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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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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该奖项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颁发，旨在表彰在独裁统治国家中为捍卫基本权利和自由做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截至2026年，该全球性奖项旨在引起国际社会对因政治原因被剥夺自由的人士处境的关注。
维吾尔运动对被囚禁的维吾尔学者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奖表示欢迎。该奖项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于8月23日在阿根廷举行的“极权主义受害者纪念日”仪式上颁发。
这个奖项旨在表彰在限制公民和政治自由的独裁政权下捍卫人权的个人和组织，他们往往承担着巨大的个人风险。
维吾尔学院院长 Rishat Abbas 博士、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 Rushan Abbas、维吾尔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Abdulhakim Idris、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 Turgunjan Alawdun 以及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主席兼前世维会主席 Dolkun Isa 出席了颁奖典礼，代表肉孜先生的家人领奖，并由 Rishat Abbas 博士发表了获奖感言。
亚力坤·肉孜是一位杰出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也是维吾尔运动秘书长 Kamaltürk Yalkun 的父亲。作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作家和出版商，肉孜先生对维吾尔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编写了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的维吾尔文学教材。在2001年至2011年期间，他在90多本教科书和课外教育材料的开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帮助一代又一代的儿童加深了对维吾尔身份、历史和文化的理解。肉孜先生是正在进行的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受害者之一；他于2016年10月被捕，并因对维吾尔文学的贡献被判处15年监禁。他持续遭受的非正义监禁，代表了中国共产党试图消灭维吾尔身份、语言和文化的企图。
Rishat Abbas 博士说：
“通过这个奖项来认可亚力坤·肉孜对维吾尔社会的深远贡献，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感谢CADAL表彰他的工作，并让人们更加关注维吾尔人民的抗争。肉孜先生的持续被囚禁以及我妹妹 Gulshan Abbas 博士的非正义入狱，是对中共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跨国镇压的惊人提醒；这种对维吾尔身份的攻击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行动。”
维吾尔运动对这些著名维吾尔知识分子的贡献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深重压迫得到了重要认可表示欢迎。当亚力坤·肉孜仍被非正义地囚禁时，这个奖项重新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他的工作以及对维吾尔人民所受迫害的关注。维吾尔运动将继续倡导释放亚力坤·肉孜、Gulshan Abbas 博士以及所有被中共非正义囚禁的维吾尔族人和无辜者。我们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步骤，让共产党为其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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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该奖项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颁发，旨在表彰在独裁统治国家中为捍卫基本权利和自由做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截至2026年，该全球性奖项旨在引起国际社会对因政治原因被剥夺自由的人士处境的关注。
维吾尔运动对被囚禁的维吾尔学者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奖表示欢迎。该奖项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于8月23日在阿根廷举行的“极权主义受害者纪念日”仪式上颁发。
这个奖项旨在表彰在限制公民和政治自由的独裁政权下捍卫人权的个人和组织，他们往往承担着巨大的个人风险。
维吾尔学院院长 Rishat Abbas 博士、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 Rushan Abbas、维吾尔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Abdulhakim Idris、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 Turgunjan Alawdun 以及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主席兼前世维会主席 Dolkun Isa 出席了颁奖典礼，代表肉孜先生的家人领奖，并由 Rishat Abbas 博士发表了获奖感言。
亚力坤·肉孜是一位杰出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也是维吾尔运动秘书长 Kamaltürk Yalkun 的父亲。作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作家和出版商，肉孜先生对维吾尔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编写了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的维吾尔文学教材。在2001年至2011年期间，他在90多本教科书和课外教育材料的开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帮助一代又一代的儿童加深了对维吾尔身份、历史和文化的理解。肉孜先生是正在进行的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受害者之一；他于2016年10月被捕，并因对维吾尔文学的贡献被判处15年监禁。他持续遭受的非正义监禁，代表了中国共产党试图消灭维吾尔身份、语言和文化的企图。
Rishat Abbas 博士说：
“通过这个奖项来认可亚力坤·肉孜对维吾尔社会的深远贡献，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感谢CADAL表彰他的工作，并让人们更加关注维吾尔人民的抗争。肉孜先生的持续被囚禁以及我妹妹 Gulshan Abbas 博士的非正义入狱，是对中共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跨国镇压的惊人提醒；这种对维吾尔身份的攻击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行动。”
维吾尔运动对这些著名维吾尔知识分子的贡献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深重压迫得到了重要认可表示欢迎。当亚力坤·肉孜仍被非正义地囚禁时，这个奖项重新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他的工作以及对维吾尔人民所受迫害的关注。维吾尔运动将继续倡导释放亚力坤·肉孜、Gulshan Abbas 博士以及所有被中共非正义囚禁的维吾尔族人和无辜者。我们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步骤，让共产党为其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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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该奖项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颁发，旨在表彰在独裁统治国家中为捍卫基本权利和自由做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截至2026年，该全球性奖项旨在引起国际社会对因政治原因被剥夺自由的人士处境的关注。
维吾尔运动对被囚禁的维吾尔学者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奖表示欢迎。该奖项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于8月23日在阿根廷举行的“极权主义受害者纪念日”仪式上颁发。
这个奖项旨在表彰在限制公民和政治自由的独裁政权下捍卫人权的个人和组织，他们往往承担着巨大的个人风险。
维吾尔学院院长 Rishat Abbas 博士、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 Rushan Abbas、维吾尔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Abdulhakim Idris、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 Turgunjan Alawdun 以及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主席兼前世维会主席 Dolkun Isa 出席了颁奖典礼，代表肉孜先生的家人领奖，并由 Rishat Abbas 博士发表了获奖感言。
亚力坤·肉孜是一位杰出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也是维吾尔运动秘书长 Kamaltürk Yalkun 的父亲。作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作家和出版商，肉孜先生对维吾尔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编写了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的维吾尔文学教材。在2001年至2011年期间，他在90多本教科书和课外教育材料的开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帮助一代又一代的儿童加深了对维吾尔身份、历史和文化的理解。肉孜先生是正在进行的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受害者之一；他于2016年10月被捕，并因对维吾尔文学的贡献被判处15年监禁。他持续遭受的非正义监禁，代表了中国共产党试图消灭维吾尔身份、语言和文化的企图。
Rishat Abbas 博士说：
“通过这个奖项来认可亚力坤·肉孜对维吾尔社会的深远贡献，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感谢CADAL表彰他的工作，并让人们更加关注维吾尔人民的抗争。肉孜先生的持续被囚禁以及我妹妹 Gulshan Abbas 博士的非正义入狱，是对中共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跨国镇压的惊人提醒；这种对维吾尔身份的攻击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行动。”
维吾尔运动对这些著名维吾尔知识分子的贡献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深重压迫得到了重要认可表示欢迎。当亚力坤·肉孜仍被非正义地囚禁时，这个奖项重新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他的工作以及对维吾尔人民所受迫害的关注。维吾尔运动将继续倡导释放亚力坤·肉孜、Gulshan Abbas 博士以及所有被中共非正义囚禁的维吾尔族人和无辜者。我们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步骤，让共产党为其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
被囚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该奖项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颁发，旨在表彰在独裁统治国家中为捍卫基本权利和自由做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截至2026年，该全球性奖项旨在引起国际社会对因政治原因被剥夺自由的人士处境的关注。
维吾尔运动对被囚禁的维吾尔学者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奖表示欢迎。该奖项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于8月23日在阿根廷举行的“极权主义受害者纪念日”仪式上颁发。
这个奖项旨在表彰在限制公民和政治自由的独裁政权下捍卫人权的个人和组织，他们往往承担着巨大的个人风险。
维吾尔学院院长 Rishat Abbas 博士、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 Rushan Abbas、维吾尔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Abdulhakim Idris、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 Turgunjan Alawdun 以及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主席兼前世维会主席 Dolkun Isa 出席了颁奖典礼，代表肉孜先生的家人领奖，并由 Rishat Abbas 博士发表了获奖感言。
亚力坤·肉孜是一位杰出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也是维吾尔运动秘书长 Kamaltürk Yalkun 的父亲。作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作家和出版商，肉孜先生对维吾尔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编写了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的维吾尔文学教材。在2001年至2011年期间，他在90多本教科书和课外教育材料的开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帮助一代又一代的儿童加深了对维吾尔身份、历史和文化的理解。肉孜先生是正在进行的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受害者之一；他于2016年10月被捕，并因对维吾尔文学的贡献被判处15年监禁。他持续遭受的非正义监禁，代表了中国共产党试图消灭维吾尔身份、语言和文化的企图。
Rishat Abbas 博士说：
“通过这个奖项来认可亚力坤·肉孜对维吾尔社会的深远贡献，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感谢CADAL表彰他的工作，并让人们更加关注维吾尔人民的抗争。肉孜先生的持续被囚禁以及我妹妹 Gulshan Abbas 博士的非正义入狱，是对中共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跨国镇压的惊人提醒；这种对维吾尔身份的攻击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行动。”
维吾尔运动对这些著名维吾尔知识分子的贡献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深重压迫得到了重要认可表示欢迎。当亚力坤·肉孜仍被非正义地囚禁时，这个奖项重新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他的工作以及对维吾尔人民所受迫害的关注。维吾尔运动将继续倡导释放亚力坤·肉孜、Gulshan Abbas 博士以及所有被中共非正义囚禁的维吾尔族人和无辜者。我们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步骤，让共产党为其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
布尔汉丁·艾丁勒：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暴政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4 次浏览 • 1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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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汉丁·艾丁勒（Burhanettin Aydınlı）
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暴政
生活在中亚心脏地带的维吾尔族土耳其人多年来一直遭受着严重的压迫和侵犯人权，这也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自1949年以来通过高压统治着东突厥斯坦。近年来在东突厥斯坦的行径，展现出了一幅超越了常规安全措施的画面。卫星图像、证人证言和国际组织的声明显示，那些被高墙、瞭望塔和带刺铁丝网包围的中心正在扩大。联合国消息人士指出，约有100万穆斯林维吾尔族土耳其人被关押在中国所谓的“教育中心”的集中营里。
在镇压的时间线上，2009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文化和宗教限制从那以后开始增加。2014年，在该地区和中国其他地方发生袭击事件后，中国政府在“全民反恐战争”的幌子下启动了一个新进程。在此期间，对男性留胡须、女性穿长衣实施了限制；开始对宗教和社会生活进行更严格的监督。人们在婚礼上被迫饮酒的消息也属于这些行径之列。
随后，集中营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政府否认这些指控，将这些地方描述为“教育”、“改造”或“职业培训中心”。然而，来自现场的画面和证词却并非如此。据报道，独立消息来源曾试图探访这些集中营，但在接受调查的七个集中营周围，发现了高墙、保安亭、瞭望塔和带刺铁丝网。也有报道称，一些以前用作学校、医院和公共建筑的建筑物被改建成了小型集中营。
卫星图像也揭示了引人注目的数据。总部位于美国的地球崛起媒体（Earthrise Media）对39个集中营进行的分析显示，在2017年4月至2018年8月期间，这些中心所占面积扩大了三倍，总面积达到约140个足球场那么大。目前尚不清楚集中营的确切数量，但其中一些集中营是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建筑招标公告确定的。
数据背后的人类故事体现在证词中。凯拉特·萨马尔坎（Kayrat Samarkan）表示他曾被关押在其中一个营地里。他说，当他2017年返回东突厥斯坦时被叫到警察局，被锁在金属椅子上审问了三天，没有睡觉。后来他被送往一个“再教育中心”。他说，他被关在一个有15人的牢房里；他被迫背诵中文歌曲、写汉字并听数小时关于共产党的讲话。他还表示，他遭受了酷刑，并被锁在一个金属装置上。
镇压并没有仅仅局限在集中营的高墙内。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指责中国把东突厥斯坦变成了大型集中营。据报道，村庄内的安全检查有所增加，人员被安插在民众中间收集情报，可疑人员被举报给安全部门。
关于宗教生活受到压制的证词同样令人震惊。据讲述，回到喀什村里的古孜亚·莫格杜恩克孜（Gülziya Mogdunkyzy）被软禁，被迫签署了一份声明她拒绝信仰伊斯兰教的文件，她的亲戚也被带去了集中营。据报道，清真寺里张贴着呼吁忠诚于共产党的宣传海报，前来礼拜的人被摄像头记录下来，由于害怕被建档，清真寺一直空无一人。
总之，来自东突厥斯坦的这幅画面不应被视为各自独立的事件的总和。集中营的扩大、对宗教生活的监督、关于在没有法庭命令的情况下将人拘留的证词以及家庭的破裂，都是同一幅画面的不同部分。尽管中国政府用教育和安全政策来解释这些做法，但卫星图像、国际评估和维吾尔族证人的证词揭露了中国暴政的全部真相。
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现在已经不是保持沉默、视而不见或将问题仅仅隐藏在外交措辞背后的时候了。土耳其公众应该把维吾尔族土耳其人的经历提上日程；土耳其共和国也应该在国际平台上展现出更强有力、更明确的立场，以保护我们同胞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对于打压语言、信仰、文化和家庭纽带的行为，我们不应保持沉默。中国的安全和反恐理由不能使其侵犯无辜人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合法化。
东突厥斯坦发生的事情不应被遗忘，不应被掩盖，不应从世界公众的议程中消失。因为捍卫一个民族的身份和自由，并不是反对任何一个国家；而是站在人类尊严的一边。
土耳其是一个我们的情感纽带从东突厥斯坦延伸到巴尔干半岛、从高加索延伸到中亚的国家，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人们把目光转向土耳其并寄托希望。最具体的例子之一是我们的内政部长穆斯塔法·奇夫特吉（Mustafa Çiftçi）先生在2026年5月对两个孩子的母亲、维吾尔族土耳其人米赫里古丽·塔尤拉克（Mihrigül Tayurak）所采取的立场。塔尤拉克的居留许可申请被拒绝后，她被带到了库姆卡普（Kumkapı）遣返中心，面临被遣返回中国的风险。奇夫特吉部长介入此事，宣布将接受其国际保护申请，从而确保她获释。这一高尚的举动，是表明土耳其无论身在世界何处都能保护其同胞的重要且有意义的一步。
我感谢部长先生做出这高尚且人道的举动。但是，这种敏感度不应仅限于单一事件；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这种坚定的立场今后也必须继续保持。我们在加沙展现出的人道主义敏感度，也应该同样展现在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族土耳其人身上。
因为土耳其是其感情地理区域寄托希望的国家；成为东突厥斯坦的声音也是这一责任的要求。祝愿东突厥斯坦获得自由，并祝愿大家度过一个充满高附加值的美好一周。 查看全部
布尔汉丁·艾丁勒（Burhanettin Aydınlı）
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暴政
生活在中亚心脏地带的维吾尔族土耳其人多年来一直遭受着严重的压迫和侵犯人权，这也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自1949年以来通过高压统治着东突厥斯坦。近年来在东突厥斯坦的行径，展现出了一幅超越了常规安全措施的画面。卫星图像、证人证言和国际组织的声明显示，那些被高墙、瞭望塔和带刺铁丝网包围的中心正在扩大。联合国消息人士指出，约有100万穆斯林维吾尔族土耳其人被关押在中国所谓的“教育中心”的集中营里。
在镇压的时间线上，2009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文化和宗教限制从那以后开始增加。2014年，在该地区和中国其他地方发生袭击事件后，中国政府在“全民反恐战争”的幌子下启动了一个新进程。在此期间，对男性留胡须、女性穿长衣实施了限制；开始对宗教和社会生活进行更严格的监督。人们在婚礼上被迫饮酒的消息也属于这些行径之列。
随后，集中营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政府否认这些指控，将这些地方描述为“教育”、“改造”或“职业培训中心”。然而，来自现场的画面和证词却并非如此。据报道，独立消息来源曾试图探访这些集中营，但在接受调查的七个集中营周围，发现了高墙、保安亭、瞭望塔和带刺铁丝网。也有报道称，一些以前用作学校、医院和公共建筑的建筑物被改建成了小型集中营。
卫星图像也揭示了引人注目的数据。总部位于美国的地球崛起媒体（Earthrise Media）对39个集中营进行的分析显示，在2017年4月至2018年8月期间，这些中心所占面积扩大了三倍，总面积达到约140个足球场那么大。目前尚不清楚集中营的确切数量，但其中一些集中营是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建筑招标公告确定的。
数据背后的人类故事体现在证词中。凯拉特·萨马尔坎（Kayrat Samarkan）表示他曾被关押在其中一个营地里。他说，当他2017年返回东突厥斯坦时被叫到警察局，被锁在金属椅子上审问了三天，没有睡觉。后来他被送往一个“再教育中心”。他说，他被关在一个有15人的牢房里；他被迫背诵中文歌曲、写汉字并听数小时关于共产党的讲话。他还表示，他遭受了酷刑，并被锁在一个金属装置上。
镇压并没有仅仅局限在集中营的高墙内。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指责中国把东突厥斯坦变成了大型集中营。据报道，村庄内的安全检查有所增加，人员被安插在民众中间收集情报，可疑人员被举报给安全部门。
关于宗教生活受到压制的证词同样令人震惊。据讲述，回到喀什村里的古孜亚·莫格杜恩克孜（Gülziya Mogdunkyzy）被软禁，被迫签署了一份声明她拒绝信仰伊斯兰教的文件，她的亲戚也被带去了集中营。据报道，清真寺里张贴着呼吁忠诚于共产党的宣传海报，前来礼拜的人被摄像头记录下来，由于害怕被建档，清真寺一直空无一人。
总之，来自东突厥斯坦的这幅画面不应被视为各自独立的事件的总和。集中营的扩大、对宗教生活的监督、关于在没有法庭命令的情况下将人拘留的证词以及家庭的破裂，都是同一幅画面的不同部分。尽管中国政府用教育和安全政策来解释这些做法，但卫星图像、国际评估和维吾尔族证人的证词揭露了中国暴政的全部真相。
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现在已经不是保持沉默、视而不见或将问题仅仅隐藏在外交措辞背后的时候了。土耳其公众应该把维吾尔族土耳其人的经历提上日程；土耳其共和国也应该在国际平台上展现出更强有力、更明确的立场，以保护我们同胞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对于打压语言、信仰、文化和家庭纽带的行为，我们不应保持沉默。中国的安全和反恐理由不能使其侵犯无辜人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合法化。
东突厥斯坦发生的事情不应被遗忘，不应被掩盖，不应从世界公众的议程中消失。因为捍卫一个民族的身份和自由，并不是反对任何一个国家；而是站在人类尊严的一边。
土耳其是一个我们的情感纽带从东突厥斯坦延伸到巴尔干半岛、从高加索延伸到中亚的国家，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人们把目光转向土耳其并寄托希望。最具体的例子之一是我们的内政部长穆斯塔法·奇夫特吉（Mustafa Çiftçi）先生在2026年5月对两个孩子的母亲、维吾尔族土耳其人米赫里古丽·塔尤拉克（Mihrigül Tayurak）所采取的立场。塔尤拉克的居留许可申请被拒绝后，她被带到了库姆卡普（Kumkapı）遣返中心，面临被遣返回中国的风险。奇夫特吉部长介入此事，宣布将接受其国际保护申请，从而确保她获释。这一高尚的举动，是表明土耳其无论身在世界何处都能保护其同胞的重要且有意义的一步。
我感谢部长先生做出这高尚且人道的举动。但是，这种敏感度不应仅限于单一事件；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这种坚定的立场今后也必须继续保持。我们在加沙展现出的人道主义敏感度，也应该同样展现在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族土耳其人身上。
因为土耳其是其感情地理区域寄托希望的国家；成为东突厥斯坦的声音也是这一责任的要求。祝愿东突厥斯坦获得自由，并祝愿大家度过一个充满高附加值的美好一周。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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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汉丁·艾丁勒（Burhanettin Aydınlı）
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暴政
生活在中亚心脏地带的维吾尔族土耳其人多年来一直遭受着严重的压迫和侵犯人权，这也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自1949年以来通过高压统治着东突厥斯坦。近年来在东突厥斯坦的行径，展现出了一幅超越了常规安全措施的画面。卫星图像、证人证言和国际组织的声明显示，那些被高墙、瞭望塔和带刺铁丝网包围的中心正在扩大。联合国消息人士指出，约有100万穆斯林维吾尔族土耳其人被关押在中国所谓的“教育中心”的集中营里。
在镇压的时间线上，2009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文化和宗教限制从那以后开始增加。2014年，在该地区和中国其他地方发生袭击事件后，中国政府在“全民反恐战争”的幌子下启动了一个新进程。在此期间，对男性留胡须、女性穿长衣实施了限制；开始对宗教和社会生活进行更严格的监督。人们在婚礼上被迫饮酒的消息也属于这些行径之列。
随后，集中营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政府否认这些指控，将这些地方描述为“教育”、“改造”或“职业培训中心”。然而，来自现场的画面和证词却并非如此。据报道，独立消息来源曾试图探访这些集中营，但在接受调查的七个集中营周围，发现了高墙、保安亭、瞭望塔和带刺铁丝网。也有报道称，一些以前用作学校、医院和公共建筑的建筑物被改建成了小型集中营。
卫星图像也揭示了引人注目的数据。总部位于美国的地球崛起媒体（Earthrise Media）对39个集中营进行的分析显示，在2017年4月至2018年8月期间，这些中心所占面积扩大了三倍，总面积达到约140个足球场那么大。目前尚不清楚集中营的确切数量，但其中一些集中营是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建筑招标公告确定的。
数据背后的人类故事体现在证词中。凯拉特·萨马尔坎（Kayrat Samarkan）表示他曾被关押在其中一个营地里。他说，当他2017年返回东突厥斯坦时被叫到警察局，被锁在金属椅子上审问了三天，没有睡觉。后来他被送往一个“再教育中心”。他说，他被关在一个有15人的牢房里；他被迫背诵中文歌曲、写汉字并听数小时关于共产党的讲话。他还表示，他遭受了酷刑，并被锁在一个金属装置上。
镇压并没有仅仅局限在集中营的高墙内。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指责中国把东突厥斯坦变成了大型集中营。据报道，村庄内的安全检查有所增加，人员被安插在民众中间收集情报，可疑人员被举报给安全部门。
关于宗教生活受到压制的证词同样令人震惊。据讲述，回到喀什村里的古孜亚·莫格杜恩克孜（Gülziya Mogdunkyzy）被软禁，被迫签署了一份声明她拒绝信仰伊斯兰教的文件，她的亲戚也被带去了集中营。据报道，清真寺里张贴着呼吁忠诚于共产党的宣传海报，前来礼拜的人被摄像头记录下来，由于害怕被建档，清真寺一直空无一人。
总之，来自东突厥斯坦的这幅画面不应被视为各自独立的事件的总和。集中营的扩大、对宗教生活的监督、关于在没有法庭命令的情况下将人拘留的证词以及家庭的破裂，都是同一幅画面的不同部分。尽管中国政府用教育和安全政策来解释这些做法，但卫星图像、国际评估和维吾尔族证人的证词揭露了中国暴政的全部真相。
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现在已经不是保持沉默、视而不见或将问题仅仅隐藏在外交措辞背后的时候了。土耳其公众应该把维吾尔族土耳其人的经历提上日程；土耳其共和国也应该在国际平台上展现出更强有力、更明确的立场，以保护我们同胞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对于打压语言、信仰、文化和家庭纽带的行为，我们不应保持沉默。中国的安全和反恐理由不能使其侵犯无辜人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合法化。
东突厥斯坦发生的事情不应被遗忘，不应被掩盖，不应从世界公众的议程中消失。因为捍卫一个民族的身份和自由，并不是反对任何一个国家；而是站在人类尊严的一边。
土耳其是一个我们的情感纽带从东突厥斯坦延伸到巴尔干半岛、从高加索延伸到中亚的国家，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人们把目光转向土耳其并寄托希望。最具体的例子之一是我们的内政部长穆斯塔法·奇夫特吉（Mustafa Çiftçi）先生在2026年5月对两个孩子的母亲、维吾尔族土耳其人米赫里古丽·塔尤拉克（Mihrigül Tayurak）所采取的立场。塔尤拉克的居留许可申请被拒绝后，她被带到了库姆卡普（Kumkapı）遣返中心，面临被遣返回中国的风险。奇夫特吉部长介入此事，宣布将接受其国际保护申请，从而确保她获释。这一高尚的举动，是表明土耳其无论身在世界何处都能保护其同胞的重要且有意义的一步。
我感谢部长先生做出这高尚且人道的举动。但是，这种敏感度不应仅限于单一事件；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这种坚定的立场今后也必须继续保持。我们在加沙展现出的人道主义敏感度，也应该同样展现在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族土耳其人身上。
因为土耳其是其感情地理区域寄托希望的国家；成为东突厥斯坦的声音也是这一责任的要求。祝愿东突厥斯坦获得自由，并祝愿大家度过一个充满高附加值的美好一周。
布尔汉丁·艾丁勒（Burhanettin Aydınlı）
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暴政
生活在中亚心脏地带的维吾尔族土耳其人多年来一直遭受着严重的压迫和侵犯人权，这也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自1949年以来通过高压统治着东突厥斯坦。近年来在东突厥斯坦的行径，展现出了一幅超越了常规安全措施的画面。卫星图像、证人证言和国际组织的声明显示，那些被高墙、瞭望塔和带刺铁丝网包围的中心正在扩大。联合国消息人士指出，约有100万穆斯林维吾尔族土耳其人被关押在中国所谓的“教育中心”的集中营里。
在镇压的时间线上，2009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文化和宗教限制从那以后开始增加。2014年，在该地区和中国其他地方发生袭击事件后，中国政府在“全民反恐战争”的幌子下启动了一个新进程。在此期间，对男性留胡须、女性穿长衣实施了限制；开始对宗教和社会生活进行更严格的监督。人们在婚礼上被迫饮酒的消息也属于这些行径之列。
随后，集中营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政府否认这些指控，将这些地方描述为“教育”、“改造”或“职业培训中心”。然而，来自现场的画面和证词却并非如此。据报道，独立消息来源曾试图探访这些集中营，但在接受调查的七个集中营周围，发现了高墙、保安亭、瞭望塔和带刺铁丝网。也有报道称，一些以前用作学校、医院和公共建筑的建筑物被改建成了小型集中营。
卫星图像也揭示了引人注目的数据。总部位于美国的地球崛起媒体（Earthrise Media）对39个集中营进行的分析显示，在2017年4月至2018年8月期间，这些中心所占面积扩大了三倍，总面积达到约140个足球场那么大。目前尚不清楚集中营的确切数量，但其中一些集中营是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建筑招标公告确定的。
数据背后的人类故事体现在证词中。凯拉特·萨马尔坎（Kayrat Samarkan）表示他曾被关押在其中一个营地里。他说，当他2017年返回东突厥斯坦时被叫到警察局，被锁在金属椅子上审问了三天，没有睡觉。后来他被送往一个“再教育中心”。他说，他被关在一个有15人的牢房里；他被迫背诵中文歌曲、写汉字并听数小时关于共产党的讲话。他还表示，他遭受了酷刑，并被锁在一个金属装置上。
镇压并没有仅仅局限在集中营的高墙内。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指责中国把东突厥斯坦变成了大型集中营。据报道，村庄内的安全检查有所增加，人员被安插在民众中间收集情报，可疑人员被举报给安全部门。
关于宗教生活受到压制的证词同样令人震惊。据讲述，回到喀什村里的古孜亚·莫格杜恩克孜（Gülziya Mogdunkyzy）被软禁，被迫签署了一份声明她拒绝信仰伊斯兰教的文件，她的亲戚也被带去了集中营。据报道，清真寺里张贴着呼吁忠诚于共产党的宣传海报，前来礼拜的人被摄像头记录下来，由于害怕被建档，清真寺一直空无一人。
总之，来自东突厥斯坦的这幅画面不应被视为各自独立的事件的总和。集中营的扩大、对宗教生活的监督、关于在没有法庭命令的情况下将人拘留的证词以及家庭的破裂，都是同一幅画面的不同部分。尽管中国政府用教育和安全政策来解释这些做法，但卫星图像、国际评估和维吾尔族证人的证词揭露了中国暴政的全部真相。
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现在已经不是保持沉默、视而不见或将问题仅仅隐藏在外交措辞背后的时候了。土耳其公众应该把维吾尔族土耳其人的经历提上日程；土耳其共和国也应该在国际平台上展现出更强有力、更明确的立场，以保护我们同胞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对于打压语言、信仰、文化和家庭纽带的行为，我们不应保持沉默。中国的安全和反恐理由不能使其侵犯无辜人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合法化。
东突厥斯坦发生的事情不应被遗忘，不应被掩盖，不应从世界公众的议程中消失。因为捍卫一个民族的身份和自由，并不是反对任何一个国家；而是站在人类尊严的一边。
土耳其是一个我们的情感纽带从东突厥斯坦延伸到巴尔干半岛、从高加索延伸到中亚的国家，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人们把目光转向土耳其并寄托希望。最具体的例子之一是我们的内政部长穆斯塔法·奇夫特吉（Mustafa Çiftçi）先生在2026年5月对两个孩子的母亲、维吾尔族土耳其人米赫里古丽·塔尤拉克（Mihrigül Tayurak）所采取的立场。塔尤拉克的居留许可申请被拒绝后，她被带到了库姆卡普（Kumkapı）遣返中心，面临被遣返回中国的风险。奇夫特吉部长介入此事，宣布将接受其国际保护申请，从而确保她获释。这一高尚的举动，是表明土耳其无论身在世界何处都能保护其同胞的重要且有意义的一步。
我感谢部长先生做出这高尚且人道的举动。但是，这种敏感度不应仅限于单一事件；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这种坚定的立场今后也必须继续保持。我们在加沙展现出的人道主义敏感度，也应该同样展现在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族土耳其人身上。
因为土耳其是其感情地理区域寄托希望的国家；成为东突厥斯坦的声音也是这一责任的要求。祝愿东突厥斯坦获得自由，并祝愿大家度过一个充满高附加值的美好一周。
71家人权组织联合报告：九年之后——缅甸军政权对罗兴亚人暴行必须追责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5 次浏览 • 1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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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家人权组织联合报告：九年之后——缅甸军政权对罗兴亚人暴行必须追责
来源：71家罗兴亚、缅甸和国际人权组织联合声明
发布日期：2026年8月25日（罗兴亚种族灭绝纪念日）
主要发起机构：英国缅甸罗兴亚组织（BROUK）、"巩固人权"（Fortify Rights）、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进步之声"（Progressive Voice）、替代东盟缅甸网络（ALTSEAN-Burma）、"平等缅甸"（Equality Myanmar）、克伦人权组织（Karen Human Rights Group）等
一、标题与执行概要
2026年8月25日，在缅甸军方对若开邦北部罗兴亚平民发动残酷军事行动（"清剿行动"）九周年纪念日之际，由71家人权组织组成的联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国际社会立即采取具体、切实的行动，终结纵容暴行的免责文化，追究军方高级指挥官的法律责任。
二、背景与来龙去脉（九年免责的回顾）
2017年暴行回顾：2017年8月25日，缅甸军方（"塔玛都"Tatmadaw）在若开邦发动了大规模、系统性的攻击。安全部队实施了大规模屠杀、系统性强奸和性暴力、任意拘押，以及纵火焚毁数百个罗兴亚村庄。
大规模流离失所：这些行动迫使至少70万罗兴亚男女老幼逃过边境进入孟加拉国，加入了此前已被迫流离失所的数十万人。如今，超过120万罗兴亚人仍滞留在考克斯巴扎尔和巴山查尔的难民营中，人道主义状况日益严峻。
持续的种族隔离与无国籍状态：留在若开邦的罗兴亚人继续生活在对行动自由、基本医疗、谋生手段和教育的严格限制之下——这些状况已构成危害人类罪、迫害罪和种族隔离罪。
三、2026年当前局势与新出现的威胁
军政权加紧控制：2017年清剿行动的总指挥敏昂莱大将于2021年2月1日领导了军事政变，至今仍在全国范围内指挥实施暴行，包括对平民目标的空袭和大规模镇压。
若开邦武装冲突：随着缅甸军政权与若开军（AA）之间的战斗急剧升级，罗兴亚社区被夹在交火之中。双方均被记录实施了严重侵权行为，包括强制征兵、无人机袭击、纵火、炮击平民中心和法外处决。
人道主义状况急剧恶化：严重的资金短缺、口粮削减以及东道国缺乏可持续的合法身份地位，使脆弱程度急剧攀升，迫使数以千计的罗兴亚人铤而走险，踏上穿越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的危险海上旅程。
四、国际问责与司法机制进展状况
国际刑事法院（ICC）：在对反人类罪（特别是跨越缅甸-孟加拉国边境的强制驱逐和迫害）进行调查之后，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于2024年11月申请对军政权领导人敏昂莱大将发出逮捕令。
国际法院（ICJ）：在冈比亚诉缅甸案中，国际法院就缅甸依据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所承担的国家责任举行了听证会。法院关于种族灭绝罪的最终判决和裁定尚待作出。
普遍管辖权（阿根廷）：由英国缅甸罗兴亚组织发起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联邦刑事法院取得了重大突破，法院对25名缅甸军方、安全部门和文职指挥官发出了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的历史性逮捕令。
缅甸独立调查机制（IIMM）：正在持续收集和保全数以百万计的缅甸国际犯罪证据材料，以支持未来的司法起诉。
五、向国际社会提出的核心诉求与行动建议
联盟呼吁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会员国和国际利益攸关方紧急落实以下措施：
一、联合国安理会正式将缅甸全境局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以涵盖所有针对罗兴亚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暴行犯罪。
二、对军政权、国有企业（如缅甸石油天然气企业MOGE）及其关联金融网络实施全面的、有针对性的协调经济和金融制裁，切断为军事行动提供资金的收入来源。
三、立即执行全球性武器禁运，禁止向缅甸军方出售、供应和转让喷气燃油/航空燃油，以制止针对平民的空袭行动。
四、鼓励和协助其他国家司法管辖区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对负有国际犯罪责任的缅甸军方领导人启动刑事诉讼程序。
五、全额资助联合国罗兴亚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应急计划（JRP）；为孟加拉国和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罗兴亚难民提供法律保护、教育机会、谋生渠道和人身安全保障。
六、确保任何未来的罗兴亚人遣返均严格遵循自愿、安全、有尊严的原则，并以全面恢复完整公民权、行动自由和基本人权为前提保障。
六、签署机构（部分核心联盟成员）
该声明获得71家人权、民间社会和罗兴亚组织联署，包括：
——英国缅甸罗兴亚组织（BROUK）
——"巩固人权"（Fortify Rights）
——人权观察（HRW）
——"进步之声"（Progressive Voice）
——替代东盟缅甸网络（ALTSEAN-Burma）
——缅甸政治犯援助协会（AAPP）
——克伦人权组织（KHRG）
——"平等缅甸"（Equality Myanmar）
——缅甸妇女联盟（WLB）
——缅甸人权网络（BHRN）
——罗兴亚青年协会
——自由罗兴亚联盟
——第19条组织（ARTICLE 19）
——国际人权联合会（FIDH）
——世界公民参与联盟（CIVICUS）
以及56家地区性、海外侨民和缅甸基层民间社会组织。 查看全部
71家人权组织联合报告：九年之后——缅甸军政权对罗兴亚人暴行必须追责
来源：71家罗兴亚、缅甸和国际人权组织联合声明
发布日期：2026年8月25日（罗兴亚种族灭绝纪念日）
主要发起机构：英国缅甸罗兴亚组织（BROUK）、"巩固人权"（Fortify Rights）、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进步之声"（Progressive Voice）、替代东盟缅甸网络（ALTSEAN-Burma）、"平等缅甸"（Equality Myanmar）、克伦人权组织（Karen Human Rights Group）等
一、标题与执行概要
2026年8月25日，在缅甸军方对若开邦北部罗兴亚平民发动残酷军事行动（"清剿行动"）九周年纪念日之际，由71家人权组织组成的联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国际社会立即采取具体、切实的行动，终结纵容暴行的免责文化，追究军方高级指挥官的法律责任。
二、背景与来龙去脉（九年免责的回顾）
2017年暴行回顾：2017年8月25日，缅甸军方（"塔玛都"Tatmadaw）在若开邦发动了大规模、系统性的攻击。安全部队实施了大规模屠杀、系统性强奸和性暴力、任意拘押，以及纵火焚毁数百个罗兴亚村庄。
大规模流离失所：这些行动迫使至少70万罗兴亚男女老幼逃过边境进入孟加拉国，加入了此前已被迫流离失所的数十万人。如今，超过120万罗兴亚人仍滞留在考克斯巴扎尔和巴山查尔的难民营中，人道主义状况日益严峻。
持续的种族隔离与无国籍状态：留在若开邦的罗兴亚人继续生活在对行动自由、基本医疗、谋生手段和教育的严格限制之下——这些状况已构成危害人类罪、迫害罪和种族隔离罪。
三、2026年当前局势与新出现的威胁
军政权加紧控制：2017年清剿行动的总指挥敏昂莱大将于2021年2月1日领导了军事政变，至今仍在全国范围内指挥实施暴行，包括对平民目标的空袭和大规模镇压。
若开邦武装冲突：随着缅甸军政权与若开军（AA）之间的战斗急剧升级，罗兴亚社区被夹在交火之中。双方均被记录实施了严重侵权行为，包括强制征兵、无人机袭击、纵火、炮击平民中心和法外处决。
人道主义状况急剧恶化：严重的资金短缺、口粮削减以及东道国缺乏可持续的合法身份地位，使脆弱程度急剧攀升，迫使数以千计的罗兴亚人铤而走险，踏上穿越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的危险海上旅程。
四、国际问责与司法机制进展状况
国际刑事法院（ICC）：在对反人类罪（特别是跨越缅甸-孟加拉国边境的强制驱逐和迫害）进行调查之后，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于2024年11月申请对军政权领导人敏昂莱大将发出逮捕令。
国际法院（ICJ）：在冈比亚诉缅甸案中，国际法院就缅甸依据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所承担的国家责任举行了听证会。法院关于种族灭绝罪的最终判决和裁定尚待作出。
普遍管辖权（阿根廷）：由英国缅甸罗兴亚组织发起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联邦刑事法院取得了重大突破，法院对25名缅甸军方、安全部门和文职指挥官发出了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的历史性逮捕令。
缅甸独立调查机制（IIMM）：正在持续收集和保全数以百万计的缅甸国际犯罪证据材料，以支持未来的司法起诉。
五、向国际社会提出的核心诉求与行动建议
联盟呼吁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会员国和国际利益攸关方紧急落实以下措施：
一、联合国安理会正式将缅甸全境局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以涵盖所有针对罗兴亚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暴行犯罪。
二、对军政权、国有企业（如缅甸石油天然气企业MOGE）及其关联金融网络实施全面的、有针对性的协调经济和金融制裁，切断为军事行动提供资金的收入来源。
三、立即执行全球性武器禁运，禁止向缅甸军方出售、供应和转让喷气燃油/航空燃油，以制止针对平民的空袭行动。
四、鼓励和协助其他国家司法管辖区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对负有国际犯罪责任的缅甸军方领导人启动刑事诉讼程序。
五、全额资助联合国罗兴亚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应急计划（JRP）；为孟加拉国和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罗兴亚难民提供法律保护、教育机会、谋生渠道和人身安全保障。
六、确保任何未来的罗兴亚人遣返均严格遵循自愿、安全、有尊严的原则，并以全面恢复完整公民权、行动自由和基本人权为前提保障。
六、签署机构（部分核心联盟成员）
该声明获得71家人权、民间社会和罗兴亚组织联署，包括：
——英国缅甸罗兴亚组织（BROUK）
——"巩固人权"（Fortify Rights）
——人权观察（HRW）
——"进步之声"（Progressive Voice）
——替代东盟缅甸网络（ALTSEAN-Burma）
——缅甸政治犯援助协会（AAPP）
——克伦人权组织（KHRG）
——"平等缅甸"（Equality Myanmar）
——缅甸妇女联盟（WLB）
——缅甸人权网络（BHRN）
——罗兴亚青年协会
——自由罗兴亚联盟
——第19条组织（ARTICLE 19）
——国际人权联合会（FIDH）
——世界公民参与联盟（CIVICUS）
以及56家地区性、海外侨民和缅甸基层民间社会组织。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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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家人权组织联合报告：九年之后——缅甸军政权对罗兴亚人暴行必须追责
来源：71家罗兴亚、缅甸和国际人权组织联合声明
发布日期：2026年8月25日（罗兴亚种族灭绝纪念日）
主要发起机构：英国缅甸罗兴亚组织（BROUK）、"巩固人权"（Fortify Rights）、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进步之声"（Progressive Voice）、替代东盟缅甸网络（ALTSEAN-Burma）、"平等缅甸"（Equality Myanmar）、克伦人权组织（Karen Human Rights Group）等
一、标题与执行概要
2026年8月25日，在缅甸军方对若开邦北部罗兴亚平民发动残酷军事行动（"清剿行动"）九周年纪念日之际，由71家人权组织组成的联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国际社会立即采取具体、切实的行动，终结纵容暴行的免责文化，追究军方高级指挥官的法律责任。
二、背景与来龙去脉（九年免责的回顾）
2017年暴行回顾：2017年8月25日，缅甸军方（"塔玛都"Tatmadaw）在若开邦发动了大规模、系统性的攻击。安全部队实施了大规模屠杀、系统性强奸和性暴力、任意拘押，以及纵火焚毁数百个罗兴亚村庄。
大规模流离失所：这些行动迫使至少70万罗兴亚男女老幼逃过边境进入孟加拉国，加入了此前已被迫流离失所的数十万人。如今，超过120万罗兴亚人仍滞留在考克斯巴扎尔和巴山查尔的难民营中，人道主义状况日益严峻。
持续的种族隔离与无国籍状态：留在若开邦的罗兴亚人继续生活在对行动自由、基本医疗、谋生手段和教育的严格限制之下——这些状况已构成危害人类罪、迫害罪和种族隔离罪。
三、2026年当前局势与新出现的威胁
军政权加紧控制：2017年清剿行动的总指挥敏昂莱大将于2021年2月1日领导了军事政变，至今仍在全国范围内指挥实施暴行，包括对平民目标的空袭和大规模镇压。
若开邦武装冲突：随着缅甸军政权与若开军（AA）之间的战斗急剧升级，罗兴亚社区被夹在交火之中。双方均被记录实施了严重侵权行为，包括强制征兵、无人机袭击、纵火、炮击平民中心和法外处决。
人道主义状况急剧恶化：严重的资金短缺、口粮削减以及东道国缺乏可持续的合法身份地位，使脆弱程度急剧攀升，迫使数以千计的罗兴亚人铤而走险，踏上穿越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的危险海上旅程。
四、国际问责与司法机制进展状况
国际刑事法院（ICC）：在对反人类罪（特别是跨越缅甸-孟加拉国边境的强制驱逐和迫害）进行调查之后，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于2024年11月申请对军政权领导人敏昂莱大将发出逮捕令。
国际法院（ICJ）：在冈比亚诉缅甸案中，国际法院就缅甸依据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所承担的国家责任举行了听证会。法院关于种族灭绝罪的最终判决和裁定尚待作出。
普遍管辖权（阿根廷）：由英国缅甸罗兴亚组织发起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联邦刑事法院取得了重大突破，法院对25名缅甸军方、安全部门和文职指挥官发出了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的历史性逮捕令。
缅甸独立调查机制（IIMM）：正在持续收集和保全数以百万计的缅甸国际犯罪证据材料，以支持未来的司法起诉。
五、向国际社会提出的核心诉求与行动建议
联盟呼吁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会员国和国际利益攸关方紧急落实以下措施：
一、联合国安理会正式将缅甸全境局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以涵盖所有针对罗兴亚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暴行犯罪。
二、对军政权、国有企业（如缅甸石油天然气企业MOGE）及其关联金融网络实施全面的、有针对性的协调经济和金融制裁，切断为军事行动提供资金的收入来源。
三、立即执行全球性武器禁运，禁止向缅甸军方出售、供应和转让喷气燃油/航空燃油，以制止针对平民的空袭行动。
四、鼓励和协助其他国家司法管辖区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对负有国际犯罪责任的缅甸军方领导人启动刑事诉讼程序。
五、全额资助联合国罗兴亚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应急计划（JRP）；为孟加拉国和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罗兴亚难民提供法律保护、教育机会、谋生渠道和人身安全保障。
六、确保任何未来的罗兴亚人遣返均严格遵循自愿、安全、有尊严的原则，并以全面恢复完整公民权、行动自由和基本人权为前提保障。
六、签署机构（部分核心联盟成员）
该声明获得71家人权、民间社会和罗兴亚组织联署，包括：
——英国缅甸罗兴亚组织（BROUK）
——"巩固人权"（Fortify Rights）
——人权观察（HRW）
——"进步之声"（Progressive Voice）
——替代东盟缅甸网络（ALTSEAN-Burma）
——缅甸政治犯援助协会（AAPP）
——克伦人权组织（KHRG）
——"平等缅甸"（Equality Myanmar）
——缅甸妇女联盟（WLB）
——缅甸人权网络（BHRN）
——罗兴亚青年协会
——自由罗兴亚联盟
——第19条组织（ARTICLE 19）
——国际人权联合会（FIDH）
——世界公民参与联盟（CIVICUS）
以及56家地区性、海外侨民和缅甸基层民间社会组织。
71家人权组织联合报告：九年之后——缅甸军政权对罗兴亚人暴行必须追责
来源：71家罗兴亚、缅甸和国际人权组织联合声明
发布日期：2026年8月25日（罗兴亚种族灭绝纪念日）
主要发起机构：英国缅甸罗兴亚组织（BROUK）、"巩固人权"（Fortify Rights）、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进步之声"（Progressive Voice）、替代东盟缅甸网络（ALTSEAN-Burma）、"平等缅甸"（Equality Myanmar）、克伦人权组织（Karen Human Rights Group）等
一、标题与执行概要
2026年8月25日，在缅甸军方对若开邦北部罗兴亚平民发动残酷军事行动（"清剿行动"）九周年纪念日之际，由71家人权组织组成的联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国际社会立即采取具体、切实的行动，终结纵容暴行的免责文化，追究军方高级指挥官的法律责任。
二、背景与来龙去脉（九年免责的回顾）
2017年暴行回顾：2017年8月25日，缅甸军方（"塔玛都"Tatmadaw）在若开邦发动了大规模、系统性的攻击。安全部队实施了大规模屠杀、系统性强奸和性暴力、任意拘押，以及纵火焚毁数百个罗兴亚村庄。
大规模流离失所：这些行动迫使至少70万罗兴亚男女老幼逃过边境进入孟加拉国，加入了此前已被迫流离失所的数十万人。如今，超过120万罗兴亚人仍滞留在考克斯巴扎尔和巴山查尔的难民营中，人道主义状况日益严峻。
持续的种族隔离与无国籍状态：留在若开邦的罗兴亚人继续生活在对行动自由、基本医疗、谋生手段和教育的严格限制之下——这些状况已构成危害人类罪、迫害罪和种族隔离罪。
三、2026年当前局势与新出现的威胁
军政权加紧控制：2017年清剿行动的总指挥敏昂莱大将于2021年2月1日领导了军事政变，至今仍在全国范围内指挥实施暴行，包括对平民目标的空袭和大规模镇压。
若开邦武装冲突：随着缅甸军政权与若开军（AA）之间的战斗急剧升级，罗兴亚社区被夹在交火之中。双方均被记录实施了严重侵权行为，包括强制征兵、无人机袭击、纵火、炮击平民中心和法外处决。
人道主义状况急剧恶化：严重的资金短缺、口粮削减以及东道国缺乏可持续的合法身份地位，使脆弱程度急剧攀升，迫使数以千计的罗兴亚人铤而走险，踏上穿越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的危险海上旅程。
四、国际问责与司法机制进展状况
国际刑事法院（ICC）：在对反人类罪（特别是跨越缅甸-孟加拉国边境的强制驱逐和迫害）进行调查之后，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于2024年11月申请对军政权领导人敏昂莱大将发出逮捕令。
国际法院（ICJ）：在冈比亚诉缅甸案中，国际法院就缅甸依据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所承担的国家责任举行了听证会。法院关于种族灭绝罪的最终判决和裁定尚待作出。
普遍管辖权（阿根廷）：由英国缅甸罗兴亚组织发起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联邦刑事法院取得了重大突破，法院对25名缅甸军方、安全部门和文职指挥官发出了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的历史性逮捕令。
缅甸独立调查机制（IIMM）：正在持续收集和保全数以百万计的缅甸国际犯罪证据材料，以支持未来的司法起诉。
五、向国际社会提出的核心诉求与行动建议
联盟呼吁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会员国和国际利益攸关方紧急落实以下措施：
一、联合国安理会正式将缅甸全境局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以涵盖所有针对罗兴亚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暴行犯罪。
二、对军政权、国有企业（如缅甸石油天然气企业MOGE）及其关联金融网络实施全面的、有针对性的协调经济和金融制裁，切断为军事行动提供资金的收入来源。
三、立即执行全球性武器禁运，禁止向缅甸军方出售、供应和转让喷气燃油/航空燃油，以制止针对平民的空袭行动。
四、鼓励和协助其他国家司法管辖区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对负有国际犯罪责任的缅甸军方领导人启动刑事诉讼程序。
五、全额资助联合国罗兴亚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应急计划（JRP）；为孟加拉国和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罗兴亚难民提供法律保护、教育机会、谋生渠道和人身安全保障。
六、确保任何未来的罗兴亚人遣返均严格遵循自愿、安全、有尊严的原则，并以全面恢复完整公民权、行动自由和基本人权为前提保障。
六、签署机构（部分核心联盟成员）
该声明获得71家人权、民间社会和罗兴亚组织联署，包括：
——英国缅甸罗兴亚组织（BROUK）
——"巩固人权"（Fortify Rights）
——人权观察（HRW）
——"进步之声"（Progressive Voice）
——替代东盟缅甸网络（ALTSEAN-Burma）
——缅甸政治犯援助协会（AAPP）
——克伦人权组织（KHRG）
——"平等缅甸"（Equality Myanmar）
——缅甸妇女联盟（WLB）
——缅甸人权网络（BHRN）
——罗兴亚青年协会
——自由罗兴亚联盟
——第19条组织（ARTICLE 19）
——国际人权联合会（FIDH）
——世界公民参与联盟（CIVICUS）
以及56家地区性、海外侨民和缅甸基层民间社会组织。
70家机构联合呼吁：联合国会员国必须终结针对罗兴亚种族灭绝的免责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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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人权"组织紧急声明：联合国会员国必须终结针对罗兴亚种族灭绝的免责状态——70家人权机构联合呼吁
（曼谷，2026年8月24日）——联合国会员国应立即采取紧急行动，终结针对缅甸罗兴亚人民所遭受暴行的免责状态，并扭转对罗兴亚难民救命援助的削减，因为国际法院正在向迟来的正义不断迈进。"巩固人权"组织今天如此表示。
在缅甸军方2017年8月针对若开邦罗兴亚人口发动大规模暴行和种族灭绝运动的第九个周年纪念日之际，由70家缅甸国内和国际人权组织组成的联盟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全面的全球问责行动、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力度并施加外交压力。
2017年8月，缅甸安全部队在若开邦北部地区发动了有组织的"清剿行动"，针对罗兴亚平民进行大规模屠杀，包括屠杀数以千计的男女老幼、实施大面积性暴力、纵火彻底摧毁数百个村庄，并强制驱逐超过70万罗兴亚人逃入邻国孟加拉国。
这些暴行犯罪发生九年之后，缅甸军政权内部没有任何一名施暴者在缅甸国内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在2021年2月非法军事政变之后，军政权对罗兴亚人的系统性迫害仍在持续进行，丝毫没有减缓。
"巩固人权"组织领导层核心发言
"巩固人权"组织人权专家林泰特（Lynn Htet）表示："这应该是各国政府加大对罗兴亚人支持力度的时刻，而不是退缩的时刻。"
"九年的免责之后，国际司法终于在向前推进，包括在世界最高法庭面前进行的一场历史性的种族灭绝案审理。任何政府都不应在难民和问责机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支持的时刻，削弱对罗兴亚难民的支持和对问责机制的资助。"
"对于罗兴亚幸存者而言，国际司法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经历了数十年的迫害以及各国一再未能保护他们之后，国际司法是为数不多的仍然通向问责的道路之一，"林泰特说。
"今年可能成为罗兴亚正义的转折点。联合国会员国应确保这一转折真正实现。"
若开邦当前局势与新出现的威胁
违反国际法院临时措施令：尽管国际法院（ICJ）发布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临时措施令，要求缅甸防止种族灭绝行为并保全所有暴行证据，但军政权仍在继续实施严重的侵权行为，包括任意拘押、严格限制行动自由，以及蓄意阻断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服务。
若开军（AA）实施的暴行：随着若开邦境内若开军与军政权之间的激烈交火升级，若开军控制了大部分乡镇后，针对罗兴亚平民的新一轮暴行犯罪急剧加剧。经核实的若开军暴行包括：构成战争罪的法外处决和大规模杀戮、大规模纵火焚烧罗兴亚村庄和定居点、酷刑和任意拘押、强迫劳动、限制行动自由以及强制征入武装团体。
人道主义危机持续恶化与难民困境
孟加拉国难民营严重过度拥挤：孟加拉国考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和巴山查尔（Bhasan Char）的罗兴亚难民总数目前已超过120万人，自2024年中期以来，由于若开邦武装冲突升级，估计又有约15万名罗兴亚人逃过边境。
国际人道主义援助遭到严重削减：对国际人道主义应急响应的关键资金削减（包括口粮、医疗保障和教育项目的资金缩减）已严重损害了难民营中的生活水平、基本生存保障和人身安全保护。
危险的海上逃亡与东道国困境：绝望已驱使数以千计的罗兴亚人踏上穿越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的危险海上旅程，许多人在途中遭遇人口贩卖、虐待、任意拘押以及马来西亚等地区东道国的强制遣返。
国际司法与问责机制进展状况
第一，国际法院（ICJ）——冈比亚诉缅甸案：2026年1月（1月12日至29日），国际法院就《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冈比亚诉缅甸）》案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实质审理公开听证会。这是十多年来国际法院首次就种族灭绝案进行全面的实质审理。关于缅甸国家责任的最终判决预计将于2026年晚些时候作出。"巩固人权"首席执行官马修·史密斯（Matthew Smith）作为冈比亚官方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海牙举行的国际法院听证会。
第二，国际刑事法院（ICC）：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正式申请对缅甸军政权领导人敏昂莱大将（Senior General Min Aung Hlaing）发出逮捕令，罪名是反人类罪——具体为跨越缅甸-孟加拉国边境的强制驱逐和迫害。民间社会团体敦促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正式决议，将缅甸全境局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以将管辖范围扩展至跨境犯罪之外。
第三，阿根廷的普遍管辖权案：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联邦刑事法院（由英国缅甸罗兴亚组织的吞钦和联合国前特别报告员托马斯·奥赫亚·金塔纳发起）针对缅甸关键军事领导人（包括敏昂莱）在2017年种族灭绝中的角色，发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逮捕令。
70家签署机构向国际社会提出的核心诉求与行动建议
70家签署人权组织呼吁联合国会员国、联合国安理会和地区机构（东盟）立即执行以下紧急行动：
一、联合国安理会行动：正式将缅甸全境局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ICC）；对缅甸军政权及军方控股企业集团实施有针对性的全面金融制裁；建立针对缅甸军方的全球性武器和航空燃油全面禁运。
二、人道主义资金与救助：立即扭转对罗兴亚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应急计划的所有资金削减；确保持续、灵活的多年期资金拨付，以满足孟加拉国120万罗兴亚难民在营养、医疗、心理社会支持和教育方面的基本需求。
三、地区保护与东盟参与：东盟成员国必须拒绝向军政权提供政治承认和合法性；为东南亚地区的难民提供有效的保护机制，停止任意逮捕，终止强制遣返，杜绝一切向缅甸的强制遣送或驱回行为；确保任何未来的罗兴亚人遣返均为自愿、安全、有尊严且可持续的，并以在缅甸境内全面恢复公民权和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为前提保障。
签署机构（70家组织联盟，部分核心成员）
该联合声明获得70家缅甸国内和国际民间社会组织联署，核心主导机构包括：
——"巩固人权"（Fortify Rights）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
——英国缅甸罗兴亚组织（BROUK）
以及涵盖缅甸多民族民间社会网络和海内外社区组织的数十家机构。 查看全部
"巩固人权"组织紧急声明：联合国会员国必须终结针对罗兴亚种族灭绝的免责状态——70家人权机构联合呼吁
（曼谷，2026年8月24日）——联合国会员国应立即采取紧急行动，终结针对缅甸罗兴亚人民所遭受暴行的免责状态，并扭转对罗兴亚难民救命援助的削减，因为国际法院正在向迟来的正义不断迈进。"巩固人权"组织今天如此表示。
在缅甸军方2017年8月针对若开邦罗兴亚人口发动大规模暴行和种族灭绝运动的第九个周年纪念日之际，由70家缅甸国内和国际人权组织组成的联盟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全面的全球问责行动、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力度并施加外交压力。
2017年8月，缅甸安全部队在若开邦北部地区发动了有组织的"清剿行动"，针对罗兴亚平民进行大规模屠杀，包括屠杀数以千计的男女老幼、实施大面积性暴力、纵火彻底摧毁数百个村庄，并强制驱逐超过70万罗兴亚人逃入邻国孟加拉国。
这些暴行犯罪发生九年之后，缅甸军政权内部没有任何一名施暴者在缅甸国内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在2021年2月非法军事政变之后，军政权对罗兴亚人的系统性迫害仍在持续进行，丝毫没有减缓。
"巩固人权"组织领导层核心发言
"巩固人权"组织人权专家林泰特（Lynn Htet）表示："这应该是各国政府加大对罗兴亚人支持力度的时刻，而不是退缩的时刻。"
"九年的免责之后，国际司法终于在向前推进，包括在世界最高法庭面前进行的一场历史性的种族灭绝案审理。任何政府都不应在难民和问责机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支持的时刻，削弱对罗兴亚难民的支持和对问责机制的资助。"
"对于罗兴亚幸存者而言，国际司法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经历了数十年的迫害以及各国一再未能保护他们之后，国际司法是为数不多的仍然通向问责的道路之一，"林泰特说。
"今年可能成为罗兴亚正义的转折点。联合国会员国应确保这一转折真正实现。"
若开邦当前局势与新出现的威胁
违反国际法院临时措施令：尽管国际法院（ICJ）发布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临时措施令，要求缅甸防止种族灭绝行为并保全所有暴行证据，但军政权仍在继续实施严重的侵权行为，包括任意拘押、严格限制行动自由，以及蓄意阻断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服务。
若开军（AA）实施的暴行：随着若开邦境内若开军与军政权之间的激烈交火升级，若开军控制了大部分乡镇后，针对罗兴亚平民的新一轮暴行犯罪急剧加剧。经核实的若开军暴行包括：构成战争罪的法外处决和大规模杀戮、大规模纵火焚烧罗兴亚村庄和定居点、酷刑和任意拘押、强迫劳动、限制行动自由以及强制征入武装团体。
人道主义危机持续恶化与难民困境
孟加拉国难民营严重过度拥挤：孟加拉国考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和巴山查尔（Bhasan Char）的罗兴亚难民总数目前已超过120万人，自2024年中期以来，由于若开邦武装冲突升级，估计又有约15万名罗兴亚人逃过边境。
国际人道主义援助遭到严重削减：对国际人道主义应急响应的关键资金削减（包括口粮、医疗保障和教育项目的资金缩减）已严重损害了难民营中的生活水平、基本生存保障和人身安全保护。
危险的海上逃亡与东道国困境：绝望已驱使数以千计的罗兴亚人踏上穿越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的危险海上旅程，许多人在途中遭遇人口贩卖、虐待、任意拘押以及马来西亚等地区东道国的强制遣返。
国际司法与问责机制进展状况
第一，国际法院（ICJ）——冈比亚诉缅甸案：2026年1月（1月12日至29日），国际法院就《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冈比亚诉缅甸）》案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实质审理公开听证会。这是十多年来国际法院首次就种族灭绝案进行全面的实质审理。关于缅甸国家责任的最终判决预计将于2026年晚些时候作出。"巩固人权"首席执行官马修·史密斯（Matthew Smith）作为冈比亚官方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海牙举行的国际法院听证会。
第二，国际刑事法院（ICC）：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正式申请对缅甸军政权领导人敏昂莱大将（Senior General Min Aung Hlaing）发出逮捕令，罪名是反人类罪——具体为跨越缅甸-孟加拉国边境的强制驱逐和迫害。民间社会团体敦促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正式决议，将缅甸全境局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以将管辖范围扩展至跨境犯罪之外。
第三，阿根廷的普遍管辖权案：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联邦刑事法院（由英国缅甸罗兴亚组织的吞钦和联合国前特别报告员托马斯·奥赫亚·金塔纳发起）针对缅甸关键军事领导人（包括敏昂莱）在2017年种族灭绝中的角色，发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逮捕令。
70家签署机构向国际社会提出的核心诉求与行动建议
70家签署人权组织呼吁联合国会员国、联合国安理会和地区机构（东盟）立即执行以下紧急行动：
一、联合国安理会行动：正式将缅甸全境局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ICC）；对缅甸军政权及军方控股企业集团实施有针对性的全面金融制裁；建立针对缅甸军方的全球性武器和航空燃油全面禁运。
二、人道主义资金与救助：立即扭转对罗兴亚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应急计划的所有资金削减；确保持续、灵活的多年期资金拨付，以满足孟加拉国120万罗兴亚难民在营养、医疗、心理社会支持和教育方面的基本需求。
三、地区保护与东盟参与：东盟成员国必须拒绝向军政权提供政治承认和合法性；为东南亚地区的难民提供有效的保护机制，停止任意逮捕，终止强制遣返，杜绝一切向缅甸的强制遣送或驱回行为；确保任何未来的罗兴亚人遣返均为自愿、安全、有尊严且可持续的，并以在缅甸境内全面恢复公民权和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为前提保障。
签署机构（70家组织联盟，部分核心成员）
该联合声明获得70家缅甸国内和国际民间社会组织联署，核心主导机构包括：
——"巩固人权"（Fortify Rights）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
——英国缅甸罗兴亚组织（BROUK）
以及涵盖缅甸多民族民间社会网络和海内外社区组织的数十家机构。 查看全部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巩固人权"组织紧急声明：联合国会员国必须终结针对罗兴亚种族灭绝的免责状态——70家人权机构联合呼吁
（曼谷，2026年8月24日）——联合国会员国应立即采取紧急行动，终结针对缅甸罗兴亚人民所遭受暴行的免责状态，并扭转对罗兴亚难民救命援助的削减，因为国际法院正在向迟来的正义不断迈进。"巩固人权"组织今天如此表示。
在缅甸军方2017年8月针对若开邦罗兴亚人口发动大规模暴行和种族灭绝运动的第九个周年纪念日之际，由70家缅甸国内和国际人权组织组成的联盟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全面的全球问责行动、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力度并施加外交压力。
2017年8月，缅甸安全部队在若开邦北部地区发动了有组织的"清剿行动"，针对罗兴亚平民进行大规模屠杀，包括屠杀数以千计的男女老幼、实施大面积性暴力、纵火彻底摧毁数百个村庄，并强制驱逐超过70万罗兴亚人逃入邻国孟加拉国。
这些暴行犯罪发生九年之后，缅甸军政权内部没有任何一名施暴者在缅甸国内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在2021年2月非法军事政变之后，军政权对罗兴亚人的系统性迫害仍在持续进行，丝毫没有减缓。
"巩固人权"组织领导层核心发言
"巩固人权"组织人权专家林泰特（Lynn Htet）表示："这应该是各国政府加大对罗兴亚人支持力度的时刻，而不是退缩的时刻。"
"九年的免责之后，国际司法终于在向前推进，包括在世界最高法庭面前进行的一场历史性的种族灭绝案审理。任何政府都不应在难民和问责机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支持的时刻，削弱对罗兴亚难民的支持和对问责机制的资助。"
"对于罗兴亚幸存者而言，国际司法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经历了数十年的迫害以及各国一再未能保护他们之后，国际司法是为数不多的仍然通向问责的道路之一，"林泰特说。
"今年可能成为罗兴亚正义的转折点。联合国会员国应确保这一转折真正实现。"
若开邦当前局势与新出现的威胁
违反国际法院临时措施令：尽管国际法院（ICJ）发布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临时措施令，要求缅甸防止种族灭绝行为并保全所有暴行证据，但军政权仍在继续实施严重的侵权行为，包括任意拘押、严格限制行动自由，以及蓄意阻断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服务。
若开军（AA）实施的暴行：随着若开邦境内若开军与军政权之间的激烈交火升级，若开军控制了大部分乡镇后，针对罗兴亚平民的新一轮暴行犯罪急剧加剧。经核实的若开军暴行包括：构成战争罪的法外处决和大规模杀戮、大规模纵火焚烧罗兴亚村庄和定居点、酷刑和任意拘押、强迫劳动、限制行动自由以及强制征入武装团体。
人道主义危机持续恶化与难民困境
孟加拉国难民营严重过度拥挤：孟加拉国考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和巴山查尔（Bhasan Char）的罗兴亚难民总数目前已超过120万人，自2024年中期以来，由于若开邦武装冲突升级，估计又有约15万名罗兴亚人逃过边境。
国际人道主义援助遭到严重削减：对国际人道主义应急响应的关键资金削减（包括口粮、医疗保障和教育项目的资金缩减）已严重损害了难民营中的生活水平、基本生存保障和人身安全保护。
危险的海上逃亡与东道国困境：绝望已驱使数以千计的罗兴亚人踏上穿越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的危险海上旅程，许多人在途中遭遇人口贩卖、虐待、任意拘押以及马来西亚等地区东道国的强制遣返。
国际司法与问责机制进展状况
第一，国际法院（ICJ）——冈比亚诉缅甸案：2026年1月（1月12日至29日），国际法院就《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冈比亚诉缅甸）》案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实质审理公开听证会。这是十多年来国际法院首次就种族灭绝案进行全面的实质审理。关于缅甸国家责任的最终判决预计将于2026年晚些时候作出。"巩固人权"首席执行官马修·史密斯（Matthew Smith）作为冈比亚官方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海牙举行的国际法院听证会。
第二，国际刑事法院（ICC）：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正式申请对缅甸军政权领导人敏昂莱大将（Senior General Min Aung Hlaing）发出逮捕令，罪名是反人类罪——具体为跨越缅甸-孟加拉国边境的强制驱逐和迫害。民间社会团体敦促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正式决议，将缅甸全境局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以将管辖范围扩展至跨境犯罪之外。
第三，阿根廷的普遍管辖权案：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联邦刑事法院（由英国缅甸罗兴亚组织的吞钦和联合国前特别报告员托马斯·奥赫亚·金塔纳发起）针对缅甸关键军事领导人（包括敏昂莱）在2017年种族灭绝中的角色，发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逮捕令。
70家签署机构向国际社会提出的核心诉求与行动建议
70家签署人权组织呼吁联合国会员国、联合国安理会和地区机构（东盟）立即执行以下紧急行动：
一、联合国安理会行动：正式将缅甸全境局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ICC）；对缅甸军政权及军方控股企业集团实施有针对性的全面金融制裁；建立针对缅甸军方的全球性武器和航空燃油全面禁运。
二、人道主义资金与救助：立即扭转对罗兴亚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应急计划的所有资金削减；确保持续、灵活的多年期资金拨付，以满足孟加拉国120万罗兴亚难民在营养、医疗、心理社会支持和教育方面的基本需求。
三、地区保护与东盟参与：东盟成员国必须拒绝向军政权提供政治承认和合法性；为东南亚地区的难民提供有效的保护机制，停止任意逮捕，终止强制遣返，杜绝一切向缅甸的强制遣送或驱回行为；确保任何未来的罗兴亚人遣返均为自愿、安全、有尊严且可持续的，并以在缅甸境内全面恢复公民权和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为前提保障。
签署机构（70家组织联盟，部分核心成员）
该联合声明获得70家缅甸国内和国际民间社会组织联署，核心主导机构包括：
——"巩固人权"（Fortify Rights）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
——英国缅甸罗兴亚组织（BROUK）
以及涵盖缅甸多民族民间社会网络和海内外社区组织的数十家机构。
"巩固人权"组织紧急声明：联合国会员国必须终结针对罗兴亚种族灭绝的免责状态——70家人权机构联合呼吁
（曼谷，2026年8月24日）——联合国会员国应立即采取紧急行动，终结针对缅甸罗兴亚人民所遭受暴行的免责状态，并扭转对罗兴亚难民救命援助的削减，因为国际法院正在向迟来的正义不断迈进。"巩固人权"组织今天如此表示。
在缅甸军方2017年8月针对若开邦罗兴亚人口发动大规模暴行和种族灭绝运动的第九个周年纪念日之际，由70家缅甸国内和国际人权组织组成的联盟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全面的全球问责行动、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力度并施加外交压力。
2017年8月，缅甸安全部队在若开邦北部地区发动了有组织的"清剿行动"，针对罗兴亚平民进行大规模屠杀，包括屠杀数以千计的男女老幼、实施大面积性暴力、纵火彻底摧毁数百个村庄，并强制驱逐超过70万罗兴亚人逃入邻国孟加拉国。
这些暴行犯罪发生九年之后，缅甸军政权内部没有任何一名施暴者在缅甸国内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在2021年2月非法军事政变之后，军政权对罗兴亚人的系统性迫害仍在持续进行，丝毫没有减缓。
"巩固人权"组织领导层核心发言
"巩固人权"组织人权专家林泰特（Lynn Htet）表示："这应该是各国政府加大对罗兴亚人支持力度的时刻，而不是退缩的时刻。"
"九年的免责之后，国际司法终于在向前推进，包括在世界最高法庭面前进行的一场历史性的种族灭绝案审理。任何政府都不应在难民和问责机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支持的时刻，削弱对罗兴亚难民的支持和对问责机制的资助。"
"对于罗兴亚幸存者而言，国际司法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经历了数十年的迫害以及各国一再未能保护他们之后，国际司法是为数不多的仍然通向问责的道路之一，"林泰特说。
"今年可能成为罗兴亚正义的转折点。联合国会员国应确保这一转折真正实现。"
若开邦当前局势与新出现的威胁
违反国际法院临时措施令：尽管国际法院（ICJ）发布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临时措施令，要求缅甸防止种族灭绝行为并保全所有暴行证据，但军政权仍在继续实施严重的侵权行为，包括任意拘押、严格限制行动自由，以及蓄意阻断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服务。
若开军（AA）实施的暴行：随着若开邦境内若开军与军政权之间的激烈交火升级，若开军控制了大部分乡镇后，针对罗兴亚平民的新一轮暴行犯罪急剧加剧。经核实的若开军暴行包括：构成战争罪的法外处决和大规模杀戮、大规模纵火焚烧罗兴亚村庄和定居点、酷刑和任意拘押、强迫劳动、限制行动自由以及强制征入武装团体。
人道主义危机持续恶化与难民困境
孟加拉国难民营严重过度拥挤：孟加拉国考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和巴山查尔（Bhasan Char）的罗兴亚难民总数目前已超过120万人，自2024年中期以来，由于若开邦武装冲突升级，估计又有约15万名罗兴亚人逃过边境。
国际人道主义援助遭到严重削减：对国际人道主义应急响应的关键资金削减（包括口粮、医疗保障和教育项目的资金缩减）已严重损害了难民营中的生活水平、基本生存保障和人身安全保护。
危险的海上逃亡与东道国困境：绝望已驱使数以千计的罗兴亚人踏上穿越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的危险海上旅程，许多人在途中遭遇人口贩卖、虐待、任意拘押以及马来西亚等地区东道国的强制遣返。
国际司法与问责机制进展状况
第一，国际法院（ICJ）——冈比亚诉缅甸案：2026年1月（1月12日至29日），国际法院就《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冈比亚诉缅甸）》案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实质审理公开听证会。这是十多年来国际法院首次就种族灭绝案进行全面的实质审理。关于缅甸国家责任的最终判决预计将于2026年晚些时候作出。"巩固人权"首席执行官马修·史密斯（Matthew Smith）作为冈比亚官方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海牙举行的国际法院听证会。
第二，国际刑事法院（ICC）：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正式申请对缅甸军政权领导人敏昂莱大将（Senior General Min Aung Hlaing）发出逮捕令，罪名是反人类罪——具体为跨越缅甸-孟加拉国边境的强制驱逐和迫害。民间社会团体敦促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正式决议，将缅甸全境局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以将管辖范围扩展至跨境犯罪之外。
第三，阿根廷的普遍管辖权案：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联邦刑事法院（由英国缅甸罗兴亚组织的吞钦和联合国前特别报告员托马斯·奥赫亚·金塔纳发起）针对缅甸关键军事领导人（包括敏昂莱）在2017年种族灭绝中的角色，发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逮捕令。
70家签署机构向国际社会提出的核心诉求与行动建议
70家签署人权组织呼吁联合国会员国、联合国安理会和地区机构（东盟）立即执行以下紧急行动：
一、联合国安理会行动：正式将缅甸全境局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ICC）；对缅甸军政权及军方控股企业集团实施有针对性的全面金融制裁；建立针对缅甸军方的全球性武器和航空燃油全面禁运。
二、人道主义资金与救助：立即扭转对罗兴亚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应急计划的所有资金削减；确保持续、灵活的多年期资金拨付，以满足孟加拉国120万罗兴亚难民在营养、医疗、心理社会支持和教育方面的基本需求。
三、地区保护与东盟参与：东盟成员国必须拒绝向军政权提供政治承认和合法性；为东南亚地区的难民提供有效的保护机制，停止任意逮捕，终止强制遣返，杜绝一切向缅甸的强制遣送或驱回行为；确保任何未来的罗兴亚人遣返均为自愿、安全、有尊严且可持续的，并以在缅甸境内全面恢复公民权和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为前提保障。
签署机构（70家组织联盟，部分核心成员）
该联合声明获得70家缅甸国内和国际民间社会组织联署，核心主导机构包括：
——"巩固人权"（Fortify Rights）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
——英国缅甸罗兴亚组织（BROUK）
以及涵盖缅甸多民族民间社会网络和海内外社区组织的数十家机构。
新疆，是中国共产党实行少数民族文化灭绝政策的试验田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4 次浏览 • 1 天前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图片说明：控制的网络。
中国共产党在维吾尔地区的镇压，通常被人们作为一场区域性的人权危机来进行讨论。然而，它的内涵远不止于此。该地区实际上已经充当了一座实验室，用于测试一种将发展、福利、文化政策、家庭纽带、商业、媒体和警务融为一体的政治控制治理模式。
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绝非仅仅是经济援助；“民族团结”绝非仅仅是对相互尊重的呼吁；“结对认亲”也绝非仅仅是一项社会福利项目。这些都是用于侵入私人生活、收集个人信息、重塑政治认同以及确保对党国体制忠诚的统治工具。
同样的治理逻辑也延伸到了中国国境之外。它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商业网络、友好城市伙伴关系、文化机构、媒体、华文教育、外国汉学家以及海外警务联络机制而在全球范围内运作。
在维吾尔地区内部，这一体系是通过直接的强制力来强制推行的。而在海外，它则是通过组织渗透、渠道准入、经济纽带、政治动员和叙事控制来推进的。两者的推行手段虽有不同，但其政治目的却毫无二致：那就是通过将人际关系转化为国家基础设施，以此无限延伸北京的权力触角。
2024年7月《人民政协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公开阐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从来都不仅是一项纯粹的经济工作。”
这一体系通过干部派驻、国有企业、学校、投资、工业项目、文化交流以及常设行政机构，将中国内地的十九个省市与维吾尔地区紧密绑定在一起。其官方宣称的战略目标是实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一篇文章还引述了习近平关于“文化润疆”的战略论述。官方将其明确解释为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认同以及“人心向背”的战略举措。
这正是该政策的核心本质所在：将经济援助用作换取政治顺从的筹码；教育、文化、就业、基层治理与投资，全部沦为北京试图重塑其统治下民众民族认同的工具。
新华社在2025年关于该地区成立七十周年的报道中，同样大肆赞颂了该地区融入国家整体发展、资源开发、“一带一路”走廊以及欧亚物流大通道的进程。报道高度赞扬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文化融合，以及维吾尔地区与十九个对口援疆省市之间日益深化的紧密联系。
官方的宣传叙事将政治统治精心包装成了一部施恩布惠的温情故事。它将维吾尔家园彻底纳入中国的安全、经济与地缘政治战略版图的行径，美化成了所谓民族和谐的生动证据。
图片说明：习近平在新疆：民族和谐的虚构神话。
这种治理模式在国内最赤裸的表现，就是国家直接将汉族官员强行安插进维吾尔人的家庭之中。
2014年，一份中共官方出版物宣布，到2016年，将有20万名干部通过“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简称“访惠聚”）驻村工作，每人在基层驻扎一年。该运动的明确任务包括改善民生、加强民族团结、管理宗教事务、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宣传教育以及强化基层控制。
同一出版物还详细描述了如何为每家每户建立家庭档案、监控人员流动，并构建一套能够使官员全天候掌握每名居民行踪的严密系统。
随后，这项运动通过“结对认亲”活动进一步升级扩大。主要由汉族构成的官员直接住进维吾尔人家中，与当地家庭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调查报告中详实记录了这一过程：驻家官员被严格要求在维吾尔家庭内部识别并向上汇报所谓的“问题思想”，包括宗教虔诚程度的迹象、未经批准的宗教读物、祈祷行为、着装风格，以及对国家政策哪怕最轻微的不满情绪。
因此，“结对认亲”的实质就是彻底摧毁私人生活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所有界限。中共将人际亲密关系、家庭生活和好客传统，异化成了用于实施国家监控和政治规训的强制性渠道。
北京在海外同样推行着一套平行的统治逻辑：海外华人社区绝不被视为在政治上独立于中国的群体，而是被定义为国家力量在全球的有机延伸。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2024年1月发布的《关于新时代侨务工作的报告》中，明确将侨务工作定性为“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
这种政策定性对于理解北京的全球策略至关重要。海外侨务工作被全面整合进中共的统一战线体系之中。统战部的核心职责，就是通过动员党外群体、非国家组织以及国际网络，来服务于党国的核心政治战略目标。
国务院的上述报告明确要求在海外积极培植“友我力量”；利用地缘、血缘和亲情纽带深化与海外华人的联系；引导海外侨胞在讲好中国故事、维护国家统一、促进中外经贸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026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全球六千多万海外华侨华人称作“宝贵的战略资源”，盛赞他们“心系桑梓”、融通中外，强调要将海外侨胞的力量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新华社在2026年7月发表的另一篇深度报道中，进一步阐明了这种制度逻辑：它将海外侨务工作直接置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核心大局之中，要求海外侨社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
党国体制的立场是极其明确的：海外华人社群构成了中国国家力量在海外的延伸网络，是协助实现地缘政治目标、收集外部信息、引导国际舆论以及压制海外异见声音的重要依托。
海外华人网络被动员起来，绝非仅仅用于一般的商业往来或常规文化交流。它们还被用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背书北京关于维吾尔地区的官方宣传叙事。
《中国日报》（China Daily）在2015年的一篇专题报道中，广泛收集了海外华人商界代表、侨团领袖以及华文媒体负责人的公开发言，他们高度赞扬了中共在维吾尔地区的反恐政策与发展成就，将其描绘为打击极端主义和维护社会繁荣的必要举措。
这种动员在政治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含义：生活在境内的维吾尔人被完全剥夺了公开质疑官方叙事的自由；而生活在海外的侨民网络则被组织起来，在国际舞台上重复并放大党国的宣传话语，从而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出一种广泛支持官方政策的虚假民意表象。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2025年的工作综述中，将涉疆工作、民族政策、宗教事务、侨务工作以及海外统战工作，全部统摄在党领导下的“凝心聚力”大统战格局之中。综述将海外侨务工作描述为捍卫中国“核心利益”、推进民族复兴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维吾尔地区的国内高压治理，与对中国全球国家形象的海外公关运作，绝非彼此割裂的两项政策。它们是同属于党国整体战略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图片说明：作为两座城市合作的一部分，巴塞罗那启动“2026上海之夏”。（图源：X）
“友好城市”外交构成了这一渗透基础设施的另一重要层级。
北京将城市与城市之间、省份与省份之间的结对关系描绘为纯粹的民间友好交往。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这些渠道被系统性地构建成连接外国地方官员、商业协会、文化机构、大学院校、旅游机构以及海外华人社团的制度化网络，用以服务于中国更为广泛的国家战略议程。
中国-西班牙商会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上海与巴塞罗那之间的友好城市关系，为政府间对话、商业市场准入以及西班牙企业在上海的业务扩张提供了重要平台。该商会将自身定位为连接公共权力机构与企业实体的战略桥梁。
表面上使用的是友谊的温情修辞，实质上发挥的则是政治与经济渗透的准入功能。
深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在20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表述得更为直白：它将国际友城关系直接定性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渠道”。文章详细描述了一种“市-区-节点”联动的立体网络模式，通过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的紧密协同，将地方外事部门与企业、港口、机场、学校、医院、文化机构以及科研机构紧密串联在一起。
该官方报道进一步将友城工作描述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搭建经贸投资平台、设立海外创新中心、开展对外文化传播、提供对外援助以及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抓手，并将深圳与巴塞罗那之间的经贸投资往来作为典型案例予以重点推介。
这绝非仅仅是象征性的礼仪外交，而是一种在外国社会和公共机构内部建立长期、稳固渗透渠道的制度化手段。
2017年在海牙举行的中荷友城大会，被明确置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框架下举办。中方代表指出，此次大会释放出两国地方政府将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信号。中国与荷兰的地方政府机构、商界领袖、海外侨团以及文化机构，被全部整合进同一个统战与合作网络之中。
这正是北京在国内推行的“对口援建”逻辑在海外的精确翻版。在维吾尔地区，党利用对口援助机制将一个被统治的边缘区域，与来自中国内地其他省份的行政机构、国企巨头、学校院校和干部队伍牢牢绑定在一起；而在欧洲，它则利用友城外交将外国地方机构与商业网络，紧紧绑定在中国的经济与地缘战略战车之上。
同样的运作逻辑，也清晰体现在中国对其对外援助项目的官方定调之中。
“人民网”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理论文章中明确辩称，对外援助绝非“打肿脸充胖子”的单向施舍。文章公开指出，对外援助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巨大机遇，充当了对外劳务承包工程的先导开拓渠道，并有力带动了中国优势产品、装备与中国技术标准的全面出海。
这一点至关重要：官方频繁使用援助的修辞，是为了将国家权力的扩张与渗透伪装成具有人道主义、纯技术性或互利共赢的善举。而官方自身的历史档案却毫不避讳地承认了对外援助、商业准入、输出中国标准与拓展地缘战略影响力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种底层逻辑与北京在维吾尔地区的统治手段如出一辙：物质层面的利益援助从来都不是政治中立的。它系统性地构建出一种依附与从属关系，强行打开受援方的制度大门与市场准入，并将接收方置于中国国家主导的庞大控制网络之中。
海外“110”报警服务台网络的设立，则集中展现了如何通过“便民服务”的旗号将国家强制权力直接延伸至海外。
2022年1月，福州市公安局正式开通了面向海外福州籍侨胞的“海外110”报警服务台。官方公告将该项目描述为“平安福州”向海外延伸的创新举措，建立了一条由福州公安机关直接受理海外涉侨警情、并可根据需要在国内层层上报至公安部的跨境执法渠道。
这一官方平台仅仅是更为庞大的跨境警务网络的一个局部缩影。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在详尽的调查报告中证实，中国在全球至少五十三国家设立了多达102个海外警察服务站。调查发现充分证据表明，其中部分站点直接参与了绕过所在国正规司法与引渡程序的海外“劝返”秘密行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在深入调查中指出，这些海外警察服务站通常直接挂靠或嵌入在当地的海外华人同乡会及侨团商会之中。其内在逻辑与在维吾尔地区打磨成熟的维稳机制完全一致：提供便民服务是为了获得社会准入；社会准入是为了高效收集情报；而情报的大量掌握最终则是为了实施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
图片说明：中国宣传画中的汉维友谊形象。
北京同时还在积极致力于将外国学者培植为服务于其国际大外宣体系的战略工具。
《中国日报》在2024年12月发表的两篇专题文章中，明确呼吁将外国汉学家视作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资产。其中一篇文章将外国汉学家形象地比喻为播撒在海外“土壤”中的中华文化“种子”，强调要通过精心培育来降低当地环境对中国话语的“排异反应”，呼吁汉学家协助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积极在海外为中国发声。
另一篇文章则针对外国汉学家提出了更加精细的“一人一史”建档跟踪战略。该战略要求系统收集并深入分析外国学者的个人动机、学术履历、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对华认知态度、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反应，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程度。
其明确目标在于建立庞大的学者数据库，精准识别行为模式，研判潜在政治风险，定向投放学术资源，从而精准指导中国的国际传播与统战策略。文章甚至公开要求外国青年汉学家学会运用“中国思维”来理解中国与当代世界。
这根本不是平等的学术交流，而是为了服务于北京对外大外宣叙事而对外国学术权威进行的政治招安与制度化培育。
生活在铁腕统治下的维吾尔人，在长期的切肤之痛中最清楚北京这套政治话语在现实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经济发展”可能意味着剥夺传统生计与强迫同化；“对口援助”可能意味着行政力量与监控体系的全面渗透；“民族团结”可能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对私人家庭生活的蛮横践踏；“便民服务”可能蜕变为全天候的特务监控；“文化润疆”可能意味着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宗教、历史记忆与独特认同的彻底抹杀。在精心编织的繁荣故事背后，掩盖的始终是一整套冷酷运转的高压镇压机器。
正是同一个党国体制，如今正在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友城合作纽带、经贸投资、文化交流、华文媒体、教育渗透、学术招安、对外援助以及跨境警务联络等多元渠道，将其政治影响力不可阻挡地向全球延伸。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毫不掩饰地将这些跨国网络定义为汇聚各方人群、调度战略资源、掌控国际叙事以及聚拢政治效忠的有力武器，全力服务于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全球扩张。
维吾尔地区的遭遇，以最公开、最赤裸、最强制的形式向世人揭示了这一整套治理逻辑的本质运作机制；而在中国国境之外，同样的治理逻辑正在通过地方渠道准入、高度组织化的网络渗透、经济依附绑定、文化合法性伪装以及政治动员手段隐蔽而高效地运转着。
尽管在不同语境下所使用的宣传话语不断变换，但其背后的极权控制体系与政治野心却始终如一。 查看全部
图片说明：控制的网络。
中国共产党在维吾尔地区的镇压，通常被人们作为一场区域性的人权危机来进行讨论。然而，它的内涵远不止于此。该地区实际上已经充当了一座实验室，用于测试一种将发展、福利、文化政策、家庭纽带、商业、媒体和警务融为一体的政治控制治理模式。
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绝非仅仅是经济援助；“民族团结”绝非仅仅是对相互尊重的呼吁；“结对认亲”也绝非仅仅是一项社会福利项目。这些都是用于侵入私人生活、收集个人信息、重塑政治认同以及确保对党国体制忠诚的统治工具。
同样的治理逻辑也延伸到了中国国境之外。它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商业网络、友好城市伙伴关系、文化机构、媒体、华文教育、外国汉学家以及海外警务联络机制而在全球范围内运作。
在维吾尔地区内部，这一体系是通过直接的强制力来强制推行的。而在海外，它则是通过组织渗透、渠道准入、经济纽带、政治动员和叙事控制来推进的。两者的推行手段虽有不同，但其政治目的却毫无二致：那就是通过将人际关系转化为国家基础设施，以此无限延伸北京的权力触角。
2024年7月《人民政协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公开阐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从来都不仅是一项纯粹的经济工作。”
这一体系通过干部派驻、国有企业、学校、投资、工业项目、文化交流以及常设行政机构，将中国内地的十九个省市与维吾尔地区紧密绑定在一起。其官方宣称的战略目标是实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一篇文章还引述了习近平关于“文化润疆”的战略论述。官方将其明确解释为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认同以及“人心向背”的战略举措。
这正是该政策的核心本质所在：将经济援助用作换取政治顺从的筹码；教育、文化、就业、基层治理与投资，全部沦为北京试图重塑其统治下民众民族认同的工具。
新华社在2025年关于该地区成立七十周年的报道中，同样大肆赞颂了该地区融入国家整体发展、资源开发、“一带一路”走廊以及欧亚物流大通道的进程。报道高度赞扬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文化融合，以及维吾尔地区与十九个对口援疆省市之间日益深化的紧密联系。
官方的宣传叙事将政治统治精心包装成了一部施恩布惠的温情故事。它将维吾尔家园彻底纳入中国的安全、经济与地缘政治战略版图的行径，美化成了所谓民族和谐的生动证据。
图片说明：习近平在新疆：民族和谐的虚构神话。
这种治理模式在国内最赤裸的表现，就是国家直接将汉族官员强行安插进维吾尔人的家庭之中。
2014年，一份中共官方出版物宣布，到2016年，将有20万名干部通过“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简称“访惠聚”）驻村工作，每人在基层驻扎一年。该运动的明确任务包括改善民生、加强民族团结、管理宗教事务、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宣传教育以及强化基层控制。
同一出版物还详细描述了如何为每家每户建立家庭档案、监控人员流动，并构建一套能够使官员全天候掌握每名居民行踪的严密系统。
随后，这项运动通过“结对认亲”活动进一步升级扩大。主要由汉族构成的官员直接住进维吾尔人家中，与当地家庭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调查报告中详实记录了这一过程：驻家官员被严格要求在维吾尔家庭内部识别并向上汇报所谓的“问题思想”，包括宗教虔诚程度的迹象、未经批准的宗教读物、祈祷行为、着装风格，以及对国家政策哪怕最轻微的不满情绪。
因此，“结对认亲”的实质就是彻底摧毁私人生活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所有界限。中共将人际亲密关系、家庭生活和好客传统，异化成了用于实施国家监控和政治规训的强制性渠道。
北京在海外同样推行着一套平行的统治逻辑：海外华人社区绝不被视为在政治上独立于中国的群体，而是被定义为国家力量在全球的有机延伸。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2024年1月发布的《关于新时代侨务工作的报告》中，明确将侨务工作定性为“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
这种政策定性对于理解北京的全球策略至关重要。海外侨务工作被全面整合进中共的统一战线体系之中。统战部的核心职责，就是通过动员党外群体、非国家组织以及国际网络，来服务于党国的核心政治战略目标。
国务院的上述报告明确要求在海外积极培植“友我力量”；利用地缘、血缘和亲情纽带深化与海外华人的联系；引导海外侨胞在讲好中国故事、维护国家统一、促进中外经贸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026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全球六千多万海外华侨华人称作“宝贵的战略资源”，盛赞他们“心系桑梓”、融通中外，强调要将海外侨胞的力量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新华社在2026年7月发表的另一篇深度报道中，进一步阐明了这种制度逻辑：它将海外侨务工作直接置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核心大局之中，要求海外侨社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
党国体制的立场是极其明确的：海外华人社群构成了中国国家力量在海外的延伸网络，是协助实现地缘政治目标、收集外部信息、引导国际舆论以及压制海外异见声音的重要依托。
海外华人网络被动员起来，绝非仅仅用于一般的商业往来或常规文化交流。它们还被用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背书北京关于维吾尔地区的官方宣传叙事。
《中国日报》（China Daily）在2015年的一篇专题报道中，广泛收集了海外华人商界代表、侨团领袖以及华文媒体负责人的公开发言，他们高度赞扬了中共在维吾尔地区的反恐政策与发展成就，将其描绘为打击极端主义和维护社会繁荣的必要举措。
这种动员在政治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含义：生活在境内的维吾尔人被完全剥夺了公开质疑官方叙事的自由；而生活在海外的侨民网络则被组织起来，在国际舞台上重复并放大党国的宣传话语，从而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出一种广泛支持官方政策的虚假民意表象。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2025年的工作综述中，将涉疆工作、民族政策、宗教事务、侨务工作以及海外统战工作，全部统摄在党领导下的“凝心聚力”大统战格局之中。综述将海外侨务工作描述为捍卫中国“核心利益”、推进民族复兴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维吾尔地区的国内高压治理，与对中国全球国家形象的海外公关运作，绝非彼此割裂的两项政策。它们是同属于党国整体战略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图片说明：作为两座城市合作的一部分，巴塞罗那启动“2026上海之夏”。（图源：X）
“友好城市”外交构成了这一渗透基础设施的另一重要层级。
北京将城市与城市之间、省份与省份之间的结对关系描绘为纯粹的民间友好交往。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这些渠道被系统性地构建成连接外国地方官员、商业协会、文化机构、大学院校、旅游机构以及海外华人社团的制度化网络，用以服务于中国更为广泛的国家战略议程。
中国-西班牙商会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上海与巴塞罗那之间的友好城市关系，为政府间对话、商业市场准入以及西班牙企业在上海的业务扩张提供了重要平台。该商会将自身定位为连接公共权力机构与企业实体的战略桥梁。
表面上使用的是友谊的温情修辞，实质上发挥的则是政治与经济渗透的准入功能。
深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在20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表述得更为直白：它将国际友城关系直接定性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渠道”。文章详细描述了一种“市-区-节点”联动的立体网络模式，通过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的紧密协同，将地方外事部门与企业、港口、机场、学校、医院、文化机构以及科研机构紧密串联在一起。
该官方报道进一步将友城工作描述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搭建经贸投资平台、设立海外创新中心、开展对外文化传播、提供对外援助以及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抓手，并将深圳与巴塞罗那之间的经贸投资往来作为典型案例予以重点推介。
这绝非仅仅是象征性的礼仪外交，而是一种在外国社会和公共机构内部建立长期、稳固渗透渠道的制度化手段。
2017年在海牙举行的中荷友城大会，被明确置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框架下举办。中方代表指出，此次大会释放出两国地方政府将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信号。中国与荷兰的地方政府机构、商界领袖、海外侨团以及文化机构，被全部整合进同一个统战与合作网络之中。
这正是北京在国内推行的“对口援建”逻辑在海外的精确翻版。在维吾尔地区，党利用对口援助机制将一个被统治的边缘区域，与来自中国内地其他省份的行政机构、国企巨头、学校院校和干部队伍牢牢绑定在一起；而在欧洲，它则利用友城外交将外国地方机构与商业网络，紧紧绑定在中国的经济与地缘战略战车之上。
同样的运作逻辑，也清晰体现在中国对其对外援助项目的官方定调之中。
“人民网”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理论文章中明确辩称，对外援助绝非“打肿脸充胖子”的单向施舍。文章公开指出，对外援助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巨大机遇，充当了对外劳务承包工程的先导开拓渠道，并有力带动了中国优势产品、装备与中国技术标准的全面出海。
这一点至关重要：官方频繁使用援助的修辞，是为了将国家权力的扩张与渗透伪装成具有人道主义、纯技术性或互利共赢的善举。而官方自身的历史档案却毫不避讳地承认了对外援助、商业准入、输出中国标准与拓展地缘战略影响力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种底层逻辑与北京在维吾尔地区的统治手段如出一辙：物质层面的利益援助从来都不是政治中立的。它系统性地构建出一种依附与从属关系，强行打开受援方的制度大门与市场准入，并将接收方置于中国国家主导的庞大控制网络之中。
海外“110”报警服务台网络的设立，则集中展现了如何通过“便民服务”的旗号将国家强制权力直接延伸至海外。
2022年1月，福州市公安局正式开通了面向海外福州籍侨胞的“海外110”报警服务台。官方公告将该项目描述为“平安福州”向海外延伸的创新举措，建立了一条由福州公安机关直接受理海外涉侨警情、并可根据需要在国内层层上报至公安部的跨境执法渠道。
这一官方平台仅仅是更为庞大的跨境警务网络的一个局部缩影。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在详尽的调查报告中证实，中国在全球至少五十三国家设立了多达102个海外警察服务站。调查发现充分证据表明，其中部分站点直接参与了绕过所在国正规司法与引渡程序的海外“劝返”秘密行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在深入调查中指出，这些海外警察服务站通常直接挂靠或嵌入在当地的海外华人同乡会及侨团商会之中。其内在逻辑与在维吾尔地区打磨成熟的维稳机制完全一致：提供便民服务是为了获得社会准入；社会准入是为了高效收集情报；而情报的大量掌握最终则是为了实施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
图片说明：中国宣传画中的汉维友谊形象。
北京同时还在积极致力于将外国学者培植为服务于其国际大外宣体系的战略工具。
《中国日报》在2024年12月发表的两篇专题文章中，明确呼吁将外国汉学家视作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资产。其中一篇文章将外国汉学家形象地比喻为播撒在海外“土壤”中的中华文化“种子”，强调要通过精心培育来降低当地环境对中国话语的“排异反应”，呼吁汉学家协助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积极在海外为中国发声。
另一篇文章则针对外国汉学家提出了更加精细的“一人一史”建档跟踪战略。该战略要求系统收集并深入分析外国学者的个人动机、学术履历、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对华认知态度、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反应，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程度。
其明确目标在于建立庞大的学者数据库，精准识别行为模式，研判潜在政治风险，定向投放学术资源，从而精准指导中国的国际传播与统战策略。文章甚至公开要求外国青年汉学家学会运用“中国思维”来理解中国与当代世界。
这根本不是平等的学术交流，而是为了服务于北京对外大外宣叙事而对外国学术权威进行的政治招安与制度化培育。
生活在铁腕统治下的维吾尔人，在长期的切肤之痛中最清楚北京这套政治话语在现实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经济发展”可能意味着剥夺传统生计与强迫同化；“对口援助”可能意味着行政力量与监控体系的全面渗透；“民族团结”可能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对私人家庭生活的蛮横践踏；“便民服务”可能蜕变为全天候的特务监控；“文化润疆”可能意味着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宗教、历史记忆与独特认同的彻底抹杀。在精心编织的繁荣故事背后，掩盖的始终是一整套冷酷运转的高压镇压机器。
正是同一个党国体制，如今正在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友城合作纽带、经贸投资、文化交流、华文媒体、教育渗透、学术招安、对外援助以及跨境警务联络等多元渠道，将其政治影响力不可阻挡地向全球延伸。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毫不掩饰地将这些跨国网络定义为汇聚各方人群、调度战略资源、掌控国际叙事以及聚拢政治效忠的有力武器，全力服务于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全球扩张。
维吾尔地区的遭遇，以最公开、最赤裸、最强制的形式向世人揭示了这一整套治理逻辑的本质运作机制；而在中国国境之外，同样的治理逻辑正在通过地方渠道准入、高度组织化的网络渗透、经济依附绑定、文化合法性伪装以及政治动员手段隐蔽而高效地运转着。
尽管在不同语境下所使用的宣传话语不断变换，但其背后的极权控制体系与政治野心却始终如一。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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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控制的网络。
中国共产党在维吾尔地区的镇压，通常被人们作为一场区域性的人权危机来进行讨论。然而，它的内涵远不止于此。该地区实际上已经充当了一座实验室，用于测试一种将发展、福利、文化政策、家庭纽带、商业、媒体和警务融为一体的政治控制治理模式。
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绝非仅仅是经济援助；“民族团结”绝非仅仅是对相互尊重的呼吁；“结对认亲”也绝非仅仅是一项社会福利项目。这些都是用于侵入私人生活、收集个人信息、重塑政治认同以及确保对党国体制忠诚的统治工具。
同样的治理逻辑也延伸到了中国国境之外。它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商业网络、友好城市伙伴关系、文化机构、媒体、华文教育、外国汉学家以及海外警务联络机制而在全球范围内运作。
在维吾尔地区内部，这一体系是通过直接的强制力来强制推行的。而在海外，它则是通过组织渗透、渠道准入、经济纽带、政治动员和叙事控制来推进的。两者的推行手段虽有不同，但其政治目的却毫无二致：那就是通过将人际关系转化为国家基础设施，以此无限延伸北京的权力触角。
2024年7月《人民政协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公开阐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从来都不仅是一项纯粹的经济工作。”
这一体系通过干部派驻、国有企业、学校、投资、工业项目、文化交流以及常设行政机构，将中国内地的十九个省市与维吾尔地区紧密绑定在一起。其官方宣称的战略目标是实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一篇文章还引述了习近平关于“文化润疆”的战略论述。官方将其明确解释为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认同以及“人心向背”的战略举措。
这正是该政策的核心本质所在：将经济援助用作换取政治顺从的筹码；教育、文化、就业、基层治理与投资，全部沦为北京试图重塑其统治下民众民族认同的工具。
新华社在2025年关于该地区成立七十周年的报道中，同样大肆赞颂了该地区融入国家整体发展、资源开发、“一带一路”走廊以及欧亚物流大通道的进程。报道高度赞扬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文化融合，以及维吾尔地区与十九个对口援疆省市之间日益深化的紧密联系。
官方的宣传叙事将政治统治精心包装成了一部施恩布惠的温情故事。它将维吾尔家园彻底纳入中国的安全、经济与地缘政治战略版图的行径，美化成了所谓民族和谐的生动证据。
图片说明：习近平在新疆：民族和谐的虚构神话。
这种治理模式在国内最赤裸的表现，就是国家直接将汉族官员强行安插进维吾尔人的家庭之中。
2014年，一份中共官方出版物宣布，到2016年，将有20万名干部通过“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简称“访惠聚”）驻村工作，每人在基层驻扎一年。该运动的明确任务包括改善民生、加强民族团结、管理宗教事务、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宣传教育以及强化基层控制。
同一出版物还详细描述了如何为每家每户建立家庭档案、监控人员流动，并构建一套能够使官员全天候掌握每名居民行踪的严密系统。
随后，这项运动通过“结对认亲”活动进一步升级扩大。主要由汉族构成的官员直接住进维吾尔人家中，与当地家庭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调查报告中详实记录了这一过程：驻家官员被严格要求在维吾尔家庭内部识别并向上汇报所谓的“问题思想”，包括宗教虔诚程度的迹象、未经批准的宗教读物、祈祷行为、着装风格，以及对国家政策哪怕最轻微的不满情绪。
因此，“结对认亲”的实质就是彻底摧毁私人生活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所有界限。中共将人际亲密关系、家庭生活和好客传统，异化成了用于实施国家监控和政治规训的强制性渠道。
北京在海外同样推行着一套平行的统治逻辑：海外华人社区绝不被视为在政治上独立于中国的群体，而是被定义为国家力量在全球的有机延伸。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2024年1月发布的《关于新时代侨务工作的报告》中，明确将侨务工作定性为“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
这种政策定性对于理解北京的全球策略至关重要。海外侨务工作被全面整合进中共的统一战线体系之中。统战部的核心职责，就是通过动员党外群体、非国家组织以及国际网络，来服务于党国的核心政治战略目标。
国务院的上述报告明确要求在海外积极培植“友我力量”；利用地缘、血缘和亲情纽带深化与海外华人的联系；引导海外侨胞在讲好中国故事、维护国家统一、促进中外经贸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026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全球六千多万海外华侨华人称作“宝贵的战略资源”，盛赞他们“心系桑梓”、融通中外，强调要将海外侨胞的力量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新华社在2026年7月发表的另一篇深度报道中，进一步阐明了这种制度逻辑：它将海外侨务工作直接置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核心大局之中，要求海外侨社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
党国体制的立场是极其明确的：海外华人社群构成了中国国家力量在海外的延伸网络，是协助实现地缘政治目标、收集外部信息、引导国际舆论以及压制海外异见声音的重要依托。
海外华人网络被动员起来，绝非仅仅用于一般的商业往来或常规文化交流。它们还被用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背书北京关于维吾尔地区的官方宣传叙事。
《中国日报》（China Daily）在2015年的一篇专题报道中，广泛收集了海外华人商界代表、侨团领袖以及华文媒体负责人的公开发言，他们高度赞扬了中共在维吾尔地区的反恐政策与发展成就，将其描绘为打击极端主义和维护社会繁荣的必要举措。
这种动员在政治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含义：生活在境内的维吾尔人被完全剥夺了公开质疑官方叙事的自由；而生活在海外的侨民网络则被组织起来，在国际舞台上重复并放大党国的宣传话语，从而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出一种广泛支持官方政策的虚假民意表象。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2025年的工作综述中，将涉疆工作、民族政策、宗教事务、侨务工作以及海外统战工作，全部统摄在党领导下的“凝心聚力”大统战格局之中。综述将海外侨务工作描述为捍卫中国“核心利益”、推进民族复兴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维吾尔地区的国内高压治理，与对中国全球国家形象的海外公关运作，绝非彼此割裂的两项政策。它们是同属于党国整体战略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图片说明：作为两座城市合作的一部分，巴塞罗那启动“2026上海之夏”。（图源：X）
“友好城市”外交构成了这一渗透基础设施的另一重要层级。
北京将城市与城市之间、省份与省份之间的结对关系描绘为纯粹的民间友好交往。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这些渠道被系统性地构建成连接外国地方官员、商业协会、文化机构、大学院校、旅游机构以及海外华人社团的制度化网络，用以服务于中国更为广泛的国家战略议程。
中国-西班牙商会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上海与巴塞罗那之间的友好城市关系，为政府间对话、商业市场准入以及西班牙企业在上海的业务扩张提供了重要平台。该商会将自身定位为连接公共权力机构与企业实体的战略桥梁。
表面上使用的是友谊的温情修辞，实质上发挥的则是政治与经济渗透的准入功能。
深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在20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表述得更为直白：它将国际友城关系直接定性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渠道”。文章详细描述了一种“市-区-节点”联动的立体网络模式，通过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的紧密协同，将地方外事部门与企业、港口、机场、学校、医院、文化机构以及科研机构紧密串联在一起。
该官方报道进一步将友城工作描述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搭建经贸投资平台、设立海外创新中心、开展对外文化传播、提供对外援助以及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抓手，并将深圳与巴塞罗那之间的经贸投资往来作为典型案例予以重点推介。
这绝非仅仅是象征性的礼仪外交，而是一种在外国社会和公共机构内部建立长期、稳固渗透渠道的制度化手段。
2017年在海牙举行的中荷友城大会，被明确置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框架下举办。中方代表指出，此次大会释放出两国地方政府将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信号。中国与荷兰的地方政府机构、商界领袖、海外侨团以及文化机构，被全部整合进同一个统战与合作网络之中。
这正是北京在国内推行的“对口援建”逻辑在海外的精确翻版。在维吾尔地区，党利用对口援助机制将一个被统治的边缘区域，与来自中国内地其他省份的行政机构、国企巨头、学校院校和干部队伍牢牢绑定在一起；而在欧洲，它则利用友城外交将外国地方机构与商业网络，紧紧绑定在中国的经济与地缘战略战车之上。
同样的运作逻辑，也清晰体现在中国对其对外援助项目的官方定调之中。
“人民网”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理论文章中明确辩称，对外援助绝非“打肿脸充胖子”的单向施舍。文章公开指出，对外援助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巨大机遇，充当了对外劳务承包工程的先导开拓渠道，并有力带动了中国优势产品、装备与中国技术标准的全面出海。
这一点至关重要：官方频繁使用援助的修辞，是为了将国家权力的扩张与渗透伪装成具有人道主义、纯技术性或互利共赢的善举。而官方自身的历史档案却毫不避讳地承认了对外援助、商业准入、输出中国标准与拓展地缘战略影响力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种底层逻辑与北京在维吾尔地区的统治手段如出一辙：物质层面的利益援助从来都不是政治中立的。它系统性地构建出一种依附与从属关系，强行打开受援方的制度大门与市场准入，并将接收方置于中国国家主导的庞大控制网络之中。
海外“110”报警服务台网络的设立，则集中展现了如何通过“便民服务”的旗号将国家强制权力直接延伸至海外。
2022年1月，福州市公安局正式开通了面向海外福州籍侨胞的“海外110”报警服务台。官方公告将该项目描述为“平安福州”向海外延伸的创新举措，建立了一条由福州公安机关直接受理海外涉侨警情、并可根据需要在国内层层上报至公安部的跨境执法渠道。
这一官方平台仅仅是更为庞大的跨境警务网络的一个局部缩影。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在详尽的调查报告中证实，中国在全球至少五十三国家设立了多达102个海外警察服务站。调查发现充分证据表明，其中部分站点直接参与了绕过所在国正规司法与引渡程序的海外“劝返”秘密行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在深入调查中指出，这些海外警察服务站通常直接挂靠或嵌入在当地的海外华人同乡会及侨团商会之中。其内在逻辑与在维吾尔地区打磨成熟的维稳机制完全一致：提供便民服务是为了获得社会准入；社会准入是为了高效收集情报；而情报的大量掌握最终则是为了实施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
图片说明：中国宣传画中的汉维友谊形象。
北京同时还在积极致力于将外国学者培植为服务于其国际大外宣体系的战略工具。
《中国日报》在2024年12月发表的两篇专题文章中，明确呼吁将外国汉学家视作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资产。其中一篇文章将外国汉学家形象地比喻为播撒在海外“土壤”中的中华文化“种子”，强调要通过精心培育来降低当地环境对中国话语的“排异反应”，呼吁汉学家协助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积极在海外为中国发声。
另一篇文章则针对外国汉学家提出了更加精细的“一人一史”建档跟踪战略。该战略要求系统收集并深入分析外国学者的个人动机、学术履历、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对华认知态度、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反应，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程度。
其明确目标在于建立庞大的学者数据库，精准识别行为模式，研判潜在政治风险，定向投放学术资源，从而精准指导中国的国际传播与统战策略。文章甚至公开要求外国青年汉学家学会运用“中国思维”来理解中国与当代世界。
这根本不是平等的学术交流，而是为了服务于北京对外大外宣叙事而对外国学术权威进行的政治招安与制度化培育。
生活在铁腕统治下的维吾尔人，在长期的切肤之痛中最清楚北京这套政治话语在现实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经济发展”可能意味着剥夺传统生计与强迫同化；“对口援助”可能意味着行政力量与监控体系的全面渗透；“民族团结”可能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对私人家庭生活的蛮横践踏；“便民服务”可能蜕变为全天候的特务监控；“文化润疆”可能意味着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宗教、历史记忆与独特认同的彻底抹杀。在精心编织的繁荣故事背后，掩盖的始终是一整套冷酷运转的高压镇压机器。
正是同一个党国体制，如今正在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友城合作纽带、经贸投资、文化交流、华文媒体、教育渗透、学术招安、对外援助以及跨境警务联络等多元渠道，将其政治影响力不可阻挡地向全球延伸。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毫不掩饰地将这些跨国网络定义为汇聚各方人群、调度战略资源、掌控国际叙事以及聚拢政治效忠的有力武器，全力服务于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全球扩张。
维吾尔地区的遭遇，以最公开、最赤裸、最强制的形式向世人揭示了这一整套治理逻辑的本质运作机制；而在中国国境之外，同样的治理逻辑正在通过地方渠道准入、高度组织化的网络渗透、经济依附绑定、文化合法性伪装以及政治动员手段隐蔽而高效地运转着。
尽管在不同语境下所使用的宣传话语不断变换，但其背后的极权控制体系与政治野心却始终如一。
图片说明：控制的网络。
中国共产党在维吾尔地区的镇压，通常被人们作为一场区域性的人权危机来进行讨论。然而，它的内涵远不止于此。该地区实际上已经充当了一座实验室，用于测试一种将发展、福利、文化政策、家庭纽带、商业、媒体和警务融为一体的政治控制治理模式。
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绝非仅仅是经济援助；“民族团结”绝非仅仅是对相互尊重的呼吁；“结对认亲”也绝非仅仅是一项社会福利项目。这些都是用于侵入私人生活、收集个人信息、重塑政治认同以及确保对党国体制忠诚的统治工具。
同样的治理逻辑也延伸到了中国国境之外。它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商业网络、友好城市伙伴关系、文化机构、媒体、华文教育、外国汉学家以及海外警务联络机制而在全球范围内运作。
在维吾尔地区内部，这一体系是通过直接的强制力来强制推行的。而在海外，它则是通过组织渗透、渠道准入、经济纽带、政治动员和叙事控制来推进的。两者的推行手段虽有不同，但其政治目的却毫无二致：那就是通过将人际关系转化为国家基础设施，以此无限延伸北京的权力触角。
2024年7月《人民政协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公开阐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从来都不仅是一项纯粹的经济工作。”
这一体系通过干部派驻、国有企业、学校、投资、工业项目、文化交流以及常设行政机构，将中国内地的十九个省市与维吾尔地区紧密绑定在一起。其官方宣称的战略目标是实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一篇文章还引述了习近平关于“文化润疆”的战略论述。官方将其明确解释为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认同以及“人心向背”的战略举措。
这正是该政策的核心本质所在：将经济援助用作换取政治顺从的筹码；教育、文化、就业、基层治理与投资，全部沦为北京试图重塑其统治下民众民族认同的工具。
新华社在2025年关于该地区成立七十周年的报道中，同样大肆赞颂了该地区融入国家整体发展、资源开发、“一带一路”走廊以及欧亚物流大通道的进程。报道高度赞扬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文化融合，以及维吾尔地区与十九个对口援疆省市之间日益深化的紧密联系。
官方的宣传叙事将政治统治精心包装成了一部施恩布惠的温情故事。它将维吾尔家园彻底纳入中国的安全、经济与地缘政治战略版图的行径，美化成了所谓民族和谐的生动证据。
图片说明：习近平在新疆：民族和谐的虚构神话。
这种治理模式在国内最赤裸的表现，就是国家直接将汉族官员强行安插进维吾尔人的家庭之中。
2014年，一份中共官方出版物宣布，到2016年，将有20万名干部通过“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简称“访惠聚”）驻村工作，每人在基层驻扎一年。该运动的明确任务包括改善民生、加强民族团结、管理宗教事务、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宣传教育以及强化基层控制。
同一出版物还详细描述了如何为每家每户建立家庭档案、监控人员流动，并构建一套能够使官员全天候掌握每名居民行踪的严密系统。
随后，这项运动通过“结对认亲”活动进一步升级扩大。主要由汉族构成的官员直接住进维吾尔人家中，与当地家庭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调查报告中详实记录了这一过程：驻家官员被严格要求在维吾尔家庭内部识别并向上汇报所谓的“问题思想”，包括宗教虔诚程度的迹象、未经批准的宗教读物、祈祷行为、着装风格，以及对国家政策哪怕最轻微的不满情绪。
因此，“结对认亲”的实质就是彻底摧毁私人生活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所有界限。中共将人际亲密关系、家庭生活和好客传统，异化成了用于实施国家监控和政治规训的强制性渠道。
北京在海外同样推行着一套平行的统治逻辑：海外华人社区绝不被视为在政治上独立于中国的群体，而是被定义为国家力量在全球的有机延伸。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2024年1月发布的《关于新时代侨务工作的报告》中，明确将侨务工作定性为“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
这种政策定性对于理解北京的全球策略至关重要。海外侨务工作被全面整合进中共的统一战线体系之中。统战部的核心职责，就是通过动员党外群体、非国家组织以及国际网络，来服务于党国的核心政治战略目标。
国务院的上述报告明确要求在海外积极培植“友我力量”；利用地缘、血缘和亲情纽带深化与海外华人的联系；引导海外侨胞在讲好中国故事、维护国家统一、促进中外经贸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026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全球六千多万海外华侨华人称作“宝贵的战略资源”，盛赞他们“心系桑梓”、融通中外，强调要将海外侨胞的力量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新华社在2026年7月发表的另一篇深度报道中，进一步阐明了这种制度逻辑：它将海外侨务工作直接置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核心大局之中，要求海外侨社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
党国体制的立场是极其明确的：海外华人社群构成了中国国家力量在海外的延伸网络，是协助实现地缘政治目标、收集外部信息、引导国际舆论以及压制海外异见声音的重要依托。
海外华人网络被动员起来，绝非仅仅用于一般的商业往来或常规文化交流。它们还被用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背书北京关于维吾尔地区的官方宣传叙事。
《中国日报》（China Daily）在2015年的一篇专题报道中，广泛收集了海外华人商界代表、侨团领袖以及华文媒体负责人的公开发言，他们高度赞扬了中共在维吾尔地区的反恐政策与发展成就，将其描绘为打击极端主义和维护社会繁荣的必要举措。
这种动员在政治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含义：生活在境内的维吾尔人被完全剥夺了公开质疑官方叙事的自由；而生活在海外的侨民网络则被组织起来，在国际舞台上重复并放大党国的宣传话语，从而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出一种广泛支持官方政策的虚假民意表象。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2025年的工作综述中，将涉疆工作、民族政策、宗教事务、侨务工作以及海外统战工作，全部统摄在党领导下的“凝心聚力”大统战格局之中。综述将海外侨务工作描述为捍卫中国“核心利益”、推进民族复兴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维吾尔地区的国内高压治理，与对中国全球国家形象的海外公关运作，绝非彼此割裂的两项政策。它们是同属于党国整体战略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图片说明：作为两座城市合作的一部分，巴塞罗那启动“2026上海之夏”。（图源：X）
“友好城市”外交构成了这一渗透基础设施的另一重要层级。
北京将城市与城市之间、省份与省份之间的结对关系描绘为纯粹的民间友好交往。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这些渠道被系统性地构建成连接外国地方官员、商业协会、文化机构、大学院校、旅游机构以及海外华人社团的制度化网络，用以服务于中国更为广泛的国家战略议程。
中国-西班牙商会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上海与巴塞罗那之间的友好城市关系，为政府间对话、商业市场准入以及西班牙企业在上海的业务扩张提供了重要平台。该商会将自身定位为连接公共权力机构与企业实体的战略桥梁。
表面上使用的是友谊的温情修辞，实质上发挥的则是政治与经济渗透的准入功能。
深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在20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表述得更为直白：它将国际友城关系直接定性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渠道”。文章详细描述了一种“市-区-节点”联动的立体网络模式，通过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的紧密协同，将地方外事部门与企业、港口、机场、学校、医院、文化机构以及科研机构紧密串联在一起。
该官方报道进一步将友城工作描述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搭建经贸投资平台、设立海外创新中心、开展对外文化传播、提供对外援助以及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抓手，并将深圳与巴塞罗那之间的经贸投资往来作为典型案例予以重点推介。
这绝非仅仅是象征性的礼仪外交，而是一种在外国社会和公共机构内部建立长期、稳固渗透渠道的制度化手段。
2017年在海牙举行的中荷友城大会，被明确置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框架下举办。中方代表指出，此次大会释放出两国地方政府将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信号。中国与荷兰的地方政府机构、商界领袖、海外侨团以及文化机构，被全部整合进同一个统战与合作网络之中。
这正是北京在国内推行的“对口援建”逻辑在海外的精确翻版。在维吾尔地区，党利用对口援助机制将一个被统治的边缘区域，与来自中国内地其他省份的行政机构、国企巨头、学校院校和干部队伍牢牢绑定在一起；而在欧洲，它则利用友城外交将外国地方机构与商业网络，紧紧绑定在中国的经济与地缘战略战车之上。
同样的运作逻辑，也清晰体现在中国对其对外援助项目的官方定调之中。
“人民网”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理论文章中明确辩称，对外援助绝非“打肿脸充胖子”的单向施舍。文章公开指出，对外援助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巨大机遇，充当了对外劳务承包工程的先导开拓渠道，并有力带动了中国优势产品、装备与中国技术标准的全面出海。
这一点至关重要：官方频繁使用援助的修辞，是为了将国家权力的扩张与渗透伪装成具有人道主义、纯技术性或互利共赢的善举。而官方自身的历史档案却毫不避讳地承认了对外援助、商业准入、输出中国标准与拓展地缘战略影响力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种底层逻辑与北京在维吾尔地区的统治手段如出一辙：物质层面的利益援助从来都不是政治中立的。它系统性地构建出一种依附与从属关系，强行打开受援方的制度大门与市场准入，并将接收方置于中国国家主导的庞大控制网络之中。
海外“110”报警服务台网络的设立，则集中展现了如何通过“便民服务”的旗号将国家强制权力直接延伸至海外。
2022年1月，福州市公安局正式开通了面向海外福州籍侨胞的“海外110”报警服务台。官方公告将该项目描述为“平安福州”向海外延伸的创新举措，建立了一条由福州公安机关直接受理海外涉侨警情、并可根据需要在国内层层上报至公安部的跨境执法渠道。
这一官方平台仅仅是更为庞大的跨境警务网络的一个局部缩影。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在详尽的调查报告中证实，中国在全球至少五十三国家设立了多达102个海外警察服务站。调查发现充分证据表明，其中部分站点直接参与了绕过所在国正规司法与引渡程序的海外“劝返”秘密行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在深入调查中指出，这些海外警察服务站通常直接挂靠或嵌入在当地的海外华人同乡会及侨团商会之中。其内在逻辑与在维吾尔地区打磨成熟的维稳机制完全一致：提供便民服务是为了获得社会准入；社会准入是为了高效收集情报；而情报的大量掌握最终则是为了实施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
图片说明：中国宣传画中的汉维友谊形象。
北京同时还在积极致力于将外国学者培植为服务于其国际大外宣体系的战略工具。
《中国日报》在2024年12月发表的两篇专题文章中，明确呼吁将外国汉学家视作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资产。其中一篇文章将外国汉学家形象地比喻为播撒在海外“土壤”中的中华文化“种子”，强调要通过精心培育来降低当地环境对中国话语的“排异反应”，呼吁汉学家协助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积极在海外为中国发声。
另一篇文章则针对外国汉学家提出了更加精细的“一人一史”建档跟踪战略。该战略要求系统收集并深入分析外国学者的个人动机、学术履历、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对华认知态度、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反应，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程度。
其明确目标在于建立庞大的学者数据库，精准识别行为模式，研判潜在政治风险，定向投放学术资源，从而精准指导中国的国际传播与统战策略。文章甚至公开要求外国青年汉学家学会运用“中国思维”来理解中国与当代世界。
这根本不是平等的学术交流，而是为了服务于北京对外大外宣叙事而对外国学术权威进行的政治招安与制度化培育。
生活在铁腕统治下的维吾尔人，在长期的切肤之痛中最清楚北京这套政治话语在现实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经济发展”可能意味着剥夺传统生计与强迫同化；“对口援助”可能意味着行政力量与监控体系的全面渗透；“民族团结”可能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对私人家庭生活的蛮横践踏；“便民服务”可能蜕变为全天候的特务监控；“文化润疆”可能意味着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宗教、历史记忆与独特认同的彻底抹杀。在精心编织的繁荣故事背后，掩盖的始终是一整套冷酷运转的高压镇压机器。
正是同一个党国体制，如今正在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友城合作纽带、经贸投资、文化交流、华文媒体、教育渗透、学术招安、对外援助以及跨境警务联络等多元渠道，将其政治影响力不可阻挡地向全球延伸。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毫不掩饰地将这些跨国网络定义为汇聚各方人群、调度战略资源、掌控国际叙事以及聚拢政治效忠的有力武器，全力服务于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全球扩张。
维吾尔地区的遭遇，以最公开、最赤裸、最强制的形式向世人揭示了这一整套治理逻辑的本质运作机制；而在中国国境之外，同样的治理逻辑正在通过地方渠道准入、高度组织化的网络渗透、经济依附绑定、文化合法性伪装以及政治动员手段隐蔽而高效地运转着。
尽管在不同语境下所使用的宣传话语不断变换，但其背后的极权控制体系与政治野心却始终如一。
现场视频曝光：新疆乌苏市派出所内张贴“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引发强制同化关切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4 次浏览 • 6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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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视频曝光：乌鲁木齐派出所内张贴“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引发强制同化关切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多力昆·伊萨（Dolkun Isa）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来自新疆乌苏市基层派出所的现场实拍视频，记录了当地在基层执法机构全面推行语言管控的真实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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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乌苏市某派出所内部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的“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
派出所窗口明确指令：“讲国语，说普通话”
多力昆·伊萨指出，这是观察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新疆）推行同化政策的一个极其触目惊心的真实微观窗口。
现场视频清晰显示，位于乌苏市的一家派出所内部办事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着明确的指令性标语：“讲国语，说普通话。”
新《民族团结法》下的制度化同化与母语空间压缩
多力昆·伊萨在推文中深入分析道，这段现场画面与事实，极其直观地向国际社会揭示了于 2026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施行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现实基层的具体执行面貌：
“这标志着在所谓的‘民族团结’旗号下，加速推进同化政策的进一步制度化落地，其根本目标正是针对维吾尔人的语言、文化与民族身份认同。”
国家机器主导的强制性同化政策
多力昆·伊萨强调：“当维吾尔人甚至在走进派出所等基层公共与执法办事机构时，都被明令限制必须讲哪种语言、被强制剥夺使用自己母语交流的权利，这早已绝非普通的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政策——而是由国家机器强力推行的国家级强制同化。”
在推文最后，多力昆·伊萨郑重指出：“维吾尔语言是我们民族身份认同、深厚文化底蕴与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绝不容被抹除。” 查看全部
现场视频曝光：乌鲁木齐派出所内张贴“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引发强制同化关切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多力昆·伊萨（Dolkun Isa）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来自新疆乌苏市基层派出所的现场实拍视频，记录了当地在基层执法机构全面推行语言管控的真实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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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乌苏市某派出所内部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的“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
派出所窗口明确指令：“讲国语，说普通话”
多力昆·伊萨指出，这是观察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新疆）推行同化政策的一个极其触目惊心的真实微观窗口。
现场视频清晰显示，位于乌苏市的一家派出所内部办事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着明确的指令性标语：“讲国语，说普通话。”
新《民族团结法》下的制度化同化与母语空间压缩
多力昆·伊萨在推文中深入分析道，这段现场画面与事实，极其直观地向国际社会揭示了于 2026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施行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现实基层的具体执行面貌：
“这标志着在所谓的‘民族团结’旗号下，加速推进同化政策的进一步制度化落地，其根本目标正是针对维吾尔人的语言、文化与民族身份认同。”
国家机器主导的强制性同化政策
多力昆·伊萨强调：“当维吾尔人甚至在走进派出所等基层公共与执法办事机构时，都被明令限制必须讲哪种语言、被强制剥夺使用自己母语交流的权利，这早已绝非普通的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政策——而是由国家机器强力推行的国家级强制同化。”
在推文最后，多力昆·伊萨郑重指出：“维吾尔语言是我们民族身份认同、深厚文化底蕴与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绝不容被抹除。”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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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视频曝光：乌鲁木齐派出所内张贴“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引发强制同化关切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多力昆·伊萨（Dolkun Isa）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来自新疆乌苏市基层派出所的现场实拍视频，记录了当地在基层执法机构全面推行语言管控的真实一幕。
图片说明：乌苏市某派出所内部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的“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
派出所窗口明确指令：“讲国语，说普通话”
多力昆·伊萨指出，这是观察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新疆）推行同化政策的一个极其触目惊心的真实微观窗口。
现场视频清晰显示，位于乌苏市的一家派出所内部办事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着明确的指令性标语：“讲国语，说普通话。”
新《民族团结法》下的制度化同化与母语空间压缩
多力昆·伊萨在推文中深入分析道，这段现场画面与事实，极其直观地向国际社会揭示了于 2026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施行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现实基层的具体执行面貌：
“这标志着在所谓的‘民族团结’旗号下，加速推进同化政策的进一步制度化落地，其根本目标正是针对维吾尔人的语言、文化与民族身份认同。”
国家机器主导的强制性同化政策
多力昆·伊萨强调：“当维吾尔人甚至在走进派出所等基层公共与执法办事机构时，都被明令限制必须讲哪种语言、被强制剥夺使用自己母语交流的权利，这早已绝非普通的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政策——而是由国家机器强力推行的国家级强制同化。”
在推文最后，多力昆·伊萨郑重指出：“维吾尔语言是我们民族身份认同、深厚文化底蕴与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绝不容被抹除。”
现场视频曝光：乌鲁木齐派出所内张贴“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引发强制同化关切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多力昆·伊萨（Dolkun Isa）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来自新疆乌苏市基层派出所的现场实拍视频，记录了当地在基层执法机构全面推行语言管控的真实一幕。
图片说明：乌苏市某派出所内部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的“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
派出所窗口明确指令：“讲国语，说普通话”
多力昆·伊萨指出，这是观察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新疆）推行同化政策的一个极其触目惊心的真实微观窗口。
现场视频清晰显示，位于乌苏市的一家派出所内部办事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着明确的指令性标语：“讲国语，说普通话。”
新《民族团结法》下的制度化同化与母语空间压缩
多力昆·伊萨在推文中深入分析道，这段现场画面与事实，极其直观地向国际社会揭示了于 2026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施行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现实基层的具体执行面貌：
“这标志着在所谓的‘民族团结’旗号下，加速推进同化政策的进一步制度化落地，其根本目标正是针对维吾尔人的语言、文化与民族身份认同。”
国家机器主导的强制性同化政策
多力昆·伊萨强调：“当维吾尔人甚至在走进派出所等基层公共与执法办事机构时，都被明令限制必须讲哪种语言、被强制剥夺使用自己母语交流的权利，这早已绝非普通的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政策——而是由国家机器强力推行的国家级强制同化。”
在推文最后，多力昆·伊萨郑重指出：“维吾尔语言是我们民族身份认同、深厚文化底蕴与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绝不容被抹除。”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在澳大利亚针对维吾尔人的骚扰与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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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在澳大利亚针对维吾尔人的骚扰与恐吓
据土耳其主流媒体《尼达报》（Haber Nida）报道，总部位于欧洲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DUK）针对近期国际人权机构披露的澳大利亚维吾尔居民遭受跨国骚扰事件，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正式声明，对针对海外流亡维吾尔社群的长臂管辖和恐吓行径表示最强烈的谴责。
图片说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就海外维吾尔人处境发表官方声明。
呼吁民主国家切实保护本国公民安全
世维会发言人在声明中严正指出，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维吾尔族居民依法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任何外国情报和安全机构通过微信监听、威胁电话以及扣押国内无辜家属作为人质的手段，都是对主权国家法律秩序的肆意践踏。
敦促西方盟友联手实施精准制裁
世维会敦促澳大利亚政府联合美、英、加等盟友，依据各自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直接策划、下令并实施跨国恐吓镇压的责任官员及实体采取冻结资产、禁止入境等定向制裁措施，并在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构上发起专项调查动议。 查看全部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在澳大利亚针对维吾尔人的骚扰与恐吓
据土耳其主流媒体《尼达报》（Haber Nida）报道，总部位于欧洲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DUK）针对近期国际人权机构披露的澳大利亚维吾尔居民遭受跨国骚扰事件，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正式声明，对针对海外流亡维吾尔社群的长臂管辖和恐吓行径表示最强烈的谴责。
图片说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就海外维吾尔人处境发表官方声明。
呼吁民主国家切实保护本国公民安全
世维会发言人在声明中严正指出，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维吾尔族居民依法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任何外国情报和安全机构通过微信监听、威胁电话以及扣押国内无辜家属作为人质的手段，都是对主权国家法律秩序的肆意践踏。
敦促西方盟友联手实施精准制裁
世维会敦促澳大利亚政府联合美、英、加等盟友，依据各自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直接策划、下令并实施跨国恐吓镇压的责任官员及实体采取冻结资产、禁止入境等定向制裁措施，并在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构上发起专项调查动议。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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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在澳大利亚针对维吾尔人的骚扰与恐吓
据土耳其主流媒体《尼达报》（Haber Nida）报道，总部位于欧洲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DUK）针对近期国际人权机构披露的澳大利亚维吾尔居民遭受跨国骚扰事件，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正式声明，对针对海外流亡维吾尔社群的长臂管辖和恐吓行径表示最强烈的谴责。
图片说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就海外维吾尔人处境发表官方声明。
呼吁民主国家切实保护本国公民安全
世维会发言人在声明中严正指出，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维吾尔族居民依法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任何外国情报和安全机构通过微信监听、威胁电话以及扣押国内无辜家属作为人质的手段，都是对主权国家法律秩序的肆意践踏。
敦促西方盟友联手实施精准制裁
世维会敦促澳大利亚政府联合美、英、加等盟友，依据各自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直接策划、下令并实施跨国恐吓镇压的责任官员及实体采取冻结资产、禁止入境等定向制裁措施，并在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构上发起专项调查动议。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在澳大利亚针对维吾尔人的骚扰与恐吓
据土耳其主流媒体《尼达报》（Haber Nida）报道，总部位于欧洲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DUK）针对近期国际人权机构披露的澳大利亚维吾尔居民遭受跨国骚扰事件，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正式声明，对针对海外流亡维吾尔社群的长臂管辖和恐吓行径表示最强烈的谴责。
图片说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就海外维吾尔人处境发表官方声明。
呼吁民主国家切实保护本国公民安全
世维会发言人在声明中严正指出，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维吾尔族居民依法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任何外国情报和安全机构通过微信监听、威胁电话以及扣押国内无辜家属作为人质的手段，都是对主权国家法律秩序的肆意践踏。
敦促西方盟友联手实施精准制裁
世维会敦促澳大利亚政府联合美、英、加等盟友，依据各自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直接策划、下令并实施跨国恐吓镇压的责任官员及实体采取冻结资产、禁止入境等定向制裁措施，并在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构上发起专项调查动议。
深度剖析：国际反恐合作话语如何演变为针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治理工具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3 次浏览 • 6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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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剖析：国际反恐合作话语如何演变为针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治理工具
天主教亚洲通讯社（UCA News）发表长篇深度调查与分析文章，系统梳理并揭示了自 2001 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官方是如何巧妙借用并重塑全球“反恐战争”的国际话语体系，将原有的国内民族矛盾与边疆治理，一步步包装成所谓的“反恐与去极端化”工程，进而对新疆维吾尔族及其他穆斯林群体实施系统性管控的全部过程。
图片说明：在“反恐”与“去极端化”名义下设立的新疆预防性拘押设施与严密安保网络。
话语包装的战略转向：从“反分裂”到“全球反恐”
文章指出，在“9·11”事件之前，中国官方对新疆地区少数民族表达不满或抗议行为的定性，主要使用“地方民族主义”、“反革命”或“民族分裂势力”等政治标签。
然而，“9·11”事件发生后，随着国际社会把焦点全面转向打击跨国恐怖主义，北京迅速抓住了这一国际契机，将其对新疆维吾尔人的长期管控与国际反恐大势直接挂钩，把所有的文化诉求、宗教实践以及对地方政策的批评，统统重新归类为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以此换取国际社会对其强硬治理手段的默许。
立法规制与日常习俗的“罪名化”
随着“反恐”概念的不断泛化，中国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新疆实施办法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
调查深入指出，这些法规通过模糊不清的法律条文，将维吾尔群众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遍、正常的文化与宗教习惯全面“极端化”和“罪名化”：
1. **日常生活禁令**：蓄留非传统长胡须、女性穿戴蒙面罩袍或希贾布头巾、在公共场合互相使用传统穆斯林问候语，都被列为涉嫌极端的行为特征。
2. **宗教活动受限**：非官方指定清真寺的聚会、私下教授《古兰经》、在家中做礼拜或封斋过开斋节，均被定性为“非法宗教活动”。
3. **语言文化边缘化**：在中小学全面取缔维吾尔母语授课，将传统民族文学书籍和历史出版物列为“问题教材”进行清查。
“人民反恐战争”掩护下的大规模拘押与社会改造
在所谓“人民反恐战争”的政治动员下，新疆各地建立起了庞大的预防性拘押网络——即外界所称的再教育集中营。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等少数民族穆斯林在没有经过任何正当法律审判、没有出示合法搜查逮捕证件的情况下，被长期关押在封闭式设施内，被迫接受政治思想灌输、强制汉语学习并参加流水线强制劳动。
此外，为了切断文化传承，当局还将父母被拘押的未成年儿童强行集中送入全封闭寄宿学校，实施母语剥离与同化教育。
株连海外发声者：茹仙·阿巴斯与古丽仙医生的典型案例
UCA News 在长篇报道中特别重点援引了“维吾尔运动”创始人兼主席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的亲身经历。
茹仙·阿巴斯回忆道，2018 年她在华盛顿智库公开发表关于新疆集中营真相的演讲仅仅 6 天后，她留在乌鲁木齐、早已退休且从不涉足政治的亲姐姐——古丽仙·阿巴斯医生（Dr. Gulshan Abbas）就在家中被秘密带走，随后被中国法院以莫须有的“恐怖主义”罪名重判 20 年有期徒刑。
茹仙·阿巴斯愤慨地指出：“北京当局将整整一个民族和宗教群体整体打上了‘安全威胁’的烙印，其根本目的根本不是反恐，而是为了以此为借口，对维吾尔人实施集体惩罚并彻底抹去我们的民族身份与文化根基。”
“9·11”二十五周年之际的历史警示
在即将迎来“9·11”事件二十五周年之际，天主教亚洲通讯社在文章结尾发出深刻警示：国际社会绝不能允许合法的反恐努力被任何威权政权挪用和歪曲，成为推行国家恐怖主义、践踏基本人权与实施危害人类罪的合法遮羞布。捍卫人类尊严与宗教自由，依然是全球文明社会必须共同坚守的底线。 查看全部
深度剖析：国际反恐合作话语如何演变为针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治理工具
天主教亚洲通讯社（UCA News）发表长篇深度调查与分析文章，系统梳理并揭示了自 2001 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官方是如何巧妙借用并重塑全球“反恐战争”的国际话语体系，将原有的国内民族矛盾与边疆治理，一步步包装成所谓的“反恐与去极端化”工程，进而对新疆维吾尔族及其他穆斯林群体实施系统性管控的全部过程。
图片说明：在“反恐”与“去极端化”名义下设立的新疆预防性拘押设施与严密安保网络。
话语包装的战略转向：从“反分裂”到“全球反恐”
文章指出，在“9·11”事件之前，中国官方对新疆地区少数民族表达不满或抗议行为的定性，主要使用“地方民族主义”、“反革命”或“民族分裂势力”等政治标签。
然而，“9·11”事件发生后，随着国际社会把焦点全面转向打击跨国恐怖主义，北京迅速抓住了这一国际契机，将其对新疆维吾尔人的长期管控与国际反恐大势直接挂钩，把所有的文化诉求、宗教实践以及对地方政策的批评，统统重新归类为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以此换取国际社会对其强硬治理手段的默许。
立法规制与日常习俗的“罪名化”
随着“反恐”概念的不断泛化，中国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新疆实施办法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
调查深入指出，这些法规通过模糊不清的法律条文，将维吾尔群众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遍、正常的文化与宗教习惯全面“极端化”和“罪名化”：
1. **日常生活禁令**：蓄留非传统长胡须、女性穿戴蒙面罩袍或希贾布头巾、在公共场合互相使用传统穆斯林问候语，都被列为涉嫌极端的行为特征。
2. **宗教活动受限**：非官方指定清真寺的聚会、私下教授《古兰经》、在家中做礼拜或封斋过开斋节，均被定性为“非法宗教活动”。
3. **语言文化边缘化**：在中小学全面取缔维吾尔母语授课，将传统民族文学书籍和历史出版物列为“问题教材”进行清查。
“人民反恐战争”掩护下的大规模拘押与社会改造
在所谓“人民反恐战争”的政治动员下，新疆各地建立起了庞大的预防性拘押网络——即外界所称的再教育集中营。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等少数民族穆斯林在没有经过任何正当法律审判、没有出示合法搜查逮捕证件的情况下，被长期关押在封闭式设施内，被迫接受政治思想灌输、强制汉语学习并参加流水线强制劳动。
此外，为了切断文化传承，当局还将父母被拘押的未成年儿童强行集中送入全封闭寄宿学校，实施母语剥离与同化教育。
株连海外发声者：茹仙·阿巴斯与古丽仙医生的典型案例
UCA News 在长篇报道中特别重点援引了“维吾尔运动”创始人兼主席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的亲身经历。
茹仙·阿巴斯回忆道，2018 年她在华盛顿智库公开发表关于新疆集中营真相的演讲仅仅 6 天后，她留在乌鲁木齐、早已退休且从不涉足政治的亲姐姐——古丽仙·阿巴斯医生（Dr. Gulshan Abbas）就在家中被秘密带走，随后被中国法院以莫须有的“恐怖主义”罪名重判 20 年有期徒刑。
茹仙·阿巴斯愤慨地指出：“北京当局将整整一个民族和宗教群体整体打上了‘安全威胁’的烙印，其根本目的根本不是反恐，而是为了以此为借口，对维吾尔人实施集体惩罚并彻底抹去我们的民族身份与文化根基。”
“9·11”二十五周年之际的历史警示
在即将迎来“9·11”事件二十五周年之际，天主教亚洲通讯社在文章结尾发出深刻警示：国际社会绝不能允许合法的反恐努力被任何威权政权挪用和歪曲，成为推行国家恐怖主义、践踏基本人权与实施危害人类罪的合法遮羞布。捍卫人类尊严与宗教自由，依然是全球文明社会必须共同坚守的底线。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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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剖析：国际反恐合作话语如何演变为针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治理工具
天主教亚洲通讯社（UCA News）发表长篇深度调查与分析文章，系统梳理并揭示了自 2001 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官方是如何巧妙借用并重塑全球“反恐战争”的国际话语体系，将原有的国内民族矛盾与边疆治理，一步步包装成所谓的“反恐与去极端化”工程，进而对新疆维吾尔族及其他穆斯林群体实施系统性管控的全部过程。
图片说明：在“反恐”与“去极端化”名义下设立的新疆预防性拘押设施与严密安保网络。
话语包装的战略转向：从“反分裂”到“全球反恐”
文章指出，在“9·11”事件之前，中国官方对新疆地区少数民族表达不满或抗议行为的定性，主要使用“地方民族主义”、“反革命”或“民族分裂势力”等政治标签。
然而，“9·11”事件发生后，随着国际社会把焦点全面转向打击跨国恐怖主义，北京迅速抓住了这一国际契机，将其对新疆维吾尔人的长期管控与国际反恐大势直接挂钩，把所有的文化诉求、宗教实践以及对地方政策的批评，统统重新归类为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以此换取国际社会对其强硬治理手段的默许。
立法规制与日常习俗的“罪名化”
随着“反恐”概念的不断泛化，中国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新疆实施办法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
调查深入指出，这些法规通过模糊不清的法律条文，将维吾尔群众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遍、正常的文化与宗教习惯全面“极端化”和“罪名化”：
1. **日常生活禁令**：蓄留非传统长胡须、女性穿戴蒙面罩袍或希贾布头巾、在公共场合互相使用传统穆斯林问候语，都被列为涉嫌极端的行为特征。
2. **宗教活动受限**：非官方指定清真寺的聚会、私下教授《古兰经》、在家中做礼拜或封斋过开斋节，均被定性为“非法宗教活动”。
3. **语言文化边缘化**：在中小学全面取缔维吾尔母语授课，将传统民族文学书籍和历史出版物列为“问题教材”进行清查。
“人民反恐战争”掩护下的大规模拘押与社会改造
在所谓“人民反恐战争”的政治动员下，新疆各地建立起了庞大的预防性拘押网络——即外界所称的再教育集中营。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等少数民族穆斯林在没有经过任何正当法律审判、没有出示合法搜查逮捕证件的情况下，被长期关押在封闭式设施内，被迫接受政治思想灌输、强制汉语学习并参加流水线强制劳动。
此外，为了切断文化传承，当局还将父母被拘押的未成年儿童强行集中送入全封闭寄宿学校，实施母语剥离与同化教育。
株连海外发声者：茹仙·阿巴斯与古丽仙医生的典型案例
UCA News 在长篇报道中特别重点援引了“维吾尔运动”创始人兼主席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的亲身经历。
茹仙·阿巴斯回忆道，2018 年她在华盛顿智库公开发表关于新疆集中营真相的演讲仅仅 6 天后，她留在乌鲁木齐、早已退休且从不涉足政治的亲姐姐——古丽仙·阿巴斯医生（Dr. Gulshan Abbas）就在家中被秘密带走，随后被中国法院以莫须有的“恐怖主义”罪名重判 20 年有期徒刑。
茹仙·阿巴斯愤慨地指出：“北京当局将整整一个民族和宗教群体整体打上了‘安全威胁’的烙印，其根本目的根本不是反恐，而是为了以此为借口，对维吾尔人实施集体惩罚并彻底抹去我们的民族身份与文化根基。”
“9·11”二十五周年之际的历史警示
在即将迎来“9·11”事件二十五周年之际，天主教亚洲通讯社在文章结尾发出深刻警示：国际社会绝不能允许合法的反恐努力被任何威权政权挪用和歪曲，成为推行国家恐怖主义、践踏基本人权与实施危害人类罪的合法遮羞布。捍卫人类尊严与宗教自由，依然是全球文明社会必须共同坚守的底线。
深度剖析：国际反恐合作话语如何演变为针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治理工具
天主教亚洲通讯社（UCA News）发表长篇深度调查与分析文章，系统梳理并揭示了自 2001 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官方是如何巧妙借用并重塑全球“反恐战争”的国际话语体系，将原有的国内民族矛盾与边疆治理，一步步包装成所谓的“反恐与去极端化”工程，进而对新疆维吾尔族及其他穆斯林群体实施系统性管控的全部过程。
图片说明：在“反恐”与“去极端化”名义下设立的新疆预防性拘押设施与严密安保网络。
话语包装的战略转向：从“反分裂”到“全球反恐”
文章指出，在“9·11”事件之前，中国官方对新疆地区少数民族表达不满或抗议行为的定性，主要使用“地方民族主义”、“反革命”或“民族分裂势力”等政治标签。
然而，“9·11”事件发生后，随着国际社会把焦点全面转向打击跨国恐怖主义，北京迅速抓住了这一国际契机，将其对新疆维吾尔人的长期管控与国际反恐大势直接挂钩，把所有的文化诉求、宗教实践以及对地方政策的批评，统统重新归类为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以此换取国际社会对其强硬治理手段的默许。
立法规制与日常习俗的“罪名化”
随着“反恐”概念的不断泛化，中国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新疆实施办法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
调查深入指出，这些法规通过模糊不清的法律条文，将维吾尔群众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遍、正常的文化与宗教习惯全面“极端化”和“罪名化”：
1. **日常生活禁令**：蓄留非传统长胡须、女性穿戴蒙面罩袍或希贾布头巾、在公共场合互相使用传统穆斯林问候语，都被列为涉嫌极端的行为特征。
2. **宗教活动受限**：非官方指定清真寺的聚会、私下教授《古兰经》、在家中做礼拜或封斋过开斋节，均被定性为“非法宗教活动”。
3. **语言文化边缘化**：在中小学全面取缔维吾尔母语授课，将传统民族文学书籍和历史出版物列为“问题教材”进行清查。
“人民反恐战争”掩护下的大规模拘押与社会改造
在所谓“人民反恐战争”的政治动员下，新疆各地建立起了庞大的预防性拘押网络——即外界所称的再教育集中营。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等少数民族穆斯林在没有经过任何正当法律审判、没有出示合法搜查逮捕证件的情况下，被长期关押在封闭式设施内，被迫接受政治思想灌输、强制汉语学习并参加流水线强制劳动。
此外，为了切断文化传承，当局还将父母被拘押的未成年儿童强行集中送入全封闭寄宿学校，实施母语剥离与同化教育。
株连海外发声者：茹仙·阿巴斯与古丽仙医生的典型案例
UCA News 在长篇报道中特别重点援引了“维吾尔运动”创始人兼主席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的亲身经历。
茹仙·阿巴斯回忆道，2018 年她在华盛顿智库公开发表关于新疆集中营真相的演讲仅仅 6 天后，她留在乌鲁木齐、早已退休且从不涉足政治的亲姐姐——古丽仙·阿巴斯医生（Dr. Gulshan Abbas）就在家中被秘密带走，随后被中国法院以莫须有的“恐怖主义”罪名重判 20 年有期徒刑。
茹仙·阿巴斯愤慨地指出：“北京当局将整整一个民族和宗教群体整体打上了‘安全威胁’的烙印，其根本目的根本不是反恐，而是为了以此为借口，对维吾尔人实施集体惩罚并彻底抹去我们的民族身份与文化根基。”
“9·11”二十五周年之际的历史警示
在即将迎来“9·11”事件二十五周年之际，天主教亚洲通讯社在文章结尾发出深刻警示：国际社会绝不能允许合法的反恐努力被任何威权政权挪用和歪曲，成为推行国家恐怖主义、践踏基本人权与实施危害人类罪的合法遮羞布。捍卫人类尊严与宗教自由，依然是全球文明社会必须共同坚守的底线。
哈德逊研究所政策深度分析：营救维吾尔女医生古丽仙·阿巴斯是检验美国外交决心的关键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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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德逊研究所政策深度分析：营救维吾尔女医生古丽仙·阿巴斯是检验美国外交决心的关键试金石
作者：奥利维亚·埃诺斯（Olivia Enos，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2018 年 9 月，现年 64 岁、从未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的退休医生古丽仙·阿巴斯（Dr. Gulshan Abbas），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一场官方集中抓捕行动中突然被强行带走失联。
古丽仙医生的案件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政府重点关注的优先事项。这不仅因为她有超过 24 位直系亲属拥有美国公民身份，更因为美国官方深知此案的特殊性：她之所以被中国当局关押，纯粹是因为身在美国的亲属行使了受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利而遭到了长臂株连。
图片说明：华盛顿国会山就维吾尔政治犯案件举行的人权听证会现场。
金明日牧师获释先例与九月白宫会晤契机
就在今年 7 月 4 日美国独立日 250 周年之际，此前同北京锡安教会多位同工一同被拘押的中国牧师金明日（Ezra Jin Mingri），在特朗普政府的全力斡旋下成功获释并平安抵达美国。金牧师的平安归来不仅是自由的一大胜利，也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在特朗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定于今年 9 月在白宫举行正式会晤之前，中国方面可能有意愿释放部分重点政治犯。
美国应当坚持在为中国领导人铺上红地毯之前，要求中国释放关押的政治犯。华盛顿应当将金牧师的获释视为全面营救政治犯行动的开端，尤其是在今年 6 月缅裔美国学者敏辛（Min Zin）又遭中国拘押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应在 9 月峰会前，将焦点全面锁定在古丽仙·阿巴斯医生及其他高优先级政治犯的释放上。通过争取到阿巴斯医生、锡安教会剩余 8 名同工以及香港著名民主派人士黎智英（Jimmy Lai）的自由，美国不仅能展现人道善意，更能向世界展示其坚定的外交实力。
在双边谈判中，美国实际握有更大的主动权。在经济层面，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此外，能够受邀访问白宫对外国领导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礼遇。华盛顿理应将包括阿巴斯医生在内的多名重点政治犯的获释，作为双边高层接触的重要前提。
为何释放阿巴斯医生直接关乎美国核心国家利益？
尽管每一位政治犯都拥有不可剥夺的个体尊严与价值，但古丽仙·阿巴斯医生的案件之所以格外特殊，是因为它深度交织着美国多项核心国家利益：
1. **直接损害了 24 名美国公民家属的切身权益**：阿巴斯不仅是一位从医一生、性情温和且毫无政治背景的 64 岁长者，更拥有包括两个兄弟、一个妹妹、两个女儿以及多名孙辈在内的 24 位美国公民亲属。她的多位至亲长期在美国政府最高层面奔走呼吁。这场起初针对成年美国公民的跨国镇压，如今已经直接伤害到了无辜的美国儿童——阿巴斯医生在美国出生的孙辈们至今从未能亲手抱一抱他们的外祖母。美国历来有优先保护本国公民利益的传统，而在本案中，数十名美国公民的切身福祉正因她的持续关押而遭受实实在在的严重伤害。
2. **直接威胁了美国本土的言论自由基石**：阿巴斯医生被捕的时间节点极其明确地证明，中国当局是在对其亲妹妹就维吾尔人处境公开发声进行赤裸裸的报复。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案例——威权政府把黑手伸出国界，对在海外行使言论自由批评官方的人士施加惩罚。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与任何美国人一样，拥有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她的公开演讲绝不应导致其无辜姐姐在境内被逮捕重判。美国在阿巴斯医生案上展现坚定立场，就是在向全世界宣示捍卫言论自由的铁律。
3. **紧密关联美国打击强迫劳动与供应链审查的整体努力**：阿巴斯医生自 2018 年被关押以来，先是身陷再教育营，随后被转入毗邻工厂的监狱服刑，鉴于当地普遍存在的强迫劳动体制，她极可能也被迫从事了流水线劳役。美国参议院此前正是由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牵头主导通过了《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而本届政府继续将反强迫劳动列为经贸审查重点，并在近期依据该条款加征了 301 关税。
4. **直接关乎美国推进全球宗教信仰自由的既定国策**：阿巴斯医生是一位维吾尔族穆斯林。官方错误地将维吾尔人的信仰视为安全威胁，以此为其持续推行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辩护。阿巴斯医生是身陷集中拘押网络的 180 万维吾尔人之一。在上一届任期内，美国率先正式做出认定，判定新疆存在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与危害人类罪；如今特朗普总统完全有机会通过争取阿巴斯医生的自由，将这一历史性认定转化为切实的行动成果。
如果未能将她的释放置于优先地位，不仅会损害美国政府日益看重的多项核心利益，更会向外界释放出软弱的错误信号。
健康急剧恶化与人道假释的紧迫性
阿巴斯医生已被关押了将近 8 年时间，已经服满了其 20 年刑期的近一半。她目前饱受多种严重疾病的折磨，包括严重高血压、经常导致无法行动的重度骨质疏松症，以及需要每年专业复查以防止永久失明的眼部疾病。鉴于她的高龄、恶化的身体状况以及已经服满的漫长刑期，官方完全具备出于人道主义理由将其释放的充分空间。
当前进行中的双边高层外交磋商，为争取古丽仙·阿巴斯及其他良心犯的释放创造了难得的窗口期。
华盛顿早该兑现将阿巴斯案列为优先事项的承诺。此案在全美享有极高知名度：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 2026 年 5 月以两党压倒性多数通过的一项共同决议案中，就明确点名要求释放包括阿巴斯医生和金牧师在内的重点政治犯。（金牧师的成功获释已经开创了一个关键先例：即使政治犯本人并非美国公民，但只要其拥有美国公民直系亲属，美国就应全力优先营救。）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Mike Johnson）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国情咨文演讲中，专门邀请了阿巴斯医生的女儿齐巴·穆拉特（Ziba Murat）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多位国家政要及国务卿也曾亲自会见其家属并做出营救承诺；其女儿和妹妹更先后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公开发声。然而尽管知名度极高，此前的外交斡旋却收效甚微。如果特朗普总统能在接下来的面对面会谈中直接点名提出阿巴斯医生的名字，这一局面将迎来根本性转机。
哈德逊研究所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六项具体政策建议
哈德逊研究所在报告中向美国政府明确提出了以下六大政策行动方案：
1. **全力施压要求释放阿巴斯医生**：在白宫高层会晤前，特朗普总统应直接向中方提出释放阿巴斯医生并允许其前往美国与家人团聚的要求。鉴于其多项严重的健康问题，中方完全可以人道医疗为由放人，而她已服刑近半的事实也为假释提供了现实依据。
2. **将释放政治犯作为未来深化双边外交接触的前提条件**：受邀访问白宫是一项极高的外交礼遇，这种礼遇理应附带高昂的道义代价。白宫会晤日程随时可以根据人权进展做出调整。金牧师的平安归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中国应当通过释放阿巴斯医生等重点在押人员，继续维持这一对话势头。
3. **正式设立政治犯倡导办公室（OPPA）并任命特使**：该机构应统筹协调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营救政治犯的外交努力，重点聚焦与美国国家安全和公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在押人员。国会应立法要求该办公室每年提交一份年度评估报告，列出核心政治犯名单及各界已采取的营救行动。由参议院确认的大使级特使将领导该办公室，充当行政部门、国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协调枢纽，并与财政部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紧密配合，锁定实施任意拘押责任人以便实施制裁。
4. **为政治犯建立专门的“任意拘押”（Arbitrarily Detained）官方认定机制**：美国目前拥有成熟的人质营救机制，特别是当国务院正式将某人定性为“错误拘留”时。但这一机制通常仅适用于人质而非政治犯。对于政治犯，官方通常仅使用非正式术语。特使与政治犯办公室应获得法定授权，正式将重点政治犯标注为“任意拘押”，将其列入年度报告公开发布，并行使类似于人质营救的跨部门授权，全力促成其获释。
5. **全方位倡导释放中国境内的所有重点良心犯与政治犯**：在与中方官员的每一次双边会晤中，美国外交官都必须提出具体的政治犯名单，要求立即放人。名单应涵盖：
- **维吾尔学者与精英**：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埃克帕尔·阿萨特（Ekpar Asat）；
- **藏人宗教与文化人士**：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果·喜饶嘉措（Go Sherab Gyatso）、贡觉尼玛（Konchok Nyima）；
- **香港民主人士**：黎智英（Jimmy Lai）、何桂蓝（Gwyneth Ho）、黄之锋（Joshua Wong）；
- **遭受迫害的基督教会人士**：仍被关押的锡安教会 8 位传道人、锡安之光教会高泉富牧师与庞雨夫妇、秋雨圣约教会王怡牧师；
- **维权律师与人权捍卫者**：高智晟、余文生、丁家喜等人。
6. **对侵犯宗教自由与制造政治犯的责任实体及个人实施精准制裁**：美国财政部应在关键外交节点分批出台定向制裁措施，充分运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等法定授权，从人权和国家安全双重视角追究加害者责任。美国国务院也应全面启用《移民与国籍法》第 212(a)(3)(C) 条款赋予的新权限，对直接参与或下令对美国公民及外国公民实施非法拘押的官员严格实施签证限制与入境禁令。 查看全部
哈德逊研究所政策深度分析：营救维吾尔女医生古丽仙·阿巴斯是检验美国外交决心的关键试金石
作者：奥利维亚·埃诺斯（Olivia Enos，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2018 年 9 月，现年 64 岁、从未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的退休医生古丽仙·阿巴斯（Dr. Gulshan Abbas），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一场官方集中抓捕行动中突然被强行带走失联。
古丽仙医生的案件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政府重点关注的优先事项。这不仅因为她有超过 24 位直系亲属拥有美国公民身份，更因为美国官方深知此案的特殊性：她之所以被中国当局关押，纯粹是因为身在美国的亲属行使了受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利而遭到了长臂株连。
图片说明：华盛顿国会山就维吾尔政治犯案件举行的人权听证会现场。
金明日牧师获释先例与九月白宫会晤契机
就在今年 7 月 4 日美国独立日 250 周年之际，此前同北京锡安教会多位同工一同被拘押的中国牧师金明日（Ezra Jin Mingri），在特朗普政府的全力斡旋下成功获释并平安抵达美国。金牧师的平安归来不仅是自由的一大胜利，也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在特朗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定于今年 9 月在白宫举行正式会晤之前，中国方面可能有意愿释放部分重点政治犯。
美国应当坚持在为中国领导人铺上红地毯之前，要求中国释放关押的政治犯。华盛顿应当将金牧师的获释视为全面营救政治犯行动的开端，尤其是在今年 6 月缅裔美国学者敏辛（Min Zin）又遭中国拘押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应在 9 月峰会前，将焦点全面锁定在古丽仙·阿巴斯医生及其他高优先级政治犯的释放上。通过争取到阿巴斯医生、锡安教会剩余 8 名同工以及香港著名民主派人士黎智英（Jimmy Lai）的自由，美国不仅能展现人道善意，更能向世界展示其坚定的外交实力。
在双边谈判中，美国实际握有更大的主动权。在经济层面，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此外，能够受邀访问白宫对外国领导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礼遇。华盛顿理应将包括阿巴斯医生在内的多名重点政治犯的获释，作为双边高层接触的重要前提。
为何释放阿巴斯医生直接关乎美国核心国家利益？
尽管每一位政治犯都拥有不可剥夺的个体尊严与价值，但古丽仙·阿巴斯医生的案件之所以格外特殊，是因为它深度交织着美国多项核心国家利益：
1. **直接损害了 24 名美国公民家属的切身权益**：阿巴斯不仅是一位从医一生、性情温和且毫无政治背景的 64 岁长者，更拥有包括两个兄弟、一个妹妹、两个女儿以及多名孙辈在内的 24 位美国公民亲属。她的多位至亲长期在美国政府最高层面奔走呼吁。这场起初针对成年美国公民的跨国镇压，如今已经直接伤害到了无辜的美国儿童——阿巴斯医生在美国出生的孙辈们至今从未能亲手抱一抱他们的外祖母。美国历来有优先保护本国公民利益的传统，而在本案中，数十名美国公民的切身福祉正因她的持续关押而遭受实实在在的严重伤害。
2. **直接威胁了美国本土的言论自由基石**：阿巴斯医生被捕的时间节点极其明确地证明，中国当局是在对其亲妹妹就维吾尔人处境公开发声进行赤裸裸的报复。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案例——威权政府把黑手伸出国界，对在海外行使言论自由批评官方的人士施加惩罚。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与任何美国人一样，拥有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她的公开演讲绝不应导致其无辜姐姐在境内被逮捕重判。美国在阿巴斯医生案上展现坚定立场，就是在向全世界宣示捍卫言论自由的铁律。
3. **紧密关联美国打击强迫劳动与供应链审查的整体努力**：阿巴斯医生自 2018 年被关押以来，先是身陷再教育营，随后被转入毗邻工厂的监狱服刑，鉴于当地普遍存在的强迫劳动体制，她极可能也被迫从事了流水线劳役。美国参议院此前正是由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牵头主导通过了《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而本届政府继续将反强迫劳动列为经贸审查重点，并在近期依据该条款加征了 301 关税。
4. **直接关乎美国推进全球宗教信仰自由的既定国策**：阿巴斯医生是一位维吾尔族穆斯林。官方错误地将维吾尔人的信仰视为安全威胁，以此为其持续推行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辩护。阿巴斯医生是身陷集中拘押网络的 180 万维吾尔人之一。在上一届任期内，美国率先正式做出认定，判定新疆存在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与危害人类罪；如今特朗普总统完全有机会通过争取阿巴斯医生的自由，将这一历史性认定转化为切实的行动成果。
如果未能将她的释放置于优先地位，不仅会损害美国政府日益看重的多项核心利益，更会向外界释放出软弱的错误信号。
健康急剧恶化与人道假释的紧迫性
阿巴斯医生已被关押了将近 8 年时间，已经服满了其 20 年刑期的近一半。她目前饱受多种严重疾病的折磨，包括严重高血压、经常导致无法行动的重度骨质疏松症，以及需要每年专业复查以防止永久失明的眼部疾病。鉴于她的高龄、恶化的身体状况以及已经服满的漫长刑期，官方完全具备出于人道主义理由将其释放的充分空间。
当前进行中的双边高层外交磋商，为争取古丽仙·阿巴斯及其他良心犯的释放创造了难得的窗口期。
华盛顿早该兑现将阿巴斯案列为优先事项的承诺。此案在全美享有极高知名度：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 2026 年 5 月以两党压倒性多数通过的一项共同决议案中，就明确点名要求释放包括阿巴斯医生和金牧师在内的重点政治犯。（金牧师的成功获释已经开创了一个关键先例：即使政治犯本人并非美国公民，但只要其拥有美国公民直系亲属，美国就应全力优先营救。）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Mike Johnson）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国情咨文演讲中，专门邀请了阿巴斯医生的女儿齐巴·穆拉特（Ziba Murat）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多位国家政要及国务卿也曾亲自会见其家属并做出营救承诺；其女儿和妹妹更先后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公开发声。然而尽管知名度极高，此前的外交斡旋却收效甚微。如果特朗普总统能在接下来的面对面会谈中直接点名提出阿巴斯医生的名字，这一局面将迎来根本性转机。
哈德逊研究所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六项具体政策建议
哈德逊研究所在报告中向美国政府明确提出了以下六大政策行动方案：
1. **全力施压要求释放阿巴斯医生**：在白宫高层会晤前，特朗普总统应直接向中方提出释放阿巴斯医生并允许其前往美国与家人团聚的要求。鉴于其多项严重的健康问题，中方完全可以人道医疗为由放人，而她已服刑近半的事实也为假释提供了现实依据。
2. **将释放政治犯作为未来深化双边外交接触的前提条件**：受邀访问白宫是一项极高的外交礼遇，这种礼遇理应附带高昂的道义代价。白宫会晤日程随时可以根据人权进展做出调整。金牧师的平安归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中国应当通过释放阿巴斯医生等重点在押人员，继续维持这一对话势头。
3. **正式设立政治犯倡导办公室（OPPA）并任命特使**：该机构应统筹协调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营救政治犯的外交努力，重点聚焦与美国国家安全和公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在押人员。国会应立法要求该办公室每年提交一份年度评估报告，列出核心政治犯名单及各界已采取的营救行动。由参议院确认的大使级特使将领导该办公室，充当行政部门、国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协调枢纽，并与财政部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紧密配合，锁定实施任意拘押责任人以便实施制裁。
4. **为政治犯建立专门的“任意拘押”（Arbitrarily Detained）官方认定机制**：美国目前拥有成熟的人质营救机制，特别是当国务院正式将某人定性为“错误拘留”时。但这一机制通常仅适用于人质而非政治犯。对于政治犯，官方通常仅使用非正式术语。特使与政治犯办公室应获得法定授权，正式将重点政治犯标注为“任意拘押”，将其列入年度报告公开发布，并行使类似于人质营救的跨部门授权，全力促成其获释。
5. **全方位倡导释放中国境内的所有重点良心犯与政治犯**：在与中方官员的每一次双边会晤中，美国外交官都必须提出具体的政治犯名单，要求立即放人。名单应涵盖：
- **维吾尔学者与精英**：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埃克帕尔·阿萨特（Ekpar Asat）；
- **藏人宗教与文化人士**：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果·喜饶嘉措（Go Sherab Gyatso）、贡觉尼玛（Konchok Nyima）；
- **香港民主人士**：黎智英（Jimmy Lai）、何桂蓝（Gwyneth Ho）、黄之锋（Joshua Wong）；
- **遭受迫害的基督教会人士**：仍被关押的锡安教会 8 位传道人、锡安之光教会高泉富牧师与庞雨夫妇、秋雨圣约教会王怡牧师；
- **维权律师与人权捍卫者**：高智晟、余文生、丁家喜等人。
6. **对侵犯宗教自由与制造政治犯的责任实体及个人实施精准制裁**：美国财政部应在关键外交节点分批出台定向制裁措施，充分运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等法定授权，从人权和国家安全双重视角追究加害者责任。美国国务院也应全面启用《移民与国籍法》第 212(a)(3)(C) 条款赋予的新权限，对直接参与或下令对美国公民及外国公民实施非法拘押的官员严格实施签证限制与入境禁令。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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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德逊研究所政策深度分析：营救维吾尔女医生古丽仙·阿巴斯是检验美国外交决心的关键试金石
作者：奥利维亚·埃诺斯（Olivia Enos，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2018 年 9 月，现年 64 岁、从未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的退休医生古丽仙·阿巴斯（Dr. Gulshan Abbas），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一场官方集中抓捕行动中突然被强行带走失联。
古丽仙医生的案件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政府重点关注的优先事项。这不仅因为她有超过 24 位直系亲属拥有美国公民身份，更因为美国官方深知此案的特殊性：她之所以被中国当局关押，纯粹是因为身在美国的亲属行使了受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利而遭到了长臂株连。
图片说明：华盛顿国会山就维吾尔政治犯案件举行的人权听证会现场。
金明日牧师获释先例与九月白宫会晤契机
就在今年 7 月 4 日美国独立日 250 周年之际，此前同北京锡安教会多位同工一同被拘押的中国牧师金明日（Ezra Jin Mingri），在特朗普政府的全力斡旋下成功获释并平安抵达美国。金牧师的平安归来不仅是自由的一大胜利，也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在特朗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定于今年 9 月在白宫举行正式会晤之前，中国方面可能有意愿释放部分重点政治犯。
美国应当坚持在为中国领导人铺上红地毯之前，要求中国释放关押的政治犯。华盛顿应当将金牧师的获释视为全面营救政治犯行动的开端，尤其是在今年 6 月缅裔美国学者敏辛（Min Zin）又遭中国拘押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应在 9 月峰会前，将焦点全面锁定在古丽仙·阿巴斯医生及其他高优先级政治犯的释放上。通过争取到阿巴斯医生、锡安教会剩余 8 名同工以及香港著名民主派人士黎智英（Jimmy Lai）的自由，美国不仅能展现人道善意，更能向世界展示其坚定的外交实力。
在双边谈判中，美国实际握有更大的主动权。在经济层面，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此外，能够受邀访问白宫对外国领导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礼遇。华盛顿理应将包括阿巴斯医生在内的多名重点政治犯的获释，作为双边高层接触的重要前提。
为何释放阿巴斯医生直接关乎美国核心国家利益？
尽管每一位政治犯都拥有不可剥夺的个体尊严与价值，但古丽仙·阿巴斯医生的案件之所以格外特殊，是因为它深度交织着美国多项核心国家利益：
1. **直接损害了 24 名美国公民家属的切身权益**：阿巴斯不仅是一位从医一生、性情温和且毫无政治背景的 64 岁长者，更拥有包括两个兄弟、一个妹妹、两个女儿以及多名孙辈在内的 24 位美国公民亲属。她的多位至亲长期在美国政府最高层面奔走呼吁。这场起初针对成年美国公民的跨国镇压，如今已经直接伤害到了无辜的美国儿童——阿巴斯医生在美国出生的孙辈们至今从未能亲手抱一抱他们的外祖母。美国历来有优先保护本国公民利益的传统，而在本案中，数十名美国公民的切身福祉正因她的持续关押而遭受实实在在的严重伤害。
2. **直接威胁了美国本土的言论自由基石**：阿巴斯医生被捕的时间节点极其明确地证明，中国当局是在对其亲妹妹就维吾尔人处境公开发声进行赤裸裸的报复。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案例——威权政府把黑手伸出国界，对在海外行使言论自由批评官方的人士施加惩罚。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与任何美国人一样，拥有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她的公开演讲绝不应导致其无辜姐姐在境内被逮捕重判。美国在阿巴斯医生案上展现坚定立场，就是在向全世界宣示捍卫言论自由的铁律。
3. **紧密关联美国打击强迫劳动与供应链审查的整体努力**：阿巴斯医生自 2018 年被关押以来，先是身陷再教育营，随后被转入毗邻工厂的监狱服刑，鉴于当地普遍存在的强迫劳动体制，她极可能也被迫从事了流水线劳役。美国参议院此前正是由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牵头主导通过了《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而本届政府继续将反强迫劳动列为经贸审查重点，并在近期依据该条款加征了 301 关税。
4. **直接关乎美国推进全球宗教信仰自由的既定国策**：阿巴斯医生是一位维吾尔族穆斯林。官方错误地将维吾尔人的信仰视为安全威胁，以此为其持续推行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辩护。阿巴斯医生是身陷集中拘押网络的 180 万维吾尔人之一。在上一届任期内，美国率先正式做出认定，判定新疆存在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与危害人类罪；如今特朗普总统完全有机会通过争取阿巴斯医生的自由，将这一历史性认定转化为切实的行动成果。
如果未能将她的释放置于优先地位，不仅会损害美国政府日益看重的多项核心利益，更会向外界释放出软弱的错误信号。
健康急剧恶化与人道假释的紧迫性
阿巴斯医生已被关押了将近 8 年时间，已经服满了其 20 年刑期的近一半。她目前饱受多种严重疾病的折磨，包括严重高血压、经常导致无法行动的重度骨质疏松症，以及需要每年专业复查以防止永久失明的眼部疾病。鉴于她的高龄、恶化的身体状况以及已经服满的漫长刑期，官方完全具备出于人道主义理由将其释放的充分空间。
当前进行中的双边高层外交磋商，为争取古丽仙·阿巴斯及其他良心犯的释放创造了难得的窗口期。
华盛顿早该兑现将阿巴斯案列为优先事项的承诺。此案在全美享有极高知名度：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 2026 年 5 月以两党压倒性多数通过的一项共同决议案中，就明确点名要求释放包括阿巴斯医生和金牧师在内的重点政治犯。（金牧师的成功获释已经开创了一个关键先例：即使政治犯本人并非美国公民，但只要其拥有美国公民直系亲属，美国就应全力优先营救。）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Mike Johnson）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国情咨文演讲中，专门邀请了阿巴斯医生的女儿齐巴·穆拉特（Ziba Murat）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多位国家政要及国务卿也曾亲自会见其家属并做出营救承诺；其女儿和妹妹更先后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公开发声。然而尽管知名度极高，此前的外交斡旋却收效甚微。如果特朗普总统能在接下来的面对面会谈中直接点名提出阿巴斯医生的名字，这一局面将迎来根本性转机。
哈德逊研究所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六项具体政策建议
哈德逊研究所在报告中向美国政府明确提出了以下六大政策行动方案：
1. **全力施压要求释放阿巴斯医生**：在白宫高层会晤前，特朗普总统应直接向中方提出释放阿巴斯医生并允许其前往美国与家人团聚的要求。鉴于其多项严重的健康问题，中方完全可以人道医疗为由放人，而她已服刑近半的事实也为假释提供了现实依据。
2. **将释放政治犯作为未来深化双边外交接触的前提条件**：受邀访问白宫是一项极高的外交礼遇，这种礼遇理应附带高昂的道义代价。白宫会晤日程随时可以根据人权进展做出调整。金牧师的平安归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中国应当通过释放阿巴斯医生等重点在押人员，继续维持这一对话势头。
3. **正式设立政治犯倡导办公室（OPPA）并任命特使**：该机构应统筹协调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营救政治犯的外交努力，重点聚焦与美国国家安全和公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在押人员。国会应立法要求该办公室每年提交一份年度评估报告，列出核心政治犯名单及各界已采取的营救行动。由参议院确认的大使级特使将领导该办公室，充当行政部门、国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协调枢纽，并与财政部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紧密配合，锁定实施任意拘押责任人以便实施制裁。
4. **为政治犯建立专门的“任意拘押”（Arbitrarily Detained）官方认定机制**：美国目前拥有成熟的人质营救机制，特别是当国务院正式将某人定性为“错误拘留”时。但这一机制通常仅适用于人质而非政治犯。对于政治犯，官方通常仅使用非正式术语。特使与政治犯办公室应获得法定授权，正式将重点政治犯标注为“任意拘押”，将其列入年度报告公开发布，并行使类似于人质营救的跨部门授权，全力促成其获释。
5. **全方位倡导释放中国境内的所有重点良心犯与政治犯**：在与中方官员的每一次双边会晤中，美国外交官都必须提出具体的政治犯名单，要求立即放人。名单应涵盖：
- **维吾尔学者与精英**：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埃克帕尔·阿萨特（Ekpar Asat）；
- **藏人宗教与文化人士**：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果·喜饶嘉措（Go Sherab Gyatso）、贡觉尼玛（Konchok Nyima）；
- **香港民主人士**：黎智英（Jimmy Lai）、何桂蓝（Gwyneth Ho）、黄之锋（Joshua Wong）；
- **遭受迫害的基督教会人士**：仍被关押的锡安教会 8 位传道人、锡安之光教会高泉富牧师与庞雨夫妇、秋雨圣约教会王怡牧师；
- **维权律师与人权捍卫者**：高智晟、余文生、丁家喜等人。
6. **对侵犯宗教自由与制造政治犯的责任实体及个人实施精准制裁**：美国财政部应在关键外交节点分批出台定向制裁措施，充分运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等法定授权，从人权和国家安全双重视角追究加害者责任。美国国务院也应全面启用《移民与国籍法》第 212(a)(3)(C) 条款赋予的新权限，对直接参与或下令对美国公民及外国公民实施非法拘押的官员严格实施签证限制与入境禁令。
哈德逊研究所政策深度分析：营救维吾尔女医生古丽仙·阿巴斯是检验美国外交决心的关键试金石
作者：奥利维亚·埃诺斯（Olivia Enos，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2018 年 9 月，现年 64 岁、从未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的退休医生古丽仙·阿巴斯（Dr. Gulshan Abbas），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一场官方集中抓捕行动中突然被强行带走失联。
古丽仙医生的案件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政府重点关注的优先事项。这不仅因为她有超过 24 位直系亲属拥有美国公民身份，更因为美国官方深知此案的特殊性：她之所以被中国当局关押，纯粹是因为身在美国的亲属行使了受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利而遭到了长臂株连。
图片说明：华盛顿国会山就维吾尔政治犯案件举行的人权听证会现场。
金明日牧师获释先例与九月白宫会晤契机
就在今年 7 月 4 日美国独立日 250 周年之际，此前同北京锡安教会多位同工一同被拘押的中国牧师金明日（Ezra Jin Mingri），在特朗普政府的全力斡旋下成功获释并平安抵达美国。金牧师的平安归来不仅是自由的一大胜利，也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在特朗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定于今年 9 月在白宫举行正式会晤之前，中国方面可能有意愿释放部分重点政治犯。
美国应当坚持在为中国领导人铺上红地毯之前，要求中国释放关押的政治犯。华盛顿应当将金牧师的获释视为全面营救政治犯行动的开端，尤其是在今年 6 月缅裔美国学者敏辛（Min Zin）又遭中国拘押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应在 9 月峰会前，将焦点全面锁定在古丽仙·阿巴斯医生及其他高优先级政治犯的释放上。通过争取到阿巴斯医生、锡安教会剩余 8 名同工以及香港著名民主派人士黎智英（Jimmy Lai）的自由，美国不仅能展现人道善意，更能向世界展示其坚定的外交实力。
在双边谈判中，美国实际握有更大的主动权。在经济层面，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此外，能够受邀访问白宫对外国领导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礼遇。华盛顿理应将包括阿巴斯医生在内的多名重点政治犯的获释，作为双边高层接触的重要前提。
为何释放阿巴斯医生直接关乎美国核心国家利益？
尽管每一位政治犯都拥有不可剥夺的个体尊严与价值，但古丽仙·阿巴斯医生的案件之所以格外特殊，是因为它深度交织着美国多项核心国家利益：
1. **直接损害了 24 名美国公民家属的切身权益**：阿巴斯不仅是一位从医一生、性情温和且毫无政治背景的 64 岁长者，更拥有包括两个兄弟、一个妹妹、两个女儿以及多名孙辈在内的 24 位美国公民亲属。她的多位至亲长期在美国政府最高层面奔走呼吁。这场起初针对成年美国公民的跨国镇压，如今已经直接伤害到了无辜的美国儿童——阿巴斯医生在美国出生的孙辈们至今从未能亲手抱一抱他们的外祖母。美国历来有优先保护本国公民利益的传统，而在本案中，数十名美国公民的切身福祉正因她的持续关押而遭受实实在在的严重伤害。
2. **直接威胁了美国本土的言论自由基石**：阿巴斯医生被捕的时间节点极其明确地证明，中国当局是在对其亲妹妹就维吾尔人处境公开发声进行赤裸裸的报复。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案例——威权政府把黑手伸出国界，对在海外行使言论自由批评官方的人士施加惩罚。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与任何美国人一样，拥有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她的公开演讲绝不应导致其无辜姐姐在境内被逮捕重判。美国在阿巴斯医生案上展现坚定立场，就是在向全世界宣示捍卫言论自由的铁律。
3. **紧密关联美国打击强迫劳动与供应链审查的整体努力**：阿巴斯医生自 2018 年被关押以来，先是身陷再教育营，随后被转入毗邻工厂的监狱服刑，鉴于当地普遍存在的强迫劳动体制，她极可能也被迫从事了流水线劳役。美国参议院此前正是由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牵头主导通过了《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而本届政府继续将反强迫劳动列为经贸审查重点，并在近期依据该条款加征了 301 关税。
4. **直接关乎美国推进全球宗教信仰自由的既定国策**：阿巴斯医生是一位维吾尔族穆斯林。官方错误地将维吾尔人的信仰视为安全威胁，以此为其持续推行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辩护。阿巴斯医生是身陷集中拘押网络的 180 万维吾尔人之一。在上一届任期内，美国率先正式做出认定，判定新疆存在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与危害人类罪；如今特朗普总统完全有机会通过争取阿巴斯医生的自由，将这一历史性认定转化为切实的行动成果。
如果未能将她的释放置于优先地位，不仅会损害美国政府日益看重的多项核心利益，更会向外界释放出软弱的错误信号。
健康急剧恶化与人道假释的紧迫性
阿巴斯医生已被关押了将近 8 年时间，已经服满了其 20 年刑期的近一半。她目前饱受多种严重疾病的折磨，包括严重高血压、经常导致无法行动的重度骨质疏松症，以及需要每年专业复查以防止永久失明的眼部疾病。鉴于她的高龄、恶化的身体状况以及已经服满的漫长刑期，官方完全具备出于人道主义理由将其释放的充分空间。
当前进行中的双边高层外交磋商，为争取古丽仙·阿巴斯及其他良心犯的释放创造了难得的窗口期。
华盛顿早该兑现将阿巴斯案列为优先事项的承诺。此案在全美享有极高知名度：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 2026 年 5 月以两党压倒性多数通过的一项共同决议案中，就明确点名要求释放包括阿巴斯医生和金牧师在内的重点政治犯。（金牧师的成功获释已经开创了一个关键先例：即使政治犯本人并非美国公民，但只要其拥有美国公民直系亲属，美国就应全力优先营救。）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Mike Johnson）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国情咨文演讲中，专门邀请了阿巴斯医生的女儿齐巴·穆拉特（Ziba Murat）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多位国家政要及国务卿也曾亲自会见其家属并做出营救承诺；其女儿和妹妹更先后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公开发声。然而尽管知名度极高，此前的外交斡旋却收效甚微。如果特朗普总统能在接下来的面对面会谈中直接点名提出阿巴斯医生的名字，这一局面将迎来根本性转机。
哈德逊研究所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六项具体政策建议
哈德逊研究所在报告中向美国政府明确提出了以下六大政策行动方案：
1. **全力施压要求释放阿巴斯医生**：在白宫高层会晤前，特朗普总统应直接向中方提出释放阿巴斯医生并允许其前往美国与家人团聚的要求。鉴于其多项严重的健康问题，中方完全可以人道医疗为由放人，而她已服刑近半的事实也为假释提供了现实依据。
2. **将释放政治犯作为未来深化双边外交接触的前提条件**：受邀访问白宫是一项极高的外交礼遇，这种礼遇理应附带高昂的道义代价。白宫会晤日程随时可以根据人权进展做出调整。金牧师的平安归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中国应当通过释放阿巴斯医生等重点在押人员，继续维持这一对话势头。
3. **正式设立政治犯倡导办公室（OPPA）并任命特使**：该机构应统筹协调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营救政治犯的外交努力，重点聚焦与美国国家安全和公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在押人员。国会应立法要求该办公室每年提交一份年度评估报告，列出核心政治犯名单及各界已采取的营救行动。由参议院确认的大使级特使将领导该办公室，充当行政部门、国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协调枢纽，并与财政部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紧密配合，锁定实施任意拘押责任人以便实施制裁。
4. **为政治犯建立专门的“任意拘押”（Arbitrarily Detained）官方认定机制**：美国目前拥有成熟的人质营救机制，特别是当国务院正式将某人定性为“错误拘留”时。但这一机制通常仅适用于人质而非政治犯。对于政治犯，官方通常仅使用非正式术语。特使与政治犯办公室应获得法定授权，正式将重点政治犯标注为“任意拘押”，将其列入年度报告公开发布，并行使类似于人质营救的跨部门授权，全力促成其获释。
5. **全方位倡导释放中国境内的所有重点良心犯与政治犯**：在与中方官员的每一次双边会晤中，美国外交官都必须提出具体的政治犯名单，要求立即放人。名单应涵盖：
- **维吾尔学者与精英**：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埃克帕尔·阿萨特（Ekpar Asat）；
- **藏人宗教与文化人士**：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果·喜饶嘉措（Go Sherab Gyatso）、贡觉尼玛（Konchok Nyima）；
- **香港民主人士**：黎智英（Jimmy Lai）、何桂蓝（Gwyneth Ho）、黄之锋（Joshua Wong）；
- **遭受迫害的基督教会人士**：仍被关押的锡安教会 8 位传道人、锡安之光教会高泉富牧师与庞雨夫妇、秋雨圣约教会王怡牧师；
- **维权律师与人权捍卫者**：高智晟、余文生、丁家喜等人。
6. **对侵犯宗教自由与制造政治犯的责任实体及个人实施精准制裁**：美国财政部应在关键外交节点分批出台定向制裁措施，充分运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等法定授权，从人权和国家安全双重视角追究加害者责任。美国国务院也应全面启用《移民与国籍法》第 212(a)(3)(C) 条款赋予的新权限，对直接参与或下令对美国公民及外国公民实施非法拘押的官员严格实施签证限制与入境禁令。
亲情与尊严之间：海外维吾尔人被迫面对的人生抉择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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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与尊严之间：海外维吾尔人被迫面对的人生抉择与困境
作者：伊利夏提·哈桑·阔克博尔（维吾尔人权项目专栏）
对于一个背井离乡、远离故土的人来说，“回家”本是一个再普通、再朴素不过的愿望。
谁不想念自己年迈的父母？想在母亲满头白发之前再抱一抱她；想在父亲走不动路之前陪他坐着聊聊天；想回去看看家乡熟悉的街道，听一听亲切的乡音。这些人之常情的愿望，本来不应该掺杂任何政治色彩，更不应该变成一种沉重的人性折磨。
图片说明：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发布的深度观察特写配图。
回家愿望被政治化：横亘在亲情面前的高墙
然而对千千万万生活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回家却变成了一条充满险阻的坎坷之路。要拿到回家的许可，往往意味着要接受严苛的政治审查，甚至被迫做出出卖良知、向权势低头的妥协。许多人因为担心自己公开的一句话、一次集会会给国内的父母亲人招来无妄之灾，不得不断绝与家乡亲人的一切联络。
尊严与道义的艰难坚守
在日复一日的痛苦思念中，海外维吾尔人每天都在经历着亲情与尊严的激烈拉扯：是选择向不公低头换取一线回家的可能，还是坚守做人的尊严、继续为无辜同胞发声？作者写道，坚守对事实的陈述和对人权价值的追求，是支撑许多流亡者在绝境中走下去的精神灯塔。无论前路多么艰难，捍卫良知与尊严永远是每个海外维吾尔人最宝贵的人生底色。 查看全部
亲情与尊严之间：海外维吾尔人被迫面对的人生抉择与困境
作者：伊利夏提·哈桑·阔克博尔（维吾尔人权项目专栏）
对于一个背井离乡、远离故土的人来说，“回家”本是一个再普通、再朴素不过的愿望。
谁不想念自己年迈的父母？想在母亲满头白发之前再抱一抱她；想在父亲走不动路之前陪他坐着聊聊天；想回去看看家乡熟悉的街道，听一听亲切的乡音。这些人之常情的愿望，本来不应该掺杂任何政治色彩，更不应该变成一种沉重的人性折磨。
图片说明：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发布的深度观察特写配图。
回家愿望被政治化：横亘在亲情面前的高墙
然而对千千万万生活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回家却变成了一条充满险阻的坎坷之路。要拿到回家的许可，往往意味着要接受严苛的政治审查，甚至被迫做出出卖良知、向权势低头的妥协。许多人因为担心自己公开的一句话、一次集会会给国内的父母亲人招来无妄之灾，不得不断绝与家乡亲人的一切联络。
尊严与道义的艰难坚守
在日复一日的痛苦思念中，海外维吾尔人每天都在经历着亲情与尊严的激烈拉扯：是选择向不公低头换取一线回家的可能，还是坚守做人的尊严、继续为无辜同胞发声？作者写道，坚守对事实的陈述和对人权价值的追求，是支撑许多流亡者在绝境中走下去的精神灯塔。无论前路多么艰难，捍卫良知与尊严永远是每个海外维吾尔人最宝贵的人生底色。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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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与尊严之间：海外维吾尔人被迫面对的人生抉择与困境
作者：伊利夏提·哈桑·阔克博尔（维吾尔人权项目专栏）
对于一个背井离乡、远离故土的人来说，“回家”本是一个再普通、再朴素不过的愿望。
谁不想念自己年迈的父母？想在母亲满头白发之前再抱一抱她；想在父亲走不动路之前陪他坐着聊聊天；想回去看看家乡熟悉的街道，听一听亲切的乡音。这些人之常情的愿望，本来不应该掺杂任何政治色彩，更不应该变成一种沉重的人性折磨。
图片说明：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发布的深度观察特写配图。
回家愿望被政治化：横亘在亲情面前的高墙
然而对千千万万生活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回家却变成了一条充满险阻的坎坷之路。要拿到回家的许可，往往意味着要接受严苛的政治审查，甚至被迫做出出卖良知、向权势低头的妥协。许多人因为担心自己公开的一句话、一次集会会给国内的父母亲人招来无妄之灾，不得不断绝与家乡亲人的一切联络。
尊严与道义的艰难坚守
在日复一日的痛苦思念中，海外维吾尔人每天都在经历着亲情与尊严的激烈拉扯：是选择向不公低头换取一线回家的可能，还是坚守做人的尊严、继续为无辜同胞发声？作者写道，坚守对事实的陈述和对人权价值的追求，是支撑许多流亡者在绝境中走下去的精神灯塔。无论前路多么艰难，捍卫良知与尊严永远是每个海外维吾尔人最宝贵的人生底色。
亲情与尊严之间：海外维吾尔人被迫面对的人生抉择与困境
作者：伊利夏提·哈桑·阔克博尔（维吾尔人权项目专栏）
对于一个背井离乡、远离故土的人来说，“回家”本是一个再普通、再朴素不过的愿望。
谁不想念自己年迈的父母？想在母亲满头白发之前再抱一抱她；想在父亲走不动路之前陪他坐着聊聊天；想回去看看家乡熟悉的街道，听一听亲切的乡音。这些人之常情的愿望，本来不应该掺杂任何政治色彩，更不应该变成一种沉重的人性折磨。
图片说明：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发布的深度观察特写配图。
回家愿望被政治化：横亘在亲情面前的高墙
然而对千千万万生活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回家却变成了一条充满险阻的坎坷之路。要拿到回家的许可，往往意味着要接受严苛的政治审查，甚至被迫做出出卖良知、向权势低头的妥协。许多人因为担心自己公开的一句话、一次集会会给国内的父母亲人招来无妄之灾，不得不断绝与家乡亲人的一切联络。
尊严与道义的艰难坚守
在日复一日的痛苦思念中，海外维吾尔人每天都在经历着亲情与尊严的激烈拉扯：是选择向不公低头换取一线回家的可能，还是坚守做人的尊严、继续为无辜同胞发声？作者写道，坚守对事实的陈述和对人权价值的追求，是支撑许多流亡者在绝境中走下去的精神灯塔。无论前路多么艰难，捍卫良知与尊严永远是每个海外维吾尔人最宝贵的人生底色。
新疆寄宿学校与儿童安置设施数量持续增加引发国际人权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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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寄宿学校与儿童安置设施数量持续增加引发国际人权关切
据土耳其《维吾尔新闻》（Uygur Haber）援引多家国际人权研究机构与最新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在新疆各地，专门用来安置父母被拘押或外出务工家庭的儿童寄宿学校与集中育儿设施数量，依然在持续增加。
图片说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设立的儿童寄宿与教育管理设施。
封闭式寄宿管理与母语环境剥离
多份专题调查报告披露，这些设施大多实行全封闭式、半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孩子们从小被集中送进寄宿学校，在校内被要求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学习和日常交流，维吾尔母语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原本传统的民族习俗和宗教文化课程也被大幅削减。
专家与国际机构的人道担忧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以及多位国际社会学专家指出，把年幼的孩子过早且长期与父母、原生家庭和本土文化环境彻底隔离开来，很容易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情感发育和民族文化认同造成不可逆转的长远伤害。人权组织强烈呼吁保障最基本的家庭团聚权，让孩子们能够回到父母身边，在健全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快乐成长。 查看全部
新疆寄宿学校与儿童安置设施数量持续增加引发国际人权关切
据土耳其《维吾尔新闻》（Uygur Haber）援引多家国际人权研究机构与最新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在新疆各地，专门用来安置父母被拘押或外出务工家庭的儿童寄宿学校与集中育儿设施数量，依然在持续增加。
图片说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设立的儿童寄宿与教育管理设施。
封闭式寄宿管理与母语环境剥离
多份专题调查报告披露，这些设施大多实行全封闭式、半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孩子们从小被集中送进寄宿学校，在校内被要求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学习和日常交流，维吾尔母语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原本传统的民族习俗和宗教文化课程也被大幅削减。
专家与国际机构的人道担忧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以及多位国际社会学专家指出，把年幼的孩子过早且长期与父母、原生家庭和本土文化环境彻底隔离开来，很容易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情感发育和民族文化认同造成不可逆转的长远伤害。人权组织强烈呼吁保障最基本的家庭团聚权，让孩子们能够回到父母身边，在健全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快乐成长。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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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寄宿学校与儿童安置设施数量持续增加引发国际人权关切
据土耳其《维吾尔新闻》（Uygur Haber）援引多家国际人权研究机构与最新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在新疆各地，专门用来安置父母被拘押或外出务工家庭的儿童寄宿学校与集中育儿设施数量，依然在持续增加。
图片说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设立的儿童寄宿与教育管理设施。
封闭式寄宿管理与母语环境剥离
多份专题调查报告披露，这些设施大多实行全封闭式、半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孩子们从小被集中送进寄宿学校，在校内被要求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学习和日常交流，维吾尔母语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原本传统的民族习俗和宗教文化课程也被大幅削减。
专家与国际机构的人道担忧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以及多位国际社会学专家指出，把年幼的孩子过早且长期与父母、原生家庭和本土文化环境彻底隔离开来，很容易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情感发育和民族文化认同造成不可逆转的长远伤害。人权组织强烈呼吁保障最基本的家庭团聚权，让孩子们能够回到父母身边，在健全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快乐成长。
新疆寄宿学校与儿童安置设施数量持续增加引发国际人权关切
据土耳其《维吾尔新闻》（Uygur Haber）援引多家国际人权研究机构与最新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在新疆各地，专门用来安置父母被拘押或外出务工家庭的儿童寄宿学校与集中育儿设施数量，依然在持续增加。
图片说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设立的儿童寄宿与教育管理设施。
封闭式寄宿管理与母语环境剥离
多份专题调查报告披露，这些设施大多实行全封闭式、半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孩子们从小被集中送进寄宿学校，在校内被要求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学习和日常交流，维吾尔母语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原本传统的民族习俗和宗教文化课程也被大幅削减。
专家与国际机构的人道担忧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以及多位国际社会学专家指出，把年幼的孩子过早且长期与父母、原生家庭和本土文化环境彻底隔离开来，很容易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情感发育和民族文化认同造成不可逆转的长远伤害。人权组织强烈呼吁保障最基本的家庭团聚权，让孩子们能够回到父母身边，在健全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快乐成长。
荷兰中国大使馆前维吾尔与藏人社群举行集会示威活动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1 次浏览 • 6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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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中国大使馆前维吾尔与藏人社群举行集会示威活动
作者：阿布都热依木·艾尼（Abdurehim Gheni Uyghur）
2026年8月2日，全球藏人及各界人权倡导人士举行纪念活动，悼念一个月前（即2026年7月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抗议的藏人青年。在荷兰海牙，维吾尔族、藏族以及各界支持者也纷纷聚集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门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
图片说明：示威人士在海牙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
抗议民族政策与法规条文
在抗议现场，集会人士公开撕毁并焚烧了新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材料。示威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这类法规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对维吾尔族和藏族的传统语言、宗教文化以及生活习俗构成了严重冲击，加剧了对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同化压力。
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关注与支持
集会发起人阿布都热依木·艾尼向现场群众发表了演讲，强烈抗议对边疆少数民族实施的高压管控与跨国骚扰行为。现场群众齐声高呼口号，要求保障基本人权、宗教自由与母语教育权利，并向荷兰政府和欧盟机构发出呼吁，希望欧洲在国际外交事务中坚守人权底线，采取切实行动帮助受压迫的族群。 查看全部
荷兰中国大使馆前维吾尔与藏人社群举行集会示威活动
作者：阿布都热依木·艾尼（Abdurehim Gheni Uyghur）
2026年8月2日，全球藏人及各界人权倡导人士举行纪念活动，悼念一个月前（即2026年7月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抗议的藏人青年。在荷兰海牙，维吾尔族、藏族以及各界支持者也纷纷聚集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门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
图片说明：示威人士在海牙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
抗议民族政策与法规条文
在抗议现场，集会人士公开撕毁并焚烧了新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材料。示威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这类法规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对维吾尔族和藏族的传统语言、宗教文化以及生活习俗构成了严重冲击，加剧了对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同化压力。
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关注与支持
集会发起人阿布都热依木·艾尼向现场群众发表了演讲，强烈抗议对边疆少数民族实施的高压管控与跨国骚扰行为。现场群众齐声高呼口号，要求保障基本人权、宗教自由与母语教育权利，并向荷兰政府和欧盟机构发出呼吁，希望欧洲在国际外交事务中坚守人权底线，采取切实行动帮助受压迫的族群。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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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中国大使馆前维吾尔与藏人社群举行集会示威活动
作者：阿布都热依木·艾尼（Abdurehim Gheni Uyghur）
2026年8月2日，全球藏人及各界人权倡导人士举行纪念活动，悼念一个月前（即2026年7月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抗议的藏人青年。在荷兰海牙，维吾尔族、藏族以及各界支持者也纷纷聚集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门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
图片说明：示威人士在海牙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
抗议民族政策与法规条文
在抗议现场，集会人士公开撕毁并焚烧了新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材料。示威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这类法规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对维吾尔族和藏族的传统语言、宗教文化以及生活习俗构成了严重冲击，加剧了对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同化压力。
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关注与支持
集会发起人阿布都热依木·艾尼向现场群众发表了演讲，强烈抗议对边疆少数民族实施的高压管控与跨国骚扰行为。现场群众齐声高呼口号，要求保障基本人权、宗教自由与母语教育权利，并向荷兰政府和欧盟机构发出呼吁，希望欧洲在国际外交事务中坚守人权底线，采取切实行动帮助受压迫的族群。
荷兰中国大使馆前维吾尔与藏人社群举行集会示威活动
作者：阿布都热依木·艾尼（Abdurehim Gheni Uyghur）
2026年8月2日，全球藏人及各界人权倡导人士举行纪念活动，悼念一个月前（即2026年7月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抗议的藏人青年。在荷兰海牙，维吾尔族、藏族以及各界支持者也纷纷聚集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门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
图片说明：示威人士在海牙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
抗议民族政策与法规条文
在抗议现场，集会人士公开撕毁并焚烧了新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材料。示威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这类法规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对维吾尔族和藏族的传统语言、宗教文化以及生活习俗构成了严重冲击，加剧了对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同化压力。
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关注与支持
集会发起人阿布都热依木·艾尼向现场群众发表了演讲，强烈抗议对边疆少数民族实施的高压管控与跨国骚扰行为。现场群众齐声高呼口号，要求保障基本人权、宗教自由与母语教育权利，并向荷兰政府和欧盟机构发出呼吁，希望欧洲在国际外交事务中坚守人权底线，采取切实行动帮助受压迫的族群。
土耳其再繁荣党高层会见流亡维吾尔代表团并展开政策磋商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3 次浏览 • 6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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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再繁荣党高层会见流亡维吾尔代表团并展开政策磋商
流亡维吾尔代表团的阿布都拉哈特·努尔先生（Abdulahat Nur）以及议会副议长阿布都外力·阿德姆先生（Abduveli Adem），专程前往拜访了我们土耳其再繁荣党负责外交事务的副主席成吉兹·佐尔先生（Cengiz Zor）。在这次会面中，双方围绕维吾尔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沟通与政策磋商。
图片说明：土耳其再繁荣党副主席成吉兹·佐尔与维吾尔代表团成员在安卡拉总部举行会谈。
围绕维吾尔人权与现状深入交换意见
在会谈过程中，代表团成员向土耳其再繁荣党的高层详细说明了当前维吾尔族群众在文化保护、语言传承、宗教信仰以及家庭团聚等方面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并对土耳其社会各界一直以来给予维吾尔同胞的关心和人道支持表达了感谢。
成吉兹·佐尔副主席强调，再繁荣党一直非常关心突厥语族同胞和广大穆斯林群体的合法权益。他表示，再繁荣党将继续在土耳其议会以及更多国际平台上积极呼吁，敦促各方遵守国际人权准则，共同维护公平与正义。 查看全部
土耳其再繁荣党高层会见流亡维吾尔代表团并展开政策磋商
流亡维吾尔代表团的阿布都拉哈特·努尔先生（Abdulahat Nur）以及议会副议长阿布都外力·阿德姆先生（Abduveli Adem），专程前往拜访了我们土耳其再繁荣党负责外交事务的副主席成吉兹·佐尔先生（Cengiz Zor）。在这次会面中，双方围绕维吾尔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沟通与政策磋商。
图片说明：土耳其再繁荣党副主席成吉兹·佐尔与维吾尔代表团成员在安卡拉总部举行会谈。
围绕维吾尔人权与现状深入交换意见
在会谈过程中，代表团成员向土耳其再繁荣党的高层详细说明了当前维吾尔族群众在文化保护、语言传承、宗教信仰以及家庭团聚等方面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并对土耳其社会各界一直以来给予维吾尔同胞的关心和人道支持表达了感谢。
成吉兹·佐尔副主席强调，再繁荣党一直非常关心突厥语族同胞和广大穆斯林群体的合法权益。他表示，再繁荣党将继续在土耳其议会以及更多国际平台上积极呼吁，敦促各方遵守国际人权准则，共同维护公平与正义。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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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再繁荣党高层会见流亡维吾尔代表团并展开政策磋商
流亡维吾尔代表团的阿布都拉哈特·努尔先生（Abdulahat Nur）以及议会副议长阿布都外力·阿德姆先生（Abduveli Adem），专程前往拜访了我们土耳其再繁荣党负责外交事务的副主席成吉兹·佐尔先生（Cengiz Zor）。在这次会面中，双方围绕维吾尔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沟通与政策磋商。
图片说明：土耳其再繁荣党副主席成吉兹·佐尔与维吾尔代表团成员在安卡拉总部举行会谈。
围绕维吾尔人权与现状深入交换意见
在会谈过程中，代表团成员向土耳其再繁荣党的高层详细说明了当前维吾尔族群众在文化保护、语言传承、宗教信仰以及家庭团聚等方面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并对土耳其社会各界一直以来给予维吾尔同胞的关心和人道支持表达了感谢。
成吉兹·佐尔副主席强调，再繁荣党一直非常关心突厥语族同胞和广大穆斯林群体的合法权益。他表示，再繁荣党将继续在土耳其议会以及更多国际平台上积极呼吁，敦促各方遵守国际人权准则，共同维护公平与正义。
土耳其再繁荣党高层会见流亡维吾尔代表团并展开政策磋商
流亡维吾尔代表团的阿布都拉哈特·努尔先生（Abdulahat Nur）以及议会副议长阿布都外力·阿德姆先生（Abduveli Adem），专程前往拜访了我们土耳其再繁荣党负责外交事务的副主席成吉兹·佐尔先生（Cengiz Zor）。在这次会面中，双方围绕维吾尔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沟通与政策磋商。
图片说明：土耳其再繁荣党副主席成吉兹·佐尔与维吾尔代表团成员在安卡拉总部举行会谈。
围绕维吾尔人权与现状深入交换意见
在会谈过程中，代表团成员向土耳其再繁荣党的高层详细说明了当前维吾尔族群众在文化保护、语言传承、宗教信仰以及家庭团聚等方面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并对土耳其社会各界一直以来给予维吾尔同胞的关心和人道支持表达了感谢。
成吉兹·佐尔副主席强调，再繁荣党一直非常关心突厥语族同胞和广大穆斯林群体的合法权益。他表示，再繁荣党将继续在土耳其议会以及更多国际平台上积极呼吁，敦促各方遵守国际人权准则，共同维护公平与正义。
澳大利亚：中国政府胁迫海外维吾尔社群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3 次浏览 • 2026-08-18 01:04
（悉尼）— 人权观察执行总监菲利普·波洛琵雍今天访问澳大利亚时表示，中国政府审问到访新疆的维吾尔裔澳大利亚人，并施压要求他们收集澳大利亚境内维吾尔人的情报。
中国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对海外维吾尔人及其在新疆的亲属实施跨国镇压——即在国境外侵犯人权以压制异议——旨在打击批评中国政府的倡议人士。中国当局胁迫旅客提供澳大利亚境内维吾尔倡导人士、组织和语言学校的相关信息，这压迫了澳大利亚维吾尔人的言论、结社、文化和家庭生活自由。
“中国政府利用维吾尔家庭分离的弱点，制造了监控和严密监视海外维吾尔社群的机会，”人权观察执行长波洛琵雍说。“审问到访新疆的维吾尔人、严密监视离散社群活动，都会造成寒蝉效应。中国政府在澳大利亚实施跨国镇压，由此可见一斑。”
人权观察在2026年4月至5月期间，于悉尼、墨尔本和阿德莱德等地，访谈了11名维吾尔裔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受访者包括近期到访新疆的旅客，以及在澳大利亚进行倡导活动的人士。
据无法前往新疆探亲的澳大利亚维吾尔人表示，他们在新疆的亲人若非音信全无，就是只能在官方严密监控下与海外联系，每次通话都被中国政府官员监听。
近年来，中国政府允许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海外维吾尔人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严格控制下的访问。这种访问对许多维吾尔家庭来说极为重要，因为他们自从2016年中国政府在新疆展开侵犯人权的严打行动以来就被迫与家人分离。然而，这种访问也让地方政府当局有机会询问或审问访客，并监视他们的行动。
能够访问新疆的海外维吾尔人，必须通过中国政府的严格审核程序。持外国护照并符合2024年免签证计划资格的维吾尔人经由他们在新疆的家属得知，家属们必须接受背景调查并取得地方当局的事前核准。
三名并非倡导人士的维吾尔裔澳大利亚人描述了他们持澳大利亚护照免签前往新疆的旅程。他们说，他们在新疆的家人必须在他们访问前申请新疆当局许可。
一名受访者说，他们首先必须入住政府指定的旅店而非亲属家中，当地亲人告诉他们，若不遵守当局规定会使他们惹上麻烦。这些澳大利亚旅客还说，他们必须向地方当局汇报每日活动内容并接受全程严密监控，尤其是当他们前往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以外地区访问时；乌鲁木齐的管制似乎不及其他城市严格。
另一名维吾尔裔澳大利亚人说，当局审问他十几次，其中一次长达七个多小时：“他们问我几名澳大利亚著名维吾尔倡导人士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当他表示并不掌握这些信息时，负责审问的警员便胁迫他回澳大利亚以后监视那些倡导人士的言行，拍摄他们出席活动的照片。
第三名曾在新疆被警方审问的受访者说，她因为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而深感压力。“他们叫我做任何事，我能拒绝吗？”
其他受访者表示，警方问及澳大利亚的维吾尔语言学校。中国当局一直试图在新疆抹杀维吾尔族的文化和语言。
有些维吾尔裔澳大利亚人受访时表示，就算有免签计划也不考虑返回新疆，因为他们担心被拘留或监禁，何况根本不可能摆脱政府监控与家人自由交谈。 查看全部
中国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对海外维吾尔人及其在新疆的亲属实施跨国镇压——即在国境外侵犯人权以压制异议——旨在打击批评中国政府的倡议人士。中国当局胁迫旅客提供澳大利亚境内维吾尔倡导人士、组织和语言学校的相关信息，这压迫了澳大利亚维吾尔人的言论、结社、文化和家庭生活自由。
“中国政府利用维吾尔家庭分离的弱点，制造了监控和严密监视海外维吾尔社群的机会，”人权观察执行长波洛琵雍说。“审问到访新疆的维吾尔人、严密监视离散社群活动，都会造成寒蝉效应。中国政府在澳大利亚实施跨国镇压，由此可见一斑。”
人权观察在2026年4月至5月期间，于悉尼、墨尔本和阿德莱德等地，访谈了11名维吾尔裔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受访者包括近期到访新疆的旅客，以及在澳大利亚进行倡导活动的人士。
据无法前往新疆探亲的澳大利亚维吾尔人表示，他们在新疆的亲人若非音信全无，就是只能在官方严密监控下与海外联系，每次通话都被中国政府官员监听。
近年来，中国政府允许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海外维吾尔人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严格控制下的访问。这种访问对许多维吾尔家庭来说极为重要，因为他们自从2016年中国政府在新疆展开侵犯人权的严打行动以来就被迫与家人分离。然而，这种访问也让地方政府当局有机会询问或审问访客，并监视他们的行动。
能够访问新疆的海外维吾尔人，必须通过中国政府的严格审核程序。持外国护照并符合2024年免签证计划资格的维吾尔人经由他们在新疆的家属得知，家属们必须接受背景调查并取得地方当局的事前核准。
三名并非倡导人士的维吾尔裔澳大利亚人描述了他们持澳大利亚护照免签前往新疆的旅程。他们说，他们在新疆的家人必须在他们访问前申请新疆当局许可。
一名受访者说，他们首先必须入住政府指定的旅店而非亲属家中，当地亲人告诉他们，若不遵守当局规定会使他们惹上麻烦。这些澳大利亚旅客还说，他们必须向地方当局汇报每日活动内容并接受全程严密监控，尤其是当他们前往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以外地区访问时；乌鲁木齐的管制似乎不及其他城市严格。
另一名维吾尔裔澳大利亚人说，当局审问他十几次，其中一次长达七个多小时：“他们问我几名澳大利亚著名维吾尔倡导人士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当他表示并不掌握这些信息时，负责审问的警员便胁迫他回澳大利亚以后监视那些倡导人士的言行，拍摄他们出席活动的照片。
第三名曾在新疆被警方审问的受访者说，她因为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而深感压力。“他们叫我做任何事，我能拒绝吗？”
其他受访者表示，警方问及澳大利亚的维吾尔语言学校。中国当局一直试图在新疆抹杀维吾尔族的文化和语言。
有些维吾尔裔澳大利亚人受访时表示，就算有免签计划也不考虑返回新疆，因为他们担心被拘留或监禁，何况根本不可能摆脱政府监控与家人自由交谈。 查看全部
（悉尼）— 人权观察执行总监菲利普·波洛琵雍今天访问澳大利亚时表示，中国政府审问到访新疆的维吾尔裔澳大利亚人，并施压要求他们收集澳大利亚境内维吾尔人的情报。
中国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对海外维吾尔人及其在新疆的亲属实施跨国镇压——即在国境外侵犯人权以压制异议——旨在打击批评中国政府的倡议人士。中国当局胁迫旅客提供澳大利亚境内维吾尔倡导人士、组织和语言学校的相关信息，这压迫了澳大利亚维吾尔人的言论、结社、文化和家庭生活自由。
“中国政府利用维吾尔家庭分离的弱点，制造了监控和严密监视海外维吾尔社群的机会，”人权观察执行长波洛琵雍说。“审问到访新疆的维吾尔人、严密监视离散社群活动，都会造成寒蝉效应。中国政府在澳大利亚实施跨国镇压，由此可见一斑。”
人权观察在2026年4月至5月期间，于悉尼、墨尔本和阿德莱德等地，访谈了11名维吾尔裔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受访者包括近期到访新疆的旅客，以及在澳大利亚进行倡导活动的人士。
据无法前往新疆探亲的澳大利亚维吾尔人表示，他们在新疆的亲人若非音信全无，就是只能在官方严密监控下与海外联系，每次通话都被中国政府官员监听。
近年来，中国政府允许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海外维吾尔人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严格控制下的访问。这种访问对许多维吾尔家庭来说极为重要，因为他们自从2016年中国政府在新疆展开侵犯人权的严打行动以来就被迫与家人分离。然而，这种访问也让地方政府当局有机会询问或审问访客，并监视他们的行动。
能够访问新疆的海外维吾尔人，必须通过中国政府的严格审核程序。持外国护照并符合2024年免签证计划资格的维吾尔人经由他们在新疆的家属得知，家属们必须接受背景调查并取得地方当局的事前核准。
三名并非倡导人士的维吾尔裔澳大利亚人描述了他们持澳大利亚护照免签前往新疆的旅程。他们说，他们在新疆的家人必须在他们访问前申请新疆当局许可。
一名受访者说，他们首先必须入住政府指定的旅店而非亲属家中，当地亲人告诉他们，若不遵守当局规定会使他们惹上麻烦。这些澳大利亚旅客还说，他们必须向地方当局汇报每日活动内容并接受全程严密监控，尤其是当他们前往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以外地区访问时；乌鲁木齐的管制似乎不及其他城市严格。
另一名维吾尔裔澳大利亚人说，当局审问他十几次，其中一次长达七个多小时：“他们问我几名澳大利亚著名维吾尔倡导人士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当他表示并不掌握这些信息时，负责审问的警员便胁迫他回澳大利亚以后监视那些倡导人士的言行，拍摄他们出席活动的照片。
第三名曾在新疆被警方审问的受访者说，她因为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而深感压力。“他们叫我做任何事，我能拒绝吗？”
其他受访者表示，警方问及澳大利亚的维吾尔语言学校。中国当局一直试图在新疆抹杀维吾尔族的文化和语言。
有些维吾尔裔澳大利亚人受访时表示，就算有免签计划也不考虑返回新疆，因为他们担心被拘留或监禁，何况根本不可能摆脱政府监控与家人自由交谈。
中国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对海外维吾尔人及其在新疆的亲属实施跨国镇压——即在国境外侵犯人权以压制异议——旨在打击批评中国政府的倡议人士。中国当局胁迫旅客提供澳大利亚境内维吾尔倡导人士、组织和语言学校的相关信息，这压迫了澳大利亚维吾尔人的言论、结社、文化和家庭生活自由。
“中国政府利用维吾尔家庭分离的弱点，制造了监控和严密监视海外维吾尔社群的机会，”人权观察执行长波洛琵雍说。“审问到访新疆的维吾尔人、严密监视离散社群活动，都会造成寒蝉效应。中国政府在澳大利亚实施跨国镇压，由此可见一斑。”
人权观察在2026年4月至5月期间，于悉尼、墨尔本和阿德莱德等地，访谈了11名维吾尔裔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受访者包括近期到访新疆的旅客，以及在澳大利亚进行倡导活动的人士。
据无法前往新疆探亲的澳大利亚维吾尔人表示，他们在新疆的亲人若非音信全无，就是只能在官方严密监控下与海外联系，每次通话都被中国政府官员监听。
近年来，中国政府允许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海外维吾尔人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严格控制下的访问。这种访问对许多维吾尔家庭来说极为重要，因为他们自从2016年中国政府在新疆展开侵犯人权的严打行动以来就被迫与家人分离。然而，这种访问也让地方政府当局有机会询问或审问访客，并监视他们的行动。
能够访问新疆的海外维吾尔人，必须通过中国政府的严格审核程序。持外国护照并符合2024年免签证计划资格的维吾尔人经由他们在新疆的家属得知，家属们必须接受背景调查并取得地方当局的事前核准。
三名并非倡导人士的维吾尔裔澳大利亚人描述了他们持澳大利亚护照免签前往新疆的旅程。他们说，他们在新疆的家人必须在他们访问前申请新疆当局许可。
一名受访者说，他们首先必须入住政府指定的旅店而非亲属家中，当地亲人告诉他们，若不遵守当局规定会使他们惹上麻烦。这些澳大利亚旅客还说，他们必须向地方当局汇报每日活动内容并接受全程严密监控，尤其是当他们前往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以外地区访问时；乌鲁木齐的管制似乎不及其他城市严格。
另一名维吾尔裔澳大利亚人说，当局审问他十几次，其中一次长达七个多小时：“他们问我几名澳大利亚著名维吾尔倡导人士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当他表示并不掌握这些信息时，负责审问的警员便胁迫他回澳大利亚以后监视那些倡导人士的言行，拍摄他们出席活动的照片。
第三名曾在新疆被警方审问的受访者说，她因为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而深感压力。“他们叫我做任何事，我能拒绝吗？”
其他受访者表示，警方问及澳大利亚的维吾尔语言学校。中国当局一直试图在新疆抹杀维吾尔族的文化和语言。
有些维吾尔裔澳大利亚人受访时表示，就算有免签计划也不考虑返回新疆，因为他们担心被拘留或监禁，何况根本不可能摆脱政府监控与家人自由交谈。
中国寻求新方式胁迫海外维吾尔群体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30 次浏览 • 2026-08-16 07:13
跨国镇压已从人权报告的边缘议题，转变为西方安全辩论的中心。根据自由之家发布的新数据，从2014年到2025年，全球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家，即54个政府，跨越国界压制流亡者和散居社区，在100多个东道国实施了至少1,375起直接的、身体上的事件。
西方民主国家终于开始认真对待这一威胁。各国政府正在采纳正式定义，设立跨机构工作组，并为受害者开辟报告和支持渠道。2025年，七国集团领导人就此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欧洲议会也通过了一项关于针对人权捍卫者的跨国镇压的决议。
跨国镇压已从人权报告的边缘议题，转变为西方安全辩论的中心。根据自由之家发布的新数据，从2014年到2025年，全球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家，即54个政府，跨越国界压制流亡者和散居社区，在100多个东道国实施了至少1,375起直接的、身体上的事件。
西方民主国家终于开始认真对待这一威胁。各国政府正在采纳正式定义，设立跨机构工作组，并为受害者开辟报告和支持渠道。2025年，七国集团领导人就此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欧洲议会也通过了一项关于针对人权捍卫者的跨国镇压的决议。
然而，这些工具所描述的威胁已在悄然改变。在一项新发表的同行评审研究中，我们审视了北京针对维吾尔族散居研究人员和活动家的行动。我们发现，过去一年中，北京针对散居社区最关键的跨国镇压工具，以一种看似无害的形式出现：签证。
2013年，德国政治学家约翰内斯·格舍夫斯基（Johannes Gerschewski）提出，威权主义的稳定建立在三个相互强化的支柱之上：镇压；为确保忠诚而进行的收买；以及为制造广泛民众同意而进行的合法化。政治学学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仅靠镇压无法维持一个政权：它代价高昂，会招致反弹，并且无法产生政权稳定所需的持久顺从。
我们认为，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跨国范畴。实施跨国镇压的政权也实行跨国收买，通过提供有条件的好处来确保默许，以及跨国合法化，通过宣传和相关叙事控制来制造同意。跨国镇压已成为人权活动家和政治家的一个集结点，因为胁迫行为很容易被观察和谴责。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个概念已变得过于狭隘，无法捕捉国家恐吓和压制其散居社区的不断演变的方式。
北京近期对维吾尔人的行为展示了这种创新能力。自2023年以来，中国政府悄然向散居海外的维吾尔人开放了新疆边境。尽管从未正式宣布，但这项政策只是通过口耳相传。最初只有少数绝望的个人前往，随后稳步增长。一位华盛顿著名的维吾尔族活动家告诉我们，虽然维吾尔裔美国人在2024年仍因担心受到其他社区成员的批评而隐瞒他们的旅行，但到2025年，这种做法已变得常态化。甚至一些曾公开批评北京的人也访问了新疆，并在返回后完全放弃了活动。一些新疆居民甚至被允许出国探亲，完成了双向开放的表象。
这项政策的核心机制，正是我们研究中所称的“恢复性诱导”。国家首先制造了一种剥夺。多年来，北京将新疆与外界隔绝，仅仅因为接到海外电话就拘禁维吾尔人。我们中的一人（托赫蒂）在2017年不得不切断与自己祖母的联系。然后，在精心策划了这种分离之后，国家又提出要恢复它所夺走的一切。
维吾尔裔美国人协会前负责人埃尔菲达尔·伊尔特比尔（Elfidar Iltebir）告诉我们，维吾尔人“愿意冒一切风险进行最后一次探访”，“也许是为了最后一次看望垂死的父母。”
对于那些前往的人来说，团聚的真正代价往往在机场就变得清晰。在秘密采访和泄露的录音中，几位在2023年和2024年前往新疆的维吾尔人描述了抵达后受到警方审讯的情况。一名维吾尔裔美国男子被提供了工作、商业资助以及家人的旅行许可。
官员们告诉他：“作为回报，我们希望你成为我们的线人。如果在海外维吾尔社区有什么引起你注意的事情，我们希望得到通报。如果你与我们合作良好，我们也可以帮助把你的父母和妹妹送到你身边。”当他犹豫时，他们威胁要将他的父母送往再教育营。
其他人则被征召进行宣传。一名年轻的维吾尔族女性被指示“回去后告诉所有人你的良好经历”。另一位访客被录像，发表了一份事先写好的声明，宣称“维吾尔人过得很好，新疆正在蓬勃发展”。即使现在，她仍感到不得不与警方保持联系，担心录音可能会被发布，从而在自己的社区中被贴上叛徒的标签。
一份罕见的内部证词揭示了中国如何试图掩盖新疆的国家暴力
然而，其他人的遭遇则更糟：今年早些时候，一名曾参加四次国家组织旅行的伊斯坦布尔维吾尔人，在一次私人访问中被拘留，并被判处六年监禁。
在维吾尔族散居社区内部，北京的跨国收买策略正在实现多年公开威胁未能达到的效果。在更多旅行者看似毫发无损地回家后，维吾尔社区的风险认知发生了转变。沉默现在看来似乎是多年痛苦分离后与亲人团聚的合理代价。结果，参与抗议和倡导活动的人数急剧下降。
旅行问题正在使维吾尔人相互对立。那些前往的人面临被贴上合作者标签的风险。反之，那些不前往的人则怀疑哪些归国者现在是奉国家之命行事。一些散居成员过着双重生活，私下吐露审讯经历，但在社区场合却坚称一切正常。这些关于家庭和情感生存的选择正在侵蚀社区信任。
这位华盛顿的活动家观察到，北京的新方法“正在改变美国维吾尔人之间交谈、联系和相互信任的方式。”
对于那些积极记录暴行的少数维吾尔人来说，孤立感是剧烈的。人权倡导者茹赫尔·伊勒哈木（Jewher Ilham）在新疆警方通过微信警告婚礼主办方不要让她出席后，被取消了婚礼邀请。证人撤回了他们的证词或保持沉默。维吾尔族过渡时期司法数据库早期的研究之旅曾获得40到50份证词，而该组织的团队最近却难以获得五份。因此，镇压和收买相互强化：胁迫制造了绝望，而国家则利用这些绝望提供诱惑。
为了解释这种演变，我们的研究引入了“越界性”（transgressiveness）的概念：即一种策略违反东道国法律和国际规范的程度。暗杀和绑架影响巨大，但越界性也很高，会招致起诉和全球关注。有条件的家庭探访同样能有力地塑造散居社区的行为，但在华盛顿或柏林并不违法。北京调整后的策略刻意偏爱那些越界性低但影响力大的策略。
这种策略服务于学者们所称的“威权形象管理”：即独裁政权系统性地努力在国外宣传其有利的叙事，同时阻碍批评者，以期为其统治营造一个更友好的国际环境。
自2022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指示官员“讲好中国新疆故事”以来，北京一直投入大量资源来修复新疆的形象。今年1月，中国官方媒体庆祝了42名出生于新疆的土耳其居民抵达，参加由中国领事馆和中国共产党统战部组织的“故乡行”活动，以便参与者“亲身见证新疆的发展成就”。
这是一种适用于学者谢尔盖·古里耶夫（Sergei Guriev）和丹尼尔·特雷斯曼（Daniel Treisman）所称的“宣传型独裁者”时代的镇压：这些统治者更喜欢悄然操纵认知，而非显而易见的恐怖。对于一个不知情的局外人来说，北京新的开放政策看起来像是正常化。
北京并非唯一一个扩大其跨国威权策略的国家。厄立特里亚将其领事服务和国内财产权与支付散居税和政治顺从挂钩。2023年，白俄罗斯设立了一个新委员会，流亡者可以通过该委员会在“忏悔”后申请安全回国，然后利用这一机制获取支持政权的声明和情报。巴沙尔·阿萨德的叙利亚将难民回国与安全审查以及与情报部门的和解协议挂钩，这一策略被用来强迫归国者举报自己和亲属。卢旺达则通过组织故乡之旅和公民教育营来争取其散居社区。有条件地进入故乡正成为一种更广泛的跨国控制工具，以收买补充胁迫。
越界性低的策略的一个优势是它们低于刑事起诉的门槛。检察官可以起诉刺客，但没有法律反对恢复性诱导。西方民主国家终于开始起草针对跨国镇压的法律和指令，这项努力值得支持。然而，针对昨日策略校准的工具，在面对创新速度快于民主国家立法的对手时，将仍然不足。明年最严重的跨国镇压事件很可能就是那些从未出现在任何报告中的事件。
阿德里安·曾茨（Adrian Zenz）是华盛顿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并在德国科恩塔尔的欧洲文化与神学学院指导博士生。他的研究重点是中国民族政策、西藏和新疆的公开招募、北京在新疆的拘禁运动以及中国的国内安全预算。曾茨是《受威胁的“藏族性”：青海新整合主义、少数民族教育和职业策略》一书的作者，也是《绘制安多：变革的动力》的合著者。他在分析泄露的中国政府文件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包括“中国电文”和“喀拉喀什名单”。曾茨是中国议会间联盟的顾问，也是国际媒体的常客。 查看全部
西方民主国家终于开始认真对待这一威胁。各国政府正在采纳正式定义，设立跨机构工作组，并为受害者开辟报告和支持渠道。2025年，七国集团领导人就此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欧洲议会也通过了一项关于针对人权捍卫者的跨国镇压的决议。
跨国镇压已从人权报告的边缘议题，转变为西方安全辩论的中心。根据自由之家发布的新数据，从2014年到2025年，全球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家，即54个政府，跨越国界压制流亡者和散居社区，在100多个东道国实施了至少1,375起直接的、身体上的事件。
西方民主国家终于开始认真对待这一威胁。各国政府正在采纳正式定义，设立跨机构工作组，并为受害者开辟报告和支持渠道。2025年，七国集团领导人就此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欧洲议会也通过了一项关于针对人权捍卫者的跨国镇压的决议。
然而，这些工具所描述的威胁已在悄然改变。在一项新发表的同行评审研究中，我们审视了北京针对维吾尔族散居研究人员和活动家的行动。我们发现，过去一年中，北京针对散居社区最关键的跨国镇压工具，以一种看似无害的形式出现：签证。
2013年，德国政治学家约翰内斯·格舍夫斯基（Johannes Gerschewski）提出，威权主义的稳定建立在三个相互强化的支柱之上：镇压；为确保忠诚而进行的收买；以及为制造广泛民众同意而进行的合法化。政治学学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仅靠镇压无法维持一个政权：它代价高昂，会招致反弹，并且无法产生政权稳定所需的持久顺从。
我们认为，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跨国范畴。实施跨国镇压的政权也实行跨国收买，通过提供有条件的好处来确保默许，以及跨国合法化，通过宣传和相关叙事控制来制造同意。跨国镇压已成为人权活动家和政治家的一个集结点，因为胁迫行为很容易被观察和谴责。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个概念已变得过于狭隘，无法捕捉国家恐吓和压制其散居社区的不断演变的方式。
北京近期对维吾尔人的行为展示了这种创新能力。自2023年以来，中国政府悄然向散居海外的维吾尔人开放了新疆边境。尽管从未正式宣布，但这项政策只是通过口耳相传。最初只有少数绝望的个人前往，随后稳步增长。一位华盛顿著名的维吾尔族活动家告诉我们，虽然维吾尔裔美国人在2024年仍因担心受到其他社区成员的批评而隐瞒他们的旅行，但到2025年，这种做法已变得常态化。甚至一些曾公开批评北京的人也访问了新疆，并在返回后完全放弃了活动。一些新疆居民甚至被允许出国探亲，完成了双向开放的表象。
这项政策的核心机制，正是我们研究中所称的“恢复性诱导”。国家首先制造了一种剥夺。多年来，北京将新疆与外界隔绝，仅仅因为接到海外电话就拘禁维吾尔人。我们中的一人（托赫蒂）在2017年不得不切断与自己祖母的联系。然后，在精心策划了这种分离之后，国家又提出要恢复它所夺走的一切。
维吾尔裔美国人协会前负责人埃尔菲达尔·伊尔特比尔（Elfidar Iltebir）告诉我们，维吾尔人“愿意冒一切风险进行最后一次探访”，“也许是为了最后一次看望垂死的父母。”
对于那些前往的人来说，团聚的真正代价往往在机场就变得清晰。在秘密采访和泄露的录音中，几位在2023年和2024年前往新疆的维吾尔人描述了抵达后受到警方审讯的情况。一名维吾尔裔美国男子被提供了工作、商业资助以及家人的旅行许可。
官员们告诉他：“作为回报，我们希望你成为我们的线人。如果在海外维吾尔社区有什么引起你注意的事情，我们希望得到通报。如果你与我们合作良好，我们也可以帮助把你的父母和妹妹送到你身边。”当他犹豫时，他们威胁要将他的父母送往再教育营。
其他人则被征召进行宣传。一名年轻的维吾尔族女性被指示“回去后告诉所有人你的良好经历”。另一位访客被录像，发表了一份事先写好的声明，宣称“维吾尔人过得很好，新疆正在蓬勃发展”。即使现在，她仍感到不得不与警方保持联系，担心录音可能会被发布，从而在自己的社区中被贴上叛徒的标签。
一份罕见的内部证词揭示了中国如何试图掩盖新疆的国家暴力
然而，其他人的遭遇则更糟：今年早些时候，一名曾参加四次国家组织旅行的伊斯坦布尔维吾尔人，在一次私人访问中被拘留，并被判处六年监禁。
在维吾尔族散居社区内部，北京的跨国收买策略正在实现多年公开威胁未能达到的效果。在更多旅行者看似毫发无损地回家后，维吾尔社区的风险认知发生了转变。沉默现在看来似乎是多年痛苦分离后与亲人团聚的合理代价。结果，参与抗议和倡导活动的人数急剧下降。
旅行问题正在使维吾尔人相互对立。那些前往的人面临被贴上合作者标签的风险。反之，那些不前往的人则怀疑哪些归国者现在是奉国家之命行事。一些散居成员过着双重生活，私下吐露审讯经历，但在社区场合却坚称一切正常。这些关于家庭和情感生存的选择正在侵蚀社区信任。
这位华盛顿的活动家观察到，北京的新方法“正在改变美国维吾尔人之间交谈、联系和相互信任的方式。”
对于那些积极记录暴行的少数维吾尔人来说，孤立感是剧烈的。人权倡导者茹赫尔·伊勒哈木（Jewher Ilham）在新疆警方通过微信警告婚礼主办方不要让她出席后，被取消了婚礼邀请。证人撤回了他们的证词或保持沉默。维吾尔族过渡时期司法数据库早期的研究之旅曾获得40到50份证词，而该组织的团队最近却难以获得五份。因此，镇压和收买相互强化：胁迫制造了绝望，而国家则利用这些绝望提供诱惑。
为了解释这种演变，我们的研究引入了“越界性”（transgressiveness）的概念：即一种策略违反东道国法律和国际规范的程度。暗杀和绑架影响巨大，但越界性也很高，会招致起诉和全球关注。有条件的家庭探访同样能有力地塑造散居社区的行为，但在华盛顿或柏林并不违法。北京调整后的策略刻意偏爱那些越界性低但影响力大的策略。
这种策略服务于学者们所称的“威权形象管理”：即独裁政权系统性地努力在国外宣传其有利的叙事，同时阻碍批评者，以期为其统治营造一个更友好的国际环境。
自2022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指示官员“讲好中国新疆故事”以来，北京一直投入大量资源来修复新疆的形象。今年1月，中国官方媒体庆祝了42名出生于新疆的土耳其居民抵达，参加由中国领事馆和中国共产党统战部组织的“故乡行”活动，以便参与者“亲身见证新疆的发展成就”。
这是一种适用于学者谢尔盖·古里耶夫（Sergei Guriev）和丹尼尔·特雷斯曼（Daniel Treisman）所称的“宣传型独裁者”时代的镇压：这些统治者更喜欢悄然操纵认知，而非显而易见的恐怖。对于一个不知情的局外人来说，北京新的开放政策看起来像是正常化。
北京并非唯一一个扩大其跨国威权策略的国家。厄立特里亚将其领事服务和国内财产权与支付散居税和政治顺从挂钩。2023年，白俄罗斯设立了一个新委员会，流亡者可以通过该委员会在“忏悔”后申请安全回国，然后利用这一机制获取支持政权的声明和情报。巴沙尔·阿萨德的叙利亚将难民回国与安全审查以及与情报部门的和解协议挂钩，这一策略被用来强迫归国者举报自己和亲属。卢旺达则通过组织故乡之旅和公民教育营来争取其散居社区。有条件地进入故乡正成为一种更广泛的跨国控制工具，以收买补充胁迫。
越界性低的策略的一个优势是它们低于刑事起诉的门槛。检察官可以起诉刺客，但没有法律反对恢复性诱导。西方民主国家终于开始起草针对跨国镇压的法律和指令，这项努力值得支持。然而，针对昨日策略校准的工具，在面对创新速度快于民主国家立法的对手时，将仍然不足。明年最严重的跨国镇压事件很可能就是那些从未出现在任何报告中的事件。
阿德里安·曾茨（Adrian Zenz）是华盛顿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并在德国科恩塔尔的欧洲文化与神学学院指导博士生。他的研究重点是中国民族政策、西藏和新疆的公开招募、北京在新疆的拘禁运动以及中国的国内安全预算。曾茨是《受威胁的“藏族性”：青海新整合主义、少数民族教育和职业策略》一书的作者，也是《绘制安多：变革的动力》的合著者。他在分析泄露的中国政府文件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包括“中国电文”和“喀拉喀什名单”。曾茨是中国议会间联盟的顾问，也是国际媒体的常客。 查看全部
跨国镇压已从人权报告的边缘议题，转变为西方安全辩论的中心。根据自由之家发布的新数据，从2014年到2025年，全球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家，即54个政府，跨越国界压制流亡者和散居社区，在100多个东道国实施了至少1,375起直接的、身体上的事件。
西方民主国家终于开始认真对待这一威胁。各国政府正在采纳正式定义，设立跨机构工作组，并为受害者开辟报告和支持渠道。2025年，七国集团领导人就此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欧洲议会也通过了一项关于针对人权捍卫者的跨国镇压的决议。
跨国镇压已从人权报告的边缘议题，转变为西方安全辩论的中心。根据自由之家发布的新数据，从2014年到2025年，全球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家，即54个政府，跨越国界压制流亡者和散居社区，在100多个东道国实施了至少1,375起直接的、身体上的事件。
西方民主国家终于开始认真对待这一威胁。各国政府正在采纳正式定义，设立跨机构工作组，并为受害者开辟报告和支持渠道。2025年，七国集团领导人就此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欧洲议会也通过了一项关于针对人权捍卫者的跨国镇压的决议。
然而，这些工具所描述的威胁已在悄然改变。在一项新发表的同行评审研究中，我们审视了北京针对维吾尔族散居研究人员和活动家的行动。我们发现，过去一年中，北京针对散居社区最关键的跨国镇压工具，以一种看似无害的形式出现：签证。
2013年，德国政治学家约翰内斯·格舍夫斯基（Johannes Gerschewski）提出，威权主义的稳定建立在三个相互强化的支柱之上：镇压；为确保忠诚而进行的收买；以及为制造广泛民众同意而进行的合法化。政治学学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仅靠镇压无法维持一个政权：它代价高昂，会招致反弹，并且无法产生政权稳定所需的持久顺从。
我们认为，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跨国范畴。实施跨国镇压的政权也实行跨国收买，通过提供有条件的好处来确保默许，以及跨国合法化，通过宣传和相关叙事控制来制造同意。跨国镇压已成为人权活动家和政治家的一个集结点，因为胁迫行为很容易被观察和谴责。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个概念已变得过于狭隘，无法捕捉国家恐吓和压制其散居社区的不断演变的方式。
北京近期对维吾尔人的行为展示了这种创新能力。自2023年以来，中国政府悄然向散居海外的维吾尔人开放了新疆边境。尽管从未正式宣布，但这项政策只是通过口耳相传。最初只有少数绝望的个人前往，随后稳步增长。一位华盛顿著名的维吾尔族活动家告诉我们，虽然维吾尔裔美国人在2024年仍因担心受到其他社区成员的批评而隐瞒他们的旅行，但到2025年，这种做法已变得常态化。甚至一些曾公开批评北京的人也访问了新疆，并在返回后完全放弃了活动。一些新疆居民甚至被允许出国探亲，完成了双向开放的表象。
这项政策的核心机制，正是我们研究中所称的“恢复性诱导”。国家首先制造了一种剥夺。多年来，北京将新疆与外界隔绝，仅仅因为接到海外电话就拘禁维吾尔人。我们中的一人（托赫蒂）在2017年不得不切断与自己祖母的联系。然后，在精心策划了这种分离之后，国家又提出要恢复它所夺走的一切。
维吾尔裔美国人协会前负责人埃尔菲达尔·伊尔特比尔（Elfidar Iltebir）告诉我们，维吾尔人“愿意冒一切风险进行最后一次探访”，“也许是为了最后一次看望垂死的父母。”
对于那些前往的人来说，团聚的真正代价往往在机场就变得清晰。在秘密采访和泄露的录音中，几位在2023年和2024年前往新疆的维吾尔人描述了抵达后受到警方审讯的情况。一名维吾尔裔美国男子被提供了工作、商业资助以及家人的旅行许可。
官员们告诉他：“作为回报，我们希望你成为我们的线人。如果在海外维吾尔社区有什么引起你注意的事情，我们希望得到通报。如果你与我们合作良好，我们也可以帮助把你的父母和妹妹送到你身边。”当他犹豫时，他们威胁要将他的父母送往再教育营。
其他人则被征召进行宣传。一名年轻的维吾尔族女性被指示“回去后告诉所有人你的良好经历”。另一位访客被录像，发表了一份事先写好的声明，宣称“维吾尔人过得很好，新疆正在蓬勃发展”。即使现在，她仍感到不得不与警方保持联系，担心录音可能会被发布，从而在自己的社区中被贴上叛徒的标签。
一份罕见的内部证词揭示了中国如何试图掩盖新疆的国家暴力
然而，其他人的遭遇则更糟：今年早些时候，一名曾参加四次国家组织旅行的伊斯坦布尔维吾尔人，在一次私人访问中被拘留，并被判处六年监禁。
在维吾尔族散居社区内部，北京的跨国收买策略正在实现多年公开威胁未能达到的效果。在更多旅行者看似毫发无损地回家后，维吾尔社区的风险认知发生了转变。沉默现在看来似乎是多年痛苦分离后与亲人团聚的合理代价。结果，参与抗议和倡导活动的人数急剧下降。
旅行问题正在使维吾尔人相互对立。那些前往的人面临被贴上合作者标签的风险。反之，那些不前往的人则怀疑哪些归国者现在是奉国家之命行事。一些散居成员过着双重生活，私下吐露审讯经历，但在社区场合却坚称一切正常。这些关于家庭和情感生存的选择正在侵蚀社区信任。
这位华盛顿的活动家观察到，北京的新方法“正在改变美国维吾尔人之间交谈、联系和相互信任的方式。”
对于那些积极记录暴行的少数维吾尔人来说，孤立感是剧烈的。人权倡导者茹赫尔·伊勒哈木（Jewher Ilham）在新疆警方通过微信警告婚礼主办方不要让她出席后，被取消了婚礼邀请。证人撤回了他们的证词或保持沉默。维吾尔族过渡时期司法数据库早期的研究之旅曾获得40到50份证词，而该组织的团队最近却难以获得五份。因此，镇压和收买相互强化：胁迫制造了绝望，而国家则利用这些绝望提供诱惑。
为了解释这种演变，我们的研究引入了“越界性”（transgressiveness）的概念：即一种策略违反东道国法律和国际规范的程度。暗杀和绑架影响巨大，但越界性也很高，会招致起诉和全球关注。有条件的家庭探访同样能有力地塑造散居社区的行为，但在华盛顿或柏林并不违法。北京调整后的策略刻意偏爱那些越界性低但影响力大的策略。
这种策略服务于学者们所称的“威权形象管理”：即独裁政权系统性地努力在国外宣传其有利的叙事，同时阻碍批评者，以期为其统治营造一个更友好的国际环境。
自2022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指示官员“讲好中国新疆故事”以来，北京一直投入大量资源来修复新疆的形象。今年1月，中国官方媒体庆祝了42名出生于新疆的土耳其居民抵达，参加由中国领事馆和中国共产党统战部组织的“故乡行”活动，以便参与者“亲身见证新疆的发展成就”。
这是一种适用于学者谢尔盖·古里耶夫（Sergei Guriev）和丹尼尔·特雷斯曼（Daniel Treisman）所称的“宣传型独裁者”时代的镇压：这些统治者更喜欢悄然操纵认知，而非显而易见的恐怖。对于一个不知情的局外人来说，北京新的开放政策看起来像是正常化。
北京并非唯一一个扩大其跨国威权策略的国家。厄立特里亚将其领事服务和国内财产权与支付散居税和政治顺从挂钩。2023年，白俄罗斯设立了一个新委员会，流亡者可以通过该委员会在“忏悔”后申请安全回国，然后利用这一机制获取支持政权的声明和情报。巴沙尔·阿萨德的叙利亚将难民回国与安全审查以及与情报部门的和解协议挂钩，这一策略被用来强迫归国者举报自己和亲属。卢旺达则通过组织故乡之旅和公民教育营来争取其散居社区。有条件地进入故乡正成为一种更广泛的跨国控制工具，以收买补充胁迫。
越界性低的策略的一个优势是它们低于刑事起诉的门槛。检察官可以起诉刺客，但没有法律反对恢复性诱导。西方民主国家终于开始起草针对跨国镇压的法律和指令，这项努力值得支持。然而，针对昨日策略校准的工具，在面对创新速度快于民主国家立法的对手时，将仍然不足。明年最严重的跨国镇压事件很可能就是那些从未出现在任何报告中的事件。
阿德里安·曾茨（Adrian Zenz）是华盛顿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并在德国科恩塔尔的欧洲文化与神学学院指导博士生。他的研究重点是中国民族政策、西藏和新疆的公开招募、北京在新疆的拘禁运动以及中国的国内安全预算。曾茨是《受威胁的“藏族性”：青海新整合主义、少数民族教育和职业策略》一书的作者，也是《绘制安多：变革的动力》的合著者。他在分析泄露的中国政府文件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包括“中国电文”和“喀拉喀什名单”。曾茨是中国议会间联盟的顾问，也是国际媒体的常客。
西方民主国家终于开始认真对待这一威胁。各国政府正在采纳正式定义，设立跨机构工作组，并为受害者开辟报告和支持渠道。2025年，七国集团领导人就此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欧洲议会也通过了一项关于针对人权捍卫者的跨国镇压的决议。
跨国镇压已从人权报告的边缘议题，转变为西方安全辩论的中心。根据自由之家发布的新数据，从2014年到2025年，全球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家，即54个政府，跨越国界压制流亡者和散居社区，在100多个东道国实施了至少1,375起直接的、身体上的事件。
西方民主国家终于开始认真对待这一威胁。各国政府正在采纳正式定义，设立跨机构工作组，并为受害者开辟报告和支持渠道。2025年，七国集团领导人就此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欧洲议会也通过了一项关于针对人权捍卫者的跨国镇压的决议。
然而，这些工具所描述的威胁已在悄然改变。在一项新发表的同行评审研究中，我们审视了北京针对维吾尔族散居研究人员和活动家的行动。我们发现，过去一年中，北京针对散居社区最关键的跨国镇压工具，以一种看似无害的形式出现：签证。
2013年，德国政治学家约翰内斯·格舍夫斯基（Johannes Gerschewski）提出，威权主义的稳定建立在三个相互强化的支柱之上：镇压；为确保忠诚而进行的收买；以及为制造广泛民众同意而进行的合法化。政治学学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仅靠镇压无法维持一个政权：它代价高昂，会招致反弹，并且无法产生政权稳定所需的持久顺从。
我们认为，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跨国范畴。实施跨国镇压的政权也实行跨国收买，通过提供有条件的好处来确保默许，以及跨国合法化，通过宣传和相关叙事控制来制造同意。跨国镇压已成为人权活动家和政治家的一个集结点，因为胁迫行为很容易被观察和谴责。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个概念已变得过于狭隘，无法捕捉国家恐吓和压制其散居社区的不断演变的方式。
北京近期对维吾尔人的行为展示了这种创新能力。自2023年以来，中国政府悄然向散居海外的维吾尔人开放了新疆边境。尽管从未正式宣布，但这项政策只是通过口耳相传。最初只有少数绝望的个人前往，随后稳步增长。一位华盛顿著名的维吾尔族活动家告诉我们，虽然维吾尔裔美国人在2024年仍因担心受到其他社区成员的批评而隐瞒他们的旅行，但到2025年，这种做法已变得常态化。甚至一些曾公开批评北京的人也访问了新疆，并在返回后完全放弃了活动。一些新疆居民甚至被允许出国探亲，完成了双向开放的表象。
这项政策的核心机制，正是我们研究中所称的“恢复性诱导”。国家首先制造了一种剥夺。多年来，北京将新疆与外界隔绝，仅仅因为接到海外电话就拘禁维吾尔人。我们中的一人（托赫蒂）在2017年不得不切断与自己祖母的联系。然后，在精心策划了这种分离之后，国家又提出要恢复它所夺走的一切。
维吾尔裔美国人协会前负责人埃尔菲达尔·伊尔特比尔（Elfidar Iltebir）告诉我们，维吾尔人“愿意冒一切风险进行最后一次探访”，“也许是为了最后一次看望垂死的父母。”
对于那些前往的人来说，团聚的真正代价往往在机场就变得清晰。在秘密采访和泄露的录音中，几位在2023年和2024年前往新疆的维吾尔人描述了抵达后受到警方审讯的情况。一名维吾尔裔美国男子被提供了工作、商业资助以及家人的旅行许可。
官员们告诉他：“作为回报，我们希望你成为我们的线人。如果在海外维吾尔社区有什么引起你注意的事情，我们希望得到通报。如果你与我们合作良好，我们也可以帮助把你的父母和妹妹送到你身边。”当他犹豫时，他们威胁要将他的父母送往再教育营。
其他人则被征召进行宣传。一名年轻的维吾尔族女性被指示“回去后告诉所有人你的良好经历”。另一位访客被录像，发表了一份事先写好的声明，宣称“维吾尔人过得很好，新疆正在蓬勃发展”。即使现在，她仍感到不得不与警方保持联系，担心录音可能会被发布，从而在自己的社区中被贴上叛徒的标签。
一份罕见的内部证词揭示了中国如何试图掩盖新疆的国家暴力
然而，其他人的遭遇则更糟：今年早些时候，一名曾参加四次国家组织旅行的伊斯坦布尔维吾尔人，在一次私人访问中被拘留，并被判处六年监禁。
在维吾尔族散居社区内部，北京的跨国收买策略正在实现多年公开威胁未能达到的效果。在更多旅行者看似毫发无损地回家后，维吾尔社区的风险认知发生了转变。沉默现在看来似乎是多年痛苦分离后与亲人团聚的合理代价。结果，参与抗议和倡导活动的人数急剧下降。
旅行问题正在使维吾尔人相互对立。那些前往的人面临被贴上合作者标签的风险。反之，那些不前往的人则怀疑哪些归国者现在是奉国家之命行事。一些散居成员过着双重生活，私下吐露审讯经历，但在社区场合却坚称一切正常。这些关于家庭和情感生存的选择正在侵蚀社区信任。
这位华盛顿的活动家观察到，北京的新方法“正在改变美国维吾尔人之间交谈、联系和相互信任的方式。”
对于那些积极记录暴行的少数维吾尔人来说，孤立感是剧烈的。人权倡导者茹赫尔·伊勒哈木（Jewher Ilham）在新疆警方通过微信警告婚礼主办方不要让她出席后，被取消了婚礼邀请。证人撤回了他们的证词或保持沉默。维吾尔族过渡时期司法数据库早期的研究之旅曾获得40到50份证词，而该组织的团队最近却难以获得五份。因此，镇压和收买相互强化：胁迫制造了绝望，而国家则利用这些绝望提供诱惑。
为了解释这种演变，我们的研究引入了“越界性”（transgressiveness）的概念：即一种策略违反东道国法律和国际规范的程度。暗杀和绑架影响巨大，但越界性也很高，会招致起诉和全球关注。有条件的家庭探访同样能有力地塑造散居社区的行为，但在华盛顿或柏林并不违法。北京调整后的策略刻意偏爱那些越界性低但影响力大的策略。
这种策略服务于学者们所称的“威权形象管理”：即独裁政权系统性地努力在国外宣传其有利的叙事，同时阻碍批评者，以期为其统治营造一个更友好的国际环境。
自2022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指示官员“讲好中国新疆故事”以来，北京一直投入大量资源来修复新疆的形象。今年1月，中国官方媒体庆祝了42名出生于新疆的土耳其居民抵达，参加由中国领事馆和中国共产党统战部组织的“故乡行”活动，以便参与者“亲身见证新疆的发展成就”。
这是一种适用于学者谢尔盖·古里耶夫（Sergei Guriev）和丹尼尔·特雷斯曼（Daniel Treisman）所称的“宣传型独裁者”时代的镇压：这些统治者更喜欢悄然操纵认知，而非显而易见的恐怖。对于一个不知情的局外人来说，北京新的开放政策看起来像是正常化。
北京并非唯一一个扩大其跨国威权策略的国家。厄立特里亚将其领事服务和国内财产权与支付散居税和政治顺从挂钩。2023年，白俄罗斯设立了一个新委员会，流亡者可以通过该委员会在“忏悔”后申请安全回国，然后利用这一机制获取支持政权的声明和情报。巴沙尔·阿萨德的叙利亚将难民回国与安全审查以及与情报部门的和解协议挂钩，这一策略被用来强迫归国者举报自己和亲属。卢旺达则通过组织故乡之旅和公民教育营来争取其散居社区。有条件地进入故乡正成为一种更广泛的跨国控制工具，以收买补充胁迫。
越界性低的策略的一个优势是它们低于刑事起诉的门槛。检察官可以起诉刺客，但没有法律反对恢复性诱导。西方民主国家终于开始起草针对跨国镇压的法律和指令，这项努力值得支持。然而，针对昨日策略校准的工具，在面对创新速度快于民主国家立法的对手时，将仍然不足。明年最严重的跨国镇压事件很可能就是那些从未出现在任何报告中的事件。
阿德里安·曾茨（Adrian Zenz）是华盛顿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并在德国科恩塔尔的欧洲文化与神学学院指导博士生。他的研究重点是中国民族政策、西藏和新疆的公开招募、北京在新疆的拘禁运动以及中国的国内安全预算。曾茨是《受威胁的“藏族性”：青海新整合主义、少数民族教育和职业策略》一书的作者，也是《绘制安多：变革的动力》的合著者。他在分析泄露的中国政府文件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包括“中国电文”和“喀拉喀什名单”。曾茨是中国议会间联盟的顾问，也是国际媒体的常客。
“沉默并非选择”：揭露维吾尔种族灭绝真相的努力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22 次浏览 • 2026-08-16 07:12
凯尔比努尔·西迪克的回忆录《心中充满光明》提供了新疆维吾尔族人民遭受暴行的第一手资料。
凯尔比努尔·西迪克于2023年5月17日在第15届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上发表演讲。
“当邪恶如雨般降临，无人呼喊‘停止！’当罪行堆积如山，它们便变得无形。”
德国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对20世纪30年代德国政治冷漠的观察，与21世纪中国政府在其西北腹地（被流亡者称为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族发动的战争幸存者产生了共鸣。
德国滑向法西斯主义带来了焚书和逮捕“不受欢迎者”。它一步步导致了反犹主义、集中营、酷刑和死亡。这段残酷的历史今天在北京对其西部地区突厥民族的运动中回响——也在一个充耳不闻的世界的沉默中回响。只有那些亲身经历过恐怖并幸存下来讲述故事的人，才能希望描述其全部的恐怖。
凯尔比努尔·西迪克（曾罗马化为Qelbinur Sidik）就是这样一位罕见的目击者，亲历了许多国家所称的种族灭绝。她在营地内作为教师的磨难将她推向崩溃的边缘。她于2019年以就医为名逃离，希望能与在荷兰的女儿团聚并寻求庇护。发声成为了她疗愈的途径。
她告诉《外交家》杂志，“沉默不是一个选择。”她班上被囚禁者的面孔至今仍困扰着她。离开后，她的使命一直是为他们无声的哭泣发声。
她的回忆录《心中充满光明》——这个标题反映了她名字凯尔比努尔的含义——充满了恐惧和悲伤，但也充满了记忆、尊严和抵抗。它是一声反对抹杀的呐喊，也是对一个不曾倾听的世界的警钟。
这本书以一个沉浸在维吾尔文化和归属感中的孩子开始，但黑暗从一开始就存在。西迪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父母遭受的羞辱而胆怯地长大，这种耻辱她的家庭从未摆脱。教学曾带来希望，但将她和她的同事与占主导地位的汉族人隔开的玻璃天花板是无法逾越的。
快进到2016年，北京将一切维吾尔化（sinicize）的行动加剧。西迪克目睹了文化、语言和宗教被瓦解。社区为了“进步”而被推平。学者、作家和艺术家消失了。最终，超过100万维吾尔族人被围捕到庞大的“再教育”营网络中。
许多18至50岁的女性，包括西迪克，被传唤进行强制绝育。维吾尔族儿童被送往寄宿学校，100万汉族干部被派往维吾尔族家庭“结对认亲”，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学习，以促进民族和谐。她丈夫的老板自愿与他们同住，但他的性骚扰使日常生活变得无法忍受。
2017年，维吾尔语教育的命运被决定。维吾尔族教师被降职，并被汉族同行取代。失踪事件升级。信任瓦解。间谍无处不在。
2017年2月28日，西迪克被赋予一项城外的“绝密”任务。未能报到或泄露秘密，将对她在荷兰的女儿产生后果。“我们知道她住在哪里，”西迪克被告知。
她抵达大门，那里布满了士兵、瞭望塔和摄像头。一条由上锁的门组成的走廊通向她的“教室”，里面摆放着100张儿童大小的凳子。
她的“学生们”，无论老少，拖着被手铐和脚链束缚的身体走了进来。西迪克回忆起他们剃光的头、虱子和肮脏的气味。一些人默默地哭泣，同时开始学习基础普通话。他们以为完成课本或许就能获得自由。
“不知怎的，靠着上帝的恩典，我阻止了自己蜷缩成一团像婴儿一样哭泣，”西迪克写道。“为什么是我？这些人是谁？他们为什么被关起来？这是什么地方？”两台摄像机对着教室，她不敢开口。
早上学习的奖励：一个馒头和稀粥。这种模式每天都会重复。
她称之为“27年教学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天”。她回到家，无法控制地哭泣。
更糟糕的事情接踵而至。挨家挨户的搜查无休无止。数千人涌入她的营地。原本容纳10人的牢房挤进了50人。囚犯们轮班睡觉。门被锁链锁在膝盖以上的高度，迫使男人们爬着出去。“尿液和排泄物的恶臭令人窒息。”
“维吾尔人很强壮，但他们的虱子更强壮！”警卫们嘲讽道，同时煮沸囚犯的衣服，害虫浮到水面。
每周都有神秘的注射和血液检查。囚犯们被从课堂上带走进行审讯和酷刑。尖叫声回荡，直到它们停止。
营地的每一寸都被监控着。如果有人移动，屏幕就会闪红并放大。“不可能不把他们比作笼子里的动物，”西迪克谈到她的学生时写道。“无处可藏。对他们，对我，都是如此。”
活摘器官的幽灵笼罩着一切。健康的年轻囚犯消失了。在新疆各地，当局收集了所有16至65岁人群的生物数据。强制性的DNA检测、血液、虹膜扫描、声音和步态记录填满了庞大的数据库，许多人认为这是为了器官配型。后来的研究发现，沙特人和海湾阿拉伯人前往中国东部获取清真器官。
“活着我们一文不值，死了，被肢解后，我们的器官却价值连城，”西迪克写道。
没有人可以倾诉。西迪克在祈祷中寻求慰藉，尽管祈祷是被禁止的。她曾计划自杀，但想到了女儿。尽管如此，她还是囤积了药片，以防有一天晚上安全部队敲门。
“我不会死于酷刑，”她写道。
当她为期六个月的合同结束时，这让她松了一口气——但也心碎了。她被禁止告别。
“我仍然能清晰地记得每一张脸。在那个黑暗的地方，我是他们的希望，”西迪克写道。
她的良好表现并未给她带来喘息。她再次被派往别处，这次是一个挤满了数千名妇女和女孩的旧养老院。
没有淋浴。衣服上爬满了寄生虫。妇女们在容纳40多人以上的牢房里轮流睡在木板上。
“她们已经失去了所有希望，”西迪克回忆道。“像自动驾驶一样，没有任何欲望。”
许多人痛苦不堪，捂着肚子，有些人无法坐下或站立。她们在练习普通话句子的同时，找到了讲述自己故事的方式。
“在我来这里之前，我订婚了。我被带走的那天，我正在计划我们的婚礼。我不知道我未来的丈夫现在在哪里。我很感谢中国共产党让我来到这里，”其中一人说。
“我有一个孩子；我非常想念他。我现在已经停止母乳喂养了。我很感谢中国共产党让我来到这里，”另一个人说。
到2017年10月下旬，她崩溃了——因精疲力尽而住院。她被迫退休，并被要求将其说成是自己的选择。西迪克别无选择：“一名抗议的教师被判入狱15年。”
她的城市变成了一座开放的监狱。检查站、摄像头、逮捕。她陷入了忧郁。一个不合身的宫内节育器给她带来了持续的痛苦，但取出它会让人质疑她对这个制度的忠诚。囚犯们的面孔困扰着她。她梦想着女儿即将在荷兰举行的婚礼，并开始了长达一年、25个步骤的护照办理过程。
尽管她有一位乌兹别克族母亲，她的第一次申请还是被拒绝了。他们说，婚礼上的客人太多了。她可能会和他们谈论营地的事情。
她诉诸贿赂。“后门”奏效了。
西迪克没有告诉任何人她将永远离开，甚至没有告诉她分居的丈夫。在机场，脱衣搜身和双重行李检查让她心惊胆战。她于2019年9月14日最后一次离开乌鲁木齐前往北京。三周后，她的荷兰签证获批。
2019年10月9日，当黎明降临史基浦机场时，她抵达了欧洲。她终于可以卸下重负了。但没有人倾听。
营地比自由更真实。
“它比安全更响亮，甚至比自由更响亮，”她写道。“我无法停止谈论那些营地，谈论绝育以及我所看到的一切。”但听众们却置若罔闻。
最终，她的女儿爆发了。“我们吃饭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再提那些营地了？”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随之而来。正常生活变得不可能。她对营地及其受害者念念不忘。它们吞噬了她。抑郁和创伤使她瘫痪。
中国官员开始威胁和胁迫她回国。邻居在微信上攻击她。亲戚被迫谴责她，曾经亲密的兄弟姐妹也与她断绝了关系。五年了，没有任何联系。
“我深深地想念他们，”她写道。
她的丈夫被迫为中国外交部录制了一段视频，将她诬蔑为骗子和叛徒。后来他发短信说：“对不起，凯尔比努尔，我无法保护你，他们对我施加了很多酷刑。”那是她最后一次收到他的消息。
但她拒绝被吓倒。她决心将痛苦转化为行动，开始作证——为她自己，也为那些被噤声的“学生们”。
“我决心成为中国共产党所犯下滔天罪行的见证人，”她写道。
西迪克知道她本可以在荷兰安顿下来，享受祖母的身份，在海边的小公寓，以及她新的自由生活。但她带着学生的目光；他们不让她忘记。在她的回忆录于十月出版之前，西迪克告诉《外交家》杂志，她觉得自己不得不将一生奉献给这项事业。
“上帝选择我来完成这项任务，”她说。“他给了我这个发声的机会。”
在她四岁的孙子身上，她看到了新疆的孩子们，与父母分离。在每一次漫步无尽大海旁时，那些被囚禁者的形象都深深烙印在她的记忆中，被困在一个不让他们呼吸的世界中。在花朵的芬芳和美丽中，那些牢房的恶臭、屈辱和丑陋依然挥之不去。
西迪克离开至今已有七年。这七年并不容易。她开始将她那些困扰、混乱的思绪写在纸上。它们杂乱无章地涌出。人们来到她身边，帮助她理清思绪。然后，她开始发声。
她曾多次周游世界作证。她向世界各国领导人、议会、社区代表以及任何愿意倾听的人发表演讲。她获得了奖项，并代表她受苦受难的人民接受了这些奖项，还作为一部纪录片的一部分讲述了她的故事，以揭露这场种族灭绝。
她的证词既受到赞扬，也遭到严厉批评。一些维吾尔族人指责她是叛徒和中国政府的间谍，这让她受到了沉重打击。
“这种痛苦有时难以承受，”她说。他们的攻击以及中国政府的攻击都无休无止。
“有时我只是不停地哭泣，但随后告诉自己停下来。我知道我必须为了那些我留下的人而继续前进。”
她记得她的父亲曾告诉她永远不要骑马：“但如果你决定要骑，他告诉我，当它带着你跑掉时，不要抱怨。”
“没有人强迫我这样做。我开始是因为营地里的人不让我休息，”她说。“现在我已踏上革命的列车，没有回头路了。” 查看全部
凯尔比努尔·西迪克于2023年5月17日在第15届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上发表演讲。
“当邪恶如雨般降临，无人呼喊‘停止！’当罪行堆积如山，它们便变得无形。”
德国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对20世纪30年代德国政治冷漠的观察，与21世纪中国政府在其西北腹地（被流亡者称为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族发动的战争幸存者产生了共鸣。
德国滑向法西斯主义带来了焚书和逮捕“不受欢迎者”。它一步步导致了反犹主义、集中营、酷刑和死亡。这段残酷的历史今天在北京对其西部地区突厥民族的运动中回响——也在一个充耳不闻的世界的沉默中回响。只有那些亲身经历过恐怖并幸存下来讲述故事的人，才能希望描述其全部的恐怖。
凯尔比努尔·西迪克（曾罗马化为Qelbinur Sidik）就是这样一位罕见的目击者，亲历了许多国家所称的种族灭绝。她在营地内作为教师的磨难将她推向崩溃的边缘。她于2019年以就医为名逃离，希望能与在荷兰的女儿团聚并寻求庇护。发声成为了她疗愈的途径。
她告诉《外交家》杂志，“沉默不是一个选择。”她班上被囚禁者的面孔至今仍困扰着她。离开后，她的使命一直是为他们无声的哭泣发声。
她的回忆录《心中充满光明》——这个标题反映了她名字凯尔比努尔的含义——充满了恐惧和悲伤，但也充满了记忆、尊严和抵抗。它是一声反对抹杀的呐喊，也是对一个不曾倾听的世界的警钟。
这本书以一个沉浸在维吾尔文化和归属感中的孩子开始，但黑暗从一开始就存在。西迪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父母遭受的羞辱而胆怯地长大，这种耻辱她的家庭从未摆脱。教学曾带来希望，但将她和她的同事与占主导地位的汉族人隔开的玻璃天花板是无法逾越的。
快进到2016年，北京将一切维吾尔化（sinicize）的行动加剧。西迪克目睹了文化、语言和宗教被瓦解。社区为了“进步”而被推平。学者、作家和艺术家消失了。最终，超过100万维吾尔族人被围捕到庞大的“再教育”营网络中。
许多18至50岁的女性，包括西迪克，被传唤进行强制绝育。维吾尔族儿童被送往寄宿学校，100万汉族干部被派往维吾尔族家庭“结对认亲”，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学习，以促进民族和谐。她丈夫的老板自愿与他们同住，但他的性骚扰使日常生活变得无法忍受。
2017年，维吾尔语教育的命运被决定。维吾尔族教师被降职，并被汉族同行取代。失踪事件升级。信任瓦解。间谍无处不在。
2017年2月28日，西迪克被赋予一项城外的“绝密”任务。未能报到或泄露秘密，将对她在荷兰的女儿产生后果。“我们知道她住在哪里，”西迪克被告知。
她抵达大门，那里布满了士兵、瞭望塔和摄像头。一条由上锁的门组成的走廊通向她的“教室”，里面摆放着100张儿童大小的凳子。
她的“学生们”，无论老少，拖着被手铐和脚链束缚的身体走了进来。西迪克回忆起他们剃光的头、虱子和肮脏的气味。一些人默默地哭泣，同时开始学习基础普通话。他们以为完成课本或许就能获得自由。
“不知怎的，靠着上帝的恩典，我阻止了自己蜷缩成一团像婴儿一样哭泣，”西迪克写道。“为什么是我？这些人是谁？他们为什么被关起来？这是什么地方？”两台摄像机对着教室，她不敢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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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称之为“27年教学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天”。她回到家，无法控制地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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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人很强壮，但他们的虱子更强壮！”警卫们嘲讽道，同时煮沸囚犯的衣服，害虫浮到水面。
每周都有神秘的注射和血液检查。囚犯们被从课堂上带走进行审讯和酷刑。尖叫声回荡，直到它们停止。
营地的每一寸都被监控着。如果有人移动，屏幕就会闪红并放大。“不可能不把他们比作笼子里的动物，”西迪克谈到她的学生时写道。“无处可藏。对他们，对我，都是如此。”
活摘器官的幽灵笼罩着一切。健康的年轻囚犯消失了。在新疆各地，当局收集了所有16至65岁人群的生物数据。强制性的DNA检测、血液、虹膜扫描、声音和步态记录填满了庞大的数据库，许多人认为这是为了器官配型。后来的研究发现，沙特人和海湾阿拉伯人前往中国东部获取清真器官。
“活着我们一文不值，死了，被肢解后，我们的器官却价值连城，”西迪克写道。
没有人可以倾诉。西迪克在祈祷中寻求慰藉，尽管祈祷是被禁止的。她曾计划自杀，但想到了女儿。尽管如此，她还是囤积了药片，以防有一天晚上安全部队敲门。
“我不会死于酷刑，”她写道。
当她为期六个月的合同结束时，这让她松了一口气——但也心碎了。她被禁止告别。
“我仍然能清晰地记得每一张脸。在那个黑暗的地方，我是他们的希望，”西迪克写道。
她的良好表现并未给她带来喘息。她再次被派往别处，这次是一个挤满了数千名妇女和女孩的旧养老院。
没有淋浴。衣服上爬满了寄生虫。妇女们在容纳40多人以上的牢房里轮流睡在木板上。
“她们已经失去了所有希望，”西迪克回忆道。“像自动驾驶一样，没有任何欲望。”
许多人痛苦不堪，捂着肚子，有些人无法坐下或站立。她们在练习普通话句子的同时，找到了讲述自己故事的方式。
“在我来这里之前，我订婚了。我被带走的那天，我正在计划我们的婚礼。我不知道我未来的丈夫现在在哪里。我很感谢中国共产党让我来到这里，”其中一人说。
“我有一个孩子；我非常想念他。我现在已经停止母乳喂养了。我很感谢中国共产党让我来到这里，”另一个人说。
到2017年10月下旬，她崩溃了——因精疲力尽而住院。她被迫退休，并被要求将其说成是自己的选择。西迪克别无选择：“一名抗议的教师被判入狱15年。”
她的城市变成了一座开放的监狱。检查站、摄像头、逮捕。她陷入了忧郁。一个不合身的宫内节育器给她带来了持续的痛苦，但取出它会让人质疑她对这个制度的忠诚。囚犯们的面孔困扰着她。她梦想着女儿即将在荷兰举行的婚礼，并开始了长达一年、25个步骤的护照办理过程。
尽管她有一位乌兹别克族母亲，她的第一次申请还是被拒绝了。他们说，婚礼上的客人太多了。她可能会和他们谈论营地的事情。
她诉诸贿赂。“后门”奏效了。
西迪克没有告诉任何人她将永远离开，甚至没有告诉她分居的丈夫。在机场，脱衣搜身和双重行李检查让她心惊胆战。她于2019年9月14日最后一次离开乌鲁木齐前往北京。三周后，她的荷兰签证获批。
2019年10月9日，当黎明降临史基浦机场时，她抵达了欧洲。她终于可以卸下重负了。但没有人倾听。
营地比自由更真实。
“它比安全更响亮，甚至比自由更响亮，”她写道。“我无法停止谈论那些营地，谈论绝育以及我所看到的一切。”但听众们却置若罔闻。
最终，她的女儿爆发了。“我们吃饭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再提那些营地了？”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随之而来。正常生活变得不可能。她对营地及其受害者念念不忘。它们吞噬了她。抑郁和创伤使她瘫痪。
中国官员开始威胁和胁迫她回国。邻居在微信上攻击她。亲戚被迫谴责她，曾经亲密的兄弟姐妹也与她断绝了关系。五年了，没有任何联系。
“我深深地想念他们，”她写道。
她的丈夫被迫为中国外交部录制了一段视频，将她诬蔑为骗子和叛徒。后来他发短信说：“对不起，凯尔比努尔，我无法保护你，他们对我施加了很多酷刑。”那是她最后一次收到他的消息。
但她拒绝被吓倒。她决心将痛苦转化为行动，开始作证——为她自己，也为那些被噤声的“学生们”。
“我决心成为中国共产党所犯下滔天罪行的见证人，”她写道。
西迪克知道她本可以在荷兰安顿下来，享受祖母的身份，在海边的小公寓，以及她新的自由生活。但她带着学生的目光；他们不让她忘记。在她的回忆录于十月出版之前，西迪克告诉《外交家》杂志，她觉得自己不得不将一生奉献给这项事业。
“上帝选择我来完成这项任务，”她说。“他给了我这个发声的机会。”
在她四岁的孙子身上，她看到了新疆的孩子们，与父母分离。在每一次漫步无尽大海旁时，那些被囚禁者的形象都深深烙印在她的记忆中，被困在一个不让他们呼吸的世界中。在花朵的芬芳和美丽中，那些牢房的恶臭、屈辱和丑陋依然挥之不去。
西迪克离开至今已有七年。这七年并不容易。她开始将她那些困扰、混乱的思绪写在纸上。它们杂乱无章地涌出。人们来到她身边，帮助她理清思绪。然后，她开始发声。
她曾多次周游世界作证。她向世界各国领导人、议会、社区代表以及任何愿意倾听的人发表演讲。她获得了奖项，并代表她受苦受难的人民接受了这些奖项，还作为一部纪录片的一部分讲述了她的故事，以揭露这场种族灭绝。
她的证词既受到赞扬，也遭到严厉批评。一些维吾尔族人指责她是叛徒和中国政府的间谍，这让她受到了沉重打击。
“这种痛苦有时难以承受，”她说。他们的攻击以及中国政府的攻击都无休无止。
“有时我只是不停地哭泣，但随后告诉自己停下来。我知道我必须为了那些我留下的人而继续前进。”
她记得她的父亲曾告诉她永远不要骑马：“但如果你决定要骑，他告诉我，当它带着你跑掉时，不要抱怨。”
“没有人强迫我这样做。我开始是因为营地里的人不让我休息，”她说。“现在我已踏上革命的列车，没有回头路了。” 查看全部
凯尔比努尔·西迪克的回忆录《心中充满光明》提供了新疆维吾尔族人民遭受暴行的第一手资料。
凯尔比努尔·西迪克于2023年5月17日在第15届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上发表演讲。
“当邪恶如雨般降临，无人呼喊‘停止！’当罪行堆积如山，它们便变得无形。”
德国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对20世纪30年代德国政治冷漠的观察，与21世纪中国政府在其西北腹地（被流亡者称为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族发动的战争幸存者产生了共鸣。
德国滑向法西斯主义带来了焚书和逮捕“不受欢迎者”。它一步步导致了反犹主义、集中营、酷刑和死亡。这段残酷的历史今天在北京对其西部地区突厥民族的运动中回响——也在一个充耳不闻的世界的沉默中回响。只有那些亲身经历过恐怖并幸存下来讲述故事的人，才能希望描述其全部的恐怖。
凯尔比努尔·西迪克（曾罗马化为Qelbinur Sidik）就是这样一位罕见的目击者，亲历了许多国家所称的种族灭绝。她在营地内作为教师的磨难将她推向崩溃的边缘。她于2019年以就医为名逃离，希望能与在荷兰的女儿团聚并寻求庇护。发声成为了她疗愈的途径。
她告诉《外交家》杂志，“沉默不是一个选择。”她班上被囚禁者的面孔至今仍困扰着她。离开后，她的使命一直是为他们无声的哭泣发声。
她的回忆录《心中充满光明》——这个标题反映了她名字凯尔比努尔的含义——充满了恐惧和悲伤，但也充满了记忆、尊严和抵抗。它是一声反对抹杀的呐喊，也是对一个不曾倾听的世界的警钟。
这本书以一个沉浸在维吾尔文化和归属感中的孩子开始，但黑暗从一开始就存在。西迪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父母遭受的羞辱而胆怯地长大，这种耻辱她的家庭从未摆脱。教学曾带来希望，但将她和她的同事与占主导地位的汉族人隔开的玻璃天花板是无法逾越的。
快进到2016年，北京将一切维吾尔化（sinicize）的行动加剧。西迪克目睹了文化、语言和宗教被瓦解。社区为了“进步”而被推平。学者、作家和艺术家消失了。最终，超过100万维吾尔族人被围捕到庞大的“再教育”营网络中。
许多18至50岁的女性，包括西迪克，被传唤进行强制绝育。维吾尔族儿童被送往寄宿学校，100万汉族干部被派往维吾尔族家庭“结对认亲”，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学习，以促进民族和谐。她丈夫的老板自愿与他们同住，但他的性骚扰使日常生活变得无法忍受。
2017年，维吾尔语教育的命运被决定。维吾尔族教师被降职，并被汉族同行取代。失踪事件升级。信任瓦解。间谍无处不在。
2017年2月28日，西迪克被赋予一项城外的“绝密”任务。未能报到或泄露秘密，将对她在荷兰的女儿产生后果。“我们知道她住在哪里，”西迪克被告知。
她抵达大门，那里布满了士兵、瞭望塔和摄像头。一条由上锁的门组成的走廊通向她的“教室”，里面摆放着100张儿童大小的凳子。
她的“学生们”，无论老少，拖着被手铐和脚链束缚的身体走了进来。西迪克回忆起他们剃光的头、虱子和肮脏的气味。一些人默默地哭泣，同时开始学习基础普通话。他们以为完成课本或许就能获得自由。
“不知怎的，靠着上帝的恩典，我阻止了自己蜷缩成一团像婴儿一样哭泣，”西迪克写道。“为什么是我？这些人是谁？他们为什么被关起来？这是什么地方？”两台摄像机对着教室，她不敢开口。
早上学习的奖励：一个馒头和稀粥。这种模式每天都会重复。
她称之为“27年教学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天”。她回到家，无法控制地哭泣。
更糟糕的事情接踵而至。挨家挨户的搜查无休无止。数千人涌入她的营地。原本容纳10人的牢房挤进了50人。囚犯们轮班睡觉。门被锁链锁在膝盖以上的高度，迫使男人们爬着出去。“尿液和排泄物的恶臭令人窒息。”
“维吾尔人很强壮，但他们的虱子更强壮！”警卫们嘲讽道，同时煮沸囚犯的衣服，害虫浮到水面。
每周都有神秘的注射和血液检查。囚犯们被从课堂上带走进行审讯和酷刑。尖叫声回荡，直到它们停止。
营地的每一寸都被监控着。如果有人移动，屏幕就会闪红并放大。“不可能不把他们比作笼子里的动物，”西迪克谈到她的学生时写道。“无处可藏。对他们，对我，都是如此。”
活摘器官的幽灵笼罩着一切。健康的年轻囚犯消失了。在新疆各地，当局收集了所有16至65岁人群的生物数据。强制性的DNA检测、血液、虹膜扫描、声音和步态记录填满了庞大的数据库，许多人认为这是为了器官配型。后来的研究发现，沙特人和海湾阿拉伯人前往中国东部获取清真器官。
“活着我们一文不值，死了，被肢解后，我们的器官却价值连城，”西迪克写道。
没有人可以倾诉。西迪克在祈祷中寻求慰藉，尽管祈祷是被禁止的。她曾计划自杀，但想到了女儿。尽管如此，她还是囤积了药片，以防有一天晚上安全部队敲门。
“我不会死于酷刑，”她写道。
当她为期六个月的合同结束时，这让她松了一口气——但也心碎了。她被禁止告别。
“我仍然能清晰地记得每一张脸。在那个黑暗的地方，我是他们的希望，”西迪克写道。
她的良好表现并未给她带来喘息。她再次被派往别处，这次是一个挤满了数千名妇女和女孩的旧养老院。
没有淋浴。衣服上爬满了寄生虫。妇女们在容纳40多人以上的牢房里轮流睡在木板上。
“她们已经失去了所有希望，”西迪克回忆道。“像自动驾驶一样，没有任何欲望。”
许多人痛苦不堪，捂着肚子，有些人无法坐下或站立。她们在练习普通话句子的同时，找到了讲述自己故事的方式。
“在我来这里之前，我订婚了。我被带走的那天，我正在计划我们的婚礼。我不知道我未来的丈夫现在在哪里。我很感谢中国共产党让我来到这里，”其中一人说。
“我有一个孩子；我非常想念他。我现在已经停止母乳喂养了。我很感谢中国共产党让我来到这里，”另一个人说。
到2017年10月下旬，她崩溃了——因精疲力尽而住院。她被迫退休，并被要求将其说成是自己的选择。西迪克别无选择：“一名抗议的教师被判入狱15年。”
她的城市变成了一座开放的监狱。检查站、摄像头、逮捕。她陷入了忧郁。一个不合身的宫内节育器给她带来了持续的痛苦，但取出它会让人质疑她对这个制度的忠诚。囚犯们的面孔困扰着她。她梦想着女儿即将在荷兰举行的婚礼，并开始了长达一年、25个步骤的护照办理过程。
尽管她有一位乌兹别克族母亲，她的第一次申请还是被拒绝了。他们说，婚礼上的客人太多了。她可能会和他们谈论营地的事情。
她诉诸贿赂。“后门”奏效了。
西迪克没有告诉任何人她将永远离开，甚至没有告诉她分居的丈夫。在机场，脱衣搜身和双重行李检查让她心惊胆战。她于2019年9月14日最后一次离开乌鲁木齐前往北京。三周后，她的荷兰签证获批。
2019年10月9日，当黎明降临史基浦机场时，她抵达了欧洲。她终于可以卸下重负了。但没有人倾听。
营地比自由更真实。
“它比安全更响亮，甚至比自由更响亮，”她写道。“我无法停止谈论那些营地，谈论绝育以及我所看到的一切。”但听众们却置若罔闻。
最终，她的女儿爆发了。“我们吃饭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再提那些营地了？”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随之而来。正常生活变得不可能。她对营地及其受害者念念不忘。它们吞噬了她。抑郁和创伤使她瘫痪。
中国官员开始威胁和胁迫她回国。邻居在微信上攻击她。亲戚被迫谴责她，曾经亲密的兄弟姐妹也与她断绝了关系。五年了，没有任何联系。
“我深深地想念他们，”她写道。
她的丈夫被迫为中国外交部录制了一段视频，将她诬蔑为骗子和叛徒。后来他发短信说：“对不起，凯尔比努尔，我无法保护你，他们对我施加了很多酷刑。”那是她最后一次收到他的消息。
但她拒绝被吓倒。她决心将痛苦转化为行动，开始作证——为她自己，也为那些被噤声的“学生们”。
“我决心成为中国共产党所犯下滔天罪行的见证人，”她写道。
西迪克知道她本可以在荷兰安顿下来，享受祖母的身份，在海边的小公寓，以及她新的自由生活。但她带着学生的目光；他们不让她忘记。在她的回忆录于十月出版之前，西迪克告诉《外交家》杂志，她觉得自己不得不将一生奉献给这项事业。
“上帝选择我来完成这项任务，”她说。“他给了我这个发声的机会。”
在她四岁的孙子身上，她看到了新疆的孩子们，与父母分离。在每一次漫步无尽大海旁时，那些被囚禁者的形象都深深烙印在她的记忆中，被困在一个不让他们呼吸的世界中。在花朵的芬芳和美丽中，那些牢房的恶臭、屈辱和丑陋依然挥之不去。
西迪克离开至今已有七年。这七年并不容易。她开始将她那些困扰、混乱的思绪写在纸上。它们杂乱无章地涌出。人们来到她身边，帮助她理清思绪。然后，她开始发声。
她曾多次周游世界作证。她向世界各国领导人、议会、社区代表以及任何愿意倾听的人发表演讲。她获得了奖项，并代表她受苦受难的人民接受了这些奖项，还作为一部纪录片的一部分讲述了她的故事，以揭露这场种族灭绝。
她的证词既受到赞扬，也遭到严厉批评。一些维吾尔族人指责她是叛徒和中国政府的间谍，这让她受到了沉重打击。
“这种痛苦有时难以承受，”她说。他们的攻击以及中国政府的攻击都无休无止。
“有时我只是不停地哭泣，但随后告诉自己停下来。我知道我必须为了那些我留下的人而继续前进。”
她记得她的父亲曾告诉她永远不要骑马：“但如果你决定要骑，他告诉我，当它带着你跑掉时，不要抱怨。”
“没有人强迫我这样做。我开始是因为营地里的人不让我休息，”她说。“现在我已踏上革命的列车，没有回头路了。”
凯尔比努尔·西迪克于2023年5月17日在第15届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上发表演讲。
“当邪恶如雨般降临，无人呼喊‘停止！’当罪行堆积如山，它们便变得无形。”
德国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对20世纪30年代德国政治冷漠的观察，与21世纪中国政府在其西北腹地（被流亡者称为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族发动的战争幸存者产生了共鸣。
德国滑向法西斯主义带来了焚书和逮捕“不受欢迎者”。它一步步导致了反犹主义、集中营、酷刑和死亡。这段残酷的历史今天在北京对其西部地区突厥民族的运动中回响——也在一个充耳不闻的世界的沉默中回响。只有那些亲身经历过恐怖并幸存下来讲述故事的人，才能希望描述其全部的恐怖。
凯尔比努尔·西迪克（曾罗马化为Qelbinur Sidik）就是这样一位罕见的目击者，亲历了许多国家所称的种族灭绝。她在营地内作为教师的磨难将她推向崩溃的边缘。她于2019年以就医为名逃离，希望能与在荷兰的女儿团聚并寻求庇护。发声成为了她疗愈的途径。
她告诉《外交家》杂志，“沉默不是一个选择。”她班上被囚禁者的面孔至今仍困扰着她。离开后，她的使命一直是为他们无声的哭泣发声。
她的回忆录《心中充满光明》——这个标题反映了她名字凯尔比努尔的含义——充满了恐惧和悲伤，但也充满了记忆、尊严和抵抗。它是一声反对抹杀的呐喊，也是对一个不曾倾听的世界的警钟。
这本书以一个沉浸在维吾尔文化和归属感中的孩子开始，但黑暗从一开始就存在。西迪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父母遭受的羞辱而胆怯地长大，这种耻辱她的家庭从未摆脱。教学曾带来希望，但将她和她的同事与占主导地位的汉族人隔开的玻璃天花板是无法逾越的。
快进到2016年，北京将一切维吾尔化（sinicize）的行动加剧。西迪克目睹了文化、语言和宗教被瓦解。社区为了“进步”而被推平。学者、作家和艺术家消失了。最终，超过100万维吾尔族人被围捕到庞大的“再教育”营网络中。
许多18至50岁的女性，包括西迪克，被传唤进行强制绝育。维吾尔族儿童被送往寄宿学校，100万汉族干部被派往维吾尔族家庭“结对认亲”，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学习，以促进民族和谐。她丈夫的老板自愿与他们同住，但他的性骚扰使日常生活变得无法忍受。
2017年，维吾尔语教育的命运被决定。维吾尔族教师被降职，并被汉族同行取代。失踪事件升级。信任瓦解。间谍无处不在。
2017年2月28日，西迪克被赋予一项城外的“绝密”任务。未能报到或泄露秘密，将对她在荷兰的女儿产生后果。“我们知道她住在哪里，”西迪克被告知。
她抵达大门，那里布满了士兵、瞭望塔和摄像头。一条由上锁的门组成的走廊通向她的“教室”，里面摆放着100张儿童大小的凳子。
她的“学生们”，无论老少，拖着被手铐和脚链束缚的身体走了进来。西迪克回忆起他们剃光的头、虱子和肮脏的气味。一些人默默地哭泣，同时开始学习基础普通话。他们以为完成课本或许就能获得自由。
“不知怎的，靠着上帝的恩典，我阻止了自己蜷缩成一团像婴儿一样哭泣，”西迪克写道。“为什么是我？这些人是谁？他们为什么被关起来？这是什么地方？”两台摄像机对着教室，她不敢开口。
早上学习的奖励：一个馒头和稀粥。这种模式每天都会重复。
她称之为“27年教学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天”。她回到家，无法控制地哭泣。
更糟糕的事情接踵而至。挨家挨户的搜查无休无止。数千人涌入她的营地。原本容纳10人的牢房挤进了50人。囚犯们轮班睡觉。门被锁链锁在膝盖以上的高度，迫使男人们爬着出去。“尿液和排泄物的恶臭令人窒息。”
“维吾尔人很强壮，但他们的虱子更强壮！”警卫们嘲讽道，同时煮沸囚犯的衣服，害虫浮到水面。
每周都有神秘的注射和血液检查。囚犯们被从课堂上带走进行审讯和酷刑。尖叫声回荡，直到它们停止。
营地的每一寸都被监控着。如果有人移动，屏幕就会闪红并放大。“不可能不把他们比作笼子里的动物，”西迪克谈到她的学生时写道。“无处可藏。对他们，对我，都是如此。”
活摘器官的幽灵笼罩着一切。健康的年轻囚犯消失了。在新疆各地，当局收集了所有16至65岁人群的生物数据。强制性的DNA检测、血液、虹膜扫描、声音和步态记录填满了庞大的数据库，许多人认为这是为了器官配型。后来的研究发现，沙特人和海湾阿拉伯人前往中国东部获取清真器官。
“活着我们一文不值，死了，被肢解后，我们的器官却价值连城，”西迪克写道。
没有人可以倾诉。西迪克在祈祷中寻求慰藉，尽管祈祷是被禁止的。她曾计划自杀，但想到了女儿。尽管如此，她还是囤积了药片，以防有一天晚上安全部队敲门。
“我不会死于酷刑，”她写道。
当她为期六个月的合同结束时，这让她松了一口气——但也心碎了。她被禁止告别。
“我仍然能清晰地记得每一张脸。在那个黑暗的地方，我是他们的希望，”西迪克写道。
她的良好表现并未给她带来喘息。她再次被派往别处，这次是一个挤满了数千名妇女和女孩的旧养老院。
没有淋浴。衣服上爬满了寄生虫。妇女们在容纳40多人以上的牢房里轮流睡在木板上。
“她们已经失去了所有希望，”西迪克回忆道。“像自动驾驶一样，没有任何欲望。”
许多人痛苦不堪，捂着肚子，有些人无法坐下或站立。她们在练习普通话句子的同时，找到了讲述自己故事的方式。
“在我来这里之前，我订婚了。我被带走的那天，我正在计划我们的婚礼。我不知道我未来的丈夫现在在哪里。我很感谢中国共产党让我来到这里，”其中一人说。
“我有一个孩子；我非常想念他。我现在已经停止母乳喂养了。我很感谢中国共产党让我来到这里，”另一个人说。
到2017年10月下旬，她崩溃了——因精疲力尽而住院。她被迫退休，并被要求将其说成是自己的选择。西迪克别无选择：“一名抗议的教师被判入狱15年。”
她的城市变成了一座开放的监狱。检查站、摄像头、逮捕。她陷入了忧郁。一个不合身的宫内节育器给她带来了持续的痛苦，但取出它会让人质疑她对这个制度的忠诚。囚犯们的面孔困扰着她。她梦想着女儿即将在荷兰举行的婚礼，并开始了长达一年、25个步骤的护照办理过程。
尽管她有一位乌兹别克族母亲，她的第一次申请还是被拒绝了。他们说，婚礼上的客人太多了。她可能会和他们谈论营地的事情。
她诉诸贿赂。“后门”奏效了。
西迪克没有告诉任何人她将永远离开，甚至没有告诉她分居的丈夫。在机场，脱衣搜身和双重行李检查让她心惊胆战。她于2019年9月14日最后一次离开乌鲁木齐前往北京。三周后，她的荷兰签证获批。
2019年10月9日，当黎明降临史基浦机场时，她抵达了欧洲。她终于可以卸下重负了。但没有人倾听。
营地比自由更真实。
“它比安全更响亮，甚至比自由更响亮，”她写道。“我无法停止谈论那些营地，谈论绝育以及我所看到的一切。”但听众们却置若罔闻。
最终，她的女儿爆发了。“我们吃饭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再提那些营地了？”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随之而来。正常生活变得不可能。她对营地及其受害者念念不忘。它们吞噬了她。抑郁和创伤使她瘫痪。
中国官员开始威胁和胁迫她回国。邻居在微信上攻击她。亲戚被迫谴责她，曾经亲密的兄弟姐妹也与她断绝了关系。五年了，没有任何联系。
“我深深地想念他们，”她写道。
她的丈夫被迫为中国外交部录制了一段视频，将她诬蔑为骗子和叛徒。后来他发短信说：“对不起，凯尔比努尔，我无法保护你，他们对我施加了很多酷刑。”那是她最后一次收到他的消息。
但她拒绝被吓倒。她决心将痛苦转化为行动，开始作证——为她自己，也为那些被噤声的“学生们”。
“我决心成为中国共产党所犯下滔天罪行的见证人，”她写道。
西迪克知道她本可以在荷兰安顿下来，享受祖母的身份，在海边的小公寓，以及她新的自由生活。但她带着学生的目光；他们不让她忘记。在她的回忆录于十月出版之前，西迪克告诉《外交家》杂志，她觉得自己不得不将一生奉献给这项事业。
“上帝选择我来完成这项任务，”她说。“他给了我这个发声的机会。”
在她四岁的孙子身上，她看到了新疆的孩子们，与父母分离。在每一次漫步无尽大海旁时，那些被囚禁者的形象都深深烙印在她的记忆中，被困在一个不让他们呼吸的世界中。在花朵的芬芳和美丽中，那些牢房的恶臭、屈辱和丑陋依然挥之不去。
西迪克离开至今已有七年。这七年并不容易。她开始将她那些困扰、混乱的思绪写在纸上。它们杂乱无章地涌出。人们来到她身边，帮助她理清思绪。然后，她开始发声。
她曾多次周游世界作证。她向世界各国领导人、议会、社区代表以及任何愿意倾听的人发表演讲。她获得了奖项，并代表她受苦受难的人民接受了这些奖项，还作为一部纪录片的一部分讲述了她的故事，以揭露这场种族灭绝。
她的证词既受到赞扬，也遭到严厉批评。一些维吾尔族人指责她是叛徒和中国政府的间谍，这让她受到了沉重打击。
“这种痛苦有时难以承受，”她说。他们的攻击以及中国政府的攻击都无休无止。
“有时我只是不停地哭泣，但随后告诉自己停下来。我知道我必须为了那些我留下的人而继续前进。”
她记得她的父亲曾告诉她永远不要骑马：“但如果你决定要骑，他告诉我，当它带着你跑掉时，不要抱怨。”
“没有人强迫我这样做。我开始是因为营地里的人不让我休息，”她说。“现在我已踏上革命的列车，没有回头路了。”
2008年8月4日赛马场路维吾尔事件：真的是“恐怖主义”吗？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8 次浏览 • 2026-08-11 22:50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两名年轻维吾尔人杀害了17名中国士兵。一位维吾尔异见人士对该事件的另一种看法。
作者：阿卜杜热伊木·加尼·维吾尔
“将殖民压迫下人民的斗争称为‘恐怖主义’，仅仅是侵略者掩盖自身罪行的策略”—纳尔逊·曼德拉 [1]
中国媒体于8月4日报道了当局称之为“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纪念活动，该事件至今仍在引发争议和截然不同的解读。
2008年8月4日——距离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仅四天，当时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中国——在新疆（中国称之为“新疆”）赛马场路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政治震荡，这里正对着巴里斯（沙迪克）饭店，而这家饭店是外国人的常去之地。
两名年轻人，33岁的阿卜杜热赫曼·阿扎德和29岁的库尔班江·希米特，袭击了一个喀什噶尔边防武警部队。他们的行动——导致17名中国士兵死亡，15人重伤——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报道。在一小时内，主要国际媒体都报道了该事件，一些观察家认为这是中国国家体制表面下深刻的政治紧张和系统性压迫的迹象。
中国当局迅速将此行为定性为“极端恐怖袭击”。然而，如果超越官方叙事，一些评论员认为，该事件不仅仅是一次暴力行为，而是维吾尔人对数十年系统性压力和殖民式政策的公开回应。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临近的这段时期，新疆日益加强的监控和限制性政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社会不稳定，一些人认为这是导致该事件的因素。从这些观点来看，中国政府的同化政策、镇压和压迫背后的驱动力并非官方所称的“恐怖主义”，而是长期被边缘化的群体积累的怨恨。批评者认为，自1949年中国接管东突厥斯坦以来，武装镇压和殖民政策一直持续存在。在这种观点下，赛马场路事件成为了反映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紧张局势的导火索。
33岁的阿卜杜热赫曼·阿扎德和29岁的库尔班江·希米特精心策划了这次行动。他们使用一辆卡车和简易的自制工具，袭击了在赛马场路进行晨间巡逻的武装警察部队。没有平民受到伤害；袭击完全针对武装国家人员。这表明这是一次政治性目标明确的行为，而非无差别的暴力，尽管这种定性仍具争议且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
纵观历史，主导力量与边缘化群体之间的冲突常常以对立的视角呈现：殖民与反殖民抵抗。从抵抗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行动可能被视为争取正义的斗争，而当局则经常将其标签化为“恐怖主义”或“暴力”。中国共产党（CCP）自身的历史有时也被引用为例证。在国民党（KMT）与日军作战期间，CCP针对KMT进行游击战和武装抵抗，将其行动定性为“民族解放”。然而，掌权后，CCP放弃了这种定性，并将维吾尔人即使是有限的反抗行为也标签化为“恐怖主义”，向国际社会呈现了片面叙事。
自1945年以来，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反殖民斗争。尽管殖民列强常常将他们称为“恐怖分子”，但许多此类运动后来都被承认是合法的解放努力。相比之下，维吾尔人的抵抗——无论规模大小——在官方叙事中很快就被归类为“恐怖主义”，而没有独立的国际调查。
尽管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等组织指出，袭击仅针对武装人员，并小心避免伤害平民，但中国政府于2009年4月9日在喀什噶尔体育中心进行了不公开审判。这两名年轻人当天被判处死刑并执行。他们被指控“破坏奥运会、制造爆炸物和谋杀”。批评者认为，这次审判巩固了官方叙事，并压制了要求独立调查的呼声，表明地缘政治叙事可能受到强大行为者的操纵。
2008年的赛马场路事件随后被中国政府用作在新疆实行新一轮镇压的理由。北京将自身行动与全球“反恐战争”相协调，声称其行动是反恐，同时却实施大规模拘留营、数字监控系统以及被广泛批评为滥用的政策。然而，从维吾尔抵抗历史的角度来看，该事件被视为对压倒性国家压力的反应。
8月4日的赛马场路事件被支持者描述为展示了战术规划和目标明确的行动。库尔班江·希米特和阿卜杜热赫曼·阿扎德利用有限的资源，杀死了17名武装人员，打伤了15人，而没有伤害平民。对一些人来说，这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信息，即维吾尔人不会黙许他们认为压迫性的政策。
许多维吾尔人将库尔班江·希米特和阿卜杜热赫曼·阿扎德视为民族英雄，他们的行动象征着抵抗。根据这种观点，当东突厥斯坦摆脱他们所描述的殖民统治获得自由时，这两名男子将被纪念，并在赛马场路竖立一座纪念碑。支持者认为，一个民族会为了解放斗争中的勇气和牺牲而铭记他们的英雄，而青年一代的抵抗精神就是由这样的遗产塑造的。
阿卜杜热伊木·加尼是居住在荷兰的维吾尔活动家，他因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的独自抗议而闻名。他还向游客介绍维吾尔种族灭绝的现实。 查看全部
作者：阿卜杜热伊木·加尼·维吾尔
“将殖民压迫下人民的斗争称为‘恐怖主义’，仅仅是侵略者掩盖自身罪行的策略”—纳尔逊·曼德拉 [1]
中国媒体于8月4日报道了当局称之为“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纪念活动，该事件至今仍在引发争议和截然不同的解读。
2008年8月4日——距离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仅四天，当时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中国——在新疆（中国称之为“新疆”）赛马场路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政治震荡，这里正对着巴里斯（沙迪克）饭店，而这家饭店是外国人的常去之地。
两名年轻人，33岁的阿卜杜热赫曼·阿扎德和29岁的库尔班江·希米特，袭击了一个喀什噶尔边防武警部队。他们的行动——导致17名中国士兵死亡，15人重伤——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报道。在一小时内，主要国际媒体都报道了该事件，一些观察家认为这是中国国家体制表面下深刻的政治紧张和系统性压迫的迹象。
中国当局迅速将此行为定性为“极端恐怖袭击”。然而，如果超越官方叙事，一些评论员认为，该事件不仅仅是一次暴力行为，而是维吾尔人对数十年系统性压力和殖民式政策的公开回应。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临近的这段时期，新疆日益加强的监控和限制性政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社会不稳定，一些人认为这是导致该事件的因素。从这些观点来看，中国政府的同化政策、镇压和压迫背后的驱动力并非官方所称的“恐怖主义”，而是长期被边缘化的群体积累的怨恨。批评者认为，自1949年中国接管东突厥斯坦以来，武装镇压和殖民政策一直持续存在。在这种观点下，赛马场路事件成为了反映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紧张局势的导火索。
33岁的阿卜杜热赫曼·阿扎德和29岁的库尔班江·希米特精心策划了这次行动。他们使用一辆卡车和简易的自制工具，袭击了在赛马场路进行晨间巡逻的武装警察部队。没有平民受到伤害；袭击完全针对武装国家人员。这表明这是一次政治性目标明确的行为，而非无差别的暴力，尽管这种定性仍具争议且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
纵观历史，主导力量与边缘化群体之间的冲突常常以对立的视角呈现：殖民与反殖民抵抗。从抵抗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行动可能被视为争取正义的斗争，而当局则经常将其标签化为“恐怖主义”或“暴力”。中国共产党（CCP）自身的历史有时也被引用为例证。在国民党（KMT）与日军作战期间，CCP针对KMT进行游击战和武装抵抗，将其行动定性为“民族解放”。然而，掌权后，CCP放弃了这种定性，并将维吾尔人即使是有限的反抗行为也标签化为“恐怖主义”，向国际社会呈现了片面叙事。
自1945年以来，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反殖民斗争。尽管殖民列强常常将他们称为“恐怖分子”，但许多此类运动后来都被承认是合法的解放努力。相比之下，维吾尔人的抵抗——无论规模大小——在官方叙事中很快就被归类为“恐怖主义”，而没有独立的国际调查。
尽管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等组织指出，袭击仅针对武装人员，并小心避免伤害平民，但中国政府于2009年4月9日在喀什噶尔体育中心进行了不公开审判。这两名年轻人当天被判处死刑并执行。他们被指控“破坏奥运会、制造爆炸物和谋杀”。批评者认为，这次审判巩固了官方叙事，并压制了要求独立调查的呼声，表明地缘政治叙事可能受到强大行为者的操纵。
2008年的赛马场路事件随后被中国政府用作在新疆实行新一轮镇压的理由。北京将自身行动与全球“反恐战争”相协调，声称其行动是反恐，同时却实施大规模拘留营、数字监控系统以及被广泛批评为滥用的政策。然而，从维吾尔抵抗历史的角度来看，该事件被视为对压倒性国家压力的反应。
8月4日的赛马场路事件被支持者描述为展示了战术规划和目标明确的行动。库尔班江·希米特和阿卜杜热赫曼·阿扎德利用有限的资源，杀死了17名武装人员，打伤了15人，而没有伤害平民。对一些人来说，这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信息，即维吾尔人不会黙许他们认为压迫性的政策。
许多维吾尔人将库尔班江·希米特和阿卜杜热赫曼·阿扎德视为民族英雄，他们的行动象征着抵抗。根据这种观点，当东突厥斯坦摆脱他们所描述的殖民统治获得自由时，这两名男子将被纪念，并在赛马场路竖立一座纪念碑。支持者认为，一个民族会为了解放斗争中的勇气和牺牲而铭记他们的英雄，而青年一代的抵抗精神就是由这样的遗产塑造的。
阿卜杜热伊木·加尼是居住在荷兰的维吾尔活动家，他因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的独自抗议而闻名。他还向游客介绍维吾尔种族灭绝的现实。 查看全部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两名年轻维吾尔人杀害了17名中国士兵。一位维吾尔异见人士对该事件的另一种看法。
作者：阿卜杜热伊木·加尼·维吾尔
“将殖民压迫下人民的斗争称为‘恐怖主义’，仅仅是侵略者掩盖自身罪行的策略”—纳尔逊·曼德拉 [1]
中国媒体于8月4日报道了当局称之为“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纪念活动，该事件至今仍在引发争议和截然不同的解读。
2008年8月4日——距离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仅四天，当时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中国——在新疆（中国称之为“新疆”）赛马场路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政治震荡，这里正对着巴里斯（沙迪克）饭店，而这家饭店是外国人的常去之地。
两名年轻人，33岁的阿卜杜热赫曼·阿扎德和29岁的库尔班江·希米特，袭击了一个喀什噶尔边防武警部队。他们的行动——导致17名中国士兵死亡，15人重伤——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报道。在一小时内，主要国际媒体都报道了该事件，一些观察家认为这是中国国家体制表面下深刻的政治紧张和系统性压迫的迹象。
中国当局迅速将此行为定性为“极端恐怖袭击”。然而，如果超越官方叙事，一些评论员认为，该事件不仅仅是一次暴力行为，而是维吾尔人对数十年系统性压力和殖民式政策的公开回应。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临近的这段时期，新疆日益加强的监控和限制性政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社会不稳定，一些人认为这是导致该事件的因素。从这些观点来看，中国政府的同化政策、镇压和压迫背后的驱动力并非官方所称的“恐怖主义”，而是长期被边缘化的群体积累的怨恨。批评者认为，自1949年中国接管东突厥斯坦以来，武装镇压和殖民政策一直持续存在。在这种观点下，赛马场路事件成为了反映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紧张局势的导火索。
33岁的阿卜杜热赫曼·阿扎德和29岁的库尔班江·希米特精心策划了这次行动。他们使用一辆卡车和简易的自制工具，袭击了在赛马场路进行晨间巡逻的武装警察部队。没有平民受到伤害；袭击完全针对武装国家人员。这表明这是一次政治性目标明确的行为，而非无差别的暴力，尽管这种定性仍具争议且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
纵观历史，主导力量与边缘化群体之间的冲突常常以对立的视角呈现：殖民与反殖民抵抗。从抵抗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行动可能被视为争取正义的斗争，而当局则经常将其标签化为“恐怖主义”或“暴力”。中国共产党（CCP）自身的历史有时也被引用为例证。在国民党（KMT）与日军作战期间，CCP针对KMT进行游击战和武装抵抗，将其行动定性为“民族解放”。然而，掌权后，CCP放弃了这种定性，并将维吾尔人即使是有限的反抗行为也标签化为“恐怖主义”，向国际社会呈现了片面叙事。
自1945年以来，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反殖民斗争。尽管殖民列强常常将他们称为“恐怖分子”，但许多此类运动后来都被承认是合法的解放努力。相比之下，维吾尔人的抵抗——无论规模大小——在官方叙事中很快就被归类为“恐怖主义”，而没有独立的国际调查。
尽管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等组织指出，袭击仅针对武装人员，并小心避免伤害平民，但中国政府于2009年4月9日在喀什噶尔体育中心进行了不公开审判。这两名年轻人当天被判处死刑并执行。他们被指控“破坏奥运会、制造爆炸物和谋杀”。批评者认为，这次审判巩固了官方叙事，并压制了要求独立调查的呼声，表明地缘政治叙事可能受到强大行为者的操纵。
2008年的赛马场路事件随后被中国政府用作在新疆实行新一轮镇压的理由。北京将自身行动与全球“反恐战争”相协调，声称其行动是反恐，同时却实施大规模拘留营、数字监控系统以及被广泛批评为滥用的政策。然而，从维吾尔抵抗历史的角度来看，该事件被视为对压倒性国家压力的反应。
8月4日的赛马场路事件被支持者描述为展示了战术规划和目标明确的行动。库尔班江·希米特和阿卜杜热赫曼·阿扎德利用有限的资源，杀死了17名武装人员，打伤了15人，而没有伤害平民。对一些人来说，这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信息，即维吾尔人不会黙许他们认为压迫性的政策。
许多维吾尔人将库尔班江·希米特和阿卜杜热赫曼·阿扎德视为民族英雄，他们的行动象征着抵抗。根据这种观点，当东突厥斯坦摆脱他们所描述的殖民统治获得自由时，这两名男子将被纪念，并在赛马场路竖立一座纪念碑。支持者认为，一个民族会为了解放斗争中的勇气和牺牲而铭记他们的英雄，而青年一代的抵抗精神就是由这样的遗产塑造的。
阿卜杜热伊木·加尼是居住在荷兰的维吾尔活动家，他因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的独自抗议而闻名。他还向游客介绍维吾尔种族灭绝的现实。
作者：阿卜杜热伊木·加尼·维吾尔
“将殖民压迫下人民的斗争称为‘恐怖主义’，仅仅是侵略者掩盖自身罪行的策略”—纳尔逊·曼德拉 [1]
中国媒体于8月4日报道了当局称之为“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纪念活动，该事件至今仍在引发争议和截然不同的解读。
2008年8月4日——距离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仅四天，当时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中国——在新疆（中国称之为“新疆”）赛马场路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政治震荡，这里正对着巴里斯（沙迪克）饭店，而这家饭店是外国人的常去之地。
两名年轻人，33岁的阿卜杜热赫曼·阿扎德和29岁的库尔班江·希米特，袭击了一个喀什噶尔边防武警部队。他们的行动——导致17名中国士兵死亡，15人重伤——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报道。在一小时内，主要国际媒体都报道了该事件，一些观察家认为这是中国国家体制表面下深刻的政治紧张和系统性压迫的迹象。
中国当局迅速将此行为定性为“极端恐怖袭击”。然而，如果超越官方叙事，一些评论员认为，该事件不仅仅是一次暴力行为，而是维吾尔人对数十年系统性压力和殖民式政策的公开回应。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临近的这段时期，新疆日益加强的监控和限制性政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社会不稳定，一些人认为这是导致该事件的因素。从这些观点来看，中国政府的同化政策、镇压和压迫背后的驱动力并非官方所称的“恐怖主义”，而是长期被边缘化的群体积累的怨恨。批评者认为，自1949年中国接管东突厥斯坦以来，武装镇压和殖民政策一直持续存在。在这种观点下，赛马场路事件成为了反映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紧张局势的导火索。
33岁的阿卜杜热赫曼·阿扎德和29岁的库尔班江·希米特精心策划了这次行动。他们使用一辆卡车和简易的自制工具，袭击了在赛马场路进行晨间巡逻的武装警察部队。没有平民受到伤害；袭击完全针对武装国家人员。这表明这是一次政治性目标明确的行为，而非无差别的暴力，尽管这种定性仍具争议且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
纵观历史，主导力量与边缘化群体之间的冲突常常以对立的视角呈现：殖民与反殖民抵抗。从抵抗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行动可能被视为争取正义的斗争，而当局则经常将其标签化为“恐怖主义”或“暴力”。中国共产党（CCP）自身的历史有时也被引用为例证。在国民党（KMT）与日军作战期间，CCP针对KMT进行游击战和武装抵抗，将其行动定性为“民族解放”。然而，掌权后，CCP放弃了这种定性，并将维吾尔人即使是有限的反抗行为也标签化为“恐怖主义”，向国际社会呈现了片面叙事。
自1945年以来，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反殖民斗争。尽管殖民列强常常将他们称为“恐怖分子”，但许多此类运动后来都被承认是合法的解放努力。相比之下，维吾尔人的抵抗——无论规模大小——在官方叙事中很快就被归类为“恐怖主义”，而没有独立的国际调查。
尽管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等组织指出，袭击仅针对武装人员，并小心避免伤害平民，但中国政府于2009年4月9日在喀什噶尔体育中心进行了不公开审判。这两名年轻人当天被判处死刑并执行。他们被指控“破坏奥运会、制造爆炸物和谋杀”。批评者认为，这次审判巩固了官方叙事，并压制了要求独立调查的呼声，表明地缘政治叙事可能受到强大行为者的操纵。
2008年的赛马场路事件随后被中国政府用作在新疆实行新一轮镇压的理由。北京将自身行动与全球“反恐战争”相协调，声称其行动是反恐，同时却实施大规模拘留营、数字监控系统以及被广泛批评为滥用的政策。然而，从维吾尔抵抗历史的角度来看，该事件被视为对压倒性国家压力的反应。
8月4日的赛马场路事件被支持者描述为展示了战术规划和目标明确的行动。库尔班江·希米特和阿卜杜热赫曼·阿扎德利用有限的资源，杀死了17名武装人员，打伤了15人，而没有伤害平民。对一些人来说，这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信息，即维吾尔人不会黙许他们认为压迫性的政策。
许多维吾尔人将库尔班江·希米特和阿卜杜热赫曼·阿扎德视为民族英雄，他们的行动象征着抵抗。根据这种观点，当东突厥斯坦摆脱他们所描述的殖民统治获得自由时，这两名男子将被纪念，并在赛马场路竖立一座纪念碑。支持者认为，一个民族会为了解放斗争中的勇气和牺牲而铭记他们的英雄，而青年一代的抵抗精神就是由这样的遗产塑造的。
阿卜杜热伊木·加尼是居住在荷兰的维吾尔活动家，他因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的独自抗议而闻名。他还向游客介绍维吾尔种族灭绝的现实。
Shein 赴港 IPO ，巧妙避开东突厥斯坦强迫劳动项目棉花争议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5 次浏览 • 2026-08-08 08:18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Shein 赴港 IPO 巧妙避开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争议。全球快时尚巨头 Shein 已正式提交备受瞩目的香港首次公开募股（IPO）申请，但其招股书明显避开了任何关于其供应链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挂钩的指控。美国政府和人权组织指责该地区通过强迫劳动项目剥削穆斯林权益。
2026年7月27日，Shein 提交了赴港上市的招股书草案，目标估值在 400 亿至 500 亿美元之间。然而，与此前试图在纽约和伦敦上市不同，此次申报文件明显省略了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争议相关的具体风险。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监管机构拒绝了此前明确将维吾尔强迫劳动列为风险的申报文件，这促使 Shein 转战香港，从而避开了此类信息披露。
在其风险披露部分，Shein 仅使用了泛泛而谈的表述：“与我们品牌、业务合作伙伴或行业相关的负面宣传可能会降低我们品牌和产品的价值及吸引力。”这种模糊的措辞取代了西方监管机构原本期望看到的、对供应链和劳工实践更明确的提及。
Shein 于 2012 年在中国创立，目前总部位于新加坡，在面临西方市场的监管阻力后，正试图通过香港上市来筹集资金。该公司四位联合创始人许仰天（Sky Yangtian Xu）、顾晓卿（Maggie Gu）、苗苗（Molly Miao）和任晓庆（Tony Ren）共同持有注册于开曼群岛的实体 Shein Global Holdings Ltd 65% 的股份。
董事会成员既包括创始人，也包括独立董事，IDG 和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等主要投资者持有其余股份。
这场争议的焦点在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美国政府和多个人权组织指控中国政府在棉花生产中对维吾尔少数族裔实施强迫劳动，而北京方面对此予以坚决否认。希音（Shein）一直坚称其供应链不存在强迫劳动，但批评人士认为，其采购流程不透明且缺乏透明度，导致这些说法很难得到独立验证。
国际媒体纷纷关注并指出了希音（Shein）在招股书中采取的策略性回避。路透社报道称，“希音在香港提交的上市申请中，未具体提及有关其服装含有来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棉花的指控相关风险”，这凸显了企业信息披露规范与地缘政治敏感性之间的紧张拉扯。《金融时报》和彭博社也同样指出，希音转战香港上市，折射出与中国相关的企业在应对西方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期望时面临的更广泛挑战。
虽然目前尚无全球顶流巨星针对希音的最新申请文件直接表态，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问题此前已引发多位知名人士的强烈谴责。在过去几年里，如演员兼活动家艾德里安·格尼尔（Adrian Grenier）以及“结束维吾尔强迫劳动联盟”（Coalition to End 维吾尔 Forced Labor）等机构。都曾公开声讨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采购原料的品牌。
美国政府于2021年通过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也加大了对供应链可能与该地区有关联的企业的审查力度。
希音（Shein）在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凸显了全球资本市场与地缘政治人权关切之间日益加剧的摩擦。通过避免明确提及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相关的风险，希音或许能在香港获得监管批准，但这也有可能疏远那些越来越关注道德采购的西方投资者和消费者。这份招股书也凸显了北京对中国相关企业信息披露的影响力，即便这些企业在中国内地以外上市也是如此。
对投资者而言，招股书暴露出其增长放缓和利润率下降的问题：2025年营收仅增长8%，达到41.8亿美元，而净利润则大跌39%，降至2.06亿美元。再加上持续不断的供应链争议，这些数据让人对希音能否支撑其追求的400亿至500亿美元估值打上了问号。
随着希音推进投资者路演，所有人的目光都将聚焦于国际利益相关者是会接受其泛泛的风险披露，还是会要求在当今最具争议的人权问题之一上保持更高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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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in 赴港 IPO 巧妙避开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争议。全球快时尚巨头 Shein 已正式提交备受瞩目的香港首次公开募股（IPO）申请，但其招股书明显避开了任何关于其供应链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挂钩的指控。美国政府和人权组织指责该地区通过强迫劳动项目剥削穆斯林权益。
2026年7月27日，Shein 提交了赴港上市的招股书草案，目标估值在 400 亿至 500 亿美元之间。然而，与此前试图在纽约和伦敦上市不同，此次申报文件明显省略了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争议相关的具体风险。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监管机构拒绝了此前明确将维吾尔强迫劳动列为风险的申报文件，这促使 Shein 转战香港，从而避开了此类信息披露。
在其风险披露部分，Shein 仅使用了泛泛而谈的表述：“与我们品牌、业务合作伙伴或行业相关的负面宣传可能会降低我们品牌和产品的价值及吸引力。”这种模糊的措辞取代了西方监管机构原本期望看到的、对供应链和劳工实践更明确的提及。
Shein 于 2012 年在中国创立，目前总部位于新加坡，在面临西方市场的监管阻力后，正试图通过香港上市来筹集资金。该公司四位联合创始人许仰天（Sky Yangtian Xu）、顾晓卿（Maggie Gu）、苗苗（Molly Miao）和任晓庆（Tony Ren）共同持有注册于开曼群岛的实体 Shein Global Holdings Ltd 65% 的股份。
董事会成员既包括创始人，也包括独立董事，IDG 和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等主要投资者持有其余股份。
这场争议的焦点在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美国政府和多个人权组织指控中国政府在棉花生产中对维吾尔少数族裔实施强迫劳动，而北京方面对此予以坚决否认。希音（Shein）一直坚称其供应链不存在强迫劳动，但批评人士认为，其采购流程不透明且缺乏透明度，导致这些说法很难得到独立验证。
国际媒体纷纷关注并指出了希音（Shein）在招股书中采取的策略性回避。路透社报道称，“希音在香港提交的上市申请中，未具体提及有关其服装含有来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棉花的指控相关风险”，这凸显了企业信息披露规范与地缘政治敏感性之间的紧张拉扯。《金融时报》和彭博社也同样指出，希音转战香港上市，折射出与中国相关的企业在应对西方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期望时面临的更广泛挑战。
虽然目前尚无全球顶流巨星针对希音的最新申请文件直接表态，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问题此前已引发多位知名人士的强烈谴责。在过去几年里，如演员兼活动家艾德里安·格尼尔（Adrian Grenier）以及“结束维吾尔强迫劳动联盟”（Coalition to End 维吾尔 Forced Labor）等机构。都曾公开声讨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采购原料的品牌。
美国政府于2021年通过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也加大了对供应链可能与该地区有关联的企业的审查力度。
希音（Shein）在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凸显了全球资本市场与地缘政治人权关切之间日益加剧的摩擦。通过避免明确提及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相关的风险，希音或许能在香港获得监管批准，但这也有可能疏远那些越来越关注道德采购的西方投资者和消费者。这份招股书也凸显了北京对中国相关企业信息披露的影响力，即便这些企业在中国内地以外上市也是如此。
对投资者而言，招股书暴露出其增长放缓和利润率下降的问题：2025年营收仅增长8%，达到41.8亿美元，而净利润则大跌39%，降至2.06亿美元。再加上持续不断的供应链争议，这些数据让人对希音能否支撑其追求的400亿至500亿美元估值打上了问号。
随着希音推进投资者路演，所有人的目光都将聚焦于国际利益相关者是会接受其泛泛的风险披露，还是会要求在当今最具争议的人权问题之一上保持更高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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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in 赴港 IPO 巧妙避开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争议。全球快时尚巨头 Shein 已正式提交备受瞩目的香港首次公开募股（IPO）申请，但其招股书明显避开了任何关于其供应链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挂钩的指控。美国政府和人权组织指责该地区通过强迫劳动项目剥削穆斯林权益。
2026年7月27日，Shein 提交了赴港上市的招股书草案，目标估值在 400 亿至 500 亿美元之间。然而，与此前试图在纽约和伦敦上市不同，此次申报文件明显省略了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争议相关的具体风险。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监管机构拒绝了此前明确将维吾尔强迫劳动列为风险的申报文件，这促使 Shein 转战香港，从而避开了此类信息披露。
在其风险披露部分，Shein 仅使用了泛泛而谈的表述：“与我们品牌、业务合作伙伴或行业相关的负面宣传可能会降低我们品牌和产品的价值及吸引力。”这种模糊的措辞取代了西方监管机构原本期望看到的、对供应链和劳工实践更明确的提及。
Shein 于 2012 年在中国创立，目前总部位于新加坡，在面临西方市场的监管阻力后，正试图通过香港上市来筹集资金。该公司四位联合创始人许仰天（Sky Yangtian Xu）、顾晓卿（Maggie Gu）、苗苗（Molly Miao）和任晓庆（Tony Ren）共同持有注册于开曼群岛的实体 Shein Global Holdings Ltd 65% 的股份。
董事会成员既包括创始人，也包括独立董事，IDG 和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等主要投资者持有其余股份。
这场争议的焦点在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美国政府和多个人权组织指控中国政府在棉花生产中对维吾尔少数族裔实施强迫劳动，而北京方面对此予以坚决否认。希音（Shein）一直坚称其供应链不存在强迫劳动，但批评人士认为，其采购流程不透明且缺乏透明度，导致这些说法很难得到独立验证。
国际媒体纷纷关注并指出了希音（Shein）在招股书中采取的策略性回避。路透社报道称，“希音在香港提交的上市申请中，未具体提及有关其服装含有来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棉花的指控相关风险”，这凸显了企业信息披露规范与地缘政治敏感性之间的紧张拉扯。《金融时报》和彭博社也同样指出，希音转战香港上市，折射出与中国相关的企业在应对西方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期望时面临的更广泛挑战。
虽然目前尚无全球顶流巨星针对希音的最新申请文件直接表态，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问题此前已引发多位知名人士的强烈谴责。在过去几年里，如演员兼活动家艾德里安·格尼尔（Adrian Grenier）以及“结束维吾尔强迫劳动联盟”（Coalition to End 维吾尔 Forced Labor）等机构。都曾公开声讨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采购原料的品牌。
美国政府于2021年通过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也加大了对供应链可能与该地区有关联的企业的审查力度。
希音（Shein）在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凸显了全球资本市场与地缘政治人权关切之间日益加剧的摩擦。通过避免明确提及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相关的风险，希音或许能在香港获得监管批准，但这也有可能疏远那些越来越关注道德采购的西方投资者和消费者。这份招股书也凸显了北京对中国相关企业信息披露的影响力，即便这些企业在中国内地以外上市也是如此。
对投资者而言，招股书暴露出其增长放缓和利润率下降的问题：2025年营收仅增长8%，达到41.8亿美元，而净利润则大跌39%，降至2.06亿美元。再加上持续不断的供应链争议，这些数据让人对希音能否支撑其追求的400亿至500亿美元估值打上了问号。
随着希音推进投资者路演，所有人的目光都将聚焦于国际利益相关者是会接受其泛泛的风险披露，还是会要求在当今最具争议的人权问题之一上保持更高的透明度。
Shein 赴港 IPO 巧妙避开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争议。全球快时尚巨头 Shein 已正式提交备受瞩目的香港首次公开募股（IPO）申请，但其招股书明显避开了任何关于其供应链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挂钩的指控。美国政府和人权组织指责该地区通过强迫劳动项目剥削穆斯林权益。
2026年7月27日，Shein 提交了赴港上市的招股书草案，目标估值在 400 亿至 500 亿美元之间。然而，与此前试图在纽约和伦敦上市不同，此次申报文件明显省略了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争议相关的具体风险。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监管机构拒绝了此前明确将维吾尔强迫劳动列为风险的申报文件，这促使 Shein 转战香港，从而避开了此类信息披露。
在其风险披露部分，Shein 仅使用了泛泛而谈的表述：“与我们品牌、业务合作伙伴或行业相关的负面宣传可能会降低我们品牌和产品的价值及吸引力。”这种模糊的措辞取代了西方监管机构原本期望看到的、对供应链和劳工实践更明确的提及。
Shein 于 2012 年在中国创立，目前总部位于新加坡，在面临西方市场的监管阻力后，正试图通过香港上市来筹集资金。该公司四位联合创始人许仰天（Sky Yangtian Xu）、顾晓卿（Maggie Gu）、苗苗（Molly Miao）和任晓庆（Tony Ren）共同持有注册于开曼群岛的实体 Shein Global Holdings Ltd 65% 的股份。
董事会成员既包括创始人，也包括独立董事，IDG 和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等主要投资者持有其余股份。
这场争议的焦点在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美国政府和多个人权组织指控中国政府在棉花生产中对维吾尔少数族裔实施强迫劳动，而北京方面对此予以坚决否认。希音（Shein）一直坚称其供应链不存在强迫劳动，但批评人士认为，其采购流程不透明且缺乏透明度，导致这些说法很难得到独立验证。
国际媒体纷纷关注并指出了希音（Shein）在招股书中采取的策略性回避。路透社报道称，“希音在香港提交的上市申请中，未具体提及有关其服装含有来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棉花的指控相关风险”，这凸显了企业信息披露规范与地缘政治敏感性之间的紧张拉扯。《金融时报》和彭博社也同样指出，希音转战香港上市，折射出与中国相关的企业在应对西方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期望时面临的更广泛挑战。
虽然目前尚无全球顶流巨星针对希音的最新申请文件直接表态，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问题此前已引发多位知名人士的强烈谴责。在过去几年里，如演员兼活动家艾德里安·格尼尔（Adrian Grenier）以及“结束维吾尔强迫劳动联盟”（Coalition to End 维吾尔 Forced Labor）等机构。都曾公开声讨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采购原料的品牌。
美国政府于2021年通过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也加大了对供应链可能与该地区有关联的企业的审查力度。
希音（Shein）在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凸显了全球资本市场与地缘政治人权关切之间日益加剧的摩擦。通过避免明确提及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相关的风险，希音或许能在香港获得监管批准，但这也有可能疏远那些越来越关注道德采购的西方投资者和消费者。这份招股书也凸显了北京对中国相关企业信息披露的影响力，即便这些企业在中国内地以外上市也是如此。
对投资者而言，招股书暴露出其增长放缓和利润率下降的问题：2025年营收仅增长8%，达到41.8亿美元，而净利润则大跌39%，降至2.06亿美元。再加上持续不断的供应链争议，这些数据让人对希音能否支撑其追求的400亿至500亿美元估值打上了问号。
随着希音推进投资者路演，所有人的目光都将聚焦于国际利益相关者是会接受其泛泛的风险披露，还是会要求在当今最具争议的人权问题之一上保持更高的透明度。
《世界人权宣言》第 13 条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3 次浏览 • 2026-08-08 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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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至少有 55 个政府限制行动自由，以此惩罚、胁迫或控制那些被其视为威胁或政治对手的人。
控制行动能力四大手段主要包括：剥夺国籍、证件管控、拒绝领事服务以及出境禁令。
对行动自由的限制，往往是威权控制中手段相对隐蔽的一种形式。这些限制通常是非正式的或被随意施加，导致受害者无法进行有效申诉。此外，此类限制还经常与封存资产、抹黑宣传以及罗织罪名等其他镇压形式组合使用。
强迫性行动控制的影响严重且深远——包括失去合法身份、骨肉分离、无法获取受教育或就业机会，以及遭受心理创伤。这妨碍了人们表达异见和参与民主活动的能力，同时也向潜在的政府批评者发出警告，他们可能会面临同样的后果。
民主国家政府应当追究使用这些手段者的责任，并审查本国的移民政策，确保不会进一步加剧那些遭受行动自由强迫性限制者的困境。
封锁边境和出境禁令让人联想到冷战时期，当时共产主义国家限制了数以亿计人口的行动自由。[1] 如今，像朝鲜那样全面禁止国际旅行的情况已属罕见。然而，全球各地的政府都在使用各种行动控制手段——包括剥夺国籍、限制护照、拒绝领事服务和出境禁令——来胁迫和惩罚异见人士、活动人士、记者以及普通民众。
全球至少有 55 个政府正在采用上述一种或多种手段限制行动自由。这些手段既适用于单个异见人士，比如最近被注销护照的 6 名流亡英国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 [2]。也适用于群体。比如身在海外的厄立特里亚人。他们必须签署一份承认非法离境或未履行国家服役义务的“悔过自新书”，才能获得领事服务。[3] 我们的研究发现，行动控制已成为全球威权主义无处不在的工具，且许多政府正在扩大使用这些手段。[4]
为了深入了解强迫性行动控制的实施及深远后果，自由之家采访了 31 名受影响者，其中包括异见人士、记者、人权活动人士和前政治犯。他们来自五个国家：白俄罗斯、印度、尼加拉瓜、卢旺达和沙特阿拉伯。受访者讲述了各式各样的手段、施加这些手段时的随意性，以及这些做法如何搅乱他们的生活并波及家人。这些限制带来的后果是毁灭性的，导致失去合法身份、无法自由旅行、与家人分离，并造成心理健康创伤。
自由之家旗舰年度调查报告《世界自由度报告》（Freedom in the World）所描述的全球自由度连续 18 年下滑。而行动控制正是其中的典型特征。代表着威权者对异见对手施加控制的一种往往更为隐蔽的方式。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限制是在政治监禁之前或之后施加的，旨在剥夺他们参与民主活动以及重新正常融入社会的机会。与暗杀企图和跨境引渡/抓捕一样，行动控制也是跨国镇压的关键形式之一，即政府将手伸向境外，压制海外流散群体和流亡人士的异见声音。完全有理由预计，随着全球移民数量持续增加 [5]，限制行动自由将成为威权者在国内外镇压异见越来越强大的工具。
在威权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民主最坚定的捍卫者们仍在国内和流亡海外继续开展这项重要工作。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回应来保障他们的行动自由，他们的工作随时可能被迫中断。除了提高对行动控制威胁的认识外，民主国家政府还应审查本国的移民政策，保护受此影响的民主活动人士，确保不会进一步加剧他们现有的困境。
行动自由是国际法确立的一项基本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第 13 条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并且“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其本国。”[1] 这项权利构成了禁止任意拘留、流放和剥夺国籍的基础，并为寻求庇护的权利提供了根基。[2]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签署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中也呼应了这一点，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2 条，该条款确立了人人有权进入和离开其本国的权利。[3]
根据第 12 条，政府有责任通过为人们提供护照等旅行证件来保障行动自由。[4] 许多国际和区域公约也禁止阻止人们返回本国的做法，包括事实上的或法律上的剥夺国籍以及强迫流亡。[5]
国际法概述了对行动自由的合理限制，前提是这些限制必须是必要的且符合比例原则。[6] 各国可以基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以及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等合法理由限制该权利。[7] 但是，绝不允许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实施限制。[8] 本报告中所列举的做法，包括剥夺国籍、限制护照等证件、拒绝领事服务以及出境禁令，都被政权任意用于针对那些被其视为威胁的个人和群体，包括政治对手、人权活动人士或记者。或者仅因其民族、宗教或性别身份而遭到针对。这些手段显而易见地侵犯了人权。
对行动自由的限制主要有四种形式：剥夺国籍、证件管控、拒绝提供领事服务以及旅行禁令。许多管控手段不仅针对特定个人，还会延伸到他们的家人。这些管控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其随意性，这使得通过法律诉讼挑战行动受限几乎变得不可能，尤其是在法院系统听命于当局的环境下。
国籍是行动自由以及许多其他基本自由的基础。国际法承认每个人拥有国籍的权利，并禁止政府使个人陷入无国籍状态。[1]尽管如此，一些威权国家仍在通过正式剥夺人们的国籍，来惩罚他们的政治活动或异见表达。[2]这种手段在中东和北非最为常见。在过去十年里，巴林、埃及、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当局剥夺了数百名政治异见人士、人权活动家、记者及其他人员的国籍。在其他地区，2022年3月，缅甸军政府“终止”了30多名异见人士的国籍，重新祭出了军政府在1988年镇压大规模亲民主抗议后使用的这一镇压手段。[3]在大多数此类案件中，被剥夺国籍的人员此前就已经离开了该国。[4]
2023年2月，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政权采取了惊人举措，在将关押于尼加拉瓜监狱中的222名政治犯驱逐至美国后不久，便剥夺了他们的国籍。[5] 在他们登机飞离的同一天，立法者批准了一项紧急宪法改革，允许将“叛国者”剥夺国籍，[6] 随后法院宣布这些政治犯为叛徒，下令剥夺其国籍并没收其财产。[7] 为了再涂上一层合法性的伪装。官员们强迫每位政治犯签署一份同意被驱逐出境的表格。不过正如政治犯之一胡安·洛伦佐·霍尔曼（Juan Lorenzo Holmann）所解释的那样：“这就像有一把枪顶着你的头，要么签字。要么留在这里重新坐牢。”[8] 另外94名主要流亡海外的尼加拉瓜人也同样失去了国籍和资产。[9]
政治活动家兼人权倡导者费利克斯·马拉迪亚加（Félix Maradiaga）也是2023年被剥夺尼加拉瓜国籍并驱逐出境的人士之一。（马拉迪亚加现为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董事会成员。）早在2020年初，他的护照就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没收并注销。在自2021年开始的任意拘留期间，他在身体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几乎每天都会接受安全人员的审讯。据马拉迪亚加透露，审讯人员希望他承认自己是“外国势力的合作者”，并告诉他“不会把他当作尼加拉瓜人对待，而是当作外国代理人”。” 他最终是在停机坪上才知道自己要被驱逐出境的。[10]
也有双重国籍者被剥夺国籍以惩罚其异见行为的案例。例如在2022年，一家吉尔吉斯斯坦法院以极其牵强的法律依据，剥夺了兼具俄罗斯国籍的调查记者博洛特·泰米罗夫（Bolot Temirov）的吉尔吉斯斯坦国籍。并在未通知其家人的情况下将其驱逐至俄罗斯。
各国政府负责签发护照和其他旅行证件，这为意图镇压异见人士的当局提供了一种直接控制政治对手的手法。如果没有有效的护照或旅行证件，个人就无法离开或进入自己的国家，也无法跨越国际边境，并可能面临其他移民和财务方面的阻碍。
在我们的研究中，证件管制是第二常被使用的限制行动自由的手法。至少有38个国家采用了这种策略。在某些情况下，当局会没收护照。这发生在弗雷迪·苏佩拉诺·萨利纳斯（Freddy Superlano Salinas）身上，他是委内瑞拉2023年反对派初选的候选人，当年7月当他试图离境时，护照被当局拿走。[12] 在2024年7月总统选举被指存在舞弊引发强烈抗议后，他被国家特工扣押。[13] 在其他情况下，护照会被注销。例如，欧洲人权法院于2023年3月裁定，土耳其政府在三名学者签署请愿书呼吁结束安全部队与被禁的库尔德工人党（PKK）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冲突后，于2016年注销了他们的护照。侵犯了这三名学者的权利。[14] 当局还拒绝签发护照。正如一位流亡的卢旺达人向“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透露的那样，该国官员多年来从未解释为什么不给他们的儿子签发护照，只说：“在我们国家不是这么运作的。”[15] 一位驻印度记者透露，他们在印度管理克什米尔的一些同事应当局要求交出了护照。[16] 当局暂停、撤销并没收了克什米尔数十名记者、学者、律师、活动人士等人的护照。[17] 据多位受访者透露，克什米尔人在印度境外时，其护照也被暂停使用。[18] “印度教徒争取人权组织”（Hindus for Human Rights）高级政策主管里亚·查克拉巴蒂（Ria Chakrabarty）解释说：“如果他们回到印度，就会被关进监狱。”[19]
除了护照外，印度政府还针对其他形式的旅行证件采取了行动。印度海外公民（OCI）身份设立于2005年，旨在向印度裔人士或与印度公民结婚的外国人提供包括免签入境和工作许可在内的权益。总部位于班加罗尔的监督组织“第14条”（Article 14）报道发现，在2014年至2023年5月期间，当局剥夺了至少102名持有人的 OCI 身份，其中包括记者、学者和活动人士。被撤销 OCI 身份的人还可能面临入境禁令，[20] 尽管查克拉巴蒂解释说，“没有人真正了解该决定是如何做出的，或者是根据什么权限做出的。”[21]
印度《公民身份法》第7D条允许注销 OCI 身份，[22] 但一名记者在审查了政府发送的一系列“解释原因通知”（告知 OCI 持有人其身份将被撤销。并邀请他们提供反对注销的证据）后发现。这些通知通常使用套话来进行笼统指控。[23] 尼塔莎·考尔（Nitasha Kaul）是一位克什米尔裔英籍印度学者，也是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教授。2024年2月，应卡纳塔克邦政府邀请，她在飞抵班加罗尔机场准备参加一场关于印度宪法的会议时，被拒绝入境印度。抵达后，尽管她持有所有相关的旅行授权证明，但仍在武装人员押送下被关押了24小时，随后被驱逐出境。几个月后，她收到一封信，要求她解释为什么不应撤销其 OCI 身份。在考尔与“自由之家”分享的这封信中，印度政府指责她“纵容自己从事反印活动”，并“通过在各种国际论坛和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的大量敌对文章、演讲和新闻活动，定期针对印度及其领导层。特别是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信中并未引用任何具体的文章或演讲。她被给予15天的时间做出回应，否则将被禁止返回她出生的国家，而她的家人（包括年迈多病的母亲）目前仍在那里生活。[24]
2021年8月，在乌克兰的白俄罗斯侨民聚集在基辅的白俄罗斯大使馆外集会，高举护照，以此纪念2020年充满欺诈的白俄罗斯总统大选一周年。（图片来源：谢尔盖·苏平斯基/法新社 经由 盖蒂图片社）
虽然向仍身处国内的人拒绝签发或注销护照可以有效地将他们困在境内，但政府也在操纵护照更新流程并限制获取领事服务，从而将打击目标锁定在已经身处海外的人士身上。
我们发现，至少有12个国家将限制获取领事服务作为一种人员流动管控手段。一些政府会拒绝向其试图劝返或追捕的特定人员提供领事服务。例如，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知名流亡人士在申请更换护照时就屡屡碰壁。作为一名叛逃的前高官之子，卡利德·阿尔贾布里（Khalid Aljabri）遭到了沙特当局的密切监控。他向“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讲述了自己尝试在美国更换护照的经历。领事馆官员告知他必须亲自前往沙特阿拉伯才能办理，他将此形容为“完全就是一个陷阱”。“他们会利用你需要办理旅行证件或身份证件的心理，把你强行拽回沙特。” [1] 中东民主中心高级主任阿卜杜拉·阿劳德（Abdullah Alaoudh）是被押的的改革派宗教人士萨勒曼·阿劳德（Salman Aloudah）之子。他也收到了类似的通知。被告知必须回沙特才能领取更新后的护照。大使馆甚至还为他开了一张前往沙特的单程机票，“这简直太离谱了。很多很多年前，当我还作为学者接受他们的资助时，光是申请机票就要跑上好几个月的流程。但这一次，他们居然一夜之间就办好了。” [2]
还有一些国家则直接对整个特定群体切断领事服务。研究人员发现，对少数民族实施广泛出入境管控的中国共产党，拒绝为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办理护照更新，而是只向他们提供返回中国的单程通行证。[3]
2023年9月，白俄罗斯政府出台了一项总统令，禁止白俄罗斯驻外领事馆提供护照更新服务。[4] 该法令使大约30万生活在海外的白俄罗斯人陷入险境。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为了逃避2020年抗议当年选举舞弊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后遭受的镇压而逃离出国的，如今一旦回国，将面临极高的坐牢风险。身在立陶宛的一名政治犯妻子玛丽亚（Mariya）解释说，尽管自己的证件状况岌岌可危，但出于对坐牢的恐惧，她绝不会选择回国。[5] 一位生活在英国且参与过亲民主活动的白俄罗斯人，其护照签证页即将用尽，但也同样选择绝不回国。[6]
然而，受访者向“自由之家”透露，甚至在该法令出台之前，白俄罗斯领事馆就已经要么拒绝更新护照，要么故意拖延办理流程。居住在英国的白俄罗斯活动家兼作家汉娜（Hanna）在该法令出台前曾尝试更换护照，但白俄罗斯大使馆告知她，她必须亲自回到白俄罗斯领取新护照。她说，对方告诉她：“如果你没什么可害怕的，那就去吧，回白俄罗斯拿你的护照。” [7] 除了护照问题外，流亡海外的白俄罗斯人还面临着领事服务缺失带来的其他困境，包括无法为在海外出生的婴儿办理出生登记、无法取得结婚所需的证明文件。以及无法对自己在白俄罗斯的财产行使合法支配权。
领事馆拒绝更换护照时缺少官方书面说明，这也同样令人沮丧。生活在英国的白俄罗斯公民阿纳斯塔西娅（Anastasiya）在总统令颁布前向领事馆递交了护照更换申请。她的护照未能获得更新，而且尽管她不断打电话、发邮件和写信，领事馆至今也没有给她一个正式答复。“他们根本什么都不给你，”她说。 领事馆工作人员曾警告她的丈夫称，如果妻子继续保持对抗争活动的关注，他本人与白俄罗斯的联系可能会被切断。玛丽亚（Mariya）解释说，对许多白俄罗斯人来说，申诉护照换发被拒的决定似乎毫无意义，因为这一命令“直接来自卢卡申科……目的是强迫白俄罗斯人返回白俄罗斯”。” [9]
禁止公民离开或返回母国的旅行禁令，是我们研究中发现的最常见的行动控制形式。至少有40个国家使用这一手段，且受影响的不仅是那些被视为政府批评者的人士，还波及他们的家人。
在某些情况下，旅行禁令往往紧跟在政治监禁之后。例如，据估计目前有超过1500名政治犯的白俄罗斯，接受本报告访谈的异见人士 [10] 描述了政府实施的出境禁令，他们表示该禁令阻止了一些曾被拘留的人员离开该国。[11]
虽然沙特当局长期以来一直使用旅行禁令，但在过去，这些禁令都是官方正式颁布并明确告知当事人的。[12] 但自2017年以来，禁令变得非正式化，许多人在抵达机场时才发现自己无法出境。此外，这些禁令也开始针对整个家庭施加。阿劳德（Alaoudh）解释道，在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ed bin Salman）掌权后不久，王室就对其父亲实施了旅行禁令。阿劳德设法离开了沙特，但他家族中的19名成员目前都处于非官方的旅行禁令之下。[13] 女权活动家卢杰因·哈斯洛尔（Loujain al-Hathloul）于2018年在阿联酋被拘留并被强行遣返回沙特，随后入狱。获释后，她面临长达近三年的官方旅行禁令。然而，尽管官方的旅行禁令已满期，她至今仍未被允许离开该国。[14] 据她的妹妹莉娜·哈斯洛尔（Lina al-Hathloul）透露，在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期间的某个时间，家族的其他成员也被实施了旅行禁令。[15] 非官方禁令同样缺乏合理解释，这使得对它们进行记录和申诉变得更加困难。
流亡的尼加拉瓜活动家费利克斯·马拉迪亚加（Félix Maradiaga）告诉“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尼加拉瓜。旅行禁令延伸到了被流放或被监禁的反对派人士的大批亲属身上。他们无法购买机票或客车票出入境，因为政府会向尼加拉瓜的运输公司提供名单并要求严格执行命令。“所有这些公司都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里面记载着被禁止返回尼加拉瓜的人员名单，”他表示。[16] 前政治犯胡安·洛伦佐·霍尔曼（Juan Lorenzo Holmann）在服刑期间，其妻子无法离开尼加拉瓜。[17] 虽然她在霍尔曼于当年2月被驱逐出境后，成功于2023年4月离境，但几个月后的7月，当她试图返回探望母亲时，当局再次阻止了她入境。[18] 居住在哥斯达黎加的尼加拉瓜活动家赫苏斯·特费尔（Jesús Tefel）表示，他的亲人不敢离开尼加拉瓜，深怕一旦离境就再也无法回来。[19]
近期的案例也揭示了印度针对新闻记者和政府批评者实施的非官方旅行禁令。2022年10月，当局阻止了克什米尔摄影记者萨纳·伊尔沙德·马图（Sanna Irshad Mattoo）前往美国领取她所获得的普利策奖。[20] 曾遭印度安全部门骚扰的记者，尤其是那些报道克什米尔事务或常驻当地的记者，怀疑自己的名字已被列入一份阻止他们出境的非官方禁飞名单。一位仍留在印度并声称看过该名单的记者告诉“自由之家”：“我不得不打电话给我的同事说‘小心点。你的名字在那个名单上。’” [21] 驻美克什米尔籍记者、华盛顿特区“印度仇恨实验室”（India Hate Lab。专门分析印度宗教仇恨言论的机构）的创始人拉基布·哈米德·奈克（Raqib Hameed Naik）讲述了他如何通过朋友得知自己也在名单上。他担心如果自己返回印度，将无法再次离开。[22]
在印度国内受到旅行禁令限制的人，甚至很难获得关于自己为何被禁的敷衍性信息。在被阻止出境后，一位克什米尔记者透露，他们曾逐个拜访政府部门“并询问对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但他们什么说法也给不出……他们手里有这份禁飞名单……但没有任何透明度。” [23]
虽然政府必须尊重自由迁徙的权利，但它们也有权根据法治原则依法限制迁徙。然而，本报告中所描述的行动控制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实施的，缺乏正当的法律程序。对于以此类方式被针对的个人及其家庭而言，行动控制带来了深重的无力感。在缺乏书面凭证或没有无法出入境/换发证件的官方理由的情况下，人们失去了通过法律途径对这些侵害人权行为提出申诉的可能。
悬而未决的人生：移动限制带来的深远影响
对移动自由的限制会产生法律、现实、家庭以及心理等多方面的后果。护照绝不仅仅是一份旅行证件，它更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身份证明和公民身份凭证。正如一位白俄罗斯活动家所言：“护照是一张证明‘我就是我’的纸。我存在……没有它，我们什么都不是。” [1] 拒发此证件及拒绝提供其他领事服务，会让人们陷入法律困境、无法出行、造成亲人被迫分离数年、剥夺教育或职业发展机会，并带来巨大的情感和心理创伤。与政治监禁和其他形式的跨国镇压一样，当政府使用这些强力工具控制异见人士的生活时，会对人们自由发声和参与亲民主活动产生更广泛的寒蝉效应。
拒绝签发身份证明文件会给寻求获得基础服务或在异国定居的人带来重重阻碍。受访者提到，如果没有有效护照，会遇到一连串难题，比如开立银行账户 [2]、在国外建立信用记录 [3] 以及换发其他形式的国家身份证明。[4]
当政府甚至全面剥夺某人的公民身份时，后果尤为严重。被剥夺国籍的尼加拉瓜人被禁止返回祖国，并被从户籍登记册中除名，实际上被切断了与国家的一切官方联系。受影响的受访者还提到了这对直系亲属以及他们获取合法身份证明文件的影响。[5] 尼加拉瓜新闻网站《机密》（Confidencial）创始人卡洛斯·费尔南多·查莫罗（Carlos Fernando Chamorro）亲历道：“我在尼加拉瓜没有有效身份。我的孩子们也没有父母，因为他们的父母在法律上根本不存在。”他补充道：“我们所有的财产、房屋、资产和养老金都被没收了。” [6]
领事馆还拒绝提供认证文件和行使某些权利所需的其他类型服务。一些居住在海外的白俄罗斯人无法为新生儿办理出生登记，因为他们无法通过领事馆获取信息，也无法凭有效护照证明自己的公民身份。居住在立陶宛的玛丽亚（Mariya）设法为女儿申请到了外国人护照，但有效期仅有一年——与她自己的居住许可证期限一致：“这让人时刻对未来感到忐忑不安。”
生活在英国的阿纳斯塔西娅（Anastasiya）曾斟酌过，无法更换新护照以及缺乏有效身份证明，是否最终会让她不敢要孩子。因为她担心孩子出生后会变成无户籍人口。[8] 基里尔·科热诺夫（Kirill Kojenov）是一位生活在立陶宛的白俄罗斯人权捍卫者，由于白俄罗斯领事馆拒绝提供立陶宛当局所需的证明文件，他一直无法在海外登记结婚。对他来说，这给海外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现实困扰：“万一发生某种紧急情况、住院或其他意外，我和女朋友根本无法代表彼此的利益。”[9]
惩罚性的出行限制直接影响着人们自由且安全跨国出行的能力。出境禁令将人们困在祖国境内，并迫使其他人不得不铤而走险，通过非正规移民路线逃离。“那是唯一安全的出行方式，”马拉迪亚加（Maradiaga）解释道，他讲述了许多尼加拉瓜人（包括逃离迫害的异见人士）是如何被偷渡带过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边境的。“我说的‘安全方式’，是指你不用冒着跑去机场护照被扣、甚至可能直接进监狱的风险。”[10] 人们往往是在危机中仓促离家、几乎没有时间准备，在海外寻求庇护或其他保护时被迫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完全无法确定何时才能安全回家。一位逃离白俄罗斯并定居格鲁吉亚的女性在回忆离家时说：“我在两小时内收拾好行李箱，带着孩子就奔向了边境。我们当时以为只是离开三周。结果我们再也没能回去。”[11]
一旦到了海外，对于流亡的维权人士来说，跨越边境依然危险重重。生活在格鲁吉亚的白俄罗斯人每年都必须出境一次来续签签证。但能否获准再次入境却毫无保证，一些维权人士甚至被拒绝再次入境。[12] 出于对这种后果的恐惧，有些人签署了法律文件，将自己的财产所有权或子女抚养权转交给其他流亡同胞，以防自己无法返回格鲁吉亚。对一些在海外留学的印度学生来说，关于护照被吊销和可能面临出境禁令的传言，让他们不敢离开所在居住国。正如一位克什米尔学者解释的那样：“他们非常困惑……根本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出行。别说回印度了，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欧洲境内出行。”[13]
当威权政府在出行限制之外，还叠加使用其他形式的跨国镇压手段（如基于莫须有罪名发出的国际刑警组织通告）时，出行风险会变得更加严重。[14] 滥用国际刑警组织通告是跨国镇压中众所周知的手段，这可能导致被政权视为政治对手的人被关押或遣返回国，进而在国内遭受进一步的侵害。[15]
错综复杂的引渡协议和非正式法律合作机制，是逃离镇压的人们在出行时可能发现自己陷入危险的另外两种途径。许多流亡的维权人士都很清楚哪些地方是出行禁区。一位沙特异见人士表示，他不会去海湾国家、突尼斯、埃及或约旦。[16] 白俄罗斯人会避开俄罗斯和一些中亚国家。[17] 许多卢旺达人关注了保罗·路斯沙巴吉那（Paul Rusesabagina）[18] 被绑架和受审的事件，他们表示会避免前往或途径乌干达、肯尼亚、苏丹、南苏丹和坦桑尼亚。[19]
出行控制不仅能将人们困在祖国或阻止他们永远无法归家，还会让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区域变得无法前往——彻底搅乱职业机会、个人出行计划以及与家人团聚的能力。
许多受出行限制和护照问题影响的人（甚至包括那些担心自己可能受影响的人）都表示，他们错失了海外职业发展的机会。例如，哈立德·贾布里（Khalid Aljabri）在海外接受医学培训和工作期间，无法更换其沙特护照。即使在正式取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后，他依然面临出行困扰，影响了他因公跨国出差的能力。“这几乎等同于无论你身在何处，他们都对你下达了旅行禁令，”他说。[20]
在本国对人们实施的出行限制，可能会让他们暴露在其他形式的骚扰和压力之下。一位被印度当局阻止出境的克什米尔记者解释道：“这对我的职业生涯造成了沉重打击。我本该在外面工作、做报道、忙自己的事业。可我现在在干什么？我是一名记者，我有自由出行的权利。”[21] 印度另一位记者表示，由于担心在边境被拦下拒绝出境的不确定性，也不想承担由此带来的经济和职业损失，他们不再申请海外的奖学金项目。[22]
受访者分享了无法进出祖国带来的精神和情感折磨，许多人生活在对家人安危的持续焦虑之中。与其他形式的政治迫害和跨国镇压一样，被盯上的人往往会同时面临包括出行控制在内的多种镇压手段。他们经常面临抹黑宣传或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会进一步诋毁他们的工作成果并损害其心理健康。[23]
针对政府异见人士的手段往往会波及家属，他们同样面临着任意的行动限制，以此作为集体惩罚、敲诈勒索或恐吓威胁的一种形式。对马拉迪亚加来说，仅仅因为相同的姓氏就导致家人被迫强行分离，“真的让人无比痛苦”：“我弟弟住在美国，他在尼加拉瓜有家庭，有孩子。仅仅因为他是我的弟弟，他就不能回尼加拉瓜看望自己的孩子。而他的孩子，也就是我的侄子侄女们，也因为跟我同一个姓氏而无法出行。”[24] 一位身在异乡的卢旺达流亡受访者表达了对国内家人安危的时刻担忧：“那种情感上的折磨太剧烈了，而且挥之不去……人们总说时间能治愈一切，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25]
面对既无法挑战又无法解决的限制，许多人还描述了一种渗透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无助感和不确定感。对一位被禁止离开印度的克什米尔记者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甚至连呼吸都变得极其艰难。你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虚度……你有事情要做，但你却做不了。”[26] 另一位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受访者将对自己及家人的镇压形容为“一场永无止境的噩梦”，“你永远不知道这事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27] 阿纳斯塔西娅将自己无法更换白俄罗斯护照的困境比作“被困在一座无法离开的孤岛上。”[28]
许多勇敢的人士即使在行动受限后，依然继续发声抗议威权统治者的暴行。但受访者依然指出，这些手段助长了无力感，在海外流亡群体中煽动了恐慌，也打击了集体抗争的热情。
在居住国缺乏永久合法移民身份，使得一些流亡人士不太愿意参与社会活动。白俄罗斯受访者注意到，海外那些较为引人注目的公开抗议活动（例如声援政治犯的街头游行）已经越来越少见，因为潜在的参与者担心自己会被认出来，进而导致国内的家人遭到报复。[29] 此外，居住国针对公民社会的法律环境也给海外流亡组织及其跨国抗争带来了额外的一层不确定性。2024年6月，格鲁吉亚政府签署了一项“外国代理人”法案，表面上是为了规范公民社会，但反对者指出，该法案可能被用来污名化合法的公民活动。[30] 白俄罗斯维权人士表示。他们担心自己在格鲁吉亚建立的、由外资资助并雇佣外籍员工的流亡组织可能会面临法律威胁：“我们根本得不到保护。”奥尔加·S（Olga S.）指出。她是一位在总部设于格鲁吉亚的白俄罗斯法律援助机构工作的白俄罗斯专家。[31]
同样，在尼加拉瓜流亡群体中，出行控制也产生了广泛影响。“我们所看到的是海外群体中前所未有、令人震惊的恐惧程度，”马拉迪亚加表示。[32] 人权辩护律师亚历山德拉·萨拉扎尔·罗萨莱斯（Alexandra Salazar Rosales）赞同道：“许多人曾经非常敢言。但现在他们减少了活动。因为家人还在国内。他们不想继续面临资产被没收的局面……他们失去的已经够多了。”[33] 在最近一波 OCI（印度海外公民卡）被撤销的风波中，印度海外群体成员也在重新审视自己的活动：“一旦你听说学者妮塔莎·考尔（Nitasha Kaul）被拉入黑名单。所有从事与其相关领域的其他学者现在都人人自危，”印度人权组织（Hindus for Human Rights）高级政策主管里亚·查克拉巴蒂（Ria Chakrabarty）说道。“我会不会也被拉黑？我需不需要收敛一点？我在涉印度事务的工作中是不是该低调一点？”[34]
迁徙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出于政治动机的迁徙限制，严重威胁着人权捍卫者、亲民主活动人士以及普通大众。这种滥用权力的做法，理应引起民主国家政策制定者、多边机构和民间社会的重视。“大家对旅行禁令闭口不谈，”仿佛这不是什么严肃的大事，“这真的让人非常受挫。”沙特女权活动人士卢洁因·哈特勒尔（Loujain al-Hathloul）的妹妹莉娜·哈特勒尔（Lina al-Hathloul）坦言。深入了解迁徙管控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对目标人群和家属带来的破坏性打击，对于制定针对性的政策回应至关重要[1]。民主社会应当优先采取以下行动。
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应当公开谴责任意迁徙管控，并在支持人权捍卫者的战略中将这一因素纳入考量。他们应当在人权报告和国际论坛等场合，重点强调并痛批剥夺国籍、证件管控、拒绝领事服务以及实施旅行禁令等手段所造成的危害。
在呼吁释放政治犯时，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应当强调释放必须是无条件的。应当撤销并抹去所有指控，且获释时不得对前政治犯及其家属施加任何官方或非官方的出游限制。
在适当情况下，各国政府应对动用政治监禁、旅行禁令和跨国镇压的责任方施加有针对性、多方协调的多边制裁。在尚未通过法律对此类行为确立制裁权或法律定义尚不明确的民主国家，应当扩大或明确现有的精准制裁方案。在美国，白宫应发布一项特别声明，明确指出任意拘押属于严重的人权侵犯行为，且在执行《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和第7031(c)条制裁认定规定时属于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各国政府应当向逃离政治镇压的个人及其家属提供可替代本国护照使用的旅行证件、签证和居留许可。这些替代身份证明应具备合理的较长有效期，以免迫使人们频繁续签；即便因有据可查的专制政权限制迁徙自由的做法而导致本国护照无法续签，这些替代证件也应保持有效。各国政府应当重新审视移民与庇护政策，确保这些政策不会变相加重遭受强迫性迁徙限制人群的困境。这包括避免对因遭受迁徙管控而无法出示有效本国护照的人员处以罚款，或在其就学、就医、办理新生儿登记或婚姻登记时设置障碍。
民主国家应当谴责独裁者出于政治目的剥夺公民国籍的行为，同时也应重申自身对保护这一人权的坚定承诺。各国政府绝不能通过撤销国籍使任何个人陷入无国籍状态。《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第八条明确规定：“缔约国如剥夺某人国籍会使其成为无国籍人，即不得剥夺该人的国籍。”国际法要求各国在赋予或剥夺国籍时，必须履行其人权义务。如果违反了入籍条件，剥夺国籍或许具备合法依据。然而，过去20年来，民主国家纷纷出台允许官方以新的国家安全理由剥夺归化公民国籍的法律，这反而为独裁者剥夺假想政治对手的国籍、致使其陷入无国籍状态提供了现成的借口。
为了确保大使馆和领事馆不被用作胁迫或恐吓侨民的工具，东道国政府应对外交签证申请人进行审查，排查其是否有参与跨国镇压的历史，一旦发现其参与其中的可靠证据，应立即驱逐相关外交官。各国政府可参考民间社会组织所收集到的关于外交人员恐吓海外侨民的证据。
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应当协助受迁徙自由限制的人员，帮助他们获取母国政府对其自身或家属可能实施的旅行限制证明文件。
为减少引渡申请、国际刑警组织通报以及其他国际法律合作手段被滥用的情况，针对已知从事跨国镇压活动的国家发出的请求，各国政府应当实施额外的严格审查。他们还应利用自身的发言权、表决权和影响力，限制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通过滥用红色通报（Red Notices）和其他预警手段打击异见人士的能力。
鉴于迁徙自由受限对个人及家属心理带来的巨大创伤，各国政府、多边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应当为其提供法律、资金以及心理社会支持。
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应针对每一起政治监禁或旅行禁令案件的独特需求和具体情况，量身定制倡导策略。当事人的切身福祉高于一切，在制定公开或私下的倡导策略时，必须审慎考量其家属和法律代表的意愿。
本项目得以完成。离不开阿切利斯与博德曼基金会（The Achelis & Bodman Foundation）、荷兰邮政编码彩票（The Dutch Postcode Lottery）、约翰·S·与詹姆斯·L·奈特基金会（Knight Foundation）的鼎力支持。以及对“释放他们所有人：弗雷德·海特政治犯项目”（Free Them All: The Fred Hiatt Program for Political Prisoners）慷慨解囊的捐赠者们。
格雷迪·沃恩（Grady Vaughan）和米娜·洛尔吉（Mina Loldj）开展了研究，并在本手册的撰写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香农·奥图尔（Shannon O’Toole）编辑了本报告。吉尔·万纳勒斯里（Gil Wannalertsiri）为本报告设计了图表。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对抽出时间与我们讲述自身遭受迁徙管控经历的31位人士表示诚挚感谢。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恪守编辑独立性原则，对本报告的内容承担全部责任。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关于跨国镇压的特别报告
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对跨国镇压开展研究，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旨在揭示这些镇压行动造成的深远后果，并协助政策制定者、国际组织、科技公司和民间社会思考应对之策。以保护流亡人士和海外侨民。
探索“释放他们所有人：弗雷德·海特释放政治犯项目”（Free Them All: The Fred Hiatt Program to Free Political Prisoners）。该项目考察了对人权捍卫者和亲民主活动人士人身自由的限制。并收录了全球范围内的典型案例档案。该项目旨在致敬开拓性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华盛顿邮报》前社论版主编弗雷德·海特（Fred Hiatt），并以他的名字命名。
正值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成立85周年之际，我们诚邀您加入“投资自由未来”（Investing in Freedom's Future）倡议活动。全球自由度已连续二十年走下坡路——而您的支持将维系我们世界级的分析工作，扩大对人权捍卫者的资源援助，并强力反击威权滥权行为。请加入我们，共同打造一个人人皆享自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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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至少有 55 个政府限制行动自由，以此惩罚、胁迫或控制那些被其视为威胁或政治对手的人。
控制行动能力四大手段主要包括：剥夺国籍、证件管控、拒绝领事服务以及出境禁令。
对行动自由的限制，往往是威权控制中手段相对隐蔽的一种形式。这些限制通常是非正式的或被随意施加，导致受害者无法进行有效申诉。此外，此类限制还经常与封存资产、抹黑宣传以及罗织罪名等其他镇压形式组合使用。
强迫性行动控制的影响严重且深远——包括失去合法身份、骨肉分离、无法获取受教育或就业机会，以及遭受心理创伤。这妨碍了人们表达异见和参与民主活动的能力，同时也向潜在的政府批评者发出警告，他们可能会面临同样的后果。
民主国家政府应当追究使用这些手段者的责任，并审查本国的移民政策，确保不会进一步加剧那些遭受行动自由强迫性限制者的困境。
封锁边境和出境禁令让人联想到冷战时期，当时共产主义国家限制了数以亿计人口的行动自由。[1] 如今，像朝鲜那样全面禁止国际旅行的情况已属罕见。然而，全球各地的政府都在使用各种行动控制手段——包括剥夺国籍、限制护照、拒绝领事服务和出境禁令——来胁迫和惩罚异见人士、活动人士、记者以及普通民众。
全球至少有 55 个政府正在采用上述一种或多种手段限制行动自由。这些手段既适用于单个异见人士，比如最近被注销护照的 6 名流亡英国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 [2]。也适用于群体。比如身在海外的厄立特里亚人。他们必须签署一份承认非法离境或未履行国家服役义务的“悔过自新书”，才能获得领事服务。[3] 我们的研究发现，行动控制已成为全球威权主义无处不在的工具，且许多政府正在扩大使用这些手段。[4]
为了深入了解强迫性行动控制的实施及深远后果，自由之家采访了 31 名受影响者，其中包括异见人士、记者、人权活动人士和前政治犯。他们来自五个国家：白俄罗斯、印度、尼加拉瓜、卢旺达和沙特阿拉伯。受访者讲述了各式各样的手段、施加这些手段时的随意性，以及这些做法如何搅乱他们的生活并波及家人。这些限制带来的后果是毁灭性的，导致失去合法身份、无法自由旅行、与家人分离，并造成心理健康创伤。
自由之家旗舰年度调查报告《世界自由度报告》（Freedom in the World）所描述的全球自由度连续 18 年下滑。而行动控制正是其中的典型特征。代表着威权者对异见对手施加控制的一种往往更为隐蔽的方式。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限制是在政治监禁之前或之后施加的，旨在剥夺他们参与民主活动以及重新正常融入社会的机会。与暗杀企图和跨境引渡/抓捕一样，行动控制也是跨国镇压的关键形式之一，即政府将手伸向境外，压制海外流散群体和流亡人士的异见声音。完全有理由预计，随着全球移民数量持续增加 [5]，限制行动自由将成为威权者在国内外镇压异见越来越强大的工具。
在威权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民主最坚定的捍卫者们仍在国内和流亡海外继续开展这项重要工作。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回应来保障他们的行动自由，他们的工作随时可能被迫中断。除了提高对行动控制威胁的认识外，民主国家政府还应审查本国的移民政策，保护受此影响的民主活动人士，确保不会进一步加剧他们现有的困境。
行动自由是国际法确立的一项基本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第 13 条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并且“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其本国。”[1] 这项权利构成了禁止任意拘留、流放和剥夺国籍的基础，并为寻求庇护的权利提供了根基。[2]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签署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中也呼应了这一点，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2 条，该条款确立了人人有权进入和离开其本国的权利。[3]
根据第 12 条，政府有责任通过为人们提供护照等旅行证件来保障行动自由。[4] 许多国际和区域公约也禁止阻止人们返回本国的做法，包括事实上的或法律上的剥夺国籍以及强迫流亡。[5]
国际法概述了对行动自由的合理限制，前提是这些限制必须是必要的且符合比例原则。[6] 各国可以基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以及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等合法理由限制该权利。[7] 但是，绝不允许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实施限制。[8] 本报告中所列举的做法，包括剥夺国籍、限制护照等证件、拒绝领事服务以及出境禁令，都被政权任意用于针对那些被其视为威胁的个人和群体，包括政治对手、人权活动人士或记者。或者仅因其民族、宗教或性别身份而遭到针对。这些手段显而易见地侵犯了人权。
对行动自由的限制主要有四种形式：剥夺国籍、证件管控、拒绝提供领事服务以及旅行禁令。许多管控手段不仅针对特定个人，还会延伸到他们的家人。这些管控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其随意性，这使得通过法律诉讼挑战行动受限几乎变得不可能，尤其是在法院系统听命于当局的环境下。
国籍是行动自由以及许多其他基本自由的基础。国际法承认每个人拥有国籍的权利，并禁止政府使个人陷入无国籍状态。[1]尽管如此，一些威权国家仍在通过正式剥夺人们的国籍，来惩罚他们的政治活动或异见表达。[2]这种手段在中东和北非最为常见。在过去十年里，巴林、埃及、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当局剥夺了数百名政治异见人士、人权活动家、记者及其他人员的国籍。在其他地区，2022年3月，缅甸军政府“终止”了30多名异见人士的国籍，重新祭出了军政府在1988年镇压大规模亲民主抗议后使用的这一镇压手段。[3]在大多数此类案件中，被剥夺国籍的人员此前就已经离开了该国。[4]
2023年2月，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政权采取了惊人举措，在将关押于尼加拉瓜监狱中的222名政治犯驱逐至美国后不久，便剥夺了他们的国籍。[5] 在他们登机飞离的同一天，立法者批准了一项紧急宪法改革，允许将“叛国者”剥夺国籍，[6] 随后法院宣布这些政治犯为叛徒，下令剥夺其国籍并没收其财产。[7] 为了再涂上一层合法性的伪装。官员们强迫每位政治犯签署一份同意被驱逐出境的表格。不过正如政治犯之一胡安·洛伦佐·霍尔曼（Juan Lorenzo Holmann）所解释的那样：“这就像有一把枪顶着你的头，要么签字。要么留在这里重新坐牢。”[8] 另外94名主要流亡海外的尼加拉瓜人也同样失去了国籍和资产。[9]
政治活动家兼人权倡导者费利克斯·马拉迪亚加（Félix Maradiaga）也是2023年被剥夺尼加拉瓜国籍并驱逐出境的人士之一。（马拉迪亚加现为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董事会成员。）早在2020年初，他的护照就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没收并注销。在自2021年开始的任意拘留期间，他在身体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几乎每天都会接受安全人员的审讯。据马拉迪亚加透露，审讯人员希望他承认自己是“外国势力的合作者”，并告诉他“不会把他当作尼加拉瓜人对待，而是当作外国代理人”。” 他最终是在停机坪上才知道自己要被驱逐出境的。[10]
也有双重国籍者被剥夺国籍以惩罚其异见行为的案例。例如在2022年，一家吉尔吉斯斯坦法院以极其牵强的法律依据，剥夺了兼具俄罗斯国籍的调查记者博洛特·泰米罗夫（Bolot Temirov）的吉尔吉斯斯坦国籍。并在未通知其家人的情况下将其驱逐至俄罗斯。
各国政府负责签发护照和其他旅行证件，这为意图镇压异见人士的当局提供了一种直接控制政治对手的手法。如果没有有效的护照或旅行证件，个人就无法离开或进入自己的国家，也无法跨越国际边境，并可能面临其他移民和财务方面的阻碍。
在我们的研究中，证件管制是第二常被使用的限制行动自由的手法。至少有38个国家采用了这种策略。在某些情况下，当局会没收护照。这发生在弗雷迪·苏佩拉诺·萨利纳斯（Freddy Superlano Salinas）身上，他是委内瑞拉2023年反对派初选的候选人，当年7月当他试图离境时，护照被当局拿走。[12] 在2024年7月总统选举被指存在舞弊引发强烈抗议后，他被国家特工扣押。[13] 在其他情况下，护照会被注销。例如，欧洲人权法院于2023年3月裁定，土耳其政府在三名学者签署请愿书呼吁结束安全部队与被禁的库尔德工人党（PKK）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冲突后，于2016年注销了他们的护照。侵犯了这三名学者的权利。[14] 当局还拒绝签发护照。正如一位流亡的卢旺达人向“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透露的那样，该国官员多年来从未解释为什么不给他们的儿子签发护照，只说：“在我们国家不是这么运作的。”[15] 一位驻印度记者透露，他们在印度管理克什米尔的一些同事应当局要求交出了护照。[16] 当局暂停、撤销并没收了克什米尔数十名记者、学者、律师、活动人士等人的护照。[17] 据多位受访者透露，克什米尔人在印度境外时，其护照也被暂停使用。[18] “印度教徒争取人权组织”（Hindus for Human Rights）高级政策主管里亚·查克拉巴蒂（Ria Chakrabarty）解释说：“如果他们回到印度，就会被关进监狱。”[19]
除了护照外，印度政府还针对其他形式的旅行证件采取了行动。印度海外公民（OCI）身份设立于2005年，旨在向印度裔人士或与印度公民结婚的外国人提供包括免签入境和工作许可在内的权益。总部位于班加罗尔的监督组织“第14条”（Article 14）报道发现，在2014年至2023年5月期间，当局剥夺了至少102名持有人的 OCI 身份，其中包括记者、学者和活动人士。被撤销 OCI 身份的人还可能面临入境禁令，[20] 尽管查克拉巴蒂解释说，“没有人真正了解该决定是如何做出的，或者是根据什么权限做出的。”[21]
印度《公民身份法》第7D条允许注销 OCI 身份，[22] 但一名记者在审查了政府发送的一系列“解释原因通知”（告知 OCI 持有人其身份将被撤销。并邀请他们提供反对注销的证据）后发现。这些通知通常使用套话来进行笼统指控。[23] 尼塔莎·考尔（Nitasha Kaul）是一位克什米尔裔英籍印度学者，也是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教授。2024年2月，应卡纳塔克邦政府邀请，她在飞抵班加罗尔机场准备参加一场关于印度宪法的会议时，被拒绝入境印度。抵达后，尽管她持有所有相关的旅行授权证明，但仍在武装人员押送下被关押了24小时，随后被驱逐出境。几个月后，她收到一封信，要求她解释为什么不应撤销其 OCI 身份。在考尔与“自由之家”分享的这封信中，印度政府指责她“纵容自己从事反印活动”，并“通过在各种国际论坛和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的大量敌对文章、演讲和新闻活动，定期针对印度及其领导层。特别是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信中并未引用任何具体的文章或演讲。她被给予15天的时间做出回应，否则将被禁止返回她出生的国家，而她的家人（包括年迈多病的母亲）目前仍在那里生活。[24]
2021年8月，在乌克兰的白俄罗斯侨民聚集在基辅的白俄罗斯大使馆外集会，高举护照，以此纪念2020年充满欺诈的白俄罗斯总统大选一周年。（图片来源：谢尔盖·苏平斯基/法新社 经由 盖蒂图片社）
虽然向仍身处国内的人拒绝签发或注销护照可以有效地将他们困在境内，但政府也在操纵护照更新流程并限制获取领事服务，从而将打击目标锁定在已经身处海外的人士身上。
我们发现，至少有12个国家将限制获取领事服务作为一种人员流动管控手段。一些政府会拒绝向其试图劝返或追捕的特定人员提供领事服务。例如，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知名流亡人士在申请更换护照时就屡屡碰壁。作为一名叛逃的前高官之子，卡利德·阿尔贾布里（Khalid Aljabri）遭到了沙特当局的密切监控。他向“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讲述了自己尝试在美国更换护照的经历。领事馆官员告知他必须亲自前往沙特阿拉伯才能办理，他将此形容为“完全就是一个陷阱”。“他们会利用你需要办理旅行证件或身份证件的心理，把你强行拽回沙特。” [1] 中东民主中心高级主任阿卜杜拉·阿劳德（Abdullah Alaoudh）是被押的的改革派宗教人士萨勒曼·阿劳德（Salman Aloudah）之子。他也收到了类似的通知。被告知必须回沙特才能领取更新后的护照。大使馆甚至还为他开了一张前往沙特的单程机票，“这简直太离谱了。很多很多年前，当我还作为学者接受他们的资助时，光是申请机票就要跑上好几个月的流程。但这一次，他们居然一夜之间就办好了。” [2]
还有一些国家则直接对整个特定群体切断领事服务。研究人员发现，对少数民族实施广泛出入境管控的中国共产党，拒绝为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办理护照更新，而是只向他们提供返回中国的单程通行证。[3]
2023年9月，白俄罗斯政府出台了一项总统令，禁止白俄罗斯驻外领事馆提供护照更新服务。[4] 该法令使大约30万生活在海外的白俄罗斯人陷入险境。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为了逃避2020年抗议当年选举舞弊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后遭受的镇压而逃离出国的，如今一旦回国，将面临极高的坐牢风险。身在立陶宛的一名政治犯妻子玛丽亚（Mariya）解释说，尽管自己的证件状况岌岌可危，但出于对坐牢的恐惧，她绝不会选择回国。[5] 一位生活在英国且参与过亲民主活动的白俄罗斯人，其护照签证页即将用尽，但也同样选择绝不回国。[6]
然而，受访者向“自由之家”透露，甚至在该法令出台之前，白俄罗斯领事馆就已经要么拒绝更新护照，要么故意拖延办理流程。居住在英国的白俄罗斯活动家兼作家汉娜（Hanna）在该法令出台前曾尝试更换护照，但白俄罗斯大使馆告知她，她必须亲自回到白俄罗斯领取新护照。她说，对方告诉她：“如果你没什么可害怕的，那就去吧，回白俄罗斯拿你的护照。” [7] 除了护照问题外，流亡海外的白俄罗斯人还面临着领事服务缺失带来的其他困境，包括无法为在海外出生的婴儿办理出生登记、无法取得结婚所需的证明文件。以及无法对自己在白俄罗斯的财产行使合法支配权。
领事馆拒绝更换护照时缺少官方书面说明，这也同样令人沮丧。生活在英国的白俄罗斯公民阿纳斯塔西娅（Anastasiya）在总统令颁布前向领事馆递交了护照更换申请。她的护照未能获得更新，而且尽管她不断打电话、发邮件和写信，领事馆至今也没有给她一个正式答复。“他们根本什么都不给你，”她说。 领事馆工作人员曾警告她的丈夫称，如果妻子继续保持对抗争活动的关注，他本人与白俄罗斯的联系可能会被切断。玛丽亚（Mariya）解释说，对许多白俄罗斯人来说，申诉护照换发被拒的决定似乎毫无意义，因为这一命令“直接来自卢卡申科……目的是强迫白俄罗斯人返回白俄罗斯”。” [9]
禁止公民离开或返回母国的旅行禁令，是我们研究中发现的最常见的行动控制形式。至少有40个国家使用这一手段，且受影响的不仅是那些被视为政府批评者的人士，还波及他们的家人。
在某些情况下，旅行禁令往往紧跟在政治监禁之后。例如，据估计目前有超过1500名政治犯的白俄罗斯，接受本报告访谈的异见人士 [10] 描述了政府实施的出境禁令，他们表示该禁令阻止了一些曾被拘留的人员离开该国。[11]
虽然沙特当局长期以来一直使用旅行禁令，但在过去，这些禁令都是官方正式颁布并明确告知当事人的。[12] 但自2017年以来，禁令变得非正式化，许多人在抵达机场时才发现自己无法出境。此外，这些禁令也开始针对整个家庭施加。阿劳德（Alaoudh）解释道，在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ed bin Salman）掌权后不久，王室就对其父亲实施了旅行禁令。阿劳德设法离开了沙特，但他家族中的19名成员目前都处于非官方的旅行禁令之下。[13] 女权活动家卢杰因·哈斯洛尔（Loujain al-Hathloul）于2018年在阿联酋被拘留并被强行遣返回沙特，随后入狱。获释后，她面临长达近三年的官方旅行禁令。然而，尽管官方的旅行禁令已满期，她至今仍未被允许离开该国。[14] 据她的妹妹莉娜·哈斯洛尔（Lina al-Hathloul）透露，在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期间的某个时间，家族的其他成员也被实施了旅行禁令。[15] 非官方禁令同样缺乏合理解释，这使得对它们进行记录和申诉变得更加困难。
流亡的尼加拉瓜活动家费利克斯·马拉迪亚加（Félix Maradiaga）告诉“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尼加拉瓜。旅行禁令延伸到了被流放或被监禁的反对派人士的大批亲属身上。他们无法购买机票或客车票出入境，因为政府会向尼加拉瓜的运输公司提供名单并要求严格执行命令。“所有这些公司都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里面记载着被禁止返回尼加拉瓜的人员名单，”他表示。[16] 前政治犯胡安·洛伦佐·霍尔曼（Juan Lorenzo Holmann）在服刑期间，其妻子无法离开尼加拉瓜。[17] 虽然她在霍尔曼于当年2月被驱逐出境后，成功于2023年4月离境，但几个月后的7月，当她试图返回探望母亲时，当局再次阻止了她入境。[18] 居住在哥斯达黎加的尼加拉瓜活动家赫苏斯·特费尔（Jesús Tefel）表示，他的亲人不敢离开尼加拉瓜，深怕一旦离境就再也无法回来。[19]
近期的案例也揭示了印度针对新闻记者和政府批评者实施的非官方旅行禁令。2022年10月，当局阻止了克什米尔摄影记者萨纳·伊尔沙德·马图（Sanna Irshad Mattoo）前往美国领取她所获得的普利策奖。[20] 曾遭印度安全部门骚扰的记者，尤其是那些报道克什米尔事务或常驻当地的记者，怀疑自己的名字已被列入一份阻止他们出境的非官方禁飞名单。一位仍留在印度并声称看过该名单的记者告诉“自由之家”：“我不得不打电话给我的同事说‘小心点。你的名字在那个名单上。’” [21] 驻美克什米尔籍记者、华盛顿特区“印度仇恨实验室”（India Hate Lab。专门分析印度宗教仇恨言论的机构）的创始人拉基布·哈米德·奈克（Raqib Hameed Naik）讲述了他如何通过朋友得知自己也在名单上。他担心如果自己返回印度，将无法再次离开。[22]
在印度国内受到旅行禁令限制的人，甚至很难获得关于自己为何被禁的敷衍性信息。在被阻止出境后，一位克什米尔记者透露，他们曾逐个拜访政府部门“并询问对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但他们什么说法也给不出……他们手里有这份禁飞名单……但没有任何透明度。” [23]
虽然政府必须尊重自由迁徙的权利，但它们也有权根据法治原则依法限制迁徙。然而，本报告中所描述的行动控制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实施的，缺乏正当的法律程序。对于以此类方式被针对的个人及其家庭而言，行动控制带来了深重的无力感。在缺乏书面凭证或没有无法出入境/换发证件的官方理由的情况下，人们失去了通过法律途径对这些侵害人权行为提出申诉的可能。
悬而未决的人生：移动限制带来的深远影响
对移动自由的限制会产生法律、现实、家庭以及心理等多方面的后果。护照绝不仅仅是一份旅行证件，它更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身份证明和公民身份凭证。正如一位白俄罗斯活动家所言：“护照是一张证明‘我就是我’的纸。我存在……没有它，我们什么都不是。” [1] 拒发此证件及拒绝提供其他领事服务，会让人们陷入法律困境、无法出行、造成亲人被迫分离数年、剥夺教育或职业发展机会，并带来巨大的情感和心理创伤。与政治监禁和其他形式的跨国镇压一样，当政府使用这些强力工具控制异见人士的生活时，会对人们自由发声和参与亲民主活动产生更广泛的寒蝉效应。
拒绝签发身份证明文件会给寻求获得基础服务或在异国定居的人带来重重阻碍。受访者提到，如果没有有效护照，会遇到一连串难题，比如开立银行账户 [2]、在国外建立信用记录 [3] 以及换发其他形式的国家身份证明。[4]
当政府甚至全面剥夺某人的公民身份时，后果尤为严重。被剥夺国籍的尼加拉瓜人被禁止返回祖国，并被从户籍登记册中除名，实际上被切断了与国家的一切官方联系。受影响的受访者还提到了这对直系亲属以及他们获取合法身份证明文件的影响。[5] 尼加拉瓜新闻网站《机密》（Confidencial）创始人卡洛斯·费尔南多·查莫罗（Carlos Fernando Chamorro）亲历道：“我在尼加拉瓜没有有效身份。我的孩子们也没有父母，因为他们的父母在法律上根本不存在。”他补充道：“我们所有的财产、房屋、资产和养老金都被没收了。” [6]
领事馆还拒绝提供认证文件和行使某些权利所需的其他类型服务。一些居住在海外的白俄罗斯人无法为新生儿办理出生登记，因为他们无法通过领事馆获取信息，也无法凭有效护照证明自己的公民身份。居住在立陶宛的玛丽亚（Mariya）设法为女儿申请到了外国人护照，但有效期仅有一年——与她自己的居住许可证期限一致：“这让人时刻对未来感到忐忑不安。”
生活在英国的阿纳斯塔西娅（Anastasiya）曾斟酌过，无法更换新护照以及缺乏有效身份证明，是否最终会让她不敢要孩子。因为她担心孩子出生后会变成无户籍人口。[8] 基里尔·科热诺夫（Kirill Kojenov）是一位生活在立陶宛的白俄罗斯人权捍卫者，由于白俄罗斯领事馆拒绝提供立陶宛当局所需的证明文件，他一直无法在海外登记结婚。对他来说，这给海外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现实困扰：“万一发生某种紧急情况、住院或其他意外，我和女朋友根本无法代表彼此的利益。”[9]
惩罚性的出行限制直接影响着人们自由且安全跨国出行的能力。出境禁令将人们困在祖国境内，并迫使其他人不得不铤而走险，通过非正规移民路线逃离。“那是唯一安全的出行方式，”马拉迪亚加（Maradiaga）解释道，他讲述了许多尼加拉瓜人（包括逃离迫害的异见人士）是如何被偷渡带过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边境的。“我说的‘安全方式’，是指你不用冒着跑去机场护照被扣、甚至可能直接进监狱的风险。”[10] 人们往往是在危机中仓促离家、几乎没有时间准备，在海外寻求庇护或其他保护时被迫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完全无法确定何时才能安全回家。一位逃离白俄罗斯并定居格鲁吉亚的女性在回忆离家时说：“我在两小时内收拾好行李箱，带着孩子就奔向了边境。我们当时以为只是离开三周。结果我们再也没能回去。”[11]
一旦到了海外，对于流亡的维权人士来说，跨越边境依然危险重重。生活在格鲁吉亚的白俄罗斯人每年都必须出境一次来续签签证。但能否获准再次入境却毫无保证，一些维权人士甚至被拒绝再次入境。[12] 出于对这种后果的恐惧，有些人签署了法律文件，将自己的财产所有权或子女抚养权转交给其他流亡同胞，以防自己无法返回格鲁吉亚。对一些在海外留学的印度学生来说，关于护照被吊销和可能面临出境禁令的传言，让他们不敢离开所在居住国。正如一位克什米尔学者解释的那样：“他们非常困惑……根本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出行。别说回印度了，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欧洲境内出行。”[13]
当威权政府在出行限制之外，还叠加使用其他形式的跨国镇压手段（如基于莫须有罪名发出的国际刑警组织通告）时，出行风险会变得更加严重。[14] 滥用国际刑警组织通告是跨国镇压中众所周知的手段，这可能导致被政权视为政治对手的人被关押或遣返回国，进而在国内遭受进一步的侵害。[15]
错综复杂的引渡协议和非正式法律合作机制，是逃离镇压的人们在出行时可能发现自己陷入危险的另外两种途径。许多流亡的维权人士都很清楚哪些地方是出行禁区。一位沙特异见人士表示，他不会去海湾国家、突尼斯、埃及或约旦。[16] 白俄罗斯人会避开俄罗斯和一些中亚国家。[17] 许多卢旺达人关注了保罗·路斯沙巴吉那（Paul Rusesabagina）[18] 被绑架和受审的事件，他们表示会避免前往或途径乌干达、肯尼亚、苏丹、南苏丹和坦桑尼亚。[19]
出行控制不仅能将人们困在祖国或阻止他们永远无法归家，还会让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区域变得无法前往——彻底搅乱职业机会、个人出行计划以及与家人团聚的能力。
许多受出行限制和护照问题影响的人（甚至包括那些担心自己可能受影响的人）都表示，他们错失了海外职业发展的机会。例如，哈立德·贾布里（Khalid Aljabri）在海外接受医学培训和工作期间，无法更换其沙特护照。即使在正式取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后，他依然面临出行困扰，影响了他因公跨国出差的能力。“这几乎等同于无论你身在何处，他们都对你下达了旅行禁令，”他说。[20]
在本国对人们实施的出行限制，可能会让他们暴露在其他形式的骚扰和压力之下。一位被印度当局阻止出境的克什米尔记者解释道：“这对我的职业生涯造成了沉重打击。我本该在外面工作、做报道、忙自己的事业。可我现在在干什么？我是一名记者，我有自由出行的权利。”[21] 印度另一位记者表示，由于担心在边境被拦下拒绝出境的不确定性，也不想承担由此带来的经济和职业损失，他们不再申请海外的奖学金项目。[22]
受访者分享了无法进出祖国带来的精神和情感折磨，许多人生活在对家人安危的持续焦虑之中。与其他形式的政治迫害和跨国镇压一样，被盯上的人往往会同时面临包括出行控制在内的多种镇压手段。他们经常面临抹黑宣传或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会进一步诋毁他们的工作成果并损害其心理健康。[23]
针对政府异见人士的手段往往会波及家属，他们同样面临着任意的行动限制，以此作为集体惩罚、敲诈勒索或恐吓威胁的一种形式。对马拉迪亚加来说，仅仅因为相同的姓氏就导致家人被迫强行分离，“真的让人无比痛苦”：“我弟弟住在美国，他在尼加拉瓜有家庭，有孩子。仅仅因为他是我的弟弟，他就不能回尼加拉瓜看望自己的孩子。而他的孩子，也就是我的侄子侄女们，也因为跟我同一个姓氏而无法出行。”[24] 一位身在异乡的卢旺达流亡受访者表达了对国内家人安危的时刻担忧：“那种情感上的折磨太剧烈了，而且挥之不去……人们总说时间能治愈一切，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25]
面对既无法挑战又无法解决的限制，许多人还描述了一种渗透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无助感和不确定感。对一位被禁止离开印度的克什米尔记者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甚至连呼吸都变得极其艰难。你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虚度……你有事情要做，但你却做不了。”[26] 另一位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受访者将对自己及家人的镇压形容为“一场永无止境的噩梦”，“你永远不知道这事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27] 阿纳斯塔西娅将自己无法更换白俄罗斯护照的困境比作“被困在一座无法离开的孤岛上。”[28]
许多勇敢的人士即使在行动受限后，依然继续发声抗议威权统治者的暴行。但受访者依然指出，这些手段助长了无力感，在海外流亡群体中煽动了恐慌，也打击了集体抗争的热情。
在居住国缺乏永久合法移民身份，使得一些流亡人士不太愿意参与社会活动。白俄罗斯受访者注意到，海外那些较为引人注目的公开抗议活动（例如声援政治犯的街头游行）已经越来越少见，因为潜在的参与者担心自己会被认出来，进而导致国内的家人遭到报复。[29] 此外，居住国针对公民社会的法律环境也给海外流亡组织及其跨国抗争带来了额外的一层不确定性。2024年6月，格鲁吉亚政府签署了一项“外国代理人”法案，表面上是为了规范公民社会，但反对者指出，该法案可能被用来污名化合法的公民活动。[30] 白俄罗斯维权人士表示。他们担心自己在格鲁吉亚建立的、由外资资助并雇佣外籍员工的流亡组织可能会面临法律威胁：“我们根本得不到保护。”奥尔加·S（Olga S.）指出。她是一位在总部设于格鲁吉亚的白俄罗斯法律援助机构工作的白俄罗斯专家。[31]
同样，在尼加拉瓜流亡群体中，出行控制也产生了广泛影响。“我们所看到的是海外群体中前所未有、令人震惊的恐惧程度，”马拉迪亚加表示。[32] 人权辩护律师亚历山德拉·萨拉扎尔·罗萨莱斯（Alexandra Salazar Rosales）赞同道：“许多人曾经非常敢言。但现在他们减少了活动。因为家人还在国内。他们不想继续面临资产被没收的局面……他们失去的已经够多了。”[33] 在最近一波 OCI（印度海外公民卡）被撤销的风波中，印度海外群体成员也在重新审视自己的活动：“一旦你听说学者妮塔莎·考尔（Nitasha Kaul）被拉入黑名单。所有从事与其相关领域的其他学者现在都人人自危，”印度人权组织（Hindus for Human Rights）高级政策主管里亚·查克拉巴蒂（Ria Chakrabarty）说道。“我会不会也被拉黑？我需不需要收敛一点？我在涉印度事务的工作中是不是该低调一点？”[34]
迁徙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出于政治动机的迁徙限制，严重威胁着人权捍卫者、亲民主活动人士以及普通大众。这种滥用权力的做法，理应引起民主国家政策制定者、多边机构和民间社会的重视。“大家对旅行禁令闭口不谈，”仿佛这不是什么严肃的大事，“这真的让人非常受挫。”沙特女权活动人士卢洁因·哈特勒尔（Loujain al-Hathloul）的妹妹莉娜·哈特勒尔（Lina al-Hathloul）坦言。深入了解迁徙管控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对目标人群和家属带来的破坏性打击，对于制定针对性的政策回应至关重要[1]。民主社会应当优先采取以下行动。
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应当公开谴责任意迁徙管控，并在支持人权捍卫者的战略中将这一因素纳入考量。他们应当在人权报告和国际论坛等场合，重点强调并痛批剥夺国籍、证件管控、拒绝领事服务以及实施旅行禁令等手段所造成的危害。
在呼吁释放政治犯时，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应当强调释放必须是无条件的。应当撤销并抹去所有指控，且获释时不得对前政治犯及其家属施加任何官方或非官方的出游限制。
在适当情况下，各国政府应对动用政治监禁、旅行禁令和跨国镇压的责任方施加有针对性、多方协调的多边制裁。在尚未通过法律对此类行为确立制裁权或法律定义尚不明确的民主国家，应当扩大或明确现有的精准制裁方案。在美国，白宫应发布一项特别声明，明确指出任意拘押属于严重的人权侵犯行为，且在执行《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和第7031(c)条制裁认定规定时属于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各国政府应当向逃离政治镇压的个人及其家属提供可替代本国护照使用的旅行证件、签证和居留许可。这些替代身份证明应具备合理的较长有效期，以免迫使人们频繁续签；即便因有据可查的专制政权限制迁徙自由的做法而导致本国护照无法续签，这些替代证件也应保持有效。各国政府应当重新审视移民与庇护政策，确保这些政策不会变相加重遭受强迫性迁徙限制人群的困境。这包括避免对因遭受迁徙管控而无法出示有效本国护照的人员处以罚款，或在其就学、就医、办理新生儿登记或婚姻登记时设置障碍。
民主国家应当谴责独裁者出于政治目的剥夺公民国籍的行为，同时也应重申自身对保护这一人权的坚定承诺。各国政府绝不能通过撤销国籍使任何个人陷入无国籍状态。《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第八条明确规定：“缔约国如剥夺某人国籍会使其成为无国籍人，即不得剥夺该人的国籍。”国际法要求各国在赋予或剥夺国籍时，必须履行其人权义务。如果违反了入籍条件，剥夺国籍或许具备合法依据。然而，过去20年来，民主国家纷纷出台允许官方以新的国家安全理由剥夺归化公民国籍的法律，这反而为独裁者剥夺假想政治对手的国籍、致使其陷入无国籍状态提供了现成的借口。
为了确保大使馆和领事馆不被用作胁迫或恐吓侨民的工具，东道国政府应对外交签证申请人进行审查，排查其是否有参与跨国镇压的历史，一旦发现其参与其中的可靠证据，应立即驱逐相关外交官。各国政府可参考民间社会组织所收集到的关于外交人员恐吓海外侨民的证据。
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应当协助受迁徙自由限制的人员，帮助他们获取母国政府对其自身或家属可能实施的旅行限制证明文件。
为减少引渡申请、国际刑警组织通报以及其他国际法律合作手段被滥用的情况，针对已知从事跨国镇压活动的国家发出的请求，各国政府应当实施额外的严格审查。他们还应利用自身的发言权、表决权和影响力，限制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通过滥用红色通报（Red Notices）和其他预警手段打击异见人士的能力。
鉴于迁徙自由受限对个人及家属心理带来的巨大创伤，各国政府、多边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应当为其提供法律、资金以及心理社会支持。
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应针对每一起政治监禁或旅行禁令案件的独特需求和具体情况，量身定制倡导策略。当事人的切身福祉高于一切，在制定公开或私下的倡导策略时，必须审慎考量其家属和法律代表的意愿。
本项目得以完成。离不开阿切利斯与博德曼基金会（The Achelis & Bodman Foundation）、荷兰邮政编码彩票（The Dutch Postcode Lottery）、约翰·S·与詹姆斯·L·奈特基金会（Knight Foundation）的鼎力支持。以及对“释放他们所有人：弗雷德·海特政治犯项目”（Free Them All: The Fred Hiatt Program for Political Prisoners）慷慨解囊的捐赠者们。
格雷迪·沃恩（Grady Vaughan）和米娜·洛尔吉（Mina Loldj）开展了研究，并在本手册的撰写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香农·奥图尔（Shannon O’Toole）编辑了本报告。吉尔·万纳勒斯里（Gil Wannalertsiri）为本报告设计了图表。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对抽出时间与我们讲述自身遭受迁徙管控经历的31位人士表示诚挚感谢。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恪守编辑独立性原则，对本报告的内容承担全部责任。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关于跨国镇压的特别报告
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对跨国镇压开展研究，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旨在揭示这些镇压行动造成的深远后果，并协助政策制定者、国际组织、科技公司和民间社会思考应对之策。以保护流亡人士和海外侨民。
探索“释放他们所有人：弗雷德·海特释放政治犯项目”（Free Them All: The Fred Hiatt Program to Free Political Prisoners）。该项目考察了对人权捍卫者和亲民主活动人士人身自由的限制。并收录了全球范围内的典型案例档案。该项目旨在致敬开拓性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华盛顿邮报》前社论版主编弗雷德·海特（Fred Hiatt），并以他的名字命名。
正值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成立85周年之际，我们诚邀您加入“投资自由未来”（Investing in Freedom's Future）倡议活动。全球自由度已连续二十年走下坡路——而您的支持将维系我们世界级的分析工作，扩大对人权捍卫者的资源援助，并强力反击威权滥权行为。请加入我们，共同打造一个人人皆享自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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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至少有 55 个政府限制行动自由，以此惩罚、胁迫或控制那些被其视为威胁或政治对手的人。
控制行动能力四大手段主要包括：剥夺国籍、证件管控、拒绝领事服务以及出境禁令。
对行动自由的限制，往往是威权控制中手段相对隐蔽的一种形式。这些限制通常是非正式的或被随意施加，导致受害者无法进行有效申诉。此外，此类限制还经常与封存资产、抹黑宣传以及罗织罪名等其他镇压形式组合使用。
强迫性行动控制的影响严重且深远——包括失去合法身份、骨肉分离、无法获取受教育或就业机会，以及遭受心理创伤。这妨碍了人们表达异见和参与民主活动的能力，同时也向潜在的政府批评者发出警告，他们可能会面临同样的后果。
民主国家政府应当追究使用这些手段者的责任，并审查本国的移民政策，确保不会进一步加剧那些遭受行动自由强迫性限制者的困境。
封锁边境和出境禁令让人联想到冷战时期，当时共产主义国家限制了数以亿计人口的行动自由。[1] 如今，像朝鲜那样全面禁止国际旅行的情况已属罕见。然而，全球各地的政府都在使用各种行动控制手段——包括剥夺国籍、限制护照、拒绝领事服务和出境禁令——来胁迫和惩罚异见人士、活动人士、记者以及普通民众。
全球至少有 55 个政府正在采用上述一种或多种手段限制行动自由。这些手段既适用于单个异见人士，比如最近被注销护照的 6 名流亡英国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 [2]。也适用于群体。比如身在海外的厄立特里亚人。他们必须签署一份承认非法离境或未履行国家服役义务的“悔过自新书”，才能获得领事服务。[3] 我们的研究发现，行动控制已成为全球威权主义无处不在的工具，且许多政府正在扩大使用这些手段。[4]
为了深入了解强迫性行动控制的实施及深远后果，自由之家采访了 31 名受影响者，其中包括异见人士、记者、人权活动人士和前政治犯。他们来自五个国家：白俄罗斯、印度、尼加拉瓜、卢旺达和沙特阿拉伯。受访者讲述了各式各样的手段、施加这些手段时的随意性，以及这些做法如何搅乱他们的生活并波及家人。这些限制带来的后果是毁灭性的，导致失去合法身份、无法自由旅行、与家人分离，并造成心理健康创伤。
自由之家旗舰年度调查报告《世界自由度报告》（Freedom in the World）所描述的全球自由度连续 18 年下滑。而行动控制正是其中的典型特征。代表着威权者对异见对手施加控制的一种往往更为隐蔽的方式。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限制是在政治监禁之前或之后施加的，旨在剥夺他们参与民主活动以及重新正常融入社会的机会。与暗杀企图和跨境引渡/抓捕一样，行动控制也是跨国镇压的关键形式之一，即政府将手伸向境外，压制海外流散群体和流亡人士的异见声音。完全有理由预计，随着全球移民数量持续增加 [5]，限制行动自由将成为威权者在国内外镇压异见越来越强大的工具。
在威权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民主最坚定的捍卫者们仍在国内和流亡海外继续开展这项重要工作。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回应来保障他们的行动自由，他们的工作随时可能被迫中断。除了提高对行动控制威胁的认识外，民主国家政府还应审查本国的移民政策，保护受此影响的民主活动人士，确保不会进一步加剧他们现有的困境。
行动自由是国际法确立的一项基本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第 13 条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并且“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其本国。”[1] 这项权利构成了禁止任意拘留、流放和剥夺国籍的基础，并为寻求庇护的权利提供了根基。[2]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签署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中也呼应了这一点，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2 条，该条款确立了人人有权进入和离开其本国的权利。[3]
根据第 12 条，政府有责任通过为人们提供护照等旅行证件来保障行动自由。[4] 许多国际和区域公约也禁止阻止人们返回本国的做法，包括事实上的或法律上的剥夺国籍以及强迫流亡。[5]
国际法概述了对行动自由的合理限制，前提是这些限制必须是必要的且符合比例原则。[6] 各国可以基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以及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等合法理由限制该权利。[7] 但是，绝不允许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实施限制。[8] 本报告中所列举的做法，包括剥夺国籍、限制护照等证件、拒绝领事服务以及出境禁令，都被政权任意用于针对那些被其视为威胁的个人和群体，包括政治对手、人权活动人士或记者。或者仅因其民族、宗教或性别身份而遭到针对。这些手段显而易见地侵犯了人权。
对行动自由的限制主要有四种形式：剥夺国籍、证件管控、拒绝提供领事服务以及旅行禁令。许多管控手段不仅针对特定个人，还会延伸到他们的家人。这些管控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其随意性，这使得通过法律诉讼挑战行动受限几乎变得不可能，尤其是在法院系统听命于当局的环境下。
国籍是行动自由以及许多其他基本自由的基础。国际法承认每个人拥有国籍的权利，并禁止政府使个人陷入无国籍状态。[1]尽管如此，一些威权国家仍在通过正式剥夺人们的国籍，来惩罚他们的政治活动或异见表达。[2]这种手段在中东和北非最为常见。在过去十年里，巴林、埃及、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当局剥夺了数百名政治异见人士、人权活动家、记者及其他人员的国籍。在其他地区，2022年3月，缅甸军政府“终止”了30多名异见人士的国籍，重新祭出了军政府在1988年镇压大规模亲民主抗议后使用的这一镇压手段。[3]在大多数此类案件中，被剥夺国籍的人员此前就已经离开了该国。[4]
2023年2月，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政权采取了惊人举措，在将关押于尼加拉瓜监狱中的222名政治犯驱逐至美国后不久，便剥夺了他们的国籍。[5] 在他们登机飞离的同一天，立法者批准了一项紧急宪法改革，允许将“叛国者”剥夺国籍，[6] 随后法院宣布这些政治犯为叛徒，下令剥夺其国籍并没收其财产。[7] 为了再涂上一层合法性的伪装。官员们强迫每位政治犯签署一份同意被驱逐出境的表格。不过正如政治犯之一胡安·洛伦佐·霍尔曼（Juan Lorenzo Holmann）所解释的那样：“这就像有一把枪顶着你的头，要么签字。要么留在这里重新坐牢。”[8] 另外94名主要流亡海外的尼加拉瓜人也同样失去了国籍和资产。[9]
政治活动家兼人权倡导者费利克斯·马拉迪亚加（Félix Maradiaga）也是2023年被剥夺尼加拉瓜国籍并驱逐出境的人士之一。（马拉迪亚加现为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董事会成员。）早在2020年初，他的护照就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没收并注销。在自2021年开始的任意拘留期间，他在身体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几乎每天都会接受安全人员的审讯。据马拉迪亚加透露，审讯人员希望他承认自己是“外国势力的合作者”，并告诉他“不会把他当作尼加拉瓜人对待，而是当作外国代理人”。” 他最终是在停机坪上才知道自己要被驱逐出境的。[10]
也有双重国籍者被剥夺国籍以惩罚其异见行为的案例。例如在2022年，一家吉尔吉斯斯坦法院以极其牵强的法律依据，剥夺了兼具俄罗斯国籍的调查记者博洛特·泰米罗夫（Bolot Temirov）的吉尔吉斯斯坦国籍。并在未通知其家人的情况下将其驱逐至俄罗斯。
各国政府负责签发护照和其他旅行证件，这为意图镇压异见人士的当局提供了一种直接控制政治对手的手法。如果没有有效的护照或旅行证件，个人就无法离开或进入自己的国家，也无法跨越国际边境，并可能面临其他移民和财务方面的阻碍。
在我们的研究中，证件管制是第二常被使用的限制行动自由的手法。至少有38个国家采用了这种策略。在某些情况下，当局会没收护照。这发生在弗雷迪·苏佩拉诺·萨利纳斯（Freddy Superlano Salinas）身上，他是委内瑞拉2023年反对派初选的候选人，当年7月当他试图离境时，护照被当局拿走。[12] 在2024年7月总统选举被指存在舞弊引发强烈抗议后，他被国家特工扣押。[13] 在其他情况下，护照会被注销。例如，欧洲人权法院于2023年3月裁定，土耳其政府在三名学者签署请愿书呼吁结束安全部队与被禁的库尔德工人党（PKK）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冲突后，于2016年注销了他们的护照。侵犯了这三名学者的权利。[14] 当局还拒绝签发护照。正如一位流亡的卢旺达人向“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透露的那样，该国官员多年来从未解释为什么不给他们的儿子签发护照，只说：“在我们国家不是这么运作的。”[15] 一位驻印度记者透露，他们在印度管理克什米尔的一些同事应当局要求交出了护照。[16] 当局暂停、撤销并没收了克什米尔数十名记者、学者、律师、活动人士等人的护照。[17] 据多位受访者透露，克什米尔人在印度境外时，其护照也被暂停使用。[18] “印度教徒争取人权组织”（Hindus for Human Rights）高级政策主管里亚·查克拉巴蒂（Ria Chakrabarty）解释说：“如果他们回到印度，就会被关进监狱。”[19]
除了护照外，印度政府还针对其他形式的旅行证件采取了行动。印度海外公民（OCI）身份设立于2005年，旨在向印度裔人士或与印度公民结婚的外国人提供包括免签入境和工作许可在内的权益。总部位于班加罗尔的监督组织“第14条”（Article 14）报道发现，在2014年至2023年5月期间，当局剥夺了至少102名持有人的 OCI 身份，其中包括记者、学者和活动人士。被撤销 OCI 身份的人还可能面临入境禁令，[20] 尽管查克拉巴蒂解释说，“没有人真正了解该决定是如何做出的，或者是根据什么权限做出的。”[21]
印度《公民身份法》第7D条允许注销 OCI 身份，[22] 但一名记者在审查了政府发送的一系列“解释原因通知”（告知 OCI 持有人其身份将被撤销。并邀请他们提供反对注销的证据）后发现。这些通知通常使用套话来进行笼统指控。[23] 尼塔莎·考尔（Nitasha Kaul）是一位克什米尔裔英籍印度学者，也是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教授。2024年2月，应卡纳塔克邦政府邀请，她在飞抵班加罗尔机场准备参加一场关于印度宪法的会议时，被拒绝入境印度。抵达后，尽管她持有所有相关的旅行授权证明，但仍在武装人员押送下被关押了24小时，随后被驱逐出境。几个月后，她收到一封信，要求她解释为什么不应撤销其 OCI 身份。在考尔与“自由之家”分享的这封信中，印度政府指责她“纵容自己从事反印活动”，并“通过在各种国际论坛和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的大量敌对文章、演讲和新闻活动，定期针对印度及其领导层。特别是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信中并未引用任何具体的文章或演讲。她被给予15天的时间做出回应，否则将被禁止返回她出生的国家，而她的家人（包括年迈多病的母亲）目前仍在那里生活。[24]
2021年8月，在乌克兰的白俄罗斯侨民聚集在基辅的白俄罗斯大使馆外集会，高举护照，以此纪念2020年充满欺诈的白俄罗斯总统大选一周年。（图片来源：谢尔盖·苏平斯基/法新社 经由 盖蒂图片社）
虽然向仍身处国内的人拒绝签发或注销护照可以有效地将他们困在境内，但政府也在操纵护照更新流程并限制获取领事服务，从而将打击目标锁定在已经身处海外的人士身上。
我们发现，至少有12个国家将限制获取领事服务作为一种人员流动管控手段。一些政府会拒绝向其试图劝返或追捕的特定人员提供领事服务。例如，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知名流亡人士在申请更换护照时就屡屡碰壁。作为一名叛逃的前高官之子，卡利德·阿尔贾布里（Khalid Aljabri）遭到了沙特当局的密切监控。他向“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讲述了自己尝试在美国更换护照的经历。领事馆官员告知他必须亲自前往沙特阿拉伯才能办理，他将此形容为“完全就是一个陷阱”。“他们会利用你需要办理旅行证件或身份证件的心理，把你强行拽回沙特。” [1] 中东民主中心高级主任阿卜杜拉·阿劳德（Abdullah Alaoudh）是被押的的改革派宗教人士萨勒曼·阿劳德（Salman Aloudah）之子。他也收到了类似的通知。被告知必须回沙特才能领取更新后的护照。大使馆甚至还为他开了一张前往沙特的单程机票，“这简直太离谱了。很多很多年前，当我还作为学者接受他们的资助时，光是申请机票就要跑上好几个月的流程。但这一次，他们居然一夜之间就办好了。” [2]
还有一些国家则直接对整个特定群体切断领事服务。研究人员发现，对少数民族实施广泛出入境管控的中国共产党，拒绝为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办理护照更新，而是只向他们提供返回中国的单程通行证。[3]
2023年9月，白俄罗斯政府出台了一项总统令，禁止白俄罗斯驻外领事馆提供护照更新服务。[4] 该法令使大约30万生活在海外的白俄罗斯人陷入险境。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为了逃避2020年抗议当年选举舞弊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后遭受的镇压而逃离出国的，如今一旦回国，将面临极高的坐牢风险。身在立陶宛的一名政治犯妻子玛丽亚（Mariya）解释说，尽管自己的证件状况岌岌可危，但出于对坐牢的恐惧，她绝不会选择回国。[5] 一位生活在英国且参与过亲民主活动的白俄罗斯人，其护照签证页即将用尽，但也同样选择绝不回国。[6]
然而，受访者向“自由之家”透露，甚至在该法令出台之前，白俄罗斯领事馆就已经要么拒绝更新护照，要么故意拖延办理流程。居住在英国的白俄罗斯活动家兼作家汉娜（Hanna）在该法令出台前曾尝试更换护照，但白俄罗斯大使馆告知她，她必须亲自回到白俄罗斯领取新护照。她说，对方告诉她：“如果你没什么可害怕的，那就去吧，回白俄罗斯拿你的护照。” [7] 除了护照问题外，流亡海外的白俄罗斯人还面临着领事服务缺失带来的其他困境，包括无法为在海外出生的婴儿办理出生登记、无法取得结婚所需的证明文件。以及无法对自己在白俄罗斯的财产行使合法支配权。
领事馆拒绝更换护照时缺少官方书面说明，这也同样令人沮丧。生活在英国的白俄罗斯公民阿纳斯塔西娅（Anastasiya）在总统令颁布前向领事馆递交了护照更换申请。她的护照未能获得更新，而且尽管她不断打电话、发邮件和写信，领事馆至今也没有给她一个正式答复。“他们根本什么都不给你，”她说。 领事馆工作人员曾警告她的丈夫称，如果妻子继续保持对抗争活动的关注，他本人与白俄罗斯的联系可能会被切断。玛丽亚（Mariya）解释说，对许多白俄罗斯人来说，申诉护照换发被拒的决定似乎毫无意义，因为这一命令“直接来自卢卡申科……目的是强迫白俄罗斯人返回白俄罗斯”。” [9]
禁止公民离开或返回母国的旅行禁令，是我们研究中发现的最常见的行动控制形式。至少有40个国家使用这一手段，且受影响的不仅是那些被视为政府批评者的人士，还波及他们的家人。
在某些情况下，旅行禁令往往紧跟在政治监禁之后。例如，据估计目前有超过1500名政治犯的白俄罗斯，接受本报告访谈的异见人士 [10] 描述了政府实施的出境禁令，他们表示该禁令阻止了一些曾被拘留的人员离开该国。[11]
虽然沙特当局长期以来一直使用旅行禁令，但在过去，这些禁令都是官方正式颁布并明确告知当事人的。[12] 但自2017年以来，禁令变得非正式化，许多人在抵达机场时才发现自己无法出境。此外，这些禁令也开始针对整个家庭施加。阿劳德（Alaoudh）解释道，在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ed bin Salman）掌权后不久，王室就对其父亲实施了旅行禁令。阿劳德设法离开了沙特，但他家族中的19名成员目前都处于非官方的旅行禁令之下。[13] 女权活动家卢杰因·哈斯洛尔（Loujain al-Hathloul）于2018年在阿联酋被拘留并被强行遣返回沙特，随后入狱。获释后，她面临长达近三年的官方旅行禁令。然而，尽管官方的旅行禁令已满期，她至今仍未被允许离开该国。[14] 据她的妹妹莉娜·哈斯洛尔（Lina al-Hathloul）透露，在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期间的某个时间，家族的其他成员也被实施了旅行禁令。[15] 非官方禁令同样缺乏合理解释，这使得对它们进行记录和申诉变得更加困难。
流亡的尼加拉瓜活动家费利克斯·马拉迪亚加（Félix Maradiaga）告诉“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尼加拉瓜。旅行禁令延伸到了被流放或被监禁的反对派人士的大批亲属身上。他们无法购买机票或客车票出入境，因为政府会向尼加拉瓜的运输公司提供名单并要求严格执行命令。“所有这些公司都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里面记载着被禁止返回尼加拉瓜的人员名单，”他表示。[16] 前政治犯胡安·洛伦佐·霍尔曼（Juan Lorenzo Holmann）在服刑期间，其妻子无法离开尼加拉瓜。[17] 虽然她在霍尔曼于当年2月被驱逐出境后，成功于2023年4月离境，但几个月后的7月，当她试图返回探望母亲时，当局再次阻止了她入境。[18] 居住在哥斯达黎加的尼加拉瓜活动家赫苏斯·特费尔（Jesús Tefel）表示，他的亲人不敢离开尼加拉瓜，深怕一旦离境就再也无法回来。[19]
近期的案例也揭示了印度针对新闻记者和政府批评者实施的非官方旅行禁令。2022年10月，当局阻止了克什米尔摄影记者萨纳·伊尔沙德·马图（Sanna Irshad Mattoo）前往美国领取她所获得的普利策奖。[20] 曾遭印度安全部门骚扰的记者，尤其是那些报道克什米尔事务或常驻当地的记者，怀疑自己的名字已被列入一份阻止他们出境的非官方禁飞名单。一位仍留在印度并声称看过该名单的记者告诉“自由之家”：“我不得不打电话给我的同事说‘小心点。你的名字在那个名单上。’” [21] 驻美克什米尔籍记者、华盛顿特区“印度仇恨实验室”（India Hate Lab。专门分析印度宗教仇恨言论的机构）的创始人拉基布·哈米德·奈克（Raqib Hameed Naik）讲述了他如何通过朋友得知自己也在名单上。他担心如果自己返回印度，将无法再次离开。[22]
在印度国内受到旅行禁令限制的人，甚至很难获得关于自己为何被禁的敷衍性信息。在被阻止出境后，一位克什米尔记者透露，他们曾逐个拜访政府部门“并询问对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但他们什么说法也给不出……他们手里有这份禁飞名单……但没有任何透明度。” [23]
虽然政府必须尊重自由迁徙的权利，但它们也有权根据法治原则依法限制迁徙。然而，本报告中所描述的行动控制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实施的，缺乏正当的法律程序。对于以此类方式被针对的个人及其家庭而言，行动控制带来了深重的无力感。在缺乏书面凭证或没有无法出入境/换发证件的官方理由的情况下，人们失去了通过法律途径对这些侵害人权行为提出申诉的可能。
悬而未决的人生：移动限制带来的深远影响
对移动自由的限制会产生法律、现实、家庭以及心理等多方面的后果。护照绝不仅仅是一份旅行证件，它更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身份证明和公民身份凭证。正如一位白俄罗斯活动家所言：“护照是一张证明‘我就是我’的纸。我存在……没有它，我们什么都不是。” [1] 拒发此证件及拒绝提供其他领事服务，会让人们陷入法律困境、无法出行、造成亲人被迫分离数年、剥夺教育或职业发展机会，并带来巨大的情感和心理创伤。与政治监禁和其他形式的跨国镇压一样，当政府使用这些强力工具控制异见人士的生活时，会对人们自由发声和参与亲民主活动产生更广泛的寒蝉效应。
拒绝签发身份证明文件会给寻求获得基础服务或在异国定居的人带来重重阻碍。受访者提到，如果没有有效护照，会遇到一连串难题，比如开立银行账户 [2]、在国外建立信用记录 [3] 以及换发其他形式的国家身份证明。[4]
当政府甚至全面剥夺某人的公民身份时，后果尤为严重。被剥夺国籍的尼加拉瓜人被禁止返回祖国，并被从户籍登记册中除名，实际上被切断了与国家的一切官方联系。受影响的受访者还提到了这对直系亲属以及他们获取合法身份证明文件的影响。[5] 尼加拉瓜新闻网站《机密》（Confidencial）创始人卡洛斯·费尔南多·查莫罗（Carlos Fernando Chamorro）亲历道：“我在尼加拉瓜没有有效身份。我的孩子们也没有父母，因为他们的父母在法律上根本不存在。”他补充道：“我们所有的财产、房屋、资产和养老金都被没收了。” [6]
领事馆还拒绝提供认证文件和行使某些权利所需的其他类型服务。一些居住在海外的白俄罗斯人无法为新生儿办理出生登记，因为他们无法通过领事馆获取信息，也无法凭有效护照证明自己的公民身份。居住在立陶宛的玛丽亚（Mariya）设法为女儿申请到了外国人护照，但有效期仅有一年——与她自己的居住许可证期限一致：“这让人时刻对未来感到忐忑不安。”
生活在英国的阿纳斯塔西娅（Anastasiya）曾斟酌过，无法更换新护照以及缺乏有效身份证明，是否最终会让她不敢要孩子。因为她担心孩子出生后会变成无户籍人口。[8] 基里尔·科热诺夫（Kirill Kojenov）是一位生活在立陶宛的白俄罗斯人权捍卫者，由于白俄罗斯领事馆拒绝提供立陶宛当局所需的证明文件，他一直无法在海外登记结婚。对他来说，这给海外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现实困扰：“万一发生某种紧急情况、住院或其他意外，我和女朋友根本无法代表彼此的利益。”[9]
惩罚性的出行限制直接影响着人们自由且安全跨国出行的能力。出境禁令将人们困在祖国境内，并迫使其他人不得不铤而走险，通过非正规移民路线逃离。“那是唯一安全的出行方式，”马拉迪亚加（Maradiaga）解释道，他讲述了许多尼加拉瓜人（包括逃离迫害的异见人士）是如何被偷渡带过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边境的。“我说的‘安全方式’，是指你不用冒着跑去机场护照被扣、甚至可能直接进监狱的风险。”[10] 人们往往是在危机中仓促离家、几乎没有时间准备，在海外寻求庇护或其他保护时被迫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完全无法确定何时才能安全回家。一位逃离白俄罗斯并定居格鲁吉亚的女性在回忆离家时说：“我在两小时内收拾好行李箱，带着孩子就奔向了边境。我们当时以为只是离开三周。结果我们再也没能回去。”[11]
一旦到了海外，对于流亡的维权人士来说，跨越边境依然危险重重。生活在格鲁吉亚的白俄罗斯人每年都必须出境一次来续签签证。但能否获准再次入境却毫无保证，一些维权人士甚至被拒绝再次入境。[12] 出于对这种后果的恐惧，有些人签署了法律文件，将自己的财产所有权或子女抚养权转交给其他流亡同胞，以防自己无法返回格鲁吉亚。对一些在海外留学的印度学生来说，关于护照被吊销和可能面临出境禁令的传言，让他们不敢离开所在居住国。正如一位克什米尔学者解释的那样：“他们非常困惑……根本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出行。别说回印度了，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欧洲境内出行。”[13]
当威权政府在出行限制之外，还叠加使用其他形式的跨国镇压手段（如基于莫须有罪名发出的国际刑警组织通告）时，出行风险会变得更加严重。[14] 滥用国际刑警组织通告是跨国镇压中众所周知的手段，这可能导致被政权视为政治对手的人被关押或遣返回国，进而在国内遭受进一步的侵害。[15]
错综复杂的引渡协议和非正式法律合作机制，是逃离镇压的人们在出行时可能发现自己陷入危险的另外两种途径。许多流亡的维权人士都很清楚哪些地方是出行禁区。一位沙特异见人士表示，他不会去海湾国家、突尼斯、埃及或约旦。[16] 白俄罗斯人会避开俄罗斯和一些中亚国家。[17] 许多卢旺达人关注了保罗·路斯沙巴吉那（Paul Rusesabagina）[18] 被绑架和受审的事件，他们表示会避免前往或途径乌干达、肯尼亚、苏丹、南苏丹和坦桑尼亚。[19]
出行控制不仅能将人们困在祖国或阻止他们永远无法归家，还会让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区域变得无法前往——彻底搅乱职业机会、个人出行计划以及与家人团聚的能力。
许多受出行限制和护照问题影响的人（甚至包括那些担心自己可能受影响的人）都表示，他们错失了海外职业发展的机会。例如，哈立德·贾布里（Khalid Aljabri）在海外接受医学培训和工作期间，无法更换其沙特护照。即使在正式取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后，他依然面临出行困扰，影响了他因公跨国出差的能力。“这几乎等同于无论你身在何处，他们都对你下达了旅行禁令，”他说。[20]
在本国对人们实施的出行限制，可能会让他们暴露在其他形式的骚扰和压力之下。一位被印度当局阻止出境的克什米尔记者解释道：“这对我的职业生涯造成了沉重打击。我本该在外面工作、做报道、忙自己的事业。可我现在在干什么？我是一名记者，我有自由出行的权利。”[21] 印度另一位记者表示，由于担心在边境被拦下拒绝出境的不确定性，也不想承担由此带来的经济和职业损失，他们不再申请海外的奖学金项目。[22]
受访者分享了无法进出祖国带来的精神和情感折磨，许多人生活在对家人安危的持续焦虑之中。与其他形式的政治迫害和跨国镇压一样，被盯上的人往往会同时面临包括出行控制在内的多种镇压手段。他们经常面临抹黑宣传或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会进一步诋毁他们的工作成果并损害其心理健康。[23]
针对政府异见人士的手段往往会波及家属，他们同样面临着任意的行动限制，以此作为集体惩罚、敲诈勒索或恐吓威胁的一种形式。对马拉迪亚加来说，仅仅因为相同的姓氏就导致家人被迫强行分离，“真的让人无比痛苦”：“我弟弟住在美国，他在尼加拉瓜有家庭，有孩子。仅仅因为他是我的弟弟，他就不能回尼加拉瓜看望自己的孩子。而他的孩子，也就是我的侄子侄女们，也因为跟我同一个姓氏而无法出行。”[24] 一位身在异乡的卢旺达流亡受访者表达了对国内家人安危的时刻担忧：“那种情感上的折磨太剧烈了，而且挥之不去……人们总说时间能治愈一切，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25]
面对既无法挑战又无法解决的限制，许多人还描述了一种渗透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无助感和不确定感。对一位被禁止离开印度的克什米尔记者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甚至连呼吸都变得极其艰难。你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虚度……你有事情要做，但你却做不了。”[26] 另一位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受访者将对自己及家人的镇压形容为“一场永无止境的噩梦”，“你永远不知道这事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27] 阿纳斯塔西娅将自己无法更换白俄罗斯护照的困境比作“被困在一座无法离开的孤岛上。”[28]
许多勇敢的人士即使在行动受限后，依然继续发声抗议威权统治者的暴行。但受访者依然指出，这些手段助长了无力感，在海外流亡群体中煽动了恐慌，也打击了集体抗争的热情。
在居住国缺乏永久合法移民身份，使得一些流亡人士不太愿意参与社会活动。白俄罗斯受访者注意到，海外那些较为引人注目的公开抗议活动（例如声援政治犯的街头游行）已经越来越少见，因为潜在的参与者担心自己会被认出来，进而导致国内的家人遭到报复。[29] 此外，居住国针对公民社会的法律环境也给海外流亡组织及其跨国抗争带来了额外的一层不确定性。2024年6月，格鲁吉亚政府签署了一项“外国代理人”法案，表面上是为了规范公民社会，但反对者指出，该法案可能被用来污名化合法的公民活动。[30] 白俄罗斯维权人士表示。他们担心自己在格鲁吉亚建立的、由外资资助并雇佣外籍员工的流亡组织可能会面临法律威胁：“我们根本得不到保护。”奥尔加·S（Olga S.）指出。她是一位在总部设于格鲁吉亚的白俄罗斯法律援助机构工作的白俄罗斯专家。[31]
同样，在尼加拉瓜流亡群体中，出行控制也产生了广泛影响。“我们所看到的是海外群体中前所未有、令人震惊的恐惧程度，”马拉迪亚加表示。[32] 人权辩护律师亚历山德拉·萨拉扎尔·罗萨莱斯（Alexandra Salazar Rosales）赞同道：“许多人曾经非常敢言。但现在他们减少了活动。因为家人还在国内。他们不想继续面临资产被没收的局面……他们失去的已经够多了。”[33] 在最近一波 OCI（印度海外公民卡）被撤销的风波中，印度海外群体成员也在重新审视自己的活动：“一旦你听说学者妮塔莎·考尔（Nitasha Kaul）被拉入黑名单。所有从事与其相关领域的其他学者现在都人人自危，”印度人权组织（Hindus for Human Rights）高级政策主管里亚·查克拉巴蒂（Ria Chakrabarty）说道。“我会不会也被拉黑？我需不需要收敛一点？我在涉印度事务的工作中是不是该低调一点？”[34]
迁徙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出于政治动机的迁徙限制，严重威胁着人权捍卫者、亲民主活动人士以及普通大众。这种滥用权力的做法，理应引起民主国家政策制定者、多边机构和民间社会的重视。“大家对旅行禁令闭口不谈，”仿佛这不是什么严肃的大事，“这真的让人非常受挫。”沙特女权活动人士卢洁因·哈特勒尔（Loujain al-Hathloul）的妹妹莉娜·哈特勒尔（Lina al-Hathloul）坦言。深入了解迁徙管控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对目标人群和家属带来的破坏性打击，对于制定针对性的政策回应至关重要[1]。民主社会应当优先采取以下行动。
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应当公开谴责任意迁徙管控，并在支持人权捍卫者的战略中将这一因素纳入考量。他们应当在人权报告和国际论坛等场合，重点强调并痛批剥夺国籍、证件管控、拒绝领事服务以及实施旅行禁令等手段所造成的危害。
在呼吁释放政治犯时，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应当强调释放必须是无条件的。应当撤销并抹去所有指控，且获释时不得对前政治犯及其家属施加任何官方或非官方的出游限制。
在适当情况下，各国政府应对动用政治监禁、旅行禁令和跨国镇压的责任方施加有针对性、多方协调的多边制裁。在尚未通过法律对此类行为确立制裁权或法律定义尚不明确的民主国家，应当扩大或明确现有的精准制裁方案。在美国，白宫应发布一项特别声明，明确指出任意拘押属于严重的人权侵犯行为，且在执行《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和第7031(c)条制裁认定规定时属于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各国政府应当向逃离政治镇压的个人及其家属提供可替代本国护照使用的旅行证件、签证和居留许可。这些替代身份证明应具备合理的较长有效期，以免迫使人们频繁续签；即便因有据可查的专制政权限制迁徙自由的做法而导致本国护照无法续签，这些替代证件也应保持有效。各国政府应当重新审视移民与庇护政策，确保这些政策不会变相加重遭受强迫性迁徙限制人群的困境。这包括避免对因遭受迁徙管控而无法出示有效本国护照的人员处以罚款，或在其就学、就医、办理新生儿登记或婚姻登记时设置障碍。
民主国家应当谴责独裁者出于政治目的剥夺公民国籍的行为，同时也应重申自身对保护这一人权的坚定承诺。各国政府绝不能通过撤销国籍使任何个人陷入无国籍状态。《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第八条明确规定：“缔约国如剥夺某人国籍会使其成为无国籍人，即不得剥夺该人的国籍。”国际法要求各国在赋予或剥夺国籍时，必须履行其人权义务。如果违反了入籍条件，剥夺国籍或许具备合法依据。然而，过去20年来，民主国家纷纷出台允许官方以新的国家安全理由剥夺归化公民国籍的法律，这反而为独裁者剥夺假想政治对手的国籍、致使其陷入无国籍状态提供了现成的借口。
为了确保大使馆和领事馆不被用作胁迫或恐吓侨民的工具，东道国政府应对外交签证申请人进行审查，排查其是否有参与跨国镇压的历史，一旦发现其参与其中的可靠证据，应立即驱逐相关外交官。各国政府可参考民间社会组织所收集到的关于外交人员恐吓海外侨民的证据。
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应当协助受迁徙自由限制的人员，帮助他们获取母国政府对其自身或家属可能实施的旅行限制证明文件。
为减少引渡申请、国际刑警组织通报以及其他国际法律合作手段被滥用的情况，针对已知从事跨国镇压活动的国家发出的请求，各国政府应当实施额外的严格审查。他们还应利用自身的发言权、表决权和影响力，限制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通过滥用红色通报（Red Notices）和其他预警手段打击异见人士的能力。
鉴于迁徙自由受限对个人及家属心理带来的巨大创伤，各国政府、多边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应当为其提供法律、资金以及心理社会支持。
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应针对每一起政治监禁或旅行禁令案件的独特需求和具体情况，量身定制倡导策略。当事人的切身福祉高于一切，在制定公开或私下的倡导策略时，必须审慎考量其家属和法律代表的意愿。
本项目得以完成。离不开阿切利斯与博德曼基金会（The Achelis & Bodman Foundation）、荷兰邮政编码彩票（The Dutch Postcode Lottery）、约翰·S·与詹姆斯·L·奈特基金会（Knight Foundation）的鼎力支持。以及对“释放他们所有人：弗雷德·海特政治犯项目”（Free Them All: The Fred Hiatt Program for Political Prisoners）慷慨解囊的捐赠者们。
格雷迪·沃恩（Grady Vaughan）和米娜·洛尔吉（Mina Loldj）开展了研究，并在本手册的撰写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香农·奥图尔（Shannon O’Toole）编辑了本报告。吉尔·万纳勒斯里（Gil Wannalertsiri）为本报告设计了图表。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对抽出时间与我们讲述自身遭受迁徙管控经历的31位人士表示诚挚感谢。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恪守编辑独立性原则，对本报告的内容承担全部责任。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关于跨国镇压的特别报告
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对跨国镇压开展研究，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旨在揭示这些镇压行动造成的深远后果，并协助政策制定者、国际组织、科技公司和民间社会思考应对之策。以保护流亡人士和海外侨民。
探索“释放他们所有人：弗雷德·海特释放政治犯项目”（Free Them All: The Fred Hiatt Program to Free Political Prisoners）。该项目考察了对人权捍卫者和亲民主活动人士人身自由的限制。并收录了全球范围内的典型案例档案。该项目旨在致敬开拓性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华盛顿邮报》前社论版主编弗雷德·海特（Fred Hiatt），并以他的名字命名。
正值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成立85周年之际，我们诚邀您加入“投资自由未来”（Investing in Freedom's Future）倡议活动。全球自由度已连续二十年走下坡路——而您的支持将维系我们世界级的分析工作，扩大对人权捍卫者的资源援助，并强力反击威权滥权行为。请加入我们，共同打造一个人人皆享自由的世界。
全球至少有 55 个政府限制行动自由，以此惩罚、胁迫或控制那些被其视为威胁或政治对手的人。
控制行动能力四大手段主要包括：剥夺国籍、证件管控、拒绝领事服务以及出境禁令。
对行动自由的限制，往往是威权控制中手段相对隐蔽的一种形式。这些限制通常是非正式的或被随意施加，导致受害者无法进行有效申诉。此外，此类限制还经常与封存资产、抹黑宣传以及罗织罪名等其他镇压形式组合使用。
强迫性行动控制的影响严重且深远——包括失去合法身份、骨肉分离、无法获取受教育或就业机会，以及遭受心理创伤。这妨碍了人们表达异见和参与民主活动的能力，同时也向潜在的政府批评者发出警告，他们可能会面临同样的后果。
民主国家政府应当追究使用这些手段者的责任，并审查本国的移民政策，确保不会进一步加剧那些遭受行动自由强迫性限制者的困境。
封锁边境和出境禁令让人联想到冷战时期，当时共产主义国家限制了数以亿计人口的行动自由。[1] 如今，像朝鲜那样全面禁止国际旅行的情况已属罕见。然而，全球各地的政府都在使用各种行动控制手段——包括剥夺国籍、限制护照、拒绝领事服务和出境禁令——来胁迫和惩罚异见人士、活动人士、记者以及普通民众。
全球至少有 55 个政府正在采用上述一种或多种手段限制行动自由。这些手段既适用于单个异见人士，比如最近被注销护照的 6 名流亡英国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 [2]。也适用于群体。比如身在海外的厄立特里亚人。他们必须签署一份承认非法离境或未履行国家服役义务的“悔过自新书”，才能获得领事服务。[3] 我们的研究发现，行动控制已成为全球威权主义无处不在的工具，且许多政府正在扩大使用这些手段。[4]
为了深入了解强迫性行动控制的实施及深远后果，自由之家采访了 31 名受影响者，其中包括异见人士、记者、人权活动人士和前政治犯。他们来自五个国家：白俄罗斯、印度、尼加拉瓜、卢旺达和沙特阿拉伯。受访者讲述了各式各样的手段、施加这些手段时的随意性，以及这些做法如何搅乱他们的生活并波及家人。这些限制带来的后果是毁灭性的，导致失去合法身份、无法自由旅行、与家人分离，并造成心理健康创伤。
自由之家旗舰年度调查报告《世界自由度报告》（Freedom in the World）所描述的全球自由度连续 18 年下滑。而行动控制正是其中的典型特征。代表着威权者对异见对手施加控制的一种往往更为隐蔽的方式。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限制是在政治监禁之前或之后施加的，旨在剥夺他们参与民主活动以及重新正常融入社会的机会。与暗杀企图和跨境引渡/抓捕一样，行动控制也是跨国镇压的关键形式之一，即政府将手伸向境外，压制海外流散群体和流亡人士的异见声音。完全有理由预计，随着全球移民数量持续增加 [5]，限制行动自由将成为威权者在国内外镇压异见越来越强大的工具。
在威权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民主最坚定的捍卫者们仍在国内和流亡海外继续开展这项重要工作。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回应来保障他们的行动自由，他们的工作随时可能被迫中断。除了提高对行动控制威胁的认识外，民主国家政府还应审查本国的移民政策，保护受此影响的民主活动人士，确保不会进一步加剧他们现有的困境。
行动自由是国际法确立的一项基本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第 13 条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并且“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其本国。”[1] 这项权利构成了禁止任意拘留、流放和剥夺国籍的基础，并为寻求庇护的权利提供了根基。[2]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签署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中也呼应了这一点，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2 条，该条款确立了人人有权进入和离开其本国的权利。[3]
根据第 12 条，政府有责任通过为人们提供护照等旅行证件来保障行动自由。[4] 许多国际和区域公约也禁止阻止人们返回本国的做法，包括事实上的或法律上的剥夺国籍以及强迫流亡。[5]
国际法概述了对行动自由的合理限制，前提是这些限制必须是必要的且符合比例原则。[6] 各国可以基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以及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等合法理由限制该权利。[7] 但是，绝不允许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实施限制。[8] 本报告中所列举的做法，包括剥夺国籍、限制护照等证件、拒绝领事服务以及出境禁令，都被政权任意用于针对那些被其视为威胁的个人和群体，包括政治对手、人权活动人士或记者。或者仅因其民族、宗教或性别身份而遭到针对。这些手段显而易见地侵犯了人权。
对行动自由的限制主要有四种形式：剥夺国籍、证件管控、拒绝提供领事服务以及旅行禁令。许多管控手段不仅针对特定个人，还会延伸到他们的家人。这些管控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其随意性，这使得通过法律诉讼挑战行动受限几乎变得不可能，尤其是在法院系统听命于当局的环境下。
国籍是行动自由以及许多其他基本自由的基础。国际法承认每个人拥有国籍的权利，并禁止政府使个人陷入无国籍状态。[1]尽管如此，一些威权国家仍在通过正式剥夺人们的国籍，来惩罚他们的政治活动或异见表达。[2]这种手段在中东和北非最为常见。在过去十年里，巴林、埃及、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当局剥夺了数百名政治异见人士、人权活动家、记者及其他人员的国籍。在其他地区，2022年3月，缅甸军政府“终止”了30多名异见人士的国籍，重新祭出了军政府在1988年镇压大规模亲民主抗议后使用的这一镇压手段。[3]在大多数此类案件中，被剥夺国籍的人员此前就已经离开了该国。[4]
2023年2月，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政权采取了惊人举措，在将关押于尼加拉瓜监狱中的222名政治犯驱逐至美国后不久，便剥夺了他们的国籍。[5] 在他们登机飞离的同一天，立法者批准了一项紧急宪法改革，允许将“叛国者”剥夺国籍，[6] 随后法院宣布这些政治犯为叛徒，下令剥夺其国籍并没收其财产。[7] 为了再涂上一层合法性的伪装。官员们强迫每位政治犯签署一份同意被驱逐出境的表格。不过正如政治犯之一胡安·洛伦佐·霍尔曼（Juan Lorenzo Holmann）所解释的那样：“这就像有一把枪顶着你的头，要么签字。要么留在这里重新坐牢。”[8] 另外94名主要流亡海外的尼加拉瓜人也同样失去了国籍和资产。[9]
政治活动家兼人权倡导者费利克斯·马拉迪亚加（Félix Maradiaga）也是2023年被剥夺尼加拉瓜国籍并驱逐出境的人士之一。（马拉迪亚加现为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董事会成员。）早在2020年初，他的护照就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没收并注销。在自2021年开始的任意拘留期间，他在身体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几乎每天都会接受安全人员的审讯。据马拉迪亚加透露，审讯人员希望他承认自己是“外国势力的合作者”，并告诉他“不会把他当作尼加拉瓜人对待，而是当作外国代理人”。” 他最终是在停机坪上才知道自己要被驱逐出境的。[10]
也有双重国籍者被剥夺国籍以惩罚其异见行为的案例。例如在2022年，一家吉尔吉斯斯坦法院以极其牵强的法律依据，剥夺了兼具俄罗斯国籍的调查记者博洛特·泰米罗夫（Bolot Temirov）的吉尔吉斯斯坦国籍。并在未通知其家人的情况下将其驱逐至俄罗斯。
各国政府负责签发护照和其他旅行证件，这为意图镇压异见人士的当局提供了一种直接控制政治对手的手法。如果没有有效的护照或旅行证件，个人就无法离开或进入自己的国家，也无法跨越国际边境，并可能面临其他移民和财务方面的阻碍。
在我们的研究中，证件管制是第二常被使用的限制行动自由的手法。至少有38个国家采用了这种策略。在某些情况下，当局会没收护照。这发生在弗雷迪·苏佩拉诺·萨利纳斯（Freddy Superlano Salinas）身上，他是委内瑞拉2023年反对派初选的候选人，当年7月当他试图离境时，护照被当局拿走。[12] 在2024年7月总统选举被指存在舞弊引发强烈抗议后，他被国家特工扣押。[13] 在其他情况下，护照会被注销。例如，欧洲人权法院于2023年3月裁定，土耳其政府在三名学者签署请愿书呼吁结束安全部队与被禁的库尔德工人党（PKK）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冲突后，于2016年注销了他们的护照。侵犯了这三名学者的权利。[14] 当局还拒绝签发护照。正如一位流亡的卢旺达人向“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透露的那样，该国官员多年来从未解释为什么不给他们的儿子签发护照，只说：“在我们国家不是这么运作的。”[15] 一位驻印度记者透露，他们在印度管理克什米尔的一些同事应当局要求交出了护照。[16] 当局暂停、撤销并没收了克什米尔数十名记者、学者、律师、活动人士等人的护照。[17] 据多位受访者透露，克什米尔人在印度境外时，其护照也被暂停使用。[18] “印度教徒争取人权组织”（Hindus for Human Rights）高级政策主管里亚·查克拉巴蒂（Ria Chakrabarty）解释说：“如果他们回到印度，就会被关进监狱。”[19]
除了护照外，印度政府还针对其他形式的旅行证件采取了行动。印度海外公民（OCI）身份设立于2005年，旨在向印度裔人士或与印度公民结婚的外国人提供包括免签入境和工作许可在内的权益。总部位于班加罗尔的监督组织“第14条”（Article 14）报道发现，在2014年至2023年5月期间，当局剥夺了至少102名持有人的 OCI 身份，其中包括记者、学者和活动人士。被撤销 OCI 身份的人还可能面临入境禁令，[20] 尽管查克拉巴蒂解释说，“没有人真正了解该决定是如何做出的，或者是根据什么权限做出的。”[21]
印度《公民身份法》第7D条允许注销 OCI 身份，[22] 但一名记者在审查了政府发送的一系列“解释原因通知”（告知 OCI 持有人其身份将被撤销。并邀请他们提供反对注销的证据）后发现。这些通知通常使用套话来进行笼统指控。[23] 尼塔莎·考尔（Nitasha Kaul）是一位克什米尔裔英籍印度学者，也是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教授。2024年2月，应卡纳塔克邦政府邀请，她在飞抵班加罗尔机场准备参加一场关于印度宪法的会议时，被拒绝入境印度。抵达后，尽管她持有所有相关的旅行授权证明，但仍在武装人员押送下被关押了24小时，随后被驱逐出境。几个月后，她收到一封信，要求她解释为什么不应撤销其 OCI 身份。在考尔与“自由之家”分享的这封信中，印度政府指责她“纵容自己从事反印活动”，并“通过在各种国际论坛和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的大量敌对文章、演讲和新闻活动，定期针对印度及其领导层。特别是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信中并未引用任何具体的文章或演讲。她被给予15天的时间做出回应，否则将被禁止返回她出生的国家，而她的家人（包括年迈多病的母亲）目前仍在那里生活。[24]
2021年8月，在乌克兰的白俄罗斯侨民聚集在基辅的白俄罗斯大使馆外集会，高举护照，以此纪念2020年充满欺诈的白俄罗斯总统大选一周年。（图片来源：谢尔盖·苏平斯基/法新社 经由 盖蒂图片社）
虽然向仍身处国内的人拒绝签发或注销护照可以有效地将他们困在境内，但政府也在操纵护照更新流程并限制获取领事服务，从而将打击目标锁定在已经身处海外的人士身上。
我们发现，至少有12个国家将限制获取领事服务作为一种人员流动管控手段。一些政府会拒绝向其试图劝返或追捕的特定人员提供领事服务。例如，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知名流亡人士在申请更换护照时就屡屡碰壁。作为一名叛逃的前高官之子，卡利德·阿尔贾布里（Khalid Aljabri）遭到了沙特当局的密切监控。他向“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讲述了自己尝试在美国更换护照的经历。领事馆官员告知他必须亲自前往沙特阿拉伯才能办理，他将此形容为“完全就是一个陷阱”。“他们会利用你需要办理旅行证件或身份证件的心理，把你强行拽回沙特。” [1] 中东民主中心高级主任阿卜杜拉·阿劳德（Abdullah Alaoudh）是被押的的改革派宗教人士萨勒曼·阿劳德（Salman Aloudah）之子。他也收到了类似的通知。被告知必须回沙特才能领取更新后的护照。大使馆甚至还为他开了一张前往沙特的单程机票，“这简直太离谱了。很多很多年前，当我还作为学者接受他们的资助时，光是申请机票就要跑上好几个月的流程。但这一次，他们居然一夜之间就办好了。” [2]
还有一些国家则直接对整个特定群体切断领事服务。研究人员发现，对少数民族实施广泛出入境管控的中国共产党，拒绝为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办理护照更新，而是只向他们提供返回中国的单程通行证。[3]
2023年9月，白俄罗斯政府出台了一项总统令，禁止白俄罗斯驻外领事馆提供护照更新服务。[4] 该法令使大约30万生活在海外的白俄罗斯人陷入险境。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为了逃避2020年抗议当年选举舞弊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后遭受的镇压而逃离出国的，如今一旦回国，将面临极高的坐牢风险。身在立陶宛的一名政治犯妻子玛丽亚（Mariya）解释说，尽管自己的证件状况岌岌可危，但出于对坐牢的恐惧，她绝不会选择回国。[5] 一位生活在英国且参与过亲民主活动的白俄罗斯人，其护照签证页即将用尽，但也同样选择绝不回国。[6]
然而，受访者向“自由之家”透露，甚至在该法令出台之前，白俄罗斯领事馆就已经要么拒绝更新护照，要么故意拖延办理流程。居住在英国的白俄罗斯活动家兼作家汉娜（Hanna）在该法令出台前曾尝试更换护照，但白俄罗斯大使馆告知她，她必须亲自回到白俄罗斯领取新护照。她说，对方告诉她：“如果你没什么可害怕的，那就去吧，回白俄罗斯拿你的护照。” [7] 除了护照问题外，流亡海外的白俄罗斯人还面临着领事服务缺失带来的其他困境，包括无法为在海外出生的婴儿办理出生登记、无法取得结婚所需的证明文件。以及无法对自己在白俄罗斯的财产行使合法支配权。
领事馆拒绝更换护照时缺少官方书面说明，这也同样令人沮丧。生活在英国的白俄罗斯公民阿纳斯塔西娅（Anastasiya）在总统令颁布前向领事馆递交了护照更换申请。她的护照未能获得更新，而且尽管她不断打电话、发邮件和写信，领事馆至今也没有给她一个正式答复。“他们根本什么都不给你，”她说。 领事馆工作人员曾警告她的丈夫称，如果妻子继续保持对抗争活动的关注，他本人与白俄罗斯的联系可能会被切断。玛丽亚（Mariya）解释说，对许多白俄罗斯人来说，申诉护照换发被拒的决定似乎毫无意义，因为这一命令“直接来自卢卡申科……目的是强迫白俄罗斯人返回白俄罗斯”。” [9]
禁止公民离开或返回母国的旅行禁令，是我们研究中发现的最常见的行动控制形式。至少有40个国家使用这一手段，且受影响的不仅是那些被视为政府批评者的人士，还波及他们的家人。
在某些情况下，旅行禁令往往紧跟在政治监禁之后。例如，据估计目前有超过1500名政治犯的白俄罗斯，接受本报告访谈的异见人士 [10] 描述了政府实施的出境禁令，他们表示该禁令阻止了一些曾被拘留的人员离开该国。[11]
虽然沙特当局长期以来一直使用旅行禁令，但在过去，这些禁令都是官方正式颁布并明确告知当事人的。[12] 但自2017年以来，禁令变得非正式化，许多人在抵达机场时才发现自己无法出境。此外，这些禁令也开始针对整个家庭施加。阿劳德（Alaoudh）解释道，在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ed bin Salman）掌权后不久，王室就对其父亲实施了旅行禁令。阿劳德设法离开了沙特，但他家族中的19名成员目前都处于非官方的旅行禁令之下。[13] 女权活动家卢杰因·哈斯洛尔（Loujain al-Hathloul）于2018年在阿联酋被拘留并被强行遣返回沙特，随后入狱。获释后，她面临长达近三年的官方旅行禁令。然而，尽管官方的旅行禁令已满期，她至今仍未被允许离开该国。[14] 据她的妹妹莉娜·哈斯洛尔（Lina al-Hathloul）透露，在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期间的某个时间，家族的其他成员也被实施了旅行禁令。[15] 非官方禁令同样缺乏合理解释，这使得对它们进行记录和申诉变得更加困难。
流亡的尼加拉瓜活动家费利克斯·马拉迪亚加（Félix Maradiaga）告诉“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尼加拉瓜。旅行禁令延伸到了被流放或被监禁的反对派人士的大批亲属身上。他们无法购买机票或客车票出入境，因为政府会向尼加拉瓜的运输公司提供名单并要求严格执行命令。“所有这些公司都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里面记载着被禁止返回尼加拉瓜的人员名单，”他表示。[16] 前政治犯胡安·洛伦佐·霍尔曼（Juan Lorenzo Holmann）在服刑期间，其妻子无法离开尼加拉瓜。[17] 虽然她在霍尔曼于当年2月被驱逐出境后，成功于2023年4月离境，但几个月后的7月，当她试图返回探望母亲时，当局再次阻止了她入境。[18] 居住在哥斯达黎加的尼加拉瓜活动家赫苏斯·特费尔（Jesús Tefel）表示，他的亲人不敢离开尼加拉瓜，深怕一旦离境就再也无法回来。[19]
近期的案例也揭示了印度针对新闻记者和政府批评者实施的非官方旅行禁令。2022年10月，当局阻止了克什米尔摄影记者萨纳·伊尔沙德·马图（Sanna Irshad Mattoo）前往美国领取她所获得的普利策奖。[20] 曾遭印度安全部门骚扰的记者，尤其是那些报道克什米尔事务或常驻当地的记者，怀疑自己的名字已被列入一份阻止他们出境的非官方禁飞名单。一位仍留在印度并声称看过该名单的记者告诉“自由之家”：“我不得不打电话给我的同事说‘小心点。你的名字在那个名单上。’” [21] 驻美克什米尔籍记者、华盛顿特区“印度仇恨实验室”（India Hate Lab。专门分析印度宗教仇恨言论的机构）的创始人拉基布·哈米德·奈克（Raqib Hameed Naik）讲述了他如何通过朋友得知自己也在名单上。他担心如果自己返回印度，将无法再次离开。[22]
在印度国内受到旅行禁令限制的人，甚至很难获得关于自己为何被禁的敷衍性信息。在被阻止出境后，一位克什米尔记者透露，他们曾逐个拜访政府部门“并询问对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但他们什么说法也给不出……他们手里有这份禁飞名单……但没有任何透明度。” [23]
虽然政府必须尊重自由迁徙的权利，但它们也有权根据法治原则依法限制迁徙。然而，本报告中所描述的行动控制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实施的，缺乏正当的法律程序。对于以此类方式被针对的个人及其家庭而言，行动控制带来了深重的无力感。在缺乏书面凭证或没有无法出入境/换发证件的官方理由的情况下，人们失去了通过法律途径对这些侵害人权行为提出申诉的可能。
悬而未决的人生：移动限制带来的深远影响
对移动自由的限制会产生法律、现实、家庭以及心理等多方面的后果。护照绝不仅仅是一份旅行证件，它更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身份证明和公民身份凭证。正如一位白俄罗斯活动家所言：“护照是一张证明‘我就是我’的纸。我存在……没有它，我们什么都不是。” [1] 拒发此证件及拒绝提供其他领事服务，会让人们陷入法律困境、无法出行、造成亲人被迫分离数年、剥夺教育或职业发展机会，并带来巨大的情感和心理创伤。与政治监禁和其他形式的跨国镇压一样，当政府使用这些强力工具控制异见人士的生活时，会对人们自由发声和参与亲民主活动产生更广泛的寒蝉效应。
拒绝签发身份证明文件会给寻求获得基础服务或在异国定居的人带来重重阻碍。受访者提到，如果没有有效护照，会遇到一连串难题，比如开立银行账户 [2]、在国外建立信用记录 [3] 以及换发其他形式的国家身份证明。[4]
当政府甚至全面剥夺某人的公民身份时，后果尤为严重。被剥夺国籍的尼加拉瓜人被禁止返回祖国，并被从户籍登记册中除名，实际上被切断了与国家的一切官方联系。受影响的受访者还提到了这对直系亲属以及他们获取合法身份证明文件的影响。[5] 尼加拉瓜新闻网站《机密》（Confidencial）创始人卡洛斯·费尔南多·查莫罗（Carlos Fernando Chamorro）亲历道：“我在尼加拉瓜没有有效身份。我的孩子们也没有父母，因为他们的父母在法律上根本不存在。”他补充道：“我们所有的财产、房屋、资产和养老金都被没收了。” [6]
领事馆还拒绝提供认证文件和行使某些权利所需的其他类型服务。一些居住在海外的白俄罗斯人无法为新生儿办理出生登记，因为他们无法通过领事馆获取信息，也无法凭有效护照证明自己的公民身份。居住在立陶宛的玛丽亚（Mariya）设法为女儿申请到了外国人护照，但有效期仅有一年——与她自己的居住许可证期限一致：“这让人时刻对未来感到忐忑不安。”
生活在英国的阿纳斯塔西娅（Anastasiya）曾斟酌过，无法更换新护照以及缺乏有效身份证明，是否最终会让她不敢要孩子。因为她担心孩子出生后会变成无户籍人口。[8] 基里尔·科热诺夫（Kirill Kojenov）是一位生活在立陶宛的白俄罗斯人权捍卫者，由于白俄罗斯领事馆拒绝提供立陶宛当局所需的证明文件，他一直无法在海外登记结婚。对他来说，这给海外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现实困扰：“万一发生某种紧急情况、住院或其他意外，我和女朋友根本无法代表彼此的利益。”[9]
惩罚性的出行限制直接影响着人们自由且安全跨国出行的能力。出境禁令将人们困在祖国境内，并迫使其他人不得不铤而走险，通过非正规移民路线逃离。“那是唯一安全的出行方式，”马拉迪亚加（Maradiaga）解释道，他讲述了许多尼加拉瓜人（包括逃离迫害的异见人士）是如何被偷渡带过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边境的。“我说的‘安全方式’，是指你不用冒着跑去机场护照被扣、甚至可能直接进监狱的风险。”[10] 人们往往是在危机中仓促离家、几乎没有时间准备，在海外寻求庇护或其他保护时被迫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完全无法确定何时才能安全回家。一位逃离白俄罗斯并定居格鲁吉亚的女性在回忆离家时说：“我在两小时内收拾好行李箱，带着孩子就奔向了边境。我们当时以为只是离开三周。结果我们再也没能回去。”[11]
一旦到了海外，对于流亡的维权人士来说，跨越边境依然危险重重。生活在格鲁吉亚的白俄罗斯人每年都必须出境一次来续签签证。但能否获准再次入境却毫无保证，一些维权人士甚至被拒绝再次入境。[12] 出于对这种后果的恐惧，有些人签署了法律文件，将自己的财产所有权或子女抚养权转交给其他流亡同胞，以防自己无法返回格鲁吉亚。对一些在海外留学的印度学生来说，关于护照被吊销和可能面临出境禁令的传言，让他们不敢离开所在居住国。正如一位克什米尔学者解释的那样：“他们非常困惑……根本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出行。别说回印度了，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欧洲境内出行。”[13]
当威权政府在出行限制之外，还叠加使用其他形式的跨国镇压手段（如基于莫须有罪名发出的国际刑警组织通告）时，出行风险会变得更加严重。[14] 滥用国际刑警组织通告是跨国镇压中众所周知的手段，这可能导致被政权视为政治对手的人被关押或遣返回国，进而在国内遭受进一步的侵害。[15]
错综复杂的引渡协议和非正式法律合作机制，是逃离镇压的人们在出行时可能发现自己陷入危险的另外两种途径。许多流亡的维权人士都很清楚哪些地方是出行禁区。一位沙特异见人士表示，他不会去海湾国家、突尼斯、埃及或约旦。[16] 白俄罗斯人会避开俄罗斯和一些中亚国家。[17] 许多卢旺达人关注了保罗·路斯沙巴吉那（Paul Rusesabagina）[18] 被绑架和受审的事件，他们表示会避免前往或途径乌干达、肯尼亚、苏丹、南苏丹和坦桑尼亚。[19]
出行控制不仅能将人们困在祖国或阻止他们永远无法归家，还会让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区域变得无法前往——彻底搅乱职业机会、个人出行计划以及与家人团聚的能力。
许多受出行限制和护照问题影响的人（甚至包括那些担心自己可能受影响的人）都表示，他们错失了海外职业发展的机会。例如，哈立德·贾布里（Khalid Aljabri）在海外接受医学培训和工作期间，无法更换其沙特护照。即使在正式取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后，他依然面临出行困扰，影响了他因公跨国出差的能力。“这几乎等同于无论你身在何处，他们都对你下达了旅行禁令，”他说。[20]
在本国对人们实施的出行限制，可能会让他们暴露在其他形式的骚扰和压力之下。一位被印度当局阻止出境的克什米尔记者解释道：“这对我的职业生涯造成了沉重打击。我本该在外面工作、做报道、忙自己的事业。可我现在在干什么？我是一名记者，我有自由出行的权利。”[21] 印度另一位记者表示，由于担心在边境被拦下拒绝出境的不确定性，也不想承担由此带来的经济和职业损失，他们不再申请海外的奖学金项目。[22]
受访者分享了无法进出祖国带来的精神和情感折磨，许多人生活在对家人安危的持续焦虑之中。与其他形式的政治迫害和跨国镇压一样，被盯上的人往往会同时面临包括出行控制在内的多种镇压手段。他们经常面临抹黑宣传或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会进一步诋毁他们的工作成果并损害其心理健康。[23]
针对政府异见人士的手段往往会波及家属，他们同样面临着任意的行动限制，以此作为集体惩罚、敲诈勒索或恐吓威胁的一种形式。对马拉迪亚加来说，仅仅因为相同的姓氏就导致家人被迫强行分离，“真的让人无比痛苦”：“我弟弟住在美国，他在尼加拉瓜有家庭，有孩子。仅仅因为他是我的弟弟，他就不能回尼加拉瓜看望自己的孩子。而他的孩子，也就是我的侄子侄女们，也因为跟我同一个姓氏而无法出行。”[24] 一位身在异乡的卢旺达流亡受访者表达了对国内家人安危的时刻担忧：“那种情感上的折磨太剧烈了，而且挥之不去……人们总说时间能治愈一切，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25]
面对既无法挑战又无法解决的限制，许多人还描述了一种渗透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无助感和不确定感。对一位被禁止离开印度的克什米尔记者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甚至连呼吸都变得极其艰难。你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虚度……你有事情要做，但你却做不了。”[26] 另一位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受访者将对自己及家人的镇压形容为“一场永无止境的噩梦”，“你永远不知道这事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27] 阿纳斯塔西娅将自己无法更换白俄罗斯护照的困境比作“被困在一座无法离开的孤岛上。”[28]
许多勇敢的人士即使在行动受限后，依然继续发声抗议威权统治者的暴行。但受访者依然指出，这些手段助长了无力感，在海外流亡群体中煽动了恐慌，也打击了集体抗争的热情。
在居住国缺乏永久合法移民身份，使得一些流亡人士不太愿意参与社会活动。白俄罗斯受访者注意到，海外那些较为引人注目的公开抗议活动（例如声援政治犯的街头游行）已经越来越少见，因为潜在的参与者担心自己会被认出来，进而导致国内的家人遭到报复。[29] 此外，居住国针对公民社会的法律环境也给海外流亡组织及其跨国抗争带来了额外的一层不确定性。2024年6月，格鲁吉亚政府签署了一项“外国代理人”法案，表面上是为了规范公民社会，但反对者指出，该法案可能被用来污名化合法的公民活动。[30] 白俄罗斯维权人士表示。他们担心自己在格鲁吉亚建立的、由外资资助并雇佣外籍员工的流亡组织可能会面临法律威胁：“我们根本得不到保护。”奥尔加·S（Olga S.）指出。她是一位在总部设于格鲁吉亚的白俄罗斯法律援助机构工作的白俄罗斯专家。[31]
同样，在尼加拉瓜流亡群体中，出行控制也产生了广泛影响。“我们所看到的是海外群体中前所未有、令人震惊的恐惧程度，”马拉迪亚加表示。[32] 人权辩护律师亚历山德拉·萨拉扎尔·罗萨莱斯（Alexandra Salazar Rosales）赞同道：“许多人曾经非常敢言。但现在他们减少了活动。因为家人还在国内。他们不想继续面临资产被没收的局面……他们失去的已经够多了。”[33] 在最近一波 OCI（印度海外公民卡）被撤销的风波中，印度海外群体成员也在重新审视自己的活动：“一旦你听说学者妮塔莎·考尔（Nitasha Kaul）被拉入黑名单。所有从事与其相关领域的其他学者现在都人人自危，”印度人权组织（Hindus for Human Rights）高级政策主管里亚·查克拉巴蒂（Ria Chakrabarty）说道。“我会不会也被拉黑？我需不需要收敛一点？我在涉印度事务的工作中是不是该低调一点？”[34]
迁徙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出于政治动机的迁徙限制，严重威胁着人权捍卫者、亲民主活动人士以及普通大众。这种滥用权力的做法，理应引起民主国家政策制定者、多边机构和民间社会的重视。“大家对旅行禁令闭口不谈，”仿佛这不是什么严肃的大事，“这真的让人非常受挫。”沙特女权活动人士卢洁因·哈特勒尔（Loujain al-Hathloul）的妹妹莉娜·哈特勒尔（Lina al-Hathloul）坦言。深入了解迁徙管控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对目标人群和家属带来的破坏性打击，对于制定针对性的政策回应至关重要[1]。民主社会应当优先采取以下行动。
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应当公开谴责任意迁徙管控，并在支持人权捍卫者的战略中将这一因素纳入考量。他们应当在人权报告和国际论坛等场合，重点强调并痛批剥夺国籍、证件管控、拒绝领事服务以及实施旅行禁令等手段所造成的危害。
在呼吁释放政治犯时，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应当强调释放必须是无条件的。应当撤销并抹去所有指控，且获释时不得对前政治犯及其家属施加任何官方或非官方的出游限制。
在适当情况下，各国政府应对动用政治监禁、旅行禁令和跨国镇压的责任方施加有针对性、多方协调的多边制裁。在尚未通过法律对此类行为确立制裁权或法律定义尚不明确的民主国家，应当扩大或明确现有的精准制裁方案。在美国，白宫应发布一项特别声明，明确指出任意拘押属于严重的人权侵犯行为，且在执行《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和第7031(c)条制裁认定规定时属于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各国政府应当向逃离政治镇压的个人及其家属提供可替代本国护照使用的旅行证件、签证和居留许可。这些替代身份证明应具备合理的较长有效期，以免迫使人们频繁续签；即便因有据可查的专制政权限制迁徙自由的做法而导致本国护照无法续签，这些替代证件也应保持有效。各国政府应当重新审视移民与庇护政策，确保这些政策不会变相加重遭受强迫性迁徙限制人群的困境。这包括避免对因遭受迁徙管控而无法出示有效本国护照的人员处以罚款，或在其就学、就医、办理新生儿登记或婚姻登记时设置障碍。
民主国家应当谴责独裁者出于政治目的剥夺公民国籍的行为，同时也应重申自身对保护这一人权的坚定承诺。各国政府绝不能通过撤销国籍使任何个人陷入无国籍状态。《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第八条明确规定：“缔约国如剥夺某人国籍会使其成为无国籍人，即不得剥夺该人的国籍。”国际法要求各国在赋予或剥夺国籍时，必须履行其人权义务。如果违反了入籍条件，剥夺国籍或许具备合法依据。然而，过去20年来，民主国家纷纷出台允许官方以新的国家安全理由剥夺归化公民国籍的法律，这反而为独裁者剥夺假想政治对手的国籍、致使其陷入无国籍状态提供了现成的借口。
为了确保大使馆和领事馆不被用作胁迫或恐吓侨民的工具，东道国政府应对外交签证申请人进行审查，排查其是否有参与跨国镇压的历史，一旦发现其参与其中的可靠证据，应立即驱逐相关外交官。各国政府可参考民间社会组织所收集到的关于外交人员恐吓海外侨民的证据。
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应当协助受迁徙自由限制的人员，帮助他们获取母国政府对其自身或家属可能实施的旅行限制证明文件。
为减少引渡申请、国际刑警组织通报以及其他国际法律合作手段被滥用的情况，针对已知从事跨国镇压活动的国家发出的请求，各国政府应当实施额外的严格审查。他们还应利用自身的发言权、表决权和影响力，限制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通过滥用红色通报（Red Notices）和其他预警手段打击异见人士的能力。
鉴于迁徙自由受限对个人及家属心理带来的巨大创伤，各国政府、多边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应当为其提供法律、资金以及心理社会支持。
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应针对每一起政治监禁或旅行禁令案件的独特需求和具体情况，量身定制倡导策略。当事人的切身福祉高于一切，在制定公开或私下的倡导策略时，必须审慎考量其家属和法律代表的意愿。
本项目得以完成。离不开阿切利斯与博德曼基金会（The Achelis & Bodman Foundation）、荷兰邮政编码彩票（The Dutch Postcode Lottery）、约翰·S·与詹姆斯·L·奈特基金会（Knight Foundation）的鼎力支持。以及对“释放他们所有人：弗雷德·海特政治犯项目”（Free Them All: The Fred Hiatt Program for Political Prisoners）慷慨解囊的捐赠者们。
格雷迪·沃恩（Grady Vaughan）和米娜·洛尔吉（Mina Loldj）开展了研究，并在本手册的撰写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香农·奥图尔（Shannon O’Toole）编辑了本报告。吉尔·万纳勒斯里（Gil Wannalertsiri）为本报告设计了图表。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对抽出时间与我们讲述自身遭受迁徙管控经历的31位人士表示诚挚感谢。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恪守编辑独立性原则，对本报告的内容承担全部责任。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关于跨国镇压的特别报告
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对跨国镇压开展研究，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旨在揭示这些镇压行动造成的深远后果，并协助政策制定者、国际组织、科技公司和民间社会思考应对之策。以保护流亡人士和海外侨民。
探索“释放他们所有人：弗雷德·海特释放政治犯项目”（Free Them All: The Fred Hiatt Program to Free Political Prisoners）。该项目考察了对人权捍卫者和亲民主活动人士人身自由的限制。并收录了全球范围内的典型案例档案。该项目旨在致敬开拓性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华盛顿邮报》前社论版主编弗雷德·海特（Fred Hiatt），并以他的名字命名。
正值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成立85周年之际，我们诚邀您加入“投资自由未来”（Investing in Freedom's Future）倡议活动。全球自由度已连续二十年走下坡路——而您的支持将维系我们世界级的分析工作，扩大对人权捍卫者的资源援助，并强力反击威权滥权行为。请加入我们，共同打造一个人人皆享自由的世界。
一个维吾尔人的出国日记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97 次浏览 • 2026-08-08 08:17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在中国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长大的过程中，谈恋爱是不被看好的——就像我的大部分维吾尔文化一样。但有一天，在探索一栋陌生的房子时，我找到了通往这两个世界的大门。
很多人都有那么一本改变自己人生的书。对我和我妻子来说，有一本书彻底改变了我们俩的命运。我们从十几岁起就相爱了，如今生活得非常幸福——而这一切，都始于我在别人家里意外发现的一本禁书小说。
那是2009年夏天的一个闷热夜晚，地点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哈密。那年我16岁，父亲硬要我陪他去拜访一位远房亲戚。在那里，他们聊起过去的事情能聊上好几个小时，大吃大喝得就像好几年没吃过饭一样。为了做一个乖巧的青少年，我礼貌地坐在那里，对他们的故事点头应和，假装吸取他们的“人生教训”，努力掩饰自己的无聊。客厅窗户很小，灯光却格外刺眼，让人实在待不下去。
我迫切地想要逃离，于是征得同意后，去参观主人的书房。那间屋里摆满了数百本书。当我浏览排列整齐的书架时，一套七卷本的维吾尔语小说吸引了我的注意。它被藏在一个角落里，也许是有人故意隐匿起来的，仿佛在向我发出呼唤。我问能不能借来看看。主人压低了声音。“这是一本写得很好的书，讲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残忍真相，”他小声说道。“这本书被政府禁了。别给任何人看，也别带去学校，看完就还给我。”这本书名叫 Leyighan Bulaq (混浊的泉水)，由著名的维吾尔小说家贾拉里丁·巴赫拉姆（Jalalidin Băhram）所著。
我们半夜左右才到家，但好奇心折磨得我完全睡不着。我翻开第一卷，就再也停不下来了。我彻底沉迷于书中的角色——他们是我家乡乡村地区的教师，经受着强迫劳动、同化和政治洗脑。故事围绕三对年轻情侣展开，讲述了友情、爱情与坚韧不拔的精神。
尽管我答应过主人，但我还是决定把这本书分享给班上的另一个书迷——热比娅（Rabia），她既是我学习上最强劲的对手，也是我的秘密好友。我们通过手写便条交流读书心得，在一个男女交友不受欢迎的保守穆斯林小镇上，这是我们唯一的“对话”方式。热比娅非常害羞，在学校里总是躲着我，但我们在笔记本里写给彼此的话，却构建出了一个属于我们俩的私密世界。
我没办法瞒着她这本珍贵的小说。我无视了所有的警告，把书偷带进学校，连同我的笔记本一起塞进了她的书包里。“书里的友谊太纯粹了，”我写道。“我也一样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
我们之前也传过便条，但这一次情况变了，某种纯真却又带着危险的情愫萌发了：那是爱情。我们通过便条讨论书中的人物和情节，渐渐地把我们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写着写着，仿佛我们自己也成了故事里的主角。有一天，我引用书中的主角写道：“我想我对你产生了感情，就像希克梅特对古丽兹巴那样。”就这样，仅仅凭着这一句话，我们的爱情故事开始了。
大约一年后，我离开了家乡出国留学。我们的感情历经波折，但靠着电话和网络信息坚持了下来。但要让我们重聚并组建生活，热比娅需要一本护照，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当局严格控制着维吾尔人的护照发放。后来，她因为戴头巾而被剥夺了参加高考的机会——这是随着中国政府在该地区加强社会控制，维吾尔人所承受的又一项日常屈辱——于是她搬到了北京参加语言培训课程。
那次搬家事后看来反而是因祸得福，因为这让她绕开了我们家乡严格的护照管制。我离开家乡四年后，她终于在2014年来到了我求学的伊斯坦布尔，随后我们在2020年登记结婚。我们的许多亲人没能到场，包括热比娅的父母、兄妹，以及我的父亲。
大多数新婚夫妇都是幸福的。我们也是，但随着家乡发生可怕的事情，我们也被迫流亡海外。作为习近平“严厉打击”运动的一部分，中国当局在未经正当程序的情况下，任意拘留了数十万维吾尔人，其中包括我的父亲。
由于中国政府会惩罚与海外人员联系的维吾尔人，我们无法与亲人分享人生中的重大时刻。2023年11月，我们两岁的女儿因不治之症离世，我们把她埋葬在了伊斯坦布尔的一处墓地里——一同埋葬的，还有她本可以在家乡与祖父母共同度过的所有美好回忆。
2024年底，我们搬到了伦敦，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在收拾行李时，我们整理出了十多本读书笔记，坐在那里读着十多年前秘密写给彼此的信。我们意识到，就像 Leyighan Bulaq (混浊的泉水) 里的剧情一样，我们的人生虽然充满了悲剧，但也同样伴随着友情、爱情与坚韧。我们庆祝着共同创造的爱情故事，抚平了彼此的伤痛，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那本禁书。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查看全部
在中国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长大的过程中，谈恋爱是不被看好的——就像我的大部分维吾尔文化一样。但有一天，在探索一栋陌生的房子时，我找到了通往这两个世界的大门。
很多人都有那么一本改变自己人生的书。对我和我妻子来说，有一本书彻底改变了我们俩的命运。我们从十几岁起就相爱了，如今生活得非常幸福——而这一切，都始于我在别人家里意外发现的一本禁书小说。
那是2009年夏天的一个闷热夜晚，地点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哈密。那年我16岁，父亲硬要我陪他去拜访一位远房亲戚。在那里，他们聊起过去的事情能聊上好几个小时，大吃大喝得就像好几年没吃过饭一样。为了做一个乖巧的青少年，我礼貌地坐在那里，对他们的故事点头应和，假装吸取他们的“人生教训”，努力掩饰自己的无聊。客厅窗户很小，灯光却格外刺眼，让人实在待不下去。
我迫切地想要逃离，于是征得同意后，去参观主人的书房。那间屋里摆满了数百本书。当我浏览排列整齐的书架时，一套七卷本的维吾尔语小说吸引了我的注意。它被藏在一个角落里，也许是有人故意隐匿起来的，仿佛在向我发出呼唤。我问能不能借来看看。主人压低了声音。“这是一本写得很好的书，讲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残忍真相，”他小声说道。“这本书被政府禁了。别给任何人看，也别带去学校，看完就还给我。”这本书名叫 Leyighan Bulaq (混浊的泉水)，由著名的维吾尔小说家贾拉里丁·巴赫拉姆（Jalalidin Băhram）所著。
我们半夜左右才到家，但好奇心折磨得我完全睡不着。我翻开第一卷，就再也停不下来了。我彻底沉迷于书中的角色——他们是我家乡乡村地区的教师，经受着强迫劳动、同化和政治洗脑。故事围绕三对年轻情侣展开，讲述了友情、爱情与坚韧不拔的精神。
尽管我答应过主人，但我还是决定把这本书分享给班上的另一个书迷——热比娅（Rabia），她既是我学习上最强劲的对手，也是我的秘密好友。我们通过手写便条交流读书心得，在一个男女交友不受欢迎的保守穆斯林小镇上，这是我们唯一的“对话”方式。热比娅非常害羞，在学校里总是躲着我，但我们在笔记本里写给彼此的话，却构建出了一个属于我们俩的私密世界。
我没办法瞒着她这本珍贵的小说。我无视了所有的警告，把书偷带进学校，连同我的笔记本一起塞进了她的书包里。“书里的友谊太纯粹了，”我写道。“我也一样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
我们之前也传过便条，但这一次情况变了，某种纯真却又带着危险的情愫萌发了：那是爱情。我们通过便条讨论书中的人物和情节，渐渐地把我们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写着写着，仿佛我们自己也成了故事里的主角。有一天，我引用书中的主角写道：“我想我对你产生了感情，就像希克梅特对古丽兹巴那样。”就这样，仅仅凭着这一句话，我们的爱情故事开始了。
大约一年后，我离开了家乡出国留学。我们的感情历经波折，但靠着电话和网络信息坚持了下来。但要让我们重聚并组建生活，热比娅需要一本护照，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当局严格控制着维吾尔人的护照发放。后来，她因为戴头巾而被剥夺了参加高考的机会——这是随着中国政府在该地区加强社会控制，维吾尔人所承受的又一项日常屈辱——于是她搬到了北京参加语言培训课程。
那次搬家事后看来反而是因祸得福，因为这让她绕开了我们家乡严格的护照管制。我离开家乡四年后，她终于在2014年来到了我求学的伊斯坦布尔，随后我们在2020年登记结婚。我们的许多亲人没能到场，包括热比娅的父母、兄妹，以及我的父亲。
大多数新婚夫妇都是幸福的。我们也是，但随着家乡发生可怕的事情，我们也被迫流亡海外。作为习近平“严厉打击”运动的一部分，中国当局在未经正当程序的情况下，任意拘留了数十万维吾尔人，其中包括我的父亲。
由于中国政府会惩罚与海外人员联系的维吾尔人，我们无法与亲人分享人生中的重大时刻。2023年11月，我们两岁的女儿因不治之症离世，我们把她埋葬在了伊斯坦布尔的一处墓地里——一同埋葬的，还有她本可以在家乡与祖父母共同度过的所有美好回忆。
2024年底，我们搬到了伦敦，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在收拾行李时，我们整理出了十多本读书笔记，坐在那里读着十多年前秘密写给彼此的信。我们意识到，就像 Leyighan Bulaq (混浊的泉水) 里的剧情一样，我们的人生虽然充满了悲剧，但也同样伴随着友情、爱情与坚韧。我们庆祝着共同创造的爱情故事，抚平了彼此的伤痛，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那本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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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长大的过程中，谈恋爱是不被看好的——就像我的大部分维吾尔文化一样。但有一天，在探索一栋陌生的房子时，我找到了通往这两个世界的大门。
很多人都有那么一本改变自己人生的书。对我和我妻子来说，有一本书彻底改变了我们俩的命运。我们从十几岁起就相爱了，如今生活得非常幸福——而这一切，都始于我在别人家里意外发现的一本禁书小说。
那是2009年夏天的一个闷热夜晚，地点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哈密。那年我16岁，父亲硬要我陪他去拜访一位远房亲戚。在那里，他们聊起过去的事情能聊上好几个小时，大吃大喝得就像好几年没吃过饭一样。为了做一个乖巧的青少年，我礼貌地坐在那里，对他们的故事点头应和，假装吸取他们的“人生教训”，努力掩饰自己的无聊。客厅窗户很小，灯光却格外刺眼，让人实在待不下去。
我迫切地想要逃离，于是征得同意后，去参观主人的书房。那间屋里摆满了数百本书。当我浏览排列整齐的书架时，一套七卷本的维吾尔语小说吸引了我的注意。它被藏在一个角落里，也许是有人故意隐匿起来的，仿佛在向我发出呼唤。我问能不能借来看看。主人压低了声音。“这是一本写得很好的书，讲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残忍真相，”他小声说道。“这本书被政府禁了。别给任何人看，也别带去学校，看完就还给我。”这本书名叫 Leyighan Bulaq (混浊的泉水)，由著名的维吾尔小说家贾拉里丁·巴赫拉姆（Jalalidin Băhram）所著。
我们半夜左右才到家，但好奇心折磨得我完全睡不着。我翻开第一卷，就再也停不下来了。我彻底沉迷于书中的角色——他们是我家乡乡村地区的教师，经受着强迫劳动、同化和政治洗脑。故事围绕三对年轻情侣展开，讲述了友情、爱情与坚韧不拔的精神。
尽管我答应过主人，但我还是决定把这本书分享给班上的另一个书迷——热比娅（Rabia），她既是我学习上最强劲的对手，也是我的秘密好友。我们通过手写便条交流读书心得，在一个男女交友不受欢迎的保守穆斯林小镇上，这是我们唯一的“对话”方式。热比娅非常害羞，在学校里总是躲着我，但我们在笔记本里写给彼此的话，却构建出了一个属于我们俩的私密世界。
我没办法瞒着她这本珍贵的小说。我无视了所有的警告，把书偷带进学校，连同我的笔记本一起塞进了她的书包里。“书里的友谊太纯粹了，”我写道。“我也一样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
我们之前也传过便条，但这一次情况变了，某种纯真却又带着危险的情愫萌发了：那是爱情。我们通过便条讨论书中的人物和情节，渐渐地把我们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写着写着，仿佛我们自己也成了故事里的主角。有一天，我引用书中的主角写道：“我想我对你产生了感情，就像希克梅特对古丽兹巴那样。”就这样，仅仅凭着这一句话，我们的爱情故事开始了。
大约一年后，我离开了家乡出国留学。我们的感情历经波折，但靠着电话和网络信息坚持了下来。但要让我们重聚并组建生活，热比娅需要一本护照，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当局严格控制着维吾尔人的护照发放。后来，她因为戴头巾而被剥夺了参加高考的机会——这是随着中国政府在该地区加强社会控制，维吾尔人所承受的又一项日常屈辱——于是她搬到了北京参加语言培训课程。
那次搬家事后看来反而是因祸得福，因为这让她绕开了我们家乡严格的护照管制。我离开家乡四年后，她终于在2014年来到了我求学的伊斯坦布尔，随后我们在2020年登记结婚。我们的许多亲人没能到场，包括热比娅的父母、兄妹，以及我的父亲。
大多数新婚夫妇都是幸福的。我们也是，但随着家乡发生可怕的事情，我们也被迫流亡海外。作为习近平“严厉打击”运动的一部分，中国当局在未经正当程序的情况下，任意拘留了数十万维吾尔人，其中包括我的父亲。
由于中国政府会惩罚与海外人员联系的维吾尔人，我们无法与亲人分享人生中的重大时刻。2023年11月，我们两岁的女儿因不治之症离世，我们把她埋葬在了伊斯坦布尔的一处墓地里——一同埋葬的，还有她本可以在家乡与祖父母共同度过的所有美好回忆。
2024年底，我们搬到了伦敦，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在收拾行李时，我们整理出了十多本读书笔记，坐在那里读着十多年前秘密写给彼此的信。我们意识到，就像 Leyighan Bulaq (混浊的泉水) 里的剧情一样，我们的人生虽然充满了悲剧，但也同样伴随着友情、爱情与坚韧。我们庆祝着共同创造的爱情故事，抚平了彼此的伤痛，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那本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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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长大的过程中，谈恋爱是不被看好的——就像我的大部分维吾尔文化一样。但有一天，在探索一栋陌生的房子时，我找到了通往这两个世界的大门。
很多人都有那么一本改变自己人生的书。对我和我妻子来说，有一本书彻底改变了我们俩的命运。我们从十几岁起就相爱了，如今生活得非常幸福——而这一切，都始于我在别人家里意外发现的一本禁书小说。
那是2009年夏天的一个闷热夜晚，地点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哈密。那年我16岁，父亲硬要我陪他去拜访一位远房亲戚。在那里，他们聊起过去的事情能聊上好几个小时，大吃大喝得就像好几年没吃过饭一样。为了做一个乖巧的青少年，我礼貌地坐在那里，对他们的故事点头应和，假装吸取他们的“人生教训”，努力掩饰自己的无聊。客厅窗户很小，灯光却格外刺眼，让人实在待不下去。
我迫切地想要逃离，于是征得同意后，去参观主人的书房。那间屋里摆满了数百本书。当我浏览排列整齐的书架时，一套七卷本的维吾尔语小说吸引了我的注意。它被藏在一个角落里，也许是有人故意隐匿起来的，仿佛在向我发出呼唤。我问能不能借来看看。主人压低了声音。“这是一本写得很好的书，讲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残忍真相，”他小声说道。“这本书被政府禁了。别给任何人看，也别带去学校，看完就还给我。”这本书名叫 Leyighan Bulaq (混浊的泉水)，由著名的维吾尔小说家贾拉里丁·巴赫拉姆（Jalalidin Băhram）所著。
我们半夜左右才到家，但好奇心折磨得我完全睡不着。我翻开第一卷，就再也停不下来了。我彻底沉迷于书中的角色——他们是我家乡乡村地区的教师，经受着强迫劳动、同化和政治洗脑。故事围绕三对年轻情侣展开，讲述了友情、爱情与坚韧不拔的精神。
尽管我答应过主人，但我还是决定把这本书分享给班上的另一个书迷——热比娅（Rabia），她既是我学习上最强劲的对手，也是我的秘密好友。我们通过手写便条交流读书心得，在一个男女交友不受欢迎的保守穆斯林小镇上，这是我们唯一的“对话”方式。热比娅非常害羞，在学校里总是躲着我，但我们在笔记本里写给彼此的话，却构建出了一个属于我们俩的私密世界。
我没办法瞒着她这本珍贵的小说。我无视了所有的警告，把书偷带进学校，连同我的笔记本一起塞进了她的书包里。“书里的友谊太纯粹了，”我写道。“我也一样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
我们之前也传过便条，但这一次情况变了，某种纯真却又带着危险的情愫萌发了：那是爱情。我们通过便条讨论书中的人物和情节，渐渐地把我们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写着写着，仿佛我们自己也成了故事里的主角。有一天，我引用书中的主角写道：“我想我对你产生了感情，就像希克梅特对古丽兹巴那样。”就这样，仅仅凭着这一句话，我们的爱情故事开始了。
大约一年后，我离开了家乡出国留学。我们的感情历经波折，但靠着电话和网络信息坚持了下来。但要让我们重聚并组建生活，热比娅需要一本护照，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当局严格控制着维吾尔人的护照发放。后来，她因为戴头巾而被剥夺了参加高考的机会——这是随着中国政府在该地区加强社会控制，维吾尔人所承受的又一项日常屈辱——于是她搬到了北京参加语言培训课程。
那次搬家事后看来反而是因祸得福，因为这让她绕开了我们家乡严格的护照管制。我离开家乡四年后，她终于在2014年来到了我求学的伊斯坦布尔，随后我们在2020年登记结婚。我们的许多亲人没能到场，包括热比娅的父母、兄妹，以及我的父亲。
大多数新婚夫妇都是幸福的。我们也是，但随着家乡发生可怕的事情，我们也被迫流亡海外。作为习近平“严厉打击”运动的一部分，中国当局在未经正当程序的情况下，任意拘留了数十万维吾尔人，其中包括我的父亲。
由于中国政府会惩罚与海外人员联系的维吾尔人，我们无法与亲人分享人生中的重大时刻。2023年11月，我们两岁的女儿因不治之症离世，我们把她埋葬在了伊斯坦布尔的一处墓地里——一同埋葬的，还有她本可以在家乡与祖父母共同度过的所有美好回忆。
2024年底，我们搬到了伦敦，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在收拾行李时，我们整理出了十多本读书笔记，坐在那里读着十多年前秘密写给彼此的信。我们意识到，就像 Leyighan Bulaq (混浊的泉水) 里的剧情一样，我们的人生虽然充满了悲剧，但也同样伴随着友情、爱情与坚韧。我们庆祝着共同创造的爱情故事，抚平了彼此的伤痛，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那本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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