次中东之行目标的第一突破口——促成人道救援通道开放和收容加沙难民——的目标国，埃及已经成了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拜登所赖以完成使命的塞西总统，此刻正面临着他执政以来最可怕的危机，可能已经变成了一只热锅上的蚂蚁——而这口热锅还在持续升温。

2023. 10. 19 查看全部

北非去殖民化网络的一封全球公开信：
没有去殖民化就没有和平


我们，北非去殖民化网络的成员和朋友，正在响应被占领西岸比尔宰特大学同事发出的呼吁，我们向他们的勇气和坚韧致敬！

我们要对巴勒斯坦人民及其解放权利表示最坚决的声援，并对所有平民受害者表示同情。

我们还要谴责政治妖魔化和媒体迷惑所造成的令人发指的影响，它们试图最小化和转移人们对正在发生的犯罪暴行的注意力。

殖民势力总是希望历史从其盟友受到攻击的那一刻开始，从而消除种族隔离政策所造成的压迫、羞辱和永久侵略所累积的影响。

我们想强调的是：这种疯狂杀人的历史并不是从2023年10月7日开始的，就像它也不是从1973年10月6日开始的那样。
 
这是一个关于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永久和逐步扩张定居点的故事——伴随着每一波吞并，都带来对巴勒斯坦人越来越系统、越来越完备的隔离与迫害。

这是一个歧视性国家建立的结果，非人化已成为常态，今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可以公开称加沙居民为“人形动物”而不受惩罚了。

截至我们发出这一封公开信时，以色列已下令110万居民在24小时内撤离加沙北部，前往南部。任何留在原地的居民都将被视为哈马斯成员，并将被以色列武装部队消灭。

10月13日星期五，近代史上第一次，人类目睹了一场有计划的种族灭绝的现场直播。通过支持这场屠杀，无论是心照不宣的还是公开表态的，西方列强都失去了参与持久和平进程的所有合法性。西方向世界展示了其双重标准，再次表明了对它们自己热衷宣扬的普世价值的蔑视。
 
以色列殖民压迫的残酷性正在加剧。10月13日，当巴勒斯坦人逃离加沙北部时，以色列军队轰炸了平民和救护车。同一天晚上，它入侵整个西岸：杰宁、希伯伦、伯利恒，纳布卢斯和拉姆安拉。

几天来，以色列国一直在正式武装定居者，并鼓励他们谋杀所有巴勒斯坦人。

这些国家犯罪行为却逍遥法外。西方媒体宣传为他们辩护——最令人震惊的例子是“哈马斯割断40名以色列婴儿喉咙”的指控。

由于半岛电视台记者的事实核查，CNN被迫正式道歉，承认这些说法未经证实。

但后果已经造成：美国总统本人利用这个谎言使华盛顿除了向以色列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外，还为即将发生的大屠杀引导公众舆论。这让人想起入侵伊拉克之前发生的事情。

国际社会今天对巴勒斯坦犯下的战争罪行保持沉默，进一步证明种族不平等一直是西方殖民和帝国计划的核心。

事实上，种族不平等一直被用来为针对种族群体的所有重大屠杀和种族灭绝辩护。
 
在巴勒斯坦，目前的局势只是持续和永久的殖民暴力的结果。今年，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明显加剧。据联合国估计，截至10月初，已有227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害。我们都记得被以色列军队摧毁的杰宁难民营的画面。

以色列不分青红皂白地扩张定居点的政策、不断违反国际法以及不遵守和平协定，都无可否认地构成了定居者殖民背景下的种族清洗。

其他土著人民在历史上也曾遭到屠杀。对美洲原住民的例行迫害和歧视不断提醒人们这一点。

面对国际社会的沉默，美国和欧盟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以及西方媒体的明显偏见，我们，北非去殖民化网络的成员和朋友，郑重声明全力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他们争取解放的斗争，并谴责正在进行的对巴勒斯坦平民的屠杀。

在此，我们还想强调：终止正常化协议的道德和政治必要性——因为这只会强化以色列有罪不罚的侥幸心理。

只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理愿望继续被忽视，只要所有人的正义、真正平等和行动自由的权利继续遭到蔑视，该地区就不可能实现持久和平。

归根结底，如果不断受到阻碍和否认，等式就是：没有非殖民化就不可能有和平。


北非去殖民化网络 The North African Decolonial Network是一个由来自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利比亚的研究人员和艺术家组成的跨国团体。它成立于2021年，旨在开展有关知识和想象力的非殖民化的学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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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失心疯，只是一个失败者的反应：侵略者在抵抗战士面前失败了，恼羞成怒，他们把目标对准了无辜者——老人、妇女、儿童，一切无辜者——实施集体惩罚。作为仪式性的报复，全无目的，只为破坏。没有别的，只是屠杀——这是他们唯一有能力做的事情。

而整个世界无能阻止一个中魔者的行凶，是这个世界的失败——人类还有甚么脸面在动物面前标榜“高级”，还有甚么资格在野兽面前谈论道德，还有甚么底气在魔鬼面前自诩正义？！……这是一个令“人类”这一称号蒙羞的世界。
 
做这失败世界的一名勇士


在一个实时报道加沙现状的网页上，我看到这样一则短讯：

1000多名巴勒斯坦基督徒正在一座教堂里避难。一名避难者说：“他们拥有天空，我们向天空之上的那个祈祷……”

他说的“他们”显然是指以色列人，可他说的“那个”是谁呢？
 

 
一瞬里，突然我感觉我置身于他们里面——和教堂里的那些人们正挤在一处，背靠着背，胸贴着胸，我能感受到他们的体温，我闻着他们身上的汗味，也听得见他们胸膛里的激烈心跳……我们正相拥一处结为一体，躲避一场炼狱之火——我们的心里没有恐惧，更没有绝望。

此伏彼起、连绵不绝的爆炸声压得我们头也抬不起来，但我们抬起眼，目光向上，盯着屋顶，盯着想象中的苍穹：那里，有黑压压如惊慌的乌鸦群般乱窜的以色列战机——而在战机群之上，在那更高处，他正在注视着这大地上的一切。

在他的温热注视中，我们的泪水潸然而下……
 

在这片土地上，那些有能力爱的人……2023年10月12日，在加沙一所学校内避难的人们，没有被屠杀和恐怖打败，没有丧失爱的能力……
不，我们的泪水不为死亡而流，我们的泪水不为这遍地的血而流，我们的泪水不为撒旦制造的恐怖而流，我们的泪水也不为那世界的冷酷而流……我们的泪水，只为这一刻的爱与人性潸然而下——来自他的爱，我们自己的血液中汩汩流行的人性……
 


让世界如常进行吧，或者来得更加残暴一些——即使那样，我们也不放弃。

-1-

请允许我冷酷地说出真相：

看哪，牺牲者的灵魂正成群结队飞向天空，消失于苍穹深处……他们既无视于身边呼啸的钢铁猛禽，他们也不再回顾这个世界一眼。
 
他们的痛苦终结了。作为一个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他们的使命完成了，他们安详地飞向他们自己的归宿——生命的价值，自有生命的赋予者来为他们确认。所以不必为他们而悲伤。更值得悲伤的，是我们自己。

听着：作恶者仍将继续作恶。杀害生命并不会使他们的手发抖，制造更大的灾祸也不会让他们感觉到心跳，别说小小一个加沙，别说 230 万人类，就算毁灭了整个世界连同他们自己——并不能让他们感觉到恐惧。这是他们的本性注定的。

豁然揭开的事实还未能让你明白吗：行凶者绝不只是一个以色列，他们拥有控制整个世界的权力结构。他们的权力绝不只是导弹和航母，也绝不只是美元与媒体……他们还拥有庞大的民众基础。他们的同盟者不只是拜登、苏纳克或特鲁多。他们的协助者队伍里，还有你——冷血沉默的你。
 
他们拥有的是一个体制，他们背靠的是一个秩序——体制和秩序所赖以建立的，也就是他们所终极仰赖的，则是多数人人性的自私。这不是一篇时论，我不想条分缕析来证明这个结论。此刻，我只想安静地与自己对话：是的，作恶者的终极仰赖不是别的，正是多数民众的自私。你以为他们自身真的有那么强大吗，你以为钢铁武器和尖端科技真的能赋予他们为所欲为的胆魄吗，你以为美元和媒体真的就有能力控制整个世界吗？不，是你的自私与冷血授予了他们这一切。

——10月7日的哈马斯行为，刷地揭破了这一切！

未必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但此刻我如同亲见：更大、更可怖的罪恶还将继续——因为你的冷血，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而每一个自私者，未来必将承受来自今天的作恶者的更凶烈、更恐怖的火——天理如此，我的愿望亦如此。
 
-2-

兄弟，不必惊慌，也用不着悲观。

更不要绝望。我们一面拼尽全力大声喊出“住手！停止犯罪……”，一面克制住震惊，让自己的心能安静地注视这炼狱里所上演的一切——教他们忙碌吧，我们无力阻拦。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面对变成废墟的家园，一个微笑着说出“这是我们的命运”且心怀感激的人，一个身处炼狱之火尚有赞美美好能力的人，一个关心幸存的小猫命运的人……你能轻易杀死他，但永远没有人能够打败他
我们随时地准备着剖开胸膛、掏出自己的心作为武器，狠狠砸向撒旦的头颅。我们随时地准备着让这一腔血喷射而出，只为能够迷住他们的眼睛一瞬……而我们连牺牲的这份荣耀也被剥夺了。我们坚信，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要坚信——那个真理，那许诺的公道，那苦难尽头的美好安慰……这并不是我们对世界的贡献，但这是我们对自己的拯救：死命抓住那游丝般的一缕希望——绝不放弃这份坚信。

此刻正成群结队飞向天空的牺牲者的灵魂们没有放弃，仍在剧痛、惊恐、饥渴和黑暗、在丧失至亲的悲恸中的人们没有放弃，加沙教堂里的那些基督徒们没有放弃……遥远角落里的你没有放弃，我也不放弃。因为他，并没有放弃我们。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作为穆斯林的我们能够实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就像萨拉丁当年做的，我们会在胜利后给予包括以色列人在内的所有人公民权利，去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我的兄弟，此刻我想告诉你了：那一瞬，真的我的眼泪刷地下来了。这不就是现世的安慰吗——哪怕一个人，哪怕一句话，哪怕只是一瞬的念头——我的主迫不及待将未来的许诺提前对我显示了：我们已经胜利了。——你教我如何能放弃！


 



他们的宗教教会了他们仇恨、破坏和压迫，我们的信仰命令我们建设公平、与人为善，提醒我们永不放弃希望——对真理的信任。

-3-

安静地注视之中，我们需要心中明白：这是千载难逢的一课，这是专为你我安排的一堂课，以千万人的血为代价。

这一课，至少应当教会我们理解两个单词：民主，信仰。什么是民主？它是一周之内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去镇压一群褴褛之众的权力么？它是授权给全副武装的警察当街抓捕支持巴勒斯坦的和平抗议者的法律么？它是说谎成性、愚弄世界“哈马斯斩首40名婴儿”的媒体么？还是说，它只是那些人老珠黄的婊子知识分子们涂满脸蛋儿售卖色相的腮红？……什么是民主？打破种族隔离制度，反抗殖民压迫，把被褫夺的民众人权还回给民众——让人获得自由、平等与尊严，难道这不是最大的民主？如果不是，我们又为什么要去追求它？
 
当世界最强势一侧以“民主”的名义倾尽全力压迫最无力一侧，当正当的反抗被以“民主”的名义施以地狱般的残酷镇压，当肮脏的媒体和天性卑贱的知识分子们以“民主”的名义为人类屠杀、种族灭绝掩护之际，很少有人懂得：当我们的心与世界各地的受压迫者的心紧贴一起、感同身受时，我们便天然地获得了民主的发言人资格——我们比谁都更酷爱民主，我们比别人更懂得民主的真义，我们比谁都更痛恨民主的敌人……至于他们，那些善用“民主”旗号招摇的虚伪骗子们，他们不过是天性卑贱罢了。
 
过去的一周里，一边注视着加沙，一边我也观察着自己的心理和人性——每一天我都在问：什么是信仰？这沉默无语的苍穹！难道我所信仰的那个，他是瞎的吗？难道他是聋的吗——他听不见震耳惊天的轰炸吗，他听不见这大地的悲恸与愤怒吗，他听不见汩汩的血流吗？……感谢我的老师——半生我都一直在重复说“巴勒斯坦是我的信仰老师”，感谢他——这一次依然是他教育了我：当视频中的那个加沙男子憨笑着说“这是我们的命运”，当他伸手去抚摩那只幸存的小猫，当他在短短46秒对话中说出了五个“赞美上帝”……我的心融化了。

痴痴愣愣地，我对着自己说：他，还有那些加沙教堂里的基督徒们——他们，是真信士。当我清醒过来，当我注视着微信朋友圈里卖弄爱猫的图片时，愤怒在一瞬冲上心头：真信士，撒旦，伪信者——在此一刻的世界上，一目了然！——不，我不是在做道德的卫道士，我厌恶信仰的纠察员，我更痛恨宗教的督战队……不，我无意于指责任何某一个具体的人——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权利。我在意的，是居住在我的理想中的那些我的兄弟们，他们需要睁开辨识的眼睛。
 
而那些崇拜戒律和仪式的信徒——那些教法主义者们，被Surah al-Maoun称之为“该死的礼拜者”们，当他们斥逐孤儿、不愿施济穷人食物、甚至不愿出手al-Maoun（小善）——不愿伸手发条关于加沙的朋友圈、不愿为一条巴勒斯坦视频点个赞时，他们的信仰破产了——他们所礼拜的对象只是他们自己的礼拜（那些肢体动作和嘴皮念词），而不是主。他们所信仰的对象只是那个他们自己热爱和效忠的宗教（由戒律和仪式建筑而成的体制），而不是主。

主，他不是瞎子，他也不是聋子——此刻，这位伟大的历史作者正在实践着他的意图和许诺：藉一部分美好的牺牲，来揭示世界的真相，揭穿“民主”骗子的脸上的油彩和仪式信徒的荒谬——教育他所意欲教育的人们。

让我也学着视频中那位加沙男子，微笑着说一句：“赞美主！”
 
啊，我的民众！今天，你们不必恐惧，也不要忧愁。

啊，我们的仰赖，请原谅我们心底泪河汹涌，请让我们坚定吧——就像加沙炼狱中的那些人们，在屠杀稍停的间隙，他们走上街头，向着世界——发出不屈的抗议，向着你——发出悲伤的控诉！

请赋予我们善良和公正的人性，请授予我们宽恕的能力，请馈赠我们美好的理智吧。——今天，这是我们最需要、最渴望的，如同请你赐予烈火中的人们以清凉。

2023. 1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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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斋节早晨醒来，做晨礼；再叫醒小女儿，和她一起开车来到社区的清真寺礼节日拜。
 


清真寺门前，早已聚集了一大群穿着各自民族盛装的大人小孩、男女老少。由头饰和穿戴可以判断大多数是阿富汗人、巴基斯坦人；我女儿也是维吾尔特色穿戴，穿着艾德莱斯裙，头戴美丽的朵帕（维吾尔花帽），天真、艳丽。

可以看出，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欢乐；除我和女儿之外，大多数似乎都是朋友、邻里一起来礼拜，他们各自用自己的语言交谈。我和女儿则稍显孤独，没有亲人在身边，也没有可以同来的邻里可以交流。

我带着女儿快步走进清真寺，找了个角落坐下，等待礼拜的开始；我心不在焉的回答着女儿的提问，思想却似脱缰的野马，驰骋于小时在曲鲁海、哈密，大学时在大连，工作后在石河子等家园土地上，礼开斋节的时刻，沉浸在回忆和亲人、邻里、朋友共庆开斋节的、那一去不复返的酸甜苦辣人生。

记忆中的第一次礼开斋节是在曲鲁海乡；那一次的礼拜，是在爷爷的果园里悄悄进行的。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爷爷的清真寺，早已改成公社的木工房，爷爷也是被监督改造的对象。因而，公开礼拜是不可能的。

果园很大，爷爷留下奶奶和姑姑留在前院放哨，领着前来礼拜的20 – 30位亲戚邻里，来到果园后墙前的果树下，大家铺开几个毛毡坐下；爷爷让叔叔先爬到墙上看看四周是否有人，确认没有打探者之后，爷爷开始压低嗓门讲解《古兰经》、讲解开斋节的意义。然后就是礼拜，礼完拜，大家相互拥抱握手，悄声庆贺开斋节。

对我们小孩子而言，过节，最令我们激动和高兴的部分，是爷爷和其他大人给我们的节日零花钱，多则五毛，少则一毛；当时，那可是一大笔钱。另一个欢乐节目是大哥哥们的碰鸡蛋比赛；鸡蛋尖头对尖头，轮流相互小心翼翼的砰击，看谁的鸡蛋先破，谁的鸡蛋硬；被敲破的鸡蛋归赢者；幸运者，一天下来能赢好多鸡蛋。

碰鸡蛋比赛，乡里民兵抓住了，最多是按赌博没收鸡蛋，开会点名批判；但如果抓住做礼拜的，则判刑入狱。因而，那时候，每次过节，大多数人因恐惧而不敢做礼拜，但碰鸡蛋游戏却可以不声不响地举行；似乎，乡里的维吾尔村官和民兵也都放之任之。

在哈密的第一次开斋节礼拜，是和父亲一起，大早晨骑上自行车来到城郊乡，在一位著名维吾尔伊斯兰学者家的大院里礼拜，人很多，满院子都是男女老少，礼拜基本上是半公开的；礼完拜，回到家等着父亲给零花钱，等着锅里的羊肉熟了吃个过瘾。

那是，已是文化大革命的强弩之末，大家都已饿的没有精力相互监视、揭发，相互批斗、批判了。

后来，所谓的‘改革开放’了，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混乱，濒临经济崩溃的中共政权，似乎忙于巩固其权利，无暇顾及维吾尔人；借机，维吾尔人开始重建信仰、复兴文化、反思历史。

无论是曲鲁海的清真寺，还是哈密的清真寺，或者是其他地方的清真寺，都有维吾尔人自筹资金进行了修缮、装饰，礼拜堂地面铺上了崭新地毯，扩建了清真寺大小净房。但是，开斋节、宰牲节，清真寺仍然是人满为患，很多来晚的人不得不站在清真寺外面做礼拜。

记得上大学离开哈密之前那几年，父亲每次都是早早起来叫醒我，我们天不亮就出发，来到铁路清真寺，坐在第一排。礼拜完毕，大家互相致意，握手、拥抱。走出清真寺；门口早已是人山人海，伴随手鼓、唢呐欢快的旋律，年轻人开始了粗犷豪放的“萨马”舞；父亲高兴了，也会即兴跳几圈。

每到这种时候，令我遗憾的是，我这个被中华‘文明’滋润的民考汉，只能羡慕地旁观，而无法如父亲或其他维吾尔人一样，潇洒豪迈地放松自己，加入节日欢乐人群一起伴随鼓点，跳“萨马”舞，享受欢乐的节日气氛。

到了大学，大连只有一个回民清真寺，每次节日，开斋节、宰牲节，我们民族学生，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男女学生都会起大早，坐公共汽车、转有轨电车，到市区内的清真寺礼拜。同学当中有几个来自兵团的，自小到大没有进过清真寺，没有礼过拜，根本不知道伊斯兰信仰；但他们在前后五年和我们共同庆祝节日礼拜中，了解了伊斯兰，找到了自己的民族身份。

每次礼完拜，大家一起到天津街马家清真饺子馆吃饭，然后回校。我们男生最喜欢到女生宿舍拜年；因为女生宿舍家乡味儿的囊、馓子都不缺，有的还有瓜果、葡萄干儿，特别丰盛；高兴了，我们还会放上家乡音乐跳起舞。那是，尽管我们远离家园，但大家年轻气盛，和父母兄妹书信往来，频繁交流；始终，父母、亲朋在心中，信仰、传统在行动中，民族文化、身份在聚会中，欢乐和理想在歌声中，希望和未来在努力中，从未感到孤独，遑论恐怖与绝望。

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到石河子当老师，有了自己的家；每次开斋节，节日早上起大早，穿戴一新赶往老街清真寺礼拜；和大学时代一样，石河子的清真寺也是维吾尔、哈萨克等信仰伊斯兰兄弟民族一起礼拜。在石河子礼节日拜唯一的缺憾是，礼拜完清真寺没有手鼓和唢呐，也没有粗犷的“萨马”舞。

在石河子工作15年，这15年中，礼拜完回到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学校领导虚心假意慰问拜年之前逃离家。我最讨厌校领导一进家门就先道貌岸然讲党恩、讲民族团结，批判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给我们上完政治大课；然后就是风卷残云般吃喝，把为过年摆到桌子上的馓子、瓜果和肉扫荡一空，还美其名曰维吾尔人煮的羊肉好吃，似乎维吾尔人的羊肉不卖给汉人是的。

后来出国，第一个开斋节礼拜是在马来西亚吉隆玻；尽管马来西亚人的热情和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氛围让我兴奋，但真正让我感触最深的是，至今还回响在我耳边的、一位维吾尔留学生的哀怨。

那一年，马来西亚政府依据伊斯兰学者的建议，宣布了开斋节日期，那一天早晨我们都起早准备好要去清真寺礼拜，但一位维吾尔留学生说：“伊利夏提大哥，我今天不去礼开斋节拜，我要明天去。”我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在家乡，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宣布明天是开斋节，这意味着我父母家人只能在明天庆祝开斋节；大哥，你知道的，我们远离家乡，只有当我们和他们在同一天庆祝节日，心里才能感觉到节日的气氛，不是吗？”这话，不仅使我无语，更使我在开斋节的早晨，陷入到了无边无际的痛苦中。

当时，对我而言，回去和父母家人团聚，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但能通电话使我还能和他们保持心灵的沟通，体会父母的关爱；和弟妹交流、分享欢乐与痛苦；至少，可以在开斋节、宰牲节早上，拿起电话对父母、弟妹说声“Essalamu Eleykum (愿你享受和平快乐)！开斋节快乐！”

再后来，到美国和维吾尔社区同胞一起礼开斋节拜；电话那边父母的话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但至少还能通个话，还能说声开斋节快乐，到2014年大妹妹因我而被抓捕后，只剩父亲接电话，基本上是拿起电话立即打断我的问候，快速告诉我他们都很好，然后就是一句沉重的“保重儿子”挂断电话。但能听到父亲的声音，至少给我些许的心灵安慰。

2016年4月5日，父亲去世，8月份和母亲最后一次通话，至今，我不知道母亲和三个妹妹是否活着，2020年由《纽约客》杂志得知，两个妹妹和丈夫、女儿在奎屯集中营，母亲没有任何消息。

和家乡亲人的通讯完全失去之后，已经过了7个开斋节、7个宰牲节， 7个母亲节、7个诺鲁兹节、7个新年；和家人失去联系之后，母亲过了7个生日，三个妹妹也过了7个生日。这7年中，我没有能向他们送去一声祝福。

开斋节、宰牲节，任何的节日，没有父母、弟妹在身边，没有亲朋好友，听不到他们的欢声笑语，没有他们的祝福之声，对我们维吾尔人，对我个人而言，已不再是节庆，只是个宗教义务，是在煎熬中要保持的信仰和传统。

现在，在家乡开斋节礼拜已成了特选人群的表演性任务；普通维吾尔人，现在已经无法复制文化大革命时期，爷爷果园和哈密伊斯兰学者大院里的礼拜；爷爷走了、哈密的伊斯兰学者走了；继承他们的一代维吾尔精英，无论其为宗教学者、还是知识精英，也都被抓走了，他们消失在集中营、监狱；甚至，维吾尔人的家也没有了，遑论果园和大院？就算有个院子，门口也是虎视眈眈的摄像头，哪有人敢私自礼拜？

清真寺唤礼员的唤礼声，中断了我的思绪；很快，礼拜结束了，没有人和我握手致意，也没有人拥抱我；在鱼贯而出的拥挤人群中，我悲哀孤寂地走出清真寺；在清真寺门口，我停下脚步，紧握着女儿的手，强作笑脸向她郑重祝贺开斋节；心里，也默默地为那些不知是否还活着的远方亲人，送去了“开斋节快乐！”的祝福。 查看全部

MalcolmX是美国黑人平权运动中的知名人物，这位黑人穆斯林人权领袖跟同期的马德路德金，拳王阿里一样，收到广泛赞誉。
 
点击在线观看视频：https://video.twimg.com/amplif ... j.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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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乌克兰犹太人与巴勒斯坦, 谁给泽连斯基上一课？

文/ 约瑟夫·马萨德

译/ zambos
 
 
 
 
当乌克兰战争成为焦点，牢牢吸引了全球媒体与民众的目光和同情心，而在这一侧，我们却始终念念不忘巴勒斯坦……难免会被人视为狭隘，甚至有蹭热点之嫌。
 


事实并非如此。不仅由于同时发生在巴勒斯坦的事情更为恐怖、更为残酷，也更加——就其尖锐性和剧本化而言——更加重大，而且：巴勒斯坦之所以成为巴勒斯坦，从历史到现实，皆与今天正消费着世界同情心的乌克兰犹太人有着不可切割的关系……在整个巴勒斯坦殖民史上，乌克兰犹太人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直到此刻，巴勒斯坦人不仅极具戏剧性地承担着被迫救助乌克兰犹太人——由以色列政府把他们的土地强行转赠给乌克兰犹太裔难民，就像当年英国人把他们的土地强行转赠给以色列人——的后果，而且被乌克兰政客和世界媒体描绘成像俄罗斯一样的、“想看到我们去死”的坏心眼邻居……

感谢约瑟夫·马萨德教授，为我们提供了这篇扫盲评论文章，虽然是粗线条、却大致勾勒出了：从奥斯曼帝国时代至今两个半世纪以来、特别是19 世纪与20世纪之交乌克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殖民史中的角色。
 

 
 
2022年3月20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特拉维夫的电视视频讲话   / 法新社

 几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议会发表讲话，要求以色列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反对俄罗斯入侵他的国家。

在讲话中，泽连斯基总统引用了以色列前总理、乌克兰裔犹太殖民者果尔达·马波维奇（Golda Mabovitch，即最臭名昭著的殖民主义者之一梅厄夫人，拉丁名转写为Golda Meir，果尔达·梅厄——译注），她公开否认巴勒斯坦人民曾经存在过。泽连斯基谈到今天乌克兰是怎样看到自己与以色列处于相同的境地——即两国似乎都有“想看到我们去死”的可怕邻居（指俄罗斯和巴勒斯坦人——译注）。

事实上，早在此次俄罗斯干预开始之前，以色列就一直最关心乌克兰犹太人。

早在2022年1月，以色列就开始计划将乌克兰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使之成为殖民者。以色列的Aliyah和移民归化部宣布：“我们呼吁乌克兰的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你的家。”

（乌克兰）难民／殖民者于3月初开始抵达，并获得优越待遇。而无法根据以色列对难民的种族主义标准证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的乌克兰难民，则面临着无数困难。

与此同时，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the 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的定居部已开始在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被盗窃和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土地上，着手为乌克兰犹太人准备1000套住宅。
 
然而，2022年的乌克兰难民／殖民者并不是第一批殖民巴勒斯坦的乌克兰犹太人。早自1882年以来，乌克兰犹太人就在巴勒斯坦殖民化中发挥了先锋作用。
 
先遣军角色

 乌克兰南部和乌克兰犹太人的故事是巴勒斯坦殖民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开始于18世纪后期，当时凯瑟琳大帝（一位皈依东正教成为沙皇的德国路德派教徒）在1768年至1774年的俄土战争中击败了奥斯曼帝国。

这导致了“库楚克·凯纳尔吉和平条约”(the Kuchuk Kainarji peace treaty)的签署，奥斯曼帝国丧失了对包括克里米亚和库班地区在内的北高加索地区的主权，并使伊斯坦布尔背负上成千上万的鞑靼难民。凯瑟琳立即着手在这些地区进行定居者殖民。

第一波俄罗斯移民于1778年抵达，并立即引起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反抗。凯瑟琳在1783年正式吞并克里米亚之前镇压了克里米亚鞑靼人。

 接着，1787年-1792年的俄罗斯-奥斯曼帝国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再次失败并失去领土，包括黑海北部与克里米亚相邻的奥齐桑贾克。今天被称为“新俄罗斯”的俄罗斯化随之而来。
 
 1794年，黑海奥斯曼帝国的哈西贝镇（Hacibey）被扩建为俄罗斯人的新定居者殖民地，并被命名为“敖德萨”，荒谬地假设古希腊的敖德索斯（Odessos）殖民地曾存在于此，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凯瑟琳以希腊名字命名哈西贝，旨在“用伟大的凯瑟琳的辉煌成就让每个人眼花缭乱……（以及）迈向摆脱欧洲伊斯兰教徒和征服伊斯坦布尔的第一步。” 

在克里米亚半岛，凯瑟琳于1783年在鞑靼镇Akhtiar的旧址上建立了塞瓦斯托波尔市（同样也用希腊名字命名），并于1784年更名为“辛菲罗波尔”鞑靼镇（Aqmescit，意为白色或西部清真寺）。

克里米亚本身则更名为“陶里德省”（Tauride Governorate），以纪念古希腊的Tauris（古希腊神话伊菲吉尼亚故事中，克里米亚半岛的一个地名，希腊人曾在那里建立一个殖民地。——译注）。而其它以希腊名字命名的殖民地包括：Olviopol、Tiraspol、Melitopol、Nikopol、Grigoriopol、Aleksopol和Mariupol。

敖德萨和巴勒斯坦之间 

 1804年，俄罗斯政府的“犹太人条例” 承诺向愿意在被占领的奥斯曼帝国地区进行殖民定居的前波兰裔俄罗斯犹太人（former-Polish-turned-Russian Jews）提供10年的补贴和免税优惠。

到1810年，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地区的10,000名无地犹太人被派遣往黑海的赫尔松省。该省被从奥斯曼帝国占领后，由凯瑟琳以古希腊殖民地Chersonesus的名字命名。

到1820年代，新一波犹太殖民者定居在赫尔松和邻近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也是以凯瑟琳从奥斯曼帝国征服后的名字命名），更多犹太人在1830年代末和1840年代抵达，被正式指定为“犹太农耕者”（Jewish-agriculturalists）。到1859年，将犹太人变成农民的大臣计划似乎没有成功，因此到了1866年新俄罗斯的新犹太人殖民定居点正式停止扩张，同时保留了已有的犹太殖民地。

与此同时，敖德萨已经发展成为俄罗斯帝国疆域中除华沙之外的最大的犹太人口城市。事实上，正是在敖德萨，犹太哈斯卡拉（Haskalah）希伯来语报刊开始鼓动犹太知识分子前往巴勒斯坦进行定居者殖民。

敖德萨作为殖民定居点的起源似乎对城市中的知识阶层产生了很大影响。
 

 
2022年3月13日，敖德萨的居民穿过反坦克障碍物旁边的一条空荡荡的街道   / 法新社

在19世纪初发起希腊独立运动并成立民族主义组织“Philiki  Etairia”（友好协会）的希腊知识分子也来自敖德萨定居者殖民地的希腊社区。

到19 世纪末和20世纪初，敖德萨——当时三分之一的人口是俄罗斯、西乌克兰和波兰犹太殖民定居者及其后代——成为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的主要中心。
 
在1880年代初期的反犹大屠杀之后，呼吁俄罗斯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的呼声与日俱增。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有两百万人将流向美洲和西欧，而一小部分人将去殖民巴勒斯坦。

摩西·L 利林普鲁姆（Moses L Lilienblum ，1843-1910）出生于立陶宛，1869年作为定居者抵达敖德萨，并于1884年成为最早的“原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殖民运动”（proto-Zionist settler-colonial movement，即“Hovevei Tsiyon”或“锡安追求者”，于1882年在敖德萨成立——译注）的领袖。利林普鲁姆认为犹太人是“一个独特的种族和民族实体”，所有俄罗斯犹太人都应该被迁移到巴勒斯坦，在那里建立农业殖民地。

犹太复国主义的策源地

 敖德萨也是犹太复国主义高层领导人的出生地，其中最著名的是弗拉基米尔·叶夫根耶维奇·扎博廷斯基（Vladimir Yevgenyevich Zhabotinsky，后改名为“Ze'ev” Jabotinsky），他是修正主义犹太复国主义（Revisionist Zionism）的创始人，他本人是敖德萨的乌克兰犹太定居者的直系后裔。他的父亲耶夫格尼·尤纳·格里戈里维奇（Yevgeni "Yona" Grigorievitch）来自乌克兰的尼科波尔（Nikopol）镇，母亲伊娃·扎克（Eva Zak）来自乌克兰的伯迪奇夫·施泰尔（Berdychiv shtetl）。




 法德犹太银行家和慈善家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资助了Hovevei Tsiyon 运动在巴勒斯坦的殖民地，包括1882年在“Rishon le Zion”（意为“首先到锡安”）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




 1890年，该运动在俄罗斯注册为一个慈善组织，总部设在敖德萨，名称为“支持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犹太农民和工匠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Support of Jewish Farmers and Artisans in Syriaand Palestine）。




 它由俄罗斯犹太医生和活动家里奥·品斯克（Leo Pinsker）领导，他是1882年支持将俄罗斯犹太人转变为殖民者的《自我解放》（Autoemancipation）一书的作者。




 Hovevei Tsiyon将援助在1890年代在巴勒斯坦建立另外两个定居者殖民地，包括雷霍沃特（Rehovot）和哈德拉（Hadera）。在哈德拉殖民地，他们输入了数百名埃及和苏丹劳工为他们填平沼泽，其中许多人死于疟疾）。它麇集了4000 名犹太人，其中大多数后来加入了西奥多·赫茨尔于 1897 年创立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the Zionist Organization，ZO）。 


 早从1884年开始，由于土地被盗窃和流离失所，巴勒斯坦农民掀起了反抗斗争，并袭击了包括哈德拉和雷霍沃特在内的几个乌克兰犹太殖民地。Hovevei Tsiyon  殖民者继续进行他们的殖民活动，直到该组织于1913年解散，因为殖民地成为ZO殖民项目的一部分。
 
 

乌克兰犹太难民于 2022年3月16日在摩尔多瓦首都基希讷乌（基希讷乌）的以色列领事馆等候登记前往以色列
 
 
沙皇也在克里米亚建立了犹太殖民地。在俄罗斯革命之后，犹太人成为可怕的大屠杀的目标，这些大屠杀摧毁了他们居住的定居点，也摧毁了当地经济。尽管当地鞑靼人强烈反对，苏联人与建立“美国联合农业公司”的美国犹太银行家-慈善家合作，将继续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资助和扩大克里米亚的犹太殖民地。

当纳粹入侵时，苏联政府尽可能多地疏散犹太人，包括从乌克兰南部和红军后方的克里米亚撤离，以保护他们。留下来的人被纳粹及他们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合作者杀害。

当乌克兰西部、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摩尔达维亚在1940年后被斯大林重新吞并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主导这些国家的反犹太主义浪潮，这些地区的犹太人仍然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更加拥抱。

以色列的邻居

 在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以色列和美国就所谓的“苏联反犹太主义”（他们当时描述苏联对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的镇压）向苏联施压，声称后者不允许苏联犹太人移民，而事实上苏联对移民的限制适用于所有苏联公民。

苏联在1970年代心软，对那些想要移民的苏联犹太人网开一面。大多数人来自乌克兰西部、拉脱维亚、摩尔达维亚和立陶宛，大多数人想去美国，这引起以色列限制他们的选择，迫使移民以色列成为他们唯一可能的选择。然而，尽管以色列阻挠，仍有超过一半的移民得以在美国定居。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1990年代100万俄罗斯和乌克兰犹太人抵达以色列之前。根据以色列法律，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证明不是“犹太人”，更不用说犹太宗教法律，但他们开始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进行殖民。

当泽连斯基总统抱怨以色列的邻居时，他应该被提醒：巴勒斯坦人不是乌克兰犹太殖民者的偶然邻居，而是被乌克兰犹太殖民者驱逐并偷走他们的土地的人。

2022 年 3 月 5 日，加沙民众向世界要求与乌克兰类似的支持   / 法新社

然而，正是泽连斯基在2020年让乌克兰退出了“联合国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UN Committee on the Exercise of the Inalienable Rights of thePalestinian People）。当以色列在2021年5月杀害和轰炸巴勒斯坦人时，也正是泽连斯基，将以色列描绘成“巴勒斯坦人的受害者”而不是乌克兰犹太人帮助建立的掠夺性定居者殖民国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泽连斯基认为以色列的邻居“希望看到我们去死”——这很可能只是他本人和以色列人希望看到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事情的心理倒像，而非相反。

 

说明  文中黑色粗体字部分为译者所加。

约瑟夫·马萨德Joseph Massad  哥伦比亚大学现代阿拉伯政治和思想史教授，著有多种著作，并转写学术和新闻评论文章。他的主要著作包括：《殖民影响：约旦民族认同的形成》，《想望阿拉伯人》，《巴勒斯坦问题的持久性：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人文集》，以及最近的《伊斯兰的解放神学》。他的书籍和文章已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

 

原址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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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Mahsa（Zhina）Amini因头巾问题在被风化警察羁押期间死亡，再一次引起了伊朗民众的抗议浪潮，也再次引起了全球舆论对伊朗妇女头巾的关注
伊朗妇女在抗争什么？
/ 桑博

伊朗的“反头巾大起义”（按照他们的口味偏好姑且我们这么称之），已经演变成了西方的和东方的媒体的一场狂欢。

在西方社会舆论场上，伊朗事件给伊斯兰恐惧症行业和Anti-Islam主义者们（两者虽然极其相似但仍有细微差别）提供了千载难得的证据：瞧，这不是我们西方人认为伊斯兰邪恶了吧！而在东方媒体（包括自媒体）上，连最愚蠢的极端世俗主义者和种族主义分子们，也为“受压迫的伊朗妇女得解放”而高潮了……

无论西方的或者东方的兴奋者们，恐怕他们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自身、特别是他们的兴奋，正是那些满心悲愤、冒死抗议的伊朗妇女的最直接的敌人。

他们并不在意那些挥舞着点燃的头巾、与警察对垒街头的伊朗妇女们在反对什么，又在追求什么。他们更不可能用一颗朴素的、人类的心灵去体验新闻镜头中那些挥起剪刀剪掉头发的伊朗女人们的心情……他们只是粗俗地、卑鄙地利用这场运动。
 

 
 
在纽约，人们举着Mahsa（Zhina）Amini头像在联合国总部门前，对伊朗总统伊布拉欣·莱西举行抗议活动

兴奋者们和抗议者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和对立，可以简化为一句话：后者追求的是自由，而前者不懂得尊重他人的自由。

具体到头巾这个象征物上，在兴奋者们的观念一统天下的世界里，最原始的道理讲不清楚：强迫女性不戴头巾同样是邪恶，至少说它与强迫女性戴头巾没有分别，一样邪恶。




通过全球媒体，毫不费力地，我们看见了类似伊朗、沙特、塔利班这种冒神之名的极权政权如何针对民众实施恐怖行为，包括强迫妇女戴头巾——强行规范妇女着装在内。而在另一面，我们却很难“看见”极端世俗主义者是如何强迫妇女不戴头巾的——同样是一种强行规范妇女着装、侵犯妇女着装自由的恐怖行为。

很难“看见”，并非指信息遮蔽，而是极端观念导致人们很难意识到。实际上，在全球社交媒体上，每一天都在报道着针对穆斯林妇女头巾的暴力攻击事件——每一天，丝毫没有夸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攻击，每一天都发生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攻击者的动机和理由形形色色：伊斯兰恐惧症，种族主义，Anti-Islam主义，厌女症，新纳粹……
 
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记录仇恨犯罪的南方贫困法律中心（the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的报告称：“在美国，反穆斯林仇恨团体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其中许多是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出现的。这些团体广泛诽谤伊斯兰教，并传播阴谋论，认为穆斯林是对国家的颠覆性威胁——这导致了一种针对穆斯林或那些被认为是穆斯林的人们的恐惧、仇恨和恐吓气氛。”

针对穆斯林妇女头巾的仇恨和强迫限制，并不单单来自类似新纳粹、撒旦教这样的暗黑组织，也不只是那些亿万富翁资助的种族主义团队——在欧洲和北美，它同样是一种国家行为：在整个欧洲和美国，都有针对穆斯林妇女头巾的立法。奥地利、法国、比利时、丹麦、保加利亚、荷兰、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一些地区）、瑞士、挪威和其他地方全面或部分禁止穆斯林妇女戴头巾。

我们的疑问是：如此的立法，在本质上它与伊朗、沙特、塔利班的头巾法的区别是什么？或者说仅仅因为它是欧美国家的立法，因此就享有天然的道德优越性或历史进步性？

——当头巾成为女性的一种自主选择的时候。




是的，选择戴头巾也是女性的权利。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但是它不能被这个进步的、民主的世界接受。

但事实上确实有一部分女性在法律的强制力之外、在自主的前提下，乐意戴头巾。即使在伊朗，即使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之前，在巴列维时代同样有伊朗妇女为戴头巾的权利而抗议、斗争（看清楚了，是为戴头巾的权利）。即使在伊朗，即使在1979年之后的“伊斯兰共和国”时代直到今天，同样有数百万伊朗妇女自愿并且自豪地佩戴头巾，以此作为她们信仰和身份的象征——就像另外有数百万妇女不愿让这种象征强加给她们一样。
 

 
 
 
2022年9月23日，戴头巾的伊朗妇女在参加完德黑兰大学的周五聚礼之后

对于礼萨·沙和阿亚图拉·霍梅尼这两位专注于维护妇女服饰治安的暴君来说，女人的头巾——那一块作为象征物的丝织品，只是他们藉以表达专制极权诉求的借口而已。世俗主义暴君没有头巾这块布，但他们同样能够找到表达同样诉求的理由，比如COVID-19就是一个被实践得不错的理由。穆斯林女人的身体，被作为意识形态的战场。

因此，必须意识到伊朗妇女在抗议什么，又在争取和追求什么——她们不能容忍的是以头巾的名义、以暴力手段强加于她们头上的一套恐吓和恐怖的严刑峻法，她们不能容忍的是四十多年来民众对民主和自由的梦想被以宗教的名义系统地毁灭……当然她们更不能容忍：本质上只是一个头饰的选择自由——在21世纪不能被这个世界容忍。

——这也就是本文开头，为什么我要说那些西方的和东方的兴奋者们是伊朗起义妇女的真正敌人。




对于伊朗起义，最美好的想象莫过于：不是作为性别意义上的女性、而是作为阶级动力和头巾象征双重意义的伊朗妇女，能够领导并主宰这一场斗争的过程。

因此，只有当那些坚决地、丝毫不犹豫地烧掉头巾的妇女，和那些戴着头巾的妇女们能够携手并肩，一起站在抗争的前方——只有这个镜头，才能诠释这场斗争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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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2023年2月20日星期一
也是伊历1444年7月29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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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叙大地震中，各国率先积极救援的事迹，至今依旧在感动着整个稳麦。可以说，各种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感动世界各国人民。
然而，在救援土耳其国际队伍中，却有一支奇葩救援队，在看到土耳其遭遇大地震后，马上就急不可待地就飞往地震灾区哈塔伊，然而，在救援刚三天后，这支救援队便又急急忙忙地以面临人身安全为由，提出要马上离开土耳其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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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也没有办法，虽然当时正是营救幸存者的关键时刻，但是人家是来人道主义救援的，非要返回，你也不能硬拦不是！只能放行。
于是，这支所谓的人道救援队就返回锡安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土地上，没错，就是来自锡安主义占领实体的人道救援队。
这些原本也没啥可说的，毕竟是人道主义救援土叙大地震嘛！能来就不错了，救援三天也是够高尚，够高光的时刻！
然而今天在真宰大能的意欲下，全球社交媒体和网络上却爆出一个惊天奇葩的大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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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支所谓的人道救援队伍中，其救援队长是一个锡安主义特殊人才，他之所以参加这次人道主义救灾行动，并不是去营救被废墟掩埋的幸存者，而是去偷盗一部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二世纪讨拉特卷轴古卷。
这个希伯来文卷轴古卷原本珍藏在安塔基亚的一座犹太会堂内，大地震袭来，犹太会堂遭到部分损毁，但是这部被视为土耳其珍贵文物的《讨拉特》的卷轴古卷却完好无损，在被他发现后，他未上报和交还给土耳其政府当局，而是被这位以人道救援为幌子的锡安定居民私下隐匿私藏起来，理由嘛，当然是为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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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个大胆又无耻的偷窃走私计划就出现了！这位锡安主义特殊人才，伴随着踊跃加入对土叙大地震的救援队为幌子和掩饰，在成功偷盗得手这部《以斯帖纪》卷轴古卷后，马上安排三天后锡安主义人道搜救队离开土耳其，原因是队员在土耳其面临人身安全。
就这样，这位偷盗者就堂而皇之地将这份珍贵文物盗运出了土耳其国境。
这真可谓是借助土叙大地震，以人道主义救援为幌子，趁火打劫打劫的最高境界——披着人道主义的高光，安全地将这份珍贵文物盗运到了到了锡安主义占领手中。
这就很好地解释，为何这支人道救援队刚到灾区三天，正是救灾抗震救援，营救幸存者的关键时刻，锡安主义救援队却突然以人身安全为由，要离开土耳其。因为，这份珍贵的卷轴古卷已经到手，不希望再夜长梦多。
然而，冥冥中的天道却要揭露这伙锡安主义定居民的阴谋（他们如不是团伙作案，又怎么就会在短短三天后，便集体以人身安全为由，要全体逃离土耳其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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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全球热搜之一，便是这位恬不知耻的锡安定居，人道救援土的救助队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晒出这份偷盗来到土耳其卷轴古卷，见证锡安分子恬不知耻的道德底线的全球丑闻。
这样也好，让那些受蒙蔽的人，乡愿的人，呆萌天真的人都好好看清楚，锡安定居民的道德底线！
最新的好消息是，迫于在土耳其的犹太团体的压力和国际舆论的压力，锡安占领当局已经表示要把这本卷轴古卷原物送还土耳其！
是的，这已经不是锡安主义分子第一次偷窃他人财物了，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1948年，锡安主义便连哄带骗地偷了巴勒斯坦。从此，偷窃便已经根深蒂固地烙在这些锡安定居民的脑海中，融入在他们的血液中！


如果说，在世界各国面前这伙锡安定居民还要伪装一下，那他们在那些被占领铁蹄踩踏下的巴勒斯坦民众来说，早就撕下了伪装的面具！
如今，在这个弱势的稳麦面前，锡安主义侵略者对古都斯和阿克萨远寺，早已经是公开地垂涎欲滴，更无需再大费周章地来伪装什么了，每天他们的任务便是直接扮演一匹匹恶狼，开启明火执仗的抢劫和掠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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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乌鲁木齐发生的火灾真相是什么？两个维吾尔族女孩讲述了从封控开始，她们遇到了什么困难，以及那场大火如何夺走了无辜的生命。
点击观看视频：
https://video.twimg.com/ext_tw_video/1596122321286307840/pu/vid/720x1040/yxbyaqI9AddhIdVw.mp4?tag=12
 
 
 
他们无法逃脱，因为他们的门被锁住了，根本上是来自于习近平的 "清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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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当局和中共政权如何杀害无辜的穆斯林和汉人呢？这张图片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
 

再过两天，11月的12日，是东突厥斯坦历史上两个近代共和国的成立纪念日；于1933年11月12日，在东突厥斯坦南部维吾尔传统文化发源地——喀什噶尔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以及于1944年11月12日，在东突厥斯坦现代文明之萌芽地——伊犁成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两个共和国的历史及其建立背景，已经有很多专家、学者谈论过了，文章、大部头的书也不少。我本人也写过几篇文章谈论过两个共和国。但仍然有一些有关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关键问题，还是持续被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歪曲和误读。

其中最关键的，而且对两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成立、起了根本原因的、对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人民意愿的歪曲和误读，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歪曲者以中共官僚及其御用学者为主，误读者有外国专家、学者，也有一些维吾尔白痴专家、学者。

这些人有意、无意地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成立归咎于英国的暗中支持，而将第二次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成立归咎于苏俄的支持！？这是共产党殖民政权对维吾尔独立运动的釜底抽薪之战略！

将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人民，在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成立中的关键性、根本性作用完全排除在外，不是釜底抽薪是什么？将东突厥斯坦各族人民的关键性、根本性作用排除了，就很容易证实中共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反对分裂、向往和中国统一’之无稽之谈；也很容易指控任何追求独立之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仁人志士为‘帝国主义走狗’等荒谬歪理。

无论是在东突厥斯坦境内，还是在海外，大多数有关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成立历史的文章、书，鲜有参考参与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建立者所写回忆录而写的，访问参与两个共和国建立者撰写的文章、书，那更是少之又少。

绝大多数对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历史的研究，要么依据是中共选择性提供的政府方筛选资料（殖民军阀军政人员、及国民党军政人员），要么是依据苏俄、英国使领馆及其他外国人提供的资料。

亲自参与两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建立的各民族仁人志士书写得回忆录、访谈录几乎完全被排除在研究之外。原因，当然中共独裁殖民政权的暗中作梗是主要原因；但也不能忽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参与者的回忆录、访谈录几乎都是以维吾尔语为主，鲜有被译成其它主要语言的，如英文、中文等。但这些不是我今天要谈的主要题目。

今天我要谈的主题是：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人民才是两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得以建立的，最关键、最根本的因素！

1933年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成立，和英国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由东突厥斯坦以维吾尔人为主各民族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建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成立，是在一大批以维吾尔为主各突厥民族在东突厥斯坦开展的新式教育、启发民智，以及周游海外归国维吾尔等各突厥民族先进人物之推动下成立的。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前的东突厥斯坦，各突厥民族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少数由满清遗老遗少转身为民国殖民军政官员的殖民官吏，巧取豪夺、肆意掠夺各族民众；且因为殖民官员的滥杀无辜、贪赃枉法，使东突厥斯坦的民族矛盾达到了爆发临界点。可以说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人民如等待燃烧的干柴，只等火种的到来，以便形成燎原之势。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哈密霍加尼亚孜∙阿吉农民起义，成为了火种；很快哈密起义燃遍全东突厥斯坦，且成为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的导火索、直接原因。

但是诚如我两年前的一篇、纪念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国父萨比提∙大毛拉∙阿吉之文章中指出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成立，和萨比提∙大毛拉∙阿吉个人政治魄力，力挽狂澜、力排众议之坚定信念是分不开的。

周游考察过土耳其、埃及、苏俄的萨比提大毛拉阿吉是一位杰出的维吾尔政治家、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奠基者。根据参加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建立默罕默德∙伊敏撰写的《东突厥斯坦历史》及其他回忆录；当时参加起义的很多维吾尔领袖，包括默罕默德∙伊敏本人，都认为成立共和国为时过早、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够，然而，萨比提∙大毛拉∙阿吉不顾各方反对、拖延，持之以恒、坚持不懈，调节、协调各方势力，力排众议说服各方团结，最终使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得以成立，为我们留下了尽管非常短暂、然而及其悲壮的共和国历史篇章！为东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国，以及未来的第三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之后，共和国总统霍加尼亚孜∙阿吉（Hoja Niyaz Haji）为了求得英国援助，也曾经向英国女王写过求援信，但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当时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萨比提∙大毛拉∙阿吉（Sabit Damollam Haji），也曾经派人联络阿富汗政府，苏俄政府，甚至试图通过阿富汗联络日本政府，但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也因此，在英国为其利益之虎视眈眈中，在苏俄为其利益之强力干预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在存在了将近六个月之后，在留下了辉煌历史篇章之后，在维吾尔民族心中烙下深深历史印迹和遗憾之后，悲壮地消失了！

11年后的东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国的成立，确有苏俄的强力支持，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仁人志士的积极参与才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得以成立的根本原因！没有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人民的觉醒，没有东突厥斯坦仁人志士的前赴后继、义无反顾的献身推动，再由外援也不可能使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得以成立！？

当时的东突厥斯坦正如今天的东突厥斯坦，盛世才为首殖民政权残酷迫害、屠杀、掠夺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人民，滥杀无辜、肆无忌惮；和今天的东突厥斯坦一样，当时的各民族人民生活在无尽的恐怖之中，不知道哪一天谁会突然失踪；和今日之东突厥斯坦一样，各族人民生活在一个没有围墙的大监狱中！

当时，第一共和国燎原之火的残留余烬，如星星之火，时不时在东突厥斯坦各地闪耀；东突厥斯坦各地反抗起义此起彼伏，各地小股反抗殖民政权之游击队经常出没；东突厥斯坦各族人民，又一次，如干旱之后的干草地，只等待一粒火星的掉落。

这火星由伊犁各地游击队点燃，被艾力罕∙图热（Ilihan Torem）等各民族领袖撒播，很快便开始在东突厥斯坦各地燎原。

这时，一直在密切观注东突厥斯坦事态发展的苏俄，为了达到其国家利益，而介入了东突厥斯坦人民的民族起义，以军事援助火上浇油。

首先是因为有了如干草、等待点燃的东突厥斯坦各民族民众之反抗中国殖民政权坚定斗志，才有可能使东突厥斯坦各地反抗殖民之火星星点点；有了星火点点，才有可能使苏俄在东突厥斯坦星星之火上、火上浇油，使之形成燎原大火，燃尽中国殖民政权，涤净祖国神圣土地，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建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首先是觉醒了的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人民近代最坚定的长期意愿、理想；有了此一坚定意愿、理想，有了为此坚定意愿、理想而愿意献身牺牲的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仁人志士，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建立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人民的意愿、牺牲精神才是东突厥斯坦第一、第二共和国成立的绝对前提，也将是东突厥斯坦第三共和国的绝对前提。外国的援助、武器弹药只是辅助外因。

没有成熟的这些绝对前提条件，即便外国人送来最先进的武器，也不一定能够建立起一个国家！

事实上，苏俄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领导人的一再保障独立之承诺，迷惑了一部分东突厥斯坦领导人使他们只将希望寄托于苏俄未来的帮助、安排，坐失解放全东突厥斯坦之千载难逢良机。更甚，苏俄派遣、混进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领导层之克格勃特务的挑拨离间，使一部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敌我不分，立场动摇，将大好时机，以及人、财、物浪费于内部纷争；使一场轰轰烈烈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以悲壮的悲剧性结局悄然退出历史舞台，为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人民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如果说苏俄在东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国的成立过程中，作为外因，只是起了助一臂之力作用的话；然而，却可以肯定地说，苏俄在第二共和国的悲剧性消失中，起了非常关键性、根本性的作用！苏俄政权帮中共殖民政权一手策划，以飞机失事阴谋，屠杀除掉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使年轻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群龙无首，任人宰割！

很多人有意、无意颠倒前因后果；要么是一味夸大外援作用，要么是把外援当作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能够建立的唯一条件，这正好中了中共歪曲历史之圈套，无形中成为中共帮凶、御用奴才！只有肯定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人民在两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成立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绝对主要作用，才能对两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历史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作为矢志恢复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独立的后继者，我们也才能对两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之惨痛经验教训作出正确的总结。以便将来在建立第三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时，避免再犯前辈犯过的错误，重蹈历史的覆辙！

现在的东突厥斯坦，正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矛盾极端尖锐，民族冲突一触即发；殖民政权不仅疯狂掠夺东突厥斯坦自然资源，排挤、边缘化当地各民族人民，而且公然以‘反恐’名义滥杀无辜，屠杀维吾尔人，肆无忌惮、大肆抓捕各民族仁人志士；活生生将东突厥斯坦变成了没有围墙的监狱。

维吾尔人为主各民族被强迫唱歌跳舞，歌颂殖民者的殖民统治；各民族人民的宗教信仰、传统文化被肆意践踏，语言文字被严重边缘化！可以说现在东突厥斯坦各族人民所遭受各种压迫甚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也因此，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东突厥斯坦各地的反抗之火如星星之火，以不可阻挡之势正在东突厥斯坦东南西北各地燎原；今日是阿克苏，明日便是和田、喀什噶尔，在后天是吐鲁番、哈密。殖民政权顾此失彼、手忙脚乱，尽管部署了大批军警、飞机坦克，但仍然无法扑灭已点燃星星之火。可以说，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重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绝对前提条件正在东突厥斯坦各地逐步形成。

由于信息传播工具的迅猛发展，东突厥斯坦独立概念比三四十年代更为深入人心；现在不仅每一个维吾尔人熟知第一、第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历史；自7.5乌鲁木齐对维吾尔人的屠杀发生以来，人们对历史上独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思念更甚；在经历了血腥的、针对维吾尔人4.5巴仁乡屠杀、2.5伊犁屠杀，7.5乌鲁木齐屠杀、2014年莎车屠杀之后，东突厥斯坦各族人民再一次深切体会到：除非建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无法得到保障的！这是建立独立共和国思想条件的成熟！

现在，还由于共产党殖民政权的宣传，甚至很多中国普通百姓也知道了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人民独立建国的长期意愿，以及东突厥斯坦两次建立共和国的历史背景，理解了以维吾尔人为主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人民追求独立、自由的坚定意志！

同时，海外各国、各团体对维吾尔人独立事业的关心也日增；现在，不说每天吧，几乎每周都会有至少一篇有关东突厥斯坦文章在西方主要媒体出现；可以说东突厥斯坦独立的外部各条件也正在逐步成熟。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确信，东突厥斯坦第三共和国重建之日一定会很快到来！ 查看全部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创建并维持宗教自由的方法，而不是头巾。 
在伊朗，政府强制穆斯林妇女戴头巾，宗教自由被政府官员所剥夺 
在法国、魁北克、印度和中国，政府强制人们不能戴头巾，宗教自由被头巾禁令所剥夺。
声援穆斯林妇女意味着支持她们的宗教自由，而不是妖魔化头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