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宗教视角，深度拆解维吾尔种族灭绝真相
透过宗教视角，深度拆解维吾尔种族灭绝真相
通过宗教神义论理解维吾尔族种族灭绝：加拿大与土耳其维吾尔人的声音
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麦吉尔大学）、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麦吉尔大学）、肖恩·雷姆兹（康考迪亚大学）、苏珊·J·帕尔默（康考迪亚大学）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加拿大和土耳其的部分维吾尔人[1]是如何通过宗教视角，即“神义论”（一种对苦难与邪恶的解释）来解读当前发生的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2]。本文基于三个不同来源的数据：第一个来源是一份记录了2021年维吾尔人参与线上《古兰经》课程讨论的日记；第二个来源是对居住在加拿大和土耳其的两位知名维吾尔伊玛目的访谈；第三个来源是对一位居住在加拿大的年轻维吾尔政治活动家的访谈。通过他们的叙述，我们识别出四种既独特又相互关联的视角，并将其归纳为四类：灵知派、神话派、启示录派和奥秘派。研究中大多数维吾尔人的声音将东突厥斯坦[3]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理解并呈现为一种“神圣的考验”。尽管他们将这场种族灭绝视为安拉的考验，但关于“神圣惩罚”的层面似乎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安拉仁慈的强调——安拉旨在通过考验教导祂的仆人，使他们在今生和后世都能获得更高的美德。我们的分析得出结论：维吾尔伊斯兰教似乎为其信徒提供了一种乐观感，对于流散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这是一种继续前行的动力。这与那些更侧重于苦难层面的其他伊斯兰神义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2017年大规模建立“再教育”营以来，国际媒体、人权组织以及各国政府纷纷将目光投向维吾尔人的苦难，将其定性为严重的人权侵犯或种族灭绝。《纽约时报》、《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等知名媒体机构都曾报道过这些令人痛心的状况。
通过航拍影像和幸存者的亲身讲述，揭示了“再教育营”及其他类似拘留设施内部的情况[4]。据信，从2018年至今，约有一百万到三百万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被任意关押在这些设施中[5]。幸存者们详细描述了营内发生的酷刑、绝育、强奸以及洗脑教育。此外，还有报告指出，该地区有数万人被迫从事强迫劳动[6]。
这场危机的性质已被美国、加拿大[7]、荷兰[8]、立陶宛[9]、英国[10]和法国[11]等许多西方政府认定为“种族灭绝”。维吾尔人权倡导组织和海外维吾尔群体长期以来一直在为此游说，并引用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作为支持[12]。此外，2021年，英国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了“维吾尔特别法庭”，该法庭开展了独立调查，并得出结论称：“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实施旨在防止生育的措施，意图从根本上摧毁新疆维吾尔族的重要部分，已构成种族灭绝。”[13]
自2014年以来，关于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受压迫的问题，各界一直存在激烈的讨论，但据我们所知，目前还没有研究探讨这种压迫所带来的宗教影响。这些影响是一个真实且紧迫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人权组织而言。伊斯兰教是维吾尔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攻击并被蓄意压制。
中国政府——我们认为，对维吾尔种族灭绝这一特定维度的关注缺失，是一个严重的缺口。为了填补学术上的这一空白，我们选择聚焦于这一特定方面，并探讨一些针对中国政府旨在抹除维吾尔身份和文化的政策与做法，所做出的哲学和宗教层面的回应。
研究数据
本文收集的数据是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委员会资助的一项名为《宗派宗教中的儿童与国家控制，1950–2020》研究的一部分，该研究由苏珊·J·帕尔默指导，并由麦吉尔大学宗教研究学院执行。我们的团队收集了关于该主题的三类资料。第一类资料由我们研究团队的成员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提供，他收到了一位居住在加拿大、正在参加在线《古兰经》课程的匿名维吾尔女性的日记副本。该课程是在2021年初新冠疫情期间为维吾尔成年人开设的。自1949年以来，维吾尔人在学习和坚持其宗教与文化传统方面一直面临着持续的挑战。自2016年起，中国共产党已正式将学习或实践伊斯兰教，甚至拥有《古兰经》定为非法，这种宗教不宽容程度是自文化大革命（1966–1976）结束以来前所未见的[14]。因此，许多逃离中国的维吾尔人非常珍惜他们新获得的自由，去探索和重新评估他们此前被压制的穆斯林身份[15]。
维吾尔人尝试重新接触伊斯兰教的方式之一，就是参加关于《古兰经》的宗教课程。如前所述，其中一门课程于2021年面向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成年人开设。该在线课程仅对注册的维吾尔学员开放，因此，提供给我们研究员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的这份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维吾尔学员们讨论的内容。虽然这位女性的日记主要由课堂笔记组成，但最让迪尔穆拉特博士感兴趣的是她记录的同学间关于“他们民族所遭受的苦难究竟应被视为一种神圣的考验，还是一种神圣的惩罚”的在线讨论。这本日记包含了十六名维吾尔成年学员的叙述，这些讨论的内容可以在附录中找到。
想要了解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看法和信念，另一个渠道就是通过受过专业训练的宗教老师。因此，我们的另一位研究员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邀请了两位伊玛目，请他们分享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看法[16]。乌敦采访了现居土耳其的著名维吾尔族伊玛目兼伊斯兰学者阿卜杜拉齐兹·拉赫穆图拉博士[17]，以及现居蒙特利尔的伊斯兰学者兼教师阿卜杜杰利勒·布格拉伊玛目。阿卜杜杰利勒·布格拉伊玛目是通过电子邮件回复了阿卜杜穆克提达尔的问题。除了这两个来源，我们还会研究维吾尔族年轻活动人士卡比尔·库尔班的在线采访内容。
我们先来看看这些日记，特别是关于参与者被问到的那个问题：维吾尔族面临的种族灭绝到底是安拉的考验还是惩罚？日记作者把同学们的回答分成了四类：一类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考验；另一类觉得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惩罚；那些将维吾尔种族灭绝视为安拉的考验与惩罚的人；以及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的人。出于匿名考虑，所有姓名均已删除，并为每位参与者分配了一个字母代号。
表1：在加拿大参加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族学员反馈。
（参与者代号：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考验 / 是安拉的惩罚 / 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感到困惑）
- 维吾尔A：是（考验）
- 维吾尔B：是（考验）
- 维吾尔C：是（惩罚）
- 维吾尔D：是（考验）
- 维吾尔F：是（考验）
- 维吾尔G：是（考验）
- 维吾尔H：感到困惑
- 维吾尔J：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K：是（考验）
- 维吾尔L：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M：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O：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Q：是（考验）
- 维吾尔R：是（考验）
- 维吾尔W：是（考验）
- 维吾尔Z：感到困惑
维吾尔人与伊斯兰教
维吾尔族是一个突厥语系民族，居住在中国西北边陲，那里也是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18世纪末，满清帝国将维吾尔人的家园并入中国版图，并一直通过间接统治的方式管理当地，直到1884年新疆建省[18]。满清王朝覆灭后，维吾尔人曾两次短暂地获得过独立[19]。
如今，维吾尔族是中国官方认定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根据2017年的人口普查，维吾尔族人口略多于1200万，但许多维吾尔人认为这个数字实际上可能在2000万到3500万之间。维吾尔人的家园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蕴藏着中国20%以上的天然气、煤炭和其他化石资源，其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也位居全国第二[20]。2019年，中国自然资源部估计塔里木盆地拥有9.7万亿立方米的超深层天然气资源，占全国潜在天然气储量的60%[21]。与此同时，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中国贡献了全球约22%的棉花供应，而2018年中国84%的棉花产自维吾尔地区[22]。因此，考虑到中国为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和5G技术等战略性能源计划所做的努力，该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在皈依伊斯兰教前后，维吾尔人在中亚建立了许多王国，并在中亚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3]。自10世纪以来，维吾尔人一直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哈乃斐学派，该学派与他们本土前伊斯兰时期的萨满教、摩尼教和佛教传统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24]。在当下的语境中，大多数维吾尔人将他们的穆斯林信仰视为其集体认同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25]。
一直到20世纪初，维吾尔族的教育主要还是靠伊斯兰学校。随着俄罗斯帝国势力进入中亚，当地知识分子开始搞起现代教育改革，他们尝试建立“扎吉德”学校，在传统的伊斯兰教育之外，还提供世俗教育[26]。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些学校在维吾尔人的家乡遍地开花。现代维吾尔伊斯兰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扎吉德主义，它把伊斯兰教育和世俗教育以一种融合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27]。
1949年之后，除了80年代和90年代那段“可控的宽容”时期，维吾尔人家乡的宗教教育一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严格的限制[28]。尽管如此，直到最近几年，维吾尔人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私下里的口头传统，将宗教知识传给下一代[29]。然而，2017年之后，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根除维吾尔人的伊斯兰教，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化”或世俗化的做法[30]。
比如，2017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出台。根据这项条例，凡是被国家认为过于虔诚或表现出任何宗教行为的人，都会被贴上“极端分子”的标签，并被送进“集中教育培训中心”，以消除他们所谓的“极端”宗教思想[31]。
哪怕只是表现出一点点宗教倾向，都可能被扣上“宗教极端主义”的帽子。举个例子，201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发布的一份政府文件里，列出了75种会被认定为“宗教极端主义”的行为，一旦沾上，就可能面临被关押的风险。这些行为里包括一些常见的伊斯兰教习俗，比如在清真寺外聚众礼拜、“无正当理由参与宗教活动”，以及女性佩戴头巾。这份清单甚至还包括一些非常模糊且无害的行为，比如留“大胡子”，或者突然戒烟戒酒[32]。
后来，被视为极端主义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学者指出，中国政府将以下行为也列为宗教极端主义的指标：出国旅游或计划出国留学（特别是去穆斯林国家），有亲属在国外（特别是穆斯林国家），佩戴任何宗教标志，定期礼拜，斋月封斋，去麦加朝觐，教孩子伊斯兰教知识，给孩子起伊斯兰教名字，参加周五礼拜，持有或传播敏感的数字内容（比如包含宗教语言的信息，像《古兰经》经文或图片、对《古兰经》的解读，或者女性佩戴宗教标志和礼拜的照片等）[33]。
与此同时，成百上千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寺和墓地被拆除，许多伊斯兰圣地也遭到中国政府的亵渎或破坏[34]。当前的这种环境在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家园已经把维吾尔人的伊斯兰信仰定为犯罪，以至于没人敢说一句最简单的伊斯兰问候语——“色兰”，更别提去尝试践行更具体的宗教习俗了[35]。尽管维吾尔人在自己的家园里持续遭受宗教压迫，但伊斯兰教依然是维吾尔人身份认同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并持续塑造和影响着他们对世界的认知。
伊斯兰教中的神义论
“神义论”这个词最初是由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在他的《神义论》（1710）一书中提出的，它由两个希腊词汇组成——“神”和“正义”。这个概念包含两层含义：首先，从最初且准确的意义上讲，它“旨在证明神的正义不会因为世间存在的种种邪恶而受到损害”[36]。其次，用弥尔顿的话说，它是“向世人证明上帝之道是正义的”尝试。这是一个专业术语，指在邪恶面前为上帝的正义进行辩护[37]。更广泛地说，神义论指的是试图解释或理清苦难的意义[38]。
伊斯兰教中的神义论最初作为对上帝“绝对全能”的肯定而出现，这与“一种理性的神圣正义观”直接挂钩[39]。学者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穆斯林思想家和他们的基督教同行一样，都强调上帝的正义与仁慈，但“在伊斯兰神学中，邪恶问题并没有像在西方传统中那样占据核心地位”[40]。对许多穆斯林学者来说，“邪恶”似乎“仅仅是善的缺失的一个代名词而已”[41]。
前现代时期的伊斯兰学者，尤其是穆尔太齐赖派的神学家们[42]，曾主张苦难或邪恶的存在并非坏事，因为这能让人们在来世获得更大的奖赏。然而，邪恶源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而非上帝，上帝只负责惩罚作恶者。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什叶派伊斯兰教所采纳[43]。在逊尼派伊斯兰教中，人类的自由意志似乎没那么绝对。学者指出：
上帝在人身上创造了执行某种行为的权力、能力、选择和意志；而人被赋予了这种派生的权力，从而自由地选择其中一种方案，并打算或意愿去执行该行为；与这种意图相对应，上帝创造并完成了这一行为[44]。
关于邪恶的本质，极具影响力的穆斯林哲学家伊本·西那认为：“邪恶是一种不存在的东西，它没有本质，只是本质的缺失或不完美。”[45]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邪恶是某种不存在的东西，它的缺失等同于存在于万物中的不完美。最终，伊本·西那愿意断言，世界上确实存在一定数量的邪恶，但与宇宙中巨大的善相比，这种数量是微不足道的[46]。其他杰出的伊斯兰学者对邪恶及其在世界上的存在提出了更详细的见解。例如，另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安萨里指出，邪恶是必要的，因为事物若无对立面就无法被认知。因此，人若不知疾病就无法知晓健康，若不知地狱就无法知晓天堂，以此类推[47]。然而，这种“事物只能通过对立面来认知”的观点并非伊斯兰传统中所有人的共识。对于汉巴里学派学者、杰出的穆斯林法学家伊本·泰米叶来说，邪恶具有一种教育意义，因为它在世界的自然秩序中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从这位法学家的角度来看，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因此本质上是善的[48]。因此，邪恶永远不能直接归咎于上帝。
根据学者的说法，在伊本·泰米叶的分类学中，邪恶可以分为三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第一，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总体上都是完全向善的；邪恶是相对的，仅从受造物的角度存在。第二，邪恶是受造秩序完美性的一种必然伴随物。第三，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善的普遍性在数量上远大于邪恶[49]。此外，并非所有伊斯兰学者都认为邪恶在数量上较少或微不足道。极具影响力和创新精神的穆斯林哲学家法赫尔丁·拉齐反驳了伊本·西那关于神义论的乐观立场，他指出：“真正的快乐很少被体验到，而且转瞬即逝。所以从数量上讲，占压倒性多数的不是善，而是邪恶。”[50] 事实上，拉齐采取了一种非常反神义论的立场，并认为伊斯兰神义论“必须严格以主体为中心，最终只是一种徒劳的练习”[51]。
不少学者都指出，苏菲主义对维吾尔伊斯兰教的演变有着深远的影响[52]。历史学家瑞安·瑟姆特别强调了苏菲思想在十六、十七世纪传播的重要性，这一时期被视为东突厥斯坦南部地区“伊斯兰化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重要阶段”[53]。苏菲派神学家在将“恶”与“神意”联系起来时，很大程度上沿用了伊本·西那的本体论视角。因此，既然万物皆由真主所造，而造物本身终归是善的，人类就必须顺从神意，并仰赖真主的仁慈与智慧。比如，神秘主义诗人鲁米就更进一步，直接把“恶”归因于真主：“真主既意欲善，也意欲恶，但他只认可善。”[54]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对“恶”的理解并不会影响真主在道德上的完美性，因为归根结底，恶的存在是“为了实现更伟大的善”[55]。乐观主义是苏菲传统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正如学者所言：“苏菲派并不总是纠结于这个世界是否是最好的，但他们通常会肯定，真主创造恶是为了将其作为修行路上的磨炼工具。”[56] 正如学者所言：“神秘主义者能够理解，真主的愤怒其实是伪装的仁慈；他施加给信徒的痛苦与惩罚，对于他们的灵性成长是必要的——就像病人必须服用苦药一样。”[57]
赛义德·努尔西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伊斯兰现代派神学家，他直接把“恶”的存在和“来世”联系在了一起，认为如果不谈来世，根本就没法真正理解“恶”到底意味着什么[58]。在努尔西看来，死亡是通往来世的唯一入口，也是“真主那包罗万象的仁慈与无处不在的善”的一部分，因为真主是最公正、最慈悲的[59]。这些观点和学者的看法不谋而合。学者本人非常谨慎，他从不给“恶的问题”提供一个所谓的“伊斯兰标准答案”，而是强调穆斯林学者和信徒们普遍达成了一个共识：古兰经与“恶”的存在在逻辑上是“兼容”的[60]。
身在加拿大与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之声
尽管中国一直在试图从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中抹除伊斯兰教的影响，但伊斯兰教始终是维吾尔人身份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哪怕它有时不得不保持沉默、转入地下。鉴于此，许多维吾尔人从伊斯兰信仰或神义论的角度去思考或讨论正在发生的“维吾尔种族灭绝”，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大家思考的深度和理解程度各不相同。这里要分析的言论就体现了这种思考，它们来自十六位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成年人，他们都自认为是穆斯林，且在2021年初参加了一个在线《古兰经》课程。当时课程参与者被问到一个问题：“维吾尔人的苦难是安拉的惩罚，还是考验？”其中一位维吾尔女性参与者将大家的回答记录在了日记里。这些笔记最初是用维吾尔语写的，后由迪尔穆拉特·马木提博士翻译。这十六位维吾尔《古兰经》学员的回答被研究团队归纳为四类：九人认为种族灭绝是一种考验，一人认为是惩罚，四人认为两者皆有，还有两人不确定。
日记中记录的这些回应，可以被看作是关于苦难与邪恶的自发性宗教思考，同时也应被理解为对“身为穆斯林意味着什么”的反思。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政权实施的压迫性政策，这些参与者在移居加拿大之前都经历过高压环境，因此他们对《古兰经》的熟悉程度相对有限。正如维吾尔参与者M所言：
在中国的统治下，我们在身份认同、宗教信仰、文化和教育等方面面临着重重限制和侵犯。我们被中共的错误思想洗脑，在[伊斯兰]教育方面也被搞得一无所知。
因此，这些回应与那位在加拿大长大的维吾尔族年轻活动家，以及两位受过正规宗教教育的伊玛目的陈述有所不同，后者的回应展现了对伊斯兰教更深层次的理解。正因如此，他们的陈述从传统的伊斯兰视角出发，对维吾尔种族灭绝进行了更细腻的反思。
通过结合这三种视角——重新接触伊斯兰传统的维吾尔参与者、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家以及受过专业训练的维吾尔族伊玛目，我们得以独特地窥见生活在加拿大的维吾尔群体是如何通过伊斯兰视角来思考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在审视并分析了他们关于“维吾尔人的苦难究竟是神的惩罚还是考验”这一问题的回应后，我们认为，这些回应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维吾尔式”神义论。日记中记录的这些陈述，可以被视为参与者们在构建神义论方面的初步尝试，尽管他们可能并不熟悉“神义论”这个术语或概念。
我们将首先聚焦于在线古兰经班的参与者和那位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家所给出的回应。这些被噤声的维吾尔人提出了经典神义论中经常遇到的根本性问题：“为什么神允许邪恶存在？”他们纠结于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神既全能又仁慈，却为何允许邪恶和苦难降临在信徒身上？基于每位参与者的回应，研究团队将答案归纳为四种论证类型：诺斯替论证、神话论证、末世论证和奥秘论证。每种论证都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进行定义和解释。
诺斯替论证：在现代学术界，“诺斯替”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术语，对于它的含义也尚未达成共识。然而，就本文及相关研究而言，我们将该术语定义为一种超验策略，即贬低人体和物质世界，降低其重要性，同时强调永恒精神领域或来世的真实性。从这种诺斯替视角来看，人类的苦难被视为暂时的，是可以在天堂得到纠正或补偿的。我们归入这一类别的维吾尔人的回应，都带有这种“暂时性”的意味，并将现世的行为和作为理解为可以在来世得到补偿。
维吾尔人 A 指出：
人来到这世上，注定要面对各种考验，咱们必须得认真对待。只要能顺利闯过这些关卡，就能拿到安拉许诺给我们的奖赏。这世界不过是暂时的，只有后世才是永恒的。
维吾尔 M 认为，这是一种洗清罪孽的过程，最终会通向天堂的奖赏：
如果安拉给祂钟爱的仆人降下考验，那是为了磨练他们的意志；而对于那些有罪的仆人，祂降下考验则是为了洗净他们的罪过。如果这些仆人能扛住安拉的考验，无论遭遇什么灾祸都能坚持到底，那他们过去的罪孽就会被一笔勾销。这些仆人最终得到的奖赏，必然是天堂。
维吾尔 G 也认同这种说法，并补充说作恶的人终将受到惩罚：
那些在世上受压迫、无力自保的好人，在安拉眼中终究会进入天堂。他们在世上所受的苦难，只会洗去他们的罪孽，并提升他们在天堂的品级。如果坏人在世上受了惩罚，那他们就是两头落空，在今世和后世都是输家。如果坏人在世上没受到惩罚，他们也逃不过安拉的震怒，作恶者在今世会遭到诅咒，在后世也绝对逃不掉安拉的惩罚。
这种逻辑和学者的“灵魂塑造神义论”有相似之处，该理论认为苦难在我们的道德和精神成长中起着关键作用，让我们能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变得更接近神圣[61]。
卡比尔·库尔班是一位旅居加拿大的维吾尔族年轻活动人士，他将维吾尔危机和他个人面临的挑战都视为奋斗的一部分，这个概念直接与安拉的考验挂钩[62]。他表示：
没错，这就是我的奋斗，这个词其实就是“奋斗”的意思。我去找我的伊玛目，总是问他：“我该怎么面对这一切？”他就像是说：“我没法给你答案，我真希望我有。”因为没人能给出答案。但他们说，这就是你的奋斗，这就是你的奋斗，你必须得挺过去。我已经接受了，这就是我的奋斗，不是媒体口中那种版本的，而是真正的、为了行善而进行的宗教奋斗。
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库尔班将他的政治行动与信仰联系在一起，这增强了他的能动性和乐观心态。他说他经常向真主祈祷，寻求帮助。他提到：“如果我没有信仰，我真的会崩溃的。”他还分享说，他母亲总是叮嘱他为被关押的表亲祈祷，这帮助他在身陷囹圄的情况下依然能坚守信仰。最终归根结底，库尔班解释说，所有的苦难和挣扎都不会白费，它们终将带来丰厚的回报。他表示：
世间的一切苦难，我们都将其视为提升自我、行善的机会；能够真正去做善事并提升自己，这本身就是一种恩典。
神话论证
我们在日记反馈中发现的第二个特征，与某种超自然层面的邪恶概念有关，我们将这种论证归类为“神话论证”。该论证认为，现存的邪恶（在此指维吾尔族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根植于创世之初的原始行为，即混沌被秩序化以创造世界。因此，邪恶被认为从一开始就存在，而关于不公的观念在亚伯拉罕诸教的圣典叙事中都有体现。然而，这种不公的观念在伊斯兰传统内部引发了一些紧张点。这些维吾尔族穆斯林学生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他们被迫偏离了对伊斯兰教五功[63]的严格遵守，但他们又该如何承担责任呢？如果维吾尔种族灭绝真的是一种神圣的正义，那么被迫陷入如此可怕的境地却得不到任何解脱，这种正义又体现在哪里呢？
维吾尔族受访者D面对这种困境时，会从《古兰经》记载的神话往昔中寻找英雄人物，以此来解读当下的遭遇。他们将古埃及法老统治下被奴役的以色列人，与如今在习近平治下被中国政府关押或压迫的维吾尔人进行类比。这种视角赋予了苦难一种尊严感和更深层的意义，暗示着苦难终将结束，而压迫者也必将受到惩罚。维吾尔族受访者M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只要我们不背叛真主，真主就会保佑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暴君能长久，真主的惩罚是严厉的。”
维吾尔族受访者G对这种“神话论证”的运用则略有不同。他认为，在古老的经文故事里，真主惩罚人类的方式仅仅是通过各种自然灾害。因此，在G看来，维吾尔种族灭绝并非神罚，而是一场“神圣的考验”。他表示：
真主从不亏待无辜的人。在《古兰经》中关于诺亚和罗得的故事里，真主惩罚了那些违抗祂、在世间作恶的人，并赐福给那些遵守诫命、行善的人。然而，我们从未在《古兰经》中看到任何关于“真主通过人之手来实施惩罚”的说法。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真主通过各种自然灾害来惩罚人类。比如，诺亚的族人遭遇了洪水，舒阿卜的族人被云中的火所惩罚，罗得的族人被天降的乱石所灭，或是遭遇了诸如虫灾、巨响等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
末世论论证
从日记反馈中总结出的第三个特征显示，维吾尔族参与者将邪恶与苦难——特别是与维吾尔种族灭绝相关的苦难——理解为一种“觉醒”。我们将这种论证归类为“末世论”，它将种族灭绝视为一种“启蒙的磨难”，一种从沉睡中觉醒，吹响战斗的号角。一些维吾尔族参与者的陈述表明，维吾尔家园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是一场善恶势力之间末日决战的一部分。维吾尔族受访者F指出：
这场考验真的把我们从沉睡中叫醒了。如果安拉没有降下这场考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认清中国这个真正的敌人呢？我们可能还会一直把他们当朋友。如果今天这些磨难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可能意识到共产中国的邪恶？这些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我们永远无法与中国共存。在一个正义荡然无存的土地上，绝不会有任何美好可言。如果我们与中国人抗争到底，只要安拉意欲，我们一定会赢。
维吾尔族受访者M认为，这场种族灭绝可能是一种宇宙级的筛选。正如他们所言：“通过降下这些考验，安拉让我们当中的恶人暴露出来，并将虔诚善良的人与伪君子分离开来。”维吾尔族受访者R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安拉通过降下一些考验，帮助我们认清了身边的人。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察觉到我们内部的叛徒和伪君子。他想要剔除我们当中的坏人，变得更纯洁。
这种论调带来了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自2016年以来，中国政府在“严打”运动中最早逮捕的许多人，都是维吾尔族的宗教领袖，以及维吾尔历史和文学领域的作家、教授或历史学家[64]。然而，维吾尔族受访者M和R的这种回应，将种族灭绝定义为一种必要的过程，用来考验和惩罚那些“叛徒和伪君子”。维吾尔族受访者O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思路，试图通过将正在接受考验的“好人”与将要受到惩罚的“坏人”区分开来，来解决这一矛盾——这种区分在受访者M和R的回答中并不明确。维吾尔族受访者O认为：
但如果我们看看现代维吾尔社会，确实存在腐败、欺诈，比如偷盗和杀人。这些不道德的行为确实变多了。每当我遇到这种事和这种人，我个人觉得这是安拉的惩罚……但当我看到我那些无辜受苦的兄弟姐妹时，我觉得这是一种考验。
维吾尔族受访者Z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我们中间有好人也有坏人，和其他群体一样。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对那些不信安拉、做宗教禁止的坏事的人的惩罚。但对于那些虔诚、善良、守规矩的人来说，这场灾难不是惩罚，而是一种考验。
同样，维吾尔族受访者G强调了安拉的公正和仁慈，同时批评了那种认为维吾尔人的苦难只能被理解为安拉惩罚的论调：
在这场巨大的种族灭绝背后，可能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深意。把强者压迫弱者看作是安拉的惩罚，这是对安拉的侮辱。怎么能把人的压迫和安拉的惩罚相提并论呢？况且，安拉根本不需要利用一群强者去惩罚弱者或罪人。就像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一样，整个民族也不可能被定义为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
奥秘论证
我们在日记里发现的最后一个特征，被我们归类为“神秘性”。这个类别强调了上帝行为中那种不可知的成分，认为信徒不该试图去理性化上帝的旨意，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参透，它永远是个谜。那些虔诚的信徒只需要相信上帝的善意，并接受上帝为人类制定的宏大蓝图是永远无法被人类所知的。
维吾尔族受访者G非常有说服力地反驳了将种族灭绝作为一种惩罚手段的观点，并坚定地否定了“整个群体应为少数人的过错负责”这种想法。他引用《古兰经》中的例子来支持这一论点：
真主绝不会仅仅因为族群中个别人的越界和错误，就去惩罚整个民族。真主从不亏待无辜者。在《古兰经》关于诺亚和罗得的故事里，真主惩罚的是那些违抗他、在世间作恶的人，并赐福给那些遵守诫命、行善的人。然而，我们从未在《古兰经》中看到任何关于“真主的惩罚是通过人类之手来执行”的说法。
此外，维吾尔族受访者G认为，种族灭绝不可能是神圣的惩罚，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等于承认这种行为是正义的，那我们岂不是站在了中国政府那边？他说：“如果我们认为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的事是惩罚，那我们也就等于认为这世上施暴者的压迫是合理的了。”和受访者G类似，维吾尔族受访者O也认为维吾尔人确实曾误入歧途、丢失了宗教身份，但他认为，种族灭绝不应被看作是上帝借中国政权之手行事，而应被视为上帝对信徒的考验，以及对那些犯错者的惩罚。
过去，我们总是坚持走祖先走过的老路。因为我们没有去分析哪条路对、哪条路错，就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真主的正道。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也是维吾尔人目前的处境。作为一个穆斯林民族，我们本该追随真主的道路，但作为容易被蒙蔽的人类，我们没能做到。在反宗教的中国共产党的压力下，我们中的一些人被迫放弃了宗教，或者被疏远了。
习得性回应——伊玛目的视角
如前所述，上面讨论的回应来自不同伊斯兰教识水平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两位受过逊尼派伊斯兰传统教育和培训的维吾尔族伊玛目，是如何看待“维吾尔种族灭绝”的。
参加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所讨论的问题，也被提给了蒙特利尔的一位维吾尔族伊玛目阿布杜吉利尔·布格拉。以下是他针对“真主在维吾尔种族灭绝中扮演的角色”这一议题的回应。他反驳了“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天谴’”这一说法，并提出了以下论点来支持他的主张：
在伊斯兰教义解释的四大基础——《古兰经》经文、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教法类比以及穆斯林公议中，没有任何一条能将如此残酷的种族灭绝与真主的考验或惩罚联系起来。恰恰相反，真主在《古兰经》开篇、每一章的开头，以及章内反复提到自己是“至仁至慈的”[65]。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这场种族灭绝没有任何形而上的根源；相反，这场悲剧的直接原因在于施暴者的恶意企图和行径，以及国际社会不同程度的推波助澜。
他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认为这场种族灭绝应该被视为一种由国家权力机构造成的悲剧性灾难：
针对维吾尔穆斯林的种族灭绝是一场悲剧性的灾难，其根源在于个人、公众、企业、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不负责任、误判错行、极度无知，以及对中共邪恶力量的严重低估。
布格拉伊玛目认为，“这场种族灭绝是对所有人——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的一次重大教训。”他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动荡的历史，以及冷战后助推其崛起的经济投资。在这一语境下，布格拉强调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并将自由意志和政治行动视为导致这场种族灭绝的核心因素。在他看来，我们需要的是更积极的行动回应。
基于本文提出的四个分类，布格拉的一些言论属于奥秘论证范畴。例如，他主张：
真主与维吾尔人民同在，真主迟早会复仇，惩罚那些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元凶。真主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在真主眼中，我们的一千年不过是一天，所以即便在我们看来复仇来得晚，它也终将到来。
在这里，布格拉伊玛目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上帝计划的不可知性，但他论证了惩罚终将到来，只是时间点对我们而言是个未知数。这一点与另外两位维吾尔人（G和O）的说法非常相似，他们都认为神义论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畴。这种观点与犹太哈西德派[66]有潜在的相似之处，后者往往选择绕过神义论中那些令人不安的问题，转而通过纪念和强化宗教实践来表达他们的承诺。他们意识到这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神学谜题，并明白无论是范式思维、契约论，还是报应与考验，这些传统的解释最终都无法涵盖这段危机及其后果的广泛性和复杂性。
关于集体惩罚的神义论
一位现居土耳其的维吾尔族知名伊玛目——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赫梅图拉博士，在2021年6月30日接受了采访，他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神义论[67]。我们想专门开辟一个章节来强调他的观点，因为他的看法非常独特，而且他在学界地位显赫。在古兰经研习班的参与者中，只有一名学生（维吾尔族C）持有类似的观点。
拉赫梅图拉伊玛目认为，这场种族灭绝是对维吾尔民族过去所犯过错的一种“集体惩罚”。当被问及“你如何从宗教角度看待维吾尔民族遭受的种族灭绝？”时，拉赫梅图拉伊玛目回答道：“我认为导致这场压迫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从祖辈开始就没能团结一致。”随后，他列举了几个历史例子来支撑自己的论点：
1）“那些在政治立场和观点上坚定不移的人，总是遭到一些叛徒和伪君子的破坏”；2）“后代放弃了对侵略者的圣战，没有惩处那些为敌效力的叛徒，从而错失了历史机遇”；3）“这也是我们自作自受的结果，正如经文所说：‘凡你们所遭遇的灾难，都是由于你们所作的罪恶；他饶恕你们的许多罪过。’”（在最后一个例子中，他引用了《古兰经》42:30）。
他进一步阐述了这种集体惩罚的观念：
安拉在《古兰经》的许多经文中都对此作了说明，包括不要忽视物质资源、要做好武力准备、保持坚定、保持警惕、服从领袖，以及不要陷入分裂。一个忽视这些胜利前提的民族，注定会遭受苦难，即便其中仍有虔诚生活的人。安拉说：“当你们遭遇灾难的时候——虽然你们曾使敌人遭遇双倍的灾难——你们怎么还说：‘这是从哪里来的呢？’你说：‘这是由于你们自己。’真主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古兰经》3:165）
拉赫马图拉伊玛目还认为，这场种族灭绝不仅是对维吾尔人的考验，也是对全人类的考验：“同样，这种压迫和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既是对东突厥斯坦人民的考验，也是对全人类的考验。”他这样回应了那个古老的问题——“为什么无辜者必须受苦？”：
当一个民族整体遭受惩罚时，好人也会被牵连其中，这是一种天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了那些对我们民族施加种族灭绝的侵略者的罪行。侵略者的罪行属于外部因素。安拉说：“我这样使不义者互为盟友，因为他们所作的罪恶。”（古兰经 6:129）
当被问及“《古兰经》中是否包含可以用来支持‘大规模苦难作为一种考验或惩罚’这一概念的段落？”时，拉赫马图拉伊玛目回答道：“民族的大规模苦难所包含的意义，远不止惩罚那么简单。所有的惩罚都是苦难，但并非所有的苦难都是惩罚。”随后，他引用了《古兰经》中与大规模苦难作为考验或惩罚相关的五段经文：
1) “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民族不改变自己的信仰，真主绝不会改变他所赐予他们的恩惠。真主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古兰经 8:53）
2) “一个民族的状况，真主是不改变的，直到他们改变自己的状况。当真主欲惩罚一个民族的时候，那惩罚是不可抗拒的，除真主外，他们没有保护者。”（古兰经 13:11）
3) “我曾因他们的罪行而惩治他们中的每一伙：其中有的我曾降以暴雨，有的曾被呐喊声所毁灭，有的我曾使大地陷落，有的我曾使他们淹死。真主没有亏待他们，而是他们亏待了自己。”（古兰经 29:40）
4) “由于人们所作的罪恶，陆地和海洋上出现了腐败，以便真主让他们尝尝他们所作的一部分罪恶的后果，或许他们能回归正道。”（古兰经 30:41）
5) “凡你们所遭的灾难，都是因为你们亲手所作的罪恶，他原谅了你们的许多罪过。”（古兰经 42:30）
最后，当被问及“在你看来，在中共禁止宗教实践的统治下，维吾尔人因未能遵守伊斯兰教的五功而受到指责，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时，拉赫马图拉伊玛目回答说：“每个人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尝试遵守伊斯兰教的五功。那些做不到的人，不应该受到指责。”
所以说，虽然这位伊玛目认为种族灭绝是维吾尔族群体过去所犯下的过错和不足所导致的集体后果，但他并不认同维吾尔族个人会遭受神罚这种说法。
“牧灵神义论”一瞥：在古兰经在线课程的学员讨论中，偶尔会提到一个新兴概念，叫作“牧灵神义论”。这个概念强调，神义论必须与现实中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和压迫紧密联系起来。学者已经指出了这方面的实例。
处于“边缘”的神学在各种神学语境中都有体现，包括女性主义神学、解放神学以及黑人神学[68]。正如下文所示，维吾尔族受访者F和M所表达的观点也反映了类似的神学思想，他们主张进行抗争并为争取人权而奔走，但这一切始终是在安拉的指引下进行的。维吾尔族受访者F：
这一连串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我们根本没法和中国共存。在一个正义荡然无存的地方，注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只要我们对中国抗争到底，真主保佑，我们一定会赢。
维吾尔族 M：
我们必须继续为国内那些正遭受迫害的兄弟姐妹们发声。虽然现在的中国国家机器非常强大，但只要我们不背叛真主，真主就一定会保佑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暴君能长久，真主的惩罚是严厉的。
布格拉伊玛目试图通过描绘维吾尔族未来繁荣的愿景来给信众们注入希望，他用了诸如“优素福在法老治下飞黄腾达”以及“埋在土里的花种熬过寒冬”这样的比喻。
牧灵神义论背后的动机和原则，在当今对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教育中都有所体现，比如我们对幸存者证言的推崇，以及主流犹太社群纪念大屠杀的方式，都能看出来。遗憾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集中营幸存者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关于“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故事恐怕很快也会被纳入这一叙事框架中。
我们的目标是分享加拿大维吾尔群体内部对于这场种族灭绝的一些核心观点和讨论。我们试图通过聚焦宗教层面的回应与解读，来审视和分析这些讨论。根据我们的分析，大多数强调“安拉的考验”这一概念的参与者，往往会淡化维吾尔人所受苦难中“惩罚”的意味，因为他们将这些苦难视为安拉天命的一部分。我们将维吾尔人的回应归纳为四种截然不同的论点。尽管这些论点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重叠和关联。所有这些视角似乎都与伊斯兰教义中“淡化邪恶、强调安拉之善”的倾向相吻合，这最容易通过“邪恶的缺失论”，或者说“邪恶是实现更大善的必要伴随物”这一概念来理解[69]。正是在这种淡化邪恶的框架下，拉赫梅图拉伊玛目的观点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安拉所定之“善”的强调——安拉希望祂所有的仆人都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从而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善。虽然布格拉伊玛目并没有试图淡化邪恶，相反，他指出那些作恶、行不义之人绝不可能逃脱惩罚，只是惩罚未必会立刻降临，但终究会到来。因为安拉是“至仁至慈的”，他的观点提供了一种关于报应的可能性，即安拉的惩罚迟早会降临，这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维吾尔活动人士卡比尔来说，他和同胞们所承受的苦难是安拉给予的考验。他的行动主义工作正是由信仰所驱动的，这帮助他专注于克服重重障碍。他们的回应反映出，尽管暴行肆虐，有时甚至让人感到绝望，但伊斯兰信仰为他们提供了答案，帮助他们克服种族灭绝带来的创伤，并找到不仅能继续生活下去，还能获得勇气去对抗压迫者的方法，从而进一步凸显了重新发现并保持自身宗教认同的重要性。
附录：从一份维吾尔族日记中收集的数据反馈与陈述
数据收集方法
这些数据来自一位维吾尔族女性提供的日记，她记录了参与加拿大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人之间的对话。讨论的核心是维吾尔种族灭绝与他们穆斯林信仰之间的关联。这门线上课程的参与者被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维吾尔人的苦难究竟是安拉的惩罚，还是一种考验？”这段对话发生在2021年初的一个线上平台上。这位女士在确保她本人及所有参与者匿名的情况下，与我们分享了她的日记。
注：
维吾尔语中“考验”一词是“sinaq”或“imtihan”。后者是阿拉伯语词汇，而“sinaq”是维吾尔语词汇。维吾尔语中“惩罚”一词是“jaza”，源自阿拉伯语。“仆人”一词实际上是对“banda”一词的误译，该词源自波斯语，原意为“心腹、忠诚的仆人、附庸”[70]。
线上古兰经课程维吾尔参与者的反馈
日记作者将她同学们的反馈整理并归纳为四类：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考验的人；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惩罚的人；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既是安拉的考验也是惩罚的人；以及对这个问题感到不确定的人。关于参与者，我们唯一掌握的统计信息是：其中3人为男性，13人为女性。
（参与者反馈清单略，均已在上文分类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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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资源：
[1] 参见“联合国同意将土耳其官方名称更改为‘Türkiye’”，半岛电视台，2022年6月2日，https://www.aljazeera.com/news ... urkey。
[2] John Hick,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以及 Mark S. Scott, “Theodicy at the Margins: New Trajectories for the Problem of Evil,” *Theology Today* 68, no. 2 (2011): 113–204。
[3] 在本文中，我们将使用“东突厥斯坦”或“维吾尔家园”来指代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 Austin Ramzy, “中国网络涌现大量求助：‘向我证明我父亲还活着’”，《纽约时报》，2019年2月17日。
[5] Sheena C. Greitens, Myunghee Lee, and Emir Yazici, “Counterterrorism and Preventive Repression: China’s Changing Strategy in Xinjia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4, no. 3 (2020): 9–47。
[6] Adrien Zenz, “Sterilizations, IUDs, and Mandatory Birth Control: The CCP’s Campaign to Suppress Uyghur Birthrates in Xinjiang,” Jamestown Foundation, 2021年3月17日。
[7] “加拿大议会宣布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种族灭绝”，BBC News Online，2021年2月23日。
[8] “荷兰议会：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是种族灭绝”，路透社，2021年2月25日。
[9] “立陶宛议会认定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种族灭绝”，路透社，2021年5月20日。
[10] Patrick Wintour, “UK MPs Declare China is Committing Genocide Against Uyghurs in Xinjiang,” *The Guardian*, April 22, 2021。
[11] “法国议员正式承认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行为为‘种族灭绝’”，法国24电视台，2022年1月20日。
[12] 《维吾尔种族灭绝：对中国违反1948年种族灭绝公约的审查》（华盛顿特区：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2021年3月）。
[13] “维吾尔法庭判决”，维吾尔法庭，2021年12月9日。
[14] Sean R. Roberts, *The War on the Uyghu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15] Dilmurat Mahmut, Marie-Ève Melanson, Susan J. Palmer, and Abdulmuqtedir Udun, “Becoming ‘true’ Muslims in Canada: Experiences of Uyghur Immigrants,” *Identities* (2023), https://doi.org/10.1080/1070289X.2023.2264643。
[16] Abdulmuqtedir Udun 是一位常驻加拿大渥太华的独立维吾尔族研究员。
[17] 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赫马图拉博士是一位著名的维吾尔族伊斯兰学者，现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萨吉耶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
[18] James A.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19] Gardner Bovingdon, *The Uyghurs: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 Thomas W. Overton, “The Energy Industry in Xinjiang, China: Potential, Problems, and Solutions,” *Power*, January 1, 2016.
[21] Craig Gutherie, “China Looks West to Solve Energy Crisis,” *Petroleum Economist*, August 22, 2019.
[22] Amy K. Lehr and Efthimia Maria Bechrakis, “Connecting the Dots in Xinjiang: Forced Labor, Forced Assimilation, and Western Supply Chain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ctober 16, 2019.
[23]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24] 参见 Rahile Dawut, “Shrine Pilgrimage Among the Uighurs,” *The Silk Road* 6, no. 2 (2009); Rian Thum, *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5] David Brophy, *Uyghur Natio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n the Russia-China Fronti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6] Adeeb Khalid, *The Politics of Muslim Cultural Reform-Jadidism in Central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27] Brophy, *Uyghur Nation*.
[28] Edmund Waite, “The Emergence of Muslim Reformism in Contemporary Xinjiang,” in *Situating the Uyghurs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Routledge, 2007).
[29] Edmund Waite, “The Impact of the State on Islam amongst the Uyghurs,” *Central Asian Survey* 25, no. 3 (2006).
[30] Joanne Smith Finley, “Securitization,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Xinjiang,” *Central Asian Survey* 38, no. 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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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Darren Byler trans., “Identifying Religious Extremism,” Xinjiang Documentation Project, 2017.
[33] Smith Finley, “Securitization,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34] Rachel Harris, “Bulldozing mosques: The latest tactic in China’s war against Uighur culture,” *The Guardian*, April 7, 2019.
[35] T. Hamut Izgil, *Waiting to Be Arrested at Night: A Uyghur Poet’s Memoire of China’s Genocide* (Penguin Press, 2023).
[36] 埃里克·林恩·奥姆斯比，《伊斯兰思想中的神义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页。
[37] 约翰·弥尔顿，《失乐园》（第一卷，第26行）。
[38] Scott, “Pathways in Theodicy.”
[39] 奥姆斯比，《伊斯兰思想中的神义论》，第16页。
[40] 同上，第4页。
[41]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新城市出版社，2013年。
[42] 《大英百科全书》，“穆尔太齐赖派”，2020年。
[43] Ayman Shihadeh, “Suffering,” in *Medieval Islamic Civilization: An Encyclopedia* (Routledge, 2006).
[44] Al-Shahrastani, quoted in Roy Jackson, *What is Islamic Philosophy?* (Routledge, 2014), 33.
[45] 阿维森纳（伊本·西那），《治愈之书》（德黑兰：纳赛尔·霍斯鲁出版社，1985年），第381页。
[46] Jon Hoover, *Ibn Taymiyya’s Theodicy of Perpetual Optimism* (Brill, 2007), 177.
[47] 同上，第178页。
[48] 同上。
[49] 同上，第181页。
[50] Ayman Shihadeh, “Avicenna’s Theodicy and al-Rāzī’s Anti-Theodicy,”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Islamicate World* 7 (2019): 75.
[51] 同上，第61页。
[52] Rémi Castets, “Uyghur Islam: Caught between Foreign Influences and Domestic,” in *China and India in Central Asia*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215–233.
[53] Thum, *The Sacred Routes*, 42.
[54] Ozgur Koca, “Ibn ‘Arabi (1165–1240) and Rumi (1207–1273) on the Problem of Evil,” *Islam and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28, no. 3 (2017): 303.
[55] 同上。
[56] Hoover, *Ibn Taymiyya’s Theodicy*, 3.
[57] 安内玛丽·席梅尔，《伊斯兰教的神秘维度》（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198页。
[58] Ian Markham, *Living in the Light of Death: On the Art of Being at One with Badiuzzaman Said Nursi* (Routledge, 2016).
[59] Bilal Kuşpinar, “Death in Nursi’s Thought,” 2016.
[60] Safaruk Chowdhury, *Islamic The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21), 2.
[61] Hick,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62] Asma Afsaruddin, “jihad,”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2023.
[63] 译者注：伊斯兰教五功即念证、礼拜、天课、斋戒、朝觐。
[64] Marie Trédaniel and Pak K. Lee, “Explaining the Chinese Framing of the ‘terrorist’ violence in Xinjiang,” *Nationalities Papers* 46, no. 1 (2018): 177–195.
[65] 穆克提德通过WhatsApp向布格拉伊玛目提问，后者于2021年10月19日回复。
[66] 参见 Nissan Dovid Dubo, “Belief after the Holocaust,” Chabad.Org, 2021.
[67] 访谈记录于2021年6月30日由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进行。
[68] Scott, “Theodicy at the Margins,” 149–52.
[69] Ormsby, *Theodicy in Islamic Thought*, 27.
[70] 参见《伊朗百科全书》中关于“banda”的词条，1988年12月15日。
通过宗教神义论理解维吾尔族种族灭绝：加拿大与土耳其维吾尔人的声音
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麦吉尔大学）、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麦吉尔大学）、肖恩·雷姆兹（康考迪亚大学）、苏珊·J·帕尔默（康考迪亚大学）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加拿大和土耳其的部分维吾尔人[1]是如何通过宗教视角，即“神义论”（一种对苦难与邪恶的解释）来解读当前发生的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2]。本文基于三个不同来源的数据：第一个来源是一份记录了2021年维吾尔人参与线上《古兰经》课程讨论的日记；第二个来源是对居住在加拿大和土耳其的两位知名维吾尔伊玛目的访谈；第三个来源是对一位居住在加拿大的年轻维吾尔政治活动家的访谈。通过他们的叙述，我们识别出四种既独特又相互关联的视角，并将其归纳为四类：灵知派、神话派、启示录派和奥秘派。研究中大多数维吾尔人的声音将东突厥斯坦[3]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理解并呈现为一种“神圣的考验”。尽管他们将这场种族灭绝视为安拉的考验，但关于“神圣惩罚”的层面似乎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安拉仁慈的强调——安拉旨在通过考验教导祂的仆人，使他们在今生和后世都能获得更高的美德。我们的分析得出结论：维吾尔伊斯兰教似乎为其信徒提供了一种乐观感，对于流散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这是一种继续前行的动力。这与那些更侧重于苦难层面的其他伊斯兰神义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2017年大规模建立“再教育”营以来，国际媒体、人权组织以及各国政府纷纷将目光投向维吾尔人的苦难，将其定性为严重的人权侵犯或种族灭绝。《纽约时报》、《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等知名媒体机构都曾报道过这些令人痛心的状况。
通过航拍影像和幸存者的亲身讲述，揭示了“再教育营”及其他类似拘留设施内部的情况[4]。据信，从2018年至今，约有一百万到三百万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被任意关押在这些设施中[5]。幸存者们详细描述了营内发生的酷刑、绝育、强奸以及洗脑教育。此外，还有报告指出，该地区有数万人被迫从事强迫劳动[6]。
这场危机的性质已被美国、加拿大[7]、荷兰[8]、立陶宛[9]、英国[10]和法国[11]等许多西方政府认定为“种族灭绝”。维吾尔人权倡导组织和海外维吾尔群体长期以来一直在为此游说，并引用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作为支持[12]。此外，2021年，英国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了“维吾尔特别法庭”，该法庭开展了独立调查，并得出结论称：“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实施旨在防止生育的措施，意图从根本上摧毁新疆维吾尔族的重要部分，已构成种族灭绝。”[13]
自2014年以来，关于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受压迫的问题，各界一直存在激烈的讨论，但据我们所知，目前还没有研究探讨这种压迫所带来的宗教影响。这些影响是一个真实且紧迫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人权组织而言。伊斯兰教是维吾尔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攻击并被蓄意压制。
中国政府——我们认为，对维吾尔种族灭绝这一特定维度的关注缺失，是一个严重的缺口。为了填补学术上的这一空白，我们选择聚焦于这一特定方面，并探讨一些针对中国政府旨在抹除维吾尔身份和文化的政策与做法，所做出的哲学和宗教层面的回应。
研究数据
本文收集的数据是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委员会资助的一项名为《宗派宗教中的儿童与国家控制，1950–2020》研究的一部分，该研究由苏珊·J·帕尔默指导，并由麦吉尔大学宗教研究学院执行。我们的团队收集了关于该主题的三类资料。第一类资料由我们研究团队的成员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提供，他收到了一位居住在加拿大、正在参加在线《古兰经》课程的匿名维吾尔女性的日记副本。该课程是在2021年初新冠疫情期间为维吾尔成年人开设的。自1949年以来，维吾尔人在学习和坚持其宗教与文化传统方面一直面临着持续的挑战。自2016年起，中国共产党已正式将学习或实践伊斯兰教，甚至拥有《古兰经》定为非法，这种宗教不宽容程度是自文化大革命（1966–1976）结束以来前所未见的[14]。因此，许多逃离中国的维吾尔人非常珍惜他们新获得的自由，去探索和重新评估他们此前被压制的穆斯林身份[15]。
维吾尔人尝试重新接触伊斯兰教的方式之一，就是参加关于《古兰经》的宗教课程。如前所述，其中一门课程于2021年面向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成年人开设。该在线课程仅对注册的维吾尔学员开放，因此，提供给我们研究员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的这份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维吾尔学员们讨论的内容。虽然这位女性的日记主要由课堂笔记组成，但最让迪尔穆拉特博士感兴趣的是她记录的同学间关于“他们民族所遭受的苦难究竟应被视为一种神圣的考验，还是一种神圣的惩罚”的在线讨论。这本日记包含了十六名维吾尔成年学员的叙述，这些讨论的内容可以在附录中找到。
想要了解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看法和信念，另一个渠道就是通过受过专业训练的宗教老师。因此，我们的另一位研究员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邀请了两位伊玛目，请他们分享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看法[16]。乌敦采访了现居土耳其的著名维吾尔族伊玛目兼伊斯兰学者阿卜杜拉齐兹·拉赫穆图拉博士[17]，以及现居蒙特利尔的伊斯兰学者兼教师阿卜杜杰利勒·布格拉伊玛目。阿卜杜杰利勒·布格拉伊玛目是通过电子邮件回复了阿卜杜穆克提达尔的问题。除了这两个来源，我们还会研究维吾尔族年轻活动人士卡比尔·库尔班的在线采访内容。
我们先来看看这些日记，特别是关于参与者被问到的那个问题：维吾尔族面临的种族灭绝到底是安拉的考验还是惩罚？日记作者把同学们的回答分成了四类：一类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考验；另一类觉得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惩罚；那些将维吾尔种族灭绝视为安拉的考验与惩罚的人；以及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的人。出于匿名考虑，所有姓名均已删除，并为每位参与者分配了一个字母代号。
表1：在加拿大参加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族学员反馈。
（参与者代号：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考验 / 是安拉的惩罚 / 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感到困惑）
- 维吾尔A：是（考验）
- 维吾尔B：是（考验）
- 维吾尔C：是（惩罚）
- 维吾尔D：是（考验）
- 维吾尔F：是（考验）
- 维吾尔G：是（考验）
- 维吾尔H：感到困惑
- 维吾尔J：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K：是（考验）
- 维吾尔L：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M：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O：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Q：是（考验）
- 维吾尔R：是（考验）
- 维吾尔W：是（考验）
- 维吾尔Z：感到困惑
维吾尔人与伊斯兰教
维吾尔族是一个突厥语系民族，居住在中国西北边陲，那里也是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18世纪末，满清帝国将维吾尔人的家园并入中国版图，并一直通过间接统治的方式管理当地，直到1884年新疆建省[18]。满清王朝覆灭后，维吾尔人曾两次短暂地获得过独立[19]。
如今，维吾尔族是中国官方认定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根据2017年的人口普查，维吾尔族人口略多于1200万，但许多维吾尔人认为这个数字实际上可能在2000万到3500万之间。维吾尔人的家园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蕴藏着中国20%以上的天然气、煤炭和其他化石资源，其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也位居全国第二[20]。2019年，中国自然资源部估计塔里木盆地拥有9.7万亿立方米的超深层天然气资源，占全国潜在天然气储量的60%[21]。与此同时，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中国贡献了全球约22%的棉花供应，而2018年中国84%的棉花产自维吾尔地区[22]。因此，考虑到中国为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和5G技术等战略性能源计划所做的努力，该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在皈依伊斯兰教前后，维吾尔人在中亚建立了许多王国，并在中亚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3]。自10世纪以来，维吾尔人一直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哈乃斐学派，该学派与他们本土前伊斯兰时期的萨满教、摩尼教和佛教传统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24]。在当下的语境中，大多数维吾尔人将他们的穆斯林信仰视为其集体认同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25]。
一直到20世纪初，维吾尔族的教育主要还是靠伊斯兰学校。随着俄罗斯帝国势力进入中亚，当地知识分子开始搞起现代教育改革，他们尝试建立“扎吉德”学校，在传统的伊斯兰教育之外，还提供世俗教育[26]。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些学校在维吾尔人的家乡遍地开花。现代维吾尔伊斯兰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扎吉德主义，它把伊斯兰教育和世俗教育以一种融合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27]。
1949年之后，除了80年代和90年代那段“可控的宽容”时期，维吾尔人家乡的宗教教育一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严格的限制[28]。尽管如此，直到最近几年，维吾尔人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私下里的口头传统，将宗教知识传给下一代[29]。然而，2017年之后，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根除维吾尔人的伊斯兰教，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化”或世俗化的做法[30]。
比如，2017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出台。根据这项条例，凡是被国家认为过于虔诚或表现出任何宗教行为的人，都会被贴上“极端分子”的标签，并被送进“集中教育培训中心”，以消除他们所谓的“极端”宗教思想[31]。
哪怕只是表现出一点点宗教倾向，都可能被扣上“宗教极端主义”的帽子。举个例子，201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发布的一份政府文件里，列出了75种会被认定为“宗教极端主义”的行为，一旦沾上，就可能面临被关押的风险。这些行为里包括一些常见的伊斯兰教习俗，比如在清真寺外聚众礼拜、“无正当理由参与宗教活动”，以及女性佩戴头巾。这份清单甚至还包括一些非常模糊且无害的行为，比如留“大胡子”，或者突然戒烟戒酒[32]。
后来，被视为极端主义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学者指出，中国政府将以下行为也列为宗教极端主义的指标：出国旅游或计划出国留学（特别是去穆斯林国家），有亲属在国外（特别是穆斯林国家），佩戴任何宗教标志，定期礼拜，斋月封斋，去麦加朝觐，教孩子伊斯兰教知识，给孩子起伊斯兰教名字，参加周五礼拜，持有或传播敏感的数字内容（比如包含宗教语言的信息，像《古兰经》经文或图片、对《古兰经》的解读，或者女性佩戴宗教标志和礼拜的照片等）[33]。
与此同时，成百上千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寺和墓地被拆除，许多伊斯兰圣地也遭到中国政府的亵渎或破坏[34]。当前的这种环境在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家园已经把维吾尔人的伊斯兰信仰定为犯罪，以至于没人敢说一句最简单的伊斯兰问候语——“色兰”，更别提去尝试践行更具体的宗教习俗了[35]。尽管维吾尔人在自己的家园里持续遭受宗教压迫，但伊斯兰教依然是维吾尔人身份认同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并持续塑造和影响着他们对世界的认知。
伊斯兰教中的神义论
“神义论”这个词最初是由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在他的《神义论》（1710）一书中提出的，它由两个希腊词汇组成——“神”和“正义”。这个概念包含两层含义：首先，从最初且准确的意义上讲，它“旨在证明神的正义不会因为世间存在的种种邪恶而受到损害”[36]。其次，用弥尔顿的话说，它是“向世人证明上帝之道是正义的”尝试。这是一个专业术语，指在邪恶面前为上帝的正义进行辩护[37]。更广泛地说，神义论指的是试图解释或理清苦难的意义[38]。
伊斯兰教中的神义论最初作为对上帝“绝对全能”的肯定而出现，这与“一种理性的神圣正义观”直接挂钩[39]。学者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穆斯林思想家和他们的基督教同行一样，都强调上帝的正义与仁慈，但“在伊斯兰神学中，邪恶问题并没有像在西方传统中那样占据核心地位”[40]。对许多穆斯林学者来说，“邪恶”似乎“仅仅是善的缺失的一个代名词而已”[41]。
前现代时期的伊斯兰学者，尤其是穆尔太齐赖派的神学家们[42]，曾主张苦难或邪恶的存在并非坏事，因为这能让人们在来世获得更大的奖赏。然而，邪恶源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而非上帝，上帝只负责惩罚作恶者。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什叶派伊斯兰教所采纳[43]。在逊尼派伊斯兰教中，人类的自由意志似乎没那么绝对。学者指出：
上帝在人身上创造了执行某种行为的权力、能力、选择和意志；而人被赋予了这种派生的权力，从而自由地选择其中一种方案，并打算或意愿去执行该行为；与这种意图相对应，上帝创造并完成了这一行为[44]。
关于邪恶的本质，极具影响力的穆斯林哲学家伊本·西那认为：“邪恶是一种不存在的东西，它没有本质，只是本质的缺失或不完美。”[45]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邪恶是某种不存在的东西，它的缺失等同于存在于万物中的不完美。最终，伊本·西那愿意断言，世界上确实存在一定数量的邪恶，但与宇宙中巨大的善相比，这种数量是微不足道的[46]。其他杰出的伊斯兰学者对邪恶及其在世界上的存在提出了更详细的见解。例如，另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安萨里指出，邪恶是必要的，因为事物若无对立面就无法被认知。因此，人若不知疾病就无法知晓健康，若不知地狱就无法知晓天堂，以此类推[47]。然而，这种“事物只能通过对立面来认知”的观点并非伊斯兰传统中所有人的共识。对于汉巴里学派学者、杰出的穆斯林法学家伊本·泰米叶来说，邪恶具有一种教育意义，因为它在世界的自然秩序中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从这位法学家的角度来看，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因此本质上是善的[48]。因此，邪恶永远不能直接归咎于上帝。
根据学者的说法，在伊本·泰米叶的分类学中，邪恶可以分为三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第一，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总体上都是完全向善的；邪恶是相对的，仅从受造物的角度存在。第二，邪恶是受造秩序完美性的一种必然伴随物。第三，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善的普遍性在数量上远大于邪恶[49]。此外，并非所有伊斯兰学者都认为邪恶在数量上较少或微不足道。极具影响力和创新精神的穆斯林哲学家法赫尔丁·拉齐反驳了伊本·西那关于神义论的乐观立场，他指出：“真正的快乐很少被体验到，而且转瞬即逝。所以从数量上讲，占压倒性多数的不是善，而是邪恶。”[50] 事实上，拉齐采取了一种非常反神义论的立场，并认为伊斯兰神义论“必须严格以主体为中心，最终只是一种徒劳的练习”[51]。
不少学者都指出，苏菲主义对维吾尔伊斯兰教的演变有着深远的影响[52]。历史学家瑞安·瑟姆特别强调了苏菲思想在十六、十七世纪传播的重要性，这一时期被视为东突厥斯坦南部地区“伊斯兰化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重要阶段”[53]。苏菲派神学家在将“恶”与“神意”联系起来时，很大程度上沿用了伊本·西那的本体论视角。因此，既然万物皆由真主所造，而造物本身终归是善的，人类就必须顺从神意，并仰赖真主的仁慈与智慧。比如，神秘主义诗人鲁米就更进一步，直接把“恶”归因于真主：“真主既意欲善，也意欲恶，但他只认可善。”[54]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对“恶”的理解并不会影响真主在道德上的完美性，因为归根结底，恶的存在是“为了实现更伟大的善”[55]。乐观主义是苏菲传统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正如学者所言：“苏菲派并不总是纠结于这个世界是否是最好的，但他们通常会肯定，真主创造恶是为了将其作为修行路上的磨炼工具。”[56] 正如学者所言：“神秘主义者能够理解，真主的愤怒其实是伪装的仁慈；他施加给信徒的痛苦与惩罚，对于他们的灵性成长是必要的——就像病人必须服用苦药一样。”[57]
赛义德·努尔西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伊斯兰现代派神学家，他直接把“恶”的存在和“来世”联系在了一起，认为如果不谈来世，根本就没法真正理解“恶”到底意味着什么[58]。在努尔西看来，死亡是通往来世的唯一入口，也是“真主那包罗万象的仁慈与无处不在的善”的一部分，因为真主是最公正、最慈悲的[59]。这些观点和学者的看法不谋而合。学者本人非常谨慎，他从不给“恶的问题”提供一个所谓的“伊斯兰标准答案”，而是强调穆斯林学者和信徒们普遍达成了一个共识：古兰经与“恶”的存在在逻辑上是“兼容”的[60]。
身在加拿大与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之声
尽管中国一直在试图从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中抹除伊斯兰教的影响，但伊斯兰教始终是维吾尔人身份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哪怕它有时不得不保持沉默、转入地下。鉴于此，许多维吾尔人从伊斯兰信仰或神义论的角度去思考或讨论正在发生的“维吾尔种族灭绝”，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大家思考的深度和理解程度各不相同。这里要分析的言论就体现了这种思考，它们来自十六位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成年人，他们都自认为是穆斯林，且在2021年初参加了一个在线《古兰经》课程。当时课程参与者被问到一个问题：“维吾尔人的苦难是安拉的惩罚，还是考验？”其中一位维吾尔女性参与者将大家的回答记录在了日记里。这些笔记最初是用维吾尔语写的，后由迪尔穆拉特·马木提博士翻译。这十六位维吾尔《古兰经》学员的回答被研究团队归纳为四类：九人认为种族灭绝是一种考验，一人认为是惩罚，四人认为两者皆有，还有两人不确定。
日记中记录的这些回应，可以被看作是关于苦难与邪恶的自发性宗教思考，同时也应被理解为对“身为穆斯林意味着什么”的反思。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政权实施的压迫性政策，这些参与者在移居加拿大之前都经历过高压环境，因此他们对《古兰经》的熟悉程度相对有限。正如维吾尔参与者M所言：
在中国的统治下，我们在身份认同、宗教信仰、文化和教育等方面面临着重重限制和侵犯。我们被中共的错误思想洗脑，在[伊斯兰]教育方面也被搞得一无所知。
因此，这些回应与那位在加拿大长大的维吾尔族年轻活动家，以及两位受过正规宗教教育的伊玛目的陈述有所不同，后者的回应展现了对伊斯兰教更深层次的理解。正因如此，他们的陈述从传统的伊斯兰视角出发，对维吾尔种族灭绝进行了更细腻的反思。
通过结合这三种视角——重新接触伊斯兰传统的维吾尔参与者、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家以及受过专业训练的维吾尔族伊玛目，我们得以独特地窥见生活在加拿大的维吾尔群体是如何通过伊斯兰视角来思考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在审视并分析了他们关于“维吾尔人的苦难究竟是神的惩罚还是考验”这一问题的回应后，我们认为，这些回应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维吾尔式”神义论。日记中记录的这些陈述，可以被视为参与者们在构建神义论方面的初步尝试，尽管他们可能并不熟悉“神义论”这个术语或概念。
我们将首先聚焦于在线古兰经班的参与者和那位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家所给出的回应。这些被噤声的维吾尔人提出了经典神义论中经常遇到的根本性问题：“为什么神允许邪恶存在？”他们纠结于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神既全能又仁慈，却为何允许邪恶和苦难降临在信徒身上？基于每位参与者的回应，研究团队将答案归纳为四种论证类型：诺斯替论证、神话论证、末世论证和奥秘论证。每种论证都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进行定义和解释。
诺斯替论证：在现代学术界，“诺斯替”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术语，对于它的含义也尚未达成共识。然而，就本文及相关研究而言，我们将该术语定义为一种超验策略，即贬低人体和物质世界，降低其重要性，同时强调永恒精神领域或来世的真实性。从这种诺斯替视角来看，人类的苦难被视为暂时的，是可以在天堂得到纠正或补偿的。我们归入这一类别的维吾尔人的回应，都带有这种“暂时性”的意味，并将现世的行为和作为理解为可以在来世得到补偿。
维吾尔人 A 指出：
人来到这世上，注定要面对各种考验，咱们必须得认真对待。只要能顺利闯过这些关卡，就能拿到安拉许诺给我们的奖赏。这世界不过是暂时的，只有后世才是永恒的。
维吾尔 M 认为，这是一种洗清罪孽的过程，最终会通向天堂的奖赏：
如果安拉给祂钟爱的仆人降下考验，那是为了磨练他们的意志；而对于那些有罪的仆人，祂降下考验则是为了洗净他们的罪过。如果这些仆人能扛住安拉的考验，无论遭遇什么灾祸都能坚持到底，那他们过去的罪孽就会被一笔勾销。这些仆人最终得到的奖赏，必然是天堂。
维吾尔 G 也认同这种说法，并补充说作恶的人终将受到惩罚：
那些在世上受压迫、无力自保的好人，在安拉眼中终究会进入天堂。他们在世上所受的苦难，只会洗去他们的罪孽，并提升他们在天堂的品级。如果坏人在世上受了惩罚，那他们就是两头落空，在今世和后世都是输家。如果坏人在世上没受到惩罚，他们也逃不过安拉的震怒，作恶者在今世会遭到诅咒，在后世也绝对逃不掉安拉的惩罚。
这种逻辑和学者的“灵魂塑造神义论”有相似之处，该理论认为苦难在我们的道德和精神成长中起着关键作用，让我们能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变得更接近神圣[61]。
卡比尔·库尔班是一位旅居加拿大的维吾尔族年轻活动人士，他将维吾尔危机和他个人面临的挑战都视为奋斗的一部分，这个概念直接与安拉的考验挂钩[62]。他表示：
没错，这就是我的奋斗，这个词其实就是“奋斗”的意思。我去找我的伊玛目，总是问他：“我该怎么面对这一切？”他就像是说：“我没法给你答案，我真希望我有。”因为没人能给出答案。但他们说，这就是你的奋斗，这就是你的奋斗，你必须得挺过去。我已经接受了，这就是我的奋斗，不是媒体口中那种版本的，而是真正的、为了行善而进行的宗教奋斗。
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库尔班将他的政治行动与信仰联系在一起，这增强了他的能动性和乐观心态。他说他经常向真主祈祷，寻求帮助。他提到：“如果我没有信仰，我真的会崩溃的。”他还分享说，他母亲总是叮嘱他为被关押的表亲祈祷，这帮助他在身陷囹圄的情况下依然能坚守信仰。最终归根结底，库尔班解释说，所有的苦难和挣扎都不会白费，它们终将带来丰厚的回报。他表示：
世间的一切苦难，我们都将其视为提升自我、行善的机会；能够真正去做善事并提升自己，这本身就是一种恩典。
神话论证
我们在日记反馈中发现的第二个特征，与某种超自然层面的邪恶概念有关，我们将这种论证归类为“神话论证”。该论证认为，现存的邪恶（在此指维吾尔族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根植于创世之初的原始行为，即混沌被秩序化以创造世界。因此，邪恶被认为从一开始就存在，而关于不公的观念在亚伯拉罕诸教的圣典叙事中都有体现。然而，这种不公的观念在伊斯兰传统内部引发了一些紧张点。这些维吾尔族穆斯林学生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他们被迫偏离了对伊斯兰教五功[63]的严格遵守，但他们又该如何承担责任呢？如果维吾尔种族灭绝真的是一种神圣的正义，那么被迫陷入如此可怕的境地却得不到任何解脱，这种正义又体现在哪里呢？
维吾尔族受访者D面对这种困境时，会从《古兰经》记载的神话往昔中寻找英雄人物，以此来解读当下的遭遇。他们将古埃及法老统治下被奴役的以色列人，与如今在习近平治下被中国政府关押或压迫的维吾尔人进行类比。这种视角赋予了苦难一种尊严感和更深层的意义，暗示着苦难终将结束，而压迫者也必将受到惩罚。维吾尔族受访者M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只要我们不背叛真主，真主就会保佑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暴君能长久，真主的惩罚是严厉的。”
维吾尔族受访者G对这种“神话论证”的运用则略有不同。他认为，在古老的经文故事里，真主惩罚人类的方式仅仅是通过各种自然灾害。因此，在G看来，维吾尔种族灭绝并非神罚，而是一场“神圣的考验”。他表示：
真主从不亏待无辜的人。在《古兰经》中关于诺亚和罗得的故事里，真主惩罚了那些违抗祂、在世间作恶的人，并赐福给那些遵守诫命、行善的人。然而，我们从未在《古兰经》中看到任何关于“真主通过人之手来实施惩罚”的说法。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真主通过各种自然灾害来惩罚人类。比如，诺亚的族人遭遇了洪水，舒阿卜的族人被云中的火所惩罚，罗得的族人被天降的乱石所灭，或是遭遇了诸如虫灾、巨响等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
末世论论证
从日记反馈中总结出的第三个特征显示，维吾尔族参与者将邪恶与苦难——特别是与维吾尔种族灭绝相关的苦难——理解为一种“觉醒”。我们将这种论证归类为“末世论”，它将种族灭绝视为一种“启蒙的磨难”，一种从沉睡中觉醒，吹响战斗的号角。一些维吾尔族参与者的陈述表明，维吾尔家园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是一场善恶势力之间末日决战的一部分。维吾尔族受访者F指出：
这场考验真的把我们从沉睡中叫醒了。如果安拉没有降下这场考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认清中国这个真正的敌人呢？我们可能还会一直把他们当朋友。如果今天这些磨难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可能意识到共产中国的邪恶？这些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我们永远无法与中国共存。在一个正义荡然无存的土地上，绝不会有任何美好可言。如果我们与中国人抗争到底，只要安拉意欲，我们一定会赢。
维吾尔族受访者M认为，这场种族灭绝可能是一种宇宙级的筛选。正如他们所言：“通过降下这些考验，安拉让我们当中的恶人暴露出来，并将虔诚善良的人与伪君子分离开来。”维吾尔族受访者R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安拉通过降下一些考验，帮助我们认清了身边的人。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察觉到我们内部的叛徒和伪君子。他想要剔除我们当中的坏人，变得更纯洁。
这种论调带来了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自2016年以来，中国政府在“严打”运动中最早逮捕的许多人，都是维吾尔族的宗教领袖，以及维吾尔历史和文学领域的作家、教授或历史学家[64]。然而，维吾尔族受访者M和R的这种回应，将种族灭绝定义为一种必要的过程，用来考验和惩罚那些“叛徒和伪君子”。维吾尔族受访者O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思路，试图通过将正在接受考验的“好人”与将要受到惩罚的“坏人”区分开来，来解决这一矛盾——这种区分在受访者M和R的回答中并不明确。维吾尔族受访者O认为：
但如果我们看看现代维吾尔社会，确实存在腐败、欺诈，比如偷盗和杀人。这些不道德的行为确实变多了。每当我遇到这种事和这种人，我个人觉得这是安拉的惩罚……但当我看到我那些无辜受苦的兄弟姐妹时，我觉得这是一种考验。
维吾尔族受访者Z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我们中间有好人也有坏人，和其他群体一样。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对那些不信安拉、做宗教禁止的坏事的人的惩罚。但对于那些虔诚、善良、守规矩的人来说，这场灾难不是惩罚，而是一种考验。
同样，维吾尔族受访者G强调了安拉的公正和仁慈，同时批评了那种认为维吾尔人的苦难只能被理解为安拉惩罚的论调：
在这场巨大的种族灭绝背后，可能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深意。把强者压迫弱者看作是安拉的惩罚，这是对安拉的侮辱。怎么能把人的压迫和安拉的惩罚相提并论呢？况且，安拉根本不需要利用一群强者去惩罚弱者或罪人。就像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一样，整个民族也不可能被定义为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
奥秘论证
我们在日记里发现的最后一个特征，被我们归类为“神秘性”。这个类别强调了上帝行为中那种不可知的成分，认为信徒不该试图去理性化上帝的旨意，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参透，它永远是个谜。那些虔诚的信徒只需要相信上帝的善意，并接受上帝为人类制定的宏大蓝图是永远无法被人类所知的。
维吾尔族受访者G非常有说服力地反驳了将种族灭绝作为一种惩罚手段的观点，并坚定地否定了“整个群体应为少数人的过错负责”这种想法。他引用《古兰经》中的例子来支持这一论点：
真主绝不会仅仅因为族群中个别人的越界和错误，就去惩罚整个民族。真主从不亏待无辜者。在《古兰经》关于诺亚和罗得的故事里，真主惩罚的是那些违抗他、在世间作恶的人，并赐福给那些遵守诫命、行善的人。然而，我们从未在《古兰经》中看到任何关于“真主的惩罚是通过人类之手来执行”的说法。
此外，维吾尔族受访者G认为，种族灭绝不可能是神圣的惩罚，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等于承认这种行为是正义的，那我们岂不是站在了中国政府那边？他说：“如果我们认为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的事是惩罚，那我们也就等于认为这世上施暴者的压迫是合理的了。”和受访者G类似，维吾尔族受访者O也认为维吾尔人确实曾误入歧途、丢失了宗教身份，但他认为，种族灭绝不应被看作是上帝借中国政权之手行事，而应被视为上帝对信徒的考验，以及对那些犯错者的惩罚。
过去，我们总是坚持走祖先走过的老路。因为我们没有去分析哪条路对、哪条路错，就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真主的正道。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也是维吾尔人目前的处境。作为一个穆斯林民族，我们本该追随真主的道路，但作为容易被蒙蔽的人类，我们没能做到。在反宗教的中国共产党的压力下，我们中的一些人被迫放弃了宗教，或者被疏远了。
习得性回应——伊玛目的视角
如前所述，上面讨论的回应来自不同伊斯兰教识水平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两位受过逊尼派伊斯兰传统教育和培训的维吾尔族伊玛目，是如何看待“维吾尔种族灭绝”的。
参加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所讨论的问题，也被提给了蒙特利尔的一位维吾尔族伊玛目阿布杜吉利尔·布格拉。以下是他针对“真主在维吾尔种族灭绝中扮演的角色”这一议题的回应。他反驳了“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天谴’”这一说法，并提出了以下论点来支持他的主张：
在伊斯兰教义解释的四大基础——《古兰经》经文、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教法类比以及穆斯林公议中，没有任何一条能将如此残酷的种族灭绝与真主的考验或惩罚联系起来。恰恰相反，真主在《古兰经》开篇、每一章的开头，以及章内反复提到自己是“至仁至慈的”[65]。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这场种族灭绝没有任何形而上的根源；相反，这场悲剧的直接原因在于施暴者的恶意企图和行径，以及国际社会不同程度的推波助澜。
他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认为这场种族灭绝应该被视为一种由国家权力机构造成的悲剧性灾难：
针对维吾尔穆斯林的种族灭绝是一场悲剧性的灾难，其根源在于个人、公众、企业、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不负责任、误判错行、极度无知，以及对中共邪恶力量的严重低估。
布格拉伊玛目认为，“这场种族灭绝是对所有人——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的一次重大教训。”他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动荡的历史，以及冷战后助推其崛起的经济投资。在这一语境下，布格拉强调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并将自由意志和政治行动视为导致这场种族灭绝的核心因素。在他看来，我们需要的是更积极的行动回应。
基于本文提出的四个分类，布格拉的一些言论属于奥秘论证范畴。例如，他主张：
真主与维吾尔人民同在，真主迟早会复仇，惩罚那些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元凶。真主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在真主眼中，我们的一千年不过是一天，所以即便在我们看来复仇来得晚，它也终将到来。
在这里，布格拉伊玛目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上帝计划的不可知性，但他论证了惩罚终将到来，只是时间点对我们而言是个未知数。这一点与另外两位维吾尔人（G和O）的说法非常相似，他们都认为神义论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畴。这种观点与犹太哈西德派[66]有潜在的相似之处，后者往往选择绕过神义论中那些令人不安的问题，转而通过纪念和强化宗教实践来表达他们的承诺。他们意识到这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神学谜题，并明白无论是范式思维、契约论，还是报应与考验，这些传统的解释最终都无法涵盖这段危机及其后果的广泛性和复杂性。
关于集体惩罚的神义论
一位现居土耳其的维吾尔族知名伊玛目——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赫梅图拉博士，在2021年6月30日接受了采访，他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神义论[67]。我们想专门开辟一个章节来强调他的观点，因为他的看法非常独特，而且他在学界地位显赫。在古兰经研习班的参与者中，只有一名学生（维吾尔族C）持有类似的观点。
拉赫梅图拉伊玛目认为，这场种族灭绝是对维吾尔民族过去所犯过错的一种“集体惩罚”。当被问及“你如何从宗教角度看待维吾尔民族遭受的种族灭绝？”时，拉赫梅图拉伊玛目回答道：“我认为导致这场压迫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从祖辈开始就没能团结一致。”随后，他列举了几个历史例子来支撑自己的论点：
1）“那些在政治立场和观点上坚定不移的人，总是遭到一些叛徒和伪君子的破坏”；2）“后代放弃了对侵略者的圣战，没有惩处那些为敌效力的叛徒，从而错失了历史机遇”；3）“这也是我们自作自受的结果，正如经文所说：‘凡你们所遭遇的灾难，都是由于你们所作的罪恶；他饶恕你们的许多罪过。’”（在最后一个例子中，他引用了《古兰经》42:30）。
他进一步阐述了这种集体惩罚的观念：
安拉在《古兰经》的许多经文中都对此作了说明，包括不要忽视物质资源、要做好武力准备、保持坚定、保持警惕、服从领袖，以及不要陷入分裂。一个忽视这些胜利前提的民族，注定会遭受苦难，即便其中仍有虔诚生活的人。安拉说：“当你们遭遇灾难的时候——虽然你们曾使敌人遭遇双倍的灾难——你们怎么还说：‘这是从哪里来的呢？’你说：‘这是由于你们自己。’真主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古兰经》3:165）
拉赫马图拉伊玛目还认为，这场种族灭绝不仅是对维吾尔人的考验，也是对全人类的考验：“同样，这种压迫和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既是对东突厥斯坦人民的考验，也是对全人类的考验。”他这样回应了那个古老的问题——“为什么无辜者必须受苦？”：
当一个民族整体遭受惩罚时，好人也会被牵连其中，这是一种天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了那些对我们民族施加种族灭绝的侵略者的罪行。侵略者的罪行属于外部因素。安拉说：“我这样使不义者互为盟友，因为他们所作的罪恶。”（古兰经 6:129）
当被问及“《古兰经》中是否包含可以用来支持‘大规模苦难作为一种考验或惩罚’这一概念的段落？”时，拉赫马图拉伊玛目回答道：“民族的大规模苦难所包含的意义，远不止惩罚那么简单。所有的惩罚都是苦难，但并非所有的苦难都是惩罚。”随后，他引用了《古兰经》中与大规模苦难作为考验或惩罚相关的五段经文：
1) “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民族不改变自己的信仰，真主绝不会改变他所赐予他们的恩惠。真主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古兰经 8:53）
2) “一个民族的状况，真主是不改变的，直到他们改变自己的状况。当真主欲惩罚一个民族的时候，那惩罚是不可抗拒的，除真主外，他们没有保护者。”（古兰经 13:11）
3) “我曾因他们的罪行而惩治他们中的每一伙：其中有的我曾降以暴雨，有的曾被呐喊声所毁灭，有的我曾使大地陷落，有的我曾使他们淹死。真主没有亏待他们，而是他们亏待了自己。”（古兰经 29:40）
4) “由于人们所作的罪恶，陆地和海洋上出现了腐败，以便真主让他们尝尝他们所作的一部分罪恶的后果，或许他们能回归正道。”（古兰经 30:41）
5) “凡你们所遭的灾难，都是因为你们亲手所作的罪恶，他原谅了你们的许多罪过。”（古兰经 42:30）
最后，当被问及“在你看来，在中共禁止宗教实践的统治下，维吾尔人因未能遵守伊斯兰教的五功而受到指责，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时，拉赫马图拉伊玛目回答说：“每个人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尝试遵守伊斯兰教的五功。那些做不到的人，不应该受到指责。”
所以说，虽然这位伊玛目认为种族灭绝是维吾尔族群体过去所犯下的过错和不足所导致的集体后果，但他并不认同维吾尔族个人会遭受神罚这种说法。
“牧灵神义论”一瞥：在古兰经在线课程的学员讨论中，偶尔会提到一个新兴概念，叫作“牧灵神义论”。这个概念强调，神义论必须与现实中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和压迫紧密联系起来。学者已经指出了这方面的实例。
处于“边缘”的神学在各种神学语境中都有体现，包括女性主义神学、解放神学以及黑人神学[68]。正如下文所示，维吾尔族受访者F和M所表达的观点也反映了类似的神学思想，他们主张进行抗争并为争取人权而奔走，但这一切始终是在安拉的指引下进行的。维吾尔族受访者F：
这一连串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我们根本没法和中国共存。在一个正义荡然无存的地方，注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只要我们对中国抗争到底，真主保佑，我们一定会赢。
维吾尔族 M：
我们必须继续为国内那些正遭受迫害的兄弟姐妹们发声。虽然现在的中国国家机器非常强大，但只要我们不背叛真主，真主就一定会保佑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暴君能长久，真主的惩罚是严厉的。
布格拉伊玛目试图通过描绘维吾尔族未来繁荣的愿景来给信众们注入希望，他用了诸如“优素福在法老治下飞黄腾达”以及“埋在土里的花种熬过寒冬”这样的比喻。
牧灵神义论背后的动机和原则，在当今对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教育中都有所体现，比如我们对幸存者证言的推崇，以及主流犹太社群纪念大屠杀的方式，都能看出来。遗憾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集中营幸存者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关于“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故事恐怕很快也会被纳入这一叙事框架中。
我们的目标是分享加拿大维吾尔群体内部对于这场种族灭绝的一些核心观点和讨论。我们试图通过聚焦宗教层面的回应与解读，来审视和分析这些讨论。根据我们的分析，大多数强调“安拉的考验”这一概念的参与者，往往会淡化维吾尔人所受苦难中“惩罚”的意味，因为他们将这些苦难视为安拉天命的一部分。我们将维吾尔人的回应归纳为四种截然不同的论点。尽管这些论点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重叠和关联。所有这些视角似乎都与伊斯兰教义中“淡化邪恶、强调安拉之善”的倾向相吻合，这最容易通过“邪恶的缺失论”，或者说“邪恶是实现更大善的必要伴随物”这一概念来理解[69]。正是在这种淡化邪恶的框架下，拉赫梅图拉伊玛目的观点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安拉所定之“善”的强调——安拉希望祂所有的仆人都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从而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善。虽然布格拉伊玛目并没有试图淡化邪恶，相反，他指出那些作恶、行不义之人绝不可能逃脱惩罚，只是惩罚未必会立刻降临，但终究会到来。因为安拉是“至仁至慈的”，他的观点提供了一种关于报应的可能性，即安拉的惩罚迟早会降临，这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维吾尔活动人士卡比尔来说，他和同胞们所承受的苦难是安拉给予的考验。他的行动主义工作正是由信仰所驱动的，这帮助他专注于克服重重障碍。他们的回应反映出，尽管暴行肆虐，有时甚至让人感到绝望，但伊斯兰信仰为他们提供了答案，帮助他们克服种族灭绝带来的创伤，并找到不仅能继续生活下去，还能获得勇气去对抗压迫者的方法，从而进一步凸显了重新发现并保持自身宗教认同的重要性。
附录：从一份维吾尔族日记中收集的数据反馈与陈述
数据收集方法
这些数据来自一位维吾尔族女性提供的日记，她记录了参与加拿大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人之间的对话。讨论的核心是维吾尔种族灭绝与他们穆斯林信仰之间的关联。这门线上课程的参与者被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维吾尔人的苦难究竟是安拉的惩罚，还是一种考验？”这段对话发生在2021年初的一个线上平台上。这位女士在确保她本人及所有参与者匿名的情况下，与我们分享了她的日记。
注：
维吾尔语中“考验”一词是“sinaq”或“imtihan”。后者是阿拉伯语词汇，而“sinaq”是维吾尔语词汇。维吾尔语中“惩罚”一词是“jaza”，源自阿拉伯语。“仆人”一词实际上是对“banda”一词的误译，该词源自波斯语，原意为“心腹、忠诚的仆人、附庸”[70]。
线上古兰经课程维吾尔参与者的反馈
日记作者将她同学们的反馈整理并归纳为四类：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考验的人；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惩罚的人；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既是安拉的考验也是惩罚的人；以及对这个问题感到不确定的人。关于参与者，我们唯一掌握的统计信息是：其中3人为男性，13人为女性。
（参与者反馈清单略，均已在上文分类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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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资源：
[1] 参见“联合国同意将土耳其官方名称更改为‘Türkiye’”，半岛电视台，2022年6月2日，https://www.aljazeera.com/news ... urkey。
[2] John Hick,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以及 Mark S. Scott, “Theodicy at the Margins: New Trajectories for the Problem of Evil,” *Theology Today* 68, no. 2 (2011): 113–204。
[3] 在本文中，我们将使用“东突厥斯坦”或“维吾尔家园”来指代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 Austin Ramzy, “中国网络涌现大量求助：‘向我证明我父亲还活着’”，《纽约时报》，2019年2月17日。
[5] Sheena C. Greitens, Myunghee Lee, and Emir Yazici, “Counterterrorism and Preventive Repression: China’s Changing Strategy in Xinjia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4, no. 3 (2020): 9–47。
[6] Adrien Zenz, “Sterilizations, IUDs, and Mandatory Birth Control: The CCP’s Campaign to Suppress Uyghur Birthrates in Xinjiang,” Jamestown Foundation, 2021年3月17日。
[7] “加拿大议会宣布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种族灭绝”，BBC News Online，2021年2月23日。
[8] “荷兰议会：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是种族灭绝”，路透社，2021年2月25日。
[9] “立陶宛议会认定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种族灭绝”，路透社，2021年5月20日。
[10] Patrick Wintour, “UK MPs Declare China is Committing Genocide Against Uyghurs in Xinjiang,” *The Guardian*, April 22, 2021。
[11] “法国议员正式承认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行为为‘种族灭绝’”，法国24电视台，2022年1月20日。
[12] 《维吾尔种族灭绝：对中国违反1948年种族灭绝公约的审查》（华盛顿特区：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2021年3月）。
[13] “维吾尔法庭判决”，维吾尔法庭，2021年12月9日。
[14] Sean R. Roberts, *The War on the Uyghu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15] Dilmurat Mahmut, Marie-Ève Melanson, Susan J. Palmer, and Abdulmuqtedir Udun, “Becoming ‘true’ Muslims in Canada: Experiences of Uyghur Immigrants,” *Identities* (2023), https://doi.org/10.1080/1070289X.2023.2264643。
[16] Abdulmuqtedir Udun 是一位常驻加拿大渥太华的独立维吾尔族研究员。
[17] 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赫马图拉博士是一位著名的维吾尔族伊斯兰学者，现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萨吉耶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
[18] James A.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19] Gardner Bovingdon, *The Uyghurs: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 Thomas W. Overton, “The Energy Industry in Xinjiang, China: Potential, Problems, and Solutions,” *Power*, January 1, 2016.
[21] Craig Gutherie, “China Looks West to Solve Energy Crisis,” *Petroleum Economist*, August 22, 2019.
[22] Amy K. Lehr and Efthimia Maria Bechrakis, “Connecting the Dots in Xinjiang: Forced Labor, Forced Assimilation, and Western Supply Chain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ctober 16, 2019.
[23]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24] 参见 Rahile Dawut, “Shrine Pilgrimage Among the Uighurs,” *The Silk Road* 6, no. 2 (2009); Rian Thum, *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5] David Brophy, *Uyghur Natio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n the Russia-China Fronti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6] Adeeb Khalid, *The Politics of Muslim Cultural Reform-Jadidism in Central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27] Brophy, *Uyghur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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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Edmund Waite, “The Impact of the State on Islam amongst the Uyghurs,” *Central Asian Survey* 25, no. 3 (2006).
[30] Joanne Smith Finley, “Securitization,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Xinjiang,” *Central Asian Survey* 38, no. 1 (2019).
[31] Darren Byler, *Terror Capitalism: Uyghur Dispossession and Masculinity in a Chinese C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1).
[32] Darren Byler trans., “Identifying Religious Extremism,” Xinjiang Documentation Project, 2017.
[33] Smith Finley, “Securitization,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34] Rachel Harris, “Bulldozing mosques: The latest tactic in China’s war against Uighur culture,” *The Guardian*, April 7, 2019.
[35] T. Hamut Izgil, *Waiting to Be Arrested at Night: A Uyghur Poet’s Memoire of China’s Genocide* (Penguin Press, 2023).
[36] 埃里克·林恩·奥姆斯比，《伊斯兰思想中的神义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页。
[37] 约翰·弥尔顿，《失乐园》（第一卷，第26行）。
[38] Scott, “Pathways in Theodicy.”
[39] 奥姆斯比，《伊斯兰思想中的神义论》，第16页。
[40] 同上，第4页。
[41]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新城市出版社，2013年。
[42] 《大英百科全书》，“穆尔太齐赖派”，2020年。
[43] Ayman Shihadeh, “Suffering,” in *Medieval Islamic Civilization: An Encyclopedia* (Routledge, 2006).
[44] Al-Shahrastani, quoted in Roy Jackson, *What is Islamic Philosophy?* (Routledge, 2014), 33.
[45] 阿维森纳（伊本·西那），《治愈之书》（德黑兰：纳赛尔·霍斯鲁出版社，1985年），第381页。
[46] Jon Hoover, *Ibn Taymiyya’s Theodicy of Perpetual Optimism* (Brill, 2007), 177.
[47] 同上，第178页。
[48] 同上。
[49] 同上，第181页。
[50] Ayman Shihadeh, “Avicenna’s Theodicy and al-Rāzī’s Anti-Theodicy,”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Islamicate World* 7 (2019): 75.
[51] 同上，第61页。
[52] Rémi Castets, “Uyghur Islam: Caught between Foreign Influences and Domestic,” in *China and India in Central Asia*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215–233.
[53] Thum, *The Sacred Routes*, 42.
[54] Ozgur Koca, “Ibn ‘Arabi (1165–1240) and Rumi (1207–1273) on the Problem of Evil,” *Islam and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28, no. 3 (2017): 303.
[55] 同上。
[56] Hoover, *Ibn Taymiyya’s Theodicy*, 3.
[57] 安内玛丽·席梅尔，《伊斯兰教的神秘维度》（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198页。
[58] Ian Markham, *Living in the Light of Death: On the Art of Being at One with Badiuzzaman Said Nursi* (Routledge, 2016).
[59] Bilal Kuşpinar, “Death in Nursi’s Thought,” 2016.
[60] Safaruk Chowdhury, *Islamic The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21), 2.
[61] Hick,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62] Asma Afsaruddin, “jihad,”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2023.
[63] 译者注：伊斯兰教五功即念证、礼拜、天课、斋戒、朝觐。
[64] Marie Trédaniel and Pak K. Lee, “Explaining the Chinese Framing of the ‘terrorist’ violence in Xinjiang,” *Nationalities Papers* 46, no. 1 (2018): 177–195.
[65] 穆克提德通过WhatsApp向布格拉伊玛目提问，后者于2021年10月19日回复。
[66] 参见 Nissan Dovid Dubo, “Belief after the Holocaust,” Chabad.Org, 2021.
[67] 访谈记录于2021年6月30日由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进行。
[68] Scott, “Theodicy at the Margins,” 149–52.
[69] Ormsby, *Theodicy in Islamic Thought*, 27.
[70] 参见《伊朗百科全书》中关于“banda”的词条，1988年1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