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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穿的衣服沾着谁的血泪？揭秘新疆棉田里被掩盖的“强迫真相”！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90 次浏览 • 2026-08-05 21:15
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美国华盛顿特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乌兹别克斯坦棉花采摘中的强制劳动
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之比较分析
摘要 本研究追溯了中国西北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棉花采摘中系统性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演变。研究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近期的状况与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比较，后者在2021年之前一直实施棉花采摘强制劳动。这两个地区都通过中央集权的威权国家机器，部署人力资源密集型的基层动员工作，创造了结构性的强制劳动环境。文章发现，尽管这两个区域实体的强制劳动动态在许多方面具有可比性，但由此产生的劳动环境并不能轻易通过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强制劳动指标等静态标准衡量标准来捕捉。相反，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特征是普遍存在的、由国家诱导的系统性强制动态，这些动态深深植根于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乌兹别克斯坦的强制劳动实践主要受经济考量驱动，而新疆的劳动力转移计划虽然追求一定的经济目标，但其设计初衷主要是为了实现北京方面更广泛的民族政治目标。
1930年，国际劳工组织（ILO）通过了《强迫劳动公约》（29号），该公约旨在普遍打击强迫劳动行为，特别是为了应对20世纪20年代西方殖民地的强迫劳动问题。然而，出于对殖民统治的妥协，该公约对“作为正常公民义务一部分的任何工作或服务”创造了模糊的例外规定，包括“轻微的社区服务”。1957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第105号公约以填补未解决的漏洞，专门针对国家为推进政治目标而强加的强迫劳动，包括将强迫劳动用于经济发展、作为种族或宗教歧视的手段，或惩罚异见。这些条款旨在反击各国为与“发展型独裁”相关的强制劳动实践所找的借口，在这种体制下，强制劳动往往以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官僚现代化为名进行辩护。勒巴伦和菲利普斯认为，对国家在强制劳动实践中作用的分析仍然是文献中的薄弱环节。国家往往只是“潜伏在背景中”，因为它们“主要被视为应对强迫劳动的工具，而不是作为在形成导致强迫劳动的条件中发挥因果作用的行动者”。学术界对资本主义与非自由劳动之间关系的关注，导致“国家和国家行为者”作为此类非自由状态的直接肇事者被“某种程度上的隐形化”了。勒巴伦和菲利普斯的框架探讨了国家如何促进增加对各种非自由劳动形式脆弱性的条件。这是将国家在强制劳动中的作用概念化的重要第一步。然而，理解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的情况需要更具体的框架来概念化系统性的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因为这些地方直接启动了全政府和全社会的方针，将大量公民赶入强制劳动中。相反，对国家主导的监狱劳动制度的研究，如苏联古拉格或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劳改”（“通过劳动进行改造”）制度，同样不适合分析那些并非发生在监狱或拘留环境中的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尽管在新疆，再教育营的拘留威胁依然笼罩）。在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棉花采摘的强制劳动动员都发生在拘留环境之外，尽管新疆目前仍在运营一些棉花生产的“劳改”监狱农场（这与再教育营不同）。在这两个地方，强制力主要基于整体的强制劳动招募环境。这种发生在威权政府下广泛强制环境中的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在现代奴隶制文献中是一个相对被忽视的话题，而对这种形式的强制劳动的概念分析则更为稀缺（例如，麦奎尔和拉瑟是一个例外）。在新疆，劳动力强制在2016年后加速，其背景是一场大规模拘留运动和其他旨在强制同化和重塑少数民族（非汉族）社区的高度压迫性政策。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背景下，麦奎尔和拉瑟恰如其分地将由此产生的强制环境描述为“结构性强制同意”，定义为“缺乏积极决定参与或不参与棉花产业的自由”。“结构性强制同意”植根于并实施于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受国家激励的关键社区机构内部。国际劳工组织对强制劳动的概念化受到批评，认为其处理该问题时“脱离了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过于二元化的强制劳动概念忽视了强制力如何通过“多种——或许是连续的——非自由形式和程度”构成。此处一个有用的框架是希基和杜托伊特提出的“不利纳入”概念，即利用穷人的脆弱性和短期需求来建立剥削性的劳动关系。不利纳入可能满足了工人的即时物质需求，但却使结构性贫困永久化；它可能被包装为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是在非自由的环境下做出的。在文献中，非自由劳动也曾在企业层面进行分析，并被定性为一种剥削性的公司管理技术。虽然参与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公司经常使用此类技术，但我认为，通过分析设计“结构性强制同意”的国家动员工作，最能理解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独特动态。这种框架也促进了对被政府强制劳动计划收编和激励的公司中强制动态的情境化理解。此外，新疆的强制劳动政策记录相对详尽，而由于无法进行实地考察，关于2010年代末新疆棉田中维吾尔族工人状况的民族志证据几乎为零。本研究将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两个依赖（或曾经依赖）大规模强制动员的棉花生产中心进行比较。（土库曼斯坦等类似背景的地区规模较小且记录较少。）研究认为，新疆正在进行的和乌兹别克斯坦先前的强制劳动动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可比性，两者都基于中央集权的威权国家机器，通过保留了各自社会主义时代显著特征的治理机制，部署强制性的基层动员技术。然而，乌兹别克斯坦的强制劳动实践主要受经济考量驱动，而新疆的劳动力动员计划则主要追求政治目标。在新疆，整体的压迫环境以及因拒绝服从国家工作要求而面临制裁的威胁，都比乌兹别克斯坦严重得多。维吾尔族对国家政策和民族歧视的抵制被定性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并归咎于所谓的宗教“极端主义”。新疆实时识别和惩罚异常行为以创造结构性强制同意的能力远高于乌兹别克斯坦。在大规模拘留之前，政府建立了一个人均警察比例居世界前列的安全国家。新疆广泛的监控和预测性警务系统旨在不仅发现而且预防异常行为，追求“没有任何缝隙、盲点或空白”的全面覆盖。通过其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IJOP），新疆的监控机制生成自动化的实时“推送通知”，触发警察调查，往往导致拘留。基于过去的行动、社会互动和当前的行为模式，维吾尔人很容易被内部评级系统贴上“不可信”的标签，该系统通过关联和民族特征进行定罪。21世纪初，新疆在强制性扶贫计划的背景下首次引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计划。从2017年起，该地区大幅增加了转移的范围和强制性，特别针对维吾尔族进行棉花采摘。下文提出的新证据表明：（a）2019年该政策进一步强化，甚至强迫年长的维吾尔人采摘棉花，否则将面临“反复……思想教育”；（b）2021/2022年国家动员策略持续强迫维吾尔人采摘棉花；以及（c）机械化采摘并不一定会减少强制，因为机械化往往意味着维吾尔族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并被转移到其他行业从事劳动。新疆的劳动力转移计划具有其自身的强制机制，这些机制与全社会的监控和预测性警务系统协同运作。劳动力转移是减少非汉族人口集中的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自2018年以来，该地区还强制将教培中心被拘留者安置到受到严密监控的工厂工作中。
研究方法
本文建立在最早证明新疆棉花收获中存在强迫劳动的研究基础之上，该研究涵盖了近期压制性政策实施以来的情况。在概念上，本文遵循作者于2019年首次提出的关于新疆两种强制劳动系统的区分，该区分随后被联合国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研究人员（例如Lehr和Bechrakis 以及Murphy等人 ）所采用。即：(a)针对教培中心被拘留者的强迫劳动分配；以及(b)通过劳动力转移（即“转移就业脱贫”）实现的扶贫，这一计划在许多中国地区以大致相似但通常强制性低得多的形式存在。本文采用这种方法来比较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非监狱式国家资助的强制劳动系统，重点关注新疆这一记录较少且更为紧迫的当代背景。维吾尔族人被转移去采摘棉花是通过季节性劳动力转移进行的，而非与教培中心挂钩的劳动，而随后的棉花加工则涉及这两种系统（此外还有数量未知但可能较少的监狱劳动）。2017年之前，新疆的大多数棉花采摘者是来自其他省份的汉族移民。鉴于新疆在全球纺织品和服装生产中所占份额相对较小，但全球原棉产量却超过20%，因此棉花生产中劳动力强制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劳动力转移政策，而非拘留营（劳动力转移就业也可能在纺织和服装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因此，那些将新疆近期棉花生产中的强制行为主要与教培中心或监狱联系起来，而不提及劳动力转移强制行为背后的基础政策框架的报告具有误导性（例如，）。在2017年和2018年，我开发了一种调查性政策分析方法，以阐明隐蔽的国家政策。我利用这种方法首先记录了大规模拘留运动，方法是：(a)确定关键术语的起源和用法；(b)基于不同行政级别（从自治区到县乡）的三角互证文献证据，确定相关政策框架的发展。在确立了基本的概念基石后，研究随后通过将各种相关来源（国家报告、预算、采购招标、宣传报道）与证人陈述进行三角互证分析，评估了政策的实施情况。我在2019年中期调整了这一方法论方法用于对新疆强迫劳动计划进行最早的研究，1 并随后将其扩展为包含评估劳动力转移中强制性的六阶段框架。在这一方法论、概念和实证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采用了我最近的方法，即通过权威的宏观层面规划文件（包括“五年计划”）的视角来审视该地区强迫劳动计划的演变。此处分析的材料还包括中央政府领导人的关键政治要求，这些要求包含在所谓的“新疆文件”中，即泄露给维吾尔法庭的内部国家文件。本文还讨论了来自内部政府文件的重要新证据，这些文件包含在“新疆QQ文件”中，我从腾讯QQ网络内未受保护的本地政府文档缓存中获取了这些文件；以及“新疆公安文件”，这是由第三方匿名人士通过入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计算机获取的。总体而言，该分析对跨行政级别的不同类型文献来源进行了三角互证，以分析支撑新疆棉花生产的强制性动态，包括国家规划和政策文件、实施报告、当地媒体和宣传报道以及中国学术研究。这种多层次的政策分析得益于“政治约束性标准用语”（提法），这些用语将不同行政级别和政策周期各阶段（从审议到实施）的政策连接起来。虽然本文通过评估高层政策指令及其地方实施这两个维度来考察两者之间的一致性，但在新疆的具体背景下，这种差异往往比中国其他地区更小，这是一种被称为“危机模式”的治理现象，在政治敏感的背景下很常见。本文首先追溯了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棉花采摘中强制劳动的演变。其次，它展示了新疆的棉花采摘劳动力转移是如何从2017年开始变得更具强制性的。第三，它展示了尽管近期机械化采摘有所增加，但人工采摘的劳动力转移是如何持续存在的。第四，它总结了支撑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的关键要素，并为这种劳动提出了一种除国际劳工组织指标（主要旨在衡量基于公司的而非国家强加的强迫劳动）之外的替代评估框架。
1990年代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的棉花生产
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苏联统治下的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棉花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10万多名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这些人被苏联从家园强行迁往监狱劳改营。从1950年代开始，妇女和儿童尤其被迫参与棉花采摘，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成本低廉。乌兹别克斯坦生产了苏联全部棉花的60%以上
1. 所引用的2019年12月期刊文章的预印本已于2019年7月发表。迅速增长的农村人口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使得在一个实际上抑制现代化的腐败系统中，机械化变得缺乏吸引力。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后苏联转型带来的系统性压力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压力，导致机械化率下降，廉价强制劳动的使用增加。2000年，估计有140万名或22.6%的5至14岁乌兹别克儿童被迫参与棉花采摘。国际劳工组织对2014年和2015年收获期间18至50岁的成年采摘者进行的分析发现，该年龄段中有21%至24%（300万人）参与了这项工作，其中近四分之三是农村妇女。自2012年以来，强制的重点已从强迫童工转向强迫成年劳工，但该系统背后的总体动机保持不变，因为棉花生产的利润充实了腐败的政治精英。
2。至于新疆，在1990年代初，在这一战略边疆地区通过定居者殖民主义巩固国家控制的数十年努力背景下，中国政府大规模扩大了对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其他投资，将其变成了中国主要的棉花产区。199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宣布，南疆维吾尔族聚居区将成为“全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新疆的经济发展和棉花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北京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的投资，该实体成立于1954年，是一个军事农业殖民地，促进了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运营着一个庞大的监狱和劳改营网络，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吸收了来自中国东部的数万名囚犯。在1990年代中期的高峰期，估计新疆2.4%的棉花产量来自劳改劳动。Seymour和Anderson 认为，1994年后，囚犯人数的减少本应降低劳改劳动在新疆农业生产中的份额（第105页）。从1994年开始，该地区开始每年动员超过一百万名三年级以上的在校学生参与棉花收获，以解决“当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阿克苏地区的一名维吾尔族知情者Meriyem Sultan （她在1998年至2004年期间，即初中和高中阶段采摘过棉花）报告称，他们被分配了每日配额。有时，他们被派往塔里木劳改农场经营的田地，在警察看守的囚犯旁边工作。当她和其他学生没有完成配额时，会遭到殴打。她亲眼目睹了一名同学在前往棉田的通风不良且拥挤的巴士上，因已知的某种心脏病（这并没有使他免于采摘棉花）发作而倒下死亡。从2006年开始，小学生（但不是中学生）被免除了棉花采摘任务。2001年至2021年间，新疆在中国棉花产量中的份额从27.4%增长到89.5%，并在2021年占全球棉花供应量的20%左右。
2020年之前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收获中的强制劳动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规定的棉花生产配额制度构成了其强制劳动系统的主要驱动力。在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于2020年启动改革并废除该制度后不久，该国的强迫劳动问题有所缓解。在此之前，国家控制着棉花生产的方方面面，并由其压制性机构予以强化。该系统在苏联统治时期建立，并在独立后由卡里莫夫总统延续。卡里莫夫的渐进式后社会主义改革旨在保持国家对棉花生产的控制，有意保留了苏联时期计划经济的关键要素，同时额外利用新建立的地方机构（农民协会）来强制小农户执行政府的作物生产计划。国家生产配额被下达给地区官员，他们反过来向从属实体施压，要求招募相应数量的采摘者。Bilal Bhat 谈到了“一种更广泛的动员层级，其中收获的国家目标被分解为配额，然后在国家行政的每一级强制执行，一直到田间（采摘者）的个人配额”（第80页）。这是通过所谓的“霍基姆”（hokims）进行的，他们是地方行政当局的首脑，大致相当于地方长官。中央政府文件要求在地区和区级“霍基姆”行政机构下建立“棉花指挥单位”。知情者回忆起夜间会议，会上“霍基姆”在配额未完成时对所在地区的机构发出威胁。“霍基姆”反过来利用“马哈拉”（mahallas，居民社区协会）的领导人来招募指定的工人数量。“马哈拉”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因为它们控制着社会福利的发放并实施社会控制，包括通过辅助执法职能。“霍基姆”还强迫公共组织派遣采摘者，该系统进一步依赖于由国家支付报酬的采摘队队长和私人职业介绍所。那些负责动员的人往往直接控制着他们所招募人员的就业或经济福祉，在就业率高的情况下，害怕失去工作是服从的常见原因。在日常工作中监督人们的同一批官员往往会在田间招募和监控他们。不出所料，调查发现“招募方式……与各种形式的劳动剥削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马哈拉”的任务是动员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并组建由官员和公共部门雇员组成的团队，“编制失业人员名单，挨家挨户招募人们去采摘棉花”。团队对那些未能参加的人进行每日访问。负责发放社会福利的地方领导人受到压力，要求招募采摘者，并建立拒绝者的黑名单，禁止他们获得国家福利或服务。采摘者被分配了大量的每日配额，每天工作12到13个小时，没有周末休息，报酬微薄，如果未达到配额，还会面临暴力威胁、言语辱骂和罚款。由于主要目标不是充分就业而是完成收获，公民可以付费雇人代采。乌兹别克的招募系统营造了一种强制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潜在的后果威胁往往足以强制执行合规。一位当地企业主评论说，即使没有公开的威胁，企业也会遵守国家派遣工人到田间的请求：“如果我们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政府实体）肯定会给我们制造麻烦。税务检查会来，发现一些不当行为或违规行为”。2014年，只有约15%的被要求采摘棉花的人拒绝，即使在2019年，当废除强制行为取得重大进展时，仍有48.3%的受访者对“你能拒绝采摘棉花吗？”这一问题回答“不”。2014年国际劳工组织调查中大多数拒绝者已经是失业者，因此无法因失去工作而受到惩罚。一位接受采访的“马哈拉”招募员承认，她告诉采摘者“工作是自愿的”，然而，“拒绝不是一个选项”。“马哈拉”招募员有时会有警察陪同，警察也经常监督采摘者前往田地的交通。正如外部观察员所指出的，“对于一个对执法部门有着深刻且根深蒂固恐惧的群体来说，执法部门的存在强化了棉花采摘是强制性的这一信息”。在2009年开始对乌兹别克棉花进行为期13年的国际抵制后，国家对独立监督员的骚扰和系统性强制行为一直存在，直到2021年才逐渐消除。
2000年代新疆的劳动力供给策略
1990年至2007年间，在东部地区强劲经济增长的推动下，以及江泽民提出的“西部大开发”这一国家主导的大规模运动影响下，新疆棉花种植面积翻了两番，从42万公顷增加到166万公顷。到2008年，该地区每年需要超过100万名采棉工。尽管农村存在就业不足，但为这项艰苦且报酬相对较低的工作寻找劳动力始终是一个难题。20世纪90年代末，尽管吸引了来自其他省份的20万名采棉工，但仍有部分作物无法及时采摘。因此，国家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从2003年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尤其推行了一种主动、大规模的“有组织”招募和转移中国外来采棉工的模式，通过专列进行运输，并与各省当地国家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劳务合作关系”。这些采棉工是在通过其他个人或私人渠道抵达新疆的采棉工之外的补充。2008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拥有68.6万名采棉工，其中22.8万名来自新疆，45.8万名（约占三分之二）来自其他省份。从21世纪初开始，新疆开始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在经典的二元经济结构或刘易斯-拉尼斯-费经济发展模型中，剩余劳动力被定义为“可以在不减少农业产出的情况下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20世纪80年代去集体化之后，中国陷入低生产率农业的贫困农村人口，通过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自行转移到了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然而，在包括新疆在内的西部地区，民族歧视、语言障碍以及社区、土地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非汉族人口不愿离开土地，特别是进入与汉族存在经济依附关系的劳动关系中。2003年，在农村民族人口持续高增长的背景下，新疆动员了13万名当地农民参与采棉。然而，汉族外来务工人员仍占主导地位。到2016年，当地人（主要来自南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0万名采棉工中仅占10万人。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以及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后出现的社会不稳定和强力维稳措施（这些措施显著影响了维吾尔族向非维吾尔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动员维吾尔族参与采棉可能已不再是首要关注点。
2014年，北京的中央领导层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策重点从经济发展转向去极端化和维护稳定。2014年至2019年间，特别是与2017年大规模拘禁运动同时期，创造就业成为一项主要的政治优先事项，其执行力度也日益具有强制性。在内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量失业人员容易“滋事”，而企业就业“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使各民族“潜移默化地学习中国文化”，从而帮助他们“抵御宗教极端思想”。在同一场合，时任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俞正声指出，为纺织服装业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和要求，旨在带动至少一百万人就业。此事对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到2017年，这些论点已深刻影响了政策重点。继习近平之后，喀什地委书记李宁平告诫官员，脱贫攻坚与反恐维稳紧密相连：超过90%的非法宗教活动发生在农村，超过90%的暴力恐怖分子生活在农村……农村地区之所以占如此大的比例，与贫困密不可分……有些人长期无事可做，没有工作，游手好闲，无事生非。他们很容易被“三股势力”煽动和诱惑而走上邪路……如果我们做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引导各族群众过上现代文明生活，这将是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有力抵御……因此……做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不仅是民生问题，也是稳定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2017年12月，在新疆经营着全球最大纺织厂的华孚公司展示了600名身着迷彩服的维吾尔族转移劳动力正在接受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的照片，并指出：由于信息闭塞、缺乏勇气、害怕外出，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闲置在家，增加了家庭负担，也给公共安全带来了隐患。
新疆2016年2月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打赢脱贫攻坚战”决策部署的意见，明确要求利用“访惠聚”驻村工作队（官员挨家挨户走访）来实施“精准扶贫”工作，并警告称，在实现脱贫目标之前，工作队不会撤出村庄。脱贫攻坚战将涉及“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而“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通过增加工业生产和劳动力转移，将有174万人实现脱贫。中国学术研究发现，即使在提供充足经济报酬和免费住房的情况下，仍有大量维吾尔族人抵制此类转移。学者和官员将这种不愿参与归因于“思想封闭”和宗教“极端主义”，认为劳动力转移可以“打破南疆固化的社会结构”。该地区2016年6月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的专项行动方案》规定了劳动力转移的综合方法，包括在农业“农闲时期”由国家主导转移至采棉等季节性工作中。2016年9月，新疆发布了关于季节性务工人员（包括采棉工）国家管理的通知，作为实施2016年6月专项行动方案的一部分。该通知规定了与公安机关合作对这些工人进行严密监管和强化思想灌输的过程，包括“思想教育”。各县被要求主动询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棉花种植区的劳动力需求，然后动员所需工人。2016年12月，新疆宣布计划加强南北疆就业合作机制，扩大政府组织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包括季节性工作。这显著加速了南疆维吾尔族劳动力向北疆兵团棉田的转移。新疆2017年5月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指出，贫困人口的“劳动就业意愿和能力不足”，并五次重复当地人的“内生动力”不足，必须加以“激发”。该规划特别强调了季节性劳动力转移在实现国家脱贫目标中的作用。2017年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甚至正式废除了长期存在的农业和公共工程强制无偿劳动制度“哈什尔”（hashar），其明确目的是促进维吾尔族更深入地参与劳动力转移。2017年初，国家还开始系统性地用转移来的非汉族劳动力取代汉族外来采棉工。2016年9月的通知规定，“在同等条件下”，兵团招募季节性劳动力应“优先使用新疆当地农民和牧民”。一份关于喀什岳普湖县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报告称，通过劳动力转移，当地维吾尔族人“根深蒂固的懒惰思想”得到了克服。报告引用一位汉族棉农的话说，由于工作队从2017年开始实施转移，他“不再使用外地（外来）采棉工”。2016年，新疆本地采棉工仅占兵团棉田所有采棉工的三分之一（约10万人）。汉族外来务工人员也构成了南疆采棉工的大多数，因为汉族棉农从他们东部的家乡招募工人。相比之下，到2018年，喀什地区的采棉工中只有2.5%是外来务工人员，而21.09万人（即84.4%）来自本地区，其他维吾尔族聚居区也报告了类似的趋势。那一年，仅阿克苏和和田地区就向兵团输送了21万名采棉工。2016年至2020年间，新疆年均转移劳动力287万人。季节性转移发挥了主导作用。2017年至2020年中期，南疆和田地区所有转移劳动力中，约有一半集中在采棉等季节性劳动。2017年至2018年间，和田地区墨玉县将劳动力转移采棉工人数从4.06万增加到5.4万，动员了其18至59岁人口的15.7%前往其他地区采棉。据估计，2018年新疆动员了至少57万名来自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剩余劳动力参与采棉。用于采棉的强制性季节性劳动力转移与新疆的“通过劳动力转移进行脱贫”的强制性计划有关，但与所谓“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国家对再教育营的委婉说法）前被拘留者的强制工作安置无关。虽然这两个系统截然不同，且在不同的政策和行政体系下运作，但拒绝参与脱贫或就业政策的维吾尔族人可能面临拘禁。2014年，该地区发布了一份包含75种“宗教极端主义表现”的清单，其中之一是“拒绝接受政府管理”，这是一个广泛的表述，可以涵盖脱贫和就业措施。拘禁的威胁并没有改变新疆强制劳动系统之间的概念区别。通过劳动力转移进行的脱贫本身就产生了强制压力，独立于营地之外。然而，这种潜在的威胁显著增强了此类压力。
来自莎车县阿斯兰巴格乡脱贫攻坚工作组此前未公开的内部政府文件显示，国家强迫维吾尔族参与脱贫措施（包括劳动力转移和季节性劳动）的努力在2018年后有所加强。莎车县2019年1月的整改工作通知要求提高脱贫攻坚工作的“政治地位”，严厉警告干部若未达到规定目标将面临“严重”后果。在其旨在压制任何政策反对意见的秘密五年计划中（该计划始于2017年，结束于2021年），2019年是新疆应实现“基本常态化”的一年。莎车县2019年7月关于“脱贫攻坚近期重点工作”的文件警告官员要“防止干部和群众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文件规定，“懒汉、酒鬼及其他内生动力不足的人员”需要接受“反复……思想教育”。如果这未能产生“明显效果”，他们将“按照文件”处理（其确切含义尚不明确，但上下文暗示了强制措施）。60岁以上的人员和学生被要求采摘棉花、蔬菜、西红柿和辣椒等作物。脱贫就业办公室需列出那些“尚未实现稳定就业（因此）必须（从事）季节性劳动”的人员名单，并将他们纳入集中、有组织的季节性劳动（如采棉）转移中。国家将组织幼儿集中托管，以“防止出现这类人员既无稳定就业，又无法获得季节性劳动收入的问题”。到2019年底，莎车县正在编制“懒汉”、“酒鬼”和“内生动力不足”人员名单。一份名单将年仅77岁的人标记为“懒汉”，在五名被列出“懒惰”解决方案的个人中，有两人被送往另一个县采棉。
新疆棉花采摘的劳动力转移：地方实施情况
与乌兹别克斯坦类似，新疆棉花采摘中的强制压力主要存在于招募阶段。驻村工作队挨家挨户收集每户家庭的就业状况信息，并强迫村民参与劳动力转移：
曾经阻碍当地劳动力进入棉花采摘市场的因素已不复存在。这得益于新疆各级政府在转移剩余劳动力工作上的持续推进。特别是自2014年以来，新疆连续五年共派出35万名干部下沉基层，帮助群众摆脱贫困与苦难。
在喀什地区伽师县的一个村庄，当国家发现维吾尔族人“不愿外出务工”时，官员们第二次进入每家每户，开展“思想教育工作”，直到动员了60人去采摘棉花。2018年9月，一支驻村工作队在和田地区墨玉县的一个村庄（总劳动力为983人）动员了345名村民去邻近的喀什地区采摘棉花，该村此前在劳动力转移方面的参与度极低。三名村干部对他们进行了监督。阿克苏地区拜城县2018年9月的一份记录描述了驻村工作队如何将维吾尔族村民艾尔艾力·哈基姆从“严重”的思想问题中“解放”出来。得益于“思想转化工作”，他随后响应政府号召去采摘棉花：
过去，我“等、靠、要”的懒惰思想很严重。我只知道向党和政府索取。现在，我终于明白，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汗水赚取报酬。未来，在党和政府政策的支持下……我会赚更多的钱，让家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招募行动的特点是组织严密的转移和密切的监督。喀什地区2017年的一份记录指出，采棉工由官员陪同，且“工作队干部和派出所警卫定期探访他们”。阿克苏地区2020年的一份报告称，采棉工以“点对点转移”的方式被送往工作目的地，干部必须全程陪同：
充分发挥一线“指导员”、“安全员”和“服务员”的作用。除特殊情况外，这些人必须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在采棉期间积极开展思想教育……并协助解决工资或意外伤害相关问题。
这些记录还表明，新疆的新就业政策可以带来物质利益。中央政府的援助及相关政策旨在保护劳动者免受雇主剥削，改善工作条件和安全标准，提高他们的权利意识，并推广社会福利覆盖。鉴于棉花采摘这一经济部门在历史上一直与剥削联系在一起，这些好处不应被轻易忽视，它们表明习近平提出的消除绝对收入贫困的标志性目标构成了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通过这些国家计划招募的采棉工受到随行干部和工作队的监控。例如，2019年末，一支喀什执法工作队探访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辖区采摘棉花的150名维吾尔族人。他们评估了采棉工的“思想状态”并告诫他们：“希望你们发扬吃苦耐劳、勤奋工作的精神，按计划完成采棉任务。”此类记录表明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情况存在显著相似之处。在两个地区，采棉工都是（或曾经是）通过广泛的基层动员被强制组织的。其结果是强制劳动在社会层面的常态化。当麦尔耶姆·苏尔坦（2021）后来在北京上大学时，她真诚地以为自己必须履行强制劳动任务：
当我问导师我们是否需要进行任何强制劳动时，大家都哄堂大笑。我感到非常欣慰，终于来到了一所可以专注于学业而无需担心强制劳动的机构。
超越采摘：新疆棉花价值链中两种形式的强制劳动
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后者主要生产原棉，而新疆在2014年后的国家政策推动下，棉花价值链向纱线、纺织品和服装生产进行了大规模扩张。2014年7月，北京宣布了到2023年将至少100万名工人安置到纺织和服装行业就业的目标，其中65万人来自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南部地区。虽然目前关于新疆棉花生产中劳改劳动力规模的证据有限，但仍有多个监狱农场参与其中。库车县芳草湖监狱农场的轧花厂在2016年6月仍在运营。与沙雅县监狱农场相关联的沙雅县塔里木润成监狱轧花厂在2017年9月仍在运营。来自莎车县的维吾尔族人阿卜杜哈米特·巴拉特表示，在不同监狱服刑的18年间（1995年至2013年），他一直被迫生产各种类型的服装，包括手套、毛衣和制服，每天工作15至16小时。
大规模的强制采棉仅与“劳动力转移扶贫”相关。然而，随后的纱线、纺织品和服装生产也涉及大规模雇佣被“释放”到国家指定工作岗位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学员。2018年初，多个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地区获得了将学员转移到劳动密集型纺织和服装生产的优惠国家政策，通过每名受训学员1800元人民币的补贴吸引了中国东部企业；那一年，仅喀什地区就计划雇佣10万名营地学员，其中7万人进入纺织和服装工厂。新疆纺织业也对来自劳动力转移系统的少数民族工人采取了强制管理措施。例如，莎车县的雄鹰纺织公司利用“半军事化管理”雇佣贫困和剩余劳动力。汉族工厂老板表示，这些工人最初“缺乏劳动热情”，且持有“等、靠、要”的心态。然而，经过一年的“潜移默化”，他们“明白了应该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此处“潜移默化”一词与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使用的词汇相同，他当时主张企业就业能使少数民族“潜移默化地学习中国文化”。此类公司在实施国家的灌输和强制同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疆的机械化采摘与持续的劳动力转移
在过去十年中，国家大力推广机械化，特别是在北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区，由于农场规模更大、田块更连片，这些地区比南部更适合机械化采摘。2019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区棉花种植机械化率达到82.9%，而整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这一比例仅为30.2%（254万公顷中的77万公顷）。在2020年12月首次公布新疆棉花采摘中存在系统性强迫劳动的证据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称“2020年新疆棉花机械采摘率已达70%”。然而，这一说法背后的数据仅涉及新疆棉花种植总面积的64.5%。2021年12月6日，政府随后声称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机械化率为80%，但未提供机械化与人工采摘棉花区域的具体面积，也未披露南疆低得多的机械化率。不到六周后，即2022年1月14日，北京突然声称机械化率“超过85%”，但未提供任何依据。相比之下，2020年10月在2020年12月披露之前发布的一份政府报告显示，南疆的机械化率仅为34.7%，并指出“大型机械设备作业条件差”且“土地破碎化程度高”，所有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了……的应用”。
农业机械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2020)。2019年，新疆45%的棉田位于这五个南部地州。
卫星图像分析显示，德国媒体在2022年春季使用收获速度的代理指标估计，该地区至少有36%的棉花仍是手工采摘（此方法可能低估了手工采摘的比例，因为零散的小地块比大片连片的地块更容易被忽略）(Dauben-berger & Guckelsberger, 2022)。然而，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地区，估计的手工采摘比例为96%。南疆的棉花品质尤为优良，不仅因为手工采摘的棉花被认为优于机器采摘的品种，还因为该地区种植了近四分之三的特别珍贵的长绒棉。5 中国的报道证实，截至2022年3月，长绒棉仍无法机械化收获，因为其长而柔软的纤维通过手工采摘能更好地保存（新浪新闻, 2022）。尽管机械化率不断提高，新疆棉花生产的扩张速度仍然需要大量的采摘工人。在过去二十年里，该地区播种棉花面积在机械化程度最低的新疆南部地区增长最快，从2000年至2020年nearly tripling from 574,200 to 1,605,900 hectares（刘等人, 2021）。在兵团控制的农田中，棉田总面积也从2010年的498,000公顷增加到2021年的870,000公顷。事实上，在2018年，阿克苏和和田两地就向兵团地区输送了210,000名季节性农村剩余劳动力——尽管当年兵团的机械化率为80.4%——这可能与这种快速增长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18；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019）。尽管北京方面声称，新疆在2021-22年期间继续转移少数民族剩余劳动力进行棉花采摘。2021年10月，喀什地区夸耀“全地区各县、乡、村在动员采棉工方面做得很好，相关部门也组织了乡、村的群众为大棉农工作……解决了大棉农的‘燃眉之急’” (搜狐, 2021)。喀什的博斯腾县利用专门的大规模动员方法，动员了6,000名采摘工人。这些并非孤立的案例。新疆的《“十四五”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划》（2021-2025年）要求兵团与其他地区加强合作，以“扩大”季节性（与收获相关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 2021）。2022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重点媒体《天山网》上的一篇文章，讨论了新疆的就业项目和劳动力转移，证实了南疆棉花、番茄等种植园的“巨大规模”继续“提供了丰富的短期就业途径”（天山网, 2022）。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并不一定能降低强迫劳动的风险。为了推广机械化，国家大力推行土地流转计划，当地农民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大规模运营商，以换取租金
4. 根据新疆统计局（2020年，表12-20）计算。南疆包括和田、阿克苏、克孜勒苏、喀什和巴音郭楞。5. 根据新疆统计局（2020年，表12-20）计算。
被剥夺土地的维吾尔族农民随后经常被强制转移到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工作。新疆主要国家媒体将土地流转描述为减少土地碎片化和推广机械化棉花种植的关键措施（新华社, 2018）。到2019年，阿克苏的乌什县计划将66,667公顷土地从小型持有者转让给国有合作社、兵团农场和大公司，以“全面实施机械化采棉”，同时“让农民摆脱土地”（通过劳动力转移）（中国棉花网, 2018）。到2021年，尉犁县已将26,667公顷土地从农民转让给丽华棉业公司，以推广“现代化、机械化”的棉花生产，大幅提高了机械化收获（朱, 2021）。虽然使用权转让理论上可以撤销，但新疆的政策背景清楚地表明，转让是建立大规模现代化和机械化农业以及永久将小农转变为产业工人的长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Zenz, 2021a）。那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转移劳动力，常常成为新疆纺织和服装行业的廉价劳动力。
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比较
2012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了一套衡量强迫劳动的11项指标，包括利用弱点、限制行动自由、孤立、恐吓、恶劣工作条件、暴力、债务束缚和扣发工资（国际劳工组织, 2012）。这些指标旨在衡量个体公司或经济部门的强迫劳动。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合评估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的基本机制，尤其是在新疆，那里的国家强制动员目标主要是政治性的。其中一些与经济剥削相关的指标适用于乌兹别克斯坦以营利为目的的棉花收获。然而，广泛的工人剥削将与北京方面旨在实现长期社会稳定和实现习近平消除绝对贫困的标志性目标相悖。因此，新疆至少名义上寻求改善工作条件，并且对于劳动力转移，它优先考虑政治目标而非经济剥削（被释放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学员的工作条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剥削廉价的维吾尔族劳动力，因为采摘工人的报酬很低，而他们的工作却极其艰辛。然而，劳动力剥削不是新疆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目标，而极其恶劣的工作条件与国家针对少数民族的就业政策的长期目标相悖。与其依赖静态和脱离背景的国际劳工组织指标，不如将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的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视为一个系统性和情境化的过程来理解和衡量。基于对新疆劳动力转移的审查，我之前开发了一个六阶段框架来评估劳动力转移中的胁迫（Zenz, 2021a）。下面，除了比较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之外，还为每个阶段展示了一套新的指标，这些指标专门用于评估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的风险（表1）。
系统性识别国家规定的人口的生计并配合国家代表国家行事的机构。潜在适用的国际劳工组织指标：不适用就业运动。阶段乌兹别克斯坦新疆总体风险指标级机构。表 1. 通过六个阶段识别系统性强迫诱导的思想环境，要求目标群体自行摆脱（或找到替代方案）。上门运动，涉及强烈的心理压力实现北京的扶贫目标，并转变剩余劳动力与植棉区共同识别季节性劳动力以完成强制性劳动力转移配额，基于数据库和侵入式上门招聘包括可能被拘禁。在国家生产任务的支持下并分配劳动力需求并计划劳动力动员。地区使用（“思想教育”）以及潜在或公开的威胁，族裔社群。
指标表明，国际劳工组织的指标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评估在初期劳动力识别、招募、培训和转移阶段（这些是评估与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相关风险的最相关阶段）中的强迫行为。总体而言，两个地区的强制机制具有可比性，尽管新疆的环境要压抑得多。在两种情况下，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在五个关键方面十分相似：
1. 拥有强大官僚机构的集权威权国家；
2. 驾驭经济政策并激励或征用相关的经济参与者（包括国有和私营企业）；
3. 在目标人群中营造强制性的社会环境；
4. 连同大量基层的М人力资源和机构共同利用这一环境，以
5. 在基层产生动员压力。
在这两个地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残余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程度不尽相同。乌兹别克斯坦依赖于持续的中央集权计划配额制度。新疆自上而下的国家规划也以重要且复杂的方式塑造了经济，影响农作物种植优先事项，根据政治目标征用国有企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体，并引导季节性工人流动（用维吾尔族采棉工取代汉族采棉工）。然而，新疆当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系统性地激励私营部门进一步贯彻国家政策，特别是自 2010 年代以来。强大的人口发展主义国家利用上述五种方法实施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其实施的便利程度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相上下。这两个系统之间的核心区别之一在于其最终目标。在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直接使精英阶层在经济上受益。北京在新疆的政策侧重于族群识别，并被框定为国家的一个紧迫的国家安全问题，该国将维吾尔族人描绘为一种“生物威胁”。与传统的农村生计相比，中国受监控的工厂环境使国家能够对工人实施更强的控制，削弱了传统的社区结构，并限制了本土文化的代际传递。
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都部署（或曾部署）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系统，通过高度集中的强制性国家机器，利用大量基层人力资源来强行招募和留住采棉工。最初，两地都严重依赖童工，随后转向强制性成年劳动力，而当时正值集体化和计划经济的过去时代，就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强制指派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强迫劳动力动员是通过国家对经济政策的主导地位、国家征用或激励相关经济参与者的能力，以及在社会主义时期创建并由后继领导人维持或演变的广泛动员基层机构来运作（或曾运作）的。尽管新疆的压迫程度要严重得多，但两个地区都严重依赖（或曾依赖）中央集权的威权系统来营造惩罚不服从行为的强制性环境。在新疆，这包括关押的威胁以及通过预防性警务自动化系统对异常行为的侦测。由于缺乏法律救济，公民“选择”顺从，而不是在这个让他们无能为力系统中面临潜在的后果。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强制同意”环境对于局外人来说未必能立即察觉，并且可能很难通过诸如国际劳工组织强迫劳动指标框架等常规手段来评估，该框架本来就不是为了评估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而设计的。通过检查单个工人（特别是在新疆这样无法自由发言的高度压迫环境）或甚至单个工作场所，并不容易察觉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这些可能只需要与非强制性工作场所相当的安全和监控水平，因为强制压力在最初招募时最强，而且社会背景排除了自由流动。结构性强制环境最恰当的概念化是一系列“不自由的形式和程度”的“连续统一体”，其中自愿与非自愿之间清晰的界限不再适用。在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系统利用结构性边缘化进行经济剥削。新疆的系统至少名义上旨在增加收入，以便国家宣布民族地区摆脱贫困。鉴于中国极低的绝对贫困线，即使是采棉的微薄报酬也足以将少数民族采棉工推过这条线。然而，国家的长远目标是将人们从传统的生计和社区转移到受国家控制的“现代”工作、思想改造和社会控制环境中。全球制裁针对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的经济逻辑，并最终导致了系统性变革，这也是由于该国对吸引更多外国投资有着强烈的需求。相比之下，北京的经济实力、在新疆的长期政治目标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意味着向采棉及相关产业的强迫劳动力转移可能会长期持续下去。使用新疆棉花的中国公司通过混淆供应链来规避西方制裁。虽然制裁对于避免消费者沦为暴行的帮凶是必要的，但习近平将国内安全置于经济增长之上的优先考量，以及颁布惩罚遵守制裁的公司的反制裁法，使得制裁的影响更加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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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乌兹别克斯坦棉花采摘中的强制劳动
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之比较分析
摘要 本研究追溯了中国西北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棉花采摘中系统性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演变。研究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近期的状况与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比较，后者在2021年之前一直实施棉花采摘强制劳动。这两个地区都通过中央集权的威权国家机器，部署人力资源密集型的基层动员工作，创造了结构性的强制劳动环境。文章发现，尽管这两个区域实体的强制劳动动态在许多方面具有可比性，但由此产生的劳动环境并不能轻易通过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强制劳动指标等静态标准衡量标准来捕捉。相反，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特征是普遍存在的、由国家诱导的系统性强制动态，这些动态深深植根于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乌兹别克斯坦的强制劳动实践主要受经济考量驱动，而新疆的劳动力转移计划虽然追求一定的经济目标，但其设计初衷主要是为了实现北京方面更广泛的民族政治目标。
1930年，国际劳工组织（ILO）通过了《强迫劳动公约》（29号），该公约旨在普遍打击强迫劳动行为，特别是为了应对20世纪20年代西方殖民地的强迫劳动问题。然而，出于对殖民统治的妥协，该公约对“作为正常公民义务一部分的任何工作或服务”创造了模糊的例外规定，包括“轻微的社区服务”。1957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第105号公约以填补未解决的漏洞，专门针对国家为推进政治目标而强加的强迫劳动，包括将强迫劳动用于经济发展、作为种族或宗教歧视的手段，或惩罚异见。这些条款旨在反击各国为与“发展型独裁”相关的强制劳动实践所找的借口，在这种体制下，强制劳动往往以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官僚现代化为名进行辩护。勒巴伦和菲利普斯认为，对国家在强制劳动实践中作用的分析仍然是文献中的薄弱环节。国家往往只是“潜伏在背景中”，因为它们“主要被视为应对强迫劳动的工具，而不是作为在形成导致强迫劳动的条件中发挥因果作用的行动者”。学术界对资本主义与非自由劳动之间关系的关注，导致“国家和国家行为者”作为此类非自由状态的直接肇事者被“某种程度上的隐形化”了。勒巴伦和菲利普斯的框架探讨了国家如何促进增加对各种非自由劳动形式脆弱性的条件。这是将国家在强制劳动中的作用概念化的重要第一步。然而，理解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的情况需要更具体的框架来概念化系统性的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因为这些地方直接启动了全政府和全社会的方针，将大量公民赶入强制劳动中。相反，对国家主导的监狱劳动制度的研究，如苏联古拉格或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劳改”（“通过劳动进行改造”）制度，同样不适合分析那些并非发生在监狱或拘留环境中的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尽管在新疆，再教育营的拘留威胁依然笼罩）。在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棉花采摘的强制劳动动员都发生在拘留环境之外，尽管新疆目前仍在运营一些棉花生产的“劳改”监狱农场（这与再教育营不同）。在这两个地方，强制力主要基于整体的强制劳动招募环境。这种发生在威权政府下广泛强制环境中的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在现代奴隶制文献中是一个相对被忽视的话题，而对这种形式的强制劳动的概念分析则更为稀缺（例如，麦奎尔和拉瑟是一个例外）。在新疆，劳动力强制在2016年后加速，其背景是一场大规模拘留运动和其他旨在强制同化和重塑少数民族（非汉族）社区的高度压迫性政策。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背景下，麦奎尔和拉瑟恰如其分地将由此产生的强制环境描述为“结构性强制同意”，定义为“缺乏积极决定参与或不参与棉花产业的自由”。“结构性强制同意”植根于并实施于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受国家激励的关键社区机构内部。国际劳工组织对强制劳动的概念化受到批评，认为其处理该问题时“脱离了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过于二元化的强制劳动概念忽视了强制力如何通过“多种——或许是连续的——非自由形式和程度”构成。此处一个有用的框架是希基和杜托伊特提出的“不利纳入”概念，即利用穷人的脆弱性和短期需求来建立剥削性的劳动关系。不利纳入可能满足了工人的即时物质需求，但却使结构性贫困永久化；它可能被包装为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是在非自由的环境下做出的。在文献中，非自由劳动也曾在企业层面进行分析，并被定性为一种剥削性的公司管理技术。虽然参与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公司经常使用此类技术，但我认为，通过分析设计“结构性强制同意”的国家动员工作，最能理解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独特动态。这种框架也促进了对被政府强制劳动计划收编和激励的公司中强制动态的情境化理解。此外，新疆的强制劳动政策记录相对详尽，而由于无法进行实地考察，关于2010年代末新疆棉田中维吾尔族工人状况的民族志证据几乎为零。本研究将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两个依赖（或曾经依赖）大规模强制动员的棉花生产中心进行比较。（土库曼斯坦等类似背景的地区规模较小且记录较少。）研究认为，新疆正在进行的和乌兹别克斯坦先前的强制劳动动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可比性，两者都基于中央集权的威权国家机器，通过保留了各自社会主义时代显著特征的治理机制，部署强制性的基层动员技术。然而，乌兹别克斯坦的强制劳动实践主要受经济考量驱动，而新疆的劳动力动员计划则主要追求政治目标。在新疆，整体的压迫环境以及因拒绝服从国家工作要求而面临制裁的威胁，都比乌兹别克斯坦严重得多。维吾尔族对国家政策和民族歧视的抵制被定性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并归咎于所谓的宗教“极端主义”。新疆实时识别和惩罚异常行为以创造结构性强制同意的能力远高于乌兹别克斯坦。在大规模拘留之前，政府建立了一个人均警察比例居世界前列的安全国家。新疆广泛的监控和预测性警务系统旨在不仅发现而且预防异常行为，追求“没有任何缝隙、盲点或空白”的全面覆盖。通过其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IJOP），新疆的监控机制生成自动化的实时“推送通知”，触发警察调查，往往导致拘留。基于过去的行动、社会互动和当前的行为模式，维吾尔人很容易被内部评级系统贴上“不可信”的标签，该系统通过关联和民族特征进行定罪。21世纪初，新疆在强制性扶贫计划的背景下首次引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计划。从2017年起，该地区大幅增加了转移的范围和强制性，特别针对维吾尔族进行棉花采摘。下文提出的新证据表明：（a）2019年该政策进一步强化，甚至强迫年长的维吾尔人采摘棉花，否则将面临“反复……思想教育”；（b）2021/2022年国家动员策略持续强迫维吾尔人采摘棉花；以及（c）机械化采摘并不一定会减少强制，因为机械化往往意味着维吾尔族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并被转移到其他行业从事劳动。新疆的劳动力转移计划具有其自身的强制机制，这些机制与全社会的监控和预测性警务系统协同运作。劳动力转移是减少非汉族人口集中的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自2018年以来，该地区还强制将教培中心被拘留者安置到受到严密监控的工厂工作中。
研究方法
本文建立在最早证明新疆棉花收获中存在强迫劳动的研究基础之上，该研究涵盖了近期压制性政策实施以来的情况。在概念上，本文遵循作者于2019年首次提出的关于新疆两种强制劳动系统的区分，该区分随后被联合国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研究人员（例如Lehr和Bechrakis 以及Murphy等人 ）所采用。即：(a)针对教培中心被拘留者的强迫劳动分配；以及(b)通过劳动力转移（即“转移就业脱贫”）实现的扶贫，这一计划在许多中国地区以大致相似但通常强制性低得多的形式存在。本文采用这种方法来比较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非监狱式国家资助的强制劳动系统，重点关注新疆这一记录较少且更为紧迫的当代背景。维吾尔族人被转移去采摘棉花是通过季节性劳动力转移进行的，而非与教培中心挂钩的劳动，而随后的棉花加工则涉及这两种系统（此外还有数量未知但可能较少的监狱劳动）。2017年之前，新疆的大多数棉花采摘者是来自其他省份的汉族移民。鉴于新疆在全球纺织品和服装生产中所占份额相对较小，但全球原棉产量却超过20%，因此棉花生产中劳动力强制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劳动力转移政策，而非拘留营（劳动力转移就业也可能在纺织和服装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因此，那些将新疆近期棉花生产中的强制行为主要与教培中心或监狱联系起来，而不提及劳动力转移强制行为背后的基础政策框架的报告具有误导性（例如，）。在2017年和2018年，我开发了一种调查性政策分析方法，以阐明隐蔽的国家政策。我利用这种方法首先记录了大规模拘留运动，方法是：(a)确定关键术语的起源和用法；(b)基于不同行政级别（从自治区到县乡）的三角互证文献证据，确定相关政策框架的发展。在确立了基本的概念基石后，研究随后通过将各种相关来源（国家报告、预算、采购招标、宣传报道）与证人陈述进行三角互证分析，评估了政策的实施情况。我在2019年中期调整了这一方法论方法用于对新疆强迫劳动计划进行最早的研究，1 并随后将其扩展为包含评估劳动力转移中强制性的六阶段框架。在这一方法论、概念和实证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采用了我最近的方法，即通过权威的宏观层面规划文件（包括“五年计划”）的视角来审视该地区强迫劳动计划的演变。此处分析的材料还包括中央政府领导人的关键政治要求，这些要求包含在所谓的“新疆文件”中，即泄露给维吾尔法庭的内部国家文件。本文还讨论了来自内部政府文件的重要新证据，这些文件包含在“新疆QQ文件”中，我从腾讯QQ网络内未受保护的本地政府文档缓存中获取了这些文件；以及“新疆公安文件”，这是由第三方匿名人士通过入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计算机获取的。总体而言，该分析对跨行政级别的不同类型文献来源进行了三角互证，以分析支撑新疆棉花生产的强制性动态，包括国家规划和政策文件、实施报告、当地媒体和宣传报道以及中国学术研究。这种多层次的政策分析得益于“政治约束性标准用语”（提法），这些用语将不同行政级别和政策周期各阶段（从审议到实施）的政策连接起来。虽然本文通过评估高层政策指令及其地方实施这两个维度来考察两者之间的一致性，但在新疆的具体背景下，这种差异往往比中国其他地区更小，这是一种被称为“危机模式”的治理现象，在政治敏感的背景下很常见。本文首先追溯了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棉花采摘中强制劳动的演变。其次，它展示了新疆的棉花采摘劳动力转移是如何从2017年开始变得更具强制性的。第三，它展示了尽管近期机械化采摘有所增加，但人工采摘的劳动力转移是如何持续存在的。第四，它总结了支撑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的关键要素，并为这种劳动提出了一种除国际劳工组织指标（主要旨在衡量基于公司的而非国家强加的强迫劳动）之外的替代评估框架。
1990年代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的棉花生产
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苏联统治下的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棉花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10万多名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这些人被苏联从家园强行迁往监狱劳改营。从1950年代开始，妇女和儿童尤其被迫参与棉花采摘，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成本低廉。乌兹别克斯坦生产了苏联全部棉花的60%以上
1. 所引用的2019年12月期刊文章的预印本已于2019年7月发表。迅速增长的农村人口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使得在一个实际上抑制现代化的腐败系统中，机械化变得缺乏吸引力。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后苏联转型带来的系统性压力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压力，导致机械化率下降，廉价强制劳动的使用增加。2000年，估计有140万名或22.6%的5至14岁乌兹别克儿童被迫参与棉花采摘。国际劳工组织对2014年和2015年收获期间18至50岁的成年采摘者进行的分析发现，该年龄段中有21%至24%（300万人）参与了这项工作，其中近四分之三是农村妇女。自2012年以来，强制的重点已从强迫童工转向强迫成年劳工，但该系统背后的总体动机保持不变，因为棉花生产的利润充实了腐败的政治精英。
2。至于新疆，在1990年代初，在这一战略边疆地区通过定居者殖民主义巩固国家控制的数十年努力背景下，中国政府大规模扩大了对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其他投资，将其变成了中国主要的棉花产区。199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宣布，南疆维吾尔族聚居区将成为“全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新疆的经济发展和棉花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北京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的投资，该实体成立于1954年，是一个军事农业殖民地，促进了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运营着一个庞大的监狱和劳改营网络，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吸收了来自中国东部的数万名囚犯。在1990年代中期的高峰期，估计新疆2.4%的棉花产量来自劳改劳动。Seymour和Anderson 认为，1994年后，囚犯人数的减少本应降低劳改劳动在新疆农业生产中的份额（第105页）。从1994年开始，该地区开始每年动员超过一百万名三年级以上的在校学生参与棉花收获，以解决“当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阿克苏地区的一名维吾尔族知情者Meriyem Sultan （她在1998年至2004年期间，即初中和高中阶段采摘过棉花）报告称，他们被分配了每日配额。有时，他们被派往塔里木劳改农场经营的田地，在警察看守的囚犯旁边工作。当她和其他学生没有完成配额时，会遭到殴打。她亲眼目睹了一名同学在前往棉田的通风不良且拥挤的巴士上，因已知的某种心脏病（这并没有使他免于采摘棉花）发作而倒下死亡。从2006年开始，小学生（但不是中学生）被免除了棉花采摘任务。2001年至2021年间，新疆在中国棉花产量中的份额从27.4%增长到89.5%，并在2021年占全球棉花供应量的20%左右。
2020年之前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收获中的强制劳动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规定的棉花生产配额制度构成了其强制劳动系统的主要驱动力。在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于2020年启动改革并废除该制度后不久，该国的强迫劳动问题有所缓解。在此之前，国家控制着棉花生产的方方面面，并由其压制性机构予以强化。该系统在苏联统治时期建立，并在独立后由卡里莫夫总统延续。卡里莫夫的渐进式后社会主义改革旨在保持国家对棉花生产的控制，有意保留了苏联时期计划经济的关键要素，同时额外利用新建立的地方机构（农民协会）来强制小农户执行政府的作物生产计划。国家生产配额被下达给地区官员，他们反过来向从属实体施压，要求招募相应数量的采摘者。Bilal Bhat 谈到了“一种更广泛的动员层级，其中收获的国家目标被分解为配额，然后在国家行政的每一级强制执行，一直到田间（采摘者）的个人配额”（第80页）。这是通过所谓的“霍基姆”（hokims）进行的，他们是地方行政当局的首脑，大致相当于地方长官。中央政府文件要求在地区和区级“霍基姆”行政机构下建立“棉花指挥单位”。知情者回忆起夜间会议，会上“霍基姆”在配额未完成时对所在地区的机构发出威胁。“霍基姆”反过来利用“马哈拉”（mahallas，居民社区协会）的领导人来招募指定的工人数量。“马哈拉”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因为它们控制着社会福利的发放并实施社会控制，包括通过辅助执法职能。“霍基姆”还强迫公共组织派遣采摘者，该系统进一步依赖于由国家支付报酬的采摘队队长和私人职业介绍所。那些负责动员的人往往直接控制着他们所招募人员的就业或经济福祉，在就业率高的情况下，害怕失去工作是服从的常见原因。在日常工作中监督人们的同一批官员往往会在田间招募和监控他们。不出所料，调查发现“招募方式……与各种形式的劳动剥削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马哈拉”的任务是动员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并组建由官员和公共部门雇员组成的团队，“编制失业人员名单，挨家挨户招募人们去采摘棉花”。团队对那些未能参加的人进行每日访问。负责发放社会福利的地方领导人受到压力，要求招募采摘者，并建立拒绝者的黑名单，禁止他们获得国家福利或服务。采摘者被分配了大量的每日配额，每天工作12到13个小时，没有周末休息，报酬微薄，如果未达到配额，还会面临暴力威胁、言语辱骂和罚款。由于主要目标不是充分就业而是完成收获，公民可以付费雇人代采。乌兹别克的招募系统营造了一种强制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潜在的后果威胁往往足以强制执行合规。一位当地企业主评论说，即使没有公开的威胁，企业也会遵守国家派遣工人到田间的请求：“如果我们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政府实体）肯定会给我们制造麻烦。税务检查会来，发现一些不当行为或违规行为”。2014年，只有约15%的被要求采摘棉花的人拒绝，即使在2019年，当废除强制行为取得重大进展时，仍有48.3%的受访者对“你能拒绝采摘棉花吗？”这一问题回答“不”。2014年国际劳工组织调查中大多数拒绝者已经是失业者，因此无法因失去工作而受到惩罚。一位接受采访的“马哈拉”招募员承认，她告诉采摘者“工作是自愿的”，然而，“拒绝不是一个选项”。“马哈拉”招募员有时会有警察陪同，警察也经常监督采摘者前往田地的交通。正如外部观察员所指出的，“对于一个对执法部门有着深刻且根深蒂固恐惧的群体来说，执法部门的存在强化了棉花采摘是强制性的这一信息”。在2009年开始对乌兹别克棉花进行为期13年的国际抵制后，国家对独立监督员的骚扰和系统性强制行为一直存在，直到2021年才逐渐消除。
2000年代新疆的劳动力供给策略
1990年至2007年间，在东部地区强劲经济增长的推动下，以及江泽民提出的“西部大开发”这一国家主导的大规模运动影响下，新疆棉花种植面积翻了两番，从42万公顷增加到166万公顷。到2008年，该地区每年需要超过100万名采棉工。尽管农村存在就业不足，但为这项艰苦且报酬相对较低的工作寻找劳动力始终是一个难题。20世纪90年代末，尽管吸引了来自其他省份的20万名采棉工，但仍有部分作物无法及时采摘。因此，国家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从2003年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尤其推行了一种主动、大规模的“有组织”招募和转移中国外来采棉工的模式，通过专列进行运输，并与各省当地国家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劳务合作关系”。这些采棉工是在通过其他个人或私人渠道抵达新疆的采棉工之外的补充。2008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拥有68.6万名采棉工，其中22.8万名来自新疆，45.8万名（约占三分之二）来自其他省份。从21世纪初开始，新疆开始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在经典的二元经济结构或刘易斯-拉尼斯-费经济发展模型中，剩余劳动力被定义为“可以在不减少农业产出的情况下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20世纪80年代去集体化之后，中国陷入低生产率农业的贫困农村人口，通过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自行转移到了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然而，在包括新疆在内的西部地区，民族歧视、语言障碍以及社区、土地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非汉族人口不愿离开土地，特别是进入与汉族存在经济依附关系的劳动关系中。2003年，在农村民族人口持续高增长的背景下，新疆动员了13万名当地农民参与采棉。然而，汉族外来务工人员仍占主导地位。到2016年，当地人（主要来自南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0万名采棉工中仅占10万人。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以及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后出现的社会不稳定和强力维稳措施（这些措施显著影响了维吾尔族向非维吾尔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动员维吾尔族参与采棉可能已不再是首要关注点。
2014年，北京的中央领导层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策重点从经济发展转向去极端化和维护稳定。2014年至2019年间，特别是与2017年大规模拘禁运动同时期，创造就业成为一项主要的政治优先事项，其执行力度也日益具有强制性。在内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量失业人员容易“滋事”，而企业就业“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使各民族“潜移默化地学习中国文化”，从而帮助他们“抵御宗教极端思想”。在同一场合，时任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俞正声指出，为纺织服装业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和要求，旨在带动至少一百万人就业。此事对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到2017年，这些论点已深刻影响了政策重点。继习近平之后，喀什地委书记李宁平告诫官员，脱贫攻坚与反恐维稳紧密相连：超过90%的非法宗教活动发生在农村，超过90%的暴力恐怖分子生活在农村……农村地区之所以占如此大的比例，与贫困密不可分……有些人长期无事可做，没有工作，游手好闲，无事生非。他们很容易被“三股势力”煽动和诱惑而走上邪路……如果我们做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引导各族群众过上现代文明生活，这将是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有力抵御……因此……做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不仅是民生问题，也是稳定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2017年12月，在新疆经营着全球最大纺织厂的华孚公司展示了600名身着迷彩服的维吾尔族转移劳动力正在接受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的照片，并指出：由于信息闭塞、缺乏勇气、害怕外出，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闲置在家，增加了家庭负担，也给公共安全带来了隐患。
新疆2016年2月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打赢脱贫攻坚战”决策部署的意见，明确要求利用“访惠聚”驻村工作队（官员挨家挨户走访）来实施“精准扶贫”工作，并警告称，在实现脱贫目标之前，工作队不会撤出村庄。脱贫攻坚战将涉及“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而“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通过增加工业生产和劳动力转移，将有174万人实现脱贫。中国学术研究发现，即使在提供充足经济报酬和免费住房的情况下，仍有大量维吾尔族人抵制此类转移。学者和官员将这种不愿参与归因于“思想封闭”和宗教“极端主义”，认为劳动力转移可以“打破南疆固化的社会结构”。该地区2016年6月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的专项行动方案》规定了劳动力转移的综合方法，包括在农业“农闲时期”由国家主导转移至采棉等季节性工作中。2016年9月，新疆发布了关于季节性务工人员（包括采棉工）国家管理的通知，作为实施2016年6月专项行动方案的一部分。该通知规定了与公安机关合作对这些工人进行严密监管和强化思想灌输的过程，包括“思想教育”。各县被要求主动询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棉花种植区的劳动力需求，然后动员所需工人。2016年12月，新疆宣布计划加强南北疆就业合作机制，扩大政府组织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包括季节性工作。这显著加速了南疆维吾尔族劳动力向北疆兵团棉田的转移。新疆2017年5月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指出，贫困人口的“劳动就业意愿和能力不足”，并五次重复当地人的“内生动力”不足，必须加以“激发”。该规划特别强调了季节性劳动力转移在实现国家脱贫目标中的作用。2017年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甚至正式废除了长期存在的农业和公共工程强制无偿劳动制度“哈什尔”（hashar），其明确目的是促进维吾尔族更深入地参与劳动力转移。2017年初，国家还开始系统性地用转移来的非汉族劳动力取代汉族外来采棉工。2016年9月的通知规定，“在同等条件下”，兵团招募季节性劳动力应“优先使用新疆当地农民和牧民”。一份关于喀什岳普湖县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报告称，通过劳动力转移，当地维吾尔族人“根深蒂固的懒惰思想”得到了克服。报告引用一位汉族棉农的话说，由于工作队从2017年开始实施转移，他“不再使用外地（外来）采棉工”。2016年，新疆本地采棉工仅占兵团棉田所有采棉工的三分之一（约10万人）。汉族外来务工人员也构成了南疆采棉工的大多数，因为汉族棉农从他们东部的家乡招募工人。相比之下，到2018年，喀什地区的采棉工中只有2.5%是外来务工人员，而21.09万人（即84.4%）来自本地区，其他维吾尔族聚居区也报告了类似的趋势。那一年，仅阿克苏和和田地区就向兵团输送了21万名采棉工。2016年至2020年间，新疆年均转移劳动力287万人。季节性转移发挥了主导作用。2017年至2020年中期，南疆和田地区所有转移劳动力中，约有一半集中在采棉等季节性劳动。2017年至2018年间，和田地区墨玉县将劳动力转移采棉工人数从4.06万增加到5.4万，动员了其18至59岁人口的15.7%前往其他地区采棉。据估计，2018年新疆动员了至少57万名来自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剩余劳动力参与采棉。用于采棉的强制性季节性劳动力转移与新疆的“通过劳动力转移进行脱贫”的强制性计划有关，但与所谓“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国家对再教育营的委婉说法）前被拘留者的强制工作安置无关。虽然这两个系统截然不同，且在不同的政策和行政体系下运作，但拒绝参与脱贫或就业政策的维吾尔族人可能面临拘禁。2014年，该地区发布了一份包含75种“宗教极端主义表现”的清单，其中之一是“拒绝接受政府管理”，这是一个广泛的表述，可以涵盖脱贫和就业措施。拘禁的威胁并没有改变新疆强制劳动系统之间的概念区别。通过劳动力转移进行的脱贫本身就产生了强制压力，独立于营地之外。然而，这种潜在的威胁显著增强了此类压力。
来自莎车县阿斯兰巴格乡脱贫攻坚工作组此前未公开的内部政府文件显示，国家强迫维吾尔族参与脱贫措施（包括劳动力转移和季节性劳动）的努力在2018年后有所加强。莎车县2019年1月的整改工作通知要求提高脱贫攻坚工作的“政治地位”，严厉警告干部若未达到规定目标将面临“严重”后果。在其旨在压制任何政策反对意见的秘密五年计划中（该计划始于2017年，结束于2021年），2019年是新疆应实现“基本常态化”的一年。莎车县2019年7月关于“脱贫攻坚近期重点工作”的文件警告官员要“防止干部和群众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文件规定，“懒汉、酒鬼及其他内生动力不足的人员”需要接受“反复……思想教育”。如果这未能产生“明显效果”，他们将“按照文件”处理（其确切含义尚不明确，但上下文暗示了强制措施）。60岁以上的人员和学生被要求采摘棉花、蔬菜、西红柿和辣椒等作物。脱贫就业办公室需列出那些“尚未实现稳定就业（因此）必须（从事）季节性劳动”的人员名单，并将他们纳入集中、有组织的季节性劳动（如采棉）转移中。国家将组织幼儿集中托管，以“防止出现这类人员既无稳定就业，又无法获得季节性劳动收入的问题”。到2019年底，莎车县正在编制“懒汉”、“酒鬼”和“内生动力不足”人员名单。一份名单将年仅77岁的人标记为“懒汉”，在五名被列出“懒惰”解决方案的个人中，有两人被送往另一个县采棉。
新疆棉花采摘的劳动力转移：地方实施情况
与乌兹别克斯坦类似，新疆棉花采摘中的强制压力主要存在于招募阶段。驻村工作队挨家挨户收集每户家庭的就业状况信息，并强迫村民参与劳动力转移：
曾经阻碍当地劳动力进入棉花采摘市场的因素已不复存在。这得益于新疆各级政府在转移剩余劳动力工作上的持续推进。特别是自2014年以来，新疆连续五年共派出35万名干部下沉基层，帮助群众摆脱贫困与苦难。
在喀什地区伽师县的一个村庄，当国家发现维吾尔族人“不愿外出务工”时，官员们第二次进入每家每户，开展“思想教育工作”，直到动员了60人去采摘棉花。2018年9月，一支驻村工作队在和田地区墨玉县的一个村庄（总劳动力为983人）动员了345名村民去邻近的喀什地区采摘棉花，该村此前在劳动力转移方面的参与度极低。三名村干部对他们进行了监督。阿克苏地区拜城县2018年9月的一份记录描述了驻村工作队如何将维吾尔族村民艾尔艾力·哈基姆从“严重”的思想问题中“解放”出来。得益于“思想转化工作”，他随后响应政府号召去采摘棉花：
过去，我“等、靠、要”的懒惰思想很严重。我只知道向党和政府索取。现在，我终于明白，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汗水赚取报酬。未来，在党和政府政策的支持下……我会赚更多的钱，让家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招募行动的特点是组织严密的转移和密切的监督。喀什地区2017年的一份记录指出，采棉工由官员陪同，且“工作队干部和派出所警卫定期探访他们”。阿克苏地区2020年的一份报告称，采棉工以“点对点转移”的方式被送往工作目的地，干部必须全程陪同：
充分发挥一线“指导员”、“安全员”和“服务员”的作用。除特殊情况外，这些人必须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在采棉期间积极开展思想教育……并协助解决工资或意外伤害相关问题。
这些记录还表明，新疆的新就业政策可以带来物质利益。中央政府的援助及相关政策旨在保护劳动者免受雇主剥削，改善工作条件和安全标准，提高他们的权利意识，并推广社会福利覆盖。鉴于棉花采摘这一经济部门在历史上一直与剥削联系在一起，这些好处不应被轻易忽视，它们表明习近平提出的消除绝对收入贫困的标志性目标构成了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通过这些国家计划招募的采棉工受到随行干部和工作队的监控。例如，2019年末，一支喀什执法工作队探访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辖区采摘棉花的150名维吾尔族人。他们评估了采棉工的“思想状态”并告诫他们：“希望你们发扬吃苦耐劳、勤奋工作的精神，按计划完成采棉任务。”此类记录表明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情况存在显著相似之处。在两个地区，采棉工都是（或曾经是）通过广泛的基层动员被强制组织的。其结果是强制劳动在社会层面的常态化。当麦尔耶姆·苏尔坦（2021）后来在北京上大学时，她真诚地以为自己必须履行强制劳动任务：
当我问导师我们是否需要进行任何强制劳动时，大家都哄堂大笑。我感到非常欣慰，终于来到了一所可以专注于学业而无需担心强制劳动的机构。
超越采摘：新疆棉花价值链中两种形式的强制劳动
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后者主要生产原棉，而新疆在2014年后的国家政策推动下，棉花价值链向纱线、纺织品和服装生产进行了大规模扩张。2014年7月，北京宣布了到2023年将至少100万名工人安置到纺织和服装行业就业的目标，其中65万人来自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南部地区。虽然目前关于新疆棉花生产中劳改劳动力规模的证据有限，但仍有多个监狱农场参与其中。库车县芳草湖监狱农场的轧花厂在2016年6月仍在运营。与沙雅县监狱农场相关联的沙雅县塔里木润成监狱轧花厂在2017年9月仍在运营。来自莎车县的维吾尔族人阿卜杜哈米特·巴拉特表示，在不同监狱服刑的18年间（1995年至2013年），他一直被迫生产各种类型的服装，包括手套、毛衣和制服，每天工作15至16小时。
大规模的强制采棉仅与“劳动力转移扶贫”相关。然而，随后的纱线、纺织品和服装生产也涉及大规模雇佣被“释放”到国家指定工作岗位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学员。2018年初，多个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地区获得了将学员转移到劳动密集型纺织和服装生产的优惠国家政策，通过每名受训学员1800元人民币的补贴吸引了中国东部企业；那一年，仅喀什地区就计划雇佣10万名营地学员，其中7万人进入纺织和服装工厂。新疆纺织业也对来自劳动力转移系统的少数民族工人采取了强制管理措施。例如，莎车县的雄鹰纺织公司利用“半军事化管理”雇佣贫困和剩余劳动力。汉族工厂老板表示，这些工人最初“缺乏劳动热情”，且持有“等、靠、要”的心态。然而，经过一年的“潜移默化”，他们“明白了应该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此处“潜移默化”一词与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使用的词汇相同，他当时主张企业就业能使少数民族“潜移默化地学习中国文化”。此类公司在实施国家的灌输和强制同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疆的机械化采摘与持续的劳动力转移
在过去十年中，国家大力推广机械化，特别是在北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区，由于农场规模更大、田块更连片，这些地区比南部更适合机械化采摘。2019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区棉花种植机械化率达到82.9%，而整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这一比例仅为30.2%（254万公顷中的77万公顷）。在2020年12月首次公布新疆棉花采摘中存在系统性强迫劳动的证据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称“2020年新疆棉花机械采摘率已达70%”。然而，这一说法背后的数据仅涉及新疆棉花种植总面积的64.5%。2021年12月6日，政府随后声称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机械化率为80%，但未提供机械化与人工采摘棉花区域的具体面积，也未披露南疆低得多的机械化率。不到六周后，即2022年1月14日，北京突然声称机械化率“超过85%”，但未提供任何依据。相比之下，2020年10月在2020年12月披露之前发布的一份政府报告显示，南疆的机械化率仅为34.7%，并指出“大型机械设备作业条件差”且“土地破碎化程度高”，所有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了……的应用”。
农业机械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2020)。2019年，新疆45%的棉田位于这五个南部地州。
卫星图像分析显示，德国媒体在2022年春季使用收获速度的代理指标估计，该地区至少有36%的棉花仍是手工采摘（此方法可能低估了手工采摘的比例，因为零散的小地块比大片连片的地块更容易被忽略）(Dauben-berger & Guckelsberger, 2022)。然而，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地区，估计的手工采摘比例为96%。南疆的棉花品质尤为优良，不仅因为手工采摘的棉花被认为优于机器采摘的品种，还因为该地区种植了近四分之三的特别珍贵的长绒棉。5 中国的报道证实，截至2022年3月，长绒棉仍无法机械化收获，因为其长而柔软的纤维通过手工采摘能更好地保存（新浪新闻, 2022）。尽管机械化率不断提高，新疆棉花生产的扩张速度仍然需要大量的采摘工人。在过去二十年里，该地区播种棉花面积在机械化程度最低的新疆南部地区增长最快，从2000年至2020年nearly tripling from 574,200 to 1,605,900 hectares（刘等人, 2021）。在兵团控制的农田中，棉田总面积也从2010年的498,000公顷增加到2021年的870,000公顷。事实上，在2018年，阿克苏和和田两地就向兵团地区输送了210,000名季节性农村剩余劳动力——尽管当年兵团的机械化率为80.4%——这可能与这种快速增长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18；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019）。尽管北京方面声称，新疆在2021-22年期间继续转移少数民族剩余劳动力进行棉花采摘。2021年10月，喀什地区夸耀“全地区各县、乡、村在动员采棉工方面做得很好，相关部门也组织了乡、村的群众为大棉农工作……解决了大棉农的‘燃眉之急’” (搜狐, 2021)。喀什的博斯腾县利用专门的大规模动员方法，动员了6,000名采摘工人。这些并非孤立的案例。新疆的《“十四五”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划》（2021-2025年）要求兵团与其他地区加强合作，以“扩大”季节性（与收获相关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 2021）。2022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重点媒体《天山网》上的一篇文章，讨论了新疆的就业项目和劳动力转移，证实了南疆棉花、番茄等种植园的“巨大规模”继续“提供了丰富的短期就业途径”（天山网, 2022）。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并不一定能降低强迫劳动的风险。为了推广机械化，国家大力推行土地流转计划，当地农民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大规模运营商，以换取租金
4. 根据新疆统计局（2020年，表12-20）计算。南疆包括和田、阿克苏、克孜勒苏、喀什和巴音郭楞。5. 根据新疆统计局（2020年，表12-20）计算。
被剥夺土地的维吾尔族农民随后经常被强制转移到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工作。新疆主要国家媒体将土地流转描述为减少土地碎片化和推广机械化棉花种植的关键措施（新华社, 2018）。到2019年，阿克苏的乌什县计划将66,667公顷土地从小型持有者转让给国有合作社、兵团农场和大公司，以“全面实施机械化采棉”，同时“让农民摆脱土地”（通过劳动力转移）（中国棉花网, 2018）。到2021年，尉犁县已将26,667公顷土地从农民转让给丽华棉业公司，以推广“现代化、机械化”的棉花生产，大幅提高了机械化收获（朱, 2021）。虽然使用权转让理论上可以撤销，但新疆的政策背景清楚地表明，转让是建立大规模现代化和机械化农业以及永久将小农转变为产业工人的长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Zenz, 2021a）。那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转移劳动力，常常成为新疆纺织和服装行业的廉价劳动力。
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比较
2012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了一套衡量强迫劳动的11项指标，包括利用弱点、限制行动自由、孤立、恐吓、恶劣工作条件、暴力、债务束缚和扣发工资（国际劳工组织, 2012）。这些指标旨在衡量个体公司或经济部门的强迫劳动。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合评估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的基本机制，尤其是在新疆，那里的国家强制动员目标主要是政治性的。其中一些与经济剥削相关的指标适用于乌兹别克斯坦以营利为目的的棉花收获。然而，广泛的工人剥削将与北京方面旨在实现长期社会稳定和实现习近平消除绝对贫困的标志性目标相悖。因此，新疆至少名义上寻求改善工作条件，并且对于劳动力转移，它优先考虑政治目标而非经济剥削（被释放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学员的工作条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剥削廉价的维吾尔族劳动力，因为采摘工人的报酬很低，而他们的工作却极其艰辛。然而，劳动力剥削不是新疆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目标，而极其恶劣的工作条件与国家针对少数民族的就业政策的长期目标相悖。与其依赖静态和脱离背景的国际劳工组织指标，不如将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的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视为一个系统性和情境化的过程来理解和衡量。基于对新疆劳动力转移的审查，我之前开发了一个六阶段框架来评估劳动力转移中的胁迫（Zenz, 2021a）。下面，除了比较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之外，还为每个阶段展示了一套新的指标，这些指标专门用于评估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的风险（表1）。
系统性识别国家规定的人口的生计并配合国家代表国家行事的机构。潜在适用的国际劳工组织指标：不适用就业运动。阶段乌兹别克斯坦新疆总体风险指标级机构。表 1. 通过六个阶段识别系统性强迫诱导的思想环境，要求目标群体自行摆脱（或找到替代方案）。上门运动，涉及强烈的心理压力实现北京的扶贫目标，并转变剩余劳动力与植棉区共同识别季节性劳动力以完成强制性劳动力转移配额，基于数据库和侵入式上门招聘包括可能被拘禁。在国家生产任务的支持下并分配劳动力需求并计划劳动力动员。地区使用（“思想教育”）以及潜在或公开的威胁，族裔社群。
指标表明，国际劳工组织的指标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评估在初期劳动力识别、招募、培训和转移阶段（这些是评估与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相关风险的最相关阶段）中的强迫行为。总体而言，两个地区的强制机制具有可比性，尽管新疆的环境要压抑得多。在两种情况下，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在五个关键方面十分相似：
1. 拥有强大官僚机构的集权威权国家；
2. 驾驭经济政策并激励或征用相关的经济参与者（包括国有和私营企业）；
3. 在目标人群中营造强制性的社会环境；
4. 连同大量基层的М人力资源和机构共同利用这一环境，以
5. 在基层产生动员压力。
在这两个地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残余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程度不尽相同。乌兹别克斯坦依赖于持续的中央集权计划配额制度。新疆自上而下的国家规划也以重要且复杂的方式塑造了经济，影响农作物种植优先事项，根据政治目标征用国有企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体，并引导季节性工人流动（用维吾尔族采棉工取代汉族采棉工）。然而，新疆当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系统性地激励私营部门进一步贯彻国家政策，特别是自 2010 年代以来。强大的人口发展主义国家利用上述五种方法实施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其实施的便利程度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相上下。这两个系统之间的核心区别之一在于其最终目标。在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直接使精英阶层在经济上受益。北京在新疆的政策侧重于族群识别，并被框定为国家的一个紧迫的国家安全问题，该国将维吾尔族人描绘为一种“生物威胁”。与传统的农村生计相比，中国受监控的工厂环境使国家能够对工人实施更强的控制，削弱了传统的社区结构，并限制了本土文化的代际传递。
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都部署（或曾部署）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系统，通过高度集中的强制性国家机器，利用大量基层人力资源来强行招募和留住采棉工。最初，两地都严重依赖童工，随后转向强制性成年劳动力，而当时正值集体化和计划经济的过去时代，就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强制指派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强迫劳动力动员是通过国家对经济政策的主导地位、国家征用或激励相关经济参与者的能力，以及在社会主义时期创建并由后继领导人维持或演变的广泛动员基层机构来运作（或曾运作）的。尽管新疆的压迫程度要严重得多，但两个地区都严重依赖（或曾依赖）中央集权的威权系统来营造惩罚不服从行为的强制性环境。在新疆，这包括关押的威胁以及通过预防性警务自动化系统对异常行为的侦测。由于缺乏法律救济，公民“选择”顺从，而不是在这个让他们无能为力系统中面临潜在的后果。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强制同意”环境对于局外人来说未必能立即察觉，并且可能很难通过诸如国际劳工组织强迫劳动指标框架等常规手段来评估，该框架本来就不是为了评估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而设计的。通过检查单个工人（特别是在新疆这样无法自由发言的高度压迫环境）或甚至单个工作场所，并不容易察觉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这些可能只需要与非强制性工作场所相当的安全和监控水平，因为强制压力在最初招募时最强，而且社会背景排除了自由流动。结构性强制环境最恰当的概念化是一系列“不自由的形式和程度”的“连续统一体”，其中自愿与非自愿之间清晰的界限不再适用。在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系统利用结构性边缘化进行经济剥削。新疆的系统至少名义上旨在增加收入，以便国家宣布民族地区摆脱贫困。鉴于中国极低的绝对贫困线，即使是采棉的微薄报酬也足以将少数民族采棉工推过这条线。然而，国家的长远目标是将人们从传统的生计和社区转移到受国家控制的“现代”工作、思想改造和社会控制环境中。全球制裁针对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的经济逻辑，并最终导致了系统性变革，这也是由于该国对吸引更多外国投资有着强烈的需求。相比之下，北京的经济实力、在新疆的长期政治目标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意味着向采棉及相关产业的强迫劳动力转移可能会长期持续下去。使用新疆棉花的中国公司通过混淆供应链来规避西方制裁。虽然制裁对于避免消费者沦为暴行的帮凶是必要的，但习近平将国内安全置于经济增长之上的优先考量，以及颁布惩罚遵守制裁的公司的反制裁法，使得制裁的影响更加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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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美国华盛顿特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乌兹别克斯坦棉花采摘中的强制劳动
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之比较分析
摘要 本研究追溯了中国西北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棉花采摘中系统性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演变。研究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近期的状况与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比较，后者在2021年之前一直实施棉花采摘强制劳动。这两个地区都通过中央集权的威权国家机器，部署人力资源密集型的基层动员工作，创造了结构性的强制劳动环境。文章发现，尽管这两个区域实体的强制劳动动态在许多方面具有可比性，但由此产生的劳动环境并不能轻易通过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强制劳动指标等静态标准衡量标准来捕捉。相反，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特征是普遍存在的、由国家诱导的系统性强制动态，这些动态深深植根于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乌兹别克斯坦的强制劳动实践主要受经济考量驱动，而新疆的劳动力转移计划虽然追求一定的经济目标，但其设计初衷主要是为了实现北京方面更广泛的民族政治目标。
1930年，国际劳工组织（ILO）通过了《强迫劳动公约》（29号），该公约旨在普遍打击强迫劳动行为，特别是为了应对20世纪20年代西方殖民地的强迫劳动问题。然而，出于对殖民统治的妥协，该公约对“作为正常公民义务一部分的任何工作或服务”创造了模糊的例外规定，包括“轻微的社区服务”。1957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第105号公约以填补未解决的漏洞，专门针对国家为推进政治目标而强加的强迫劳动，包括将强迫劳动用于经济发展、作为种族或宗教歧视的手段，或惩罚异见。这些条款旨在反击各国为与“发展型独裁”相关的强制劳动实践所找的借口，在这种体制下，强制劳动往往以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官僚现代化为名进行辩护。勒巴伦和菲利普斯认为，对国家在强制劳动实践中作用的分析仍然是文献中的薄弱环节。国家往往只是“潜伏在背景中”，因为它们“主要被视为应对强迫劳动的工具，而不是作为在形成导致强迫劳动的条件中发挥因果作用的行动者”。学术界对资本主义与非自由劳动之间关系的关注，导致“国家和国家行为者”作为此类非自由状态的直接肇事者被“某种程度上的隐形化”了。勒巴伦和菲利普斯的框架探讨了国家如何促进增加对各种非自由劳动形式脆弱性的条件。这是将国家在强制劳动中的作用概念化的重要第一步。然而，理解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的情况需要更具体的框架来概念化系统性的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因为这些地方直接启动了全政府和全社会的方针，将大量公民赶入强制劳动中。相反，对国家主导的监狱劳动制度的研究，如苏联古拉格或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劳改”（“通过劳动进行改造”）制度，同样不适合分析那些并非发生在监狱或拘留环境中的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尽管在新疆，再教育营的拘留威胁依然笼罩）。在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棉花采摘的强制劳动动员都发生在拘留环境之外，尽管新疆目前仍在运营一些棉花生产的“劳改”监狱农场（这与再教育营不同）。在这两个地方，强制力主要基于整体的强制劳动招募环境。这种发生在威权政府下广泛强制环境中的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在现代奴隶制文献中是一个相对被忽视的话题，而对这种形式的强制劳动的概念分析则更为稀缺（例如，麦奎尔和拉瑟是一个例外）。在新疆，劳动力强制在2016年后加速，其背景是一场大规模拘留运动和其他旨在强制同化和重塑少数民族（非汉族）社区的高度压迫性政策。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背景下，麦奎尔和拉瑟恰如其分地将由此产生的强制环境描述为“结构性强制同意”，定义为“缺乏积极决定参与或不参与棉花产业的自由”。“结构性强制同意”植根于并实施于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受国家激励的关键社区机构内部。国际劳工组织对强制劳动的概念化受到批评，认为其处理该问题时“脱离了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过于二元化的强制劳动概念忽视了强制力如何通过“多种——或许是连续的——非自由形式和程度”构成。此处一个有用的框架是希基和杜托伊特提出的“不利纳入”概念，即利用穷人的脆弱性和短期需求来建立剥削性的劳动关系。不利纳入可能满足了工人的即时物质需求，但却使结构性贫困永久化；它可能被包装为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是在非自由的环境下做出的。在文献中，非自由劳动也曾在企业层面进行分析，并被定性为一种剥削性的公司管理技术。虽然参与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公司经常使用此类技术，但我认为，通过分析设计“结构性强制同意”的国家动员工作，最能理解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独特动态。这种框架也促进了对被政府强制劳动计划收编和激励的公司中强制动态的情境化理解。此外，新疆的强制劳动政策记录相对详尽，而由于无法进行实地考察，关于2010年代末新疆棉田中维吾尔族工人状况的民族志证据几乎为零。本研究将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两个依赖（或曾经依赖）大规模强制动员的棉花生产中心进行比较。（土库曼斯坦等类似背景的地区规模较小且记录较少。）研究认为，新疆正在进行的和乌兹别克斯坦先前的强制劳动动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可比性，两者都基于中央集权的威权国家机器，通过保留了各自社会主义时代显著特征的治理机制，部署强制性的基层动员技术。然而，乌兹别克斯坦的强制劳动实践主要受经济考量驱动，而新疆的劳动力动员计划则主要追求政治目标。在新疆，整体的压迫环境以及因拒绝服从国家工作要求而面临制裁的威胁，都比乌兹别克斯坦严重得多。维吾尔族对国家政策和民族歧视的抵制被定性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并归咎于所谓的宗教“极端主义”。新疆实时识别和惩罚异常行为以创造结构性强制同意的能力远高于乌兹别克斯坦。在大规模拘留之前，政府建立了一个人均警察比例居世界前列的安全国家。新疆广泛的监控和预测性警务系统旨在不仅发现而且预防异常行为，追求“没有任何缝隙、盲点或空白”的全面覆盖。通过其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IJOP），新疆的监控机制生成自动化的实时“推送通知”，触发警察调查，往往导致拘留。基于过去的行动、社会互动和当前的行为模式，维吾尔人很容易被内部评级系统贴上“不可信”的标签，该系统通过关联和民族特征进行定罪。21世纪初，新疆在强制性扶贫计划的背景下首次引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计划。从2017年起，该地区大幅增加了转移的范围和强制性，特别针对维吾尔族进行棉花采摘。下文提出的新证据表明：（a）2019年该政策进一步强化，甚至强迫年长的维吾尔人采摘棉花，否则将面临“反复……思想教育”；（b）2021/2022年国家动员策略持续强迫维吾尔人采摘棉花；以及（c）机械化采摘并不一定会减少强制，因为机械化往往意味着维吾尔族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并被转移到其他行业从事劳动。新疆的劳动力转移计划具有其自身的强制机制，这些机制与全社会的监控和预测性警务系统协同运作。劳动力转移是减少非汉族人口集中的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自2018年以来，该地区还强制将教培中心被拘留者安置到受到严密监控的工厂工作中。
研究方法
本文建立在最早证明新疆棉花收获中存在强迫劳动的研究基础之上，该研究涵盖了近期压制性政策实施以来的情况。在概念上，本文遵循作者于2019年首次提出的关于新疆两种强制劳动系统的区分，该区分随后被联合国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研究人员（例如Lehr和Bechrakis 以及Murphy等人 ）所采用。即：(a)针对教培中心被拘留者的强迫劳动分配；以及(b)通过劳动力转移（即“转移就业脱贫”）实现的扶贫，这一计划在许多中国地区以大致相似但通常强制性低得多的形式存在。本文采用这种方法来比较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非监狱式国家资助的强制劳动系统，重点关注新疆这一记录较少且更为紧迫的当代背景。维吾尔族人被转移去采摘棉花是通过季节性劳动力转移进行的，而非与教培中心挂钩的劳动，而随后的棉花加工则涉及这两种系统（此外还有数量未知但可能较少的监狱劳动）。2017年之前，新疆的大多数棉花采摘者是来自其他省份的汉族移民。鉴于新疆在全球纺织品和服装生产中所占份额相对较小，但全球原棉产量却超过20%，因此棉花生产中劳动力强制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劳动力转移政策，而非拘留营（劳动力转移就业也可能在纺织和服装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因此，那些将新疆近期棉花生产中的强制行为主要与教培中心或监狱联系起来，而不提及劳动力转移强制行为背后的基础政策框架的报告具有误导性（例如，）。在2017年和2018年，我开发了一种调查性政策分析方法，以阐明隐蔽的国家政策。我利用这种方法首先记录了大规模拘留运动，方法是：(a)确定关键术语的起源和用法；(b)基于不同行政级别（从自治区到县乡）的三角互证文献证据，确定相关政策框架的发展。在确立了基本的概念基石后，研究随后通过将各种相关来源（国家报告、预算、采购招标、宣传报道）与证人陈述进行三角互证分析，评估了政策的实施情况。我在2019年中期调整了这一方法论方法用于对新疆强迫劳动计划进行最早的研究，1 并随后将其扩展为包含评估劳动力转移中强制性的六阶段框架。在这一方法论、概念和实证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采用了我最近的方法，即通过权威的宏观层面规划文件（包括“五年计划”）的视角来审视该地区强迫劳动计划的演变。此处分析的材料还包括中央政府领导人的关键政治要求，这些要求包含在所谓的“新疆文件”中，即泄露给维吾尔法庭的内部国家文件。本文还讨论了来自内部政府文件的重要新证据，这些文件包含在“新疆QQ文件”中，我从腾讯QQ网络内未受保护的本地政府文档缓存中获取了这些文件；以及“新疆公安文件”，这是由第三方匿名人士通过入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计算机获取的。总体而言，该分析对跨行政级别的不同类型文献来源进行了三角互证，以分析支撑新疆棉花生产的强制性动态，包括国家规划和政策文件、实施报告、当地媒体和宣传报道以及中国学术研究。这种多层次的政策分析得益于“政治约束性标准用语”（提法），这些用语将不同行政级别和政策周期各阶段（从审议到实施）的政策连接起来。虽然本文通过评估高层政策指令及其地方实施这两个维度来考察两者之间的一致性，但在新疆的具体背景下，这种差异往往比中国其他地区更小，这是一种被称为“危机模式”的治理现象，在政治敏感的背景下很常见。本文首先追溯了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棉花采摘中强制劳动的演变。其次，它展示了新疆的棉花采摘劳动力转移是如何从2017年开始变得更具强制性的。第三，它展示了尽管近期机械化采摘有所增加，但人工采摘的劳动力转移是如何持续存在的。第四，它总结了支撑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的关键要素，并为这种劳动提出了一种除国际劳工组织指标（主要旨在衡量基于公司的而非国家强加的强迫劳动）之外的替代评估框架。
1990年代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的棉花生产
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苏联统治下的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棉花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10万多名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这些人被苏联从家园强行迁往监狱劳改营。从1950年代开始，妇女和儿童尤其被迫参与棉花采摘，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成本低廉。乌兹别克斯坦生产了苏联全部棉花的60%以上
1. 所引用的2019年12月期刊文章的预印本已于2019年7月发表。迅速增长的农村人口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使得在一个实际上抑制现代化的腐败系统中，机械化变得缺乏吸引力。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后苏联转型带来的系统性压力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压力，导致机械化率下降，廉价强制劳动的使用增加。2000年，估计有140万名或22.6%的5至14岁乌兹别克儿童被迫参与棉花采摘。国际劳工组织对2014年和2015年收获期间18至50岁的成年采摘者进行的分析发现，该年龄段中有21%至24%（300万人）参与了这项工作，其中近四分之三是农村妇女。自2012年以来，强制的重点已从强迫童工转向强迫成年劳工，但该系统背后的总体动机保持不变，因为棉花生产的利润充实了腐败的政治精英。
2。至于新疆，在1990年代初，在这一战略边疆地区通过定居者殖民主义巩固国家控制的数十年努力背景下，中国政府大规模扩大了对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其他投资，将其变成了中国主要的棉花产区。199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宣布，南疆维吾尔族聚居区将成为“全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新疆的经济发展和棉花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北京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的投资，该实体成立于1954年，是一个军事农业殖民地，促进了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运营着一个庞大的监狱和劳改营网络，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吸收了来自中国东部的数万名囚犯。在1990年代中期的高峰期，估计新疆2.4%的棉花产量来自劳改劳动。Seymour和Anderson 认为，1994年后，囚犯人数的减少本应降低劳改劳动在新疆农业生产中的份额（第105页）。从1994年开始，该地区开始每年动员超过一百万名三年级以上的在校学生参与棉花收获，以解决“当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阿克苏地区的一名维吾尔族知情者Meriyem Sultan （她在1998年至2004年期间，即初中和高中阶段采摘过棉花）报告称，他们被分配了每日配额。有时，他们被派往塔里木劳改农场经营的田地，在警察看守的囚犯旁边工作。当她和其他学生没有完成配额时，会遭到殴打。她亲眼目睹了一名同学在前往棉田的通风不良且拥挤的巴士上，因已知的某种心脏病（这并没有使他免于采摘棉花）发作而倒下死亡。从2006年开始，小学生（但不是中学生）被免除了棉花采摘任务。2001年至2021年间，新疆在中国棉花产量中的份额从27.4%增长到89.5%，并在2021年占全球棉花供应量的20%左右。
2020年之前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收获中的强制劳动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规定的棉花生产配额制度构成了其强制劳动系统的主要驱动力。在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于2020年启动改革并废除该制度后不久，该国的强迫劳动问题有所缓解。在此之前，国家控制着棉花生产的方方面面，并由其压制性机构予以强化。该系统在苏联统治时期建立，并在独立后由卡里莫夫总统延续。卡里莫夫的渐进式后社会主义改革旨在保持国家对棉花生产的控制，有意保留了苏联时期计划经济的关键要素，同时额外利用新建立的地方机构（农民协会）来强制小农户执行政府的作物生产计划。国家生产配额被下达给地区官员，他们反过来向从属实体施压，要求招募相应数量的采摘者。Bilal Bhat 谈到了“一种更广泛的动员层级，其中收获的国家目标被分解为配额，然后在国家行政的每一级强制执行，一直到田间（采摘者）的个人配额”（第80页）。这是通过所谓的“霍基姆”（hokims）进行的，他们是地方行政当局的首脑，大致相当于地方长官。中央政府文件要求在地区和区级“霍基姆”行政机构下建立“棉花指挥单位”。知情者回忆起夜间会议，会上“霍基姆”在配额未完成时对所在地区的机构发出威胁。“霍基姆”反过来利用“马哈拉”（mahallas，居民社区协会）的领导人来招募指定的工人数量。“马哈拉”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因为它们控制着社会福利的发放并实施社会控制，包括通过辅助执法职能。“霍基姆”还强迫公共组织派遣采摘者，该系统进一步依赖于由国家支付报酬的采摘队队长和私人职业介绍所。那些负责动员的人往往直接控制着他们所招募人员的就业或经济福祉，在就业率高的情况下，害怕失去工作是服从的常见原因。在日常工作中监督人们的同一批官员往往会在田间招募和监控他们。不出所料，调查发现“招募方式……与各种形式的劳动剥削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马哈拉”的任务是动员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并组建由官员和公共部门雇员组成的团队，“编制失业人员名单，挨家挨户招募人们去采摘棉花”。团队对那些未能参加的人进行每日访问。负责发放社会福利的地方领导人受到压力，要求招募采摘者，并建立拒绝者的黑名单，禁止他们获得国家福利或服务。采摘者被分配了大量的每日配额，每天工作12到13个小时，没有周末休息，报酬微薄，如果未达到配额，还会面临暴力威胁、言语辱骂和罚款。由于主要目标不是充分就业而是完成收获，公民可以付费雇人代采。乌兹别克的招募系统营造了一种强制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潜在的后果威胁往往足以强制执行合规。一位当地企业主评论说，即使没有公开的威胁，企业也会遵守国家派遣工人到田间的请求：“如果我们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政府实体）肯定会给我们制造麻烦。税务检查会来，发现一些不当行为或违规行为”。2014年，只有约15%的被要求采摘棉花的人拒绝，即使在2019年，当废除强制行为取得重大进展时，仍有48.3%的受访者对“你能拒绝采摘棉花吗？”这一问题回答“不”。2014年国际劳工组织调查中大多数拒绝者已经是失业者，因此无法因失去工作而受到惩罚。一位接受采访的“马哈拉”招募员承认，她告诉采摘者“工作是自愿的”，然而，“拒绝不是一个选项”。“马哈拉”招募员有时会有警察陪同，警察也经常监督采摘者前往田地的交通。正如外部观察员所指出的，“对于一个对执法部门有着深刻且根深蒂固恐惧的群体来说，执法部门的存在强化了棉花采摘是强制性的这一信息”。在2009年开始对乌兹别克棉花进行为期13年的国际抵制后，国家对独立监督员的骚扰和系统性强制行为一直存在，直到2021年才逐渐消除。
2000年代新疆的劳动力供给策略
1990年至2007年间，在东部地区强劲经济增长的推动下，以及江泽民提出的“西部大开发”这一国家主导的大规模运动影响下，新疆棉花种植面积翻了两番，从42万公顷增加到166万公顷。到2008年，该地区每年需要超过100万名采棉工。尽管农村存在就业不足，但为这项艰苦且报酬相对较低的工作寻找劳动力始终是一个难题。20世纪90年代末，尽管吸引了来自其他省份的20万名采棉工，但仍有部分作物无法及时采摘。因此，国家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从2003年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尤其推行了一种主动、大规模的“有组织”招募和转移中国外来采棉工的模式，通过专列进行运输，并与各省当地国家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劳务合作关系”。这些采棉工是在通过其他个人或私人渠道抵达新疆的采棉工之外的补充。2008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拥有68.6万名采棉工，其中22.8万名来自新疆，45.8万名（约占三分之二）来自其他省份。从21世纪初开始，新疆开始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在经典的二元经济结构或刘易斯-拉尼斯-费经济发展模型中，剩余劳动力被定义为“可以在不减少农业产出的情况下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20世纪80年代去集体化之后，中国陷入低生产率农业的贫困农村人口，通过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自行转移到了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然而，在包括新疆在内的西部地区，民族歧视、语言障碍以及社区、土地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非汉族人口不愿离开土地，特别是进入与汉族存在经济依附关系的劳动关系中。2003年，在农村民族人口持续高增长的背景下，新疆动员了13万名当地农民参与采棉。然而，汉族外来务工人员仍占主导地位。到2016年，当地人（主要来自南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0万名采棉工中仅占10万人。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以及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后出现的社会不稳定和强力维稳措施（这些措施显著影响了维吾尔族向非维吾尔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动员维吾尔族参与采棉可能已不再是首要关注点。
2014年，北京的中央领导层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策重点从经济发展转向去极端化和维护稳定。2014年至2019年间，特别是与2017年大规模拘禁运动同时期，创造就业成为一项主要的政治优先事项，其执行力度也日益具有强制性。在内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量失业人员容易“滋事”，而企业就业“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使各民族“潜移默化地学习中国文化”，从而帮助他们“抵御宗教极端思想”。在同一场合，时任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俞正声指出，为纺织服装业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和要求，旨在带动至少一百万人就业。此事对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到2017年，这些论点已深刻影响了政策重点。继习近平之后，喀什地委书记李宁平告诫官员，脱贫攻坚与反恐维稳紧密相连：超过90%的非法宗教活动发生在农村，超过90%的暴力恐怖分子生活在农村……农村地区之所以占如此大的比例，与贫困密不可分……有些人长期无事可做，没有工作，游手好闲，无事生非。他们很容易被“三股势力”煽动和诱惑而走上邪路……如果我们做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引导各族群众过上现代文明生活，这将是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有力抵御……因此……做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不仅是民生问题，也是稳定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2017年12月，在新疆经营着全球最大纺织厂的华孚公司展示了600名身着迷彩服的维吾尔族转移劳动力正在接受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的照片，并指出：由于信息闭塞、缺乏勇气、害怕外出，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闲置在家，增加了家庭负担，也给公共安全带来了隐患。
新疆2016年2月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打赢脱贫攻坚战”决策部署的意见，明确要求利用“访惠聚”驻村工作队（官员挨家挨户走访）来实施“精准扶贫”工作，并警告称，在实现脱贫目标之前，工作队不会撤出村庄。脱贫攻坚战将涉及“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而“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通过增加工业生产和劳动力转移，将有174万人实现脱贫。中国学术研究发现，即使在提供充足经济报酬和免费住房的情况下，仍有大量维吾尔族人抵制此类转移。学者和官员将这种不愿参与归因于“思想封闭”和宗教“极端主义”，认为劳动力转移可以“打破南疆固化的社会结构”。该地区2016年6月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的专项行动方案》规定了劳动力转移的综合方法，包括在农业“农闲时期”由国家主导转移至采棉等季节性工作中。2016年9月，新疆发布了关于季节性务工人员（包括采棉工）国家管理的通知，作为实施2016年6月专项行动方案的一部分。该通知规定了与公安机关合作对这些工人进行严密监管和强化思想灌输的过程，包括“思想教育”。各县被要求主动询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棉花种植区的劳动力需求，然后动员所需工人。2016年12月，新疆宣布计划加强南北疆就业合作机制，扩大政府组织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包括季节性工作。这显著加速了南疆维吾尔族劳动力向北疆兵团棉田的转移。新疆2017年5月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指出，贫困人口的“劳动就业意愿和能力不足”，并五次重复当地人的“内生动力”不足，必须加以“激发”。该规划特别强调了季节性劳动力转移在实现国家脱贫目标中的作用。2017年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甚至正式废除了长期存在的农业和公共工程强制无偿劳动制度“哈什尔”（hashar），其明确目的是促进维吾尔族更深入地参与劳动力转移。2017年初，国家还开始系统性地用转移来的非汉族劳动力取代汉族外来采棉工。2016年9月的通知规定，“在同等条件下”，兵团招募季节性劳动力应“优先使用新疆当地农民和牧民”。一份关于喀什岳普湖县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报告称，通过劳动力转移，当地维吾尔族人“根深蒂固的懒惰思想”得到了克服。报告引用一位汉族棉农的话说，由于工作队从2017年开始实施转移，他“不再使用外地（外来）采棉工”。2016年，新疆本地采棉工仅占兵团棉田所有采棉工的三分之一（约10万人）。汉族外来务工人员也构成了南疆采棉工的大多数，因为汉族棉农从他们东部的家乡招募工人。相比之下，到2018年，喀什地区的采棉工中只有2.5%是外来务工人员，而21.09万人（即84.4%）来自本地区，其他维吾尔族聚居区也报告了类似的趋势。那一年，仅阿克苏和和田地区就向兵团输送了21万名采棉工。2016年至2020年间，新疆年均转移劳动力287万人。季节性转移发挥了主导作用。2017年至2020年中期，南疆和田地区所有转移劳动力中，约有一半集中在采棉等季节性劳动。2017年至2018年间，和田地区墨玉县将劳动力转移采棉工人数从4.06万增加到5.4万，动员了其18至59岁人口的15.7%前往其他地区采棉。据估计，2018年新疆动员了至少57万名来自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剩余劳动力参与采棉。用于采棉的强制性季节性劳动力转移与新疆的“通过劳动力转移进行脱贫”的强制性计划有关，但与所谓“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国家对再教育营的委婉说法）前被拘留者的强制工作安置无关。虽然这两个系统截然不同，且在不同的政策和行政体系下运作，但拒绝参与脱贫或就业政策的维吾尔族人可能面临拘禁。2014年，该地区发布了一份包含75种“宗教极端主义表现”的清单，其中之一是“拒绝接受政府管理”，这是一个广泛的表述，可以涵盖脱贫和就业措施。拘禁的威胁并没有改变新疆强制劳动系统之间的概念区别。通过劳动力转移进行的脱贫本身就产生了强制压力，独立于营地之外。然而，这种潜在的威胁显著增强了此类压力。
来自莎车县阿斯兰巴格乡脱贫攻坚工作组此前未公开的内部政府文件显示，国家强迫维吾尔族参与脱贫措施（包括劳动力转移和季节性劳动）的努力在2018年后有所加强。莎车县2019年1月的整改工作通知要求提高脱贫攻坚工作的“政治地位”，严厉警告干部若未达到规定目标将面临“严重”后果。在其旨在压制任何政策反对意见的秘密五年计划中（该计划始于2017年，结束于2021年），2019年是新疆应实现“基本常态化”的一年。莎车县2019年7月关于“脱贫攻坚近期重点工作”的文件警告官员要“防止干部和群众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文件规定，“懒汉、酒鬼及其他内生动力不足的人员”需要接受“反复……思想教育”。如果这未能产生“明显效果”，他们将“按照文件”处理（其确切含义尚不明确，但上下文暗示了强制措施）。60岁以上的人员和学生被要求采摘棉花、蔬菜、西红柿和辣椒等作物。脱贫就业办公室需列出那些“尚未实现稳定就业（因此）必须（从事）季节性劳动”的人员名单，并将他们纳入集中、有组织的季节性劳动（如采棉）转移中。国家将组织幼儿集中托管，以“防止出现这类人员既无稳定就业，又无法获得季节性劳动收入的问题”。到2019年底，莎车县正在编制“懒汉”、“酒鬼”和“内生动力不足”人员名单。一份名单将年仅77岁的人标记为“懒汉”，在五名被列出“懒惰”解决方案的个人中，有两人被送往另一个县采棉。
新疆棉花采摘的劳动力转移：地方实施情况
与乌兹别克斯坦类似，新疆棉花采摘中的强制压力主要存在于招募阶段。驻村工作队挨家挨户收集每户家庭的就业状况信息，并强迫村民参与劳动力转移：
曾经阻碍当地劳动力进入棉花采摘市场的因素已不复存在。这得益于新疆各级政府在转移剩余劳动力工作上的持续推进。特别是自2014年以来，新疆连续五年共派出35万名干部下沉基层，帮助群众摆脱贫困与苦难。
在喀什地区伽师县的一个村庄，当国家发现维吾尔族人“不愿外出务工”时，官员们第二次进入每家每户，开展“思想教育工作”，直到动员了60人去采摘棉花。2018年9月，一支驻村工作队在和田地区墨玉县的一个村庄（总劳动力为983人）动员了345名村民去邻近的喀什地区采摘棉花，该村此前在劳动力转移方面的参与度极低。三名村干部对他们进行了监督。阿克苏地区拜城县2018年9月的一份记录描述了驻村工作队如何将维吾尔族村民艾尔艾力·哈基姆从“严重”的思想问题中“解放”出来。得益于“思想转化工作”，他随后响应政府号召去采摘棉花：
过去，我“等、靠、要”的懒惰思想很严重。我只知道向党和政府索取。现在，我终于明白，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汗水赚取报酬。未来，在党和政府政策的支持下……我会赚更多的钱，让家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招募行动的特点是组织严密的转移和密切的监督。喀什地区2017年的一份记录指出，采棉工由官员陪同，且“工作队干部和派出所警卫定期探访他们”。阿克苏地区2020年的一份报告称，采棉工以“点对点转移”的方式被送往工作目的地，干部必须全程陪同：
充分发挥一线“指导员”、“安全员”和“服务员”的作用。除特殊情况外，这些人必须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在采棉期间积极开展思想教育……并协助解决工资或意外伤害相关问题。
这些记录还表明，新疆的新就业政策可以带来物质利益。中央政府的援助及相关政策旨在保护劳动者免受雇主剥削，改善工作条件和安全标准，提高他们的权利意识，并推广社会福利覆盖。鉴于棉花采摘这一经济部门在历史上一直与剥削联系在一起，这些好处不应被轻易忽视，它们表明习近平提出的消除绝对收入贫困的标志性目标构成了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通过这些国家计划招募的采棉工受到随行干部和工作队的监控。例如，2019年末，一支喀什执法工作队探访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辖区采摘棉花的150名维吾尔族人。他们评估了采棉工的“思想状态”并告诫他们：“希望你们发扬吃苦耐劳、勤奋工作的精神，按计划完成采棉任务。”此类记录表明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情况存在显著相似之处。在两个地区，采棉工都是（或曾经是）通过广泛的基层动员被强制组织的。其结果是强制劳动在社会层面的常态化。当麦尔耶姆·苏尔坦（2021）后来在北京上大学时，她真诚地以为自己必须履行强制劳动任务：
当我问导师我们是否需要进行任何强制劳动时，大家都哄堂大笑。我感到非常欣慰，终于来到了一所可以专注于学业而无需担心强制劳动的机构。
超越采摘：新疆棉花价值链中两种形式的强制劳动
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后者主要生产原棉，而新疆在2014年后的国家政策推动下，棉花价值链向纱线、纺织品和服装生产进行了大规模扩张。2014年7月，北京宣布了到2023年将至少100万名工人安置到纺织和服装行业就业的目标，其中65万人来自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南部地区。虽然目前关于新疆棉花生产中劳改劳动力规模的证据有限，但仍有多个监狱农场参与其中。库车县芳草湖监狱农场的轧花厂在2016年6月仍在运营。与沙雅县监狱农场相关联的沙雅县塔里木润成监狱轧花厂在2017年9月仍在运营。来自莎车县的维吾尔族人阿卜杜哈米特·巴拉特表示，在不同监狱服刑的18年间（1995年至2013年），他一直被迫生产各种类型的服装，包括手套、毛衣和制服，每天工作15至16小时。
大规模的强制采棉仅与“劳动力转移扶贫”相关。然而，随后的纱线、纺织品和服装生产也涉及大规模雇佣被“释放”到国家指定工作岗位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学员。2018年初，多个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地区获得了将学员转移到劳动密集型纺织和服装生产的优惠国家政策，通过每名受训学员1800元人民币的补贴吸引了中国东部企业；那一年，仅喀什地区就计划雇佣10万名营地学员，其中7万人进入纺织和服装工厂。新疆纺织业也对来自劳动力转移系统的少数民族工人采取了强制管理措施。例如，莎车县的雄鹰纺织公司利用“半军事化管理”雇佣贫困和剩余劳动力。汉族工厂老板表示，这些工人最初“缺乏劳动热情”，且持有“等、靠、要”的心态。然而，经过一年的“潜移默化”，他们“明白了应该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此处“潜移默化”一词与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使用的词汇相同，他当时主张企业就业能使少数民族“潜移默化地学习中国文化”。此类公司在实施国家的灌输和强制同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疆的机械化采摘与持续的劳动力转移
在过去十年中，国家大力推广机械化，特别是在北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区，由于农场规模更大、田块更连片，这些地区比南部更适合机械化采摘。2019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区棉花种植机械化率达到82.9%，而整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这一比例仅为30.2%（254万公顷中的77万公顷）。在2020年12月首次公布新疆棉花采摘中存在系统性强迫劳动的证据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称“2020年新疆棉花机械采摘率已达70%”。然而，这一说法背后的数据仅涉及新疆棉花种植总面积的64.5%。2021年12月6日，政府随后声称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机械化率为80%，但未提供机械化与人工采摘棉花区域的具体面积，也未披露南疆低得多的机械化率。不到六周后，即2022年1月14日，北京突然声称机械化率“超过85%”，但未提供任何依据。相比之下，2020年10月在2020年12月披露之前发布的一份政府报告显示，南疆的机械化率仅为34.7%，并指出“大型机械设备作业条件差”且“土地破碎化程度高”，所有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了……的应用”。
农业机械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2020)。2019年，新疆45%的棉田位于这五个南部地州。
卫星图像分析显示，德国媒体在2022年春季使用收获速度的代理指标估计，该地区至少有36%的棉花仍是手工采摘（此方法可能低估了手工采摘的比例，因为零散的小地块比大片连片的地块更容易被忽略）(Dauben-berger & Guckelsberger, 2022)。然而，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地区，估计的手工采摘比例为96%。南疆的棉花品质尤为优良，不仅因为手工采摘的棉花被认为优于机器采摘的品种，还因为该地区种植了近四分之三的特别珍贵的长绒棉。5 中国的报道证实，截至2022年3月，长绒棉仍无法机械化收获，因为其长而柔软的纤维通过手工采摘能更好地保存（新浪新闻, 2022）。尽管机械化率不断提高，新疆棉花生产的扩张速度仍然需要大量的采摘工人。在过去二十年里，该地区播种棉花面积在机械化程度最低的新疆南部地区增长最快，从2000年至2020年nearly tripling from 574,200 to 1,605,900 hectares（刘等人, 2021）。在兵团控制的农田中，棉田总面积也从2010年的498,000公顷增加到2021年的870,000公顷。事实上，在2018年，阿克苏和和田两地就向兵团地区输送了210,000名季节性农村剩余劳动力——尽管当年兵团的机械化率为80.4%——这可能与这种快速增长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18；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019）。尽管北京方面声称，新疆在2021-22年期间继续转移少数民族剩余劳动力进行棉花采摘。2021年10月，喀什地区夸耀“全地区各县、乡、村在动员采棉工方面做得很好，相关部门也组织了乡、村的群众为大棉农工作……解决了大棉农的‘燃眉之急’” (搜狐, 2021)。喀什的博斯腾县利用专门的大规模动员方法，动员了6,000名采摘工人。这些并非孤立的案例。新疆的《“十四五”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划》（2021-2025年）要求兵团与其他地区加强合作，以“扩大”季节性（与收获相关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 2021）。2022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重点媒体《天山网》上的一篇文章，讨论了新疆的就业项目和劳动力转移，证实了南疆棉花、番茄等种植园的“巨大规模”继续“提供了丰富的短期就业途径”（天山网, 2022）。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并不一定能降低强迫劳动的风险。为了推广机械化，国家大力推行土地流转计划，当地农民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大规模运营商，以换取租金
4. 根据新疆统计局（2020年，表12-20）计算。南疆包括和田、阿克苏、克孜勒苏、喀什和巴音郭楞。5. 根据新疆统计局（2020年，表12-20）计算。
被剥夺土地的维吾尔族农民随后经常被强制转移到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工作。新疆主要国家媒体将土地流转描述为减少土地碎片化和推广机械化棉花种植的关键措施（新华社, 2018）。到2019年，阿克苏的乌什县计划将66,667公顷土地从小型持有者转让给国有合作社、兵团农场和大公司，以“全面实施机械化采棉”，同时“让农民摆脱土地”（通过劳动力转移）（中国棉花网, 2018）。到2021年，尉犁县已将26,667公顷土地从农民转让给丽华棉业公司，以推广“现代化、机械化”的棉花生产，大幅提高了机械化收获（朱, 2021）。虽然使用权转让理论上可以撤销，但新疆的政策背景清楚地表明，转让是建立大规模现代化和机械化农业以及永久将小农转变为产业工人的长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Zenz, 2021a）。那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转移劳动力，常常成为新疆纺织和服装行业的廉价劳动力。
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比较
2012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了一套衡量强迫劳动的11项指标，包括利用弱点、限制行动自由、孤立、恐吓、恶劣工作条件、暴力、债务束缚和扣发工资（国际劳工组织, 2012）。这些指标旨在衡量个体公司或经济部门的强迫劳动。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合评估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的基本机制，尤其是在新疆，那里的国家强制动员目标主要是政治性的。其中一些与经济剥削相关的指标适用于乌兹别克斯坦以营利为目的的棉花收获。然而，广泛的工人剥削将与北京方面旨在实现长期社会稳定和实现习近平消除绝对贫困的标志性目标相悖。因此，新疆至少名义上寻求改善工作条件，并且对于劳动力转移，它优先考虑政治目标而非经济剥削（被释放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学员的工作条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剥削廉价的维吾尔族劳动力，因为采摘工人的报酬很低，而他们的工作却极其艰辛。然而，劳动力剥削不是新疆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目标，而极其恶劣的工作条件与国家针对少数民族的就业政策的长期目标相悖。与其依赖静态和脱离背景的国际劳工组织指标，不如将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的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视为一个系统性和情境化的过程来理解和衡量。基于对新疆劳动力转移的审查，我之前开发了一个六阶段框架来评估劳动力转移中的胁迫（Zenz, 2021a）。下面，除了比较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之外，还为每个阶段展示了一套新的指标，这些指标专门用于评估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的风险（表1）。
系统性识别国家规定的人口的生计并配合国家代表国家行事的机构。潜在适用的国际劳工组织指标：不适用就业运动。阶段乌兹别克斯坦新疆总体风险指标级机构。表 1. 通过六个阶段识别系统性强迫诱导的思想环境，要求目标群体自行摆脱（或找到替代方案）。上门运动，涉及强烈的心理压力实现北京的扶贫目标，并转变剩余劳动力与植棉区共同识别季节性劳动力以完成强制性劳动力转移配额，基于数据库和侵入式上门招聘包括可能被拘禁。在国家生产任务的支持下并分配劳动力需求并计划劳动力动员。地区使用（“思想教育”）以及潜在或公开的威胁，族裔社群。
指标表明，国际劳工组织的指标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评估在初期劳动力识别、招募、培训和转移阶段（这些是评估与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相关风险的最相关阶段）中的强迫行为。总体而言，两个地区的强制机制具有可比性，尽管新疆的环境要压抑得多。在两种情况下，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在五个关键方面十分相似：
1. 拥有强大官僚机构的集权威权国家；
2. 驾驭经济政策并激励或征用相关的经济参与者（包括国有和私营企业）；
3. 在目标人群中营造强制性的社会环境；
4. 连同大量基层的М人力资源和机构共同利用这一环境，以
5. 在基层产生动员压力。
在这两个地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残余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程度不尽相同。乌兹别克斯坦依赖于持续的中央集权计划配额制度。新疆自上而下的国家规划也以重要且复杂的方式塑造了经济，影响农作物种植优先事项，根据政治目标征用国有企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体，并引导季节性工人流动（用维吾尔族采棉工取代汉族采棉工）。然而，新疆当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系统性地激励私营部门进一步贯彻国家政策，特别是自 2010 年代以来。强大的人口发展主义国家利用上述五种方法实施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其实施的便利程度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相上下。这两个系统之间的核心区别之一在于其最终目标。在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直接使精英阶层在经济上受益。北京在新疆的政策侧重于族群识别，并被框定为国家的一个紧迫的国家安全问题，该国将维吾尔族人描绘为一种“生物威胁”。与传统的农村生计相比，中国受监控的工厂环境使国家能够对工人实施更强的控制，削弱了传统的社区结构，并限制了本土文化的代际传递。
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都部署（或曾部署）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系统，通过高度集中的强制性国家机器，利用大量基层人力资源来强行招募和留住采棉工。最初，两地都严重依赖童工，随后转向强制性成年劳动力，而当时正值集体化和计划经济的过去时代，就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强制指派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强迫劳动力动员是通过国家对经济政策的主导地位、国家征用或激励相关经济参与者的能力，以及在社会主义时期创建并由后继领导人维持或演变的广泛动员基层机构来运作（或曾运作）的。尽管新疆的压迫程度要严重得多，但两个地区都严重依赖（或曾依赖）中央集权的威权系统来营造惩罚不服从行为的强制性环境。在新疆，这包括关押的威胁以及通过预防性警务自动化系统对异常行为的侦测。由于缺乏法律救济，公民“选择”顺从，而不是在这个让他们无能为力系统中面临潜在的后果。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强制同意”环境对于局外人来说未必能立即察觉，并且可能很难通过诸如国际劳工组织强迫劳动指标框架等常规手段来评估，该框架本来就不是为了评估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而设计的。通过检查单个工人（特别是在新疆这样无法自由发言的高度压迫环境）或甚至单个工作场所，并不容易察觉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这些可能只需要与非强制性工作场所相当的安全和监控水平，因为强制压力在最初招募时最强，而且社会背景排除了自由流动。结构性强制环境最恰当的概念化是一系列“不自由的形式和程度”的“连续统一体”，其中自愿与非自愿之间清晰的界限不再适用。在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系统利用结构性边缘化进行经济剥削。新疆的系统至少名义上旨在增加收入，以便国家宣布民族地区摆脱贫困。鉴于中国极低的绝对贫困线，即使是采棉的微薄报酬也足以将少数民族采棉工推过这条线。然而，国家的长远目标是将人们从传统的生计和社区转移到受国家控制的“现代”工作、思想改造和社会控制环境中。全球制裁针对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的经济逻辑，并最终导致了系统性变革，这也是由于该国对吸引更多外国投资有着强烈的需求。相比之下，北京的经济实力、在新疆的长期政治目标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意味着向采棉及相关产业的强迫劳动力转移可能会长期持续下去。使用新疆棉花的中国公司通过混淆供应链来规避西方制裁。虽然制裁对于避免消费者沦为暴行的帮凶是必要的，但习近平将国内安全置于经济增长之上的优先考量，以及颁布惩罚遵守制裁的公司的反制裁法，使得制裁的影响更加不确定。
透过宗教视角，深度拆解维吾尔种族灭绝真相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5 次浏览 • 2026-08-05 21:13
透过宗教视角，深度拆解维吾尔种族灭绝真相
通过宗教神义论理解维吾尔族种族灭绝：加拿大与土耳其维吾尔人的声音
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麦吉尔大学）、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麦吉尔大学）、肖恩·雷姆兹（康考迪亚大学）、苏珊·J·帕尔默（康考迪亚大学）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加拿大和土耳其的部分维吾尔人[1]是如何通过宗教视角，即“神义论”（一种对苦难与邪恶的解释）来解读当前发生的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2]。本文基于三个不同来源的数据：第一个来源是一份记录了2021年维吾尔人参与线上《古兰经》课程讨论的日记；第二个来源是对居住在加拿大和土耳其的两位知名维吾尔伊玛目的访谈；第三个来源是对一位居住在加拿大的年轻维吾尔政治活动家的访谈。通过他们的叙述，我们识别出四种既独特又相互关联的视角，并将其归纳为四类：灵知派、神话派、启示录派和奥秘派。研究中大多数维吾尔人的声音将东突厥斯坦[3]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理解并呈现为一种“神圣的考验”。尽管他们将这场种族灭绝视为安拉的考验，但关于“神圣惩罚”的层面似乎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安拉仁慈的强调——安拉旨在通过考验教导祂的仆人，使他们在今生和后世都能获得更高的美德。我们的分析得出结论：维吾尔伊斯兰教似乎为其信徒提供了一种乐观感，对于流散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这是一种继续前行的动力。这与那些更侧重于苦难层面的其他伊斯兰神义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2017年大规模建立“再教育”营以来，国际媒体、人权组织以及各国政府纷纷将目光投向维吾尔人的苦难，将其定性为严重的人权侵犯或种族灭绝。《纽约时报》、《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等知名媒体机构都曾报道过这些令人痛心的状况。
通过航拍影像和幸存者的亲身讲述，揭示了“再教育营”及其他类似拘留设施内部的情况[4]。据信，从2018年至今，约有一百万到三百万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被任意关押在这些设施中[5]。幸存者们详细描述了营内发生的酷刑、绝育、强奸以及洗脑教育。此外，还有报告指出，该地区有数万人被迫从事强迫劳动[6]。
这场危机的性质已被美国、加拿大[7]、荷兰[8]、立陶宛[9]、英国[10]和法国[11]等许多西方政府认定为“种族灭绝”。维吾尔人权倡导组织和海外维吾尔群体长期以来一直在为此游说，并引用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作为支持[12]。此外，2021年，英国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了“维吾尔特别法庭”，该法庭开展了独立调查，并得出结论称：“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实施旨在防止生育的措施，意图从根本上摧毁新疆维吾尔族的重要部分，已构成种族灭绝。”[13]
自2014年以来，关于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受压迫的问题，各界一直存在激烈的讨论，但据我们所知，目前还没有研究探讨这种压迫所带来的宗教影响。这些影响是一个真实且紧迫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人权组织而言。伊斯兰教是维吾尔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攻击并被蓄意压制。
中国政府——我们认为，对维吾尔种族灭绝这一特定维度的关注缺失，是一个严重的缺口。为了填补学术上的这一空白，我们选择聚焦于这一特定方面，并探讨一些针对中国政府旨在抹除维吾尔身份和文化的政策与做法，所做出的哲学和宗教层面的回应。
研究数据
本文收集的数据是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委员会资助的一项名为《宗派宗教中的儿童与国家控制，1950–2020》研究的一部分，该研究由苏珊·J·帕尔默指导，并由麦吉尔大学宗教研究学院执行。我们的团队收集了关于该主题的三类资料。第一类资料由我们研究团队的成员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提供，他收到了一位居住在加拿大、正在参加在线《古兰经》课程的匿名维吾尔女性的日记副本。该课程是在2021年初新冠疫情期间为维吾尔成年人开设的。自1949年以来，维吾尔人在学习和坚持其宗教与文化传统方面一直面临着持续的挑战。自2016年起，中国共产党已正式将学习或实践伊斯兰教，甚至拥有《古兰经》定为非法，这种宗教不宽容程度是自文化大革命（1966–1976）结束以来前所未见的[14]。因此，许多逃离中国的维吾尔人非常珍惜他们新获得的自由，去探索和重新评估他们此前被压制的穆斯林身份[15]。
维吾尔人尝试重新接触伊斯兰教的方式之一，就是参加关于《古兰经》的宗教课程。如前所述，其中一门课程于2021年面向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成年人开设。该在线课程仅对注册的维吾尔学员开放，因此，提供给我们研究员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的这份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维吾尔学员们讨论的内容。虽然这位女性的日记主要由课堂笔记组成，但最让迪尔穆拉特博士感兴趣的是她记录的同学间关于“他们民族所遭受的苦难究竟应被视为一种神圣的考验，还是一种神圣的惩罚”的在线讨论。这本日记包含了十六名维吾尔成年学员的叙述，这些讨论的内容可以在附录中找到。
想要了解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看法和信念，另一个渠道就是通过受过专业训练的宗教老师。因此，我们的另一位研究员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邀请了两位伊玛目，请他们分享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看法[16]。乌敦采访了现居土耳其的著名维吾尔族伊玛目兼伊斯兰学者阿卜杜拉齐兹·拉赫穆图拉博士[17]，以及现居蒙特利尔的伊斯兰学者兼教师阿卜杜杰利勒·布格拉伊玛目。阿卜杜杰利勒·布格拉伊玛目是通过电子邮件回复了阿卜杜穆克提达尔的问题。除了这两个来源，我们还会研究维吾尔族年轻活动人士卡比尔·库尔班的在线采访内容。
我们先来看看这些日记，特别是关于参与者被问到的那个问题：维吾尔族面临的种族灭绝到底是安拉的考验还是惩罚？日记作者把同学们的回答分成了四类：一类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考验；另一类觉得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惩罚；那些将维吾尔种族灭绝视为安拉的考验与惩罚的人；以及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的人。出于匿名考虑，所有姓名均已删除，并为每位参与者分配了一个字母代号。
表1：在加拿大参加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族学员反馈。
（参与者代号：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考验 / 是安拉的惩罚 / 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感到困惑）
- 维吾尔A：是（考验）
- 维吾尔B：是（考验）
- 维吾尔C：是（惩罚）
- 维吾尔D：是（考验）
- 维吾尔F：是（考验）
- 维吾尔G：是（考验）
- 维吾尔H：感到困惑
- 维吾尔J：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K：是（考验）
- 维吾尔L：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M：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O：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Q：是（考验）
- 维吾尔R：是（考验）
- 维吾尔W：是（考验）
- 维吾尔Z：感到困惑
维吾尔人与伊斯兰教
维吾尔族是一个突厥语系民族，居住在中国西北边陲，那里也是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18世纪末，满清帝国将维吾尔人的家园并入中国版图，并一直通过间接统治的方式管理当地，直到1884年新疆建省[18]。满清王朝覆灭后，维吾尔人曾两次短暂地获得过独立[19]。
如今，维吾尔族是中国官方认定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根据2017年的人口普查，维吾尔族人口略多于1200万，但许多维吾尔人认为这个数字实际上可能在2000万到3500万之间。维吾尔人的家园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蕴藏着中国20%以上的天然气、煤炭和其他化石资源，其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也位居全国第二[20]。2019年，中国自然资源部估计塔里木盆地拥有9.7万亿立方米的超深层天然气资源，占全国潜在天然气储量的60%[21]。与此同时，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中国贡献了全球约22%的棉花供应，而2018年中国84%的棉花产自维吾尔地区[22]。因此，考虑到中国为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和5G技术等战略性能源计划所做的努力，该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在皈依伊斯兰教前后，维吾尔人在中亚建立了许多王国，并在中亚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3]。自10世纪以来，维吾尔人一直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哈乃斐学派，该学派与他们本土前伊斯兰时期的萨满教、摩尼教和佛教传统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24]。在当下的语境中，大多数维吾尔人将他们的穆斯林信仰视为其集体认同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25]。
一直到20世纪初，维吾尔族的教育主要还是靠伊斯兰学校。随着俄罗斯帝国势力进入中亚，当地知识分子开始搞起现代教育改革，他们尝试建立“扎吉德”学校，在传统的伊斯兰教育之外，还提供世俗教育[26]。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些学校在维吾尔人的家乡遍地开花。现代维吾尔伊斯兰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扎吉德主义，它把伊斯兰教育和世俗教育以一种融合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27]。
1949年之后，除了80年代和90年代那段“可控的宽容”时期，维吾尔人家乡的宗教教育一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严格的限制[28]。尽管如此，直到最近几年，维吾尔人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私下里的口头传统，将宗教知识传给下一代[29]。然而，2017年之后，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根除维吾尔人的伊斯兰教，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化”或世俗化的做法[30]。
比如，2017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出台。根据这项条例，凡是被国家认为过于虔诚或表现出任何宗教行为的人，都会被贴上“极端分子”的标签，并被送进“集中教育培训中心”，以消除他们所谓的“极端”宗教思想[31]。
哪怕只是表现出一点点宗教倾向，都可能被扣上“宗教极端主义”的帽子。举个例子，201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发布的一份政府文件里，列出了75种会被认定为“宗教极端主义”的行为，一旦沾上，就可能面临被关押的风险。这些行为里包括一些常见的伊斯兰教习俗，比如在清真寺外聚众礼拜、“无正当理由参与宗教活动”，以及女性佩戴头巾。这份清单甚至还包括一些非常模糊且无害的行为，比如留“大胡子”，或者突然戒烟戒酒[32]。
后来，被视为极端主义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学者指出，中国政府将以下行为也列为宗教极端主义的指标：出国旅游或计划出国留学（特别是去穆斯林国家），有亲属在国外（特别是穆斯林国家），佩戴任何宗教标志，定期礼拜，斋月封斋，去麦加朝觐，教孩子伊斯兰教知识，给孩子起伊斯兰教名字，参加周五礼拜，持有或传播敏感的数字内容（比如包含宗教语言的信息，像《古兰经》经文或图片、对《古兰经》的解读，或者女性佩戴宗教标志和礼拜的照片等）[33]。
与此同时，成百上千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寺和墓地被拆除，许多伊斯兰圣地也遭到中国政府的亵渎或破坏[34]。当前的这种环境在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家园已经把维吾尔人的伊斯兰信仰定为犯罪，以至于没人敢说一句最简单的伊斯兰问候语——“色兰”，更别提去尝试践行更具体的宗教习俗了[35]。尽管维吾尔人在自己的家园里持续遭受宗教压迫，但伊斯兰教依然是维吾尔人身份认同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并持续塑造和影响着他们对世界的认知。
伊斯兰教中的神义论
“神义论”这个词最初是由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在他的《神义论》（1710）一书中提出的，它由两个希腊词汇组成——“神”和“正义”。这个概念包含两层含义：首先，从最初且准确的意义上讲，它“旨在证明神的正义不会因为世间存在的种种邪恶而受到损害”[36]。其次，用弥尔顿的话说，它是“向世人证明上帝之道是正义的”尝试。这是一个专业术语，指在邪恶面前为上帝的正义进行辩护[37]。更广泛地说，神义论指的是试图解释或理清苦难的意义[38]。
伊斯兰教中的神义论最初作为对上帝“绝对全能”的肯定而出现，这与“一种理性的神圣正义观”直接挂钩[39]。学者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穆斯林思想家和他们的基督教同行一样，都强调上帝的正义与仁慈，但“在伊斯兰神学中，邪恶问题并没有像在西方传统中那样占据核心地位”[40]。对许多穆斯林学者来说，“邪恶”似乎“仅仅是善的缺失的一个代名词而已”[41]。
前现代时期的伊斯兰学者，尤其是穆尔太齐赖派的神学家们[42]，曾主张苦难或邪恶的存在并非坏事，因为这能让人们在来世获得更大的奖赏。然而，邪恶源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而非上帝，上帝只负责惩罚作恶者。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什叶派伊斯兰教所采纳[43]。在逊尼派伊斯兰教中，人类的自由意志似乎没那么绝对。学者指出：
上帝在人身上创造了执行某种行为的权力、能力、选择和意志；而人被赋予了这种派生的权力，从而自由地选择其中一种方案，并打算或意愿去执行该行为；与这种意图相对应，上帝创造并完成了这一行为[44]。
关于邪恶的本质，极具影响力的穆斯林哲学家伊本·西那认为：“邪恶是一种不存在的东西，它没有本质，只是本质的缺失或不完美。”[45]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邪恶是某种不存在的东西，它的缺失等同于存在于万物中的不完美。最终，伊本·西那愿意断言，世界上确实存在一定数量的邪恶，但与宇宙中巨大的善相比，这种数量是微不足道的[46]。其他杰出的伊斯兰学者对邪恶及其在世界上的存在提出了更详细的见解。例如，另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安萨里指出，邪恶是必要的，因为事物若无对立面就无法被认知。因此，人若不知疾病就无法知晓健康，若不知地狱就无法知晓天堂，以此类推[47]。然而，这种“事物只能通过对立面来认知”的观点并非伊斯兰传统中所有人的共识。对于汉巴里学派学者、杰出的穆斯林法学家伊本·泰米叶来说，邪恶具有一种教育意义，因为它在世界的自然秩序中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从这位法学家的角度来看，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因此本质上是善的[48]。因此，邪恶永远不能直接归咎于上帝。
根据学者的说法，在伊本·泰米叶的分类学中，邪恶可以分为三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第一，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总体上都是完全向善的；邪恶是相对的，仅从受造物的角度存在。第二，邪恶是受造秩序完美性的一种必然伴随物。第三，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善的普遍性在数量上远大于邪恶[49]。此外，并非所有伊斯兰学者都认为邪恶在数量上较少或微不足道。极具影响力和创新精神的穆斯林哲学家法赫尔丁·拉齐反驳了伊本·西那关于神义论的乐观立场，他指出：“真正的快乐很少被体验到，而且转瞬即逝。所以从数量上讲，占压倒性多数的不是善，而是邪恶。”[50] 事实上，拉齐采取了一种非常反神义论的立场，并认为伊斯兰神义论“必须严格以主体为中心，最终只是一种徒劳的练习”[51]。
不少学者都指出，苏菲主义对维吾尔伊斯兰教的演变有着深远的影响[52]。历史学家瑞安·瑟姆特别强调了苏菲思想在十六、十七世纪传播的重要性，这一时期被视为东突厥斯坦南部地区“伊斯兰化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重要阶段”[53]。苏菲派神学家在将“恶”与“神意”联系起来时，很大程度上沿用了伊本·西那的本体论视角。因此，既然万物皆由真主所造，而造物本身终归是善的，人类就必须顺从神意，并仰赖真主的仁慈与智慧。比如，神秘主义诗人鲁米就更进一步，直接把“恶”归因于真主：“真主既意欲善，也意欲恶，但他只认可善。”[54]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对“恶”的理解并不会影响真主在道德上的完美性，因为归根结底，恶的存在是“为了实现更伟大的善”[55]。乐观主义是苏菲传统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正如学者所言：“苏菲派并不总是纠结于这个世界是否是最好的，但他们通常会肯定，真主创造恶是为了将其作为修行路上的磨炼工具。”[56] 正如学者所言：“神秘主义者能够理解，真主的愤怒其实是伪装的仁慈；他施加给信徒的痛苦与惩罚，对于他们的灵性成长是必要的——就像病人必须服用苦药一样。”[57]
赛义德·努尔西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伊斯兰现代派神学家，他直接把“恶”的存在和“来世”联系在了一起，认为如果不谈来世，根本就没法真正理解“恶”到底意味着什么[58]。在努尔西看来，死亡是通往来世的唯一入口，也是“真主那包罗万象的仁慈与无处不在的善”的一部分，因为真主是最公正、最慈悲的[59]。这些观点和学者的看法不谋而合。学者本人非常谨慎，他从不给“恶的问题”提供一个所谓的“伊斯兰标准答案”，而是强调穆斯林学者和信徒们普遍达成了一个共识：古兰经与“恶”的存在在逻辑上是“兼容”的[60]。
身在加拿大与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之声
尽管中国一直在试图从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中抹除伊斯兰教的影响，但伊斯兰教始终是维吾尔人身份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哪怕它有时不得不保持沉默、转入地下。鉴于此，许多维吾尔人从伊斯兰信仰或神义论的角度去思考或讨论正在发生的“维吾尔种族灭绝”，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大家思考的深度和理解程度各不相同。这里要分析的言论就体现了这种思考，它们来自十六位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成年人，他们都自认为是穆斯林，且在2021年初参加了一个在线《古兰经》课程。当时课程参与者被问到一个问题：“维吾尔人的苦难是安拉的惩罚，还是考验？”其中一位维吾尔女性参与者将大家的回答记录在了日记里。这些笔记最初是用维吾尔语写的，后由迪尔穆拉特·马木提博士翻译。这十六位维吾尔《古兰经》学员的回答被研究团队归纳为四类：九人认为种族灭绝是一种考验，一人认为是惩罚，四人认为两者皆有，还有两人不确定。
日记中记录的这些回应，可以被看作是关于苦难与邪恶的自发性宗教思考，同时也应被理解为对“身为穆斯林意味着什么”的反思。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政权实施的压迫性政策，这些参与者在移居加拿大之前都经历过高压环境，因此他们对《古兰经》的熟悉程度相对有限。正如维吾尔参与者M所言：
在中国的统治下，我们在身份认同、宗教信仰、文化和教育等方面面临着重重限制和侵犯。我们被中共的错误思想洗脑，在[伊斯兰]教育方面也被搞得一无所知。
因此，这些回应与那位在加拿大长大的维吾尔族年轻活动家，以及两位受过正规宗教教育的伊玛目的陈述有所不同，后者的回应展现了对伊斯兰教更深层次的理解。正因如此，他们的陈述从传统的伊斯兰视角出发，对维吾尔种族灭绝进行了更细腻的反思。
通过结合这三种视角——重新接触伊斯兰传统的维吾尔参与者、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家以及受过专业训练的维吾尔族伊玛目，我们得以独特地窥见生活在加拿大的维吾尔群体是如何通过伊斯兰视角来思考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在审视并分析了他们关于“维吾尔人的苦难究竟是神的惩罚还是考验”这一问题的回应后，我们认为，这些回应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维吾尔式”神义论。日记中记录的这些陈述，可以被视为参与者们在构建神义论方面的初步尝试，尽管他们可能并不熟悉“神义论”这个术语或概念。
我们将首先聚焦于在线古兰经班的参与者和那位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家所给出的回应。这些被噤声的维吾尔人提出了经典神义论中经常遇到的根本性问题：“为什么神允许邪恶存在？”他们纠结于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神既全能又仁慈，却为何允许邪恶和苦难降临在信徒身上？基于每位参与者的回应，研究团队将答案归纳为四种论证类型：诺斯替论证、神话论证、末世论证和奥秘论证。每种论证都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进行定义和解释。
诺斯替论证：在现代学术界，“诺斯替”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术语，对于它的含义也尚未达成共识。然而，就本文及相关研究而言，我们将该术语定义为一种超验策略，即贬低人体和物质世界，降低其重要性，同时强调永恒精神领域或来世的真实性。从这种诺斯替视角来看，人类的苦难被视为暂时的，是可以在天堂得到纠正或补偿的。我们归入这一类别的维吾尔人的回应，都带有这种“暂时性”的意味，并将现世的行为和作为理解为可以在来世得到补偿。
维吾尔人 A 指出：
人来到这世上，注定要面对各种考验，咱们必须得认真对待。只要能顺利闯过这些关卡，就能拿到安拉许诺给我们的奖赏。这世界不过是暂时的，只有后世才是永恒的。
维吾尔 M 认为，这是一种洗清罪孽的过程，最终会通向天堂的奖赏：
如果安拉给祂钟爱的仆人降下考验，那是为了磨练他们的意志；而对于那些有罪的仆人，祂降下考验则是为了洗净他们的罪过。如果这些仆人能扛住安拉的考验，无论遭遇什么灾祸都能坚持到底，那他们过去的罪孽就会被一笔勾销。这些仆人最终得到的奖赏，必然是天堂。
维吾尔 G 也认同这种说法，并补充说作恶的人终将受到惩罚：
那些在世上受压迫、无力自保的好人，在安拉眼中终究会进入天堂。他们在世上所受的苦难，只会洗去他们的罪孽，并提升他们在天堂的品级。如果坏人在世上受了惩罚，那他们就是两头落空，在今世和后世都是输家。如果坏人在世上没受到惩罚，他们也逃不过安拉的震怒，作恶者在今世会遭到诅咒，在后世也绝对逃不掉安拉的惩罚。
这种逻辑和学者的“灵魂塑造神义论”有相似之处，该理论认为苦难在我们的道德和精神成长中起着关键作用，让我们能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变得更接近神圣[61]。
卡比尔·库尔班是一位旅居加拿大的维吾尔族年轻活动人士，他将维吾尔危机和他个人面临的挑战都视为奋斗的一部分，这个概念直接与安拉的考验挂钩[62]。他表示：
没错，这就是我的奋斗，这个词其实就是“奋斗”的意思。我去找我的伊玛目，总是问他：“我该怎么面对这一切？”他就像是说：“我没法给你答案，我真希望我有。”因为没人能给出答案。但他们说，这就是你的奋斗，这就是你的奋斗，你必须得挺过去。我已经接受了，这就是我的奋斗，不是媒体口中那种版本的，而是真正的、为了行善而进行的宗教奋斗。
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库尔班将他的政治行动与信仰联系在一起，这增强了他的能动性和乐观心态。他说他经常向真主祈祷，寻求帮助。他提到：“如果我没有信仰，我真的会崩溃的。”他还分享说，他母亲总是叮嘱他为被关押的表亲祈祷，这帮助他在身陷囹圄的情况下依然能坚守信仰。最终归根结底，库尔班解释说，所有的苦难和挣扎都不会白费，它们终将带来丰厚的回报。他表示：
世间的一切苦难，我们都将其视为提升自我、行善的机会；能够真正去做善事并提升自己，这本身就是一种恩典。
神话论证
我们在日记反馈中发现的第二个特征，与某种超自然层面的邪恶概念有关，我们将这种论证归类为“神话论证”。该论证认为，现存的邪恶（在此指维吾尔族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根植于创世之初的原始行为，即混沌被秩序化以创造世界。因此，邪恶被认为从一开始就存在，而关于不公的观念在亚伯拉罕诸教的圣典叙事中都有体现。然而，这种不公的观念在伊斯兰传统内部引发了一些紧张点。这些维吾尔族穆斯林学生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他们被迫偏离了对伊斯兰教五功[63]的严格遵守，但他们又该如何承担责任呢？如果维吾尔种族灭绝真的是一种神圣的正义，那么被迫陷入如此可怕的境地却得不到任何解脱，这种正义又体现在哪里呢？
维吾尔族受访者D面对这种困境时，会从《古兰经》记载的神话往昔中寻找英雄人物，以此来解读当下的遭遇。他们将古埃及法老统治下被奴役的以色列人，与如今在习近平治下被中国政府关押或压迫的维吾尔人进行类比。这种视角赋予了苦难一种尊严感和更深层的意义，暗示着苦难终将结束，而压迫者也必将受到惩罚。维吾尔族受访者M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只要我们不背叛真主，真主就会保佑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暴君能长久，真主的惩罚是严厉的。”
维吾尔族受访者G对这种“神话论证”的运用则略有不同。他认为，在古老的经文故事里，真主惩罚人类的方式仅仅是通过各种自然灾害。因此，在G看来，维吾尔种族灭绝并非神罚，而是一场“神圣的考验”。他表示：
真主从不亏待无辜的人。在《古兰经》中关于诺亚和罗得的故事里，真主惩罚了那些违抗祂、在世间作恶的人，并赐福给那些遵守诫命、行善的人。然而，我们从未在《古兰经》中看到任何关于“真主通过人之手来实施惩罚”的说法。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真主通过各种自然灾害来惩罚人类。比如，诺亚的族人遭遇了洪水，舒阿卜的族人被云中的火所惩罚，罗得的族人被天降的乱石所灭，或是遭遇了诸如虫灾、巨响等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
末世论论证
从日记反馈中总结出的第三个特征显示，维吾尔族参与者将邪恶与苦难——特别是与维吾尔种族灭绝相关的苦难——理解为一种“觉醒”。我们将这种论证归类为“末世论”，它将种族灭绝视为一种“启蒙的磨难”，一种从沉睡中觉醒，吹响战斗的号角。一些维吾尔族参与者的陈述表明，维吾尔家园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是一场善恶势力之间末日决战的一部分。维吾尔族受访者F指出：
这场考验真的把我们从沉睡中叫醒了。如果安拉没有降下这场考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认清中国这个真正的敌人呢？我们可能还会一直把他们当朋友。如果今天这些磨难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可能意识到共产中国的邪恶？这些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我们永远无法与中国共存。在一个正义荡然无存的土地上，绝不会有任何美好可言。如果我们与中国人抗争到底，只要安拉意欲，我们一定会赢。
维吾尔族受访者M认为，这场种族灭绝可能是一种宇宙级的筛选。正如他们所言：“通过降下这些考验，安拉让我们当中的恶人暴露出来，并将虔诚善良的人与伪君子分离开来。”维吾尔族受访者R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安拉通过降下一些考验，帮助我们认清了身边的人。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察觉到我们内部的叛徒和伪君子。他想要剔除我们当中的坏人，变得更纯洁。
这种论调带来了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自2016年以来，中国政府在“严打”运动中最早逮捕的许多人，都是维吾尔族的宗教领袖，以及维吾尔历史和文学领域的作家、教授或历史学家[64]。然而，维吾尔族受访者M和R的这种回应，将种族灭绝定义为一种必要的过程，用来考验和惩罚那些“叛徒和伪君子”。维吾尔族受访者O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思路，试图通过将正在接受考验的“好人”与将要受到惩罚的“坏人”区分开来，来解决这一矛盾——这种区分在受访者M和R的回答中并不明确。维吾尔族受访者O认为：
但如果我们看看现代维吾尔社会，确实存在腐败、欺诈，比如偷盗和杀人。这些不道德的行为确实变多了。每当我遇到这种事和这种人，我个人觉得这是安拉的惩罚……但当我看到我那些无辜受苦的兄弟姐妹时，我觉得这是一种考验。
维吾尔族受访者Z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我们中间有好人也有坏人，和其他群体一样。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对那些不信安拉、做宗教禁止的坏事的人的惩罚。但对于那些虔诚、善良、守规矩的人来说，这场灾难不是惩罚，而是一种考验。
同样，维吾尔族受访者G强调了安拉的公正和仁慈，同时批评了那种认为维吾尔人的苦难只能被理解为安拉惩罚的论调：
在这场巨大的种族灭绝背后，可能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深意。把强者压迫弱者看作是安拉的惩罚，这是对安拉的侮辱。怎么能把人的压迫和安拉的惩罚相提并论呢？况且，安拉根本不需要利用一群强者去惩罚弱者或罪人。就像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一样，整个民族也不可能被定义为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
奥秘论证
我们在日记里发现的最后一个特征，被我们归类为“神秘性”。这个类别强调了上帝行为中那种不可知的成分，认为信徒不该试图去理性化上帝的旨意，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参透，它永远是个谜。那些虔诚的信徒只需要相信上帝的善意，并接受上帝为人类制定的宏大蓝图是永远无法被人类所知的。
维吾尔族受访者G非常有说服力地反驳了将种族灭绝作为一种惩罚手段的观点，并坚定地否定了“整个群体应为少数人的过错负责”这种想法。他引用《古兰经》中的例子来支持这一论点：
真主绝不会仅仅因为族群中个别人的越界和错误，就去惩罚整个民族。真主从不亏待无辜者。在《古兰经》关于诺亚和罗得的故事里，真主惩罚的是那些违抗他、在世间作恶的人，并赐福给那些遵守诫命、行善的人。然而，我们从未在《古兰经》中看到任何关于“真主的惩罚是通过人类之手来执行”的说法。
此外，维吾尔族受访者G认为，种族灭绝不可能是神圣的惩罚，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等于承认这种行为是正义的，那我们岂不是站在了中国政府那边？他说：“如果我们认为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的事是惩罚，那我们也就等于认为这世上施暴者的压迫是合理的了。”和受访者G类似，维吾尔族受访者O也认为维吾尔人确实曾误入歧途、丢失了宗教身份，但他认为，种族灭绝不应被看作是上帝借中国政权之手行事，而应被视为上帝对信徒的考验，以及对那些犯错者的惩罚。
过去，我们总是坚持走祖先走过的老路。因为我们没有去分析哪条路对、哪条路错，就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真主的正道。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也是维吾尔人目前的处境。作为一个穆斯林民族，我们本该追随真主的道路，但作为容易被蒙蔽的人类，我们没能做到。在反宗教的中国共产党的压力下，我们中的一些人被迫放弃了宗教，或者被疏远了。
习得性回应——伊玛目的视角
如前所述，上面讨论的回应来自不同伊斯兰教识水平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两位受过逊尼派伊斯兰传统教育和培训的维吾尔族伊玛目，是如何看待“维吾尔种族灭绝”的。
参加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所讨论的问题，也被提给了蒙特利尔的一位维吾尔族伊玛目阿布杜吉利尔·布格拉。以下是他针对“真主在维吾尔种族灭绝中扮演的角色”这一议题的回应。他反驳了“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天谴’”这一说法，并提出了以下论点来支持他的主张：
在伊斯兰教义解释的四大基础——《古兰经》经文、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教法类比以及穆斯林公议中，没有任何一条能将如此残酷的种族灭绝与真主的考验或惩罚联系起来。恰恰相反，真主在《古兰经》开篇、每一章的开头，以及章内反复提到自己是“至仁至慈的”[65]。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这场种族灭绝没有任何形而上的根源；相反，这场悲剧的直接原因在于施暴者的恶意企图和行径，以及国际社会不同程度的推波助澜。
他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认为这场种族灭绝应该被视为一种由国家权力机构造成的悲剧性灾难：
针对维吾尔穆斯林的种族灭绝是一场悲剧性的灾难，其根源在于个人、公众、企业、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不负责任、误判错行、极度无知，以及对中共邪恶力量的严重低估。
布格拉伊玛目认为，“这场种族灭绝是对所有人——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的一次重大教训。”他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动荡的历史，以及冷战后助推其崛起的经济投资。在这一语境下，布格拉强调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并将自由意志和政治行动视为导致这场种族灭绝的核心因素。在他看来，我们需要的是更积极的行动回应。
基于本文提出的四个分类，布格拉的一些言论属于奥秘论证范畴。例如，他主张：
真主与维吾尔人民同在，真主迟早会复仇，惩罚那些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元凶。真主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在真主眼中，我们的一千年不过是一天，所以即便在我们看来复仇来得晚，它也终将到来。
在这里，布格拉伊玛目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上帝计划的不可知性，但他论证了惩罚终将到来，只是时间点对我们而言是个未知数。这一点与另外两位维吾尔人（G和O）的说法非常相似，他们都认为神义论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畴。这种观点与犹太哈西德派[66]有潜在的相似之处，后者往往选择绕过神义论中那些令人不安的问题，转而通过纪念和强化宗教实践来表达他们的承诺。他们意识到这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神学谜题，并明白无论是范式思维、契约论，还是报应与考验，这些传统的解释最终都无法涵盖这段危机及其后果的广泛性和复杂性。
关于集体惩罚的神义论
一位现居土耳其的维吾尔族知名伊玛目——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赫梅图拉博士，在2021年6月30日接受了采访，他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神义论[67]。我们想专门开辟一个章节来强调他的观点，因为他的看法非常独特，而且他在学界地位显赫。在古兰经研习班的参与者中，只有一名学生（维吾尔族C）持有类似的观点。
拉赫梅图拉伊玛目认为，这场种族灭绝是对维吾尔民族过去所犯过错的一种“集体惩罚”。当被问及“你如何从宗教角度看待维吾尔民族遭受的种族灭绝？”时，拉赫梅图拉伊玛目回答道：“我认为导致这场压迫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从祖辈开始就没能团结一致。”随后，他列举了几个历史例子来支撑自己的论点：
1）“那些在政治立场和观点上坚定不移的人，总是遭到一些叛徒和伪君子的破坏”；2）“后代放弃了对侵略者的圣战，没有惩处那些为敌效力的叛徒，从而错失了历史机遇”；3）“这也是我们自作自受的结果，正如经文所说：‘凡你们所遭遇的灾难，都是由于你们所作的罪恶；他饶恕你们的许多罪过。’”（在最后一个例子中，他引用了《古兰经》42:30）。
他进一步阐述了这种集体惩罚的观念：
安拉在《古兰经》的许多经文中都对此作了说明，包括不要忽视物质资源、要做好武力准备、保持坚定、保持警惕、服从领袖，以及不要陷入分裂。一个忽视这些胜利前提的民族，注定会遭受苦难，即便其中仍有虔诚生活的人。安拉说：“当你们遭遇灾难的时候——虽然你们曾使敌人遭遇双倍的灾难——你们怎么还说：‘这是从哪里来的呢？’你说：‘这是由于你们自己。’真主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古兰经》3:165）
拉赫马图拉伊玛目还认为，这场种族灭绝不仅是对维吾尔人的考验，也是对全人类的考验：“同样，这种压迫和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既是对东突厥斯坦人民的考验，也是对全人类的考验。”他这样回应了那个古老的问题——“为什么无辜者必须受苦？”：
当一个民族整体遭受惩罚时，好人也会被牵连其中，这是一种天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了那些对我们民族施加种族灭绝的侵略者的罪行。侵略者的罪行属于外部因素。安拉说：“我这样使不义者互为盟友，因为他们所作的罪恶。”（古兰经 6:129）
当被问及“《古兰经》中是否包含可以用来支持‘大规模苦难作为一种考验或惩罚’这一概念的段落？”时，拉赫马图拉伊玛目回答道：“民族的大规模苦难所包含的意义，远不止惩罚那么简单。所有的惩罚都是苦难，但并非所有的苦难都是惩罚。”随后，他引用了《古兰经》中与大规模苦难作为考验或惩罚相关的五段经文：
1) “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民族不改变自己的信仰，真主绝不会改变他所赐予他们的恩惠。真主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古兰经 8:53）
2) “一个民族的状况，真主是不改变的，直到他们改变自己的状况。当真主欲惩罚一个民族的时候，那惩罚是不可抗拒的，除真主外，他们没有保护者。”（古兰经 13:11）
3) “我曾因他们的罪行而惩治他们中的每一伙：其中有的我曾降以暴雨，有的曾被呐喊声所毁灭，有的我曾使大地陷落，有的我曾使他们淹死。真主没有亏待他们，而是他们亏待了自己。”（古兰经 29:40）
4) “由于人们所作的罪恶，陆地和海洋上出现了腐败，以便真主让他们尝尝他们所作的一部分罪恶的后果，或许他们能回归正道。”（古兰经 30:41）
5) “凡你们所遭的灾难，都是因为你们亲手所作的罪恶，他原谅了你们的许多罪过。”（古兰经 42:30）
最后，当被问及“在你看来，在中共禁止宗教实践的统治下，维吾尔人因未能遵守伊斯兰教的五功而受到指责，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时，拉赫马图拉伊玛目回答说：“每个人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尝试遵守伊斯兰教的五功。那些做不到的人，不应该受到指责。”
所以说，虽然这位伊玛目认为种族灭绝是维吾尔族群体过去所犯下的过错和不足所导致的集体后果，但他并不认同维吾尔族个人会遭受神罚这种说法。
“牧灵神义论”一瞥：在古兰经在线课程的学员讨论中，偶尔会提到一个新兴概念，叫作“牧灵神义论”。这个概念强调，神义论必须与现实中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和压迫紧密联系起来。学者已经指出了这方面的实例。
处于“边缘”的神学在各种神学语境中都有体现，包括女性主义神学、解放神学以及黑人神学[68]。正如下文所示，维吾尔族受访者F和M所表达的观点也反映了类似的神学思想，他们主张进行抗争并为争取人权而奔走，但这一切始终是在安拉的指引下进行的。维吾尔族受访者F：
这一连串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我们根本没法和中国共存。在一个正义荡然无存的地方，注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只要我们对中国抗争到底，真主保佑，我们一定会赢。
维吾尔族 M：
我们必须继续为国内那些正遭受迫害的兄弟姐妹们发声。虽然现在的中国国家机器非常强大，但只要我们不背叛真主，真主就一定会保佑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暴君能长久，真主的惩罚是严厉的。
布格拉伊玛目试图通过描绘维吾尔族未来繁荣的愿景来给信众们注入希望，他用了诸如“优素福在法老治下飞黄腾达”以及“埋在土里的花种熬过寒冬”这样的比喻。
牧灵神义论背后的动机和原则，在当今对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教育中都有所体现，比如我们对幸存者证言的推崇，以及主流犹太社群纪念大屠杀的方式，都能看出来。遗憾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集中营幸存者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关于“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故事恐怕很快也会被纳入这一叙事框架中。
我们的目标是分享加拿大维吾尔群体内部对于这场种族灭绝的一些核心观点和讨论。我们试图通过聚焦宗教层面的回应与解读，来审视和分析这些讨论。根据我们的分析，大多数强调“安拉的考验”这一概念的参与者，往往会淡化维吾尔人所受苦难中“惩罚”的意味，因为他们将这些苦难视为安拉天命的一部分。我们将维吾尔人的回应归纳为四种截然不同的论点。尽管这些论点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重叠和关联。所有这些视角似乎都与伊斯兰教义中“淡化邪恶、强调安拉之善”的倾向相吻合，这最容易通过“邪恶的缺失论”，或者说“邪恶是实现更大善的必要伴随物”这一概念来理解[69]。正是在这种淡化邪恶的框架下，拉赫梅图拉伊玛目的观点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安拉所定之“善”的强调——安拉希望祂所有的仆人都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从而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善。虽然布格拉伊玛目并没有试图淡化邪恶，相反，他指出那些作恶、行不义之人绝不可能逃脱惩罚，只是惩罚未必会立刻降临，但终究会到来。因为安拉是“至仁至慈的”，他的观点提供了一种关于报应的可能性，即安拉的惩罚迟早会降临，这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维吾尔活动人士卡比尔来说，他和同胞们所承受的苦难是安拉给予的考验。他的行动主义工作正是由信仰所驱动的，这帮助他专注于克服重重障碍。他们的回应反映出，尽管暴行肆虐，有时甚至让人感到绝望，但伊斯兰信仰为他们提供了答案，帮助他们克服种族灭绝带来的创伤，并找到不仅能继续生活下去，还能获得勇气去对抗压迫者的方法，从而进一步凸显了重新发现并保持自身宗教认同的重要性。
附录：从一份维吾尔族日记中收集的数据反馈与陈述
数据收集方法
这些数据来自一位维吾尔族女性提供的日记，她记录了参与加拿大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人之间的对话。讨论的核心是维吾尔种族灭绝与他们穆斯林信仰之间的关联。这门线上课程的参与者被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维吾尔人的苦难究竟是安拉的惩罚，还是一种考验？”这段对话发生在2021年初的一个线上平台上。这位女士在确保她本人及所有参与者匿名的情况下，与我们分享了她的日记。
注：
维吾尔语中“考验”一词是“sinaq”或“imtihan”。后者是阿拉伯语词汇，而“sinaq”是维吾尔语词汇。维吾尔语中“惩罚”一词是“jaza”，源自阿拉伯语。“仆人”一词实际上是对“banda”一词的误译，该词源自波斯语，原意为“心腹、忠诚的仆人、附庸”[70]。
线上古兰经课程维吾尔参与者的反馈
日记作者将她同学们的反馈整理并归纳为四类：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考验的人；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惩罚的人；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既是安拉的考验也是惩罚的人；以及对这个问题感到不确定的人。关于参与者，我们唯一掌握的统计信息是：其中3人为男性，13人为女性。
（参与者反馈清单略，均已在上文分类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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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资源：
[1] 参见“联合国同意将土耳其官方名称更改为‘Türkiye’”，半岛电视台，2022年6月2日，https://www.aljazeera.com/news ... urkey。
[2] John Hick,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以及 Mark S. Scott, “Theodicy at the Margins: New Trajectories for the Problem of Evil,” *Theology Today* 68, no. 2 (2011): 113–204。
[3] 在本文中，我们将使用“东突厥斯坦”或“维吾尔家园”来指代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 Austin Ramzy, “中国网络涌现大量求助：‘向我证明我父亲还活着’”，《纽约时报》，2019年2月17日。
[5] Sheena C. Greitens, Myunghee Lee, and Emir Yazici, “Counterterrorism and Preventive Repression: China’s Changing Strategy in Xinjia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4, no. 3 (2020): 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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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荷兰议会：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是种族灭绝”，路透社，2021年2月25日。
[9] “立陶宛议会认定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种族灭绝”，路透社，2021年5月20日。
[10] Patrick Wintour, “UK MPs Declare China is Committing Genocide Against Uyghurs in Xinjiang,” *The Guardian*, April 22, 2021。
[11] “法国议员正式承认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行为为‘种族灭绝’”，法国24电视台，2022年1月20日。
[12] 《维吾尔种族灭绝：对中国违反1948年种族灭绝公约的审查》（华盛顿特区：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2021年3月）。
[13] “维吾尔法庭判决”，维吾尔法庭，2021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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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Abdulmuqtedir Udun 是一位常驻加拿大渥太华的独立维吾尔族研究员。
[17] 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赫马图拉博士是一位著名的维吾尔族伊斯兰学者，现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萨吉耶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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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Craig Gutherie, “China Looks West to Solve Energy Crisis,” *Petroleum Economist*, August 2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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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24] 参见 Rahile Dawut, “Shrine Pilgrimage Among the Uighurs,” *The Silk Road* 6, no. 2 (2009); Rian Thum, *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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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Brophy, *Uyghur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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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Joanne Smith Finley, “Securitization,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Xinjiang,” *Central Asian Survey* 38, no. 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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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Darren Byler trans., “Identifying Religious Extremism,” Xinjiang Documentation Project, 2017.
[33] Smith Finley, “Securitization,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34] Rachel Harris, “Bulldozing mosques: The latest tactic in China’s war against Uighur culture,” *The Guardian*, April 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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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埃里克·林恩·奥姆斯比，《伊斯兰思想中的神义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页。
[37] 约翰·弥尔顿，《失乐园》（第一卷，第26行）。
[38] Scott, “Pathways in Theodicy.”
[39] 奥姆斯比，《伊斯兰思想中的神义论》，第16页。
[40] 同上，第4页。
[41]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新城市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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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同上，第178页。
[4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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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同上，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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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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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Asma Afsaruddin, “jihad,”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2023.
[63] 译者注：伊斯兰教五功即念证、礼拜、天课、斋戒、朝觐。
[64] Marie Trédaniel and Pak K. Lee, “Explaining the Chinese Framing of the ‘terrorist’ violence in Xinjiang,” *Nationalities Papers* 46, no. 1 (2018): 177–195.
[65] 穆克提德通过WhatsApp向布格拉伊玛目提问，后者于2021年10月19日回复。
[66] 参见 Nissan Dovid Dubo, “Belief after the Holocaust,” Chabad.Org, 2021.
[67] 访谈记录于2021年6月30日由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进行。
[68] Scott, “Theodicy at the Margins,” 149–52.
[69] Ormsby, *Theodicy in Islamic Thought*, 27.
[70] 参见《伊朗百科全书》中关于“banda”的词条，1988年12月15日。 查看全部
通过宗教神义论理解维吾尔族种族灭绝：加拿大与土耳其维吾尔人的声音
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麦吉尔大学）、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麦吉尔大学）、肖恩·雷姆兹（康考迪亚大学）、苏珊·J·帕尔默（康考迪亚大学）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加拿大和土耳其的部分维吾尔人[1]是如何通过宗教视角，即“神义论”（一种对苦难与邪恶的解释）来解读当前发生的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2]。本文基于三个不同来源的数据：第一个来源是一份记录了2021年维吾尔人参与线上《古兰经》课程讨论的日记；第二个来源是对居住在加拿大和土耳其的两位知名维吾尔伊玛目的访谈；第三个来源是对一位居住在加拿大的年轻维吾尔政治活动家的访谈。通过他们的叙述，我们识别出四种既独特又相互关联的视角，并将其归纳为四类：灵知派、神话派、启示录派和奥秘派。研究中大多数维吾尔人的声音将东突厥斯坦[3]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理解并呈现为一种“神圣的考验”。尽管他们将这场种族灭绝视为安拉的考验，但关于“神圣惩罚”的层面似乎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安拉仁慈的强调——安拉旨在通过考验教导祂的仆人，使他们在今生和后世都能获得更高的美德。我们的分析得出结论：维吾尔伊斯兰教似乎为其信徒提供了一种乐观感，对于流散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这是一种继续前行的动力。这与那些更侧重于苦难层面的其他伊斯兰神义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2017年大规模建立“再教育”营以来，国际媒体、人权组织以及各国政府纷纷将目光投向维吾尔人的苦难，将其定性为严重的人权侵犯或种族灭绝。《纽约时报》、《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等知名媒体机构都曾报道过这些令人痛心的状况。
通过航拍影像和幸存者的亲身讲述，揭示了“再教育营”及其他类似拘留设施内部的情况[4]。据信，从2018年至今，约有一百万到三百万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被任意关押在这些设施中[5]。幸存者们详细描述了营内发生的酷刑、绝育、强奸以及洗脑教育。此外，还有报告指出，该地区有数万人被迫从事强迫劳动[6]。
这场危机的性质已被美国、加拿大[7]、荷兰[8]、立陶宛[9]、英国[10]和法国[11]等许多西方政府认定为“种族灭绝”。维吾尔人权倡导组织和海外维吾尔群体长期以来一直在为此游说，并引用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作为支持[12]。此外，2021年，英国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了“维吾尔特别法庭”，该法庭开展了独立调查，并得出结论称：“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实施旨在防止生育的措施，意图从根本上摧毁新疆维吾尔族的重要部分，已构成种族灭绝。”[13]
自2014年以来，关于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受压迫的问题，各界一直存在激烈的讨论，但据我们所知，目前还没有研究探讨这种压迫所带来的宗教影响。这些影响是一个真实且紧迫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人权组织而言。伊斯兰教是维吾尔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攻击并被蓄意压制。
中国政府——我们认为，对维吾尔种族灭绝这一特定维度的关注缺失，是一个严重的缺口。为了填补学术上的这一空白，我们选择聚焦于这一特定方面，并探讨一些针对中国政府旨在抹除维吾尔身份和文化的政策与做法，所做出的哲学和宗教层面的回应。
研究数据
本文收集的数据是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委员会资助的一项名为《宗派宗教中的儿童与国家控制，1950–2020》研究的一部分，该研究由苏珊·J·帕尔默指导，并由麦吉尔大学宗教研究学院执行。我们的团队收集了关于该主题的三类资料。第一类资料由我们研究团队的成员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提供，他收到了一位居住在加拿大、正在参加在线《古兰经》课程的匿名维吾尔女性的日记副本。该课程是在2021年初新冠疫情期间为维吾尔成年人开设的。自1949年以来，维吾尔人在学习和坚持其宗教与文化传统方面一直面临着持续的挑战。自2016年起，中国共产党已正式将学习或实践伊斯兰教，甚至拥有《古兰经》定为非法，这种宗教不宽容程度是自文化大革命（1966–1976）结束以来前所未见的[14]。因此，许多逃离中国的维吾尔人非常珍惜他们新获得的自由，去探索和重新评估他们此前被压制的穆斯林身份[15]。
维吾尔人尝试重新接触伊斯兰教的方式之一，就是参加关于《古兰经》的宗教课程。如前所述，其中一门课程于2021年面向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成年人开设。该在线课程仅对注册的维吾尔学员开放，因此，提供给我们研究员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的这份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维吾尔学员们讨论的内容。虽然这位女性的日记主要由课堂笔记组成，但最让迪尔穆拉特博士感兴趣的是她记录的同学间关于“他们民族所遭受的苦难究竟应被视为一种神圣的考验，还是一种神圣的惩罚”的在线讨论。这本日记包含了十六名维吾尔成年学员的叙述，这些讨论的内容可以在附录中找到。
想要了解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看法和信念，另一个渠道就是通过受过专业训练的宗教老师。因此，我们的另一位研究员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邀请了两位伊玛目，请他们分享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看法[16]。乌敦采访了现居土耳其的著名维吾尔族伊玛目兼伊斯兰学者阿卜杜拉齐兹·拉赫穆图拉博士[17]，以及现居蒙特利尔的伊斯兰学者兼教师阿卜杜杰利勒·布格拉伊玛目。阿卜杜杰利勒·布格拉伊玛目是通过电子邮件回复了阿卜杜穆克提达尔的问题。除了这两个来源，我们还会研究维吾尔族年轻活动人士卡比尔·库尔班的在线采访内容。
我们先来看看这些日记，特别是关于参与者被问到的那个问题：维吾尔族面临的种族灭绝到底是安拉的考验还是惩罚？日记作者把同学们的回答分成了四类：一类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考验；另一类觉得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惩罚；那些将维吾尔种族灭绝视为安拉的考验与惩罚的人；以及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的人。出于匿名考虑，所有姓名均已删除，并为每位参与者分配了一个字母代号。
表1：在加拿大参加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族学员反馈。
（参与者代号：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考验 / 是安拉的惩罚 / 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感到困惑）
- 维吾尔A：是（考验）
- 维吾尔B：是（考验）
- 维吾尔C：是（惩罚）
- 维吾尔D：是（考验）
- 维吾尔F：是（考验）
- 维吾尔G：是（考验）
- 维吾尔H：感到困惑
- 维吾尔J：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K：是（考验）
- 维吾尔L：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M：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O：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Q：是（考验）
- 维吾尔R：是（考验）
- 维吾尔W：是（考验）
- 维吾尔Z：感到困惑
维吾尔人与伊斯兰教
维吾尔族是一个突厥语系民族，居住在中国西北边陲，那里也是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18世纪末，满清帝国将维吾尔人的家园并入中国版图，并一直通过间接统治的方式管理当地，直到1884年新疆建省[18]。满清王朝覆灭后，维吾尔人曾两次短暂地获得过独立[19]。
如今，维吾尔族是中国官方认定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根据2017年的人口普查，维吾尔族人口略多于1200万，但许多维吾尔人认为这个数字实际上可能在2000万到3500万之间。维吾尔人的家园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蕴藏着中国20%以上的天然气、煤炭和其他化石资源，其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也位居全国第二[20]。2019年，中国自然资源部估计塔里木盆地拥有9.7万亿立方米的超深层天然气资源，占全国潜在天然气储量的60%[21]。与此同时，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中国贡献了全球约22%的棉花供应，而2018年中国84%的棉花产自维吾尔地区[22]。因此，考虑到中国为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和5G技术等战略性能源计划所做的努力，该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在皈依伊斯兰教前后，维吾尔人在中亚建立了许多王国，并在中亚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3]。自10世纪以来，维吾尔人一直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哈乃斐学派，该学派与他们本土前伊斯兰时期的萨满教、摩尼教和佛教传统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24]。在当下的语境中，大多数维吾尔人将他们的穆斯林信仰视为其集体认同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25]。
一直到20世纪初，维吾尔族的教育主要还是靠伊斯兰学校。随着俄罗斯帝国势力进入中亚，当地知识分子开始搞起现代教育改革，他们尝试建立“扎吉德”学校，在传统的伊斯兰教育之外，还提供世俗教育[26]。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些学校在维吾尔人的家乡遍地开花。现代维吾尔伊斯兰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扎吉德主义，它把伊斯兰教育和世俗教育以一种融合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27]。
1949年之后，除了80年代和90年代那段“可控的宽容”时期，维吾尔人家乡的宗教教育一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严格的限制[28]。尽管如此，直到最近几年，维吾尔人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私下里的口头传统，将宗教知识传给下一代[29]。然而，2017年之后，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根除维吾尔人的伊斯兰教，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化”或世俗化的做法[30]。
比如，2017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出台。根据这项条例，凡是被国家认为过于虔诚或表现出任何宗教行为的人，都会被贴上“极端分子”的标签，并被送进“集中教育培训中心”，以消除他们所谓的“极端”宗教思想[31]。
哪怕只是表现出一点点宗教倾向，都可能被扣上“宗教极端主义”的帽子。举个例子，201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发布的一份政府文件里，列出了75种会被认定为“宗教极端主义”的行为，一旦沾上，就可能面临被关押的风险。这些行为里包括一些常见的伊斯兰教习俗，比如在清真寺外聚众礼拜、“无正当理由参与宗教活动”，以及女性佩戴头巾。这份清单甚至还包括一些非常模糊且无害的行为，比如留“大胡子”，或者突然戒烟戒酒[32]。
后来，被视为极端主义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学者指出，中国政府将以下行为也列为宗教极端主义的指标：出国旅游或计划出国留学（特别是去穆斯林国家），有亲属在国外（特别是穆斯林国家），佩戴任何宗教标志，定期礼拜，斋月封斋，去麦加朝觐，教孩子伊斯兰教知识，给孩子起伊斯兰教名字，参加周五礼拜，持有或传播敏感的数字内容（比如包含宗教语言的信息，像《古兰经》经文或图片、对《古兰经》的解读，或者女性佩戴宗教标志和礼拜的照片等）[33]。
与此同时，成百上千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寺和墓地被拆除，许多伊斯兰圣地也遭到中国政府的亵渎或破坏[34]。当前的这种环境在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家园已经把维吾尔人的伊斯兰信仰定为犯罪，以至于没人敢说一句最简单的伊斯兰问候语——“色兰”，更别提去尝试践行更具体的宗教习俗了[35]。尽管维吾尔人在自己的家园里持续遭受宗教压迫，但伊斯兰教依然是维吾尔人身份认同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并持续塑造和影响着他们对世界的认知。
伊斯兰教中的神义论
“神义论”这个词最初是由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在他的《神义论》（1710）一书中提出的，它由两个希腊词汇组成——“神”和“正义”。这个概念包含两层含义：首先，从最初且准确的意义上讲，它“旨在证明神的正义不会因为世间存在的种种邪恶而受到损害”[36]。其次，用弥尔顿的话说，它是“向世人证明上帝之道是正义的”尝试。这是一个专业术语，指在邪恶面前为上帝的正义进行辩护[37]。更广泛地说，神义论指的是试图解释或理清苦难的意义[38]。
伊斯兰教中的神义论最初作为对上帝“绝对全能”的肯定而出现，这与“一种理性的神圣正义观”直接挂钩[39]。学者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穆斯林思想家和他们的基督教同行一样，都强调上帝的正义与仁慈，但“在伊斯兰神学中，邪恶问题并没有像在西方传统中那样占据核心地位”[40]。对许多穆斯林学者来说，“邪恶”似乎“仅仅是善的缺失的一个代名词而已”[41]。
前现代时期的伊斯兰学者，尤其是穆尔太齐赖派的神学家们[42]，曾主张苦难或邪恶的存在并非坏事，因为这能让人们在来世获得更大的奖赏。然而，邪恶源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而非上帝，上帝只负责惩罚作恶者。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什叶派伊斯兰教所采纳[43]。在逊尼派伊斯兰教中，人类的自由意志似乎没那么绝对。学者指出：
上帝在人身上创造了执行某种行为的权力、能力、选择和意志；而人被赋予了这种派生的权力，从而自由地选择其中一种方案，并打算或意愿去执行该行为；与这种意图相对应，上帝创造并完成了这一行为[44]。
关于邪恶的本质，极具影响力的穆斯林哲学家伊本·西那认为：“邪恶是一种不存在的东西，它没有本质，只是本质的缺失或不完美。”[45]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邪恶是某种不存在的东西，它的缺失等同于存在于万物中的不完美。最终，伊本·西那愿意断言，世界上确实存在一定数量的邪恶，但与宇宙中巨大的善相比，这种数量是微不足道的[46]。其他杰出的伊斯兰学者对邪恶及其在世界上的存在提出了更详细的见解。例如，另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安萨里指出，邪恶是必要的，因为事物若无对立面就无法被认知。因此，人若不知疾病就无法知晓健康，若不知地狱就无法知晓天堂，以此类推[47]。然而，这种“事物只能通过对立面来认知”的观点并非伊斯兰传统中所有人的共识。对于汉巴里学派学者、杰出的穆斯林法学家伊本·泰米叶来说，邪恶具有一种教育意义，因为它在世界的自然秩序中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从这位法学家的角度来看，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因此本质上是善的[48]。因此，邪恶永远不能直接归咎于上帝。
根据学者的说法，在伊本·泰米叶的分类学中，邪恶可以分为三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第一，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总体上都是完全向善的；邪恶是相对的，仅从受造物的角度存在。第二，邪恶是受造秩序完美性的一种必然伴随物。第三，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善的普遍性在数量上远大于邪恶[49]。此外，并非所有伊斯兰学者都认为邪恶在数量上较少或微不足道。极具影响力和创新精神的穆斯林哲学家法赫尔丁·拉齐反驳了伊本·西那关于神义论的乐观立场，他指出：“真正的快乐很少被体验到，而且转瞬即逝。所以从数量上讲，占压倒性多数的不是善，而是邪恶。”[50] 事实上，拉齐采取了一种非常反神义论的立场，并认为伊斯兰神义论“必须严格以主体为中心，最终只是一种徒劳的练习”[51]。
不少学者都指出，苏菲主义对维吾尔伊斯兰教的演变有着深远的影响[52]。历史学家瑞安·瑟姆特别强调了苏菲思想在十六、十七世纪传播的重要性，这一时期被视为东突厥斯坦南部地区“伊斯兰化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重要阶段”[53]。苏菲派神学家在将“恶”与“神意”联系起来时，很大程度上沿用了伊本·西那的本体论视角。因此，既然万物皆由真主所造，而造物本身终归是善的，人类就必须顺从神意，并仰赖真主的仁慈与智慧。比如，神秘主义诗人鲁米就更进一步，直接把“恶”归因于真主：“真主既意欲善，也意欲恶，但他只认可善。”[54]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对“恶”的理解并不会影响真主在道德上的完美性，因为归根结底，恶的存在是“为了实现更伟大的善”[55]。乐观主义是苏菲传统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正如学者所言：“苏菲派并不总是纠结于这个世界是否是最好的，但他们通常会肯定，真主创造恶是为了将其作为修行路上的磨炼工具。”[56] 正如学者所言：“神秘主义者能够理解，真主的愤怒其实是伪装的仁慈；他施加给信徒的痛苦与惩罚，对于他们的灵性成长是必要的——就像病人必须服用苦药一样。”[57]
赛义德·努尔西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伊斯兰现代派神学家，他直接把“恶”的存在和“来世”联系在了一起，认为如果不谈来世，根本就没法真正理解“恶”到底意味着什么[58]。在努尔西看来，死亡是通往来世的唯一入口，也是“真主那包罗万象的仁慈与无处不在的善”的一部分，因为真主是最公正、最慈悲的[59]。这些观点和学者的看法不谋而合。学者本人非常谨慎，他从不给“恶的问题”提供一个所谓的“伊斯兰标准答案”，而是强调穆斯林学者和信徒们普遍达成了一个共识：古兰经与“恶”的存在在逻辑上是“兼容”的[60]。
身在加拿大与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之声
尽管中国一直在试图从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中抹除伊斯兰教的影响，但伊斯兰教始终是维吾尔人身份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哪怕它有时不得不保持沉默、转入地下。鉴于此，许多维吾尔人从伊斯兰信仰或神义论的角度去思考或讨论正在发生的“维吾尔种族灭绝”，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大家思考的深度和理解程度各不相同。这里要分析的言论就体现了这种思考，它们来自十六位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成年人，他们都自认为是穆斯林，且在2021年初参加了一个在线《古兰经》课程。当时课程参与者被问到一个问题：“维吾尔人的苦难是安拉的惩罚，还是考验？”其中一位维吾尔女性参与者将大家的回答记录在了日记里。这些笔记最初是用维吾尔语写的，后由迪尔穆拉特·马木提博士翻译。这十六位维吾尔《古兰经》学员的回答被研究团队归纳为四类：九人认为种族灭绝是一种考验，一人认为是惩罚，四人认为两者皆有，还有两人不确定。
日记中记录的这些回应，可以被看作是关于苦难与邪恶的自发性宗教思考，同时也应被理解为对“身为穆斯林意味着什么”的反思。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政权实施的压迫性政策，这些参与者在移居加拿大之前都经历过高压环境，因此他们对《古兰经》的熟悉程度相对有限。正如维吾尔参与者M所言：
在中国的统治下，我们在身份认同、宗教信仰、文化和教育等方面面临着重重限制和侵犯。我们被中共的错误思想洗脑，在[伊斯兰]教育方面也被搞得一无所知。
因此，这些回应与那位在加拿大长大的维吾尔族年轻活动家，以及两位受过正规宗教教育的伊玛目的陈述有所不同，后者的回应展现了对伊斯兰教更深层次的理解。正因如此，他们的陈述从传统的伊斯兰视角出发，对维吾尔种族灭绝进行了更细腻的反思。
通过结合这三种视角——重新接触伊斯兰传统的维吾尔参与者、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家以及受过专业训练的维吾尔族伊玛目，我们得以独特地窥见生活在加拿大的维吾尔群体是如何通过伊斯兰视角来思考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在审视并分析了他们关于“维吾尔人的苦难究竟是神的惩罚还是考验”这一问题的回应后，我们认为，这些回应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维吾尔式”神义论。日记中记录的这些陈述，可以被视为参与者们在构建神义论方面的初步尝试，尽管他们可能并不熟悉“神义论”这个术语或概念。
我们将首先聚焦于在线古兰经班的参与者和那位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家所给出的回应。这些被噤声的维吾尔人提出了经典神义论中经常遇到的根本性问题：“为什么神允许邪恶存在？”他们纠结于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神既全能又仁慈，却为何允许邪恶和苦难降临在信徒身上？基于每位参与者的回应，研究团队将答案归纳为四种论证类型：诺斯替论证、神话论证、末世论证和奥秘论证。每种论证都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进行定义和解释。
诺斯替论证：在现代学术界，“诺斯替”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术语，对于它的含义也尚未达成共识。然而，就本文及相关研究而言，我们将该术语定义为一种超验策略，即贬低人体和物质世界，降低其重要性，同时强调永恒精神领域或来世的真实性。从这种诺斯替视角来看，人类的苦难被视为暂时的，是可以在天堂得到纠正或补偿的。我们归入这一类别的维吾尔人的回应，都带有这种“暂时性”的意味，并将现世的行为和作为理解为可以在来世得到补偿。
维吾尔人 A 指出：
人来到这世上，注定要面对各种考验，咱们必须得认真对待。只要能顺利闯过这些关卡，就能拿到安拉许诺给我们的奖赏。这世界不过是暂时的，只有后世才是永恒的。
维吾尔 M 认为，这是一种洗清罪孽的过程，最终会通向天堂的奖赏：
如果安拉给祂钟爱的仆人降下考验，那是为了磨练他们的意志；而对于那些有罪的仆人，祂降下考验则是为了洗净他们的罪过。如果这些仆人能扛住安拉的考验，无论遭遇什么灾祸都能坚持到底，那他们过去的罪孽就会被一笔勾销。这些仆人最终得到的奖赏，必然是天堂。
维吾尔 G 也认同这种说法，并补充说作恶的人终将受到惩罚：
那些在世上受压迫、无力自保的好人，在安拉眼中终究会进入天堂。他们在世上所受的苦难，只会洗去他们的罪孽，并提升他们在天堂的品级。如果坏人在世上受了惩罚，那他们就是两头落空，在今世和后世都是输家。如果坏人在世上没受到惩罚，他们也逃不过安拉的震怒，作恶者在今世会遭到诅咒，在后世也绝对逃不掉安拉的惩罚。
这种逻辑和学者的“灵魂塑造神义论”有相似之处，该理论认为苦难在我们的道德和精神成长中起着关键作用，让我们能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变得更接近神圣[61]。
卡比尔·库尔班是一位旅居加拿大的维吾尔族年轻活动人士，他将维吾尔危机和他个人面临的挑战都视为奋斗的一部分，这个概念直接与安拉的考验挂钩[62]。他表示：
没错，这就是我的奋斗，这个词其实就是“奋斗”的意思。我去找我的伊玛目，总是问他：“我该怎么面对这一切？”他就像是说：“我没法给你答案，我真希望我有。”因为没人能给出答案。但他们说，这就是你的奋斗，这就是你的奋斗，你必须得挺过去。我已经接受了，这就是我的奋斗，不是媒体口中那种版本的，而是真正的、为了行善而进行的宗教奋斗。
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库尔班将他的政治行动与信仰联系在一起，这增强了他的能动性和乐观心态。他说他经常向真主祈祷，寻求帮助。他提到：“如果我没有信仰，我真的会崩溃的。”他还分享说，他母亲总是叮嘱他为被关押的表亲祈祷，这帮助他在身陷囹圄的情况下依然能坚守信仰。最终归根结底，库尔班解释说，所有的苦难和挣扎都不会白费，它们终将带来丰厚的回报。他表示：
世间的一切苦难，我们都将其视为提升自我、行善的机会；能够真正去做善事并提升自己，这本身就是一种恩典。
神话论证
我们在日记反馈中发现的第二个特征，与某种超自然层面的邪恶概念有关，我们将这种论证归类为“神话论证”。该论证认为，现存的邪恶（在此指维吾尔族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根植于创世之初的原始行为，即混沌被秩序化以创造世界。因此，邪恶被认为从一开始就存在，而关于不公的观念在亚伯拉罕诸教的圣典叙事中都有体现。然而，这种不公的观念在伊斯兰传统内部引发了一些紧张点。这些维吾尔族穆斯林学生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他们被迫偏离了对伊斯兰教五功[63]的严格遵守，但他们又该如何承担责任呢？如果维吾尔种族灭绝真的是一种神圣的正义，那么被迫陷入如此可怕的境地却得不到任何解脱，这种正义又体现在哪里呢？
维吾尔族受访者D面对这种困境时，会从《古兰经》记载的神话往昔中寻找英雄人物，以此来解读当下的遭遇。他们将古埃及法老统治下被奴役的以色列人，与如今在习近平治下被中国政府关押或压迫的维吾尔人进行类比。这种视角赋予了苦难一种尊严感和更深层的意义，暗示着苦难终将结束，而压迫者也必将受到惩罚。维吾尔族受访者M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只要我们不背叛真主，真主就会保佑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暴君能长久，真主的惩罚是严厉的。”
维吾尔族受访者G对这种“神话论证”的运用则略有不同。他认为，在古老的经文故事里，真主惩罚人类的方式仅仅是通过各种自然灾害。因此，在G看来，维吾尔种族灭绝并非神罚，而是一场“神圣的考验”。他表示：
真主从不亏待无辜的人。在《古兰经》中关于诺亚和罗得的故事里，真主惩罚了那些违抗祂、在世间作恶的人，并赐福给那些遵守诫命、行善的人。然而，我们从未在《古兰经》中看到任何关于“真主通过人之手来实施惩罚”的说法。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真主通过各种自然灾害来惩罚人类。比如，诺亚的族人遭遇了洪水，舒阿卜的族人被云中的火所惩罚，罗得的族人被天降的乱石所灭，或是遭遇了诸如虫灾、巨响等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
末世论论证
从日记反馈中总结出的第三个特征显示，维吾尔族参与者将邪恶与苦难——特别是与维吾尔种族灭绝相关的苦难——理解为一种“觉醒”。我们将这种论证归类为“末世论”，它将种族灭绝视为一种“启蒙的磨难”，一种从沉睡中觉醒，吹响战斗的号角。一些维吾尔族参与者的陈述表明，维吾尔家园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是一场善恶势力之间末日决战的一部分。维吾尔族受访者F指出：
这场考验真的把我们从沉睡中叫醒了。如果安拉没有降下这场考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认清中国这个真正的敌人呢？我们可能还会一直把他们当朋友。如果今天这些磨难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可能意识到共产中国的邪恶？这些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我们永远无法与中国共存。在一个正义荡然无存的土地上，绝不会有任何美好可言。如果我们与中国人抗争到底，只要安拉意欲，我们一定会赢。
维吾尔族受访者M认为，这场种族灭绝可能是一种宇宙级的筛选。正如他们所言：“通过降下这些考验，安拉让我们当中的恶人暴露出来，并将虔诚善良的人与伪君子分离开来。”维吾尔族受访者R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安拉通过降下一些考验，帮助我们认清了身边的人。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察觉到我们内部的叛徒和伪君子。他想要剔除我们当中的坏人，变得更纯洁。
这种论调带来了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自2016年以来，中国政府在“严打”运动中最早逮捕的许多人，都是维吾尔族的宗教领袖，以及维吾尔历史和文学领域的作家、教授或历史学家[64]。然而，维吾尔族受访者M和R的这种回应，将种族灭绝定义为一种必要的过程，用来考验和惩罚那些“叛徒和伪君子”。维吾尔族受访者O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思路，试图通过将正在接受考验的“好人”与将要受到惩罚的“坏人”区分开来，来解决这一矛盾——这种区分在受访者M和R的回答中并不明确。维吾尔族受访者O认为：
但如果我们看看现代维吾尔社会，确实存在腐败、欺诈，比如偷盗和杀人。这些不道德的行为确实变多了。每当我遇到这种事和这种人，我个人觉得这是安拉的惩罚……但当我看到我那些无辜受苦的兄弟姐妹时，我觉得这是一种考验。
维吾尔族受访者Z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我们中间有好人也有坏人，和其他群体一样。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对那些不信安拉、做宗教禁止的坏事的人的惩罚。但对于那些虔诚、善良、守规矩的人来说，这场灾难不是惩罚，而是一种考验。
同样，维吾尔族受访者G强调了安拉的公正和仁慈，同时批评了那种认为维吾尔人的苦难只能被理解为安拉惩罚的论调：
在这场巨大的种族灭绝背后，可能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深意。把强者压迫弱者看作是安拉的惩罚，这是对安拉的侮辱。怎么能把人的压迫和安拉的惩罚相提并论呢？况且，安拉根本不需要利用一群强者去惩罚弱者或罪人。就像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一样，整个民族也不可能被定义为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
奥秘论证
我们在日记里发现的最后一个特征，被我们归类为“神秘性”。这个类别强调了上帝行为中那种不可知的成分，认为信徒不该试图去理性化上帝的旨意，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参透，它永远是个谜。那些虔诚的信徒只需要相信上帝的善意，并接受上帝为人类制定的宏大蓝图是永远无法被人类所知的。
维吾尔族受访者G非常有说服力地反驳了将种族灭绝作为一种惩罚手段的观点，并坚定地否定了“整个群体应为少数人的过错负责”这种想法。他引用《古兰经》中的例子来支持这一论点：
真主绝不会仅仅因为族群中个别人的越界和错误，就去惩罚整个民族。真主从不亏待无辜者。在《古兰经》关于诺亚和罗得的故事里，真主惩罚的是那些违抗他、在世间作恶的人，并赐福给那些遵守诫命、行善的人。然而，我们从未在《古兰经》中看到任何关于“真主的惩罚是通过人类之手来执行”的说法。
此外，维吾尔族受访者G认为，种族灭绝不可能是神圣的惩罚，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等于承认这种行为是正义的，那我们岂不是站在了中国政府那边？他说：“如果我们认为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的事是惩罚，那我们也就等于认为这世上施暴者的压迫是合理的了。”和受访者G类似，维吾尔族受访者O也认为维吾尔人确实曾误入歧途、丢失了宗教身份，但他认为，种族灭绝不应被看作是上帝借中国政权之手行事，而应被视为上帝对信徒的考验，以及对那些犯错者的惩罚。
过去，我们总是坚持走祖先走过的老路。因为我们没有去分析哪条路对、哪条路错，就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真主的正道。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也是维吾尔人目前的处境。作为一个穆斯林民族，我们本该追随真主的道路，但作为容易被蒙蔽的人类，我们没能做到。在反宗教的中国共产党的压力下，我们中的一些人被迫放弃了宗教，或者被疏远了。
习得性回应——伊玛目的视角
如前所述，上面讨论的回应来自不同伊斯兰教识水平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两位受过逊尼派伊斯兰传统教育和培训的维吾尔族伊玛目，是如何看待“维吾尔种族灭绝”的。
参加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所讨论的问题，也被提给了蒙特利尔的一位维吾尔族伊玛目阿布杜吉利尔·布格拉。以下是他针对“真主在维吾尔种族灭绝中扮演的角色”这一议题的回应。他反驳了“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天谴’”这一说法，并提出了以下论点来支持他的主张：
在伊斯兰教义解释的四大基础——《古兰经》经文、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教法类比以及穆斯林公议中，没有任何一条能将如此残酷的种族灭绝与真主的考验或惩罚联系起来。恰恰相反，真主在《古兰经》开篇、每一章的开头，以及章内反复提到自己是“至仁至慈的”[65]。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这场种族灭绝没有任何形而上的根源；相反，这场悲剧的直接原因在于施暴者的恶意企图和行径，以及国际社会不同程度的推波助澜。
他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认为这场种族灭绝应该被视为一种由国家权力机构造成的悲剧性灾难：
针对维吾尔穆斯林的种族灭绝是一场悲剧性的灾难，其根源在于个人、公众、企业、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不负责任、误判错行、极度无知，以及对中共邪恶力量的严重低估。
布格拉伊玛目认为，“这场种族灭绝是对所有人——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的一次重大教训。”他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动荡的历史，以及冷战后助推其崛起的经济投资。在这一语境下，布格拉强调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并将自由意志和政治行动视为导致这场种族灭绝的核心因素。在他看来，我们需要的是更积极的行动回应。
基于本文提出的四个分类，布格拉的一些言论属于奥秘论证范畴。例如，他主张：
真主与维吾尔人民同在，真主迟早会复仇，惩罚那些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元凶。真主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在真主眼中，我们的一千年不过是一天，所以即便在我们看来复仇来得晚，它也终将到来。
在这里，布格拉伊玛目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上帝计划的不可知性，但他论证了惩罚终将到来，只是时间点对我们而言是个未知数。这一点与另外两位维吾尔人（G和O）的说法非常相似，他们都认为神义论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畴。这种观点与犹太哈西德派[66]有潜在的相似之处，后者往往选择绕过神义论中那些令人不安的问题，转而通过纪念和强化宗教实践来表达他们的承诺。他们意识到这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神学谜题，并明白无论是范式思维、契约论，还是报应与考验，这些传统的解释最终都无法涵盖这段危机及其后果的广泛性和复杂性。
关于集体惩罚的神义论
一位现居土耳其的维吾尔族知名伊玛目——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赫梅图拉博士，在2021年6月30日接受了采访，他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神义论[67]。我们想专门开辟一个章节来强调他的观点，因为他的看法非常独特，而且他在学界地位显赫。在古兰经研习班的参与者中，只有一名学生（维吾尔族C）持有类似的观点。
拉赫梅图拉伊玛目认为，这场种族灭绝是对维吾尔民族过去所犯过错的一种“集体惩罚”。当被问及“你如何从宗教角度看待维吾尔民族遭受的种族灭绝？”时，拉赫梅图拉伊玛目回答道：“我认为导致这场压迫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从祖辈开始就没能团结一致。”随后，他列举了几个历史例子来支撑自己的论点：
1）“那些在政治立场和观点上坚定不移的人，总是遭到一些叛徒和伪君子的破坏”；2）“后代放弃了对侵略者的圣战，没有惩处那些为敌效力的叛徒，从而错失了历史机遇”；3）“这也是我们自作自受的结果，正如经文所说：‘凡你们所遭遇的灾难，都是由于你们所作的罪恶；他饶恕你们的许多罪过。’”（在最后一个例子中，他引用了《古兰经》42:30）。
他进一步阐述了这种集体惩罚的观念：
安拉在《古兰经》的许多经文中都对此作了说明，包括不要忽视物质资源、要做好武力准备、保持坚定、保持警惕、服从领袖，以及不要陷入分裂。一个忽视这些胜利前提的民族，注定会遭受苦难，即便其中仍有虔诚生活的人。安拉说：“当你们遭遇灾难的时候——虽然你们曾使敌人遭遇双倍的灾难——你们怎么还说：‘这是从哪里来的呢？’你说：‘这是由于你们自己。’真主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古兰经》3:165）
拉赫马图拉伊玛目还认为，这场种族灭绝不仅是对维吾尔人的考验，也是对全人类的考验：“同样，这种压迫和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既是对东突厥斯坦人民的考验，也是对全人类的考验。”他这样回应了那个古老的问题——“为什么无辜者必须受苦？”：
当一个民族整体遭受惩罚时，好人也会被牵连其中，这是一种天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了那些对我们民族施加种族灭绝的侵略者的罪行。侵略者的罪行属于外部因素。安拉说：“我这样使不义者互为盟友，因为他们所作的罪恶。”（古兰经 6:129）
当被问及“《古兰经》中是否包含可以用来支持‘大规模苦难作为一种考验或惩罚’这一概念的段落？”时，拉赫马图拉伊玛目回答道：“民族的大规模苦难所包含的意义，远不止惩罚那么简单。所有的惩罚都是苦难，但并非所有的苦难都是惩罚。”随后，他引用了《古兰经》中与大规模苦难作为考验或惩罚相关的五段经文：
1) “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民族不改变自己的信仰，真主绝不会改变他所赐予他们的恩惠。真主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古兰经 8:53）
2) “一个民族的状况，真主是不改变的，直到他们改变自己的状况。当真主欲惩罚一个民族的时候，那惩罚是不可抗拒的，除真主外，他们没有保护者。”（古兰经 13:11）
3) “我曾因他们的罪行而惩治他们中的每一伙：其中有的我曾降以暴雨，有的曾被呐喊声所毁灭，有的我曾使大地陷落，有的我曾使他们淹死。真主没有亏待他们，而是他们亏待了自己。”（古兰经 29:40）
4) “由于人们所作的罪恶，陆地和海洋上出现了腐败，以便真主让他们尝尝他们所作的一部分罪恶的后果，或许他们能回归正道。”（古兰经 30:41）
5) “凡你们所遭的灾难，都是因为你们亲手所作的罪恶，他原谅了你们的许多罪过。”（古兰经 42:30）
最后，当被问及“在你看来，在中共禁止宗教实践的统治下，维吾尔人因未能遵守伊斯兰教的五功而受到指责，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时，拉赫马图拉伊玛目回答说：“每个人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尝试遵守伊斯兰教的五功。那些做不到的人，不应该受到指责。”
所以说，虽然这位伊玛目认为种族灭绝是维吾尔族群体过去所犯下的过错和不足所导致的集体后果，但他并不认同维吾尔族个人会遭受神罚这种说法。
“牧灵神义论”一瞥：在古兰经在线课程的学员讨论中，偶尔会提到一个新兴概念，叫作“牧灵神义论”。这个概念强调，神义论必须与现实中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和压迫紧密联系起来。学者已经指出了这方面的实例。
处于“边缘”的神学在各种神学语境中都有体现，包括女性主义神学、解放神学以及黑人神学[68]。正如下文所示，维吾尔族受访者F和M所表达的观点也反映了类似的神学思想，他们主张进行抗争并为争取人权而奔走，但这一切始终是在安拉的指引下进行的。维吾尔族受访者F：
这一连串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我们根本没法和中国共存。在一个正义荡然无存的地方，注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只要我们对中国抗争到底，真主保佑，我们一定会赢。
维吾尔族 M：
我们必须继续为国内那些正遭受迫害的兄弟姐妹们发声。虽然现在的中国国家机器非常强大，但只要我们不背叛真主，真主就一定会保佑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暴君能长久，真主的惩罚是严厉的。
布格拉伊玛目试图通过描绘维吾尔族未来繁荣的愿景来给信众们注入希望，他用了诸如“优素福在法老治下飞黄腾达”以及“埋在土里的花种熬过寒冬”这样的比喻。
牧灵神义论背后的动机和原则，在当今对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教育中都有所体现，比如我们对幸存者证言的推崇，以及主流犹太社群纪念大屠杀的方式，都能看出来。遗憾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集中营幸存者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关于“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故事恐怕很快也会被纳入这一叙事框架中。
我们的目标是分享加拿大维吾尔群体内部对于这场种族灭绝的一些核心观点和讨论。我们试图通过聚焦宗教层面的回应与解读，来审视和分析这些讨论。根据我们的分析，大多数强调“安拉的考验”这一概念的参与者，往往会淡化维吾尔人所受苦难中“惩罚”的意味，因为他们将这些苦难视为安拉天命的一部分。我们将维吾尔人的回应归纳为四种截然不同的论点。尽管这些论点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重叠和关联。所有这些视角似乎都与伊斯兰教义中“淡化邪恶、强调安拉之善”的倾向相吻合，这最容易通过“邪恶的缺失论”，或者说“邪恶是实现更大善的必要伴随物”这一概念来理解[69]。正是在这种淡化邪恶的框架下，拉赫梅图拉伊玛目的观点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安拉所定之“善”的强调——安拉希望祂所有的仆人都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从而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善。虽然布格拉伊玛目并没有试图淡化邪恶，相反，他指出那些作恶、行不义之人绝不可能逃脱惩罚，只是惩罚未必会立刻降临，但终究会到来。因为安拉是“至仁至慈的”，他的观点提供了一种关于报应的可能性，即安拉的惩罚迟早会降临，这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维吾尔活动人士卡比尔来说，他和同胞们所承受的苦难是安拉给予的考验。他的行动主义工作正是由信仰所驱动的，这帮助他专注于克服重重障碍。他们的回应反映出，尽管暴行肆虐，有时甚至让人感到绝望，但伊斯兰信仰为他们提供了答案，帮助他们克服种族灭绝带来的创伤，并找到不仅能继续生活下去，还能获得勇气去对抗压迫者的方法，从而进一步凸显了重新发现并保持自身宗教认同的重要性。
附录：从一份维吾尔族日记中收集的数据反馈与陈述
数据收集方法
这些数据来自一位维吾尔族女性提供的日记，她记录了参与加拿大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人之间的对话。讨论的核心是维吾尔种族灭绝与他们穆斯林信仰之间的关联。这门线上课程的参与者被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维吾尔人的苦难究竟是安拉的惩罚，还是一种考验？”这段对话发生在2021年初的一个线上平台上。这位女士在确保她本人及所有参与者匿名的情况下，与我们分享了她的日记。
注：
维吾尔语中“考验”一词是“sinaq”或“imtihan”。后者是阿拉伯语词汇，而“sinaq”是维吾尔语词汇。维吾尔语中“惩罚”一词是“jaza”，源自阿拉伯语。“仆人”一词实际上是对“banda”一词的误译，该词源自波斯语，原意为“心腹、忠诚的仆人、附庸”[70]。
线上古兰经课程维吾尔参与者的反馈
日记作者将她同学们的反馈整理并归纳为四类：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考验的人；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惩罚的人；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既是安拉的考验也是惩罚的人；以及对这个问题感到不确定的人。关于参与者，我们唯一掌握的统计信息是：其中3人为男性，13人为女性。
（参与者反馈清单略，均已在上文分类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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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资源：
[1] 参见“联合国同意将土耳其官方名称更改为‘Türkiye’”，半岛电视台，2022年6月2日，https://www.aljazeera.com/news ... urkey。
[2] John Hick,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以及 Mark S. Scott, “Theodicy at the Margins: New Trajectories for the Problem of Evil,” *Theology Today* 68, no. 2 (2011): 113–204。
[3] 在本文中，我们将使用“东突厥斯坦”或“维吾尔家园”来指代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 Austin Ramzy, “中国网络涌现大量求助：‘向我证明我父亲还活着’”，《纽约时报》，2019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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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荷兰议会：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是种族灭绝”，路透社，2021年2月25日。
[9] “立陶宛议会认定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种族灭绝”，路透社，2021年5月20日。
[10] Patrick Wintour, “UK MPs Declare China is Committing Genocide Against Uyghurs in Xinjiang,” *The Guardian*, April 22, 2021。
[11] “法国议员正式承认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行为为‘种族灭绝’”，法国24电视台，2022年1月20日。
[12] 《维吾尔种族灭绝：对中国违反1948年种族灭绝公约的审查》（华盛顿特区：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2021年3月）。
[13] “维吾尔法庭判决”，维吾尔法庭，2021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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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Abdulmuqtedir Udun 是一位常驻加拿大渥太华的独立维吾尔族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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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24] 参见 Rahile Dawut, “Shrine Pilgrimage Among the Uighurs,” *The Silk Road* 6, no. 2 (2009); Rian Thum, *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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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约翰·弥尔顿，《失乐园》（第一卷，第26行）。
[38] Scott, “Pathways in Theod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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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同上，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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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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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Asma Afsaruddin, “jihad,”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2023.
[63] 译者注：伊斯兰教五功即念证、礼拜、天课、斋戒、朝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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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穆克提德通过WhatsApp向布格拉伊玛目提问，后者于2021年10月19日回复。
[66] 参见 Nissan Dovid Dubo, “Belief after the Holocaust,” Chabad.Org, 2021.
[67] 访谈记录于2021年6月30日由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进行。
[68] Scott, “Theodicy at the Margins,” 149–52.
[69] Ormsby, *Theodicy in Islamic Thought*, 27.
[70] 参见《伊朗百科全书》中关于“banda”的词条，1988年12月15日。 查看全部
透过宗教视角，深度拆解维吾尔种族灭绝真相
通过宗教神义论理解维吾尔族种族灭绝：加拿大与土耳其维吾尔人的声音
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麦吉尔大学）、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麦吉尔大学）、肖恩·雷姆兹（康考迪亚大学）、苏珊·J·帕尔默（康考迪亚大学）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加拿大和土耳其的部分维吾尔人[1]是如何通过宗教视角，即“神义论”（一种对苦难与邪恶的解释）来解读当前发生的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2]。本文基于三个不同来源的数据：第一个来源是一份记录了2021年维吾尔人参与线上《古兰经》课程讨论的日记；第二个来源是对居住在加拿大和土耳其的两位知名维吾尔伊玛目的访谈；第三个来源是对一位居住在加拿大的年轻维吾尔政治活动家的访谈。通过他们的叙述，我们识别出四种既独特又相互关联的视角，并将其归纳为四类：灵知派、神话派、启示录派和奥秘派。研究中大多数维吾尔人的声音将东突厥斯坦[3]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理解并呈现为一种“神圣的考验”。尽管他们将这场种族灭绝视为安拉的考验，但关于“神圣惩罚”的层面似乎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安拉仁慈的强调——安拉旨在通过考验教导祂的仆人，使他们在今生和后世都能获得更高的美德。我们的分析得出结论：维吾尔伊斯兰教似乎为其信徒提供了一种乐观感，对于流散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这是一种继续前行的动力。这与那些更侧重于苦难层面的其他伊斯兰神义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2017年大规模建立“再教育”营以来，国际媒体、人权组织以及各国政府纷纷将目光投向维吾尔人的苦难，将其定性为严重的人权侵犯或种族灭绝。《纽约时报》、《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等知名媒体机构都曾报道过这些令人痛心的状况。
通过航拍影像和幸存者的亲身讲述，揭示了“再教育营”及其他类似拘留设施内部的情况[4]。据信，从2018年至今，约有一百万到三百万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被任意关押在这些设施中[5]。幸存者们详细描述了营内发生的酷刑、绝育、强奸以及洗脑教育。此外，还有报告指出，该地区有数万人被迫从事强迫劳动[6]。
这场危机的性质已被美国、加拿大[7]、荷兰[8]、立陶宛[9]、英国[10]和法国[11]等许多西方政府认定为“种族灭绝”。维吾尔人权倡导组织和海外维吾尔群体长期以来一直在为此游说，并引用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作为支持[12]。此外，2021年，英国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了“维吾尔特别法庭”，该法庭开展了独立调查，并得出结论称：“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实施旨在防止生育的措施，意图从根本上摧毁新疆维吾尔族的重要部分，已构成种族灭绝。”[13]
自2014年以来，关于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受压迫的问题，各界一直存在激烈的讨论，但据我们所知，目前还没有研究探讨这种压迫所带来的宗教影响。这些影响是一个真实且紧迫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人权组织而言。伊斯兰教是维吾尔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攻击并被蓄意压制。
中国政府——我们认为，对维吾尔种族灭绝这一特定维度的关注缺失，是一个严重的缺口。为了填补学术上的这一空白，我们选择聚焦于这一特定方面，并探讨一些针对中国政府旨在抹除维吾尔身份和文化的政策与做法，所做出的哲学和宗教层面的回应。
研究数据
本文收集的数据是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委员会资助的一项名为《宗派宗教中的儿童与国家控制，1950–2020》研究的一部分，该研究由苏珊·J·帕尔默指导，并由麦吉尔大学宗教研究学院执行。我们的团队收集了关于该主题的三类资料。第一类资料由我们研究团队的成员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提供，他收到了一位居住在加拿大、正在参加在线《古兰经》课程的匿名维吾尔女性的日记副本。该课程是在2021年初新冠疫情期间为维吾尔成年人开设的。自1949年以来，维吾尔人在学习和坚持其宗教与文化传统方面一直面临着持续的挑战。自2016年起，中国共产党已正式将学习或实践伊斯兰教，甚至拥有《古兰经》定为非法，这种宗教不宽容程度是自文化大革命（1966–1976）结束以来前所未见的[14]。因此，许多逃离中国的维吾尔人非常珍惜他们新获得的自由，去探索和重新评估他们此前被压制的穆斯林身份[15]。
维吾尔人尝试重新接触伊斯兰教的方式之一，就是参加关于《古兰经》的宗教课程。如前所述，其中一门课程于2021年面向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成年人开设。该在线课程仅对注册的维吾尔学员开放，因此，提供给我们研究员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的这份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维吾尔学员们讨论的内容。虽然这位女性的日记主要由课堂笔记组成，但最让迪尔穆拉特博士感兴趣的是她记录的同学间关于“他们民族所遭受的苦难究竟应被视为一种神圣的考验，还是一种神圣的惩罚”的在线讨论。这本日记包含了十六名维吾尔成年学员的叙述，这些讨论的内容可以在附录中找到。
想要了解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看法和信念，另一个渠道就是通过受过专业训练的宗教老师。因此，我们的另一位研究员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邀请了两位伊玛目，请他们分享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看法[16]。乌敦采访了现居土耳其的著名维吾尔族伊玛目兼伊斯兰学者阿卜杜拉齐兹·拉赫穆图拉博士[17]，以及现居蒙特利尔的伊斯兰学者兼教师阿卜杜杰利勒·布格拉伊玛目。阿卜杜杰利勒·布格拉伊玛目是通过电子邮件回复了阿卜杜穆克提达尔的问题。除了这两个来源，我们还会研究维吾尔族年轻活动人士卡比尔·库尔班的在线采访内容。
我们先来看看这些日记，特别是关于参与者被问到的那个问题：维吾尔族面临的种族灭绝到底是安拉的考验还是惩罚？日记作者把同学们的回答分成了四类：一类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考验；另一类觉得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惩罚；那些将维吾尔种族灭绝视为安拉的考验与惩罚的人；以及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的人。出于匿名考虑，所有姓名均已删除，并为每位参与者分配了一个字母代号。
表1：在加拿大参加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族学员反馈。
（参与者代号：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考验 / 是安拉的惩罚 / 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感到困惑）
- 维吾尔A：是（考验）
- 维吾尔B：是（考验）
- 维吾尔C：是（惩罚）
- 维吾尔D：是（考验）
- 维吾尔F：是（考验）
- 维吾尔G：是（考验）
- 维吾尔H：感到困惑
- 维吾尔J：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K：是（考验）
- 维吾尔L：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M：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O：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Q：是（考验）
- 维吾尔R：是（考验）
- 维吾尔W：是（考验）
- 维吾尔Z：感到困惑
维吾尔人与伊斯兰教
维吾尔族是一个突厥语系民族，居住在中国西北边陲，那里也是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18世纪末，满清帝国将维吾尔人的家园并入中国版图，并一直通过间接统治的方式管理当地，直到1884年新疆建省[18]。满清王朝覆灭后，维吾尔人曾两次短暂地获得过独立[19]。
如今，维吾尔族是中国官方认定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根据2017年的人口普查，维吾尔族人口略多于1200万，但许多维吾尔人认为这个数字实际上可能在2000万到3500万之间。维吾尔人的家园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蕴藏着中国20%以上的天然气、煤炭和其他化石资源，其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也位居全国第二[20]。2019年，中国自然资源部估计塔里木盆地拥有9.7万亿立方米的超深层天然气资源，占全国潜在天然气储量的60%[21]。与此同时，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中国贡献了全球约22%的棉花供应，而2018年中国84%的棉花产自维吾尔地区[22]。因此，考虑到中国为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和5G技术等战略性能源计划所做的努力，该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在皈依伊斯兰教前后，维吾尔人在中亚建立了许多王国，并在中亚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3]。自10世纪以来，维吾尔人一直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哈乃斐学派，该学派与他们本土前伊斯兰时期的萨满教、摩尼教和佛教传统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24]。在当下的语境中，大多数维吾尔人将他们的穆斯林信仰视为其集体认同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25]。
一直到20世纪初，维吾尔族的教育主要还是靠伊斯兰学校。随着俄罗斯帝国势力进入中亚，当地知识分子开始搞起现代教育改革，他们尝试建立“扎吉德”学校，在传统的伊斯兰教育之外，还提供世俗教育[26]。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些学校在维吾尔人的家乡遍地开花。现代维吾尔伊斯兰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扎吉德主义，它把伊斯兰教育和世俗教育以一种融合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27]。
1949年之后，除了80年代和90年代那段“可控的宽容”时期，维吾尔人家乡的宗教教育一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严格的限制[28]。尽管如此，直到最近几年，维吾尔人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私下里的口头传统，将宗教知识传给下一代[29]。然而，2017年之后，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根除维吾尔人的伊斯兰教，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化”或世俗化的做法[30]。
比如，2017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出台。根据这项条例，凡是被国家认为过于虔诚或表现出任何宗教行为的人，都会被贴上“极端分子”的标签，并被送进“集中教育培训中心”，以消除他们所谓的“极端”宗教思想[31]。
哪怕只是表现出一点点宗教倾向，都可能被扣上“宗教极端主义”的帽子。举个例子，201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发布的一份政府文件里，列出了75种会被认定为“宗教极端主义”的行为，一旦沾上，就可能面临被关押的风险。这些行为里包括一些常见的伊斯兰教习俗，比如在清真寺外聚众礼拜、“无正当理由参与宗教活动”，以及女性佩戴头巾。这份清单甚至还包括一些非常模糊且无害的行为，比如留“大胡子”，或者突然戒烟戒酒[32]。
后来，被视为极端主义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学者指出，中国政府将以下行为也列为宗教极端主义的指标：出国旅游或计划出国留学（特别是去穆斯林国家），有亲属在国外（特别是穆斯林国家），佩戴任何宗教标志，定期礼拜，斋月封斋，去麦加朝觐，教孩子伊斯兰教知识，给孩子起伊斯兰教名字，参加周五礼拜，持有或传播敏感的数字内容（比如包含宗教语言的信息，像《古兰经》经文或图片、对《古兰经》的解读，或者女性佩戴宗教标志和礼拜的照片等）[33]。
与此同时，成百上千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寺和墓地被拆除，许多伊斯兰圣地也遭到中国政府的亵渎或破坏[34]。当前的这种环境在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家园已经把维吾尔人的伊斯兰信仰定为犯罪，以至于没人敢说一句最简单的伊斯兰问候语——“色兰”，更别提去尝试践行更具体的宗教习俗了[35]。尽管维吾尔人在自己的家园里持续遭受宗教压迫，但伊斯兰教依然是维吾尔人身份认同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并持续塑造和影响着他们对世界的认知。
伊斯兰教中的神义论
“神义论”这个词最初是由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在他的《神义论》（1710）一书中提出的，它由两个希腊词汇组成——“神”和“正义”。这个概念包含两层含义：首先，从最初且准确的意义上讲，它“旨在证明神的正义不会因为世间存在的种种邪恶而受到损害”[36]。其次，用弥尔顿的话说，它是“向世人证明上帝之道是正义的”尝试。这是一个专业术语，指在邪恶面前为上帝的正义进行辩护[37]。更广泛地说，神义论指的是试图解释或理清苦难的意义[38]。
伊斯兰教中的神义论最初作为对上帝“绝对全能”的肯定而出现，这与“一种理性的神圣正义观”直接挂钩[39]。学者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穆斯林思想家和他们的基督教同行一样，都强调上帝的正义与仁慈，但“在伊斯兰神学中，邪恶问题并没有像在西方传统中那样占据核心地位”[40]。对许多穆斯林学者来说，“邪恶”似乎“仅仅是善的缺失的一个代名词而已”[41]。
前现代时期的伊斯兰学者，尤其是穆尔太齐赖派的神学家们[42]，曾主张苦难或邪恶的存在并非坏事，因为这能让人们在来世获得更大的奖赏。然而，邪恶源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而非上帝，上帝只负责惩罚作恶者。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什叶派伊斯兰教所采纳[43]。在逊尼派伊斯兰教中，人类的自由意志似乎没那么绝对。学者指出：
上帝在人身上创造了执行某种行为的权力、能力、选择和意志；而人被赋予了这种派生的权力，从而自由地选择其中一种方案，并打算或意愿去执行该行为；与这种意图相对应，上帝创造并完成了这一行为[44]。
关于邪恶的本质，极具影响力的穆斯林哲学家伊本·西那认为：“邪恶是一种不存在的东西，它没有本质，只是本质的缺失或不完美。”[45]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邪恶是某种不存在的东西，它的缺失等同于存在于万物中的不完美。最终，伊本·西那愿意断言，世界上确实存在一定数量的邪恶，但与宇宙中巨大的善相比，这种数量是微不足道的[46]。其他杰出的伊斯兰学者对邪恶及其在世界上的存在提出了更详细的见解。例如，另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安萨里指出，邪恶是必要的，因为事物若无对立面就无法被认知。因此，人若不知疾病就无法知晓健康，若不知地狱就无法知晓天堂，以此类推[47]。然而，这种“事物只能通过对立面来认知”的观点并非伊斯兰传统中所有人的共识。对于汉巴里学派学者、杰出的穆斯林法学家伊本·泰米叶来说，邪恶具有一种教育意义，因为它在世界的自然秩序中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从这位法学家的角度来看，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因此本质上是善的[48]。因此，邪恶永远不能直接归咎于上帝。
根据学者的说法，在伊本·泰米叶的分类学中，邪恶可以分为三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第一，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总体上都是完全向善的；邪恶是相对的，仅从受造物的角度存在。第二，邪恶是受造秩序完美性的一种必然伴随物。第三，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善的普遍性在数量上远大于邪恶[49]。此外，并非所有伊斯兰学者都认为邪恶在数量上较少或微不足道。极具影响力和创新精神的穆斯林哲学家法赫尔丁·拉齐反驳了伊本·西那关于神义论的乐观立场，他指出：“真正的快乐很少被体验到，而且转瞬即逝。所以从数量上讲，占压倒性多数的不是善，而是邪恶。”[50] 事实上，拉齐采取了一种非常反神义论的立场，并认为伊斯兰神义论“必须严格以主体为中心，最终只是一种徒劳的练习”[51]。
不少学者都指出，苏菲主义对维吾尔伊斯兰教的演变有着深远的影响[52]。历史学家瑞安·瑟姆特别强调了苏菲思想在十六、十七世纪传播的重要性，这一时期被视为东突厥斯坦南部地区“伊斯兰化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重要阶段”[53]。苏菲派神学家在将“恶”与“神意”联系起来时，很大程度上沿用了伊本·西那的本体论视角。因此，既然万物皆由真主所造，而造物本身终归是善的，人类就必须顺从神意，并仰赖真主的仁慈与智慧。比如，神秘主义诗人鲁米就更进一步，直接把“恶”归因于真主：“真主既意欲善，也意欲恶，但他只认可善。”[54]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对“恶”的理解并不会影响真主在道德上的完美性，因为归根结底，恶的存在是“为了实现更伟大的善”[55]。乐观主义是苏菲传统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正如学者所言：“苏菲派并不总是纠结于这个世界是否是最好的，但他们通常会肯定，真主创造恶是为了将其作为修行路上的磨炼工具。”[56] 正如学者所言：“神秘主义者能够理解，真主的愤怒其实是伪装的仁慈；他施加给信徒的痛苦与惩罚，对于他们的灵性成长是必要的——就像病人必须服用苦药一样。”[57]
赛义德·努尔西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伊斯兰现代派神学家，他直接把“恶”的存在和“来世”联系在了一起，认为如果不谈来世，根本就没法真正理解“恶”到底意味着什么[58]。在努尔西看来，死亡是通往来世的唯一入口，也是“真主那包罗万象的仁慈与无处不在的善”的一部分，因为真主是最公正、最慈悲的[59]。这些观点和学者的看法不谋而合。学者本人非常谨慎，他从不给“恶的问题”提供一个所谓的“伊斯兰标准答案”，而是强调穆斯林学者和信徒们普遍达成了一个共识：古兰经与“恶”的存在在逻辑上是“兼容”的[60]。
身在加拿大与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之声
尽管中国一直在试图从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中抹除伊斯兰教的影响，但伊斯兰教始终是维吾尔人身份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哪怕它有时不得不保持沉默、转入地下。鉴于此，许多维吾尔人从伊斯兰信仰或神义论的角度去思考或讨论正在发生的“维吾尔种族灭绝”，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大家思考的深度和理解程度各不相同。这里要分析的言论就体现了这种思考，它们来自十六位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成年人，他们都自认为是穆斯林，且在2021年初参加了一个在线《古兰经》课程。当时课程参与者被问到一个问题：“维吾尔人的苦难是安拉的惩罚，还是考验？”其中一位维吾尔女性参与者将大家的回答记录在了日记里。这些笔记最初是用维吾尔语写的，后由迪尔穆拉特·马木提博士翻译。这十六位维吾尔《古兰经》学员的回答被研究团队归纳为四类：九人认为种族灭绝是一种考验，一人认为是惩罚，四人认为两者皆有，还有两人不确定。
日记中记录的这些回应，可以被看作是关于苦难与邪恶的自发性宗教思考，同时也应被理解为对“身为穆斯林意味着什么”的反思。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政权实施的压迫性政策，这些参与者在移居加拿大之前都经历过高压环境，因此他们对《古兰经》的熟悉程度相对有限。正如维吾尔参与者M所言：
在中国的统治下，我们在身份认同、宗教信仰、文化和教育等方面面临着重重限制和侵犯。我们被中共的错误思想洗脑，在[伊斯兰]教育方面也被搞得一无所知。
因此，这些回应与那位在加拿大长大的维吾尔族年轻活动家，以及两位受过正规宗教教育的伊玛目的陈述有所不同，后者的回应展现了对伊斯兰教更深层次的理解。正因如此，他们的陈述从传统的伊斯兰视角出发，对维吾尔种族灭绝进行了更细腻的反思。
通过结合这三种视角——重新接触伊斯兰传统的维吾尔参与者、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家以及受过专业训练的维吾尔族伊玛目，我们得以独特地窥见生活在加拿大的维吾尔群体是如何通过伊斯兰视角来思考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在审视并分析了他们关于“维吾尔人的苦难究竟是神的惩罚还是考验”这一问题的回应后，我们认为，这些回应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维吾尔式”神义论。日记中记录的这些陈述，可以被视为参与者们在构建神义论方面的初步尝试，尽管他们可能并不熟悉“神义论”这个术语或概念。
我们将首先聚焦于在线古兰经班的参与者和那位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家所给出的回应。这些被噤声的维吾尔人提出了经典神义论中经常遇到的根本性问题：“为什么神允许邪恶存在？”他们纠结于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神既全能又仁慈，却为何允许邪恶和苦难降临在信徒身上？基于每位参与者的回应，研究团队将答案归纳为四种论证类型：诺斯替论证、神话论证、末世论证和奥秘论证。每种论证都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进行定义和解释。
诺斯替论证：在现代学术界，“诺斯替”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术语，对于它的含义也尚未达成共识。然而，就本文及相关研究而言，我们将该术语定义为一种超验策略，即贬低人体和物质世界，降低其重要性，同时强调永恒精神领域或来世的真实性。从这种诺斯替视角来看，人类的苦难被视为暂时的，是可以在天堂得到纠正或补偿的。我们归入这一类别的维吾尔人的回应，都带有这种“暂时性”的意味，并将现世的行为和作为理解为可以在来世得到补偿。
维吾尔人 A 指出：
人来到这世上，注定要面对各种考验，咱们必须得认真对待。只要能顺利闯过这些关卡，就能拿到安拉许诺给我们的奖赏。这世界不过是暂时的，只有后世才是永恒的。
维吾尔 M 认为，这是一种洗清罪孽的过程，最终会通向天堂的奖赏：
如果安拉给祂钟爱的仆人降下考验，那是为了磨练他们的意志；而对于那些有罪的仆人，祂降下考验则是为了洗净他们的罪过。如果这些仆人能扛住安拉的考验，无论遭遇什么灾祸都能坚持到底，那他们过去的罪孽就会被一笔勾销。这些仆人最终得到的奖赏，必然是天堂。
维吾尔 G 也认同这种说法，并补充说作恶的人终将受到惩罚：
那些在世上受压迫、无力自保的好人，在安拉眼中终究会进入天堂。他们在世上所受的苦难，只会洗去他们的罪孽，并提升他们在天堂的品级。如果坏人在世上受了惩罚，那他们就是两头落空，在今世和后世都是输家。如果坏人在世上没受到惩罚，他们也逃不过安拉的震怒，作恶者在今世会遭到诅咒，在后世也绝对逃不掉安拉的惩罚。
这种逻辑和学者的“灵魂塑造神义论”有相似之处，该理论认为苦难在我们的道德和精神成长中起着关键作用，让我们能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变得更接近神圣[61]。
卡比尔·库尔班是一位旅居加拿大的维吾尔族年轻活动人士，他将维吾尔危机和他个人面临的挑战都视为奋斗的一部分，这个概念直接与安拉的考验挂钩[62]。他表示：
没错，这就是我的奋斗，这个词其实就是“奋斗”的意思。我去找我的伊玛目，总是问他：“我该怎么面对这一切？”他就像是说：“我没法给你答案，我真希望我有。”因为没人能给出答案。但他们说，这就是你的奋斗，这就是你的奋斗，你必须得挺过去。我已经接受了，这就是我的奋斗，不是媒体口中那种版本的，而是真正的、为了行善而进行的宗教奋斗。
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库尔班将他的政治行动与信仰联系在一起，这增强了他的能动性和乐观心态。他说他经常向真主祈祷，寻求帮助。他提到：“如果我没有信仰，我真的会崩溃的。”他还分享说，他母亲总是叮嘱他为被关押的表亲祈祷，这帮助他在身陷囹圄的情况下依然能坚守信仰。最终归根结底，库尔班解释说，所有的苦难和挣扎都不会白费，它们终将带来丰厚的回报。他表示：
世间的一切苦难，我们都将其视为提升自我、行善的机会；能够真正去做善事并提升自己，这本身就是一种恩典。
神话论证
我们在日记反馈中发现的第二个特征，与某种超自然层面的邪恶概念有关，我们将这种论证归类为“神话论证”。该论证认为，现存的邪恶（在此指维吾尔族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根植于创世之初的原始行为，即混沌被秩序化以创造世界。因此，邪恶被认为从一开始就存在，而关于不公的观念在亚伯拉罕诸教的圣典叙事中都有体现。然而，这种不公的观念在伊斯兰传统内部引发了一些紧张点。这些维吾尔族穆斯林学生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他们被迫偏离了对伊斯兰教五功[63]的严格遵守，但他们又该如何承担责任呢？如果维吾尔种族灭绝真的是一种神圣的正义，那么被迫陷入如此可怕的境地却得不到任何解脱，这种正义又体现在哪里呢？
维吾尔族受访者D面对这种困境时，会从《古兰经》记载的神话往昔中寻找英雄人物，以此来解读当下的遭遇。他们将古埃及法老统治下被奴役的以色列人，与如今在习近平治下被中国政府关押或压迫的维吾尔人进行类比。这种视角赋予了苦难一种尊严感和更深层的意义，暗示着苦难终将结束，而压迫者也必将受到惩罚。维吾尔族受访者M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只要我们不背叛真主，真主就会保佑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暴君能长久，真主的惩罚是严厉的。”
维吾尔族受访者G对这种“神话论证”的运用则略有不同。他认为，在古老的经文故事里，真主惩罚人类的方式仅仅是通过各种自然灾害。因此，在G看来，维吾尔种族灭绝并非神罚，而是一场“神圣的考验”。他表示：
真主从不亏待无辜的人。在《古兰经》中关于诺亚和罗得的故事里，真主惩罚了那些违抗祂、在世间作恶的人，并赐福给那些遵守诫命、行善的人。然而，我们从未在《古兰经》中看到任何关于“真主通过人之手来实施惩罚”的说法。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真主通过各种自然灾害来惩罚人类。比如，诺亚的族人遭遇了洪水，舒阿卜的族人被云中的火所惩罚，罗得的族人被天降的乱石所灭，或是遭遇了诸如虫灾、巨响等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
末世论论证
从日记反馈中总结出的第三个特征显示，维吾尔族参与者将邪恶与苦难——特别是与维吾尔种族灭绝相关的苦难——理解为一种“觉醒”。我们将这种论证归类为“末世论”，它将种族灭绝视为一种“启蒙的磨难”，一种从沉睡中觉醒，吹响战斗的号角。一些维吾尔族参与者的陈述表明，维吾尔家园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是一场善恶势力之间末日决战的一部分。维吾尔族受访者F指出：
这场考验真的把我们从沉睡中叫醒了。如果安拉没有降下这场考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认清中国这个真正的敌人呢？我们可能还会一直把他们当朋友。如果今天这些磨难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可能意识到共产中国的邪恶？这些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我们永远无法与中国共存。在一个正义荡然无存的土地上，绝不会有任何美好可言。如果我们与中国人抗争到底，只要安拉意欲，我们一定会赢。
维吾尔族受访者M认为，这场种族灭绝可能是一种宇宙级的筛选。正如他们所言：“通过降下这些考验，安拉让我们当中的恶人暴露出来，并将虔诚善良的人与伪君子分离开来。”维吾尔族受访者R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安拉通过降下一些考验，帮助我们认清了身边的人。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察觉到我们内部的叛徒和伪君子。他想要剔除我们当中的坏人，变得更纯洁。
这种论调带来了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自2016年以来，中国政府在“严打”运动中最早逮捕的许多人，都是维吾尔族的宗教领袖，以及维吾尔历史和文学领域的作家、教授或历史学家[64]。然而，维吾尔族受访者M和R的这种回应，将种族灭绝定义为一种必要的过程，用来考验和惩罚那些“叛徒和伪君子”。维吾尔族受访者O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思路，试图通过将正在接受考验的“好人”与将要受到惩罚的“坏人”区分开来，来解决这一矛盾——这种区分在受访者M和R的回答中并不明确。维吾尔族受访者O认为：
但如果我们看看现代维吾尔社会，确实存在腐败、欺诈，比如偷盗和杀人。这些不道德的行为确实变多了。每当我遇到这种事和这种人，我个人觉得这是安拉的惩罚……但当我看到我那些无辜受苦的兄弟姐妹时，我觉得这是一种考验。
维吾尔族受访者Z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我们中间有好人也有坏人，和其他群体一样。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对那些不信安拉、做宗教禁止的坏事的人的惩罚。但对于那些虔诚、善良、守规矩的人来说，这场灾难不是惩罚，而是一种考验。
同样，维吾尔族受访者G强调了安拉的公正和仁慈，同时批评了那种认为维吾尔人的苦难只能被理解为安拉惩罚的论调：
在这场巨大的种族灭绝背后，可能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深意。把强者压迫弱者看作是安拉的惩罚，这是对安拉的侮辱。怎么能把人的压迫和安拉的惩罚相提并论呢？况且，安拉根本不需要利用一群强者去惩罚弱者或罪人。就像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一样，整个民族也不可能被定义为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
奥秘论证
我们在日记里发现的最后一个特征，被我们归类为“神秘性”。这个类别强调了上帝行为中那种不可知的成分，认为信徒不该试图去理性化上帝的旨意，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参透，它永远是个谜。那些虔诚的信徒只需要相信上帝的善意，并接受上帝为人类制定的宏大蓝图是永远无法被人类所知的。
维吾尔族受访者G非常有说服力地反驳了将种族灭绝作为一种惩罚手段的观点，并坚定地否定了“整个群体应为少数人的过错负责”这种想法。他引用《古兰经》中的例子来支持这一论点：
真主绝不会仅仅因为族群中个别人的越界和错误，就去惩罚整个民族。真主从不亏待无辜者。在《古兰经》关于诺亚和罗得的故事里，真主惩罚的是那些违抗他、在世间作恶的人，并赐福给那些遵守诫命、行善的人。然而，我们从未在《古兰经》中看到任何关于“真主的惩罚是通过人类之手来执行”的说法。
此外，维吾尔族受访者G认为，种族灭绝不可能是神圣的惩罚，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等于承认这种行为是正义的，那我们岂不是站在了中国政府那边？他说：“如果我们认为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的事是惩罚，那我们也就等于认为这世上施暴者的压迫是合理的了。”和受访者G类似，维吾尔族受访者O也认为维吾尔人确实曾误入歧途、丢失了宗教身份，但他认为，种族灭绝不应被看作是上帝借中国政权之手行事，而应被视为上帝对信徒的考验，以及对那些犯错者的惩罚。
过去，我们总是坚持走祖先走过的老路。因为我们没有去分析哪条路对、哪条路错，就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真主的正道。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也是维吾尔人目前的处境。作为一个穆斯林民族，我们本该追随真主的道路，但作为容易被蒙蔽的人类，我们没能做到。在反宗教的中国共产党的压力下，我们中的一些人被迫放弃了宗教，或者被疏远了。
习得性回应——伊玛目的视角
如前所述，上面讨论的回应来自不同伊斯兰教识水平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两位受过逊尼派伊斯兰传统教育和培训的维吾尔族伊玛目，是如何看待“维吾尔种族灭绝”的。
参加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所讨论的问题，也被提给了蒙特利尔的一位维吾尔族伊玛目阿布杜吉利尔·布格拉。以下是他针对“真主在维吾尔种族灭绝中扮演的角色”这一议题的回应。他反驳了“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天谴’”这一说法，并提出了以下论点来支持他的主张：
在伊斯兰教义解释的四大基础——《古兰经》经文、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教法类比以及穆斯林公议中，没有任何一条能将如此残酷的种族灭绝与真主的考验或惩罚联系起来。恰恰相反，真主在《古兰经》开篇、每一章的开头，以及章内反复提到自己是“至仁至慈的”[65]。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这场种族灭绝没有任何形而上的根源；相反，这场悲剧的直接原因在于施暴者的恶意企图和行径，以及国际社会不同程度的推波助澜。
他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认为这场种族灭绝应该被视为一种由国家权力机构造成的悲剧性灾难：
针对维吾尔穆斯林的种族灭绝是一场悲剧性的灾难，其根源在于个人、公众、企业、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不负责任、误判错行、极度无知，以及对中共邪恶力量的严重低估。
布格拉伊玛目认为，“这场种族灭绝是对所有人——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的一次重大教训。”他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动荡的历史，以及冷战后助推其崛起的经济投资。在这一语境下，布格拉强调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并将自由意志和政治行动视为导致这场种族灭绝的核心因素。在他看来，我们需要的是更积极的行动回应。
基于本文提出的四个分类，布格拉的一些言论属于奥秘论证范畴。例如，他主张：
真主与维吾尔人民同在，真主迟早会复仇，惩罚那些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元凶。真主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在真主眼中，我们的一千年不过是一天，所以即便在我们看来复仇来得晚，它也终将到来。
在这里，布格拉伊玛目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上帝计划的不可知性，但他论证了惩罚终将到来，只是时间点对我们而言是个未知数。这一点与另外两位维吾尔人（G和O）的说法非常相似，他们都认为神义论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畴。这种观点与犹太哈西德派[66]有潜在的相似之处，后者往往选择绕过神义论中那些令人不安的问题，转而通过纪念和强化宗教实践来表达他们的承诺。他们意识到这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神学谜题，并明白无论是范式思维、契约论，还是报应与考验，这些传统的解释最终都无法涵盖这段危机及其后果的广泛性和复杂性。
关于集体惩罚的神义论
一位现居土耳其的维吾尔族知名伊玛目——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赫梅图拉博士，在2021年6月30日接受了采访，他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神义论[67]。我们想专门开辟一个章节来强调他的观点，因为他的看法非常独特，而且他在学界地位显赫。在古兰经研习班的参与者中，只有一名学生（维吾尔族C）持有类似的观点。
拉赫梅图拉伊玛目认为，这场种族灭绝是对维吾尔民族过去所犯过错的一种“集体惩罚”。当被问及“你如何从宗教角度看待维吾尔民族遭受的种族灭绝？”时，拉赫梅图拉伊玛目回答道：“我认为导致这场压迫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从祖辈开始就没能团结一致。”随后，他列举了几个历史例子来支撑自己的论点：
1）“那些在政治立场和观点上坚定不移的人，总是遭到一些叛徒和伪君子的破坏”；2）“后代放弃了对侵略者的圣战，没有惩处那些为敌效力的叛徒，从而错失了历史机遇”；3）“这也是我们自作自受的结果，正如经文所说：‘凡你们所遭遇的灾难，都是由于你们所作的罪恶；他饶恕你们的许多罪过。’”（在最后一个例子中，他引用了《古兰经》42:30）。
他进一步阐述了这种集体惩罚的观念：
安拉在《古兰经》的许多经文中都对此作了说明，包括不要忽视物质资源、要做好武力准备、保持坚定、保持警惕、服从领袖，以及不要陷入分裂。一个忽视这些胜利前提的民族，注定会遭受苦难，即便其中仍有虔诚生活的人。安拉说：“当你们遭遇灾难的时候——虽然你们曾使敌人遭遇双倍的灾难——你们怎么还说：‘这是从哪里来的呢？’你说：‘这是由于你们自己。’真主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古兰经》3:165）
拉赫马图拉伊玛目还认为，这场种族灭绝不仅是对维吾尔人的考验，也是对全人类的考验：“同样，这种压迫和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既是对东突厥斯坦人民的考验，也是对全人类的考验。”他这样回应了那个古老的问题——“为什么无辜者必须受苦？”：
当一个民族整体遭受惩罚时，好人也会被牵连其中，这是一种天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了那些对我们民族施加种族灭绝的侵略者的罪行。侵略者的罪行属于外部因素。安拉说：“我这样使不义者互为盟友，因为他们所作的罪恶。”（古兰经 6:129）
当被问及“《古兰经》中是否包含可以用来支持‘大规模苦难作为一种考验或惩罚’这一概念的段落？”时，拉赫马图拉伊玛目回答道：“民族的大规模苦难所包含的意义，远不止惩罚那么简单。所有的惩罚都是苦难，但并非所有的苦难都是惩罚。”随后，他引用了《古兰经》中与大规模苦难作为考验或惩罚相关的五段经文：
1) “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民族不改变自己的信仰，真主绝不会改变他所赐予他们的恩惠。真主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古兰经 8:53）
2) “一个民族的状况，真主是不改变的，直到他们改变自己的状况。当真主欲惩罚一个民族的时候，那惩罚是不可抗拒的，除真主外，他们没有保护者。”（古兰经 13:11）
3) “我曾因他们的罪行而惩治他们中的每一伙：其中有的我曾降以暴雨，有的曾被呐喊声所毁灭，有的我曾使大地陷落，有的我曾使他们淹死。真主没有亏待他们，而是他们亏待了自己。”（古兰经 29:40）
4) “由于人们所作的罪恶，陆地和海洋上出现了腐败，以便真主让他们尝尝他们所作的一部分罪恶的后果，或许他们能回归正道。”（古兰经 30:41）
5) “凡你们所遭的灾难，都是因为你们亲手所作的罪恶，他原谅了你们的许多罪过。”（古兰经 42:30）
最后，当被问及“在你看来，在中共禁止宗教实践的统治下，维吾尔人因未能遵守伊斯兰教的五功而受到指责，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时，拉赫马图拉伊玛目回答说：“每个人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尝试遵守伊斯兰教的五功。那些做不到的人，不应该受到指责。”
所以说，虽然这位伊玛目认为种族灭绝是维吾尔族群体过去所犯下的过错和不足所导致的集体后果，但他并不认同维吾尔族个人会遭受神罚这种说法。
“牧灵神义论”一瞥：在古兰经在线课程的学员讨论中，偶尔会提到一个新兴概念，叫作“牧灵神义论”。这个概念强调，神义论必须与现实中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和压迫紧密联系起来。学者已经指出了这方面的实例。
处于“边缘”的神学在各种神学语境中都有体现，包括女性主义神学、解放神学以及黑人神学[68]。正如下文所示，维吾尔族受访者F和M所表达的观点也反映了类似的神学思想，他们主张进行抗争并为争取人权而奔走，但这一切始终是在安拉的指引下进行的。维吾尔族受访者F：
这一连串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我们根本没法和中国共存。在一个正义荡然无存的地方，注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只要我们对中国抗争到底，真主保佑，我们一定会赢。
维吾尔族 M：
我们必须继续为国内那些正遭受迫害的兄弟姐妹们发声。虽然现在的中国国家机器非常强大，但只要我们不背叛真主，真主就一定会保佑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暴君能长久，真主的惩罚是严厉的。
布格拉伊玛目试图通过描绘维吾尔族未来繁荣的愿景来给信众们注入希望，他用了诸如“优素福在法老治下飞黄腾达”以及“埋在土里的花种熬过寒冬”这样的比喻。
牧灵神义论背后的动机和原则，在当今对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教育中都有所体现，比如我们对幸存者证言的推崇，以及主流犹太社群纪念大屠杀的方式，都能看出来。遗憾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集中营幸存者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关于“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故事恐怕很快也会被纳入这一叙事框架中。
我们的目标是分享加拿大维吾尔群体内部对于这场种族灭绝的一些核心观点和讨论。我们试图通过聚焦宗教层面的回应与解读，来审视和分析这些讨论。根据我们的分析，大多数强调“安拉的考验”这一概念的参与者，往往会淡化维吾尔人所受苦难中“惩罚”的意味，因为他们将这些苦难视为安拉天命的一部分。我们将维吾尔人的回应归纳为四种截然不同的论点。尽管这些论点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重叠和关联。所有这些视角似乎都与伊斯兰教义中“淡化邪恶、强调安拉之善”的倾向相吻合，这最容易通过“邪恶的缺失论”，或者说“邪恶是实现更大善的必要伴随物”这一概念来理解[69]。正是在这种淡化邪恶的框架下，拉赫梅图拉伊玛目的观点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安拉所定之“善”的强调——安拉希望祂所有的仆人都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从而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善。虽然布格拉伊玛目并没有试图淡化邪恶，相反，他指出那些作恶、行不义之人绝不可能逃脱惩罚，只是惩罚未必会立刻降临，但终究会到来。因为安拉是“至仁至慈的”，他的观点提供了一种关于报应的可能性，即安拉的惩罚迟早会降临，这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维吾尔活动人士卡比尔来说，他和同胞们所承受的苦难是安拉给予的考验。他的行动主义工作正是由信仰所驱动的，这帮助他专注于克服重重障碍。他们的回应反映出，尽管暴行肆虐，有时甚至让人感到绝望，但伊斯兰信仰为他们提供了答案，帮助他们克服种族灭绝带来的创伤，并找到不仅能继续生活下去，还能获得勇气去对抗压迫者的方法，从而进一步凸显了重新发现并保持自身宗教认同的重要性。
附录：从一份维吾尔族日记中收集的数据反馈与陈述
数据收集方法
这些数据来自一位维吾尔族女性提供的日记，她记录了参与加拿大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人之间的对话。讨论的核心是维吾尔种族灭绝与他们穆斯林信仰之间的关联。这门线上课程的参与者被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维吾尔人的苦难究竟是安拉的惩罚，还是一种考验？”这段对话发生在2021年初的一个线上平台上。这位女士在确保她本人及所有参与者匿名的情况下，与我们分享了她的日记。
注：
维吾尔语中“考验”一词是“sinaq”或“imtihan”。后者是阿拉伯语词汇，而“sinaq”是维吾尔语词汇。维吾尔语中“惩罚”一词是“jaza”，源自阿拉伯语。“仆人”一词实际上是对“banda”一词的误译，该词源自波斯语，原意为“心腹、忠诚的仆人、附庸”[70]。
线上古兰经课程维吾尔参与者的反馈
日记作者将她同学们的反馈整理并归纳为四类：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考验的人；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惩罚的人；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既是安拉的考验也是惩罚的人；以及对这个问题感到不确定的人。关于参与者，我们唯一掌握的统计信息是：其中3人为男性，13人为女性。
（参与者反馈清单略，均已在上文分类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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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资源：
[1] 参见“联合国同意将土耳其官方名称更改为‘Türkiye’”，半岛电视台，2022年6月2日，https://www.aljazeera.com/news ... urkey。
[2] John Hick,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以及 Mark S. Scott, “Theodicy at the Margins: New Trajectories for the Problem of Evil,” *Theology Today* 68, no. 2 (2011): 113–204。
[3] 在本文中，我们将使用“东突厥斯坦”或“维吾尔家园”来指代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 Austin Ramzy, “中国网络涌现大量求助：‘向我证明我父亲还活着’”，《纽约时报》，2019年2月17日。
[5] Sheena C. Greitens, Myunghee Lee, and Emir Yazici, “Counterterrorism and Preventive Repression: China’s Changing Strategy in Xinjia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4, no. 3 (2020): 9–47。
[6] Adrien Zenz, “Sterilizations, IUDs, and Mandatory Birth Control: The CCP’s Campaign to Suppress Uyghur Birthrates in Xinjiang,” Jamestown Foundation, 2021年3月17日。
[7] “加拿大议会宣布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种族灭绝”，BBC News Online，2021年2月23日。
[8] “荷兰议会：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是种族灭绝”，路透社，2021年2月25日。
[9] “立陶宛议会认定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种族灭绝”，路透社，2021年5月20日。
[10] Patrick Wintour, “UK MPs Declare China is Committing Genocide Against Uyghurs in Xinjiang,” *The Guardian*, April 22, 2021。
[11] “法国议员正式承认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行为为‘种族灭绝’”，法国24电视台，2022年1月20日。
[12] 《维吾尔种族灭绝：对中国违反1948年种族灭绝公约的审查》（华盛顿特区：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2021年3月）。
[13] “维吾尔法庭判决”，维吾尔法庭，2021年12月9日。
[14] Sean R. Roberts, *The War on the Uyghu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15] Dilmurat Mahmut, Marie-Ève Melanson, Susan J. Palmer, and Abdulmuqtedir Udun, “Becoming ‘true’ Muslims in Canada: Experiences of Uyghur Immigrants,” *Identities* (2023), https://doi.org/10.1080/1070289X.2023.2264643。
[16] Abdulmuqtedir Udun 是一位常驻加拿大渥太华的独立维吾尔族研究员。
[17] 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赫马图拉博士是一位著名的维吾尔族伊斯兰学者，现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萨吉耶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
[18] James A.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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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24] 参见 Rahile Dawut, “Shrine Pilgrimage Among the Uighurs,” *The Silk Road* 6, no. 2 (2009); Rian Thum, *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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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Brophy, *Uyghur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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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Smith Finley, “Securitization,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34] Rachel Harris, “Bulldozing mosques: The latest tactic in China’s war against Uighur culture,” *The Guardian*, April 7, 2019.
[35] T. Hamut Izgil, *Waiting to Be Arrested at Night: A Uyghur Poet’s Memoire of China’s Genocide* (Penguin Press, 2023).
[36] 埃里克·林恩·奥姆斯比，《伊斯兰思想中的神义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页。
[37] 约翰·弥尔顿，《失乐园》（第一卷，第26行）。
[38] Scott, “Pathways in Theodicy.”
[39] 奥姆斯比，《伊斯兰思想中的神义论》，第16页。
[40] 同上，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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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同上，第178页。
[4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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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Ayman Shihadeh, “Avicenna’s Theodicy and al-Rāzī’s Anti-Theodicy,”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Islamicate World* 7 (2019): 75.
[51] 同上，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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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同上。
[56] Hoover, *Ibn Taymiyya’s Theodic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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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Ian Markham, *Living in the Light of Death: On the Art of Being at One with Badiuzzaman Said Nursi* (Routledg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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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Hick,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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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译者注：伊斯兰教五功即念证、礼拜、天课、斋戒、朝觐。
[64] Marie Trédaniel and Pak K. Lee, “Explaining the Chinese Framing of the ‘terrorist’ violence in Xinjiang,” *Nationalities Papers* 46, no. 1 (2018): 177–195.
[65] 穆克提德通过WhatsApp向布格拉伊玛目提问，后者于2021年10月19日回复。
[66] 参见 Nissan Dovid Dubo, “Belief after the Holocaust,” Chabad.Org, 2021.
[67] 访谈记录于2021年6月30日由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进行。
[68] Scott, “Theodicy at the Margins,” 149–52.
[69] Ormsby, *Theodicy in Islamic Thought*, 27.
[70] 参见《伊朗百科全书》中关于“banda”的词条，1988年12月15日。
通过宗教神义论理解维吾尔族种族灭绝：加拿大与土耳其维吾尔人的声音
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麦吉尔大学）、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麦吉尔大学）、肖恩·雷姆兹（康考迪亚大学）、苏珊·J·帕尔默（康考迪亚大学）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加拿大和土耳其的部分维吾尔人[1]是如何通过宗教视角，即“神义论”（一种对苦难与邪恶的解释）来解读当前发生的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2]。本文基于三个不同来源的数据：第一个来源是一份记录了2021年维吾尔人参与线上《古兰经》课程讨论的日记；第二个来源是对居住在加拿大和土耳其的两位知名维吾尔伊玛目的访谈；第三个来源是对一位居住在加拿大的年轻维吾尔政治活动家的访谈。通过他们的叙述，我们识别出四种既独特又相互关联的视角，并将其归纳为四类：灵知派、神话派、启示录派和奥秘派。研究中大多数维吾尔人的声音将东突厥斯坦[3]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理解并呈现为一种“神圣的考验”。尽管他们将这场种族灭绝视为安拉的考验，但关于“神圣惩罚”的层面似乎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安拉仁慈的强调——安拉旨在通过考验教导祂的仆人，使他们在今生和后世都能获得更高的美德。我们的分析得出结论：维吾尔伊斯兰教似乎为其信徒提供了一种乐观感，对于流散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这是一种继续前行的动力。这与那些更侧重于苦难层面的其他伊斯兰神义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2017年大规模建立“再教育”营以来，国际媒体、人权组织以及各国政府纷纷将目光投向维吾尔人的苦难，将其定性为严重的人权侵犯或种族灭绝。《纽约时报》、《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等知名媒体机构都曾报道过这些令人痛心的状况。
通过航拍影像和幸存者的亲身讲述，揭示了“再教育营”及其他类似拘留设施内部的情况[4]。据信，从2018年至今，约有一百万到三百万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被任意关押在这些设施中[5]。幸存者们详细描述了营内发生的酷刑、绝育、强奸以及洗脑教育。此外，还有报告指出，该地区有数万人被迫从事强迫劳动[6]。
这场危机的性质已被美国、加拿大[7]、荷兰[8]、立陶宛[9]、英国[10]和法国[11]等许多西方政府认定为“种族灭绝”。维吾尔人权倡导组织和海外维吾尔群体长期以来一直在为此游说，并引用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作为支持[12]。此外，2021年，英国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了“维吾尔特别法庭”，该法庭开展了独立调查，并得出结论称：“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实施旨在防止生育的措施，意图从根本上摧毁新疆维吾尔族的重要部分，已构成种族灭绝。”[13]
自2014年以来，关于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受压迫的问题，各界一直存在激烈的讨论，但据我们所知，目前还没有研究探讨这种压迫所带来的宗教影响。这些影响是一个真实且紧迫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人权组织而言。伊斯兰教是维吾尔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攻击并被蓄意压制。
中国政府——我们认为，对维吾尔种族灭绝这一特定维度的关注缺失，是一个严重的缺口。为了填补学术上的这一空白，我们选择聚焦于这一特定方面，并探讨一些针对中国政府旨在抹除维吾尔身份和文化的政策与做法，所做出的哲学和宗教层面的回应。
研究数据
本文收集的数据是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委员会资助的一项名为《宗派宗教中的儿童与国家控制，1950–2020》研究的一部分，该研究由苏珊·J·帕尔默指导，并由麦吉尔大学宗教研究学院执行。我们的团队收集了关于该主题的三类资料。第一类资料由我们研究团队的成员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提供，他收到了一位居住在加拿大、正在参加在线《古兰经》课程的匿名维吾尔女性的日记副本。该课程是在2021年初新冠疫情期间为维吾尔成年人开设的。自1949年以来，维吾尔人在学习和坚持其宗教与文化传统方面一直面临着持续的挑战。自2016年起，中国共产党已正式将学习或实践伊斯兰教，甚至拥有《古兰经》定为非法，这种宗教不宽容程度是自文化大革命（1966–1976）结束以来前所未见的[14]。因此，许多逃离中国的维吾尔人非常珍惜他们新获得的自由，去探索和重新评估他们此前被压制的穆斯林身份[15]。
维吾尔人尝试重新接触伊斯兰教的方式之一，就是参加关于《古兰经》的宗教课程。如前所述，其中一门课程于2021年面向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成年人开设。该在线课程仅对注册的维吾尔学员开放，因此，提供给我们研究员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的这份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维吾尔学员们讨论的内容。虽然这位女性的日记主要由课堂笔记组成，但最让迪尔穆拉特博士感兴趣的是她记录的同学间关于“他们民族所遭受的苦难究竟应被视为一种神圣的考验，还是一种神圣的惩罚”的在线讨论。这本日记包含了十六名维吾尔成年学员的叙述，这些讨论的内容可以在附录中找到。
想要了解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看法和信念，另一个渠道就是通过受过专业训练的宗教老师。因此，我们的另一位研究员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邀请了两位伊玛目，请他们分享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看法[16]。乌敦采访了现居土耳其的著名维吾尔族伊玛目兼伊斯兰学者阿卜杜拉齐兹·拉赫穆图拉博士[17]，以及现居蒙特利尔的伊斯兰学者兼教师阿卜杜杰利勒·布格拉伊玛目。阿卜杜杰利勒·布格拉伊玛目是通过电子邮件回复了阿卜杜穆克提达尔的问题。除了这两个来源，我们还会研究维吾尔族年轻活动人士卡比尔·库尔班的在线采访内容。
我们先来看看这些日记，特别是关于参与者被问到的那个问题：维吾尔族面临的种族灭绝到底是安拉的考验还是惩罚？日记作者把同学们的回答分成了四类：一类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考验；另一类觉得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惩罚；那些将维吾尔种族灭绝视为安拉的考验与惩罚的人；以及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的人。出于匿名考虑，所有姓名均已删除，并为每位参与者分配了一个字母代号。
表1：在加拿大参加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族学员反馈。
（参与者代号：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考验 / 是安拉的惩罚 / 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感到困惑）
- 维吾尔A：是（考验）
- 维吾尔B：是（考验）
- 维吾尔C：是（惩罚）
- 维吾尔D：是（考验）
- 维吾尔F：是（考验）
- 维吾尔G：是（考验）
- 维吾尔H：感到困惑
- 维吾尔J：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K：是（考验）
- 维吾尔L：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M：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O：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Q：是（考验）
- 维吾尔R：是（考验）
- 维吾尔W：是（考验）
- 维吾尔Z：感到困惑
维吾尔人与伊斯兰教
维吾尔族是一个突厥语系民族，居住在中国西北边陲，那里也是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18世纪末，满清帝国将维吾尔人的家园并入中国版图，并一直通过间接统治的方式管理当地，直到1884年新疆建省[18]。满清王朝覆灭后，维吾尔人曾两次短暂地获得过独立[19]。
如今，维吾尔族是中国官方认定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根据2017年的人口普查，维吾尔族人口略多于1200万，但许多维吾尔人认为这个数字实际上可能在2000万到3500万之间。维吾尔人的家园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蕴藏着中国20%以上的天然气、煤炭和其他化石资源，其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也位居全国第二[20]。2019年，中国自然资源部估计塔里木盆地拥有9.7万亿立方米的超深层天然气资源，占全国潜在天然气储量的60%[21]。与此同时，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中国贡献了全球约22%的棉花供应，而2018年中国84%的棉花产自维吾尔地区[22]。因此，考虑到中国为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和5G技术等战略性能源计划所做的努力，该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在皈依伊斯兰教前后，维吾尔人在中亚建立了许多王国，并在中亚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3]。自10世纪以来，维吾尔人一直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哈乃斐学派，该学派与他们本土前伊斯兰时期的萨满教、摩尼教和佛教传统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24]。在当下的语境中，大多数维吾尔人将他们的穆斯林信仰视为其集体认同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25]。
一直到20世纪初，维吾尔族的教育主要还是靠伊斯兰学校。随着俄罗斯帝国势力进入中亚，当地知识分子开始搞起现代教育改革，他们尝试建立“扎吉德”学校，在传统的伊斯兰教育之外，还提供世俗教育[26]。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些学校在维吾尔人的家乡遍地开花。现代维吾尔伊斯兰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扎吉德主义，它把伊斯兰教育和世俗教育以一种融合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27]。
1949年之后，除了80年代和90年代那段“可控的宽容”时期，维吾尔人家乡的宗教教育一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严格的限制[28]。尽管如此，直到最近几年，维吾尔人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私下里的口头传统，将宗教知识传给下一代[29]。然而，2017年之后，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根除维吾尔人的伊斯兰教，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化”或世俗化的做法[30]。
比如，2017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出台。根据这项条例，凡是被国家认为过于虔诚或表现出任何宗教行为的人，都会被贴上“极端分子”的标签，并被送进“集中教育培训中心”，以消除他们所谓的“极端”宗教思想[31]。
哪怕只是表现出一点点宗教倾向，都可能被扣上“宗教极端主义”的帽子。举个例子，201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发布的一份政府文件里，列出了75种会被认定为“宗教极端主义”的行为，一旦沾上，就可能面临被关押的风险。这些行为里包括一些常见的伊斯兰教习俗，比如在清真寺外聚众礼拜、“无正当理由参与宗教活动”，以及女性佩戴头巾。这份清单甚至还包括一些非常模糊且无害的行为，比如留“大胡子”，或者突然戒烟戒酒[32]。
后来，被视为极端主义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学者指出，中国政府将以下行为也列为宗教极端主义的指标：出国旅游或计划出国留学（特别是去穆斯林国家），有亲属在国外（特别是穆斯林国家），佩戴任何宗教标志，定期礼拜，斋月封斋，去麦加朝觐，教孩子伊斯兰教知识，给孩子起伊斯兰教名字，参加周五礼拜，持有或传播敏感的数字内容（比如包含宗教语言的信息，像《古兰经》经文或图片、对《古兰经》的解读，或者女性佩戴宗教标志和礼拜的照片等）[33]。
与此同时，成百上千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寺和墓地被拆除，许多伊斯兰圣地也遭到中国政府的亵渎或破坏[34]。当前的这种环境在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家园已经把维吾尔人的伊斯兰信仰定为犯罪，以至于没人敢说一句最简单的伊斯兰问候语——“色兰”，更别提去尝试践行更具体的宗教习俗了[35]。尽管维吾尔人在自己的家园里持续遭受宗教压迫，但伊斯兰教依然是维吾尔人身份认同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并持续塑造和影响着他们对世界的认知。
伊斯兰教中的神义论
“神义论”这个词最初是由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在他的《神义论》（1710）一书中提出的，它由两个希腊词汇组成——“神”和“正义”。这个概念包含两层含义：首先，从最初且准确的意义上讲，它“旨在证明神的正义不会因为世间存在的种种邪恶而受到损害”[36]。其次，用弥尔顿的话说，它是“向世人证明上帝之道是正义的”尝试。这是一个专业术语，指在邪恶面前为上帝的正义进行辩护[37]。更广泛地说，神义论指的是试图解释或理清苦难的意义[38]。
伊斯兰教中的神义论最初作为对上帝“绝对全能”的肯定而出现，这与“一种理性的神圣正义观”直接挂钩[39]。学者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穆斯林思想家和他们的基督教同行一样，都强调上帝的正义与仁慈，但“在伊斯兰神学中，邪恶问题并没有像在西方传统中那样占据核心地位”[40]。对许多穆斯林学者来说，“邪恶”似乎“仅仅是善的缺失的一个代名词而已”[41]。
前现代时期的伊斯兰学者，尤其是穆尔太齐赖派的神学家们[42]，曾主张苦难或邪恶的存在并非坏事，因为这能让人们在来世获得更大的奖赏。然而，邪恶源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而非上帝，上帝只负责惩罚作恶者。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什叶派伊斯兰教所采纳[43]。在逊尼派伊斯兰教中，人类的自由意志似乎没那么绝对。学者指出：
上帝在人身上创造了执行某种行为的权力、能力、选择和意志；而人被赋予了这种派生的权力，从而自由地选择其中一种方案，并打算或意愿去执行该行为；与这种意图相对应，上帝创造并完成了这一行为[44]。
关于邪恶的本质，极具影响力的穆斯林哲学家伊本·西那认为：“邪恶是一种不存在的东西，它没有本质，只是本质的缺失或不完美。”[45]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邪恶是某种不存在的东西，它的缺失等同于存在于万物中的不完美。最终，伊本·西那愿意断言，世界上确实存在一定数量的邪恶，但与宇宙中巨大的善相比，这种数量是微不足道的[46]。其他杰出的伊斯兰学者对邪恶及其在世界上的存在提出了更详细的见解。例如，另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安萨里指出，邪恶是必要的，因为事物若无对立面就无法被认知。因此，人若不知疾病就无法知晓健康，若不知地狱就无法知晓天堂，以此类推[47]。然而，这种“事物只能通过对立面来认知”的观点并非伊斯兰传统中所有人的共识。对于汉巴里学派学者、杰出的穆斯林法学家伊本·泰米叶来说，邪恶具有一种教育意义，因为它在世界的自然秩序中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从这位法学家的角度来看，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因此本质上是善的[48]。因此，邪恶永远不能直接归咎于上帝。
根据学者的说法，在伊本·泰米叶的分类学中，邪恶可以分为三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第一，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总体上都是完全向善的；邪恶是相对的，仅从受造物的角度存在。第二，邪恶是受造秩序完美性的一种必然伴随物。第三，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善的普遍性在数量上远大于邪恶[49]。此外，并非所有伊斯兰学者都认为邪恶在数量上较少或微不足道。极具影响力和创新精神的穆斯林哲学家法赫尔丁·拉齐反驳了伊本·西那关于神义论的乐观立场，他指出：“真正的快乐很少被体验到，而且转瞬即逝。所以从数量上讲，占压倒性多数的不是善，而是邪恶。”[50] 事实上，拉齐采取了一种非常反神义论的立场，并认为伊斯兰神义论“必须严格以主体为中心，最终只是一种徒劳的练习”[51]。
不少学者都指出，苏菲主义对维吾尔伊斯兰教的演变有着深远的影响[52]。历史学家瑞安·瑟姆特别强调了苏菲思想在十六、十七世纪传播的重要性，这一时期被视为东突厥斯坦南部地区“伊斯兰化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重要阶段”[53]。苏菲派神学家在将“恶”与“神意”联系起来时，很大程度上沿用了伊本·西那的本体论视角。因此，既然万物皆由真主所造，而造物本身终归是善的，人类就必须顺从神意，并仰赖真主的仁慈与智慧。比如，神秘主义诗人鲁米就更进一步，直接把“恶”归因于真主：“真主既意欲善，也意欲恶，但他只认可善。”[54]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对“恶”的理解并不会影响真主在道德上的完美性，因为归根结底，恶的存在是“为了实现更伟大的善”[55]。乐观主义是苏菲传统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正如学者所言：“苏菲派并不总是纠结于这个世界是否是最好的，但他们通常会肯定，真主创造恶是为了将其作为修行路上的磨炼工具。”[56] 正如学者所言：“神秘主义者能够理解，真主的愤怒其实是伪装的仁慈；他施加给信徒的痛苦与惩罚，对于他们的灵性成长是必要的——就像病人必须服用苦药一样。”[57]
赛义德·努尔西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伊斯兰现代派神学家，他直接把“恶”的存在和“来世”联系在了一起，认为如果不谈来世，根本就没法真正理解“恶”到底意味着什么[58]。在努尔西看来，死亡是通往来世的唯一入口，也是“真主那包罗万象的仁慈与无处不在的善”的一部分，因为真主是最公正、最慈悲的[59]。这些观点和学者的看法不谋而合。学者本人非常谨慎，他从不给“恶的问题”提供一个所谓的“伊斯兰标准答案”，而是强调穆斯林学者和信徒们普遍达成了一个共识：古兰经与“恶”的存在在逻辑上是“兼容”的[60]。
身在加拿大与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之声
尽管中国一直在试图从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中抹除伊斯兰教的影响，但伊斯兰教始终是维吾尔人身份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哪怕它有时不得不保持沉默、转入地下。鉴于此，许多维吾尔人从伊斯兰信仰或神义论的角度去思考或讨论正在发生的“维吾尔种族灭绝”，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大家思考的深度和理解程度各不相同。这里要分析的言论就体现了这种思考，它们来自十六位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成年人，他们都自认为是穆斯林，且在2021年初参加了一个在线《古兰经》课程。当时课程参与者被问到一个问题：“维吾尔人的苦难是安拉的惩罚，还是考验？”其中一位维吾尔女性参与者将大家的回答记录在了日记里。这些笔记最初是用维吾尔语写的，后由迪尔穆拉特·马木提博士翻译。这十六位维吾尔《古兰经》学员的回答被研究团队归纳为四类：九人认为种族灭绝是一种考验，一人认为是惩罚，四人认为两者皆有，还有两人不确定。
日记中记录的这些回应，可以被看作是关于苦难与邪恶的自发性宗教思考，同时也应被理解为对“身为穆斯林意味着什么”的反思。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政权实施的压迫性政策，这些参与者在移居加拿大之前都经历过高压环境，因此他们对《古兰经》的熟悉程度相对有限。正如维吾尔参与者M所言：
在中国的统治下，我们在身份认同、宗教信仰、文化和教育等方面面临着重重限制和侵犯。我们被中共的错误思想洗脑，在[伊斯兰]教育方面也被搞得一无所知。
因此，这些回应与那位在加拿大长大的维吾尔族年轻活动家，以及两位受过正规宗教教育的伊玛目的陈述有所不同，后者的回应展现了对伊斯兰教更深层次的理解。正因如此，他们的陈述从传统的伊斯兰视角出发，对维吾尔种族灭绝进行了更细腻的反思。
通过结合这三种视角——重新接触伊斯兰传统的维吾尔参与者、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家以及受过专业训练的维吾尔族伊玛目，我们得以独特地窥见生活在加拿大的维吾尔群体是如何通过伊斯兰视角来思考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在审视并分析了他们关于“维吾尔人的苦难究竟是神的惩罚还是考验”这一问题的回应后，我们认为，这些回应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维吾尔式”神义论。日记中记录的这些陈述，可以被视为参与者们在构建神义论方面的初步尝试，尽管他们可能并不熟悉“神义论”这个术语或概念。
我们将首先聚焦于在线古兰经班的参与者和那位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家所给出的回应。这些被噤声的维吾尔人提出了经典神义论中经常遇到的根本性问题：“为什么神允许邪恶存在？”他们纠结于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神既全能又仁慈，却为何允许邪恶和苦难降临在信徒身上？基于每位参与者的回应，研究团队将答案归纳为四种论证类型：诺斯替论证、神话论证、末世论证和奥秘论证。每种论证都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进行定义和解释。
诺斯替论证：在现代学术界，“诺斯替”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术语，对于它的含义也尚未达成共识。然而，就本文及相关研究而言，我们将该术语定义为一种超验策略，即贬低人体和物质世界，降低其重要性，同时强调永恒精神领域或来世的真实性。从这种诺斯替视角来看，人类的苦难被视为暂时的，是可以在天堂得到纠正或补偿的。我们归入这一类别的维吾尔人的回应，都带有这种“暂时性”的意味，并将现世的行为和作为理解为可以在来世得到补偿。
维吾尔人 A 指出：
人来到这世上，注定要面对各种考验，咱们必须得认真对待。只要能顺利闯过这些关卡，就能拿到安拉许诺给我们的奖赏。这世界不过是暂时的，只有后世才是永恒的。
维吾尔 M 认为，这是一种洗清罪孽的过程，最终会通向天堂的奖赏：
如果安拉给祂钟爱的仆人降下考验，那是为了磨练他们的意志；而对于那些有罪的仆人，祂降下考验则是为了洗净他们的罪过。如果这些仆人能扛住安拉的考验，无论遭遇什么灾祸都能坚持到底，那他们过去的罪孽就会被一笔勾销。这些仆人最终得到的奖赏，必然是天堂。
维吾尔 G 也认同这种说法，并补充说作恶的人终将受到惩罚：
那些在世上受压迫、无力自保的好人，在安拉眼中终究会进入天堂。他们在世上所受的苦难，只会洗去他们的罪孽，并提升他们在天堂的品级。如果坏人在世上受了惩罚，那他们就是两头落空，在今世和后世都是输家。如果坏人在世上没受到惩罚，他们也逃不过安拉的震怒，作恶者在今世会遭到诅咒，在后世也绝对逃不掉安拉的惩罚。
这种逻辑和学者的“灵魂塑造神义论”有相似之处，该理论认为苦难在我们的道德和精神成长中起着关键作用，让我们能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变得更接近神圣[61]。
卡比尔·库尔班是一位旅居加拿大的维吾尔族年轻活动人士，他将维吾尔危机和他个人面临的挑战都视为奋斗的一部分，这个概念直接与安拉的考验挂钩[62]。他表示：
没错，这就是我的奋斗，这个词其实就是“奋斗”的意思。我去找我的伊玛目，总是问他：“我该怎么面对这一切？”他就像是说：“我没法给你答案，我真希望我有。”因为没人能给出答案。但他们说，这就是你的奋斗，这就是你的奋斗，你必须得挺过去。我已经接受了，这就是我的奋斗，不是媒体口中那种版本的，而是真正的、为了行善而进行的宗教奋斗。
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库尔班将他的政治行动与信仰联系在一起，这增强了他的能动性和乐观心态。他说他经常向真主祈祷，寻求帮助。他提到：“如果我没有信仰，我真的会崩溃的。”他还分享说，他母亲总是叮嘱他为被关押的表亲祈祷，这帮助他在身陷囹圄的情况下依然能坚守信仰。最终归根结底，库尔班解释说，所有的苦难和挣扎都不会白费，它们终将带来丰厚的回报。他表示：
世间的一切苦难，我们都将其视为提升自我、行善的机会；能够真正去做善事并提升自己，这本身就是一种恩典。
神话论证
我们在日记反馈中发现的第二个特征，与某种超自然层面的邪恶概念有关，我们将这种论证归类为“神话论证”。该论证认为，现存的邪恶（在此指维吾尔族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根植于创世之初的原始行为，即混沌被秩序化以创造世界。因此，邪恶被认为从一开始就存在，而关于不公的观念在亚伯拉罕诸教的圣典叙事中都有体现。然而，这种不公的观念在伊斯兰传统内部引发了一些紧张点。这些维吾尔族穆斯林学生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他们被迫偏离了对伊斯兰教五功[63]的严格遵守，但他们又该如何承担责任呢？如果维吾尔种族灭绝真的是一种神圣的正义，那么被迫陷入如此可怕的境地却得不到任何解脱，这种正义又体现在哪里呢？
维吾尔族受访者D面对这种困境时，会从《古兰经》记载的神话往昔中寻找英雄人物，以此来解读当下的遭遇。他们将古埃及法老统治下被奴役的以色列人，与如今在习近平治下被中国政府关押或压迫的维吾尔人进行类比。这种视角赋予了苦难一种尊严感和更深层的意义，暗示着苦难终将结束，而压迫者也必将受到惩罚。维吾尔族受访者M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只要我们不背叛真主，真主就会保佑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暴君能长久，真主的惩罚是严厉的。”
维吾尔族受访者G对这种“神话论证”的运用则略有不同。他认为，在古老的经文故事里，真主惩罚人类的方式仅仅是通过各种自然灾害。因此，在G看来，维吾尔种族灭绝并非神罚，而是一场“神圣的考验”。他表示：
真主从不亏待无辜的人。在《古兰经》中关于诺亚和罗得的故事里，真主惩罚了那些违抗祂、在世间作恶的人，并赐福给那些遵守诫命、行善的人。然而，我们从未在《古兰经》中看到任何关于“真主通过人之手来实施惩罚”的说法。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真主通过各种自然灾害来惩罚人类。比如，诺亚的族人遭遇了洪水，舒阿卜的族人被云中的火所惩罚，罗得的族人被天降的乱石所灭，或是遭遇了诸如虫灾、巨响等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
末世论论证
从日记反馈中总结出的第三个特征显示，维吾尔族参与者将邪恶与苦难——特别是与维吾尔种族灭绝相关的苦难——理解为一种“觉醒”。我们将这种论证归类为“末世论”，它将种族灭绝视为一种“启蒙的磨难”，一种从沉睡中觉醒，吹响战斗的号角。一些维吾尔族参与者的陈述表明，维吾尔家园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是一场善恶势力之间末日决战的一部分。维吾尔族受访者F指出：
这场考验真的把我们从沉睡中叫醒了。如果安拉没有降下这场考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认清中国这个真正的敌人呢？我们可能还会一直把他们当朋友。如果今天这些磨难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可能意识到共产中国的邪恶？这些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我们永远无法与中国共存。在一个正义荡然无存的土地上，绝不会有任何美好可言。如果我们与中国人抗争到底，只要安拉意欲，我们一定会赢。
维吾尔族受访者M认为，这场种族灭绝可能是一种宇宙级的筛选。正如他们所言：“通过降下这些考验，安拉让我们当中的恶人暴露出来，并将虔诚善良的人与伪君子分离开来。”维吾尔族受访者R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安拉通过降下一些考验，帮助我们认清了身边的人。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察觉到我们内部的叛徒和伪君子。他想要剔除我们当中的坏人，变得更纯洁。
这种论调带来了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自2016年以来，中国政府在“严打”运动中最早逮捕的许多人，都是维吾尔族的宗教领袖，以及维吾尔历史和文学领域的作家、教授或历史学家[64]。然而，维吾尔族受访者M和R的这种回应，将种族灭绝定义为一种必要的过程，用来考验和惩罚那些“叛徒和伪君子”。维吾尔族受访者O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思路，试图通过将正在接受考验的“好人”与将要受到惩罚的“坏人”区分开来，来解决这一矛盾——这种区分在受访者M和R的回答中并不明确。维吾尔族受访者O认为：
但如果我们看看现代维吾尔社会，确实存在腐败、欺诈，比如偷盗和杀人。这些不道德的行为确实变多了。每当我遇到这种事和这种人，我个人觉得这是安拉的惩罚……但当我看到我那些无辜受苦的兄弟姐妹时，我觉得这是一种考验。
维吾尔族受访者Z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我们中间有好人也有坏人，和其他群体一样。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对那些不信安拉、做宗教禁止的坏事的人的惩罚。但对于那些虔诚、善良、守规矩的人来说，这场灾难不是惩罚，而是一种考验。
同样，维吾尔族受访者G强调了安拉的公正和仁慈，同时批评了那种认为维吾尔人的苦难只能被理解为安拉惩罚的论调：
在这场巨大的种族灭绝背后，可能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深意。把强者压迫弱者看作是安拉的惩罚，这是对安拉的侮辱。怎么能把人的压迫和安拉的惩罚相提并论呢？况且，安拉根本不需要利用一群强者去惩罚弱者或罪人。就像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一样，整个民族也不可能被定义为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
奥秘论证
我们在日记里发现的最后一个特征，被我们归类为“神秘性”。这个类别强调了上帝行为中那种不可知的成分，认为信徒不该试图去理性化上帝的旨意，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参透，它永远是个谜。那些虔诚的信徒只需要相信上帝的善意，并接受上帝为人类制定的宏大蓝图是永远无法被人类所知的。
维吾尔族受访者G非常有说服力地反驳了将种族灭绝作为一种惩罚手段的观点，并坚定地否定了“整个群体应为少数人的过错负责”这种想法。他引用《古兰经》中的例子来支持这一论点：
真主绝不会仅仅因为族群中个别人的越界和错误，就去惩罚整个民族。真主从不亏待无辜者。在《古兰经》关于诺亚和罗得的故事里，真主惩罚的是那些违抗他、在世间作恶的人，并赐福给那些遵守诫命、行善的人。然而，我们从未在《古兰经》中看到任何关于“真主的惩罚是通过人类之手来执行”的说法。
此外，维吾尔族受访者G认为，种族灭绝不可能是神圣的惩罚，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等于承认这种行为是正义的，那我们岂不是站在了中国政府那边？他说：“如果我们认为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的事是惩罚，那我们也就等于认为这世上施暴者的压迫是合理的了。”和受访者G类似，维吾尔族受访者O也认为维吾尔人确实曾误入歧途、丢失了宗教身份，但他认为，种族灭绝不应被看作是上帝借中国政权之手行事，而应被视为上帝对信徒的考验，以及对那些犯错者的惩罚。
过去，我们总是坚持走祖先走过的老路。因为我们没有去分析哪条路对、哪条路错，就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真主的正道。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也是维吾尔人目前的处境。作为一个穆斯林民族，我们本该追随真主的道路，但作为容易被蒙蔽的人类，我们没能做到。在反宗教的中国共产党的压力下，我们中的一些人被迫放弃了宗教，或者被疏远了。
习得性回应——伊玛目的视角
如前所述，上面讨论的回应来自不同伊斯兰教识水平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两位受过逊尼派伊斯兰传统教育和培训的维吾尔族伊玛目，是如何看待“维吾尔种族灭绝”的。
参加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所讨论的问题，也被提给了蒙特利尔的一位维吾尔族伊玛目阿布杜吉利尔·布格拉。以下是他针对“真主在维吾尔种族灭绝中扮演的角色”这一议题的回应。他反驳了“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天谴’”这一说法，并提出了以下论点来支持他的主张：
在伊斯兰教义解释的四大基础——《古兰经》经文、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教法类比以及穆斯林公议中，没有任何一条能将如此残酷的种族灭绝与真主的考验或惩罚联系起来。恰恰相反，真主在《古兰经》开篇、每一章的开头，以及章内反复提到自己是“至仁至慈的”[65]。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这场种族灭绝没有任何形而上的根源；相反，这场悲剧的直接原因在于施暴者的恶意企图和行径，以及国际社会不同程度的推波助澜。
他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认为这场种族灭绝应该被视为一种由国家权力机构造成的悲剧性灾难：
针对维吾尔穆斯林的种族灭绝是一场悲剧性的灾难，其根源在于个人、公众、企业、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不负责任、误判错行、极度无知，以及对中共邪恶力量的严重低估。
布格拉伊玛目认为，“这场种族灭绝是对所有人——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的一次重大教训。”他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动荡的历史，以及冷战后助推其崛起的经济投资。在这一语境下，布格拉强调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并将自由意志和政治行动视为导致这场种族灭绝的核心因素。在他看来，我们需要的是更积极的行动回应。
基于本文提出的四个分类，布格拉的一些言论属于奥秘论证范畴。例如，他主张：
真主与维吾尔人民同在，真主迟早会复仇，惩罚那些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元凶。真主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在真主眼中，我们的一千年不过是一天，所以即便在我们看来复仇来得晚，它也终将到来。
在这里，布格拉伊玛目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上帝计划的不可知性，但他论证了惩罚终将到来，只是时间点对我们而言是个未知数。这一点与另外两位维吾尔人（G和O）的说法非常相似，他们都认为神义论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畴。这种观点与犹太哈西德派[66]有潜在的相似之处，后者往往选择绕过神义论中那些令人不安的问题，转而通过纪念和强化宗教实践来表达他们的承诺。他们意识到这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神学谜题，并明白无论是范式思维、契约论，还是报应与考验，这些传统的解释最终都无法涵盖这段危机及其后果的广泛性和复杂性。
关于集体惩罚的神义论
一位现居土耳其的维吾尔族知名伊玛目——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赫梅图拉博士，在2021年6月30日接受了采访，他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神义论[67]。我们想专门开辟一个章节来强调他的观点，因为他的看法非常独特，而且他在学界地位显赫。在古兰经研习班的参与者中，只有一名学生（维吾尔族C）持有类似的观点。
拉赫梅图拉伊玛目认为，这场种族灭绝是对维吾尔民族过去所犯过错的一种“集体惩罚”。当被问及“你如何从宗教角度看待维吾尔民族遭受的种族灭绝？”时，拉赫梅图拉伊玛目回答道：“我认为导致这场压迫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从祖辈开始就没能团结一致。”随后，他列举了几个历史例子来支撑自己的论点：
1）“那些在政治立场和观点上坚定不移的人，总是遭到一些叛徒和伪君子的破坏”；2）“后代放弃了对侵略者的圣战，没有惩处那些为敌效力的叛徒，从而错失了历史机遇”；3）“这也是我们自作自受的结果，正如经文所说：‘凡你们所遭遇的灾难，都是由于你们所作的罪恶；他饶恕你们的许多罪过。’”（在最后一个例子中，他引用了《古兰经》42:30）。
他进一步阐述了这种集体惩罚的观念：
安拉在《古兰经》的许多经文中都对此作了说明，包括不要忽视物质资源、要做好武力准备、保持坚定、保持警惕、服从领袖，以及不要陷入分裂。一个忽视这些胜利前提的民族，注定会遭受苦难，即便其中仍有虔诚生活的人。安拉说：“当你们遭遇灾难的时候——虽然你们曾使敌人遭遇双倍的灾难——你们怎么还说：‘这是从哪里来的呢？’你说：‘这是由于你们自己。’真主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古兰经》3:165）
拉赫马图拉伊玛目还认为，这场种族灭绝不仅是对维吾尔人的考验，也是对全人类的考验：“同样，这种压迫和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既是对东突厥斯坦人民的考验，也是对全人类的考验。”他这样回应了那个古老的问题——“为什么无辜者必须受苦？”：
当一个民族整体遭受惩罚时，好人也会被牵连其中，这是一种天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了那些对我们民族施加种族灭绝的侵略者的罪行。侵略者的罪行属于外部因素。安拉说：“我这样使不义者互为盟友，因为他们所作的罪恶。”（古兰经 6:129）
当被问及“《古兰经》中是否包含可以用来支持‘大规模苦难作为一种考验或惩罚’这一概念的段落？”时，拉赫马图拉伊玛目回答道：“民族的大规模苦难所包含的意义，远不止惩罚那么简单。所有的惩罚都是苦难，但并非所有的苦难都是惩罚。”随后，他引用了《古兰经》中与大规模苦难作为考验或惩罚相关的五段经文：
1) “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民族不改变自己的信仰，真主绝不会改变他所赐予他们的恩惠。真主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古兰经 8:53）
2) “一个民族的状况，真主是不改变的，直到他们改变自己的状况。当真主欲惩罚一个民族的时候，那惩罚是不可抗拒的，除真主外，他们没有保护者。”（古兰经 13:11）
3) “我曾因他们的罪行而惩治他们中的每一伙：其中有的我曾降以暴雨，有的曾被呐喊声所毁灭，有的我曾使大地陷落，有的我曾使他们淹死。真主没有亏待他们，而是他们亏待了自己。”（古兰经 29:40）
4) “由于人们所作的罪恶，陆地和海洋上出现了腐败，以便真主让他们尝尝他们所作的一部分罪恶的后果，或许他们能回归正道。”（古兰经 30:41）
5) “凡你们所遭的灾难，都是因为你们亲手所作的罪恶，他原谅了你们的许多罪过。”（古兰经 42:30）
最后，当被问及“在你看来，在中共禁止宗教实践的统治下，维吾尔人因未能遵守伊斯兰教的五功而受到指责，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时，拉赫马图拉伊玛目回答说：“每个人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尝试遵守伊斯兰教的五功。那些做不到的人，不应该受到指责。”
所以说，虽然这位伊玛目认为种族灭绝是维吾尔族群体过去所犯下的过错和不足所导致的集体后果，但他并不认同维吾尔族个人会遭受神罚这种说法。
“牧灵神义论”一瞥：在古兰经在线课程的学员讨论中，偶尔会提到一个新兴概念，叫作“牧灵神义论”。这个概念强调，神义论必须与现实中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和压迫紧密联系起来。学者已经指出了这方面的实例。
处于“边缘”的神学在各种神学语境中都有体现，包括女性主义神学、解放神学以及黑人神学[68]。正如下文所示，维吾尔族受访者F和M所表达的观点也反映了类似的神学思想，他们主张进行抗争并为争取人权而奔走，但这一切始终是在安拉的指引下进行的。维吾尔族受访者F：
这一连串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我们根本没法和中国共存。在一个正义荡然无存的地方，注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只要我们对中国抗争到底，真主保佑，我们一定会赢。
维吾尔族 M：
我们必须继续为国内那些正遭受迫害的兄弟姐妹们发声。虽然现在的中国国家机器非常强大，但只要我们不背叛真主，真主就一定会保佑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暴君能长久，真主的惩罚是严厉的。
布格拉伊玛目试图通过描绘维吾尔族未来繁荣的愿景来给信众们注入希望，他用了诸如“优素福在法老治下飞黄腾达”以及“埋在土里的花种熬过寒冬”这样的比喻。
牧灵神义论背后的动机和原则，在当今对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教育中都有所体现，比如我们对幸存者证言的推崇，以及主流犹太社群纪念大屠杀的方式，都能看出来。遗憾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集中营幸存者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关于“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故事恐怕很快也会被纳入这一叙事框架中。
我们的目标是分享加拿大维吾尔群体内部对于这场种族灭绝的一些核心观点和讨论。我们试图通过聚焦宗教层面的回应与解读，来审视和分析这些讨论。根据我们的分析，大多数强调“安拉的考验”这一概念的参与者，往往会淡化维吾尔人所受苦难中“惩罚”的意味，因为他们将这些苦难视为安拉天命的一部分。我们将维吾尔人的回应归纳为四种截然不同的论点。尽管这些论点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重叠和关联。所有这些视角似乎都与伊斯兰教义中“淡化邪恶、强调安拉之善”的倾向相吻合，这最容易通过“邪恶的缺失论”，或者说“邪恶是实现更大善的必要伴随物”这一概念来理解[69]。正是在这种淡化邪恶的框架下，拉赫梅图拉伊玛目的观点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安拉所定之“善”的强调——安拉希望祂所有的仆人都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从而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善。虽然布格拉伊玛目并没有试图淡化邪恶，相反，他指出那些作恶、行不义之人绝不可能逃脱惩罚，只是惩罚未必会立刻降临，但终究会到来。因为安拉是“至仁至慈的”，他的观点提供了一种关于报应的可能性，即安拉的惩罚迟早会降临，这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维吾尔活动人士卡比尔来说，他和同胞们所承受的苦难是安拉给予的考验。他的行动主义工作正是由信仰所驱动的，这帮助他专注于克服重重障碍。他们的回应反映出，尽管暴行肆虐，有时甚至让人感到绝望，但伊斯兰信仰为他们提供了答案，帮助他们克服种族灭绝带来的创伤，并找到不仅能继续生活下去，还能获得勇气去对抗压迫者的方法，从而进一步凸显了重新发现并保持自身宗教认同的重要性。
附录：从一份维吾尔族日记中收集的数据反馈与陈述
数据收集方法
这些数据来自一位维吾尔族女性提供的日记，她记录了参与加拿大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人之间的对话。讨论的核心是维吾尔种族灭绝与他们穆斯林信仰之间的关联。这门线上课程的参与者被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维吾尔人的苦难究竟是安拉的惩罚，还是一种考验？”这段对话发生在2021年初的一个线上平台上。这位女士在确保她本人及所有参与者匿名的情况下，与我们分享了她的日记。
注：
维吾尔语中“考验”一词是“sinaq”或“imtihan”。后者是阿拉伯语词汇，而“sinaq”是维吾尔语词汇。维吾尔语中“惩罚”一词是“jaza”，源自阿拉伯语。“仆人”一词实际上是对“banda”一词的误译，该词源自波斯语，原意为“心腹、忠诚的仆人、附庸”[70]。
线上古兰经课程维吾尔参与者的反馈
日记作者将她同学们的反馈整理并归纳为四类：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考验的人；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惩罚的人；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既是安拉的考验也是惩罚的人；以及对这个问题感到不确定的人。关于参与者，我们唯一掌握的统计信息是：其中3人为男性，13人为女性。
（参与者反馈清单略，均已在上文分类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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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资源：
[1] 参见“联合国同意将土耳其官方名称更改为‘Türkiye’”，半岛电视台，2022年6月2日，https://www.aljazeera.com/news ... urkey。
[2] John Hick,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以及 Mark S. Scott, “Theodicy at the Margins: New Trajectories for the Problem of Evil,” *Theology Today* 68, no. 2 (2011): 113–204。
[3] 在本文中，我们将使用“东突厥斯坦”或“维吾尔家园”来指代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 Austin Ramzy, “中国网络涌现大量求助：‘向我证明我父亲还活着’”，《纽约时报》，2019年2月17日。
[5] Sheena C. Greitens, Myunghee Lee, and Emir Yazici, “Counterterrorism and Preventive Repression: China’s Changing Strategy in Xinjia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4, no. 3 (2020): 9–47。
[6] Adrien Zenz, “Sterilizations, IUDs, and Mandatory Birth Control: The CCP’s Campaign to Suppress Uyghur Birthrates in Xinjiang,” Jamestown Foundation, 2021年3月17日。
[7] “加拿大议会宣布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种族灭绝”，BBC News Online，2021年2月23日。
[8] “荷兰议会：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是种族灭绝”，路透社，2021年2月25日。
[9] “立陶宛议会认定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种族灭绝”，路透社，2021年5月20日。
[10] Patrick Wintour, “UK MPs Declare China is Committing Genocide Against Uyghurs in Xinjiang,” *The Guardian*, April 22, 2021。
[11] “法国议员正式承认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行为为‘种族灭绝’”，法国24电视台，2022年1月20日。
[12] 《维吾尔种族灭绝：对中国违反1948年种族灭绝公约的审查》（华盛顿特区：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2021年3月）。
[13] “维吾尔法庭判决”，维吾尔法庭，2021年12月9日。
[14] Sean R. Roberts, *The War on the Uyghu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15] Dilmurat Mahmut, Marie-Ève Melanson, Susan J. Palmer, and Abdulmuqtedir Udun, “Becoming ‘true’ Muslims in Canada: Experiences of Uyghur Immigrants,” *Identities* (2023), https://doi.org/10.1080/1070289X.2023.2264643。
[16] Abdulmuqtedir Udun 是一位常驻加拿大渥太华的独立维吾尔族研究员。
[17] 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赫马图拉博士是一位著名的维吾尔族伊斯兰学者，现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萨吉耶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
[18] James A.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19] Gardner Bovingdon, *The Uyghurs: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 Thomas W. Overton, “The Energy Industry in Xinjiang, China: Potential, Problems, and Solutions,” *Power*, January 1, 2016.
[21] Craig Gutherie, “China Looks West to Solve Energy Crisis,” *Petroleum Economist*, August 22, 2019.
[22] Amy K. Lehr and Efthimia Maria Bechrakis, “Connecting the Dots in Xinjiang: Forced Labor, Forced Assimilation, and Western Supply Chain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ctober 16, 2019.
[23]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24] 参见 Rahile Dawut, “Shrine Pilgrimage Among the Uighurs,” *The Silk Road* 6, no. 2 (2009); Rian Thum, *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5] David Brophy, *Uyghur Natio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n the Russia-China Fronti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6] Adeeb Khalid, *The Politics of Muslim Cultural Reform-Jadidism in Central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27] Brophy, *Uyghur Nation*.
[28] Edmund Waite, “The Emergence of Muslim Reformism in Contemporary Xinjiang,” in *Situating the Uyghurs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Routledge, 2007).
[29] Edmund Waite, “The Impact of the State on Islam amongst the Uyghurs,” *Central Asian Survey* 25, no. 3 (2006).
[30] Joanne Smith Finley, “Securitization,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Xinjiang,” *Central Asian Survey* 38, no. 1 (2019).
[31] Darren Byler, *Terror Capitalism: Uyghur Dispossession and Masculinity in a Chinese C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1).
[32] Darren Byler trans., “Identifying Religious Extremism,” Xinjiang Documentation Project, 2017.
[33] Smith Finley, “Securitization,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34] Rachel Harris, “Bulldozing mosques: The latest tactic in China’s war against Uighur culture,” *The Guardian*, April 7, 2019.
[35] T. Hamut Izgil, *Waiting to Be Arrested at Night: A Uyghur Poet’s Memoire of China’s Genocide* (Penguin Press, 2023).
[36] 埃里克·林恩·奥姆斯比，《伊斯兰思想中的神义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页。
[37] 约翰·弥尔顿，《失乐园》（第一卷，第26行）。
[38] Scott, “Pathways in Theodicy.”
[39] 奥姆斯比，《伊斯兰思想中的神义论》，第16页。
[40] 同上，第4页。
[41]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新城市出版社，2013年。
[42] 《大英百科全书》，“穆尔太齐赖派”，2020年。
[43] Ayman Shihadeh, “Suffering,” in *Medieval Islamic Civilization: An Encyclopedia* (Routledge, 2006).
[44] Al-Shahrastani, quoted in Roy Jackson, *What is Islamic Philosophy?* (Routledge, 2014), 33.
[45] 阿维森纳（伊本·西那），《治愈之书》（德黑兰：纳赛尔·霍斯鲁出版社，1985年），第381页。
[46] Jon Hoover, *Ibn Taymiyya’s Theodicy of Perpetual Optimism* (Brill, 2007), 177.
[47] 同上，第178页。
[48] 同上。
[49] 同上，第181页。
[50] Ayman Shihadeh, “Avicenna’s Theodicy and al-Rāzī’s Anti-Theodicy,”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Islamicate World* 7 (2019): 75.
[51] 同上，第61页。
[52] Rémi Castets, “Uyghur Islam: Caught between Foreign Influences and Domestic,” in *China and India in Central Asia*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215–233.
[53] Thum, *The Sacred Routes*, 42.
[54] Ozgur Koca, “Ibn ‘Arabi (1165–1240) and Rumi (1207–1273) on the Problem of Evil,” *Islam and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28, no. 3 (2017): 303.
[55] 同上。
[56] Hoover, *Ibn Taymiyya’s Theodicy*, 3.
[57] 安内玛丽·席梅尔，《伊斯兰教的神秘维度》（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198页。
[58] Ian Markham, *Living in the Light of Death: On the Art of Being at One with Badiuzzaman Said Nursi* (Routledge, 2016).
[59] Bilal Kuşpinar, “Death in Nursi’s Thought,” 2016.
[60] Safaruk Chowdhury, *Islamic The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21), 2.
[61] Hick,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62] Asma Afsaruddin, “jihad,”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2023.
[63] 译者注：伊斯兰教五功即念证、礼拜、天课、斋戒、朝觐。
[64] Marie Trédaniel and Pak K. Lee, “Explaining the Chinese Framing of the ‘terrorist’ violence in Xinjiang,” *Nationalities Papers* 46, no. 1 (2018): 177–195.
[65] 穆克提德通过WhatsApp向布格拉伊玛目提问，后者于2021年10月19日回复。
[66] 参见 Nissan Dovid Dubo, “Belief after the Holocaust,” Chabad.Org, 2021.
[67] 访谈记录于2021年6月30日由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进行。
[68] Scott, “Theodicy at the Margins,” 149–52.
[69] Ormsby, *Theodicy in Islamic Thought*, 27.
[70] 参见《伊朗百科全书》中关于“banda”的词条，1988年12月15日。
伊斯坦布尔悼念阿里什库惨案：东突厥斯坦组织共同发声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6 次浏览 • 2026-07-30 09:55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伊斯坦布尔悼念阿里什库惨案：东突厥斯坦组织共同发声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一）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二）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三）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四）
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纪念活动。
7月28日，土耳其多个东突厥斯坦组织在伊斯坦布尔塞法柯伊区联合举办纪念活动，纪念阿里什库（İlişku）惨案12周年。
来自各组织的官员、代表和社区人士发言，谈到了这场惨案的历史背景、中国的残酷罪行、东突厥斯坦人民反抗中国占领和杀戮的意义与影响，以及在海外侨民群体中传承烈士自我牺牲精神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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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悼念阿里什库惨案：东突厥斯坦组织共同发声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一）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二）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三）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四）
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纪念活动。
7月28日，土耳其多个东突厥斯坦组织在伊斯坦布尔塞法柯伊区联合举办纪念活动，纪念阿里什库（İlişku）惨案12周年。
来自各组织的官员、代表和社区人士发言，谈到了这场惨案的历史背景、中国的残酷罪行、东突厥斯坦人民反抗中国占领和杀戮的意义与影响，以及在海外侨民群体中传承烈士自我牺牲精神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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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悼念阿里什库惨案：东突厥斯坦组织共同发声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一）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二）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三）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四）
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纪念活动。
7月28日，土耳其多个东突厥斯坦组织在伊斯坦布尔塞法柯伊区联合举办纪念活动，纪念阿里什库（İlişku）惨案12周年。
来自各组织的官员、代表和社区人士发言，谈到了这场惨案的历史背景、中国的残酷罪行、东突厥斯坦人民反抗中国占领和杀戮的意义与影响，以及在海外侨民群体中传承烈士自我牺牲精神的重要性。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最近从新疆集中营释放的三名维吾尔族女性相继死亡
josefu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28 次浏览 • 2023-10-20 02:39
据知情人士透露，最近从新疆集中营同一监狱释放的三名维吾尔族女性相继死亡。这些知情人士表示，该监狱的囚犯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能获得医疗治疗。
两名30多岁的姐妹和一名75岁的祖母于10月初因在吉尔吉斯斯坦附近的伊犁河上游城市古尔墨（中国称伊宁）的Baykol女子监狱中被拘留期间患上不同的疾病而去世。监狱消息人士称，这三名女性被指控“宗教极端主义”，而中国当局认为这种罪行包括祈祷、拥有古兰经或学习伊斯兰教。
消息人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部门，这两姐妹——33岁的梅丽克和将近40岁的梅尔齐耶——来自古尔墨的阿拉奥斯腾村，但他们无法提供有关他们死亡的详细信息。监狱官员称，她们各被判处12年监禁。
Baykol女子监狱是在2017年新疆当局开始大规模逮捕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族少数民族之后建造的，知情人士称。该监狱收容了来自该地区不同地区的至少10,000名囚犯，这是一个极高的数字，该知情人士说。
在另一次采访中，一名警察证实，Baykol女子监狱至少有10,000名囚犯，并表示，由于该设施的强制“教育计划”，特别是那些年龄较大或存在健康问题的人，许多囚犯的健康状况恶化了。这位官员没有详细说明“教育计划”的内容。
2017年和2018年被中国政府拘留在“再教育”营中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曾报告称，他们被迫唱政治歌曲、学习普通话和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演讲。近200万被非法拘禁的人中，一些人遭到了酷刑、强奸、强制绝育和强制劳动。
中国表示这些营地是职业培训中心，现已关闭，但许多维吾尔族仍被关押在监狱中。
自Baykol女子监狱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最近一年，囚犯的健康状况显著下降，监禁期间死亡人数增加，消息人士称。
当自由亚洲电台联系监狱负责医疗事务的官员时，该官员确认这两姐妹在释放后去世，并将有关他们死因的进一步问题转给了上级。
这位高级官员表示，一名名叫艾希姆古尔的老妇人因高血压和癌症被判入狱九年，与这两姐妹在同一周去世。
“她在出狱后不久去世了，”这位官员说。
这位在监狱工作了八年的医务官员表示，只有在严重情况下，病症才会被拨给医务人员。
她说，每周约有20-30名囚犯需要在监狱内或外接受医疗救治。
“每天我看到三到五名病重的囚犯，”她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我收到报告，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疼痛。……我主要治疗病情严重的人。” 查看全部
两名30多岁的姐妹和一名75岁的祖母于10月初因在吉尔吉斯斯坦附近的伊犁河上游城市古尔墨（中国称伊宁）的Baykol女子监狱中被拘留期间患上不同的疾病而去世。监狱消息人士称，这三名女性被指控“宗教极端主义”，而中国当局认为这种罪行包括祈祷、拥有古兰经或学习伊斯兰教。
消息人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部门，这两姐妹——33岁的梅丽克和将近40岁的梅尔齐耶——来自古尔墨的阿拉奥斯腾村，但他们无法提供有关他们死亡的详细信息。监狱官员称，她们各被判处12年监禁。
Baykol女子监狱是在2017年新疆当局开始大规模逮捕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族少数民族之后建造的，知情人士称。该监狱收容了来自该地区不同地区的至少10,000名囚犯，这是一个极高的数字，该知情人士说。
在另一次采访中，一名警察证实，Baykol女子监狱至少有10,000名囚犯，并表示，由于该设施的强制“教育计划”，特别是那些年龄较大或存在健康问题的人，许多囚犯的健康状况恶化了。这位官员没有详细说明“教育计划”的内容。
2017年和2018年被中国政府拘留在“再教育”营中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曾报告称，他们被迫唱政治歌曲、学习普通话和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演讲。近200万被非法拘禁的人中，一些人遭到了酷刑、强奸、强制绝育和强制劳动。
中国表示这些营地是职业培训中心，现已关闭，但许多维吾尔族仍被关押在监狱中。
自Baykol女子监狱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最近一年，囚犯的健康状况显著下降，监禁期间死亡人数增加，消息人士称。
当自由亚洲电台联系监狱负责医疗事务的官员时，该官员确认这两姐妹在释放后去世，并将有关他们死因的进一步问题转给了上级。
这位高级官员表示，一名名叫艾希姆古尔的老妇人因高血压和癌症被判入狱九年，与这两姐妹在同一周去世。
“她在出狱后不久去世了，”这位官员说。
这位在监狱工作了八年的医务官员表示，只有在严重情况下，病症才会被拨给医务人员。
她说，每周约有20-30名囚犯需要在监狱内或外接受医疗救治。
“每天我看到三到五名病重的囚犯，”她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我收到报告，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疼痛。……我主要治疗病情严重的人。” 查看全部
据知情人士透露，最近从新疆集中营同一监狱释放的三名维吾尔族女性相继死亡。这些知情人士表示，该监狱的囚犯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能获得医疗治疗。
两名30多岁的姐妹和一名75岁的祖母于10月初因在吉尔吉斯斯坦附近的伊犁河上游城市古尔墨（中国称伊宁）的Baykol女子监狱中被拘留期间患上不同的疾病而去世。监狱消息人士称，这三名女性被指控“宗教极端主义”，而中国当局认为这种罪行包括祈祷、拥有古兰经或学习伊斯兰教。
消息人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部门，这两姐妹——33岁的梅丽克和将近40岁的梅尔齐耶——来自古尔墨的阿拉奥斯腾村，但他们无法提供有关他们死亡的详细信息。监狱官员称，她们各被判处12年监禁。
Baykol女子监狱是在2017年新疆当局开始大规模逮捕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族少数民族之后建造的，知情人士称。该监狱收容了来自该地区不同地区的至少10,000名囚犯，这是一个极高的数字，该知情人士说。
在另一次采访中，一名警察证实，Baykol女子监狱至少有10,000名囚犯，并表示，由于该设施的强制“教育计划”，特别是那些年龄较大或存在健康问题的人，许多囚犯的健康状况恶化了。这位官员没有详细说明“教育计划”的内容。
2017年和2018年被中国政府拘留在“再教育”营中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曾报告称，他们被迫唱政治歌曲、学习普通话和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演讲。近200万被非法拘禁的人中，一些人遭到了酷刑、强奸、强制绝育和强制劳动。
中国表示这些营地是职业培训中心，现已关闭，但许多维吾尔族仍被关押在监狱中。
自Baykol女子监狱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最近一年，囚犯的健康状况显著下降，监禁期间死亡人数增加，消息人士称。
当自由亚洲电台联系监狱负责医疗事务的官员时，该官员确认这两姐妹在释放后去世，并将有关他们死因的进一步问题转给了上级。
这位高级官员表示，一名名叫艾希姆古尔的老妇人因高血压和癌症被判入狱九年，与这两姐妹在同一周去世。
“她在出狱后不久去世了，”这位官员说。
这位在监狱工作了八年的医务官员表示，只有在严重情况下，病症才会被拨给医务人员。
她说，每周约有20-30名囚犯需要在监狱内或外接受医疗救治。
“每天我看到三到五名病重的囚犯，”她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我收到报告，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疼痛。……我主要治疗病情严重的人。”
两名30多岁的姐妹和一名75岁的祖母于10月初因在吉尔吉斯斯坦附近的伊犁河上游城市古尔墨（中国称伊宁）的Baykol女子监狱中被拘留期间患上不同的疾病而去世。监狱消息人士称，这三名女性被指控“宗教极端主义”，而中国当局认为这种罪行包括祈祷、拥有古兰经或学习伊斯兰教。
消息人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部门，这两姐妹——33岁的梅丽克和将近40岁的梅尔齐耶——来自古尔墨的阿拉奥斯腾村，但他们无法提供有关他们死亡的详细信息。监狱官员称，她们各被判处12年监禁。
Baykol女子监狱是在2017年新疆当局开始大规模逮捕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族少数民族之后建造的，知情人士称。该监狱收容了来自该地区不同地区的至少10,000名囚犯，这是一个极高的数字，该知情人士说。
在另一次采访中，一名警察证实，Baykol女子监狱至少有10,000名囚犯，并表示，由于该设施的强制“教育计划”，特别是那些年龄较大或存在健康问题的人，许多囚犯的健康状况恶化了。这位官员没有详细说明“教育计划”的内容。
2017年和2018年被中国政府拘留在“再教育”营中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曾报告称，他们被迫唱政治歌曲、学习普通话和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演讲。近200万被非法拘禁的人中，一些人遭到了酷刑、强奸、强制绝育和强制劳动。
中国表示这些营地是职业培训中心，现已关闭，但许多维吾尔族仍被关押在监狱中。
自Baykol女子监狱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最近一年，囚犯的健康状况显著下降，监禁期间死亡人数增加，消息人士称。
当自由亚洲电台联系监狱负责医疗事务的官员时，该官员确认这两姐妹在释放后去世，并将有关他们死因的进一步问题转给了上级。
这位高级官员表示，一名名叫艾希姆古尔的老妇人因高血压和癌症被判入狱九年，与这两姐妹在同一周去世。
“她在出狱后不久去世了，”这位官员说。
这位在监狱工作了八年的医务官员表示，只有在严重情况下，病症才会被拨给医务人员。
她说，每周约有20-30名囚犯需要在监狱内或外接受医疗救治。
“每天我看到三到五名病重的囚犯，”她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我收到报告，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疼痛。……我主要治疗病情严重的人。”
幼儿园汉族教师要求维吾尔族孩子用母语说自己名字时，却遭到了孩子的拒绝，理由是担心被打
Nura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02 次浏览 • 2023-03-22 01:19
被中国的幼儿园汉族教师作为笑料分享的这段视频中，当该教师要求维吾尔族孩子用母语说自己名字时，遭到了孩子的拒绝，理由是担心被打，这位教师于是耐心解释：“虽然在幼儿园里是不允许说维吾尔语的，但在我允许你说的时候你是不会受到惩罚的”。 片段中小姑娘还表示自己兄弟的“维吾尔名字很丢人”。
点击观看视频：
https://video.twimg.com/ext_tw ... g.mp4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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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国的幼儿园汉族教师作为笑料分享的这段视频中，当该教师要求维吾尔族孩子用母语说自己名字时，遭到了孩子的拒绝，理由是担心被打，这位教师于是耐心解释：“虽然在幼儿园里是不允许说维吾尔语的，但在我允许你说的时候你是不会受到惩罚的”。 片段中小姑娘还表示自己兄弟的“维吾尔名字很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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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集中营数据库：买买提•艾木杜拉，新疆巴音郭楞州库尔勒市人，中国在押政治犯。
Rizwa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78 次浏览 • 2023-02-18 00:53
买买提•艾木杜拉（也称买买提•艾木都）：1983年出生，维吾尔族，新疆巴音郭楞州库尔勒市人，穆斯林，民营企业家、房地产商人，中国在押政治犯。2020年9月获悉其被新疆库尔勒市法院以疑似“煽动民族仇恨罪”等重判有期徒刑15年，刑期至2032年10月；据悉，其两个姐妹亦遭抓捕，至今生死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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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买提•艾木杜拉（也称买买提•艾木都）：1983年出生，维吾尔族，新疆巴音郭楞州库尔勒市人，穆斯林，民营企业家、房地产商人，中国在押政治犯。2020年9月获悉其被新疆库尔勒市法院以疑似“煽动民族仇恨罪”等重判有期徒刑15年，刑期至2032年10月；据悉，其两个姐妹亦遭抓捕，至今生死不明。
赛里克•木海，1972年10月15日出生，清真寺伊玛目,被中共判刑期至：2038年6月。理由是：向儿童和民众传播宗教
ali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83 次浏览 • 2023-01-10 11:27
赛里克•木海，1972年10月15日出生，清真寺伊玛目（宗教领袖、神职人员）。曾筹措资金新建清真寺，该清真寺却被官方以摧毁。2018年4月3日，被送新疆集中营，后逮捕。向儿童传教判7年，向民众传播宗教判13年，刑期至：2038年6月。 目前在新疆乌苏监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乌苏市833006）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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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里克•木海，1972年10月15日出生，清真寺伊玛目（宗教领袖、神职人员）。曾筹措资金新建清真寺，该清真寺却被官方以摧毁。2018年4月3日，被送新疆集中营，后逮捕。向儿童传教判7年，向民众传播宗教判13年，刑期至：2038年6月。 目前在新疆乌苏监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乌苏市833006）服刑。
Kurshat Sirajidin，一位优秀的维吾尔青年，于2016年回到东土耳其斯坦看望家人。2021年7月在上海担任英语教师时被逮捕
ali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39 次浏览 • 2023-01-10 11:20
Kurshat Sirajidin，一位优秀的维吾尔青年，在美国接受教育，从高中到大学，于2016年回到东土耳其斯坦看望家人。2021年7月在上海担任英语教师时被逮捕。下落不明。
2000个乌鲁木齐警察数据库，这些中共政府人员直接参与了对新疆穆斯林群体的迫害。
ali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04 次浏览 • 2023-01-10 10:55
shahit网站整理了2000个乌鲁木齐警察数据，这些中共政府人员直接参与了对新疆穆斯林群体的迫害。
https://shahit.biz/eng/#account
新疆集中营 | 维吾尔种族灭绝数据库 | 新疆集中营受害者名单Yasinjan Memtimin | 新疆集中营真相
Nura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72 次浏览 • 2022-10-17 03:25
基本信息:
姓名：Yasinjan Memtimin
年龄:
性别: 男性
民族: 维吾尔
可能的当前位置: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状态：在押
何时被关押：2017年4月-2017年6月
拘留原因：在埃及学习
职业：学生
证人或者证词：
证词1：匿名，据自由亚洲维吾尔电台报道。(来自同一城镇/地区)
证词2：当地政府雇员，自由亚洲维吾尔电台报道。(来自同一城镇/地区)
证词3：欧洲维吾尔研究所，这是一个设在法国的保护维吾尔文化的倡议。
关于受害者：
Yasinjan Memtimin（出生日期不详），是2016年在埃及开罗爱资哈尔伊斯兰大学留学的学生。
目前位置：死于巴音郭楞。
被关押的时间：
2017年4月返回新疆，抵达后立即被监禁在新疆集中营。2017年12月，库尔勒市Aq-Eriq村的共产党书记在电话中向自由亚洲电台证实（证词2），Yasinjan Memtimin已于当年在狱中死亡。
补充信息：
RFA报道（证词1-2）：https://www.rfa.org/english/ne ... .html
Yasinjan Memtimin的哥哥是库尔勒市Charbagh镇的一名警察，在Yasinjan Memtimin死前被解雇。他被解雇是因为他开始打听Yasinjan Memtimin被监禁的事情。
据欧洲维吾尔研究所（证词3）称，他死于酷刑。中国当局在他返回新疆之前将其父母扣为人质。
补充材料：
证词3：https://twitter.com/UyghurInst ... 5Etfw
照片：https://shahit.biz/supp/9599_1.jpg
数据创建时间：2020-07-18
最后更新时间： 2020-07-19
最新更新时间: 2020-06-10 查看全部
姓名：Yasinjan Memtimin
年龄:
性别: 男性
民族: 维吾尔
可能的当前位置: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状态：在押
何时被关押：2017年4月-2017年6月
拘留原因：在埃及学习
职业：学生
证人或者证词：
证词1：匿名，据自由亚洲维吾尔电台报道。(来自同一城镇/地区)
证词2：当地政府雇员，自由亚洲维吾尔电台报道。(来自同一城镇/地区)
证词3：欧洲维吾尔研究所，这是一个设在法国的保护维吾尔文化的倡议。
关于受害者：
Yasinjan Memtimin（出生日期不详），是2016年在埃及开罗爱资哈尔伊斯兰大学留学的学生。
目前位置：死于巴音郭楞。
被关押的时间：
2017年4月返回新疆，抵达后立即被监禁在新疆集中营。2017年12月，库尔勒市Aq-Eriq村的共产党书记在电话中向自由亚洲电台证实（证词2），Yasinjan Memtimin已于当年在狱中死亡。
补充信息：
RFA报道（证词1-2）：https://www.rfa.org/english/ne ... .html
Yasinjan Memtimin的哥哥是库尔勒市Charbagh镇的一名警察，在Yasinjan Memtimin死前被解雇。他被解雇是因为他开始打听Yasinjan Memtimin被监禁的事情。
据欧洲维吾尔研究所（证词3）称，他死于酷刑。中国当局在他返回新疆之前将其父母扣为人质。
补充材料：
证词3：https://twitter.com/UyghurInst ... 5Etfw
照片：https://shahit.biz/supp/9599_1.jpg
数据创建时间：2020-07-18
最后更新时间： 2020-07-19
最新更新时间: 2020-06-10 查看全部
基本信息:
姓名：Yasinjan Memtimin
年龄:
性别: 男性
民族: 维吾尔
可能的当前位置: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状态：在押
何时被关押：2017年4月-2017年6月
拘留原因：在埃及学习
职业：学生
证人或者证词：
证词1：匿名，据自由亚洲维吾尔电台报道。(来自同一城镇/地区)
证词2：当地政府雇员，自由亚洲维吾尔电台报道。(来自同一城镇/地区)
证词3：欧洲维吾尔研究所，这是一个设在法国的保护维吾尔文化的倡议。
关于受害者：
Yasinjan Memtimin（出生日期不详），是2016年在埃及开罗爱资哈尔伊斯兰大学留学的学生。
目前位置：死于巴音郭楞。
被关押的时间：
2017年4月返回新疆，抵达后立即被监禁在新疆集中营。2017年12月，库尔勒市Aq-Eriq村的共产党书记在电话中向自由亚洲电台证实（证词2），Yasinjan Memtimin已于当年在狱中死亡。
补充信息：
RFA报道（证词1-2）：https://www.rfa.org/english/ne ... .html
Yasinjan Memtimin的哥哥是库尔勒市Charbagh镇的一名警察，在Yasinjan Memtimin死前被解雇。他被解雇是因为他开始打听Yasinjan Memtimin被监禁的事情。
据欧洲维吾尔研究所（证词3）称，他死于酷刑。中国当局在他返回新疆之前将其父母扣为人质。
补充材料：
证词3：https://twitter.com/UyghurInst ... 5Etfw
照片：https://shahit.biz/supp/9599_1.jpg
数据创建时间：2020-07-18
最后更新时间： 2020-07-19
最新更新时间: 2020-06-10
新疆集中营资料库｜新疆集中营受害者名单：Adiljan Rahman｜维吾尔种族灭绝
salaamalykum c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77 次浏览 • 2022-10-10 06:03
基本信息：
年龄：20岁
性别：男
民族：维吾尔
可能被关押的当前位置: 乌鲁木齐
目前的状态：一年多没有消息
开始被关押的时间：2017年4月-2017年6月
职业：学生
证人和证词：
证词1：Nurgul Ghappar(受害人母亲) ，原籍乌鲁木齐，现居住在伊斯坦布尔。
证词2：Nurgul Ghappar，据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报道。
证词3：维吾尔Hjelp，一个设在挪威的维吾尔族宣传和援助组织。
关于受害者：
他的名字叫阿迪力江-热合曼（Adiljan Rahman）。他出生在乌鲁木齐，是一名学生。他的护照号码是E00175798。
证词2：他在2012年和母亲一起去埃及学习，然后在埃及时被拒绝更新护照，于2016年回到了乌鲁木齐。
证词3：地址是 "乌鲁木齐市奇玛森二区1号。座号：504"[推测是萨依巴格的祁马山分区]
当前位置：推测在乌鲁木齐。
被关押的时间：2017年4月7日
疑似和/或中国政府官方的拘留理由：曾出国旅行。
目前的状态：在集中营关押中。自他被拘留以来，一直没有关于他的消息。
证人如何得知受害人的情况？
证词2：她从一个邻居那里听说了被拘留的事。
其他信息：
自从她儿子被拘留后，她一直无法与他或她的任何直系亲属联系。
RFA报道（证词2）：https://www.rfa.org/uyghur/xew ... .html
补充材料：
证词1：https://www.facebook.com/plugi ... 66046 0344454724/&show_text=1&width=300
中国护照：https://shahit.biz/supp/5537_2.png
创建的条目时间：2019-11-17
最后更新时间：2021-10-31
最新状态更新时间: 2020-03-13 查看全部
基本信息：
年龄：20岁
性别：男
民族：维吾尔
可能被关押的当前位置: 乌鲁木齐
目前的状态：一年多没有消息
开始被关押的时间：2017年4月-2017年6月
职业：学生
证人和证词：
证词1：Nurgul Ghappar(受害人母亲) ，原籍乌鲁木齐，现居住在伊斯坦布尔。
证词2：Nurgul Ghappar，据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报道。
证词3：维吾尔Hjelp，一个设在挪威的维吾尔族宣传和援助组织。
关于受害者：
他的名字叫阿迪力江-热合曼（Adiljan Rahman）。他出生在乌鲁木齐，是一名学生。他的护照号码是E00175798。
证词2：他在2012年和母亲一起去埃及学习，然后在埃及时被拒绝更新护照，于2016年回到了乌鲁木齐。
证词3：地址是 "乌鲁木齐市奇玛森二区1号。座号：504"[推测是萨依巴格的祁马山分区]
当前位置：推测在乌鲁木齐。
被关押的时间：2017年4月7日
疑似和/或中国政府官方的拘留理由：曾出国旅行。
目前的状态：在集中营关押中。自他被拘留以来，一直没有关于他的消息。
证人如何得知受害人的情况？
证词2：她从一个邻居那里听说了被拘留的事。
其他信息：
自从她儿子被拘留后，她一直无法与他或她的任何直系亲属联系。
RFA报道（证词2）：https://www.rfa.org/uyghur/xew ... .html
补充材料：
证词1：https://www.facebook.com/plugi ... 66046 0344454724/&show_text=1&width=300
中国护照：https://shahit.biz/supp/5537_2.png
创建的条目时间：2019-11-17
最后更新时间：2021-10-31
最新状态更新时间: 2020-03-13
新疆集中营数据库 | 新疆集中营受害者名单Ilzat Gheni | 维吾尔种族灭绝
k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46 次浏览 • 2022-10-10 00:30
证人或者证词：(直接提交)
证词：1|2|3|4：Arafat Erkin，原籍伊犁，现居美国。(表弟)证言5。@VOgc2ESyOSX7Yw3，一个未经核实的Twitter账户。(兄弟姐妹)
关于受害者：
姓名：Ilzat Gheni
1994年出生，2016年底去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2017年，他被家人要求回国，尽管人们担心他被拘留而试图阻止他，但他最后还是回国了，因为他的女朋友在这个地区。他被判处约10年以上的监禁。
当前位置：伊犁
拘留年份：2017
怀疑和/或官方的拘留理由：在国外学习
最新的关押状态：在狱中
作证人是如何得知受害人的情况的？
从一个逃到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家庭朋友那里。
其他信息：
亲属中的受害者：
Erkin Tursun (179), Gulnar Telet (1387), Abdushukur Abliz (1388), Halide Zordon (1389), Halit Abdushukur (5170), Mewjudem Abdushukur (5171), 赫比布拉-托乎提(1492), 古尔切克尔-特莱(1247), 埃塞特-特莱(5652), 格尼-阿卜杜舒库尔(5654), 古尔扎尔-尼扎米丁(5653), 图尔梅特-努尔梅特(5655)
补充材料：
证词2：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xEqExTvaAA
证词3：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VIW3MQWKwA
证词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swvjXiu1JI
证词5：https://twitter.com/VOgc2ESyOS ... 5Etfw
照片：https://shahit.biz/supp/4340_3.png
条目创建。2019-05-21
最后更新时间。2020-03-03
最新状态更新时间: 2020-05-05 查看全部
证人或者证词：(直接提交)
证词：1|2|3|4：Arafat Erkin，原籍伊犁，现居美国。(表弟)证言5。@VOgc2ESyOSX7Yw3，一个未经核实的Twitter账户。(兄弟姐妹)
关于受害者：
姓名：Ilzat Gheni
1994年出生，2016年底去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2017年，他被家人要求回国，尽管人们担心他被拘留而试图阻止他，但他最后还是回国了，因为他的女朋友在这个地区。他被判处约10年以上的监禁。
当前位置：伊犁
拘留年份：2017
怀疑和/或官方的拘留理由：在国外学习
最新的关押状态：在狱中
作证人是如何得知受害人的情况的？
从一个逃到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家庭朋友那里。
其他信息：
亲属中的受害者：
Erkin Tursun (179), Gulnar Telet (1387), Abdushukur Abliz (1388), Halide Zordon (1389), Halit Abdushukur (5170), Mewjudem Abdushukur (5171), 赫比布拉-托乎提(1492), 古尔切克尔-特莱(1247), 埃塞特-特莱(5652), 格尼-阿卜杜舒库尔(5654), 古尔扎尔-尼扎米丁(5653), 图尔梅特-努尔梅特(5655)
补充材料：
证词2：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xEqExTvaAA
证词3：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VIW3MQWKwA
证词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swvjXiu1JI
证词5：https://twitter.com/VOgc2ESyOS ... 5Etfw
照片：https://shahit.biz/supp/4340_3.png
条目创建。2019-05-21
最后更新时间。2020-03-03
最新状态更新时间: 2020-05-05
新疆集中营数据库｜新疆集中营真相｜新疆警察文件｜新疆集中营证据
k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62 次浏览 • 2022-10-09 23:50
姓名：Zunun Memet
汉语音译：祖农·麦麦提
2018年时的年龄：52
拘禁状态：被关押在新疆集中营
被关押的地点：未知
刑期: 10年
血型：未知
被拘禁的原因：2014年，给维吾尔婚礼上念古兰经，进行宗教仪式，主持尼卡哈。被喀什市公安局拘留，并被判处有期徒刑20个月。被栽赃的罪名是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
数据源：新疆警察文件，现数据存储在internet archiv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 ... nees/ 查看全部
汉语音译：祖农·麦麦提
2018年时的年龄：52
拘禁状态：被关押在新疆集中营
被关押的地点：未知
刑期: 10年
血型：未知
被拘禁的原因：2014年，给维吾尔婚礼上念古兰经，进行宗教仪式，主持尼卡哈。被喀什市公安局拘留，并被判处有期徒刑20个月。被栽赃的罪名是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
数据源：新疆警察文件，现数据存储在internet archiv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 ... nees/ 查看全部
姓名：Zunun Memet
汉语音译：祖农·麦麦提
2018年时的年龄：52
拘禁状态：被关押在新疆集中营
被关押的地点：未知
刑期: 10年
血型：未知
被拘禁的原因：2014年，给维吾尔婚礼上念古兰经，进行宗教仪式，主持尼卡哈。被喀什市公安局拘留，并被判处有期徒刑20个月。被栽赃的罪名是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
数据源：新疆警察文件，现数据存储在internet archiv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 ... nees/
汉语音译：祖农·麦麦提
2018年时的年龄：52
拘禁状态：被关押在新疆集中营
被关押的地点：未知
刑期: 10年
血型：未知
被拘禁的原因：2014年，给维吾尔婚礼上念古兰经，进行宗教仪式，主持尼卡哈。被喀什市公安局拘留，并被判处有期徒刑20个月。被栽赃的罪名是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
数据源：新疆警察文件，现数据存储在internet 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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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集中营证据｜新疆集中营数据库｜新疆集中营受害者名单Hezreteli Osman｜新疆警察文件
k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44 次浏览 • 2022-10-09 23:35
姓名：艾孜提艾力-吾斯曼
Hezreteli Osman
2018年时的年龄：24岁
拘禁状态：监禁中
被拘留的地点：新集中营
刑期长短：未知
血型：B型
被拘留的原因：第四类，2011年至2016年1月10日期间在家中收集宗教书籍（共发现21本非法书籍）。
数据源：新疆警察文件，现数据存储在internet archiv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 ... nees/ 查看全部
Hezreteli Osman
2018年时的年龄：24岁
拘禁状态：监禁中
被拘留的地点：新集中营
刑期长短：未知
血型：B型
被拘留的原因：第四类，2011年至2016年1月10日期间在家中收集宗教书籍（共发现21本非法书籍）。
数据源：新疆警察文件，现数据存储在internet archiv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 ... nees/ 查看全部
姓名：艾孜提艾力-吾斯曼
Hezreteli Osman
2018年时的年龄：24岁
拘禁状态：监禁中
被拘留的地点：新集中营
刑期长短：未知
血型：B型
被拘留的原因：第四类，2011年至2016年1月10日期间在家中收集宗教书籍（共发现21本非法书籍）。
数据源：新疆警察文件，现数据存储在internet archiv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 ... ne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