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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再教育营|新疆集中营真相|新疆集中营证人证词数据库|新疆穆斯林集中营

freedom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93 次浏览 • 2025-12-26 04:50 • 来自相关话题

这段视频是一个“寻亲证词”。视频中的女士(Bikamal)通过人权组织发声,陈述了她的丈夫(阿地力阿孜)在2017年回新疆后被拘禁的情况。她手里拿的一堆纸,其实就是证明“我丈夫是谁、他住在哪里、他长什么样”的证据。旁边的男士通常是该组织的翻译或工作人员,协助她展示这些文件,以便全世界都能看清这些信息。
 
https://archive.org/details/cn-atajurt-kazakh-human-rights-serikzhan-bilash-1080p-h-264
 
 
视频备份地址:
https://archive.org/details/cn ... h-264
https://pomf2.lain.la/f/s3wwf7tj.mp4
https://archive.org/details/5010ecc-n
 
 
该证人的证词:
 
大家好。
我是卡肯·比卡玛尔。
我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公民。
这是我的哈萨克斯坦身份证件。

我现在来到阿塔珠儿特志愿者组织,是为了寻求帮助。
我是在为我的丈夫阿地力阿孜·木哈依提供证词。

他出生于1972年11月10日。
这是他的中国身份证复印件。大家请看。
他的身份证号是:650203197211100076。
他的户籍所在地是中国新疆精河县。

他在2017年12月21日那一天被抓走了。
在那之前,他已经拿到了哈萨克斯坦的居住证(绿卡)。
他当时回中国是为了注销那边的户口并处理房产。
他原本打算处理完这些手续就彻底搬到哈萨克斯坦。

但是当他到达精河县后,他的护照立刻被当地有关部门没收了。
在那之后,他被送进了所谓的“再教育营”或者叫“学习班”。

(展示孩子)
我们有三个孩子。这是我们最小的女儿。
大孩子已经在上学了。我们全家人都在等他。

我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
我根本无法联系上他,也不知道他在里面的生活情况。

(工作人员提醒)
请向镜头清楚展示你手中的这些照片和证件。

好的,这是我丈夫的照片。这是阿地力阿孜·木哈依。
这是他的中国身份证。这些是他在哈萨克斯坦的相关证明材料。

(女士开始读出纸上的文字)
阿地力阿孜·木哈依,男,哈萨克族。
1972年11月10日出生。
住址是新疆精河县精河镇。

他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他只是想来哈萨克斯坦和妻儿团聚。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抓一个这样诚实工作的普通人。

因为他的失踪,我们家庭的生活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在这里生活非常艰难。

我请求全世界的有志之士,请求各国的人权组织。
请关注我丈夫的案子。请关注被关在那里的无辜者。

中国政府说那是“培训中心”,但为什么要关两年不让回家?
如果他做错了什么,请通过法律程序告诉我,而不是直接让他失踪。

(抱起孩子)
孩子每天都在哭着要爸爸。
看着孩子的眼睛,我心如刀割。

这是我们在哈萨克斯坦买的房子的证明。
我们原本打算在这里开始新生活。
现在一切都停滞了。
我感觉我们的生活被摧毁了。

(工作人员)
请再次确认他失踪的精确日期。

他是2017年12月21日失联的。
至今已经快两年了。
这两年对他和我们来说都是地狱。

我一定要找回他。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他在精河县那边,原本只是为了处理一些家里的房产和土地手续。
他说办完手续就回来,回哈萨克斯坦和我们团聚。

但是,当地的警察收走了他的护照,告诉他需要“审查”。
没过几天,他就被带到了所谓的“学习班”。

(哽咽)
那是2017年的冬天,天非常冷。

我试着给家乡的亲戚打电话,但他们都非常害怕,不敢跟我多说话。
亲戚们在电话里哭,说:“不要再打来了,我们也自身难保。”

我只能带着年幼的孩子在这里等。
你们看,这孩子出生就没怎么见过父亲。

这公平吗?
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守法的父亲,为什么要遭受这些?

我丈夫阿地力阿孜没有任何政治倾向。
他只想过平静的生活。

(工作人员)
请展示一下那份详细的地址证明。

好的。这是他在精河县的具体住址证明。
他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所有邻居都可以证明他是个好人。

我呼吁所有能听到我声音的人,请关注我们的遭遇。
我的国家哈萨克斯坦,请保护你们的国民家属。

我们要的不是钱,不是救济。
我们要的是家人的自由。

(当事人详细描述证件上的编号)
650203197211100076。

请记住这个号码。
请记住这个活生生的人。

如果不放他出来,我会一直在这里说下去,直到全世界都听到。

(当事人强调其丈夫的无辜,并列举多次尝试联系中国使馆无果的过程。)

他们说他在“学习”,
但谁会学习两年都不让给家里打一个电话?

这根本不是学习。
这是非法拘禁。

(画面中当事人情绪激动,展示孩子的生活照片,孩子在呼唤父亲。)

(工作人员协助整理材料,向镜头展示阿地力阿孜的全身近照。)

我们希望国际特赦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能看到这些视频。
每一个签名的文件都是我们的血泪。

谢谢大家。
谢谢阿塔珠儿特给予我们发声的机会。

请救救阿地力阿孜·木哈依。
证词结束。
 
画面中身份证件文字的深度识别翻译

人像照片下方文字:

Adelhaze Muhay:阿地力阿孜·木哈依(哈萨克语姓名音译)

阿地力阿孜·木哈依:中文姓名

650203197211100076:中国公民身份号码(前6位 650203 代表新疆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但证件地址显示其居住在精河县)。

女士手持的绿卡/身份证:

ҚАЗАҚСТАН РЕСПУБЛИКАСЫ ЖЕКЕ КУӘЛІ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身份证。

КӘКЕН БИҚАМАЛ:卡肯·比卡玛尔。

08.07.1976:出生日期 1976年7月8日。
 
 

 
 

 

 
视频背景备注:
 
这段视频发布于 2019 年。视频中提到的 Atajurt 是由 Serikzhan Bilash 创立的组织,主要关注在中国大陆受压迫的哈萨克族人权益。
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英语: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在2017年初成立于哈萨克阿拉木图,是哈萨克境内针对哈萨克人权、新疆人权为主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将下落不明的哈萨克人的家属对中国当局的控诉录制成视频,译成英文、德文、法文、土耳其文、俄文、中文、阿拉伯文,并每周固定汇整最新证据,送到联合国驻哈萨克办事处、欧洲联盟驻哈萨克办事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驻哈萨克大使馆,至今已集结超过3万笔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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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视频是一个“寻亲证词”。视频中的女士(Bikamal)通过人权组织发声,陈述了她的丈夫(阿地力阿孜)在2017年回新疆后被拘禁的情况。她手里拿的一堆纸,其实就是证明“我丈夫是谁、他住在哪里、他长什么样”的证据。旁边的男士通常是该组织的翻译或工作人员,协助她展示这些文件,以便全世界都能看清这些信息。
 
https://archive.org/details/cn-atajurt-kazakh-human-rights-serikzhan-bilash-1080p-h-264
 
 
视频备份地址:
https://archive.org/details/cn ... h-264
https://pomf2.lain.la/f/s3wwf7tj.mp4
https://archive.org/details/5010ecc-n
 
 
该证人的证词:
 
大家好。
我是卡肯·比卡玛尔。
我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公民。
这是我的哈萨克斯坦身份证件。

我现在来到阿塔珠儿特志愿者组织,是为了寻求帮助。
我是在为我的丈夫阿地力阿孜·木哈依提供证词。

他出生于1972年11月10日。
这是他的中国身份证复印件。大家请看。
他的身份证号是:650203197211100076。
他的户籍所在地是中国新疆精河县。

他在2017年12月21日那一天被抓走了。
在那之前,他已经拿到了哈萨克斯坦的居住证(绿卡)。
他当时回中国是为了注销那边的户口并处理房产。
他原本打算处理完这些手续就彻底搬到哈萨克斯坦。

但是当他到达精河县后,他的护照立刻被当地有关部门没收了。
在那之后,他被送进了所谓的“再教育营”或者叫“学习班”。

(展示孩子)
我们有三个孩子。这是我们最小的女儿。
大孩子已经在上学了。我们全家人都在等他。

我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
我根本无法联系上他,也不知道他在里面的生活情况。

(工作人员提醒)
请向镜头清楚展示你手中的这些照片和证件。

好的,这是我丈夫的照片。这是阿地力阿孜·木哈依。
这是他的中国身份证。这些是他在哈萨克斯坦的相关证明材料。

(女士开始读出纸上的文字)
阿地力阿孜·木哈依,男,哈萨克族。
1972年11月10日出生。
住址是新疆精河县精河镇。

他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他只是想来哈萨克斯坦和妻儿团聚。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抓一个这样诚实工作的普通人。

因为他的失踪,我们家庭的生活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在这里生活非常艰难。

我请求全世界的有志之士,请求各国的人权组织。
请关注我丈夫的案子。请关注被关在那里的无辜者。

中国政府说那是“培训中心”,但为什么要关两年不让回家?
如果他做错了什么,请通过法律程序告诉我,而不是直接让他失踪。

(抱起孩子)
孩子每天都在哭着要爸爸。
看着孩子的眼睛,我心如刀割。

这是我们在哈萨克斯坦买的房子的证明。
我们原本打算在这里开始新生活。
现在一切都停滞了。
我感觉我们的生活被摧毁了。

(工作人员)
请再次确认他失踪的精确日期。

他是2017年12月21日失联的。
至今已经快两年了。
这两年对他和我们来说都是地狱。

我一定要找回他。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他在精河县那边,原本只是为了处理一些家里的房产和土地手续。
他说办完手续就回来,回哈萨克斯坦和我们团聚。

但是,当地的警察收走了他的护照,告诉他需要“审查”。
没过几天,他就被带到了所谓的“学习班”。

(哽咽)
那是2017年的冬天,天非常冷。

我试着给家乡的亲戚打电话,但他们都非常害怕,不敢跟我多说话。
亲戚们在电话里哭,说:“不要再打来了,我们也自身难保。”

我只能带着年幼的孩子在这里等。
你们看,这孩子出生就没怎么见过父亲。

这公平吗?
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守法的父亲,为什么要遭受这些?

我丈夫阿地力阿孜没有任何政治倾向。
他只想过平静的生活。

(工作人员)
请展示一下那份详细的地址证明。

好的。这是他在精河县的具体住址证明。
他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所有邻居都可以证明他是个好人。

我呼吁所有能听到我声音的人,请关注我们的遭遇。
我的国家哈萨克斯坦,请保护你们的国民家属。

我们要的不是钱,不是救济。
我们要的是家人的自由。

(当事人详细描述证件上的编号)
650203197211100076。

请记住这个号码。
请记住这个活生生的人。

如果不放他出来,我会一直在这里说下去,直到全世界都听到。

(当事人强调其丈夫的无辜,并列举多次尝试联系中国使馆无果的过程。)

他们说他在“学习”,
但谁会学习两年都不让给家里打一个电话?

这根本不是学习。
这是非法拘禁。

(画面中当事人情绪激动,展示孩子的生活照片,孩子在呼唤父亲。)

(工作人员协助整理材料,向镜头展示阿地力阿孜的全身近照。)

我们希望国际特赦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能看到这些视频。
每一个签名的文件都是我们的血泪。

谢谢大家。
谢谢阿塔珠儿特给予我们发声的机会。

请救救阿地力阿孜·木哈依。
证词结束。
 
画面中身份证件文字的深度识别翻译

人像照片下方文字:

Adelhaze Muhay:阿地力阿孜·木哈依(哈萨克语姓名音译)

阿地力阿孜·木哈依:中文姓名

650203197211100076:中国公民身份号码(前6位 650203 代表新疆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但证件地址显示其居住在精河县)。

女士手持的绿卡/身份证:

ҚАЗАҚСТАН РЕСПУБЛИКАСЫ ЖЕКЕ КУӘЛІ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身份证。

КӘКЕН БИҚАМАЛ:卡肯·比卡玛尔。

08.07.1976:出生日期 1976年7月8日。
 
 

 
 

 

 
视频背景备注:
 
这段视频发布于 2019 年。视频中提到的 Atajurt 是由 Serikzhan Bilash 创立的组织,主要关注在中国大陆受压迫的哈萨克族人权益。
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英语: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在2017年初成立于哈萨克阿拉木图,是哈萨克境内针对哈萨克人权、新疆人权为主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将下落不明的哈萨克人的家属对中国当局的控诉录制成视频,译成英文、德文、法文、土耳其文、俄文、中文、阿拉伯文,并每周固定汇整最新证据,送到联合国驻哈萨克办事处、欧洲联盟驻哈萨克办事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驻哈萨克大使馆,至今已集结超过3万笔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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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集中营真相|新疆集中营证人证词数据库|新疆穆斯林集中营

freedom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3 次浏览 • 2025-12-26 04:37 • 来自相关话题

新疆再教育营数据库|新疆集中营真相|新疆集中营证人证词数据库|新疆穆斯林集中营
 
https://archive.org/details/cn-01-01-010-2020-atajurt-kazakh-human-rights-serikzhan-bilash-720p-h-264
 
视频备份地址:
https://archive.org/details/cn ... h-264
https://pomf2.lain.la/f/s3wwf7tj.mp4
https://archive.org/details/5010ecc-n
 
 
该证人的证词:
 
大家好,我是哈萨克斯坦公民巴合提·迪儿努尔。
我在这里是为我远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甥卡斯铁尔·波拉提寻求帮助。

卡斯铁尔·波拉提出生于塔城地区裕民县吉也克镇。
出生日期是2000年3月30日。

他在2019年7月7日从家中被带走抓捕了。
他的所谓“罪名”是:因为听了哈萨克斯坦著名诗人迪达尔·卡米耶夫的一首诗,并在社交网络上进行了转发。

他因此被判处了15年有期徒刑。
目前他被关押在沙湾县的监狱里。

最近我们收到的消息称,在他服完这15年刑期后,还要被送到“再教育营”继续学习2年。

卡斯铁尔是家里的独生子。
现在他的爷爷奶奶因为受此打击,已经生病住院了。

我恳请国际组织、恳请国家元首(总统)给予帮助,请救救他。

(旁白 / 翻译官介入)
你好,这位是哈萨克斯坦公民。

这位女士的全名是巴合提·迪儿努尔,出生于1989年8月1日。
她是哈萨克斯坦公民。她正在为她的外甥寻求帮助。

她外甥的全名是卡斯铁尔·波拉提。
他出生于2000年3月30日,出生地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吉也克镇哈塞村。

他是中国公民。
他的中国身份证号码是:
654225200003300914。

她说他在2019年7月6日被中国警方无辜抓捕。
原因是他听了哈萨克斯坦著名诗人迪达尔·卡米耶夫的一首诗。

中国政府认为这是一种犯罪,并判处他15年监禁。

但现在,她得到消息说,中国警方通知了他的外甥:
在服满刑期后,他们计划将他再转送到“再教育营”继续关押2年。

她说她的外甥卡斯铁尔·波拉提是无辜的。

现在她请求国际人权组织能够提供帮助,让他从监狱中获释。


 
视频截图中展示的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公民身份证(正面与反面):
 
 

 
语言鉴定

视频语言:哈萨克语 (Kazakh)。

涉及地域: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

证件语言:哈萨克语、中文、俄语(哈萨克斯坦身份证)。



画面中展示了三份关键证件,其核心信息如下:

1. 中国居民身份证(卡斯铁尔·波拉提)

姓名:卡斯铁尔·波拉提 (Qaster Bolat)

性别/民族:男 / 哈萨克

出生日期:2000年3月30日

住址:新疆裕民县吉也克镇哈塞村1306号

公民身份号码:654225200003300914

签发机关:裕民县公安局

有效期:2018.05.04 - 2028.05.04

2.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居民证(巴合提·迪儿努尔)

姓名:Bakyt Dilnur (巴合提·迪儿努尔)

出生日期:1989年8月1日

出生地:中国新疆

民族:哈萨克

证件有效期至:2025年11月9日

3. 逮捕/羁押文件(哈萨克语手写/打印件)

核心内容:该文件由沙湾县公安局签发,注明卡斯铁尔·波拉提(Qaster Bolat)因违反相关规定,于2019年7月6日19时被采取强制措施,现羁押于沙湾县看守所。
 
 
视频背景备注:
 
这段视频发布于 2019 年。视频中提到的 Atajurt 是由 Serikzhan Bilash 创立的组织,主要关注在中国大陆受压迫的哈萨克族人权益。
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英语: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在2017年初成立于哈萨克阿拉木图,是哈萨克境内针对哈萨克人权、新疆人权为主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将下落不明的哈萨克人的家属对中国当局的控诉录制成视频,译成英文、德文、法文、土耳其文、俄文、中文、阿拉伯文,并每周固定汇整最新证据,送到联合国驻哈萨克办事处、欧洲联盟驻哈萨克办事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驻哈萨克大使馆,至今已集结超过3万笔证词。 查看全部
新疆再教育营数据库|新疆集中营真相|新疆集中营证人证词数据库|新疆穆斯林集中营
 
https://archive.org/details/cn-01-01-010-2020-atajurt-kazakh-human-rights-serikzhan-bilash-720p-h-264
 
视频备份地址:
https://archive.org/details/cn ... h-264
https://pomf2.lain.la/f/s3wwf7tj.mp4
https://archive.org/details/5010ecc-n
 
 
该证人的证词:
 
大家好,我是哈萨克斯坦公民巴合提·迪儿努尔。
我在这里是为我远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甥卡斯铁尔·波拉提寻求帮助。

卡斯铁尔·波拉提出生于塔城地区裕民县吉也克镇。
出生日期是2000年3月30日。

他在2019年7月7日从家中被带走抓捕了。
他的所谓“罪名”是:因为听了哈萨克斯坦著名诗人迪达尔·卡米耶夫的一首诗,并在社交网络上进行了转发。

他因此被判处了15年有期徒刑。
目前他被关押在沙湾县的监狱里。

最近我们收到的消息称,在他服完这15年刑期后,还要被送到“再教育营”继续学习2年。

卡斯铁尔是家里的独生子。
现在他的爷爷奶奶因为受此打击,已经生病住院了。

我恳请国际组织、恳请国家元首(总统)给予帮助,请救救他。

(旁白 / 翻译官介入)
你好,这位是哈萨克斯坦公民。

这位女士的全名是巴合提·迪儿努尔,出生于1989年8月1日。
她是哈萨克斯坦公民。她正在为她的外甥寻求帮助。

她外甥的全名是卡斯铁尔·波拉提。
他出生于2000年3月30日,出生地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吉也克镇哈塞村。

他是中国公民。
他的中国身份证号码是:
654225200003300914。

她说他在2019年7月6日被中国警方无辜抓捕。
原因是他听了哈萨克斯坦著名诗人迪达尔·卡米耶夫的一首诗。

中国政府认为这是一种犯罪,并判处他15年监禁。

但现在,她得到消息说,中国警方通知了他的外甥:
在服满刑期后,他们计划将他再转送到“再教育营”继续关押2年。

她说她的外甥卡斯铁尔·波拉提是无辜的。

现在她请求国际人权组织能够提供帮助,让他从监狱中获释。


 
视频截图中展示的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公民身份证(正面与反面)
 
 

 
语言鉴定

视频语言:哈萨克语 (Kazakh)。

涉及地域: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

证件语言:哈萨克语、中文、俄语(哈萨克斯坦身份证)。



画面中展示了三份关键证件,其核心信息如下:

1. 中国居民身份证(卡斯铁尔·波拉提)

姓名:卡斯铁尔·波拉提 (Qaster Bolat)

性别/民族:男 / 哈萨克

出生日期:2000年3月30日

住址:新疆裕民县吉也克镇哈塞村1306号

公民身份号码:654225200003300914

签发机关:裕民县公安局

有效期:2018.05.04 - 2028.05.04

2.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居民证(巴合提·迪儿努尔)

姓名:Bakyt Dilnur (巴合提·迪儿努尔)

出生日期:1989年8月1日

出生地:中国新疆

民族:哈萨克

证件有效期至:2025年11月9日

3. 逮捕/羁押文件(哈萨克语手写/打印件)

核心内容:该文件由沙湾县公安局签发,注明卡斯铁尔·波拉提(Qaster Bolat)因违反相关规定,于2019年7月6日19时被采取强制措施,现羁押于沙湾县看守所。
 
 
视频背景备注:
 
这段视频发布于 2019 年。视频中提到的 Atajurt 是由 Serikzhan Bilash 创立的组织,主要关注在中国大陆受压迫的哈萨克族人权益。
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英语: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在2017年初成立于哈萨克阿拉木图,是哈萨克境内针对哈萨克人权、新疆人权为主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将下落不明的哈萨克人的家属对中国当局的控诉录制成视频,译成英文、德文、法文、土耳其文、俄文、中文、阿拉伯文,并每周固定汇整最新证据,送到联合国驻哈萨克办事处、欧洲联盟驻哈萨克办事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驻哈萨克大使馆,至今已集结超过3万笔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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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再教育营数据库|新疆集中营真相|新疆集中营证人证词数据库|新疆穆斯林集中营

freedom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8 次浏览 • 2025-12-26 04:29 • 来自相关话题

 
 
https://archive.org/details/cn-2-31-03-2021-atajurt-kazakh-human-rights-serikzhan-bilash-720p-h-264


 
视频备份地址:

https://archive.org/details/cn-2-31-03-2021-atajurt-kazakh-human-rights-serikzhan-bilash-720p-h-264 

 
https://pomf2.lain.la/f/s3wwf7tj.mp4
https://archive.org/details/5010ecc-n
 
 
 
[b][/b]
 
 
 
 
[b]该证人的证词:[/b]
 
 
 
我的名字叫穆巴拉克·沙伊马尔丹,我是哈萨克斯坦公民。
这是我的公民身份证。

我的朋友马国仁(Ma Guoren)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生。
他出生于1967年7月28日。
身份证号是:654323196707280513。

他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切尔克齐乡,桑斯兹拜阔克铁列克村。
他是该村23号清真寺的伊玛目。

2017年8月3日,他被带到了政治学习培训营。
2018年11月22日,他被以“宣扬宗教极端主义”的假罪名,被无辜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

他是中国政府在该村正式任命的合法伊玛目。
这是关于他的判决书,我手里有一页纸。

他是被冤枉判刑的,曾是政府认可的正式伊玛目。
他是个非常正直的人,现在被剥夺了人权,以宗教极端主义的假罪名被判刑。

我之前曾为这位朋友发出过呼吁。
现在,因为我发出了这些呼吁,我的亲属们开始受到压力。

我的妹妹扎比拉(Zabira)和我的妹夫阿莱别克(Araibek)。
当地政府部门和山庄城市组织部向他们施压,让他们告诉我停止发出申诉。

如果不停止,这会威胁到他们及其工作,还有其他亲属。
可能其他亲属也受到了压力。

我请求中国政府停止恐吓我的亲友。
只要马国仁没有被无罪释放,我就不会停止我的申诉。

如果有必要,我会向更高级别的国际组织发出控告。
因此,我向托卡耶夫总统、哈萨克斯坦外交部,以及国际人权组织呼吁,要求释放无罪的马国仁。

我保证他是清白的。
如果继续对我亲属施压,阻碍他们工作,我将继续向更高层级的国际人权组织发出呼吁。
 
 证件信息识别与翻译
图一:哈萨克共和国身份证(反面)

ТУҒАН ЖЕРІ / МЕСТО РОЖДЕНИЯ (出生地): КНР, ШҰАР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ҰЛТЫ /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民族): КАЗАХ (哈萨克族)

БЕРГЕН ОРГАН / ОРГАН ВЫДАЧИ (签发机关): МВД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内政部)

БЕРІЛГЕН КҮНІ (签发日期): 02.09.2019

МЕРЗІМІ / СРОК ДЕЙСТВИЯ (有效期至): 01.09.2029

机读区姓名: SHAIMARDAN MUBARAK

图二:哈萨克共和国身份证(正面)

ТЕГІ / ФАМИЛИЯ (姓): ШАЙМАРДАН (沙伊马尔丹)

АТЫ / ИМЯ (名): МУБАРАК (穆巴拉克)

ТУҒАН КҮНІ / ДАТА РОЖДЕНИЯ (出生日期): 30.06.1975

ЖСН / ИИН (个人识别码): 750630399109
 
 
【英语翻译开始】
证人的全名是穆巴拉克·沙伊马尔丹(Mubarak Shaimardan)。
他出生于1975年7月30日,是哈萨克斯坦公民。

他正在为他的朋友马国仁(Ma Guoren)寻求帮助。
他的朋友是东干族,出生于1967年7月28日。
居住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切尔克齐乡。
他是中国公民。

中国身份证号:654323196707280513。
他于2017年8月3日被捕,并在2018年11月22日被判处10年监禁。
他还被罚款10,000元人民币。

他在20天前通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向国际人权组织求助。
但在那之后,中国政府以及山庄地区的组织部门,威胁了他的妹妹和他的妹夫。

妹妹叫扎比拉(Zabira),妹夫叫阿莱别克(Araibek)。
他们受到威胁,要求让这位穆巴拉克先生停止国际申诉。
否则,他们会逮捕他的妹妹、妹夫以及其他亲属。

但他表示,除非中国政府释放他的朋友,否则他不会停止。
他说他的朋友是清白的。

现在他再次向哈萨克斯坦总统及外交部求援。
 
视频背景备注:
 
这段视频发布于 2019 年。视频中提到的 Atajurt 是由 Serikzhan Bilash 创立的组织,主要关注在中国大陆受压迫的哈萨克族人权益。
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英语: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在2017年初成立于哈萨克阿拉木图,是哈萨克境内针对哈萨克人权、新疆人权为主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将下落不明的哈萨克人的家属对中国当局的控诉录制成视频,译成英文、德文、法文、土耳其文、俄文、中文、阿拉伯文,并每周固定汇整最新证据,送到联合国驻哈萨克办事处、欧洲联盟驻哈萨克办事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驻哈萨克大使馆,至今已集结超过3万笔证词。 查看全部
 
 
https://archive.org/details/cn-2-31-03-2021-atajurt-kazakh-human-rights-serikzhan-bilash-720p-h-264


 
视频备份地址:

https://archive.org/details/cn-2-31-03-2021-atajurt-kazakh-human-rights-serikzhan-bilash-720p-h-264 

 
https://pomf2.lain.la/f/s3wwf7tj.mp4
https://archive.org/details/5010ecc-n

 
 
 
[b][/b]
 
 
 
 
[b]该证人的证词:[/b]
 
 
 
我的名字叫穆巴拉克·沙伊马尔丹,我是哈萨克斯坦公民。
这是我的公民身份证。

我的朋友马国仁(Ma Guoren)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生。
他出生于1967年7月28日。
身份证号是:654323196707280513。

他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切尔克齐乡,桑斯兹拜阔克铁列克村。
他是该村23号清真寺的伊玛目。

2017年8月3日,他被带到了政治学习培训营。
2018年11月22日,他被以“宣扬宗教极端主义”的假罪名,被无辜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

他是中国政府在该村正式任命的合法伊玛目。
这是关于他的判决书,我手里有一页纸。

他是被冤枉判刑的,曾是政府认可的正式伊玛目。
他是个非常正直的人,现在被剥夺了人权,以宗教极端主义的假罪名被判刑。

我之前曾为这位朋友发出过呼吁。
现在,因为我发出了这些呼吁,我的亲属们开始受到压力。

我的妹妹扎比拉(Zabira)和我的妹夫阿莱别克(Araibek)。
当地政府部门和山庄城市组织部向他们施压,让他们告诉我停止发出申诉。

如果不停止,这会威胁到他们及其工作,还有其他亲属。
可能其他亲属也受到了压力。

我请求中国政府停止恐吓我的亲友。
只要马国仁没有被无罪释放,我就不会停止我的申诉。

如果有必要,我会向更高级别的国际组织发出控告。
因此,我向托卡耶夫总统、哈萨克斯坦外交部,以及国际人权组织呼吁,要求释放无罪的马国仁。

我保证他是清白的。
如果继续对我亲属施压,阻碍他们工作,我将继续向更高层级的国际人权组织发出呼吁。
 
 证件信息识别与翻译
图一:哈萨克共和国身份证(反面)

ТУҒАН ЖЕРІ / МЕСТО РОЖДЕНИЯ (出生地): КНР, ШҰАР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ҰЛТЫ /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民族): КАЗАХ (哈萨克族)

БЕРГЕН ОРГАН / ОРГАН ВЫДАЧИ (签发机关): МВД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内政部)

БЕРІЛГЕН КҮНІ (签发日期): 02.09.2019

МЕРЗІМІ / СРОК ДЕЙСТВИЯ (有效期至): 01.09.2029

机读区姓名: SHAIMARDAN MUBARAK

图二:哈萨克共和国身份证(正面)

ТЕГІ / ФАМИЛИЯ (姓): ШАЙМАРДАН (沙伊马尔丹)

АТЫ / ИМЯ (名): МУБАРАК (穆巴拉克)

ТУҒАН КҮНІ / ДАТА РОЖДЕНИЯ (出生日期): 30.06.1975

ЖСН / ИИН (个人识别码): 750630399109
 
 
【英语翻译开始】
证人的全名是穆巴拉克·沙伊马尔丹(Mubarak Shaimardan)。
他出生于1975年7月30日,是哈萨克斯坦公民。

他正在为他的朋友马国仁(Ma Guoren)寻求帮助。
他的朋友是东干族,出生于1967年7月28日。
居住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切尔克齐乡。
他是中国公民。

中国身份证号:654323196707280513。
他于2017年8月3日被捕,并在2018年11月22日被判处10年监禁。
他还被罚款10,000元人民币。

他在20天前通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向国际人权组织求助。
但在那之后,中国政府以及山庄地区的组织部门,威胁了他的妹妹和他的妹夫。

妹妹叫扎比拉(Zabira),妹夫叫阿莱别克(Araibek)。
他们受到威胁,要求让这位穆巴拉克先生停止国际申诉。
否则,他们会逮捕他的妹妹、妹夫以及其他亲属。

但他表示,除非中国政府释放他的朋友,否则他不会停止。
他说他的朋友是清白的。

现在他再次向哈萨克斯坦总统及外交部求援。
 
视频背景备注:
 
这段视频发布于 2019 年。视频中提到的 Atajurt 是由 Serikzhan Bilash 创立的组织,主要关注在中国大陆受压迫的哈萨克族人权益。
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英语: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在2017年初成立于哈萨克阿拉木图,是哈萨克境内针对哈萨克人权、新疆人权为主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将下落不明的哈萨克人的家属对中国当局的控诉录制成视频,译成英文、德文、法文、土耳其文、俄文、中文、阿拉伯文,并每周固定汇整最新证据,送到联合国驻哈萨克办事处、欧洲联盟驻哈萨克办事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驻哈萨克大使馆,至今已集结超过3万笔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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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集中营事件|新疆人权问题|证人Alkabek Kazyken(阿尔卡别克·哈兹肯)为他在中国新疆被限制出境的家属发声

freedom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35 次浏览 • 2025-12-21 19:14 • 来自相关话题

新疆集中营事件|新疆集中营证人证词数据库|证人Alkabek Kazyken(阿尔卡别克·哈兹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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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中证件信息的中文翻译
 


在视频和截图中,讲话者展示了多张身份证件。

1. 他的哈萨克斯坦身份证(截屏 05.42.56)

姓 (Фамилия): KAZYKEN (哈兹肯)

名 (Аты): ALKABEK (阿尔卡别克)

出生日期: 27.09.1964

出生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

民族: 哈萨克族

签发机关: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内政部 (IIM)

有效期: 03.02.2015 - 02.02.2025

2. 中国居民身份证(截屏 05.43.15)

照片中展示了三张中国二代身份证的复印件(正反面):

第一张(右上):俄热斯别克·哈尔兹

性别: 男

民族: 哈萨克

出生日期: 1960年11月5日

住址: 新疆福海县福海镇建北二路东74号

公民身份号码: 654323196011050015

签发机关: 福海县公安局

有效期限: 2007.08.24 - 长期

第二张(右中):巴合提古丽·扎比尔

性别: 女

民族: 哈萨克

出生日期: 1963年4月15日

住址: 新疆福海县福海镇建北二路东74号

公民身份号码: 652623196304151922

签发机关: 福海县公安局

有效期限: 2007.08.24 - 2027.08.24

第三张(右下):纳孜帕·俄热斯

性别: 女

民族: 哈萨克

出生日期: 1990年12月22日

住址: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新医路8号

公民身份号码: 654323199012220040

签发机关: 新市区公安分局

有效期限: 2012.03.26 - 2022.03.26
 
 
 

 
视频中全文内容翻译文稿(哈萨克语转中文):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公民身份证。我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公民。我的姓名是阿尔卡别克·哈兹肯。我是阿尔卡别克·哈兹肯,在这里申诉。我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福海县,福海县登记居住并在那里出生的。

这是我的姐夫,俄热斯别克·哈尔兹,俄热斯别克。 这是我的姐姐,巴合提古丽·扎比尔,巴合提古丽。 这是我的外甥女,纳孜帕·俄热斯,纳孜帕。

因为他们无法过来,我今天在这里申诉,寻找他们,为他们呼吁。他们去中国已经两年了,是的,是应中国的邀请回去的。他们都是退休人员。从2017年起,前面的算起来有两年了,后面的有一年半了。直到今天,直到现在这一刻,他们在福海县被政府和警方没收了护照,被收走了护照。他们没有任何人权,没有任何权利。他们现在处于被软禁的状态,被关在家里。

他们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一个大儿子,还有三个孙子、孙女。还有一位80岁的父亲。我姐姐的所有亲人,所有的亲戚都在哈萨克斯坦。他们都在哭泣,互相见不到面。他们在精神上,精神上遭受着巨大的痛苦。因为见不到孩子,见不到孙子,身体也垮了,身体也垮了。心情极其压抑,没有任何权利。回不来,无法回来。

我们不明白,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不放他们走?为什么?他们以前和现在都没有过任何犯罪记录。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表现良好,努力工作,诚实工作。我姐夫以前在法律系统工作,在法院工作。他不是会犯罪的人。他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非常本分、非常胆小。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法律工作者,知道的不多。如果他知道法律的内情,知道会出事,他就不会回中国被关起来了。他当时被召回去,结果去了之后,直到今天,直到现在都没有自由。他生活在惊恐之中,在战栗之中。

而在哈萨克斯坦,他83岁的父母在这里。老人家想申诉,想喊出来,但又不敢申诉,不敢说话。除了我姐姐,家里还有三个女儿,加上我姐姐一共四个女儿都在中国。老人家担心申诉会害得其他女儿和女婿也被判刑,非常害怕。所以老人家没法站出来,没法申诉。

我们一直以为,一直安慰自己:“会变好的,中国的法律在完善,很快就好了。”我们觉得会慢慢纠正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完全不是。情况反而越来越糟糕,越来越坏。我们担心家属会因为这种压力,心理和身体会挺不住。看着他们的健康,我们很揪心。我姐姐是因为身体原因,因为病退的,她患有严重的肿瘤。

已经一个月了,他们说:“放人,放人。护照在这,都准备好了,都好了。办好签证你们就走。”护照给了他们。但结果呢,上面盖了一个又一个没完没了的印章。说是要有15个印章,还是20个?反正最后一个章总是盖不下来。那到底是个什么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总是不结束?为什么一直拖着?

为什么要拆散家庭?为什么要拆散他们?他们没有犯罪,只是普通百姓,普通人。他们对中国没有任何危害,没有任何。是非常守法的人,非常老实的人。我姐夫以前在法律系统,是正直的人。结果现在我们,我们承受着巨大痛苦。

我父亲是哈兹肯,我姐姐叫巴合提古丽·扎比尔。虽然名字后缀不一样,但我们是一家人。正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才遭受折磨。为了见孩子、孙子,他们申请了好几次。但那边总说弄错了,或者时间超了,找各种借口,就是不给签。哪怕只是想见一面,见一面都不行。

我们根据国际家庭团聚法,以及哈萨克斯坦驻华领事馆的确认,寄出了家庭团聚邀请函,过了一年多了,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与此同时,很多人正在死去。在我的老家,福海县,红旗村,有一个叫叶尔波拉特(Erbolat)的小伙子,就因为从哈萨克斯坦回去后登录了WhatsApp,就被定罪了。在巨大的压力下,今年4月15日,他自杀了,他自杀了。他是死于,死于中国的政治压力。

我们非常痛苦,也感到特别恐惧。看到姐姐身体这么差,她之前就有癌症。请放他们走。如果不放人,在放人之前,我们绝不停止抗争。为什么要扣留我们的人?其他人都在回来,难道法律不一样吗?为什么厚此薄彼?

为了这些家人,我向世界人权组织、向联合国、美国人权机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日本首相、德国总理,以及所有保护人类权利和法律的国际组织,还有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外交部,我向所有人发出,发出最诚恳的哀求和呼吁。
 
视频背景备注:
 
这段视频发布于 2019 年。视频中提到的 Atajurt 是由 Serikzhan Bilash 创立的组织,主要关注在中国大陆受压迫的哈萨克族人权益。
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英语: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在2017年初成立于哈萨克阿拉木图,是哈萨克境内针对哈萨克人权、新疆人权为主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将下落不明的哈萨克人的家属对中国当局的控诉录制成视频,译成英文、德文、法文、土耳其文、俄文、中文、阿拉伯文,并每周固定汇整最新证据,送到联合国驻哈萨克办事处、欧洲联盟驻哈萨克办事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驻哈萨克大使馆,至今已集结超过3万笔证词。 查看全部
新疆集中营事件|新疆集中营证人证词数据库|证人Alkabek Kazyken(阿尔卡别克·哈兹肯)
 
 



 
视频备份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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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中证件信息的中文翻译
 


在视频和截图中,讲话者展示了多张身份证件。

1. 他的哈萨克斯坦身份证(截屏 05.42.56)

姓 (Фамилия): KAZYKEN (哈兹肯)

名 (Аты): ALKABEK (阿尔卡别克)

出生日期: 27.09.1964

出生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

民族: 哈萨克族

签发机关: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内政部 (IIM)

有效期: 03.02.2015 - 02.02.2025

2. 中国居民身份证(截屏 05.43.15)

照片中展示了三张中国二代身份证的复印件(正反面):

第一张(右上):俄热斯别克·哈尔兹

性别: 男

民族: 哈萨克

出生日期: 1960年11月5日

住址: 新疆福海县福海镇建北二路东74号

公民身份号码: 654323196011050015

签发机关: 福海县公安局

有效期限: 2007.08.24 - 长期

第二张(右中):巴合提古丽·扎比尔

性别: 女

民族: 哈萨克

出生日期: 1963年4月15日

住址: 新疆福海县福海镇建北二路东74号

公民身份号码: 652623196304151922

签发机关: 福海县公安局

有效期限: 2007.08.24 - 2027.08.24

第三张(右下):纳孜帕·俄热斯

性别: 女

民族: 哈萨克

出生日期: 1990年12月22日

住址: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新医路8号

公民身份号码: 654323199012220040

签发机关: 新市区公安分局

有效期限: 2012.03.26 - 2022.03.26
 
 
 

 
视频中全文内容翻译文稿(哈萨克语转中文):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公民身份证。我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公民。我的姓名是阿尔卡别克·哈兹肯。我是阿尔卡别克·哈兹肯,在这里申诉。我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福海县,福海县登记居住并在那里出生的。

这是我的姐夫,俄热斯别克·哈尔兹,俄热斯别克。 这是我的姐姐,巴合提古丽·扎比尔,巴合提古丽。 这是我的外甥女,纳孜帕·俄热斯,纳孜帕。

因为他们无法过来,我今天在这里申诉,寻找他们,为他们呼吁。他们去中国已经两年了,是的,是应中国的邀请回去的。他们都是退休人员。从2017年起,前面的算起来有两年了,后面的有一年半了。直到今天,直到现在这一刻,他们在福海县被政府和警方没收了护照,被收走了护照。他们没有任何人权,没有任何权利。他们现在处于被软禁的状态,被关在家里。

他们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一个大儿子,还有三个孙子、孙女。还有一位80岁的父亲。我姐姐的所有亲人,所有的亲戚都在哈萨克斯坦。他们都在哭泣,互相见不到面。他们在精神上,精神上遭受着巨大的痛苦。因为见不到孩子,见不到孙子,身体也垮了,身体也垮了。心情极其压抑,没有任何权利。回不来,无法回来。

我们不明白,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不放他们走?为什么?他们以前和现在都没有过任何犯罪记录。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表现良好,努力工作,诚实工作。我姐夫以前在法律系统工作,在法院工作。他不是会犯罪的人。他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非常本分、非常胆小。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法律工作者,知道的不多。如果他知道法律的内情,知道会出事,他就不会回中国被关起来了。他当时被召回去,结果去了之后,直到今天,直到现在都没有自由。他生活在惊恐之中,在战栗之中。

而在哈萨克斯坦,他83岁的父母在这里。老人家想申诉,想喊出来,但又不敢申诉,不敢说话。除了我姐姐,家里还有三个女儿,加上我姐姐一共四个女儿都在中国。老人家担心申诉会害得其他女儿和女婿也被判刑,非常害怕。所以老人家没法站出来,没法申诉。

我们一直以为,一直安慰自己:“会变好的,中国的法律在完善,很快就好了。”我们觉得会慢慢纠正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完全不是。情况反而越来越糟糕,越来越坏。我们担心家属会因为这种压力,心理和身体会挺不住。看着他们的健康,我们很揪心。我姐姐是因为身体原因,因为病退的,她患有严重的肿瘤。

已经一个月了,他们说:“放人,放人。护照在这,都准备好了,都好了。办好签证你们就走。”护照给了他们。但结果呢,上面盖了一个又一个没完没了的印章。说是要有15个印章,还是20个?反正最后一个章总是盖不下来。那到底是个什么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总是不结束?为什么一直拖着?

为什么要拆散家庭?为什么要拆散他们?他们没有犯罪,只是普通百姓,普通人。他们对中国没有任何危害,没有任何。是非常守法的人,非常老实的人。我姐夫以前在法律系统,是正直的人。结果现在我们,我们承受着巨大痛苦。

我父亲是哈兹肯,我姐姐叫巴合提古丽·扎比尔。虽然名字后缀不一样,但我们是一家人。正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才遭受折磨。为了见孩子、孙子,他们申请了好几次。但那边总说弄错了,或者时间超了,找各种借口,就是不给签。哪怕只是想见一面,见一面都不行。

我们根据国际家庭团聚法,以及哈萨克斯坦驻华领事馆的确认,寄出了家庭团聚邀请函,过了一年多了,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与此同时,很多人正在死去。在我的老家,福海县,红旗村,有一个叫叶尔波拉特(Erbolat)的小伙子,就因为从哈萨克斯坦回去后登录了WhatsApp,就被定罪了。在巨大的压力下,今年4月15日,他自杀了,他自杀了。他是死于,死于中国的政治压力。

我们非常痛苦,也感到特别恐惧。看到姐姐身体这么差,她之前就有癌症。请放他们走。如果不放人,在放人之前,我们绝不停止抗争。为什么要扣留我们的人?其他人都在回来,难道法律不一样吗?为什么厚此薄彼?

为了这些家人,我向世界人权组织、向联合国、美国人权机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日本首相、德国总理,以及所有保护人类权利和法律的国际组织,还有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外交部,我向所有人发出,发出最诚恳的哀求和呼吁。
 
视频背景备注:
 
这段视频发布于 2019 年。视频中提到的 Atajurt 是由 Serikzhan Bilash 创立的组织,主要关注在中国大陆受压迫的哈萨克族人权益。
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英语: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在2017年初成立于哈萨克阿拉木图,是哈萨克境内针对哈萨克人权、新疆人权为主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将下落不明的哈萨克人的家属对中国当局的控诉录制成视频,译成英文、德文、法文、土耳其文、俄文、中文、阿拉伯文,并每周固定汇整最新证据,送到联合国驻哈萨克办事处、欧洲联盟驻哈萨克办事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驻哈萨克大使馆,至今已集结超过3万笔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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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集中营事件|新疆集中营证人证词数据库|证人SATYPALDY KULANDA (萨特巴尔德·库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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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视频中展示的证件照片,主要涉及两份证件:
 


哈萨克斯坦身份证(左侧蓝绿色卡片)

姓名(ФАМИЛИЯ / АТЫ): SATYPALDY KULANDA (萨特巴尔德·库兰达)

出生日期: 05.04.1984 (1984年4月5日)

出生地: 中国新疆 (ҚХР, ШЫҢЖАҢ)

民族: 哈萨克族 (ҚАЗАҚ)

有效期至: 01.10.2024

中国居民身份证(右侧大张打印纸/手持件)

姓名: 卡米努尔·沙特瓦勒德 (卡米努尔·沙特瓦力德)

性别: 男

民族: 哈萨克

出生日期: 1989年9月11日

住址: 新疆特克斯县喀拉托海乡叶西科勒克牧业村256-1号

公民身份号码: 65402719890911241X
 
 
 
 
视频中的哈萨克语证词完整中文翻译 :
 
我是萨特巴尔德·库兰达。 我是2014年10月来到哈萨克斯坦的。 我今天来到这里递交申诉书的原因是: 住在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喀拉托海乡的,我的亲弟弟卡米努尔·沙特瓦力德。 他是1989年9月11日出生的,是新疆的公民。 2018年3月8日到20日期间,当地社会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们。 在他没有任何犯罪事实的情况下,也就是说, 没有犯下任何罪行,就把他带到了叫作“政治学习班”的集中营关了起来。 他家里留下了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处境非常凄惨。 我在这里申诉的主要目的是,要求给我的弟弟卡米努尔自由。 我本人现在已经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公民了。 我在这里最主要的愿望,是让萨特巴尔德·卡米努尔获得自由。 同时,由于他的公民权利被践踏, 也就是在没有罪名、没有理由的情况下,就把他带走送进政治学习班。 在那里待着,连个平安电话、问候的消息都没有,整整两年了。 我们一直处于断绝联系的状态。 因此,我要求让我的弟弟卡米努尔, 和他的家人团聚,尽快回到他自己的家乡。 真的,像这样非法地对待一个人。 还有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就把他关进政治学习班。 甚至听说要把他判刑七年、八年。 这种对公民权利的践踏、这种折磨人的行为。 我再次要求让萨特巴尔德·卡米努尔获得自由。 我要求让他回到他的家人身边。 除此之外,现在还有一些让我们感到困扰的情况。 比如,让我们停止发声,或者让我们从阿塔珠尔特(组织)退出。 对于这种反对我申诉的情况,以及我父母和亲戚们都断了联系的现状。 作为哈萨克斯坦公民,我一定要让他重获自由。 我要夺回他原本作为公民的自由权利。 在这之前,我绝对不会停止这份申诉。
 
视频背景备注:
 
这段视频发布于 2019 年。视频中提到的 Atajurt 是由 Serikzhan Bilash 创立的组织,主要关注在中国大陆受压迫的哈萨克族人权益。
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英语: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在2017年初成立于哈萨克阿拉木图,是哈萨克境内针对哈萨克人权、新疆人权为主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将下落不明的哈萨克人的家属对中国当局的控诉录制成视频,译成英文、德文、法文、土耳其文、俄文、中文、阿拉伯文,并每周固定汇整最新证据,送到联合国驻哈萨克办事处、欧洲联盟驻哈萨克办事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驻哈萨克大使馆,至今已集结超过3万笔证词。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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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备份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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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ry://0f3aff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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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视频中展示的证件照片,主要涉及两份证件:
 


哈萨克斯坦身份证(左侧蓝绿色卡片)

姓名(ФАМИЛИЯ / АТЫ): SATYPALDY KULANDA (萨特巴尔德·库兰达)

出生日期: 05.04.1984 (1984年4月5日)

出生地: 中国新疆 (ҚХР, ШЫҢЖАҢ)

民族: 哈萨克族 (ҚАЗАҚ)

有效期至: 01.10.2024

中国居民身份证(右侧大张打印纸/手持件)

姓名: 卡米努尔·沙特瓦勒德 (卡米努尔·沙特瓦力德)

性别: 男

民族: 哈萨克

出生日期: 1989年9月11日

住址: 新疆特克斯县喀拉托海乡叶西科勒克牧业村256-1号

公民身份号码: 65402719890911241X
 
 
 
 
视频中的哈萨克语证词完整中文翻译 :
 
我是萨特巴尔德·库兰达。 我是2014年10月来到哈萨克斯坦的。 我今天来到这里递交申诉书的原因是: 住在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喀拉托海乡的,我的亲弟弟卡米努尔·沙特瓦力德。 他是1989年9月11日出生的,是新疆的公民。 2018年3月8日到20日期间,当地社会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们。 在他没有任何犯罪事实的情况下,也就是说, 没有犯下任何罪行,就把他带到了叫作“政治学习班”的集中营关了起来。 他家里留下了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处境非常凄惨。 我在这里申诉的主要目的是,要求给我的弟弟卡米努尔自由。 我本人现在已经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公民了。 我在这里最主要的愿望,是让萨特巴尔德·卡米努尔获得自由。 同时,由于他的公民权利被践踏, 也就是在没有罪名、没有理由的情况下,就把他带走送进政治学习班。 在那里待着,连个平安电话、问候的消息都没有,整整两年了。 我们一直处于断绝联系的状态。 因此,我要求让我的弟弟卡米努尔, 和他的家人团聚,尽快回到他自己的家乡。 真的,像这样非法地对待一个人。 还有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就把他关进政治学习班。 甚至听说要把他判刑七年、八年。 这种对公民权利的践踏、这种折磨人的行为。 我再次要求让萨特巴尔德·卡米努尔获得自由。 我要求让他回到他的家人身边。 除此之外,现在还有一些让我们感到困扰的情况。 比如,让我们停止发声,或者让我们从阿塔珠尔特(组织)退出。 对于这种反对我申诉的情况,以及我父母和亲戚们都断了联系的现状。 作为哈萨克斯坦公民,我一定要让他重获自由。 我要夺回他原本作为公民的自由权利。 在这之前,我绝对不会停止这份申诉。
 
视频背景备注:
 
这段视频发布于 2019 年。视频中提到的 Atajurt 是由 Serikzhan Bilash 创立的组织,主要关注在中国大陆受压迫的哈萨克族人权益。
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英语: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在2017年初成立于哈萨克阿拉木图,是哈萨克境内针对哈萨克人权、新疆人权为主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将下落不明的哈萨克人的家属对中国当局的控诉录制成视频,译成英文、德文、法文、土耳其文、俄文、中文、阿拉伯文,并每周固定汇整最新证据,送到联合国驻哈萨克办事处、欧洲联盟驻哈萨克办事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驻哈萨克大使馆,至今已集结超过3万笔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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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集中营|新疆集中营证人证词数据库|证人Adiba Bolat-qyzy(阿迪芭·博拉特)

freedom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11 次浏览 • 2025-12-21 17:33 • 来自相关话题

新疆集中营|维吾尔集中营|新疆集中营证人证词数据库|证人Adiba Bolat-qyzy(阿迪芭·博拉特)
 
 
https://archive.org/details/5010ecc-n

 
视频备份地址:
https://files.catbox.moe/d5gbjv.mp4
https://pomf2.lain.la/f/s3wwf7tj.mp4
https://archive.org/details/5010ecc-n
 
 
该证人的证词:
 
我叫阿迪芭·博拉特(Adiba Bolat-qyzy)。我是哈萨克斯坦公民,生于 1990 年。

我这次申诉的原因是,我想寻找住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出生于 1978 年的小叔,也就是我父亲最小的弟弟,萨尔特·奥米尔扎克(Sarqyt Omirzaq-uly)。他在 2019 年 6 月 11 日被带走了,没有说明原因。据我所知,他目前正在接受审判。他被关在监狱里已经有 23 天了。据亲戚们说,如果开庭审判,他可能会被判处 10 年有期徒刑。

中国政府并没有公开告诉我们,我的亲属为何被抓,到底犯了什么罪要判这么多年的重刑。今天是 2019 年 7 月 3 日,我又联系了亲戚们,根据他们的消息,案件仍在审理中。他们说他将被判刑 10 年并送往监狱。

因此,我想寻找我远在那边的小叔萨尔特·奥米尔扎克,还有他的兄弟们,以及留在那里的我唯一的哥哥厄尔肯·博拉特(Erkin Bolat-uly)。我们一家人被迫分隔两地。

我请求中国政府展现仁慈和宽容,允许我的亲属们回到祖国哈萨克斯坦。我质问为什么要带走我的哥哥和小叔,并要求尽快释放我的小叔。同时,我也请求联合国、各国际人权组织,以及我们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还有在位的国家领导人,请帮助我,让我的家人能够回到我母亲的身边。我请求你们,也向你们大家寻求帮助。
 
视频截图中展示的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公民身份证(正面与反面):


姓名(ФАМИЛИЯ/АТЫ):博拉特(БОЛАТ)· 阿迪芭(ӘДИБА)。

出生日期(ДАТА РОЖДЕНИЯ):1990年12月9日。

个人识别码(ЖСН/ИИН):901209402238。

出生地(МЕСТО РОЖДЕНИЯ):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注:证件显示其原籍为中国新疆)。

民族(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哈萨克族(ҚАЗАҚ)。

签发机关(ОРГАН ВЫДАЧИ):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内政部(ҚАЗАҚСТАН РЕСПУБЛИКАСЫ ІІМ)。

有效期限:2014年4月10日签发,2024年4月9日到期。
 
视频背景备注:
 
这段视频发布于 2019 年。视频中提到的 Atajurt 是由 Serikzhan Bilash 创立的组织,主要关注在中国大陆受压迫的哈萨克族人权益。
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英语: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在2017年初成立于哈萨克阿拉木图,是哈萨克境内针对哈萨克人权、新疆人权为主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将下落不明的哈萨克人的家属对中国当局的控诉录制成视频,译成英文、德文、法文、土耳其文、俄文、中文、阿拉伯文,并每周固定汇整最新证据,送到联合国驻哈萨克办事处、欧洲联盟驻哈萨克办事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驻哈萨克大使馆,至今已集结超过3万笔证词。 查看全部
新疆集中营|维吾尔集中营|新疆集中营证人证词数据库|证人Adiba Bolat-qyzy(阿迪芭·博拉特)
 
 
https://archive.org/details/5010ecc-n

 
视频备份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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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omf2.lain.la/f/s3wwf7tj.mp4
https://archive.org/details/5010ecc-n
 
 
该证人的证词:
 
我叫阿迪芭·博拉特(Adiba Bolat-qyzy)。我是哈萨克斯坦公民,生于 1990 年。

我这次申诉的原因是,我想寻找住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出生于 1978 年的小叔,也就是我父亲最小的弟弟,萨尔特·奥米尔扎克(Sarqyt Omirzaq-uly)。他在 2019 年 6 月 11 日被带走了,没有说明原因。据我所知,他目前正在接受审判。他被关在监狱里已经有 23 天了。据亲戚们说,如果开庭审判,他可能会被判处 10 年有期徒刑。

中国政府并没有公开告诉我们,我的亲属为何被抓,到底犯了什么罪要判这么多年的重刑。今天是 2019 年 7 月 3 日,我又联系了亲戚们,根据他们的消息,案件仍在审理中。他们说他将被判刑 10 年并送往监狱。

因此,我想寻找我远在那边的小叔萨尔特·奥米尔扎克,还有他的兄弟们,以及留在那里的我唯一的哥哥厄尔肯·博拉特(Erkin Bolat-uly)。我们一家人被迫分隔两地。

我请求中国政府展现仁慈和宽容,允许我的亲属们回到祖国哈萨克斯坦。我质问为什么要带走我的哥哥和小叔,并要求尽快释放我的小叔。同时,我也请求联合国、各国际人权组织,以及我们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还有在位的国家领导人,请帮助我,让我的家人能够回到我母亲的身边。我请求你们,也向你们大家寻求帮助。
 
视频截图中展示的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公民身份证(正面与反面):


姓名(ФАМИЛИЯ/АТЫ):博拉特(БОЛАТ)· 阿迪芭(ӘДИБА)。

出生日期(ДАТА РОЖДЕНИЯ):1990年12月9日。

个人识别码(ЖСН/ИИН):901209402238。

出生地(МЕСТО РОЖДЕНИЯ):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注:证件显示其原籍为中国新疆)。

民族(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哈萨克族(ҚАЗАҚ)。

签发机关(ОРГАН ВЫДАЧИ):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内政部(ҚАЗАҚСТАН РЕСПУБЛИКАСЫ ІІМ)。

有效期限:2014年4月10日签发,2024年4月9日到期。
 
视频背景备注:
 
这段视频发布于 2019 年。视频中提到的 Atajurt 是由 Serikzhan Bilash 创立的组织,主要关注在中国大陆受压迫的哈萨克族人权益。
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英语: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在2017年初成立于哈萨克阿拉木图,是哈萨克境内针对哈萨克人权、新疆人权为主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将下落不明的哈萨克人的家属对中国当局的控诉录制成视频,译成英文、德文、法文、土耳其文、俄文、中文、阿拉伯文,并每周固定汇整最新证据,送到联合国驻哈萨克办事处、欧洲联盟驻哈萨克办事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驻哈萨克大使馆,至今已集结超过3万笔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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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集中营|维吾尔集中营|新疆集中营证人证词数据库|证人Nurtas Oneruly(努尔塔斯·俄涅尔乌勒)

freedom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88 次浏览 • 2025-12-21 17:13 • 来自相关话题

 
https://archive.org/details/cnatajurt-kazakh-human-rights
  
视频备份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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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omf2.lain.la/f/bilsyoj0.mp4
lbry://cnatajurt-kazakh-human-rights
 
这段视频是 Nurtas Oneruly(努尔塔斯·俄涅尔乌勒) 为其在中国新疆被限制离境的父母和妹妹发声的证词。



一、 视频中身份证件信息翻译
 


图片展示了三张中国居民身份证(两正一反)和一张哈萨克斯坦证件。

1. 父亲的身份证(最上方):

姓名: 俄涅尔·沙尔合子 (Oner Sarqyt)

性别: 男

民族: 哈萨克

出生: 1960年11月5日

住址: 新疆福海县福海镇建北二路东74号

公民身份号码: 654323196011050015

2. 母亲的身份证(中间):

姓名: 巴合提古丽·加吉尔 (Bakhtigul Zhagyr)

性别: 女

民族: 哈萨克

出生: 1963年4月15日

住址: 新疆福海县福海镇建北二路东74号

公民身份号码: 652623196304151922

3. 妹妹的身份证(下方):

姓名: 娜孜依帕·俄涅尔 (Nazipa Oner)

性别: 女

民族: 哈萨克

出生: 1990年12月22日

住址: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新医路8号

公民身份号码: 654323199012220040
 
 
视频背景备注:
 
这段视频发布于 2019 年。视频中提到的 Atajurt 是由 Serikzhan Bilash 创立的组织,主要关注在中国大陆受压迫的哈萨克族人权益。
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英语: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在2017年初成立于哈萨克阿拉木图,是哈萨克境内针对哈萨克人权、新疆人权为主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将下落不明的哈萨克人的家属对中国当局的控诉录制成视频,译成英文、德文、法文、土耳其文、俄文、中文、阿拉伯文,并每周固定汇整最新证据,送到联合国驻哈萨克办事处、欧洲联盟驻哈萨克办事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驻哈萨克大使馆,至今已集结超过3万笔证词。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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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ry://cnatajurt-kazakh-human-rights
 
这段视频是 Nurtas Oneruly(努尔塔斯·俄涅尔乌勒) 为其在中国新疆被限制离境的父母和妹妹发声的证词。



一、 视频中身份证件信息翻译
 


图片展示了三张中国居民身份证(两正一反)和一张哈萨克斯坦证件。

1. 父亲的身份证(最上方):

姓名: 俄涅尔·沙尔合子 (Oner Sarqyt)

性别: 男

民族: 哈萨克

出生: 1960年11月5日

住址: 新疆福海县福海镇建北二路东74号

公民身份号码: 654323196011050015

2. 母亲的身份证(中间):

姓名: 巴合提古丽·加吉尔 (Bakhtigul Zhagyr)

性别: 女

民族: 哈萨克

出生: 1963年4月15日

住址: 新疆福海县福海镇建北二路东74号

公民身份号码: 652623196304151922

3. 妹妹的身份证(下方):

姓名: 娜孜依帕·俄涅尔 (Nazipa Oner)

性别: 女

民族: 哈萨克

出生: 1990年12月22日

住址: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新医路8号

公民身份号码: 654323199012220040
 
 
视频背景备注:
 
这段视频发布于 2019 年。视频中提到的 Atajurt 是由 Serikzhan Bilash 创立的组织,主要关注在中国大陆受压迫的哈萨克族人权益。
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英语: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在2017年初成立于哈萨克阿拉木图,是哈萨克境内针对哈萨克人权、新疆人权为主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将下落不明的哈萨克人的家属对中国当局的控诉录制成视频,译成英文、德文、法文、土耳其文、俄文、中文、阿拉伯文,并每周固定汇整最新证据,送到联合国驻哈萨克办事处、欧洲联盟驻哈萨克办事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驻哈萨克大使馆,至今已集结超过3万笔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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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中国共产党对“宗教自由的持续打压”已经影响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history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3 次浏览 • 2025-11-25 22:29 • 来自相关话题

美国国会委员会:中国对“宗教自由的打压”威胁到了美国

作者: Madalaine Elhabbal

发自: Washington, D.C.(华盛顿特区)新闻室,2025年11月20日 / 下午5:30

CECC(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的两位联席主席表示,中国共产党对“宗教自由的持续打压”已经影响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前参议员 Sam Brownback(他曾在 Trump 第一任期内担任负责国际宗教自由的大使)在11月20日告诉委员会,美国必须把中国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视为一种国家安全威胁。

Brownback 引用了一份报告,上面列出了10位被中国政府关押的天主教主教。他特意强调说:“那是十位天主教主教啊!”接着他补充道:“大众甚至知道他们被关在监狱里吗?”

Brownback 呼吁 Trump 政府制裁中国,他指出,尽管中国已经被列为“特别关注国”(CPC),但这个政权因为侵犯宗教自由而付出的代价“连一毛钱都没有”。

ChinaAid(对华援助协会) 的创始人兼主席 Bob Fu 向专家组讲述了他移民 U.S. 后为中国宗教自由奔走的经历。他透露,2020年他在 Texas(德克萨斯州)的家曾被中国共产党的特工包围,这些人威胁他的家人和孩子,想逼他停止在 ChinaAid 的工作。

Grace Jin Drexel 也在会上发了言,她的父亲 Ezra Jin 牧师上个月在一个地下教会(家庭教会)被捕。她回忆了父亲被关押的情况,表示非常担心父亲的健康,并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他和他的狱友。

她说,自2018年以来,她父亲就被禁止离开中国,与在美国的家人分离了七年多。她还提到,在父亲被捕前,他的教会发展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规模,每年能接触到数万名受迫害的人。


一个由两党参议员组成的小组——包括 Texas 的共和党人 Ted Cruz 和 Oregon(俄勒冈州)的民主党人 Jeff Merkley——正在敦促 Trump 政府出手帮助 Jin 牧师。

Drexel 说,中国地下教会的信徒并不是想颠覆国家,他们只是想在敬拜上帝的时候,“能够摆脱共产党的控制”,让上帝成为中心。

Drexel 还提到了她因为帮父亲发声而遭到的跨国骚扰。她说曾接到一个恐吓电话,对方假装是 U.S. 联邦探员,而且她在 Washington, D.C. 各处都遭到过 CCP(中共)人员的跟踪和骚扰。


她情绪明显很激动,说道:“不要用你们的沉默,来暗示我们向这种践踏人权的行为认输。”


(图片说明) 2025年11月20日,证人们在 CECC 委员会前作证。


在由 New Jersey(新泽西州)众议员 Chris Smith 和 Alaska(阿拉斯加州)参议员 Dan Sullivan 领导的委员会面前作证的,还有其他几位证人,包括回族穆斯林人权倡导者 Ismail “Ma ju” Juma,以及领导 ICT(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研究与监测部门的 Bhuchung Tsering。

委员会成员、Massachusetts(马萨诸塞州)的众议员 Jim McGovern 强调了宗教自由在宪法中的重要性,以及 U.S. 保护它的必要性。身为天主教徒的 McGovern 说,U.S. 需要先保护好国内的宗教自由,我们在国际上的立场才会真正有分量。


他提到了 Trump 政府的大规模驱逐行动及其对 U.S. 天主教会中移民群体的影响。他还特别提到了 San Bernardino(圣贝纳迪诺)的主教,这位主教在今年夏天曾特别准许教区里的移民不用来做主日弥撒,因为这些移民害怕被驱逐出境。




“如果美国能保护好生活在美国本土的人民的宗教自由,”他说,“那我们的声音会更有影响力。” 查看全部
美国国会委员会:中国对“宗教自由的打压”威胁到了美国

作者: Madalaine Elhabbal

发自: Washington, D.C.(华盛顿特区)新闻室,2025年11月20日 / 下午5:30

CECC(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的两位联席主席表示,中国共产党对“宗教自由的持续打压”已经影响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前参议员 Sam Brownback(他曾在 Trump 第一任期内担任负责国际宗教自由的大使)在11月20日告诉委员会,美国必须把中国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视为一种国家安全威胁。

Brownback 引用了一份报告,上面列出了10位被中国政府关押的天主教主教。他特意强调说:“那是十位天主教主教啊!”接着他补充道:“大众甚至知道他们被关在监狱里吗?”

Brownback 呼吁 Trump 政府制裁中国,他指出,尽管中国已经被列为“特别关注国”(CPC),但这个政权因为侵犯宗教自由而付出的代价“连一毛钱都没有”。

ChinaAid(对华援助协会) 的创始人兼主席 Bob Fu 向专家组讲述了他移民 U.S. 后为中国宗教自由奔走的经历。他透露,2020年他在 Texas(德克萨斯州)的家曾被中国共产党的特工包围,这些人威胁他的家人和孩子,想逼他停止在 ChinaAid 的工作。

Grace Jin Drexel 也在会上发了言,她的父亲 Ezra Jin 牧师上个月在一个地下教会(家庭教会)被捕。她回忆了父亲被关押的情况,表示非常担心父亲的健康,并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他和他的狱友。

她说,自2018年以来,她父亲就被禁止离开中国,与在美国的家人分离了七年多。她还提到,在父亲被捕前,他的教会发展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规模,每年能接触到数万名受迫害的人。


一个由两党参议员组成的小组——包括 Texas 的共和党人 Ted Cruz 和 Oregon(俄勒冈州)的民主党人 Jeff Merkley——正在敦促 Trump 政府出手帮助 Jin 牧师。

Drexel 说,中国地下教会的信徒并不是想颠覆国家,他们只是想在敬拜上帝的时候,“能够摆脱共产党的控制”,让上帝成为中心。

Drexel 还提到了她因为帮父亲发声而遭到的跨国骚扰。她说曾接到一个恐吓电话,对方假装是 U.S. 联邦探员,而且她在 Washington, D.C. 各处都遭到过 CCP(中共)人员的跟踪和骚扰。


她情绪明显很激动,说道:“不要用你们的沉默,来暗示我们向这种践踏人权的行为认输。”


(图片说明) 2025年11月20日,证人们在 CECC 委员会前作证。


在由 New Jersey(新泽西州)众议员 Chris Smith 和 Alaska(阿拉斯加州)参议员 Dan Sullivan 领导的委员会面前作证的,还有其他几位证人,包括回族穆斯林人权倡导者 Ismail “Ma ju” Juma,以及领导 ICT(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研究与监测部门的 Bhuchung Tsering。

委员会成员、Massachusetts(马萨诸塞州)的众议员 Jim McGovern 强调了宗教自由在宪法中的重要性,以及 U.S. 保护它的必要性。身为天主教徒的 McGovern 说,U.S. 需要先保护好国内的宗教自由,我们在国际上的立场才会真正有分量。


他提到了 Trump 政府的大规模驱逐行动及其对 U.S. 天主教会中移民群体的影响。他还特别提到了 San Bernardino(圣贝纳迪诺)的主教,这位主教在今年夏天曾特别准许教区里的移民不用来做主日弥撒,因为这些移民害怕被驱逐出境。




“如果美国能保护好生活在美国本土的人民的宗教自由,”他说,“那我们的声音会更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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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1933与1944年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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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11日|阿斯娅(Asiye Uyghur)


十一月十二日,这个日期在维吾尔民族的历史中闪耀着两次独立的光。1933年,第一座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诞生;十一年后,1944年,同样在这一天,第二座共和国再次升起。两次共和国虽都短暂,却在民族命运的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2025年的今天,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再次纪念这两段历史,以此重申:自由可以被剥夺,但渴望自由的意志,从未被征服。

1933年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在旧秩序崩塌、民族觉醒高涨的时代中诞生的。那时的中亚与所谓的中华民国动荡不安,帝国主义的重新崛起与地方军阀的争斗让维吾尔人民陷入苦难。清朝末年,随着立宪运动的兴起,出现了“五族大同”①的思想,希望在清朝的统治框架下实现各民族——特别是汉、满、蒙、维(回)、藏——共同组成新中国的理想,追求和谐共处。然而,清朝灭亡后成立的中华民国却逐渐走向极端民族主义的方向,把“国家一体化”变成了对非汉民族的同化与压制①。对于维吾尔人来说,这种趋势意味着他们的土地、语言、宗教与民族身份将被彻底吞没。在这种情况下,维吾尔人民别无选择,只能举起自由与独立的旗帜,以坚定的决心抗争,守护属于自己的尊严与未来。虽然第一共和国在外部势力的夹击与内部困难中仅维持数月,但它是维吾尔民族第一次以国家形式表达“自决”的意志。这一短暂的尝试,开启了维吾尔人民现代政治觉醒的篇章,也为后来无数人的信仰与奋斗奠定了精神根基。

国家的宣布不仅是政治边界的划定,更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彰显。一国的建立,意味着人民集体对自身历史、文化与未来的重新主张;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想象力在公共领域被唤醒。对当时的维吾尔人而言,共和国的成立既是对过往压迫的答复,也是对未来自主治理可能性的试验——无论结局如何,这一尝试本身就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

十一年后,1944年11月12日,第二座共和国在更为险恶的局势中燃起自由的火焰。它不再只是理想的象征,而是实践的勇气。共和国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军队、教育与外交体系,在短短五年间展示了民族自我治理的能力③。这一时期,不只是机构的建构,更是社会生活和文化再造的过程:语言教育、社会服务与社区组织的运作,证明了民族自我管理的可能性。尽管在大国政治的博弈与妥协下,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最终被迫解体,但它留下的治理经验与集体记忆,继续在维吾尔人的政治想象中发酵与延续。

回顾两次共和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主权的实现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在长期的抗争、探索与牺牲中逐步累积的。共和国的建立与崩溃,折射出的是一个民族在全球与区域权力格局中追求尊严与自决的复杂道路。历史并非单线的胜利或失败,而是持续的实践与记忆的堆叠。

七十多年过去,历史的轮回似乎从未在这片土地上消失。维吾尔人在中共统治下依然未能摆脱殖民的命运。在中共国极端民族主义的阴影之下,维吾尔人自“土改”至“文革”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政治迫害。文革结束后,中共国推行所谓的“改革开放”,向西方敞开大门,经济与社会结构迅速转型。然而,这场改革并未给维吾尔人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或福祉。

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中共中央以“新疆建设兵团比地方更具备先富起来的条件”为由 ④,将兵团与沿海开放城市同等对待,使其享受优先发展的政策和资源。与此同时,维吾尔人却被排除在改革的红利之外,被边缘化、污名化和系统性地贫困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维吾尔人已经成为中共国境内最贫困的群体之一。⑤

讽刺的是,这种贫困的真实原因——政策性的剥夺与结构性的压迫——却被有意掩盖。官方舆论把维吾尔人的贫困归咎于所谓的“宗教极端思想”和“文化落后”,并以此为借口提出“帮助维吾尔人摆脱贫困,走向文明”的口号。然而,正是这种逻辑,使“扶贫”与“去极端化”合二为一,成为新的统治工具。

中共国以“反恐”和“去极端化”的名义,开设集中营、强迫劳动、实施宗教禁令、压制维吾尔语言、摧毁文化遗迹——这些政策不仅摧毁了一个民族的身份与精神,也在法律与行政层面上形成了事实上的种族灭绝。维吾尔人的灵魂在这一过程中被剥离,而世界的沉默则成为压迫者更大的底气。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纪念与记忆的实践显得尤为重要。它们不仅是民族存在感的维系,更是对自由与尊严的持续呼唤。唯有通过记忆的延续与真相的讲述,维吾尔民族才能在被抹除的历史中重新确认自我存在的意义。

当下的压迫并非仅是政治或法律层面的统治,它亦穿透家庭、语言与教育的日常生活。文化空间被收缩,传统仪式变得隐秘,公共表达受限,甚至历史教化也遭到阻隔。在这样的环境中,纪念日不只是缅怀过去的事件,它成为了集体身份的维系机制——通过讲述、通过仪式、通过教育,一代又一代将那些可能被抹去的记忆重新带回公共领域。

然而,维吾尔人没有放弃。他们在流亡中守护历史,在学术、艺术与人权工作中继续发声。有人用学术记录真相,有人用艺术传递信念,有人用语言守护记忆。他们明白,记忆本身就是抵抗,而讲述是对遗忘的拒绝。每年的共和国纪念日,维吾尔人以升旗、祈祷、讲述历史、诵读诗歌、发表演讲、教育子女等形式,在不同的角落延续民族的精神。这些纪念不仅仅是仪式,更是一种集体的誓言——宣告维吾尔民族依然存在,依然在为自由而奋斗。

对维吾尔人而言,自由不是浪漫的口号,而是生存的意义。它存在于母亲偷偷教孩子说母语的课堂上,存在于学者在流亡中讲述被禁历史的讲座中,存在于流亡者夜深时的祈祷与诗句里。自由,是血脉相传的信念,是即便在黑暗中也不肯低头的意志。也许自由不会立刻到来,但希望从未离开。信念如火种,穿越压迫与时空,在每一个维吾尔人的心中延续。

纪念1933年与1944年的两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不是为了沉湎过去,而是为了延续精神。这种精神,象征着尊严、勇气与自决,是在历史最黑暗时刻点燃的光。今日的纪念,是对压迫的回击,也是对未来的召唤。我们必须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政治权力的更迭不会自动带来公正,唯有通过持续的社会实践、跨代的教育与国际的声援,民族的权利与记忆才能得以维护与再生。

结语并非简单的慰藉,而是行动与反思的号召。只要心念不灭,维吾尔人就不会消失;只要维吾尔人还在,他们的家园就不会消失;而他们的自由梦,终将成为现实。火焰不灭,自由不息。谨以此文,纪念1933与1944年的两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参考资料 / References:

① 周锡瑞:《清末宪政运动与民族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相关学术讨论链接:https://www.lhp.sdu.edu.cn/__l ... 8.pdf)

② 刘晓原:《从“ 五族共和 ”到五域统合——辛亥革命和中国国家形态近代转型》, 收录论文稿(学术论文PDF)。(下载链接:https://newdoc.nccu.edu.tw/tea ... 7.pdf)

③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M.E. Sharpe, 1990.(Google Books:https://books.google.com/books ... tjZcC)

④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委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WorldCat目录:https://search.worldcat.org/title/303275227)

⑤ 新疆统计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年鉴(2020)》及历年数据。(年鉴条目:https://www.zgtjnj.org/naviboo ... .html;新疆统计局主页:https://tjj.xinjiang.gov.cn/) 查看全部
2025年11月11日|阿斯娅(Asiye Uyghur)


十一月十二日,这个日期在维吾尔民族的历史中闪耀着两次独立的光。1933年,第一座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诞生;十一年后,1944年,同样在这一天,第二座共和国再次升起。两次共和国虽都短暂,却在民族命运的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2025年的今天,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再次纪念这两段历史,以此重申:自由可以被剥夺,但渴望自由的意志,从未被征服。

1933年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在旧秩序崩塌、民族觉醒高涨的时代中诞生的。那时的中亚与所谓的中华民国动荡不安,帝国主义的重新崛起与地方军阀的争斗让维吾尔人民陷入苦难。清朝末年,随着立宪运动的兴起,出现了“五族大同”①的思想,希望在清朝的统治框架下实现各民族——特别是汉、满、蒙、维(回)、藏——共同组成新中国的理想,追求和谐共处。然而,清朝灭亡后成立的中华民国却逐渐走向极端民族主义的方向,把“国家一体化”变成了对非汉民族的同化与压制①。对于维吾尔人来说,这种趋势意味着他们的土地、语言、宗教与民族身份将被彻底吞没。在这种情况下,维吾尔人民别无选择,只能举起自由与独立的旗帜,以坚定的决心抗争,守护属于自己的尊严与未来。虽然第一共和国在外部势力的夹击与内部困难中仅维持数月,但它是维吾尔民族第一次以国家形式表达“自决”的意志。这一短暂的尝试,开启了维吾尔人民现代政治觉醒的篇章,也为后来无数人的信仰与奋斗奠定了精神根基。

国家的宣布不仅是政治边界的划定,更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彰显。一国的建立,意味着人民集体对自身历史、文化与未来的重新主张;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想象力在公共领域被唤醒。对当时的维吾尔人而言,共和国的成立既是对过往压迫的答复,也是对未来自主治理可能性的试验——无论结局如何,这一尝试本身就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

十一年后,1944年11月12日,第二座共和国在更为险恶的局势中燃起自由的火焰。它不再只是理想的象征,而是实践的勇气。共和国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军队、教育与外交体系,在短短五年间展示了民族自我治理的能力③。这一时期,不只是机构的建构,更是社会生活和文化再造的过程:语言教育、社会服务与社区组织的运作,证明了民族自我管理的可能性。尽管在大国政治的博弈与妥协下,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最终被迫解体,但它留下的治理经验与集体记忆,继续在维吾尔人的政治想象中发酵与延续。

回顾两次共和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主权的实现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在长期的抗争、探索与牺牲中逐步累积的。共和国的建立与崩溃,折射出的是一个民族在全球与区域权力格局中追求尊严与自决的复杂道路。历史并非单线的胜利或失败,而是持续的实践与记忆的堆叠。

七十多年过去,历史的轮回似乎从未在这片土地上消失。维吾尔人在中共统治下依然未能摆脱殖民的命运。在中共国极端民族主义的阴影之下,维吾尔人自“土改”至“文革”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政治迫害。文革结束后,中共国推行所谓的“改革开放”,向西方敞开大门,经济与社会结构迅速转型。然而,这场改革并未给维吾尔人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或福祉。

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中共中央以“新疆建设兵团比地方更具备先富起来的条件”为由 ④,将兵团与沿海开放城市同等对待,使其享受优先发展的政策和资源。与此同时,维吾尔人却被排除在改革的红利之外,被边缘化、污名化和系统性地贫困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维吾尔人已经成为中共国境内最贫困的群体之一。⑤

讽刺的是,这种贫困的真实原因——政策性的剥夺与结构性的压迫——却被有意掩盖。官方舆论把维吾尔人的贫困归咎于所谓的“宗教极端思想”和“文化落后”,并以此为借口提出“帮助维吾尔人摆脱贫困,走向文明”的口号。然而,正是这种逻辑,使“扶贫”与“去极端化”合二为一,成为新的统治工具。

中共国以“反恐”和“去极端化”的名义,开设集中营、强迫劳动、实施宗教禁令、压制维吾尔语言、摧毁文化遗迹——这些政策不仅摧毁了一个民族的身份与精神,也在法律与行政层面上形成了事实上的种族灭绝。维吾尔人的灵魂在这一过程中被剥离,而世界的沉默则成为压迫者更大的底气。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纪念与记忆的实践显得尤为重要。它们不仅是民族存在感的维系,更是对自由与尊严的持续呼唤。唯有通过记忆的延续与真相的讲述,维吾尔民族才能在被抹除的历史中重新确认自我存在的意义。

当下的压迫并非仅是政治或法律层面的统治,它亦穿透家庭、语言与教育的日常生活。文化空间被收缩,传统仪式变得隐秘,公共表达受限,甚至历史教化也遭到阻隔。在这样的环境中,纪念日不只是缅怀过去的事件,它成为了集体身份的维系机制——通过讲述、通过仪式、通过教育,一代又一代将那些可能被抹去的记忆重新带回公共领域。

然而,维吾尔人没有放弃。他们在流亡中守护历史,在学术、艺术与人权工作中继续发声。有人用学术记录真相,有人用艺术传递信念,有人用语言守护记忆。他们明白,记忆本身就是抵抗,而讲述是对遗忘的拒绝。每年的共和国纪念日,维吾尔人以升旗、祈祷、讲述历史、诵读诗歌、发表演讲、教育子女等形式,在不同的角落延续民族的精神。这些纪念不仅仅是仪式,更是一种集体的誓言——宣告维吾尔民族依然存在,依然在为自由而奋斗。

对维吾尔人而言,自由不是浪漫的口号,而是生存的意义。它存在于母亲偷偷教孩子说母语的课堂上,存在于学者在流亡中讲述被禁历史的讲座中,存在于流亡者夜深时的祈祷与诗句里。自由,是血脉相传的信念,是即便在黑暗中也不肯低头的意志。也许自由不会立刻到来,但希望从未离开。信念如火种,穿越压迫与时空,在每一个维吾尔人的心中延续。

纪念1933年与1944年的两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不是为了沉湎过去,而是为了延续精神。这种精神,象征着尊严、勇气与自决,是在历史最黑暗时刻点燃的光。今日的纪念,是对压迫的回击,也是对未来的召唤。我们必须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政治权力的更迭不会自动带来公正,唯有通过持续的社会实践、跨代的教育与国际的声援,民族的权利与记忆才能得以维护与再生。

结语并非简单的慰藉,而是行动与反思的号召。只要心念不灭,维吾尔人就不会消失;只要维吾尔人还在,他们的家园就不会消失;而他们的自由梦,终将成为现实。火焰不灭,自由不息。谨以此文,纪念1933与1944年的两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参考资料 / References:

① 周锡瑞:《清末宪政运动与民族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相关学术讨论链接:https://www.lhp.sdu.edu.cn/__l ... 8.pdf

② 刘晓原:《从“ 五族共和 ”到五域统合——辛亥革命和中国国家形态近代转型》, 收录论文稿(学术论文PDF)。(下载链接:https://newdoc.nccu.edu.tw/tea ... 7.pdf

③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M.E. Sharpe, 1990.(Google Books:https://books.google.com/books ... tjZcC

④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委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WorldCat目录:https://search.worldcat.org/title/303275227

⑤ 新疆统计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年鉴(2020)》及历年数据。(年鉴条目:https://www.zgtjnj.org/naviboo ... .html;新疆统计局主页:https://tjj.xinjia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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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雅尔塔到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维吾尔国家地位在国际法中的消失

history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28 次浏览 • 2025-11-15 03:39 • 来自相关话题

由记者阿斯娅(Asiye Uyghur)撰写的维吾尔人权项目观点

二十世纪中叶,维吾尔人两度尝试建立独立国家。最引人注目的尝试,是1944年至1949年在苏联支持下出现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然而,雅尔塔会议之后达成的大国交易,以及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抹去了维吾尔主权的可能性。这些决定是在维吾尔人没有席位的房间里做出的,并且直到今天仍在塑造世界对民族与自决的理解。

民族自决原则写入《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二款),被视为现代国际法的基石之一。它旨在保障所有人民可以选择自身的政治命运。然而在实践中,这一原则很少被一以贯之地适用。对非洲和亚洲众多新近脱殖民的国家而言,《宪章》提供了独立与建国的法律基础;但对另一些群体——例如维吾尔人——这一原则却被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考量所压制。

在雅尔塔会议之前,苏联出于意识形态与战略的双重原因支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莫斯科的支持反映了其更广泛的反帝叙事与在中亚建立影响力的愿望。支持伊犁地区由维吾尔人主导的政权,同时削弱了中国国民政府,并在苏联边境一线限制了西方势力——此处所指的“西方势力”,主要是英美阵营,因为当时英国与美国都支持中华民国政府。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虽短暂,但确实为地方治理与事实上的自治腾出了空间。

雅尔塔会议之后,一切发生了变化。苏联调整了优先事项,以承认外蒙古独立为交换,转而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这种务实的权衡反映出更宏观的策略:巩固东部边界的稳定,避免与西方进一步对抗。对维吾尔人而言,这意味着他们的政治追求被摆上了大国外交的祭坛。到1946年,在苏联压力下,东突方面被迫在南京与中国政府谈判;共和国被改划为新疆省,事实上终结了其独立地位。三年后,苏联支持彻底撤离。1949年,数位维吾尔关键领导人在赴北京途中遭遇神秘空难,他们的建国试验至此以悲剧收场。

1949年至1971年间,中国政府通过军事部署、行政调整以及一系列政治运动,巩固了对维吾尔地区的控制。同一时期,海外维吾尔流亡群体低调寻求国际承认,或至少试图提升关注度,但他们的呼吁被阵营对抗的逻辑所淹没。世界进入了美苏冷战时代。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脱钩,转而投向由苏联领导的东方阵营。

这种态势在1971年被进一步固化。联合国通过第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将中华民国(台湾)逐出其席位。虽然这一举措被界定为对外交代表权的务实校正,但它从未重新审视“何谓中国”的疆域与人民构成。无论是维吾尔人、藏人,还是台湾人,都未被视为独立的政治主体。该决定把“中国”编码为单一且不可分割的实体——在国际想象中为北京的领土主张背书,同时抹除了其他主权方案的存在空间。

然而,这一结果并非必然。1971年之前,联合国从未就何者真正代表“中华”版图上的所有土地作出明确裁决。这种虽小却真实存在的模糊地带,尚且为不同身份的讨论与承认留下了一线余地。第2758号决议则完全关上了这扇窗。自那以后,国际法事实上将“中国”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不再顾及其版图内各族群的历史与愿望。

“中国”这个词曾经更多指涉一个辽阔多元的文化空间,更像“欧洲”或“非洲”,而非当代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当联合国将其确认为统一的主权单位,复杂的历史现实被凝固为一种单一的政治事实。这种语言与法律的转向带来了深远后果:它把具有国家经验的维吾尔人,转化为一个被纳入更大实体之内的“少数群体”;他们的政治身份并非被战争压制,而是被国际术语的静默之力所湮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北京塑造出一种多民族团结的形象——通过人口普查、文化承认与“民族团结”的政治话语来呈现。然而,这些举措始终在“主权不可分”的前提下运转。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步观念以及随后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民族主义叙事相结合,由联合国所确立并被中国国家意识形态所强化的框架,为一项广泛的同化工程提供了正当性。国际机构提供了主权的语言,国内政治补上了行动的理由。两者共同搭起结构,使维吾尔的历史与文化得以在世人注视之下被系统性地抹除。

维吾尔国家地位的消失,并不仅仅是国内压制的产物。它同样源于全球抉择——由强权国家作出并被国际法所确认的决定。雅尔塔会议标志着苏联以务实取代原则的时刻;第2758号决议则确保此后再无全球机构会质疑中国的领土主张。两者共同塑造出一种法律与外交的环境,使一个民族从“国家地图”上悄然退场成为可能。

至今,这段历史余音未绝。那些二十世纪中期决策的遗产,继续界定着国际同情与承认的边界。当全球社会把主权视为不可更动的准则时,也就默认了秩序的代价是沉默。铭记维吾尔的奋斗,不只是回望过去——更是在追问:我们所建构的世界,是否为那些没有席位的人民留有一席之地? 查看全部
由记者阿斯娅(Asiye Uyghur)撰写的维吾尔人权项目观点

二十世纪中叶,维吾尔人两度尝试建立独立国家。最引人注目的尝试,是1944年至1949年在苏联支持下出现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然而,雅尔塔会议之后达成的大国交易,以及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抹去了维吾尔主权的可能性。这些决定是在维吾尔人没有席位的房间里做出的,并且直到今天仍在塑造世界对民族与自决的理解。

民族自决原则写入《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二款),被视为现代国际法的基石之一。它旨在保障所有人民可以选择自身的政治命运。然而在实践中,这一原则很少被一以贯之地适用。对非洲和亚洲众多新近脱殖民的国家而言,《宪章》提供了独立与建国的法律基础;但对另一些群体——例如维吾尔人——这一原则却被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考量所压制。

在雅尔塔会议之前,苏联出于意识形态与战略的双重原因支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莫斯科的支持反映了其更广泛的反帝叙事与在中亚建立影响力的愿望。支持伊犁地区由维吾尔人主导的政权,同时削弱了中国国民政府,并在苏联边境一线限制了西方势力——此处所指的“西方势力”,主要是英美阵营,因为当时英国与美国都支持中华民国政府。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虽短暂,但确实为地方治理与事实上的自治腾出了空间。

雅尔塔会议之后,一切发生了变化。苏联调整了优先事项,以承认外蒙古独立为交换,转而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这种务实的权衡反映出更宏观的策略:巩固东部边界的稳定,避免与西方进一步对抗。对维吾尔人而言,这意味着他们的政治追求被摆上了大国外交的祭坛。到1946年,在苏联压力下,东突方面被迫在南京与中国政府谈判;共和国被改划为新疆省,事实上终结了其独立地位。三年后,苏联支持彻底撤离。1949年,数位维吾尔关键领导人在赴北京途中遭遇神秘空难,他们的建国试验至此以悲剧收场。

1949年至1971年间,中国政府通过军事部署、行政调整以及一系列政治运动,巩固了对维吾尔地区的控制。同一时期,海外维吾尔流亡群体低调寻求国际承认,或至少试图提升关注度,但他们的呼吁被阵营对抗的逻辑所淹没。世界进入了美苏冷战时代。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脱钩,转而投向由苏联领导的东方阵营。

这种态势在1971年被进一步固化。联合国通过第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将中华民国(台湾)逐出其席位。虽然这一举措被界定为对外交代表权的务实校正,但它从未重新审视“何谓中国”的疆域与人民构成。无论是维吾尔人、藏人,还是台湾人,都未被视为独立的政治主体。该决定把“中国”编码为单一且不可分割的实体——在国际想象中为北京的领土主张背书,同时抹除了其他主权方案的存在空间。

然而,这一结果并非必然。1971年之前,联合国从未就何者真正代表“中华”版图上的所有土地作出明确裁决。这种虽小却真实存在的模糊地带,尚且为不同身份的讨论与承认留下了一线余地。第2758号决议则完全关上了这扇窗。自那以后,国际法事实上将“中国”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不再顾及其版图内各族群的历史与愿望。

“中国”这个词曾经更多指涉一个辽阔多元的文化空间,更像“欧洲”或“非洲”,而非当代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当联合国将其确认为统一的主权单位,复杂的历史现实被凝固为一种单一的政治事实。这种语言与法律的转向带来了深远后果:它把具有国家经验的维吾尔人,转化为一个被纳入更大实体之内的“少数群体”;他们的政治身份并非被战争压制,而是被国际术语的静默之力所湮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北京塑造出一种多民族团结的形象——通过人口普查、文化承认与“民族团结”的政治话语来呈现。然而,这些举措始终在“主权不可分”的前提下运转。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步观念以及随后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民族主义叙事相结合,由联合国所确立并被中国国家意识形态所强化的框架,为一项广泛的同化工程提供了正当性。国际机构提供了主权的语言,国内政治补上了行动的理由。两者共同搭起结构,使维吾尔的历史与文化得以在世人注视之下被系统性地抹除。

维吾尔国家地位的消失,并不仅仅是国内压制的产物。它同样源于全球抉择——由强权国家作出并被国际法所确认的决定。雅尔塔会议标志着苏联以务实取代原则的时刻;第2758号决议则确保此后再无全球机构会质疑中国的领土主张。两者共同塑造出一种法律与外交的环境,使一个民族从“国家地图”上悄然退场成为可能。

至今,这段历史余音未绝。那些二十世纪中期决策的遗产,继续界定着国际同情与承认的边界。当全球社会把主权视为不可更动的准则时,也就默认了秩序的代价是沉默。铭记维吾尔的奋斗,不只是回望过去——更是在追问:我们所建构的世界,是否为那些没有席位的人民留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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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矿业公司参与维吾尔强迫劳动,全球金融巨头摩根士丹利为”种族灭绝”企业融资?美国众议院发函质询。

history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02 次浏览 • 2025-11-15 03:25 • 来自相关话题

Mr. Ted Pick
首席执行官
摩根士丹利公司(Morgan Stanley & Co.)
麦迪逊大道383号
纽约州,纽约市 10179

尊敬的Mr. Pick: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正在审查美国金融机构参与承销与中国军方或非法劳工行为有已知关联的中国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IPOs)的情况。当美国金融机构与被指控与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有关的中国公司进行业务往来时,它们就破坏了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强迫劳动的目标。美国承销商通过为这些公司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提供便利,使其能够扩大业务并从事更多的强迫劳动,这直接违反了美国法律的意图。

我们致函要求提供关于摩根士丹利公司(Morgan Stanley)在2025年紫金国际黄金公司(Zijin Gold)香港首次公开募股中所扮演角色的更多信息。摩根士丹利的参与引发了对其对一家被列入美国政府实体名单、与人权侵犯有关并与中国共产党(CCP)保持深厚联系的公司的尽职调查是否充分的严重潜在担忧。

2025年9月,摩根士丹利协助紫金国际黄金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帮助其母公司紫金矿业集团(Zijin Mining Group Co.)通过出售其非中国黄金开采资产并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来筹集资金。此项交易似乎经过结构设计,将紫金矿业的海外黄金资产整合到一个独立的实体下,同时允许紫金矿业保持控股股东地位。

美国政府因紫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Zijin Mining Group Co., Ltd)在中国使用强迫劳动而将其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实体清单。在其首次公开募股的八个月前,美国政府已将紫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美国政府在做出此举时,认定“基于具体且可清晰阐明的信息,有合理理由相信紫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材料来源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强制要求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适用一项可反驳的推定,即完全或部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采、生产或制造的商品,或由《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上所列实体生产的商品,被禁止进口到美国,除非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局长通过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判定这些商品不是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于2022年6月开始执行《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自那时起,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已根据《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审查了超过17,000批货物,价值超过37亿美元。所有这些努力都推进了美国政府终止强迫劳动这一令人憎恶的做法的目标。摩根士丹利协助该公司进行首次公开募股的行为破坏了这一目标。

贵公司的行为也引出了您是否协助紫金矿业规避《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禁令的问题。当紫金矿业被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后,其商品便受到《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可反驳的推定约束。《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仅在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明确指示时才适用于公司的子公司。然而,截至本函发出之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清单不包括紫金矿业的子公司,因此新的紫金国际黄金子公司将不受这些禁令的约束。考虑到您在紫金矿业被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清单八个月后协助其进行首次公开募股,并且紫金矿业在新疆拥有黄金资产,这引出了您的首次公开募股是否协助紫金矿业规避《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禁令的问题。既然紫金矿业控制了一家不受《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禁令约束的黄金开采子公司,它就可以通过将其强迫劳动所得黄金与子公司非强迫劳动所得黄金混合,声称所有黄金都来自其子公司,从而“清洗”强迫劳动所得黄金,规避《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禁令。

报告表明,紫金矿业有人权侵犯记录。即使粗略看一下有关紫金矿业的报告,也会发现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犯下的可怕人权侵犯记录。从新疆到塞尔维亚再到哥伦比亚,多个团体已确认紫金矿业是一家惯犯人权侵犯者。

在新疆,紫金矿业经营着全球最大的铜加工企业之一。紫金矿业拥有位于阿勒泰阿舍勒铜矿的多数股权,该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北部。紫金矿业还在新疆经营其他铜矿和金矿。紫金矿业的阿舍勒铜矿参与了“万企帮万村”项目,该项目与维吾尔族地区的小村庄合作。紫金矿业甚至公开声明,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它“解决了800名当地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然而,正如您所知,这种措辞掩盖了真相。美国政府发现“基于具体且可清晰阐明的信息,有合理理由相信”紫金矿业的材料来源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于2025年1月将该公司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实体清单。

自2016年以来,中国共产党至少已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维吾尔族和其它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群体实施了种族灭绝、国家强迫劳动和危害人类罪。中国共产党实现这一种族灭绝目标的一种方式是通过伪装成“扶贫”的劳动力转移,这正是紫金矿业公开承认的做法。我们深感关切的是,贵公司在一家公司被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后,仍与其合作。

自2018年以来,紫金矿业还在塞尔维亚博尔经营着一座铜矿联合企业。有证据表明,该运营中存在严重的劳工剥削。 2021年,工人们公开抗议该公司的虐待行为,指出了每周工作84小时、住宿拥挤、工资延迟发放以及不合标准的制服导致他们受冻。工人进一步描述了完全剥夺他们自主权的条件,包括被迫签署空白合同、护照被没收以及被限制在缺乏健康和卫生标准的宿舍内。

新疆和塞尔维亚的这些例子只是已报告证据的一小部分,这些证据突显了紫金矿业所犯下的侵权行为——所有这些都是公开可查的。

摩根士丹利承销紫金国际黄金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恰恰展示了美国政府试图阻止的商业活动类型。通过参与紫金国际黄金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摩根士丹利将自身及其美国投资者置于监管、财务和声誉受损的严重风险之中。

鉴于上述情况,我要求您不迟于2025年11月27日提供以下有关贵公司在紫金国际黄金公司首次公开募股中所扮演角色的信息:

1.所有与摩根士丹利参与紫金国际黄金公司香港公开募股有关的文件和通讯,其中提及或涉及紫金国际黄金公司与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或人权侵犯行为(包括美国政府黑名单上的任何实体)的关联。这些文件和通讯应包括但不限于与上述紫金国际黄金公司关联的尽职调查、分析或风险评估相关的材料,以及与现场访问、设施检查和其它面对面活动相关的材料。
2.在摩根士丹利参与紫金国际黄金公司香港公开募股的背景下,摩根士丹利向紫金国际黄金公司首次公开募股的潜在投资者提供的所有文件,其中提及或涉及紫金国际黄金公司与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国防承包商、中国的军民融合生态系统或人权侵犯行为(包括美国政府黑名单上的任何实体)的关联。这些文件应包括但不限于俗称“交易手册”的文件以及提供给投资者的其他文件。
3.所有与摩根士丹利参与紫金国际黄金公司香港公开募股有关的文件和通讯,其中提及或涉及紫金国际黄金公司或中国当局对摩根士丹利获取与紫金国际黄金公司和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国防承包商、中国的军民融合生态系统或人权侵犯行为(包括美国政府黑名单上的任何实体)的关联相关的文件或信息所施加的任何限制、条件、拒绝或制约。
4.确定参与此项交易的合规人员,包括他们在评估交易是否应进行中的作用。

众议院第5号决议授权特设委员会广泛的权力,以调查和提交关于应对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经济、技术、安全和意识形态威胁的政策建议。
如需安排回复并组织简报会,请联系特设委员会工作人员,电话是 (202) 226-9678。
 

此致,
John Moolenaar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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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Ted Pick
首席执行官
摩根士丹利公司(Morgan Stanley & Co.)
麦迪逊大道383号
纽约州,纽约市 10179

尊敬的Mr. Pick: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正在审查美国金融机构参与承销与中国军方或非法劳工行为有已知关联的中国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IPOs)的情况。当美国金融机构与被指控与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有关的中国公司进行业务往来时,它们就破坏了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强迫劳动的目标。美国承销商通过为这些公司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提供便利,使其能够扩大业务并从事更多的强迫劳动,这直接违反了美国法律的意图。

我们致函要求提供关于摩根士丹利公司(Morgan Stanley)在2025年紫金国际黄金公司(Zijin Gold)香港首次公开募股中所扮演角色的更多信息。摩根士丹利的参与引发了对其对一家被列入美国政府实体名单、与人权侵犯有关并与中国共产党(CCP)保持深厚联系的公司的尽职调查是否充分的严重潜在担忧。

2025年9月,摩根士丹利协助紫金国际黄金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帮助其母公司紫金矿业集团(Zijin Mining Group Co.)通过出售其非中国黄金开采资产并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来筹集资金。此项交易似乎经过结构设计,将紫金矿业的海外黄金资产整合到一个独立的实体下,同时允许紫金矿业保持控股股东地位。

美国政府因紫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Zijin Mining Group Co., Ltd)在中国使用强迫劳动而将其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实体清单。在其首次公开募股的八个月前,美国政府已将紫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美国政府在做出此举时,认定“基于具体且可清晰阐明的信息,有合理理由相信紫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材料来源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强制要求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适用一项可反驳的推定,即完全或部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采、生产或制造的商品,或由《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上所列实体生产的商品,被禁止进口到美国,除非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局长通过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判定这些商品不是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于2022年6月开始执行《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自那时起,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已根据《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审查了超过17,000批货物,价值超过37亿美元。所有这些努力都推进了美国政府终止强迫劳动这一令人憎恶的做法的目标。摩根士丹利协助该公司进行首次公开募股的行为破坏了这一目标。

贵公司的行为也引出了您是否协助紫金矿业规避《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禁令的问题。当紫金矿业被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后,其商品便受到《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可反驳的推定约束。《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仅在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明确指示时才适用于公司的子公司。然而,截至本函发出之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清单不包括紫金矿业的子公司,因此新的紫金国际黄金子公司将不受这些禁令的约束。考虑到您在紫金矿业被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清单八个月后协助其进行首次公开募股,并且紫金矿业在新疆拥有黄金资产,这引出了您的首次公开募股是否协助紫金矿业规避《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禁令的问题。既然紫金矿业控制了一家不受《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禁令约束的黄金开采子公司,它就可以通过将其强迫劳动所得黄金与子公司非强迫劳动所得黄金混合,声称所有黄金都来自其子公司,从而“清洗”强迫劳动所得黄金,规避《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禁令。

报告表明,紫金矿业有人权侵犯记录。即使粗略看一下有关紫金矿业的报告,也会发现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犯下的可怕人权侵犯记录。从新疆到塞尔维亚再到哥伦比亚,多个团体已确认紫金矿业是一家惯犯人权侵犯者。

在新疆,紫金矿业经营着全球最大的铜加工企业之一。紫金矿业拥有位于阿勒泰阿舍勒铜矿的多数股权,该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北部。紫金矿业还在新疆经营其他铜矿和金矿。紫金矿业的阿舍勒铜矿参与了“万企帮万村”项目,该项目与维吾尔族地区的小村庄合作。紫金矿业甚至公开声明,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它“解决了800名当地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然而,正如您所知,这种措辞掩盖了真相。美国政府发现“基于具体且可清晰阐明的信息,有合理理由相信”紫金矿业的材料来源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于2025年1月将该公司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实体清单。

自2016年以来,中国共产党至少已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维吾尔族和其它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群体实施了种族灭绝、国家强迫劳动和危害人类罪。中国共产党实现这一种族灭绝目标的一种方式是通过伪装成“扶贫”的劳动力转移,这正是紫金矿业公开承认的做法。我们深感关切的是,贵公司在一家公司被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后,仍与其合作。

自2018年以来,紫金矿业还在塞尔维亚博尔经营着一座铜矿联合企业。有证据表明,该运营中存在严重的劳工剥削。 2021年,工人们公开抗议该公司的虐待行为,指出了每周工作84小时、住宿拥挤、工资延迟发放以及不合标准的制服导致他们受冻。工人进一步描述了完全剥夺他们自主权的条件,包括被迫签署空白合同、护照被没收以及被限制在缺乏健康和卫生标准的宿舍内。

新疆和塞尔维亚的这些例子只是已报告证据的一小部分,这些证据突显了紫金矿业所犯下的侵权行为——所有这些都是公开可查的。

摩根士丹利承销紫金国际黄金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恰恰展示了美国政府试图阻止的商业活动类型。通过参与紫金国际黄金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摩根士丹利将自身及其美国投资者置于监管、财务和声誉受损的严重风险之中。

鉴于上述情况,我要求您不迟于2025年11月27日提供以下有关贵公司在紫金国际黄金公司首次公开募股中所扮演角色的信息:

1.所有与摩根士丹利参与紫金国际黄金公司香港公开募股有关的文件和通讯,其中提及或涉及紫金国际黄金公司与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或人权侵犯行为(包括美国政府黑名单上的任何实体)的关联。这些文件和通讯应包括但不限于与上述紫金国际黄金公司关联的尽职调查、分析或风险评估相关的材料,以及与现场访问、设施检查和其它面对面活动相关的材料。
2.在摩根士丹利参与紫金国际黄金公司香港公开募股的背景下,摩根士丹利向紫金国际黄金公司首次公开募股的潜在投资者提供的所有文件,其中提及或涉及紫金国际黄金公司与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国防承包商、中国的军民融合生态系统或人权侵犯行为(包括美国政府黑名单上的任何实体)的关联。这些文件应包括但不限于俗称“交易手册”的文件以及提供给投资者的其他文件。
3.所有与摩根士丹利参与紫金国际黄金公司香港公开募股有关的文件和通讯,其中提及或涉及紫金国际黄金公司或中国当局对摩根士丹利获取与紫金国际黄金公司和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国防承包商、中国的军民融合生态系统或人权侵犯行为(包括美国政府黑名单上的任何实体)的关联相关的文件或信息所施加的任何限制、条件、拒绝或制约。
4.确定参与此项交易的合规人员,包括他们在评估交易是否应进行中的作用。

众议院第5号决议授权特设委员会广泛的权力,以调查和提交关于应对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经济、技术、安全和意识形态威胁的政策建议。
如需安排回复并组织简报会,请联系特设委员会工作人员,电话是 (202) 226-9678。
 

此致,
John Moolenaar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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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困境(2025年人权观察组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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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是居住在中国西北部的1160万突厥语民族。自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他们实施了严重的人权侵犯,人权观察组织和独立的法律专家认为这构成了危害人类罪。有数十万维吾尔人生活在海外,估计有5万人把土耳其称为家。由于民族和文化渊源,土耳其长期以来一直是维吾尔人的安全港,包括通过优惠的移民政策,允许维吾尔人成为长期居民和公民。
但是,自2022年以来,随着土耳其与中国关系的升温,以及土耳其采取日益严格的反移民政策,对于没有土耳其公民身份的维吾尔人来说,土耳其的安全性降低了。土耳其当局武断地给维吾尔人和其他移民贴上了“限制代码”,将他们标记为“公共安全威胁”,通常没有合理的理由,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构成任何威胁。此类代码(通常是“G87”代码)的分配可能导致一系列负面且往往是毁灭性的后果:拒绝给予公民身份、国际保护或其他赋予居留权的身份,实际上使他们成为“非正常移民”,有些人最终会收到驱逐出境的决定。当这些人被警察或移民官员拦下或因任何原因与他们接触时,他们可能会被送往拘留中心。

如果被送回中国,尤其是从土耳其这种被中国政府视为“敏感”的国家遣返,维吾尔人可能会面临拘留、审讯、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土耳其政府声称从未直接将维吾尔人驱逐到中国。但至少有一起已报告的事件发生在2018年5月,据报道土耳其当局当时直接将至少三名维吾尔人驱逐到中国。也有间接遣返至中国的报道:2019年6月,土耳其当局将一名维吾尔族妇女和她的两个幼女驱逐到塔吉克斯坦,之后据报道塔吉克斯坦当局将她们遣送回了中国。
此外,人权观察组织发现媒体报道称,2018年12月至2025年10月期间,有33名维吾尔人在土耳其的拘留中心被拘留。实际数字可能更高:一家不愿透露姓名的土耳其非政府组织表示,仅在2024年,他们就记录了土耳其当局在拘留中心关押了100多名维吾尔人。

在拘留中心,土耳其移民当局曾对维吾尔被拘留者施压,有时是强迫他们签署“自愿回国”表格。这已成为土耳其影响其他移民群体(包括叙利亚人和阿富汗人)的普遍做法。人权观察组织采访的维吾尔人中,至少有三人表示他们签署了此类表格。其中一人于2019年被驱逐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该国自2008年起与中国签订了引渡条约。此人后来前往了其他几个国家,最终才得以安全。在此期间,他受到中国政府特工的骚扰,被当地移民当局拘留了两次,并且收留国政府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要求将其遣返。另一位维吾尔人告诉人权观察组织,2019年土耳其警察将他带到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机场准备驱逐出境,但他通过在机场制造事端得以阻止了这次尝试。
近年来土耳其对移民的镇压,伴随着维吾尔人在当地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优惠待遇的显著削弱。这些优惠待遇包括维吾尔人有资格在不满足所有要求的情况下申请长期居留许可,并随后通过专门针对突厥族裔的途径申请土耳其公民身份。

如前所述,维吾尔人正越来越多地遭受“限制代码”的标记,这种标记被附加到警务和移民数据库中的个人居留或护照记录上,实际上使先前授予的特权失效。限制代码的分配与土耳其第6458号《外国人与国际保护法》的实施有关,但目前如何以及为何分配这些代码尚不清楚,实际上它们的使用范围似乎远远超出了该法的初衷。根据人权观察组织采访的维吾尔人和律师以及审查的法庭文件,在具体案例中,这种做法往往缺乏合理理由、确凿证据,或与不当行为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同样,当局以构成“公共安全威胁”为由,在未提供支持证据的情况下,立即取消了维吾尔人的居留许可或拒绝了他们的居留或公民身份申请。

邻居的一个简单投诉、卷入刑事案件(即使后来被判无罪)都可能导致应用限制代码的决定。土耳其当局还会根据其他政府提供的情报来设置这些代码。在某些情况下,中国政府向土耳其当局提交了一份名单,其中包括被北京方面贴上“恐怖分子”标签的人,而这个词被混用于新疆地区和平的维吾尔身份表达或维权行动。名单上的人最终被贴上了限制代码。
一位了解情况的土耳其官员表示,移民系统使用限制代码给维吾尔人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并“将人们的生活推向了一个完全未知境地”。
为人权观察组织的这份报告,我们总共进行了20次访谈,其中13次与维吾尔人进行,这13人中有两人是土耳其维吾尔公民社会团体的代表;6次与在土耳其处理维吾尔人案件的移民律师进行;1次与一位了解情况的土耳其政府官员进行。

在人权观察组织采访的13名维吾尔人中,有9人因限制代码至少一次被关进拘留中心。有5人目前在土耳其没有合法身份,并表示害怕出门,因为土耳其警察或移民官员正在严厉打击非正常移民。其中两名受访者被认定为“有条件难民”,这是一种在土耳其提供的准难民身份,为他们提供国际保护,但当局仍取消了他们的身份,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当局裁定两人现在都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命运。

人权观察组织审查了土耳其内政部负责该国移民和国际保护事务的机构——移民管理局(PMM)发布的12份驱逐出境决定和4份拒绝维吾尔人居留许可的决定,以及人口和公民事务总局发布的3份拒绝公民身份申请的决定。所有这些文件,日期介于2018年至2025年之间,都使用了宽泛的措辞,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解释、引用或评估,无法让人评估决定的合理性。

根据土耳其法律,个人可以对这些驱逐出境决定提出上诉,但一位多次提出此类上诉的律师表示,“法官看到限制代码时,通常会为了安全起见做出不利的裁决。”
人权观察组织审查了2024年和2025年发布的五份关于被视为威胁公共秩序和安全的维吾尔人的驱逐令的法院裁决。在每起案件中,法院裁决都支持驱逐令,但没有说明这些个人做了什么构成了所谓的对公共安全和秩序的威胁。令人担忧的是,法院裁定不驱回原则不适用于维吾尔人,称他们没有证明维吾尔人如果被送往中国将面临受虐待和酷刑的风险。
受访者还报告了在拘留中心遭受的虐待和恶劣条件。其中四人曾被脱衣搜查。

2017年,土耳其政府与中国签署了一项引渡协议,但土耳其议会尚未批准该协议。如果该引渡协议生效,将对土耳其的维吾尔人构成重大且额外的威胁。
土耳其政府有义务尊重国际法不驱回原则,该原则禁止国家将任何人送回他们将面临真正的迫害、酷刑或其他严重虐待、生命威胁或其他类似严重人权侵犯风险的地方。不驱回原则被土耳其加入的三项人权条约——《欧洲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以及1951年《难民公约》和习惯国际法所禁止。该禁令已纳入土耳其第6458号《外国人与国际保护法》。

鉴于维吾尔人遭受的普遍和系统性迫害,人权观察组织认为,居住在中国的维吾尔人有充分理由担心一旦被强行遣返就会遭受迫害。
人权观察组织敦促土耳其和所有其他政府初步承认他们为难民。因此,土耳其政府应立即停止所有驱逐行动并暂停影响维吾尔人的驱逐决定,包括驱逐到第三国,因为在那里发生连锁驱逐导致不驱回的风险更高。

中国政府应停止在新疆实施的危害人类罪,并停止对海外维吾尔人的一切形式的跨国镇压。
其他国家政府在评估申请从土耳其重新安置或经过土耳其后申请庇护的维吾尔人案件时,不应将土耳其视为安全国家。即使他们在土耳其可能持有居留许可或国际保护身份,情况也是如此,因为这些身份不再安全。

方法
为人权观察组织的这份报告,我们总共进行了20次访谈,其中13次与维吾尔人进行。所有接受采访的13名维吾尔人均在2014年之后离开中国,并曾或目前以各种居留身份居住在土耳其。其中9人仍留在土耳其,有4人于2019年至2025年期间离开了土耳其。
由于中国政府对该社区的高度监视,对维吾尔人进行访谈具有挑战性。另有五名维吾尔人最初同意向人权观察组织分享他们的经历,但后来因担心遭到中国政府报复而撤回同意或停止回应。他们的案例未纳入本报告的任何部分。
人权观察组织于2025年3月至7月期间,通过线上和面对面方式,使用维吾尔语和土耳其语进行了访谈。所有受访者均被告知访谈的目的和自愿性质。他们被告知可以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提供不记录在案的回答,并可随时结束访谈。本报告中引用的引语基于访谈期间所做的书面记录。人权观察组织没有向受访者提供任何报酬、服务或其他个人利益。
人权观察组织为撰写本报告,审查了土耳其政府的相关政策和文件,例如驱逐决定、案件记录、通函命令、官方文件以及五份与维吾尔人相关的法院裁决。人权观察组织还审查了2018年12月至2025年10月期间被关押在拘留中心的33名维吾尔人的公开案件。
人权观察组织于2025年9月23日和2025年10月27日致函土耳其当局,询问有关维吾尔人在土耳其境况的信息,但在撰写本报告时未收到回复。信函副本附于本报告附录中。
为保护机密性,人权观察组织对所有受访者的身份进行了匿名处理,并只提供了最少的访谈信息。
 
基本背景
 
中国政府在新疆犯下的危害人类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或XUAR)位于中国西北部,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人口居住地。这些突厥语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与中国占多数的汉族有所不同。一些维吾尔人将该地区称为“东突厥斯坦”。
自2近平主席于2012年底上任以来,中国政府加快了在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并积极推行针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1]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实施压制性政策。[2]但自2016年底以来,中国政府作为其“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的一部分,大幅升级了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3]这些侵犯行为包括任意拘留和监禁、酷刑、强迫失踪、大规模监视、文化和宗教迫害、家庭分离以及强迫劳动。[4]研究人员还记录了性暴力和侵犯生殖权利的行为。[5]
中国政府强迫几乎所有维吾尔人交出护照,并以其他方式控制他们的行动,使他们极难逃离虐待。[6]它为这些政策和更广泛的镇压辩护,称其是打击恐怖主义所必需的,利用过去归咎于维吾尔人实施的暴力事件,建立了一个影响数百万人的控制和压制制度,并将维吾尔人的和平活动(例如手机中存储有《古兰经》诵读)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混为一谈。[7]
人权观察组织在2021年的一份报告中得出结论,此类侵犯行为构成危害人类罪,即作为针对任何平民人口的广泛或系统性攻击的一部分而故意实施的严重特定罪行——例如谋杀、酷刑和强奸。[8]
在这场镇压开始近十年后,估计仍有50万人(其中包括许多杰出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物)被关押在新疆的监狱中,服着长期而任意的刑期。[9]中国政府继续在新疆维持高水平的压制和监视,并严格控制维吾尔人的言论和行为。[10]
关于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施暴的国际报道促使全球对此类待遇进行广泛谴责。2021年,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欧盟对对这些侵犯行为负有责任的中国和新疆政府官员实施了有针对性的制裁,同时美国还颁布了《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以阻止沾染强迫劳动的产品流入美国。[11]但穆斯林多数国家和伊斯兰合作组织大多保持沉默。[12]
2022年8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发布了一份重要报告,结论是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暴行“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这促使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进行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投票来讨论该报告。[13]然而,由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它勉强躲过了这种审查。[14]在该报告发布两周年之际,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福尔克尔·图尔克表示,在新疆,“许多有问题的法律和政策仍然存在”。[15]
中国当局否认这些侵犯行为。他们试图通过宣传和虚假信息在全球范围内操纵有关这些侵犯行为的话语权,并消除追究他们责任的国际压力。[16]他们还驳斥了人权高专办的报告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并继续拒绝其所有建议。[17]

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跨国镇压
海外的维吾尔人也无法免受中国政府的镇压。中国政府严密监视和恐吓散居海外的人们,拘留和监禁流亡异见人士的家人,并强迫一些维吾尔人回国。
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跨国镇压”是一种长期做法,但自2016年底以来,其严重程度显著升级。作为“严厉打击专项行动”的一部分,新疆当局加强了对有外国关系的人的审查。[18]维吾尔人如果去过一份“26个敏感国家”名单中的国家(其中主要是土耳其、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穆斯林多数国家),或在那里有家人,或以其他方式与那里的人交流,都受到过审讯、拘留,并在许多情况下被任意监禁。[19]

中国政府试图强迫逃离中国或居住在海外的维吾尔人回国,在那里他们很可能面临严重伤害。它经常指控维吾尔人,尤其是那些政治活跃人士,如世界维吾尔大会前主席多里坤·艾沙,为“恐怖分子”,并寻求其他政府的合作来逮捕他们,包括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系统。[20]

中国政府也成功地在没有发出引渡令或通过正式双边法律渠道的情况下,强行遣返了维吾尔人,而是利用其对收留国政府的政治或财政影响力。跨国镇压的实际行动,包括拘留、逮捕或引渡,往往是通过中国与收留国安全部门合作完成的。允许这些引渡的政府违反了国际法对不驱回的保护。[21]

在泰国发生过特别臭名昭著的大规模强行驱回事件。2014年,泰国当局以违反移民法规为由起诉了数百名维吾尔人(其中许多人是为了逃避日益加剧的镇压而逃离的),并将他们关押在拘留中心。2015年,虽然泰国当局释放了大约170名被拘留的维吾尔妇女和儿童到土耳其,但他们也强行将100多名维吾尔男子遣返中国。[22]剩下的数十名维吾尔人被无限期拘留,直到2025年2月,泰国强行将另外40名维吾尔男子遣送回中国。[23]

然而,其他国家也发生过类似事件。值得注意的是,自2017年以来,埃及当局任意逮捕了数十名维吾尔人,允许中国官员在开罗审讯他们,并将其中许多人驱逐到中国。[24]在马来西亚、柬埔寨、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和塔吉克斯坦,也有记录在案的任意逮捕、拘留和驱逐出境案件,这些通常是应中国政府的要求进行的。[25]
维吾尔人在土耳其-中国关系中的位置

估计有5万维吾尔人居住在土耳其,使其成为继中亚各国之后世界上最大的维吾尔海外侨民群体之一。[26]在双边和国际层面,土耳其历来对维吾尔地区的人权侵犯表示担忧。
十多年前,在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演变为民族冲突之后,政府对维吾尔人进行了镇压,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挑战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之一。埃尔多安称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是“种族灭绝”。[27]

同样,2019年,土耳其外交部发表声明,对维吾尔地区的拘留营表示担忧。[28]2020年,土耳其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敦促中国尊重和保障维吾尔人的文化和宗教身份。[29]2021年,土耳其与其他42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对中国在维吾尔地区的镇压表示担忧并呼吁其停止镇压。[30]2022年9月,土耳其还在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关于维吾尔地区的报告发布后发表声明,指出:
我们对维吾尔土耳其人生活富裕安宁以及他们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保护的期望和关注,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的双边接触以及在国际平台,特别是联合国,都得到了强调。[31]
在中国政府的“严厉打击专项行动”之后,2022年12月,土耳其前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公开批评中国政府阻止土耳其访问维吾尔地区长达五年。[32]
土耳其还接收了逃离中国但未能离开东南亚的寻求庇护者和难民,包括2015年7月从泰国获释的170多名妇女和儿童。

事实上,土耳其长期以来一直对维吾尔人保持优惠的移民政策,他们在土耳其通常被称为“维吾尔土耳其人”,并且该政策的某些方面仍然存在。[33]例如,自2017年以来,维吾尔人能够以其他移民所没有的方式,通过移民管理局(PMM)申请长期居留许可。[34]由于对维吾尔人的优惠政策,他们无需满足其他群体面临的某些要求即可获得长期居留许可的资格,例如必须在土耳其居住至少八年。获得长期居留许可后,维吾尔人可以申请土耳其公民身份。

长期居留许可为维吾尔人在获得公民身份之前提供了最安全的移民身份,而人道主义居留许可和有条件难民身份是最不安全的。没有有效护照或签证抵达的维吾尔人通常会获得人道主义居留许可。
根据土耳其政府截至2021年12月的统计数据,有17,997名维吾尔人持有长期居留许可,6,787人已入籍土耳其公民,另有2,000人的公民身份申请正在等待审批。[35]此后没有公布其他关于维吾尔人移民身份的统计数据。没有关于持有其他许可或有条件难民身份的维吾尔人的可用数据。[36]

然而,自2022年以来,土耳其政府对其对维吾尔人困境的关注似乎明显有所收敛。这可能是由于多种因素,包括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与土耳其不断增长的贸易和投资,以及中国政府通过其统战工作部的宣传和影响行动。[37]
在中国政府允许土耳其驻北京大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2023年7月和2024年4月)两次访问新疆后,中国官方媒体援引土耳其大使的话,赞扬新疆的“快速经济发展”和享受“发展权规定的经济和社会权利”,而没有提及任何侵犯人权的行为。[38]2024年6月,在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访问中国和新疆期间,中国官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报道称,这位外长评论了安卡拉对中国领土完整和其“一个中国”政策的坚定承诺。[39]

土耳其亲政府报纸开始刊登赞扬中国共产党成就的报道,这些报道更像是广告而非客观报道。与此同时,土耳其国有媒体的记者参加了中国政府资助的新疆媒体考察团,助长了中国政府对该地区暴行的粉饰,而亲政府和反政府媒体都对报道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侵犯行为进行自我审查。[40]
与此同时,据报道,中国政府继续在土耳其进行间谍活动,目标是维吾尔团体和土耳其官员。[41]

中国政府还胁迫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与国家代理人(包括中国领事馆和大使馆)合作,通过对他们国内的家人施压,要求他们提供有关其他维吾尔人的信息。[42]
土耳其当局也一再阻止维吾尔人组织抗议中国政府的活动,并以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为由拒绝了一些组织者的公民身份申请。[43]
土耳其的反移民政策
 
土耳其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接收国之一。截至2025年8月,有超过250万叙利亚人拥有临时保护身份,这是为2011年后抵达土耳其的叙利亚国民、难民和无国籍人士提供的特殊身份。此外,截至2023年8月,有超过29万人来自其他非欧洲国家,拥有某种形式的有条件难民身份。[44]除了庞大的叙利亚人口外,土耳其政府将大多数来自非欧洲国家的人视为非正常移民,并严格限制他们申请国际保护的途径,经常驱逐大批人,并在边境进行大规模的即时推回。[45]
在2023年5月的选举活动中,反对派政客越来越多地利用仇外情绪。政府当局非法将叙利亚男子和一些男孩驱逐到土耳其占领的叙利亚北部地区。他们通过常用的做法,即胁迫他们签署自愿回国表格来进行。2023年5月的一项宪法法院裁决认定,以自愿遣返为幌子的强行遣返违反了多项人权。[46]
根据移民管理局的年度报告,土耳其在2024年驱逐了142,536人,比2023年的130,611人、2022年的120,484人和2021年的46,845人显著增加。[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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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当局武断地对维吾尔人施加限制代码
近年来,土耳其当局对一些维吾尔人,尤其是那些移民身份不太安全的维吾尔人,分配了限制代码。限制代码是土耳其警务和移民系统中的字母和数字组合。当局可以向在土耳其的任何被认为违反移民相关规定或土耳其法律,或更普遍地因未指明的原因被认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分配此类代码。[48]像维吾尔人这样的移民和难民经常被分配G87代码,将其标记为对一般公共安全的威胁。

法律框架
第6458号《外国人与国际保护法》第9条规定,移民管理局(PMM)“可以对因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或公共卫生原因而反对进入土耳其的外国人实施入境禁令。”2019年12月6日的法律修正案使得可以对已居住在土耳其的外国人实施入境禁令(这意味着任何被施加此类禁令的人在离开土耳其后将被拒绝再次入境)。[49]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法律的第54(2)条允许土耳其当局对那些正在寻求或已经获得国际保护身份的人发出遣返决定,如果他们被认为对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或公共卫生构成威胁,这违反了他们受国际保护的权利。[50]
尽管这两条都没有提到“限制代码”一词,但当局在发布这些代码时经常将其作为原始法律来源引用。此外,移民管理局发布了一项关于如何行使发布入境禁令和向外国人分配“限制代码”的权力的法规和通函。[51]根据人权观察组织获得的该通函副本,G类别适用于在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或公共卫生方面被认为不宜进入土耳其的外国人。
通函的附件提供了可能触发G代码指定的广泛原因清单,赋予了当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例如,如果根据一项投诉应用了限制代码,而该投诉根据土耳其法律也构成刑事犯罪,则即使该人被判无罪或调查被撤销,该代码也不会被删除。事实上,在人权观察组织审查的一个案件中,一名个人试图撤销驱逐令,法院裁定驱逐决定是合法的,尽管该个人被判所指控的罪行无罪。法院引用了移民管理局允许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通函作为其裁决的理由。
被指定限制代码可能导致一系列负面后果,从取消居留和/或国际保护身份,到遭受行政移民拘留和驱逐出境,以及被禁止再次进入土耳其。然而,证据表明,宽泛的标准和授予的自由裁量权导致G代码被应用于那些根本不对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或公共卫生构成任何威胁的人。对于居住在土耳其的外国国民来说,成为投诉的对象可能意味着他们的身份立即变为非正常,如果他们在例行检查中被拦下,他们可能会被送往拘留中心并被驱逐出境。
尽管限制代码的指定对各种权利具有深远影响,但移民管理局的通函并未在线发布或以其他方式公开获取。人权观察组织与之交谈的一些从事移民法的律师表示,他们没有或无法获得该通函的副本。[52]

外国情报在发布限制代码中的作用

如上所述,移民和难民经常被分配G87代码。[53]在这些情况下,移民管理局根据其他机构(通常是安全总局和国家情报局)的建议施加限制代码,这些机构会考虑来自其他政府的情报等信息。
土耳其当局可能根据其他政府提供的情报来设置这些限制代码,这为中国等专制政府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它们将反恐运动武器化以进行镇压。根据一位在土耳其代表难民(包括维吾尔人)的律师的说法:
在土耳其拥有大量人口和异见人士的国家正在利用和剥削这些做法。他们向土耳其当局发送“恐怖分子”名单,并给批评他们的人打上“代码”。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正在这样做。[54]

有一些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已将他们指控为恐怖分子的维吾尔人姓名发送给土耳其当局,寻求将他们遣返。[55]伊德里斯·哈桑就是其中之一。哈桑因被分配G87代码而多次被土耳其警方逮捕,有一次被拘留了长达一年多。[56]后来他才发现,中国政府也以“属于恐怖组织”为由将他列入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在土耳其,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知通常会导致G87限制代码,而无需相关当局进行调查。[57]后来,在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下,国际刑警组织取消了该通知,因为哈桑在逃离土耳其后于2021年在摩洛哥被捕并面临被驱逐到中国。[58]哈桑于2025年3月获准前往美国,并于2025年9月在加拿大与家人团聚。[59]
另一位维吾尔人告诉人权观察组织,他也被中国政府指控为“恐怖分子”。因为他是土耳其公民,他被审讯后获释。[60]
2016年未遂政变之后,土耳其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当局广泛使用其公共安全和反恐权力,但通常是以滥用和非法的方式。[61]虽然紧急状态于2018年结束,但这些权力的滥用仍在继续。在土耳其,对居住的移民常规性地不透明和武断地指定G87代码就是这种滥用的一个例子。根据土耳其非政府组织MAZLUMDER(被压迫者人权与团结协会)的一份报告,官员现在将“带有G87或G89等与安全相关的限制代码的个人视为‘恐怖分子’”。[62]
律师们报告说,土耳其法院在被要求撤销代码指定时,越来越多地根据警方记录和移民管理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做出裁决,而没有审查有效司法审查所必需的要素,例如确凿证据、客观条件或合理理由。

一位了解该国维吾尔人情况的土耳其政府官员告诉人权观察组织,反移民政策和中国政府日益增大的压力相结合,意味着维吾尔人像其他移民一样被分配限制代码,尽管维吾尔人面临的已知风险。这位官员说,“通过法院移除这些代码变得非常困难。”[63]他强调,这种做法给该国广大维吾尔人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并“将人们的生活推向了一个完全未知境地”。

G87代码的实际应用
移民管理局决策过程的缺乏透明度意味着G87代码的分配通常是武断的,缺乏正当程序,没有关于潜在不当行为的任何确凿证据。根据对维吾尔人、代表他们的律师以及对涉及维吾尔人的五份法院裁决的审查,往往很难知道为什么维吾尔人会获得该代码。
在人权观察组织审查的五起涉及被分配G87代码的个人的驱逐令的法院案件中,法院裁定驱逐决定是合法的,尽管这些决定是基于一般性的、抽象的陈述。裁决未能解释法院接受个人行为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断言的依据,而是服从于他们声称来自国家主权权利的国家当局的广泛自由裁量权。
此外,法院裁决未能对国际公认的维吾尔人在中国的处境做出任何评估。法官们以“解释和支持文件不足”为由,无视维吾尔人关于如果被驱逐到中国将面临风险的说法。在这五起案件中,法院都裁定该个人不受不驱回原则的保护。
人权观察组织审查的法院裁决或拒绝居留许可的移民管理局决定都没有包含针对维吾尔人采取行动的具体理由。接受采访的维吾尔人告诉人权观察组织,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推断出可能导致他们获得G87代码的原因。例如,有些人被指控违反移民法规。一名于2016年持有效旅行证件与家人来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告诉人权观察组织,他可能因为警察未能识别其移民文件的有效性而获得了G87代码:

2019年初,我在一个警察检查站被拦下,并被送往拘留中心。当时,我带着我的居留申请证明(Müraacat),但警察不承认它是有效的居留许可。我在拘留中心待了一年。后来,我发现我有一个G87代码。我不知道是在被拘留之前就有了这个代码,还是因为我的拘留才给我加的。直到今天,这仍然不清楚。[64]
另一位维吾尔人告诉人权观察组织,他可能是在违反移民法规之后,以及在土耳其当局收到关于他的匿名投诉之后获得了G87代码。土耳其当局取消了他的有条件难民保护身份,导致了驱逐令:

我于2016年持有效的中国护照来到土耳其。我最初申请了短期旅游许可。2017年,我试图非法穿越土耳其边境,导致我在各种拘留中心被拘留了数月。[然而],我没有被起诉,也没有被认定有罪,我被无条件释放了……
之后,我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申请了难民身份……我收到了有条件难民卡,不久之后,我被传唤到移民局,后来因匿名投诉我经营地下枪支店而被拘留。[65]

我真的以为这是个笑话,因为我当时和我的家人生活在受保护之下……我被拘留了一个多月,并被带到法院,法院判我无罪并裁定我应被无条件释放。
在我被释放之前,移民当局取消了我的难民署保护,并给我颁发了有效期为两年的人道主义居留许可。然而,移民局最近拒绝了我的续期请求,并告诉我我有一个驱逐决定和G87限制代码。[66]

虽然宪法法院驳回了该男子对该驱逐决定的上诉,但他向行政法院上诉拒绝其居留许可申请的决定是成功的。结果,移民管理局给他颁发了人道主义居留许可。然而,该律师表示担心,由于现有的驱逐决定和G87代码,他将来在需要续签许可时可能会面临进一步的问题。
另一位代表维吾尔人的律师告诉人权观察组织,武断性是那些被分配限制代码导致其居留许可被取消的维吾尔人中非常普遍的经历,他说:“我的许多客户不知道土耳其当局收到了关于他们的什么原因或负面信息导致了限制代码。”[67]

另一位律师对“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威胁”的模糊定义提出了类似的担忧:
这个术语基本上意味着移民当局或情报部门对申请持负面看法。然而,这些当局没有提供他们得出这个结论的具体证据。这种做法破坏了无罪推定原则。[68]
另一位律师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的含义在土耳其法律中是开放解释的……当外国人卷入任何司法程序时,无论决定的结果或所指控行为的严重性如何,都有一个名为GÖKSEM的部门决定该行为是否需要驱逐出境。[69]

那位律师随后举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说明移民很容易被分配G87代码;即使在涉及其他人的司法调查中被点名,也足以构成限制代码的原因:
在某些情况下,与可疑人员通过电话的人可能会被分配代码。例如,有一名维吾尔人因涉嫌“恐怖主义”而被拘留,但后来因缺乏证据被无条件释放。然而,在调查期间,所有与该人通过电话的人都获得了G87代码,因为调查与恐怖主义有关。该人被释放了,但在那些获得G87代码的人中,有人正面临严重的移民身份问题。[70]
另一位律师也表示,将在“司法程序中出现姓名的外国人”置于行政移民拘留是土耳其的普遍做法。[71]

一位维吾尔受访者分享了另一个同样引人注目的案例,一个与邻居的简单误解导致了移民拘留和驱逐决定。根据这位受访者的说法:
警察来到我家,告诉我有人投诉我。在初步审讯之后,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带到拘留中心三个多月。即使那位邻居撤回了他们的投诉,也改变不了任何事情。我被释放了,但条件是我必须在三个月内离开该国,在此期间我必须向警察和移民局报到。现在,因为我没有任何法律文件,我甚至害怕出门,连买菜这种简单的事情都不敢,因为我不想再次被关进拘留中心。[72]

一位代表维吾尔人的律师解释了即使在法庭上,上诉限制代码的决定也几乎不可能:
当我们对限制代码提出上诉时,我们通常会要求相关当局提供他们的评估、理由和证据。换句话说,我们(首先)要求当局提供一份官方文件,证明该代码(对该人)存在,然后才能用来在法庭上对该决定提出上诉。然而,几乎不可能获得这些文件,这使我们更难处理此类案件。[73]
另一位律师对上诉行政决定(例如驱逐决定)的难度表示了类似的担忧:
该系统的问题始于简单的怀疑就触发行政部门发出驱逐决定,之后移民或难民几乎不可能对该决定提出上诉。它还可能导致长期行政拘留。[74]
虽然个人有权向行政法院上诉其武断分配的限制代码,但一位多次提出此类上诉的律师告诉人权观察组织,“法官看到此类代码时,通常会为了安全起见做出不利的裁决。”[75]律师在某些情况下成功地提出了此类上诉,但通常没有成功。在最近的2025年案件中,尽管宪法法院裁定撤销了遣返决定,当局仍驱逐了土库曼活动家阿里舍尔·萨哈托夫和阿卜杜拉·奥鲁索夫。[76]

维吾尔人获得居留许可的困难日益增加

大约从2023年初开始,维吾尔人、伊斯坦布尔维吾尔组织代表以及代表维吾尔人的律师报告称,没有土耳其公民身份的维吾尔人获得居留许可的难度越来越大,被拘留在拘留中心的风险也越来越高。他们表示,土耳其当局武断地取消了维吾尔人的居留许可,或拒绝了他们的居留或公民身份申请,通常是基于该个人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而没有为指控提供支持证据。一位律师告诉人权观察组织,“现在维吾尔人甚至得不到人道主义(居留)许可。”[77]
如上所述,人权观察组织审查了移民管理局拒绝维吾尔人居留许可的四份决定,其中三份涉及长期居留许可,一份涉及人道主义居留许可。
在两份长期居留拒绝决定中,移民管理局引用“未能满足移民政策委员会设定的条件”作为拒绝长期居留许可申请的理由。而在另一份决定中,当局还补充了“对该个人有驱逐令”作为拒绝理由之一。虽然该个人被告知有权对该决定提出上诉,但该决定本身并未具体说明哪些条件未得到满足,也没有提供关于该个人不知道存在的驱逐令的任何信息,包括其签发日期或构成其基础的事实或事件。因此,该个人无法获得明确的上诉理由。
移民管理局拒绝人道主义居留许可的决定同样不透明。它在没有具体事实、理由或评估的情况下拒绝了申请,只是抽象地说明“申请人没有满足第6458号《外国人与国际保护法》第46条规定的条件”,尽管申请人表面上确实属于应给予人道主义许可的类别。[78]
人权观察组织还审查了人口和公民事务总局发布的三份拒绝维吾尔人公民身份申请的决定。拒绝理由声称存在“公共秩序障碍”和“国家安全”问题,引用了第5901号《土耳其公民法》第12条。

一位代表维吾尔人的律师告诉人权观察组织,维吾尔人在移民系统中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
有很多案例是政府取消了维吾尔人的长期居留许可,转而给了他们人道主义居留许可。这个决定是武断的。我的一些客户的人道主义居留许可也被取消或拒绝续签。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会被关在这些中心长达一年。然后他们将在没有合法身份的情况下被释放。然后,几天后,另一次警察检查可能会导致他们再次被拘留。对于那些没有适当文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土耳其对维吾尔人来说正日益成为一个不宜居住的地方。[79]
一位律师告诉人权观察组织,仅仅被关押在拘留中心就足以成为当局取消居留许可的理由:
当局也可以拒绝人道主义居留许可申请……因为(申请人)有被行政拘留的记录,无论理由是否有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将受到严重影响。[80]
一位驻土耳其的维吾尔非政府组织代表,他本人在申请居留许可时也遇到过困难,他告诉人权观察组织:
根据我们记录的,仅在2024年,土耳其当局就将100多名维吾尔人送往拘留中心。这些人通常没有长期居留许可,而是持有人道主义居留许可。当他们去续签人道主义居留权时,许多人开始遇到问题,在没有有效许可的情况下,他们最终被拘留。没有人有关于这些事件的明确统计数据。[81]

一名维吾尔人说,他不能在土耳其申请居留许可,因为他被关押在拘留中心,尽管法院判他导致他被拘留的罪行无罪。他离开了土耳其,现在正在一个欧洲国家寻求庇护。他告诉人权观察组织:
2024年,土耳其警察拘留了我,声称我与ISIS(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有联系,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我在拘留中心待了一个月,因为被发现无罪而获释。然而,当局取消了我的居留许可,并拒绝了我的重新申请。我没有任何犯罪记录,我要求如果他们继续怀疑,就进行调查,否则……他们应该续签我的居留许可。我的律师告诉我(他知道)我是无辜的,但他无法在移民系统方面帮助我。我有一本有效的中国护照,所以我决定冒险离开并找到安全的地方——因为我(很快)可能会再次被行政移民拘留或被驱逐到第三国,正如移民官员告诉我的那样。我知道许多维吾尔人处于类似情况,他们生活在对土耳其的恐惧之中。[82]

一位居留许可申请被当局拒绝的维吾尔人分享了类似的武断拘留和屡次未能续签居留许可的故事:
我被当作有罪的人对待。我在拘留中心待了一年……我多次尝试续签我的居留许可,但都失败了。移民局告诉我,在我最新的居留许可申请被拒绝后,我有10天的时间离开该国。然后,我决定离开该国。我拿着我的中国护照,所以订了一张飞往第三国的航班,这将是我前往欧洲安全地点的途径。土耳其当局在机场拘留了我,并给我施加了两年入境禁令。
我的妻子和孩子仍然在土耳其。他们有长期居留许可,并已申请土耳其公民身份。他们的公民身份申请被无故拒绝,我不知道如何才能与他们团聚。[83]
另一位在土耳其没有有效居留许可的维吾尔人告诉人权观察组织他是如何生活在恐惧之中的:
我刚到土耳其时申请了人道主义(居留)许可,后来土耳其当局开始给予维吾尔人这种例外时,我又申请了长期居留许可。但我的申请被拒绝了,所以我重新申请了人道主义居留许可。一年前,移民当局要求我每月报到一次,并告诉我我有一个(限制)代码。但我不知道这是关于什么的。他们没有向我提供任何相关文件。它不透明且不合理。我至少两次被武断拘留和审讯,每次两个小时,因为我的居留许可有问题——我有一个驱逐决定。现在我生活在恐惧之中,即使白天出门,我也不觉得安全,因为警察可以拦下我,把我带到拘留中心。我知道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84]

那些没有有效护照来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现在甚至难以获得人道主义居留许可。其中一人告诉人权观察组织,当他试图了解为什么得不到许可时,一名移民官员威胁他并说:“如果你继续吵闹,我就把你关起来。”[85]
一位一直在处理此类案件的律师强调,土耳其当局可能因为中国而对处理维吾尔人的国际保护犹豫不决:
人道主义居留许可是个政治问题。政府不想因为中国而给予维吾尔人国际保护(作为有条件难民);因此,他们发放人道主义居留许可。当这些被拒绝时,维吾尔人就没有其他途径了。有时,人道主义居留许可的拒绝可能导致一个“代码”,而不是反过来,官员认为它可能会因为一个“原因”而被拒绝,而没有证据支持。[86]
人权观察组织采访的所有维吾尔人都表示,土耳其当局没有提供导致他们被施加限制代码或拒绝其居留或公民身份申请的理由的证据。他们使用了“公共安全威胁”这个模糊的术语,但没有解释他们构成了什么威胁以及基于什么。所有接受采访的律师都表示,上诉这些限制代码,或居留许可的取消或拒绝变得极其困难。
一位从事移民和难民权利工作并代表一些维吾尔人的律师告诉人权观察组织,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使某些维吾尔人特别脆弱:
归根结底,这与土耳其的安全、移民和难民政策有关。这些案件涉及各种因素,例如来自中国的情报信息,例如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知,以及个人因素,例如在没有有效护照的情况下抵达土耳其。有时当局可以以模糊的(声称他们)“危及公共安全”为由拒绝人们的居留许可或公民身份申请,而没有对这些案件进行适当的调查。[87]
人权观察组织致函土耳其当局,除其他问题外,要求提供自2018年以来居留许可申请被撤销或续签被拒绝的维吾尔人数量的数据,但在撰写本报告时未收到回复。
不再受保护:“我被当作罪犯对待”
 

拘留中心的条件
根据土耳其法律,一个人可以被拘留长达六个月的移民拘留(一种非刑事或行政拘留),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延长最多额外六个月。[88]
本报告的所有受访者,包括经常访问关押此类被拘留者(土耳其语为Geri Gönderme Merkezi)的拘留中心的律师,都对中心的恶劣条件和对被拘留者的虐待表示担忧。一位律师说,“不幸的是,在拘留中心存在酷刑和虐待,我看到有人头骨或四肢骨折。”[89]另一位律师说:“存在虐待。即使作为律师,我们也要排长队才能见到我们的客户。我们会议的持续时间是武断的。这些设施没有标准。”[90]
2022年,人权观察组织记录了土耳其拘留中心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条件和虐待。[91]前被拘留者告诉人权观察组织,他们经常从一个拘留中心转移到另一个拘留中心,有时甚至在转移到另一个中心后又返回到同一个中心。这似乎是由于中心过度拥挤造成的,但这些频繁的转移加剧了焦虑,使被拘留者极难与寻求提供法律、物质或精神支持的律师或外界人士建立和保持联系。最近的访谈表明情况基本没有改变。
人权观察组织采访了土耳其当局在2017年至2025年不同时期送往拘留中心的维吾尔人。其中一些受访者在此期间经历了多次拘留,包括最近在2025年初。
一名在各种拘留中心度过了数月的维吾尔人告诉人权观察组织:
条件非常差。有一次,设施连续九天没有提供合适的食物。在一个拘留中心,我在水泥地上睡了一个星期,和另外两个人共用一条毯子。一个狭小的牢房里有20个人,那里没有任何卫生可言。我目睹了有人感染了虱子。[92]

另一名维吾尔人向人权观察组织描述了他与土耳其警察的初次互动:
在警察局的初步审讯中,我受到了非常恶劣的对待。他们反复问我为什么在土耳其。我回答说我逃离了中国的压迫,来寻求保护。我告诉他们,我把你们视为我的兄弟。他们大喊着回答:“我们这里不欢迎你。滚开。你这狗屎。肮脏的混蛋。滚回你来的地方。”
该男子随后在各种拘留中心被关押了两个月,并描述了他遭受的一些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后来我被转移到一个拘留中心,那里的官员在其他警察和女警察面前对我进行了脱衣搜查,侮辱了我。官员强迫我脱掉所有的衣服,包括内衣。[93]
人权观察组织采访的其他三人表示,官员在拘留中心对他们进行了脱衣搜查。
土耳其法律没有为进行脱衣搜查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特别是对因行政原因(包括移民原因)被拘留的人进行脱衣搜查。[94]如果没有符合国际人权规范的明确法律依据,对土耳其拘留中心的移民进行任何形式的搜查都是非法的,脱衣搜查违反了禁止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的规定。
 
土耳其的驱逐风险
 
土耳其当局声称从未将任何维吾尔人驱逐到中国。尽管在2018年和2019年否认,但至少有六人,包括两名儿童,可能已被从土耳其驱逐到中国。据报道,2018年5月,土耳其当局直接将至少三名维吾尔人——布尔汗·克里木、穆罕默德·阿里和托赫蒂·阿迪尔江驱逐到中国。[95]2019年6月,土耳其当局将津尼古尔·图尔逊和她的两个幼女希拉尔·谢希努尔和巴努·阿卜杜拉驱逐到塔吉克斯坦,之后塔吉克斯坦当局将她们遣送回了中国。[96]她在土耳其的姐姐说,津尼古尔从此再无音讯。[97]
此外,人权观察组织对土耳其和维吾尔消息来源的审查发现,有新闻文章和社交媒体帖子描述了2018年12月至2025年10月期间,总共有33名维吾尔人在土耳其拘留中心被拘留。人权观察组织无法追踪这些人中是否有人最终被遣返。当地非政府组织和律师的估计表明,为驱逐目的而被拘留的实际人数可能要高得多。
所有接受采访的人,包括律师,都告诉人权观察组织,土耳其移民当局向被拘留者施压,要求他们签署“自愿回国”表格。人权观察组织与之交谈的维吾尔人中,至少有三人签署了该表格,其中一人被驱逐到与中国签订了引渡条约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第二名维吾尔人分享了他2019年差点被驱逐到中国的经历;这没有发生,因为他在机场大声喧哗,但这仍然让人质疑土耳其当局声称没有人被驱逐到中国的说法:

当时是凌晨4点,官员们把我带上了车。他们没有告诉我他们要把我带到哪里。我问他们,他们回答说:“我们正把你送到中国。”他们把我带到机场,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国际出发。我惊慌失措,求他们不要驱逐我。我告诉他们,“现在就杀了我,也不要送我去中国。”我的手被铐着,但在(护照检查)处他们解开了手铐。后来,我继续反抗,引起了许多其他人的注意。然后,官员们与其他人进行了沟通,将我转移到国内出发处;然后我被送往土耳其的另一个拘留中心。[98]
根据人权观察组织进行的访谈,移民官员经常向外国人施压,无论其保护身份如何,要求他们签署“自愿回国”表格。一位处理移民和难民非法驱逐案件的律师说:“99%被驱逐的人,无论他们是否是维吾尔人,都是在压力下签署的;所有这些(驱逐)都是非法的。”[99]

一位在拘留中心待了一个月的维吾尔人告诉人权观察组织:
我受到了恶劣的对待,仿佛我是个罪犯。在拘留时,官员们审讯我,要求我签署一份土耳其语和中文的文件。我无法完全理解这两种语言。拘留中心有一名翻译,但这份文件没有为我翻译。官员们告诉我签署这些文件,说这对我自己有好处。我没有律师。最终,我签了字。我不知道这是一份“自愿回国”表格。幸运的是,我的案子被公开了,所以我被释放了。但从那以后,我有一个驱逐决定和G87限制代码,这使得我在土耳其无法获得合法居留权。[100]
另一位律师向人权观察组织证实,当局强迫拘留中心的被拘留者签署自愿驱逐表格,这是违法的:
一旦人们进入拘留中心,他们通常会被要求,有时是被强迫,签署自愿驱逐表格。我见过一位维吾尔客户被要求签署此类文件。我没有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如果我没有干预,那个人可能已经登上了飞往中国的飞机。每个人都被要求签署这份表格。不识字或不理解他们正在阅读的语言的人仍然被要求签署。在这些设施工作的人员不知道这样做是非法的。在特殊情况下,不驱回原则适用,尤其是在维吾尔人的案件中。[101]

土耳其通常将维吾尔人驱逐到他们可以持中国护照免签证进入的国家,例如巴尔干地区、海湾地区、中亚国家,以及在一个案例中,驱逐到北非的一个国家。所有这些国家都与中国签订了引渡条约,这使得任何从土耳其被驱逐到第三国的维吾尔人都面临被驱逐到中国的严重风险。

人权观察组织审查了12份驱逐决定和5份与上诉相关的法院文件,其中大部分来自2023年至2025年。行政法院多次无视维吾尔人关于如果被遣返中国将遭受迫害的说法。法院裁决声称没有严重、确凿的证据表明在法庭上的个人如果被遣返中国将遭受迫害。[102]在其中一项法院裁决中,法院裁定将一名维吾尔人从土耳其驱逐到吉尔吉斯斯坦或厄瓜多尔并不违反第6454号《外国人与国际保护法》第54(1)(d)条,因为该人“对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或公共卫生构成威胁”。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签订了引渡条约。厄瓜多尔已与中国签署了一项引渡条约,正等待批准。法院没有考虑这些国家可能发生强行驱回的危险。人权观察组织证实,其中一人已安全抵达一个欧洲国家,另一人目前持人道主义居留许可居住在伊斯坦布尔,而无法追踪其余维吾尔人的现状。

一位处理维吾尔人案件的律师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并告诉人权观察组织,行政法院的上诉裁决使维吾尔人面临危险:
根据第6458号法律(该法律规范不驱回),不应有关于维吾尔人的驱逐决定。然而,在实践中,当我们过去收到移民当局的驱逐决定时,法院会接受维吾尔人的上诉并表示,“将该个人驱逐到原籍国是有问题的,但他们可以自愿或被驱逐到第三国。”但最新的法院裁决说,“驱逐到原籍国——中国——没有问题。”也许当局声称没有直接驱逐到中国,但维吾尔人在土耳其的外国人身份使他们的恐惧显著增加。[103]

正如关于该国难民权利的学术文章所强调的那样,土耳其行政法院也存在不一致性。正如一位学者在确定了2014年至2021年行政法院裁决中的多重不一致性后总结的那样,“行政法院的决策仍然太像一场抽奖。”[104]
另一位律师表达了对进入拘留中心的每个人的武断决定的担忧,并强调对于那些面临被驱逐出境的维吾尔人来说,没有一个他们可以持中国护照免签证进入的安全第三国。他还指出,法院过去会考虑中国的情况,但现在考虑得越来越少,甚至可能根本不考虑:
当一名维吾尔人进入拘留中心时,过去的(导致当局区别对待这些案件)方法已经结束了。移民当局对每个人都做出了驱逐决定。这是非法的,但他们坚持这样做。过去,行政法院会推翻(涉及维吾尔人的)驱逐令。法院首次在几起此类案件中确认了移民机构的决定。我们应该记住,对于那些面临持中国护照被驱逐的维吾尔人来说,安全第三国的概念是不存在的。[105]

寻求安全
中国咄咄逼人的跨国镇压、它对土耳其当局施加的压力、中土关系的升温以及土耳其日益严格的反移民政策相结合,使维吾尔人感到他们在土耳其不再受到保护和安全。没有关于维吾尔人离开土耳其的公开统计数据,但有一些人正试图前往欧洲寻求安全,如上所述,包括为本报告采访的四名维吾尔人。
维吾尔人的另一个选择是加拿大,此前加拿大下议院于2023年2月通过了一项动议M62,旨在通过其难民和人道主义安置计划“加快1万名需要保护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进入该国。[106]人权观察组织为本报告采访了13名维吾尔人,其中目前在土耳其的七人中,有六人已申请了M62计划。
一位维吾尔活动家告诉人权观察组织,土耳其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正试图在其他地方寻求安全,尤其是那些移民身份不太安全的人:
对土耳其维吾尔人的跨国镇压正在将维吾尔人推出土耳其,有时甚至包括拥有土耳其公民身份的维吾尔人。但受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没有居留许可的人。在我们的小社区里,至少有两名维吾尔人被无故拘留。当局在这些案件中没有提供信息,也没有遵循正当程序。这促使他们到其他地方寻求安全。[107]

人权观察组织采访了一名“自愿”驱逐自己的维吾尔难民,他描述了为前往安全地带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他告诉我们,在他离开土耳其后,中国政府曾向他寻求庇护的第三国政府要求将他遣返。中国当局还向他施压,要求他提供有关其他维吾尔人的信息,以及他认为是威胁性的提及他在新疆的家人:
我决定离开——自我驱逐——因为我对土耳其感到非常失望。我在离开时被施加了G87代码,禁止我五年内再次进入土耳其。土耳其当局将我驱逐到一个对持有中国护照的人不需要签证的国家。我没有钱,在那里也不认识任何人,所以我决定去另一个也与中国有免签证协议的国家。

我在那里非法居住了几年,躲藏起来,打各种零工。然而,我甚至不能开银行账户或去看医生。我最终进了监狱,在那里我受到了恶劣的对待,身体出现了健康问题。由于我是中国公民,当地警察向中国大使馆报告了我。他们在不到半年内几次来找我。幸运的是,当局拒绝了驱逐我,尽管中国政府施加了压力,因为那将违反国际法。
之后,我去了另一个国家,并在那里试图开始新的生活。我结了婚。我有了居留许可。我也变得政治活跃起来。这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注意,他们也开始在这个新地方骚扰我。我申请了难民署的保护。但那里的一名工作人员私下告诉我:“你的情况很危险;中国政府正在找你。”

最后,我也决定离开那个国家,因为那个国家与中国关系密切,也因为我面临的恐吓。我冒险非法越过许多边境,到达了一个我现在居住的安全国家。即使现在,中国政府仍然联系我,询问有关其他维吾尔人的问题。即使他们威胁要(拘留)我的家人,我也拒绝为他们工作。尽管经历了这一切,我仍然坚守我的价值观。[108]
 
相关国际法

土耳其是《欧洲人权公约》(ECHR)、《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CAT)以及1951年《难民公约》的缔约国,所有这些都与本报告中发现的针对维吾尔人的侵权行为特别相关。[109]
国际法要求各国政府尊重不驱回原则,即禁止将任何人转移到他们将面临真正的迫害、酷刑或其他虐待风险或生命威胁的地方。这适用于无论是直接转移到可能发生迫害或虐待的地方,还是通过连锁驱回间接转移。不驱回原则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包含在土耳其加入的上述人权条约中,并已纳入土耳其法律。
《欧洲人权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分别在第3条和第7条)都规定了绝对禁止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其中包括绝对禁止将任何人送往该个人将面临遭受此类待遇风险的国家。《禁止酷刑公约》第3条明确规定,禁止将一个人送往“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将面临遭受酷刑危险”的地方。
作为1951年《难民公约》的缔约国,尽管土耳其对其适用范围保持地理限制,但它仍受该条约第33条规定的不驱回原则的约束。[110]
土耳其第6458号《外国人与国际保护法》第4条反映了其不驱回义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遣返到可能遭受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惩罚或待遇的地方,或因其种族、宗教、国籍、特定社会团体的成员身份或政治见解而其生命或自由将受到威胁的地方。”[111]同一法律的第55条列出了不应发出遣返决定的人员类别,其中包括“有严重迹象相信他们将被遣返的国家遭受死刑、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的人。然而,它没有明确提及那些因种族、宗教、国籍、特定社会团体的成员身份或政治见解而有充分理由担心遭受迫害的人。[112]

禁止有辱人格的待遇

《欧洲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禁止酷刑公约》中对酷刑和其他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的绝对禁止涵盖了当局对被剥夺自由的个人,或更普遍地对执法人员的个体所进行的一切待遇,包括拘留条件。人权观察组织被告知执法部门对维吾尔人进行的各种虐待行为,从言语侮辱到脱衣搜查和身体攻击,以及恶劣的拘留条件。
 
有辱人格的待遇

虐待必须达到最低严重程度才能违反绝对禁止,但严重程度取决于案件的所有情况,例如待遇的持续时间、其身体或精神影响,有时还有受害者的性别、年龄和健康状况。[113]然而,欧洲人权法院一再重申,执法部门对被拘留者使用任何武力,如果不是被拘留者的行为严格必要的,就会损害人的尊严,执法人员对个人的任何有损人类尊严的行为均构成对《欧洲人权公约》的侵犯。[114]

关于脱衣搜查,虽然有时可以为了确保监狱安全或防止混乱或犯罪而进行,但法院发现,与这两个目标都没有既定联系的搜查很可能违反禁止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的规定。很难以任何一个理由证明对因移民原因被拘留的人进行脱衣搜查是合理的。法院还强调,如果此类搜查是合法进行的,则应始终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充分尊重人的尊严,并出于合法目的。如果搜查的方式带有有辱人格的成分,显着加剧了该程序不可避免的屈辱感,例如,强迫男性囚犯在女性官员面前脱衣服,或在嘲笑和辱骂囚犯的警卫面前进行搜查,则将构成侵犯。[115]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对何时允许脱衣搜查以及为防止被禁止的待遇而需要采取的保障措施规定了类似的标准。[116]

拘留条件

评估因移民原因被拘留的移民的拘留条件是否合适,直接取决于他们是因移民原因被拘留,而不是因为他们正在服刑或面临刑事诉讼。国家必须确保“拘留条件与尊重人的尊严相符,并且被拘留者不会遭受超过拘留固有的不可避免的痛苦程度的痛苦或困境,并确保他们的健康和福祉得到适当保障。”[117]欧洲法院曾多次认定土耳其因移民的拘留条件而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118]

禁止任意拘留

《欧洲人权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分别在第5条和第9条)禁止对任何人进行任意逮捕或拘留。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关于任意拘留的第35号一般性意见中明确指出,拘留不仅在缺乏法律依据时是武断的,而且在不相称、不适当或不公正时;缺乏合理性和必要性要素时;或者未遵循正当程序时(例如未能尊重司法审查、获得律师或提供逮捕理由)也是武断的。[119]
《欧洲人权公约》第5(1)条要求拘留必须符合法律,这意味着它必须在国家法律中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且必须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欧洲人权法院还一再强调,所有拘留决定都应基于个性化的司法推理。[120]
第5(1)(f)条允许为了驱逐出境或引渡而进行拘留,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任意拘留,当局有义务考虑遣返是否是现实的前景,以及为了遣返而进行的拘留是否从一开始就是,或继续是合理的。[121]

土耳其对维吾尔人进行的非刑事拘留,通常是长期拘留,似乎是武断的,未能尊重法治。就其与遣返决定相关而言,尽管存在明确的强行驱回风险,本应使遣返无法进行,但这凸显了这些拘留的武断和非法性质。

获得有效补救的权利

面临驱逐决定的人有权获得有效的补救措施来质疑该决定的合法性,包括质疑执行该决定是否可能导致强行驱回。具体而言,《欧洲人权公约》第13条要求土耳其向包括寻求国际保护的移民在内的每个人提供“对声称存在有充分理由担心真正风险遭受违反(公约)待遇的索赔进行独立和严格审查的机会,以及暂停执行被质疑措施的可能性。”[122]证据表明,土耳其的行政法院未能向面临被土耳其驱逐威胁的维吾尔人提供这种保障。 查看全部
 
维吾尔族是居住在中国西北部的1160万突厥语民族。自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他们实施了严重的人权侵犯,人权观察组织和独立的法律专家认为这构成了危害人类罪。有数十万维吾尔人生活在海外,估计有5万人把土耳其称为家。由于民族和文化渊源,土耳其长期以来一直是维吾尔人的安全港,包括通过优惠的移民政策,允许维吾尔人成为长期居民和公民。
但是,自2022年以来,随着土耳其与中国关系的升温,以及土耳其采取日益严格的反移民政策,对于没有土耳其公民身份的维吾尔人来说,土耳其的安全性降低了。土耳其当局武断地给维吾尔人和其他移民贴上了“限制代码”,将他们标记为“公共安全威胁”,通常没有合理的理由,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构成任何威胁。此类代码(通常是“G87”代码)的分配可能导致一系列负面且往往是毁灭性的后果:拒绝给予公民身份、国际保护或其他赋予居留权的身份,实际上使他们成为“非正常移民”,有些人最终会收到驱逐出境的决定。当这些人被警察或移民官员拦下或因任何原因与他们接触时,他们可能会被送往拘留中心。

如果被送回中国,尤其是从土耳其这种被中国政府视为“敏感”的国家遣返,维吾尔人可能会面临拘留、审讯、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土耳其政府声称从未直接将维吾尔人驱逐到中国。但至少有一起已报告的事件发生在2018年5月,据报道土耳其当局当时直接将至少三名维吾尔人驱逐到中国。也有间接遣返至中国的报道:2019年6月,土耳其当局将一名维吾尔族妇女和她的两个幼女驱逐到塔吉克斯坦,之后据报道塔吉克斯坦当局将她们遣送回了中国。
此外,人权观察组织发现媒体报道称,2018年12月至2025年10月期间,有33名维吾尔人在土耳其的拘留中心被拘留。实际数字可能更高:一家不愿透露姓名的土耳其非政府组织表示,仅在2024年,他们就记录了土耳其当局在拘留中心关押了100多名维吾尔人。

在拘留中心,土耳其移民当局曾对维吾尔被拘留者施压,有时是强迫他们签署“自愿回国”表格。这已成为土耳其影响其他移民群体(包括叙利亚人和阿富汗人)的普遍做法。人权观察组织采访的维吾尔人中,至少有三人表示他们签署了此类表格。其中一人于2019年被驱逐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该国自2008年起与中国签订了引渡条约。此人后来前往了其他几个国家,最终才得以安全。在此期间,他受到中国政府特工的骚扰,被当地移民当局拘留了两次,并且收留国政府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要求将其遣返。另一位维吾尔人告诉人权观察组织,2019年土耳其警察将他带到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机场准备驱逐出境,但他通过在机场制造事端得以阻止了这次尝试。
近年来土耳其对移民的镇压,伴随着维吾尔人在当地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优惠待遇的显著削弱。这些优惠待遇包括维吾尔人有资格在不满足所有要求的情况下申请长期居留许可,并随后通过专门针对突厥族裔的途径申请土耳其公民身份。

如前所述,维吾尔人正越来越多地遭受“限制代码”的标记,这种标记被附加到警务和移民数据库中的个人居留或护照记录上,实际上使先前授予的特权失效。限制代码的分配与土耳其第6458号《外国人与国际保护法》的实施有关,但目前如何以及为何分配这些代码尚不清楚,实际上它们的使用范围似乎远远超出了该法的初衷。根据人权观察组织采访的维吾尔人和律师以及审查的法庭文件,在具体案例中,这种做法往往缺乏合理理由、确凿证据,或与不当行为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同样,当局以构成“公共安全威胁”为由,在未提供支持证据的情况下,立即取消了维吾尔人的居留许可或拒绝了他们的居留或公民身份申请。

邻居的一个简单投诉、卷入刑事案件(即使后来被判无罪)都可能导致应用限制代码的决定。土耳其当局还会根据其他政府提供的情报来设置这些代码。在某些情况下,中国政府向土耳其当局提交了一份名单,其中包括被北京方面贴上“恐怖分子”标签的人,而这个词被混用于新疆地区和平的维吾尔身份表达或维权行动。名单上的人最终被贴上了限制代码。
一位了解情况的土耳其官员表示,移民系统使用限制代码给维吾尔人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并“将人们的生活推向了一个完全未知境地”。
为人权观察组织的这份报告,我们总共进行了20次访谈,其中13次与维吾尔人进行,这13人中有两人是土耳其维吾尔公民社会团体的代表;6次与在土耳其处理维吾尔人案件的移民律师进行;1次与一位了解情况的土耳其政府官员进行。

在人权观察组织采访的13名维吾尔人中,有9人因限制代码至少一次被关进拘留中心。有5人目前在土耳其没有合法身份,并表示害怕出门,因为土耳其警察或移民官员正在严厉打击非正常移民。其中两名受访者被认定为“有条件难民”,这是一种在土耳其提供的准难民身份,为他们提供国际保护,但当局仍取消了他们的身份,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当局裁定两人现在都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命运。

人权观察组织审查了土耳其内政部负责该国移民和国际保护事务的机构——移民管理局(PMM)发布的12份驱逐出境决定和4份拒绝维吾尔人居留许可的决定,以及人口和公民事务总局发布的3份拒绝公民身份申请的决定。所有这些文件,日期介于2018年至2025年之间,都使用了宽泛的措辞,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解释、引用或评估,无法让人评估决定的合理性。

根据土耳其法律,个人可以对这些驱逐出境决定提出上诉,但一位多次提出此类上诉的律师表示,“法官看到限制代码时,通常会为了安全起见做出不利的裁决。”
人权观察组织审查了2024年和2025年发布的五份关于被视为威胁公共秩序和安全的维吾尔人的驱逐令的法院裁决。在每起案件中,法院裁决都支持驱逐令,但没有说明这些个人做了什么构成了所谓的对公共安全和秩序的威胁。令人担忧的是,法院裁定不驱回原则不适用于维吾尔人,称他们没有证明维吾尔人如果被送往中国将面临受虐待和酷刑的风险。
受访者还报告了在拘留中心遭受的虐待和恶劣条件。其中四人曾被脱衣搜查。

2017年,土耳其政府与中国签署了一项引渡协议,但土耳其议会尚未批准该协议。如果该引渡协议生效,将对土耳其的维吾尔人构成重大且额外的威胁。
土耳其政府有义务尊重国际法不驱回原则,该原则禁止国家将任何人送回他们将面临真正的迫害、酷刑或其他严重虐待、生命威胁或其他类似严重人权侵犯风险的地方。不驱回原则被土耳其加入的三项人权条约——《欧洲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以及1951年《难民公约》和习惯国际法所禁止。该禁令已纳入土耳其第6458号《外国人与国际保护法》。

鉴于维吾尔人遭受的普遍和系统性迫害,人权观察组织认为,居住在中国的维吾尔人有充分理由担心一旦被强行遣返就会遭受迫害。
人权观察组织敦促土耳其和所有其他政府初步承认他们为难民。因此,土耳其政府应立即停止所有驱逐行动并暂停影响维吾尔人的驱逐决定,包括驱逐到第三国,因为在那里发生连锁驱逐导致不驱回的风险更高。

中国政府应停止在新疆实施的危害人类罪,并停止对海外维吾尔人的一切形式的跨国镇压。
其他国家政府在评估申请从土耳其重新安置或经过土耳其后申请庇护的维吾尔人案件时,不应将土耳其视为安全国家。即使他们在土耳其可能持有居留许可或国际保护身份,情况也是如此,因为这些身份不再安全。

方法
为人权观察组织的这份报告,我们总共进行了20次访谈,其中13次与维吾尔人进行。所有接受采访的13名维吾尔人均在2014年之后离开中国,并曾或目前以各种居留身份居住在土耳其。其中9人仍留在土耳其,有4人于2019年至2025年期间离开了土耳其。
由于中国政府对该社区的高度监视,对维吾尔人进行访谈具有挑战性。另有五名维吾尔人最初同意向人权观察组织分享他们的经历,但后来因担心遭到中国政府报复而撤回同意或停止回应。他们的案例未纳入本报告的任何部分。
人权观察组织于2025年3月至7月期间,通过线上和面对面方式,使用维吾尔语和土耳其语进行了访谈。所有受访者均被告知访谈的目的和自愿性质。他们被告知可以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提供不记录在案的回答,并可随时结束访谈。本报告中引用的引语基于访谈期间所做的书面记录。人权观察组织没有向受访者提供任何报酬、服务或其他个人利益。
人权观察组织为撰写本报告,审查了土耳其政府的相关政策和文件,例如驱逐决定、案件记录、通函命令、官方文件以及五份与维吾尔人相关的法院裁决。人权观察组织还审查了2018年12月至2025年10月期间被关押在拘留中心的33名维吾尔人的公开案件。
人权观察组织于2025年9月23日和2025年10月27日致函土耳其当局,询问有关维吾尔人在土耳其境况的信息,但在撰写本报告时未收到回复。信函副本附于本报告附录中。
为保护机密性,人权观察组织对所有受访者的身份进行了匿名处理,并只提供了最少的访谈信息。
 
基本背景
 
中国政府在新疆犯下的危害人类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或XUAR)位于中国西北部,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人口居住地。这些突厥语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与中国占多数的汉族有所不同。一些维吾尔人将该地区称为“东突厥斯坦”。
自2近平主席于2012年底上任以来,中国政府加快了在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并积极推行针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1]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实施压制性政策。[2]但自2016年底以来,中国政府作为其“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的一部分,大幅升级了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3]这些侵犯行为包括任意拘留和监禁、酷刑、强迫失踪、大规模监视、文化和宗教迫害、家庭分离以及强迫劳动。[4]研究人员还记录了性暴力和侵犯生殖权利的行为。[5]
中国政府强迫几乎所有维吾尔人交出护照,并以其他方式控制他们的行动,使他们极难逃离虐待。[6]它为这些政策和更广泛的镇压辩护,称其是打击恐怖主义所必需的,利用过去归咎于维吾尔人实施的暴力事件,建立了一个影响数百万人的控制和压制制度,并将维吾尔人的和平活动(例如手机中存储有《古兰经》诵读)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混为一谈。[7]
人权观察组织在2021年的一份报告中得出结论,此类侵犯行为构成危害人类罪,即作为针对任何平民人口的广泛或系统性攻击的一部分而故意实施的严重特定罪行——例如谋杀、酷刑和强奸。[8]
在这场镇压开始近十年后,估计仍有50万人(其中包括许多杰出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物)被关押在新疆的监狱中,服着长期而任意的刑期。[9]中国政府继续在新疆维持高水平的压制和监视,并严格控制维吾尔人的言论和行为。[10]
关于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施暴的国际报道促使全球对此类待遇进行广泛谴责。2021年,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欧盟对对这些侵犯行为负有责任的中国和新疆政府官员实施了有针对性的制裁,同时美国还颁布了《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以阻止沾染强迫劳动的产品流入美国。[11]但穆斯林多数国家和伊斯兰合作组织大多保持沉默。[12]
2022年8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发布了一份重要报告,结论是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暴行“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这促使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进行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投票来讨论该报告。[13]然而,由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它勉强躲过了这种审查。[14]在该报告发布两周年之际,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福尔克尔·图尔克表示,在新疆,“许多有问题的法律和政策仍然存在”。[15]
中国当局否认这些侵犯行为。他们试图通过宣传和虚假信息在全球范围内操纵有关这些侵犯行为的话语权,并消除追究他们责任的国际压力。[16]他们还驳斥了人权高专办的报告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并继续拒绝其所有建议。[17]

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跨国镇压
海外的维吾尔人也无法免受中国政府的镇压。中国政府严密监视和恐吓散居海外的人们,拘留和监禁流亡异见人士的家人,并强迫一些维吾尔人回国。
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跨国镇压”是一种长期做法,但自2016年底以来,其严重程度显著升级。作为“严厉打击专项行动”的一部分,新疆当局加强了对有外国关系的人的审查。[18]维吾尔人如果去过一份“26个敏感国家”名单中的国家(其中主要是土耳其、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穆斯林多数国家),或在那里有家人,或以其他方式与那里的人交流,都受到过审讯、拘留,并在许多情况下被任意监禁。[19]

中国政府试图强迫逃离中国或居住在海外的维吾尔人回国,在那里他们很可能面临严重伤害。它经常指控维吾尔人,尤其是那些政治活跃人士,如世界维吾尔大会前主席多里坤·艾沙,为“恐怖分子”,并寻求其他政府的合作来逮捕他们,包括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系统。[20]

中国政府也成功地在没有发出引渡令或通过正式双边法律渠道的情况下,强行遣返了维吾尔人,而是利用其对收留国政府的政治或财政影响力。跨国镇压的实际行动,包括拘留、逮捕或引渡,往往是通过中国与收留国安全部门合作完成的。允许这些引渡的政府违反了国际法对不驱回的保护。[21]

在泰国发生过特别臭名昭著的大规模强行驱回事件。2014年,泰国当局以违反移民法规为由起诉了数百名维吾尔人(其中许多人是为了逃避日益加剧的镇压而逃离的),并将他们关押在拘留中心。2015年,虽然泰国当局释放了大约170名被拘留的维吾尔妇女和儿童到土耳其,但他们也强行将100多名维吾尔男子遣返中国。[22]剩下的数十名维吾尔人被无限期拘留,直到2025年2月,泰国强行将另外40名维吾尔男子遣送回中国。[23]

然而,其他国家也发生过类似事件。值得注意的是,自2017年以来,埃及当局任意逮捕了数十名维吾尔人,允许中国官员在开罗审讯他们,并将其中许多人驱逐到中国。[24]在马来西亚、柬埔寨、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和塔吉克斯坦,也有记录在案的任意逮捕、拘留和驱逐出境案件,这些通常是应中国政府的要求进行的。[25]
维吾尔人在土耳其-中国关系中的位置

估计有5万维吾尔人居住在土耳其,使其成为继中亚各国之后世界上最大的维吾尔海外侨民群体之一。[26]在双边和国际层面,土耳其历来对维吾尔地区的人权侵犯表示担忧。
十多年前,在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演变为民族冲突之后,政府对维吾尔人进行了镇压,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挑战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之一。埃尔多安称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是“种族灭绝”。[27]

同样,2019年,土耳其外交部发表声明,对维吾尔地区的拘留营表示担忧。[28]2020年,土耳其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敦促中国尊重和保障维吾尔人的文化和宗教身份。[29]2021年,土耳其与其他42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对中国在维吾尔地区的镇压表示担忧并呼吁其停止镇压。[30]2022年9月,土耳其还在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关于维吾尔地区的报告发布后发表声明,指出:
我们对维吾尔土耳其人生活富裕安宁以及他们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保护的期望和关注,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的双边接触以及在国际平台,特别是联合国,都得到了强调。[31]
在中国政府的“严厉打击专项行动”之后,2022年12月,土耳其前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公开批评中国政府阻止土耳其访问维吾尔地区长达五年。[32]
土耳其还接收了逃离中国但未能离开东南亚的寻求庇护者和难民,包括2015年7月从泰国获释的170多名妇女和儿童。

事实上,土耳其长期以来一直对维吾尔人保持优惠的移民政策,他们在土耳其通常被称为“维吾尔土耳其人”,并且该政策的某些方面仍然存在。[33]例如,自2017年以来,维吾尔人能够以其他移民所没有的方式,通过移民管理局(PMM)申请长期居留许可。[34]由于对维吾尔人的优惠政策,他们无需满足其他群体面临的某些要求即可获得长期居留许可的资格,例如必须在土耳其居住至少八年。获得长期居留许可后,维吾尔人可以申请土耳其公民身份。

长期居留许可为维吾尔人在获得公民身份之前提供了最安全的移民身份,而人道主义居留许可和有条件难民身份是最不安全的。没有有效护照或签证抵达的维吾尔人通常会获得人道主义居留许可。
根据土耳其政府截至2021年12月的统计数据,有17,997名维吾尔人持有长期居留许可,6,787人已入籍土耳其公民,另有2,000人的公民身份申请正在等待审批。[35]此后没有公布其他关于维吾尔人移民身份的统计数据。没有关于持有其他许可或有条件难民身份的维吾尔人的可用数据。[36]

然而,自2022年以来,土耳其政府对其对维吾尔人困境的关注似乎明显有所收敛。这可能是由于多种因素,包括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与土耳其不断增长的贸易和投资,以及中国政府通过其统战工作部的宣传和影响行动。[37]
在中国政府允许土耳其驻北京大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2023年7月和2024年4月)两次访问新疆后,中国官方媒体援引土耳其大使的话,赞扬新疆的“快速经济发展”和享受“发展权规定的经济和社会权利”,而没有提及任何侵犯人权的行为。[38]2024年6月,在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访问中国和新疆期间,中国官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报道称,这位外长评论了安卡拉对中国领土完整和其“一个中国”政策的坚定承诺。[39]

土耳其亲政府报纸开始刊登赞扬中国共产党成就的报道,这些报道更像是广告而非客观报道。与此同时,土耳其国有媒体的记者参加了中国政府资助的新疆媒体考察团,助长了中国政府对该地区暴行的粉饰,而亲政府和反政府媒体都对报道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侵犯行为进行自我审查。[40]
与此同时,据报道,中国政府继续在土耳其进行间谍活动,目标是维吾尔团体和土耳其官员。[41]

中国政府还胁迫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与国家代理人(包括中国领事馆和大使馆)合作,通过对他们国内的家人施压,要求他们提供有关其他维吾尔人的信息。[42]
土耳其当局也一再阻止维吾尔人组织抗议中国政府的活动,并以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为由拒绝了一些组织者的公民身份申请。[43]
土耳其的反移民政策
 
土耳其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接收国之一。截至2025年8月,有超过250万叙利亚人拥有临时保护身份,这是为2011年后抵达土耳其的叙利亚国民、难民和无国籍人士提供的特殊身份。此外,截至2023年8月,有超过29万人来自其他非欧洲国家,拥有某种形式的有条件难民身份。[44]除了庞大的叙利亚人口外,土耳其政府将大多数来自非欧洲国家的人视为非正常移民,并严格限制他们申请国际保护的途径,经常驱逐大批人,并在边境进行大规模的即时推回。[45]
在2023年5月的选举活动中,反对派政客越来越多地利用仇外情绪。政府当局非法将叙利亚男子和一些男孩驱逐到土耳其占领的叙利亚北部地区。他们通过常用的做法,即胁迫他们签署自愿回国表格来进行。2023年5月的一项宪法法院裁决认定,以自愿遣返为幌子的强行遣返违反了多项人权。[46]
根据移民管理局的年度报告,土耳其在2024年驱逐了142,536人,比2023年的130,611人、2022年的120,484人和2021年的46,845人显著增加。[47]
 
被黑色印章标记:“限制代码”
 
土耳其当局武断地对维吾尔人施加限制代码
近年来,土耳其当局对一些维吾尔人,尤其是那些移民身份不太安全的维吾尔人,分配了限制代码。限制代码是土耳其警务和移民系统中的字母和数字组合。当局可以向在土耳其的任何被认为违反移民相关规定或土耳其法律,或更普遍地因未指明的原因被认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分配此类代码。[48]像维吾尔人这样的移民和难民经常被分配G87代码,将其标记为对一般公共安全的威胁。

法律框架
第6458号《外国人与国际保护法》第9条规定,移民管理局(PMM)“可以对因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或公共卫生原因而反对进入土耳其的外国人实施入境禁令。”2019年12月6日的法律修正案使得可以对已居住在土耳其的外国人实施入境禁令(这意味着任何被施加此类禁令的人在离开土耳其后将被拒绝再次入境)。[49]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法律的第54(2)条允许土耳其当局对那些正在寻求或已经获得国际保护身份的人发出遣返决定,如果他们被认为对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或公共卫生构成威胁,这违反了他们受国际保护的权利。[50]
尽管这两条都没有提到“限制代码”一词,但当局在发布这些代码时经常将其作为原始法律来源引用。此外,移民管理局发布了一项关于如何行使发布入境禁令和向外国人分配“限制代码”的权力的法规和通函。[51]根据人权观察组织获得的该通函副本,G类别适用于在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或公共卫生方面被认为不宜进入土耳其的外国人。
通函的附件提供了可能触发G代码指定的广泛原因清单,赋予了当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例如,如果根据一项投诉应用了限制代码,而该投诉根据土耳其法律也构成刑事犯罪,则即使该人被判无罪或调查被撤销,该代码也不会被删除。事实上,在人权观察组织审查的一个案件中,一名个人试图撤销驱逐令,法院裁定驱逐决定是合法的,尽管该个人被判所指控的罪行无罪。法院引用了移民管理局允许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通函作为其裁决的理由。
被指定限制代码可能导致一系列负面后果,从取消居留和/或国际保护身份,到遭受行政移民拘留和驱逐出境,以及被禁止再次进入土耳其。然而,证据表明,宽泛的标准和授予的自由裁量权导致G代码被应用于那些根本不对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或公共卫生构成任何威胁的人。对于居住在土耳其的外国国民来说,成为投诉的对象可能意味着他们的身份立即变为非正常,如果他们在例行检查中被拦下,他们可能会被送往拘留中心并被驱逐出境。
尽管限制代码的指定对各种权利具有深远影响,但移民管理局的通函并未在线发布或以其他方式公开获取。人权观察组织与之交谈的一些从事移民法的律师表示,他们没有或无法获得该通函的副本。[52]

外国情报在发布限制代码中的作用

如上所述,移民和难民经常被分配G87代码。[53]在这些情况下,移民管理局根据其他机构(通常是安全总局和国家情报局)的建议施加限制代码,这些机构会考虑来自其他政府的情报等信息。
土耳其当局可能根据其他政府提供的情报来设置这些限制代码,这为中国等专制政府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它们将反恐运动武器化以进行镇压。根据一位在土耳其代表难民(包括维吾尔人)的律师的说法:
在土耳其拥有大量人口和异见人士的国家正在利用和剥削这些做法。他们向土耳其当局发送“恐怖分子”名单,并给批评他们的人打上“代码”。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正在这样做。[54]

有一些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已将他们指控为恐怖分子的维吾尔人姓名发送给土耳其当局,寻求将他们遣返。[55]伊德里斯·哈桑就是其中之一。哈桑因被分配G87代码而多次被土耳其警方逮捕,有一次被拘留了长达一年多。[56]后来他才发现,中国政府也以“属于恐怖组织”为由将他列入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在土耳其,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知通常会导致G87限制代码,而无需相关当局进行调查。[57]后来,在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下,国际刑警组织取消了该通知,因为哈桑在逃离土耳其后于2021年在摩洛哥被捕并面临被驱逐到中国。[58]哈桑于2025年3月获准前往美国,并于2025年9月在加拿大与家人团聚。[59]
另一位维吾尔人告诉人权观察组织,他也被中国政府指控为“恐怖分子”。因为他是土耳其公民,他被审讯后获释。[60]
2016年未遂政变之后,土耳其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当局广泛使用其公共安全和反恐权力,但通常是以滥用和非法的方式。[61]虽然紧急状态于2018年结束,但这些权力的滥用仍在继续。在土耳其,对居住的移民常规性地不透明和武断地指定G87代码就是这种滥用的一个例子。根据土耳其非政府组织MAZLUMDER(被压迫者人权与团结协会)的一份报告,官员现在将“带有G87或G89等与安全相关的限制代码的个人视为‘恐怖分子’”。[62]
律师们报告说,土耳其法院在被要求撤销代码指定时,越来越多地根据警方记录和移民管理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做出裁决,而没有审查有效司法审查所必需的要素,例如确凿证据、客观条件或合理理由。

一位了解该国维吾尔人情况的土耳其政府官员告诉人权观察组织,反移民政策和中国政府日益增大的压力相结合,意味着维吾尔人像其他移民一样被分配限制代码,尽管维吾尔人面临的已知风险。这位官员说,“通过法院移除这些代码变得非常困难。”[63]他强调,这种做法给该国广大维吾尔人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并“将人们的生活推向了一个完全未知境地”。

G87代码的实际应用
移民管理局决策过程的缺乏透明度意味着G87代码的分配通常是武断的,缺乏正当程序,没有关于潜在不当行为的任何确凿证据。根据对维吾尔人、代表他们的律师以及对涉及维吾尔人的五份法院裁决的审查,往往很难知道为什么维吾尔人会获得该代码。
在人权观察组织审查的五起涉及被分配G87代码的个人的驱逐令的法院案件中,法院裁定驱逐决定是合法的,尽管这些决定是基于一般性的、抽象的陈述。裁决未能解释法院接受个人行为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断言的依据,而是服从于他们声称来自国家主权权利的国家当局的广泛自由裁量权。
此外,法院裁决未能对国际公认的维吾尔人在中国的处境做出任何评估。法官们以“解释和支持文件不足”为由,无视维吾尔人关于如果被驱逐到中国将面临风险的说法。在这五起案件中,法院都裁定该个人不受不驱回原则的保护。
人权观察组织审查的法院裁决或拒绝居留许可的移民管理局决定都没有包含针对维吾尔人采取行动的具体理由。接受采访的维吾尔人告诉人权观察组织,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推断出可能导致他们获得G87代码的原因。例如,有些人被指控违反移民法规。一名于2016年持有效旅行证件与家人来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告诉人权观察组织,他可能因为警察未能识别其移民文件的有效性而获得了G87代码:

2019年初,我在一个警察检查站被拦下,并被送往拘留中心。当时,我带着我的居留申请证明(Müraacat),但警察不承认它是有效的居留许可。我在拘留中心待了一年。后来,我发现我有一个G87代码。我不知道是在被拘留之前就有了这个代码,还是因为我的拘留才给我加的。直到今天,这仍然不清楚。[64]
另一位维吾尔人告诉人权观察组织,他可能是在违反移民法规之后,以及在土耳其当局收到关于他的匿名投诉之后获得了G87代码。土耳其当局取消了他的有条件难民保护身份,导致了驱逐令:

我于2016年持有效的中国护照来到土耳其。我最初申请了短期旅游许可。2017年,我试图非法穿越土耳其边境,导致我在各种拘留中心被拘留了数月。[然而],我没有被起诉,也没有被认定有罪,我被无条件释放了……
之后,我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申请了难民身份……我收到了有条件难民卡,不久之后,我被传唤到移民局,后来因匿名投诉我经营地下枪支店而被拘留。[65]

我真的以为这是个笑话,因为我当时和我的家人生活在受保护之下……我被拘留了一个多月,并被带到法院,法院判我无罪并裁定我应被无条件释放。
在我被释放之前,移民当局取消了我的难民署保护,并给我颁发了有效期为两年的人道主义居留许可。然而,移民局最近拒绝了我的续期请求,并告诉我我有一个驱逐决定和G87限制代码。[66]

虽然宪法法院驳回了该男子对该驱逐决定的上诉,但他向行政法院上诉拒绝其居留许可申请的决定是成功的。结果,移民管理局给他颁发了人道主义居留许可。然而,该律师表示担心,由于现有的驱逐决定和G87代码,他将来在需要续签许可时可能会面临进一步的问题。
另一位代表维吾尔人的律师告诉人权观察组织,武断性是那些被分配限制代码导致其居留许可被取消的维吾尔人中非常普遍的经历,他说:“我的许多客户不知道土耳其当局收到了关于他们的什么原因或负面信息导致了限制代码。”[67]

另一位律师对“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威胁”的模糊定义提出了类似的担忧:
这个术语基本上意味着移民当局或情报部门对申请持负面看法。然而,这些当局没有提供他们得出这个结论的具体证据。这种做法破坏了无罪推定原则。[68]
另一位律师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的含义在土耳其法律中是开放解释的……当外国人卷入任何司法程序时,无论决定的结果或所指控行为的严重性如何,都有一个名为GÖKSEM的部门决定该行为是否需要驱逐出境。[69]

那位律师随后举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说明移民很容易被分配G87代码;即使在涉及其他人的司法调查中被点名,也足以构成限制代码的原因:
在某些情况下,与可疑人员通过电话的人可能会被分配代码。例如,有一名维吾尔人因涉嫌“恐怖主义”而被拘留,但后来因缺乏证据被无条件释放。然而,在调查期间,所有与该人通过电话的人都获得了G87代码,因为调查与恐怖主义有关。该人被释放了,但在那些获得G87代码的人中,有人正面临严重的移民身份问题。[70]
另一位律师也表示,将在“司法程序中出现姓名的外国人”置于行政移民拘留是土耳其的普遍做法。[71]

一位维吾尔受访者分享了另一个同样引人注目的案例,一个与邻居的简单误解导致了移民拘留和驱逐决定。根据这位受访者的说法:
警察来到我家,告诉我有人投诉我。在初步审讯之后,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带到拘留中心三个多月。即使那位邻居撤回了他们的投诉,也改变不了任何事情。我被释放了,但条件是我必须在三个月内离开该国,在此期间我必须向警察和移民局报到。现在,因为我没有任何法律文件,我甚至害怕出门,连买菜这种简单的事情都不敢,因为我不想再次被关进拘留中心。[72]

一位代表维吾尔人的律师解释了即使在法庭上,上诉限制代码的决定也几乎不可能:
当我们对限制代码提出上诉时,我们通常会要求相关当局提供他们的评估、理由和证据。换句话说,我们(首先)要求当局提供一份官方文件,证明该代码(对该人)存在,然后才能用来在法庭上对该决定提出上诉。然而,几乎不可能获得这些文件,这使我们更难处理此类案件。[73]
另一位律师对上诉行政决定(例如驱逐决定)的难度表示了类似的担忧:
该系统的问题始于简单的怀疑就触发行政部门发出驱逐决定,之后移民或难民几乎不可能对该决定提出上诉。它还可能导致长期行政拘留。[74]
虽然个人有权向行政法院上诉其武断分配的限制代码,但一位多次提出此类上诉的律师告诉人权观察组织,“法官看到此类代码时,通常会为了安全起见做出不利的裁决。”[75]律师在某些情况下成功地提出了此类上诉,但通常没有成功。在最近的2025年案件中,尽管宪法法院裁定撤销了遣返决定,当局仍驱逐了土库曼活动家阿里舍尔·萨哈托夫和阿卜杜拉·奥鲁索夫。[76]

维吾尔人获得居留许可的困难日益增加

大约从2023年初开始,维吾尔人、伊斯坦布尔维吾尔组织代表以及代表维吾尔人的律师报告称,没有土耳其公民身份的维吾尔人获得居留许可的难度越来越大,被拘留在拘留中心的风险也越来越高。他们表示,土耳其当局武断地取消了维吾尔人的居留许可,或拒绝了他们的居留或公民身份申请,通常是基于该个人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而没有为指控提供支持证据。一位律师告诉人权观察组织,“现在维吾尔人甚至得不到人道主义(居留)许可。”[77]
如上所述,人权观察组织审查了移民管理局拒绝维吾尔人居留许可的四份决定,其中三份涉及长期居留许可,一份涉及人道主义居留许可。
在两份长期居留拒绝决定中,移民管理局引用“未能满足移民政策委员会设定的条件”作为拒绝长期居留许可申请的理由。而在另一份决定中,当局还补充了“对该个人有驱逐令”作为拒绝理由之一。虽然该个人被告知有权对该决定提出上诉,但该决定本身并未具体说明哪些条件未得到满足,也没有提供关于该个人不知道存在的驱逐令的任何信息,包括其签发日期或构成其基础的事实或事件。因此,该个人无法获得明确的上诉理由。
移民管理局拒绝人道主义居留许可的决定同样不透明。它在没有具体事实、理由或评估的情况下拒绝了申请,只是抽象地说明“申请人没有满足第6458号《外国人与国际保护法》第46条规定的条件”,尽管申请人表面上确实属于应给予人道主义许可的类别。[78]
人权观察组织还审查了人口和公民事务总局发布的三份拒绝维吾尔人公民身份申请的决定。拒绝理由声称存在“公共秩序障碍”和“国家安全”问题,引用了第5901号《土耳其公民法》第12条。

一位代表维吾尔人的律师告诉人权观察组织,维吾尔人在移民系统中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
有很多案例是政府取消了维吾尔人的长期居留许可,转而给了他们人道主义居留许可。这个决定是武断的。我的一些客户的人道主义居留许可也被取消或拒绝续签。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会被关在这些中心长达一年。然后他们将在没有合法身份的情况下被释放。然后,几天后,另一次警察检查可能会导致他们再次被拘留。对于那些没有适当文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土耳其对维吾尔人来说正日益成为一个不宜居住的地方。[79]
一位律师告诉人权观察组织,仅仅被关押在拘留中心就足以成为当局取消居留许可的理由:
当局也可以拒绝人道主义居留许可申请……因为(申请人)有被行政拘留的记录,无论理由是否有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将受到严重影响。[80]
一位驻土耳其的维吾尔非政府组织代表,他本人在申请居留许可时也遇到过困难,他告诉人权观察组织:
根据我们记录的,仅在2024年,土耳其当局就将100多名维吾尔人送往拘留中心。这些人通常没有长期居留许可,而是持有人道主义居留许可。当他们去续签人道主义居留权时,许多人开始遇到问题,在没有有效许可的情况下,他们最终被拘留。没有人有关于这些事件的明确统计数据。[81]

一名维吾尔人说,他不能在土耳其申请居留许可,因为他被关押在拘留中心,尽管法院判他导致他被拘留的罪行无罪。他离开了土耳其,现在正在一个欧洲国家寻求庇护。他告诉人权观察组织:
2024年,土耳其警察拘留了我,声称我与ISIS(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有联系,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我在拘留中心待了一个月,因为被发现无罪而获释。然而,当局取消了我的居留许可,并拒绝了我的重新申请。我没有任何犯罪记录,我要求如果他们继续怀疑,就进行调查,否则……他们应该续签我的居留许可。我的律师告诉我(他知道)我是无辜的,但他无法在移民系统方面帮助我。我有一本有效的中国护照,所以我决定冒险离开并找到安全的地方——因为我(很快)可能会再次被行政移民拘留或被驱逐到第三国,正如移民官员告诉我的那样。我知道许多维吾尔人处于类似情况,他们生活在对土耳其的恐惧之中。[82]

一位居留许可申请被当局拒绝的维吾尔人分享了类似的武断拘留和屡次未能续签居留许可的故事:
我被当作有罪的人对待。我在拘留中心待了一年……我多次尝试续签我的居留许可,但都失败了。移民局告诉我,在我最新的居留许可申请被拒绝后,我有10天的时间离开该国。然后,我决定离开该国。我拿着我的中国护照,所以订了一张飞往第三国的航班,这将是我前往欧洲安全地点的途径。土耳其当局在机场拘留了我,并给我施加了两年入境禁令。
我的妻子和孩子仍然在土耳其。他们有长期居留许可,并已申请土耳其公民身份。他们的公民身份申请被无故拒绝,我不知道如何才能与他们团聚。[83]
另一位在土耳其没有有效居留许可的维吾尔人告诉人权观察组织他是如何生活在恐惧之中的:
我刚到土耳其时申请了人道主义(居留)许可,后来土耳其当局开始给予维吾尔人这种例外时,我又申请了长期居留许可。但我的申请被拒绝了,所以我重新申请了人道主义居留许可。一年前,移民当局要求我每月报到一次,并告诉我我有一个(限制)代码。但我不知道这是关于什么的。他们没有向我提供任何相关文件。它不透明且不合理。我至少两次被武断拘留和审讯,每次两个小时,因为我的居留许可有问题——我有一个驱逐决定。现在我生活在恐惧之中,即使白天出门,我也不觉得安全,因为警察可以拦下我,把我带到拘留中心。我知道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84]

那些没有有效护照来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现在甚至难以获得人道主义居留许可。其中一人告诉人权观察组织,当他试图了解为什么得不到许可时,一名移民官员威胁他并说:“如果你继续吵闹,我就把你关起来。”[85]
一位一直在处理此类案件的律师强调,土耳其当局可能因为中国而对处理维吾尔人的国际保护犹豫不决:
人道主义居留许可是个政治问题。政府不想因为中国而给予维吾尔人国际保护(作为有条件难民);因此,他们发放人道主义居留许可。当这些被拒绝时,维吾尔人就没有其他途径了。有时,人道主义居留许可的拒绝可能导致一个“代码”,而不是反过来,官员认为它可能会因为一个“原因”而被拒绝,而没有证据支持。[86]
人权观察组织采访的所有维吾尔人都表示,土耳其当局没有提供导致他们被施加限制代码或拒绝其居留或公民身份申请的理由的证据。他们使用了“公共安全威胁”这个模糊的术语,但没有解释他们构成了什么威胁以及基于什么。所有接受采访的律师都表示,上诉这些限制代码,或居留许可的取消或拒绝变得极其困难。
一位从事移民和难民权利工作并代表一些维吾尔人的律师告诉人权观察组织,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使某些维吾尔人特别脆弱:
归根结底,这与土耳其的安全、移民和难民政策有关。这些案件涉及各种因素,例如来自中国的情报信息,例如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知,以及个人因素,例如在没有有效护照的情况下抵达土耳其。有时当局可以以模糊的(声称他们)“危及公共安全”为由拒绝人们的居留许可或公民身份申请,而没有对这些案件进行适当的调查。[87]
人权观察组织致函土耳其当局,除其他问题外,要求提供自2018年以来居留许可申请被撤销或续签被拒绝的维吾尔人数量的数据,但在撰写本报告时未收到回复。
不再受保护:“我被当作罪犯对待”
 

拘留中心的条件
根据土耳其法律,一个人可以被拘留长达六个月的移民拘留(一种非刑事或行政拘留),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延长最多额外六个月。[88]
本报告的所有受访者,包括经常访问关押此类被拘留者(土耳其语为Geri Gönderme Merkezi)的拘留中心的律师,都对中心的恶劣条件和对被拘留者的虐待表示担忧。一位律师说,“不幸的是,在拘留中心存在酷刑和虐待,我看到有人头骨或四肢骨折。”[89]另一位律师说:“存在虐待。即使作为律师,我们也要排长队才能见到我们的客户。我们会议的持续时间是武断的。这些设施没有标准。”[90]
2022年,人权观察组织记录了土耳其拘留中心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条件和虐待。[91]前被拘留者告诉人权观察组织,他们经常从一个拘留中心转移到另一个拘留中心,有时甚至在转移到另一个中心后又返回到同一个中心。这似乎是由于中心过度拥挤造成的,但这些频繁的转移加剧了焦虑,使被拘留者极难与寻求提供法律、物质或精神支持的律师或外界人士建立和保持联系。最近的访谈表明情况基本没有改变。
人权观察组织采访了土耳其当局在2017年至2025年不同时期送往拘留中心的维吾尔人。其中一些受访者在此期间经历了多次拘留,包括最近在2025年初。
一名在各种拘留中心度过了数月的维吾尔人告诉人权观察组织:
条件非常差。有一次,设施连续九天没有提供合适的食物。在一个拘留中心,我在水泥地上睡了一个星期,和另外两个人共用一条毯子。一个狭小的牢房里有20个人,那里没有任何卫生可言。我目睹了有人感染了虱子。[92]

另一名维吾尔人向人权观察组织描述了他与土耳其警察的初次互动:
在警察局的初步审讯中,我受到了非常恶劣的对待。他们反复问我为什么在土耳其。我回答说我逃离了中国的压迫,来寻求保护。我告诉他们,我把你们视为我的兄弟。他们大喊着回答:“我们这里不欢迎你。滚开。你这狗屎。肮脏的混蛋。滚回你来的地方。”
该男子随后在各种拘留中心被关押了两个月,并描述了他遭受的一些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后来我被转移到一个拘留中心,那里的官员在其他警察和女警察面前对我进行了脱衣搜查,侮辱了我。官员强迫我脱掉所有的衣服,包括内衣。[93]
人权观察组织采访的其他三人表示,官员在拘留中心对他们进行了脱衣搜查。
土耳其法律没有为进行脱衣搜查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特别是对因行政原因(包括移民原因)被拘留的人进行脱衣搜查。[94]如果没有符合国际人权规范的明确法律依据,对土耳其拘留中心的移民进行任何形式的搜查都是非法的,脱衣搜查违反了禁止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的规定。
 
土耳其的驱逐风险
 
土耳其当局声称从未将任何维吾尔人驱逐到中国。尽管在2018年和2019年否认,但至少有六人,包括两名儿童,可能已被从土耳其驱逐到中国。据报道,2018年5月,土耳其当局直接将至少三名维吾尔人——布尔汗·克里木、穆罕默德·阿里和托赫蒂·阿迪尔江驱逐到中国。[95]2019年6月,土耳其当局将津尼古尔·图尔逊和她的两个幼女希拉尔·谢希努尔和巴努·阿卜杜拉驱逐到塔吉克斯坦,之后塔吉克斯坦当局将她们遣送回了中国。[96]她在土耳其的姐姐说,津尼古尔从此再无音讯。[97]
此外,人权观察组织对土耳其和维吾尔消息来源的审查发现,有新闻文章和社交媒体帖子描述了2018年12月至2025年10月期间,总共有33名维吾尔人在土耳其拘留中心被拘留。人权观察组织无法追踪这些人中是否有人最终被遣返。当地非政府组织和律师的估计表明,为驱逐目的而被拘留的实际人数可能要高得多。
所有接受采访的人,包括律师,都告诉人权观察组织,土耳其移民当局向被拘留者施压,要求他们签署“自愿回国”表格。人权观察组织与之交谈的维吾尔人中,至少有三人签署了该表格,其中一人被驱逐到与中国签订了引渡条约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第二名维吾尔人分享了他2019年差点被驱逐到中国的经历;这没有发生,因为他在机场大声喧哗,但这仍然让人质疑土耳其当局声称没有人被驱逐到中国的说法:

当时是凌晨4点,官员们把我带上了车。他们没有告诉我他们要把我带到哪里。我问他们,他们回答说:“我们正把你送到中国。”他们把我带到机场,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国际出发。我惊慌失措,求他们不要驱逐我。我告诉他们,“现在就杀了我,也不要送我去中国。”我的手被铐着,但在(护照检查)处他们解开了手铐。后来,我继续反抗,引起了许多其他人的注意。然后,官员们与其他人进行了沟通,将我转移到国内出发处;然后我被送往土耳其的另一个拘留中心。[98]
根据人权观察组织进行的访谈,移民官员经常向外国人施压,无论其保护身份如何,要求他们签署“自愿回国”表格。一位处理移民和难民非法驱逐案件的律师说:“99%被驱逐的人,无论他们是否是维吾尔人,都是在压力下签署的;所有这些(驱逐)都是非法的。”[99]

一位在拘留中心待了一个月的维吾尔人告诉人权观察组织:
我受到了恶劣的对待,仿佛我是个罪犯。在拘留时,官员们审讯我,要求我签署一份土耳其语和中文的文件。我无法完全理解这两种语言。拘留中心有一名翻译,但这份文件没有为我翻译。官员们告诉我签署这些文件,说这对我自己有好处。我没有律师。最终,我签了字。我不知道这是一份“自愿回国”表格。幸运的是,我的案子被公开了,所以我被释放了。但从那以后,我有一个驱逐决定和G87限制代码,这使得我在土耳其无法获得合法居留权。[100]
另一位律师向人权观察组织证实,当局强迫拘留中心的被拘留者签署自愿驱逐表格,这是违法的:
一旦人们进入拘留中心,他们通常会被要求,有时是被强迫,签署自愿驱逐表格。我见过一位维吾尔客户被要求签署此类文件。我没有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如果我没有干预,那个人可能已经登上了飞往中国的飞机。每个人都被要求签署这份表格。不识字或不理解他们正在阅读的语言的人仍然被要求签署。在这些设施工作的人员不知道这样做是非法的。在特殊情况下,不驱回原则适用,尤其是在维吾尔人的案件中。[101]

土耳其通常将维吾尔人驱逐到他们可以持中国护照免签证进入的国家,例如巴尔干地区、海湾地区、中亚国家,以及在一个案例中,驱逐到北非的一个国家。所有这些国家都与中国签订了引渡条约,这使得任何从土耳其被驱逐到第三国的维吾尔人都面临被驱逐到中国的严重风险。

人权观察组织审查了12份驱逐决定和5份与上诉相关的法院文件,其中大部分来自2023年至2025年。行政法院多次无视维吾尔人关于如果被遣返中国将遭受迫害的说法。法院裁决声称没有严重、确凿的证据表明在法庭上的个人如果被遣返中国将遭受迫害。[102]在其中一项法院裁决中,法院裁定将一名维吾尔人从土耳其驱逐到吉尔吉斯斯坦或厄瓜多尔并不违反第6454号《外国人与国际保护法》第54(1)(d)条,因为该人“对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或公共卫生构成威胁”。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签订了引渡条约。厄瓜多尔已与中国签署了一项引渡条约,正等待批准。法院没有考虑这些国家可能发生强行驱回的危险。人权观察组织证实,其中一人已安全抵达一个欧洲国家,另一人目前持人道主义居留许可居住在伊斯坦布尔,而无法追踪其余维吾尔人的现状。

一位处理维吾尔人案件的律师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并告诉人权观察组织,行政法院的上诉裁决使维吾尔人面临危险:
根据第6458号法律(该法律规范不驱回),不应有关于维吾尔人的驱逐决定。然而,在实践中,当我们过去收到移民当局的驱逐决定时,法院会接受维吾尔人的上诉并表示,“将该个人驱逐到原籍国是有问题的,但他们可以自愿或被驱逐到第三国。”但最新的法院裁决说,“驱逐到原籍国——中国——没有问题。”也许当局声称没有直接驱逐到中国,但维吾尔人在土耳其的外国人身份使他们的恐惧显著增加。[103]

正如关于该国难民权利的学术文章所强调的那样,土耳其行政法院也存在不一致性。正如一位学者在确定了2014年至2021年行政法院裁决中的多重不一致性后总结的那样,“行政法院的决策仍然太像一场抽奖。”[104]
另一位律师表达了对进入拘留中心的每个人的武断决定的担忧,并强调对于那些面临被驱逐出境的维吾尔人来说,没有一个他们可以持中国护照免签证进入的安全第三国。他还指出,法院过去会考虑中国的情况,但现在考虑得越来越少,甚至可能根本不考虑:
当一名维吾尔人进入拘留中心时,过去的(导致当局区别对待这些案件)方法已经结束了。移民当局对每个人都做出了驱逐决定。这是非法的,但他们坚持这样做。过去,行政法院会推翻(涉及维吾尔人的)驱逐令。法院首次在几起此类案件中确认了移民机构的决定。我们应该记住,对于那些面临持中国护照被驱逐的维吾尔人来说,安全第三国的概念是不存在的。[105]

寻求安全
中国咄咄逼人的跨国镇压、它对土耳其当局施加的压力、中土关系的升温以及土耳其日益严格的反移民政策相结合,使维吾尔人感到他们在土耳其不再受到保护和安全。没有关于维吾尔人离开土耳其的公开统计数据,但有一些人正试图前往欧洲寻求安全,如上所述,包括为本报告采访的四名维吾尔人。
维吾尔人的另一个选择是加拿大,此前加拿大下议院于2023年2月通过了一项动议M62,旨在通过其难民和人道主义安置计划“加快1万名需要保护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进入该国。[106]人权观察组织为本报告采访了13名维吾尔人,其中目前在土耳其的七人中,有六人已申请了M62计划。
一位维吾尔活动家告诉人权观察组织,土耳其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正试图在其他地方寻求安全,尤其是那些移民身份不太安全的人:
对土耳其维吾尔人的跨国镇压正在将维吾尔人推出土耳其,有时甚至包括拥有土耳其公民身份的维吾尔人。但受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没有居留许可的人。在我们的小社区里,至少有两名维吾尔人被无故拘留。当局在这些案件中没有提供信息,也没有遵循正当程序。这促使他们到其他地方寻求安全。[107]

人权观察组织采访了一名“自愿”驱逐自己的维吾尔难民,他描述了为前往安全地带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他告诉我们,在他离开土耳其后,中国政府曾向他寻求庇护的第三国政府要求将他遣返。中国当局还向他施压,要求他提供有关其他维吾尔人的信息,以及他认为是威胁性的提及他在新疆的家人:
我决定离开——自我驱逐——因为我对土耳其感到非常失望。我在离开时被施加了G87代码,禁止我五年内再次进入土耳其。土耳其当局将我驱逐到一个对持有中国护照的人不需要签证的国家。我没有钱,在那里也不认识任何人,所以我决定去另一个也与中国有免签证协议的国家。

我在那里非法居住了几年,躲藏起来,打各种零工。然而,我甚至不能开银行账户或去看医生。我最终进了监狱,在那里我受到了恶劣的对待,身体出现了健康问题。由于我是中国公民,当地警察向中国大使馆报告了我。他们在不到半年内几次来找我。幸运的是,当局拒绝了驱逐我,尽管中国政府施加了压力,因为那将违反国际法。
之后,我去了另一个国家,并在那里试图开始新的生活。我结了婚。我有了居留许可。我也变得政治活跃起来。这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注意,他们也开始在这个新地方骚扰我。我申请了难民署的保护。但那里的一名工作人员私下告诉我:“你的情况很危险;中国政府正在找你。”

最后,我也决定离开那个国家,因为那个国家与中国关系密切,也因为我面临的恐吓。我冒险非法越过许多边境,到达了一个我现在居住的安全国家。即使现在,中国政府仍然联系我,询问有关其他维吾尔人的问题。即使他们威胁要(拘留)我的家人,我也拒绝为他们工作。尽管经历了这一切,我仍然坚守我的价值观。[108]
 
相关国际法

土耳其是《欧洲人权公约》(ECHR)、《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CAT)以及1951年《难民公约》的缔约国,所有这些都与本报告中发现的针对维吾尔人的侵权行为特别相关。[109]
国际法要求各国政府尊重不驱回原则,即禁止将任何人转移到他们将面临真正的迫害、酷刑或其他虐待风险或生命威胁的地方。这适用于无论是直接转移到可能发生迫害或虐待的地方,还是通过连锁驱回间接转移。不驱回原则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包含在土耳其加入的上述人权条约中,并已纳入土耳其法律。
《欧洲人权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分别在第3条和第7条)都规定了绝对禁止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其中包括绝对禁止将任何人送往该个人将面临遭受此类待遇风险的国家。《禁止酷刑公约》第3条明确规定,禁止将一个人送往“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将面临遭受酷刑危险”的地方。
作为1951年《难民公约》的缔约国,尽管土耳其对其适用范围保持地理限制,但它仍受该条约第33条规定的不驱回原则的约束。[110]
土耳其第6458号《外国人与国际保护法》第4条反映了其不驱回义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遣返到可能遭受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惩罚或待遇的地方,或因其种族、宗教、国籍、特定社会团体的成员身份或政治见解而其生命或自由将受到威胁的地方。”[111]同一法律的第55条列出了不应发出遣返决定的人员类别,其中包括“有严重迹象相信他们将被遣返的国家遭受死刑、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的人。然而,它没有明确提及那些因种族、宗教、国籍、特定社会团体的成员身份或政治见解而有充分理由担心遭受迫害的人。[112]

禁止有辱人格的待遇

《欧洲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禁止酷刑公约》中对酷刑和其他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的绝对禁止涵盖了当局对被剥夺自由的个人,或更普遍地对执法人员的个体所进行的一切待遇,包括拘留条件。人权观察组织被告知执法部门对维吾尔人进行的各种虐待行为,从言语侮辱到脱衣搜查和身体攻击,以及恶劣的拘留条件。
 
有辱人格的待遇

虐待必须达到最低严重程度才能违反绝对禁止,但严重程度取决于案件的所有情况,例如待遇的持续时间、其身体或精神影响,有时还有受害者的性别、年龄和健康状况。[113]然而,欧洲人权法院一再重申,执法部门对被拘留者使用任何武力,如果不是被拘留者的行为严格必要的,就会损害人的尊严,执法人员对个人的任何有损人类尊严的行为均构成对《欧洲人权公约》的侵犯。[114]

关于脱衣搜查,虽然有时可以为了确保监狱安全或防止混乱或犯罪而进行,但法院发现,与这两个目标都没有既定联系的搜查很可能违反禁止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的规定。很难以任何一个理由证明对因移民原因被拘留的人进行脱衣搜查是合理的。法院还强调,如果此类搜查是合法进行的,则应始终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充分尊重人的尊严,并出于合法目的。如果搜查的方式带有有辱人格的成分,显着加剧了该程序不可避免的屈辱感,例如,强迫男性囚犯在女性官员面前脱衣服,或在嘲笑和辱骂囚犯的警卫面前进行搜查,则将构成侵犯。[115]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对何时允许脱衣搜查以及为防止被禁止的待遇而需要采取的保障措施规定了类似的标准。[116]

拘留条件

评估因移民原因被拘留的移民的拘留条件是否合适,直接取决于他们是因移民原因被拘留,而不是因为他们正在服刑或面临刑事诉讼。国家必须确保“拘留条件与尊重人的尊严相符,并且被拘留者不会遭受超过拘留固有的不可避免的痛苦程度的痛苦或困境,并确保他们的健康和福祉得到适当保障。”[117]欧洲法院曾多次认定土耳其因移民的拘留条件而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118]

禁止任意拘留

《欧洲人权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分别在第5条和第9条)禁止对任何人进行任意逮捕或拘留。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关于任意拘留的第35号一般性意见中明确指出,拘留不仅在缺乏法律依据时是武断的,而且在不相称、不适当或不公正时;缺乏合理性和必要性要素时;或者未遵循正当程序时(例如未能尊重司法审查、获得律师或提供逮捕理由)也是武断的。[119]
《欧洲人权公约》第5(1)条要求拘留必须符合法律,这意味着它必须在国家法律中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且必须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欧洲人权法院还一再强调,所有拘留决定都应基于个性化的司法推理。[120]
第5(1)(f)条允许为了驱逐出境或引渡而进行拘留,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任意拘留,当局有义务考虑遣返是否是现实的前景,以及为了遣返而进行的拘留是否从一开始就是,或继续是合理的。[121]

土耳其对维吾尔人进行的非刑事拘留,通常是长期拘留,似乎是武断的,未能尊重法治。就其与遣返决定相关而言,尽管存在明确的强行驱回风险,本应使遣返无法进行,但这凸显了这些拘留的武断和非法性质。

获得有效补救的权利

面临驱逐决定的人有权获得有效的补救措施来质疑该决定的合法性,包括质疑执行该决定是否可能导致强行驱回。具体而言,《欧洲人权公约》第13条要求土耳其向包括寻求国际保护的移民在内的每个人提供“对声称存在有充分理由担心真正风险遭受违反(公约)待遇的索赔进行独立和严格审查的机会,以及暂停执行被质疑措施的可能性。”[122]证据表明,土耳其的行政法院未能向面临被土耳其驱逐威胁的维吾尔人提供这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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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维护宗教信仰自由与民族文化尊严的维权书》

history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18 次浏览 • 2025-11-14 22:03 • 来自相关话题

《依法维护宗教信仰自由与民族文化尊严的正式维权书》

致: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甘肃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及相关地方人民政府

主题:依法维护宗教信仰自由与民族文化尊严的维权声明书

鉴于近日各地出现以“整改清真寺”“去除阿拉伯文字”等名义的行政行为,部分通知要求:
“房檐梁上、钟表上、大殿内不得出现阿拉伯文字,需遮盖、拆除、更换。”
 
此类行为不仅违背宪法所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也损害了中国穆斯林公民的合法宗教权益和民族文化尊严。特此依据国家宪法与相关法律,提出如下正式维权声明。

一、法律依据与理由
 
(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

宪法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

阿拉伯文字及“الله”“محمد”“السلام”等词语,是伊斯兰信仰的神圣象征,不是政治符号。

强行去除或禁止其出现在清真寺内,属于对宗教信仰形式的行政干涉,侵犯宪法保障的公民宗教自由权。

(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四条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

阿拉伯文字是中国穆斯林在宗教语言体系中延续千年的传统。

这种语言与信仰的结合,是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禁止阿拉伯文字在清真寺出现,等同于否定民族文化与信仰的结合体,属于对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侵害。

(三)违反《宗教事务条例》(国务院令第686号,2022年修订)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

“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团体、宗教事务及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依法享有权利并履行义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涉。”

清真寺悬挂阿拉伯文经语、教义铭文,属于正常宗教活动范畴。

任何行政单位不得以“统一标准”“整治”为由擅自干预。

此类行为超越职权,违反了依法行政与宗教自治的原则。

(四)违反《行政处罚法》第三条与《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

任何行政管理行为必须“有法可依、程序正当、内容适当”。

目前中国无任何国家法律规定“清真寺不得出现阿拉伯文字”。

地方性行政命令无权变更国家法律,因此此类文件的发布与执行均属越权行政。

(五)违反国际公约与人权原则

中国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均规定: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包括在公开或私下,以教授、礼拜、仪式等方式表现其信仰的自由。”

因此,去除阿拉伯文字、抹去宗教符号,是对信仰表达权的侵犯,违背国际义务与国家形象

二、合理诉求

    1.    立即停止针对清真寺内部阿拉伯文字的“去除整改”行动。

    2.    尊重宪法与法律的上位效力,不得以无厘头没有落款盖章的地方性会议纪要或行政命令替代国家法律。

    3.    建立协商机制:宗教事务部门应邀请清真寺民管会、伊玛目、学者参与决策与停止整改讨论和关注穆斯林群体的心理感受和信仰传承。

    4.    保护民族文化遗产:阿拉伯文经语、宗教装饰是信仰文化象征,理应纳入文化保护范畴。

    5.    防止歧视与激化矛盾:任何涉及宗教内容的管理,应以尊重、包容、依法为前提,避免伤害信众情感与社会稳定。


三、提示

阿拉伯文字,是中国穆斯林的信仰记忆与文化血脉。

清真寺,不仅是礼拜场所,更是文化与良知的归宿。

依法维权,不是对抗政府,而是维护宪法尊严。

尊重信仰,不是分裂国家,而是巩固团结与和谐。

我们坚信:

唯有在法治、公正、尊重与平等中,

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实现多元共生、文明共荣的未来。


提交单位-群体:

中国穆斯林公民代表,关注宗教自由的学者与信众


 日期:2025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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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维护宗教信仰自由与民族文化尊严的正式维权书》

致: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甘肃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及相关地方人民政府

主题:依法维护宗教信仰自由与民族文化尊严的维权声明书

鉴于近日各地出现以“整改清真寺”“去除阿拉伯文字”等名义的行政行为,部分通知要求:
“房檐梁上、钟表上、大殿内不得出现阿拉伯文字,需遮盖、拆除、更换。”
 
此类行为不仅违背宪法所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也损害了中国穆斯林公民的合法宗教权益和民族文化尊严。特此依据国家宪法与相关法律,提出如下正式维权声明。

一、法律依据与理由
 
(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

宪法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

阿拉伯文字及“الله”“محمد”“السلام”等词语,是伊斯兰信仰的神圣象征,不是政治符号。

强行去除或禁止其出现在清真寺内,属于对宗教信仰形式的行政干涉,侵犯宪法保障的公民宗教自由权。

(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四条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

阿拉伯文字是中国穆斯林在宗教语言体系中延续千年的传统。

这种语言与信仰的结合,是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禁止阿拉伯文字在清真寺出现,等同于否定民族文化与信仰的结合体,属于对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侵害。

(三)违反《宗教事务条例》(国务院令第686号,2022年修订)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

“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团体、宗教事务及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依法享有权利并履行义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涉。”

清真寺悬挂阿拉伯文经语、教义铭文,属于正常宗教活动范畴。

任何行政单位不得以“统一标准”“整治”为由擅自干预。

此类行为超越职权,违反了依法行政与宗教自治的原则。

(四)违反《行政处罚法》第三条与《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

任何行政管理行为必须“有法可依、程序正当、内容适当”。

目前中国无任何国家法律规定“清真寺不得出现阿拉伯文字”。

地方性行政命令无权变更国家法律,因此此类文件的发布与执行均属越权行政。

(五)违反国际公约与人权原则

中国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均规定: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包括在公开或私下,以教授、礼拜、仪式等方式表现其信仰的自由。”

因此,去除阿拉伯文字、抹去宗教符号,是对信仰表达权的侵犯,违背国际义务与国家形象

二、合理诉求

    1.    立即停止针对清真寺内部阿拉伯文字的“去除整改”行动。

    2.    尊重宪法与法律的上位效力,不得以无厘头没有落款盖章的地方性会议纪要或行政命令替代国家法律。

    3.    建立协商机制:宗教事务部门应邀请清真寺民管会、伊玛目、学者参与决策与停止整改讨论和关注穆斯林群体的心理感受和信仰传承。

    4.    保护民族文化遗产:阿拉伯文经语、宗教装饰是信仰文化象征,理应纳入文化保护范畴。

    5.    防止歧视与激化矛盾:任何涉及宗教内容的管理,应以尊重、包容、依法为前提,避免伤害信众情感与社会稳定。


三、提示

阿拉伯文字,是中国穆斯林的信仰记忆与文化血脉。

清真寺,不仅是礼拜场所,更是文化与良知的归宿。

依法维权,不是对抗政府,而是维护宪法尊严。

尊重信仰,不是分裂国家,而是巩固团结与和谐。

我们坚信:

唯有在法治、公正、尊重与平等中,

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实现多元共生、文明共荣的未来。


提交单位-群体:

中国穆斯林公民代表,关注宗教自由的学者与信众


 日期:2025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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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自由火焰的那一天:六·一五维吾尔学生示威的个人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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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六月十五日不仅仅是一个日期——它代表着维吾尔人的荣誉、勇气和反抗。一段个人回忆。

作者:多里坤·艾沙

自1988年以来的每一年,六月十五日都被纪念为维吾尔人和所有珍视自由与正义的人的重要日子——学生示威的周年纪念日,这是维吾尔历史上最难忘的抗议行动之一。2025年是第37个周年,再次提醒世界,那天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年轻人领导的一场抗议,而是维吾尔人民在新疆/东突厥斯坦争取民主、人权和自由斗争中的一个转折点。
 
 


多里坤·艾沙和他的同学们在1988年9月被新疆大学开除时的照片。


那时候,我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大学生。领导这场运动不仅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荣誉。即使现在,我还记得那些日子的激动和痛苦,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通过这条消息,我想向那一天的精神致敬,向我的同志们、我们失去的领导人和维吾尔人民的勇气致敬。

**1988年6月15日:学生们打破沉默的那一天**

大学行政部门支持学生科学文化联盟活动的信函。



引发抗议的火花来自于多年对维吾尔学生的系统性歧视和羞辱。1988年5月5日,在乌鲁木齐新疆大学物理系的厕所里,有人涂写了种族主义和侮辱性的涂鸦。这些字包括恶毒的口号,比如:“让维吾尔男人当奴隶,把他们的女孩变成妓女。”

尽管这件事非常可耻,大学行政部门和当局保持沉默。维吾尔学生试图通过合法和官方渠道表达他们的关切,提交请愿书并寻求对话。所有努力要么被拒绝,要么被忽视。很明显——不能再沉默了。

6月15日上午,数千名学生聚集在新疆大学举行”反对民族歧视集会”。然后他们手举横幅、口喊口号涌上街头:“我们抗议民族歧视!”“人权万岁!”“我们需要民主”“我们需要平等权利”“反对中国的奴役政策!”

街上不仅充满了年轻人的愤怒,也充满了人民的支持。有些人哭着拥抱年轻的抗议者。这不仅仅是抗议——这是为尊严而战。

**学生科学文化联盟的成立**

这场运动不是自发的。1987年,新疆大学的维吾尔学生已经建立了一个有组织的结构:学生科学文化联盟。我担任主席。我的副手是茹仙·阿巴斯和已故的阿卜力米提·麦麦提。我们的总书记是瓦里斯·阿巴白克力,他不幸于2019年11月在中国的拘留营中去世。



学生科学文化联盟会员卡。

我们联盟的努力不仅是思想上的,也是实际的。我们派志愿教师去条件差的地区,组织文化和法律扫盲课程,举办摄影展,通过戏剧、讲座和艺术活动推广爱国教育。我们发起了一场培养维吾尔人民意识和精神的运动。

**中国的镇压:强制沉默**

六·一五抗议震动了中国当局。虽然它被镇压了,但它的影响持续了下来。这次事件被称为”六·一五事件”。作为学生领袖,我们成了调查的目标。数百名高级官员和警察监视、审问和骚扰我们。我们走的每一步都在监控之下。我被软禁了。

经过四个月的审问,瓦里斯·阿巴白克力和我被大学开除了。其他人毕业后被调到农村地区,被拒绝就业。许多人今天仍然在国家的监控之下。瓦里斯在集中营里失去了生命。我在1994年设法逃到国外,获得了自由。



红头文件说明为什么作者应该被大学开除(维吾尔文和中文原始文件的副本)。
 


红头文件说明为什么作者应该被大学开除(维吾尔文和中文原始文件的副本)。

**今天:面对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

80年代开始的歧视,现在已经升级为全面的种族灭绝。数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民族被关押在中国的集中营、强制劳动中心和变成露天监狱的城市里。清真寺被拆毁,古兰经学校被取缔,家庭被拆散。我们的文化和身份正在被系统性地抹去。

这不仅仅是同化——这是种族灭绝。

正如我们在1988年发出声音一样,我们今天必须再次发声。世界的沉默只会助长压迫。保持沉默就是成为罪行的帮凶。

**对今天和明天的教训**

1988年6月15日,不仅仅是一段记忆,而是今天和未来的路线图。那一天,维吾尔青年挺身而出争取自由,藐视羞辱,拒绝屈服于镇压。这种精神今天仍然活在我们人民心中。自由不是特权;它是基本人权。要求它不是犯罪,而是道德责任。

这次示威是维吾尔历史上最重要的民主起义之一。把这种反抗的遗产传给下一代是我们的责任。记住就是反抗。如果我们忘记,我们就会重复历史。如果我们记住,我们就会再次站起来。

六月十五日不仅仅是一个日期——它代表着荣誉、勇气和反抗。我怀着深深的敬意记住所有在这场斗争中参与、支持和牺牲生命的人。他们点燃的自由火炬总有一天会照亮东突厥斯坦的天空。​​​​​​​​​​​​​​​​ 查看全部


1988年,六月十五日不仅仅是一个日期——它代表着维吾尔人的荣誉、勇气和反抗。一段个人回忆。

作者:多里坤·艾沙

自1988年以来的每一年,六月十五日都被纪念为维吾尔人和所有珍视自由与正义的人的重要日子——学生示威的周年纪念日,这是维吾尔历史上最难忘的抗议行动之一。2025年是第37个周年,再次提醒世界,那天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年轻人领导的一场抗议,而是维吾尔人民在新疆/东突厥斯坦争取民主、人权和自由斗争中的一个转折点。
 
 


多里坤·艾沙和他的同学们在1988年9月被新疆大学开除时的照片。


那时候,我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大学生。领导这场运动不仅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荣誉。即使现在,我还记得那些日子的激动和痛苦,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通过这条消息,我想向那一天的精神致敬,向我的同志们、我们失去的领导人和维吾尔人民的勇气致敬。

**1988年6月15日:学生们打破沉默的那一天**

大学行政部门支持学生科学文化联盟活动的信函。



引发抗议的火花来自于多年对维吾尔学生的系统性歧视和羞辱。1988年5月5日,在乌鲁木齐新疆大学物理系的厕所里,有人涂写了种族主义和侮辱性的涂鸦。这些字包括恶毒的口号,比如:“让维吾尔男人当奴隶,把他们的女孩变成妓女。”

尽管这件事非常可耻,大学行政部门和当局保持沉默。维吾尔学生试图通过合法和官方渠道表达他们的关切,提交请愿书并寻求对话。所有努力要么被拒绝,要么被忽视。很明显——不能再沉默了。

6月15日上午,数千名学生聚集在新疆大学举行”反对民族歧视集会”。然后他们手举横幅、口喊口号涌上街头:“我们抗议民族歧视!”“人权万岁!”“我们需要民主”“我们需要平等权利”“反对中国的奴役政策!”

街上不仅充满了年轻人的愤怒,也充满了人民的支持。有些人哭着拥抱年轻的抗议者。这不仅仅是抗议——这是为尊严而战。

**学生科学文化联盟的成立**

这场运动不是自发的。1987年,新疆大学的维吾尔学生已经建立了一个有组织的结构:学生科学文化联盟。我担任主席。我的副手是茹仙·阿巴斯和已故的阿卜力米提·麦麦提。我们的总书记是瓦里斯·阿巴白克力,他不幸于2019年11月在中国的拘留营中去世。



学生科学文化联盟会员卡。

我们联盟的努力不仅是思想上的,也是实际的。我们派志愿教师去条件差的地区,组织文化和法律扫盲课程,举办摄影展,通过戏剧、讲座和艺术活动推广爱国教育。我们发起了一场培养维吾尔人民意识和精神的运动。

**中国的镇压:强制沉默**

六·一五抗议震动了中国当局。虽然它被镇压了,但它的影响持续了下来。这次事件被称为”六·一五事件”。作为学生领袖,我们成了调查的目标。数百名高级官员和警察监视、审问和骚扰我们。我们走的每一步都在监控之下。我被软禁了。

经过四个月的审问,瓦里斯·阿巴白克力和我被大学开除了。其他人毕业后被调到农村地区,被拒绝就业。许多人今天仍然在国家的监控之下。瓦里斯在集中营里失去了生命。我在1994年设法逃到国外,获得了自由。



红头文件说明为什么作者应该被大学开除(维吾尔文和中文原始文件的副本)。
 


红头文件说明为什么作者应该被大学开除(维吾尔文和中文原始文件的副本)。

**今天:面对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

80年代开始的歧视,现在已经升级为全面的种族灭绝。数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民族被关押在中国的集中营、强制劳动中心和变成露天监狱的城市里。清真寺被拆毁,古兰经学校被取缔,家庭被拆散。我们的文化和身份正在被系统性地抹去。

这不仅仅是同化——这是种族灭绝。

正如我们在1988年发出声音一样,我们今天必须再次发声。世界的沉默只会助长压迫。保持沉默就是成为罪行的帮凶。

**对今天和明天的教训**

1988年6月15日,不仅仅是一段记忆,而是今天和未来的路线图。那一天,维吾尔青年挺身而出争取自由,藐视羞辱,拒绝屈服于镇压。这种精神今天仍然活在我们人民心中。自由不是特权;它是基本人权。要求它不是犯罪,而是道德责任。

这次示威是维吾尔历史上最重要的民主起义之一。把这种反抗的遗产传给下一代是我们的责任。记住就是反抗。如果我们忘记,我们就会重复历史。如果我们记住,我们就会再次站起来。

六月十五日不仅仅是一个日期——它代表着荣誉、勇气和反抗。我怀着深深的敬意记住所有在这场斗争中参与、支持和牺牲生命的人。他们点燃的自由火炬总有一天会照亮东突厥斯坦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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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镇压包装成”援助”是中国宣传新疆的主要手段。一份报告揭穿了一个基于谎言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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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与监控:援助如何在新疆变成控制的工具



把镇压包装成”援助”是中国宣传新疆的主要手段。一份报告揭穿了一个基于谎言的策略。

作者:马西莫·因特罗维涅

新疆女工在工厂里工作。图片来自网络。

在这个到处是光鲜基础设施和电视转播剪彩仪式的时代,发展已经成了证明合法性的语言。但在《武器化的发展:新疆援助如何推动镇压》这份报告中,维吾尔人权监察组织提供了一个让人清醒的相反故事。这份研究细致的报告揭示了中国新疆地区由国家主导的援助不是中立的善举,而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控制机制,在进步的旗号下重塑着地貌、身份和信仰。

报告开篇就提出了一个直白的观点:“新疆的发展援助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增长——它是强制意识形态统一和瓦解维吾尔人身份的工具。“从一开始,它就质疑了道路、学校和工业园区本质上是好事的假设。相反,它展示了这些项目是如何嵌入到一个更广泛的同化、监控和镇压策略中的。援助不是为了赋权给社区,而是为了重新改造他们。作者追溯了国家补贴、职业培训和扶贫项目是如何与政治忠诚、宗教服从和文化抹杀挂钩的。

报告中最有说服力的部分之一是检查”对口援疆”政策的作用,这是一项让富裕省份负责支持新疆发展的政策。表面上看,这是地区间团结互助的典范。实际上,这是输出意识形态的管道。“对口援疆项目不仅是经济性的——它们是输出以汉族为中心的治理方式、压制维吾尔文化自治的政治工具。“在这些计划下建起的工厂,经常雇用那些经历过”再教育”的维吾尔人,他们的劳动通过数字监控系统被监视着。报告记录了援助资金是如何被用来建造”模范村”的,在那里党的口号取代了宗教标志,清真寺的拆除被说成是”城市更新”。

作者还剖析了发展这个词本身的语言。像”扶贫”、“现代化”和”融合”这样的词被证明是流离失所和控制的委婉说法。国家的援助项目是为了重塑维吾尔社会,而不是赋权给它。比如职业培训中心,被说成是向上流动的机会,但实际上是灌输思想的场所。宗教实践被劝阻或完全禁止,参加国家仪式成了获得工作、住房和教育的前提条件。

报告的封面。

让这份报告特别有力的是它使用第一手资料——政府文件、预算分配和政策指令——来建立它的论据。它不依赖猜测或道听途说。它一行一行地展示发展是如何被武器化的。作者强调援助是如何通过国有企业和地方党委输送的,创造了一个奖励服从、惩罚异议的系统。甚至文化节日和旅游项目都被重新利用,来推广一个经过净化的维吾尔身份版本,剥离了宗教和政治意义。

对于那些对权力美学敏感的读者——在那里建筑、语言和政策交汇——这份报告帮助解码软性专制主义。它的影响超越了新疆,指向了发展作为镇压工具的全球影响。作者警告说,类似的模式正在被输出到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可能还会输出到更远的地方。报告的语气克制但紧迫,它的文字直白但富有感染力。它邀请我们透过脚手架看到本质,问一问:谁受益了,谁消失了?

简单说,《武器化的发展》对任何想理解援助如何既是礼物又是武器的人来说都是必读的。文笔优雅,引用细致,道德上犀利,它带来了一个警告。它提醒我们,没有自由的进步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控制。​​​​​​​​​​​​​​​​ 查看全部


丝绸之路与监控:援助如何在新疆变成控制的工具



把镇压包装成”援助”是中国宣传新疆的主要手段。一份报告揭穿了一个基于谎言的策略。

作者:马西莫·因特罗维涅

新疆女工在工厂里工作。图片来自网络。

在这个到处是光鲜基础设施和电视转播剪彩仪式的时代,发展已经成了证明合法性的语言。但在《武器化的发展:新疆援助如何推动镇压》这份报告中,维吾尔人权监察组织提供了一个让人清醒的相反故事。这份研究细致的报告揭示了中国新疆地区由国家主导的援助不是中立的善举,而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控制机制,在进步的旗号下重塑着地貌、身份和信仰。

报告开篇就提出了一个直白的观点:“新疆的发展援助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增长——它是强制意识形态统一和瓦解维吾尔人身份的工具。“从一开始,它就质疑了道路、学校和工业园区本质上是好事的假设。相反,它展示了这些项目是如何嵌入到一个更广泛的同化、监控和镇压策略中的。援助不是为了赋权给社区,而是为了重新改造他们。作者追溯了国家补贴、职业培训和扶贫项目是如何与政治忠诚、宗教服从和文化抹杀挂钩的。

报告中最有说服力的部分之一是检查”对口援疆”政策的作用,这是一项让富裕省份负责支持新疆发展的政策。表面上看,这是地区间团结互助的典范。实际上,这是输出意识形态的管道。“对口援疆项目不仅是经济性的——它们是输出以汉族为中心的治理方式、压制维吾尔文化自治的政治工具。“在这些计划下建起的工厂,经常雇用那些经历过”再教育”的维吾尔人,他们的劳动通过数字监控系统被监视着。报告记录了援助资金是如何被用来建造”模范村”的,在那里党的口号取代了宗教标志,清真寺的拆除被说成是”城市更新”。

作者还剖析了发展这个词本身的语言。像”扶贫”、“现代化”和”融合”这样的词被证明是流离失所和控制的委婉说法。国家的援助项目是为了重塑维吾尔社会,而不是赋权给它。比如职业培训中心,被说成是向上流动的机会,但实际上是灌输思想的场所。宗教实践被劝阻或完全禁止,参加国家仪式成了获得工作、住房和教育的前提条件。

报告的封面。

让这份报告特别有力的是它使用第一手资料——政府文件、预算分配和政策指令——来建立它的论据。它不依赖猜测或道听途说。它一行一行地展示发展是如何被武器化的。作者强调援助是如何通过国有企业和地方党委输送的,创造了一个奖励服从、惩罚异议的系统。甚至文化节日和旅游项目都被重新利用,来推广一个经过净化的维吾尔身份版本,剥离了宗教和政治意义。

对于那些对权力美学敏感的读者——在那里建筑、语言和政策交汇——这份报告帮助解码软性专制主义。它的影响超越了新疆,指向了发展作为镇压工具的全球影响。作者警告说,类似的模式正在被输出到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可能还会输出到更远的地方。报告的语气克制但紧迫,它的文字直白但富有感染力。它邀请我们透过脚手架看到本质,问一问:谁受益了,谁消失了?

简单说,《武器化的发展》对任何想理解援助如何既是礼物又是武器的人来说都是必读的。文笔优雅,引用细致,道德上犀利,它带来了一个警告。它提醒我们,没有自由的进步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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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2.0:中国对回族穆斯林的新镇压

history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83 次浏览 • 2025-03-02 01:42 • 来自相关话题

文化大革命2.0:中国对回族穆斯林的新镇压

2017年,中国共产党(CCP)对包括数百万回族穆斯林在内的中国穆斯林发动了新的镇压运动。这一运动被称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Sinicization),旨在使伊斯兰教的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目标相一致。虽然这似乎是一个良性的目标,但中国化导致了对回族穆斯林宗教自由的广泛限制,以及对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习俗的日益侵蚀。

回族是中国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一千万。他们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信奉伊斯兰教。然而,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回族穆斯林的控制,实施了限制其宗教习俗和促进文化同化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中国共产党的镇压运动对回族穆斯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人被迫放弃自己的宗教习俗,有些人被拘留或监禁。回族社区感到越来越边缘化和受到歧视。

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穆斯林的镇压是中国对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所有穆斯林进行更广泛镇压的一部分。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拘留营中拘留了一百多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这些营地被描述为政治灌输和文化同化的场所。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关键词: 新疆,中国,伊斯兰教,回族,中国化,镇压,文化革命

作者简介

安德斯·科雷(Anders Corr)拥有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政府学博士学位。他是科雷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出版商,著有《权力的集中:制度化、官僚机构和党的国家》(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stitutionalization, Bureaucracy, and the Party-State)(2021年)一书。



1. 引言

2017年,中国共产党(CCP)对包括数百万回族穆斯林在内的中国穆斯林发动了新的镇压运动。这一运动被称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Sinicization),旨在使伊斯兰教的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目标相一致。虽然这似乎是一个良性的目标,但中国化导致了对回族穆斯林宗教自由的广泛限制,以及对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习俗的日益侵蚀。

回族是中国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一千万。他们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信奉伊斯兰教。然而,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回族穆斯林的控制,实施了限制其宗教习俗和促进文化同化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中国共产党的镇压运动对回族穆斯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人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习俗,有些人被拘留或监禁。回族社区感到越来越边缘化和受到歧视。

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穆斯林的镇压是中国对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所有穆斯林进行更广泛镇压的一部分。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拘留营中拘留了一百多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这些营地被描述为政治灌输和文化同化的场所。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2. 中国穆斯林:历史背景

伊斯兰教在中国有着悠久而复杂的历史,早在7世纪就已传入中国。在唐朝(618-907年),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来到中国进行贸易,一些人定居下来并与汉族妇女结婚。这些早期的穆斯林社区被称为“蕃客”,他们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习俗和信仰。

在元朝(1271-1368年),中国穆斯林社区进一步壮大,许多中亚穆斯林移民到中国。元朝政府对穆斯林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许多穆斯林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

然而,在明朝(1368-1644年),中国穆斯林社区开始面临歧视和迫害。明朝政府试图限制穆斯林的权力,并禁止他们担任某些公职。这导致了中国穆斯林社区的几次起义。

清朝(1644-1911年)对穆斯林的态度更加复杂。清朝政府的一些官员对穆斯林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而另一些官员则试图限制他们的权力。18世纪和19世纪,中国穆斯林社区发生了几次大规模起义,包括杜文秀起义和哲赫忍耶起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最初对穆斯林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然而,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期间,穆斯林与其他宗教团体一起遭受了迫害。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宗教自由政策,但对宗教活动仍保持警惕。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穆斯林的控制,实施了限制其宗教习俗和促进文化同化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3. 2017-2023年的镇压: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2017年,中国共产党启动了伊斯兰教“中国化”运动。这标志着中国穆斯林宗教自由的重大转变。中国化运动旨在使伊斯兰教的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目标相一致。

中国化运动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拆除清真寺。自2017年以来,中国各地有数千座清真寺被拆除。拆除清真寺的理由是它们是“极端主义”的象征。然而,许多被拆除的清真寺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被认为是当地穆斯林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禁止阿拉伯语教学。阿拉伯语是伊斯兰教的语言,被全世界的穆斯林使用。中国共产党认为阿拉伯语是对其统治的威胁,并禁止在学校和清真寺中使用阿拉伯语。

中国化运动还包括限制销售清真食品。清真食品是按照伊斯兰教法制备的食品。中国共产党认为清真食品是对其统治的威胁,并限制其销售。

中国化运动对中国穆斯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人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习俗,有些人被拘留或监禁。回族社区感到越来越边缘化和受到歧视。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4. 支持中国化政策的关键政策文件

支持中国化政策的关键政策文件包括新疆臭名昭著的第10号文件和中国伊斯兰协会的《伊斯兰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

第10号文件是2017年发布的一份秘密文件,概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政策。该文件呼吁对维吾尔族穆斯林进行大规模拘留,以及对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习俗进行限制。第10号文件被广泛认为是危害人类罪的证据。

《伊斯兰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是中国伊斯兰协会发布的一份文件,概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对伊斯兰教的政策。该文件呼吁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这两份文件都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镇压穆斯林的决心。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中国共产党对包括回族在内的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中国共产党必须停止对穆斯林的镇压,并尊重他们的宗教自由。国际社会必须向中国施压,要求其改善人权记录。

词汇表

中国共产党(CCP):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
回族: 中国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
维吾尔族: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突厥民族。
伊斯兰教: 一个一神论宗教,以《古兰经》为中心。
中国化: 一个将非中国事物纳入中国文化或政治规范 查看全部


文化大革命2.0:中国对回族穆斯林的新镇压

2017年,中国共产党(CCP)对包括数百万回族穆斯林在内的中国穆斯林发动了新的镇压运动。这一运动被称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Sinicization),旨在使伊斯兰教的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目标相一致。虽然这似乎是一个良性的目标,但中国化导致了对回族穆斯林宗教自由的广泛限制,以及对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习俗的日益侵蚀。

回族是中国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一千万。他们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信奉伊斯兰教。然而,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回族穆斯林的控制,实施了限制其宗教习俗和促进文化同化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中国共产党的镇压运动对回族穆斯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人被迫放弃自己的宗教习俗,有些人被拘留或监禁。回族社区感到越来越边缘化和受到歧视。

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穆斯林的镇压是中国对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所有穆斯林进行更广泛镇压的一部分。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拘留营中拘留了一百多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这些营地被描述为政治灌输和文化同化的场所。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关键词: 新疆,中国,伊斯兰教,回族,中国化,镇压,文化革命

作者简介

安德斯·科雷(Anders Corr)拥有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政府学博士学位。他是科雷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出版商,著有《权力的集中:制度化、官僚机构和党的国家》(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stitutionalization, Bureaucracy, and the Party-State)(2021年)一书。



1. 引言

2017年,中国共产党(CCP)对包括数百万回族穆斯林在内的中国穆斯林发动了新的镇压运动。这一运动被称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Sinicization),旨在使伊斯兰教的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目标相一致。虽然这似乎是一个良性的目标,但中国化导致了对回族穆斯林宗教自由的广泛限制,以及对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习俗的日益侵蚀。

回族是中国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一千万。他们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信奉伊斯兰教。然而,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回族穆斯林的控制,实施了限制其宗教习俗和促进文化同化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中国共产党的镇压运动对回族穆斯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人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习俗,有些人被拘留或监禁。回族社区感到越来越边缘化和受到歧视。

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穆斯林的镇压是中国对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所有穆斯林进行更广泛镇压的一部分。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拘留营中拘留了一百多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这些营地被描述为政治灌输和文化同化的场所。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2. 中国穆斯林:历史背景

伊斯兰教在中国有着悠久而复杂的历史,早在7世纪就已传入中国。在唐朝(618-907年),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来到中国进行贸易,一些人定居下来并与汉族妇女结婚。这些早期的穆斯林社区被称为“蕃客”,他们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习俗和信仰。

在元朝(1271-1368年),中国穆斯林社区进一步壮大,许多中亚穆斯林移民到中国。元朝政府对穆斯林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许多穆斯林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

然而,在明朝(1368-1644年),中国穆斯林社区开始面临歧视和迫害。明朝政府试图限制穆斯林的权力,并禁止他们担任某些公职。这导致了中国穆斯林社区的几次起义。

清朝(1644-1911年)对穆斯林的态度更加复杂。清朝政府的一些官员对穆斯林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而另一些官员则试图限制他们的权力。18世纪和19世纪,中国穆斯林社区发生了几次大规模起义,包括杜文秀起义和哲赫忍耶起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最初对穆斯林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然而,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期间,穆斯林与其他宗教团体一起遭受了迫害。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宗教自由政策,但对宗教活动仍保持警惕。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穆斯林的控制,实施了限制其宗教习俗和促进文化同化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3. 2017-2023年的镇压: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2017年,中国共产党启动了伊斯兰教“中国化”运动。这标志着中国穆斯林宗教自由的重大转变。中国化运动旨在使伊斯兰教的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目标相一致。

中国化运动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拆除清真寺。自2017年以来,中国各地有数千座清真寺被拆除。拆除清真寺的理由是它们是“极端主义”的象征。然而,许多被拆除的清真寺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被认为是当地穆斯林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禁止阿拉伯语教学。阿拉伯语是伊斯兰教的语言,被全世界的穆斯林使用。中国共产党认为阿拉伯语是对其统治的威胁,并禁止在学校和清真寺中使用阿拉伯语。

中国化运动还包括限制销售清真食品。清真食品是按照伊斯兰教法制备的食品。中国共产党认为清真食品是对其统治的威胁,并限制其销售。

中国化运动对中国穆斯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人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习俗,有些人被拘留或监禁。回族社区感到越来越边缘化和受到歧视。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4. 支持中国化政策的关键政策文件

支持中国化政策的关键政策文件包括新疆臭名昭著的第10号文件和中国伊斯兰协会的《伊斯兰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

第10号文件是2017年发布的一份秘密文件,概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政策。该文件呼吁对维吾尔族穆斯林进行大规模拘留,以及对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习俗进行限制。第10号文件被广泛认为是危害人类罪的证据。

《伊斯兰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是中国伊斯兰协会发布的一份文件,概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对伊斯兰教的政策。该文件呼吁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这两份文件都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镇压穆斯林的决心。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中国共产党对包括回族在内的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中国共产党必须停止对穆斯林的镇压,并尊重他们的宗教自由。国际社会必须向中国施压,要求其改善人权记录。

词汇表

中国共产党(CCP):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
回族: 中国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
维吾尔族: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突厥民族。
伊斯兰教: 一个一神论宗教,以《古兰经》为中心。
中国化: 一个将非中国事物纳入中国文化或政治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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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ling5980 回复了问题 • 2 人关注 • 1 个回复 • 547 次浏览 • 2024-10-15 19:35 • 来自相关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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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活动人士Tahir Imin表示:他以前在新疆的六名生意伙伴被中共判刑。

history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22 次浏览 • 2024-09-08 00:27 • 来自相关话题

华盛顿报道
42岁的塔希尔.伊明(Tahir Imin)是一名居住在美国的维吾尔族活动人士,曾是中国的政治犯,他告诉美国之音,他最近得知他以前在新疆的六名生意伙伴因涉嫌企图分裂国家而被判刑。

“伊明告诉美国之音:"我从两个消息来源得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初作出的判决与他们与我的关系有关。“其中一人被判15年,其他人被判12年。

新疆的信息受到严格控制,因此要了解法庭诉讼的详情非常困难。伊明--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维吾尔时报》的创办人和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维吾尔人权项目的成员--说,他的消息来源因为担心遭到中国政府的报复而无法分享文件。他补充说,被指控的人中包括新疆一位党内高官的侄子。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位于新疆首府,这里居住着近1200万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人。美国和其他国家指责中国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
 
中国称,这些措施是打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所必需的。一些人因从事宗教活动或与对中国新疆政策发表意见的海外人士接触而被拘留。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没有听说过伊明提到的案件。

“刘鹏宇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中国是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法律必须得到遵守,违法者必须承担责任。“如果判刑与'企图分裂国家'的指控有关,请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三条。”

中国《刑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阴谋 ”者将面临终身监禁或至少十年监禁。

伊明的前同伙被判处 12 至 15 年徒刑,这表明他们可能是根据该条款受到指控的。


伊明认为,关于他的前同事的消息是中国对像他这样的活动人士进行跨国镇压的广泛战略的一部分。

他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在他身上了。

“他说:"以前,我发现我的 28 名家庭成员仅仅因为与我的关系而被判入狱。“他说:"我对我的女儿和我的分居妻子深感忧虑,前者被迫与我断绝关系,后者被迫与我离婚。

伊明告诉美国之音,他已经多年没有妻子和女儿的消息了,也无从得知她们是否还活着或自由地生活着。

“他说:"这让我始终感到内疚和悲伤。

伊明和六名被判刑的生意伙伴--伊斯梅尔-克里木、艾尔肯-伊力哈木、达吾特-奥斯曼、亚希克-艾哈迈德、努尔麦麦提-伊明和拉希丁-热依热--于2014年成立了新疆奥图兹奥古尔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伊明于 2017 年 3 月离开中国,先迁往以色列,后定居华盛顿。搬到美国后,他与以前的同事失去了联系,并开始公开反对新疆的侵权指控。因此,他的同伙断绝了与他的联系,让他无法追踪他们曾经共用的公司的命运。

美国之音在中国公司搜索网站上找到了他的进出口公司的详细信息。根据阿里巴巴1688企业对企业网站,该公司及其合伙人于2014年5月14日在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塔希尔-伊明被列为代表和董事长,其他被判刑的人担任行政职务。

伊敏说,他的前合伙人都有各自的业务,他们的合资公司是一个合作企业。

“伊敏说:"我们都受过良好教育,专注于商业和社会进步。“我们公司的座右铭是发展、合作和社会责任。

家庭纽带

伊明称,被判刑的前商业伙伴之一伊力哈木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现任副主席凯色尔-阿不都克里木的侄子。

美国之音无法独立核实伊力哈木和阿不都克里木之间的联系。尽管多次拨打新疆政府网站上的电话号码,但都无人接听。

阿不都克里木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政府新疆政策的积极支持者。2018 年,作为新疆医科大学校长,他在联合国为中国政府的政策辩护,称这些政策是社会进步,即使有关大规模拘留和侵犯人权的指控日益增多。

2023 年 3 月,作为新疆自治区副主席,阿不都克里木在 CGTN 上声称,国际社会对新疆的批评是对新疆的蔑视。
 
限制访问

根据新疆受害者数据库(该数据库记录了受中国新疆政策影响的个人)收集的信息,伊明的所有前同事都于 2021 年 7 月因被指控结社有问题而被捕。他们后来于 2023 年 3 月出席了听证会。伊敏关于他们被判刑的最新消息是关于他们现状的最新消息。

据新疆受害者数据库馆长吉恩-布宁(Gene Bunin)称,法院判决书和法律文件的获取受到严格限制,政府现在要求想要获取这些文件的用户使用微信或阿里支付等中国平台。

“布宁告诉美国之音:"另一个原因是,即使可以访问,他们(中国当局)一般也不会公布任何敏感案件,而这正是新疆绝大多数的刑事案件。

他说,在他2018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新疆7万起刑事案件中只有7000起公布了判决结果。

“布宁说:"这一比例约为10%,是迄今为止全国最低的,因为大多数省区至少有60%-70%的判决书被张贴出来。“在可见的 7000 起案件中,几乎所有案件都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会承认的标准犯罪(酒驾、盗窃、抢劫、强奸、谋杀等),基本上没有政治/宗教案件"。

根据人权观察组织2022年发布的一份基于新疆政府数据的报告,自2017年以来,已有超过50万人被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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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报道
42岁的塔希尔.伊明(Tahir Imin)是一名居住在美国的维吾尔族活动人士,曾是中国的政治犯,他告诉美国之音,他最近得知他以前在新疆的六名生意伙伴因涉嫌企图分裂国家而被判刑。

“伊明告诉美国之音:"我从两个消息来源得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初作出的判决与他们与我的关系有关。“其中一人被判15年,其他人被判12年。

新疆的信息受到严格控制,因此要了解法庭诉讼的详情非常困难。伊明--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维吾尔时报》的创办人和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维吾尔人权项目的成员--说,他的消息来源因为担心遭到中国政府的报复而无法分享文件。他补充说,被指控的人中包括新疆一位党内高官的侄子。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位于新疆首府,这里居住着近1200万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人。美国和其他国家指责中国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
 
中国称,这些措施是打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所必需的。一些人因从事宗教活动或与对中国新疆政策发表意见的海外人士接触而被拘留。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没有听说过伊明提到的案件。

“刘鹏宇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中国是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法律必须得到遵守,违法者必须承担责任。“如果判刑与'企图分裂国家'的指控有关,请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三条。”

中国《刑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阴谋 ”者将面临终身监禁或至少十年监禁。

伊明的前同伙被判处 12 至 15 年徒刑,这表明他们可能是根据该条款受到指控的。


伊明认为,关于他的前同事的消息是中国对像他这样的活动人士进行跨国镇压的广泛战略的一部分。

他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在他身上了。

“他说:"以前,我发现我的 28 名家庭成员仅仅因为与我的关系而被判入狱。“他说:"我对我的女儿和我的分居妻子深感忧虑,前者被迫与我断绝关系,后者被迫与我离婚。

伊明告诉美国之音,他已经多年没有妻子和女儿的消息了,也无从得知她们是否还活着或自由地生活着。

“他说:"这让我始终感到内疚和悲伤。

伊明和六名被判刑的生意伙伴--伊斯梅尔-克里木、艾尔肯-伊力哈木、达吾特-奥斯曼、亚希克-艾哈迈德、努尔麦麦提-伊明和拉希丁-热依热--于2014年成立了新疆奥图兹奥古尔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伊明于 2017 年 3 月离开中国,先迁往以色列,后定居华盛顿。搬到美国后,他与以前的同事失去了联系,并开始公开反对新疆的侵权指控。因此,他的同伙断绝了与他的联系,让他无法追踪他们曾经共用的公司的命运。

美国之音在中国公司搜索网站上找到了他的进出口公司的详细信息。根据阿里巴巴1688企业对企业网站,该公司及其合伙人于2014年5月14日在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塔希尔-伊明被列为代表和董事长,其他被判刑的人担任行政职务。

伊敏说,他的前合伙人都有各自的业务,他们的合资公司是一个合作企业。

“伊敏说:"我们都受过良好教育,专注于商业和社会进步。“我们公司的座右铭是发展、合作和社会责任。

家庭纽带

伊明称,被判刑的前商业伙伴之一伊力哈木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现任副主席凯色尔-阿不都克里木的侄子。

美国之音无法独立核实伊力哈木和阿不都克里木之间的联系。尽管多次拨打新疆政府网站上的电话号码,但都无人接听。

阿不都克里木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政府新疆政策的积极支持者。2018 年,作为新疆医科大学校长,他在联合国为中国政府的政策辩护,称这些政策是社会进步,即使有关大规模拘留和侵犯人权的指控日益增多。

2023 年 3 月,作为新疆自治区副主席,阿不都克里木在 CGTN 上声称,国际社会对新疆的批评是对新疆的蔑视。
 
限制访问

根据新疆受害者数据库(该数据库记录了受中国新疆政策影响的个人)收集的信息,伊明的所有前同事都于 2021 年 7 月因被指控结社有问题而被捕。他们后来于 2023 年 3 月出席了听证会。伊敏关于他们被判刑的最新消息是关于他们现状的最新消息。

据新疆受害者数据库馆长吉恩-布宁(Gene Bunin)称,法院判决书和法律文件的获取受到严格限制,政府现在要求想要获取这些文件的用户使用微信或阿里支付等中国平台。

“布宁告诉美国之音:"另一个原因是,即使可以访问,他们(中国当局)一般也不会公布任何敏感案件,而这正是新疆绝大多数的刑事案件。

他说,在他2018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新疆7万起刑事案件中只有7000起公布了判决结果。

“布宁说:"这一比例约为10%,是迄今为止全国最低的,因为大多数省区至少有60%-70%的判决书被张贴出来。“在可见的 7000 起案件中,几乎所有案件都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会承认的标准犯罪(酒驾、盗窃、抢劫、强奸、谋杀等),基本上没有政治/宗教案件"。

根据人权观察组织2022年发布的一份基于新疆政府数据的报告,自2017年以来,已有超过50万人被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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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最近从新疆集中营释放的三名维吾尔族女性相继死亡

维吾尔穆斯林种族灭绝josefu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89 次浏览 • 2023-10-20 02:39 • 来自相关话题

据知情人士透露,最近从新疆集中营同一监狱释放的三名维吾尔族女性相继死亡。这些知情人士表示,该监狱的囚犯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能获得医疗治疗。

两名30多岁的姐妹和一名75岁的祖母于10月初因在吉尔吉斯斯坦附近的伊犁河上游城市古尔墨(中国称伊宁)的Baykol女子监狱中被拘留期间患上不同的疾病而去世。监狱消息人士称,这三名女性被指控“宗教极端主义”,而中国当局认为这种罪行包括祈祷、拥有古兰经或学习伊斯兰教。

消息人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部门,这两姐妹——33岁的梅丽克和将近40岁的梅尔齐耶——来自古尔墨的阿拉奥斯腾村,但他们无法提供有关他们死亡的详细信息。监狱官员称,她们各被判处12年监禁。

Baykol女子监狱是在2017年新疆当局开始大规模逮捕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族少数民族之后建造的,知情人士称。该监狱收容了来自该地区不同地区的至少10,000名囚犯,这是一个极高的数字,该知情人士说。

在另一次采访中,一名警察证实,Baykol女子监狱至少有10,000名囚犯,并表示,由于该设施的强制“教育计划”,特别是那些年龄较大或存在健康问题的人,许多囚犯的健康状况恶化了。这位官员没有详细说明“教育计划”的内容。

2017年和2018年被中国政府拘留在“再教育”营中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曾报告称,他们被迫唱政治歌曲、学习普通话和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演讲。近200万被非法拘禁的人中,一些人遭到了酷刑、强奸、强制绝育和强制劳动。

中国表示这些营地是职业培训中心,现已关闭,但许多维吾尔族仍被关押在监狱中。

自Baykol女子监狱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最近一年,囚犯的健康状况显著下降,监禁期间死亡人数增加,消息人士称。

当自由亚洲电台联系监狱负责医疗事务的官员时,该官员确认这两姐妹在释放后去世,并将有关他们死因的进一步问题转给了上级。

这位高级官员表示,一名名叫艾希姆古尔的老妇人因高血压和癌症被判入狱九年,与这两姐妹在同一周去世。

“她在出狱后不久去世了,”这位官员说。

这位在监狱工作了八年的医务官员表示,只有在严重情况下,病症才会被拨给医务人员。

她说,每周约有20-30名囚犯需要在监狱内或外接受医疗救治。

“每天我看到三到五名病重的囚犯,”她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我收到报告,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疼痛。……我主要治疗病情严重的人。” 查看全部
据知情人士透露,最近从新疆集中营同一监狱释放的三名维吾尔族女性相继死亡。这些知情人士表示,该监狱的囚犯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能获得医疗治疗。

两名30多岁的姐妹和一名75岁的祖母于10月初因在吉尔吉斯斯坦附近的伊犁河上游城市古尔墨(中国称伊宁)的Baykol女子监狱中被拘留期间患上不同的疾病而去世。监狱消息人士称,这三名女性被指控“宗教极端主义”,而中国当局认为这种罪行包括祈祷、拥有古兰经或学习伊斯兰教。

消息人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部门,这两姐妹——33岁的梅丽克和将近40岁的梅尔齐耶——来自古尔墨的阿拉奥斯腾村,但他们无法提供有关他们死亡的详细信息。监狱官员称,她们各被判处12年监禁。

Baykol女子监狱是在2017年新疆当局开始大规模逮捕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族少数民族之后建造的,知情人士称。该监狱收容了来自该地区不同地区的至少10,000名囚犯,这是一个极高的数字,该知情人士说。

在另一次采访中,一名警察证实,Baykol女子监狱至少有10,000名囚犯,并表示,由于该设施的强制“教育计划”,特别是那些年龄较大或存在健康问题的人,许多囚犯的健康状况恶化了。这位官员没有详细说明“教育计划”的内容。

2017年和2018年被中国政府拘留在“再教育”营中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曾报告称,他们被迫唱政治歌曲、学习普通话和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演讲。近200万被非法拘禁的人中,一些人遭到了酷刑、强奸、强制绝育和强制劳动。

中国表示这些营地是职业培训中心,现已关闭,但许多维吾尔族仍被关押在监狱中。

自Baykol女子监狱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最近一年,囚犯的健康状况显著下降,监禁期间死亡人数增加,消息人士称。

当自由亚洲电台联系监狱负责医疗事务的官员时,该官员确认这两姐妹在释放后去世,并将有关他们死因的进一步问题转给了上级。

这位高级官员表示,一名名叫艾希姆古尔的老妇人因高血压和癌症被判入狱九年,与这两姐妹在同一周去世。

“她在出狱后不久去世了,”这位官员说。

这位在监狱工作了八年的医务官员表示,只有在严重情况下,病症才会被拨给医务人员。

她说,每周约有20-30名囚犯需要在监狱内或外接受医疗救治。

“每天我看到三到五名病重的囚犯,”她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我收到报告,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疼痛。……我主要治疗病情严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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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拍摄被以军连续轰炸后的加沙(1080P)现场触目惊心,只剩一片废墟。

巴勒斯坦wepehi25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48 次浏览 • 2023-10-18 01:39 • 来自相关话题

无人机拍摄被以军连续轰炸后的加沙(1080P)现场触目惊心,只剩一片废墟。

被连续轰炸后的加沙。
无人机拍摄,
一片废墟。
全人类的灾难,
全人类的考验。
…..
政客靠发起战争谋权,
野心财阀靠战争霸占资源和经济,
平民只能在战争下死去或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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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拍摄被以军连续轰炸后的加沙(1080P)现场触目惊心,只剩一片废墟。

被连续轰炸后的加沙。
无人机拍摄,
一片废墟。
全人类的灾难,
全人类的考验。
…..
政客靠发起战争谋权,
野心财阀靠战争霸占资源和经济,
平民只能在战争下死去或流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