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
新疆，是中国共产党实行少数民族文化灭绝政策的试验田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5 次浏览 • 1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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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控制的网络。
中国共产党在维吾尔地区的镇压，通常被人们作为一场区域性的人权危机来进行讨论。然而，它的内涵远不止于此。该地区实际上已经充当了一座实验室，用于测试一种将发展、福利、文化政策、家庭纽带、商业、媒体和警务融为一体的政治控制治理模式。
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绝非仅仅是经济援助；“民族团结”绝非仅仅是对相互尊重的呼吁；“结对认亲”也绝非仅仅是一项社会福利项目。这些都是用于侵入私人生活、收集个人信息、重塑政治认同以及确保对党国体制忠诚的统治工具。
同样的治理逻辑也延伸到了中国国境之外。它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商业网络、友好城市伙伴关系、文化机构、媒体、华文教育、外国汉学家以及海外警务联络机制而在全球范围内运作。
在维吾尔地区内部，这一体系是通过直接的强制力来强制推行的。而在海外，它则是通过组织渗透、渠道准入、经济纽带、政治动员和叙事控制来推进的。两者的推行手段虽有不同，但其政治目的却毫无二致：那就是通过将人际关系转化为国家基础设施，以此无限延伸北京的权力触角。
2024年7月《人民政协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公开阐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从来都不仅是一项纯粹的经济工作。”
这一体系通过干部派驻、国有企业、学校、投资、工业项目、文化交流以及常设行政机构，将中国内地的十九个省市与维吾尔地区紧密绑定在一起。其官方宣称的战略目标是实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一篇文章还引述了习近平关于“文化润疆”的战略论述。官方将其明确解释为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认同以及“人心向背”的战略举措。
这正是该政策的核心本质所在：将经济援助用作换取政治顺从的筹码；教育、文化、就业、基层治理与投资，全部沦为北京试图重塑其统治下民众民族认同的工具。
新华社在2025年关于该地区成立七十周年的报道中，同样大肆赞颂了该地区融入国家整体发展、资源开发、“一带一路”走廊以及欧亚物流大通道的进程。报道高度赞扬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文化融合，以及维吾尔地区与十九个对口援疆省市之间日益深化的紧密联系。
官方的宣传叙事将政治统治精心包装成了一部施恩布惠的温情故事。它将维吾尔家园彻底纳入中国的安全、经济与地缘政治战略版图的行径，美化成了所谓民族和谐的生动证据。
图片说明：习近平在新疆：民族和谐的虚构神话。
这种治理模式在国内最赤裸的表现，就是国家直接将汉族官员强行安插进维吾尔人的家庭之中。
2014年，一份中共官方出版物宣布，到2016年，将有20万名干部通过“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简称“访惠聚”）驻村工作，每人在基层驻扎一年。该运动的明确任务包括改善民生、加强民族团结、管理宗教事务、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宣传教育以及强化基层控制。
同一出版物还详细描述了如何为每家每户建立家庭档案、监控人员流动，并构建一套能够使官员全天候掌握每名居民行踪的严密系统。
随后，这项运动通过“结对认亲”活动进一步升级扩大。主要由汉族构成的官员直接住进维吾尔人家中，与当地家庭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调查报告中详实记录了这一过程：驻家官员被严格要求在维吾尔家庭内部识别并向上汇报所谓的“问题思想”，包括宗教虔诚程度的迹象、未经批准的宗教读物、祈祷行为、着装风格，以及对国家政策哪怕最轻微的不满情绪。
因此，“结对认亲”的实质就是彻底摧毁私人生活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所有界限。中共将人际亲密关系、家庭生活和好客传统，异化成了用于实施国家监控和政治规训的强制性渠道。
北京在海外同样推行着一套平行的统治逻辑：海外华人社区绝不被视为在政治上独立于中国的群体，而是被定义为国家力量在全球的有机延伸。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2024年1月发布的《关于新时代侨务工作的报告》中，明确将侨务工作定性为“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
这种政策定性对于理解北京的全球策略至关重要。海外侨务工作被全面整合进中共的统一战线体系之中。统战部的核心职责，就是通过动员党外群体、非国家组织以及国际网络，来服务于党国的核心政治战略目标。
国务院的上述报告明确要求在海外积极培植“友我力量”；利用地缘、血缘和亲情纽带深化与海外华人的联系；引导海外侨胞在讲好中国故事、维护国家统一、促进中外经贸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026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全球六千多万海外华侨华人称作“宝贵的战略资源”，盛赞他们“心系桑梓”、融通中外，强调要将海外侨胞的力量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新华社在2026年7月发表的另一篇深度报道中，进一步阐明了这种制度逻辑：它将海外侨务工作直接置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核心大局之中，要求海外侨社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
党国体制的立场是极其明确的：海外华人社群构成了中国国家力量在海外的延伸网络，是协助实现地缘政治目标、收集外部信息、引导国际舆论以及压制海外异见声音的重要依托。
海外华人网络被动员起来，绝非仅仅用于一般的商业往来或常规文化交流。它们还被用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背书北京关于维吾尔地区的官方宣传叙事。
《中国日报》（China Daily）在2015年的一篇专题报道中，广泛收集了海外华人商界代表、侨团领袖以及华文媒体负责人的公开发言，他们高度赞扬了中共在维吾尔地区的反恐政策与发展成就，将其描绘为打击极端主义和维护社会繁荣的必要举措。
这种动员在政治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含义：生活在境内的维吾尔人被完全剥夺了公开质疑官方叙事的自由；而生活在海外的侨民网络则被组织起来，在国际舞台上重复并放大党国的宣传话语，从而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出一种广泛支持官方政策的虚假民意表象。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2025年的工作综述中，将涉疆工作、民族政策、宗教事务、侨务工作以及海外统战工作，全部统摄在党领导下的“凝心聚力”大统战格局之中。综述将海外侨务工作描述为捍卫中国“核心利益”、推进民族复兴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维吾尔地区的国内高压治理，与对中国全球国家形象的海外公关运作，绝非彼此割裂的两项政策。它们是同属于党国整体战略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图片说明：作为两座城市合作的一部分，巴塞罗那启动“2026上海之夏”。（图源：X）
“友好城市”外交构成了这一渗透基础设施的另一重要层级。
北京将城市与城市之间、省份与省份之间的结对关系描绘为纯粹的民间友好交往。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这些渠道被系统性地构建成连接外国地方官员、商业协会、文化机构、大学院校、旅游机构以及海外华人社团的制度化网络，用以服务于中国更为广泛的国家战略议程。
中国-西班牙商会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上海与巴塞罗那之间的友好城市关系，为政府间对话、商业市场准入以及西班牙企业在上海的业务扩张提供了重要平台。该商会将自身定位为连接公共权力机构与企业实体的战略桥梁。
表面上使用的是友谊的温情修辞，实质上发挥的则是政治与经济渗透的准入功能。
深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在20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表述得更为直白：它将国际友城关系直接定性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渠道”。文章详细描述了一种“市-区-节点”联动的立体网络模式，通过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的紧密协同，将地方外事部门与企业、港口、机场、学校、医院、文化机构以及科研机构紧密串联在一起。
该官方报道进一步将友城工作描述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搭建经贸投资平台、设立海外创新中心、开展对外文化传播、提供对外援助以及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抓手，并将深圳与巴塞罗那之间的经贸投资往来作为典型案例予以重点推介。
这绝非仅仅是象征性的礼仪外交，而是一种在外国社会和公共机构内部建立长期、稳固渗透渠道的制度化手段。
2017年在海牙举行的中荷友城大会，被明确置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框架下举办。中方代表指出，此次大会释放出两国地方政府将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信号。中国与荷兰的地方政府机构、商界领袖、海外侨团以及文化机构，被全部整合进同一个统战与合作网络之中。
这正是北京在国内推行的“对口援建”逻辑在海外的精确翻版。在维吾尔地区，党利用对口援助机制将一个被统治的边缘区域，与来自中国内地其他省份的行政机构、国企巨头、学校院校和干部队伍牢牢绑定在一起；而在欧洲，它则利用友城外交将外国地方机构与商业网络，紧紧绑定在中国的经济与地缘战略战车之上。
同样的运作逻辑，也清晰体现在中国对其对外援助项目的官方定调之中。
“人民网”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理论文章中明确辩称，对外援助绝非“打肿脸充胖子”的单向施舍。文章公开指出，对外援助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巨大机遇，充当了对外劳务承包工程的先导开拓渠道，并有力带动了中国优势产品、装备与中国技术标准的全面出海。
这一点至关重要：官方频繁使用援助的修辞，是为了将国家权力的扩张与渗透伪装成具有人道主义、纯技术性或互利共赢的善举。而官方自身的历史档案却毫不避讳地承认了对外援助、商业准入、输出中国标准与拓展地缘战略影响力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种底层逻辑与北京在维吾尔地区的统治手段如出一辙：物质层面的利益援助从来都不是政治中立的。它系统性地构建出一种依附与从属关系，强行打开受援方的制度大门与市场准入，并将接收方置于中国国家主导的庞大控制网络之中。
海外“110”报警服务台网络的设立，则集中展现了如何通过“便民服务”的旗号将国家强制权力直接延伸至海外。
2022年1月，福州市公安局正式开通了面向海外福州籍侨胞的“海外110”报警服务台。官方公告将该项目描述为“平安福州”向海外延伸的创新举措，建立了一条由福州公安机关直接受理海外涉侨警情、并可根据需要在国内层层上报至公安部的跨境执法渠道。
这一官方平台仅仅是更为庞大的跨境警务网络的一个局部缩影。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在详尽的调查报告中证实，中国在全球至少五十三国家设立了多达102个海外警察服务站。调查发现充分证据表明，其中部分站点直接参与了绕过所在国正规司法与引渡程序的海外“劝返”秘密行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在深入调查中指出，这些海外警察服务站通常直接挂靠或嵌入在当地的海外华人同乡会及侨团商会之中。其内在逻辑与在维吾尔地区打磨成熟的维稳机制完全一致：提供便民服务是为了获得社会准入；社会准入是为了高效收集情报；而情报的大量掌握最终则是为了实施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
图片说明：中国宣传画中的汉维友谊形象。
北京同时还在积极致力于将外国学者培植为服务于其国际大外宣体系的战略工具。
《中国日报》在2024年12月发表的两篇专题文章中，明确呼吁将外国汉学家视作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资产。其中一篇文章将外国汉学家形象地比喻为播撒在海外“土壤”中的中华文化“种子”，强调要通过精心培育来降低当地环境对中国话语的“排异反应”，呼吁汉学家协助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积极在海外为中国发声。
另一篇文章则针对外国汉学家提出了更加精细的“一人一史”建档跟踪战略。该战略要求系统收集并深入分析外国学者的个人动机、学术履历、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对华认知态度、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反应，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程度。
其明确目标在于建立庞大的学者数据库，精准识别行为模式，研判潜在政治风险，定向投放学术资源，从而精准指导中国的国际传播与统战策略。文章甚至公开要求外国青年汉学家学会运用“中国思维”来理解中国与当代世界。
这根本不是平等的学术交流，而是为了服务于北京对外大外宣叙事而对外国学术权威进行的政治招安与制度化培育。
生活在铁腕统治下的维吾尔人，在长期的切肤之痛中最清楚北京这套政治话语在现实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经济发展”可能意味着剥夺传统生计与强迫同化；“对口援助”可能意味着行政力量与监控体系的全面渗透；“民族团结”可能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对私人家庭生活的蛮横践踏；“便民服务”可能蜕变为全天候的特务监控；“文化润疆”可能意味着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宗教、历史记忆与独特认同的彻底抹杀。在精心编织的繁荣故事背后，掩盖的始终是一整套冷酷运转的高压镇压机器。
正是同一个党国体制，如今正在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友城合作纽带、经贸投资、文化交流、华文媒体、教育渗透、学术招安、对外援助以及跨境警务联络等多元渠道，将其政治影响力不可阻挡地向全球延伸。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毫不掩饰地将这些跨国网络定义为汇聚各方人群、调度战略资源、掌控国际叙事以及聚拢政治效忠的有力武器，全力服务于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全球扩张。
维吾尔地区的遭遇，以最公开、最赤裸、最强制的形式向世人揭示了这一整套治理逻辑的本质运作机制；而在中国国境之外，同样的治理逻辑正在通过地方渠道准入、高度组织化的网络渗透、经济依附绑定、文化合法性伪装以及政治动员手段隐蔽而高效地运转着。
尽管在不同语境下所使用的宣传话语不断变换，但其背后的极权控制体系与政治野心却始终如一。 查看全部
图片说明：控制的网络。
中国共产党在维吾尔地区的镇压，通常被人们作为一场区域性的人权危机来进行讨论。然而，它的内涵远不止于此。该地区实际上已经充当了一座实验室，用于测试一种将发展、福利、文化政策、家庭纽带、商业、媒体和警务融为一体的政治控制治理模式。
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绝非仅仅是经济援助；“民族团结”绝非仅仅是对相互尊重的呼吁；“结对认亲”也绝非仅仅是一项社会福利项目。这些都是用于侵入私人生活、收集个人信息、重塑政治认同以及确保对党国体制忠诚的统治工具。
同样的治理逻辑也延伸到了中国国境之外。它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商业网络、友好城市伙伴关系、文化机构、媒体、华文教育、外国汉学家以及海外警务联络机制而在全球范围内运作。
在维吾尔地区内部，这一体系是通过直接的强制力来强制推行的。而在海外，它则是通过组织渗透、渠道准入、经济纽带、政治动员和叙事控制来推进的。两者的推行手段虽有不同，但其政治目的却毫无二致：那就是通过将人际关系转化为国家基础设施，以此无限延伸北京的权力触角。
2024年7月《人民政协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公开阐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从来都不仅是一项纯粹的经济工作。”
这一体系通过干部派驻、国有企业、学校、投资、工业项目、文化交流以及常设行政机构，将中国内地的十九个省市与维吾尔地区紧密绑定在一起。其官方宣称的战略目标是实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一篇文章还引述了习近平关于“文化润疆”的战略论述。官方将其明确解释为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认同以及“人心向背”的战略举措。
这正是该政策的核心本质所在：将经济援助用作换取政治顺从的筹码；教育、文化、就业、基层治理与投资，全部沦为北京试图重塑其统治下民众民族认同的工具。
新华社在2025年关于该地区成立七十周年的报道中，同样大肆赞颂了该地区融入国家整体发展、资源开发、“一带一路”走廊以及欧亚物流大通道的进程。报道高度赞扬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文化融合，以及维吾尔地区与十九个对口援疆省市之间日益深化的紧密联系。
官方的宣传叙事将政治统治精心包装成了一部施恩布惠的温情故事。它将维吾尔家园彻底纳入中国的安全、经济与地缘政治战略版图的行径，美化成了所谓民族和谐的生动证据。
图片说明：习近平在新疆：民族和谐的虚构神话。
这种治理模式在国内最赤裸的表现，就是国家直接将汉族官员强行安插进维吾尔人的家庭之中。
2014年，一份中共官方出版物宣布，到2016年，将有20万名干部通过“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简称“访惠聚”）驻村工作，每人在基层驻扎一年。该运动的明确任务包括改善民生、加强民族团结、管理宗教事务、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宣传教育以及强化基层控制。
同一出版物还详细描述了如何为每家每户建立家庭档案、监控人员流动，并构建一套能够使官员全天候掌握每名居民行踪的严密系统。
随后，这项运动通过“结对认亲”活动进一步升级扩大。主要由汉族构成的官员直接住进维吾尔人家中，与当地家庭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调查报告中详实记录了这一过程：驻家官员被严格要求在维吾尔家庭内部识别并向上汇报所谓的“问题思想”，包括宗教虔诚程度的迹象、未经批准的宗教读物、祈祷行为、着装风格，以及对国家政策哪怕最轻微的不满情绪。
因此，“结对认亲”的实质就是彻底摧毁私人生活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所有界限。中共将人际亲密关系、家庭生活和好客传统，异化成了用于实施国家监控和政治规训的强制性渠道。
北京在海外同样推行着一套平行的统治逻辑：海外华人社区绝不被视为在政治上独立于中国的群体，而是被定义为国家力量在全球的有机延伸。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2024年1月发布的《关于新时代侨务工作的报告》中，明确将侨务工作定性为“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
这种政策定性对于理解北京的全球策略至关重要。海外侨务工作被全面整合进中共的统一战线体系之中。统战部的核心职责，就是通过动员党外群体、非国家组织以及国际网络，来服务于党国的核心政治战略目标。
国务院的上述报告明确要求在海外积极培植“友我力量”；利用地缘、血缘和亲情纽带深化与海外华人的联系；引导海外侨胞在讲好中国故事、维护国家统一、促进中外经贸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026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全球六千多万海外华侨华人称作“宝贵的战略资源”，盛赞他们“心系桑梓”、融通中外，强调要将海外侨胞的力量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新华社在2026年7月发表的另一篇深度报道中，进一步阐明了这种制度逻辑：它将海外侨务工作直接置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核心大局之中，要求海外侨社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
党国体制的立场是极其明确的：海外华人社群构成了中国国家力量在海外的延伸网络，是协助实现地缘政治目标、收集外部信息、引导国际舆论以及压制海外异见声音的重要依托。
海外华人网络被动员起来，绝非仅仅用于一般的商业往来或常规文化交流。它们还被用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背书北京关于维吾尔地区的官方宣传叙事。
《中国日报》（China Daily）在2015年的一篇专题报道中，广泛收集了海外华人商界代表、侨团领袖以及华文媒体负责人的公开发言，他们高度赞扬了中共在维吾尔地区的反恐政策与发展成就，将其描绘为打击极端主义和维护社会繁荣的必要举措。
这种动员在政治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含义：生活在境内的维吾尔人被完全剥夺了公开质疑官方叙事的自由；而生活在海外的侨民网络则被组织起来，在国际舞台上重复并放大党国的宣传话语，从而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出一种广泛支持官方政策的虚假民意表象。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2025年的工作综述中，将涉疆工作、民族政策、宗教事务、侨务工作以及海外统战工作，全部统摄在党领导下的“凝心聚力”大统战格局之中。综述将海外侨务工作描述为捍卫中国“核心利益”、推进民族复兴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维吾尔地区的国内高压治理，与对中国全球国家形象的海外公关运作，绝非彼此割裂的两项政策。它们是同属于党国整体战略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图片说明：作为两座城市合作的一部分，巴塞罗那启动“2026上海之夏”。（图源：X）
“友好城市”外交构成了这一渗透基础设施的另一重要层级。
北京将城市与城市之间、省份与省份之间的结对关系描绘为纯粹的民间友好交往。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这些渠道被系统性地构建成连接外国地方官员、商业协会、文化机构、大学院校、旅游机构以及海外华人社团的制度化网络，用以服务于中国更为广泛的国家战略议程。
中国-西班牙商会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上海与巴塞罗那之间的友好城市关系，为政府间对话、商业市场准入以及西班牙企业在上海的业务扩张提供了重要平台。该商会将自身定位为连接公共权力机构与企业实体的战略桥梁。
表面上使用的是友谊的温情修辞，实质上发挥的则是政治与经济渗透的准入功能。
深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在20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表述得更为直白：它将国际友城关系直接定性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渠道”。文章详细描述了一种“市-区-节点”联动的立体网络模式，通过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的紧密协同，将地方外事部门与企业、港口、机场、学校、医院、文化机构以及科研机构紧密串联在一起。
该官方报道进一步将友城工作描述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搭建经贸投资平台、设立海外创新中心、开展对外文化传播、提供对外援助以及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抓手，并将深圳与巴塞罗那之间的经贸投资往来作为典型案例予以重点推介。
这绝非仅仅是象征性的礼仪外交，而是一种在外国社会和公共机构内部建立长期、稳固渗透渠道的制度化手段。
2017年在海牙举行的中荷友城大会，被明确置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框架下举办。中方代表指出，此次大会释放出两国地方政府将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信号。中国与荷兰的地方政府机构、商界领袖、海外侨团以及文化机构，被全部整合进同一个统战与合作网络之中。
这正是北京在国内推行的“对口援建”逻辑在海外的精确翻版。在维吾尔地区，党利用对口援助机制将一个被统治的边缘区域，与来自中国内地其他省份的行政机构、国企巨头、学校院校和干部队伍牢牢绑定在一起；而在欧洲，它则利用友城外交将外国地方机构与商业网络，紧紧绑定在中国的经济与地缘战略战车之上。
同样的运作逻辑，也清晰体现在中国对其对外援助项目的官方定调之中。
“人民网”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理论文章中明确辩称，对外援助绝非“打肿脸充胖子”的单向施舍。文章公开指出，对外援助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巨大机遇，充当了对外劳务承包工程的先导开拓渠道，并有力带动了中国优势产品、装备与中国技术标准的全面出海。
这一点至关重要：官方频繁使用援助的修辞，是为了将国家权力的扩张与渗透伪装成具有人道主义、纯技术性或互利共赢的善举。而官方自身的历史档案却毫不避讳地承认了对外援助、商业准入、输出中国标准与拓展地缘战略影响力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种底层逻辑与北京在维吾尔地区的统治手段如出一辙：物质层面的利益援助从来都不是政治中立的。它系统性地构建出一种依附与从属关系，强行打开受援方的制度大门与市场准入，并将接收方置于中国国家主导的庞大控制网络之中。
海外“110”报警服务台网络的设立，则集中展现了如何通过“便民服务”的旗号将国家强制权力直接延伸至海外。
2022年1月，福州市公安局正式开通了面向海外福州籍侨胞的“海外110”报警服务台。官方公告将该项目描述为“平安福州”向海外延伸的创新举措，建立了一条由福州公安机关直接受理海外涉侨警情、并可根据需要在国内层层上报至公安部的跨境执法渠道。
这一官方平台仅仅是更为庞大的跨境警务网络的一个局部缩影。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在详尽的调查报告中证实，中国在全球至少五十三国家设立了多达102个海外警察服务站。调查发现充分证据表明，其中部分站点直接参与了绕过所在国正规司法与引渡程序的海外“劝返”秘密行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在深入调查中指出，这些海外警察服务站通常直接挂靠或嵌入在当地的海外华人同乡会及侨团商会之中。其内在逻辑与在维吾尔地区打磨成熟的维稳机制完全一致：提供便民服务是为了获得社会准入；社会准入是为了高效收集情报；而情报的大量掌握最终则是为了实施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
图片说明：中国宣传画中的汉维友谊形象。
北京同时还在积极致力于将外国学者培植为服务于其国际大外宣体系的战略工具。
《中国日报》在2024年12月发表的两篇专题文章中，明确呼吁将外国汉学家视作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资产。其中一篇文章将外国汉学家形象地比喻为播撒在海外“土壤”中的中华文化“种子”，强调要通过精心培育来降低当地环境对中国话语的“排异反应”，呼吁汉学家协助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积极在海外为中国发声。
另一篇文章则针对外国汉学家提出了更加精细的“一人一史”建档跟踪战略。该战略要求系统收集并深入分析外国学者的个人动机、学术履历、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对华认知态度、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反应，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程度。
其明确目标在于建立庞大的学者数据库，精准识别行为模式，研判潜在政治风险，定向投放学术资源，从而精准指导中国的国际传播与统战策略。文章甚至公开要求外国青年汉学家学会运用“中国思维”来理解中国与当代世界。
这根本不是平等的学术交流，而是为了服务于北京对外大外宣叙事而对外国学术权威进行的政治招安与制度化培育。
生活在铁腕统治下的维吾尔人，在长期的切肤之痛中最清楚北京这套政治话语在现实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经济发展”可能意味着剥夺传统生计与强迫同化；“对口援助”可能意味着行政力量与监控体系的全面渗透；“民族团结”可能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对私人家庭生活的蛮横践踏；“便民服务”可能蜕变为全天候的特务监控；“文化润疆”可能意味着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宗教、历史记忆与独特认同的彻底抹杀。在精心编织的繁荣故事背后，掩盖的始终是一整套冷酷运转的高压镇压机器。
正是同一个党国体制，如今正在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友城合作纽带、经贸投资、文化交流、华文媒体、教育渗透、学术招安、对外援助以及跨境警务联络等多元渠道，将其政治影响力不可阻挡地向全球延伸。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毫不掩饰地将这些跨国网络定义为汇聚各方人群、调度战略资源、掌控国际叙事以及聚拢政治效忠的有力武器，全力服务于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全球扩张。
维吾尔地区的遭遇，以最公开、最赤裸、最强制的形式向世人揭示了这一整套治理逻辑的本质运作机制；而在中国国境之外，同样的治理逻辑正在通过地方渠道准入、高度组织化的网络渗透、经济依附绑定、文化合法性伪装以及政治动员手段隐蔽而高效地运转着。
尽管在不同语境下所使用的宣传话语不断变换，但其背后的极权控制体系与政治野心却始终如一。 查看全部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图片说明：控制的网络。
中国共产党在维吾尔地区的镇压，通常被人们作为一场区域性的人权危机来进行讨论。然而，它的内涵远不止于此。该地区实际上已经充当了一座实验室，用于测试一种将发展、福利、文化政策、家庭纽带、商业、媒体和警务融为一体的政治控制治理模式。
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绝非仅仅是经济援助；“民族团结”绝非仅仅是对相互尊重的呼吁；“结对认亲”也绝非仅仅是一项社会福利项目。这些都是用于侵入私人生活、收集个人信息、重塑政治认同以及确保对党国体制忠诚的统治工具。
同样的治理逻辑也延伸到了中国国境之外。它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商业网络、友好城市伙伴关系、文化机构、媒体、华文教育、外国汉学家以及海外警务联络机制而在全球范围内运作。
在维吾尔地区内部，这一体系是通过直接的强制力来强制推行的。而在海外，它则是通过组织渗透、渠道准入、经济纽带、政治动员和叙事控制来推进的。两者的推行手段虽有不同，但其政治目的却毫无二致：那就是通过将人际关系转化为国家基础设施，以此无限延伸北京的权力触角。
2024年7月《人民政协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公开阐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从来都不仅是一项纯粹的经济工作。”
这一体系通过干部派驻、国有企业、学校、投资、工业项目、文化交流以及常设行政机构，将中国内地的十九个省市与维吾尔地区紧密绑定在一起。其官方宣称的战略目标是实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一篇文章还引述了习近平关于“文化润疆”的战略论述。官方将其明确解释为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认同以及“人心向背”的战略举措。
这正是该政策的核心本质所在：将经济援助用作换取政治顺从的筹码；教育、文化、就业、基层治理与投资，全部沦为北京试图重塑其统治下民众民族认同的工具。
新华社在2025年关于该地区成立七十周年的报道中，同样大肆赞颂了该地区融入国家整体发展、资源开发、“一带一路”走廊以及欧亚物流大通道的进程。报道高度赞扬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文化融合，以及维吾尔地区与十九个对口援疆省市之间日益深化的紧密联系。
官方的宣传叙事将政治统治精心包装成了一部施恩布惠的温情故事。它将维吾尔家园彻底纳入中国的安全、经济与地缘政治战略版图的行径，美化成了所谓民族和谐的生动证据。
图片说明：习近平在新疆：民族和谐的虚构神话。
这种治理模式在国内最赤裸的表现，就是国家直接将汉族官员强行安插进维吾尔人的家庭之中。
2014年，一份中共官方出版物宣布，到2016年，将有20万名干部通过“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简称“访惠聚”）驻村工作，每人在基层驻扎一年。该运动的明确任务包括改善民生、加强民族团结、管理宗教事务、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宣传教育以及强化基层控制。
同一出版物还详细描述了如何为每家每户建立家庭档案、监控人员流动，并构建一套能够使官员全天候掌握每名居民行踪的严密系统。
随后，这项运动通过“结对认亲”活动进一步升级扩大。主要由汉族构成的官员直接住进维吾尔人家中，与当地家庭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调查报告中详实记录了这一过程：驻家官员被严格要求在维吾尔家庭内部识别并向上汇报所谓的“问题思想”，包括宗教虔诚程度的迹象、未经批准的宗教读物、祈祷行为、着装风格，以及对国家政策哪怕最轻微的不满情绪。
因此，“结对认亲”的实质就是彻底摧毁私人生活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所有界限。中共将人际亲密关系、家庭生活和好客传统，异化成了用于实施国家监控和政治规训的强制性渠道。
北京在海外同样推行着一套平行的统治逻辑：海外华人社区绝不被视为在政治上独立于中国的群体，而是被定义为国家力量在全球的有机延伸。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2024年1月发布的《关于新时代侨务工作的报告》中，明确将侨务工作定性为“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
这种政策定性对于理解北京的全球策略至关重要。海外侨务工作被全面整合进中共的统一战线体系之中。统战部的核心职责，就是通过动员党外群体、非国家组织以及国际网络，来服务于党国的核心政治战略目标。
国务院的上述报告明确要求在海外积极培植“友我力量”；利用地缘、血缘和亲情纽带深化与海外华人的联系；引导海外侨胞在讲好中国故事、维护国家统一、促进中外经贸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026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全球六千多万海外华侨华人称作“宝贵的战略资源”，盛赞他们“心系桑梓”、融通中外，强调要将海外侨胞的力量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新华社在2026年7月发表的另一篇深度报道中，进一步阐明了这种制度逻辑：它将海外侨务工作直接置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核心大局之中，要求海外侨社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
党国体制的立场是极其明确的：海外华人社群构成了中国国家力量在海外的延伸网络，是协助实现地缘政治目标、收集外部信息、引导国际舆论以及压制海外异见声音的重要依托。
海外华人网络被动员起来，绝非仅仅用于一般的商业往来或常规文化交流。它们还被用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背书北京关于维吾尔地区的官方宣传叙事。
《中国日报》（China Daily）在2015年的一篇专题报道中，广泛收集了海外华人商界代表、侨团领袖以及华文媒体负责人的公开发言，他们高度赞扬了中共在维吾尔地区的反恐政策与发展成就，将其描绘为打击极端主义和维护社会繁荣的必要举措。
这种动员在政治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含义：生活在境内的维吾尔人被完全剥夺了公开质疑官方叙事的自由；而生活在海外的侨民网络则被组织起来，在国际舞台上重复并放大党国的宣传话语，从而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出一种广泛支持官方政策的虚假民意表象。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2025年的工作综述中，将涉疆工作、民族政策、宗教事务、侨务工作以及海外统战工作，全部统摄在党领导下的“凝心聚力”大统战格局之中。综述将海外侨务工作描述为捍卫中国“核心利益”、推进民族复兴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维吾尔地区的国内高压治理，与对中国全球国家形象的海外公关运作，绝非彼此割裂的两项政策。它们是同属于党国整体战略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图片说明：作为两座城市合作的一部分，巴塞罗那启动“2026上海之夏”。（图源：X）
“友好城市”外交构成了这一渗透基础设施的另一重要层级。
北京将城市与城市之间、省份与省份之间的结对关系描绘为纯粹的民间友好交往。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这些渠道被系统性地构建成连接外国地方官员、商业协会、文化机构、大学院校、旅游机构以及海外华人社团的制度化网络，用以服务于中国更为广泛的国家战略议程。
中国-西班牙商会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上海与巴塞罗那之间的友好城市关系，为政府间对话、商业市场准入以及西班牙企业在上海的业务扩张提供了重要平台。该商会将自身定位为连接公共权力机构与企业实体的战略桥梁。
表面上使用的是友谊的温情修辞，实质上发挥的则是政治与经济渗透的准入功能。
深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在20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表述得更为直白：它将国际友城关系直接定性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渠道”。文章详细描述了一种“市-区-节点”联动的立体网络模式，通过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的紧密协同，将地方外事部门与企业、港口、机场、学校、医院、文化机构以及科研机构紧密串联在一起。
该官方报道进一步将友城工作描述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搭建经贸投资平台、设立海外创新中心、开展对外文化传播、提供对外援助以及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抓手，并将深圳与巴塞罗那之间的经贸投资往来作为典型案例予以重点推介。
这绝非仅仅是象征性的礼仪外交，而是一种在外国社会和公共机构内部建立长期、稳固渗透渠道的制度化手段。
2017年在海牙举行的中荷友城大会，被明确置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框架下举办。中方代表指出，此次大会释放出两国地方政府将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信号。中国与荷兰的地方政府机构、商界领袖、海外侨团以及文化机构，被全部整合进同一个统战与合作网络之中。
这正是北京在国内推行的“对口援建”逻辑在海外的精确翻版。在维吾尔地区，党利用对口援助机制将一个被统治的边缘区域，与来自中国内地其他省份的行政机构、国企巨头、学校院校和干部队伍牢牢绑定在一起；而在欧洲，它则利用友城外交将外国地方机构与商业网络，紧紧绑定在中国的经济与地缘战略战车之上。
同样的运作逻辑，也清晰体现在中国对其对外援助项目的官方定调之中。
“人民网”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理论文章中明确辩称，对外援助绝非“打肿脸充胖子”的单向施舍。文章公开指出，对外援助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巨大机遇，充当了对外劳务承包工程的先导开拓渠道，并有力带动了中国优势产品、装备与中国技术标准的全面出海。
这一点至关重要：官方频繁使用援助的修辞，是为了将国家权力的扩张与渗透伪装成具有人道主义、纯技术性或互利共赢的善举。而官方自身的历史档案却毫不避讳地承认了对外援助、商业准入、输出中国标准与拓展地缘战略影响力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种底层逻辑与北京在维吾尔地区的统治手段如出一辙：物质层面的利益援助从来都不是政治中立的。它系统性地构建出一种依附与从属关系，强行打开受援方的制度大门与市场准入，并将接收方置于中国国家主导的庞大控制网络之中。
海外“110”报警服务台网络的设立，则集中展现了如何通过“便民服务”的旗号将国家强制权力直接延伸至海外。
2022年1月，福州市公安局正式开通了面向海外福州籍侨胞的“海外110”报警服务台。官方公告将该项目描述为“平安福州”向海外延伸的创新举措，建立了一条由福州公安机关直接受理海外涉侨警情、并可根据需要在国内层层上报至公安部的跨境执法渠道。
这一官方平台仅仅是更为庞大的跨境警务网络的一个局部缩影。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在详尽的调查报告中证实，中国在全球至少五十三国家设立了多达102个海外警察服务站。调查发现充分证据表明，其中部分站点直接参与了绕过所在国正规司法与引渡程序的海外“劝返”秘密行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在深入调查中指出，这些海外警察服务站通常直接挂靠或嵌入在当地的海外华人同乡会及侨团商会之中。其内在逻辑与在维吾尔地区打磨成熟的维稳机制完全一致：提供便民服务是为了获得社会准入；社会准入是为了高效收集情报；而情报的大量掌握最终则是为了实施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
图片说明：中国宣传画中的汉维友谊形象。
北京同时还在积极致力于将外国学者培植为服务于其国际大外宣体系的战略工具。
《中国日报》在2024年12月发表的两篇专题文章中，明确呼吁将外国汉学家视作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资产。其中一篇文章将外国汉学家形象地比喻为播撒在海外“土壤”中的中华文化“种子”，强调要通过精心培育来降低当地环境对中国话语的“排异反应”，呼吁汉学家协助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积极在海外为中国发声。
另一篇文章则针对外国汉学家提出了更加精细的“一人一史”建档跟踪战略。该战略要求系统收集并深入分析外国学者的个人动机、学术履历、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对华认知态度、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反应，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程度。
其明确目标在于建立庞大的学者数据库，精准识别行为模式，研判潜在政治风险，定向投放学术资源，从而精准指导中国的国际传播与统战策略。文章甚至公开要求外国青年汉学家学会运用“中国思维”来理解中国与当代世界。
这根本不是平等的学术交流，而是为了服务于北京对外大外宣叙事而对外国学术权威进行的政治招安与制度化培育。
生活在铁腕统治下的维吾尔人，在长期的切肤之痛中最清楚北京这套政治话语在现实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经济发展”可能意味着剥夺传统生计与强迫同化；“对口援助”可能意味着行政力量与监控体系的全面渗透；“民族团结”可能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对私人家庭生活的蛮横践踏；“便民服务”可能蜕变为全天候的特务监控；“文化润疆”可能意味着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宗教、历史记忆与独特认同的彻底抹杀。在精心编织的繁荣故事背后，掩盖的始终是一整套冷酷运转的高压镇压机器。
正是同一个党国体制，如今正在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友城合作纽带、经贸投资、文化交流、华文媒体、教育渗透、学术招安、对外援助以及跨境警务联络等多元渠道，将其政治影响力不可阻挡地向全球延伸。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毫不掩饰地将这些跨国网络定义为汇聚各方人群、调度战略资源、掌控国际叙事以及聚拢政治效忠的有力武器，全力服务于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全球扩张。
维吾尔地区的遭遇，以最公开、最赤裸、最强制的形式向世人揭示了这一整套治理逻辑的本质运作机制；而在中国国境之外，同样的治理逻辑正在通过地方渠道准入、高度组织化的网络渗透、经济依附绑定、文化合法性伪装以及政治动员手段隐蔽而高效地运转着。
尽管在不同语境下所使用的宣传话语不断变换，但其背后的极权控制体系与政治野心却始终如一。
图片说明：控制的网络。
中国共产党在维吾尔地区的镇压，通常被人们作为一场区域性的人权危机来进行讨论。然而，它的内涵远不止于此。该地区实际上已经充当了一座实验室，用于测试一种将发展、福利、文化政策、家庭纽带、商业、媒体和警务融为一体的政治控制治理模式。
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绝非仅仅是经济援助；“民族团结”绝非仅仅是对相互尊重的呼吁；“结对认亲”也绝非仅仅是一项社会福利项目。这些都是用于侵入私人生活、收集个人信息、重塑政治认同以及确保对党国体制忠诚的统治工具。
同样的治理逻辑也延伸到了中国国境之外。它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商业网络、友好城市伙伴关系、文化机构、媒体、华文教育、外国汉学家以及海外警务联络机制而在全球范围内运作。
在维吾尔地区内部，这一体系是通过直接的强制力来强制推行的。而在海外，它则是通过组织渗透、渠道准入、经济纽带、政治动员和叙事控制来推进的。两者的推行手段虽有不同，但其政治目的却毫无二致：那就是通过将人际关系转化为国家基础设施，以此无限延伸北京的权力触角。
2024年7月《人民政协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公开阐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从来都不仅是一项纯粹的经济工作。”
这一体系通过干部派驻、国有企业、学校、投资、工业项目、文化交流以及常设行政机构，将中国内地的十九个省市与维吾尔地区紧密绑定在一起。其官方宣称的战略目标是实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一篇文章还引述了习近平关于“文化润疆”的战略论述。官方将其明确解释为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认同以及“人心向背”的战略举措。
这正是该政策的核心本质所在：将经济援助用作换取政治顺从的筹码；教育、文化、就业、基层治理与投资，全部沦为北京试图重塑其统治下民众民族认同的工具。
新华社在2025年关于该地区成立七十周年的报道中，同样大肆赞颂了该地区融入国家整体发展、资源开发、“一带一路”走廊以及欧亚物流大通道的进程。报道高度赞扬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文化融合，以及维吾尔地区与十九个对口援疆省市之间日益深化的紧密联系。
官方的宣传叙事将政治统治精心包装成了一部施恩布惠的温情故事。它将维吾尔家园彻底纳入中国的安全、经济与地缘政治战略版图的行径，美化成了所谓民族和谐的生动证据。
图片说明：习近平在新疆：民族和谐的虚构神话。
这种治理模式在国内最赤裸的表现，就是国家直接将汉族官员强行安插进维吾尔人的家庭之中。
2014年，一份中共官方出版物宣布，到2016年，将有20万名干部通过“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简称“访惠聚”）驻村工作，每人在基层驻扎一年。该运动的明确任务包括改善民生、加强民族团结、管理宗教事务、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宣传教育以及强化基层控制。
同一出版物还详细描述了如何为每家每户建立家庭档案、监控人员流动，并构建一套能够使官员全天候掌握每名居民行踪的严密系统。
随后，这项运动通过“结对认亲”活动进一步升级扩大。主要由汉族构成的官员直接住进维吾尔人家中，与当地家庭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调查报告中详实记录了这一过程：驻家官员被严格要求在维吾尔家庭内部识别并向上汇报所谓的“问题思想”，包括宗教虔诚程度的迹象、未经批准的宗教读物、祈祷行为、着装风格，以及对国家政策哪怕最轻微的不满情绪。
因此，“结对认亲”的实质就是彻底摧毁私人生活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所有界限。中共将人际亲密关系、家庭生活和好客传统，异化成了用于实施国家监控和政治规训的强制性渠道。
北京在海外同样推行着一套平行的统治逻辑：海外华人社区绝不被视为在政治上独立于中国的群体，而是被定义为国家力量在全球的有机延伸。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2024年1月发布的《关于新时代侨务工作的报告》中，明确将侨务工作定性为“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
这种政策定性对于理解北京的全球策略至关重要。海外侨务工作被全面整合进中共的统一战线体系之中。统战部的核心职责，就是通过动员党外群体、非国家组织以及国际网络，来服务于党国的核心政治战略目标。
国务院的上述报告明确要求在海外积极培植“友我力量”；利用地缘、血缘和亲情纽带深化与海外华人的联系；引导海外侨胞在讲好中国故事、维护国家统一、促进中外经贸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026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全球六千多万海外华侨华人称作“宝贵的战略资源”，盛赞他们“心系桑梓”、融通中外，强调要将海外侨胞的力量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新华社在2026年7月发表的另一篇深度报道中，进一步阐明了这种制度逻辑：它将海外侨务工作直接置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核心大局之中，要求海外侨社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
党国体制的立场是极其明确的：海外华人社群构成了中国国家力量在海外的延伸网络，是协助实现地缘政治目标、收集外部信息、引导国际舆论以及压制海外异见声音的重要依托。
海外华人网络被动员起来，绝非仅仅用于一般的商业往来或常规文化交流。它们还被用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背书北京关于维吾尔地区的官方宣传叙事。
《中国日报》（China Daily）在2015年的一篇专题报道中，广泛收集了海外华人商界代表、侨团领袖以及华文媒体负责人的公开发言，他们高度赞扬了中共在维吾尔地区的反恐政策与发展成就，将其描绘为打击极端主义和维护社会繁荣的必要举措。
这种动员在政治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含义：生活在境内的维吾尔人被完全剥夺了公开质疑官方叙事的自由；而生活在海外的侨民网络则被组织起来，在国际舞台上重复并放大党国的宣传话语，从而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出一种广泛支持官方政策的虚假民意表象。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2025年的工作综述中，将涉疆工作、民族政策、宗教事务、侨务工作以及海外统战工作，全部统摄在党领导下的“凝心聚力”大统战格局之中。综述将海外侨务工作描述为捍卫中国“核心利益”、推进民族复兴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维吾尔地区的国内高压治理，与对中国全球国家形象的海外公关运作，绝非彼此割裂的两项政策。它们是同属于党国整体战略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图片说明：作为两座城市合作的一部分，巴塞罗那启动“2026上海之夏”。（图源：X）
“友好城市”外交构成了这一渗透基础设施的另一重要层级。
北京将城市与城市之间、省份与省份之间的结对关系描绘为纯粹的民间友好交往。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这些渠道被系统性地构建成连接外国地方官员、商业协会、文化机构、大学院校、旅游机构以及海外华人社团的制度化网络，用以服务于中国更为广泛的国家战略议程。
中国-西班牙商会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上海与巴塞罗那之间的友好城市关系，为政府间对话、商业市场准入以及西班牙企业在上海的业务扩张提供了重要平台。该商会将自身定位为连接公共权力机构与企业实体的战略桥梁。
表面上使用的是友谊的温情修辞，实质上发挥的则是政治与经济渗透的准入功能。
深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在20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表述得更为直白：它将国际友城关系直接定性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渠道”。文章详细描述了一种“市-区-节点”联动的立体网络模式，通过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的紧密协同，将地方外事部门与企业、港口、机场、学校、医院、文化机构以及科研机构紧密串联在一起。
该官方报道进一步将友城工作描述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搭建经贸投资平台、设立海外创新中心、开展对外文化传播、提供对外援助以及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抓手，并将深圳与巴塞罗那之间的经贸投资往来作为典型案例予以重点推介。
这绝非仅仅是象征性的礼仪外交，而是一种在外国社会和公共机构内部建立长期、稳固渗透渠道的制度化手段。
2017年在海牙举行的中荷友城大会，被明确置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框架下举办。中方代表指出，此次大会释放出两国地方政府将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信号。中国与荷兰的地方政府机构、商界领袖、海外侨团以及文化机构，被全部整合进同一个统战与合作网络之中。
这正是北京在国内推行的“对口援建”逻辑在海外的精确翻版。在维吾尔地区，党利用对口援助机制将一个被统治的边缘区域，与来自中国内地其他省份的行政机构、国企巨头、学校院校和干部队伍牢牢绑定在一起；而在欧洲，它则利用友城外交将外国地方机构与商业网络，紧紧绑定在中国的经济与地缘战略战车之上。
同样的运作逻辑，也清晰体现在中国对其对外援助项目的官方定调之中。
“人民网”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理论文章中明确辩称，对外援助绝非“打肿脸充胖子”的单向施舍。文章公开指出，对外援助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巨大机遇，充当了对外劳务承包工程的先导开拓渠道，并有力带动了中国优势产品、装备与中国技术标准的全面出海。
这一点至关重要：官方频繁使用援助的修辞，是为了将国家权力的扩张与渗透伪装成具有人道主义、纯技术性或互利共赢的善举。而官方自身的历史档案却毫不避讳地承认了对外援助、商业准入、输出中国标准与拓展地缘战略影响力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种底层逻辑与北京在维吾尔地区的统治手段如出一辙：物质层面的利益援助从来都不是政治中立的。它系统性地构建出一种依附与从属关系，强行打开受援方的制度大门与市场准入，并将接收方置于中国国家主导的庞大控制网络之中。
海外“110”报警服务台网络的设立，则集中展现了如何通过“便民服务”的旗号将国家强制权力直接延伸至海外。
2022年1月，福州市公安局正式开通了面向海外福州籍侨胞的“海外110”报警服务台。官方公告将该项目描述为“平安福州”向海外延伸的创新举措，建立了一条由福州公安机关直接受理海外涉侨警情、并可根据需要在国内层层上报至公安部的跨境执法渠道。
这一官方平台仅仅是更为庞大的跨境警务网络的一个局部缩影。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在详尽的调查报告中证实，中国在全球至少五十三国家设立了多达102个海外警察服务站。调查发现充分证据表明，其中部分站点直接参与了绕过所在国正规司法与引渡程序的海外“劝返”秘密行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在深入调查中指出，这些海外警察服务站通常直接挂靠或嵌入在当地的海外华人同乡会及侨团商会之中。其内在逻辑与在维吾尔地区打磨成熟的维稳机制完全一致：提供便民服务是为了获得社会准入；社会准入是为了高效收集情报；而情报的大量掌握最终则是为了实施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
图片说明：中国宣传画中的汉维友谊形象。
北京同时还在积极致力于将外国学者培植为服务于其国际大外宣体系的战略工具。
《中国日报》在2024年12月发表的两篇专题文章中，明确呼吁将外国汉学家视作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资产。其中一篇文章将外国汉学家形象地比喻为播撒在海外“土壤”中的中华文化“种子”，强调要通过精心培育来降低当地环境对中国话语的“排异反应”，呼吁汉学家协助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积极在海外为中国发声。
另一篇文章则针对外国汉学家提出了更加精细的“一人一史”建档跟踪战略。该战略要求系统收集并深入分析外国学者的个人动机、学术履历、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对华认知态度、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反应，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程度。
其明确目标在于建立庞大的学者数据库，精准识别行为模式，研判潜在政治风险，定向投放学术资源，从而精准指导中国的国际传播与统战策略。文章甚至公开要求外国青年汉学家学会运用“中国思维”来理解中国与当代世界。
这根本不是平等的学术交流，而是为了服务于北京对外大外宣叙事而对外国学术权威进行的政治招安与制度化培育。
生活在铁腕统治下的维吾尔人，在长期的切肤之痛中最清楚北京这套政治话语在现实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经济发展”可能意味着剥夺传统生计与强迫同化；“对口援助”可能意味着行政力量与监控体系的全面渗透；“民族团结”可能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对私人家庭生活的蛮横践踏；“便民服务”可能蜕变为全天候的特务监控；“文化润疆”可能意味着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宗教、历史记忆与独特认同的彻底抹杀。在精心编织的繁荣故事背后，掩盖的始终是一整套冷酷运转的高压镇压机器。
正是同一个党国体制，如今正在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友城合作纽带、经贸投资、文化交流、华文媒体、教育渗透、学术招安、对外援助以及跨境警务联络等多元渠道，将其政治影响力不可阻挡地向全球延伸。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毫不掩饰地将这些跨国网络定义为汇聚各方人群、调度战略资源、掌控国际叙事以及聚拢政治效忠的有力武器，全力服务于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全球扩张。
维吾尔地区的遭遇，以最公开、最赤裸、最强制的形式向世人揭示了这一整套治理逻辑的本质运作机制；而在中国国境之外，同样的治理逻辑正在通过地方渠道准入、高度组织化的网络渗透、经济依附绑定、文化合法性伪装以及政治动员手段隐蔽而高效地运转着。
尽管在不同语境下所使用的宣传话语不断变换，但其背后的极权控制体系与政治野心却始终如一。
土耳其学者深度专论：是“石榴籽”还是“单一果壳”？中共对少数民族的洗脑和同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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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学者深度专论：是“石榴籽”还是“单一果壳”？“多彩民族”宣传运动的隐秘治理框架
作者：耶尔马兹·埃尔（Yılmaz Er，土耳其著名国际政治学者、《Haber Nida》专栏作家）
清晨，在手风琴悠扬的旋律伴奏下，一场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拉开帷幕的活动，将中国五个省区市的网信部门联合在了一起。这场活动的官方主题名为：“石榴花开、籽籽同心——多彩民族有多彩”网络主题传播活动。
活动现场，来自贵州省的侗族大歌合唱团的歌声在伊犁河谷上空回荡；在天山胜利隧道 218 国道施工现场工作的贵州籍工程师杨晓竹，动情地讲述着“修路带来的就业与繁荣”；而一位网名为“@摄行中国”的正能量网络红人，则手持高清云台相机，声称要将“边疆日常生活的幸福瞬间”永久定格在镜头里。
在官方报纸的版面上，这看起来就像是一场其乐融融的民俗文化艺术节。然而，这场活动背后庞大的官方组织架构——中央网信办的总体指导、五省区市的协同联动，以及贯穿整篇报道始终的“民族团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大核心政治话语——都清晰地昭示出，这绝非单纯的文化联欢，而是一项极其深远的政治工程。
一个发人深省的核心追问由此浮现：**这场盛大的官方宣传运动，究竟是在真正展现多元民族的文化繁荣与社会和谐，还是在运行一套极其精密的现代认同重构机制，将各少数民族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身份，强行改造并熔铸进国家预设的单一“中华民族”宏大叙事之中？**
图片说明：学者深度剖析：官方边疆宣传话语中“多元文化展示”与“同质化治理”的内在张力。
“团结”是一句客观观察，还是一道刚性政治指令？
官方媒体的叙事语言，始终将“民族团结”塑造为一种自然而然、自发生成的社会现实：各民族“手拉手”、文化“相互交融”、所有人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然而，学者赵（Zhao）与波斯蒂格利昂（Postiglione）在民族政策研究中明确指出：在中国，民族的识别、分类与官方表征从来都不是自下而上的自发过程，而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模式，少数民族的认同被严格从属于至高无上的“中华民族”统一身份。
政治学者克利梅什（Klimeš）与马里内利（Marinelli）的研究进一步证明：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与去极端化”政策，极大地扩展了国家对媒体、网络空间与公共讨论的管控边界，加速了对维吾尔人宗教、文化和语言等核心要素的系统性规训。在这一语境下，“团结”根本不是一句客观描述性的观察陈述，而是一道不容置疑的政治指令：国家必须源源不断地生产“多元一体”的表象，因为这种团结只有被不断制造出来时才显得真实。报道中那些精心编排的“温情个人故事”，正是将这一政治指令包装为自然现实的最有效载体。
“共同体意识”：是社会现实，还是国家自上而下的认同工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置于整场宣传运动的核心位置绝非偶然。在当前的政治语境下，这一概念已被确立为民族工作的绝对主线。
学者康（Kang）与吕（Yeo）分析指出，该概念的深层制度功能，在于弱化那些被体制视为潜在离心风险的“少数民族”独立认同。学者戈洛德（Golod）更是尖锐地指出：官方话语从强调“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向突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战略位移，催生出了一种“博物馆化的多元文化主义”（Museumized Multiculturalism）——在这种模式下，文化同质化成为了维护长期稳定的核心底色。
学者严（Yan）与维克斯（Vickers）对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也揭示了同样的张力：官方虽然口头上宣称包容，但实质上以汉族文化与成就为核心的宏大叙事不断强化，2018 年“中华民族”概念写入宪法，更在根本大法层面锁定了单一、同质的国家认同愿景。“共同体”在此并非多元主义的象征，而是一种旨在将所有差异全面纳入国家框架的吸收策略。
为什么“色彩”被剥夺了发声的权利？
活动主题中所谓的“多彩”（多彩民族）隐喻，巧妙地将各个民族定位为纯粹的美学与民俗“色彩”，而非具有独立政治诉求与历史记忆的主体。在官方报道中，多元性永远被局限在歌舞表演、刺绣服饰、传统手工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浅层维度。
戈洛德将这种现象精准定性为“去政治化的美学展示”——文化被彻底剥离了其原本的历史脉络与现实权利诉求，退化为供人观赏陈列的无害展品。巴尤德（Baioud）与胡努德（Khuanuud）在对内蒙古网络宣传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完全相同的机制：官方发展叙事充斥着汉族中心主义的同化色彩，将少数民族的历史与当下矮化为一种“民俗风情画卷”。
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在于：当来自贵州的侗族合唱团在伊犁河谷高声吟唱时，生活在当地、拥有独特语言与精神信仰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与柯尔克孜人，他们用自己母语讲述的真实心声与现实诉求，在报道中究竟身在何处？当文化被当作画卷上的“点缀色彩”时，答案显而易见：色彩只能充当画面的美学背景，而画卷的坚硬边框与构图，则完全由国家权力一手绘制。
隐秘的权力不对称与所谓“对等交融”的幻象
报道将所有民族描绘为完全平等的参与者，却对国家机器与少数群体之间巨大的权力不对称只字不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官方口号，给外界营造出一种过程完全对等、自愿的假象。
然而，安德森（Anderson）与维克斯的实地调查揭示：所谓的“双语教育”在现实执行中早已演变为“事实上的单语同化政策”，母语教学在正规学校体系中几乎被全面取缔。语言学学者埃鲁伊古尔（Eruygur）的研究同样表明，新疆大范围的地名去民族化与汉化更改，正在系统性地削弱本土语言记忆、割断世代传承的社会根基。
在这一残酷现实面前，究竟有多少“交融”是自发自愿的，又有多少是自上而下强行推行的，答案不言自明。
“正能量”话语与网红经济：数字时代的精细化治理术
将此次活动定性为“网络主题传播活动”，折射出数字时代国家治理术的深刻演变。新媒体在此不再仅仅是信息传播渠道，而是生产意识形态认同的高效流水线。
自 2012 年以来，“正能量”被提升为国家级意识形态准则，媒体被赋予了通过“弘扬真善美”转移公众对深层社会矛盾关注的政治任务。陈（Chen）与王（Wang）的研究表明，“正能量”叙事运作着一种福柯式的微观权力机制，促使个体将国家利益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追求，主动成为“自律顺从的模范公民”。
仅在抖音平台上，就有数百个政务账号持续推送正能量短视频，播放量高达数以十亿计。而诸如“@摄行中国”之类的网络大V正是这一流量经济中的关键齿轮。沙利文（Sullivan）与王（Wang）指出，网络红人通过迎合官方设定的“正能量”基调来获取流量变现与职业发展。这种传统外宣与网红流量经济的合流，彻底改变了官方传播的形态：指令不再来自冰硬的扩音喇叭，而是化作了“身边普通人”的生动故事；管控不再依靠生硬的删帖审查，而是通过点赞、转发与算法推荐悄然运作。
为何热衷于宏大叙事下的“个体温情故事”？
整篇报道放弃了冰冷的统计数据与政策文件，转而通篇聚焦四个具体的个人：修路工程师、非遗传承人、合唱团员与网红博主。
这四张面孔，恰好构成了国家最为青睐的“模范公民”图谱：一个负责生产建设、一个负责保护传统、一个负责歌唱赞美、一个负责对外国宣——他们全都是辛勤付出、感恩欢庆的顺从主体，而绝非提出权利诉求、追问历史真相的反思主体。
张（Zhang）等学者的分析表明，这种“牧领权力”（Pastoral Power）具有双重功能：它通过讲述“依靠团结实现个人致富”的温情神话，将复杂的政治问题与结构性不平等轻描淡写地转移为个体奋斗问题；听着桥梁工程师的感人故事，读者很容易在无形中遗忘这片土地沉重的现实政治脉络。
伊犁的象征橱窗与“石榴花计划”的现实落差
活动选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启动绝非偶然。伊犁作为哈萨克、维吾尔、蒙古、锡伯等多少数民族混居的边陲河谷，历来被官方视作展示“多元一体”最为理想的天然橱窗。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比喻，构成了整套团结话语的情感内核。然而，正如安德森所披露的，在现实行政操作中，同样的“石榴花”符号却被冠名于将汉族干部与维吾尔家庭强制结对认亲、甚至将儿童集中寄宿同化的“石榴花计划”（Pomegranate Flower Plan）。诗意的文学修辞与严酷的行政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正是解读此类宣传活动不可或缺的解构密码。
比较视野与结论：承认、治理与熔解的本质区别
如果将中国的模式置于全球国家构建理论中进行比较，其独特性十分显著：无论是美国的“大熔炉”模式，还是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试图在宪政公民身份的框架下寻求共识。而中国的“国家多元文化主义”则展现出极强的国家意志垄断性：民族的界定、分类与表征完全由国家自上而下掌控，少数民族身份被绝对置于单一中华民族认同的等级秩序之下。整场活动报道中，“平等”、“权利”、“自治”或“民主代表”等现代政治概念的彻底缺席，正是这种等级结构的明证。
归结而言，“承认多元”、“治理多元”与“在单一认同中熔解多元”是三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行为。而当前的“多彩民族”宣传运动，恰恰是在用“承认多元”的温情话语，行使着“全面熔解多元”的同化实质。
文化差异被精心陈列展示，但拥有独立历史、语言权利与政治诉求的主体却被悄然隐形。“共同体意识”并非自然生成的社会现实，而是一场旨在重塑认同的精细社会工程。当石榴花绚丽盛开之时，被世人看见的，往往不是每一颗石榴籽原本鲜活独特的色彩，而是紧紧束缚并包裹着一切的、坚硬而统一的国家果壳。 查看全部
土耳其学者深度专论：是“石榴籽”还是“单一果壳”？“多彩民族”宣传运动的隐秘治理框架
作者：耶尔马兹·埃尔（Yılmaz Er，土耳其著名国际政治学者、《Haber Nida》专栏作家）
清晨，在手风琴悠扬的旋律伴奏下，一场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拉开帷幕的活动，将中国五个省区市的网信部门联合在了一起。这场活动的官方主题名为：“石榴花开、籽籽同心——多彩民族有多彩”网络主题传播活动。
活动现场，来自贵州省的侗族大歌合唱团的歌声在伊犁河谷上空回荡；在天山胜利隧道 218 国道施工现场工作的贵州籍工程师杨晓竹，动情地讲述着“修路带来的就业与繁荣”；而一位网名为“@摄行中国”的正能量网络红人，则手持高清云台相机，声称要将“边疆日常生活的幸福瞬间”永久定格在镜头里。
在官方报纸的版面上，这看起来就像是一场其乐融融的民俗文化艺术节。然而，这场活动背后庞大的官方组织架构——中央网信办的总体指导、五省区市的协同联动，以及贯穿整篇报道始终的“民族团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大核心政治话语——都清晰地昭示出，这绝非单纯的文化联欢，而是一项极其深远的政治工程。
一个发人深省的核心追问由此浮现：**这场盛大的官方宣传运动，究竟是在真正展现多元民族的文化繁荣与社会和谐，还是在运行一套极其精密的现代认同重构机制，将各少数民族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身份，强行改造并熔铸进国家预设的单一“中华民族”宏大叙事之中？**
图片说明：学者深度剖析：官方边疆宣传话语中“多元文化展示”与“同质化治理”的内在张力。
“团结”是一句客观观察，还是一道刚性政治指令？
官方媒体的叙事语言，始终将“民族团结”塑造为一种自然而然、自发生成的社会现实：各民族“手拉手”、文化“相互交融”、所有人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然而，学者赵（Zhao）与波斯蒂格利昂（Postiglione）在民族政策研究中明确指出：在中国，民族的识别、分类与官方表征从来都不是自下而上的自发过程，而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模式，少数民族的认同被严格从属于至高无上的“中华民族”统一身份。
政治学者克利梅什（Klimeš）与马里内利（Marinelli）的研究进一步证明：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与去极端化”政策，极大地扩展了国家对媒体、网络空间与公共讨论的管控边界，加速了对维吾尔人宗教、文化和语言等核心要素的系统性规训。在这一语境下，“团结”根本不是一句客观描述性的观察陈述，而是一道不容置疑的政治指令：国家必须源源不断地生产“多元一体”的表象，因为这种团结只有被不断制造出来时才显得真实。报道中那些精心编排的“温情个人故事”，正是将这一政治指令包装为自然现实的最有效载体。
“共同体意识”：是社会现实，还是国家自上而下的认同工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置于整场宣传运动的核心位置绝非偶然。在当前的政治语境下，这一概念已被确立为民族工作的绝对主线。
学者康（Kang）与吕（Yeo）分析指出，该概念的深层制度功能，在于弱化那些被体制视为潜在离心风险的“少数民族”独立认同。学者戈洛德（Golod）更是尖锐地指出：官方话语从强调“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向突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战略位移，催生出了一种“博物馆化的多元文化主义”（Museumized Multiculturalism）——在这种模式下，文化同质化成为了维护长期稳定的核心底色。
学者严（Yan）与维克斯（Vickers）对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也揭示了同样的张力：官方虽然口头上宣称包容，但实质上以汉族文化与成就为核心的宏大叙事不断强化，2018 年“中华民族”概念写入宪法，更在根本大法层面锁定了单一、同质的国家认同愿景。“共同体”在此并非多元主义的象征，而是一种旨在将所有差异全面纳入国家框架的吸收策略。
为什么“色彩”被剥夺了发声的权利？
活动主题中所谓的“多彩”（多彩民族）隐喻，巧妙地将各个民族定位为纯粹的美学与民俗“色彩”，而非具有独立政治诉求与历史记忆的主体。在官方报道中，多元性永远被局限在歌舞表演、刺绣服饰、传统手工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浅层维度。
戈洛德将这种现象精准定性为“去政治化的美学展示”——文化被彻底剥离了其原本的历史脉络与现实权利诉求，退化为供人观赏陈列的无害展品。巴尤德（Baioud）与胡努德（Khuanuud）在对内蒙古网络宣传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完全相同的机制：官方发展叙事充斥着汉族中心主义的同化色彩，将少数民族的历史与当下矮化为一种“民俗风情画卷”。
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在于：当来自贵州的侗族合唱团在伊犁河谷高声吟唱时，生活在当地、拥有独特语言与精神信仰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与柯尔克孜人，他们用自己母语讲述的真实心声与现实诉求，在报道中究竟身在何处？当文化被当作画卷上的“点缀色彩”时，答案显而易见：色彩只能充当画面的美学背景，而画卷的坚硬边框与构图，则完全由国家权力一手绘制。
隐秘的权力不对称与所谓“对等交融”的幻象
报道将所有民族描绘为完全平等的参与者，却对国家机器与少数群体之间巨大的权力不对称只字不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官方口号，给外界营造出一种过程完全对等、自愿的假象。
然而，安德森（Anderson）与维克斯的实地调查揭示：所谓的“双语教育”在现实执行中早已演变为“事实上的单语同化政策”，母语教学在正规学校体系中几乎被全面取缔。语言学学者埃鲁伊古尔（Eruygur）的研究同样表明，新疆大范围的地名去民族化与汉化更改，正在系统性地削弱本土语言记忆、割断世代传承的社会根基。
在这一残酷现实面前，究竟有多少“交融”是自发自愿的，又有多少是自上而下强行推行的，答案不言自明。
“正能量”话语与网红经济：数字时代的精细化治理术
将此次活动定性为“网络主题传播活动”，折射出数字时代国家治理术的深刻演变。新媒体在此不再仅仅是信息传播渠道，而是生产意识形态认同的高效流水线。
自 2012 年以来，“正能量”被提升为国家级意识形态准则，媒体被赋予了通过“弘扬真善美”转移公众对深层社会矛盾关注的政治任务。陈（Chen）与王（Wang）的研究表明，“正能量”叙事运作着一种福柯式的微观权力机制，促使个体将国家利益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追求，主动成为“自律顺从的模范公民”。
仅在抖音平台上，就有数百个政务账号持续推送正能量短视频，播放量高达数以十亿计。而诸如“@摄行中国”之类的网络大V正是这一流量经济中的关键齿轮。沙利文（Sullivan）与王（Wang）指出，网络红人通过迎合官方设定的“正能量”基调来获取流量变现与职业发展。这种传统外宣与网红流量经济的合流，彻底改变了官方传播的形态：指令不再来自冰硬的扩音喇叭，而是化作了“身边普通人”的生动故事；管控不再依靠生硬的删帖审查，而是通过点赞、转发与算法推荐悄然运作。
为何热衷于宏大叙事下的“个体温情故事”？
整篇报道放弃了冰冷的统计数据与政策文件，转而通篇聚焦四个具体的个人：修路工程师、非遗传承人、合唱团员与网红博主。
这四张面孔，恰好构成了国家最为青睐的“模范公民”图谱：一个负责生产建设、一个负责保护传统、一个负责歌唱赞美、一个负责对外国宣——他们全都是辛勤付出、感恩欢庆的顺从主体，而绝非提出权利诉求、追问历史真相的反思主体。
张（Zhang）等学者的分析表明，这种“牧领权力”（Pastoral Power）具有双重功能：它通过讲述“依靠团结实现个人致富”的温情神话，将复杂的政治问题与结构性不平等轻描淡写地转移为个体奋斗问题；听着桥梁工程师的感人故事，读者很容易在无形中遗忘这片土地沉重的现实政治脉络。
伊犁的象征橱窗与“石榴花计划”的现实落差
活动选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启动绝非偶然。伊犁作为哈萨克、维吾尔、蒙古、锡伯等多少数民族混居的边陲河谷，历来被官方视作展示“多元一体”最为理想的天然橱窗。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比喻，构成了整套团结话语的情感内核。然而，正如安德森所披露的，在现实行政操作中，同样的“石榴花”符号却被冠名于将汉族干部与维吾尔家庭强制结对认亲、甚至将儿童集中寄宿同化的“石榴花计划”（Pomegranate Flower Plan）。诗意的文学修辞与严酷的行政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正是解读此类宣传活动不可或缺的解构密码。
比较视野与结论：承认、治理与熔解的本质区别
如果将中国的模式置于全球国家构建理论中进行比较，其独特性十分显著：无论是美国的“大熔炉”模式，还是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试图在宪政公民身份的框架下寻求共识。而中国的“国家多元文化主义”则展现出极强的国家意志垄断性：民族的界定、分类与表征完全由国家自上而下掌控，少数民族身份被绝对置于单一中华民族认同的等级秩序之下。整场活动报道中，“平等”、“权利”、“自治”或“民主代表”等现代政治概念的彻底缺席，正是这种等级结构的明证。
归结而言，“承认多元”、“治理多元”与“在单一认同中熔解多元”是三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行为。而当前的“多彩民族”宣传运动，恰恰是在用“承认多元”的温情话语，行使着“全面熔解多元”的同化实质。
文化差异被精心陈列展示，但拥有独立历史、语言权利与政治诉求的主体却被悄然隐形。“共同体意识”并非自然生成的社会现实，而是一场旨在重塑认同的精细社会工程。当石榴花绚丽盛开之时，被世人看见的，往往不是每一颗石榴籽原本鲜活独特的色彩，而是紧紧束缚并包裹着一切的、坚硬而统一的国家果壳。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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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学者深度专论：是“石榴籽”还是“单一果壳”？“多彩民族”宣传运动的隐秘治理框架
作者：耶尔马兹·埃尔（Yılmaz Er，土耳其著名国际政治学者、《Haber Nida》专栏作家）
清晨，在手风琴悠扬的旋律伴奏下，一场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拉开帷幕的活动，将中国五个省区市的网信部门联合在了一起。这场活动的官方主题名为：“石榴花开、籽籽同心——多彩民族有多彩”网络主题传播活动。
活动现场，来自贵州省的侗族大歌合唱团的歌声在伊犁河谷上空回荡；在天山胜利隧道 218 国道施工现场工作的贵州籍工程师杨晓竹，动情地讲述着“修路带来的就业与繁荣”；而一位网名为“@摄行中国”的正能量网络红人，则手持高清云台相机，声称要将“边疆日常生活的幸福瞬间”永久定格在镜头里。
在官方报纸的版面上，这看起来就像是一场其乐融融的民俗文化艺术节。然而，这场活动背后庞大的官方组织架构——中央网信办的总体指导、五省区市的协同联动，以及贯穿整篇报道始终的“民族团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大核心政治话语——都清晰地昭示出，这绝非单纯的文化联欢，而是一项极其深远的政治工程。
一个发人深省的核心追问由此浮现：**这场盛大的官方宣传运动，究竟是在真正展现多元民族的文化繁荣与社会和谐，还是在运行一套极其精密的现代认同重构机制，将各少数民族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身份，强行改造并熔铸进国家预设的单一“中华民族”宏大叙事之中？**
图片说明：学者深度剖析：官方边疆宣传话语中“多元文化展示”与“同质化治理”的内在张力。
“团结”是一句客观观察，还是一道刚性政治指令？
官方媒体的叙事语言，始终将“民族团结”塑造为一种自然而然、自发生成的社会现实：各民族“手拉手”、文化“相互交融”、所有人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然而，学者赵（Zhao）与波斯蒂格利昂（Postiglione）在民族政策研究中明确指出：在中国，民族的识别、分类与官方表征从来都不是自下而上的自发过程，而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模式，少数民族的认同被严格从属于至高无上的“中华民族”统一身份。
政治学者克利梅什（Klimeš）与马里内利（Marinelli）的研究进一步证明：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与去极端化”政策，极大地扩展了国家对媒体、网络空间与公共讨论的管控边界，加速了对维吾尔人宗教、文化和语言等核心要素的系统性规训。在这一语境下，“团结”根本不是一句客观描述性的观察陈述，而是一道不容置疑的政治指令：国家必须源源不断地生产“多元一体”的表象，因为这种团结只有被不断制造出来时才显得真实。报道中那些精心编排的“温情个人故事”，正是将这一政治指令包装为自然现实的最有效载体。
“共同体意识”：是社会现实，还是国家自上而下的认同工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置于整场宣传运动的核心位置绝非偶然。在当前的政治语境下，这一概念已被确立为民族工作的绝对主线。
学者康（Kang）与吕（Yeo）分析指出，该概念的深层制度功能，在于弱化那些被体制视为潜在离心风险的“少数民族”独立认同。学者戈洛德（Golod）更是尖锐地指出：官方话语从强调“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向突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战略位移，催生出了一种“博物馆化的多元文化主义”（Museumized Multiculturalism）——在这种模式下，文化同质化成为了维护长期稳定的核心底色。
学者严（Yan）与维克斯（Vickers）对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也揭示了同样的张力：官方虽然口头上宣称包容，但实质上以汉族文化与成就为核心的宏大叙事不断强化，2018 年“中华民族”概念写入宪法，更在根本大法层面锁定了单一、同质的国家认同愿景。“共同体”在此并非多元主义的象征，而是一种旨在将所有差异全面纳入国家框架的吸收策略。
为什么“色彩”被剥夺了发声的权利？
活动主题中所谓的“多彩”（多彩民族）隐喻，巧妙地将各个民族定位为纯粹的美学与民俗“色彩”，而非具有独立政治诉求与历史记忆的主体。在官方报道中，多元性永远被局限在歌舞表演、刺绣服饰、传统手工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浅层维度。
戈洛德将这种现象精准定性为“去政治化的美学展示”——文化被彻底剥离了其原本的历史脉络与现实权利诉求，退化为供人观赏陈列的无害展品。巴尤德（Baioud）与胡努德（Khuanuud）在对内蒙古网络宣传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完全相同的机制：官方发展叙事充斥着汉族中心主义的同化色彩，将少数民族的历史与当下矮化为一种“民俗风情画卷”。
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在于：当来自贵州的侗族合唱团在伊犁河谷高声吟唱时，生活在当地、拥有独特语言与精神信仰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与柯尔克孜人，他们用自己母语讲述的真实心声与现实诉求，在报道中究竟身在何处？当文化被当作画卷上的“点缀色彩”时，答案显而易见：色彩只能充当画面的美学背景，而画卷的坚硬边框与构图，则完全由国家权力一手绘制。
隐秘的权力不对称与所谓“对等交融”的幻象
报道将所有民族描绘为完全平等的参与者，却对国家机器与少数群体之间巨大的权力不对称只字不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官方口号，给外界营造出一种过程完全对等、自愿的假象。
然而，安德森（Anderson）与维克斯的实地调查揭示：所谓的“双语教育”在现实执行中早已演变为“事实上的单语同化政策”，母语教学在正规学校体系中几乎被全面取缔。语言学学者埃鲁伊古尔（Eruygur）的研究同样表明，新疆大范围的地名去民族化与汉化更改，正在系统性地削弱本土语言记忆、割断世代传承的社会根基。
在这一残酷现实面前，究竟有多少“交融”是自发自愿的，又有多少是自上而下强行推行的，答案不言自明。
“正能量”话语与网红经济：数字时代的精细化治理术
将此次活动定性为“网络主题传播活动”，折射出数字时代国家治理术的深刻演变。新媒体在此不再仅仅是信息传播渠道，而是生产意识形态认同的高效流水线。
自 2012 年以来，“正能量”被提升为国家级意识形态准则，媒体被赋予了通过“弘扬真善美”转移公众对深层社会矛盾关注的政治任务。陈（Chen）与王（Wang）的研究表明，“正能量”叙事运作着一种福柯式的微观权力机制，促使个体将国家利益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追求，主动成为“自律顺从的模范公民”。
仅在抖音平台上，就有数百个政务账号持续推送正能量短视频，播放量高达数以十亿计。而诸如“@摄行中国”之类的网络大V正是这一流量经济中的关键齿轮。沙利文（Sullivan）与王（Wang）指出，网络红人通过迎合官方设定的“正能量”基调来获取流量变现与职业发展。这种传统外宣与网红流量经济的合流，彻底改变了官方传播的形态：指令不再来自冰硬的扩音喇叭，而是化作了“身边普通人”的生动故事；管控不再依靠生硬的删帖审查，而是通过点赞、转发与算法推荐悄然运作。
为何热衷于宏大叙事下的“个体温情故事”？
整篇报道放弃了冰冷的统计数据与政策文件，转而通篇聚焦四个具体的个人：修路工程师、非遗传承人、合唱团员与网红博主。
这四张面孔，恰好构成了国家最为青睐的“模范公民”图谱：一个负责生产建设、一个负责保护传统、一个负责歌唱赞美、一个负责对外国宣——他们全都是辛勤付出、感恩欢庆的顺从主体，而绝非提出权利诉求、追问历史真相的反思主体。
张（Zhang）等学者的分析表明，这种“牧领权力”（Pastoral Power）具有双重功能：它通过讲述“依靠团结实现个人致富”的温情神话，将复杂的政治问题与结构性不平等轻描淡写地转移为个体奋斗问题；听着桥梁工程师的感人故事，读者很容易在无形中遗忘这片土地沉重的现实政治脉络。
伊犁的象征橱窗与“石榴花计划”的现实落差
活动选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启动绝非偶然。伊犁作为哈萨克、维吾尔、蒙古、锡伯等多少数民族混居的边陲河谷，历来被官方视作展示“多元一体”最为理想的天然橱窗。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比喻，构成了整套团结话语的情感内核。然而，正如安德森所披露的，在现实行政操作中，同样的“石榴花”符号却被冠名于将汉族干部与维吾尔家庭强制结对认亲、甚至将儿童集中寄宿同化的“石榴花计划”（Pomegranate Flower Plan）。诗意的文学修辞与严酷的行政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正是解读此类宣传活动不可或缺的解构密码。
比较视野与结论：承认、治理与熔解的本质区别
如果将中国的模式置于全球国家构建理论中进行比较，其独特性十分显著：无论是美国的“大熔炉”模式，还是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试图在宪政公民身份的框架下寻求共识。而中国的“国家多元文化主义”则展现出极强的国家意志垄断性：民族的界定、分类与表征完全由国家自上而下掌控，少数民族身份被绝对置于单一中华民族认同的等级秩序之下。整场活动报道中，“平等”、“权利”、“自治”或“民主代表”等现代政治概念的彻底缺席，正是这种等级结构的明证。
归结而言，“承认多元”、“治理多元”与“在单一认同中熔解多元”是三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行为。而当前的“多彩民族”宣传运动，恰恰是在用“承认多元”的温情话语，行使着“全面熔解多元”的同化实质。
文化差异被精心陈列展示，但拥有独立历史、语言权利与政治诉求的主体却被悄然隐形。“共同体意识”并非自然生成的社会现实，而是一场旨在重塑认同的精细社会工程。当石榴花绚丽盛开之时，被世人看见的，往往不是每一颗石榴籽原本鲜活独特的色彩，而是紧紧束缚并包裹着一切的、坚硬而统一的国家果壳。
土耳其学者深度专论：是“石榴籽”还是“单一果壳”？“多彩民族”宣传运动的隐秘治理框架
作者：耶尔马兹·埃尔（Yılmaz Er，土耳其著名国际政治学者、《Haber Nida》专栏作家）
清晨，在手风琴悠扬的旋律伴奏下，一场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拉开帷幕的活动，将中国五个省区市的网信部门联合在了一起。这场活动的官方主题名为：“石榴花开、籽籽同心——多彩民族有多彩”网络主题传播活动。
活动现场，来自贵州省的侗族大歌合唱团的歌声在伊犁河谷上空回荡；在天山胜利隧道 218 国道施工现场工作的贵州籍工程师杨晓竹，动情地讲述着“修路带来的就业与繁荣”；而一位网名为“@摄行中国”的正能量网络红人，则手持高清云台相机，声称要将“边疆日常生活的幸福瞬间”永久定格在镜头里。
在官方报纸的版面上，这看起来就像是一场其乐融融的民俗文化艺术节。然而，这场活动背后庞大的官方组织架构——中央网信办的总体指导、五省区市的协同联动，以及贯穿整篇报道始终的“民族团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大核心政治话语——都清晰地昭示出，这绝非单纯的文化联欢，而是一项极其深远的政治工程。
一个发人深省的核心追问由此浮现：**这场盛大的官方宣传运动，究竟是在真正展现多元民族的文化繁荣与社会和谐，还是在运行一套极其精密的现代认同重构机制，将各少数民族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身份，强行改造并熔铸进国家预设的单一“中华民族”宏大叙事之中？**
图片说明：学者深度剖析：官方边疆宣传话语中“多元文化展示”与“同质化治理”的内在张力。
“团结”是一句客观观察，还是一道刚性政治指令？
官方媒体的叙事语言，始终将“民族团结”塑造为一种自然而然、自发生成的社会现实：各民族“手拉手”、文化“相互交融”、所有人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然而，学者赵（Zhao）与波斯蒂格利昂（Postiglione）在民族政策研究中明确指出：在中国，民族的识别、分类与官方表征从来都不是自下而上的自发过程，而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模式，少数民族的认同被严格从属于至高无上的“中华民族”统一身份。
政治学者克利梅什（Klimeš）与马里内利（Marinelli）的研究进一步证明：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与去极端化”政策，极大地扩展了国家对媒体、网络空间与公共讨论的管控边界，加速了对维吾尔人宗教、文化和语言等核心要素的系统性规训。在这一语境下，“团结”根本不是一句客观描述性的观察陈述，而是一道不容置疑的政治指令：国家必须源源不断地生产“多元一体”的表象，因为这种团结只有被不断制造出来时才显得真实。报道中那些精心编排的“温情个人故事”，正是将这一政治指令包装为自然现实的最有效载体。
“共同体意识”：是社会现实，还是国家自上而下的认同工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置于整场宣传运动的核心位置绝非偶然。在当前的政治语境下，这一概念已被确立为民族工作的绝对主线。
学者康（Kang）与吕（Yeo）分析指出，该概念的深层制度功能，在于弱化那些被体制视为潜在离心风险的“少数民族”独立认同。学者戈洛德（Golod）更是尖锐地指出：官方话语从强调“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向突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战略位移，催生出了一种“博物馆化的多元文化主义”（Museumized Multiculturalism）——在这种模式下，文化同质化成为了维护长期稳定的核心底色。
学者严（Yan）与维克斯（Vickers）对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也揭示了同样的张力：官方虽然口头上宣称包容，但实质上以汉族文化与成就为核心的宏大叙事不断强化，2018 年“中华民族”概念写入宪法，更在根本大法层面锁定了单一、同质的国家认同愿景。“共同体”在此并非多元主义的象征，而是一种旨在将所有差异全面纳入国家框架的吸收策略。
为什么“色彩”被剥夺了发声的权利？
活动主题中所谓的“多彩”（多彩民族）隐喻，巧妙地将各个民族定位为纯粹的美学与民俗“色彩”，而非具有独立政治诉求与历史记忆的主体。在官方报道中，多元性永远被局限在歌舞表演、刺绣服饰、传统手工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浅层维度。
戈洛德将这种现象精准定性为“去政治化的美学展示”——文化被彻底剥离了其原本的历史脉络与现实权利诉求，退化为供人观赏陈列的无害展品。巴尤德（Baioud）与胡努德（Khuanuud）在对内蒙古网络宣传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完全相同的机制：官方发展叙事充斥着汉族中心主义的同化色彩，将少数民族的历史与当下矮化为一种“民俗风情画卷”。
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在于：当来自贵州的侗族合唱团在伊犁河谷高声吟唱时，生活在当地、拥有独特语言与精神信仰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与柯尔克孜人，他们用自己母语讲述的真实心声与现实诉求，在报道中究竟身在何处？当文化被当作画卷上的“点缀色彩”时，答案显而易见：色彩只能充当画面的美学背景，而画卷的坚硬边框与构图，则完全由国家权力一手绘制。
隐秘的权力不对称与所谓“对等交融”的幻象
报道将所有民族描绘为完全平等的参与者，却对国家机器与少数群体之间巨大的权力不对称只字不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官方口号，给外界营造出一种过程完全对等、自愿的假象。
然而，安德森（Anderson）与维克斯的实地调查揭示：所谓的“双语教育”在现实执行中早已演变为“事实上的单语同化政策”，母语教学在正规学校体系中几乎被全面取缔。语言学学者埃鲁伊古尔（Eruygur）的研究同样表明，新疆大范围的地名去民族化与汉化更改，正在系统性地削弱本土语言记忆、割断世代传承的社会根基。
在这一残酷现实面前，究竟有多少“交融”是自发自愿的，又有多少是自上而下强行推行的，答案不言自明。
“正能量”话语与网红经济：数字时代的精细化治理术
将此次活动定性为“网络主题传播活动”，折射出数字时代国家治理术的深刻演变。新媒体在此不再仅仅是信息传播渠道，而是生产意识形态认同的高效流水线。
自 2012 年以来，“正能量”被提升为国家级意识形态准则，媒体被赋予了通过“弘扬真善美”转移公众对深层社会矛盾关注的政治任务。陈（Chen）与王（Wang）的研究表明，“正能量”叙事运作着一种福柯式的微观权力机制，促使个体将国家利益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追求，主动成为“自律顺从的模范公民”。
仅在抖音平台上，就有数百个政务账号持续推送正能量短视频，播放量高达数以十亿计。而诸如“@摄行中国”之类的网络大V正是这一流量经济中的关键齿轮。沙利文（Sullivan）与王（Wang）指出，网络红人通过迎合官方设定的“正能量”基调来获取流量变现与职业发展。这种传统外宣与网红流量经济的合流，彻底改变了官方传播的形态：指令不再来自冰硬的扩音喇叭，而是化作了“身边普通人”的生动故事；管控不再依靠生硬的删帖审查，而是通过点赞、转发与算法推荐悄然运作。
为何热衷于宏大叙事下的“个体温情故事”？
整篇报道放弃了冰冷的统计数据与政策文件，转而通篇聚焦四个具体的个人：修路工程师、非遗传承人、合唱团员与网红博主。
这四张面孔，恰好构成了国家最为青睐的“模范公民”图谱：一个负责生产建设、一个负责保护传统、一个负责歌唱赞美、一个负责对外国宣——他们全都是辛勤付出、感恩欢庆的顺从主体，而绝非提出权利诉求、追问历史真相的反思主体。
张（Zhang）等学者的分析表明，这种“牧领权力”（Pastoral Power）具有双重功能：它通过讲述“依靠团结实现个人致富”的温情神话，将复杂的政治问题与结构性不平等轻描淡写地转移为个体奋斗问题；听着桥梁工程师的感人故事，读者很容易在无形中遗忘这片土地沉重的现实政治脉络。
伊犁的象征橱窗与“石榴花计划”的现实落差
活动选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启动绝非偶然。伊犁作为哈萨克、维吾尔、蒙古、锡伯等多少数民族混居的边陲河谷，历来被官方视作展示“多元一体”最为理想的天然橱窗。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比喻，构成了整套团结话语的情感内核。然而，正如安德森所披露的，在现实行政操作中，同样的“石榴花”符号却被冠名于将汉族干部与维吾尔家庭强制结对认亲、甚至将儿童集中寄宿同化的“石榴花计划”（Pomegranate Flower Plan）。诗意的文学修辞与严酷的行政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正是解读此类宣传活动不可或缺的解构密码。
比较视野与结论：承认、治理与熔解的本质区别
如果将中国的模式置于全球国家构建理论中进行比较，其独特性十分显著：无论是美国的“大熔炉”模式，还是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试图在宪政公民身份的框架下寻求共识。而中国的“国家多元文化主义”则展现出极强的国家意志垄断性：民族的界定、分类与表征完全由国家自上而下掌控，少数民族身份被绝对置于单一中华民族认同的等级秩序之下。整场活动报道中，“平等”、“权利”、“自治”或“民主代表”等现代政治概念的彻底缺席，正是这种等级结构的明证。
归结而言，“承认多元”、“治理多元”与“在单一认同中熔解多元”是三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行为。而当前的“多彩民族”宣传运动，恰恰是在用“承认多元”的温情话语，行使着“全面熔解多元”的同化实质。
文化差异被精心陈列展示，但拥有独立历史、语言权利与政治诉求的主体却被悄然隐形。“共同体意识”并非自然生成的社会现实，而是一场旨在重塑认同的精细社会工程。当石榴花绚丽盛开之时，被世人看见的，往往不是每一颗石榴籽原本鲜活独特的色彩，而是紧紧束缚并包裹着一切的、坚硬而统一的国家果壳。
现场视频曝光：新疆乌苏市派出所内张贴“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引发强制同化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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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视频曝光：乌鲁木齐派出所内张贴“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引发强制同化关切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多力昆·伊萨（Dolkun Isa）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来自新疆乌苏市基层派出所的现场实拍视频，记录了当地在基层执法机构全面推行语言管控的真实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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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乌苏市某派出所内部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的“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
派出所窗口明确指令：“讲国语，说普通话”
多力昆·伊萨指出，这是观察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新疆）推行同化政策的一个极其触目惊心的真实微观窗口。
现场视频清晰显示，位于乌苏市的一家派出所内部办事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着明确的指令性标语：“讲国语，说普通话。”
新《民族团结法》下的制度化同化与母语空间压缩
多力昆·伊萨在推文中深入分析道，这段现场画面与事实，极其直观地向国际社会揭示了于 2026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施行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现实基层的具体执行面貌：
“这标志着在所谓的‘民族团结’旗号下，加速推进同化政策的进一步制度化落地，其根本目标正是针对维吾尔人的语言、文化与民族身份认同。”
国家机器主导的强制性同化政策
多力昆·伊萨强调：“当维吾尔人甚至在走进派出所等基层公共与执法办事机构时，都被明令限制必须讲哪种语言、被强制剥夺使用自己母语交流的权利，这早已绝非普通的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政策——而是由国家机器强力推行的国家级强制同化。”
在推文最后，多力昆·伊萨郑重指出：“维吾尔语言是我们民族身份认同、深厚文化底蕴与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绝不容被抹除。” 查看全部
现场视频曝光：乌鲁木齐派出所内张贴“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引发强制同化关切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多力昆·伊萨（Dolkun Isa）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来自新疆乌苏市基层派出所的现场实拍视频，记录了当地在基层执法机构全面推行语言管控的真实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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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窗口明确指令：“讲国语，说普通话”
多力昆·伊萨指出，这是观察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新疆）推行同化政策的一个极其触目惊心的真实微观窗口。
现场视频清晰显示，位于乌苏市的一家派出所内部办事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着明确的指令性标语：“讲国语，说普通话。”
新《民族团结法》下的制度化同化与母语空间压缩
多力昆·伊萨在推文中深入分析道，这段现场画面与事实，极其直观地向国际社会揭示了于 2026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施行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现实基层的具体执行面貌：
“这标志着在所谓的‘民族团结’旗号下，加速推进同化政策的进一步制度化落地，其根本目标正是针对维吾尔人的语言、文化与民族身份认同。”
国家机器主导的强制性同化政策
多力昆·伊萨强调：“当维吾尔人甚至在走进派出所等基层公共与执法办事机构时，都被明令限制必须讲哪种语言、被强制剥夺使用自己母语交流的权利，这早已绝非普通的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政策——而是由国家机器强力推行的国家级强制同化。”
在推文最后，多力昆·伊萨郑重指出：“维吾尔语言是我们民族身份认同、深厚文化底蕴与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绝不容被抹除。”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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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视频曝光：乌鲁木齐派出所内张贴“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引发强制同化关切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多力昆·伊萨（Dolkun Isa）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来自新疆乌苏市基层派出所的现场实拍视频，记录了当地在基层执法机构全面推行语言管控的真实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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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窗口明确指令：“讲国语，说普通话”
多力昆·伊萨指出，这是观察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新疆）推行同化政策的一个极其触目惊心的真实微观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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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族团结法》下的制度化同化与母语空间压缩
多力昆·伊萨在推文中深入分析道，这段现场画面与事实，极其直观地向国际社会揭示了于 2026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施行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现实基层的具体执行面貌：
“这标志着在所谓的‘民族团结’旗号下，加速推进同化政策的进一步制度化落地，其根本目标正是针对维吾尔人的语言、文化与民族身份认同。”
国家机器主导的强制性同化政策
多力昆·伊萨强调：“当维吾尔人甚至在走进派出所等基层公共与执法办事机构时，都被明令限制必须讲哪种语言、被强制剥夺使用自己母语交流的权利，这早已绝非普通的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政策——而是由国家机器强力推行的国家级强制同化。”
在推文最后，多力昆·伊萨郑重指出：“维吾尔语言是我们民族身份认同、深厚文化底蕴与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绝不容被抹除。”
现场视频曝光：乌鲁木齐派出所内张贴“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引发强制同化关切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多力昆·伊萨（Dolkun Isa）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来自新疆乌苏市基层派出所的现场实拍视频，记录了当地在基层执法机构全面推行语言管控的真实一幕。
图片说明：乌苏市某派出所内部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的“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
派出所窗口明确指令：“讲国语，说普通话”
多力昆·伊萨指出，这是观察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新疆）推行同化政策的一个极其触目惊心的真实微观窗口。
现场视频清晰显示，位于乌苏市的一家派出所内部办事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着明确的指令性标语：“讲国语，说普通话。”
新《民族团结法》下的制度化同化与母语空间压缩
多力昆·伊萨在推文中深入分析道，这段现场画面与事实，极其直观地向国际社会揭示了于 2026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施行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现实基层的具体执行面貌：
“这标志着在所谓的‘民族团结’旗号下，加速推进同化政策的进一步制度化落地，其根本目标正是针对维吾尔人的语言、文化与民族身份认同。”
国家机器主导的强制性同化政策
多力昆·伊萨强调：“当维吾尔人甚至在走进派出所等基层公共与执法办事机构时，都被明令限制必须讲哪种语言、被强制剥夺使用自己母语交流的权利，这早已绝非普通的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政策——而是由国家机器强力推行的国家级强制同化。”
在推文最后，多力昆·伊萨郑重指出：“维吾尔语言是我们民族身份认同、深厚文化底蕴与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绝不容被抹除。”
高志凯深度专访：中国应当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并实行人民币统一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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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凯深度专访：中国应当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并实行人民币统一结算
【观察者网专栏作家、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志凯接受深度专访，系统阐述利用稀土战略王牌反制美西方涉疆制裁的开创性构想】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7 月下旬，美国出台了针对所谓“强迫劳动”的 301 关税以及扩大的《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实体清单等一系列打压措施，并向 60 个贸易伙伴施压，要求其按照美国制定的标准设立进口禁令，否则将面临惩罚性关税。在您看来，美国为何选择在临近中期选举的关键节点再次大肆炒作新疆议题？美国是否正在将原本针对新疆的特定工具，演变为针对中国全产业链的制度性经贸武器？
高志凯：
首先，针对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死死抓住新疆问题不放，持续对中国进行抹黑、歪曲、造谣和各种敌对行径，我想再次提出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性建议：鉴于稀土对于全球高科技产业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以及中国稀土出口在国际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我郑重建议国家正式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对全国所有的稀土出口业务实行统筹统一管理。
为什么必须这么做？
中国稀土产业链非常庞大且极为复杂。国内众多稀土生产加工企业并不属于中央直属国企，有些甚至也不是地方国有企业，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民营企业，产业网络覆盖极为广泛。在过去的出口流程中，市场经营主体繁多、出口渠道多元复杂，容易产生管理上的漏洞，同时也容易被外部敌对势力钻空子。
因此，我建议必须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这家公司不一定必须是中央央企，甚至不一定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国企，但关键在于它必须承担起代表国家对稀土出口实行统一定价、统一配额、统一审批和统一管理的战略职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也是整套反制方案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一环：**我建议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法定总部设立在中国新疆**。
图片说明：中国西北新疆富蕴县可可托海三号稀土矿坑全景。
大家看看美国在 7 月 31 日所采取的恶劣行径：美国紧盯着新疆问题不放，捏造各种荒谬借口，全面禁止进口产自新疆的番茄酱、棉花、服装鞋帽、纺织品、多晶硅矿产及机械设备等各类产品。
既然美国一意孤行、无理取闹、肆意颠倒黑白，那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合情合法的对等反制措施：美西方国家的高端制造和军工产业不是极度依赖中国的稀土吗？如果你认为自己具备采购资格，并能顺利获得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的合规审批，那么欢迎你来洽谈采购业务。
但是，你们必须到哪里来谈？不是去上海，也不是去深圳或广州，而是**必须统一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商务谈判达成后，所有的采购合同必须统一与注册并常驻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正式签署。与此同时，所有出口稀土产品的外包装上，都必须堂堂正正、醒目清晰地印上“中国新疆”字样！
不仅如此，在采购中国稀土时，付款结算方式必须且只能使用人民币。我们坚决不接受美元、日元、欧元或任何其他西方货币，一律只收人民币！作为一名学者，我始终坚信这是一个极具战略智慧和可操作性的绝佳反制方案，因此我一直持续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真考虑并采纳这一构想。
为什么这一方案在现实中完全具备可行性？
首先，它能从根本上强化国家对战略稀土资源的统一出口管理，这本身就关乎国家核心利益。
其次，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总部设在新疆，正好可以借此让全世界看清楚：那些成天叫嚣着要全面抵制所谓“新疆制造”的西方国家和跨国企业，在面临自身产业生死攸关的稀土资源时，究竟敢不敢因为稀土出自新疆而拒绝采购？
我敢断定，为了拿到维持其高科技运转所必需的稀土，他们就算用爬的，也得爬到新疆来谈！即便你百般阻拦，他们也会削尖了脑袋非签不可。为了买到中国稀土，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把手中的美元、欧元和日元兑换成人民币来付款。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用更大的战略智慧、更大的胆魄和更高超的跨部门统筹能力，来打赢这场经贸博弈？
这样一来，我们一方面真正把国家稀土出口命脉管好、管严；另一方面，也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彻底粉碎美国相关部门在 7 月 31 日出台的涉疆制裁法案。
无论美国怎么折腾，无论其他西方政客如何叫嚣，我们的应对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口头抗议。中国如今国力日益强盛，我们完全应该拥有更多智慧、更大气魄和更坚定的决心，出台让对方真正感受到切肤之痛、让其明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实质性举措。
图片说明：科研人员展示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从月球背面带回的珍贵月壤样本。
这就像 2024 年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成功降落月球背面并带回珍贵的月壤样本后，美国航天机构迫切希望能分享获取中国的月壤。当时我们就完全可以说：美国国会自己白纸黑字通过了《沃尔夫条款》，明文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与中国开展任何航天合作。既然美国想要中国的月壤，那就必须美国自己先修改国内法、撤销相关限制。这是美国自己立法绑住了自己的手脚。
如今在新疆经贸议题上，美西方给我们提供了完全相同的反制良机。
因此，我再次强烈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尽快研究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不管是美国企业、日本企业，还是欧洲企业，只要自认为符合资质，统统请到乌鲁木齐来谈。所有出口统筹经由新疆总公司办理，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胆量拒买中国稀土。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和严谨研判，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胆量。
到头来，他们只能自打嘴巴，并被迫吞下苦果——不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其他西方政客，长期在新疆问题上借题发挥，第一根本动摇不了中国的原则立场，第二只会让自己深陷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根本解决不了自身的供应链危机。
图片说明：高志凯在半岛电视台《正面交锋》与《底线》等栏目就国际大势与中国外交政策展开激烈辩论。
国际舆论交锋与涉疆历史真相
这么多年来，在各种国际多边舞台上，我同西方主流媒体和智库进行了无数次正面的激辩与交锋，用大家的话说，我早已经“身中数弹、弹痕累累”。
但我依然坚持在国际讲坛上同他们坚决斗争，因为我们必须把事实真相向国际社会讲清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的维吾尔族同胞是我们休戚与共的骨肉兄弟姐妹。任何国家都绝不要抱有能把新疆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的任何幻想，那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新疆的内部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新疆治理好、发展好，根本轮不到任何外部势力横加指责、指手画脚。
在我看来，美国政府此时此刻再次死死揪住新疆问题大做文章，本质上暴露了两点：
第一，美国反华敌对势力从未真正放弃对华遏制与敌视图谋；
第二，美国从未放弃过企图将中国一举击垮的霸权幻想。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究竟该如何破局？
这极其关键。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稳扎稳打，同时要有一双洞察秋毫的慧眼，看穿他们背后的真实图谋。此外，我们的对外交往绝不能长期停留在“道德外交”层面，必须坚定跨入“法治外交”的新境界！我们手里必须握有强有力的法定反制权和精准反制工具，才能真正打疼对方、打醒对方，让其彻底恢复理智。
无论在经贸往来、关税争端，还是在涉及国家政治制度、人权、涉疆、涉台、涉港、涉藏等原则问题上，我们不仅要有站在道义制高点的道德力量，更要有坚实的法治力量！我们必须能够拿出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具有高度公信力、能够被国际主流社会所理解并接受的高质量反制方案。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美国是否正在借所谓“人权”之名，将其国内法律和供应链标准强加给整个世界？这是否反映出美国并不真正关心其盟友利益，而是企图利用关税大棒逼迫各国臣服于美国制定的霸权规则？
高志凯：
我认为，眼看着美国已经肆无忌惮地走到今天这一步，国际社会所有人都应当彻底认清一个冷酷的现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去年曾公开说过类似的话：“我根本不需要国际法，唯一能阻止我的只有我自己的道德和我自己的头脑。”当一个大国的领导人都已经把话讲得如此露骨直白时，我们如果还在对国际规则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岂不是太天真了吗？
既然那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根本就没打算遵守国际法，甚至根本不按常理出牌，那么我们就必须拿出自己专属的应对工具箱和强硬反制手段。
我刚才提到的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构想，正是这样一个精准有效的王牌工具。一旦落地实施，就能迫使对方不得不做出实质妥协；否则，他们就只能选择不买中国稀土。
但如果他们选择不买，那绝不是因为中国不卖。我们的规则在国际上公开、透明、公道：只要你满足合规采购条件，欢迎你亲自到新疆乌鲁木齐来，与注册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谈协议、签合同；采购中国稀土，统一使用人民币结算。这一切完全符合市场化经济规律与合规商业惯例，美西方政客又有什么资格和理由提出反对？
如果美方每次出台打压新疆的霸权法案，我们的回应永远只是千篇一律地口头抗议几句、声明谴责一番，那是远远不够的。
在过去国家综合国力和外部条件相对受限的时期，我们不得不采取那种反应方式，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今时不同往日，我们手里已经拥有了丰富多样的反制资源。我们完全可以集思广益、汇聚全国智识，挑选出几条最有力、最合情合理且最具穿透力的方法，对美西方的遏制进行强力回击。
中国和西方都有相似的格言，叫作“得寸进尺”（Give him an inch and he will take a mile）。如果你在原则问题上退让一步，对方就会步步进逼，最终甚至会骑到你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方面我们必须展现清晰坚定的战略姿态：中美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两国之间，唯一正确的相处之道是“必然和平”。任何人都不要妄想用战争来威胁恐吓中国。挑起战争绝不可能在摧毁中国的同时，还能让美国自身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因此，不要同我谈什么中美战争，中美之间必须谈和平。
另一方面，稀土如今绝对是我们手里一张极具分量的战略王牌。在美国率先挑起对华关税战之前，中国从未轻易打出稀土这张牌。是美方首先破坏了国际自由贸易规则、将我们一步步逼到这个份上，中国才真正开始认真考虑将稀土作为有效的反制手段。即便在今天，中国在稀土出口上的管控措施依然是完全合理、合法且合规的。
只要国际客户拥有正当、合理的民用需求，中国依然会充分予以满足。
但是，当美方再次掀起风浪，肆无忌惮地造谣中伤、抹黑打压中国涉疆政策，甚至企图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声势把新疆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割裂出去、在全世界散布大量负面影响时，难道我们就要任由他们无底线打压吗？别人打了我们的左脸，难道我们还要把右脸也伸过去让他打吗？
我坚决认为，我们绝不能这样做！
西方在哪个领域无理打压中国，我们就应当在该领域进行极其深入的研究，并制定出针锋相对的有效反制方法。对方打过来，我们必须坚决打回去！但我们的反击绝不会采用对方那种见不得人的下三滥手段，更不屑于搞背后的下作勾当。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合乎国际法准则与国际自由贸易规则的对等措施展开有力反制。
这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感到格外紧迫的心声。我们绝不能允许外部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无理打压我们、折腾我们、霸凌我们。我们必须真正运用中国人的智慧与头脑，出台硬招实招来打破外部封锁与僵局，这已经成为当前涉外经贸与涉疆舆论斗争的当务之急！ 查看全部
高志凯深度专访：中国应当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并实行人民币统一结算
【观察者网专栏作家、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志凯接受深度专访，系统阐述利用稀土战略王牌反制美西方涉疆制裁的开创性构想】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7 月下旬，美国出台了针对所谓“强迫劳动”的 301 关税以及扩大的《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实体清单等一系列打压措施，并向 60 个贸易伙伴施压，要求其按照美国制定的标准设立进口禁令，否则将面临惩罚性关税。在您看来，美国为何选择在临近中期选举的关键节点再次大肆炒作新疆议题？美国是否正在将原本针对新疆的特定工具，演变为针对中国全产业链的制度性经贸武器？
高志凯：
首先，针对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死死抓住新疆问题不放，持续对中国进行抹黑、歪曲、造谣和各种敌对行径，我想再次提出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性建议：鉴于稀土对于全球高科技产业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以及中国稀土出口在国际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我郑重建议国家正式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对全国所有的稀土出口业务实行统筹统一管理。
为什么必须这么做？
中国稀土产业链非常庞大且极为复杂。国内众多稀土生产加工企业并不属于中央直属国企，有些甚至也不是地方国有企业，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民营企业，产业网络覆盖极为广泛。在过去的出口流程中，市场经营主体繁多、出口渠道多元复杂，容易产生管理上的漏洞，同时也容易被外部敌对势力钻空子。
因此，我建议必须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这家公司不一定必须是中央央企，甚至不一定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国企，但关键在于它必须承担起代表国家对稀土出口实行统一定价、统一配额、统一审批和统一管理的战略职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也是整套反制方案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一环：**我建议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法定总部设立在中国新疆**。
图片说明：中国西北新疆富蕴县可可托海三号稀土矿坑全景。
大家看看美国在 7 月 31 日所采取的恶劣行径：美国紧盯着新疆问题不放，捏造各种荒谬借口，全面禁止进口产自新疆的番茄酱、棉花、服装鞋帽、纺织品、多晶硅矿产及机械设备等各类产品。
既然美国一意孤行、无理取闹、肆意颠倒黑白，那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合情合法的对等反制措施：美西方国家的高端制造和军工产业不是极度依赖中国的稀土吗？如果你认为自己具备采购资格，并能顺利获得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的合规审批，那么欢迎你来洽谈采购业务。
但是，你们必须到哪里来谈？不是去上海，也不是去深圳或广州，而是**必须统一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商务谈判达成后，所有的采购合同必须统一与注册并常驻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正式签署。与此同时，所有出口稀土产品的外包装上，都必须堂堂正正、醒目清晰地印上“中国新疆”字样！
不仅如此，在采购中国稀土时，付款结算方式必须且只能使用人民币。我们坚决不接受美元、日元、欧元或任何其他西方货币，一律只收人民币！作为一名学者，我始终坚信这是一个极具战略智慧和可操作性的绝佳反制方案，因此我一直持续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真考虑并采纳这一构想。
为什么这一方案在现实中完全具备可行性？
首先，它能从根本上强化国家对战略稀土资源的统一出口管理，这本身就关乎国家核心利益。
其次，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总部设在新疆，正好可以借此让全世界看清楚：那些成天叫嚣着要全面抵制所谓“新疆制造”的西方国家和跨国企业，在面临自身产业生死攸关的稀土资源时，究竟敢不敢因为稀土出自新疆而拒绝采购？
我敢断定，为了拿到维持其高科技运转所必需的稀土，他们就算用爬的，也得爬到新疆来谈！即便你百般阻拦，他们也会削尖了脑袋非签不可。为了买到中国稀土，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把手中的美元、欧元和日元兑换成人民币来付款。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用更大的战略智慧、更大的胆魄和更高超的跨部门统筹能力，来打赢这场经贸博弈？
这样一来，我们一方面真正把国家稀土出口命脉管好、管严；另一方面，也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彻底粉碎美国相关部门在 7 月 31 日出台的涉疆制裁法案。
无论美国怎么折腾，无论其他西方政客如何叫嚣，我们的应对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口头抗议。中国如今国力日益强盛，我们完全应该拥有更多智慧、更大气魄和更坚定的决心，出台让对方真正感受到切肤之痛、让其明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实质性举措。
图片说明：科研人员展示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从月球背面带回的珍贵月壤样本。
这就像 2024 年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成功降落月球背面并带回珍贵的月壤样本后，美国航天机构迫切希望能分享获取中国的月壤。当时我们就完全可以说：美国国会自己白纸黑字通过了《沃尔夫条款》，明文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与中国开展任何航天合作。既然美国想要中国的月壤，那就必须美国自己先修改国内法、撤销相关限制。这是美国自己立法绑住了自己的手脚。
如今在新疆经贸议题上，美西方给我们提供了完全相同的反制良机。
因此，我再次强烈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尽快研究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不管是美国企业、日本企业，还是欧洲企业，只要自认为符合资质，统统请到乌鲁木齐来谈。所有出口统筹经由新疆总公司办理，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胆量拒买中国稀土。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和严谨研判，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胆量。
到头来，他们只能自打嘴巴，并被迫吞下苦果——不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其他西方政客，长期在新疆问题上借题发挥，第一根本动摇不了中国的原则立场，第二只会让自己深陷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根本解决不了自身的供应链危机。
图片说明：高志凯在半岛电视台《正面交锋》与《底线》等栏目就国际大势与中国外交政策展开激烈辩论。
国际舆论交锋与涉疆历史真相
这么多年来，在各种国际多边舞台上，我同西方主流媒体和智库进行了无数次正面的激辩与交锋，用大家的话说，我早已经“身中数弹、弹痕累累”。
但我依然坚持在国际讲坛上同他们坚决斗争，因为我们必须把事实真相向国际社会讲清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的维吾尔族同胞是我们休戚与共的骨肉兄弟姐妹。任何国家都绝不要抱有能把新疆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的任何幻想，那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新疆的内部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新疆治理好、发展好，根本轮不到任何外部势力横加指责、指手画脚。
在我看来，美国政府此时此刻再次死死揪住新疆问题大做文章，本质上暴露了两点：
第一，美国反华敌对势力从未真正放弃对华遏制与敌视图谋；
第二，美国从未放弃过企图将中国一举击垮的霸权幻想。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究竟该如何破局？
这极其关键。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稳扎稳打，同时要有一双洞察秋毫的慧眼，看穿他们背后的真实图谋。此外，我们的对外交往绝不能长期停留在“道德外交”层面，必须坚定跨入“法治外交”的新境界！我们手里必须握有强有力的法定反制权和精准反制工具，才能真正打疼对方、打醒对方，让其彻底恢复理智。
无论在经贸往来、关税争端，还是在涉及国家政治制度、人权、涉疆、涉台、涉港、涉藏等原则问题上，我们不仅要有站在道义制高点的道德力量，更要有坚实的法治力量！我们必须能够拿出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具有高度公信力、能够被国际主流社会所理解并接受的高质量反制方案。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美国是否正在借所谓“人权”之名，将其国内法律和供应链标准强加给整个世界？这是否反映出美国并不真正关心其盟友利益，而是企图利用关税大棒逼迫各国臣服于美国制定的霸权规则？
高志凯：
我认为，眼看着美国已经肆无忌惮地走到今天这一步，国际社会所有人都应当彻底认清一个冷酷的现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去年曾公开说过类似的话：“我根本不需要国际法，唯一能阻止我的只有我自己的道德和我自己的头脑。”当一个大国的领导人都已经把话讲得如此露骨直白时，我们如果还在对国际规则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岂不是太天真了吗？
既然那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根本就没打算遵守国际法，甚至根本不按常理出牌，那么我们就必须拿出自己专属的应对工具箱和强硬反制手段。
我刚才提到的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构想，正是这样一个精准有效的王牌工具。一旦落地实施，就能迫使对方不得不做出实质妥协；否则，他们就只能选择不买中国稀土。
但如果他们选择不买，那绝不是因为中国不卖。我们的规则在国际上公开、透明、公道：只要你满足合规采购条件，欢迎你亲自到新疆乌鲁木齐来，与注册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谈协议、签合同；采购中国稀土，统一使用人民币结算。这一切完全符合市场化经济规律与合规商业惯例，美西方政客又有什么资格和理由提出反对？
如果美方每次出台打压新疆的霸权法案，我们的回应永远只是千篇一律地口头抗议几句、声明谴责一番，那是远远不够的。
在过去国家综合国力和外部条件相对受限的时期，我们不得不采取那种反应方式，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今时不同往日，我们手里已经拥有了丰富多样的反制资源。我们完全可以集思广益、汇聚全国智识，挑选出几条最有力、最合情合理且最具穿透力的方法，对美西方的遏制进行强力回击。
中国和西方都有相似的格言，叫作“得寸进尺”（Give him an inch and he will take a mile）。如果你在原则问题上退让一步，对方就会步步进逼，最终甚至会骑到你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方面我们必须展现清晰坚定的战略姿态：中美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两国之间，唯一正确的相处之道是“必然和平”。任何人都不要妄想用战争来威胁恐吓中国。挑起战争绝不可能在摧毁中国的同时，还能让美国自身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因此，不要同我谈什么中美战争，中美之间必须谈和平。
另一方面，稀土如今绝对是我们手里一张极具分量的战略王牌。在美国率先挑起对华关税战之前，中国从未轻易打出稀土这张牌。是美方首先破坏了国际自由贸易规则、将我们一步步逼到这个份上，中国才真正开始认真考虑将稀土作为有效的反制手段。即便在今天，中国在稀土出口上的管控措施依然是完全合理、合法且合规的。
只要国际客户拥有正当、合理的民用需求，中国依然会充分予以满足。
但是，当美方再次掀起风浪，肆无忌惮地造谣中伤、抹黑打压中国涉疆政策，甚至企图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声势把新疆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割裂出去、在全世界散布大量负面影响时，难道我们就要任由他们无底线打压吗？别人打了我们的左脸，难道我们还要把右脸也伸过去让他打吗？
我坚决认为，我们绝不能这样做！
西方在哪个领域无理打压中国，我们就应当在该领域进行极其深入的研究，并制定出针锋相对的有效反制方法。对方打过来，我们必须坚决打回去！但我们的反击绝不会采用对方那种见不得人的下三滥手段，更不屑于搞背后的下作勾当。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合乎国际法准则与国际自由贸易规则的对等措施展开有力反制。
这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感到格外紧迫的心声。我们绝不能允许外部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无理打压我们、折腾我们、霸凌我们。我们必须真正运用中国人的智慧与头脑，出台硬招实招来打破外部封锁与僵局，这已经成为当前涉外经贸与涉疆舆论斗争的当务之急！ 查看全部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高志凯深度专访：中国应当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并实行人民币统一结算
【观察者网专栏作家、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志凯接受深度专访，系统阐述利用稀土战略王牌反制美西方涉疆制裁的开创性构想】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7 月下旬，美国出台了针对所谓“强迫劳动”的 301 关税以及扩大的《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实体清单等一系列打压措施，并向 60 个贸易伙伴施压，要求其按照美国制定的标准设立进口禁令，否则将面临惩罚性关税。在您看来，美国为何选择在临近中期选举的关键节点再次大肆炒作新疆议题？美国是否正在将原本针对新疆的特定工具，演变为针对中国全产业链的制度性经贸武器？
高志凯：
首先，针对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死死抓住新疆问题不放，持续对中国进行抹黑、歪曲、造谣和各种敌对行径，我想再次提出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性建议：鉴于稀土对于全球高科技产业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以及中国稀土出口在国际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我郑重建议国家正式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对全国所有的稀土出口业务实行统筹统一管理。
为什么必须这么做？
中国稀土产业链非常庞大且极为复杂。国内众多稀土生产加工企业并不属于中央直属国企，有些甚至也不是地方国有企业，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民营企业，产业网络覆盖极为广泛。在过去的出口流程中，市场经营主体繁多、出口渠道多元复杂，容易产生管理上的漏洞，同时也容易被外部敌对势力钻空子。
因此，我建议必须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这家公司不一定必须是中央央企，甚至不一定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国企，但关键在于它必须承担起代表国家对稀土出口实行统一定价、统一配额、统一审批和统一管理的战略职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也是整套反制方案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一环：**我建议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法定总部设立在中国新疆**。
图片说明：中国西北新疆富蕴县可可托海三号稀土矿坑全景。
大家看看美国在 7 月 31 日所采取的恶劣行径：美国紧盯着新疆问题不放，捏造各种荒谬借口，全面禁止进口产自新疆的番茄酱、棉花、服装鞋帽、纺织品、多晶硅矿产及机械设备等各类产品。
既然美国一意孤行、无理取闹、肆意颠倒黑白，那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合情合法的对等反制措施：美西方国家的高端制造和军工产业不是极度依赖中国的稀土吗？如果你认为自己具备采购资格，并能顺利获得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的合规审批，那么欢迎你来洽谈采购业务。
但是，你们必须到哪里来谈？不是去上海，也不是去深圳或广州，而是**必须统一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商务谈判达成后，所有的采购合同必须统一与注册并常驻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正式签署。与此同时，所有出口稀土产品的外包装上，都必须堂堂正正、醒目清晰地印上“中国新疆”字样！
不仅如此，在采购中国稀土时，付款结算方式必须且只能使用人民币。我们坚决不接受美元、日元、欧元或任何其他西方货币，一律只收人民币！作为一名学者，我始终坚信这是一个极具战略智慧和可操作性的绝佳反制方案，因此我一直持续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真考虑并采纳这一构想。
为什么这一方案在现实中完全具备可行性？
首先，它能从根本上强化国家对战略稀土资源的统一出口管理，这本身就关乎国家核心利益。
其次，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总部设在新疆，正好可以借此让全世界看清楚：那些成天叫嚣着要全面抵制所谓“新疆制造”的西方国家和跨国企业，在面临自身产业生死攸关的稀土资源时，究竟敢不敢因为稀土出自新疆而拒绝采购？
我敢断定，为了拿到维持其高科技运转所必需的稀土，他们就算用爬的，也得爬到新疆来谈！即便你百般阻拦，他们也会削尖了脑袋非签不可。为了买到中国稀土，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把手中的美元、欧元和日元兑换成人民币来付款。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用更大的战略智慧、更大的胆魄和更高超的跨部门统筹能力，来打赢这场经贸博弈？
这样一来，我们一方面真正把国家稀土出口命脉管好、管严；另一方面，也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彻底粉碎美国相关部门在 7 月 31 日出台的涉疆制裁法案。
无论美国怎么折腾，无论其他西方政客如何叫嚣，我们的应对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口头抗议。中国如今国力日益强盛，我们完全应该拥有更多智慧、更大气魄和更坚定的决心，出台让对方真正感受到切肤之痛、让其明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实质性举措。
图片说明：科研人员展示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从月球背面带回的珍贵月壤样本。
这就像 2024 年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成功降落月球背面并带回珍贵的月壤样本后，美国航天机构迫切希望能分享获取中国的月壤。当时我们就完全可以说：美国国会自己白纸黑字通过了《沃尔夫条款》，明文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与中国开展任何航天合作。既然美国想要中国的月壤，那就必须美国自己先修改国内法、撤销相关限制。这是美国自己立法绑住了自己的手脚。
如今在新疆经贸议题上，美西方给我们提供了完全相同的反制良机。
因此，我再次强烈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尽快研究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不管是美国企业、日本企业，还是欧洲企业，只要自认为符合资质，统统请到乌鲁木齐来谈。所有出口统筹经由新疆总公司办理，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胆量拒买中国稀土。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和严谨研判，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胆量。
到头来，他们只能自打嘴巴，并被迫吞下苦果——不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其他西方政客，长期在新疆问题上借题发挥，第一根本动摇不了中国的原则立场，第二只会让自己深陷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根本解决不了自身的供应链危机。
图片说明：高志凯在半岛电视台《正面交锋》与《底线》等栏目就国际大势与中国外交政策展开激烈辩论。
国际舆论交锋与涉疆历史真相
这么多年来，在各种国际多边舞台上，我同西方主流媒体和智库进行了无数次正面的激辩与交锋，用大家的话说，我早已经“身中数弹、弹痕累累”。
但我依然坚持在国际讲坛上同他们坚决斗争，因为我们必须把事实真相向国际社会讲清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的维吾尔族同胞是我们休戚与共的骨肉兄弟姐妹。任何国家都绝不要抱有能把新疆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的任何幻想，那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新疆的内部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新疆治理好、发展好，根本轮不到任何外部势力横加指责、指手画脚。
在我看来，美国政府此时此刻再次死死揪住新疆问题大做文章，本质上暴露了两点：
第一，美国反华敌对势力从未真正放弃对华遏制与敌视图谋；
第二，美国从未放弃过企图将中国一举击垮的霸权幻想。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究竟该如何破局？
这极其关键。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稳扎稳打，同时要有一双洞察秋毫的慧眼，看穿他们背后的真实图谋。此外，我们的对外交往绝不能长期停留在“道德外交”层面，必须坚定跨入“法治外交”的新境界！我们手里必须握有强有力的法定反制权和精准反制工具，才能真正打疼对方、打醒对方，让其彻底恢复理智。
无论在经贸往来、关税争端，还是在涉及国家政治制度、人权、涉疆、涉台、涉港、涉藏等原则问题上，我们不仅要有站在道义制高点的道德力量，更要有坚实的法治力量！我们必须能够拿出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具有高度公信力、能够被国际主流社会所理解并接受的高质量反制方案。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美国是否正在借所谓“人权”之名，将其国内法律和供应链标准强加给整个世界？这是否反映出美国并不真正关心其盟友利益，而是企图利用关税大棒逼迫各国臣服于美国制定的霸权规则？
高志凯：
我认为，眼看着美国已经肆无忌惮地走到今天这一步，国际社会所有人都应当彻底认清一个冷酷的现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去年曾公开说过类似的话：“我根本不需要国际法，唯一能阻止我的只有我自己的道德和我自己的头脑。”当一个大国的领导人都已经把话讲得如此露骨直白时，我们如果还在对国际规则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岂不是太天真了吗？
既然那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根本就没打算遵守国际法，甚至根本不按常理出牌，那么我们就必须拿出自己专属的应对工具箱和强硬反制手段。
我刚才提到的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构想，正是这样一个精准有效的王牌工具。一旦落地实施，就能迫使对方不得不做出实质妥协；否则，他们就只能选择不买中国稀土。
但如果他们选择不买，那绝不是因为中国不卖。我们的规则在国际上公开、透明、公道：只要你满足合规采购条件，欢迎你亲自到新疆乌鲁木齐来，与注册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谈协议、签合同；采购中国稀土，统一使用人民币结算。这一切完全符合市场化经济规律与合规商业惯例，美西方政客又有什么资格和理由提出反对？
如果美方每次出台打压新疆的霸权法案，我们的回应永远只是千篇一律地口头抗议几句、声明谴责一番，那是远远不够的。
在过去国家综合国力和外部条件相对受限的时期，我们不得不采取那种反应方式，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今时不同往日，我们手里已经拥有了丰富多样的反制资源。我们完全可以集思广益、汇聚全国智识，挑选出几条最有力、最合情合理且最具穿透力的方法，对美西方的遏制进行强力回击。
中国和西方都有相似的格言，叫作“得寸进尺”（Give him an inch and he will take a mile）。如果你在原则问题上退让一步，对方就会步步进逼，最终甚至会骑到你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方面我们必须展现清晰坚定的战略姿态：中美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两国之间，唯一正确的相处之道是“必然和平”。任何人都不要妄想用战争来威胁恐吓中国。挑起战争绝不可能在摧毁中国的同时，还能让美国自身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因此，不要同我谈什么中美战争，中美之间必须谈和平。
另一方面，稀土如今绝对是我们手里一张极具分量的战略王牌。在美国率先挑起对华关税战之前，中国从未轻易打出稀土这张牌。是美方首先破坏了国际自由贸易规则、将我们一步步逼到这个份上，中国才真正开始认真考虑将稀土作为有效的反制手段。即便在今天，中国在稀土出口上的管控措施依然是完全合理、合法且合规的。
只要国际客户拥有正当、合理的民用需求，中国依然会充分予以满足。
但是，当美方再次掀起风浪，肆无忌惮地造谣中伤、抹黑打压中国涉疆政策，甚至企图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声势把新疆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割裂出去、在全世界散布大量负面影响时，难道我们就要任由他们无底线打压吗？别人打了我们的左脸，难道我们还要把右脸也伸过去让他打吗？
我坚决认为，我们绝不能这样做！
西方在哪个领域无理打压中国，我们就应当在该领域进行极其深入的研究，并制定出针锋相对的有效反制方法。对方打过来，我们必须坚决打回去！但我们的反击绝不会采用对方那种见不得人的下三滥手段，更不屑于搞背后的下作勾当。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合乎国际法准则与国际自由贸易规则的对等措施展开有力反制。
这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感到格外紧迫的心声。我们绝不能允许外部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无理打压我们、折腾我们、霸凌我们。我们必须真正运用中国人的智慧与头脑，出台硬招实招来打破外部封锁与僵局，这已经成为当前涉外经贸与涉疆舆论斗争的当务之急！
高志凯深度专访：中国应当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并实行人民币统一结算
【观察者网专栏作家、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志凯接受深度专访，系统阐述利用稀土战略王牌反制美西方涉疆制裁的开创性构想】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7 月下旬，美国出台了针对所谓“强迫劳动”的 301 关税以及扩大的《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实体清单等一系列打压措施，并向 60 个贸易伙伴施压，要求其按照美国制定的标准设立进口禁令，否则将面临惩罚性关税。在您看来，美国为何选择在临近中期选举的关键节点再次大肆炒作新疆议题？美国是否正在将原本针对新疆的特定工具，演变为针对中国全产业链的制度性经贸武器？
高志凯：
首先，针对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死死抓住新疆问题不放，持续对中国进行抹黑、歪曲、造谣和各种敌对行径，我想再次提出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性建议：鉴于稀土对于全球高科技产业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以及中国稀土出口在国际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我郑重建议国家正式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对全国所有的稀土出口业务实行统筹统一管理。
为什么必须这么做？
中国稀土产业链非常庞大且极为复杂。国内众多稀土生产加工企业并不属于中央直属国企，有些甚至也不是地方国有企业，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民营企业，产业网络覆盖极为广泛。在过去的出口流程中，市场经营主体繁多、出口渠道多元复杂，容易产生管理上的漏洞，同时也容易被外部敌对势力钻空子。
因此，我建议必须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这家公司不一定必须是中央央企，甚至不一定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国企，但关键在于它必须承担起代表国家对稀土出口实行统一定价、统一配额、统一审批和统一管理的战略职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也是整套反制方案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一环：**我建议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法定总部设立在中国新疆**。
图片说明：中国西北新疆富蕴县可可托海三号稀土矿坑全景。
大家看看美国在 7 月 31 日所采取的恶劣行径：美国紧盯着新疆问题不放，捏造各种荒谬借口，全面禁止进口产自新疆的番茄酱、棉花、服装鞋帽、纺织品、多晶硅矿产及机械设备等各类产品。
既然美国一意孤行、无理取闹、肆意颠倒黑白，那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合情合法的对等反制措施：美西方国家的高端制造和军工产业不是极度依赖中国的稀土吗？如果你认为自己具备采购资格，并能顺利获得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的合规审批，那么欢迎你来洽谈采购业务。
但是，你们必须到哪里来谈？不是去上海，也不是去深圳或广州，而是**必须统一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商务谈判达成后，所有的采购合同必须统一与注册并常驻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正式签署。与此同时，所有出口稀土产品的外包装上，都必须堂堂正正、醒目清晰地印上“中国新疆”字样！
不仅如此，在采购中国稀土时，付款结算方式必须且只能使用人民币。我们坚决不接受美元、日元、欧元或任何其他西方货币，一律只收人民币！作为一名学者，我始终坚信这是一个极具战略智慧和可操作性的绝佳反制方案，因此我一直持续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真考虑并采纳这一构想。
为什么这一方案在现实中完全具备可行性？
首先，它能从根本上强化国家对战略稀土资源的统一出口管理，这本身就关乎国家核心利益。
其次，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总部设在新疆，正好可以借此让全世界看清楚：那些成天叫嚣着要全面抵制所谓“新疆制造”的西方国家和跨国企业，在面临自身产业生死攸关的稀土资源时，究竟敢不敢因为稀土出自新疆而拒绝采购？
我敢断定，为了拿到维持其高科技运转所必需的稀土，他们就算用爬的，也得爬到新疆来谈！即便你百般阻拦，他们也会削尖了脑袋非签不可。为了买到中国稀土，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把手中的美元、欧元和日元兑换成人民币来付款。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用更大的战略智慧、更大的胆魄和更高超的跨部门统筹能力，来打赢这场经贸博弈？
这样一来，我们一方面真正把国家稀土出口命脉管好、管严；另一方面，也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彻底粉碎美国相关部门在 7 月 31 日出台的涉疆制裁法案。
无论美国怎么折腾，无论其他西方政客如何叫嚣，我们的应对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口头抗议。中国如今国力日益强盛，我们完全应该拥有更多智慧、更大气魄和更坚定的决心，出台让对方真正感受到切肤之痛、让其明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实质性举措。
图片说明：科研人员展示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从月球背面带回的珍贵月壤样本。
这就像 2024 年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成功降落月球背面并带回珍贵的月壤样本后，美国航天机构迫切希望能分享获取中国的月壤。当时我们就完全可以说：美国国会自己白纸黑字通过了《沃尔夫条款》，明文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与中国开展任何航天合作。既然美国想要中国的月壤，那就必须美国自己先修改国内法、撤销相关限制。这是美国自己立法绑住了自己的手脚。
如今在新疆经贸议题上，美西方给我们提供了完全相同的反制良机。
因此，我再次强烈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尽快研究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不管是美国企业、日本企业，还是欧洲企业，只要自认为符合资质，统统请到乌鲁木齐来谈。所有出口统筹经由新疆总公司办理，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胆量拒买中国稀土。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和严谨研判，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胆量。
到头来，他们只能自打嘴巴，并被迫吞下苦果——不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其他西方政客，长期在新疆问题上借题发挥，第一根本动摇不了中国的原则立场，第二只会让自己深陷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根本解决不了自身的供应链危机。
图片说明：高志凯在半岛电视台《正面交锋》与《底线》等栏目就国际大势与中国外交政策展开激烈辩论。
国际舆论交锋与涉疆历史真相
这么多年来，在各种国际多边舞台上，我同西方主流媒体和智库进行了无数次正面的激辩与交锋，用大家的话说，我早已经“身中数弹、弹痕累累”。
但我依然坚持在国际讲坛上同他们坚决斗争，因为我们必须把事实真相向国际社会讲清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的维吾尔族同胞是我们休戚与共的骨肉兄弟姐妹。任何国家都绝不要抱有能把新疆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的任何幻想，那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新疆的内部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新疆治理好、发展好，根本轮不到任何外部势力横加指责、指手画脚。
在我看来，美国政府此时此刻再次死死揪住新疆问题大做文章，本质上暴露了两点：
第一，美国反华敌对势力从未真正放弃对华遏制与敌视图谋；
第二，美国从未放弃过企图将中国一举击垮的霸权幻想。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究竟该如何破局？
这极其关键。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稳扎稳打，同时要有一双洞察秋毫的慧眼，看穿他们背后的真实图谋。此外，我们的对外交往绝不能长期停留在“道德外交”层面，必须坚定跨入“法治外交”的新境界！我们手里必须握有强有力的法定反制权和精准反制工具，才能真正打疼对方、打醒对方，让其彻底恢复理智。
无论在经贸往来、关税争端，还是在涉及国家政治制度、人权、涉疆、涉台、涉港、涉藏等原则问题上，我们不仅要有站在道义制高点的道德力量，更要有坚实的法治力量！我们必须能够拿出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具有高度公信力、能够被国际主流社会所理解并接受的高质量反制方案。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美国是否正在借所谓“人权”之名，将其国内法律和供应链标准强加给整个世界？这是否反映出美国并不真正关心其盟友利益，而是企图利用关税大棒逼迫各国臣服于美国制定的霸权规则？
高志凯：
我认为，眼看着美国已经肆无忌惮地走到今天这一步，国际社会所有人都应当彻底认清一个冷酷的现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去年曾公开说过类似的话：“我根本不需要国际法，唯一能阻止我的只有我自己的道德和我自己的头脑。”当一个大国的领导人都已经把话讲得如此露骨直白时，我们如果还在对国际规则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岂不是太天真了吗？
既然那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根本就没打算遵守国际法，甚至根本不按常理出牌，那么我们就必须拿出自己专属的应对工具箱和强硬反制手段。
我刚才提到的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构想，正是这样一个精准有效的王牌工具。一旦落地实施，就能迫使对方不得不做出实质妥协；否则，他们就只能选择不买中国稀土。
但如果他们选择不买，那绝不是因为中国不卖。我们的规则在国际上公开、透明、公道：只要你满足合规采购条件，欢迎你亲自到新疆乌鲁木齐来，与注册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谈协议、签合同；采购中国稀土，统一使用人民币结算。这一切完全符合市场化经济规律与合规商业惯例，美西方政客又有什么资格和理由提出反对？
如果美方每次出台打压新疆的霸权法案，我们的回应永远只是千篇一律地口头抗议几句、声明谴责一番，那是远远不够的。
在过去国家综合国力和外部条件相对受限的时期，我们不得不采取那种反应方式，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今时不同往日，我们手里已经拥有了丰富多样的反制资源。我们完全可以集思广益、汇聚全国智识，挑选出几条最有力、最合情合理且最具穿透力的方法，对美西方的遏制进行强力回击。
中国和西方都有相似的格言，叫作“得寸进尺”（Give him an inch and he will take a mile）。如果你在原则问题上退让一步，对方就会步步进逼，最终甚至会骑到你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方面我们必须展现清晰坚定的战略姿态：中美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两国之间，唯一正确的相处之道是“必然和平”。任何人都不要妄想用战争来威胁恐吓中国。挑起战争绝不可能在摧毁中国的同时，还能让美国自身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因此，不要同我谈什么中美战争，中美之间必须谈和平。
另一方面，稀土如今绝对是我们手里一张极具分量的战略王牌。在美国率先挑起对华关税战之前，中国从未轻易打出稀土这张牌。是美方首先破坏了国际自由贸易规则、将我们一步步逼到这个份上，中国才真正开始认真考虑将稀土作为有效的反制手段。即便在今天，中国在稀土出口上的管控措施依然是完全合理、合法且合规的。
只要国际客户拥有正当、合理的民用需求，中国依然会充分予以满足。
但是，当美方再次掀起风浪，肆无忌惮地造谣中伤、抹黑打压中国涉疆政策，甚至企图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声势把新疆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割裂出去、在全世界散布大量负面影响时，难道我们就要任由他们无底线打压吗？别人打了我们的左脸，难道我们还要把右脸也伸过去让他打吗？
我坚决认为，我们绝不能这样做！
西方在哪个领域无理打压中国，我们就应当在该领域进行极其深入的研究，并制定出针锋相对的有效反制方法。对方打过来，我们必须坚决打回去！但我们的反击绝不会采用对方那种见不得人的下三滥手段，更不屑于搞背后的下作勾当。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合乎国际法准则与国际自由贸易规则的对等措施展开有力反制。
这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感到格外紧迫的心声。我们绝不能允许外部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无理打压我们、折腾我们、霸凌我们。我们必须真正运用中国人的智慧与头脑，出台硬招实招来打破外部封锁与僵局，这已经成为当前涉外经贸与涉疆舆论斗争的当务之急！
新《民族团结法》阴影笼罩：新疆哈萨克族著名作家坚吉斯·热斯汗面临不公开秘密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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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族团结法》阴影笼罩：新疆哈萨克族著名作家坚吉斯·热斯汗面临不公开秘密审判
经过几个月焦急而漫长的等待，中国新疆著名的哈萨克族作家、讽刺文学家坚吉斯·热斯汗（Zhengis Reskhan）的家属终于得知，他即将在中国面临一场不公开的秘密审判，而且可能面临长达十年的牢狱之灾。
图片说明：新疆哈萨克族作家兼资深出版人坚吉斯·热斯汗（Zhengis Reskhan）历史照片。
被拘押数月音讯全无：家属被告知将秘密受审
在经历了当地警方长达数月的连续传唤审讯之后，热斯汗于今年 3 月 19 日正式被警方拘押。直到现在，他的家属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官方出具的正式拘留通知，不知道他究竟被关押在哪里，也完全无法与他取得任何联系。
热斯汗的家属表示，此前当地警方曾口头指控他有“极端思想”。但根据他的儿子纳尔泰·坚吉斯（Nartai Zhengis）透露，现在警方又给他扣上了一项新罪名，指控他涉嫌“破坏民族团结”。
纳尔泰透露，他父亲的案件计划于 8 月 15 日开庭，并且将以完全秘密的方式进行审理。他在接受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FE/RL）哈萨克语部采访时表示，父亲的代理律师已经明确告知家属：“任何人都不被允许进入法庭旁听审判。”
纳尔泰说，连热斯汗的妻子、也就是纳尔泰的母亲，也同样被严禁到场旁听。律师还告诉他们，法庭在宣判后，“唯一可能对外公布的消息，大概就只有一句简短的话：‘他被判处了多少年有期徒刑。’”
家属目前得到的消息是，如果被判有罪，热斯汗可能面临最高长达 10 年的有期徒刑。纳尔泰指出，这项“破坏民族团结”的指控，是警方在之前指控他父亲有“极端思想”的基础上，后来又追加上去的。截至目前，家属从未看到过任何起诉书，也没有见过任何说明指控法律依据的法院文件。
新出台的《民族团结法》：成为首批试水案例？
这项新指控的出炉，恰逢中国新制定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不久。这部备受争议的法律于今年 3 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为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套非常宽泛的法律框架，其中专门包含了针对被认定为“破坏民族团结”行为的惩处条款。
目前尚不清楚针对热斯汗的指控是否直接适用了这部新法律。但专家指出，如果该案确实适用这部新法规，那么它将成为外界观察该法律如何被具体用于少数民族被告的一个早期标志性风向标。
中国官方表示，这部法律的各项条款旨在“加强法治建设”，能够“更好地保护”全国 56 个法定民族的合法权益。然而，该法案却引发了国际人权组织、联合国专家、欧洲联盟以及多个西方国家政府的强烈担忧与批评。各界普遍担心，这部法律可能会进一步收紧和限制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甚至将国内的民族政策影响延伸至境外。
早在今年 4 月，多位联合国人权专家就曾发出明确警告，指出该法案可能在所有地区强行固化一种“整齐划一的民族关系处理模式”；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和欧洲议会也先后公开发声，呼吁废除该法案。对此，中国官方驳斥了国际社会的批评，称相关指责是“恶意抹黑”，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
此外，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也于 7 月 14 日专门发出呼吁，要求中国有关部门立即释放坚吉斯·热斯汗，除非官方能够拿出“充分、可信且符合法律标准的证据”，证明他确实触犯了国际公认的刑事犯罪。
“从头到尾都毫无合法性”
针对热斯汗的案情以及立案的法律依据，中国官方目前一直保持沉默，未公开任何具体细节。
“我们至今没有得到来自中方的任何官方回复，”热斯汗的儿子纳尔泰说道。
作为一名常年生活在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斯坦公民，纳尔泰曾向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当局递交申诉，希望政府能出面干预。但对于长期在保护中国境内哈萨克族同胞权益与维护同中国紧密经贸政治关系之间寻求平衡的哈萨克斯坦政府来说，这始终是一个极其微妙和敏感的外交问题。
据纳尔泰介绍，哈萨克斯坦外交部给他的回复是：他的父亲是中国公民，因此该案件完全属于中国司法管辖的范畴。外交部建议家属直接向中国有关部门寻求帮助与沟通。
尽管阿斯塔纳方面拒绝直接介入，但纳尔泰坚决否认了针对父亲的一切指控，并痛斥整个司法程序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我父亲目前所经历和遭受的一切，不论是依据国际法，还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身的法律，从一开始直到今天，全都是完全非法的，”纳尔泰愤慨地表示，“这不仅严重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也违背了每一项通用的法治准则。”
纳尔泰还直言，新疆当地的某些官员之所以盯上他的父亲，纯粹是因为嫉妒父亲在文学专业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和享有的崇高声望。
“这完全是新疆当地一些官员搞出来的。那些人盲目执行命令，对我父亲在岗位上取得的成绩、文学上的巨大成功，以及他在国内同行和读者中赢得的尊重和威望心怀嫉妒，根本容不下他，”纳尔泰说道。
著作等身的文学出版家与新疆大背景
作为一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知名作家和讽刺文学家，热斯汗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曾先后做过教师、资深编辑和文化部门官员。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会员，此前还曾担任哈密地区作家协会主席。
在文学创作方面，热斯汗一生共出版了 13 部文学著作，主要涵盖儿童文学和幽默讽刺文学作品，其中有多部优秀代表作还被官方正式翻译成了汉文出版发行。
热斯汗一案发生的大背景，是新疆地区持续多年的严峻人权局势。近年来，当地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以及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群体，在文化传承、宗教信仰以及母语使用等各项权利上面临着广泛的限制与压力。
中国官方始终坚持认为，其在新疆推行的各项政策完全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并坚决否认存在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然而，多家人权组织、曾被拘押的亲历者以及众多西方国家政府对官方说法持否定态度。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在 2022 年发布的权威评估报告中明确指出，新疆地区关于任意拘押等侵犯人权行为的指控是可信的，甚至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 查看全部
新《民族团结法》阴影笼罩：新疆哈萨克族著名作家坚吉斯·热斯汗面临不公开秘密审判
经过几个月焦急而漫长的等待，中国新疆著名的哈萨克族作家、讽刺文学家坚吉斯·热斯汗（Zhengis Reskhan）的家属终于得知，他即将在中国面临一场不公开的秘密审判，而且可能面临长达十年的牢狱之灾。
图片说明：新疆哈萨克族作家兼资深出版人坚吉斯·热斯汗（Zhengis Reskhan）历史照片。
被拘押数月音讯全无：家属被告知将秘密受审
在经历了当地警方长达数月的连续传唤审讯之后，热斯汗于今年 3 月 19 日正式被警方拘押。直到现在，他的家属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官方出具的正式拘留通知，不知道他究竟被关押在哪里，也完全无法与他取得任何联系。
热斯汗的家属表示，此前当地警方曾口头指控他有“极端思想”。但根据他的儿子纳尔泰·坚吉斯（Nartai Zhengis）透露，现在警方又给他扣上了一项新罪名，指控他涉嫌“破坏民族团结”。
纳尔泰透露，他父亲的案件计划于 8 月 15 日开庭，并且将以完全秘密的方式进行审理。他在接受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FE/RL）哈萨克语部采访时表示，父亲的代理律师已经明确告知家属：“任何人都不被允许进入法庭旁听审判。”
纳尔泰说，连热斯汗的妻子、也就是纳尔泰的母亲，也同样被严禁到场旁听。律师还告诉他们，法庭在宣判后，“唯一可能对外公布的消息，大概就只有一句简短的话：‘他被判处了多少年有期徒刑。’”
家属目前得到的消息是，如果被判有罪，热斯汗可能面临最高长达 10 年的有期徒刑。纳尔泰指出，这项“破坏民族团结”的指控，是警方在之前指控他父亲有“极端思想”的基础上，后来又追加上去的。截至目前，家属从未看到过任何起诉书，也没有见过任何说明指控法律依据的法院文件。
新出台的《民族团结法》：成为首批试水案例？
这项新指控的出炉，恰逢中国新制定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不久。这部备受争议的法律于今年 3 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为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套非常宽泛的法律框架，其中专门包含了针对被认定为“破坏民族团结”行为的惩处条款。
目前尚不清楚针对热斯汗的指控是否直接适用了这部新法律。但专家指出，如果该案确实适用这部新法规，那么它将成为外界观察该法律如何被具体用于少数民族被告的一个早期标志性风向标。
中国官方表示，这部法律的各项条款旨在“加强法治建设”，能够“更好地保护”全国 56 个法定民族的合法权益。然而，该法案却引发了国际人权组织、联合国专家、欧洲联盟以及多个西方国家政府的强烈担忧与批评。各界普遍担心，这部法律可能会进一步收紧和限制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甚至将国内的民族政策影响延伸至境外。
早在今年 4 月，多位联合国人权专家就曾发出明确警告，指出该法案可能在所有地区强行固化一种“整齐划一的民族关系处理模式”；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和欧洲议会也先后公开发声，呼吁废除该法案。对此，中国官方驳斥了国际社会的批评，称相关指责是“恶意抹黑”，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
此外，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也于 7 月 14 日专门发出呼吁，要求中国有关部门立即释放坚吉斯·热斯汗，除非官方能够拿出“充分、可信且符合法律标准的证据”，证明他确实触犯了国际公认的刑事犯罪。
“从头到尾都毫无合法性”
针对热斯汗的案情以及立案的法律依据，中国官方目前一直保持沉默，未公开任何具体细节。
“我们至今没有得到来自中方的任何官方回复，”热斯汗的儿子纳尔泰说道。
作为一名常年生活在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斯坦公民，纳尔泰曾向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当局递交申诉，希望政府能出面干预。但对于长期在保护中国境内哈萨克族同胞权益与维护同中国紧密经贸政治关系之间寻求平衡的哈萨克斯坦政府来说，这始终是一个极其微妙和敏感的外交问题。
据纳尔泰介绍，哈萨克斯坦外交部给他的回复是：他的父亲是中国公民，因此该案件完全属于中国司法管辖的范畴。外交部建议家属直接向中国有关部门寻求帮助与沟通。
尽管阿斯塔纳方面拒绝直接介入，但纳尔泰坚决否认了针对父亲的一切指控，并痛斥整个司法程序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我父亲目前所经历和遭受的一切，不论是依据国际法，还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身的法律，从一开始直到今天，全都是完全非法的，”纳尔泰愤慨地表示，“这不仅严重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也违背了每一项通用的法治准则。”
纳尔泰还直言，新疆当地的某些官员之所以盯上他的父亲，纯粹是因为嫉妒父亲在文学专业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和享有的崇高声望。
“这完全是新疆当地一些官员搞出来的。那些人盲目执行命令，对我父亲在岗位上取得的成绩、文学上的巨大成功，以及他在国内同行和读者中赢得的尊重和威望心怀嫉妒，根本容不下他，”纳尔泰说道。
著作等身的文学出版家与新疆大背景
作为一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知名作家和讽刺文学家，热斯汗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曾先后做过教师、资深编辑和文化部门官员。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会员，此前还曾担任哈密地区作家协会主席。
在文学创作方面，热斯汗一生共出版了 13 部文学著作，主要涵盖儿童文学和幽默讽刺文学作品，其中有多部优秀代表作还被官方正式翻译成了汉文出版发行。
热斯汗一案发生的大背景，是新疆地区持续多年的严峻人权局势。近年来，当地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以及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群体，在文化传承、宗教信仰以及母语使用等各项权利上面临着广泛的限制与压力。
中国官方始终坚持认为，其在新疆推行的各项政策完全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并坚决否认存在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然而，多家人权组织、曾被拘押的亲历者以及众多西方国家政府对官方说法持否定态度。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在 2022 年发布的权威评估报告中明确指出，新疆地区关于任意拘押等侵犯人权行为的指控是可信的，甚至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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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族团结法》阴影笼罩：新疆哈萨克族著名作家坚吉斯·热斯汗面临不公开秘密审判
经过几个月焦急而漫长的等待，中国新疆著名的哈萨克族作家、讽刺文学家坚吉斯·热斯汗（Zhengis Reskhan）的家属终于得知，他即将在中国面临一场不公开的秘密审判，而且可能面临长达十年的牢狱之灾。
图片说明：新疆哈萨克族作家兼资深出版人坚吉斯·热斯汗（Zhengis Reskhan）历史照片。
被拘押数月音讯全无：家属被告知将秘密受审
在经历了当地警方长达数月的连续传唤审讯之后，热斯汗于今年 3 月 19 日正式被警方拘押。直到现在，他的家属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官方出具的正式拘留通知，不知道他究竟被关押在哪里，也完全无法与他取得任何联系。
热斯汗的家属表示，此前当地警方曾口头指控他有“极端思想”。但根据他的儿子纳尔泰·坚吉斯（Nartai Zhengis）透露，现在警方又给他扣上了一项新罪名，指控他涉嫌“破坏民族团结”。
纳尔泰透露，他父亲的案件计划于 8 月 15 日开庭，并且将以完全秘密的方式进行审理。他在接受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FE/RL）哈萨克语部采访时表示，父亲的代理律师已经明确告知家属：“任何人都不被允许进入法庭旁听审判。”
纳尔泰说，连热斯汗的妻子、也就是纳尔泰的母亲，也同样被严禁到场旁听。律师还告诉他们，法庭在宣判后，“唯一可能对外公布的消息，大概就只有一句简短的话：‘他被判处了多少年有期徒刑。’”
家属目前得到的消息是，如果被判有罪，热斯汗可能面临最高长达 10 年的有期徒刑。纳尔泰指出，这项“破坏民族团结”的指控，是警方在之前指控他父亲有“极端思想”的基础上，后来又追加上去的。截至目前，家属从未看到过任何起诉书，也没有见过任何说明指控法律依据的法院文件。
新出台的《民族团结法》：成为首批试水案例？
这项新指控的出炉，恰逢中国新制定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不久。这部备受争议的法律于今年 3 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为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套非常宽泛的法律框架，其中专门包含了针对被认定为“破坏民族团结”行为的惩处条款。
目前尚不清楚针对热斯汗的指控是否直接适用了这部新法律。但专家指出，如果该案确实适用这部新法规，那么它将成为外界观察该法律如何被具体用于少数民族被告的一个早期标志性风向标。
中国官方表示，这部法律的各项条款旨在“加强法治建设”，能够“更好地保护”全国 56 个法定民族的合法权益。然而，该法案却引发了国际人权组织、联合国专家、欧洲联盟以及多个西方国家政府的强烈担忧与批评。各界普遍担心，这部法律可能会进一步收紧和限制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甚至将国内的民族政策影响延伸至境外。
早在今年 4 月，多位联合国人权专家就曾发出明确警告，指出该法案可能在所有地区强行固化一种“整齐划一的民族关系处理模式”；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和欧洲议会也先后公开发声，呼吁废除该法案。对此，中国官方驳斥了国际社会的批评，称相关指责是“恶意抹黑”，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
此外，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也于 7 月 14 日专门发出呼吁，要求中国有关部门立即释放坚吉斯·热斯汗，除非官方能够拿出“充分、可信且符合法律标准的证据”，证明他确实触犯了国际公认的刑事犯罪。
“从头到尾都毫无合法性”
针对热斯汗的案情以及立案的法律依据，中国官方目前一直保持沉默，未公开任何具体细节。
“我们至今没有得到来自中方的任何官方回复，”热斯汗的儿子纳尔泰说道。
作为一名常年生活在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斯坦公民，纳尔泰曾向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当局递交申诉，希望政府能出面干预。但对于长期在保护中国境内哈萨克族同胞权益与维护同中国紧密经贸政治关系之间寻求平衡的哈萨克斯坦政府来说，这始终是一个极其微妙和敏感的外交问题。
据纳尔泰介绍，哈萨克斯坦外交部给他的回复是：他的父亲是中国公民，因此该案件完全属于中国司法管辖的范畴。外交部建议家属直接向中国有关部门寻求帮助与沟通。
尽管阿斯塔纳方面拒绝直接介入，但纳尔泰坚决否认了针对父亲的一切指控，并痛斥整个司法程序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我父亲目前所经历和遭受的一切，不论是依据国际法，还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身的法律，从一开始直到今天，全都是完全非法的，”纳尔泰愤慨地表示，“这不仅严重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也违背了每一项通用的法治准则。”
纳尔泰还直言，新疆当地的某些官员之所以盯上他的父亲，纯粹是因为嫉妒父亲在文学专业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和享有的崇高声望。
“这完全是新疆当地一些官员搞出来的。那些人盲目执行命令，对我父亲在岗位上取得的成绩、文学上的巨大成功，以及他在国内同行和读者中赢得的尊重和威望心怀嫉妒，根本容不下他，”纳尔泰说道。
著作等身的文学出版家与新疆大背景
作为一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知名作家和讽刺文学家，热斯汗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曾先后做过教师、资深编辑和文化部门官员。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会员，此前还曾担任哈密地区作家协会主席。
在文学创作方面，热斯汗一生共出版了 13 部文学著作，主要涵盖儿童文学和幽默讽刺文学作品，其中有多部优秀代表作还被官方正式翻译成了汉文出版发行。
热斯汗一案发生的大背景，是新疆地区持续多年的严峻人权局势。近年来，当地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以及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群体，在文化传承、宗教信仰以及母语使用等各项权利上面临着广泛的限制与压力。
中国官方始终坚持认为，其在新疆推行的各项政策完全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并坚决否认存在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然而，多家人权组织、曾被拘押的亲历者以及众多西方国家政府对官方说法持否定态度。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在 2022 年发布的权威评估报告中明确指出，新疆地区关于任意拘押等侵犯人权行为的指控是可信的，甚至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
新《民族团结法》阴影笼罩：新疆哈萨克族著名作家坚吉斯·热斯汗面临不公开秘密审判
经过几个月焦急而漫长的等待，中国新疆著名的哈萨克族作家、讽刺文学家坚吉斯·热斯汗（Zhengis Reskhan）的家属终于得知，他即将在中国面临一场不公开的秘密审判，而且可能面临长达十年的牢狱之灾。
图片说明：新疆哈萨克族作家兼资深出版人坚吉斯·热斯汗（Zhengis Reskhan）历史照片。
被拘押数月音讯全无：家属被告知将秘密受审
在经历了当地警方长达数月的连续传唤审讯之后，热斯汗于今年 3 月 19 日正式被警方拘押。直到现在，他的家属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官方出具的正式拘留通知，不知道他究竟被关押在哪里，也完全无法与他取得任何联系。
热斯汗的家属表示，此前当地警方曾口头指控他有“极端思想”。但根据他的儿子纳尔泰·坚吉斯（Nartai Zhengis）透露，现在警方又给他扣上了一项新罪名，指控他涉嫌“破坏民族团结”。
纳尔泰透露，他父亲的案件计划于 8 月 15 日开庭，并且将以完全秘密的方式进行审理。他在接受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FE/RL）哈萨克语部采访时表示，父亲的代理律师已经明确告知家属：“任何人都不被允许进入法庭旁听审判。”
纳尔泰说，连热斯汗的妻子、也就是纳尔泰的母亲，也同样被严禁到场旁听。律师还告诉他们，法庭在宣判后，“唯一可能对外公布的消息，大概就只有一句简短的话：‘他被判处了多少年有期徒刑。’”
家属目前得到的消息是，如果被判有罪，热斯汗可能面临最高长达 10 年的有期徒刑。纳尔泰指出，这项“破坏民族团结”的指控，是警方在之前指控他父亲有“极端思想”的基础上，后来又追加上去的。截至目前，家属从未看到过任何起诉书，也没有见过任何说明指控法律依据的法院文件。
新出台的《民族团结法》：成为首批试水案例？
这项新指控的出炉，恰逢中国新制定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不久。这部备受争议的法律于今年 3 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为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套非常宽泛的法律框架，其中专门包含了针对被认定为“破坏民族团结”行为的惩处条款。
目前尚不清楚针对热斯汗的指控是否直接适用了这部新法律。但专家指出，如果该案确实适用这部新法规，那么它将成为外界观察该法律如何被具体用于少数民族被告的一个早期标志性风向标。
中国官方表示，这部法律的各项条款旨在“加强法治建设”，能够“更好地保护”全国 56 个法定民族的合法权益。然而，该法案却引发了国际人权组织、联合国专家、欧洲联盟以及多个西方国家政府的强烈担忧与批评。各界普遍担心，这部法律可能会进一步收紧和限制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甚至将国内的民族政策影响延伸至境外。
早在今年 4 月，多位联合国人权专家就曾发出明确警告，指出该法案可能在所有地区强行固化一种“整齐划一的民族关系处理模式”；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和欧洲议会也先后公开发声，呼吁废除该法案。对此，中国官方驳斥了国际社会的批评，称相关指责是“恶意抹黑”，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
此外，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也于 7 月 14 日专门发出呼吁，要求中国有关部门立即释放坚吉斯·热斯汗，除非官方能够拿出“充分、可信且符合法律标准的证据”，证明他确实触犯了国际公认的刑事犯罪。
“从头到尾都毫无合法性”
针对热斯汗的案情以及立案的法律依据，中国官方目前一直保持沉默，未公开任何具体细节。
“我们至今没有得到来自中方的任何官方回复，”热斯汗的儿子纳尔泰说道。
作为一名常年生活在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斯坦公民，纳尔泰曾向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当局递交申诉，希望政府能出面干预。但对于长期在保护中国境内哈萨克族同胞权益与维护同中国紧密经贸政治关系之间寻求平衡的哈萨克斯坦政府来说，这始终是一个极其微妙和敏感的外交问题。
据纳尔泰介绍，哈萨克斯坦外交部给他的回复是：他的父亲是中国公民，因此该案件完全属于中国司法管辖的范畴。外交部建议家属直接向中国有关部门寻求帮助与沟通。
尽管阿斯塔纳方面拒绝直接介入，但纳尔泰坚决否认了针对父亲的一切指控，并痛斥整个司法程序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我父亲目前所经历和遭受的一切，不论是依据国际法，还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身的法律，从一开始直到今天，全都是完全非法的，”纳尔泰愤慨地表示，“这不仅严重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也违背了每一项通用的法治准则。”
纳尔泰还直言，新疆当地的某些官员之所以盯上他的父亲，纯粹是因为嫉妒父亲在文学专业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和享有的崇高声望。
“这完全是新疆当地一些官员搞出来的。那些人盲目执行命令，对我父亲在岗位上取得的成绩、文学上的巨大成功，以及他在国内同行和读者中赢得的尊重和威望心怀嫉妒，根本容不下他，”纳尔泰说道。
著作等身的文学出版家与新疆大背景
作为一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知名作家和讽刺文学家，热斯汗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曾先后做过教师、资深编辑和文化部门官员。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会员，此前还曾担任哈密地区作家协会主席。
在文学创作方面，热斯汗一生共出版了 13 部文学著作，主要涵盖儿童文学和幽默讽刺文学作品，其中有多部优秀代表作还被官方正式翻译成了汉文出版发行。
热斯汗一案发生的大背景，是新疆地区持续多年的严峻人权局势。近年来，当地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以及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群体，在文化传承、宗教信仰以及母语使用等各项权利上面临着广泛的限制与压力。
中国官方始终坚持认为，其在新疆推行的各项政策完全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并坚决否认存在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然而，多家人权组织、曾被拘押的亲历者以及众多西方国家政府对官方说法持否定态度。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在 2022 年发布的权威评估报告中明确指出，新疆地区关于任意拘押等侵犯人权行为的指控是可信的，甚至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
哈德逊研究所政策深度分析：营救维吾尔女医生古丽仙·阿巴斯是检验美国外交决心的关键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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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德逊研究所政策深度分析：营救维吾尔女医生古丽仙·阿巴斯是检验美国外交决心的关键试金石
作者：奥利维亚·埃诺斯（Olivia Enos，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2018 年 9 月，现年 64 岁、从未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的退休医生古丽仙·阿巴斯（Dr. Gulshan Abbas），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一场官方集中抓捕行动中突然被强行带走失联。
古丽仙医生的案件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政府重点关注的优先事项。这不仅因为她有超过 24 位直系亲属拥有美国公民身份，更因为美国官方深知此案的特殊性：她之所以被中国当局关押，纯粹是因为身在美国的亲属行使了受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利而遭到了长臂株连。
图片说明：华盛顿国会山就维吾尔政治犯案件举行的人权听证会现场。
金明日牧师获释先例与九月白宫会晤契机
就在今年 7 月 4 日美国独立日 250 周年之际，此前同北京锡安教会多位同工一同被拘押的中国牧师金明日（Ezra Jin Mingri），在特朗普政府的全力斡旋下成功获释并平安抵达美国。金牧师的平安归来不仅是自由的一大胜利，也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在特朗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定于今年 9 月在白宫举行正式会晤之前，中国方面可能有意愿释放部分重点政治犯。
美国应当坚持在为中国领导人铺上红地毯之前，要求中国释放关押的政治犯。华盛顿应当将金牧师的获释视为全面营救政治犯行动的开端，尤其是在今年 6 月缅裔美国学者敏辛（Min Zin）又遭中国拘押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应在 9 月峰会前，将焦点全面锁定在古丽仙·阿巴斯医生及其他高优先级政治犯的释放上。通过争取到阿巴斯医生、锡安教会剩余 8 名同工以及香港著名民主派人士黎智英（Jimmy Lai）的自由，美国不仅能展现人道善意，更能向世界展示其坚定的外交实力。
在双边谈判中，美国实际握有更大的主动权。在经济层面，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此外，能够受邀访问白宫对外国领导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礼遇。华盛顿理应将包括阿巴斯医生在内的多名重点政治犯的获释，作为双边高层接触的重要前提。
为何释放阿巴斯医生直接关乎美国核心国家利益？
尽管每一位政治犯都拥有不可剥夺的个体尊严与价值，但古丽仙·阿巴斯医生的案件之所以格外特殊，是因为它深度交织着美国多项核心国家利益：
1. **直接损害了 24 名美国公民家属的切身权益**：阿巴斯不仅是一位从医一生、性情温和且毫无政治背景的 64 岁长者，更拥有包括两个兄弟、一个妹妹、两个女儿以及多名孙辈在内的 24 位美国公民亲属。她的多位至亲长期在美国政府最高层面奔走呼吁。这场起初针对成年美国公民的跨国镇压，如今已经直接伤害到了无辜的美国儿童——阿巴斯医生在美国出生的孙辈们至今从未能亲手抱一抱他们的外祖母。美国历来有优先保护本国公民利益的传统，而在本案中，数十名美国公民的切身福祉正因她的持续关押而遭受实实在在的严重伤害。
2. **直接威胁了美国本土的言论自由基石**：阿巴斯医生被捕的时间节点极其明确地证明，中国当局是在对其亲妹妹就维吾尔人处境公开发声进行赤裸裸的报复。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案例——威权政府把黑手伸出国界，对在海外行使言论自由批评官方的人士施加惩罚。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与任何美国人一样，拥有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她的公开演讲绝不应导致其无辜姐姐在境内被逮捕重判。美国在阿巴斯医生案上展现坚定立场，就是在向全世界宣示捍卫言论自由的铁律。
3. **紧密关联美国打击强迫劳动与供应链审查的整体努力**：阿巴斯医生自 2018 年被关押以来，先是身陷再教育营，随后被转入毗邻工厂的监狱服刑，鉴于当地普遍存在的强迫劳动体制，她极可能也被迫从事了流水线劳役。美国参议院此前正是由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牵头主导通过了《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而本届政府继续将反强迫劳动列为经贸审查重点，并在近期依据该条款加征了 301 关税。
4. **直接关乎美国推进全球宗教信仰自由的既定国策**：阿巴斯医生是一位维吾尔族穆斯林。官方错误地将维吾尔人的信仰视为安全威胁，以此为其持续推行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辩护。阿巴斯医生是身陷集中拘押网络的 180 万维吾尔人之一。在上一届任期内，美国率先正式做出认定，判定新疆存在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与危害人类罪；如今特朗普总统完全有机会通过争取阿巴斯医生的自由，将这一历史性认定转化为切实的行动成果。
如果未能将她的释放置于优先地位，不仅会损害美国政府日益看重的多项核心利益，更会向外界释放出软弱的错误信号。
健康急剧恶化与人道假释的紧迫性
阿巴斯医生已被关押了将近 8 年时间，已经服满了其 20 年刑期的近一半。她目前饱受多种严重疾病的折磨，包括严重高血压、经常导致无法行动的重度骨质疏松症，以及需要每年专业复查以防止永久失明的眼部疾病。鉴于她的高龄、恶化的身体状况以及已经服满的漫长刑期，官方完全具备出于人道主义理由将其释放的充分空间。
当前进行中的双边高层外交磋商，为争取古丽仙·阿巴斯及其他良心犯的释放创造了难得的窗口期。
华盛顿早该兑现将阿巴斯案列为优先事项的承诺。此案在全美享有极高知名度：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 2026 年 5 月以两党压倒性多数通过的一项共同决议案中，就明确点名要求释放包括阿巴斯医生和金牧师在内的重点政治犯。（金牧师的成功获释已经开创了一个关键先例：即使政治犯本人并非美国公民，但只要其拥有美国公民直系亲属，美国就应全力优先营救。）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Mike Johnson）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国情咨文演讲中，专门邀请了阿巴斯医生的女儿齐巴·穆拉特（Ziba Murat）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多位国家政要及国务卿也曾亲自会见其家属并做出营救承诺；其女儿和妹妹更先后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公开发声。然而尽管知名度极高，此前的外交斡旋却收效甚微。如果特朗普总统能在接下来的面对面会谈中直接点名提出阿巴斯医生的名字，这一局面将迎来根本性转机。
哈德逊研究所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六项具体政策建议
哈德逊研究所在报告中向美国政府明确提出了以下六大政策行动方案：
1. **全力施压要求释放阿巴斯医生**：在白宫高层会晤前，特朗普总统应直接向中方提出释放阿巴斯医生并允许其前往美国与家人团聚的要求。鉴于其多项严重的健康问题，中方完全可以人道医疗为由放人，而她已服刑近半的事实也为假释提供了现实依据。
2. **将释放政治犯作为未来深化双边外交接触的前提条件**：受邀访问白宫是一项极高的外交礼遇，这种礼遇理应附带高昂的道义代价。白宫会晤日程随时可以根据人权进展做出调整。金牧师的平安归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中国应当通过释放阿巴斯医生等重点在押人员，继续维持这一对话势头。
3. **正式设立政治犯倡导办公室（OPPA）并任命特使**：该机构应统筹协调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营救政治犯的外交努力，重点聚焦与美国国家安全和公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在押人员。国会应立法要求该办公室每年提交一份年度评估报告，列出核心政治犯名单及各界已采取的营救行动。由参议院确认的大使级特使将领导该办公室，充当行政部门、国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协调枢纽，并与财政部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紧密配合，锁定实施任意拘押责任人以便实施制裁。
4. **为政治犯建立专门的“任意拘押”（Arbitrarily Detained）官方认定机制**：美国目前拥有成熟的人质营救机制，特别是当国务院正式将某人定性为“错误拘留”时。但这一机制通常仅适用于人质而非政治犯。对于政治犯，官方通常仅使用非正式术语。特使与政治犯办公室应获得法定授权，正式将重点政治犯标注为“任意拘押”，将其列入年度报告公开发布，并行使类似于人质营救的跨部门授权，全力促成其获释。
5. **全方位倡导释放中国境内的所有重点良心犯与政治犯**：在与中方官员的每一次双边会晤中，美国外交官都必须提出具体的政治犯名单，要求立即放人。名单应涵盖：
- **维吾尔学者与精英**：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埃克帕尔·阿萨特（Ekpar Asat）；
- **藏人宗教与文化人士**：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果·喜饶嘉措（Go Sherab Gyatso）、贡觉尼玛（Konchok Nyima）；
- **香港民主人士**：黎智英（Jimmy Lai）、何桂蓝（Gwyneth Ho）、黄之锋（Joshua Wong）；
- **遭受迫害的基督教会人士**：仍被关押的锡安教会 8 位传道人、锡安之光教会高泉富牧师与庞雨夫妇、秋雨圣约教会王怡牧师；
- **维权律师与人权捍卫者**：高智晟、余文生、丁家喜等人。
6. **对侵犯宗教自由与制造政治犯的责任实体及个人实施精准制裁**：美国财政部应在关键外交节点分批出台定向制裁措施，充分运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等法定授权，从人权和国家安全双重视角追究加害者责任。美国国务院也应全面启用《移民与国籍法》第 212(a)(3)(C) 条款赋予的新权限，对直接参与或下令对美国公民及外国公民实施非法拘押的官员严格实施签证限制与入境禁令。 查看全部
哈德逊研究所政策深度分析：营救维吾尔女医生古丽仙·阿巴斯是检验美国外交决心的关键试金石
作者：奥利维亚·埃诺斯（Olivia Enos，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2018 年 9 月，现年 64 岁、从未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的退休医生古丽仙·阿巴斯（Dr. Gulshan Abbas），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一场官方集中抓捕行动中突然被强行带走失联。
古丽仙医生的案件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政府重点关注的优先事项。这不仅因为她有超过 24 位直系亲属拥有美国公民身份，更因为美国官方深知此案的特殊性：她之所以被中国当局关押，纯粹是因为身在美国的亲属行使了受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利而遭到了长臂株连。
图片说明：华盛顿国会山就维吾尔政治犯案件举行的人权听证会现场。
金明日牧师获释先例与九月白宫会晤契机
就在今年 7 月 4 日美国独立日 250 周年之际，此前同北京锡安教会多位同工一同被拘押的中国牧师金明日（Ezra Jin Mingri），在特朗普政府的全力斡旋下成功获释并平安抵达美国。金牧师的平安归来不仅是自由的一大胜利，也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在特朗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定于今年 9 月在白宫举行正式会晤之前，中国方面可能有意愿释放部分重点政治犯。
美国应当坚持在为中国领导人铺上红地毯之前，要求中国释放关押的政治犯。华盛顿应当将金牧师的获释视为全面营救政治犯行动的开端，尤其是在今年 6 月缅裔美国学者敏辛（Min Zin）又遭中国拘押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应在 9 月峰会前，将焦点全面锁定在古丽仙·阿巴斯医生及其他高优先级政治犯的释放上。通过争取到阿巴斯医生、锡安教会剩余 8 名同工以及香港著名民主派人士黎智英（Jimmy Lai）的自由，美国不仅能展现人道善意，更能向世界展示其坚定的外交实力。
在双边谈判中，美国实际握有更大的主动权。在经济层面，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此外，能够受邀访问白宫对外国领导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礼遇。华盛顿理应将包括阿巴斯医生在内的多名重点政治犯的获释，作为双边高层接触的重要前提。
为何释放阿巴斯医生直接关乎美国核心国家利益？
尽管每一位政治犯都拥有不可剥夺的个体尊严与价值，但古丽仙·阿巴斯医生的案件之所以格外特殊，是因为它深度交织着美国多项核心国家利益：
1. **直接损害了 24 名美国公民家属的切身权益**：阿巴斯不仅是一位从医一生、性情温和且毫无政治背景的 64 岁长者，更拥有包括两个兄弟、一个妹妹、两个女儿以及多名孙辈在内的 24 位美国公民亲属。她的多位至亲长期在美国政府最高层面奔走呼吁。这场起初针对成年美国公民的跨国镇压，如今已经直接伤害到了无辜的美国儿童——阿巴斯医生在美国出生的孙辈们至今从未能亲手抱一抱他们的外祖母。美国历来有优先保护本国公民利益的传统，而在本案中，数十名美国公民的切身福祉正因她的持续关押而遭受实实在在的严重伤害。
2. **直接威胁了美国本土的言论自由基石**：阿巴斯医生被捕的时间节点极其明确地证明，中国当局是在对其亲妹妹就维吾尔人处境公开发声进行赤裸裸的报复。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案例——威权政府把黑手伸出国界，对在海外行使言论自由批评官方的人士施加惩罚。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与任何美国人一样，拥有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她的公开演讲绝不应导致其无辜姐姐在境内被逮捕重判。美国在阿巴斯医生案上展现坚定立场，就是在向全世界宣示捍卫言论自由的铁律。
3. **紧密关联美国打击强迫劳动与供应链审查的整体努力**：阿巴斯医生自 2018 年被关押以来，先是身陷再教育营，随后被转入毗邻工厂的监狱服刑，鉴于当地普遍存在的强迫劳动体制，她极可能也被迫从事了流水线劳役。美国参议院此前正是由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牵头主导通过了《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而本届政府继续将反强迫劳动列为经贸审查重点，并在近期依据该条款加征了 301 关税。
4. **直接关乎美国推进全球宗教信仰自由的既定国策**：阿巴斯医生是一位维吾尔族穆斯林。官方错误地将维吾尔人的信仰视为安全威胁，以此为其持续推行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辩护。阿巴斯医生是身陷集中拘押网络的 180 万维吾尔人之一。在上一届任期内，美国率先正式做出认定，判定新疆存在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与危害人类罪；如今特朗普总统完全有机会通过争取阿巴斯医生的自由，将这一历史性认定转化为切实的行动成果。
如果未能将她的释放置于优先地位，不仅会损害美国政府日益看重的多项核心利益，更会向外界释放出软弱的错误信号。
健康急剧恶化与人道假释的紧迫性
阿巴斯医生已被关押了将近 8 年时间，已经服满了其 20 年刑期的近一半。她目前饱受多种严重疾病的折磨，包括严重高血压、经常导致无法行动的重度骨质疏松症，以及需要每年专业复查以防止永久失明的眼部疾病。鉴于她的高龄、恶化的身体状况以及已经服满的漫长刑期，官方完全具备出于人道主义理由将其释放的充分空间。
当前进行中的双边高层外交磋商，为争取古丽仙·阿巴斯及其他良心犯的释放创造了难得的窗口期。
华盛顿早该兑现将阿巴斯案列为优先事项的承诺。此案在全美享有极高知名度：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 2026 年 5 月以两党压倒性多数通过的一项共同决议案中，就明确点名要求释放包括阿巴斯医生和金牧师在内的重点政治犯。（金牧师的成功获释已经开创了一个关键先例：即使政治犯本人并非美国公民，但只要其拥有美国公民直系亲属，美国就应全力优先营救。）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Mike Johnson）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国情咨文演讲中，专门邀请了阿巴斯医生的女儿齐巴·穆拉特（Ziba Murat）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多位国家政要及国务卿也曾亲自会见其家属并做出营救承诺；其女儿和妹妹更先后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公开发声。然而尽管知名度极高，此前的外交斡旋却收效甚微。如果特朗普总统能在接下来的面对面会谈中直接点名提出阿巴斯医生的名字，这一局面将迎来根本性转机。
哈德逊研究所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六项具体政策建议
哈德逊研究所在报告中向美国政府明确提出了以下六大政策行动方案：
1. **全力施压要求释放阿巴斯医生**：在白宫高层会晤前，特朗普总统应直接向中方提出释放阿巴斯医生并允许其前往美国与家人团聚的要求。鉴于其多项严重的健康问题，中方完全可以人道医疗为由放人，而她已服刑近半的事实也为假释提供了现实依据。
2. **将释放政治犯作为未来深化双边外交接触的前提条件**：受邀访问白宫是一项极高的外交礼遇，这种礼遇理应附带高昂的道义代价。白宫会晤日程随时可以根据人权进展做出调整。金牧师的平安归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中国应当通过释放阿巴斯医生等重点在押人员，继续维持这一对话势头。
3. **正式设立政治犯倡导办公室（OPPA）并任命特使**：该机构应统筹协调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营救政治犯的外交努力，重点聚焦与美国国家安全和公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在押人员。国会应立法要求该办公室每年提交一份年度评估报告，列出核心政治犯名单及各界已采取的营救行动。由参议院确认的大使级特使将领导该办公室，充当行政部门、国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协调枢纽，并与财政部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紧密配合，锁定实施任意拘押责任人以便实施制裁。
4. **为政治犯建立专门的“任意拘押”（Arbitrarily Detained）官方认定机制**：美国目前拥有成熟的人质营救机制，特别是当国务院正式将某人定性为“错误拘留”时。但这一机制通常仅适用于人质而非政治犯。对于政治犯，官方通常仅使用非正式术语。特使与政治犯办公室应获得法定授权，正式将重点政治犯标注为“任意拘押”，将其列入年度报告公开发布，并行使类似于人质营救的跨部门授权，全力促成其获释。
5. **全方位倡导释放中国境内的所有重点良心犯与政治犯**：在与中方官员的每一次双边会晤中，美国外交官都必须提出具体的政治犯名单，要求立即放人。名单应涵盖：
- **维吾尔学者与精英**：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埃克帕尔·阿萨特（Ekpar Asat）；
- **藏人宗教与文化人士**：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果·喜饶嘉措（Go Sherab Gyatso）、贡觉尼玛（Konchok Nyima）；
- **香港民主人士**：黎智英（Jimmy Lai）、何桂蓝（Gwyneth Ho）、黄之锋（Joshua Wong）；
- **遭受迫害的基督教会人士**：仍被关押的锡安教会 8 位传道人、锡安之光教会高泉富牧师与庞雨夫妇、秋雨圣约教会王怡牧师；
- **维权律师与人权捍卫者**：高智晟、余文生、丁家喜等人。
6. **对侵犯宗教自由与制造政治犯的责任实体及个人实施精准制裁**：美国财政部应在关键外交节点分批出台定向制裁措施，充分运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等法定授权，从人权和国家安全双重视角追究加害者责任。美国国务院也应全面启用《移民与国籍法》第 212(a)(3)(C) 条款赋予的新权限，对直接参与或下令对美国公民及外国公民实施非法拘押的官员严格实施签证限制与入境禁令。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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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德逊研究所政策深度分析：营救维吾尔女医生古丽仙·阿巴斯是检验美国外交决心的关键试金石
作者：奥利维亚·埃诺斯（Olivia Enos，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2018 年 9 月，现年 64 岁、从未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的退休医生古丽仙·阿巴斯（Dr. Gulshan Abbas），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一场官方集中抓捕行动中突然被强行带走失联。
古丽仙医生的案件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政府重点关注的优先事项。这不仅因为她有超过 24 位直系亲属拥有美国公民身份，更因为美国官方深知此案的特殊性：她之所以被中国当局关押，纯粹是因为身在美国的亲属行使了受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利而遭到了长臂株连。
图片说明：华盛顿国会山就维吾尔政治犯案件举行的人权听证会现场。
金明日牧师获释先例与九月白宫会晤契机
就在今年 7 月 4 日美国独立日 250 周年之际，此前同北京锡安教会多位同工一同被拘押的中国牧师金明日（Ezra Jin Mingri），在特朗普政府的全力斡旋下成功获释并平安抵达美国。金牧师的平安归来不仅是自由的一大胜利，也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在特朗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定于今年 9 月在白宫举行正式会晤之前，中国方面可能有意愿释放部分重点政治犯。
美国应当坚持在为中国领导人铺上红地毯之前，要求中国释放关押的政治犯。华盛顿应当将金牧师的获释视为全面营救政治犯行动的开端，尤其是在今年 6 月缅裔美国学者敏辛（Min Zin）又遭中国拘押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应在 9 月峰会前，将焦点全面锁定在古丽仙·阿巴斯医生及其他高优先级政治犯的释放上。通过争取到阿巴斯医生、锡安教会剩余 8 名同工以及香港著名民主派人士黎智英（Jimmy Lai）的自由，美国不仅能展现人道善意，更能向世界展示其坚定的外交实力。
在双边谈判中，美国实际握有更大的主动权。在经济层面，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此外，能够受邀访问白宫对外国领导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礼遇。华盛顿理应将包括阿巴斯医生在内的多名重点政治犯的获释，作为双边高层接触的重要前提。
为何释放阿巴斯医生直接关乎美国核心国家利益？
尽管每一位政治犯都拥有不可剥夺的个体尊严与价值，但古丽仙·阿巴斯医生的案件之所以格外特殊，是因为它深度交织着美国多项核心国家利益：
1. **直接损害了 24 名美国公民家属的切身权益**：阿巴斯不仅是一位从医一生、性情温和且毫无政治背景的 64 岁长者，更拥有包括两个兄弟、一个妹妹、两个女儿以及多名孙辈在内的 24 位美国公民亲属。她的多位至亲长期在美国政府最高层面奔走呼吁。这场起初针对成年美国公民的跨国镇压，如今已经直接伤害到了无辜的美国儿童——阿巴斯医生在美国出生的孙辈们至今从未能亲手抱一抱他们的外祖母。美国历来有优先保护本国公民利益的传统，而在本案中，数十名美国公民的切身福祉正因她的持续关押而遭受实实在在的严重伤害。
2. **直接威胁了美国本土的言论自由基石**：阿巴斯医生被捕的时间节点极其明确地证明，中国当局是在对其亲妹妹就维吾尔人处境公开发声进行赤裸裸的报复。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案例——威权政府把黑手伸出国界，对在海外行使言论自由批评官方的人士施加惩罚。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与任何美国人一样，拥有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她的公开演讲绝不应导致其无辜姐姐在境内被逮捕重判。美国在阿巴斯医生案上展现坚定立场，就是在向全世界宣示捍卫言论自由的铁律。
3. **紧密关联美国打击强迫劳动与供应链审查的整体努力**：阿巴斯医生自 2018 年被关押以来，先是身陷再教育营，随后被转入毗邻工厂的监狱服刑，鉴于当地普遍存在的强迫劳动体制，她极可能也被迫从事了流水线劳役。美国参议院此前正是由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牵头主导通过了《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而本届政府继续将反强迫劳动列为经贸审查重点，并在近期依据该条款加征了 301 关税。
4. **直接关乎美国推进全球宗教信仰自由的既定国策**：阿巴斯医生是一位维吾尔族穆斯林。官方错误地将维吾尔人的信仰视为安全威胁，以此为其持续推行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辩护。阿巴斯医生是身陷集中拘押网络的 180 万维吾尔人之一。在上一届任期内，美国率先正式做出认定，判定新疆存在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与危害人类罪；如今特朗普总统完全有机会通过争取阿巴斯医生的自由，将这一历史性认定转化为切实的行动成果。
如果未能将她的释放置于优先地位，不仅会损害美国政府日益看重的多项核心利益，更会向外界释放出软弱的错误信号。
健康急剧恶化与人道假释的紧迫性
阿巴斯医生已被关押了将近 8 年时间，已经服满了其 20 年刑期的近一半。她目前饱受多种严重疾病的折磨，包括严重高血压、经常导致无法行动的重度骨质疏松症，以及需要每年专业复查以防止永久失明的眼部疾病。鉴于她的高龄、恶化的身体状况以及已经服满的漫长刑期，官方完全具备出于人道主义理由将其释放的充分空间。
当前进行中的双边高层外交磋商，为争取古丽仙·阿巴斯及其他良心犯的释放创造了难得的窗口期。
华盛顿早该兑现将阿巴斯案列为优先事项的承诺。此案在全美享有极高知名度：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 2026 年 5 月以两党压倒性多数通过的一项共同决议案中，就明确点名要求释放包括阿巴斯医生和金牧师在内的重点政治犯。（金牧师的成功获释已经开创了一个关键先例：即使政治犯本人并非美国公民，但只要其拥有美国公民直系亲属，美国就应全力优先营救。）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Mike Johnson）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国情咨文演讲中，专门邀请了阿巴斯医生的女儿齐巴·穆拉特（Ziba Murat）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多位国家政要及国务卿也曾亲自会见其家属并做出营救承诺；其女儿和妹妹更先后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公开发声。然而尽管知名度极高，此前的外交斡旋却收效甚微。如果特朗普总统能在接下来的面对面会谈中直接点名提出阿巴斯医生的名字，这一局面将迎来根本性转机。
哈德逊研究所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六项具体政策建议
哈德逊研究所在报告中向美国政府明确提出了以下六大政策行动方案：
1. **全力施压要求释放阿巴斯医生**：在白宫高层会晤前，特朗普总统应直接向中方提出释放阿巴斯医生并允许其前往美国与家人团聚的要求。鉴于其多项严重的健康问题，中方完全可以人道医疗为由放人，而她已服刑近半的事实也为假释提供了现实依据。
2. **将释放政治犯作为未来深化双边外交接触的前提条件**：受邀访问白宫是一项极高的外交礼遇，这种礼遇理应附带高昂的道义代价。白宫会晤日程随时可以根据人权进展做出调整。金牧师的平安归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中国应当通过释放阿巴斯医生等重点在押人员，继续维持这一对话势头。
3. **正式设立政治犯倡导办公室（OPPA）并任命特使**：该机构应统筹协调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营救政治犯的外交努力，重点聚焦与美国国家安全和公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在押人员。国会应立法要求该办公室每年提交一份年度评估报告，列出核心政治犯名单及各界已采取的营救行动。由参议院确认的大使级特使将领导该办公室，充当行政部门、国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协调枢纽，并与财政部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紧密配合，锁定实施任意拘押责任人以便实施制裁。
4. **为政治犯建立专门的“任意拘押”（Arbitrarily Detained）官方认定机制**：美国目前拥有成熟的人质营救机制，特别是当国务院正式将某人定性为“错误拘留”时。但这一机制通常仅适用于人质而非政治犯。对于政治犯，官方通常仅使用非正式术语。特使与政治犯办公室应获得法定授权，正式将重点政治犯标注为“任意拘押”，将其列入年度报告公开发布，并行使类似于人质营救的跨部门授权，全力促成其获释。
5. **全方位倡导释放中国境内的所有重点良心犯与政治犯**：在与中方官员的每一次双边会晤中，美国外交官都必须提出具体的政治犯名单，要求立即放人。名单应涵盖：
- **维吾尔学者与精英**：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埃克帕尔·阿萨特（Ekpar Asat）；
- **藏人宗教与文化人士**：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果·喜饶嘉措（Go Sherab Gyatso）、贡觉尼玛（Konchok Nyima）；
- **香港民主人士**：黎智英（Jimmy Lai）、何桂蓝（Gwyneth Ho）、黄之锋（Joshua Wong）；
- **遭受迫害的基督教会人士**：仍被关押的锡安教会 8 位传道人、锡安之光教会高泉富牧师与庞雨夫妇、秋雨圣约教会王怡牧师；
- **维权律师与人权捍卫者**：高智晟、余文生、丁家喜等人。
6. **对侵犯宗教自由与制造政治犯的责任实体及个人实施精准制裁**：美国财政部应在关键外交节点分批出台定向制裁措施，充分运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等法定授权，从人权和国家安全双重视角追究加害者责任。美国国务院也应全面启用《移民与国籍法》第 212(a)(3)(C) 条款赋予的新权限，对直接参与或下令对美国公民及外国公民实施非法拘押的官员严格实施签证限制与入境禁令。
哈德逊研究所政策深度分析：营救维吾尔女医生古丽仙·阿巴斯是检验美国外交决心的关键试金石
作者：奥利维亚·埃诺斯（Olivia Enos，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2018 年 9 月，现年 64 岁、从未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的退休医生古丽仙·阿巴斯（Dr. Gulshan Abbas），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一场官方集中抓捕行动中突然被强行带走失联。
古丽仙医生的案件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政府重点关注的优先事项。这不仅因为她有超过 24 位直系亲属拥有美国公民身份，更因为美国官方深知此案的特殊性：她之所以被中国当局关押，纯粹是因为身在美国的亲属行使了受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利而遭到了长臂株连。
图片说明：华盛顿国会山就维吾尔政治犯案件举行的人权听证会现场。
金明日牧师获释先例与九月白宫会晤契机
就在今年 7 月 4 日美国独立日 250 周年之际，此前同北京锡安教会多位同工一同被拘押的中国牧师金明日（Ezra Jin Mingri），在特朗普政府的全力斡旋下成功获释并平安抵达美国。金牧师的平安归来不仅是自由的一大胜利，也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在特朗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定于今年 9 月在白宫举行正式会晤之前，中国方面可能有意愿释放部分重点政治犯。
美国应当坚持在为中国领导人铺上红地毯之前，要求中国释放关押的政治犯。华盛顿应当将金牧师的获释视为全面营救政治犯行动的开端，尤其是在今年 6 月缅裔美国学者敏辛（Min Zin）又遭中国拘押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应在 9 月峰会前，将焦点全面锁定在古丽仙·阿巴斯医生及其他高优先级政治犯的释放上。通过争取到阿巴斯医生、锡安教会剩余 8 名同工以及香港著名民主派人士黎智英（Jimmy Lai）的自由，美国不仅能展现人道善意，更能向世界展示其坚定的外交实力。
在双边谈判中，美国实际握有更大的主动权。在经济层面，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此外，能够受邀访问白宫对外国领导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礼遇。华盛顿理应将包括阿巴斯医生在内的多名重点政治犯的获释，作为双边高层接触的重要前提。
为何释放阿巴斯医生直接关乎美国核心国家利益？
尽管每一位政治犯都拥有不可剥夺的个体尊严与价值，但古丽仙·阿巴斯医生的案件之所以格外特殊，是因为它深度交织着美国多项核心国家利益：
1. **直接损害了 24 名美国公民家属的切身权益**：阿巴斯不仅是一位从医一生、性情温和且毫无政治背景的 64 岁长者，更拥有包括两个兄弟、一个妹妹、两个女儿以及多名孙辈在内的 24 位美国公民亲属。她的多位至亲长期在美国政府最高层面奔走呼吁。这场起初针对成年美国公民的跨国镇压，如今已经直接伤害到了无辜的美国儿童——阿巴斯医生在美国出生的孙辈们至今从未能亲手抱一抱他们的外祖母。美国历来有优先保护本国公民利益的传统，而在本案中，数十名美国公民的切身福祉正因她的持续关押而遭受实实在在的严重伤害。
2. **直接威胁了美国本土的言论自由基石**：阿巴斯医生被捕的时间节点极其明确地证明，中国当局是在对其亲妹妹就维吾尔人处境公开发声进行赤裸裸的报复。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案例——威权政府把黑手伸出国界，对在海外行使言论自由批评官方的人士施加惩罚。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与任何美国人一样，拥有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她的公开演讲绝不应导致其无辜姐姐在境内被逮捕重判。美国在阿巴斯医生案上展现坚定立场，就是在向全世界宣示捍卫言论自由的铁律。
3. **紧密关联美国打击强迫劳动与供应链审查的整体努力**：阿巴斯医生自 2018 年被关押以来，先是身陷再教育营，随后被转入毗邻工厂的监狱服刑，鉴于当地普遍存在的强迫劳动体制，她极可能也被迫从事了流水线劳役。美国参议院此前正是由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牵头主导通过了《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而本届政府继续将反强迫劳动列为经贸审查重点，并在近期依据该条款加征了 301 关税。
4. **直接关乎美国推进全球宗教信仰自由的既定国策**：阿巴斯医生是一位维吾尔族穆斯林。官方错误地将维吾尔人的信仰视为安全威胁，以此为其持续推行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辩护。阿巴斯医生是身陷集中拘押网络的 180 万维吾尔人之一。在上一届任期内，美国率先正式做出认定，判定新疆存在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与危害人类罪；如今特朗普总统完全有机会通过争取阿巴斯医生的自由，将这一历史性认定转化为切实的行动成果。
如果未能将她的释放置于优先地位，不仅会损害美国政府日益看重的多项核心利益，更会向外界释放出软弱的错误信号。
健康急剧恶化与人道假释的紧迫性
阿巴斯医生已被关押了将近 8 年时间，已经服满了其 20 年刑期的近一半。她目前饱受多种严重疾病的折磨，包括严重高血压、经常导致无法行动的重度骨质疏松症，以及需要每年专业复查以防止永久失明的眼部疾病。鉴于她的高龄、恶化的身体状况以及已经服满的漫长刑期，官方完全具备出于人道主义理由将其释放的充分空间。
当前进行中的双边高层外交磋商，为争取古丽仙·阿巴斯及其他良心犯的释放创造了难得的窗口期。
华盛顿早该兑现将阿巴斯案列为优先事项的承诺。此案在全美享有极高知名度：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 2026 年 5 月以两党压倒性多数通过的一项共同决议案中，就明确点名要求释放包括阿巴斯医生和金牧师在内的重点政治犯。（金牧师的成功获释已经开创了一个关键先例：即使政治犯本人并非美国公民，但只要其拥有美国公民直系亲属，美国就应全力优先营救。）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Mike Johnson）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国情咨文演讲中，专门邀请了阿巴斯医生的女儿齐巴·穆拉特（Ziba Murat）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多位国家政要及国务卿也曾亲自会见其家属并做出营救承诺；其女儿和妹妹更先后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公开发声。然而尽管知名度极高，此前的外交斡旋却收效甚微。如果特朗普总统能在接下来的面对面会谈中直接点名提出阿巴斯医生的名字，这一局面将迎来根本性转机。
哈德逊研究所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六项具体政策建议
哈德逊研究所在报告中向美国政府明确提出了以下六大政策行动方案：
1. **全力施压要求释放阿巴斯医生**：在白宫高层会晤前，特朗普总统应直接向中方提出释放阿巴斯医生并允许其前往美国与家人团聚的要求。鉴于其多项严重的健康问题，中方完全可以人道医疗为由放人，而她已服刑近半的事实也为假释提供了现实依据。
2. **将释放政治犯作为未来深化双边外交接触的前提条件**：受邀访问白宫是一项极高的外交礼遇，这种礼遇理应附带高昂的道义代价。白宫会晤日程随时可以根据人权进展做出调整。金牧师的平安归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中国应当通过释放阿巴斯医生等重点在押人员，继续维持这一对话势头。
3. **正式设立政治犯倡导办公室（OPPA）并任命特使**：该机构应统筹协调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营救政治犯的外交努力，重点聚焦与美国国家安全和公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在押人员。国会应立法要求该办公室每年提交一份年度评估报告，列出核心政治犯名单及各界已采取的营救行动。由参议院确认的大使级特使将领导该办公室，充当行政部门、国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协调枢纽，并与财政部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紧密配合，锁定实施任意拘押责任人以便实施制裁。
4. **为政治犯建立专门的“任意拘押”（Arbitrarily Detained）官方认定机制**：美国目前拥有成熟的人质营救机制，特别是当国务院正式将某人定性为“错误拘留”时。但这一机制通常仅适用于人质而非政治犯。对于政治犯，官方通常仅使用非正式术语。特使与政治犯办公室应获得法定授权，正式将重点政治犯标注为“任意拘押”，将其列入年度报告公开发布，并行使类似于人质营救的跨部门授权，全力促成其获释。
5. **全方位倡导释放中国境内的所有重点良心犯与政治犯**：在与中方官员的每一次双边会晤中，美国外交官都必须提出具体的政治犯名单，要求立即放人。名单应涵盖：
- **维吾尔学者与精英**：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埃克帕尔·阿萨特（Ekpar Asat）；
- **藏人宗教与文化人士**：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果·喜饶嘉措（Go Sherab Gyatso）、贡觉尼玛（Konchok Nyima）；
- **香港民主人士**：黎智英（Jimmy Lai）、何桂蓝（Gwyneth Ho）、黄之锋（Joshua Wong）；
- **遭受迫害的基督教会人士**：仍被关押的锡安教会 8 位传道人、锡安之光教会高泉富牧师与庞雨夫妇、秋雨圣约教会王怡牧师；
- **维权律师与人权捍卫者**：高智晟、余文生、丁家喜等人。
6. **对侵犯宗教自由与制造政治犯的责任实体及个人实施精准制裁**：美国财政部应在关键外交节点分批出台定向制裁措施，充分运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等法定授权，从人权和国家安全双重视角追究加害者责任。美国国务院也应全面启用《移民与国籍法》第 212(a)(3)(C) 条款赋予的新权限，对直接参与或下令对美国公民及外国公民实施非法拘押的官员严格实施签证限制与入境禁令。
新疆寄宿学校与儿童安置设施数量持续增加引发国际人权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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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寄宿学校与儿童安置设施数量持续增加引发国际人权关切
据土耳其《维吾尔新闻》（Uygur Haber）援引多家国际人权研究机构与最新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在新疆各地，专门用来安置父母被拘押或外出务工家庭的儿童寄宿学校与集中育儿设施数量，依然在持续增加。
图片说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设立的儿童寄宿与教育管理设施。
封闭式寄宿管理与母语环境剥离
多份专题调查报告披露，这些设施大多实行全封闭式、半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孩子们从小被集中送进寄宿学校，在校内被要求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学习和日常交流，维吾尔母语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原本传统的民族习俗和宗教文化课程也被大幅削减。
专家与国际机构的人道担忧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以及多位国际社会学专家指出，把年幼的孩子过早且长期与父母、原生家庭和本土文化环境彻底隔离开来，很容易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情感发育和民族文化认同造成不可逆转的长远伤害。人权组织强烈呼吁保障最基本的家庭团聚权，让孩子们能够回到父母身边，在健全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快乐成长。 查看全部
新疆寄宿学校与儿童安置设施数量持续增加引发国际人权关切
据土耳其《维吾尔新闻》（Uygur Haber）援引多家国际人权研究机构与最新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在新疆各地，专门用来安置父母被拘押或外出务工家庭的儿童寄宿学校与集中育儿设施数量，依然在持续增加。
图片说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设立的儿童寄宿与教育管理设施。
封闭式寄宿管理与母语环境剥离
多份专题调查报告披露，这些设施大多实行全封闭式、半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孩子们从小被集中送进寄宿学校，在校内被要求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学习和日常交流，维吾尔母语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原本传统的民族习俗和宗教文化课程也被大幅削减。
专家与国际机构的人道担忧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以及多位国际社会学专家指出，把年幼的孩子过早且长期与父母、原生家庭和本土文化环境彻底隔离开来，很容易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情感发育和民族文化认同造成不可逆转的长远伤害。人权组织强烈呼吁保障最基本的家庭团聚权，让孩子们能够回到父母身边，在健全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快乐成长。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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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寄宿学校与儿童安置设施数量持续增加引发国际人权关切
据土耳其《维吾尔新闻》（Uygur Haber）援引多家国际人权研究机构与最新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在新疆各地，专门用来安置父母被拘押或外出务工家庭的儿童寄宿学校与集中育儿设施数量，依然在持续增加。
图片说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设立的儿童寄宿与教育管理设施。
封闭式寄宿管理与母语环境剥离
多份专题调查报告披露，这些设施大多实行全封闭式、半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孩子们从小被集中送进寄宿学校，在校内被要求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学习和日常交流，维吾尔母语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原本传统的民族习俗和宗教文化课程也被大幅削减。
专家与国际机构的人道担忧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以及多位国际社会学专家指出，把年幼的孩子过早且长期与父母、原生家庭和本土文化环境彻底隔离开来，很容易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情感发育和民族文化认同造成不可逆转的长远伤害。人权组织强烈呼吁保障最基本的家庭团聚权，让孩子们能够回到父母身边，在健全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快乐成长。
新疆寄宿学校与儿童安置设施数量持续增加引发国际人权关切
据土耳其《维吾尔新闻》（Uygur Haber）援引多家国际人权研究机构与最新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在新疆各地，专门用来安置父母被拘押或外出务工家庭的儿童寄宿学校与集中育儿设施数量，依然在持续增加。
图片说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设立的儿童寄宿与教育管理设施。
封闭式寄宿管理与母语环境剥离
多份专题调查报告披露，这些设施大多实行全封闭式、半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孩子们从小被集中送进寄宿学校，在校内被要求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学习和日常交流，维吾尔母语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原本传统的民族习俗和宗教文化课程也被大幅削减。
专家与国际机构的人道担忧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以及多位国际社会学专家指出，把年幼的孩子过早且长期与父母、原生家庭和本土文化环境彻底隔离开来，很容易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情感发育和民族文化认同造成不可逆转的长远伤害。人权组织强烈呼吁保障最基本的家庭团聚权，让孩子们能够回到父母身边，在健全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快乐成长。
洽洽与三全食品遭美国进口禁令：对国际旅客与贸易规则的影响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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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洽与三全食品遭美国进口禁令：对国际旅客与贸易规则的影响解析
根据美国知名旅游与商业媒体《旅行者今日》（Travelers Today）的最新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DHS）依据《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正式宣布将中国两大知名食品巨头——洽洽食品（ChaCha Food）与三全食品（Synear Food）列入进口黑名单，全面禁止它们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图片说明：涉案商品及相关农产品供应链成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审查重点。
执法范围扩大：从初级原料延伸到日常食品零食
在这项禁令出台之前，美国海关的重点审查对象主要是棉花、多晶硅和番茄酱等初级原材料。这次将做瓜子坚果家喻户晓的洽洽食品，以及做速冻水饺、汤圆非常出名的三全食品直接列入制裁名单，标志着美国执法部门对涉疆供应链的审查范围，已经正式延伸到了老百姓日常消费的下游零食和冷冻加工食品领域。
对国际旅客个人入境行李的直接影响
很多经常往返美中的旅客和留学生都很关心这项禁令对自己有什么影响。报道特别提醒大家：这项禁令不仅管大宗集装箱的商业贸易进口，同样适用于个人随身行李！
1. 如果旅客在飞往美国时，行李箱里装了洽洽瓜子、坚果，或者三全水饺、速冻点心，一旦在海关被抽查到，很可能会被海关人员直接扣押并当场销毁。
2. 此外，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还会对携带违禁品未申报的旅客开出罚单。
跨国企业供应链合规迎来新考验
国际贸易和供应链专家表示，这次的禁令给所有涉及跨国食品加工和农产品出口的企业敲响了警钟。企业如果想把产品卖到北美市场，就必须建立极其严格的原材料溯源机制，确保供应链里每一个环节都符合法规要求，否则随时可能面临巨额罚款和产品被拒之门外的风险。 查看全部
洽洽与三全食品遭美国进口禁令：对国际旅客与贸易规则的影响解析
根据美国知名旅游与商业媒体《旅行者今日》（Travelers Today）的最新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DHS）依据《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正式宣布将中国两大知名食品巨头——洽洽食品（ChaCha Food）与三全食品（Synear Food）列入进口黑名单，全面禁止它们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图片说明：涉案商品及相关农产品供应链成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审查重点。
执法范围扩大：从初级原料延伸到日常食品零食
在这项禁令出台之前，美国海关的重点审查对象主要是棉花、多晶硅和番茄酱等初级原材料。这次将做瓜子坚果家喻户晓的洽洽食品，以及做速冻水饺、汤圆非常出名的三全食品直接列入制裁名单，标志着美国执法部门对涉疆供应链的审查范围，已经正式延伸到了老百姓日常消费的下游零食和冷冻加工食品领域。
对国际旅客个人入境行李的直接影响
很多经常往返美中的旅客和留学生都很关心这项禁令对自己有什么影响。报道特别提醒大家：这项禁令不仅管大宗集装箱的商业贸易进口，同样适用于个人随身行李！
1. 如果旅客在飞往美国时，行李箱里装了洽洽瓜子、坚果，或者三全水饺、速冻点心，一旦在海关被抽查到，很可能会被海关人员直接扣押并当场销毁。
2. 此外，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还会对携带违禁品未申报的旅客开出罚单。
跨国企业供应链合规迎来新考验
国际贸易和供应链专家表示，这次的禁令给所有涉及跨国食品加工和农产品出口的企业敲响了警钟。企业如果想把产品卖到北美市场，就必须建立极其严格的原材料溯源机制，确保供应链里每一个环节都符合法规要求，否则随时可能面临巨额罚款和产品被拒之门外的风险。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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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洽与三全食品遭美国进口禁令：对国际旅客与贸易规则的影响解析
根据美国知名旅游与商业媒体《旅行者今日》（Travelers Today）的最新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DHS）依据《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正式宣布将中国两大知名食品巨头——洽洽食品（ChaCha Food）与三全食品（Synear Food）列入进口黑名单，全面禁止它们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图片说明：涉案商品及相关农产品供应链成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审查重点。
执法范围扩大：从初级原料延伸到日常食品零食
在这项禁令出台之前，美国海关的重点审查对象主要是棉花、多晶硅和番茄酱等初级原材料。这次将做瓜子坚果家喻户晓的洽洽食品，以及做速冻水饺、汤圆非常出名的三全食品直接列入制裁名单，标志着美国执法部门对涉疆供应链的审查范围，已经正式延伸到了老百姓日常消费的下游零食和冷冻加工食品领域。
对国际旅客个人入境行李的直接影响
很多经常往返美中的旅客和留学生都很关心这项禁令对自己有什么影响。报道特别提醒大家：这项禁令不仅管大宗集装箱的商业贸易进口，同样适用于个人随身行李！
1. 如果旅客在飞往美国时，行李箱里装了洽洽瓜子、坚果，或者三全水饺、速冻点心，一旦在海关被抽查到，很可能会被海关人员直接扣押并当场销毁。
2. 此外，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还会对携带违禁品未申报的旅客开出罚单。
跨国企业供应链合规迎来新考验
国际贸易和供应链专家表示，这次的禁令给所有涉及跨国食品加工和农产品出口的企业敲响了警钟。企业如果想把产品卖到北美市场，就必须建立极其严格的原材料溯源机制，确保供应链里每一个环节都符合法规要求，否则随时可能面临巨额罚款和产品被拒之门外的风险。
洽洽与三全食品遭美国进口禁令：对国际旅客与贸易规则的影响解析
根据美国知名旅游与商业媒体《旅行者今日》（Travelers Today）的最新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DHS）依据《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正式宣布将中国两大知名食品巨头——洽洽食品（ChaCha Food）与三全食品（Synear Food）列入进口黑名单，全面禁止它们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图片说明：涉案商品及相关农产品供应链成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审查重点。
执法范围扩大：从初级原料延伸到日常食品零食
在这项禁令出台之前，美国海关的重点审查对象主要是棉花、多晶硅和番茄酱等初级原材料。这次将做瓜子坚果家喻户晓的洽洽食品，以及做速冻水饺、汤圆非常出名的三全食品直接列入制裁名单，标志着美国执法部门对涉疆供应链的审查范围，已经正式延伸到了老百姓日常消费的下游零食和冷冻加工食品领域。
对国际旅客个人入境行李的直接影响
很多经常往返美中的旅客和留学生都很关心这项禁令对自己有什么影响。报道特别提醒大家：这项禁令不仅管大宗集装箱的商业贸易进口，同样适用于个人随身行李！
1. 如果旅客在飞往美国时，行李箱里装了洽洽瓜子、坚果，或者三全水饺、速冻点心，一旦在海关被抽查到，很可能会被海关人员直接扣押并当场销毁。
2. 此外，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还会对携带违禁品未申报的旅客开出罚单。
跨国企业供应链合规迎来新考验
国际贸易和供应链专家表示，这次的禁令给所有涉及跨国食品加工和农产品出口的企业敲响了警钟。企业如果想把产品卖到北美市场，就必须建立极其严格的原材料溯源机制，确保供应链里每一个环节都符合法规要求，否则随时可能面临巨额罚款和产品被拒之门外的风险。
Shein 赴港 IPO ，巧妙避开东突厥斯坦强迫劳动项目棉花争议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5 次浏览 • 2026-08-08 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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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in 赴港 IPO 巧妙避开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争议。全球快时尚巨头 Shein 已正式提交备受瞩目的香港首次公开募股（IPO）申请，但其招股书明显避开了任何关于其供应链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挂钩的指控。美国政府和人权组织指责该地区通过强迫劳动项目剥削穆斯林权益。
2026年7月27日，Shein 提交了赴港上市的招股书草案，目标估值在 400 亿至 500 亿美元之间。然而，与此前试图在纽约和伦敦上市不同，此次申报文件明显省略了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争议相关的具体风险。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监管机构拒绝了此前明确将维吾尔强迫劳动列为风险的申报文件，这促使 Shein 转战香港，从而避开了此类信息披露。
在其风险披露部分，Shein 仅使用了泛泛而谈的表述：“与我们品牌、业务合作伙伴或行业相关的负面宣传可能会降低我们品牌和产品的价值及吸引力。”这种模糊的措辞取代了西方监管机构原本期望看到的、对供应链和劳工实践更明确的提及。
Shein 于 2012 年在中国创立，目前总部位于新加坡，在面临西方市场的监管阻力后，正试图通过香港上市来筹集资金。该公司四位联合创始人许仰天（Sky Yangtian Xu）、顾晓卿（Maggie Gu）、苗苗（Molly Miao）和任晓庆（Tony Ren）共同持有注册于开曼群岛的实体 Shein Global Holdings Ltd 65% 的股份。
董事会成员既包括创始人，也包括独立董事，IDG 和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等主要投资者持有其余股份。
这场争议的焦点在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美国政府和多个人权组织指控中国政府在棉花生产中对维吾尔少数族裔实施强迫劳动，而北京方面对此予以坚决否认。希音（Shein）一直坚称其供应链不存在强迫劳动，但批评人士认为，其采购流程不透明且缺乏透明度，导致这些说法很难得到独立验证。
国际媒体纷纷关注并指出了希音（Shein）在招股书中采取的策略性回避。路透社报道称，“希音在香港提交的上市申请中，未具体提及有关其服装含有来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棉花的指控相关风险”，这凸显了企业信息披露规范与地缘政治敏感性之间的紧张拉扯。《金融时报》和彭博社也同样指出，希音转战香港上市，折射出与中国相关的企业在应对西方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期望时面临的更广泛挑战。
虽然目前尚无全球顶流巨星针对希音的最新申请文件直接表态，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问题此前已引发多位知名人士的强烈谴责。在过去几年里，如演员兼活动家艾德里安·格尼尔（Adrian Grenier）以及“结束维吾尔强迫劳动联盟”（Coalition to End 维吾尔 Forced Labor）等机构。都曾公开声讨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采购原料的品牌。
美国政府于2021年通过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也加大了对供应链可能与该地区有关联的企业的审查力度。
希音（Shein）在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凸显了全球资本市场与地缘政治人权关切之间日益加剧的摩擦。通过避免明确提及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相关的风险，希音或许能在香港获得监管批准，但这也有可能疏远那些越来越关注道德采购的西方投资者和消费者。这份招股书也凸显了北京对中国相关企业信息披露的影响力，即便这些企业在中国内地以外上市也是如此。
对投资者而言，招股书暴露出其增长放缓和利润率下降的问题：2025年营收仅增长8%，达到41.8亿美元，而净利润则大跌39%，降至2.06亿美元。再加上持续不断的供应链争议，这些数据让人对希音能否支撑其追求的400亿至500亿美元估值打上了问号。
随着希音推进投资者路演，所有人的目光都将聚焦于国际利益相关者是会接受其泛泛的风险披露，还是会要求在当今最具争议的人权问题之一上保持更高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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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in 赴港 IPO 巧妙避开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争议。全球快时尚巨头 Shein 已正式提交备受瞩目的香港首次公开募股（IPO）申请，但其招股书明显避开了任何关于其供应链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挂钩的指控。美国政府和人权组织指责该地区通过强迫劳动项目剥削穆斯林权益。
2026年7月27日，Shein 提交了赴港上市的招股书草案，目标估值在 400 亿至 500 亿美元之间。然而，与此前试图在纽约和伦敦上市不同，此次申报文件明显省略了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争议相关的具体风险。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监管机构拒绝了此前明确将维吾尔强迫劳动列为风险的申报文件，这促使 Shein 转战香港，从而避开了此类信息披露。
在其风险披露部分，Shein 仅使用了泛泛而谈的表述：“与我们品牌、业务合作伙伴或行业相关的负面宣传可能会降低我们品牌和产品的价值及吸引力。”这种模糊的措辞取代了西方监管机构原本期望看到的、对供应链和劳工实践更明确的提及。
Shein 于 2012 年在中国创立，目前总部位于新加坡，在面临西方市场的监管阻力后，正试图通过香港上市来筹集资金。该公司四位联合创始人许仰天（Sky Yangtian Xu）、顾晓卿（Maggie Gu）、苗苗（Molly Miao）和任晓庆（Tony Ren）共同持有注册于开曼群岛的实体 Shein Global Holdings Ltd 65% 的股份。
董事会成员既包括创始人，也包括独立董事，IDG 和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等主要投资者持有其余股份。
这场争议的焦点在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美国政府和多个人权组织指控中国政府在棉花生产中对维吾尔少数族裔实施强迫劳动，而北京方面对此予以坚决否认。希音（Shein）一直坚称其供应链不存在强迫劳动，但批评人士认为，其采购流程不透明且缺乏透明度，导致这些说法很难得到独立验证。
国际媒体纷纷关注并指出了希音（Shein）在招股书中采取的策略性回避。路透社报道称，“希音在香港提交的上市申请中，未具体提及有关其服装含有来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棉花的指控相关风险”，这凸显了企业信息披露规范与地缘政治敏感性之间的紧张拉扯。《金融时报》和彭博社也同样指出，希音转战香港上市，折射出与中国相关的企业在应对西方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期望时面临的更广泛挑战。
虽然目前尚无全球顶流巨星针对希音的最新申请文件直接表态，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问题此前已引发多位知名人士的强烈谴责。在过去几年里，如演员兼活动家艾德里安·格尼尔（Adrian Grenier）以及“结束维吾尔强迫劳动联盟”（Coalition to End 维吾尔 Forced Labor）等机构。都曾公开声讨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采购原料的品牌。
美国政府于2021年通过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也加大了对供应链可能与该地区有关联的企业的审查力度。
希音（Shein）在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凸显了全球资本市场与地缘政治人权关切之间日益加剧的摩擦。通过避免明确提及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相关的风险，希音或许能在香港获得监管批准，但这也有可能疏远那些越来越关注道德采购的西方投资者和消费者。这份招股书也凸显了北京对中国相关企业信息披露的影响力，即便这些企业在中国内地以外上市也是如此。
对投资者而言，招股书暴露出其增长放缓和利润率下降的问题：2025年营收仅增长8%，达到41.8亿美元，而净利润则大跌39%，降至2.06亿美元。再加上持续不断的供应链争议，这些数据让人对希音能否支撑其追求的400亿至500亿美元估值打上了问号。
随着希音推进投资者路演，所有人的目光都将聚焦于国际利益相关者是会接受其泛泛的风险披露，还是会要求在当今最具争议的人权问题之一上保持更高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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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Shein 赴港 IPO 巧妙避开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争议。全球快时尚巨头 Shein 已正式提交备受瞩目的香港首次公开募股（IPO）申请，但其招股书明显避开了任何关于其供应链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挂钩的指控。美国政府和人权组织指责该地区通过强迫劳动项目剥削穆斯林权益。
2026年7月27日，Shein 提交了赴港上市的招股书草案，目标估值在 400 亿至 500 亿美元之间。然而，与此前试图在纽约和伦敦上市不同，此次申报文件明显省略了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争议相关的具体风险。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监管机构拒绝了此前明确将维吾尔强迫劳动列为风险的申报文件，这促使 Shein 转战香港，从而避开了此类信息披露。
在其风险披露部分，Shein 仅使用了泛泛而谈的表述：“与我们品牌、业务合作伙伴或行业相关的负面宣传可能会降低我们品牌和产品的价值及吸引力。”这种模糊的措辞取代了西方监管机构原本期望看到的、对供应链和劳工实践更明确的提及。
Shein 于 2012 年在中国创立，目前总部位于新加坡，在面临西方市场的监管阻力后，正试图通过香港上市来筹集资金。该公司四位联合创始人许仰天（Sky Yangtian Xu）、顾晓卿（Maggie Gu）、苗苗（Molly Miao）和任晓庆（Tony Ren）共同持有注册于开曼群岛的实体 Shein Global Holdings Ltd 65% 的股份。
董事会成员既包括创始人，也包括独立董事，IDG 和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等主要投资者持有其余股份。
这场争议的焦点在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美国政府和多个人权组织指控中国政府在棉花生产中对维吾尔少数族裔实施强迫劳动，而北京方面对此予以坚决否认。希音（Shein）一直坚称其供应链不存在强迫劳动，但批评人士认为，其采购流程不透明且缺乏透明度，导致这些说法很难得到独立验证。
国际媒体纷纷关注并指出了希音（Shein）在招股书中采取的策略性回避。路透社报道称，“希音在香港提交的上市申请中，未具体提及有关其服装含有来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棉花的指控相关风险”，这凸显了企业信息披露规范与地缘政治敏感性之间的紧张拉扯。《金融时报》和彭博社也同样指出，希音转战香港上市，折射出与中国相关的企业在应对西方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期望时面临的更广泛挑战。
虽然目前尚无全球顶流巨星针对希音的最新申请文件直接表态，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问题此前已引发多位知名人士的强烈谴责。在过去几年里，如演员兼活动家艾德里安·格尼尔（Adrian Grenier）以及“结束维吾尔强迫劳动联盟”（Coalition to End 维吾尔 Forced Labor）等机构。都曾公开声讨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采购原料的品牌。
美国政府于2021年通过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也加大了对供应链可能与该地区有关联的企业的审查力度。
希音（Shein）在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凸显了全球资本市场与地缘政治人权关切之间日益加剧的摩擦。通过避免明确提及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相关的风险，希音或许能在香港获得监管批准，但这也有可能疏远那些越来越关注道德采购的西方投资者和消费者。这份招股书也凸显了北京对中国相关企业信息披露的影响力，即便这些企业在中国内地以外上市也是如此。
对投资者而言，招股书暴露出其增长放缓和利润率下降的问题：2025年营收仅增长8%，达到41.8亿美元，而净利润则大跌39%，降至2.06亿美元。再加上持续不断的供应链争议，这些数据让人对希音能否支撑其追求的400亿至500亿美元估值打上了问号。
随着希音推进投资者路演，所有人的目光都将聚焦于国际利益相关者是会接受其泛泛的风险披露，还是会要求在当今最具争议的人权问题之一上保持更高的透明度。
Shein 赴港 IPO 巧妙避开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争议。全球快时尚巨头 Shein 已正式提交备受瞩目的香港首次公开募股（IPO）申请，但其招股书明显避开了任何关于其供应链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挂钩的指控。美国政府和人权组织指责该地区通过强迫劳动项目剥削穆斯林权益。
2026年7月27日，Shein 提交了赴港上市的招股书草案，目标估值在 400 亿至 500 亿美元之间。然而，与此前试图在纽约和伦敦上市不同，此次申报文件明显省略了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争议相关的具体风险。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监管机构拒绝了此前明确将维吾尔强迫劳动列为风险的申报文件，这促使 Shein 转战香港，从而避开了此类信息披露。
在其风险披露部分，Shein 仅使用了泛泛而谈的表述：“与我们品牌、业务合作伙伴或行业相关的负面宣传可能会降低我们品牌和产品的价值及吸引力。”这种模糊的措辞取代了西方监管机构原本期望看到的、对供应链和劳工实践更明确的提及。
Shein 于 2012 年在中国创立，目前总部位于新加坡，在面临西方市场的监管阻力后，正试图通过香港上市来筹集资金。该公司四位联合创始人许仰天（Sky Yangtian Xu）、顾晓卿（Maggie Gu）、苗苗（Molly Miao）和任晓庆（Tony Ren）共同持有注册于开曼群岛的实体 Shein Global Holdings Ltd 65% 的股份。
董事会成员既包括创始人，也包括独立董事，IDG 和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等主要投资者持有其余股份。
这场争议的焦点在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美国政府和多个人权组织指控中国政府在棉花生产中对维吾尔少数族裔实施强迫劳动，而北京方面对此予以坚决否认。希音（Shein）一直坚称其供应链不存在强迫劳动，但批评人士认为，其采购流程不透明且缺乏透明度，导致这些说法很难得到独立验证。
国际媒体纷纷关注并指出了希音（Shein）在招股书中采取的策略性回避。路透社报道称，“希音在香港提交的上市申请中，未具体提及有关其服装含有来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棉花的指控相关风险”，这凸显了企业信息披露规范与地缘政治敏感性之间的紧张拉扯。《金融时报》和彭博社也同样指出，希音转战香港上市，折射出与中国相关的企业在应对西方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期望时面临的更广泛挑战。
虽然目前尚无全球顶流巨星针对希音的最新申请文件直接表态，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问题此前已引发多位知名人士的强烈谴责。在过去几年里，如演员兼活动家艾德里安·格尼尔（Adrian Grenier）以及“结束维吾尔强迫劳动联盟”（Coalition to End 维吾尔 Forced Labor）等机构。都曾公开声讨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采购原料的品牌。
美国政府于2021年通过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也加大了对供应链可能与该地区有关联的企业的审查力度。
希音（Shein）在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凸显了全球资本市场与地缘政治人权关切之间日益加剧的摩擦。通过避免明确提及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相关的风险，希音或许能在香港获得监管批准，但这也有可能疏远那些越来越关注道德采购的西方投资者和消费者。这份招股书也凸显了北京对中国相关企业信息披露的影响力，即便这些企业在中国内地以外上市也是如此。
对投资者而言，招股书暴露出其增长放缓和利润率下降的问题：2025年营收仅增长8%，达到41.8亿美元，而净利润则大跌39%，降至2.06亿美元。再加上持续不断的供应链争议，这些数据让人对希音能否支撑其追求的400亿至500亿美元估值打上了问号。
随着希音推进投资者路演，所有人的目光都将聚焦于国际利益相关者是会接受其泛泛的风险披露，还是会要求在当今最具争议的人权问题之一上保持更高的透明度。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争取维吾尔人权的策略
人权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94 次浏览 • 2026-08-05 21:18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争取维吾尔族人权的策略
阿里达·梅拉尼，马塔兰大学国际关系系
摘要：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是一个由维吾尔族流散社群构成的非政府组织，旨在为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之一的维吾尔族争取人权。因此，本文旨在探讨世维会为维吾尔族争取人权所采取的策略。在研究过程中，作者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着重于对事件进行描述性呈现，并通过文献研究进行数据收集，随后根据研究需要对数据进行整理分类。作者还借助了非政府组织、人权和流散社群等概念来回答本文的研究问题。最终，作者强调世维会所采取的策略分为两部分：一是强调信息传播并将世维会塑造成和平组织形象的非暴力策略，二是游说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以获取支持。
本文讨论了某机构在应对中国针对少数民族人权侵害事件时所采取的策略。该机构即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作者分析了世维会如何制定策略来为维吾尔少数民族群众争取人权。维吾尔族是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居住在中国新疆地区的本土民族名称。新疆本身位于中国西北部，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等多个中亚国家接壤，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这种巨大的潜力使得中国毫不犹豫地在中亚多个国家开展大规模投资。例如在2012年，中国投资在中亚地区投资了2500亿美元。与中亚相邻地理位置赋予了新疆对中国极高的战略价值，因此，尽管存在分裂主义问题，中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将新疆维持为其国家的一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过去十年中，维吾尔族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之一，因为该议题与人权侵害问题紧密相关。针对维吾尔族的人权侵害可以从联合国人权概念的视角来看待，该概念涵盖多个方面，即对文化、社会、经济、公民以及政治和民主权利的侵犯。这关乎个人在其社群中的安全以及避免文化威胁，例如压迫、民族间暴力以及特定群体的主导地位。文化权利也为每个人发展和开展其文化活动提供了灵活性。
自新疆处于中国管辖之下以来，出现了大规模的汉族人口流动，这使维吾尔族边缘化。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人口流动和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是导致了各种人权侵犯现象的出现，例如侵害维吾尔族的文化权利和语言权利。维吾尔人所使用的语言属于其自身文化语言，与普通话无关。汉族人口在新疆占多数的情况对中央政府实施的语言政策产生了影响，教育和媒体中使用的语言大多采用普通话。新疆的每家教育机构都要求毕业生掌握普通话。此外，2005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宗教事务条例》政策，旨在控制被怀疑涉嫌恐怖主义的少数民族（包括维吾尔族）的宗教活动。这一政策使得清真寺的阿訇或穆斯林领袖有义务参加中国政府开设的教育课程，并禁止未满18岁的维吾尔族儿童进入清真寺。此外，各种清真寺和宗教活动均受到政府官员的严密监控。这些规定使得维吾尔族甚至仅仅实践其文化和宗教都变得不安全。随后，政府又推出了“靓丽工程”政策，禁止女性佩戴面纱和头巾，禁止男性留胡须。所有这些行为在公共场所都是被禁止的。
此外，还存在社会和经济权利受侵害的情况。新疆的人口分布分为两个区域，即人口以汉族为主的北部地区，以及人口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南部地区。北方是经济状况良好的城市，人口以汉族为主；而在南方的和田和喀什等地，90%的人口为维吾尔族，当地的区域状况属于中国贫困地区之列。2009年，北部居民的收入是南部的三倍。维吾尔族较差的经济状况源于语言障碍，并且难以在被政府贴上分裂主义者和恐怖分子标签的维吾尔人身上建立信任。
此外，由于遭遇各种歧视，维吾尔族还面临着公民和政治权利受侵害的问题。旨在打击恐怖主义的“严打”政策伴随着各种指控以及未经正当程序的突击逮捕。2002年，22名维吾尔人因恐怖主义指控被捕并被押送关塔那摩湾关押，但最终有16人因未被证实参与恐怖主义而被释放。此外，维吾尔族在中国举办的若干重大庆祝活动中也面临歧视，例如2008年奥运会庆祝活动、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在所有这些活动中，维吾尔人都受到当地警察的严格审查，导致他们无法获得参加这些活动的许可。
在维吾尔人社会中可见的另一项侵害行为，是2013年在吐鲁番市设立的政治教育营，吐鲁番是新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城市之一。随后，该教育营扩展至新疆各地，如喀什以及其他以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城市。营内的被羁押者分为四种类型，即A类（“严打”政策下的羁押者）、B类（被认为较为固执者）、C类（接触过极端主义者）以及D类（与C类相似但接触极端主义程度较轻者）。在营内，被羁押者被灌输思想以使其忘记本土文化。中国雇用了约260个汉族警务单位，因为担任警察和教育营工作人员的要求必须是汉族、精通普通话且至少高中毕业。
涉及人权侵害的各种事件已引起多国和国际组织的关注。美国和土耳其等若干国家曾试图介入这些人权议题，但仅限于对中国提出谴责。与此同时，国际组织通常提供年度报告和媒体报道，向世界传达这一事件，包括维吾尔人权项目、维吾尔美国人协会以及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在这三个组织中，世维会规模最大，且最常定期就针对该人群的人权侵犯事件发声。世维会本身是一个国际组织，代表新疆及其他地区的维吾尔族表达利益。本研究旨在阐述世维会在为其争取权利时所采用的策略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和描述性研究类型，旨在获取有关现状的信息，并探究现有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解释本研究的变量（即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策略以及维吾尔人所遭受的人权侵犯）时，作者在尽可能收集有关这两个变量的信息后进行了描述性说明，随后对这些信息进行记录和分析，从而做出解释，以回答所提出的问题。
定性方法中数据分析的顺序如下：第一，反复阅读数据，同时减少重叠或重复的信息；第二，观察所获数据的显著性或重要性；第三，对与其他数据具有相似性或匹配性的数据进行分类；第四，寻找将各种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模式或主题；第五，构建一个框架，以获取数据试图传达的实质内容。
中国政府调配维吾尔族的历史
新疆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直到1949年随着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疆才正式处于中国的统治之下。过去，新疆地区曾被吉尔吉斯斯坦和蒙古殖民，导致该地区被划分为两个区域：蒙古控制的区域被称为东突厥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控制的区域被称为西突厥斯坦。西突厥斯坦最终独立发展，如今成为塔吉克斯坦；而东突厥斯坦就是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族作为该地区的原住民，曾于1876年成功摆脱殖民统治并取得独立。然而这并未持续太久，因为在1884年，中国的清朝统治了该地区并将其命名为“新疆”。根据新疆形成的历史可以理解，深受吉尔吉斯斯坦文化影响的新疆原住民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拥有与中国主体文化不同的文化。在传统和文化方面，维吾尔人拥有类似于中亚和中东的传统。在语言方面，他们使用文字采用阿拉伯字母的自家语言。在面部特征方面，维吾尔族的容貌与通常的中国人有所不同。
在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最先尝试的是全面控制新疆省。所采取的方法之一，就是以发展政策为借口，将作为中国本土和主体民族的汉族调配至新疆地区。为了在新疆实现同化，还采用了其他方法，例如在新疆建立中国政府机构或行政管理体系，党员主要由汉族组成，以及开展儒家思想或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汉族人口的迁移对新疆人口比例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1949年，汉族占新疆人口的7%，但到2002年，这一比例上升至40.61%。这一数字与维吾尔族的情况成反比，后者最初是主体民族，随后变成了少数民族。1949年，维吾尔族人口占比为75%，但到2002年，这一数字急剧下降至47%。这两个民族在居住地理位置上也存在分隔，许多汉族人生活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该市经济发展良好，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4.9，而维吾尔人则大多生活在郊区/周边地区，即喀什市，其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9。
中国政府实施的人口迁移旨在总体上改善新疆的经济，但事实上，唯一获得良好经济改善的区域是北疆地区（即乌鲁木齐市及其周边地区）。与此同时，南疆地区（即喀什市及其周边地区）并未取得经济进步。汉族人拥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因此大多数人在工业部门工作；而教育程度较低的维吾尔人则在喀什市从事农业工作，为现有工业提供原材料。这种差距反映了乌鲁木齐的汉族与喀什的维吾尔人之间生活的差异。
图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
中国政府的不同对待方式成了对维吾尔族实施某种形式歧视的开端。这导致1990年出现了由名为“东伊运”（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组织发起的分裂主义行动。东伊运开始反抗中国政府，袭击了政府官员，造成6人死亡。这一行动引发了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地区、紧邻喀什市的克孜勒苏巴仁地区的骚乱。袭击行为最终导致了各民族与政府之间的重大骚乱。东伊运的出现是其他分裂主义组织涌现的起点，例如设在土耳其的东突厥斯坦人民解放阵线、设在哈萨克斯坦的东突厥斯坦委员会，以及随新疆抵抗议程中“圣战”（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斗争）一词出现而壮大的其他几个组织。尽管这些组织有着相同的目标（即将新疆建成一个国家），但它们在实现成为独立国家的愿望时，有着各自的方法、观点和途径。从1991年到1993年，分裂分子通过引爆喀什市的公交车和政府大楼发动了袭击。
对于东伊运及其他团体的叛乱行为，中国政府采取了名为“严打政策”的措施作为回应。这项政策是一项反恐行动，因为这些组织既被视为叛乱分子，也被视为恐怖分子，其原因在于东伊运成员背景为穆斯林，并被认为与中东的恐怖组织存在关联。“严打政策”旨在打击三股势力，即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这项政策也被称为强硬路线方法，因为恐怖主义被视为一种非常严重的犯罪。新疆分裂主义分子采取的各种行动对平民（即普通百姓，尤其是维吾尔人）产生了影响。维吾尔族随后被中国政府贴上叛乱民族的标签，并成为从“严打政策”开始的人权侵犯的目标。
“严打政策”是中国政府加强对维吾尔人监控以限制其活动空间之开端。斋月等宗教节日受到监控，清真寺被关闭，阿訇因被认为通过“非法宗教活动”传播激进主义源头而被捕。由此，中国政府与维吾尔人对彼此产生了固有的看法：维吾尔人将中国视作压迫者，而中国则将维吾尔人视为恐怖分子群体。尽管实施了“严打政策”，新疆多个城市的骚乱依然频繁发生，尤其是喀什市。南疆地区因受到严密控制而成为中国政府关注的焦点。随着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限制（例如宗教自由问题）而进一步恶化。在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市发生事件后，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当时，维吾尔族人发起抗议，要求对因被指控在广东省骚扰两名汉族女性而被杀害的两人的死亡承担责任。维吾尔族群体要求作进一步调查，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所谓性骚扰的确凿证据。然而，这些行动最终演变成暴乱，因为政府拒绝了抗议者的要求，甚至部署了大量警力进行维稳，从而引发冲突并导致局势恶化。在此次事件之后，维吾尔族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2009年暴乱之后，维吾尔人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由于租房价格被故意抬高，且就业渠道受到日益严格的限制，他们发现很难获得住房。2014年，学校和工作场所开始出现禁止佩戴头巾（希贾布）的规定，同时还禁止学生、教师和工人进行斋月禁食。2016年，维吾尔族人被禁止前往26个被认为敏感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是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这些国家包括：阿富汗、利比亚、泰国、阿尔及利亚、马来西亚、土耳其、阿塞拜疆、尼日利亚、土库曼斯坦、埃及、巴基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也门、伊拉克、索马里、哈萨克斯坦、南苏丹、肯尼亚、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2016年，新疆由被选为新疆党委书记的陈全国治理。陈全国此前于2011年被中央政府调派至西藏，以促进西藏的稳定。在西藏任职的五年期间，陈通过招募2500名警察加强了安全管控。2016年至2017年间，陈在新疆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招募了9万名警察以改善安全环境。陈被认为是一位在保护该地区免受分离主义威胁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的人物。在他的领导下，陈通过开设政治教育营，进一步加剧了对维吾尔族的人权侵犯。该教育营的作用是教育那些被认为有嫌疑和威胁的人，例如活动人士和疑似恐怖分子，其中大多数人是维吾尔族。他们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被逮捕，并在营地里经常遭受酷刑，特别是在审讯期间。
2017年，有12万维吾尔人被逮捕并关入教育营。据称，设立这些教育营是为了将关押人员的思想改造回应有的状态，因为他们被认为受到了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营地所采用的方法多种多样，从灌输中国意识形态的团结教育，到心理咨询以及政府政策学习。各种人权侵犯行为一直持续到2018年。联合国表示，维吾尔地区的人权侵犯状况达到了过去5年来的最恶劣程度。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的发展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是一个于2004年4月16日在德国成立的组织，由两个组织合并而成，即东突厥斯坦民族大会和世界维吾尔青年大会。该组织旨在以和平、非暴力和民主的方式促进维吾尔族人民的权利，为新疆维吾尔人的政治命运而奋斗。该组织开始通过与其它维吾尔组织建立联系，以及与美国国会（华盛顿）、欧盟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建立关系来拓展其对外联系。世维会由 numerically 一群具有维吾尔背景且曾前往各个国家的维吾尔人士发起。世维会在应对新疆人权侵犯问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根据科普林关于非政府组织的概念，世维会是一个由具有相同社会目标的团体或组织联合成立的组织。世维会是最大的维吾尔族组织，下辖分布在各个国家的数十个其它维吾尔协会，例如美国维吾尔协会、加拿大维吾尔协会、澳大利亚维吾尔协会以及分布在16个国家的其它协会。各个协会的领导人在作为中央组织的世维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数十个活跃在各个活动领域的组织为世维会提供支持并隶属于世维会。
人权侵犯是该非政府组织存在的基础原因之一。如果我们从福尔克·海因斯的概念来看世维会，世维会的产生是因为在虐待、被忽视、未被同等对待以及遭受不良形象塑造等方面的侵犯。这种侵犯的受害者是维吾尔少数民族。因此，世维会希望获得能够结束这些侵犯行为的解决方案。
世维会的每一位领导人都有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力。例如，热比娅·卡德尔是吸引了国际关注的世维会领导人。热比娅·卡德尔不仅作为世维会的领导人而闻名，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广泛国际联系（特别是在美国）的维吾尔活动家和政治人物。热比娅还经常访问澳大利亚、美国、德国、西藏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议会、政府官员和其它机构面前为维吾尔族的权利发声。在她每次访问期间，热比娅总是受到各种媒体的报道，这间接地推动了有关维吾尔族问题的宣传。这些媒体包括美国之音、自由西藏电台、台湾中央通讯社、柏林-勃兰登堡广播公司文化电台、
自2004年以来，作为一家避免暴力、提倡对话与谈判的组织，世维会向许多利益相关者开展了各种游说和沟通工作，以争取他们的支持。世维会还与其它几家组织（非政府组织）开展了合作，例如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受威胁人民协会、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以及国家民主基金会。与这些组织的合作形式多样，从交换信息到获得资金援助不等。世维会还积极与几家媒体建立联系，例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半岛电视台、加拿大广播公司以及其它媒体。双方以双向方式共享信息，世维会偶尔提供信息以协助宣传维吾尔族的现状，或者由媒体联系世维会进行采访或澄清信息。世维会还越来越多地参与各种工作坊、研讨会和国际座谈会，以促进维吾尔族的权利，例如2011年2月在土耳其举行的有250人参加的会议，以及同月在意大利举行的有400人参加的会议。世维会参与的另一场会议在巴尔干地区举行，有议会议员出席。
2012年6月26日，世维会首次参加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0届会议。在这场与人权相关的会议上，世维会由项目协调员迈克尔·菲利普斯代表发言，有机会就维吾尔族所面临的现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世维会讨论了对各种形式人权的保护，包括公民权、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此外，世维会还采用了新的方式来表达维吾尔族遭受的人权侵犯，即自2014年起发布年度报告。该报告包含了中国政府在一整年里对维吾尔族实施的各种人权侵犯行为。
此外，世维会于2016年3月29日与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合作，在欧洲议会举行了一场会议。该会议直接针对维吾尔族遭受的人权侵犯，主题为“禁止移动，禁止祈祷：维吾尔人在中国的困境”。世维会还在2016在中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通过递交公开信开展斗争。世维会与来自多个国家的其它各种组织和活动家共同发送了一封公开信。公开信的内容涉及中国不尊重维吾尔公民社会权利的对待方式，世维会要求中国释放无辜的维吾尔被关押人员。
2018年3月，维吾尔活动人士多里坤·艾沙收到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并有机会会见了上一届参议院成员的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多里坤还出席了关于宗教自由问题的美国国会会议。世维会在2018年期间多次访问美国。在寻求支持的各种访问中，世维会还向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平行报告，内容涉及中国对维吾尔族实施的歧视性对待。该报告随后在一项国际会议上得到了审议。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努力
为争取维吾尔族的权利，世维会采取了多项策略，包括使用非暴力方法，即侧重于将互联网作为宣传平台，并向西方国家开展游说活动。
互联网上的宣传活动
互联网宣传的主要目标是传递关于维吾尔人在人权侵犯问题上所处状况的叙事。正如非政府组织概念中所解释的那样，传递这种叙事对于吸引国际社会的同情至关重要。随后，这些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被传播到互联网上。在通过网站开展的宣传中，世维会还解释了维吾尔人的历史和文化，这些历史和文化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特别是在语言方面。维吾尔人不同于中华民族，有权维护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是流亡海外的维吾尔群体感到非常自豪的事情。流亡群体的目的在于赋予其身份认同发展的权利，而不受任何一方的压力。网站是吸引那些对维吾尔人经历同情的支持者的一种简便途径。世维会网站每天接收4万至5万次访问。世维会与其他仅包含摘自各种媒体新闻的海外流亡群体网站不同，世维会拥有独立的新闻发布渠道，每月甚至每周都会定期发布文章、新闻和定期报告。世维会网站使用多种语言：英语、维吾尔语、德语、中文和日语。世维会所使用的方法符合海因斯所描述的非政府组织概念，即传播尽可能多的信息以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
游说各类参与者/利益相关者
世维会的游说有助于争取各方的同情。有若干非政府组织与世维会开展了合作，包括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威胁受害人民协会、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无国界人权组织、罗夫托基金会、中国人权、国际跨信仰组织以及国家民主基金会。所建立的合作形式也多种多样，从资金形式的援助，到关于维吾尔人所处状况的各种信息，这些信息随后在联合国内部的会议或会期中被传播和提出。
世维会积极向联合国开展游说活动。世维会在联合国的首次机会始于获得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人权会议的许可。最初，世维会获得的仅是观察员地位，这只允许世维会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但在出席了几次会议之后，世维会获得了咨询地位，使其能够就维吾尔人经历的案例发表声明。此外，世维会与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合作，向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该报告已被接收并加以审议。
每年，在每一次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世维会都会出席，以扩大对联合国多个委员会的游说。2018年，世维会开始接触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这种接触是通过提交关于人权侵犯的建议书或报告进行的，重点关注已引起国际关注的政治教育营问题。这项活动也得到了多家媒体的报道，例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
上述各种非暴力途径是世维会支持人权保障的一种形式，旨在国际社会眼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在其官方网站上，世维会强调自己是代表新疆及其他地区的维吾尔人建立的组织或大型平台。世维会声称自己是一个通过强调民主和非暴力原则的和平方式争取维吾尔族权利的组织。世维会之所以选择非暴力方式，是因为它从维吾尔群体对抗暴力行为的形式中吸取了教训，即暴力抵抗只会换来中国方面的暴力回应。
世维会为实现维吾尔人人权保障而进行的斗争强调两种方法：非暴力方法和接触西方国家。非暴力方法是通过温和的方式进行的，例如向其他人权非政府组织 and 联合国进行游说，以及传播有关维吾尔族遭受人权侵犯的报告和新闻。下一个方法是接触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旨在获得支持。通过这两种方法，世维会取得了若干里程碑式的进展，最终能够将维吾尔人遭受的人权侵犯问题提升为一个国际性议题。
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维吾尔问题
世维会在联合国的接触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的，例如出席联合国的各种人权会议，并定期就维吾尔族遭受的人权侵犯发表演讲报告。这样做是为了吸引许多联合国会员国的同情和支持。在2011年联合国人权年度会议上，世维会提交了与维吾尔问题相关的建议并发表了演讲，得到了美国、德国、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等多个国家的热烈回应。即使这种支持当时仍仅限于在联合国会议上表达的口头支持，但自世维会出席联合国人权年度会议以来的过去几年里，这已成为世维会的一项宝贵成就。
除了接触人权理事会外，世维会还向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开展游说，这是联合国组织中致力于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一个分支机构。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世维会获准作为非政府组织出席会议并拥有咨询地位，这种地位允许世维会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每次会议上就某个议题表达观点并影响政策。世维会利用该论坛提出维吾尔族经历的案件。2018年5月17日，中国以涉嫌恐怖主义为由对世维会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存在提出异议，并要求将世维会从该组织中除名。然而，由于世维会与美国关系密切，世维会通过美国驻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大使凯利·柯里获得了来自美国的支持。美国也拒绝了中国的要求，从而使世维会继续留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并有权提交有关维吾尔人的建议书。
随后，世维会在联合国的努力进一步升级，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请求，要求针对营地的建设对中国采取行动；根据世维会的数据，截至2018年，该营地已关押了300万人。尽管最终仍没有任何国际方获准调查该营地，但至少德国和法国等国家赞赏世维会的努力，警告中国关闭营地并允许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对其进行监督。
各种媒体开始提出中国关押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问题，其中包括《外交家》杂志，该刊物根据联合国的多次会议继续关注此案。《外交家》报道称，与世维会交换信息并开展合作的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的各种报告已被联合国接收。报道称，营地内已有300万名被扣押人员。此外，《外交家》的媒体分支在英国也访问了新疆这一地点，并证实了集中营的存在。此外，《外交家》杂志也开始详细讨论维吾尔族人不得不经历的各种侵犯人权行为，例如被关押者被送入集中营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下载了瓦茨普应用程序、在国外有亲眷、通过互联网获取宗教资料、访问过特定国家，有时甚至没有任何明确原因。据报道，集中营内还发生了酷刑折磨，如殴打、剥夺睡眠等。关于维吾尔族的新闻随后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维吾尔族，谷歌搜索数据表明，2018年关于维吾尔族的搜索量较前几年有所增加。
获得国际支持
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主要源于受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游说的西方国家，例如美国和欧洲国家。但随着媒体报道的增多以及联合国关于维吾尔族讨论的增加，其他国家也给予了支持。然而，西方国家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争取支持的主要目标，因为这些地区倡导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个人自由。国际支持不仅来自西方国家，也来自土耳其。尽管土耳其近期与中国保持着良好关系，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但土耳其仍就所谓关押了一百万无辜民众的政治教育营事件对中国进行了谴责。
从前面的解释可以看出，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为争取维吾尔族人权而采取的两项战略，已成功将维吾尔族问题传播到了国际社会。这是向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和西方国家进行报道传播与游说的成功。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还向国际社会解释清楚了该组织与“东伊运”组织之间的区别。这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强调非暴力方法的结果。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还促成了欧盟、美国和联合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然而，直到目前，由于中国拥有的巨大实力，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仍未能完全阻止中国所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特别是在联合国，中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能够履行其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功能，旨在国际社会上传播维吾尔族人权受侵害的问题。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还成功利用联合国论坛，要求会员国因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向其施加压力。这是海外维吾尔侨民为争取新疆同胞的人权所表达的关切形式。 查看全部
阿里达·梅拉尼，马塔兰大学国际关系系
摘要：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是一个由维吾尔族流散社群构成的非政府组织，旨在为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之一的维吾尔族争取人权。因此，本文旨在探讨世维会为维吾尔族争取人权所采取的策略。在研究过程中，作者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着重于对事件进行描述性呈现，并通过文献研究进行数据收集，随后根据研究需要对数据进行整理分类。作者还借助了非政府组织、人权和流散社群等概念来回答本文的研究问题。最终，作者强调世维会所采取的策略分为两部分：一是强调信息传播并将世维会塑造成和平组织形象的非暴力策略，二是游说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以获取支持。
本文讨论了某机构在应对中国针对少数民族人权侵害事件时所采取的策略。该机构即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作者分析了世维会如何制定策略来为维吾尔少数民族群众争取人权。维吾尔族是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居住在中国新疆地区的本土民族名称。新疆本身位于中国西北部，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等多个中亚国家接壤，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这种巨大的潜力使得中国毫不犹豫地在中亚多个国家开展大规模投资。例如在2012年，中国投资在中亚地区投资了2500亿美元。与中亚相邻地理位置赋予了新疆对中国极高的战略价值，因此，尽管存在分裂主义问题，中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将新疆维持为其国家的一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过去十年中，维吾尔族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之一，因为该议题与人权侵害问题紧密相关。针对维吾尔族的人权侵害可以从联合国人权概念的视角来看待，该概念涵盖多个方面，即对文化、社会、经济、公民以及政治和民主权利的侵犯。这关乎个人在其社群中的安全以及避免文化威胁，例如压迫、民族间暴力以及特定群体的主导地位。文化权利也为每个人发展和开展其文化活动提供了灵活性。
自新疆处于中国管辖之下以来，出现了大规模的汉族人口流动，这使维吾尔族边缘化。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人口流动和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是导致了各种人权侵犯现象的出现，例如侵害维吾尔族的文化权利和语言权利。维吾尔人所使用的语言属于其自身文化语言，与普通话无关。汉族人口在新疆占多数的情况对中央政府实施的语言政策产生了影响，教育和媒体中使用的语言大多采用普通话。新疆的每家教育机构都要求毕业生掌握普通话。此外，2005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宗教事务条例》政策，旨在控制被怀疑涉嫌恐怖主义的少数民族（包括维吾尔族）的宗教活动。这一政策使得清真寺的阿訇或穆斯林领袖有义务参加中国政府开设的教育课程，并禁止未满18岁的维吾尔族儿童进入清真寺。此外，各种清真寺和宗教活动均受到政府官员的严密监控。这些规定使得维吾尔族甚至仅仅实践其文化和宗教都变得不安全。随后，政府又推出了“靓丽工程”政策，禁止女性佩戴面纱和头巾，禁止男性留胡须。所有这些行为在公共场所都是被禁止的。
此外，还存在社会和经济权利受侵害的情况。新疆的人口分布分为两个区域，即人口以汉族为主的北部地区，以及人口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南部地区。北方是经济状况良好的城市，人口以汉族为主；而在南方的和田和喀什等地，90%的人口为维吾尔族，当地的区域状况属于中国贫困地区之列。2009年，北部居民的收入是南部的三倍。维吾尔族较差的经济状况源于语言障碍，并且难以在被政府贴上分裂主义者和恐怖分子标签的维吾尔人身上建立信任。
此外，由于遭遇各种歧视，维吾尔族还面临着公民和政治权利受侵害的问题。旨在打击恐怖主义的“严打”政策伴随着各种指控以及未经正当程序的突击逮捕。2002年，22名维吾尔人因恐怖主义指控被捕并被押送关塔那摩湾关押，但最终有16人因未被证实参与恐怖主义而被释放。此外，维吾尔族在中国举办的若干重大庆祝活动中也面临歧视，例如2008年奥运会庆祝活动、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在所有这些活动中，维吾尔人都受到当地警察的严格审查，导致他们无法获得参加这些活动的许可。
在维吾尔人社会中可见的另一项侵害行为，是2013年在吐鲁番市设立的政治教育营，吐鲁番是新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城市之一。随后，该教育营扩展至新疆各地，如喀什以及其他以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城市。营内的被羁押者分为四种类型，即A类（“严打”政策下的羁押者）、B类（被认为较为固执者）、C类（接触过极端主义者）以及D类（与C类相似但接触极端主义程度较轻者）。在营内，被羁押者被灌输思想以使其忘记本土文化。中国雇用了约260个汉族警务单位，因为担任警察和教育营工作人员的要求必须是汉族、精通普通话且至少高中毕业。
涉及人权侵害的各种事件已引起多国和国际组织的关注。美国和土耳其等若干国家曾试图介入这些人权议题，但仅限于对中国提出谴责。与此同时，国际组织通常提供年度报告和媒体报道，向世界传达这一事件，包括维吾尔人权项目、维吾尔美国人协会以及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在这三个组织中，世维会规模最大，且最常定期就针对该人群的人权侵犯事件发声。世维会本身是一个国际组织，代表新疆及其他地区的维吾尔族表达利益。本研究旨在阐述世维会在为其争取权利时所采用的策略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和描述性研究类型，旨在获取有关现状的信息，并探究现有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解释本研究的变量（即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策略以及维吾尔人所遭受的人权侵犯）时，作者在尽可能收集有关这两个变量的信息后进行了描述性说明，随后对这些信息进行记录和分析，从而做出解释，以回答所提出的问题。
定性方法中数据分析的顺序如下：第一，反复阅读数据，同时减少重叠或重复的信息；第二，观察所获数据的显著性或重要性；第三，对与其他数据具有相似性或匹配性的数据进行分类；第四，寻找将各种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模式或主题；第五，构建一个框架，以获取数据试图传达的实质内容。
中国政府调配维吾尔族的历史
新疆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直到1949年随着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疆才正式处于中国的统治之下。过去，新疆地区曾被吉尔吉斯斯坦和蒙古殖民，导致该地区被划分为两个区域：蒙古控制的区域被称为东突厥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控制的区域被称为西突厥斯坦。西突厥斯坦最终独立发展，如今成为塔吉克斯坦；而东突厥斯坦就是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族作为该地区的原住民，曾于1876年成功摆脱殖民统治并取得独立。然而这并未持续太久，因为在1884年，中国的清朝统治了该地区并将其命名为“新疆”。根据新疆形成的历史可以理解，深受吉尔吉斯斯坦文化影响的新疆原住民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拥有与中国主体文化不同的文化。在传统和文化方面，维吾尔人拥有类似于中亚和中东的传统。在语言方面，他们使用文字采用阿拉伯字母的自家语言。在面部特征方面，维吾尔族的容貌与通常的中国人有所不同。
在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最先尝试的是全面控制新疆省。所采取的方法之一，就是以发展政策为借口，将作为中国本土和主体民族的汉族调配至新疆地区。为了在新疆实现同化，还采用了其他方法，例如在新疆建立中国政府机构或行政管理体系，党员主要由汉族组成，以及开展儒家思想或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汉族人口的迁移对新疆人口比例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1949年，汉族占新疆人口的7%，但到2002年，这一比例上升至40.61%。这一数字与维吾尔族的情况成反比，后者最初是主体民族，随后变成了少数民族。1949年，维吾尔族人口占比为75%，但到2002年，这一数字急剧下降至47%。这两个民族在居住地理位置上也存在分隔，许多汉族人生活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该市经济发展良好，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4.9，而维吾尔人则大多生活在郊区/周边地区，即喀什市，其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9。
中国政府实施的人口迁移旨在总体上改善新疆的经济，但事实上，唯一获得良好经济改善的区域是北疆地区（即乌鲁木齐市及其周边地区）。与此同时，南疆地区（即喀什市及其周边地区）并未取得经济进步。汉族人拥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因此大多数人在工业部门工作；而教育程度较低的维吾尔人则在喀什市从事农业工作，为现有工业提供原材料。这种差距反映了乌鲁木齐的汉族与喀什的维吾尔人之间生活的差异。
图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
中国政府的不同对待方式成了对维吾尔族实施某种形式歧视的开端。这导致1990年出现了由名为“东伊运”（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组织发起的分裂主义行动。东伊运开始反抗中国政府，袭击了政府官员，造成6人死亡。这一行动引发了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地区、紧邻喀什市的克孜勒苏巴仁地区的骚乱。袭击行为最终导致了各民族与政府之间的重大骚乱。东伊运的出现是其他分裂主义组织涌现的起点，例如设在土耳其的东突厥斯坦人民解放阵线、设在哈萨克斯坦的东突厥斯坦委员会，以及随新疆抵抗议程中“圣战”（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斗争）一词出现而壮大的其他几个组织。尽管这些组织有着相同的目标（即将新疆建成一个国家），但它们在实现成为独立国家的愿望时，有着各自的方法、观点和途径。从1991年到1993年，分裂分子通过引爆喀什市的公交车和政府大楼发动了袭击。
对于东伊运及其他团体的叛乱行为，中国政府采取了名为“严打政策”的措施作为回应。这项政策是一项反恐行动，因为这些组织既被视为叛乱分子，也被视为恐怖分子，其原因在于东伊运成员背景为穆斯林，并被认为与中东的恐怖组织存在关联。“严打政策”旨在打击三股势力，即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这项政策也被称为强硬路线方法，因为恐怖主义被视为一种非常严重的犯罪。新疆分裂主义分子采取的各种行动对平民（即普通百姓，尤其是维吾尔人）产生了影响。维吾尔族随后被中国政府贴上叛乱民族的标签，并成为从“严打政策”开始的人权侵犯的目标。
“严打政策”是中国政府加强对维吾尔人监控以限制其活动空间之开端。斋月等宗教节日受到监控，清真寺被关闭，阿訇因被认为通过“非法宗教活动”传播激进主义源头而被捕。由此，中国政府与维吾尔人对彼此产生了固有的看法：维吾尔人将中国视作压迫者，而中国则将维吾尔人视为恐怖分子群体。尽管实施了“严打政策”，新疆多个城市的骚乱依然频繁发生，尤其是喀什市。南疆地区因受到严密控制而成为中国政府关注的焦点。随着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限制（例如宗教自由问题）而进一步恶化。在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市发生事件后，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当时，维吾尔族人发起抗议，要求对因被指控在广东省骚扰两名汉族女性而被杀害的两人的死亡承担责任。维吾尔族群体要求作进一步调查，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所谓性骚扰的确凿证据。然而，这些行动最终演变成暴乱，因为政府拒绝了抗议者的要求，甚至部署了大量警力进行维稳，从而引发冲突并导致局势恶化。在此次事件之后，维吾尔族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2009年暴乱之后，维吾尔人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由于租房价格被故意抬高，且就业渠道受到日益严格的限制，他们发现很难获得住房。2014年，学校和工作场所开始出现禁止佩戴头巾（希贾布）的规定，同时还禁止学生、教师和工人进行斋月禁食。2016年，维吾尔族人被禁止前往26个被认为敏感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是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这些国家包括：阿富汗、利比亚、泰国、阿尔及利亚、马来西亚、土耳其、阿塞拜疆、尼日利亚、土库曼斯坦、埃及、巴基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也门、伊拉克、索马里、哈萨克斯坦、南苏丹、肯尼亚、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2016年，新疆由被选为新疆党委书记的陈全国治理。陈全国此前于2011年被中央政府调派至西藏，以促进西藏的稳定。在西藏任职的五年期间，陈通过招募2500名警察加强了安全管控。2016年至2017年间，陈在新疆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招募了9万名警察以改善安全环境。陈被认为是一位在保护该地区免受分离主义威胁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的人物。在他的领导下，陈通过开设政治教育营，进一步加剧了对维吾尔族的人权侵犯。该教育营的作用是教育那些被认为有嫌疑和威胁的人，例如活动人士和疑似恐怖分子，其中大多数人是维吾尔族。他们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被逮捕，并在营地里经常遭受酷刑，特别是在审讯期间。
2017年，有12万维吾尔人被逮捕并关入教育营。据称，设立这些教育营是为了将关押人员的思想改造回应有的状态，因为他们被认为受到了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营地所采用的方法多种多样，从灌输中国意识形态的团结教育，到心理咨询以及政府政策学习。各种人权侵犯行为一直持续到2018年。联合国表示，维吾尔地区的人权侵犯状况达到了过去5年来的最恶劣程度。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的发展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是一个于2004年4月16日在德国成立的组织，由两个组织合并而成，即东突厥斯坦民族大会和世界维吾尔青年大会。该组织旨在以和平、非暴力和民主的方式促进维吾尔族人民的权利，为新疆维吾尔人的政治命运而奋斗。该组织开始通过与其它维吾尔组织建立联系，以及与美国国会（华盛顿）、欧盟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建立关系来拓展其对外联系。世维会由 numerically 一群具有维吾尔背景且曾前往各个国家的维吾尔人士发起。世维会在应对新疆人权侵犯问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根据科普林关于非政府组织的概念，世维会是一个由具有相同社会目标的团体或组织联合成立的组织。世维会是最大的维吾尔族组织，下辖分布在各个国家的数十个其它维吾尔协会，例如美国维吾尔协会、加拿大维吾尔协会、澳大利亚维吾尔协会以及分布在16个国家的其它协会。各个协会的领导人在作为中央组织的世维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数十个活跃在各个活动领域的组织为世维会提供支持并隶属于世维会。
人权侵犯是该非政府组织存在的基础原因之一。如果我们从福尔克·海因斯的概念来看世维会，世维会的产生是因为在虐待、被忽视、未被同等对待以及遭受不良形象塑造等方面的侵犯。这种侵犯的受害者是维吾尔少数民族。因此，世维会希望获得能够结束这些侵犯行为的解决方案。
世维会的每一位领导人都有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力。例如，热比娅·卡德尔是吸引了国际关注的世维会领导人。热比娅·卡德尔不仅作为世维会的领导人而闻名，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广泛国际联系（特别是在美国）的维吾尔活动家和政治人物。热比娅还经常访问澳大利亚、美国、德国、西藏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议会、政府官员和其它机构面前为维吾尔族的权利发声。在她每次访问期间，热比娅总是受到各种媒体的报道，这间接地推动了有关维吾尔族问题的宣传。这些媒体包括美国之音、自由西藏电台、台湾中央通讯社、柏林-勃兰登堡广播公司文化电台、
自2004年以来，作为一家避免暴力、提倡对话与谈判的组织，世维会向许多利益相关者开展了各种游说和沟通工作，以争取他们的支持。世维会还与其它几家组织（非政府组织）开展了合作，例如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受威胁人民协会、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以及国家民主基金会。与这些组织的合作形式多样，从交换信息到获得资金援助不等。世维会还积极与几家媒体建立联系，例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半岛电视台、加拿大广播公司以及其它媒体。双方以双向方式共享信息，世维会偶尔提供信息以协助宣传维吾尔族的现状，或者由媒体联系世维会进行采访或澄清信息。世维会还越来越多地参与各种工作坊、研讨会和国际座谈会，以促进维吾尔族的权利，例如2011年2月在土耳其举行的有250人参加的会议，以及同月在意大利举行的有400人参加的会议。世维会参与的另一场会议在巴尔干地区举行，有议会议员出席。
2012年6月26日，世维会首次参加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0届会议。在这场与人权相关的会议上，世维会由项目协调员迈克尔·菲利普斯代表发言，有机会就维吾尔族所面临的现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世维会讨论了对各种形式人权的保护，包括公民权、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此外，世维会还采用了新的方式来表达维吾尔族遭受的人权侵犯，即自2014年起发布年度报告。该报告包含了中国政府在一整年里对维吾尔族实施的各种人权侵犯行为。
此外，世维会于2016年3月29日与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合作，在欧洲议会举行了一场会议。该会议直接针对维吾尔族遭受的人权侵犯，主题为“禁止移动，禁止祈祷：维吾尔人在中国的困境”。世维会还在2016在中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通过递交公开信开展斗争。世维会与来自多个国家的其它各种组织和活动家共同发送了一封公开信。公开信的内容涉及中国不尊重维吾尔公民社会权利的对待方式，世维会要求中国释放无辜的维吾尔被关押人员。
2018年3月，维吾尔活动人士多里坤·艾沙收到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并有机会会见了上一届参议院成员的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多里坤还出席了关于宗教自由问题的美国国会会议。世维会在2018年期间多次访问美国。在寻求支持的各种访问中，世维会还向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平行报告，内容涉及中国对维吾尔族实施的歧视性对待。该报告随后在一项国际会议上得到了审议。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努力
为争取维吾尔族的权利，世维会采取了多项策略，包括使用非暴力方法，即侧重于将互联网作为宣传平台，并向西方国家开展游说活动。
互联网上的宣传活动
互联网宣传的主要目标是传递关于维吾尔人在人权侵犯问题上所处状况的叙事。正如非政府组织概念中所解释的那样，传递这种叙事对于吸引国际社会的同情至关重要。随后，这些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被传播到互联网上。在通过网站开展的宣传中，世维会还解释了维吾尔人的历史和文化，这些历史和文化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特别是在语言方面。维吾尔人不同于中华民族，有权维护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是流亡海外的维吾尔群体感到非常自豪的事情。流亡群体的目的在于赋予其身份认同发展的权利，而不受任何一方的压力。网站是吸引那些对维吾尔人经历同情的支持者的一种简便途径。世维会网站每天接收4万至5万次访问。世维会与其他仅包含摘自各种媒体新闻的海外流亡群体网站不同，世维会拥有独立的新闻发布渠道，每月甚至每周都会定期发布文章、新闻和定期报告。世维会网站使用多种语言：英语、维吾尔语、德语、中文和日语。世维会所使用的方法符合海因斯所描述的非政府组织概念，即传播尽可能多的信息以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
游说各类参与者/利益相关者
世维会的游说有助于争取各方的同情。有若干非政府组织与世维会开展了合作，包括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威胁受害人民协会、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无国界人权组织、罗夫托基金会、中国人权、国际跨信仰组织以及国家民主基金会。所建立的合作形式也多种多样，从资金形式的援助，到关于维吾尔人所处状况的各种信息，这些信息随后在联合国内部的会议或会期中被传播和提出。
世维会积极向联合国开展游说活动。世维会在联合国的首次机会始于获得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人权会议的许可。最初，世维会获得的仅是观察员地位，这只允许世维会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但在出席了几次会议之后，世维会获得了咨询地位，使其能够就维吾尔人经历的案例发表声明。此外，世维会与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合作，向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该报告已被接收并加以审议。
每年，在每一次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世维会都会出席，以扩大对联合国多个委员会的游说。2018年，世维会开始接触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这种接触是通过提交关于人权侵犯的建议书或报告进行的，重点关注已引起国际关注的政治教育营问题。这项活动也得到了多家媒体的报道，例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
上述各种非暴力途径是世维会支持人权保障的一种形式，旨在国际社会眼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在其官方网站上，世维会强调自己是代表新疆及其他地区的维吾尔人建立的组织或大型平台。世维会声称自己是一个通过强调民主和非暴力原则的和平方式争取维吾尔族权利的组织。世维会之所以选择非暴力方式，是因为它从维吾尔群体对抗暴力行为的形式中吸取了教训，即暴力抵抗只会换来中国方面的暴力回应。
世维会为实现维吾尔人人权保障而进行的斗争强调两种方法：非暴力方法和接触西方国家。非暴力方法是通过温和的方式进行的，例如向其他人权非政府组织 and 联合国进行游说，以及传播有关维吾尔族遭受人权侵犯的报告和新闻。下一个方法是接触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旨在获得支持。通过这两种方法，世维会取得了若干里程碑式的进展，最终能够将维吾尔人遭受的人权侵犯问题提升为一个国际性议题。
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维吾尔问题
世维会在联合国的接触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的，例如出席联合国的各种人权会议，并定期就维吾尔族遭受的人权侵犯发表演讲报告。这样做是为了吸引许多联合国会员国的同情和支持。在2011年联合国人权年度会议上，世维会提交了与维吾尔问题相关的建议并发表了演讲，得到了美国、德国、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等多个国家的热烈回应。即使这种支持当时仍仅限于在联合国会议上表达的口头支持，但自世维会出席联合国人权年度会议以来的过去几年里，这已成为世维会的一项宝贵成就。
除了接触人权理事会外，世维会还向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开展游说，这是联合国组织中致力于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一个分支机构。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世维会获准作为非政府组织出席会议并拥有咨询地位，这种地位允许世维会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每次会议上就某个议题表达观点并影响政策。世维会利用该论坛提出维吾尔族经历的案件。2018年5月17日，中国以涉嫌恐怖主义为由对世维会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存在提出异议，并要求将世维会从该组织中除名。然而，由于世维会与美国关系密切，世维会通过美国驻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大使凯利·柯里获得了来自美国的支持。美国也拒绝了中国的要求，从而使世维会继续留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并有权提交有关维吾尔人的建议书。
随后，世维会在联合国的努力进一步升级，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请求，要求针对营地的建设对中国采取行动；根据世维会的数据，截至2018年，该营地已关押了300万人。尽管最终仍没有任何国际方获准调查该营地，但至少德国和法国等国家赞赏世维会的努力，警告中国关闭营地并允许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对其进行监督。
各种媒体开始提出中国关押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问题，其中包括《外交家》杂志，该刊物根据联合国的多次会议继续关注此案。《外交家》报道称，与世维会交换信息并开展合作的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的各种报告已被联合国接收。报道称，营地内已有300万名被扣押人员。此外，《外交家》的媒体分支在英国也访问了新疆这一地点，并证实了集中营的存在。此外，《外交家》杂志也开始详细讨论维吾尔族人不得不经历的各种侵犯人权行为，例如被关押者被送入集中营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下载了瓦茨普应用程序、在国外有亲眷、通过互联网获取宗教资料、访问过特定国家，有时甚至没有任何明确原因。据报道，集中营内还发生了酷刑折磨，如殴打、剥夺睡眠等。关于维吾尔族的新闻随后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维吾尔族，谷歌搜索数据表明，2018年关于维吾尔族的搜索量较前几年有所增加。
获得国际支持
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主要源于受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游说的西方国家，例如美国和欧洲国家。但随着媒体报道的增多以及联合国关于维吾尔族讨论的增加，其他国家也给予了支持。然而，西方国家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争取支持的主要目标，因为这些地区倡导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个人自由。国际支持不仅来自西方国家，也来自土耳其。尽管土耳其近期与中国保持着良好关系，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但土耳其仍就所谓关押了一百万无辜民众的政治教育营事件对中国进行了谴责。
从前面的解释可以看出，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为争取维吾尔族人权而采取的两项战略，已成功将维吾尔族问题传播到了国际社会。这是向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和西方国家进行报道传播与游说的成功。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还向国际社会解释清楚了该组织与“东伊运”组织之间的区别。这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强调非暴力方法的结果。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还促成了欧盟、美国和联合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然而，直到目前，由于中国拥有的巨大实力，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仍未能完全阻止中国所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特别是在联合国，中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能够履行其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功能，旨在国际社会上传播维吾尔族人权受侵害的问题。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还成功利用联合国论坛，要求会员国因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向其施加压力。这是海外维吾尔侨民为争取新疆同胞的人权所表达的关切形式。 查看全部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争取维吾尔族人权的策略
阿里达·梅拉尼，马塔兰大学国际关系系
摘要：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是一个由维吾尔族流散社群构成的非政府组织，旨在为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之一的维吾尔族争取人权。因此，本文旨在探讨世维会为维吾尔族争取人权所采取的策略。在研究过程中，作者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着重于对事件进行描述性呈现，并通过文献研究进行数据收集，随后根据研究需要对数据进行整理分类。作者还借助了非政府组织、人权和流散社群等概念来回答本文的研究问题。最终，作者强调世维会所采取的策略分为两部分：一是强调信息传播并将世维会塑造成和平组织形象的非暴力策略，二是游说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以获取支持。
本文讨论了某机构在应对中国针对少数民族人权侵害事件时所采取的策略。该机构即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作者分析了世维会如何制定策略来为维吾尔少数民族群众争取人权。维吾尔族是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居住在中国新疆地区的本土民族名称。新疆本身位于中国西北部，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等多个中亚国家接壤，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这种巨大的潜力使得中国毫不犹豫地在中亚多个国家开展大规模投资。例如在2012年，中国投资在中亚地区投资了2500亿美元。与中亚相邻地理位置赋予了新疆对中国极高的战略价值，因此，尽管存在分裂主义问题，中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将新疆维持为其国家的一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过去十年中，维吾尔族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之一，因为该议题与人权侵害问题紧密相关。针对维吾尔族的人权侵害可以从联合国人权概念的视角来看待，该概念涵盖多个方面，即对文化、社会、经济、公民以及政治和民主权利的侵犯。这关乎个人在其社群中的安全以及避免文化威胁，例如压迫、民族间暴力以及特定群体的主导地位。文化权利也为每个人发展和开展其文化活动提供了灵活性。
自新疆处于中国管辖之下以来，出现了大规模的汉族人口流动，这使维吾尔族边缘化。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人口流动和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是导致了各种人权侵犯现象的出现，例如侵害维吾尔族的文化权利和语言权利。维吾尔人所使用的语言属于其自身文化语言，与普通话无关。汉族人口在新疆占多数的情况对中央政府实施的语言政策产生了影响，教育和媒体中使用的语言大多采用普通话。新疆的每家教育机构都要求毕业生掌握普通话。此外，2005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宗教事务条例》政策，旨在控制被怀疑涉嫌恐怖主义的少数民族（包括维吾尔族）的宗教活动。这一政策使得清真寺的阿訇或穆斯林领袖有义务参加中国政府开设的教育课程，并禁止未满18岁的维吾尔族儿童进入清真寺。此外，各种清真寺和宗教活动均受到政府官员的严密监控。这些规定使得维吾尔族甚至仅仅实践其文化和宗教都变得不安全。随后，政府又推出了“靓丽工程”政策，禁止女性佩戴面纱和头巾，禁止男性留胡须。所有这些行为在公共场所都是被禁止的。
此外，还存在社会和经济权利受侵害的情况。新疆的人口分布分为两个区域，即人口以汉族为主的北部地区，以及人口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南部地区。北方是经济状况良好的城市，人口以汉族为主；而在南方的和田和喀什等地，90%的人口为维吾尔族，当地的区域状况属于中国贫困地区之列。2009年，北部居民的收入是南部的三倍。维吾尔族较差的经济状况源于语言障碍，并且难以在被政府贴上分裂主义者和恐怖分子标签的维吾尔人身上建立信任。
此外，由于遭遇各种歧视，维吾尔族还面临着公民和政治权利受侵害的问题。旨在打击恐怖主义的“严打”政策伴随着各种指控以及未经正当程序的突击逮捕。2002年，22名维吾尔人因恐怖主义指控被捕并被押送关塔那摩湾关押，但最终有16人因未被证实参与恐怖主义而被释放。此外，维吾尔族在中国举办的若干重大庆祝活动中也面临歧视，例如2008年奥运会庆祝活动、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在所有这些活动中，维吾尔人都受到当地警察的严格审查，导致他们无法获得参加这些活动的许可。
在维吾尔人社会中可见的另一项侵害行为，是2013年在吐鲁番市设立的政治教育营，吐鲁番是新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城市之一。随后，该教育营扩展至新疆各地，如喀什以及其他以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城市。营内的被羁押者分为四种类型，即A类（“严打”政策下的羁押者）、B类（被认为较为固执者）、C类（接触过极端主义者）以及D类（与C类相似但接触极端主义程度较轻者）。在营内，被羁押者被灌输思想以使其忘记本土文化。中国雇用了约260个汉族警务单位，因为担任警察和教育营工作人员的要求必须是汉族、精通普通话且至少高中毕业。
涉及人权侵害的各种事件已引起多国和国际组织的关注。美国和土耳其等若干国家曾试图介入这些人权议题，但仅限于对中国提出谴责。与此同时，国际组织通常提供年度报告和媒体报道，向世界传达这一事件，包括维吾尔人权项目、维吾尔美国人协会以及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在这三个组织中，世维会规模最大，且最常定期就针对该人群的人权侵犯事件发声。世维会本身是一个国际组织，代表新疆及其他地区的维吾尔族表达利益。本研究旨在阐述世维会在为其争取权利时所采用的策略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和描述性研究类型，旨在获取有关现状的信息，并探究现有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解释本研究的变量（即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策略以及维吾尔人所遭受的人权侵犯）时，作者在尽可能收集有关这两个变量的信息后进行了描述性说明，随后对这些信息进行记录和分析，从而做出解释，以回答所提出的问题。
定性方法中数据分析的顺序如下：第一，反复阅读数据，同时减少重叠或重复的信息；第二，观察所获数据的显著性或重要性；第三，对与其他数据具有相似性或匹配性的数据进行分类；第四，寻找将各种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模式或主题；第五，构建一个框架，以获取数据试图传达的实质内容。
中国政府调配维吾尔族的历史
新疆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直到1949年随着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疆才正式处于中国的统治之下。过去，新疆地区曾被吉尔吉斯斯坦和蒙古殖民，导致该地区被划分为两个区域：蒙古控制的区域被称为东突厥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控制的区域被称为西突厥斯坦。西突厥斯坦最终独立发展，如今成为塔吉克斯坦；而东突厥斯坦就是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族作为该地区的原住民，曾于1876年成功摆脱殖民统治并取得独立。然而这并未持续太久，因为在1884年，中国的清朝统治了该地区并将其命名为“新疆”。根据新疆形成的历史可以理解，深受吉尔吉斯斯坦文化影响的新疆原住民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拥有与中国主体文化不同的文化。在传统和文化方面，维吾尔人拥有类似于中亚和中东的传统。在语言方面，他们使用文字采用阿拉伯字母的自家语言。在面部特征方面，维吾尔族的容貌与通常的中国人有所不同。
在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最先尝试的是全面控制新疆省。所采取的方法之一，就是以发展政策为借口，将作为中国本土和主体民族的汉族调配至新疆地区。为了在新疆实现同化，还采用了其他方法，例如在新疆建立中国政府机构或行政管理体系，党员主要由汉族组成，以及开展儒家思想或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汉族人口的迁移对新疆人口比例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1949年，汉族占新疆人口的7%，但到2002年，这一比例上升至40.61%。这一数字与维吾尔族的情况成反比，后者最初是主体民族，随后变成了少数民族。1949年，维吾尔族人口占比为75%，但到2002年，这一数字急剧下降至47%。这两个民族在居住地理位置上也存在分隔，许多汉族人生活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该市经济发展良好，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4.9，而维吾尔人则大多生活在郊区/周边地区，即喀什市，其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9。
中国政府实施的人口迁移旨在总体上改善新疆的经济，但事实上，唯一获得良好经济改善的区域是北疆地区（即乌鲁木齐市及其周边地区）。与此同时，南疆地区（即喀什市及其周边地区）并未取得经济进步。汉族人拥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因此大多数人在工业部门工作；而教育程度较低的维吾尔人则在喀什市从事农业工作，为现有工业提供原材料。这种差距反映了乌鲁木齐的汉族与喀什的维吾尔人之间生活的差异。
图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
中国政府的不同对待方式成了对维吾尔族实施某种形式歧视的开端。这导致1990年出现了由名为“东伊运”（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组织发起的分裂主义行动。东伊运开始反抗中国政府，袭击了政府官员，造成6人死亡。这一行动引发了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地区、紧邻喀什市的克孜勒苏巴仁地区的骚乱。袭击行为最终导致了各民族与政府之间的重大骚乱。东伊运的出现是其他分裂主义组织涌现的起点，例如设在土耳其的东突厥斯坦人民解放阵线、设在哈萨克斯坦的东突厥斯坦委员会，以及随新疆抵抗议程中“圣战”（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斗争）一词出现而壮大的其他几个组织。尽管这些组织有着相同的目标（即将新疆建成一个国家），但它们在实现成为独立国家的愿望时，有着各自的方法、观点和途径。从1991年到1993年，分裂分子通过引爆喀什市的公交车和政府大楼发动了袭击。
对于东伊运及其他团体的叛乱行为，中国政府采取了名为“严打政策”的措施作为回应。这项政策是一项反恐行动，因为这些组织既被视为叛乱分子，也被视为恐怖分子，其原因在于东伊运成员背景为穆斯林，并被认为与中东的恐怖组织存在关联。“严打政策”旨在打击三股势力，即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这项政策也被称为强硬路线方法，因为恐怖主义被视为一种非常严重的犯罪。新疆分裂主义分子采取的各种行动对平民（即普通百姓，尤其是维吾尔人）产生了影响。维吾尔族随后被中国政府贴上叛乱民族的标签，并成为从“严打政策”开始的人权侵犯的目标。
“严打政策”是中国政府加强对维吾尔人监控以限制其活动空间之开端。斋月等宗教节日受到监控，清真寺被关闭，阿訇因被认为通过“非法宗教活动”传播激进主义源头而被捕。由此，中国政府与维吾尔人对彼此产生了固有的看法：维吾尔人将中国视作压迫者，而中国则将维吾尔人视为恐怖分子群体。尽管实施了“严打政策”，新疆多个城市的骚乱依然频繁发生，尤其是喀什市。南疆地区因受到严密控制而成为中国政府关注的焦点。随着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限制（例如宗教自由问题）而进一步恶化。在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市发生事件后，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当时，维吾尔族人发起抗议，要求对因被指控在广东省骚扰两名汉族女性而被杀害的两人的死亡承担责任。维吾尔族群体要求作进一步调查，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所谓性骚扰的确凿证据。然而，这些行动最终演变成暴乱，因为政府拒绝了抗议者的要求，甚至部署了大量警力进行维稳，从而引发冲突并导致局势恶化。在此次事件之后，维吾尔族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2009年暴乱之后，维吾尔人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由于租房价格被故意抬高，且就业渠道受到日益严格的限制，他们发现很难获得住房。2014年，学校和工作场所开始出现禁止佩戴头巾（希贾布）的规定，同时还禁止学生、教师和工人进行斋月禁食。2016年，维吾尔族人被禁止前往26个被认为敏感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是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这些国家包括：阿富汗、利比亚、泰国、阿尔及利亚、马来西亚、土耳其、阿塞拜疆、尼日利亚、土库曼斯坦、埃及、巴基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也门、伊拉克、索马里、哈萨克斯坦、南苏丹、肯尼亚、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2016年，新疆由被选为新疆党委书记的陈全国治理。陈全国此前于2011年被中央政府调派至西藏，以促进西藏的稳定。在西藏任职的五年期间，陈通过招募2500名警察加强了安全管控。2016年至2017年间，陈在新疆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招募了9万名警察以改善安全环境。陈被认为是一位在保护该地区免受分离主义威胁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的人物。在他的领导下，陈通过开设政治教育营，进一步加剧了对维吾尔族的人权侵犯。该教育营的作用是教育那些被认为有嫌疑和威胁的人，例如活动人士和疑似恐怖分子，其中大多数人是维吾尔族。他们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被逮捕，并在营地里经常遭受酷刑，特别是在审讯期间。
2017年，有12万维吾尔人被逮捕并关入教育营。据称，设立这些教育营是为了将关押人员的思想改造回应有的状态，因为他们被认为受到了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营地所采用的方法多种多样，从灌输中国意识形态的团结教育，到心理咨询以及政府政策学习。各种人权侵犯行为一直持续到2018年。联合国表示，维吾尔地区的人权侵犯状况达到了过去5年来的最恶劣程度。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的发展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是一个于2004年4月16日在德国成立的组织，由两个组织合并而成，即东突厥斯坦民族大会和世界维吾尔青年大会。该组织旨在以和平、非暴力和民主的方式促进维吾尔族人民的权利，为新疆维吾尔人的政治命运而奋斗。该组织开始通过与其它维吾尔组织建立联系，以及与美国国会（华盛顿）、欧盟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建立关系来拓展其对外联系。世维会由 numerically 一群具有维吾尔背景且曾前往各个国家的维吾尔人士发起。世维会在应对新疆人权侵犯问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根据科普林关于非政府组织的概念，世维会是一个由具有相同社会目标的团体或组织联合成立的组织。世维会是最大的维吾尔族组织，下辖分布在各个国家的数十个其它维吾尔协会，例如美国维吾尔协会、加拿大维吾尔协会、澳大利亚维吾尔协会以及分布在16个国家的其它协会。各个协会的领导人在作为中央组织的世维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数十个活跃在各个活动领域的组织为世维会提供支持并隶属于世维会。
人权侵犯是该非政府组织存在的基础原因之一。如果我们从福尔克·海因斯的概念来看世维会，世维会的产生是因为在虐待、被忽视、未被同等对待以及遭受不良形象塑造等方面的侵犯。这种侵犯的受害者是维吾尔少数民族。因此，世维会希望获得能够结束这些侵犯行为的解决方案。
世维会的每一位领导人都有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力。例如，热比娅·卡德尔是吸引了国际关注的世维会领导人。热比娅·卡德尔不仅作为世维会的领导人而闻名，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广泛国际联系（特别是在美国）的维吾尔活动家和政治人物。热比娅还经常访问澳大利亚、美国、德国、西藏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议会、政府官员和其它机构面前为维吾尔族的权利发声。在她每次访问期间，热比娅总是受到各种媒体的报道，这间接地推动了有关维吾尔族问题的宣传。这些媒体包括美国之音、自由西藏电台、台湾中央通讯社、柏林-勃兰登堡广播公司文化电台、
自2004年以来，作为一家避免暴力、提倡对话与谈判的组织，世维会向许多利益相关者开展了各种游说和沟通工作，以争取他们的支持。世维会还与其它几家组织（非政府组织）开展了合作，例如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受威胁人民协会、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以及国家民主基金会。与这些组织的合作形式多样，从交换信息到获得资金援助不等。世维会还积极与几家媒体建立联系，例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半岛电视台、加拿大广播公司以及其它媒体。双方以双向方式共享信息，世维会偶尔提供信息以协助宣传维吾尔族的现状，或者由媒体联系世维会进行采访或澄清信息。世维会还越来越多地参与各种工作坊、研讨会和国际座谈会，以促进维吾尔族的权利，例如2011年2月在土耳其举行的有250人参加的会议，以及同月在意大利举行的有400人参加的会议。世维会参与的另一场会议在巴尔干地区举行，有议会议员出席。
2012年6月26日，世维会首次参加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0届会议。在这场与人权相关的会议上，世维会由项目协调员迈克尔·菲利普斯代表发言，有机会就维吾尔族所面临的现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世维会讨论了对各种形式人权的保护，包括公民权、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此外，世维会还采用了新的方式来表达维吾尔族遭受的人权侵犯，即自2014年起发布年度报告。该报告包含了中国政府在一整年里对维吾尔族实施的各种人权侵犯行为。
此外，世维会于2016年3月29日与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合作，在欧洲议会举行了一场会议。该会议直接针对维吾尔族遭受的人权侵犯，主题为“禁止移动，禁止祈祷：维吾尔人在中国的困境”。世维会还在2016在中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通过递交公开信开展斗争。世维会与来自多个国家的其它各种组织和活动家共同发送了一封公开信。公开信的内容涉及中国不尊重维吾尔公民社会权利的对待方式，世维会要求中国释放无辜的维吾尔被关押人员。
2018年3月，维吾尔活动人士多里坤·艾沙收到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并有机会会见了上一届参议院成员的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多里坤还出席了关于宗教自由问题的美国国会会议。世维会在2018年期间多次访问美国。在寻求支持的各种访问中，世维会还向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平行报告，内容涉及中国对维吾尔族实施的歧视性对待。该报告随后在一项国际会议上得到了审议。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努力
为争取维吾尔族的权利，世维会采取了多项策略，包括使用非暴力方法，即侧重于将互联网作为宣传平台，并向西方国家开展游说活动。
互联网上的宣传活动
互联网宣传的主要目标是传递关于维吾尔人在人权侵犯问题上所处状况的叙事。正如非政府组织概念中所解释的那样，传递这种叙事对于吸引国际社会的同情至关重要。随后，这些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被传播到互联网上。在通过网站开展的宣传中，世维会还解释了维吾尔人的历史和文化，这些历史和文化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特别是在语言方面。维吾尔人不同于中华民族，有权维护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是流亡海外的维吾尔群体感到非常自豪的事情。流亡群体的目的在于赋予其身份认同发展的权利，而不受任何一方的压力。网站是吸引那些对维吾尔人经历同情的支持者的一种简便途径。世维会网站每天接收4万至5万次访问。世维会与其他仅包含摘自各种媒体新闻的海外流亡群体网站不同，世维会拥有独立的新闻发布渠道，每月甚至每周都会定期发布文章、新闻和定期报告。世维会网站使用多种语言：英语、维吾尔语、德语、中文和日语。世维会所使用的方法符合海因斯所描述的非政府组织概念，即传播尽可能多的信息以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
游说各类参与者/利益相关者
世维会的游说有助于争取各方的同情。有若干非政府组织与世维会开展了合作，包括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威胁受害人民协会、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无国界人权组织、罗夫托基金会、中国人权、国际跨信仰组织以及国家民主基金会。所建立的合作形式也多种多样，从资金形式的援助，到关于维吾尔人所处状况的各种信息，这些信息随后在联合国内部的会议或会期中被传播和提出。
世维会积极向联合国开展游说活动。世维会在联合国的首次机会始于获得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人权会议的许可。最初，世维会获得的仅是观察员地位，这只允许世维会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但在出席了几次会议之后，世维会获得了咨询地位，使其能够就维吾尔人经历的案例发表声明。此外，世维会与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合作，向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该报告已被接收并加以审议。
每年，在每一次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世维会都会出席，以扩大对联合国多个委员会的游说。2018年，世维会开始接触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这种接触是通过提交关于人权侵犯的建议书或报告进行的，重点关注已引起国际关注的政治教育营问题。这项活动也得到了多家媒体的报道，例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
上述各种非暴力途径是世维会支持人权保障的一种形式，旨在国际社会眼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在其官方网站上，世维会强调自己是代表新疆及其他地区的维吾尔人建立的组织或大型平台。世维会声称自己是一个通过强调民主和非暴力原则的和平方式争取维吾尔族权利的组织。世维会之所以选择非暴力方式，是因为它从维吾尔群体对抗暴力行为的形式中吸取了教训，即暴力抵抗只会换来中国方面的暴力回应。
世维会为实现维吾尔人人权保障而进行的斗争强调两种方法：非暴力方法和接触西方国家。非暴力方法是通过温和的方式进行的，例如向其他人权非政府组织 and 联合国进行游说，以及传播有关维吾尔族遭受人权侵犯的报告和新闻。下一个方法是接触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旨在获得支持。通过这两种方法，世维会取得了若干里程碑式的进展，最终能够将维吾尔人遭受的人权侵犯问题提升为一个国际性议题。
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维吾尔问题
世维会在联合国的接触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的，例如出席联合国的各种人权会议，并定期就维吾尔族遭受的人权侵犯发表演讲报告。这样做是为了吸引许多联合国会员国的同情和支持。在2011年联合国人权年度会议上，世维会提交了与维吾尔问题相关的建议并发表了演讲，得到了美国、德国、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等多个国家的热烈回应。即使这种支持当时仍仅限于在联合国会议上表达的口头支持，但自世维会出席联合国人权年度会议以来的过去几年里，这已成为世维会的一项宝贵成就。
除了接触人权理事会外，世维会还向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开展游说，这是联合国组织中致力于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一个分支机构。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世维会获准作为非政府组织出席会议并拥有咨询地位，这种地位允许世维会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每次会议上就某个议题表达观点并影响政策。世维会利用该论坛提出维吾尔族经历的案件。2018年5月17日，中国以涉嫌恐怖主义为由对世维会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存在提出异议，并要求将世维会从该组织中除名。然而，由于世维会与美国关系密切，世维会通过美国驻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大使凯利·柯里获得了来自美国的支持。美国也拒绝了中国的要求，从而使世维会继续留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并有权提交有关维吾尔人的建议书。
随后，世维会在联合国的努力进一步升级，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请求，要求针对营地的建设对中国采取行动；根据世维会的数据，截至2018年，该营地已关押了300万人。尽管最终仍没有任何国际方获准调查该营地，但至少德国和法国等国家赞赏世维会的努力，警告中国关闭营地并允许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对其进行监督。
各种媒体开始提出中国关押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问题，其中包括《外交家》杂志，该刊物根据联合国的多次会议继续关注此案。《外交家》报道称，与世维会交换信息并开展合作的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的各种报告已被联合国接收。报道称，营地内已有300万名被扣押人员。此外，《外交家》的媒体分支在英国也访问了新疆这一地点，并证实了集中营的存在。此外，《外交家》杂志也开始详细讨论维吾尔族人不得不经历的各种侵犯人权行为，例如被关押者被送入集中营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下载了瓦茨普应用程序、在国外有亲眷、通过互联网获取宗教资料、访问过特定国家，有时甚至没有任何明确原因。据报道，集中营内还发生了酷刑折磨，如殴打、剥夺睡眠等。关于维吾尔族的新闻随后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维吾尔族，谷歌搜索数据表明，2018年关于维吾尔族的搜索量较前几年有所增加。
获得国际支持
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主要源于受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游说的西方国家，例如美国和欧洲国家。但随着媒体报道的增多以及联合国关于维吾尔族讨论的增加，其他国家也给予了支持。然而，西方国家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争取支持的主要目标，因为这些地区倡导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个人自由。国际支持不仅来自西方国家，也来自土耳其。尽管土耳其近期与中国保持着良好关系，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但土耳其仍就所谓关押了一百万无辜民众的政治教育营事件对中国进行了谴责。
从前面的解释可以看出，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为争取维吾尔族人权而采取的两项战略，已成功将维吾尔族问题传播到了国际社会。这是向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和西方国家进行报道传播与游说的成功。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还向国际社会解释清楚了该组织与“东伊运”组织之间的区别。这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强调非暴力方法的结果。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还促成了欧盟、美国和联合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然而，直到目前，由于中国拥有的巨大实力，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仍未能完全阻止中国所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特别是在联合国，中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能够履行其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功能，旨在国际社会上传播维吾尔族人权受侵害的问题。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还成功利用联合国论坛，要求会员国因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向其施加压力。这是海外维吾尔侨民为争取新疆同胞的人权所表达的关切形式。
维吾尔种族灭绝的过程：新疆的社会死亡
人权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8 次浏览 • 2026-08-05 21:17
维吾尔种族灭绝的过程：新疆的社会死亡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东亚研究学院，英国谢菲尔德
摘要 灭绝种族是一系列长期演变的过程，它们从“紧急状态”中萌生，旨在改造目标群体并巩固国家。本文借鉴批判性灭绝种族研究的文献，对中国的“交融”政策进行历史语境化分析；该政策是一种紧急状态叙事，官方以此来解释新疆的法外关押营和跨代分离。尽管中国的决策者传统上将“单一民族单一国家思想”定性为西方殖民主义，但对中国政治的批判性方法表明，党国是通过落后/现代和野蛮/文明的殖民二元对立来构建族群认同的。党国克服殖民“屈辱”的“历史使命”是如何助长殖民主义的？本文分析了日常的、非人化的官方认同与危险叙事如何助长了灭绝种族行为，并将其概念化为通过损耗实现的有计划的社会死亡过程。文章认为，当代“交融”政策将文化优越论与民族中心主义的发展主义交织在一起，试图通过突厥穆斯林的社会死亡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并实现新疆的去殖民化。
中国的决策者传统上将“单一民族单一国家思想”定性为西方殖民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然而，对中国族群政治的批判性方法以及关于新疆认同的文献表明，落后/现代和野蛮/文明的殖民叙事二元对立并非西方所独有。同样，比较方法也分析了后殖民社会中针对少数群体的同类暴力。尽管如此，中国的族群政策学者仍在西方民族主义与中国文明之间划定了固定的认同边界，以此论证必须将族群理论中国化，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习近平的随后的宣言——即“文化认同”是“每个民族的灵魂”——证实了中国族群政策从名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向同化模式即“交融”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中共）克服殖民“屈辱”的“历史使命”是如何助长殖民主义的？本文展示了“交融”如何在“语义混合”中将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交织在一起，通过解决讲突厥语的穆斯林的“民族问题”来巩固中国的“伟大复兴”。灭绝种族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单一事件，它从长期的“紧急状态”中萌生，为了文明的生存而改造野蛮人。本文将“交融”这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的紧急状态叙事置于历史语境中，该叙事解释了法外关押、跨代分离、强迫劳动和强制绝育的做法。“灭绝种族实践”这一术语在分析上不同于法律概念化，它建立在灭绝种族研究的新方向之上。灭绝种族源于对权力的逐渐主张，旨在重新组织长期民族中心主义叙事中被认为多余或具有威胁性的认同，而不是迅速且非理性地陷入野蛮状态。在官方的中国叙事中，汉族主体被想象为新疆两千年军事屯垦的延续，其“定居者文化”以及作为“中国积极精神之化身”的目的论“功能”，巩固并“屯垦戍边”。费孝通是中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是对官方历史编纂具有关键影响的人物，他通过汉族军队的扩张以及“野蛮人”对中国优越文明的“向往”作为“汉族的新鲜血液”来叙述中国的历史形成。在官方叙事中，这些吸引和“教化”野蛮人的早期帝国渴望，与对殖民主义的抵抗交织在一起，这让借鉴典型灭绝种族案例的英语受众感到困惑。新疆长期的国家暴力反映了费尔施泰因（Feierstein）四种灭绝种族类型的不同要素：建构性、殖民性、后殖民性和重组性。
1949年以后的国家暴力“消灭了意识形态上不可接受的人群”，从20世纪50年代在经历“和平解放”后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而被当作“匪徒”解散的武装哈萨克人，到二十一世纪的“意识形态病毒”。土地掠夺、强迫劳动以及对新疆土著居民的法外对待，类似于早期的殖民灭绝种族，“将一个领土上的土著居民驱逐并将其据为己有”，将他们污名化为局外人和未开发的“应该为文明让路的野蛮人”。
由国家运营的准军事组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旨在“一手拿枪、一手拿犁”将“牧场变成集体农场”的意图，引发了粮食短缺和哈萨克人向苏联的大规模迁移（1959-1962年）。今天，在反对“西方式”和地方“分裂主义”的持续后殖民独立运动中，党国将当地人口作为关押营中“再教育”和“交融”以及强迫劳动的目标，习近平将其描述为相互交织、不断加剧的“长期斗争”自1949年以来，政策不断波动，违背了机械的解释，但国家暴力得以实现，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的非中国人民长期遭受非人化对待。批判性灭绝种族研究将当代灭绝种族实践置于历史语境中，在剖析特定案例背景的同时，找出将促进群体消亡的广泛条件与产生这些条件的政策联系起来的共同主题。新疆突厥穆斯林的非人化是复杂的，因为就其在《中亚》自身的帝国过去以及与欧洲的关系而言，中国是后殖民的。中国作为一个统一民族和国家的观念，是通过对内满洲统治和外部欧洲殖民主义交织在一起的政治焦虑而产生的。孙中山努力“驱除鞑虏”，将中国从腐败的满洲和西方帝国主义网络中拯救出来。毛泽东将国民党各部诋毁为“我们洋主子的账房”，威胁到中国的生存。今天，无处不在的标语中仍然存在着持久的紧急状态叙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共将“敌对外国势力”与国内的“落后”视为交织在一起的永久威胁，将突厥认同描述为十九世纪欧洲“殖民操纵”的“历史遗留物”，它们违背了“历史潮流”和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威胁着要瓜分中国。习近平的标志性口号“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抓住了族群政策的长期意图，并解释了关押营旨在消除阻碍中国使命的不真实“殖民”认同。党国将关押营和跨代分离这一典型的灭绝种族实践，描述为保护中国免受恐怖主义和殖民主义侵害的手段。
本文重点探讨认同转型的日常化、非人化官方叙事如何促成了灭绝种族的过程。第一部分将灭绝种族概念化为有计划的、纵容的通过损耗实现社会死亡的过程，这是由对重新组织认同的生存需求叙事所促成的。第二部分将关于国家权力与族群的长期官方叙事中的“交融”政策置于历史语境中，这些叙事将新疆人民构筑为文化上低劣的生存威胁。最后一部分分析了“交融”在“再教育”营和国家运营的儿童“寄宿设施”中的实施与影响，这些被土著艺术家描述为日常的、切身体验到的社会死亡。本文的核心论点是：“交融”将文化优越论和发展主义交织在一起，将突厥穆斯林认同的有计划的社会死亡构筑为运用中国传统对新疆的去殖民化和现代化。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这种解决方式，反映了以暴制暴的国家暴力循环往复的人类悲剧，它不能简化为邪恶的国家或文化。
第一部分：灭绝种族的过程
本部分将灭绝种族理论化为有计划、有纵容的通过损耗实现的社会死亡过程。对“群体生活的基本基础”的破坏，取决于协调一致的国家计划，即根据群体对政治目标的贡献对其进行分类。然而，由于不可饶恕的错误对群体造成的“大多数可预见的、不可容忍的伤害”是社会的和弥散的，它们是被允许和助长的，而不是由个人实体实施的。长期的灭绝种族实践既不是主要由谋杀构成的，也无法追溯到个人的罪责。尽管如此，非专业人士对“灭绝种族”的使用——即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ICTR）起诉案件中的“罪中之罪”——排除了有计划的、纵容的群体毁灭，转而执着于死亡营中用手进行的肉体杀戮。对苦难的流行肉体观念反映了对认同的隐含生物学概念化，降低了对剥夺基本生活条件的渐进剥夺的紧迫感。批判性灭绝种族研究表明，由于“总是在寻找比克瑙（Birkenau）”，对经典案例传统解释的偏见阻碍了对新灭绝种族实践的发现和理解。在1942年驱逐出境或“最终解决方案”之前，五分之一的德国犹太人死于华沙隔都。在新疆官方绝育文件公布之前，突厥人民关于灭绝种族的诉求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一直被忽视。关注肉体结果和法律定义反映了二十世纪以国家为中心的地理政治，忽视了对无国籍人民的威胁，并且除非国家主权受到侵犯，否则将国家暴力去政治化。相反，将灭绝种族构建为社会死亡，能够对重构社会关系和认同的非线性灭绝种族过程进行分析。
灭绝种族学者一致认为，在描述对米洛斯（公元前五世纪）和迦太基（公元前146年）的消灭时，“这个词是新的，罪行是古老的”。成吉思汗在十三世纪的灭绝种族将西夏领土并入蒙古帝国，而十八世纪满洲的扩张则将东突厥斯坦并入中国，消灭了投降的准噶尔人并将该领土重新命名为新疆（“新的边疆”）。
然而，灭绝种族既不是机械的，也没有将其所有预测指标编目阿伦特在集中营中提到的“极权统治”是指剥夺群体的社会活力，而不是可预测的、机器般的秩序
灭绝行为是由相互联系或脱节的个人与机构在社会层面实施的，他们在识别威胁人群时表现得具有机械性，但在具体执行时往往混乱不堪。斯汤顿提出的“灭绝的八个阶段”始于“我们与他们”的分类和非人化，最终导致消灭。费恩的“损耗性灭绝”分为五个阶段（识别、剥夺权利、隔离、孤立和集中）。然而，由于变量之间的不同关系，灭绝行为并非呈线性发展；库珀关于无法建立灭绝理论的著名结论，为瑟姆兰研究历史背景如何塑造灭绝执行过程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国际法中，灭绝通常被解释为旨在从肉体上消灭群体的的大规模杀戮，它保留了“群体的躯体，却允许其灵魂被摧毁”。莱姆金创造了“灭绝种族”一词，旨在捕捉其文化意图和影响，然而，有计划地削弱目标群体的社会实践，往往被当作现代化或文化扩散的不可避免的影响而加以驳回。这种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忽视了人类学家和原住民如何通过社会实践来构想群体的维系，从而将人贬低为没有身份的躯体。克劳迪娅·卡德提出的“社会死亡”一词，建立在社会实践如何将群体构成群体、并为个人的生活赋予结构和意义的基础之上。肉体死亡并不一定比语言丧失、创伤以及与社群断裂等“不可容忍的伤害”更糟糕，因此，剥夺群体的活力和繁衍能力并不一定需要大规模杀戮。
在描述德国对欧洲的占领时，莱姆金解释说，“灭绝种族并不一定意味着立即摧毁一个民族”，而是指“旨在摧毁民族群体生活基本基础的不同行动的协调计划”。灭绝种族的行为先于工业化出现，消灭性的种族主义也从来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德国法西斯主义将灭绝行为工业化了。在莱姆金的游说之后，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UNCG）的最初草案包含了文化维度，但联合国辩论的结论是，文化维度不能与生物学意义上的消灭、“毒气室中的大屠杀”以及工业化全面战争相提并论。灭绝种族的含义是在全面战争中的国家间谈判中达成的一种妥协。尽管如此，公约起草者将文化灭绝描述为合法的，并且它在《世界人权宣言》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关于识别群体毁灭的行为方面发挥了辅助作用，构成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Y）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R）根据更广泛的灭绝意图和旨在“全部或局部消灭”国家、民族、种族或宗教群体的实践背景下的小规模行为，裁定个人犯有灭绝种族罪。UNCG对意图的关注承认了文化维度的存在，并表明肉体消灭并非必不可少，因为与谋杀不同，“灭绝种族”并不指代加害者是否取得成功。
当代灭绝研究重新激发了莱姆金将灭绝视为文化的理论，对基于生物种族生存来量化结果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基于莱姆金的概念化，UNCG对“全部或局部”消灭群体的定义通常被认为是指杀戮的数量，但卡德表明，“局部”指的是群体基本基础的“一部分”，包括语言、宗教和育儿。
因此，2004年将维吾尔语从教学语言中移除，代表着对群体复制其文化基础能力的破坏。
灭绝进程在泰国和印尼等后殖民社会中出现，在这些社会中，内部敌人的识别和针对是精英主导的国家建设过程。在预先存在的非对称种族关系中识别这些进程的出现，并辅以关于非人化和转型的官方叙事，有助于在发生大规模暴力之前以及在不包含大规模杀戮的情况下，察觉损耗性灭绝。新疆的早期预警指标包括中共在1950年决定将新疆穆斯林纳入体制，在此之前他们必须“放弃宗教”。
批判性灭绝研究批评了将灭绝视为迅速的大规模杀戮的“社会学意义上不充分”的主导理解。更进一步说，这些将物理层面作为框架的做法，通过重新传播群体的生物学概念，为灭绝提供了便利，从而削弱了对剥夺身份和社群活力这种渐进式剥夺行为的道德紧迫感。在《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审议期间，民主国家中根除语言以及对少数群体和原住民进行经济排斥的影响，使这些做法被降格为文化灭绝。UNCG的辩论使原住民遭受的损耗性灭绝被视为仅仅是文化上的或价值中立的现代化，这具有悲剧性地重复了德国法西斯主义对群体的生物种族概念化——而这些审议本意正是为了防止这种概念化。灭绝从来都不是非理性的、可量化的伤害的单一爆发。来自柬埔寨、华沙犹太区和苏丹的实证证据表明，灭绝是文化消灭的复杂的、长期的过程，而不是“可追溯到个人罪责的”“直接谋杀事件”。通过将大规模杀戮置于核心地位，同时免除渐进式灭绝的责任，物理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得到了强化；而渐进式灭绝既非西方所独有，也非现代所独有。灭绝在许多形式中逐渐展开，并以植根于不同社会上下文的不同逻辑进行辩解，但它们造成了不可容忍的伤害，在质的体验上表现为社会死亡。随后的各节将分析关于中国民族政治的官方叙事如何促成了灭绝进程和社会死亡。
第二节：“融合”作为社会死亡
本节将当代中共的“融合”政策置于历史语境中，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叙事如何塑造了对讲突厥语穆斯林的包容与排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制定者和人类学家一直在辩论“融合”叙事。然而，“融合”作为明确的政策，是从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开始出现的，这是对2009年汉维冲突的回应，当时胡锦涛宣布“交往、交流、交融”为党的政策，以结束“同新疆分裂势力的长期斗争”并解决“民族问题”。习近平在党和国家对新疆的“光荣使命”中，保持了对“长治久安”、“融合”和“跨越式发展”的叙事强调：“治国必治边，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传承下来的开发和捍卫边疆的使命”。然而，明确的“宗教中国化”政策以及习近平旨在“熔铸各个民族”的“大熔炉”隐喻，淡化了交往与交流，转而支持“融合”，甚至颠覆了无处不在的“多元一体”概念，以宣示中国的文化统一。詹姆斯·莱博尔德认为，习近平将“文化认同”描述为“每个民族的灵魂”的叙事，将政策从“多元文化异质性”转向了“恶毒的”“文化民族主义”。然而，我们的分析将探讨“融合”如何反映了自1949年中国民族政策实施以来，为解决“民族问题”，政策从名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向明确的同化主义的逐渐转变。习近平和公共知识分子将“后美国世纪”中西方衰落的“新条件”描述为改变国际和民族关系的空前战略“机遇期”。“融合”政策的时机选择，可以通过处于“关键稳定期”的“机遇期”来解释，此时西方正转向内部，而“一带一路”倡议（BRI）则在扩张。在持续不断的“改革开放”（1978年至今）期间，斯大林1931年的口号“落后就要挨打”，被公共知识分子重新表述为十九世纪对满洲和欧洲殖民主义的反抗，用以解释二十一世纪对“现代化”和巩固中国安全的渴望。尽管如此，对“融合”的这些解释植根于中国绵延不断的“定居者文化”及其边疆“民族问题”的叙事之中。随着满洲帝国向充满“野蛮人”的“西域”扩张，东突厥斯坦于1884年被重新命名为“新疆”。维吾尔族人普遍拒绝这种殖民命名，通常更喜欢“东突厥斯坦”或“祖国”（weten）。十九世纪关于是否允许自治的帝国辩论将新疆描述为“不毛之地”。毛泽东和周恩来将该领土及其人民视为中国地缘政治“战略棋局”中的棋子，中国军队的“和平解放”引发了与武装哈萨克人的冲突（官方将其描述为“匪徒”），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承诺为“每个民族”实现“自决”，但在1949年后，他们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自决”是“反动的”，区域自治（自治）将维持对非汉族地区的领土控制。党国叙事和中国宪法展现了中国56个民族的法律上的平等。然而，《民族区域自治法》旨在确保少数民族地区“永远不能分裂”，并通过二元殖民叙事加以解释，即少数民族必须由国家进行“现代化”改造，并提高其“科学水平”。
在2012年之前，中共名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赞美多样性，但被限制在机构建设和政策制定之内，以推动渐进式同化。发展论的二元身份叙事构建了党国历史编纂学，政策文件解释了野蛮人融入中国人的意愿，因为在被“先进”的中原“解放”之前，新疆人民是“落后的”，并在自然的“边疆”生计中被奴役。通过与提供“日常生活所需一切”的汉族“屯垦者”交换“简单、不复杂的援助”、马匹和其他自然物资，野蛮人被纳入了“经济互补”之中，从而形成了“自古以来”的中华民族。这些以汉族为中心的官方叙事将历史唯物主义与文明优越感交织在一起，通过“生产方式”（游牧或畜牧业）来定义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的身份构建，而汉族永恒的“积极精神”和“超然的”“屯垦文化”则超越了物质起源。中国在新疆的官方建国叙事类似于罗斯福从“肮脏的野蛮人”手中拯救“伟大大陆”的“定居者与先驱”，以及罗卡将军为了进步和安全，由“充满生气的民族”占领“野蛮人”的“肥沃土地”。
从1949年到习近平时代，官方和学术界的共识是，“单一民族、单一国家”的思想违背了中国作为非西方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党国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描述为“民族问题”，并通过“科学地”识别民族并为所有人提供法律上的平等来解决这一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意识旨在结束中国的“民族压迫”历史，并推动“自然”同化。随着中共的民族识别项目（民族识别）将中华民族重新定义为56个民族，取代了梁启超和孙中山将其视为源自黄帝的“汉人”的概念，明确界定新疆在中国地位的地缘政治视角发生了转变。中共在其民族识别项目中强调“科学马克思主义”，但使用了族谱记录，专注于区分占人口多数的汉族与“非汉族”，这被称为中国“55+1”的“奇怪算术”。毛泽东和周恩来将民族关系视为在地缘政治上建立汉族中国与欧洲帝国之间安全边疆的“战略棋局”，他们认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少数民族民族主义”是国家目标的重大障碍。然而，“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达到“更高水平”的汉族被赋予了“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的特殊责任”。邓小平认为“挥之不去的”歧视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阴魂不散”，并认为“经济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然而，他所想象的终极目标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采用历史唯物主义是将民族中心主义的进步观念强加于中国的帝国二元对立（华-夷）之上，而不是去殖民化帝国的过去。传统上，对民族问题的官方解决是通过将中国描述为具有“凝聚力”（凝聚力）作为“向心力”的56个民族“多元一体”（多元一体）来构架的。这种配置借鉴自伦敦政经学院培养的结构功能主义者费孝通，他通过汉族的领土扩张和对野蛮人的同化（“为汉族输入新血液”）来叙述中国的形成。蒙古族人类学家翦伯赞建议，“融合”掩盖了中国的“民族压迫”历史并助长了沙文主义同化。然而，官方对以汉族为中心的“融合”的背书，让与浙江学派范文澜相关的沙文主义历史编纂学死灰复燃；该学派认为汉族身份自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以来就是正宗的、优越的和连续的，并与少数民族身份作为现代中国政治构建形成对比。今天，突厥和伊斯兰身份被官方描述为不地道的西方“殖民操纵”。新疆的学校、大学和干部培训中的“民族团结”教科书，将汉族叙述为“超然的民族”，并将少数民族语言的“消亡”（消亡）描述为“现代化”的进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党国以其批判西方殖民主义的条件来构建中华民族，将原住民文化框定为目的论上的多余，并将文化消亡框定为价值中立的“现代化”。巩固领土和改造身份的国家建设目标，使新疆的突厥人民在同一种历史目的论理解中变得多余，而这种理解曾为欧洲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灭绝行径提供过正当理由。二十一世纪的中共通过5000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和“融合”重新构想新疆，将帝国传统、欧洲殖民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交织在一起。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提供了不同的经济规划，但两者都认为少数民族身份相对于经济而言是被动超结构的，并且物质条件通过渐进式同化自然地解决了“民族问题”。翦伯赞将“民族消亡”（民族消亡）描述为暴力的西方殖民化，并将其与自然的文化融合（同化）进行对比，但“消亡”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口号（包括“只有存在民族，才有民族问题”）在胡锦涛时期重新出现。2009年后的“民族团结教育”教科书教授，“交融”标志着少数民族的“民族消亡”，是“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习近平的思想建立在长期的中国辩论和向同化逐渐转变的基础之上，例如，在2010年新疆工作座谈会之后推出了“交往、交流、交融”的官方政策。然而，习近平的民族政策被官方赞誉为通过优先考虑国家主导的“融合”、统一和安全，而非多样性和发展，来解决中国的国家“矛盾”。
在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之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2012年不同寻常地为“第二代”民族政策学者提供了一个在线平台，以辩论敏感的政策问题。他们坚持认为，政策制定者必须通过融入中华民族或国族（guozu）来解决多元与一体之间的矛盾，并建议取消少数民族类别、放弃区域自治以及实行纯普通话教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代”则认为，区域自治和民族平等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且随着发展，民族性将自然消失。“第一代”警告中国领导人“不要重蹈西方的覆辙”，将多样性视为中国传统。
将“融情”斥为“汉族沙文主义”，同时主张逐步同化。这种由国家资助的平台，重新演绎了中国共和时代改革派与革命者之间关于同化或排斥“五族”的逻辑，以此服务于反对满洲及欧洲帝国主义的斗争。
2012年辩论的潜在逻辑是，确保中国的安全需要通过促成或推动落后的非汉族群的社会性死亡，来解决所谓的“民族问题”。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的讲话随后取消了少数民族这一概念，仅提及干部选拔，却四十多次提及单一的“中华民国/民族”（注：此处指中华民族），并在二十七处与“伟大复兴”并列。“民族”现在官方指代“中华民族”，更准确地翻译为“中华种族”（Chinese race）。马戎赞扬了习近平时代“不强调我们少数民族的特殊性质或权利”，并已经“融为大家庭”以及顺应“历史方向”。习近平的“集体意识”方法推动了有机构建（一体）以取代多元，并超越了“民族话语”。习近平对身份认同的“历史性”重组，重新激发了较早的帝国传统，即认为非汉族群是“不够文明”且落后的，而非不同的。放弃“西方”的民族思维并取消少数民族的特殊地位，被包装为通过“吸引”重振“教化”蛮夷为中国人的帝国传统，这与西方的同化截然相反。“教化”一词出现在集中营系统的“转化教育”名称以及阐释“职业培训”（学习普通话和高呼赞颂习近平的口号）的宣传视频中。新疆博物馆2015年的“维吾尔文化”展览（图1）公开颂扬了这种二元关系：劣等的、正在消失的遗迹正被现代的汉族“开拓者”所吞噬。“融合”的想象中的目的论终点是一个非西方的中国，以及由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原汉族对落后的边疆蛮夷进行的汉化。自1949年以来，交织着汉族中心主义“融合”与“现代化”的灭绝过程，一直在推动着突厥语族群的逐步社会性死亡。“融合”在目的论的发展进程中，在身体上收容并在文化上重塑了维吾尔人，将他们视作“落后的”“历史残余”“殖民操纵的产物”以及通往“历史方向”的障碍。中国最初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旨在维持对边疆的领土控制，并“现代化”被满族殖民的人群。中共逐渐向同化转向，建立在长期存在的“定居者文化”和“现代化”叙事基础之上，这些叙事规划了2004年向单一语言教育的转变以及2009年之后的“融合”。马戎认为，这项政策对于中国重振自身传统并“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是必要的。官方文本解释说，由于汉族是一个“超然的群体”，普通话是一种能够传达“现代信息”的“超然语言”，这与突厥语不同。“融合”在2012年的民族政策辩论期间成型，成为一项明确的政策，旨在重组身份认同，并在全球权力和国内不安的“新时代”拯救中国。
第三节：新疆的社会性死亡
本节分析了“融合”在新疆的应用与影响，重点关注对集中营以及针对儿童的安全“集中寄宿设施”的叙事构建。在2009年以及2014至2015年的汉维暴力冲突之后，集中营和代际隔离被解释为促进“融合”的“现代化”和“去极端化”过程。党国通过其既有的叙事镜头来解读族群间暴力，将新疆人民描绘成“落后的”问题。2009年，新疆的高中教科书宣称，民族团结建立在先进的汉族与不发达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之上，这是“国家实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种族灭绝往往由受到威胁的国家引发，但这里的安全所指是政治构建的身份认同，而非物质生存，非中国身份则构成了生存威胁。通过“寻找比克瑙（Birkenau）”，国际媒体忽视了本土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所描述的更长期的社会性死亡叙事，从而使灭绝实践得以作为单纯的种族灭绝而不受挑战地持续存在。“融合”政策是在党国关于打破民族暴力循环的会议上出现的。泛化的民族团结教育文本通过重组身份叙事来解释暴力，这种叙事将维吾尔历史隐形，并将突厥身份构筑为威胁：只有“三股势力”（分裂分子、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才会反驳党国的叙事，即维吾尔人“不是突厥族群”，“也不是伊斯兰族群”2009年的大规模暴力事件
被描述为中国为了生存而对抗“三股势力”和“民族败类”的“生死存亡的零和政治斗争”。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试图打破这些循环，并通过“融合”重塑身份认同，像“石榴籽”一样把新疆各族人民紧紧抱在一起，以此解决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之间的叙事张力。自2017年以来，“融合”包括将大规模的法外拘禁营称为“教育培训中心”，将代际隔离称为“儿童救助关爱保护中心”。到2018年，学者们根据官方数据推测，自2015年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上任以及“去极端化”加剧以来，已有150万人被拘禁。中共将北美和澳大利亚的拘禁和代际隔离描述为定居者殖民主义，却将自身可比的“融合”做法描述为对维吾尔人暴力的理性回应，因为“幸福是最大的人权”。
为了纪念2009年的暴力事件，中国艺术家巴丢草利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大门捕捉了全球的种族灭绝现象，以此“提醒世界中国式种族灭绝是多么邪恶”（图2）。“新疆奥斯威辛”在新疆的集中营系统与纳粹集中营之间建立了平行关系，打破了东西方二元对立，并向“一直在寻找比克瑙”的英语世界受众传达了道德上的紧迫感。与前南斯拉夫的“种族清洗”或奥斯威辛的大规模屠杀不同，中共的“融合”渴望的是蛮夷对中国的向往以及对其自身不真实性的承认。被描述为“爱心托儿所”和“仁爱幼儿园”的安全寄宿设施中的代际隔离，抚养和教育了大约10万名从几个月大开始的维吾尔儿童。当地政府文件解释说，代际隔离有助于那些父母“被拘留在再教育营”以及需要“务工”的儿童“在党的亲切关怀下幸福成长”。
然而，维吾尔族父母却描述了这些做法如何强行“分离”了所有有孩子的家庭，使他们像“孤儿”一样“生活在监狱里”。一名汉族教师的衣物捐赠呼吁中描述了孩子们穿着“单薄、破烂、肮脏且发臭的衣服”，在结冰的冬日教室里劳作，而父母则在从事季节性劳务。这些灭绝实践“超越了肉体消灭”，利用“象征性制定的机制”来重组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以实现中国的“幸福”。
中国的集中营针对的是群体的文化基础，这无法用政治谋杀、反恐或伊斯兰恐惧症来简单概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党委书记张云解释说，政策之所以针对维吾尔人，是因为其中至少30%的人必须作为“极端分子”被“再教育”，而70%的人容易受到“极端主义”的影响，这与维吾尔人对语言和宗教的情感这种“思想病毒”有关。“新疆受害者数据库”记录了失踪人员和家庭证词，列出了大多数已知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因研究前伊斯兰时期神庙而闻名的拉海尔·达乌特（Rahile Dawut）、因表演民间音乐而闻名的萨努巴尔·吐尔逊（Sanubar Tursun）和阿卜杜热黑提·海依特（Abdurehim Heyit），以及政府艺术团喜剧演员阿迪力·米吉提（Adil Mijit）。针对文化机构和高水平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和“职业培训”，说明了他们旨在重组维吾尔性的目标。精英灭绝（Eliticide）——即系统性地针对社区人物以防止对种族灭绝进行抵抗——在流亡艺术中得到了充分记录。“苏鲁艺术行动”（Sulu Artco）是一个“旨在提高人们对正在消失的维吾尔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学者认识的艺术行动主义集体”，它利用社交媒体话题标签#MeTooUyghur（图3）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将温和知识分子的被禁声描绘成消灭维吾尔文化基础的隐喻。
除了精英灭绝之外，“人口数据收集表”还使用人工智能面部识别技术，通过整理按“民族”“宗教”“持有护照”“有海外联系”或“亲属被拘留”等指标打分的官僚程序来决定拘留。该群体作为一个整体遭到针对，人们被划分为“安全、一般和不安全”三类，这使得“一般”的维吾尔人构成了潜在威胁。对被拘留者的行政分类界定了参与“恐怖或极端主义活动”的三类人员：“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表现出接受训练意愿的”以及刑满释放但“经人民法院指定接受教育的”。这些分类的范围是无限的，它们代表了表面上的组织措施，掩盖了任意、法外甄选的本质原则，从而剥夺了新疆人民的任何“权利的权利”。
被拘留者的家属通常不会被告知失踪的原因。国际记者调查同盟（ICIJ）泄露的官方文件中，记录了解放被拘留者时给出的解释，这些解释与“新疆受害者数据库”记录的被释放人员受到的解释如出一辙，其中包括因“戴头巾”或“超生”而被判处法外刑罚。
向公开为失踪亲属寻求信息的家庭列出的理由包括：没有恰当向官员问候、不抽烟、不看国家电视台、使用、维持就业的“合同要求”、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不可信的一代”）、在哈萨克斯坦“停留时间过长”并接触到“外国思想”、以及写信探寻亲属下落。官方政府文件将该系统的直接目标总结为“去极端化”和“职业培训”，并使用习近平的口号“居安思危”和“不忘初心”。该系统将新疆原住民的无害行为构筑为“恐怖活动”和对中国“使命”的威胁，从而需要进行超法律拘留。将人们隔离并集中在营地中，创造了他们置身于法律之外、不再属于某个共同体的条件，这印证了前被拘留者对美国国会、人权组织、记者和学者的证词描述了营地的情况：空间狭窄、没有卫生设施，因哭泣或使用维吾尔语而遭受殴打和酷刑，营养不良，每天 renunciations of Islam（否定伊斯兰教）并为食物赞美习近平，以及卫兵为了惩罚而进行的多起轮奸，并强迫其他囚犯观看这些暴力行为。古丽孜拉·艾吾力汗（Gulzira Auelhan）因在哈萨克斯坦“停留”“太久”而“接触了外国思想”，她作证说，她和17至72岁的被拘留者被关在多达60人的房间里，当上厕所超过两分钟时，就会遭到电击枪的反复击打（“总是打头部”）。监控摄像头监视着被拘留者的行为和情绪反应，哭泣会受到惩罚，被罚坐在硬椅子上挺直身体14小时，理由是。阿曼江·塞伊提力（Amanzhan Seiituly）描述了因使用“错误的词语”或不会唱国歌而遭受殴打和单独监禁的情况。这些暴力的表演性仪式向维吾尔人展示了，通过针对维吾尔人身体的性暴力将羞辱扭转为，并将他们视作中国中的多余客体。维吾尔流散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将缺乏亲属健康状况信息描述为。家属们知道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引发了类似于下的原住民以及集中营幸存者创伤的经历。英国维吾尔族作家阿齐兹·伊萨（Aziz Isa）在其编导的短片《未接通的电话》中，记录了他在父亲去世后被拒绝签证且无法通过电话联系悲痛的母亲时的经历。阿齐兹写道：，然而这一切。阿齐兹将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以来的政策描述为：。维吾尔语言学家阿布力米提·巴基（Ablimit Baki）的流散叙事项目解释了家庭分离是如何被感受为的。优素福（Yusuf）是一名居住在英国的维吾尔人，他描述了三年的家庭分离：。在挪威的阿卜杜勒（Abdul）描述了精神上的，他问道：。营地幸存者和分离的亲属经历了社会性死亡并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欧洲种族灭绝中记录详尽的羞辱技术。古丽孜拉·艾吾力汗作证说，当她的身份证激活新疆公共场所的金属探测器并导致自动警察审讯时，会反复触发她对性暴力经历的回忆。
本文展示了中国的种族灭绝实践如何试图巩固一种想象中的非西方文明身份，这一过程由关于突厥异质性、落后和威胁的叙事所赋能。中国共产党的“融合”政策交织了语义上混合的西方与中国叙事、殖民与反殖民叙事，试图在二十一世纪通过消灭新疆的突厥穆斯林身份来扭转十九世纪的殖民羞辱。大众将种族灭绝理解为肉体毁灭，这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叶对身份的生物学构想，限制了实践者侦测和理解以消耗战形式出现的新型种族灭绝的能力。集中营和跨代分离通过阻止身份实践的传递，促进了新疆突厥人民的社会性死亡和。尽管中国研究有效地批判了欧洲中心主义民族主义文献对中国民族同质性的断言，但在应对新疆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时却效果不彰，部分原因是用于隔离人们的集中营与殖民种族灭绝和法西斯主义相关，超出了其传统的知识边界。中共的民族政策文件通过朝向中国现代化和“初心”的目的论进步来解释具体的决策。伟大复兴对民族差异的消灭模糊了历史唯物主义进步与文化主义浪漫主义，这类似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悖论性使命：即通过“激进清除”反对国家哲学的“劣等元素”来复兴“古代伟大的文化成就”。然而，中国的“再教育”营系统实行的是隔离而非驱逐，要求维吾尔人承认汉文化的优越性以及他们自身的“落后”。“融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群体生活、语言、宗教和跨代文化传播的基础，通过突厥穆斯林的社会性死亡解决了“民族问题”。性暴力、派遣男干部与被关押男子的妻子同床共寝以及绝育带来的创伤在个人证词中得到了充分记录。这些种族灭绝实践源于关于如何通过社会组织民族身份来增强中国国家权力的世代辩论。种族灭绝在意图和效果上永远都是文化的。中国在2012年关于通过经济发展或身份工程解决“民族问题”的民族政策辩论，在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再次循环了共和时期关于通过同化或分离来拯救中国的“五族”争论。这些叙事与卡德（Card）关于社会性死亡的概念以及费尔斯坦（Feierstein）将种族灭绝构想为重构群体身份的权力技术的理论相一致。新疆集中营中的“融合”旨在改造成年人，而跨代分离则阻止了语言和宗教的文化传播，这些都被包装为防范恐怖主义威胁以及进步和“幸福”落后威胁的安全措施。前被拘留者在离开营地系统后仍受到监控，海外家属与他们失联，这使“一切皆有可能”的创伤得以延续。营地通过暴力羞辱和“再教育”来。营地中的“再教育”和酷刑无法吸引野蛮人或改变他们的身份，而是通过创伤和切断民族内部联系来阻止其维系。中国种族灭绝式的“融合”政治将全球权力焦虑（“落后就要挨打”）向内投射到新疆的突厥人民身上。中共将西方衰落描述为，并解释说大规模集中营将击败以及突厥和伊斯兰身份。党国对中国的概念化已从名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56个民族）逐渐转变为文化民族主义（中华民族），但仍保留了将非汉族边疆视为中国的文化和政治问题的长期叙事。这个自认为受到威胁的国家的种族灭绝叙事大白于天下，现在正以内蒙古和回族穆斯林社区的中小学单一语言教学中得以实施。集中营曾被欧洲定居者用于将美洲原住民和澳大利亚原住民作为对殖民国家建设的威胁进行隔离，如今则试图向新疆人民灌输这样一个悖论：他们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且在文化上落后于汉族。党国改造了它认为是欧洲原则的主权概念，以宣称中国实施种族灭绝的权利。对的不同意见被视为干涉和。历史悲剧性的无视了来自中国和西方的现代主义目的论构想，一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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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东亚研究学院，英国谢菲尔德
摘要 灭绝种族是一系列长期演变的过程，它们从“紧急状态”中萌生，旨在改造目标群体并巩固国家。本文借鉴批判性灭绝种族研究的文献，对中国的“交融”政策进行历史语境化分析；该政策是一种紧急状态叙事，官方以此来解释新疆的法外关押营和跨代分离。尽管中国的决策者传统上将“单一民族单一国家思想”定性为西方殖民主义，但对中国政治的批判性方法表明，党国是通过落后/现代和野蛮/文明的殖民二元对立来构建族群认同的。党国克服殖民“屈辱”的“历史使命”是如何助长殖民主义的？本文分析了日常的、非人化的官方认同与危险叙事如何助长了灭绝种族行为，并将其概念化为通过损耗实现的有计划的社会死亡过程。文章认为，当代“交融”政策将文化优越论与民族中心主义的发展主义交织在一起，试图通过突厥穆斯林的社会死亡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并实现新疆的去殖民化。
中国的决策者传统上将“单一民族单一国家思想”定性为西方殖民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然而，对中国族群政治的批判性方法以及关于新疆认同的文献表明，落后/现代和野蛮/文明的殖民叙事二元对立并非西方所独有。同样，比较方法也分析了后殖民社会中针对少数群体的同类暴力。尽管如此，中国的族群政策学者仍在西方民族主义与中国文明之间划定了固定的认同边界，以此论证必须将族群理论中国化，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习近平的随后的宣言——即“文化认同”是“每个民族的灵魂”——证实了中国族群政策从名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向同化模式即“交融”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中共）克服殖民“屈辱”的“历史使命”是如何助长殖民主义的？本文展示了“交融”如何在“语义混合”中将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交织在一起，通过解决讲突厥语的穆斯林的“民族问题”来巩固中国的“伟大复兴”。灭绝种族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单一事件，它从长期的“紧急状态”中萌生，为了文明的生存而改造野蛮人。本文将“交融”这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的紧急状态叙事置于历史语境中，该叙事解释了法外关押、跨代分离、强迫劳动和强制绝育的做法。“灭绝种族实践”这一术语在分析上不同于法律概念化，它建立在灭绝种族研究的新方向之上。灭绝种族源于对权力的逐渐主张，旨在重新组织长期民族中心主义叙事中被认为多余或具有威胁性的认同，而不是迅速且非理性地陷入野蛮状态。在官方的中国叙事中，汉族主体被想象为新疆两千年军事屯垦的延续，其“定居者文化”以及作为“中国积极精神之化身”的目的论“功能”，巩固并“屯垦戍边”。费孝通是中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是对官方历史编纂具有关键影响的人物，他通过汉族军队的扩张以及“野蛮人”对中国优越文明的“向往”作为“汉族的新鲜血液”来叙述中国的历史形成。在官方叙事中，这些吸引和“教化”野蛮人的早期帝国渴望，与对殖民主义的抵抗交织在一起，这让借鉴典型灭绝种族案例的英语受众感到困惑。新疆长期的国家暴力反映了费尔施泰因（Feierstein）四种灭绝种族类型的不同要素：建构性、殖民性、后殖民性和重组性。
1949年以后的国家暴力“消灭了意识形态上不可接受的人群”，从20世纪50年代在经历“和平解放”后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而被当作“匪徒”解散的武装哈萨克人，到二十一世纪的“意识形态病毒”。土地掠夺、强迫劳动以及对新疆土著居民的法外对待，类似于早期的殖民灭绝种族，“将一个领土上的土著居民驱逐并将其据为己有”，将他们污名化为局外人和未开发的“应该为文明让路的野蛮人”。
由国家运营的准军事组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旨在“一手拿枪、一手拿犁”将“牧场变成集体农场”的意图，引发了粮食短缺和哈萨克人向苏联的大规模迁移（1959-1962年）。今天，在反对“西方式”和地方“分裂主义”的持续后殖民独立运动中，党国将当地人口作为关押营中“再教育”和“交融”以及强迫劳动的目标，习近平将其描述为相互交织、不断加剧的“长期斗争”自1949年以来，政策不断波动，违背了机械的解释，但国家暴力得以实现，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的非中国人民长期遭受非人化对待。批判性灭绝种族研究将当代灭绝种族实践置于历史语境中，在剖析特定案例背景的同时，找出将促进群体消亡的广泛条件与产生这些条件的政策联系起来的共同主题。新疆突厥穆斯林的非人化是复杂的，因为就其在《中亚》自身的帝国过去以及与欧洲的关系而言，中国是后殖民的。中国作为一个统一民族和国家的观念，是通过对内满洲统治和外部欧洲殖民主义交织在一起的政治焦虑而产生的。孙中山努力“驱除鞑虏”，将中国从腐败的满洲和西方帝国主义网络中拯救出来。毛泽东将国民党各部诋毁为“我们洋主子的账房”，威胁到中国的生存。今天，无处不在的标语中仍然存在着持久的紧急状态叙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共将“敌对外国势力”与国内的“落后”视为交织在一起的永久威胁，将突厥认同描述为十九世纪欧洲“殖民操纵”的“历史遗留物”，它们违背了“历史潮流”和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威胁着要瓜分中国。习近平的标志性口号“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抓住了族群政策的长期意图，并解释了关押营旨在消除阻碍中国使命的不真实“殖民”认同。党国将关押营和跨代分离这一典型的灭绝种族实践，描述为保护中国免受恐怖主义和殖民主义侵害的手段。
本文重点探讨认同转型的日常化、非人化官方叙事如何促成了灭绝种族的过程。第一部分将灭绝种族概念化为有计划的、纵容的通过损耗实现社会死亡的过程，这是由对重新组织认同的生存需求叙事所促成的。第二部分将关于国家权力与族群的长期官方叙事中的“交融”政策置于历史语境中，这些叙事将新疆人民构筑为文化上低劣的生存威胁。最后一部分分析了“交融”在“再教育”营和国家运营的儿童“寄宿设施”中的实施与影响，这些被土著艺术家描述为日常的、切身体验到的社会死亡。本文的核心论点是：“交融”将文化优越论和发展主义交织在一起，将突厥穆斯林认同的有计划的社会死亡构筑为运用中国传统对新疆的去殖民化和现代化。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这种解决方式，反映了以暴制暴的国家暴力循环往复的人类悲剧，它不能简化为邪恶的国家或文化。
第一部分：灭绝种族的过程
本部分将灭绝种族理论化为有计划、有纵容的通过损耗实现的社会死亡过程。对“群体生活的基本基础”的破坏，取决于协调一致的国家计划，即根据群体对政治目标的贡献对其进行分类。然而，由于不可饶恕的错误对群体造成的“大多数可预见的、不可容忍的伤害”是社会的和弥散的，它们是被允许和助长的，而不是由个人实体实施的。长期的灭绝种族实践既不是主要由谋杀构成的，也无法追溯到个人的罪责。尽管如此，非专业人士对“灭绝种族”的使用——即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ICTR）起诉案件中的“罪中之罪”——排除了有计划的、纵容的群体毁灭，转而执着于死亡营中用手进行的肉体杀戮。对苦难的流行肉体观念反映了对认同的隐含生物学概念化，降低了对剥夺基本生活条件的渐进剥夺的紧迫感。批判性灭绝种族研究表明，由于“总是在寻找比克瑙（Birkenau）”，对经典案例传统解释的偏见阻碍了对新灭绝种族实践的发现和理解。在1942年驱逐出境或“最终解决方案”之前，五分之一的德国犹太人死于华沙隔都。在新疆官方绝育文件公布之前，突厥人民关于灭绝种族的诉求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一直被忽视。关注肉体结果和法律定义反映了二十世纪以国家为中心的地理政治，忽视了对无国籍人民的威胁，并且除非国家主权受到侵犯，否则将国家暴力去政治化。相反，将灭绝种族构建为社会死亡，能够对重构社会关系和认同的非线性灭绝种族过程进行分析。
灭绝种族学者一致认为，在描述对米洛斯（公元前五世纪）和迦太基（公元前146年）的消灭时，“这个词是新的，罪行是古老的”。成吉思汗在十三世纪的灭绝种族将西夏领土并入蒙古帝国，而十八世纪满洲的扩张则将东突厥斯坦并入中国，消灭了投降的准噶尔人并将该领土重新命名为新疆（“新的边疆”）。
然而，灭绝种族既不是机械的，也没有将其所有预测指标编目阿伦特在集中营中提到的“极权统治”是指剥夺群体的社会活力，而不是可预测的、机器般的秩序
灭绝行为是由相互联系或脱节的个人与机构在社会层面实施的，他们在识别威胁人群时表现得具有机械性，但在具体执行时往往混乱不堪。斯汤顿提出的“灭绝的八个阶段”始于“我们与他们”的分类和非人化，最终导致消灭。费恩的“损耗性灭绝”分为五个阶段（识别、剥夺权利、隔离、孤立和集中）。然而，由于变量之间的不同关系，灭绝行为并非呈线性发展；库珀关于无法建立灭绝理论的著名结论，为瑟姆兰研究历史背景如何塑造灭绝执行过程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国际法中，灭绝通常被解释为旨在从肉体上消灭群体的的大规模杀戮，它保留了“群体的躯体，却允许其灵魂被摧毁”。莱姆金创造了“灭绝种族”一词，旨在捕捉其文化意图和影响，然而，有计划地削弱目标群体的社会实践，往往被当作现代化或文化扩散的不可避免的影响而加以驳回。这种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忽视了人类学家和原住民如何通过社会实践来构想群体的维系，从而将人贬低为没有身份的躯体。克劳迪娅·卡德提出的“社会死亡”一词，建立在社会实践如何将群体构成群体、并为个人的生活赋予结构和意义的基础之上。肉体死亡并不一定比语言丧失、创伤以及与社群断裂等“不可容忍的伤害”更糟糕，因此，剥夺群体的活力和繁衍能力并不一定需要大规模杀戮。
在描述德国对欧洲的占领时，莱姆金解释说，“灭绝种族并不一定意味着立即摧毁一个民族”，而是指“旨在摧毁民族群体生活基本基础的不同行动的协调计划”。灭绝种族的行为先于工业化出现，消灭性的种族主义也从来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德国法西斯主义将灭绝行为工业化了。在莱姆金的游说之后，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UNCG）的最初草案包含了文化维度，但联合国辩论的结论是，文化维度不能与生物学意义上的消灭、“毒气室中的大屠杀”以及工业化全面战争相提并论。灭绝种族的含义是在全面战争中的国家间谈判中达成的一种妥协。尽管如此，公约起草者将文化灭绝描述为合法的，并且它在《世界人权宣言》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关于识别群体毁灭的行为方面发挥了辅助作用，构成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Y）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R）根据更广泛的灭绝意图和旨在“全部或局部消灭”国家、民族、种族或宗教群体的实践背景下的小规模行为，裁定个人犯有灭绝种族罪。UNCG对意图的关注承认了文化维度的存在，并表明肉体消灭并非必不可少，因为与谋杀不同，“灭绝种族”并不指代加害者是否取得成功。
当代灭绝研究重新激发了莱姆金将灭绝视为文化的理论，对基于生物种族生存来量化结果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基于莱姆金的概念化，UNCG对“全部或局部”消灭群体的定义通常被认为是指杀戮的数量，但卡德表明，“局部”指的是群体基本基础的“一部分”，包括语言、宗教和育儿。
因此，2004年将维吾尔语从教学语言中移除，代表着对群体复制其文化基础能力的破坏。
灭绝进程在泰国和印尼等后殖民社会中出现，在这些社会中，内部敌人的识别和针对是精英主导的国家建设过程。在预先存在的非对称种族关系中识别这些进程的出现，并辅以关于非人化和转型的官方叙事，有助于在发生大规模暴力之前以及在不包含大规模杀戮的情况下，察觉损耗性灭绝。新疆的早期预警指标包括中共在1950年决定将新疆穆斯林纳入体制，在此之前他们必须“放弃宗教”。
批判性灭绝研究批评了将灭绝视为迅速的大规模杀戮的“社会学意义上不充分”的主导理解。更进一步说，这些将物理层面作为框架的做法，通过重新传播群体的生物学概念，为灭绝提供了便利，从而削弱了对剥夺身份和社群活力这种渐进式剥夺行为的道德紧迫感。在《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审议期间，民主国家中根除语言以及对少数群体和原住民进行经济排斥的影响，使这些做法被降格为文化灭绝。UNCG的辩论使原住民遭受的损耗性灭绝被视为仅仅是文化上的或价值中立的现代化，这具有悲剧性地重复了德国法西斯主义对群体的生物种族概念化——而这些审议本意正是为了防止这种概念化。灭绝从来都不是非理性的、可量化的伤害的单一爆发。来自柬埔寨、华沙犹太区和苏丹的实证证据表明，灭绝是文化消灭的复杂的、长期的过程，而不是“可追溯到个人罪责的”“直接谋杀事件”。通过将大规模杀戮置于核心地位，同时免除渐进式灭绝的责任，物理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得到了强化；而渐进式灭绝既非西方所独有，也非现代所独有。灭绝在许多形式中逐渐展开，并以植根于不同社会上下文的不同逻辑进行辩解，但它们造成了不可容忍的伤害，在质的体验上表现为社会死亡。随后的各节将分析关于中国民族政治的官方叙事如何促成了灭绝进程和社会死亡。
第二节：“融合”作为社会死亡
本节将当代中共的“融合”政策置于历史语境中，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叙事如何塑造了对讲突厥语穆斯林的包容与排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制定者和人类学家一直在辩论“融合”叙事。然而，“融合”作为明确的政策，是从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开始出现的，这是对2009年汉维冲突的回应，当时胡锦涛宣布“交往、交流、交融”为党的政策，以结束“同新疆分裂势力的长期斗争”并解决“民族问题”。习近平在党和国家对新疆的“光荣使命”中，保持了对“长治久安”、“融合”和“跨越式发展”的叙事强调：“治国必治边，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传承下来的开发和捍卫边疆的使命”。然而，明确的“宗教中国化”政策以及习近平旨在“熔铸各个民族”的“大熔炉”隐喻，淡化了交往与交流，转而支持“融合”，甚至颠覆了无处不在的“多元一体”概念，以宣示中国的文化统一。詹姆斯·莱博尔德认为，习近平将“文化认同”描述为“每个民族的灵魂”的叙事，将政策从“多元文化异质性”转向了“恶毒的”“文化民族主义”。然而，我们的分析将探讨“融合”如何反映了自1949年中国民族政策实施以来，为解决“民族问题”，政策从名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向明确的同化主义的逐渐转变。习近平和公共知识分子将“后美国世纪”中西方衰落的“新条件”描述为改变国际和民族关系的空前战略“机遇期”。“融合”政策的时机选择，可以通过处于“关键稳定期”的“机遇期”来解释，此时西方正转向内部，而“一带一路”倡议（BRI）则在扩张。在持续不断的“改革开放”（1978年至今）期间，斯大林1931年的口号“落后就要挨打”，被公共知识分子重新表述为十九世纪对满洲和欧洲殖民主义的反抗，用以解释二十一世纪对“现代化”和巩固中国安全的渴望。尽管如此，对“融合”的这些解释植根于中国绵延不断的“定居者文化”及其边疆“民族问题”的叙事之中。随着满洲帝国向充满“野蛮人”的“西域”扩张，东突厥斯坦于1884年被重新命名为“新疆”。维吾尔族人普遍拒绝这种殖民命名，通常更喜欢“东突厥斯坦”或“祖国”（weten）。十九世纪关于是否允许自治的帝国辩论将新疆描述为“不毛之地”。毛泽东和周恩来将该领土及其人民视为中国地缘政治“战略棋局”中的棋子，中国军队的“和平解放”引发了与武装哈萨克人的冲突（官方将其描述为“匪徒”），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承诺为“每个民族”实现“自决”，但在1949年后，他们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自决”是“反动的”，区域自治（自治）将维持对非汉族地区的领土控制。党国叙事和中国宪法展现了中国56个民族的法律上的平等。然而，《民族区域自治法》旨在确保少数民族地区“永远不能分裂”，并通过二元殖民叙事加以解释，即少数民族必须由国家进行“现代化”改造，并提高其“科学水平”。
在2012年之前，中共名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赞美多样性，但被限制在机构建设和政策制定之内，以推动渐进式同化。发展论的二元身份叙事构建了党国历史编纂学，政策文件解释了野蛮人融入中国人的意愿，因为在被“先进”的中原“解放”之前，新疆人民是“落后的”，并在自然的“边疆”生计中被奴役。通过与提供“日常生活所需一切”的汉族“屯垦者”交换“简单、不复杂的援助”、马匹和其他自然物资，野蛮人被纳入了“经济互补”之中，从而形成了“自古以来”的中华民族。这些以汉族为中心的官方叙事将历史唯物主义与文明优越感交织在一起，通过“生产方式”（游牧或畜牧业）来定义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的身份构建，而汉族永恒的“积极精神”和“超然的”“屯垦文化”则超越了物质起源。中国在新疆的官方建国叙事类似于罗斯福从“肮脏的野蛮人”手中拯救“伟大大陆”的“定居者与先驱”，以及罗卡将军为了进步和安全，由“充满生气的民族”占领“野蛮人”的“肥沃土地”。
从1949年到习近平时代，官方和学术界的共识是，“单一民族、单一国家”的思想违背了中国作为非西方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党国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描述为“民族问题”，并通过“科学地”识别民族并为所有人提供法律上的平等来解决这一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意识旨在结束中国的“民族压迫”历史，并推动“自然”同化。随着中共的民族识别项目（民族识别）将中华民族重新定义为56个民族，取代了梁启超和孙中山将其视为源自黄帝的“汉人”的概念，明确界定新疆在中国地位的地缘政治视角发生了转变。中共在其民族识别项目中强调“科学马克思主义”，但使用了族谱记录，专注于区分占人口多数的汉族与“非汉族”，这被称为中国“55+1”的“奇怪算术”。毛泽东和周恩来将民族关系视为在地缘政治上建立汉族中国与欧洲帝国之间安全边疆的“战略棋局”，他们认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少数民族民族主义”是国家目标的重大障碍。然而，“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达到“更高水平”的汉族被赋予了“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的特殊责任”。邓小平认为“挥之不去的”歧视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阴魂不散”，并认为“经济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然而，他所想象的终极目标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采用历史唯物主义是将民族中心主义的进步观念强加于中国的帝国二元对立（华-夷）之上，而不是去殖民化帝国的过去。传统上，对民族问题的官方解决是通过将中国描述为具有“凝聚力”（凝聚力）作为“向心力”的56个民族“多元一体”（多元一体）来构架的。这种配置借鉴自伦敦政经学院培养的结构功能主义者费孝通，他通过汉族的领土扩张和对野蛮人的同化（“为汉族输入新血液”）来叙述中国的形成。蒙古族人类学家翦伯赞建议，“融合”掩盖了中国的“民族压迫”历史并助长了沙文主义同化。然而，官方对以汉族为中心的“融合”的背书，让与浙江学派范文澜相关的沙文主义历史编纂学死灰复燃；该学派认为汉族身份自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以来就是正宗的、优越的和连续的，并与少数民族身份作为现代中国政治构建形成对比。今天，突厥和伊斯兰身份被官方描述为不地道的西方“殖民操纵”。新疆的学校、大学和干部培训中的“民族团结”教科书，将汉族叙述为“超然的民族”，并将少数民族语言的“消亡”（消亡）描述为“现代化”的进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党国以其批判西方殖民主义的条件来构建中华民族，将原住民文化框定为目的论上的多余，并将文化消亡框定为价值中立的“现代化”。巩固领土和改造身份的国家建设目标，使新疆的突厥人民在同一种历史目的论理解中变得多余，而这种理解曾为欧洲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灭绝行径提供过正当理由。二十一世纪的中共通过5000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和“融合”重新构想新疆，将帝国传统、欧洲殖民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交织在一起。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提供了不同的经济规划，但两者都认为少数民族身份相对于经济而言是被动超结构的，并且物质条件通过渐进式同化自然地解决了“民族问题”。翦伯赞将“民族消亡”（民族消亡）描述为暴力的西方殖民化，并将其与自然的文化融合（同化）进行对比，但“消亡”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口号（包括“只有存在民族，才有民族问题”）在胡锦涛时期重新出现。2009年后的“民族团结教育”教科书教授，“交融”标志着少数民族的“民族消亡”，是“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习近平的思想建立在长期的中国辩论和向同化逐渐转变的基础之上，例如，在2010年新疆工作座谈会之后推出了“交往、交流、交融”的官方政策。然而，习近平的民族政策被官方赞誉为通过优先考虑国家主导的“融合”、统一和安全，而非多样性和发展，来解决中国的国家“矛盾”。
在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之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2012年不同寻常地为“第二代”民族政策学者提供了一个在线平台，以辩论敏感的政策问题。他们坚持认为，政策制定者必须通过融入中华民族或国族（guozu）来解决多元与一体之间的矛盾，并建议取消少数民族类别、放弃区域自治以及实行纯普通话教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代”则认为，区域自治和民族平等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且随着发展，民族性将自然消失。“第一代”警告中国领导人“不要重蹈西方的覆辙”，将多样性视为中国传统。
将“融情”斥为“汉族沙文主义”，同时主张逐步同化。这种由国家资助的平台，重新演绎了中国共和时代改革派与革命者之间关于同化或排斥“五族”的逻辑，以此服务于反对满洲及欧洲帝国主义的斗争。
2012年辩论的潜在逻辑是，确保中国的安全需要通过促成或推动落后的非汉族群的社会性死亡，来解决所谓的“民族问题”。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的讲话随后取消了少数民族这一概念，仅提及干部选拔，却四十多次提及单一的“中华民国/民族”（注：此处指中华民族），并在二十七处与“伟大复兴”并列。“民族”现在官方指代“中华民族”，更准确地翻译为“中华种族”（Chinese race）。马戎赞扬了习近平时代“不强调我们少数民族的特殊性质或权利”，并已经“融为大家庭”以及顺应“历史方向”。习近平的“集体意识”方法推动了有机构建（一体）以取代多元，并超越了“民族话语”。习近平对身份认同的“历史性”重组，重新激发了较早的帝国传统，即认为非汉族群是“不够文明”且落后的，而非不同的。放弃“西方”的民族思维并取消少数民族的特殊地位，被包装为通过“吸引”重振“教化”蛮夷为中国人的帝国传统，这与西方的同化截然相反。“教化”一词出现在集中营系统的“转化教育”名称以及阐释“职业培训”（学习普通话和高呼赞颂习近平的口号）的宣传视频中。新疆博物馆2015年的“维吾尔文化”展览（图1）公开颂扬了这种二元关系：劣等的、正在消失的遗迹正被现代的汉族“开拓者”所吞噬。“融合”的想象中的目的论终点是一个非西方的中国，以及由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原汉族对落后的边疆蛮夷进行的汉化。自1949年以来，交织着汉族中心主义“融合”与“现代化”的灭绝过程，一直在推动着突厥语族群的逐步社会性死亡。“融合”在目的论的发展进程中，在身体上收容并在文化上重塑了维吾尔人，将他们视作“落后的”“历史残余”“殖民操纵的产物”以及通往“历史方向”的障碍。中国最初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旨在维持对边疆的领土控制，并“现代化”被满族殖民的人群。中共逐渐向同化转向，建立在长期存在的“定居者文化”和“现代化”叙事基础之上，这些叙事规划了2004年向单一语言教育的转变以及2009年之后的“融合”。马戎认为，这项政策对于中国重振自身传统并“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是必要的。官方文本解释说，由于汉族是一个“超然的群体”，普通话是一种能够传达“现代信息”的“超然语言”，这与突厥语不同。“融合”在2012年的民族政策辩论期间成型，成为一项明确的政策，旨在重组身份认同，并在全球权力和国内不安的“新时代”拯救中国。
第三节：新疆的社会性死亡
本节分析了“融合”在新疆的应用与影响，重点关注对集中营以及针对儿童的安全“集中寄宿设施”的叙事构建。在2009年以及2014至2015年的汉维暴力冲突之后，集中营和代际隔离被解释为促进“融合”的“现代化”和“去极端化”过程。党国通过其既有的叙事镜头来解读族群间暴力，将新疆人民描绘成“落后的”问题。2009年，新疆的高中教科书宣称，民族团结建立在先进的汉族与不发达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之上，这是“国家实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种族灭绝往往由受到威胁的国家引发，但这里的安全所指是政治构建的身份认同，而非物质生存，非中国身份则构成了生存威胁。通过“寻找比克瑙（Birkenau）”，国际媒体忽视了本土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所描述的更长期的社会性死亡叙事，从而使灭绝实践得以作为单纯的种族灭绝而不受挑战地持续存在。“融合”政策是在党国关于打破民族暴力循环的会议上出现的。泛化的民族团结教育文本通过重组身份叙事来解释暴力，这种叙事将维吾尔历史隐形，并将突厥身份构筑为威胁：只有“三股势力”（分裂分子、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才会反驳党国的叙事，即维吾尔人“不是突厥族群”，“也不是伊斯兰族群”2009年的大规模暴力事件
被描述为中国为了生存而对抗“三股势力”和“民族败类”的“生死存亡的零和政治斗争”。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试图打破这些循环，并通过“融合”重塑身份认同，像“石榴籽”一样把新疆各族人民紧紧抱在一起，以此解决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之间的叙事张力。自2017年以来，“融合”包括将大规模的法外拘禁营称为“教育培训中心”，将代际隔离称为“儿童救助关爱保护中心”。到2018年，学者们根据官方数据推测，自2015年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上任以及“去极端化”加剧以来，已有150万人被拘禁。中共将北美和澳大利亚的拘禁和代际隔离描述为定居者殖民主义，却将自身可比的“融合”做法描述为对维吾尔人暴力的理性回应，因为“幸福是最大的人权”。
为了纪念2009年的暴力事件，中国艺术家巴丢草利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大门捕捉了全球的种族灭绝现象，以此“提醒世界中国式种族灭绝是多么邪恶”（图2）。“新疆奥斯威辛”在新疆的集中营系统与纳粹集中营之间建立了平行关系，打破了东西方二元对立，并向“一直在寻找比克瑙”的英语世界受众传达了道德上的紧迫感。与前南斯拉夫的“种族清洗”或奥斯威辛的大规模屠杀不同，中共的“融合”渴望的是蛮夷对中国的向往以及对其自身不真实性的承认。被描述为“爱心托儿所”和“仁爱幼儿园”的安全寄宿设施中的代际隔离，抚养和教育了大约10万名从几个月大开始的维吾尔儿童。当地政府文件解释说，代际隔离有助于那些父母“被拘留在再教育营”以及需要“务工”的儿童“在党的亲切关怀下幸福成长”。
然而，维吾尔族父母却描述了这些做法如何强行“分离”了所有有孩子的家庭，使他们像“孤儿”一样“生活在监狱里”。一名汉族教师的衣物捐赠呼吁中描述了孩子们穿着“单薄、破烂、肮脏且发臭的衣服”，在结冰的冬日教室里劳作，而父母则在从事季节性劳务。这些灭绝实践“超越了肉体消灭”，利用“象征性制定的机制”来重组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以实现中国的“幸福”。
中国的集中营针对的是群体的文化基础，这无法用政治谋杀、反恐或伊斯兰恐惧症来简单概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党委书记张云解释说，政策之所以针对维吾尔人，是因为其中至少30%的人必须作为“极端分子”被“再教育”，而70%的人容易受到“极端主义”的影响，这与维吾尔人对语言和宗教的情感这种“思想病毒”有关。“新疆受害者数据库”记录了失踪人员和家庭证词，列出了大多数已知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因研究前伊斯兰时期神庙而闻名的拉海尔·达乌特（Rahile Dawut）、因表演民间音乐而闻名的萨努巴尔·吐尔逊（Sanubar Tursun）和阿卜杜热黑提·海依特（Abdurehim Heyit），以及政府艺术团喜剧演员阿迪力·米吉提（Adil Mijit）。针对文化机构和高水平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和“职业培训”，说明了他们旨在重组维吾尔性的目标。精英灭绝（Eliticide）——即系统性地针对社区人物以防止对种族灭绝进行抵抗——在流亡艺术中得到了充分记录。“苏鲁艺术行动”（Sulu Artco）是一个“旨在提高人们对正在消失的维吾尔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学者认识的艺术行动主义集体”，它利用社交媒体话题标签#MeTooUyghur（图3）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将温和知识分子的被禁声描绘成消灭维吾尔文化基础的隐喻。
除了精英灭绝之外，“人口数据收集表”还使用人工智能面部识别技术，通过整理按“民族”“宗教”“持有护照”“有海外联系”或“亲属被拘留”等指标打分的官僚程序来决定拘留。该群体作为一个整体遭到针对，人们被划分为“安全、一般和不安全”三类，这使得“一般”的维吾尔人构成了潜在威胁。对被拘留者的行政分类界定了参与“恐怖或极端主义活动”的三类人员：“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表现出接受训练意愿的”以及刑满释放但“经人民法院指定接受教育的”。这些分类的范围是无限的，它们代表了表面上的组织措施，掩盖了任意、法外甄选的本质原则，从而剥夺了新疆人民的任何“权利的权利”。
被拘留者的家属通常不会被告知失踪的原因。国际记者调查同盟（ICIJ）泄露的官方文件中，记录了解放被拘留者时给出的解释，这些解释与“新疆受害者数据库”记录的被释放人员受到的解释如出一辙，其中包括因“戴头巾”或“超生”而被判处法外刑罚。
向公开为失踪亲属寻求信息的家庭列出的理由包括：没有恰当向官员问候、不抽烟、不看国家电视台、使用、维持就业的“合同要求”、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不可信的一代”）、在哈萨克斯坦“停留时间过长”并接触到“外国思想”、以及写信探寻亲属下落。官方政府文件将该系统的直接目标总结为“去极端化”和“职业培训”，并使用习近平的口号“居安思危”和“不忘初心”。该系统将新疆原住民的无害行为构筑为“恐怖活动”和对中国“使命”的威胁，从而需要进行超法律拘留。将人们隔离并集中在营地中，创造了他们置身于法律之外、不再属于某个共同体的条件，这印证了前被拘留者对美国国会、人权组织、记者和学者的证词描述了营地的情况：空间狭窄、没有卫生设施，因哭泣或使用维吾尔语而遭受殴打和酷刑，营养不良，每天 renunciations of Islam（否定伊斯兰教）并为食物赞美习近平，以及卫兵为了惩罚而进行的多起轮奸，并强迫其他囚犯观看这些暴力行为。古丽孜拉·艾吾力汗（Gulzira Auelhan）因在哈萨克斯坦“停留”“太久”而“接触了外国思想”，她作证说，她和17至72岁的被拘留者被关在多达60人的房间里，当上厕所超过两分钟时，就会遭到电击枪的反复击打（“总是打头部”）。监控摄像头监视着被拘留者的行为和情绪反应，哭泣会受到惩罚，被罚坐在硬椅子上挺直身体14小时，理由是。阿曼江·塞伊提力（Amanzhan Seiituly）描述了因使用“错误的词语”或不会唱国歌而遭受殴打和单独监禁的情况。这些暴力的表演性仪式向维吾尔人展示了，通过针对维吾尔人身体的性暴力将羞辱扭转为，并将他们视作中国中的多余客体。维吾尔流散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将缺乏亲属健康状况信息描述为。家属们知道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引发了类似于下的原住民以及集中营幸存者创伤的经历。英国维吾尔族作家阿齐兹·伊萨（Aziz Isa）在其编导的短片《未接通的电话》中，记录了他在父亲去世后被拒绝签证且无法通过电话联系悲痛的母亲时的经历。阿齐兹写道：，然而这一切。阿齐兹将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以来的政策描述为：。维吾尔语言学家阿布力米提·巴基（Ablimit Baki）的流散叙事项目解释了家庭分离是如何被感受为的。优素福（Yusuf）是一名居住在英国的维吾尔人，他描述了三年的家庭分离：。在挪威的阿卜杜勒（Abdul）描述了精神上的，他问道：。营地幸存者和分离的亲属经历了社会性死亡并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欧洲种族灭绝中记录详尽的羞辱技术。古丽孜拉·艾吾力汗作证说，当她的身份证激活新疆公共场所的金属探测器并导致自动警察审讯时，会反复触发她对性暴力经历的回忆。
本文展示了中国的种族灭绝实践如何试图巩固一种想象中的非西方文明身份，这一过程由关于突厥异质性、落后和威胁的叙事所赋能。中国共产党的“融合”政策交织了语义上混合的西方与中国叙事、殖民与反殖民叙事，试图在二十一世纪通过消灭新疆的突厥穆斯林身份来扭转十九世纪的殖民羞辱。大众将种族灭绝理解为肉体毁灭，这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叶对身份的生物学构想，限制了实践者侦测和理解以消耗战形式出现的新型种族灭绝的能力。集中营和跨代分离通过阻止身份实践的传递，促进了新疆突厥人民的社会性死亡和。尽管中国研究有效地批判了欧洲中心主义民族主义文献对中国民族同质性的断言，但在应对新疆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时却效果不彰，部分原因是用于隔离人们的集中营与殖民种族灭绝和法西斯主义相关，超出了其传统的知识边界。中共的民族政策文件通过朝向中国现代化和“初心”的目的论进步来解释具体的决策。伟大复兴对民族差异的消灭模糊了历史唯物主义进步与文化主义浪漫主义，这类似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悖论性使命：即通过“激进清除”反对国家哲学的“劣等元素”来复兴“古代伟大的文化成就”。然而，中国的“再教育”营系统实行的是隔离而非驱逐，要求维吾尔人承认汉文化的优越性以及他们自身的“落后”。“融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群体生活、语言、宗教和跨代文化传播的基础，通过突厥穆斯林的社会性死亡解决了“民族问题”。性暴力、派遣男干部与被关押男子的妻子同床共寝以及绝育带来的创伤在个人证词中得到了充分记录。这些种族灭绝实践源于关于如何通过社会组织民族身份来增强中国国家权力的世代辩论。种族灭绝在意图和效果上永远都是文化的。中国在2012年关于通过经济发展或身份工程解决“民族问题”的民族政策辩论，在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再次循环了共和时期关于通过同化或分离来拯救中国的“五族”争论。这些叙事与卡德（Card）关于社会性死亡的概念以及费尔斯坦（Feierstein）将种族灭绝构想为重构群体身份的权力技术的理论相一致。新疆集中营中的“融合”旨在改造成年人，而跨代分离则阻止了语言和宗教的文化传播，这些都被包装为防范恐怖主义威胁以及进步和“幸福”落后威胁的安全措施。前被拘留者在离开营地系统后仍受到监控，海外家属与他们失联，这使“一切皆有可能”的创伤得以延续。营地通过暴力羞辱和“再教育”来。营地中的“再教育”和酷刑无法吸引野蛮人或改变他们的身份，而是通过创伤和切断民族内部联系来阻止其维系。中国种族灭绝式的“融合”政治将全球权力焦虑（“落后就要挨打”）向内投射到新疆的突厥人民身上。中共将西方衰落描述为，并解释说大规模集中营将击败以及突厥和伊斯兰身份。党国对中国的概念化已从名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56个民族）逐渐转变为文化民族主义（中华民族），但仍保留了将非汉族边疆视为中国的文化和政治问题的长期叙事。这个自认为受到威胁的国家的种族灭绝叙事大白于天下，现在正以内蒙古和回族穆斯林社区的中小学单一语言教学中得以实施。集中营曾被欧洲定居者用于将美洲原住民和澳大利亚原住民作为对殖民国家建设的威胁进行隔离，如今则试图向新疆人民灌输这样一个悖论：他们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且在文化上落后于汉族。党国改造了它认为是欧洲原则的主权概念，以宣称中国实施种族灭绝的权利。对的不同意见被视为干涉和。历史悲剧性的无视了来自中国和西方的现代主义目的论构想，一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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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种族灭绝的过程：新疆的社会死亡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东亚研究学院，英国谢菲尔德
摘要 灭绝种族是一系列长期演变的过程，它们从“紧急状态”中萌生，旨在改造目标群体并巩固国家。本文借鉴批判性灭绝种族研究的文献，对中国的“交融”政策进行历史语境化分析；该政策是一种紧急状态叙事，官方以此来解释新疆的法外关押营和跨代分离。尽管中国的决策者传统上将“单一民族单一国家思想”定性为西方殖民主义，但对中国政治的批判性方法表明，党国是通过落后/现代和野蛮/文明的殖民二元对立来构建族群认同的。党国克服殖民“屈辱”的“历史使命”是如何助长殖民主义的？本文分析了日常的、非人化的官方认同与危险叙事如何助长了灭绝种族行为，并将其概念化为通过损耗实现的有计划的社会死亡过程。文章认为，当代“交融”政策将文化优越论与民族中心主义的发展主义交织在一起，试图通过突厥穆斯林的社会死亡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并实现新疆的去殖民化。
中国的决策者传统上将“单一民族单一国家思想”定性为西方殖民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然而，对中国族群政治的批判性方法以及关于新疆认同的文献表明，落后/现代和野蛮/文明的殖民叙事二元对立并非西方所独有。同样，比较方法也分析了后殖民社会中针对少数群体的同类暴力。尽管如此，中国的族群政策学者仍在西方民族主义与中国文明之间划定了固定的认同边界，以此论证必须将族群理论中国化，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习近平的随后的宣言——即“文化认同”是“每个民族的灵魂”——证实了中国族群政策从名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向同化模式即“交融”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中共）克服殖民“屈辱”的“历史使命”是如何助长殖民主义的？本文展示了“交融”如何在“语义混合”中将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交织在一起，通过解决讲突厥语的穆斯林的“民族问题”来巩固中国的“伟大复兴”。灭绝种族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单一事件，它从长期的“紧急状态”中萌生，为了文明的生存而改造野蛮人。本文将“交融”这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的紧急状态叙事置于历史语境中，该叙事解释了法外关押、跨代分离、强迫劳动和强制绝育的做法。“灭绝种族实践”这一术语在分析上不同于法律概念化，它建立在灭绝种族研究的新方向之上。灭绝种族源于对权力的逐渐主张，旨在重新组织长期民族中心主义叙事中被认为多余或具有威胁性的认同，而不是迅速且非理性地陷入野蛮状态。在官方的中国叙事中，汉族主体被想象为新疆两千年军事屯垦的延续，其“定居者文化”以及作为“中国积极精神之化身”的目的论“功能”，巩固并“屯垦戍边”。费孝通是中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是对官方历史编纂具有关键影响的人物，他通过汉族军队的扩张以及“野蛮人”对中国优越文明的“向往”作为“汉族的新鲜血液”来叙述中国的历史形成。在官方叙事中，这些吸引和“教化”野蛮人的早期帝国渴望，与对殖民主义的抵抗交织在一起，这让借鉴典型灭绝种族案例的英语受众感到困惑。新疆长期的国家暴力反映了费尔施泰因（Feierstein）四种灭绝种族类型的不同要素：建构性、殖民性、后殖民性和重组性。
1949年以后的国家暴力“消灭了意识形态上不可接受的人群”，从20世纪50年代在经历“和平解放”后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而被当作“匪徒”解散的武装哈萨克人，到二十一世纪的“意识形态病毒”。土地掠夺、强迫劳动以及对新疆土著居民的法外对待，类似于早期的殖民灭绝种族，“将一个领土上的土著居民驱逐并将其据为己有”，将他们污名化为局外人和未开发的“应该为文明让路的野蛮人”。
由国家运营的准军事组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旨在“一手拿枪、一手拿犁”将“牧场变成集体农场”的意图，引发了粮食短缺和哈萨克人向苏联的大规模迁移（1959-1962年）。今天，在反对“西方式”和地方“分裂主义”的持续后殖民独立运动中，党国将当地人口作为关押营中“再教育”和“交融”以及强迫劳动的目标，习近平将其描述为相互交织、不断加剧的“长期斗争”自1949年以来，政策不断波动，违背了机械的解释，但国家暴力得以实现，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的非中国人民长期遭受非人化对待。批判性灭绝种族研究将当代灭绝种族实践置于历史语境中，在剖析特定案例背景的同时，找出将促进群体消亡的广泛条件与产生这些条件的政策联系起来的共同主题。新疆突厥穆斯林的非人化是复杂的，因为就其在《中亚》自身的帝国过去以及与欧洲的关系而言，中国是后殖民的。中国作为一个统一民族和国家的观念，是通过对内满洲统治和外部欧洲殖民主义交织在一起的政治焦虑而产生的。孙中山努力“驱除鞑虏”，将中国从腐败的满洲和西方帝国主义网络中拯救出来。毛泽东将国民党各部诋毁为“我们洋主子的账房”，威胁到中国的生存。今天，无处不在的标语中仍然存在着持久的紧急状态叙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共将“敌对外国势力”与国内的“落后”视为交织在一起的永久威胁，将突厥认同描述为十九世纪欧洲“殖民操纵”的“历史遗留物”，它们违背了“历史潮流”和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威胁着要瓜分中国。习近平的标志性口号“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抓住了族群政策的长期意图，并解释了关押营旨在消除阻碍中国使命的不真实“殖民”认同。党国将关押营和跨代分离这一典型的灭绝种族实践，描述为保护中国免受恐怖主义和殖民主义侵害的手段。
本文重点探讨认同转型的日常化、非人化官方叙事如何促成了灭绝种族的过程。第一部分将灭绝种族概念化为有计划的、纵容的通过损耗实现社会死亡的过程，这是由对重新组织认同的生存需求叙事所促成的。第二部分将关于国家权力与族群的长期官方叙事中的“交融”政策置于历史语境中，这些叙事将新疆人民构筑为文化上低劣的生存威胁。最后一部分分析了“交融”在“再教育”营和国家运营的儿童“寄宿设施”中的实施与影响，这些被土著艺术家描述为日常的、切身体验到的社会死亡。本文的核心论点是：“交融”将文化优越论和发展主义交织在一起，将突厥穆斯林认同的有计划的社会死亡构筑为运用中国传统对新疆的去殖民化和现代化。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这种解决方式，反映了以暴制暴的国家暴力循环往复的人类悲剧，它不能简化为邪恶的国家或文化。
第一部分：灭绝种族的过程
本部分将灭绝种族理论化为有计划、有纵容的通过损耗实现的社会死亡过程。对“群体生活的基本基础”的破坏，取决于协调一致的国家计划，即根据群体对政治目标的贡献对其进行分类。然而，由于不可饶恕的错误对群体造成的“大多数可预见的、不可容忍的伤害”是社会的和弥散的，它们是被允许和助长的，而不是由个人实体实施的。长期的灭绝种族实践既不是主要由谋杀构成的，也无法追溯到个人的罪责。尽管如此，非专业人士对“灭绝种族”的使用——即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ICTR）起诉案件中的“罪中之罪”——排除了有计划的、纵容的群体毁灭，转而执着于死亡营中用手进行的肉体杀戮。对苦难的流行肉体观念反映了对认同的隐含生物学概念化，降低了对剥夺基本生活条件的渐进剥夺的紧迫感。批判性灭绝种族研究表明，由于“总是在寻找比克瑙（Birkenau）”，对经典案例传统解释的偏见阻碍了对新灭绝种族实践的发现和理解。在1942年驱逐出境或“最终解决方案”之前，五分之一的德国犹太人死于华沙隔都。在新疆官方绝育文件公布之前，突厥人民关于灭绝种族的诉求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一直被忽视。关注肉体结果和法律定义反映了二十世纪以国家为中心的地理政治，忽视了对无国籍人民的威胁，并且除非国家主权受到侵犯，否则将国家暴力去政治化。相反，将灭绝种族构建为社会死亡，能够对重构社会关系和认同的非线性灭绝种族过程进行分析。
灭绝种族学者一致认为，在描述对米洛斯（公元前五世纪）和迦太基（公元前146年）的消灭时，“这个词是新的，罪行是古老的”。成吉思汗在十三世纪的灭绝种族将西夏领土并入蒙古帝国，而十八世纪满洲的扩张则将东突厥斯坦并入中国，消灭了投降的准噶尔人并将该领土重新命名为新疆（“新的边疆”）。
然而，灭绝种族既不是机械的，也没有将其所有预测指标编目阿伦特在集中营中提到的“极权统治”是指剥夺群体的社会活力，而不是可预测的、机器般的秩序
灭绝行为是由相互联系或脱节的个人与机构在社会层面实施的，他们在识别威胁人群时表现得具有机械性，但在具体执行时往往混乱不堪。斯汤顿提出的“灭绝的八个阶段”始于“我们与他们”的分类和非人化，最终导致消灭。费恩的“损耗性灭绝”分为五个阶段（识别、剥夺权利、隔离、孤立和集中）。然而，由于变量之间的不同关系，灭绝行为并非呈线性发展；库珀关于无法建立灭绝理论的著名结论，为瑟姆兰研究历史背景如何塑造灭绝执行过程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国际法中，灭绝通常被解释为旨在从肉体上消灭群体的的大规模杀戮，它保留了“群体的躯体，却允许其灵魂被摧毁”。莱姆金创造了“灭绝种族”一词，旨在捕捉其文化意图和影响，然而，有计划地削弱目标群体的社会实践，往往被当作现代化或文化扩散的不可避免的影响而加以驳回。这种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忽视了人类学家和原住民如何通过社会实践来构想群体的维系，从而将人贬低为没有身份的躯体。克劳迪娅·卡德提出的“社会死亡”一词，建立在社会实践如何将群体构成群体、并为个人的生活赋予结构和意义的基础之上。肉体死亡并不一定比语言丧失、创伤以及与社群断裂等“不可容忍的伤害”更糟糕，因此，剥夺群体的活力和繁衍能力并不一定需要大规模杀戮。
在描述德国对欧洲的占领时，莱姆金解释说，“灭绝种族并不一定意味着立即摧毁一个民族”，而是指“旨在摧毁民族群体生活基本基础的不同行动的协调计划”。灭绝种族的行为先于工业化出现，消灭性的种族主义也从来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德国法西斯主义将灭绝行为工业化了。在莱姆金的游说之后，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UNCG）的最初草案包含了文化维度，但联合国辩论的结论是，文化维度不能与生物学意义上的消灭、“毒气室中的大屠杀”以及工业化全面战争相提并论。灭绝种族的含义是在全面战争中的国家间谈判中达成的一种妥协。尽管如此，公约起草者将文化灭绝描述为合法的，并且它在《世界人权宣言》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关于识别群体毁灭的行为方面发挥了辅助作用，构成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Y）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R）根据更广泛的灭绝意图和旨在“全部或局部消灭”国家、民族、种族或宗教群体的实践背景下的小规模行为，裁定个人犯有灭绝种族罪。UNCG对意图的关注承认了文化维度的存在，并表明肉体消灭并非必不可少，因为与谋杀不同，“灭绝种族”并不指代加害者是否取得成功。
当代灭绝研究重新激发了莱姆金将灭绝视为文化的理论，对基于生物种族生存来量化结果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基于莱姆金的概念化，UNCG对“全部或局部”消灭群体的定义通常被认为是指杀戮的数量，但卡德表明，“局部”指的是群体基本基础的“一部分”，包括语言、宗教和育儿。
因此，2004年将维吾尔语从教学语言中移除，代表着对群体复制其文化基础能力的破坏。
灭绝进程在泰国和印尼等后殖民社会中出现，在这些社会中，内部敌人的识别和针对是精英主导的国家建设过程。在预先存在的非对称种族关系中识别这些进程的出现，并辅以关于非人化和转型的官方叙事，有助于在发生大规模暴力之前以及在不包含大规模杀戮的情况下，察觉损耗性灭绝。新疆的早期预警指标包括中共在1950年决定将新疆穆斯林纳入体制，在此之前他们必须“放弃宗教”。
批判性灭绝研究批评了将灭绝视为迅速的大规模杀戮的“社会学意义上不充分”的主导理解。更进一步说，这些将物理层面作为框架的做法，通过重新传播群体的生物学概念，为灭绝提供了便利，从而削弱了对剥夺身份和社群活力这种渐进式剥夺行为的道德紧迫感。在《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审议期间，民主国家中根除语言以及对少数群体和原住民进行经济排斥的影响，使这些做法被降格为文化灭绝。UNCG的辩论使原住民遭受的损耗性灭绝被视为仅仅是文化上的或价值中立的现代化，这具有悲剧性地重复了德国法西斯主义对群体的生物种族概念化——而这些审议本意正是为了防止这种概念化。灭绝从来都不是非理性的、可量化的伤害的单一爆发。来自柬埔寨、华沙犹太区和苏丹的实证证据表明，灭绝是文化消灭的复杂的、长期的过程，而不是“可追溯到个人罪责的”“直接谋杀事件”。通过将大规模杀戮置于核心地位，同时免除渐进式灭绝的责任，物理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得到了强化；而渐进式灭绝既非西方所独有，也非现代所独有。灭绝在许多形式中逐渐展开，并以植根于不同社会上下文的不同逻辑进行辩解，但它们造成了不可容忍的伤害，在质的体验上表现为社会死亡。随后的各节将分析关于中国民族政治的官方叙事如何促成了灭绝进程和社会死亡。
第二节：“融合”作为社会死亡
本节将当代中共的“融合”政策置于历史语境中，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叙事如何塑造了对讲突厥语穆斯林的包容与排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制定者和人类学家一直在辩论“融合”叙事。然而，“融合”作为明确的政策，是从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开始出现的，这是对2009年汉维冲突的回应，当时胡锦涛宣布“交往、交流、交融”为党的政策，以结束“同新疆分裂势力的长期斗争”并解决“民族问题”。习近平在党和国家对新疆的“光荣使命”中，保持了对“长治久安”、“融合”和“跨越式发展”的叙事强调：“治国必治边，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传承下来的开发和捍卫边疆的使命”。然而，明确的“宗教中国化”政策以及习近平旨在“熔铸各个民族”的“大熔炉”隐喻，淡化了交往与交流，转而支持“融合”，甚至颠覆了无处不在的“多元一体”概念，以宣示中国的文化统一。詹姆斯·莱博尔德认为，习近平将“文化认同”描述为“每个民族的灵魂”的叙事，将政策从“多元文化异质性”转向了“恶毒的”“文化民族主义”。然而，我们的分析将探讨“融合”如何反映了自1949年中国民族政策实施以来，为解决“民族问题”，政策从名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向明确的同化主义的逐渐转变。习近平和公共知识分子将“后美国世纪”中西方衰落的“新条件”描述为改变国际和民族关系的空前战略“机遇期”。“融合”政策的时机选择，可以通过处于“关键稳定期”的“机遇期”来解释，此时西方正转向内部，而“一带一路”倡议（BRI）则在扩张。在持续不断的“改革开放”（1978年至今）期间，斯大林1931年的口号“落后就要挨打”，被公共知识分子重新表述为十九世纪对满洲和欧洲殖民主义的反抗，用以解释二十一世纪对“现代化”和巩固中国安全的渴望。尽管如此，对“融合”的这些解释植根于中国绵延不断的“定居者文化”及其边疆“民族问题”的叙事之中。随着满洲帝国向充满“野蛮人”的“西域”扩张，东突厥斯坦于1884年被重新命名为“新疆”。维吾尔族人普遍拒绝这种殖民命名，通常更喜欢“东突厥斯坦”或“祖国”（weten）。十九世纪关于是否允许自治的帝国辩论将新疆描述为“不毛之地”。毛泽东和周恩来将该领土及其人民视为中国地缘政治“战略棋局”中的棋子，中国军队的“和平解放”引发了与武装哈萨克人的冲突（官方将其描述为“匪徒”），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承诺为“每个民族”实现“自决”，但在1949年后，他们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自决”是“反动的”，区域自治（自治）将维持对非汉族地区的领土控制。党国叙事和中国宪法展现了中国56个民族的法律上的平等。然而，《民族区域自治法》旨在确保少数民族地区“永远不能分裂”，并通过二元殖民叙事加以解释，即少数民族必须由国家进行“现代化”改造，并提高其“科学水平”。
在2012年之前，中共名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赞美多样性，但被限制在机构建设和政策制定之内，以推动渐进式同化。发展论的二元身份叙事构建了党国历史编纂学，政策文件解释了野蛮人融入中国人的意愿，因为在被“先进”的中原“解放”之前，新疆人民是“落后的”，并在自然的“边疆”生计中被奴役。通过与提供“日常生活所需一切”的汉族“屯垦者”交换“简单、不复杂的援助”、马匹和其他自然物资，野蛮人被纳入了“经济互补”之中，从而形成了“自古以来”的中华民族。这些以汉族为中心的官方叙事将历史唯物主义与文明优越感交织在一起，通过“生产方式”（游牧或畜牧业）来定义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的身份构建，而汉族永恒的“积极精神”和“超然的”“屯垦文化”则超越了物质起源。中国在新疆的官方建国叙事类似于罗斯福从“肮脏的野蛮人”手中拯救“伟大大陆”的“定居者与先驱”，以及罗卡将军为了进步和安全，由“充满生气的民族”占领“野蛮人”的“肥沃土地”。
从1949年到习近平时代，官方和学术界的共识是，“单一民族、单一国家”的思想违背了中国作为非西方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党国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描述为“民族问题”，并通过“科学地”识别民族并为所有人提供法律上的平等来解决这一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意识旨在结束中国的“民族压迫”历史，并推动“自然”同化。随着中共的民族识别项目（民族识别）将中华民族重新定义为56个民族，取代了梁启超和孙中山将其视为源自黄帝的“汉人”的概念，明确界定新疆在中国地位的地缘政治视角发生了转变。中共在其民族识别项目中强调“科学马克思主义”，但使用了族谱记录，专注于区分占人口多数的汉族与“非汉族”，这被称为中国“55+1”的“奇怪算术”。毛泽东和周恩来将民族关系视为在地缘政治上建立汉族中国与欧洲帝国之间安全边疆的“战略棋局”，他们认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少数民族民族主义”是国家目标的重大障碍。然而，“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达到“更高水平”的汉族被赋予了“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的特殊责任”。邓小平认为“挥之不去的”歧视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阴魂不散”，并认为“经济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然而，他所想象的终极目标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采用历史唯物主义是将民族中心主义的进步观念强加于中国的帝国二元对立（华-夷）之上，而不是去殖民化帝国的过去。传统上，对民族问题的官方解决是通过将中国描述为具有“凝聚力”（凝聚力）作为“向心力”的56个民族“多元一体”（多元一体）来构架的。这种配置借鉴自伦敦政经学院培养的结构功能主义者费孝通，他通过汉族的领土扩张和对野蛮人的同化（“为汉族输入新血液”）来叙述中国的形成。蒙古族人类学家翦伯赞建议，“融合”掩盖了中国的“民族压迫”历史并助长了沙文主义同化。然而，官方对以汉族为中心的“融合”的背书，让与浙江学派范文澜相关的沙文主义历史编纂学死灰复燃；该学派认为汉族身份自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以来就是正宗的、优越的和连续的，并与少数民族身份作为现代中国政治构建形成对比。今天，突厥和伊斯兰身份被官方描述为不地道的西方“殖民操纵”。新疆的学校、大学和干部培训中的“民族团结”教科书，将汉族叙述为“超然的民族”，并将少数民族语言的“消亡”（消亡）描述为“现代化”的进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党国以其批判西方殖民主义的条件来构建中华民族，将原住民文化框定为目的论上的多余，并将文化消亡框定为价值中立的“现代化”。巩固领土和改造身份的国家建设目标，使新疆的突厥人民在同一种历史目的论理解中变得多余，而这种理解曾为欧洲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灭绝行径提供过正当理由。二十一世纪的中共通过5000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和“融合”重新构想新疆，将帝国传统、欧洲殖民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交织在一起。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提供了不同的经济规划，但两者都认为少数民族身份相对于经济而言是被动超结构的，并且物质条件通过渐进式同化自然地解决了“民族问题”。翦伯赞将“民族消亡”（民族消亡）描述为暴力的西方殖民化，并将其与自然的文化融合（同化）进行对比，但“消亡”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口号（包括“只有存在民族，才有民族问题”）在胡锦涛时期重新出现。2009年后的“民族团结教育”教科书教授，“交融”标志着少数民族的“民族消亡”，是“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习近平的思想建立在长期的中国辩论和向同化逐渐转变的基础之上，例如，在2010年新疆工作座谈会之后推出了“交往、交流、交融”的官方政策。然而，习近平的民族政策被官方赞誉为通过优先考虑国家主导的“融合”、统一和安全，而非多样性和发展，来解决中国的国家“矛盾”。
在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之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2012年不同寻常地为“第二代”民族政策学者提供了一个在线平台，以辩论敏感的政策问题。他们坚持认为，政策制定者必须通过融入中华民族或国族（guozu）来解决多元与一体之间的矛盾，并建议取消少数民族类别、放弃区域自治以及实行纯普通话教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代”则认为，区域自治和民族平等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且随着发展，民族性将自然消失。“第一代”警告中国领导人“不要重蹈西方的覆辙”，将多样性视为中国传统。
将“融情”斥为“汉族沙文主义”，同时主张逐步同化。这种由国家资助的平台，重新演绎了中国共和时代改革派与革命者之间关于同化或排斥“五族”的逻辑，以此服务于反对满洲及欧洲帝国主义的斗争。
2012年辩论的潜在逻辑是，确保中国的安全需要通过促成或推动落后的非汉族群的社会性死亡，来解决所谓的“民族问题”。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的讲话随后取消了少数民族这一概念，仅提及干部选拔，却四十多次提及单一的“中华民国/民族”（注：此处指中华民族），并在二十七处与“伟大复兴”并列。“民族”现在官方指代“中华民族”，更准确地翻译为“中华种族”（Chinese race）。马戎赞扬了习近平时代“不强调我们少数民族的特殊性质或权利”，并已经“融为大家庭”以及顺应“历史方向”。习近平的“集体意识”方法推动了有机构建（一体）以取代多元，并超越了“民族话语”。习近平对身份认同的“历史性”重组，重新激发了较早的帝国传统，即认为非汉族群是“不够文明”且落后的，而非不同的。放弃“西方”的民族思维并取消少数民族的特殊地位，被包装为通过“吸引”重振“教化”蛮夷为中国人的帝国传统，这与西方的同化截然相反。“教化”一词出现在集中营系统的“转化教育”名称以及阐释“职业培训”（学习普通话和高呼赞颂习近平的口号）的宣传视频中。新疆博物馆2015年的“维吾尔文化”展览（图1）公开颂扬了这种二元关系：劣等的、正在消失的遗迹正被现代的汉族“开拓者”所吞噬。“融合”的想象中的目的论终点是一个非西方的中国，以及由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原汉族对落后的边疆蛮夷进行的汉化。自1949年以来，交织着汉族中心主义“融合”与“现代化”的灭绝过程，一直在推动着突厥语族群的逐步社会性死亡。“融合”在目的论的发展进程中，在身体上收容并在文化上重塑了维吾尔人，将他们视作“落后的”“历史残余”“殖民操纵的产物”以及通往“历史方向”的障碍。中国最初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旨在维持对边疆的领土控制，并“现代化”被满族殖民的人群。中共逐渐向同化转向，建立在长期存在的“定居者文化”和“现代化”叙事基础之上，这些叙事规划了2004年向单一语言教育的转变以及2009年之后的“融合”。马戎认为，这项政策对于中国重振自身传统并“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是必要的。官方文本解释说，由于汉族是一个“超然的群体”，普通话是一种能够传达“现代信息”的“超然语言”，这与突厥语不同。“融合”在2012年的民族政策辩论期间成型，成为一项明确的政策，旨在重组身份认同，并在全球权力和国内不安的“新时代”拯救中国。
第三节：新疆的社会性死亡
本节分析了“融合”在新疆的应用与影响，重点关注对集中营以及针对儿童的安全“集中寄宿设施”的叙事构建。在2009年以及2014至2015年的汉维暴力冲突之后，集中营和代际隔离被解释为促进“融合”的“现代化”和“去极端化”过程。党国通过其既有的叙事镜头来解读族群间暴力，将新疆人民描绘成“落后的”问题。2009年，新疆的高中教科书宣称，民族团结建立在先进的汉族与不发达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之上，这是“国家实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种族灭绝往往由受到威胁的国家引发，但这里的安全所指是政治构建的身份认同，而非物质生存，非中国身份则构成了生存威胁。通过“寻找比克瑙（Birkenau）”，国际媒体忽视了本土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所描述的更长期的社会性死亡叙事，从而使灭绝实践得以作为单纯的种族灭绝而不受挑战地持续存在。“融合”政策是在党国关于打破民族暴力循环的会议上出现的。泛化的民族团结教育文本通过重组身份叙事来解释暴力，这种叙事将维吾尔历史隐形，并将突厥身份构筑为威胁：只有“三股势力”（分裂分子、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才会反驳党国的叙事，即维吾尔人“不是突厥族群”，“也不是伊斯兰族群”2009年的大规模暴力事件
被描述为中国为了生存而对抗“三股势力”和“民族败类”的“生死存亡的零和政治斗争”。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试图打破这些循环，并通过“融合”重塑身份认同，像“石榴籽”一样把新疆各族人民紧紧抱在一起，以此解决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之间的叙事张力。自2017年以来，“融合”包括将大规模的法外拘禁营称为“教育培训中心”，将代际隔离称为“儿童救助关爱保护中心”。到2018年，学者们根据官方数据推测，自2015年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上任以及“去极端化”加剧以来，已有150万人被拘禁。中共将北美和澳大利亚的拘禁和代际隔离描述为定居者殖民主义，却将自身可比的“融合”做法描述为对维吾尔人暴力的理性回应，因为“幸福是最大的人权”。
为了纪念2009年的暴力事件，中国艺术家巴丢草利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大门捕捉了全球的种族灭绝现象，以此“提醒世界中国式种族灭绝是多么邪恶”（图2）。“新疆奥斯威辛”在新疆的集中营系统与纳粹集中营之间建立了平行关系，打破了东西方二元对立，并向“一直在寻找比克瑙”的英语世界受众传达了道德上的紧迫感。与前南斯拉夫的“种族清洗”或奥斯威辛的大规模屠杀不同，中共的“融合”渴望的是蛮夷对中国的向往以及对其自身不真实性的承认。被描述为“爱心托儿所”和“仁爱幼儿园”的安全寄宿设施中的代际隔离，抚养和教育了大约10万名从几个月大开始的维吾尔儿童。当地政府文件解释说，代际隔离有助于那些父母“被拘留在再教育营”以及需要“务工”的儿童“在党的亲切关怀下幸福成长”。
然而，维吾尔族父母却描述了这些做法如何强行“分离”了所有有孩子的家庭，使他们像“孤儿”一样“生活在监狱里”。一名汉族教师的衣物捐赠呼吁中描述了孩子们穿着“单薄、破烂、肮脏且发臭的衣服”，在结冰的冬日教室里劳作，而父母则在从事季节性劳务。这些灭绝实践“超越了肉体消灭”，利用“象征性制定的机制”来重组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以实现中国的“幸福”。
中国的集中营针对的是群体的文化基础，这无法用政治谋杀、反恐或伊斯兰恐惧症来简单概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党委书记张云解释说，政策之所以针对维吾尔人，是因为其中至少30%的人必须作为“极端分子”被“再教育”，而70%的人容易受到“极端主义”的影响，这与维吾尔人对语言和宗教的情感这种“思想病毒”有关。“新疆受害者数据库”记录了失踪人员和家庭证词，列出了大多数已知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因研究前伊斯兰时期神庙而闻名的拉海尔·达乌特（Rahile Dawut）、因表演民间音乐而闻名的萨努巴尔·吐尔逊（Sanubar Tursun）和阿卜杜热黑提·海依特（Abdurehim Heyit），以及政府艺术团喜剧演员阿迪力·米吉提（Adil Mijit）。针对文化机构和高水平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和“职业培训”，说明了他们旨在重组维吾尔性的目标。精英灭绝（Eliticide）——即系统性地针对社区人物以防止对种族灭绝进行抵抗——在流亡艺术中得到了充分记录。“苏鲁艺术行动”（Sulu Artco）是一个“旨在提高人们对正在消失的维吾尔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学者认识的艺术行动主义集体”，它利用社交媒体话题标签#MeTooUyghur（图3）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将温和知识分子的被禁声描绘成消灭维吾尔文化基础的隐喻。
除了精英灭绝之外，“人口数据收集表”还使用人工智能面部识别技术，通过整理按“民族”“宗教”“持有护照”“有海外联系”或“亲属被拘留”等指标打分的官僚程序来决定拘留。该群体作为一个整体遭到针对，人们被划分为“安全、一般和不安全”三类，这使得“一般”的维吾尔人构成了潜在威胁。对被拘留者的行政分类界定了参与“恐怖或极端主义活动”的三类人员：“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表现出接受训练意愿的”以及刑满释放但“经人民法院指定接受教育的”。这些分类的范围是无限的，它们代表了表面上的组织措施，掩盖了任意、法外甄选的本质原则，从而剥夺了新疆人民的任何“权利的权利”。
被拘留者的家属通常不会被告知失踪的原因。国际记者调查同盟（ICIJ）泄露的官方文件中，记录了解放被拘留者时给出的解释，这些解释与“新疆受害者数据库”记录的被释放人员受到的解释如出一辙，其中包括因“戴头巾”或“超生”而被判处法外刑罚。
向公开为失踪亲属寻求信息的家庭列出的理由包括：没有恰当向官员问候、不抽烟、不看国家电视台、使用、维持就业的“合同要求”、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不可信的一代”）、在哈萨克斯坦“停留时间过长”并接触到“外国思想”、以及写信探寻亲属下落。官方政府文件将该系统的直接目标总结为“去极端化”和“职业培训”，并使用习近平的口号“居安思危”和“不忘初心”。该系统将新疆原住民的无害行为构筑为“恐怖活动”和对中国“使命”的威胁，从而需要进行超法律拘留。将人们隔离并集中在营地中，创造了他们置身于法律之外、不再属于某个共同体的条件，这印证了前被拘留者对美国国会、人权组织、记者和学者的证词描述了营地的情况：空间狭窄、没有卫生设施，因哭泣或使用维吾尔语而遭受殴打和酷刑，营养不良，每天 renunciations of Islam（否定伊斯兰教）并为食物赞美习近平，以及卫兵为了惩罚而进行的多起轮奸，并强迫其他囚犯观看这些暴力行为。古丽孜拉·艾吾力汗（Gulzira Auelhan）因在哈萨克斯坦“停留”“太久”而“接触了外国思想”，她作证说，她和17至72岁的被拘留者被关在多达60人的房间里，当上厕所超过两分钟时，就会遭到电击枪的反复击打（“总是打头部”）。监控摄像头监视着被拘留者的行为和情绪反应，哭泣会受到惩罚，被罚坐在硬椅子上挺直身体14小时，理由是。阿曼江·塞伊提力（Amanzhan Seiituly）描述了因使用“错误的词语”或不会唱国歌而遭受殴打和单独监禁的情况。这些暴力的表演性仪式向维吾尔人展示了，通过针对维吾尔人身体的性暴力将羞辱扭转为，并将他们视作中国中的多余客体。维吾尔流散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将缺乏亲属健康状况信息描述为。家属们知道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引发了类似于下的原住民以及集中营幸存者创伤的经历。英国维吾尔族作家阿齐兹·伊萨（Aziz Isa）在其编导的短片《未接通的电话》中，记录了他在父亲去世后被拒绝签证且无法通过电话联系悲痛的母亲时的经历。阿齐兹写道：，然而这一切。阿齐兹将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以来的政策描述为：。维吾尔语言学家阿布力米提·巴基（Ablimit Baki）的流散叙事项目解释了家庭分离是如何被感受为的。优素福（Yusuf）是一名居住在英国的维吾尔人，他描述了三年的家庭分离：。在挪威的阿卜杜勒（Abdul）描述了精神上的，他问道：。营地幸存者和分离的亲属经历了社会性死亡并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欧洲种族灭绝中记录详尽的羞辱技术。古丽孜拉·艾吾力汗作证说，当她的身份证激活新疆公共场所的金属探测器并导致自动警察审讯时，会反复触发她对性暴力经历的回忆。
本文展示了中国的种族灭绝实践如何试图巩固一种想象中的非西方文明身份，这一过程由关于突厥异质性、落后和威胁的叙事所赋能。中国共产党的“融合”政策交织了语义上混合的西方与中国叙事、殖民与反殖民叙事，试图在二十一世纪通过消灭新疆的突厥穆斯林身份来扭转十九世纪的殖民羞辱。大众将种族灭绝理解为肉体毁灭，这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叶对身份的生物学构想，限制了实践者侦测和理解以消耗战形式出现的新型种族灭绝的能力。集中营和跨代分离通过阻止身份实践的传递，促进了新疆突厥人民的社会性死亡和。尽管中国研究有效地批判了欧洲中心主义民族主义文献对中国民族同质性的断言，但在应对新疆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时却效果不彰，部分原因是用于隔离人们的集中营与殖民种族灭绝和法西斯主义相关，超出了其传统的知识边界。中共的民族政策文件通过朝向中国现代化和“初心”的目的论进步来解释具体的决策。伟大复兴对民族差异的消灭模糊了历史唯物主义进步与文化主义浪漫主义，这类似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悖论性使命：即通过“激进清除”反对国家哲学的“劣等元素”来复兴“古代伟大的文化成就”。然而，中国的“再教育”营系统实行的是隔离而非驱逐，要求维吾尔人承认汉文化的优越性以及他们自身的“落后”。“融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群体生活、语言、宗教和跨代文化传播的基础，通过突厥穆斯林的社会性死亡解决了“民族问题”。性暴力、派遣男干部与被关押男子的妻子同床共寝以及绝育带来的创伤在个人证词中得到了充分记录。这些种族灭绝实践源于关于如何通过社会组织民族身份来增强中国国家权力的世代辩论。种族灭绝在意图和效果上永远都是文化的。中国在2012年关于通过经济发展或身份工程解决“民族问题”的民族政策辩论，在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再次循环了共和时期关于通过同化或分离来拯救中国的“五族”争论。这些叙事与卡德（Card）关于社会性死亡的概念以及费尔斯坦（Feierstein）将种族灭绝构想为重构群体身份的权力技术的理论相一致。新疆集中营中的“融合”旨在改造成年人，而跨代分离则阻止了语言和宗教的文化传播，这些都被包装为防范恐怖主义威胁以及进步和“幸福”落后威胁的安全措施。前被拘留者在离开营地系统后仍受到监控，海外家属与他们失联，这使“一切皆有可能”的创伤得以延续。营地通过暴力羞辱和“再教育”来。营地中的“再教育”和酷刑无法吸引野蛮人或改变他们的身份，而是通过创伤和切断民族内部联系来阻止其维系。中国种族灭绝式的“融合”政治将全球权力焦虑（“落后就要挨打”）向内投射到新疆的突厥人民身上。中共将西方衰落描述为，并解释说大规模集中营将击败以及突厥和伊斯兰身份。党国对中国的概念化已从名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56个民族）逐渐转变为文化民族主义（中华民族），但仍保留了将非汉族边疆视为中国的文化和政治问题的长期叙事。这个自认为受到威胁的国家的种族灭绝叙事大白于天下，现在正以内蒙古和回族穆斯林社区的中小学单一语言教学中得以实施。集中营曾被欧洲定居者用于将美洲原住民和澳大利亚原住民作为对殖民国家建设的威胁进行隔离，如今则试图向新疆人民灌输这样一个悖论：他们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且在文化上落后于汉族。党国改造了它认为是欧洲原则的主权概念，以宣称中国实施种族灭绝的权利。对的不同意见被视为干涉和。历史悲剧性的无视了来自中国和西方的现代主义目的论构想，一再上演。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维吾尔穆斯林人道主义问题中的角色
人权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1 次浏览 • 2026-08-05 21:15
摘要
新疆地区针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压迫与暴行问题似乎永无止境。各类非政府组织纷纷挺身而出，为这些受影响的群体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活动。参与此项议题的非政府组织所激发的运动、贡献和承诺，对中国政府构成了挑战。鉴于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各个非政府组织群体为帮助相关维吾尔族穆斯林所实施的角色和援助形式，并确定其方法上的差异。本研究基于定性方法，对来自马来西亚、土耳其、美国以及两名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五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相关文件和信息进行了深入分析。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经济、教育、社会和健康等方面采取的各种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和贡献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从马来西亚、土耳其以及全球其他穆斯林社群对维吾尔族穆斯林所面临的人道主义问题的意识逐渐增强这一形式中，可以观察到他们努力的成功。
* 作者持有马来西亚登嘉楼大学哲学与文明硕士学位，目前正在另一所机构攻读伊斯兰研究博士学位。本文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 ** 马来西亚登嘉楼大学基础与自由教育中心国家与文明系高级讲师。负责监督本文的发展。
在当今国际网络化的世界中，非政府组织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行动者。他们参与同社区发展和援助工作相关的项目。关于非政府组织及其国际活动，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学术研究；然而，仍然有必要将非政府组织作为全球舞台上的行动者，对其运作的条件进行审查。现有的大量文献认为，非政府组织根据功能主义理论行事，其中非政府组织今天所扮演的角色迫使国家或国家更加关注人权问题。间接地，这一情景挑战了国家作为人权主要保护者甚至仲裁者的现状。可以说，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是一种代表当地社区声音的回应，旨在维护教育、健康和人道等各个方面的人权。近年来，中国的歧视问题已达到顶峰，而这种压迫的受害者是维吾尔人——更具体地说，是维吾尔族穆斯林。一年又一年，这种动荡愈演愈烈，且看不到解决的迹象。最近，中国政府加强了对维吾尔族穆斯林人口的压迫控制，实施了日益严厉的措施来监测、限制和控制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他们的宗教和文化活动。这种局势使得维吾尔冲突惊人地让人想起在维吾尔危机升级之前展开的缅甸罗兴亚冲突。本文探讨了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即非政府组织所做的努力如何有助于改善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生活福祉，以及各个非政府组织方法的差异。
研究背景
在当代全球化的语境下，维吾尔族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陷入了一种严峻而反乌托邦的现实。与中亚邻国的穆斯林群体相似，维吾尔族穆斯林人口主要认同自己为逊尼派穆斯林。 从历史上看，维吾尔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姆大陆的第三时期。 在文化上，维吾尔族穆斯林，尤其是居住在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精通突厥语。 作为中国56个官方承认的民族之一，据估计，80%的维吾尔族人口居住在新疆西部地区，这片领土是其文化和历史认同的核心。 该地区正式名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新疆”意为“新的边界”或“新的领土”，这一称谓最早见于清朝光绪十年（1884年）；在汉语中，它指的是原本并非该地区本土的居民。 其位于中国西北边界的战略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相比于其他人口稠密地区面积最大的行政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地理特征主要表现为广袤的绿洲景观，这些绿洲不仅存在于城市层面，也遍布各个村庄。该地区是多种民族的家园，其中维吾尔族是该地区最早且最重要的本土群体。维吾尔族穆斯林不仅生活在中国的新疆地区，也生活在东亚和中亚的其他地区， 拥有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的悠久历史和文化遗产。
他们几代人以来一直认同自己是穆斯林，并在岁月的流逝中成功地保留了他们的宗教认同和生活方式。 正因为如此，维吾尔族人坚称新疆是他们民族的祖祖辈辈的家园。 1989年文化大革命之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历了相对平静和稳定的时期。在此期间，维吾尔族群对中国政府发起的各项发展感到满意，其中包括维吾尔族人参与区域经济管理。这种参与使新疆人民能够行使其文化、语言和宗教自由。 然而，随着中国共产党推出违背先前所保证的宗教自由的新政府政策，该地区的局势开始恶化。因此，由此产生的冲突及其持久的影响——以新疆地区针对维吾尔族的系统性压迫和骇人听闻的侵犯人权行为为标志——引发了各方的强烈反应和谴责。反应最强烈的各方之中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其运作不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而是专注于在多个领域协助有需要的个人和群体，包括但不限于减轻贫困、教育倡议、政治意识、环境活动以及人道主义努力。特别是在国际政治框架内倡导人权方面，非政府组织在塑造政策方面发挥的作用赢得了世界各国政府越来越高的认可，它们采用公众游说、政策游说、请愿与抗议、媒体参与、基层动员、讲习班与培训、调查研究等多种策略来支持受压迫的群体。因此，非政府组织被视为向更高当局传达基层民众心声和诉求的载体，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别是鉴于它们已被联合国（UN）公认为必不可少的平台。 因此，本地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应对中国新疆等发展中地区居民所面临的挑战，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现实中媒体平台往往无法——有时甚至是故意不愿意——提高人们对维吾尔族人民所面临挑战的认识，大量可用的信息往往受到歪曲和操纵。 尽管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援助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其援助在覆盖范围、数量、规模和影响力方面受到限制，遭受苦难的受压迫维吾尔人所承受的艰难困苦依然存在。然而与此同时，这些情况也为非政府组织增强其向维吾尔族人口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组织能力提供了机遇。
文献综述
必须承认人权以及保护所有人人权的重要性，无论其背景、民族或宗教如何。 人权是每个人固有的权利，应当受到保护免受侵犯，从而使每个人都能够在没有干扰或歧视的情况下充分享受生活。 因此，中国新疆地区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处境是一个严重的人权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立即关注和行动。 中国政府将许多维吾尔人关押在所谓的“再教育营”中，这招致了全球的谴责。 不幸的是，尽管有大量证据和科学研究记录了维吾尔族人所面临的暴力，但政治复杂性往往阻碍了有效措施的实施。有关侵犯人权行为的报告——包括大规模任意拘留、强迫劳动、宗教和文化限制以及广泛的监视——令人深感震惊，并凸显了国际社会进行干预的迫切需要。 此类行为公然违反了人权原则；因此，必须追究肇事者的责任。联合国于1948年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是全球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基石。 它概述了每个人都应在没有歧视的情况下享有的基本权利，包括少数群体的权利。在此背景下，国际非政府组织和社群在倡导保护维吾尔族穆斯林权利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与政府进行建设性对话对于有效解决这些违规行为并制定解决方案至关重要。各国必须维护人权原则，以确保所有公民（包括少数群体）受到有尊严和受人尊敬的对待。 国际社会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外交努力、必要时的制裁实施以及提高全球意识，可以向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采取有意义的步骤来解决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些措施对于确保维吾尔族穆斯林及其权利的保护至关重要。保护人权不仅是道义上的责任，也是建立公正和平的全球社会的基石。这一势在必行的任务要求开展更多的研究和行动，以应对持续的危机。这也突显了阐明维吾尔社群对中国发展所作积极贡献以及倡导维吾尔难民权利的必要性。不幸的是，该问题的敏感性导致学术研究有限，给全面理解和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重大挑战。
本研究采用定性方法来探讨非政府组织的角色以及维吾尔族穆斯林所面临的经历与挑战。研究人员选择定性方法是为了对该主题进行彻底且细致的调查。正如克雷斯韦尔（Creswell）所概述的那样，定性数据可以来源于四种主要方法：观察、访谈、文件分析和视听分析。为了本研究的目的，研究人员采用了两种主要方法：访谈和文件分析。访谈过程结合了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形式，以及与几个焦点小组进行的集体访谈。这些深入访谈促进了研究人员与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对话，旨在捕捉受访者亲身经历和看法的详细见解。
在本研究的背景下，访谈对象为直接参与这一问题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因此他们的经历为维吾尔族人所面临的挑战、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以及中国政府对人道主义努力的应对提供了宝贵且多元的视角。访谈分别以马来语和英语进行，这种双语方法使研究人员能够与更广泛的参与者进行交流，并对相关问题获得更细致入微的理解。为了促进访谈过程的顺利进行，研究人员根据受访者的舒适度和偏好，利用了各种通讯平台——如、和。现代通讯工具（包括和电子邮件）的整合，可能加速了研究的进展，使得研究人员与身处异地的参与者之间能够进行更高效的互动。数据分析始于对所有成功收集的数据源的全面评估，这些数据经过了仔细的聆听、阅读和转录。随后，对数据进行系统化的组织和分类，以协助识别反复出现的主题和模式。对于需要保护的敏感数据，仔细的识别对于突显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关键问题至关重要。数据呈现和随后的结论在结构上进行了规划，以确保研究完成后具有清晰度。分析遵循一个三阶段的过程：描述性陈述、范畴构建和理论构建。在整个数据收集阶段持续进行分析，从而实现不断的修正和深化理解。毫无疑问，数据分析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研究人员具备创造力、勤奋、对数据的深刻理解以及高度的智力敏锐度。因此，在收集数据的同时，持续开展了数据分析工作。分析的三个阶段——描述性陈述、范畴构建和理论构建——均在一个归纳分析框架内进行。总之，数据分析过程至关重要，它确保了所有必要的数据能够根据研究目标，通过演绎或归纳的视角进行分析。对数据的归纳分析包括对研究背景的全面审视，最终形成解释，并在本文的最后一节构成结论。研究人员的归纳方法从广泛的观察开始，具体的发现在研究的最后阶段显现。为了提高定性研究的信度，本研究采用了三角验证法。在这方面，研究人员比较了多个数据源，包括观察数据、访谈数据以及文献综述中的信息。
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对非政府组织在支持维吾尔族社群方面所起的作用提供了全面的见解，其中特别强调了源自网络分析的数据。本研究涉及十名代表不同群体的参与者，包括五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是国际蓝色新月救援与发展基金会（IBC）、拯救维吾尔（Save Uyghur）、马来西亚声援维吾尔（M4U）、马来西亚穆斯林志愿者组织（MVM）以及全球和平使命（GPM））、两名维吾尔族个人以及三名活跃志愿者。研究参与者的选择标准包括：（1）他们分享信息的意愿，以及（2）他们对相关主题的专业知识和了解。这些参与者直接参与了相关进程，并拥有解决与维吾尔族相关冲突的第一手经验。在本研究涉及的五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中，三个总部设在马来西亚，一个在土耳其，另一个在美国。数据是通过对这些组织的关键代表进行访谈收集的——包括IBC的主席、拯救维吾尔和M4U的代表、MVM的副主席，以及GPM的人力资源管理主管。这些访谈预计将为非政府组织为援助维吾尔族社群所采取的支持和活动提供宝贵的见解。表1中列出了所有相关受访者的完整名单。
图1 受访者名单。
组织 / 个人标签 代表人数 / 个人人数 职位
国际蓝色新月救援与发展基金会 (IBC) 1 合作伙伴经理
正义之声（拯救维吾尔） 1 主席
马来西亚声援维吾尔 (M4U) 1 主席
马来西亚全球和平使命 (GPM) 1 人力资源管理主管
马来西亚穆斯林志愿者组织 (MVM) 1 副主席
受访者1 维吾尔族 1 -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维吾尔族穆斯林人道主义问题中的角色
受访者2 维吾尔族 1 -
受访者3 - 1 M4U志愿者
受访者 4 - 1 名 MVM 志愿者
受访者 5 - 1 名 GPM 志愿者
总计：10 人
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援助形式
人道主义援助唯有通过国家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作方能有效提供。非政府组织作为关键利益相关者，在落实支持受压迫的维吾尔族人民的倡议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充当中间人，促进向有关各方分发信息和人道主义援助。任何政策或倡议的成功实施，都有赖于包括更广泛社区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与参与。非政府组织独立运作以解决各种人道主义问题，并已获得政府机构的大量支持。对受访者的访谈结果表明，一系列成功实施的活动和援助，对志愿服务整体格局以及维吾尔族人的福祉产生了积极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来西亚穆斯林志愿组织，被广泛公认为马来西亚穆斯林志愿者组织（MVM），它是国内外提供志愿劳动力和人道主义救济方面最值得信赖的非政府组织之一。他们的显著倡议之一是“教育援助与生计使命：拯救维吾尔 1.0”（Educational Assistance and Livelihood Mission: Save Uyghur 1.0），该倡议对所有相关利益相关者（包括捐助者、志愿者和受助者）都产生了重大积极影响。具体对受益人而言，该计划促进了其各个方面福祉的改善，例如个人发展、经济稳定、健康、教育以及其他无形或无法衡量的维度。这一倡议是与速迅行动（ACT）合作开展的，旨在为居住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开塞利地区的维吾尔难民家庭提供教育和生计援助。分发的援助包括为 100 个维吾尔穆斯林家庭提供的食品包。此外，赞助工作的重点是教育支持，包括资助 280 名维吾尔穆斯林家庭的学生和孤儿接受塔希兹（taḥfīẓ）教育，以及对 60 名支持教师提供教育赞助。MVM 在弘扬人道主义价值观和提高人们对维吾尔穆斯林所受压迫的认识方面所做出的开拓性努力，已成为后续旨在提高维吾尔族群福利的援助倡议的催化剂。另一项显著倡议是“冬季援助使命运动：拯救维吾尔 3.0”（Winter Aid Mission Campaign: Save Uyghur 3.0），其重点是向维吾尔穆斯林家庭提供基本支持，帮助他们度过严冬。此项援助包括食品包和基本物资，如厨房用品包、含有毛衣、袜子和鞋子的冬季用品包，以及用于取暖的燃料或柴油。此外，还设立了通用赞助，以满足更广泛的需求。MVM 对维吾尔族群的工作主要旨在提供教育和生计支持，特别是在提供食品和衣物方面——这些权利在《世界人权宣言》和《儿童权利公约》中被奉为不可剥夺的权利。国际蓝新月会救援与发展基金会（IBC）与 Penny Appeal 以及伊萨·优素福·阿尔普特金基金会合作，向居住在伊斯坦布尔宰廷布尔努、库丘克切克梅杰和巴伊拉姆帕沙地区的维吾尔人提供了全面支持。这一援助涵盖了健康服务项目、心理社会支持以及为其权利进行法律辩护等维度。所有服务均免费提供给在获取医疗保健、社会权利以及满足基本需求方面面临挑战的维吾尔人。这些倡议由一群心怀利他主义的企业家创立，他们致力于改善弱势和痛苦个人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属于全球最弱势群体的人。每年一月，IBC 都会通过在土耳其为维吾尔人启动一项紧急救济项目来扩大其业务，向两年前逃离中国并定居在伊斯坦布尔、开塞利、埃斯基谢希尔和安卡拉郊区的难民提供衣物和冬季食品供应。在斋月期间，IBC 向宰廷布尔努、塞法柯伊和塞利姆帕萨的 1,000 个维吾尔家庭分发了食品包裹，优先照顾因缺乏工作许可而难以获得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家庭。这些包裹包括面粉、大米、豆类、通心粉、小扁豆、油、盐、茶和糖。此外，IBC 还开展了教育和宣传活动，以提高公众意识并激发对维吾尔人事业的支持。另一个非政府组织“正义之光”（拯救维吾尔）也通过其“拯救维吾尔运动”积极参与支持维吾尔人。作为其努力的一部分，他们邀请公众签署一份请愿书，要求立即停止在中国共产党摧毁的一座清真寺遗址上建造的希尔顿酒店项目——这一开发项目被普遍视为对穆斯林信仰和更广泛社区的公然侮辱。正义之光还发起了一项运动，采用诸如“#拯救维吾尔”（#SaveUyghur）和“#抵制中国制造”（#BoycottMadeinChina）等话题标签，劝阻个人通过购买在中国制造的服装来间接支持对维吾尔族人民的灭绝种族行径。报告显示，在“再教育”中心遭到不公正拘留的维吾尔人被迫进行强迫劳动，在类似于奴役的条件下生产了中国制造 80% 的服装。组织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抗议活动，要求好市多（Costco）前首席执行官W·克雷格·杰利尼克（W. Craig Jelinek）就据称利用集中营里的维吾尔被扣押人员生产其公司销售的婴儿服装一事发表正式道歉。此外，在斋月期间发起了一项声援运动，鼓励人们禁食，而不是购买中国的产品，鉴于中国政府对实行斋戒的穆斯林实施了限制和惩罚性措施。除了这些努力之外，“正义之光”还发起了一项请愿书，并呼吁抵制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作为其捍卫维吾尔人权利的倡导工作的一部分，并借此提请全球对持续存在的人权侵犯行为的关注。“马来西亚4维吾尔”（M4U）运动是一个由 24 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联盟，涵盖穆斯林和基督教组织，通过各种倡议（包括宣传运动、请愿书和声援行动）倡导维吾尔族人民的人权与尊严。M4U 成立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吉隆坡大使馆提交了一份抗议备忘录和行动呼吁，要求立即停止对维吾尔族群的迫害，并承认他们的宗教自由和生存的基本权利。该备忘录敦促中国释放所有被关押在所谓“去极端化和转化教育营”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类似设施中的个人，除非存在确凿且可采纳的证据证明他们参与了国际公认的犯罪行为。除了这些努力之外，M4U 还积极组织网络研讨会，以提高人们对维吾尔人困境的认识，探讨诸如“马来西亚：不同信仰的非政府组织谴责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以及“新闻稿：为了对王国的爱与捍卫”等主题。这些倡议旨在增进不同信仰和社区之间的理解与声援，同时倡导正义与问责。另一项旨在教育马来西亚穆斯林了解维吾尔问题的倡议包括向车辆分发贴纸，特别是安邦地区运营的电子网约车，作为更广泛宣传运动的一部分。采用创新的方法，传统的维吾尔美食馕饼被纳入该运动中，以吸引人们对维吾尔文化和抗争的关注。开发了一个名为“馕时间”（NaanTime）的专用网页，以进一步推进这项工作，提供有关以各种有趣和独特风格制作馕饼的详细说明，同时也突出了维吾尔族人民的烹饪传统。此外，在斋月期间，“马来西亚4维吾尔”向吉隆坡地区的交通警察分发了馕饼，将文化赞赏与善举结合起来，以培育对维吾尔人事业的意识和声援。然后是 GPM。他们提供的各种援助形式之一是通过维吾尔族关怀基金支持土耳其的维吾尔难民，据估计共有超过 5,000 名个人收到了包含开斋饭、宰牲节肉类以及毛衣、毯子、鞋子、袜子、手套和帽子等冬季必需品的援助包裹。还提供了其他形式的支持，包括食品援助和日常生活必需品，以帮助维吾尔族群在异国他乡作为难民的生活维持某种程度的正常状态。通过诸如“2022 年贫困人口冬季援助”、“2021 年贫困人口开斋饭”以及“2022 年宰牲肉分发”等运动，GPM 推广了各种项目并向社区传播信息，同时汇聚资金以协助受压迫的维吾尔人。该组织致力于持续提升其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人道主义援助的效力。总之，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各种援助形式，根据其各自的使命、愿景和可用资源，在方向和目的上有所不同。此类援助是社区满足其基本需求、改善生活质量以及倡导自身权利从而抵制压迫的重要手段。非政府组织在确保这些人群的福祉和安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的不同方法
非政府组织在分发人道主义援助以及促进应对维吾尔穆斯林面临的无数人道主义问题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当然，由于问题性质各异，非政府组织在识别和执行策略方面各不相同，特别是运营或倡导方法。运营型非政府组织实施针对特定人群（如贫困人口、残疾人、老人和边缘化群体）以及亟需援助地区的发展项目。非政府组织通常需要各种资源，包括资金支持、设备和志愿者，以有效地开展其项目和使命。相比之下，从事倡导工作主要侧重于影响符合其使命宣言的政府或企业政策。这些倡导组织致力于确立在国家和全球层面上赢得公众青睐的立场。当代倡导类非政府组织越来越被认为对有关全人类福祉的公众舆论具有实质性影响力。正如J. C. 斯科特所言，倡导类非政府组织的特点在于他们努力“提出公共利益诉求，以促进或抵制社会变革，而这些变革一旦付诸实施，将会与其他人群和团体的社会、文化、政治或经济利益或价值观发生冲突”。上述定义既涵盖了倡导维度，也涵盖了业务维度。对于本研究，确定了三个采用业务型人道主义援助框架的全球性非政府组织。该框架涵盖了教育、生计和健康等各个领域的援助。所考察的非政府组织包括IBC、GPM和MVM。MVM的业务方针具体针对维吾尔族群体的需求，侧重于教育支持和维持生计的援助，其中包括食品包、基本物资和御寒衣物。凭借其多元化的成员构成，该非政府组织能够有效地执行所有这些业务方针；其成员包括在教育、经济和社会工作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个人，他们都积极投身于人道主义努力。MVM与其他各个非政府组织及政府机构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伙伴关系网络，这一因素促成了对维吾尔族群体支持的有效动员。事实证明，多样化的筹款方式取得了成功，并且筹款努力及时且高效，这主要归功于大量与MVM总体使命相契合的志愿者的参与。同样，GPM通过其业务框架，仅专注于食品、牺牲肉分发、御寒衣物和医疗设备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它拥有众多积极的志愿者成员，他们贡献了创意、精力和资金支持。为了提高公众对受战争、贫困、自然灾害和人道主义冲突影响之个人所面临挑战的认识，这些积极的志愿者确保了GPM开展的援助任务的筹款活动能够持续吸引多元化的捐助者。相反，虽然IBC采取了与GPM和MVM类似的业务模式（涉及卫生服务和基本需求援助），但IBC的策略有显著的不同之处，其中包括为维吾尔族穆斯林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社会支持。IBC得到了在土耳其获得承认的两家法律实体的支持，其成员由具有理想主义的影响力商界人士组成。援助和资金以直接和持续的方式获得。
在本研究中，M4U和“正义对于所有人”这两个非政府组织采取了倡导方法，实施了各种运动、声援努力、请愿和辩论，以培养社会意识。M4U之所以采纳这种倡导策略，是因为由来自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背景的有影响力的学者组成的联盟带来了诸多益处。通过这一联盟发出的声音对公众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样，“正义对于所有人”也采用了“拯救维吾尔人”运动模式。该组织的成员先前曾担任政府职务，他们为组建一个负责组织该运动的知识渊博且奉献精神强的顾问团队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在长期援助与短期紧急援助的方法之间存在对比。在本研究中，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医疗保健、食品和衣物包以及其他形式的紧急援助。长期支持则是通过实施各种旨在持续造福受压迫受害者的举措来促进的，例如教育、职业培训和职业发展。他们对这些多样化策略的参与，代表了一项强有力且全面的努力，旨在提高人们对新疆人权侵犯行为的认识并提供重要的背景信息。
结论
根据前文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维吾尔族相关冲突并非近期才出现的现象。自从新疆处于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以来，该地区就一直存在持续的冲突。目前，这场冲突继续呈动态演变。在缺乏持久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冲突的烈度日趋波动并不断扩大，导致了严重的人权侵犯和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众多悲剧包括凶杀、强奸、非法拘禁和其他人权虐待行为。随着人们对冲突以及维吾尔族穆斯林所面临的人道主义挑战的认识不断提高，各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已动员其力量，协助开展各项举措和各种救济形式，其中包括MVM、“正义对于所有人”、GPM、IBC和M4Uyghur等组织。鉴于所实施的人道主义行动范围广泛，既包含长期救济，也包含短期紧急救济努力，研究人员发现，本研究中的组织倾向于将业务活动置于倡导活动之上。提供的援助类型包括食品包、衣物、医疗保健、正规教育、心理社会支持和法律权利服务等必需品。研究人员认为，仅侧重于解决即时基本需求的援助是不够的。这是因为根据对维吾尔人所面临人道主义状况的分析，有必要识别进一步的需求和诉求。因此，研究人员建议非政府组织应将其努力范围扩大到包括提供临时住所和就业机会，以支持维吾尔族个人的日常生活。由MVM、马来西亚4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参与本研究的组织）建立的业务框架，因其强调提高公众对维吾尔族穆斯林所面临人道主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的举措而值得赞扬，从而为促进针对该社区的人道主义援助的持续努力提供了便利。尽管中国政府必须应对重大挑战才能维持这一人道主义使命，但此类障碍并未阻止有关非政府组织勤勉地执行精心规划的人道主义活动，直至取得成功。为了恢复维吾尔人的基本人权并缓和他们与新疆省中国政府之间的冲突，研究人员主张，参与维吾尔族人道主义问题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应加大活动力度，传播对维吾尔人所经历的残酷和压迫的认识，而不论其宗教信仰如何。正如《古兰经》中所阐明的：“你们当为善和敬畏而互助，不要为罪恶和横暴而互助。你们当敬畏真主，因为真主惩罚（违抗祂命令的人）是严厉的。”《古兰经》筵席章 (5):2。 查看全部
新疆地区针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压迫与暴行问题似乎永无止境。各类非政府组织纷纷挺身而出，为这些受影响的群体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活动。参与此项议题的非政府组织所激发的运动、贡献和承诺，对中国政府构成了挑战。鉴于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各个非政府组织群体为帮助相关维吾尔族穆斯林所实施的角色和援助形式，并确定其方法上的差异。本研究基于定性方法，对来自马来西亚、土耳其、美国以及两名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五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相关文件和信息进行了深入分析。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经济、教育、社会和健康等方面采取的各种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和贡献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从马来西亚、土耳其以及全球其他穆斯林社群对维吾尔族穆斯林所面临的人道主义问题的意识逐渐增强这一形式中，可以观察到他们努力的成功。
* 作者持有马来西亚登嘉楼大学哲学与文明硕士学位，目前正在另一所机构攻读伊斯兰研究博士学位。本文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 ** 马来西亚登嘉楼大学基础与自由教育中心国家与文明系高级讲师。负责监督本文的发展。
在当今国际网络化的世界中，非政府组织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行动者。他们参与同社区发展和援助工作相关的项目。关于非政府组织及其国际活动，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学术研究；然而，仍然有必要将非政府组织作为全球舞台上的行动者，对其运作的条件进行审查。现有的大量文献认为，非政府组织根据功能主义理论行事，其中非政府组织今天所扮演的角色迫使国家或国家更加关注人权问题。间接地，这一情景挑战了国家作为人权主要保护者甚至仲裁者的现状。可以说，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是一种代表当地社区声音的回应，旨在维护教育、健康和人道等各个方面的人权。近年来，中国的歧视问题已达到顶峰，而这种压迫的受害者是维吾尔人——更具体地说，是维吾尔族穆斯林。一年又一年，这种动荡愈演愈烈，且看不到解决的迹象。最近，中国政府加强了对维吾尔族穆斯林人口的压迫控制，实施了日益严厉的措施来监测、限制和控制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他们的宗教和文化活动。这种局势使得维吾尔冲突惊人地让人想起在维吾尔危机升级之前展开的缅甸罗兴亚冲突。本文探讨了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即非政府组织所做的努力如何有助于改善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生活福祉，以及各个非政府组织方法的差异。
研究背景
在当代全球化的语境下，维吾尔族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陷入了一种严峻而反乌托邦的现实。与中亚邻国的穆斯林群体相似，维吾尔族穆斯林人口主要认同自己为逊尼派穆斯林。 从历史上看，维吾尔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姆大陆的第三时期。 在文化上，维吾尔族穆斯林，尤其是居住在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精通突厥语。 作为中国56个官方承认的民族之一，据估计，80%的维吾尔族人口居住在新疆西部地区，这片领土是其文化和历史认同的核心。 该地区正式名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新疆”意为“新的边界”或“新的领土”，这一称谓最早见于清朝光绪十年（1884年）；在汉语中，它指的是原本并非该地区本土的居民。 其位于中国西北边界的战略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相比于其他人口稠密地区面积最大的行政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地理特征主要表现为广袤的绿洲景观，这些绿洲不仅存在于城市层面，也遍布各个村庄。该地区是多种民族的家园，其中维吾尔族是该地区最早且最重要的本土群体。维吾尔族穆斯林不仅生活在中国的新疆地区，也生活在东亚和中亚的其他地区， 拥有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的悠久历史和文化遗产。
他们几代人以来一直认同自己是穆斯林，并在岁月的流逝中成功地保留了他们的宗教认同和生活方式。 正因为如此，维吾尔族人坚称新疆是他们民族的祖祖辈辈的家园。 1989年文化大革命之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历了相对平静和稳定的时期。在此期间，维吾尔族群对中国政府发起的各项发展感到满意，其中包括维吾尔族人参与区域经济管理。这种参与使新疆人民能够行使其文化、语言和宗教自由。 然而，随着中国共产党推出违背先前所保证的宗教自由的新政府政策，该地区的局势开始恶化。因此，由此产生的冲突及其持久的影响——以新疆地区针对维吾尔族的系统性压迫和骇人听闻的侵犯人权行为为标志——引发了各方的强烈反应和谴责。反应最强烈的各方之中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其运作不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而是专注于在多个领域协助有需要的个人和群体，包括但不限于减轻贫困、教育倡议、政治意识、环境活动以及人道主义努力。特别是在国际政治框架内倡导人权方面，非政府组织在塑造政策方面发挥的作用赢得了世界各国政府越来越高的认可，它们采用公众游说、政策游说、请愿与抗议、媒体参与、基层动员、讲习班与培训、调查研究等多种策略来支持受压迫的群体。因此，非政府组织被视为向更高当局传达基层民众心声和诉求的载体，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别是鉴于它们已被联合国（UN）公认为必不可少的平台。 因此，本地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应对中国新疆等发展中地区居民所面临的挑战，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现实中媒体平台往往无法——有时甚至是故意不愿意——提高人们对维吾尔族人民所面临挑战的认识，大量可用的信息往往受到歪曲和操纵。 尽管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援助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其援助在覆盖范围、数量、规模和影响力方面受到限制，遭受苦难的受压迫维吾尔人所承受的艰难困苦依然存在。然而与此同时，这些情况也为非政府组织增强其向维吾尔族人口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组织能力提供了机遇。
文献综述
必须承认人权以及保护所有人人权的重要性，无论其背景、民族或宗教如何。 人权是每个人固有的权利，应当受到保护免受侵犯，从而使每个人都能够在没有干扰或歧视的情况下充分享受生活。 因此，中国新疆地区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处境是一个严重的人权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立即关注和行动。 中国政府将许多维吾尔人关押在所谓的“再教育营”中，这招致了全球的谴责。 不幸的是，尽管有大量证据和科学研究记录了维吾尔族人所面临的暴力，但政治复杂性往往阻碍了有效措施的实施。有关侵犯人权行为的报告——包括大规模任意拘留、强迫劳动、宗教和文化限制以及广泛的监视——令人深感震惊，并凸显了国际社会进行干预的迫切需要。 此类行为公然违反了人权原则；因此，必须追究肇事者的责任。联合国于1948年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是全球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基石。 它概述了每个人都应在没有歧视的情况下享有的基本权利，包括少数群体的权利。在此背景下，国际非政府组织和社群在倡导保护维吾尔族穆斯林权利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与政府进行建设性对话对于有效解决这些违规行为并制定解决方案至关重要。各国必须维护人权原则，以确保所有公民（包括少数群体）受到有尊严和受人尊敬的对待。 国际社会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外交努力、必要时的制裁实施以及提高全球意识，可以向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采取有意义的步骤来解决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些措施对于确保维吾尔族穆斯林及其权利的保护至关重要。保护人权不仅是道义上的责任，也是建立公正和平的全球社会的基石。这一势在必行的任务要求开展更多的研究和行动，以应对持续的危机。这也突显了阐明维吾尔社群对中国发展所作积极贡献以及倡导维吾尔难民权利的必要性。不幸的是，该问题的敏感性导致学术研究有限，给全面理解和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重大挑战。
本研究采用定性方法来探讨非政府组织的角色以及维吾尔族穆斯林所面临的经历与挑战。研究人员选择定性方法是为了对该主题进行彻底且细致的调查。正如克雷斯韦尔（Creswell）所概述的那样，定性数据可以来源于四种主要方法：观察、访谈、文件分析和视听分析。为了本研究的目的，研究人员采用了两种主要方法：访谈和文件分析。访谈过程结合了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形式，以及与几个焦点小组进行的集体访谈。这些深入访谈促进了研究人员与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对话，旨在捕捉受访者亲身经历和看法的详细见解。
在本研究的背景下，访谈对象为直接参与这一问题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因此他们的经历为维吾尔族人所面临的挑战、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以及中国政府对人道主义努力的应对提供了宝贵且多元的视角。访谈分别以马来语和英语进行，这种双语方法使研究人员能够与更广泛的参与者进行交流，并对相关问题获得更细致入微的理解。为了促进访谈过程的顺利进行，研究人员根据受访者的舒适度和偏好，利用了各种通讯平台——如、和。现代通讯工具（包括和电子邮件）的整合，可能加速了研究的进展，使得研究人员与身处异地的参与者之间能够进行更高效的互动。数据分析始于对所有成功收集的数据源的全面评估，这些数据经过了仔细的聆听、阅读和转录。随后，对数据进行系统化的组织和分类，以协助识别反复出现的主题和模式。对于需要保护的敏感数据，仔细的识别对于突显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关键问题至关重要。数据呈现和随后的结论在结构上进行了规划，以确保研究完成后具有清晰度。分析遵循一个三阶段的过程：描述性陈述、范畴构建和理论构建。在整个数据收集阶段持续进行分析，从而实现不断的修正和深化理解。毫无疑问，数据分析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研究人员具备创造力、勤奋、对数据的深刻理解以及高度的智力敏锐度。因此，在收集数据的同时，持续开展了数据分析工作。分析的三个阶段——描述性陈述、范畴构建和理论构建——均在一个归纳分析框架内进行。总之，数据分析过程至关重要，它确保了所有必要的数据能够根据研究目标，通过演绎或归纳的视角进行分析。对数据的归纳分析包括对研究背景的全面审视，最终形成解释，并在本文的最后一节构成结论。研究人员的归纳方法从广泛的观察开始，具体的发现在研究的最后阶段显现。为了提高定性研究的信度，本研究采用了三角验证法。在这方面，研究人员比较了多个数据源，包括观察数据、访谈数据以及文献综述中的信息。
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对非政府组织在支持维吾尔族社群方面所起的作用提供了全面的见解，其中特别强调了源自网络分析的数据。本研究涉及十名代表不同群体的参与者，包括五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是国际蓝色新月救援与发展基金会（IBC）、拯救维吾尔（Save Uyghur）、马来西亚声援维吾尔（M4U）、马来西亚穆斯林志愿者组织（MVM）以及全球和平使命（GPM））、两名维吾尔族个人以及三名活跃志愿者。研究参与者的选择标准包括：（1）他们分享信息的意愿，以及（2）他们对相关主题的专业知识和了解。这些参与者直接参与了相关进程，并拥有解决与维吾尔族相关冲突的第一手经验。在本研究涉及的五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中，三个总部设在马来西亚，一个在土耳其，另一个在美国。数据是通过对这些组织的关键代表进行访谈收集的——包括IBC的主席、拯救维吾尔和M4U的代表、MVM的副主席，以及GPM的人力资源管理主管。这些访谈预计将为非政府组织为援助维吾尔族社群所采取的支持和活动提供宝贵的见解。表1中列出了所有相关受访者的完整名单。
图1 受访者名单。
组织 / 个人标签 代表人数 / 个人人数 职位
国际蓝色新月救援与发展基金会 (IBC) 1 合作伙伴经理
正义之声（拯救维吾尔） 1 主席
马来西亚声援维吾尔 (M4U) 1 主席
马来西亚全球和平使命 (GPM) 1 人力资源管理主管
马来西亚穆斯林志愿者组织 (MVM) 1 副主席
受访者1 维吾尔族 1 -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维吾尔族穆斯林人道主义问题中的角色
受访者2 维吾尔族 1 -
受访者3 - 1 M4U志愿者
受访者 4 - 1 名 MVM 志愿者
受访者 5 - 1 名 GPM 志愿者
总计：10 人
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援助形式
人道主义援助唯有通过国家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作方能有效提供。非政府组织作为关键利益相关者，在落实支持受压迫的维吾尔族人民的倡议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充当中间人，促进向有关各方分发信息和人道主义援助。任何政策或倡议的成功实施，都有赖于包括更广泛社区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与参与。非政府组织独立运作以解决各种人道主义问题，并已获得政府机构的大量支持。对受访者的访谈结果表明，一系列成功实施的活动和援助，对志愿服务整体格局以及维吾尔族人的福祉产生了积极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来西亚穆斯林志愿组织，被广泛公认为马来西亚穆斯林志愿者组织（MVM），它是国内外提供志愿劳动力和人道主义救济方面最值得信赖的非政府组织之一。他们的显著倡议之一是“教育援助与生计使命：拯救维吾尔 1.0”（Educational Assistance and Livelihood Mission: Save Uyghur 1.0），该倡议对所有相关利益相关者（包括捐助者、志愿者和受助者）都产生了重大积极影响。具体对受益人而言，该计划促进了其各个方面福祉的改善，例如个人发展、经济稳定、健康、教育以及其他无形或无法衡量的维度。这一倡议是与速迅行动（ACT）合作开展的，旨在为居住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开塞利地区的维吾尔难民家庭提供教育和生计援助。分发的援助包括为 100 个维吾尔穆斯林家庭提供的食品包。此外，赞助工作的重点是教育支持，包括资助 280 名维吾尔穆斯林家庭的学生和孤儿接受塔希兹（taḥfīẓ）教育，以及对 60 名支持教师提供教育赞助。MVM 在弘扬人道主义价值观和提高人们对维吾尔穆斯林所受压迫的认识方面所做出的开拓性努力，已成为后续旨在提高维吾尔族群福利的援助倡议的催化剂。另一项显著倡议是“冬季援助使命运动：拯救维吾尔 3.0”（Winter Aid Mission Campaign: Save Uyghur 3.0），其重点是向维吾尔穆斯林家庭提供基本支持，帮助他们度过严冬。此项援助包括食品包和基本物资，如厨房用品包、含有毛衣、袜子和鞋子的冬季用品包，以及用于取暖的燃料或柴油。此外，还设立了通用赞助，以满足更广泛的需求。MVM 对维吾尔族群的工作主要旨在提供教育和生计支持，特别是在提供食品和衣物方面——这些权利在《世界人权宣言》和《儿童权利公约》中被奉为不可剥夺的权利。国际蓝新月会救援与发展基金会（IBC）与 Penny Appeal 以及伊萨·优素福·阿尔普特金基金会合作，向居住在伊斯坦布尔宰廷布尔努、库丘克切克梅杰和巴伊拉姆帕沙地区的维吾尔人提供了全面支持。这一援助涵盖了健康服务项目、心理社会支持以及为其权利进行法律辩护等维度。所有服务均免费提供给在获取医疗保健、社会权利以及满足基本需求方面面临挑战的维吾尔人。这些倡议由一群心怀利他主义的企业家创立，他们致力于改善弱势和痛苦个人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属于全球最弱势群体的人。每年一月，IBC 都会通过在土耳其为维吾尔人启动一项紧急救济项目来扩大其业务，向两年前逃离中国并定居在伊斯坦布尔、开塞利、埃斯基谢希尔和安卡拉郊区的难民提供衣物和冬季食品供应。在斋月期间，IBC 向宰廷布尔努、塞法柯伊和塞利姆帕萨的 1,000 个维吾尔家庭分发了食品包裹，优先照顾因缺乏工作许可而难以获得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家庭。这些包裹包括面粉、大米、豆类、通心粉、小扁豆、油、盐、茶和糖。此外，IBC 还开展了教育和宣传活动，以提高公众意识并激发对维吾尔人事业的支持。另一个非政府组织“正义之光”（拯救维吾尔）也通过其“拯救维吾尔运动”积极参与支持维吾尔人。作为其努力的一部分，他们邀请公众签署一份请愿书，要求立即停止在中国共产党摧毁的一座清真寺遗址上建造的希尔顿酒店项目——这一开发项目被普遍视为对穆斯林信仰和更广泛社区的公然侮辱。正义之光还发起了一项运动，采用诸如“#拯救维吾尔”（#SaveUyghur）和“#抵制中国制造”（#BoycottMadeinChina）等话题标签，劝阻个人通过购买在中国制造的服装来间接支持对维吾尔族人民的灭绝种族行径。报告显示，在“再教育”中心遭到不公正拘留的维吾尔人被迫进行强迫劳动，在类似于奴役的条件下生产了中国制造 80% 的服装。组织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抗议活动，要求好市多（Costco）前首席执行官W·克雷格·杰利尼克（W. Craig Jelinek）就据称利用集中营里的维吾尔被扣押人员生产其公司销售的婴儿服装一事发表正式道歉。此外，在斋月期间发起了一项声援运动，鼓励人们禁食，而不是购买中国的产品，鉴于中国政府对实行斋戒的穆斯林实施了限制和惩罚性措施。除了这些努力之外，“正义之光”还发起了一项请愿书，并呼吁抵制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作为其捍卫维吾尔人权利的倡导工作的一部分，并借此提请全球对持续存在的人权侵犯行为的关注。“马来西亚4维吾尔”（M4U）运动是一个由 24 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联盟，涵盖穆斯林和基督教组织，通过各种倡议（包括宣传运动、请愿书和声援行动）倡导维吾尔族人民的人权与尊严。M4U 成立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吉隆坡大使馆提交了一份抗议备忘录和行动呼吁，要求立即停止对维吾尔族群的迫害，并承认他们的宗教自由和生存的基本权利。该备忘录敦促中国释放所有被关押在所谓“去极端化和转化教育营”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类似设施中的个人，除非存在确凿且可采纳的证据证明他们参与了国际公认的犯罪行为。除了这些努力之外，M4U 还积极组织网络研讨会，以提高人们对维吾尔人困境的认识，探讨诸如“马来西亚：不同信仰的非政府组织谴责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以及“新闻稿：为了对王国的爱与捍卫”等主题。这些倡议旨在增进不同信仰和社区之间的理解与声援，同时倡导正义与问责。另一项旨在教育马来西亚穆斯林了解维吾尔问题的倡议包括向车辆分发贴纸，特别是安邦地区运营的电子网约车，作为更广泛宣传运动的一部分。采用创新的方法，传统的维吾尔美食馕饼被纳入该运动中，以吸引人们对维吾尔文化和抗争的关注。开发了一个名为“馕时间”（NaanTime）的专用网页，以进一步推进这项工作，提供有关以各种有趣和独特风格制作馕饼的详细说明，同时也突出了维吾尔族人民的烹饪传统。此外，在斋月期间，“马来西亚4维吾尔”向吉隆坡地区的交通警察分发了馕饼，将文化赞赏与善举结合起来，以培育对维吾尔人事业的意识和声援。然后是 GPM。他们提供的各种援助形式之一是通过维吾尔族关怀基金支持土耳其的维吾尔难民，据估计共有超过 5,000 名个人收到了包含开斋饭、宰牲节肉类以及毛衣、毯子、鞋子、袜子、手套和帽子等冬季必需品的援助包裹。还提供了其他形式的支持，包括食品援助和日常生活必需品，以帮助维吾尔族群在异国他乡作为难民的生活维持某种程度的正常状态。通过诸如“2022 年贫困人口冬季援助”、“2021 年贫困人口开斋饭”以及“2022 年宰牲肉分发”等运动，GPM 推广了各种项目并向社区传播信息，同时汇聚资金以协助受压迫的维吾尔人。该组织致力于持续提升其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人道主义援助的效力。总之，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各种援助形式，根据其各自的使命、愿景和可用资源，在方向和目的上有所不同。此类援助是社区满足其基本需求、改善生活质量以及倡导自身权利从而抵制压迫的重要手段。非政府组织在确保这些人群的福祉和安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的不同方法
非政府组织在分发人道主义援助以及促进应对维吾尔穆斯林面临的无数人道主义问题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当然，由于问题性质各异，非政府组织在识别和执行策略方面各不相同，特别是运营或倡导方法。运营型非政府组织实施针对特定人群（如贫困人口、残疾人、老人和边缘化群体）以及亟需援助地区的发展项目。非政府组织通常需要各种资源，包括资金支持、设备和志愿者，以有效地开展其项目和使命。相比之下，从事倡导工作主要侧重于影响符合其使命宣言的政府或企业政策。这些倡导组织致力于确立在国家和全球层面上赢得公众青睐的立场。当代倡导类非政府组织越来越被认为对有关全人类福祉的公众舆论具有实质性影响力。正如J. C. 斯科特所言，倡导类非政府组织的特点在于他们努力“提出公共利益诉求，以促进或抵制社会变革，而这些变革一旦付诸实施，将会与其他人群和团体的社会、文化、政治或经济利益或价值观发生冲突”。上述定义既涵盖了倡导维度，也涵盖了业务维度。对于本研究，确定了三个采用业务型人道主义援助框架的全球性非政府组织。该框架涵盖了教育、生计和健康等各个领域的援助。所考察的非政府组织包括IBC、GPM和MVM。MVM的业务方针具体针对维吾尔族群体的需求，侧重于教育支持和维持生计的援助，其中包括食品包、基本物资和御寒衣物。凭借其多元化的成员构成，该非政府组织能够有效地执行所有这些业务方针；其成员包括在教育、经济和社会工作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个人，他们都积极投身于人道主义努力。MVM与其他各个非政府组织及政府机构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伙伴关系网络，这一因素促成了对维吾尔族群体支持的有效动员。事实证明，多样化的筹款方式取得了成功，并且筹款努力及时且高效，这主要归功于大量与MVM总体使命相契合的志愿者的参与。同样，GPM通过其业务框架，仅专注于食品、牺牲肉分发、御寒衣物和医疗设备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它拥有众多积极的志愿者成员，他们贡献了创意、精力和资金支持。为了提高公众对受战争、贫困、自然灾害和人道主义冲突影响之个人所面临挑战的认识，这些积极的志愿者确保了GPM开展的援助任务的筹款活动能够持续吸引多元化的捐助者。相反，虽然IBC采取了与GPM和MVM类似的业务模式（涉及卫生服务和基本需求援助），但IBC的策略有显著的不同之处，其中包括为维吾尔族穆斯林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社会支持。IBC得到了在土耳其获得承认的两家法律实体的支持，其成员由具有理想主义的影响力商界人士组成。援助和资金以直接和持续的方式获得。
在本研究中，M4U和“正义对于所有人”这两个非政府组织采取了倡导方法，实施了各种运动、声援努力、请愿和辩论，以培养社会意识。M4U之所以采纳这种倡导策略，是因为由来自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背景的有影响力的学者组成的联盟带来了诸多益处。通过这一联盟发出的声音对公众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样，“正义对于所有人”也采用了“拯救维吾尔人”运动模式。该组织的成员先前曾担任政府职务，他们为组建一个负责组织该运动的知识渊博且奉献精神强的顾问团队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在长期援助与短期紧急援助的方法之间存在对比。在本研究中，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医疗保健、食品和衣物包以及其他形式的紧急援助。长期支持则是通过实施各种旨在持续造福受压迫受害者的举措来促进的，例如教育、职业培训和职业发展。他们对这些多样化策略的参与，代表了一项强有力且全面的努力，旨在提高人们对新疆人权侵犯行为的认识并提供重要的背景信息。
结论
根据前文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维吾尔族相关冲突并非近期才出现的现象。自从新疆处于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以来，该地区就一直存在持续的冲突。目前，这场冲突继续呈动态演变。在缺乏持久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冲突的烈度日趋波动并不断扩大，导致了严重的人权侵犯和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众多悲剧包括凶杀、强奸、非法拘禁和其他人权虐待行为。随着人们对冲突以及维吾尔族穆斯林所面临的人道主义挑战的认识不断提高，各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已动员其力量，协助开展各项举措和各种救济形式，其中包括MVM、“正义对于所有人”、GPM、IBC和M4Uyghur等组织。鉴于所实施的人道主义行动范围广泛，既包含长期救济，也包含短期紧急救济努力，研究人员发现，本研究中的组织倾向于将业务活动置于倡导活动之上。提供的援助类型包括食品包、衣物、医疗保健、正规教育、心理社会支持和法律权利服务等必需品。研究人员认为，仅侧重于解决即时基本需求的援助是不够的。这是因为根据对维吾尔人所面临人道主义状况的分析，有必要识别进一步的需求和诉求。因此，研究人员建议非政府组织应将其努力范围扩大到包括提供临时住所和就业机会，以支持维吾尔族个人的日常生活。由MVM、马来西亚4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参与本研究的组织）建立的业务框架，因其强调提高公众对维吾尔族穆斯林所面临人道主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的举措而值得赞扬，从而为促进针对该社区的人道主义援助的持续努力提供了便利。尽管中国政府必须应对重大挑战才能维持这一人道主义使命，但此类障碍并未阻止有关非政府组织勤勉地执行精心规划的人道主义活动，直至取得成功。为了恢复维吾尔人的基本人权并缓和他们与新疆省中国政府之间的冲突，研究人员主张，参与维吾尔族人道主义问题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应加大活动力度，传播对维吾尔人所经历的残酷和压迫的认识，而不论其宗教信仰如何。正如《古兰经》中所阐明的：“你们当为善和敬畏而互助，不要为罪恶和横暴而互助。你们当敬畏真主，因为真主惩罚（违抗祂命令的人）是严厉的。”《古兰经》筵席章 (5):2。 查看全部
摘要
新疆地区针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压迫与暴行问题似乎永无止境。各类非政府组织纷纷挺身而出，为这些受影响的群体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活动。参与此项议题的非政府组织所激发的运动、贡献和承诺，对中国政府构成了挑战。鉴于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各个非政府组织群体为帮助相关维吾尔族穆斯林所实施的角色和援助形式，并确定其方法上的差异。本研究基于定性方法，对来自马来西亚、土耳其、美国以及两名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五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相关文件和信息进行了深入分析。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经济、教育、社会和健康等方面采取的各种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和贡献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从马来西亚、土耳其以及全球其他穆斯林社群对维吾尔族穆斯林所面临的人道主义问题的意识逐渐增强这一形式中，可以观察到他们努力的成功。
* 作者持有马来西亚登嘉楼大学哲学与文明硕士学位，目前正在另一所机构攻读伊斯兰研究博士学位。本文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 ** 马来西亚登嘉楼大学基础与自由教育中心国家与文明系高级讲师。负责监督本文的发展。
在当今国际网络化的世界中，非政府组织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行动者。他们参与同社区发展和援助工作相关的项目。关于非政府组织及其国际活动，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学术研究；然而，仍然有必要将非政府组织作为全球舞台上的行动者，对其运作的条件进行审查。现有的大量文献认为，非政府组织根据功能主义理论行事，其中非政府组织今天所扮演的角色迫使国家或国家更加关注人权问题。间接地，这一情景挑战了国家作为人权主要保护者甚至仲裁者的现状。可以说，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是一种代表当地社区声音的回应，旨在维护教育、健康和人道等各个方面的人权。近年来，中国的歧视问题已达到顶峰，而这种压迫的受害者是维吾尔人——更具体地说，是维吾尔族穆斯林。一年又一年，这种动荡愈演愈烈，且看不到解决的迹象。最近，中国政府加强了对维吾尔族穆斯林人口的压迫控制，实施了日益严厉的措施来监测、限制和控制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他们的宗教和文化活动。这种局势使得维吾尔冲突惊人地让人想起在维吾尔危机升级之前展开的缅甸罗兴亚冲突。本文探讨了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即非政府组织所做的努力如何有助于改善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生活福祉，以及各个非政府组织方法的差异。
研究背景
在当代全球化的语境下，维吾尔族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陷入了一种严峻而反乌托邦的现实。与中亚邻国的穆斯林群体相似，维吾尔族穆斯林人口主要认同自己为逊尼派穆斯林。 从历史上看，维吾尔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姆大陆的第三时期。 在文化上，维吾尔族穆斯林，尤其是居住在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精通突厥语。 作为中国56个官方承认的民族之一，据估计，80%的维吾尔族人口居住在新疆西部地区，这片领土是其文化和历史认同的核心。 该地区正式名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新疆”意为“新的边界”或“新的领土”，这一称谓最早见于清朝光绪十年（1884年）；在汉语中，它指的是原本并非该地区本土的居民。 其位于中国西北边界的战略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相比于其他人口稠密地区面积最大的行政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地理特征主要表现为广袤的绿洲景观，这些绿洲不仅存在于城市层面，也遍布各个村庄。该地区是多种民族的家园，其中维吾尔族是该地区最早且最重要的本土群体。维吾尔族穆斯林不仅生活在中国的新疆地区，也生活在东亚和中亚的其他地区， 拥有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的悠久历史和文化遗产。
他们几代人以来一直认同自己是穆斯林，并在岁月的流逝中成功地保留了他们的宗教认同和生活方式。 正因为如此，维吾尔族人坚称新疆是他们民族的祖祖辈辈的家园。 1989年文化大革命之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历了相对平静和稳定的时期。在此期间，维吾尔族群对中国政府发起的各项发展感到满意，其中包括维吾尔族人参与区域经济管理。这种参与使新疆人民能够行使其文化、语言和宗教自由。 然而，随着中国共产党推出违背先前所保证的宗教自由的新政府政策，该地区的局势开始恶化。因此，由此产生的冲突及其持久的影响——以新疆地区针对维吾尔族的系统性压迫和骇人听闻的侵犯人权行为为标志——引发了各方的强烈反应和谴责。反应最强烈的各方之中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其运作不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而是专注于在多个领域协助有需要的个人和群体，包括但不限于减轻贫困、教育倡议、政治意识、环境活动以及人道主义努力。特别是在国际政治框架内倡导人权方面，非政府组织在塑造政策方面发挥的作用赢得了世界各国政府越来越高的认可，它们采用公众游说、政策游说、请愿与抗议、媒体参与、基层动员、讲习班与培训、调查研究等多种策略来支持受压迫的群体。因此，非政府组织被视为向更高当局传达基层民众心声和诉求的载体，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别是鉴于它们已被联合国（UN）公认为必不可少的平台。 因此，本地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应对中国新疆等发展中地区居民所面临的挑战，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现实中媒体平台往往无法——有时甚至是故意不愿意——提高人们对维吾尔族人民所面临挑战的认识，大量可用的信息往往受到歪曲和操纵。 尽管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援助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其援助在覆盖范围、数量、规模和影响力方面受到限制，遭受苦难的受压迫维吾尔人所承受的艰难困苦依然存在。然而与此同时，这些情况也为非政府组织增强其向维吾尔族人口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组织能力提供了机遇。
文献综述
必须承认人权以及保护所有人人权的重要性，无论其背景、民族或宗教如何。 人权是每个人固有的权利，应当受到保护免受侵犯，从而使每个人都能够在没有干扰或歧视的情况下充分享受生活。 因此，中国新疆地区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处境是一个严重的人权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立即关注和行动。 中国政府将许多维吾尔人关押在所谓的“再教育营”中，这招致了全球的谴责。 不幸的是，尽管有大量证据和科学研究记录了维吾尔族人所面临的暴力，但政治复杂性往往阻碍了有效措施的实施。有关侵犯人权行为的报告——包括大规模任意拘留、强迫劳动、宗教和文化限制以及广泛的监视——令人深感震惊，并凸显了国际社会进行干预的迫切需要。 此类行为公然违反了人权原则；因此，必须追究肇事者的责任。联合国于1948年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是全球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基石。 它概述了每个人都应在没有歧视的情况下享有的基本权利，包括少数群体的权利。在此背景下，国际非政府组织和社群在倡导保护维吾尔族穆斯林权利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与政府进行建设性对话对于有效解决这些违规行为并制定解决方案至关重要。各国必须维护人权原则，以确保所有公民（包括少数群体）受到有尊严和受人尊敬的对待。 国际社会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外交努力、必要时的制裁实施以及提高全球意识，可以向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采取有意义的步骤来解决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些措施对于确保维吾尔族穆斯林及其权利的保护至关重要。保护人权不仅是道义上的责任，也是建立公正和平的全球社会的基石。这一势在必行的任务要求开展更多的研究和行动，以应对持续的危机。这也突显了阐明维吾尔社群对中国发展所作积极贡献以及倡导维吾尔难民权利的必要性。不幸的是，该问题的敏感性导致学术研究有限，给全面理解和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重大挑战。
本研究采用定性方法来探讨非政府组织的角色以及维吾尔族穆斯林所面临的经历与挑战。研究人员选择定性方法是为了对该主题进行彻底且细致的调查。正如克雷斯韦尔（Creswell）所概述的那样，定性数据可以来源于四种主要方法：观察、访谈、文件分析和视听分析。为了本研究的目的，研究人员采用了两种主要方法：访谈和文件分析。访谈过程结合了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形式，以及与几个焦点小组进行的集体访谈。这些深入访谈促进了研究人员与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对话，旨在捕捉受访者亲身经历和看法的详细见解。
在本研究的背景下，访谈对象为直接参与这一问题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因此他们的经历为维吾尔族人所面临的挑战、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以及中国政府对人道主义努力的应对提供了宝贵且多元的视角。访谈分别以马来语和英语进行，这种双语方法使研究人员能够与更广泛的参与者进行交流，并对相关问题获得更细致入微的理解。为了促进访谈过程的顺利进行，研究人员根据受访者的舒适度和偏好，利用了各种通讯平台——如、和。现代通讯工具（包括和电子邮件）的整合，可能加速了研究的进展，使得研究人员与身处异地的参与者之间能够进行更高效的互动。数据分析始于对所有成功收集的数据源的全面评估，这些数据经过了仔细的聆听、阅读和转录。随后，对数据进行系统化的组织和分类，以协助识别反复出现的主题和模式。对于需要保护的敏感数据，仔细的识别对于突显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关键问题至关重要。数据呈现和随后的结论在结构上进行了规划，以确保研究完成后具有清晰度。分析遵循一个三阶段的过程：描述性陈述、范畴构建和理论构建。在整个数据收集阶段持续进行分析，从而实现不断的修正和深化理解。毫无疑问，数据分析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研究人员具备创造力、勤奋、对数据的深刻理解以及高度的智力敏锐度。因此，在收集数据的同时，持续开展了数据分析工作。分析的三个阶段——描述性陈述、范畴构建和理论构建——均在一个归纳分析框架内进行。总之，数据分析过程至关重要，它确保了所有必要的数据能够根据研究目标，通过演绎或归纳的视角进行分析。对数据的归纳分析包括对研究背景的全面审视，最终形成解释，并在本文的最后一节构成结论。研究人员的归纳方法从广泛的观察开始，具体的发现在研究的最后阶段显现。为了提高定性研究的信度，本研究采用了三角验证法。在这方面，研究人员比较了多个数据源，包括观察数据、访谈数据以及文献综述中的信息。
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对非政府组织在支持维吾尔族社群方面所起的作用提供了全面的见解，其中特别强调了源自网络分析的数据。本研究涉及十名代表不同群体的参与者，包括五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是国际蓝色新月救援与发展基金会（IBC）、拯救维吾尔（Save Uyghur）、马来西亚声援维吾尔（M4U）、马来西亚穆斯林志愿者组织（MVM）以及全球和平使命（GPM））、两名维吾尔族个人以及三名活跃志愿者。研究参与者的选择标准包括：（1）他们分享信息的意愿，以及（2）他们对相关主题的专业知识和了解。这些参与者直接参与了相关进程，并拥有解决与维吾尔族相关冲突的第一手经验。在本研究涉及的五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中，三个总部设在马来西亚，一个在土耳其，另一个在美国。数据是通过对这些组织的关键代表进行访谈收集的——包括IBC的主席、拯救维吾尔和M4U的代表、MVM的副主席，以及GPM的人力资源管理主管。这些访谈预计将为非政府组织为援助维吾尔族社群所采取的支持和活动提供宝贵的见解。表1中列出了所有相关受访者的完整名单。
图1 受访者名单。
组织 / 个人标签 代表人数 / 个人人数 职位
国际蓝色新月救援与发展基金会 (IBC) 1 合作伙伴经理
正义之声（拯救维吾尔） 1 主席
马来西亚声援维吾尔 (M4U) 1 主席
马来西亚全球和平使命 (GPM) 1 人力资源管理主管
马来西亚穆斯林志愿者组织 (MVM) 1 副主席
受访者1 维吾尔族 1 -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维吾尔族穆斯林人道主义问题中的角色
受访者2 维吾尔族 1 -
受访者3 - 1 M4U志愿者
受访者 4 - 1 名 MVM 志愿者
受访者 5 - 1 名 GPM 志愿者
总计：10 人
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援助形式
人道主义援助唯有通过国家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作方能有效提供。非政府组织作为关键利益相关者，在落实支持受压迫的维吾尔族人民的倡议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充当中间人，促进向有关各方分发信息和人道主义援助。任何政策或倡议的成功实施，都有赖于包括更广泛社区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与参与。非政府组织独立运作以解决各种人道主义问题，并已获得政府机构的大量支持。对受访者的访谈结果表明，一系列成功实施的活动和援助，对志愿服务整体格局以及维吾尔族人的福祉产生了积极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来西亚穆斯林志愿组织，被广泛公认为马来西亚穆斯林志愿者组织（MVM），它是国内外提供志愿劳动力和人道主义救济方面最值得信赖的非政府组织之一。他们的显著倡议之一是“教育援助与生计使命：拯救维吾尔 1.0”（Educational Assistance and Livelihood Mission: Save Uyghur 1.0），该倡议对所有相关利益相关者（包括捐助者、志愿者和受助者）都产生了重大积极影响。具体对受益人而言，该计划促进了其各个方面福祉的改善，例如个人发展、经济稳定、健康、教育以及其他无形或无法衡量的维度。这一倡议是与速迅行动（ACT）合作开展的，旨在为居住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开塞利地区的维吾尔难民家庭提供教育和生计援助。分发的援助包括为 100 个维吾尔穆斯林家庭提供的食品包。此外，赞助工作的重点是教育支持，包括资助 280 名维吾尔穆斯林家庭的学生和孤儿接受塔希兹（taḥfīẓ）教育，以及对 60 名支持教师提供教育赞助。MVM 在弘扬人道主义价值观和提高人们对维吾尔穆斯林所受压迫的认识方面所做出的开拓性努力，已成为后续旨在提高维吾尔族群福利的援助倡议的催化剂。另一项显著倡议是“冬季援助使命运动：拯救维吾尔 3.0”（Winter Aid Mission Campaign: Save Uyghur 3.0），其重点是向维吾尔穆斯林家庭提供基本支持，帮助他们度过严冬。此项援助包括食品包和基本物资，如厨房用品包、含有毛衣、袜子和鞋子的冬季用品包，以及用于取暖的燃料或柴油。此外，还设立了通用赞助，以满足更广泛的需求。MVM 对维吾尔族群的工作主要旨在提供教育和生计支持，特别是在提供食品和衣物方面——这些权利在《世界人权宣言》和《儿童权利公约》中被奉为不可剥夺的权利。国际蓝新月会救援与发展基金会（IBC）与 Penny Appeal 以及伊萨·优素福·阿尔普特金基金会合作，向居住在伊斯坦布尔宰廷布尔努、库丘克切克梅杰和巴伊拉姆帕沙地区的维吾尔人提供了全面支持。这一援助涵盖了健康服务项目、心理社会支持以及为其权利进行法律辩护等维度。所有服务均免费提供给在获取医疗保健、社会权利以及满足基本需求方面面临挑战的维吾尔人。这些倡议由一群心怀利他主义的企业家创立，他们致力于改善弱势和痛苦个人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属于全球最弱势群体的人。每年一月，IBC 都会通过在土耳其为维吾尔人启动一项紧急救济项目来扩大其业务，向两年前逃离中国并定居在伊斯坦布尔、开塞利、埃斯基谢希尔和安卡拉郊区的难民提供衣物和冬季食品供应。在斋月期间，IBC 向宰廷布尔努、塞法柯伊和塞利姆帕萨的 1,000 个维吾尔家庭分发了食品包裹，优先照顾因缺乏工作许可而难以获得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家庭。这些包裹包括面粉、大米、豆类、通心粉、小扁豆、油、盐、茶和糖。此外，IBC 还开展了教育和宣传活动，以提高公众意识并激发对维吾尔人事业的支持。另一个非政府组织“正义之光”（拯救维吾尔）也通过其“拯救维吾尔运动”积极参与支持维吾尔人。作为其努力的一部分，他们邀请公众签署一份请愿书，要求立即停止在中国共产党摧毁的一座清真寺遗址上建造的希尔顿酒店项目——这一开发项目被普遍视为对穆斯林信仰和更广泛社区的公然侮辱。正义之光还发起了一项运动，采用诸如“#拯救维吾尔”（#SaveUyghur）和“#抵制中国制造”（#BoycottMadeinChina）等话题标签，劝阻个人通过购买在中国制造的服装来间接支持对维吾尔族人民的灭绝种族行径。报告显示，在“再教育”中心遭到不公正拘留的维吾尔人被迫进行强迫劳动，在类似于奴役的条件下生产了中国制造 80% 的服装。组织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抗议活动，要求好市多（Costco）前首席执行官W·克雷格·杰利尼克（W. Craig Jelinek）就据称利用集中营里的维吾尔被扣押人员生产其公司销售的婴儿服装一事发表正式道歉。此外，在斋月期间发起了一项声援运动，鼓励人们禁食，而不是购买中国的产品，鉴于中国政府对实行斋戒的穆斯林实施了限制和惩罚性措施。除了这些努力之外，“正义之光”还发起了一项请愿书，并呼吁抵制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作为其捍卫维吾尔人权利的倡导工作的一部分，并借此提请全球对持续存在的人权侵犯行为的关注。“马来西亚4维吾尔”（M4U）运动是一个由 24 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联盟，涵盖穆斯林和基督教组织，通过各种倡议（包括宣传运动、请愿书和声援行动）倡导维吾尔族人民的人权与尊严。M4U 成立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吉隆坡大使馆提交了一份抗议备忘录和行动呼吁，要求立即停止对维吾尔族群的迫害，并承认他们的宗教自由和生存的基本权利。该备忘录敦促中国释放所有被关押在所谓“去极端化和转化教育营”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类似设施中的个人，除非存在确凿且可采纳的证据证明他们参与了国际公认的犯罪行为。除了这些努力之外，M4U 还积极组织网络研讨会，以提高人们对维吾尔人困境的认识，探讨诸如“马来西亚：不同信仰的非政府组织谴责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以及“新闻稿：为了对王国的爱与捍卫”等主题。这些倡议旨在增进不同信仰和社区之间的理解与声援，同时倡导正义与问责。另一项旨在教育马来西亚穆斯林了解维吾尔问题的倡议包括向车辆分发贴纸，特别是安邦地区运营的电子网约车，作为更广泛宣传运动的一部分。采用创新的方法，传统的维吾尔美食馕饼被纳入该运动中，以吸引人们对维吾尔文化和抗争的关注。开发了一个名为“馕时间”（NaanTime）的专用网页，以进一步推进这项工作，提供有关以各种有趣和独特风格制作馕饼的详细说明，同时也突出了维吾尔族人民的烹饪传统。此外，在斋月期间，“马来西亚4维吾尔”向吉隆坡地区的交通警察分发了馕饼，将文化赞赏与善举结合起来，以培育对维吾尔人事业的意识和声援。然后是 GPM。他们提供的各种援助形式之一是通过维吾尔族关怀基金支持土耳其的维吾尔难民，据估计共有超过 5,000 名个人收到了包含开斋饭、宰牲节肉类以及毛衣、毯子、鞋子、袜子、手套和帽子等冬季必需品的援助包裹。还提供了其他形式的支持，包括食品援助和日常生活必需品，以帮助维吾尔族群在异国他乡作为难民的生活维持某种程度的正常状态。通过诸如“2022 年贫困人口冬季援助”、“2021 年贫困人口开斋饭”以及“2022 年宰牲肉分发”等运动，GPM 推广了各种项目并向社区传播信息，同时汇聚资金以协助受压迫的维吾尔人。该组织致力于持续提升其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人道主义援助的效力。总之，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各种援助形式，根据其各自的使命、愿景和可用资源，在方向和目的上有所不同。此类援助是社区满足其基本需求、改善生活质量以及倡导自身权利从而抵制压迫的重要手段。非政府组织在确保这些人群的福祉和安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的不同方法
非政府组织在分发人道主义援助以及促进应对维吾尔穆斯林面临的无数人道主义问题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当然，由于问题性质各异，非政府组织在识别和执行策略方面各不相同，特别是运营或倡导方法。运营型非政府组织实施针对特定人群（如贫困人口、残疾人、老人和边缘化群体）以及亟需援助地区的发展项目。非政府组织通常需要各种资源，包括资金支持、设备和志愿者，以有效地开展其项目和使命。相比之下，从事倡导工作主要侧重于影响符合其使命宣言的政府或企业政策。这些倡导组织致力于确立在国家和全球层面上赢得公众青睐的立场。当代倡导类非政府组织越来越被认为对有关全人类福祉的公众舆论具有实质性影响力。正如J. C. 斯科特所言，倡导类非政府组织的特点在于他们努力“提出公共利益诉求，以促进或抵制社会变革，而这些变革一旦付诸实施，将会与其他人群和团体的社会、文化、政治或经济利益或价值观发生冲突”。上述定义既涵盖了倡导维度，也涵盖了业务维度。对于本研究，确定了三个采用业务型人道主义援助框架的全球性非政府组织。该框架涵盖了教育、生计和健康等各个领域的援助。所考察的非政府组织包括IBC、GPM和MVM。MVM的业务方针具体针对维吾尔族群体的需求，侧重于教育支持和维持生计的援助，其中包括食品包、基本物资和御寒衣物。凭借其多元化的成员构成，该非政府组织能够有效地执行所有这些业务方针；其成员包括在教育、经济和社会工作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个人，他们都积极投身于人道主义努力。MVM与其他各个非政府组织及政府机构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伙伴关系网络，这一因素促成了对维吾尔族群体支持的有效动员。事实证明，多样化的筹款方式取得了成功，并且筹款努力及时且高效，这主要归功于大量与MVM总体使命相契合的志愿者的参与。同样，GPM通过其业务框架，仅专注于食品、牺牲肉分发、御寒衣物和医疗设备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它拥有众多积极的志愿者成员，他们贡献了创意、精力和资金支持。为了提高公众对受战争、贫困、自然灾害和人道主义冲突影响之个人所面临挑战的认识，这些积极的志愿者确保了GPM开展的援助任务的筹款活动能够持续吸引多元化的捐助者。相反，虽然IBC采取了与GPM和MVM类似的业务模式（涉及卫生服务和基本需求援助），但IBC的策略有显著的不同之处，其中包括为维吾尔族穆斯林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社会支持。IBC得到了在土耳其获得承认的两家法律实体的支持，其成员由具有理想主义的影响力商界人士组成。援助和资金以直接和持续的方式获得。
在本研究中，M4U和“正义对于所有人”这两个非政府组织采取了倡导方法，实施了各种运动、声援努力、请愿和辩论，以培养社会意识。M4U之所以采纳这种倡导策略，是因为由来自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背景的有影响力的学者组成的联盟带来了诸多益处。通过这一联盟发出的声音对公众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样，“正义对于所有人”也采用了“拯救维吾尔人”运动模式。该组织的成员先前曾担任政府职务，他们为组建一个负责组织该运动的知识渊博且奉献精神强的顾问团队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在长期援助与短期紧急援助的方法之间存在对比。在本研究中，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医疗保健、食品和衣物包以及其他形式的紧急援助。长期支持则是通过实施各种旨在持续造福受压迫受害者的举措来促进的，例如教育、职业培训和职业发展。他们对这些多样化策略的参与，代表了一项强有力且全面的努力，旨在提高人们对新疆人权侵犯行为的认识并提供重要的背景信息。
结论
根据前文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维吾尔族相关冲突并非近期才出现的现象。自从新疆处于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以来，该地区就一直存在持续的冲突。目前，这场冲突继续呈动态演变。在缺乏持久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冲突的烈度日趋波动并不断扩大，导致了严重的人权侵犯和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众多悲剧包括凶杀、强奸、非法拘禁和其他人权虐待行为。随着人们对冲突以及维吾尔族穆斯林所面临的人道主义挑战的认识不断提高，各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已动员其力量，协助开展各项举措和各种救济形式，其中包括MVM、“正义对于所有人”、GPM、IBC和M4Uyghur等组织。鉴于所实施的人道主义行动范围广泛，既包含长期救济，也包含短期紧急救济努力，研究人员发现，本研究中的组织倾向于将业务活动置于倡导活动之上。提供的援助类型包括食品包、衣物、医疗保健、正规教育、心理社会支持和法律权利服务等必需品。研究人员认为，仅侧重于解决即时基本需求的援助是不够的。这是因为根据对维吾尔人所面临人道主义状况的分析，有必要识别进一步的需求和诉求。因此，研究人员建议非政府组织应将其努力范围扩大到包括提供临时住所和就业机会，以支持维吾尔族个人的日常生活。由MVM、马来西亚4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参与本研究的组织）建立的业务框架，因其强调提高公众对维吾尔族穆斯林所面临人道主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的举措而值得赞扬，从而为促进针对该社区的人道主义援助的持续努力提供了便利。尽管中国政府必须应对重大挑战才能维持这一人道主义使命，但此类障碍并未阻止有关非政府组织勤勉地执行精心规划的人道主义活动，直至取得成功。为了恢复维吾尔人的基本人权并缓和他们与新疆省中国政府之间的冲突，研究人员主张，参与维吾尔族人道主义问题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应加大活动力度，传播对维吾尔人所经历的残酷和压迫的认识，而不论其宗教信仰如何。正如《古兰经》中所阐明的：“你们当为善和敬畏而互助，不要为罪恶和横暴而互助。你们当敬畏真主，因为真主惩罚（违抗祂命令的人）是严厉的。”《古兰经》筵席章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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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穆斯林种族灭绝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91 次浏览 • 2026-08-05 21:15
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美国华盛顿特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乌兹别克斯坦棉花采摘中的强制劳动
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之比较分析
摘要 本研究追溯了中国西北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棉花采摘中系统性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演变。研究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近期的状况与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比较，后者在2021年之前一直实施棉花采摘强制劳动。这两个地区都通过中央集权的威权国家机器，部署人力资源密集型的基层动员工作，创造了结构性的强制劳动环境。文章发现，尽管这两个区域实体的强制劳动动态在许多方面具有可比性，但由此产生的劳动环境并不能轻易通过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强制劳动指标等静态标准衡量标准来捕捉。相反，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特征是普遍存在的、由国家诱导的系统性强制动态，这些动态深深植根于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乌兹别克斯坦的强制劳动实践主要受经济考量驱动，而新疆的劳动力转移计划虽然追求一定的经济目标，但其设计初衷主要是为了实现北京方面更广泛的民族政治目标。
1930年，国际劳工组织（ILO）通过了《强迫劳动公约》（29号），该公约旨在普遍打击强迫劳动行为，特别是为了应对20世纪20年代西方殖民地的强迫劳动问题。然而，出于对殖民统治的妥协，该公约对“作为正常公民义务一部分的任何工作或服务”创造了模糊的例外规定，包括“轻微的社区服务”。1957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第105号公约以填补未解决的漏洞，专门针对国家为推进政治目标而强加的强迫劳动，包括将强迫劳动用于经济发展、作为种族或宗教歧视的手段，或惩罚异见。这些条款旨在反击各国为与“发展型独裁”相关的强制劳动实践所找的借口，在这种体制下，强制劳动往往以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官僚现代化为名进行辩护。勒巴伦和菲利普斯认为，对国家在强制劳动实践中作用的分析仍然是文献中的薄弱环节。国家往往只是“潜伏在背景中”，因为它们“主要被视为应对强迫劳动的工具，而不是作为在形成导致强迫劳动的条件中发挥因果作用的行动者”。学术界对资本主义与非自由劳动之间关系的关注，导致“国家和国家行为者”作为此类非自由状态的直接肇事者被“某种程度上的隐形化”了。勒巴伦和菲利普斯的框架探讨了国家如何促进增加对各种非自由劳动形式脆弱性的条件。这是将国家在强制劳动中的作用概念化的重要第一步。然而，理解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的情况需要更具体的框架来概念化系统性的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因为这些地方直接启动了全政府和全社会的方针，将大量公民赶入强制劳动中。相反，对国家主导的监狱劳动制度的研究，如苏联古拉格或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劳改”（“通过劳动进行改造”）制度，同样不适合分析那些并非发生在监狱或拘留环境中的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尽管在新疆，再教育营的拘留威胁依然笼罩）。在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棉花采摘的强制劳动动员都发生在拘留环境之外，尽管新疆目前仍在运营一些棉花生产的“劳改”监狱农场（这与再教育营不同）。在这两个地方，强制力主要基于整体的强制劳动招募环境。这种发生在威权政府下广泛强制环境中的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在现代奴隶制文献中是一个相对被忽视的话题，而对这种形式的强制劳动的概念分析则更为稀缺（例如，麦奎尔和拉瑟是一个例外）。在新疆，劳动力强制在2016年后加速，其背景是一场大规模拘留运动和其他旨在强制同化和重塑少数民族（非汉族）社区的高度压迫性政策。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背景下，麦奎尔和拉瑟恰如其分地将由此产生的强制环境描述为“结构性强制同意”，定义为“缺乏积极决定参与或不参与棉花产业的自由”。“结构性强制同意”植根于并实施于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受国家激励的关键社区机构内部。国际劳工组织对强制劳动的概念化受到批评，认为其处理该问题时“脱离了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过于二元化的强制劳动概念忽视了强制力如何通过“多种——或许是连续的——非自由形式和程度”构成。此处一个有用的框架是希基和杜托伊特提出的“不利纳入”概念，即利用穷人的脆弱性和短期需求来建立剥削性的劳动关系。不利纳入可能满足了工人的即时物质需求，但却使结构性贫困永久化；它可能被包装为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是在非自由的环境下做出的。在文献中，非自由劳动也曾在企业层面进行分析，并被定性为一种剥削性的公司管理技术。虽然参与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公司经常使用此类技术，但我认为，通过分析设计“结构性强制同意”的国家动员工作，最能理解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独特动态。这种框架也促进了对被政府强制劳动计划收编和激励的公司中强制动态的情境化理解。此外，新疆的强制劳动政策记录相对详尽，而由于无法进行实地考察，关于2010年代末新疆棉田中维吾尔族工人状况的民族志证据几乎为零。本研究将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两个依赖（或曾经依赖）大规模强制动员的棉花生产中心进行比较。（土库曼斯坦等类似背景的地区规模较小且记录较少。）研究认为，新疆正在进行的和乌兹别克斯坦先前的强制劳动动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可比性，两者都基于中央集权的威权国家机器，通过保留了各自社会主义时代显著特征的治理机制，部署强制性的基层动员技术。然而，乌兹别克斯坦的强制劳动实践主要受经济考量驱动，而新疆的劳动力动员计划则主要追求政治目标。在新疆，整体的压迫环境以及因拒绝服从国家工作要求而面临制裁的威胁，都比乌兹别克斯坦严重得多。维吾尔族对国家政策和民族歧视的抵制被定性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并归咎于所谓的宗教“极端主义”。新疆实时识别和惩罚异常行为以创造结构性强制同意的能力远高于乌兹别克斯坦。在大规模拘留之前，政府建立了一个人均警察比例居世界前列的安全国家。新疆广泛的监控和预测性警务系统旨在不仅发现而且预防异常行为，追求“没有任何缝隙、盲点或空白”的全面覆盖。通过其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IJOP），新疆的监控机制生成自动化的实时“推送通知”，触发警察调查，往往导致拘留。基于过去的行动、社会互动和当前的行为模式，维吾尔人很容易被内部评级系统贴上“不可信”的标签，该系统通过关联和民族特征进行定罪。21世纪初，新疆在强制性扶贫计划的背景下首次引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计划。从2017年起，该地区大幅增加了转移的范围和强制性，特别针对维吾尔族进行棉花采摘。下文提出的新证据表明：（a）2019年该政策进一步强化，甚至强迫年长的维吾尔人采摘棉花，否则将面临“反复……思想教育”；（b）2021/2022年国家动员策略持续强迫维吾尔人采摘棉花；以及（c）机械化采摘并不一定会减少强制，因为机械化往往意味着维吾尔族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并被转移到其他行业从事劳动。新疆的劳动力转移计划具有其自身的强制机制，这些机制与全社会的监控和预测性警务系统协同运作。劳动力转移是减少非汉族人口集中的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自2018年以来，该地区还强制将教培中心被拘留者安置到受到严密监控的工厂工作中。
研究方法
本文建立在最早证明新疆棉花收获中存在强迫劳动的研究基础之上，该研究涵盖了近期压制性政策实施以来的情况。在概念上，本文遵循作者于2019年首次提出的关于新疆两种强制劳动系统的区分，该区分随后被联合国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研究人员（例如Lehr和Bechrakis 以及Murphy等人 ）所采用。即：(a)针对教培中心被拘留者的强迫劳动分配；以及(b)通过劳动力转移（即“转移就业脱贫”）实现的扶贫，这一计划在许多中国地区以大致相似但通常强制性低得多的形式存在。本文采用这种方法来比较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非监狱式国家资助的强制劳动系统，重点关注新疆这一记录较少且更为紧迫的当代背景。维吾尔族人被转移去采摘棉花是通过季节性劳动力转移进行的，而非与教培中心挂钩的劳动，而随后的棉花加工则涉及这两种系统（此外还有数量未知但可能较少的监狱劳动）。2017年之前，新疆的大多数棉花采摘者是来自其他省份的汉族移民。鉴于新疆在全球纺织品和服装生产中所占份额相对较小，但全球原棉产量却超过20%，因此棉花生产中劳动力强制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劳动力转移政策，而非拘留营（劳动力转移就业也可能在纺织和服装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因此，那些将新疆近期棉花生产中的强制行为主要与教培中心或监狱联系起来，而不提及劳动力转移强制行为背后的基础政策框架的报告具有误导性（例如，）。在2017年和2018年，我开发了一种调查性政策分析方法，以阐明隐蔽的国家政策。我利用这种方法首先记录了大规模拘留运动，方法是：(a)确定关键术语的起源和用法；(b)基于不同行政级别（从自治区到县乡）的三角互证文献证据，确定相关政策框架的发展。在确立了基本的概念基石后，研究随后通过将各种相关来源（国家报告、预算、采购招标、宣传报道）与证人陈述进行三角互证分析，评估了政策的实施情况。我在2019年中期调整了这一方法论方法用于对新疆强迫劳动计划进行最早的研究，1 并随后将其扩展为包含评估劳动力转移中强制性的六阶段框架。在这一方法论、概念和实证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采用了我最近的方法，即通过权威的宏观层面规划文件（包括“五年计划”）的视角来审视该地区强迫劳动计划的演变。此处分析的材料还包括中央政府领导人的关键政治要求，这些要求包含在所谓的“新疆文件”中，即泄露给维吾尔法庭的内部国家文件。本文还讨论了来自内部政府文件的重要新证据，这些文件包含在“新疆QQ文件”中，我从腾讯QQ网络内未受保护的本地政府文档缓存中获取了这些文件；以及“新疆公安文件”，这是由第三方匿名人士通过入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计算机获取的。总体而言，该分析对跨行政级别的不同类型文献来源进行了三角互证，以分析支撑新疆棉花生产的强制性动态，包括国家规划和政策文件、实施报告、当地媒体和宣传报道以及中国学术研究。这种多层次的政策分析得益于“政治约束性标准用语”（提法），这些用语将不同行政级别和政策周期各阶段（从审议到实施）的政策连接起来。虽然本文通过评估高层政策指令及其地方实施这两个维度来考察两者之间的一致性，但在新疆的具体背景下，这种差异往往比中国其他地区更小，这是一种被称为“危机模式”的治理现象，在政治敏感的背景下很常见。本文首先追溯了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棉花采摘中强制劳动的演变。其次，它展示了新疆的棉花采摘劳动力转移是如何从2017年开始变得更具强制性的。第三，它展示了尽管近期机械化采摘有所增加，但人工采摘的劳动力转移是如何持续存在的。第四，它总结了支撑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的关键要素，并为这种劳动提出了一种除国际劳工组织指标（主要旨在衡量基于公司的而非国家强加的强迫劳动）之外的替代评估框架。
1990年代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的棉花生产
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苏联统治下的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棉花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10万多名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这些人被苏联从家园强行迁往监狱劳改营。从1950年代开始，妇女和儿童尤其被迫参与棉花采摘，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成本低廉。乌兹别克斯坦生产了苏联全部棉花的60%以上
1. 所引用的2019年12月期刊文章的预印本已于2019年7月发表。迅速增长的农村人口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使得在一个实际上抑制现代化的腐败系统中，机械化变得缺乏吸引力。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后苏联转型带来的系统性压力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压力，导致机械化率下降，廉价强制劳动的使用增加。2000年，估计有140万名或22.6%的5至14岁乌兹别克儿童被迫参与棉花采摘。国际劳工组织对2014年和2015年收获期间18至50岁的成年采摘者进行的分析发现，该年龄段中有21%至24%（300万人）参与了这项工作，其中近四分之三是农村妇女。自2012年以来，强制的重点已从强迫童工转向强迫成年劳工，但该系统背后的总体动机保持不变，因为棉花生产的利润充实了腐败的政治精英。
2。至于新疆，在1990年代初，在这一战略边疆地区通过定居者殖民主义巩固国家控制的数十年努力背景下，中国政府大规模扩大了对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其他投资，将其变成了中国主要的棉花产区。199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宣布，南疆维吾尔族聚居区将成为“全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新疆的经济发展和棉花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北京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的投资，该实体成立于1954年，是一个军事农业殖民地，促进了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运营着一个庞大的监狱和劳改营网络，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吸收了来自中国东部的数万名囚犯。在1990年代中期的高峰期，估计新疆2.4%的棉花产量来自劳改劳动。Seymour和Anderson 认为，1994年后，囚犯人数的减少本应降低劳改劳动在新疆农业生产中的份额（第105页）。从1994年开始，该地区开始每年动员超过一百万名三年级以上的在校学生参与棉花收获，以解决“当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阿克苏地区的一名维吾尔族知情者Meriyem Sultan （她在1998年至2004年期间，即初中和高中阶段采摘过棉花）报告称，他们被分配了每日配额。有时，他们被派往塔里木劳改农场经营的田地，在警察看守的囚犯旁边工作。当她和其他学生没有完成配额时，会遭到殴打。她亲眼目睹了一名同学在前往棉田的通风不良且拥挤的巴士上，因已知的某种心脏病（这并没有使他免于采摘棉花）发作而倒下死亡。从2006年开始，小学生（但不是中学生）被免除了棉花采摘任务。2001年至2021年间，新疆在中国棉花产量中的份额从27.4%增长到89.5%，并在2021年占全球棉花供应量的20%左右。
2020年之前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收获中的强制劳动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规定的棉花生产配额制度构成了其强制劳动系统的主要驱动力。在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于2020年启动改革并废除该制度后不久，该国的强迫劳动问题有所缓解。在此之前，国家控制着棉花生产的方方面面，并由其压制性机构予以强化。该系统在苏联统治时期建立，并在独立后由卡里莫夫总统延续。卡里莫夫的渐进式后社会主义改革旨在保持国家对棉花生产的控制，有意保留了苏联时期计划经济的关键要素，同时额外利用新建立的地方机构（农民协会）来强制小农户执行政府的作物生产计划。国家生产配额被下达给地区官员，他们反过来向从属实体施压，要求招募相应数量的采摘者。Bilal Bhat 谈到了“一种更广泛的动员层级，其中收获的国家目标被分解为配额，然后在国家行政的每一级强制执行，一直到田间（采摘者）的个人配额”（第80页）。这是通过所谓的“霍基姆”（hokims）进行的，他们是地方行政当局的首脑，大致相当于地方长官。中央政府文件要求在地区和区级“霍基姆”行政机构下建立“棉花指挥单位”。知情者回忆起夜间会议，会上“霍基姆”在配额未完成时对所在地区的机构发出威胁。“霍基姆”反过来利用“马哈拉”（mahallas，居民社区协会）的领导人来招募指定的工人数量。“马哈拉”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因为它们控制着社会福利的发放并实施社会控制，包括通过辅助执法职能。“霍基姆”还强迫公共组织派遣采摘者，该系统进一步依赖于由国家支付报酬的采摘队队长和私人职业介绍所。那些负责动员的人往往直接控制着他们所招募人员的就业或经济福祉，在就业率高的情况下，害怕失去工作是服从的常见原因。在日常工作中监督人们的同一批官员往往会在田间招募和监控他们。不出所料，调查发现“招募方式……与各种形式的劳动剥削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马哈拉”的任务是动员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并组建由官员和公共部门雇员组成的团队，“编制失业人员名单，挨家挨户招募人们去采摘棉花”。团队对那些未能参加的人进行每日访问。负责发放社会福利的地方领导人受到压力，要求招募采摘者，并建立拒绝者的黑名单，禁止他们获得国家福利或服务。采摘者被分配了大量的每日配额，每天工作12到13个小时，没有周末休息，报酬微薄，如果未达到配额，还会面临暴力威胁、言语辱骂和罚款。由于主要目标不是充分就业而是完成收获，公民可以付费雇人代采。乌兹别克的招募系统营造了一种强制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潜在的后果威胁往往足以强制执行合规。一位当地企业主评论说，即使没有公开的威胁，企业也会遵守国家派遣工人到田间的请求：“如果我们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政府实体）肯定会给我们制造麻烦。税务检查会来，发现一些不当行为或违规行为”。2014年，只有约15%的被要求采摘棉花的人拒绝，即使在2019年，当废除强制行为取得重大进展时，仍有48.3%的受访者对“你能拒绝采摘棉花吗？”这一问题回答“不”。2014年国际劳工组织调查中大多数拒绝者已经是失业者，因此无法因失去工作而受到惩罚。一位接受采访的“马哈拉”招募员承认，她告诉采摘者“工作是自愿的”，然而，“拒绝不是一个选项”。“马哈拉”招募员有时会有警察陪同，警察也经常监督采摘者前往田地的交通。正如外部观察员所指出的，“对于一个对执法部门有着深刻且根深蒂固恐惧的群体来说，执法部门的存在强化了棉花采摘是强制性的这一信息”。在2009年开始对乌兹别克棉花进行为期13年的国际抵制后，国家对独立监督员的骚扰和系统性强制行为一直存在，直到2021年才逐渐消除。
2000年代新疆的劳动力供给策略
1990年至2007年间，在东部地区强劲经济增长的推动下，以及江泽民提出的“西部大开发”这一国家主导的大规模运动影响下，新疆棉花种植面积翻了两番，从42万公顷增加到166万公顷。到2008年，该地区每年需要超过100万名采棉工。尽管农村存在就业不足，但为这项艰苦且报酬相对较低的工作寻找劳动力始终是一个难题。20世纪90年代末，尽管吸引了来自其他省份的20万名采棉工，但仍有部分作物无法及时采摘。因此，国家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从2003年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尤其推行了一种主动、大规模的“有组织”招募和转移中国外来采棉工的模式，通过专列进行运输，并与各省当地国家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劳务合作关系”。这些采棉工是在通过其他个人或私人渠道抵达新疆的采棉工之外的补充。2008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拥有68.6万名采棉工，其中22.8万名来自新疆，45.8万名（约占三分之二）来自其他省份。从21世纪初开始，新疆开始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在经典的二元经济结构或刘易斯-拉尼斯-费经济发展模型中，剩余劳动力被定义为“可以在不减少农业产出的情况下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20世纪80年代去集体化之后，中国陷入低生产率农业的贫困农村人口，通过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自行转移到了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然而，在包括新疆在内的西部地区，民族歧视、语言障碍以及社区、土地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非汉族人口不愿离开土地，特别是进入与汉族存在经济依附关系的劳动关系中。2003年，在农村民族人口持续高增长的背景下，新疆动员了13万名当地农民参与采棉。然而，汉族外来务工人员仍占主导地位。到2016年，当地人（主要来自南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0万名采棉工中仅占10万人。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以及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后出现的社会不稳定和强力维稳措施（这些措施显著影响了维吾尔族向非维吾尔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动员维吾尔族参与采棉可能已不再是首要关注点。
2014年，北京的中央领导层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策重点从经济发展转向去极端化和维护稳定。2014年至2019年间，特别是与2017年大规模拘禁运动同时期，创造就业成为一项主要的政治优先事项，其执行力度也日益具有强制性。在内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量失业人员容易“滋事”，而企业就业“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使各民族“潜移默化地学习中国文化”，从而帮助他们“抵御宗教极端思想”。在同一场合，时任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俞正声指出，为纺织服装业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和要求，旨在带动至少一百万人就业。此事对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到2017年，这些论点已深刻影响了政策重点。继习近平之后，喀什地委书记李宁平告诫官员，脱贫攻坚与反恐维稳紧密相连：超过90%的非法宗教活动发生在农村，超过90%的暴力恐怖分子生活在农村……农村地区之所以占如此大的比例，与贫困密不可分……有些人长期无事可做，没有工作，游手好闲，无事生非。他们很容易被“三股势力”煽动和诱惑而走上邪路……如果我们做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引导各族群众过上现代文明生活，这将是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有力抵御……因此……做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不仅是民生问题，也是稳定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2017年12月，在新疆经营着全球最大纺织厂的华孚公司展示了600名身着迷彩服的维吾尔族转移劳动力正在接受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的照片，并指出：由于信息闭塞、缺乏勇气、害怕外出，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闲置在家，增加了家庭负担，也给公共安全带来了隐患。
新疆2016年2月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打赢脱贫攻坚战”决策部署的意见，明确要求利用“访惠聚”驻村工作队（官员挨家挨户走访）来实施“精准扶贫”工作，并警告称，在实现脱贫目标之前，工作队不会撤出村庄。脱贫攻坚战将涉及“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而“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通过增加工业生产和劳动力转移，将有174万人实现脱贫。中国学术研究发现，即使在提供充足经济报酬和免费住房的情况下，仍有大量维吾尔族人抵制此类转移。学者和官员将这种不愿参与归因于“思想封闭”和宗教“极端主义”，认为劳动力转移可以“打破南疆固化的社会结构”。该地区2016年6月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的专项行动方案》规定了劳动力转移的综合方法，包括在农业“农闲时期”由国家主导转移至采棉等季节性工作中。2016年9月，新疆发布了关于季节性务工人员（包括采棉工）国家管理的通知，作为实施2016年6月专项行动方案的一部分。该通知规定了与公安机关合作对这些工人进行严密监管和强化思想灌输的过程，包括“思想教育”。各县被要求主动询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棉花种植区的劳动力需求，然后动员所需工人。2016年12月，新疆宣布计划加强南北疆就业合作机制，扩大政府组织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包括季节性工作。这显著加速了南疆维吾尔族劳动力向北疆兵团棉田的转移。新疆2017年5月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指出，贫困人口的“劳动就业意愿和能力不足”，并五次重复当地人的“内生动力”不足，必须加以“激发”。该规划特别强调了季节性劳动力转移在实现国家脱贫目标中的作用。2017年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甚至正式废除了长期存在的农业和公共工程强制无偿劳动制度“哈什尔”（hashar），其明确目的是促进维吾尔族更深入地参与劳动力转移。2017年初，国家还开始系统性地用转移来的非汉族劳动力取代汉族外来采棉工。2016年9月的通知规定，“在同等条件下”，兵团招募季节性劳动力应“优先使用新疆当地农民和牧民”。一份关于喀什岳普湖县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报告称，通过劳动力转移，当地维吾尔族人“根深蒂固的懒惰思想”得到了克服。报告引用一位汉族棉农的话说，由于工作队从2017年开始实施转移，他“不再使用外地（外来）采棉工”。2016年，新疆本地采棉工仅占兵团棉田所有采棉工的三分之一（约10万人）。汉族外来务工人员也构成了南疆采棉工的大多数，因为汉族棉农从他们东部的家乡招募工人。相比之下，到2018年，喀什地区的采棉工中只有2.5%是外来务工人员，而21.09万人（即84.4%）来自本地区，其他维吾尔族聚居区也报告了类似的趋势。那一年，仅阿克苏和和田地区就向兵团输送了21万名采棉工。2016年至2020年间，新疆年均转移劳动力287万人。季节性转移发挥了主导作用。2017年至2020年中期，南疆和田地区所有转移劳动力中，约有一半集中在采棉等季节性劳动。2017年至2018年间，和田地区墨玉县将劳动力转移采棉工人数从4.06万增加到5.4万，动员了其18至59岁人口的15.7%前往其他地区采棉。据估计，2018年新疆动员了至少57万名来自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剩余劳动力参与采棉。用于采棉的强制性季节性劳动力转移与新疆的“通过劳动力转移进行脱贫”的强制性计划有关，但与所谓“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国家对再教育营的委婉说法）前被拘留者的强制工作安置无关。虽然这两个系统截然不同，且在不同的政策和行政体系下运作，但拒绝参与脱贫或就业政策的维吾尔族人可能面临拘禁。2014年，该地区发布了一份包含75种“宗教极端主义表现”的清单，其中之一是“拒绝接受政府管理”，这是一个广泛的表述，可以涵盖脱贫和就业措施。拘禁的威胁并没有改变新疆强制劳动系统之间的概念区别。通过劳动力转移进行的脱贫本身就产生了强制压力，独立于营地之外。然而，这种潜在的威胁显著增强了此类压力。
来自莎车县阿斯兰巴格乡脱贫攻坚工作组此前未公开的内部政府文件显示，国家强迫维吾尔族参与脱贫措施（包括劳动力转移和季节性劳动）的努力在2018年后有所加强。莎车县2019年1月的整改工作通知要求提高脱贫攻坚工作的“政治地位”，严厉警告干部若未达到规定目标将面临“严重”后果。在其旨在压制任何政策反对意见的秘密五年计划中（该计划始于2017年，结束于2021年），2019年是新疆应实现“基本常态化”的一年。莎车县2019年7月关于“脱贫攻坚近期重点工作”的文件警告官员要“防止干部和群众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文件规定，“懒汉、酒鬼及其他内生动力不足的人员”需要接受“反复……思想教育”。如果这未能产生“明显效果”，他们将“按照文件”处理（其确切含义尚不明确，但上下文暗示了强制措施）。60岁以上的人员和学生被要求采摘棉花、蔬菜、西红柿和辣椒等作物。脱贫就业办公室需列出那些“尚未实现稳定就业（因此）必须（从事）季节性劳动”的人员名单，并将他们纳入集中、有组织的季节性劳动（如采棉）转移中。国家将组织幼儿集中托管，以“防止出现这类人员既无稳定就业，又无法获得季节性劳动收入的问题”。到2019年底，莎车县正在编制“懒汉”、“酒鬼”和“内生动力不足”人员名单。一份名单将年仅77岁的人标记为“懒汉”，在五名被列出“懒惰”解决方案的个人中，有两人被送往另一个县采棉。
新疆棉花采摘的劳动力转移：地方实施情况
与乌兹别克斯坦类似，新疆棉花采摘中的强制压力主要存在于招募阶段。驻村工作队挨家挨户收集每户家庭的就业状况信息，并强迫村民参与劳动力转移：
曾经阻碍当地劳动力进入棉花采摘市场的因素已不复存在。这得益于新疆各级政府在转移剩余劳动力工作上的持续推进。特别是自2014年以来，新疆连续五年共派出35万名干部下沉基层，帮助群众摆脱贫困与苦难。
在喀什地区伽师县的一个村庄，当国家发现维吾尔族人“不愿外出务工”时，官员们第二次进入每家每户，开展“思想教育工作”，直到动员了60人去采摘棉花。2018年9月，一支驻村工作队在和田地区墨玉县的一个村庄（总劳动力为983人）动员了345名村民去邻近的喀什地区采摘棉花，该村此前在劳动力转移方面的参与度极低。三名村干部对他们进行了监督。阿克苏地区拜城县2018年9月的一份记录描述了驻村工作队如何将维吾尔族村民艾尔艾力·哈基姆从“严重”的思想问题中“解放”出来。得益于“思想转化工作”，他随后响应政府号召去采摘棉花：
过去，我“等、靠、要”的懒惰思想很严重。我只知道向党和政府索取。现在，我终于明白，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汗水赚取报酬。未来，在党和政府政策的支持下……我会赚更多的钱，让家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招募行动的特点是组织严密的转移和密切的监督。喀什地区2017年的一份记录指出，采棉工由官员陪同，且“工作队干部和派出所警卫定期探访他们”。阿克苏地区2020年的一份报告称，采棉工以“点对点转移”的方式被送往工作目的地，干部必须全程陪同：
充分发挥一线“指导员”、“安全员”和“服务员”的作用。除特殊情况外，这些人必须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在采棉期间积极开展思想教育……并协助解决工资或意外伤害相关问题。
这些记录还表明，新疆的新就业政策可以带来物质利益。中央政府的援助及相关政策旨在保护劳动者免受雇主剥削，改善工作条件和安全标准，提高他们的权利意识，并推广社会福利覆盖。鉴于棉花采摘这一经济部门在历史上一直与剥削联系在一起，这些好处不应被轻易忽视，它们表明习近平提出的消除绝对收入贫困的标志性目标构成了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通过这些国家计划招募的采棉工受到随行干部和工作队的监控。例如，2019年末，一支喀什执法工作队探访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辖区采摘棉花的150名维吾尔族人。他们评估了采棉工的“思想状态”并告诫他们：“希望你们发扬吃苦耐劳、勤奋工作的精神，按计划完成采棉任务。”此类记录表明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情况存在显著相似之处。在两个地区，采棉工都是（或曾经是）通过广泛的基层动员被强制组织的。其结果是强制劳动在社会层面的常态化。当麦尔耶姆·苏尔坦（2021）后来在北京上大学时，她真诚地以为自己必须履行强制劳动任务：
当我问导师我们是否需要进行任何强制劳动时，大家都哄堂大笑。我感到非常欣慰，终于来到了一所可以专注于学业而无需担心强制劳动的机构。
超越采摘：新疆棉花价值链中两种形式的强制劳动
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后者主要生产原棉，而新疆在2014年后的国家政策推动下，棉花价值链向纱线、纺织品和服装生产进行了大规模扩张。2014年7月，北京宣布了到2023年将至少100万名工人安置到纺织和服装行业就业的目标，其中65万人来自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南部地区。虽然目前关于新疆棉花生产中劳改劳动力规模的证据有限，但仍有多个监狱农场参与其中。库车县芳草湖监狱农场的轧花厂在2016年6月仍在运营。与沙雅县监狱农场相关联的沙雅县塔里木润成监狱轧花厂在2017年9月仍在运营。来自莎车县的维吾尔族人阿卜杜哈米特·巴拉特表示，在不同监狱服刑的18年间（1995年至2013年），他一直被迫生产各种类型的服装，包括手套、毛衣和制服，每天工作15至16小时。
大规模的强制采棉仅与“劳动力转移扶贫”相关。然而，随后的纱线、纺织品和服装生产也涉及大规模雇佣被“释放”到国家指定工作岗位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学员。2018年初，多个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地区获得了将学员转移到劳动密集型纺织和服装生产的优惠国家政策，通过每名受训学员1800元人民币的补贴吸引了中国东部企业；那一年，仅喀什地区就计划雇佣10万名营地学员，其中7万人进入纺织和服装工厂。新疆纺织业也对来自劳动力转移系统的少数民族工人采取了强制管理措施。例如，莎车县的雄鹰纺织公司利用“半军事化管理”雇佣贫困和剩余劳动力。汉族工厂老板表示，这些工人最初“缺乏劳动热情”，且持有“等、靠、要”的心态。然而，经过一年的“潜移默化”，他们“明白了应该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此处“潜移默化”一词与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使用的词汇相同，他当时主张企业就业能使少数民族“潜移默化地学习中国文化”。此类公司在实施国家的灌输和强制同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疆的机械化采摘与持续的劳动力转移
在过去十年中，国家大力推广机械化，特别是在北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区，由于农场规模更大、田块更连片，这些地区比南部更适合机械化采摘。2019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区棉花种植机械化率达到82.9%，而整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这一比例仅为30.2%（254万公顷中的77万公顷）。在2020年12月首次公布新疆棉花采摘中存在系统性强迫劳动的证据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称“2020年新疆棉花机械采摘率已达70%”。然而，这一说法背后的数据仅涉及新疆棉花种植总面积的64.5%。2021年12月6日，政府随后声称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机械化率为80%，但未提供机械化与人工采摘棉花区域的具体面积，也未披露南疆低得多的机械化率。不到六周后，即2022年1月14日，北京突然声称机械化率“超过85%”，但未提供任何依据。相比之下，2020年10月在2020年12月披露之前发布的一份政府报告显示，南疆的机械化率仅为34.7%，并指出“大型机械设备作业条件差”且“土地破碎化程度高”，所有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了……的应用”。
农业机械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2020)。2019年，新疆45%的棉田位于这五个南部地州。
卫星图像分析显示，德国媒体在2022年春季使用收获速度的代理指标估计，该地区至少有36%的棉花仍是手工采摘（此方法可能低估了手工采摘的比例，因为零散的小地块比大片连片的地块更容易被忽略）(Dauben-berger & Guckelsberger, 2022)。然而，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地区，估计的手工采摘比例为96%。南疆的棉花品质尤为优良，不仅因为手工采摘的棉花被认为优于机器采摘的品种，还因为该地区种植了近四分之三的特别珍贵的长绒棉。5 中国的报道证实，截至2022年3月，长绒棉仍无法机械化收获，因为其长而柔软的纤维通过手工采摘能更好地保存（新浪新闻, 2022）。尽管机械化率不断提高，新疆棉花生产的扩张速度仍然需要大量的采摘工人。在过去二十年里，该地区播种棉花面积在机械化程度最低的新疆南部地区增长最快，从2000年至2020年nearly tripling from 574,200 to 1,605,900 hectares（刘等人, 2021）。在兵团控制的农田中，棉田总面积也从2010年的498,000公顷增加到2021年的870,000公顷。事实上，在2018年，阿克苏和和田两地就向兵团地区输送了210,000名季节性农村剩余劳动力——尽管当年兵团的机械化率为80.4%——这可能与这种快速增长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18；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019）。尽管北京方面声称，新疆在2021-22年期间继续转移少数民族剩余劳动力进行棉花采摘。2021年10月，喀什地区夸耀“全地区各县、乡、村在动员采棉工方面做得很好，相关部门也组织了乡、村的群众为大棉农工作……解决了大棉农的‘燃眉之急’” (搜狐, 2021)。喀什的博斯腾县利用专门的大规模动员方法，动员了6,000名采摘工人。这些并非孤立的案例。新疆的《“十四五”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划》（2021-2025年）要求兵团与其他地区加强合作，以“扩大”季节性（与收获相关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 2021）。2022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重点媒体《天山网》上的一篇文章，讨论了新疆的就业项目和劳动力转移，证实了南疆棉花、番茄等种植园的“巨大规模”继续“提供了丰富的短期就业途径”（天山网, 2022）。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并不一定能降低强迫劳动的风险。为了推广机械化，国家大力推行土地流转计划，当地农民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大规模运营商，以换取租金
4. 根据新疆统计局（2020年，表12-20）计算。南疆包括和田、阿克苏、克孜勒苏、喀什和巴音郭楞。5. 根据新疆统计局（2020年，表12-20）计算。
被剥夺土地的维吾尔族农民随后经常被强制转移到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工作。新疆主要国家媒体将土地流转描述为减少土地碎片化和推广机械化棉花种植的关键措施（新华社, 2018）。到2019年，阿克苏的乌什县计划将66,667公顷土地从小型持有者转让给国有合作社、兵团农场和大公司，以“全面实施机械化采棉”，同时“让农民摆脱土地”（通过劳动力转移）（中国棉花网, 2018）。到2021年，尉犁县已将26,667公顷土地从农民转让给丽华棉业公司，以推广“现代化、机械化”的棉花生产，大幅提高了机械化收获（朱, 2021）。虽然使用权转让理论上可以撤销，但新疆的政策背景清楚地表明，转让是建立大规模现代化和机械化农业以及永久将小农转变为产业工人的长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Zenz, 2021a）。那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转移劳动力，常常成为新疆纺织和服装行业的廉价劳动力。
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比较
2012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了一套衡量强迫劳动的11项指标，包括利用弱点、限制行动自由、孤立、恐吓、恶劣工作条件、暴力、债务束缚和扣发工资（国际劳工组织, 2012）。这些指标旨在衡量个体公司或经济部门的强迫劳动。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合评估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的基本机制，尤其是在新疆，那里的国家强制动员目标主要是政治性的。其中一些与经济剥削相关的指标适用于乌兹别克斯坦以营利为目的的棉花收获。然而，广泛的工人剥削将与北京方面旨在实现长期社会稳定和实现习近平消除绝对贫困的标志性目标相悖。因此，新疆至少名义上寻求改善工作条件，并且对于劳动力转移，它优先考虑政治目标而非经济剥削（被释放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学员的工作条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剥削廉价的维吾尔族劳动力，因为采摘工人的报酬很低，而他们的工作却极其艰辛。然而，劳动力剥削不是新疆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目标，而极其恶劣的工作条件与国家针对少数民族的就业政策的长期目标相悖。与其依赖静态和脱离背景的国际劳工组织指标，不如将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的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视为一个系统性和情境化的过程来理解和衡量。基于对新疆劳动力转移的审查，我之前开发了一个六阶段框架来评估劳动力转移中的胁迫（Zenz, 2021a）。下面，除了比较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之外，还为每个阶段展示了一套新的指标，这些指标专门用于评估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的风险（表1）。
系统性识别国家规定的人口的生计并配合国家代表国家行事的机构。潜在适用的国际劳工组织指标：不适用就业运动。阶段乌兹别克斯坦新疆总体风险指标级机构。表 1. 通过六个阶段识别系统性强迫诱导的思想环境，要求目标群体自行摆脱（或找到替代方案）。上门运动，涉及强烈的心理压力实现北京的扶贫目标，并转变剩余劳动力与植棉区共同识别季节性劳动力以完成强制性劳动力转移配额，基于数据库和侵入式上门招聘包括可能被拘禁。在国家生产任务的支持下并分配劳动力需求并计划劳动力动员。地区使用（“思想教育”）以及潜在或公开的威胁，族裔社群。
指标表明，国际劳工组织的指标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评估在初期劳动力识别、招募、培训和转移阶段（这些是评估与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相关风险的最相关阶段）中的强迫行为。总体而言，两个地区的强制机制具有可比性，尽管新疆的环境要压抑得多。在两种情况下，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在五个关键方面十分相似：
1. 拥有强大官僚机构的集权威权国家；
2. 驾驭经济政策并激励或征用相关的经济参与者（包括国有和私营企业）；
3. 在目标人群中营造强制性的社会环境；
4. 连同大量基层的М人力资源和机构共同利用这一环境，以
5. 在基层产生动员压力。
在这两个地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残余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程度不尽相同。乌兹别克斯坦依赖于持续的中央集权计划配额制度。新疆自上而下的国家规划也以重要且复杂的方式塑造了经济，影响农作物种植优先事项，根据政治目标征用国有企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体，并引导季节性工人流动（用维吾尔族采棉工取代汉族采棉工）。然而，新疆当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系统性地激励私营部门进一步贯彻国家政策，特别是自 2010 年代以来。强大的人口发展主义国家利用上述五种方法实施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其实施的便利程度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相上下。这两个系统之间的核心区别之一在于其最终目标。在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直接使精英阶层在经济上受益。北京在新疆的政策侧重于族群识别，并被框定为国家的一个紧迫的国家安全问题，该国将维吾尔族人描绘为一种“生物威胁”。与传统的农村生计相比，中国受监控的工厂环境使国家能够对工人实施更强的控制，削弱了传统的社区结构，并限制了本土文化的代际传递。
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都部署（或曾部署）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系统，通过高度集中的强制性国家机器，利用大量基层人力资源来强行招募和留住采棉工。最初，两地都严重依赖童工，随后转向强制性成年劳动力，而当时正值集体化和计划经济的过去时代，就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强制指派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强迫劳动力动员是通过国家对经济政策的主导地位、国家征用或激励相关经济参与者的能力，以及在社会主义时期创建并由后继领导人维持或演变的广泛动员基层机构来运作（或曾运作）的。尽管新疆的压迫程度要严重得多，但两个地区都严重依赖（或曾依赖）中央集权的威权系统来营造惩罚不服从行为的强制性环境。在新疆，这包括关押的威胁以及通过预防性警务自动化系统对异常行为的侦测。由于缺乏法律救济，公民“选择”顺从，而不是在这个让他们无能为力系统中面临潜在的后果。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强制同意”环境对于局外人来说未必能立即察觉，并且可能很难通过诸如国际劳工组织强迫劳动指标框架等常规手段来评估，该框架本来就不是为了评估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而设计的。通过检查单个工人（特别是在新疆这样无法自由发言的高度压迫环境）或甚至单个工作场所，并不容易察觉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这些可能只需要与非强制性工作场所相当的安全和监控水平，因为强制压力在最初招募时最强，而且社会背景排除了自由流动。结构性强制环境最恰当的概念化是一系列“不自由的形式和程度”的“连续统一体”，其中自愿与非自愿之间清晰的界限不再适用。在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系统利用结构性边缘化进行经济剥削。新疆的系统至少名义上旨在增加收入，以便国家宣布民族地区摆脱贫困。鉴于中国极低的绝对贫困线，即使是采棉的微薄报酬也足以将少数民族采棉工推过这条线。然而，国家的长远目标是将人们从传统的生计和社区转移到受国家控制的“现代”工作、思想改造和社会控制环境中。全球制裁针对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的经济逻辑，并最终导致了系统性变革，这也是由于该国对吸引更多外国投资有着强烈的需求。相比之下，北京的经济实力、在新疆的长期政治目标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意味着向采棉及相关产业的强迫劳动力转移可能会长期持续下去。使用新疆棉花的中国公司通过混淆供应链来规避西方制裁。虽然制裁对于避免消费者沦为暴行的帮凶是必要的，但习近平将国内安全置于经济增长之上的优先考量，以及颁布惩罚遵守制裁的公司的反制裁法，使得制裁的影响更加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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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乌兹别克斯坦棉花采摘中的强制劳动
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之比较分析
摘要 本研究追溯了中国西北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棉花采摘中系统性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演变。研究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近期的状况与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比较，后者在2021年之前一直实施棉花采摘强制劳动。这两个地区都通过中央集权的威权国家机器，部署人力资源密集型的基层动员工作，创造了结构性的强制劳动环境。文章发现，尽管这两个区域实体的强制劳动动态在许多方面具有可比性，但由此产生的劳动环境并不能轻易通过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强制劳动指标等静态标准衡量标准来捕捉。相反，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特征是普遍存在的、由国家诱导的系统性强制动态，这些动态深深植根于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乌兹别克斯坦的强制劳动实践主要受经济考量驱动，而新疆的劳动力转移计划虽然追求一定的经济目标，但其设计初衷主要是为了实现北京方面更广泛的民族政治目标。
1930年，国际劳工组织（ILO）通过了《强迫劳动公约》（29号），该公约旨在普遍打击强迫劳动行为，特别是为了应对20世纪20年代西方殖民地的强迫劳动问题。然而，出于对殖民统治的妥协，该公约对“作为正常公民义务一部分的任何工作或服务”创造了模糊的例外规定，包括“轻微的社区服务”。1957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第105号公约以填补未解决的漏洞，专门针对国家为推进政治目标而强加的强迫劳动，包括将强迫劳动用于经济发展、作为种族或宗教歧视的手段，或惩罚异见。这些条款旨在反击各国为与“发展型独裁”相关的强制劳动实践所找的借口，在这种体制下，强制劳动往往以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官僚现代化为名进行辩护。勒巴伦和菲利普斯认为，对国家在强制劳动实践中作用的分析仍然是文献中的薄弱环节。国家往往只是“潜伏在背景中”，因为它们“主要被视为应对强迫劳动的工具，而不是作为在形成导致强迫劳动的条件中发挥因果作用的行动者”。学术界对资本主义与非自由劳动之间关系的关注，导致“国家和国家行为者”作为此类非自由状态的直接肇事者被“某种程度上的隐形化”了。勒巴伦和菲利普斯的框架探讨了国家如何促进增加对各种非自由劳动形式脆弱性的条件。这是将国家在强制劳动中的作用概念化的重要第一步。然而，理解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的情况需要更具体的框架来概念化系统性的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因为这些地方直接启动了全政府和全社会的方针，将大量公民赶入强制劳动中。相反，对国家主导的监狱劳动制度的研究，如苏联古拉格或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劳改”（“通过劳动进行改造”）制度，同样不适合分析那些并非发生在监狱或拘留环境中的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尽管在新疆，再教育营的拘留威胁依然笼罩）。在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棉花采摘的强制劳动动员都发生在拘留环境之外，尽管新疆目前仍在运营一些棉花生产的“劳改”监狱农场（这与再教育营不同）。在这两个地方，强制力主要基于整体的强制劳动招募环境。这种发生在威权政府下广泛强制环境中的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在现代奴隶制文献中是一个相对被忽视的话题，而对这种形式的强制劳动的概念分析则更为稀缺（例如，麦奎尔和拉瑟是一个例外）。在新疆，劳动力强制在2016年后加速，其背景是一场大规模拘留运动和其他旨在强制同化和重塑少数民族（非汉族）社区的高度压迫性政策。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背景下，麦奎尔和拉瑟恰如其分地将由此产生的强制环境描述为“结构性强制同意”，定义为“缺乏积极决定参与或不参与棉花产业的自由”。“结构性强制同意”植根于并实施于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受国家激励的关键社区机构内部。国际劳工组织对强制劳动的概念化受到批评，认为其处理该问题时“脱离了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过于二元化的强制劳动概念忽视了强制力如何通过“多种——或许是连续的——非自由形式和程度”构成。此处一个有用的框架是希基和杜托伊特提出的“不利纳入”概念，即利用穷人的脆弱性和短期需求来建立剥削性的劳动关系。不利纳入可能满足了工人的即时物质需求，但却使结构性贫困永久化；它可能被包装为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是在非自由的环境下做出的。在文献中，非自由劳动也曾在企业层面进行分析，并被定性为一种剥削性的公司管理技术。虽然参与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公司经常使用此类技术，但我认为，通过分析设计“结构性强制同意”的国家动员工作，最能理解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独特动态。这种框架也促进了对被政府强制劳动计划收编和激励的公司中强制动态的情境化理解。此外，新疆的强制劳动政策记录相对详尽，而由于无法进行实地考察，关于2010年代末新疆棉田中维吾尔族工人状况的民族志证据几乎为零。本研究将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两个依赖（或曾经依赖）大规模强制动员的棉花生产中心进行比较。（土库曼斯坦等类似背景的地区规模较小且记录较少。）研究认为，新疆正在进行的和乌兹别克斯坦先前的强制劳动动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可比性，两者都基于中央集权的威权国家机器，通过保留了各自社会主义时代显著特征的治理机制，部署强制性的基层动员技术。然而，乌兹别克斯坦的强制劳动实践主要受经济考量驱动，而新疆的劳动力动员计划则主要追求政治目标。在新疆，整体的压迫环境以及因拒绝服从国家工作要求而面临制裁的威胁，都比乌兹别克斯坦严重得多。维吾尔族对国家政策和民族歧视的抵制被定性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并归咎于所谓的宗教“极端主义”。新疆实时识别和惩罚异常行为以创造结构性强制同意的能力远高于乌兹别克斯坦。在大规模拘留之前，政府建立了一个人均警察比例居世界前列的安全国家。新疆广泛的监控和预测性警务系统旨在不仅发现而且预防异常行为，追求“没有任何缝隙、盲点或空白”的全面覆盖。通过其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IJOP），新疆的监控机制生成自动化的实时“推送通知”，触发警察调查，往往导致拘留。基于过去的行动、社会互动和当前的行为模式，维吾尔人很容易被内部评级系统贴上“不可信”的标签，该系统通过关联和民族特征进行定罪。21世纪初，新疆在强制性扶贫计划的背景下首次引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计划。从2017年起，该地区大幅增加了转移的范围和强制性，特别针对维吾尔族进行棉花采摘。下文提出的新证据表明：（a）2019年该政策进一步强化，甚至强迫年长的维吾尔人采摘棉花，否则将面临“反复……思想教育”；（b）2021/2022年国家动员策略持续强迫维吾尔人采摘棉花；以及（c）机械化采摘并不一定会减少强制，因为机械化往往意味着维吾尔族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并被转移到其他行业从事劳动。新疆的劳动力转移计划具有其自身的强制机制，这些机制与全社会的监控和预测性警务系统协同运作。劳动力转移是减少非汉族人口集中的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自2018年以来，该地区还强制将教培中心被拘留者安置到受到严密监控的工厂工作中。
研究方法
本文建立在最早证明新疆棉花收获中存在强迫劳动的研究基础之上，该研究涵盖了近期压制性政策实施以来的情况。在概念上，本文遵循作者于2019年首次提出的关于新疆两种强制劳动系统的区分，该区分随后被联合国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研究人员（例如Lehr和Bechrakis 以及Murphy等人 ）所采用。即：(a)针对教培中心被拘留者的强迫劳动分配；以及(b)通过劳动力转移（即“转移就业脱贫”）实现的扶贫，这一计划在许多中国地区以大致相似但通常强制性低得多的形式存在。本文采用这种方法来比较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非监狱式国家资助的强制劳动系统，重点关注新疆这一记录较少且更为紧迫的当代背景。维吾尔族人被转移去采摘棉花是通过季节性劳动力转移进行的，而非与教培中心挂钩的劳动，而随后的棉花加工则涉及这两种系统（此外还有数量未知但可能较少的监狱劳动）。2017年之前，新疆的大多数棉花采摘者是来自其他省份的汉族移民。鉴于新疆在全球纺织品和服装生产中所占份额相对较小，但全球原棉产量却超过20%，因此棉花生产中劳动力强制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劳动力转移政策，而非拘留营（劳动力转移就业也可能在纺织和服装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因此，那些将新疆近期棉花生产中的强制行为主要与教培中心或监狱联系起来，而不提及劳动力转移强制行为背后的基础政策框架的报告具有误导性（例如，）。在2017年和2018年，我开发了一种调查性政策分析方法，以阐明隐蔽的国家政策。我利用这种方法首先记录了大规模拘留运动，方法是：(a)确定关键术语的起源和用法；(b)基于不同行政级别（从自治区到县乡）的三角互证文献证据，确定相关政策框架的发展。在确立了基本的概念基石后，研究随后通过将各种相关来源（国家报告、预算、采购招标、宣传报道）与证人陈述进行三角互证分析，评估了政策的实施情况。我在2019年中期调整了这一方法论方法用于对新疆强迫劳动计划进行最早的研究，1 并随后将其扩展为包含评估劳动力转移中强制性的六阶段框架。在这一方法论、概念和实证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采用了我最近的方法，即通过权威的宏观层面规划文件（包括“五年计划”）的视角来审视该地区强迫劳动计划的演变。此处分析的材料还包括中央政府领导人的关键政治要求，这些要求包含在所谓的“新疆文件”中，即泄露给维吾尔法庭的内部国家文件。本文还讨论了来自内部政府文件的重要新证据，这些文件包含在“新疆QQ文件”中，我从腾讯QQ网络内未受保护的本地政府文档缓存中获取了这些文件；以及“新疆公安文件”，这是由第三方匿名人士通过入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计算机获取的。总体而言，该分析对跨行政级别的不同类型文献来源进行了三角互证，以分析支撑新疆棉花生产的强制性动态，包括国家规划和政策文件、实施报告、当地媒体和宣传报道以及中国学术研究。这种多层次的政策分析得益于“政治约束性标准用语”（提法），这些用语将不同行政级别和政策周期各阶段（从审议到实施）的政策连接起来。虽然本文通过评估高层政策指令及其地方实施这两个维度来考察两者之间的一致性，但在新疆的具体背景下，这种差异往往比中国其他地区更小，这是一种被称为“危机模式”的治理现象，在政治敏感的背景下很常见。本文首先追溯了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棉花采摘中强制劳动的演变。其次，它展示了新疆的棉花采摘劳动力转移是如何从2017年开始变得更具强制性的。第三，它展示了尽管近期机械化采摘有所增加，但人工采摘的劳动力转移是如何持续存在的。第四，它总结了支撑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的关键要素，并为这种劳动提出了一种除国际劳工组织指标（主要旨在衡量基于公司的而非国家强加的强迫劳动）之外的替代评估框架。
1990年代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的棉花生产
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苏联统治下的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棉花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10万多名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这些人被苏联从家园强行迁往监狱劳改营。从1950年代开始，妇女和儿童尤其被迫参与棉花采摘，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成本低廉。乌兹别克斯坦生产了苏联全部棉花的60%以上
1. 所引用的2019年12月期刊文章的预印本已于2019年7月发表。迅速增长的农村人口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使得在一个实际上抑制现代化的腐败系统中，机械化变得缺乏吸引力。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后苏联转型带来的系统性压力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压力，导致机械化率下降，廉价强制劳动的使用增加。2000年，估计有140万名或22.6%的5至14岁乌兹别克儿童被迫参与棉花采摘。国际劳工组织对2014年和2015年收获期间18至50岁的成年采摘者进行的分析发现，该年龄段中有21%至24%（300万人）参与了这项工作，其中近四分之三是农村妇女。自2012年以来，强制的重点已从强迫童工转向强迫成年劳工，但该系统背后的总体动机保持不变，因为棉花生产的利润充实了腐败的政治精英。
2。至于新疆，在1990年代初，在这一战略边疆地区通过定居者殖民主义巩固国家控制的数十年努力背景下，中国政府大规模扩大了对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其他投资，将其变成了中国主要的棉花产区。199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宣布，南疆维吾尔族聚居区将成为“全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新疆的经济发展和棉花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北京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的投资，该实体成立于1954年，是一个军事农业殖民地，促进了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运营着一个庞大的监狱和劳改营网络，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吸收了来自中国东部的数万名囚犯。在1990年代中期的高峰期，估计新疆2.4%的棉花产量来自劳改劳动。Seymour和Anderson 认为，1994年后，囚犯人数的减少本应降低劳改劳动在新疆农业生产中的份额（第105页）。从1994年开始，该地区开始每年动员超过一百万名三年级以上的在校学生参与棉花收获，以解决“当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阿克苏地区的一名维吾尔族知情者Meriyem Sultan （她在1998年至2004年期间，即初中和高中阶段采摘过棉花）报告称，他们被分配了每日配额。有时，他们被派往塔里木劳改农场经营的田地，在警察看守的囚犯旁边工作。当她和其他学生没有完成配额时，会遭到殴打。她亲眼目睹了一名同学在前往棉田的通风不良且拥挤的巴士上，因已知的某种心脏病（这并没有使他免于采摘棉花）发作而倒下死亡。从2006年开始，小学生（但不是中学生）被免除了棉花采摘任务。2001年至2021年间，新疆在中国棉花产量中的份额从27.4%增长到89.5%，并在2021年占全球棉花供应量的20%左右。
2020年之前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收获中的强制劳动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规定的棉花生产配额制度构成了其强制劳动系统的主要驱动力。在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于2020年启动改革并废除该制度后不久，该国的强迫劳动问题有所缓解。在此之前，国家控制着棉花生产的方方面面，并由其压制性机构予以强化。该系统在苏联统治时期建立，并在独立后由卡里莫夫总统延续。卡里莫夫的渐进式后社会主义改革旨在保持国家对棉花生产的控制，有意保留了苏联时期计划经济的关键要素，同时额外利用新建立的地方机构（农民协会）来强制小农户执行政府的作物生产计划。国家生产配额被下达给地区官员，他们反过来向从属实体施压，要求招募相应数量的采摘者。Bilal Bhat 谈到了“一种更广泛的动员层级，其中收获的国家目标被分解为配额，然后在国家行政的每一级强制执行，一直到田间（采摘者）的个人配额”（第80页）。这是通过所谓的“霍基姆”（hokims）进行的，他们是地方行政当局的首脑，大致相当于地方长官。中央政府文件要求在地区和区级“霍基姆”行政机构下建立“棉花指挥单位”。知情者回忆起夜间会议，会上“霍基姆”在配额未完成时对所在地区的机构发出威胁。“霍基姆”反过来利用“马哈拉”（mahallas，居民社区协会）的领导人来招募指定的工人数量。“马哈拉”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因为它们控制着社会福利的发放并实施社会控制，包括通过辅助执法职能。“霍基姆”还强迫公共组织派遣采摘者，该系统进一步依赖于由国家支付报酬的采摘队队长和私人职业介绍所。那些负责动员的人往往直接控制着他们所招募人员的就业或经济福祉，在就业率高的情况下，害怕失去工作是服从的常见原因。在日常工作中监督人们的同一批官员往往会在田间招募和监控他们。不出所料，调查发现“招募方式……与各种形式的劳动剥削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马哈拉”的任务是动员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并组建由官员和公共部门雇员组成的团队，“编制失业人员名单，挨家挨户招募人们去采摘棉花”。团队对那些未能参加的人进行每日访问。负责发放社会福利的地方领导人受到压力，要求招募采摘者，并建立拒绝者的黑名单，禁止他们获得国家福利或服务。采摘者被分配了大量的每日配额，每天工作12到13个小时，没有周末休息，报酬微薄，如果未达到配额，还会面临暴力威胁、言语辱骂和罚款。由于主要目标不是充分就业而是完成收获，公民可以付费雇人代采。乌兹别克的招募系统营造了一种强制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潜在的后果威胁往往足以强制执行合规。一位当地企业主评论说，即使没有公开的威胁，企业也会遵守国家派遣工人到田间的请求：“如果我们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政府实体）肯定会给我们制造麻烦。税务检查会来，发现一些不当行为或违规行为”。2014年，只有约15%的被要求采摘棉花的人拒绝，即使在2019年，当废除强制行为取得重大进展时，仍有48.3%的受访者对“你能拒绝采摘棉花吗？”这一问题回答“不”。2014年国际劳工组织调查中大多数拒绝者已经是失业者，因此无法因失去工作而受到惩罚。一位接受采访的“马哈拉”招募员承认，她告诉采摘者“工作是自愿的”，然而，“拒绝不是一个选项”。“马哈拉”招募员有时会有警察陪同，警察也经常监督采摘者前往田地的交通。正如外部观察员所指出的，“对于一个对执法部门有着深刻且根深蒂固恐惧的群体来说，执法部门的存在强化了棉花采摘是强制性的这一信息”。在2009年开始对乌兹别克棉花进行为期13年的国际抵制后，国家对独立监督员的骚扰和系统性强制行为一直存在，直到2021年才逐渐消除。
2000年代新疆的劳动力供给策略
1990年至2007年间，在东部地区强劲经济增长的推动下，以及江泽民提出的“西部大开发”这一国家主导的大规模运动影响下，新疆棉花种植面积翻了两番，从42万公顷增加到166万公顷。到2008年，该地区每年需要超过100万名采棉工。尽管农村存在就业不足，但为这项艰苦且报酬相对较低的工作寻找劳动力始终是一个难题。20世纪90年代末，尽管吸引了来自其他省份的20万名采棉工，但仍有部分作物无法及时采摘。因此，国家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从2003年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尤其推行了一种主动、大规模的“有组织”招募和转移中国外来采棉工的模式，通过专列进行运输，并与各省当地国家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劳务合作关系”。这些采棉工是在通过其他个人或私人渠道抵达新疆的采棉工之外的补充。2008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拥有68.6万名采棉工，其中22.8万名来自新疆，45.8万名（约占三分之二）来自其他省份。从21世纪初开始，新疆开始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在经典的二元经济结构或刘易斯-拉尼斯-费经济发展模型中，剩余劳动力被定义为“可以在不减少农业产出的情况下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20世纪80年代去集体化之后，中国陷入低生产率农业的贫困农村人口，通过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自行转移到了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然而，在包括新疆在内的西部地区，民族歧视、语言障碍以及社区、土地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非汉族人口不愿离开土地，特别是进入与汉族存在经济依附关系的劳动关系中。2003年，在农村民族人口持续高增长的背景下，新疆动员了13万名当地农民参与采棉。然而，汉族外来务工人员仍占主导地位。到2016年，当地人（主要来自南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0万名采棉工中仅占10万人。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以及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后出现的社会不稳定和强力维稳措施（这些措施显著影响了维吾尔族向非维吾尔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动员维吾尔族参与采棉可能已不再是首要关注点。
2014年，北京的中央领导层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策重点从经济发展转向去极端化和维护稳定。2014年至2019年间，特别是与2017年大规模拘禁运动同时期，创造就业成为一项主要的政治优先事项，其执行力度也日益具有强制性。在内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量失业人员容易“滋事”，而企业就业“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使各民族“潜移默化地学习中国文化”，从而帮助他们“抵御宗教极端思想”。在同一场合，时任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俞正声指出，为纺织服装业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和要求，旨在带动至少一百万人就业。此事对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到2017年，这些论点已深刻影响了政策重点。继习近平之后，喀什地委书记李宁平告诫官员，脱贫攻坚与反恐维稳紧密相连：超过90%的非法宗教活动发生在农村，超过90%的暴力恐怖分子生活在农村……农村地区之所以占如此大的比例，与贫困密不可分……有些人长期无事可做，没有工作，游手好闲，无事生非。他们很容易被“三股势力”煽动和诱惑而走上邪路……如果我们做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引导各族群众过上现代文明生活，这将是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有力抵御……因此……做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不仅是民生问题，也是稳定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2017年12月，在新疆经营着全球最大纺织厂的华孚公司展示了600名身着迷彩服的维吾尔族转移劳动力正在接受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的照片，并指出：由于信息闭塞、缺乏勇气、害怕外出，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闲置在家，增加了家庭负担，也给公共安全带来了隐患。
新疆2016年2月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打赢脱贫攻坚战”决策部署的意见，明确要求利用“访惠聚”驻村工作队（官员挨家挨户走访）来实施“精准扶贫”工作，并警告称，在实现脱贫目标之前，工作队不会撤出村庄。脱贫攻坚战将涉及“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而“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通过增加工业生产和劳动力转移，将有174万人实现脱贫。中国学术研究发现，即使在提供充足经济报酬和免费住房的情况下，仍有大量维吾尔族人抵制此类转移。学者和官员将这种不愿参与归因于“思想封闭”和宗教“极端主义”，认为劳动力转移可以“打破南疆固化的社会结构”。该地区2016年6月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的专项行动方案》规定了劳动力转移的综合方法，包括在农业“农闲时期”由国家主导转移至采棉等季节性工作中。2016年9月，新疆发布了关于季节性务工人员（包括采棉工）国家管理的通知，作为实施2016年6月专项行动方案的一部分。该通知规定了与公安机关合作对这些工人进行严密监管和强化思想灌输的过程，包括“思想教育”。各县被要求主动询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棉花种植区的劳动力需求，然后动员所需工人。2016年12月，新疆宣布计划加强南北疆就业合作机制，扩大政府组织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包括季节性工作。这显著加速了南疆维吾尔族劳动力向北疆兵团棉田的转移。新疆2017年5月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指出，贫困人口的“劳动就业意愿和能力不足”，并五次重复当地人的“内生动力”不足，必须加以“激发”。该规划特别强调了季节性劳动力转移在实现国家脱贫目标中的作用。2017年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甚至正式废除了长期存在的农业和公共工程强制无偿劳动制度“哈什尔”（hashar），其明确目的是促进维吾尔族更深入地参与劳动力转移。2017年初，国家还开始系统性地用转移来的非汉族劳动力取代汉族外来采棉工。2016年9月的通知规定，“在同等条件下”，兵团招募季节性劳动力应“优先使用新疆当地农民和牧民”。一份关于喀什岳普湖县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报告称，通过劳动力转移，当地维吾尔族人“根深蒂固的懒惰思想”得到了克服。报告引用一位汉族棉农的话说，由于工作队从2017年开始实施转移，他“不再使用外地（外来）采棉工”。2016年，新疆本地采棉工仅占兵团棉田所有采棉工的三分之一（约10万人）。汉族外来务工人员也构成了南疆采棉工的大多数，因为汉族棉农从他们东部的家乡招募工人。相比之下，到2018年，喀什地区的采棉工中只有2.5%是外来务工人员，而21.09万人（即84.4%）来自本地区，其他维吾尔族聚居区也报告了类似的趋势。那一年，仅阿克苏和和田地区就向兵团输送了21万名采棉工。2016年至2020年间，新疆年均转移劳动力287万人。季节性转移发挥了主导作用。2017年至2020年中期，南疆和田地区所有转移劳动力中，约有一半集中在采棉等季节性劳动。2017年至2018年间，和田地区墨玉县将劳动力转移采棉工人数从4.06万增加到5.4万，动员了其18至59岁人口的15.7%前往其他地区采棉。据估计，2018年新疆动员了至少57万名来自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剩余劳动力参与采棉。用于采棉的强制性季节性劳动力转移与新疆的“通过劳动力转移进行脱贫”的强制性计划有关，但与所谓“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国家对再教育营的委婉说法）前被拘留者的强制工作安置无关。虽然这两个系统截然不同，且在不同的政策和行政体系下运作，但拒绝参与脱贫或就业政策的维吾尔族人可能面临拘禁。2014年，该地区发布了一份包含75种“宗教极端主义表现”的清单，其中之一是“拒绝接受政府管理”，这是一个广泛的表述，可以涵盖脱贫和就业措施。拘禁的威胁并没有改变新疆强制劳动系统之间的概念区别。通过劳动力转移进行的脱贫本身就产生了强制压力，独立于营地之外。然而，这种潜在的威胁显著增强了此类压力。
来自莎车县阿斯兰巴格乡脱贫攻坚工作组此前未公开的内部政府文件显示，国家强迫维吾尔族参与脱贫措施（包括劳动力转移和季节性劳动）的努力在2018年后有所加强。莎车县2019年1月的整改工作通知要求提高脱贫攻坚工作的“政治地位”，严厉警告干部若未达到规定目标将面临“严重”后果。在其旨在压制任何政策反对意见的秘密五年计划中（该计划始于2017年，结束于2021年），2019年是新疆应实现“基本常态化”的一年。莎车县2019年7月关于“脱贫攻坚近期重点工作”的文件警告官员要“防止干部和群众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文件规定，“懒汉、酒鬼及其他内生动力不足的人员”需要接受“反复……思想教育”。如果这未能产生“明显效果”，他们将“按照文件”处理（其确切含义尚不明确，但上下文暗示了强制措施）。60岁以上的人员和学生被要求采摘棉花、蔬菜、西红柿和辣椒等作物。脱贫就业办公室需列出那些“尚未实现稳定就业（因此）必须（从事）季节性劳动”的人员名单，并将他们纳入集中、有组织的季节性劳动（如采棉）转移中。国家将组织幼儿集中托管，以“防止出现这类人员既无稳定就业，又无法获得季节性劳动收入的问题”。到2019年底，莎车县正在编制“懒汉”、“酒鬼”和“内生动力不足”人员名单。一份名单将年仅77岁的人标记为“懒汉”，在五名被列出“懒惰”解决方案的个人中，有两人被送往另一个县采棉。
新疆棉花采摘的劳动力转移：地方实施情况
与乌兹别克斯坦类似，新疆棉花采摘中的强制压力主要存在于招募阶段。驻村工作队挨家挨户收集每户家庭的就业状况信息，并强迫村民参与劳动力转移：
曾经阻碍当地劳动力进入棉花采摘市场的因素已不复存在。这得益于新疆各级政府在转移剩余劳动力工作上的持续推进。特别是自2014年以来，新疆连续五年共派出35万名干部下沉基层，帮助群众摆脱贫困与苦难。
在喀什地区伽师县的一个村庄，当国家发现维吾尔族人“不愿外出务工”时，官员们第二次进入每家每户，开展“思想教育工作”，直到动员了60人去采摘棉花。2018年9月，一支驻村工作队在和田地区墨玉县的一个村庄（总劳动力为983人）动员了345名村民去邻近的喀什地区采摘棉花，该村此前在劳动力转移方面的参与度极低。三名村干部对他们进行了监督。阿克苏地区拜城县2018年9月的一份记录描述了驻村工作队如何将维吾尔族村民艾尔艾力·哈基姆从“严重”的思想问题中“解放”出来。得益于“思想转化工作”，他随后响应政府号召去采摘棉花：
过去，我“等、靠、要”的懒惰思想很严重。我只知道向党和政府索取。现在，我终于明白，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汗水赚取报酬。未来，在党和政府政策的支持下……我会赚更多的钱，让家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招募行动的特点是组织严密的转移和密切的监督。喀什地区2017年的一份记录指出，采棉工由官员陪同，且“工作队干部和派出所警卫定期探访他们”。阿克苏地区2020年的一份报告称，采棉工以“点对点转移”的方式被送往工作目的地，干部必须全程陪同：
充分发挥一线“指导员”、“安全员”和“服务员”的作用。除特殊情况外，这些人必须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在采棉期间积极开展思想教育……并协助解决工资或意外伤害相关问题。
这些记录还表明，新疆的新就业政策可以带来物质利益。中央政府的援助及相关政策旨在保护劳动者免受雇主剥削，改善工作条件和安全标准，提高他们的权利意识，并推广社会福利覆盖。鉴于棉花采摘这一经济部门在历史上一直与剥削联系在一起，这些好处不应被轻易忽视，它们表明习近平提出的消除绝对收入贫困的标志性目标构成了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通过这些国家计划招募的采棉工受到随行干部和工作队的监控。例如，2019年末，一支喀什执法工作队探访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辖区采摘棉花的150名维吾尔族人。他们评估了采棉工的“思想状态”并告诫他们：“希望你们发扬吃苦耐劳、勤奋工作的精神，按计划完成采棉任务。”此类记录表明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情况存在显著相似之处。在两个地区，采棉工都是（或曾经是）通过广泛的基层动员被强制组织的。其结果是强制劳动在社会层面的常态化。当麦尔耶姆·苏尔坦（2021）后来在北京上大学时，她真诚地以为自己必须履行强制劳动任务：
当我问导师我们是否需要进行任何强制劳动时，大家都哄堂大笑。我感到非常欣慰，终于来到了一所可以专注于学业而无需担心强制劳动的机构。
超越采摘：新疆棉花价值链中两种形式的强制劳动
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后者主要生产原棉，而新疆在2014年后的国家政策推动下，棉花价值链向纱线、纺织品和服装生产进行了大规模扩张。2014年7月，北京宣布了到2023年将至少100万名工人安置到纺织和服装行业就业的目标，其中65万人来自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南部地区。虽然目前关于新疆棉花生产中劳改劳动力规模的证据有限，但仍有多个监狱农场参与其中。库车县芳草湖监狱农场的轧花厂在2016年6月仍在运营。与沙雅县监狱农场相关联的沙雅县塔里木润成监狱轧花厂在2017年9月仍在运营。来自莎车县的维吾尔族人阿卜杜哈米特·巴拉特表示，在不同监狱服刑的18年间（1995年至2013年），他一直被迫生产各种类型的服装，包括手套、毛衣和制服，每天工作15至16小时。
大规模的强制采棉仅与“劳动力转移扶贫”相关。然而，随后的纱线、纺织品和服装生产也涉及大规模雇佣被“释放”到国家指定工作岗位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学员。2018年初，多个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地区获得了将学员转移到劳动密集型纺织和服装生产的优惠国家政策，通过每名受训学员1800元人民币的补贴吸引了中国东部企业；那一年，仅喀什地区就计划雇佣10万名营地学员，其中7万人进入纺织和服装工厂。新疆纺织业也对来自劳动力转移系统的少数民族工人采取了强制管理措施。例如，莎车县的雄鹰纺织公司利用“半军事化管理”雇佣贫困和剩余劳动力。汉族工厂老板表示，这些工人最初“缺乏劳动热情”，且持有“等、靠、要”的心态。然而，经过一年的“潜移默化”，他们“明白了应该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此处“潜移默化”一词与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使用的词汇相同，他当时主张企业就业能使少数民族“潜移默化地学习中国文化”。此类公司在实施国家的灌输和强制同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疆的机械化采摘与持续的劳动力转移
在过去十年中，国家大力推广机械化，特别是在北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区，由于农场规模更大、田块更连片，这些地区比南部更适合机械化采摘。2019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区棉花种植机械化率达到82.9%，而整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这一比例仅为30.2%（254万公顷中的77万公顷）。在2020年12月首次公布新疆棉花采摘中存在系统性强迫劳动的证据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称“2020年新疆棉花机械采摘率已达70%”。然而，这一说法背后的数据仅涉及新疆棉花种植总面积的64.5%。2021年12月6日，政府随后声称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机械化率为80%，但未提供机械化与人工采摘棉花区域的具体面积，也未披露南疆低得多的机械化率。不到六周后，即2022年1月14日，北京突然声称机械化率“超过85%”，但未提供任何依据。相比之下，2020年10月在2020年12月披露之前发布的一份政府报告显示，南疆的机械化率仅为34.7%，并指出“大型机械设备作业条件差”且“土地破碎化程度高”，所有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了……的应用”。
农业机械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2020)。2019年，新疆45%的棉田位于这五个南部地州。
卫星图像分析显示，德国媒体在2022年春季使用收获速度的代理指标估计，该地区至少有36%的棉花仍是手工采摘（此方法可能低估了手工采摘的比例，因为零散的小地块比大片连片的地块更容易被忽略）(Dauben-berger & Guckelsberger, 2022)。然而，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地区，估计的手工采摘比例为96%。南疆的棉花品质尤为优良，不仅因为手工采摘的棉花被认为优于机器采摘的品种，还因为该地区种植了近四分之三的特别珍贵的长绒棉。5 中国的报道证实，截至2022年3月，长绒棉仍无法机械化收获，因为其长而柔软的纤维通过手工采摘能更好地保存（新浪新闻, 2022）。尽管机械化率不断提高，新疆棉花生产的扩张速度仍然需要大量的采摘工人。在过去二十年里，该地区播种棉花面积在机械化程度最低的新疆南部地区增长最快，从2000年至2020年nearly tripling from 574,200 to 1,605,900 hectares（刘等人, 2021）。在兵团控制的农田中，棉田总面积也从2010年的498,000公顷增加到2021年的870,000公顷。事实上，在2018年，阿克苏和和田两地就向兵团地区输送了210,000名季节性农村剩余劳动力——尽管当年兵团的机械化率为80.4%——这可能与这种快速增长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18；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019）。尽管北京方面声称，新疆在2021-22年期间继续转移少数民族剩余劳动力进行棉花采摘。2021年10月，喀什地区夸耀“全地区各县、乡、村在动员采棉工方面做得很好，相关部门也组织了乡、村的群众为大棉农工作……解决了大棉农的‘燃眉之急’” (搜狐, 2021)。喀什的博斯腾县利用专门的大规模动员方法，动员了6,000名采摘工人。这些并非孤立的案例。新疆的《“十四五”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划》（2021-2025年）要求兵团与其他地区加强合作，以“扩大”季节性（与收获相关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 2021）。2022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重点媒体《天山网》上的一篇文章，讨论了新疆的就业项目和劳动力转移，证实了南疆棉花、番茄等种植园的“巨大规模”继续“提供了丰富的短期就业途径”（天山网, 2022）。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并不一定能降低强迫劳动的风险。为了推广机械化，国家大力推行土地流转计划，当地农民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大规模运营商，以换取租金
4. 根据新疆统计局（2020年，表12-20）计算。南疆包括和田、阿克苏、克孜勒苏、喀什和巴音郭楞。5. 根据新疆统计局（2020年，表12-20）计算。
被剥夺土地的维吾尔族农民随后经常被强制转移到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工作。新疆主要国家媒体将土地流转描述为减少土地碎片化和推广机械化棉花种植的关键措施（新华社, 2018）。到2019年，阿克苏的乌什县计划将66,667公顷土地从小型持有者转让给国有合作社、兵团农场和大公司，以“全面实施机械化采棉”，同时“让农民摆脱土地”（通过劳动力转移）（中国棉花网, 2018）。到2021年，尉犁县已将26,667公顷土地从农民转让给丽华棉业公司，以推广“现代化、机械化”的棉花生产，大幅提高了机械化收获（朱, 2021）。虽然使用权转让理论上可以撤销，但新疆的政策背景清楚地表明，转让是建立大规模现代化和机械化农业以及永久将小农转变为产业工人的长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Zenz, 2021a）。那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转移劳动力，常常成为新疆纺织和服装行业的廉价劳动力。
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比较
2012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了一套衡量强迫劳动的11项指标，包括利用弱点、限制行动自由、孤立、恐吓、恶劣工作条件、暴力、债务束缚和扣发工资（国际劳工组织, 2012）。这些指标旨在衡量个体公司或经济部门的强迫劳动。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合评估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的基本机制，尤其是在新疆，那里的国家强制动员目标主要是政治性的。其中一些与经济剥削相关的指标适用于乌兹别克斯坦以营利为目的的棉花收获。然而，广泛的工人剥削将与北京方面旨在实现长期社会稳定和实现习近平消除绝对贫困的标志性目标相悖。因此，新疆至少名义上寻求改善工作条件，并且对于劳动力转移，它优先考虑政治目标而非经济剥削（被释放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学员的工作条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剥削廉价的维吾尔族劳动力，因为采摘工人的报酬很低，而他们的工作却极其艰辛。然而，劳动力剥削不是新疆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目标，而极其恶劣的工作条件与国家针对少数民族的就业政策的长期目标相悖。与其依赖静态和脱离背景的国际劳工组织指标，不如将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的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视为一个系统性和情境化的过程来理解和衡量。基于对新疆劳动力转移的审查，我之前开发了一个六阶段框架来评估劳动力转移中的胁迫（Zenz, 2021a）。下面，除了比较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之外，还为每个阶段展示了一套新的指标，这些指标专门用于评估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的风险（表1）。
系统性识别国家规定的人口的生计并配合国家代表国家行事的机构。潜在适用的国际劳工组织指标：不适用就业运动。阶段乌兹别克斯坦新疆总体风险指标级机构。表 1. 通过六个阶段识别系统性强迫诱导的思想环境，要求目标群体自行摆脱（或找到替代方案）。上门运动，涉及强烈的心理压力实现北京的扶贫目标，并转变剩余劳动力与植棉区共同识别季节性劳动力以完成强制性劳动力转移配额，基于数据库和侵入式上门招聘包括可能被拘禁。在国家生产任务的支持下并分配劳动力需求并计划劳动力动员。地区使用（“思想教育”）以及潜在或公开的威胁，族裔社群。
指标表明，国际劳工组织的指标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评估在初期劳动力识别、招募、培训和转移阶段（这些是评估与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相关风险的最相关阶段）中的强迫行为。总体而言，两个地区的强制机制具有可比性，尽管新疆的环境要压抑得多。在两种情况下，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在五个关键方面十分相似：
1. 拥有强大官僚机构的集权威权国家；
2. 驾驭经济政策并激励或征用相关的经济参与者（包括国有和私营企业）；
3. 在目标人群中营造强制性的社会环境；
4. 连同大量基层的М人力资源和机构共同利用这一环境，以
5. 在基层产生动员压力。
在这两个地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残余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程度不尽相同。乌兹别克斯坦依赖于持续的中央集权计划配额制度。新疆自上而下的国家规划也以重要且复杂的方式塑造了经济，影响农作物种植优先事项，根据政治目标征用国有企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体，并引导季节性工人流动（用维吾尔族采棉工取代汉族采棉工）。然而，新疆当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系统性地激励私营部门进一步贯彻国家政策，特别是自 2010 年代以来。强大的人口发展主义国家利用上述五种方法实施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其实施的便利程度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相上下。这两个系统之间的核心区别之一在于其最终目标。在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直接使精英阶层在经济上受益。北京在新疆的政策侧重于族群识别，并被框定为国家的一个紧迫的国家安全问题，该国将维吾尔族人描绘为一种“生物威胁”。与传统的农村生计相比，中国受监控的工厂环境使国家能够对工人实施更强的控制，削弱了传统的社区结构，并限制了本土文化的代际传递。
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都部署（或曾部署）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系统，通过高度集中的强制性国家机器，利用大量基层人力资源来强行招募和留住采棉工。最初，两地都严重依赖童工，随后转向强制性成年劳动力，而当时正值集体化和计划经济的过去时代，就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强制指派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强迫劳动力动员是通过国家对经济政策的主导地位、国家征用或激励相关经济参与者的能力，以及在社会主义时期创建并由后继领导人维持或演变的广泛动员基层机构来运作（或曾运作）的。尽管新疆的压迫程度要严重得多，但两个地区都严重依赖（或曾依赖）中央集权的威权系统来营造惩罚不服从行为的强制性环境。在新疆，这包括关押的威胁以及通过预防性警务自动化系统对异常行为的侦测。由于缺乏法律救济，公民“选择”顺从，而不是在这个让他们无能为力系统中面临潜在的后果。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强制同意”环境对于局外人来说未必能立即察觉，并且可能很难通过诸如国际劳工组织强迫劳动指标框架等常规手段来评估，该框架本来就不是为了评估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而设计的。通过检查单个工人（特别是在新疆这样无法自由发言的高度压迫环境）或甚至单个工作场所，并不容易察觉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这些可能只需要与非强制性工作场所相当的安全和监控水平，因为强制压力在最初招募时最强，而且社会背景排除了自由流动。结构性强制环境最恰当的概念化是一系列“不自由的形式和程度”的“连续统一体”，其中自愿与非自愿之间清晰的界限不再适用。在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系统利用结构性边缘化进行经济剥削。新疆的系统至少名义上旨在增加收入，以便国家宣布民族地区摆脱贫困。鉴于中国极低的绝对贫困线，即使是采棉的微薄报酬也足以将少数民族采棉工推过这条线。然而，国家的长远目标是将人们从传统的生计和社区转移到受国家控制的“现代”工作、思想改造和社会控制环境中。全球制裁针对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的经济逻辑，并最终导致了系统性变革，这也是由于该国对吸引更多外国投资有着强烈的需求。相比之下，北京的经济实力、在新疆的长期政治目标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意味着向采棉及相关产业的强迫劳动力转移可能会长期持续下去。使用新疆棉花的中国公司通过混淆供应链来规避西方制裁。虽然制裁对于避免消费者沦为暴行的帮凶是必要的，但习近平将国内安全置于经济增长之上的优先考量，以及颁布惩罚遵守制裁的公司的反制裁法，使得制裁的影响更加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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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美国华盛顿特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乌兹别克斯坦棉花采摘中的强制劳动
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之比较分析
摘要 本研究追溯了中国西北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棉花采摘中系统性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演变。研究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近期的状况与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比较，后者在2021年之前一直实施棉花采摘强制劳动。这两个地区都通过中央集权的威权国家机器，部署人力资源密集型的基层动员工作，创造了结构性的强制劳动环境。文章发现，尽管这两个区域实体的强制劳动动态在许多方面具有可比性，但由此产生的劳动环境并不能轻易通过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强制劳动指标等静态标准衡量标准来捕捉。相反，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特征是普遍存在的、由国家诱导的系统性强制动态，这些动态深深植根于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乌兹别克斯坦的强制劳动实践主要受经济考量驱动，而新疆的劳动力转移计划虽然追求一定的经济目标，但其设计初衷主要是为了实现北京方面更广泛的民族政治目标。
1930年，国际劳工组织（ILO）通过了《强迫劳动公约》（29号），该公约旨在普遍打击强迫劳动行为，特别是为了应对20世纪20年代西方殖民地的强迫劳动问题。然而，出于对殖民统治的妥协，该公约对“作为正常公民义务一部分的任何工作或服务”创造了模糊的例外规定，包括“轻微的社区服务”。1957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第105号公约以填补未解决的漏洞，专门针对国家为推进政治目标而强加的强迫劳动，包括将强迫劳动用于经济发展、作为种族或宗教歧视的手段，或惩罚异见。这些条款旨在反击各国为与“发展型独裁”相关的强制劳动实践所找的借口，在这种体制下，强制劳动往往以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官僚现代化为名进行辩护。勒巴伦和菲利普斯认为，对国家在强制劳动实践中作用的分析仍然是文献中的薄弱环节。国家往往只是“潜伏在背景中”，因为它们“主要被视为应对强迫劳动的工具，而不是作为在形成导致强迫劳动的条件中发挥因果作用的行动者”。学术界对资本主义与非自由劳动之间关系的关注，导致“国家和国家行为者”作为此类非自由状态的直接肇事者被“某种程度上的隐形化”了。勒巴伦和菲利普斯的框架探讨了国家如何促进增加对各种非自由劳动形式脆弱性的条件。这是将国家在强制劳动中的作用概念化的重要第一步。然而，理解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的情况需要更具体的框架来概念化系统性的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因为这些地方直接启动了全政府和全社会的方针，将大量公民赶入强制劳动中。相反，对国家主导的监狱劳动制度的研究，如苏联古拉格或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劳改”（“通过劳动进行改造”）制度，同样不适合分析那些并非发生在监狱或拘留环境中的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尽管在新疆，再教育营的拘留威胁依然笼罩）。在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棉花采摘的强制劳动动员都发生在拘留环境之外，尽管新疆目前仍在运营一些棉花生产的“劳改”监狱农场（这与再教育营不同）。在这两个地方，强制力主要基于整体的强制劳动招募环境。这种发生在威权政府下广泛强制环境中的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在现代奴隶制文献中是一个相对被忽视的话题，而对这种形式的强制劳动的概念分析则更为稀缺（例如，麦奎尔和拉瑟是一个例外）。在新疆，劳动力强制在2016年后加速，其背景是一场大规模拘留运动和其他旨在强制同化和重塑少数民族（非汉族）社区的高度压迫性政策。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背景下，麦奎尔和拉瑟恰如其分地将由此产生的强制环境描述为“结构性强制同意”，定义为“缺乏积极决定参与或不参与棉花产业的自由”。“结构性强制同意”植根于并实施于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受国家激励的关键社区机构内部。国际劳工组织对强制劳动的概念化受到批评，认为其处理该问题时“脱离了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过于二元化的强制劳动概念忽视了强制力如何通过“多种——或许是连续的——非自由形式和程度”构成。此处一个有用的框架是希基和杜托伊特提出的“不利纳入”概念，即利用穷人的脆弱性和短期需求来建立剥削性的劳动关系。不利纳入可能满足了工人的即时物质需求，但却使结构性贫困永久化；它可能被包装为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是在非自由的环境下做出的。在文献中，非自由劳动也曾在企业层面进行分析，并被定性为一种剥削性的公司管理技术。虽然参与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公司经常使用此类技术，但我认为，通过分析设计“结构性强制同意”的国家动员工作，最能理解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独特动态。这种框架也促进了对被政府强制劳动计划收编和激励的公司中强制动态的情境化理解。此外，新疆的强制劳动政策记录相对详尽，而由于无法进行实地考察，关于2010年代末新疆棉田中维吾尔族工人状况的民族志证据几乎为零。本研究将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两个依赖（或曾经依赖）大规模强制动员的棉花生产中心进行比较。（土库曼斯坦等类似背景的地区规模较小且记录较少。）研究认为，新疆正在进行的和乌兹别克斯坦先前的强制劳动动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可比性，两者都基于中央集权的威权国家机器，通过保留了各自社会主义时代显著特征的治理机制，部署强制性的基层动员技术。然而，乌兹别克斯坦的强制劳动实践主要受经济考量驱动，而新疆的劳动力动员计划则主要追求政治目标。在新疆，整体的压迫环境以及因拒绝服从国家工作要求而面临制裁的威胁，都比乌兹别克斯坦严重得多。维吾尔族对国家政策和民族歧视的抵制被定性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并归咎于所谓的宗教“极端主义”。新疆实时识别和惩罚异常行为以创造结构性强制同意的能力远高于乌兹别克斯坦。在大规模拘留之前，政府建立了一个人均警察比例居世界前列的安全国家。新疆广泛的监控和预测性警务系统旨在不仅发现而且预防异常行为，追求“没有任何缝隙、盲点或空白”的全面覆盖。通过其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IJOP），新疆的监控机制生成自动化的实时“推送通知”，触发警察调查，往往导致拘留。基于过去的行动、社会互动和当前的行为模式，维吾尔人很容易被内部评级系统贴上“不可信”的标签，该系统通过关联和民族特征进行定罪。21世纪初，新疆在强制性扶贫计划的背景下首次引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计划。从2017年起，该地区大幅增加了转移的范围和强制性，特别针对维吾尔族进行棉花采摘。下文提出的新证据表明：（a）2019年该政策进一步强化，甚至强迫年长的维吾尔人采摘棉花，否则将面临“反复……思想教育”；（b）2021/2022年国家动员策略持续强迫维吾尔人采摘棉花；以及（c）机械化采摘并不一定会减少强制，因为机械化往往意味着维吾尔族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并被转移到其他行业从事劳动。新疆的劳动力转移计划具有其自身的强制机制，这些机制与全社会的监控和预测性警务系统协同运作。劳动力转移是减少非汉族人口集中的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自2018年以来，该地区还强制将教培中心被拘留者安置到受到严密监控的工厂工作中。
研究方法
本文建立在最早证明新疆棉花收获中存在强迫劳动的研究基础之上，该研究涵盖了近期压制性政策实施以来的情况。在概念上，本文遵循作者于2019年首次提出的关于新疆两种强制劳动系统的区分，该区分随后被联合国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研究人员（例如Lehr和Bechrakis 以及Murphy等人 ）所采用。即：(a)针对教培中心被拘留者的强迫劳动分配；以及(b)通过劳动力转移（即“转移就业脱贫”）实现的扶贫，这一计划在许多中国地区以大致相似但通常强制性低得多的形式存在。本文采用这种方法来比较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非监狱式国家资助的强制劳动系统，重点关注新疆这一记录较少且更为紧迫的当代背景。维吾尔族人被转移去采摘棉花是通过季节性劳动力转移进行的，而非与教培中心挂钩的劳动，而随后的棉花加工则涉及这两种系统（此外还有数量未知但可能较少的监狱劳动）。2017年之前，新疆的大多数棉花采摘者是来自其他省份的汉族移民。鉴于新疆在全球纺织品和服装生产中所占份额相对较小，但全球原棉产量却超过20%，因此棉花生产中劳动力强制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劳动力转移政策，而非拘留营（劳动力转移就业也可能在纺织和服装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因此，那些将新疆近期棉花生产中的强制行为主要与教培中心或监狱联系起来，而不提及劳动力转移强制行为背后的基础政策框架的报告具有误导性（例如，）。在2017年和2018年，我开发了一种调查性政策分析方法，以阐明隐蔽的国家政策。我利用这种方法首先记录了大规模拘留运动，方法是：(a)确定关键术语的起源和用法；(b)基于不同行政级别（从自治区到县乡）的三角互证文献证据，确定相关政策框架的发展。在确立了基本的概念基石后，研究随后通过将各种相关来源（国家报告、预算、采购招标、宣传报道）与证人陈述进行三角互证分析，评估了政策的实施情况。我在2019年中期调整了这一方法论方法用于对新疆强迫劳动计划进行最早的研究，1 并随后将其扩展为包含评估劳动力转移中强制性的六阶段框架。在这一方法论、概念和实证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采用了我最近的方法，即通过权威的宏观层面规划文件（包括“五年计划”）的视角来审视该地区强迫劳动计划的演变。此处分析的材料还包括中央政府领导人的关键政治要求，这些要求包含在所谓的“新疆文件”中，即泄露给维吾尔法庭的内部国家文件。本文还讨论了来自内部政府文件的重要新证据，这些文件包含在“新疆QQ文件”中，我从腾讯QQ网络内未受保护的本地政府文档缓存中获取了这些文件；以及“新疆公安文件”，这是由第三方匿名人士通过入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计算机获取的。总体而言，该分析对跨行政级别的不同类型文献来源进行了三角互证，以分析支撑新疆棉花生产的强制性动态，包括国家规划和政策文件、实施报告、当地媒体和宣传报道以及中国学术研究。这种多层次的政策分析得益于“政治约束性标准用语”（提法），这些用语将不同行政级别和政策周期各阶段（从审议到实施）的政策连接起来。虽然本文通过评估高层政策指令及其地方实施这两个维度来考察两者之间的一致性，但在新疆的具体背景下，这种差异往往比中国其他地区更小，这是一种被称为“危机模式”的治理现象，在政治敏感的背景下很常见。本文首先追溯了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棉花采摘中强制劳动的演变。其次，它展示了新疆的棉花采摘劳动力转移是如何从2017年开始变得更具强制性的。第三，它展示了尽管近期机械化采摘有所增加，但人工采摘的劳动力转移是如何持续存在的。第四，它总结了支撑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的关键要素，并为这种劳动提出了一种除国际劳工组织指标（主要旨在衡量基于公司的而非国家强加的强迫劳动）之外的替代评估框架。
1990年代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的棉花生产
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苏联统治下的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棉花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10万多名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这些人被苏联从家园强行迁往监狱劳改营。从1950年代开始，妇女和儿童尤其被迫参与棉花采摘，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成本低廉。乌兹别克斯坦生产了苏联全部棉花的60%以上
1. 所引用的2019年12月期刊文章的预印本已于2019年7月发表。迅速增长的农村人口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使得在一个实际上抑制现代化的腐败系统中，机械化变得缺乏吸引力。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后苏联转型带来的系统性压力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压力，导致机械化率下降，廉价强制劳动的使用增加。2000年，估计有140万名或22.6%的5至14岁乌兹别克儿童被迫参与棉花采摘。国际劳工组织对2014年和2015年收获期间18至50岁的成年采摘者进行的分析发现，该年龄段中有21%至24%（300万人）参与了这项工作，其中近四分之三是农村妇女。自2012年以来，强制的重点已从强迫童工转向强迫成年劳工，但该系统背后的总体动机保持不变，因为棉花生产的利润充实了腐败的政治精英。
2。至于新疆，在1990年代初，在这一战略边疆地区通过定居者殖民主义巩固国家控制的数十年努力背景下，中国政府大规模扩大了对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其他投资，将其变成了中国主要的棉花产区。199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宣布，南疆维吾尔族聚居区将成为“全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新疆的经济发展和棉花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北京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的投资，该实体成立于1954年，是一个军事农业殖民地，促进了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运营着一个庞大的监狱和劳改营网络，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吸收了来自中国东部的数万名囚犯。在1990年代中期的高峰期，估计新疆2.4%的棉花产量来自劳改劳动。Seymour和Anderson 认为，1994年后，囚犯人数的减少本应降低劳改劳动在新疆农业生产中的份额（第105页）。从1994年开始，该地区开始每年动员超过一百万名三年级以上的在校学生参与棉花收获，以解决“当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阿克苏地区的一名维吾尔族知情者Meriyem Sultan （她在1998年至2004年期间，即初中和高中阶段采摘过棉花）报告称，他们被分配了每日配额。有时，他们被派往塔里木劳改农场经营的田地，在警察看守的囚犯旁边工作。当她和其他学生没有完成配额时，会遭到殴打。她亲眼目睹了一名同学在前往棉田的通风不良且拥挤的巴士上，因已知的某种心脏病（这并没有使他免于采摘棉花）发作而倒下死亡。从2006年开始，小学生（但不是中学生）被免除了棉花采摘任务。2001年至2021年间，新疆在中国棉花产量中的份额从27.4%增长到89.5%，并在2021年占全球棉花供应量的20%左右。
2020年之前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收获中的强制劳动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规定的棉花生产配额制度构成了其强制劳动系统的主要驱动力。在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于2020年启动改革并废除该制度后不久，该国的强迫劳动问题有所缓解。在此之前，国家控制着棉花生产的方方面面，并由其压制性机构予以强化。该系统在苏联统治时期建立，并在独立后由卡里莫夫总统延续。卡里莫夫的渐进式后社会主义改革旨在保持国家对棉花生产的控制，有意保留了苏联时期计划经济的关键要素，同时额外利用新建立的地方机构（农民协会）来强制小农户执行政府的作物生产计划。国家生产配额被下达给地区官员，他们反过来向从属实体施压，要求招募相应数量的采摘者。Bilal Bhat 谈到了“一种更广泛的动员层级，其中收获的国家目标被分解为配额，然后在国家行政的每一级强制执行，一直到田间（采摘者）的个人配额”（第80页）。这是通过所谓的“霍基姆”（hokims）进行的，他们是地方行政当局的首脑，大致相当于地方长官。中央政府文件要求在地区和区级“霍基姆”行政机构下建立“棉花指挥单位”。知情者回忆起夜间会议，会上“霍基姆”在配额未完成时对所在地区的机构发出威胁。“霍基姆”反过来利用“马哈拉”（mahallas，居民社区协会）的领导人来招募指定的工人数量。“马哈拉”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因为它们控制着社会福利的发放并实施社会控制，包括通过辅助执法职能。“霍基姆”还强迫公共组织派遣采摘者，该系统进一步依赖于由国家支付报酬的采摘队队长和私人职业介绍所。那些负责动员的人往往直接控制着他们所招募人员的就业或经济福祉，在就业率高的情况下，害怕失去工作是服从的常见原因。在日常工作中监督人们的同一批官员往往会在田间招募和监控他们。不出所料，调查发现“招募方式……与各种形式的劳动剥削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马哈拉”的任务是动员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并组建由官员和公共部门雇员组成的团队，“编制失业人员名单，挨家挨户招募人们去采摘棉花”。团队对那些未能参加的人进行每日访问。负责发放社会福利的地方领导人受到压力，要求招募采摘者，并建立拒绝者的黑名单，禁止他们获得国家福利或服务。采摘者被分配了大量的每日配额，每天工作12到13个小时，没有周末休息，报酬微薄，如果未达到配额，还会面临暴力威胁、言语辱骂和罚款。由于主要目标不是充分就业而是完成收获，公民可以付费雇人代采。乌兹别克的招募系统营造了一种强制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潜在的后果威胁往往足以强制执行合规。一位当地企业主评论说，即使没有公开的威胁，企业也会遵守国家派遣工人到田间的请求：“如果我们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政府实体）肯定会给我们制造麻烦。税务检查会来，发现一些不当行为或违规行为”。2014年，只有约15%的被要求采摘棉花的人拒绝，即使在2019年，当废除强制行为取得重大进展时，仍有48.3%的受访者对“你能拒绝采摘棉花吗？”这一问题回答“不”。2014年国际劳工组织调查中大多数拒绝者已经是失业者，因此无法因失去工作而受到惩罚。一位接受采访的“马哈拉”招募员承认，她告诉采摘者“工作是自愿的”，然而，“拒绝不是一个选项”。“马哈拉”招募员有时会有警察陪同，警察也经常监督采摘者前往田地的交通。正如外部观察员所指出的，“对于一个对执法部门有着深刻且根深蒂固恐惧的群体来说，执法部门的存在强化了棉花采摘是强制性的这一信息”。在2009年开始对乌兹别克棉花进行为期13年的国际抵制后，国家对独立监督员的骚扰和系统性强制行为一直存在，直到2021年才逐渐消除。
2000年代新疆的劳动力供给策略
1990年至2007年间，在东部地区强劲经济增长的推动下，以及江泽民提出的“西部大开发”这一国家主导的大规模运动影响下，新疆棉花种植面积翻了两番，从42万公顷增加到166万公顷。到2008年，该地区每年需要超过100万名采棉工。尽管农村存在就业不足，但为这项艰苦且报酬相对较低的工作寻找劳动力始终是一个难题。20世纪90年代末，尽管吸引了来自其他省份的20万名采棉工，但仍有部分作物无法及时采摘。因此，国家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从2003年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尤其推行了一种主动、大规模的“有组织”招募和转移中国外来采棉工的模式，通过专列进行运输，并与各省当地国家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劳务合作关系”。这些采棉工是在通过其他个人或私人渠道抵达新疆的采棉工之外的补充。2008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拥有68.6万名采棉工，其中22.8万名来自新疆，45.8万名（约占三分之二）来自其他省份。从21世纪初开始，新疆开始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在经典的二元经济结构或刘易斯-拉尼斯-费经济发展模型中，剩余劳动力被定义为“可以在不减少农业产出的情况下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20世纪80年代去集体化之后，中国陷入低生产率农业的贫困农村人口，通过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自行转移到了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然而，在包括新疆在内的西部地区，民族歧视、语言障碍以及社区、土地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非汉族人口不愿离开土地，特别是进入与汉族存在经济依附关系的劳动关系中。2003年，在农村民族人口持续高增长的背景下，新疆动员了13万名当地农民参与采棉。然而，汉族外来务工人员仍占主导地位。到2016年，当地人（主要来自南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0万名采棉工中仅占10万人。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以及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后出现的社会不稳定和强力维稳措施（这些措施显著影响了维吾尔族向非维吾尔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动员维吾尔族参与采棉可能已不再是首要关注点。
2014年，北京的中央领导层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策重点从经济发展转向去极端化和维护稳定。2014年至2019年间，特别是与2017年大规模拘禁运动同时期，创造就业成为一项主要的政治优先事项，其执行力度也日益具有强制性。在内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量失业人员容易“滋事”，而企业就业“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使各民族“潜移默化地学习中国文化”，从而帮助他们“抵御宗教极端思想”。在同一场合，时任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俞正声指出，为纺织服装业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和要求，旨在带动至少一百万人就业。此事对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到2017年，这些论点已深刻影响了政策重点。继习近平之后，喀什地委书记李宁平告诫官员，脱贫攻坚与反恐维稳紧密相连：超过90%的非法宗教活动发生在农村，超过90%的暴力恐怖分子生活在农村……农村地区之所以占如此大的比例，与贫困密不可分……有些人长期无事可做，没有工作，游手好闲，无事生非。他们很容易被“三股势力”煽动和诱惑而走上邪路……如果我们做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引导各族群众过上现代文明生活，这将是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有力抵御……因此……做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不仅是民生问题，也是稳定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2017年12月，在新疆经营着全球最大纺织厂的华孚公司展示了600名身着迷彩服的维吾尔族转移劳动力正在接受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的照片，并指出：由于信息闭塞、缺乏勇气、害怕外出，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闲置在家，增加了家庭负担，也给公共安全带来了隐患。
新疆2016年2月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打赢脱贫攻坚战”决策部署的意见，明确要求利用“访惠聚”驻村工作队（官员挨家挨户走访）来实施“精准扶贫”工作，并警告称，在实现脱贫目标之前，工作队不会撤出村庄。脱贫攻坚战将涉及“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而“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通过增加工业生产和劳动力转移，将有174万人实现脱贫。中国学术研究发现，即使在提供充足经济报酬和免费住房的情况下，仍有大量维吾尔族人抵制此类转移。学者和官员将这种不愿参与归因于“思想封闭”和宗教“极端主义”，认为劳动力转移可以“打破南疆固化的社会结构”。该地区2016年6月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的专项行动方案》规定了劳动力转移的综合方法，包括在农业“农闲时期”由国家主导转移至采棉等季节性工作中。2016年9月，新疆发布了关于季节性务工人员（包括采棉工）国家管理的通知，作为实施2016年6月专项行动方案的一部分。该通知规定了与公安机关合作对这些工人进行严密监管和强化思想灌输的过程，包括“思想教育”。各县被要求主动询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棉花种植区的劳动力需求，然后动员所需工人。2016年12月，新疆宣布计划加强南北疆就业合作机制，扩大政府组织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包括季节性工作。这显著加速了南疆维吾尔族劳动力向北疆兵团棉田的转移。新疆2017年5月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指出，贫困人口的“劳动就业意愿和能力不足”，并五次重复当地人的“内生动力”不足，必须加以“激发”。该规划特别强调了季节性劳动力转移在实现国家脱贫目标中的作用。2017年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甚至正式废除了长期存在的农业和公共工程强制无偿劳动制度“哈什尔”（hashar），其明确目的是促进维吾尔族更深入地参与劳动力转移。2017年初，国家还开始系统性地用转移来的非汉族劳动力取代汉族外来采棉工。2016年9月的通知规定，“在同等条件下”，兵团招募季节性劳动力应“优先使用新疆当地农民和牧民”。一份关于喀什岳普湖县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报告称，通过劳动力转移，当地维吾尔族人“根深蒂固的懒惰思想”得到了克服。报告引用一位汉族棉农的话说，由于工作队从2017年开始实施转移，他“不再使用外地（外来）采棉工”。2016年，新疆本地采棉工仅占兵团棉田所有采棉工的三分之一（约10万人）。汉族外来务工人员也构成了南疆采棉工的大多数，因为汉族棉农从他们东部的家乡招募工人。相比之下，到2018年，喀什地区的采棉工中只有2.5%是外来务工人员，而21.09万人（即84.4%）来自本地区，其他维吾尔族聚居区也报告了类似的趋势。那一年，仅阿克苏和和田地区就向兵团输送了21万名采棉工。2016年至2020年间，新疆年均转移劳动力287万人。季节性转移发挥了主导作用。2017年至2020年中期，南疆和田地区所有转移劳动力中，约有一半集中在采棉等季节性劳动。2017年至2018年间，和田地区墨玉县将劳动力转移采棉工人数从4.06万增加到5.4万，动员了其18至59岁人口的15.7%前往其他地区采棉。据估计，2018年新疆动员了至少57万名来自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剩余劳动力参与采棉。用于采棉的强制性季节性劳动力转移与新疆的“通过劳动力转移进行脱贫”的强制性计划有关，但与所谓“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国家对再教育营的委婉说法）前被拘留者的强制工作安置无关。虽然这两个系统截然不同，且在不同的政策和行政体系下运作，但拒绝参与脱贫或就业政策的维吾尔族人可能面临拘禁。2014年，该地区发布了一份包含75种“宗教极端主义表现”的清单，其中之一是“拒绝接受政府管理”，这是一个广泛的表述，可以涵盖脱贫和就业措施。拘禁的威胁并没有改变新疆强制劳动系统之间的概念区别。通过劳动力转移进行的脱贫本身就产生了强制压力，独立于营地之外。然而，这种潜在的威胁显著增强了此类压力。
来自莎车县阿斯兰巴格乡脱贫攻坚工作组此前未公开的内部政府文件显示，国家强迫维吾尔族参与脱贫措施（包括劳动力转移和季节性劳动）的努力在2018年后有所加强。莎车县2019年1月的整改工作通知要求提高脱贫攻坚工作的“政治地位”，严厉警告干部若未达到规定目标将面临“严重”后果。在其旨在压制任何政策反对意见的秘密五年计划中（该计划始于2017年，结束于2021年），2019年是新疆应实现“基本常态化”的一年。莎车县2019年7月关于“脱贫攻坚近期重点工作”的文件警告官员要“防止干部和群众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文件规定，“懒汉、酒鬼及其他内生动力不足的人员”需要接受“反复……思想教育”。如果这未能产生“明显效果”，他们将“按照文件”处理（其确切含义尚不明确，但上下文暗示了强制措施）。60岁以上的人员和学生被要求采摘棉花、蔬菜、西红柿和辣椒等作物。脱贫就业办公室需列出那些“尚未实现稳定就业（因此）必须（从事）季节性劳动”的人员名单，并将他们纳入集中、有组织的季节性劳动（如采棉）转移中。国家将组织幼儿集中托管，以“防止出现这类人员既无稳定就业，又无法获得季节性劳动收入的问题”。到2019年底，莎车县正在编制“懒汉”、“酒鬼”和“内生动力不足”人员名单。一份名单将年仅77岁的人标记为“懒汉”，在五名被列出“懒惰”解决方案的个人中，有两人被送往另一个县采棉。
新疆棉花采摘的劳动力转移：地方实施情况
与乌兹别克斯坦类似，新疆棉花采摘中的强制压力主要存在于招募阶段。驻村工作队挨家挨户收集每户家庭的就业状况信息，并强迫村民参与劳动力转移：
曾经阻碍当地劳动力进入棉花采摘市场的因素已不复存在。这得益于新疆各级政府在转移剩余劳动力工作上的持续推进。特别是自2014年以来，新疆连续五年共派出35万名干部下沉基层，帮助群众摆脱贫困与苦难。
在喀什地区伽师县的一个村庄，当国家发现维吾尔族人“不愿外出务工”时，官员们第二次进入每家每户，开展“思想教育工作”，直到动员了60人去采摘棉花。2018年9月，一支驻村工作队在和田地区墨玉县的一个村庄（总劳动力为983人）动员了345名村民去邻近的喀什地区采摘棉花，该村此前在劳动力转移方面的参与度极低。三名村干部对他们进行了监督。阿克苏地区拜城县2018年9月的一份记录描述了驻村工作队如何将维吾尔族村民艾尔艾力·哈基姆从“严重”的思想问题中“解放”出来。得益于“思想转化工作”，他随后响应政府号召去采摘棉花：
过去，我“等、靠、要”的懒惰思想很严重。我只知道向党和政府索取。现在，我终于明白，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汗水赚取报酬。未来，在党和政府政策的支持下……我会赚更多的钱，让家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招募行动的特点是组织严密的转移和密切的监督。喀什地区2017年的一份记录指出，采棉工由官员陪同，且“工作队干部和派出所警卫定期探访他们”。阿克苏地区2020年的一份报告称，采棉工以“点对点转移”的方式被送往工作目的地，干部必须全程陪同：
充分发挥一线“指导员”、“安全员”和“服务员”的作用。除特殊情况外，这些人必须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在采棉期间积极开展思想教育……并协助解决工资或意外伤害相关问题。
这些记录还表明，新疆的新就业政策可以带来物质利益。中央政府的援助及相关政策旨在保护劳动者免受雇主剥削，改善工作条件和安全标准，提高他们的权利意识，并推广社会福利覆盖。鉴于棉花采摘这一经济部门在历史上一直与剥削联系在一起，这些好处不应被轻易忽视，它们表明习近平提出的消除绝对收入贫困的标志性目标构成了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通过这些国家计划招募的采棉工受到随行干部和工作队的监控。例如，2019年末，一支喀什执法工作队探访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辖区采摘棉花的150名维吾尔族人。他们评估了采棉工的“思想状态”并告诫他们：“希望你们发扬吃苦耐劳、勤奋工作的精神，按计划完成采棉任务。”此类记录表明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情况存在显著相似之处。在两个地区，采棉工都是（或曾经是）通过广泛的基层动员被强制组织的。其结果是强制劳动在社会层面的常态化。当麦尔耶姆·苏尔坦（2021）后来在北京上大学时，她真诚地以为自己必须履行强制劳动任务：
当我问导师我们是否需要进行任何强制劳动时，大家都哄堂大笑。我感到非常欣慰，终于来到了一所可以专注于学业而无需担心强制劳动的机构。
超越采摘：新疆棉花价值链中两种形式的强制劳动
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后者主要生产原棉，而新疆在2014年后的国家政策推动下，棉花价值链向纱线、纺织品和服装生产进行了大规模扩张。2014年7月，北京宣布了到2023年将至少100万名工人安置到纺织和服装行业就业的目标，其中65万人来自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南部地区。虽然目前关于新疆棉花生产中劳改劳动力规模的证据有限，但仍有多个监狱农场参与其中。库车县芳草湖监狱农场的轧花厂在2016年6月仍在运营。与沙雅县监狱农场相关联的沙雅县塔里木润成监狱轧花厂在2017年9月仍在运营。来自莎车县的维吾尔族人阿卜杜哈米特·巴拉特表示，在不同监狱服刑的18年间（1995年至2013年），他一直被迫生产各种类型的服装，包括手套、毛衣和制服，每天工作15至16小时。
大规模的强制采棉仅与“劳动力转移扶贫”相关。然而，随后的纱线、纺织品和服装生产也涉及大规模雇佣被“释放”到国家指定工作岗位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学员。2018年初，多个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地区获得了将学员转移到劳动密集型纺织和服装生产的优惠国家政策，通过每名受训学员1800元人民币的补贴吸引了中国东部企业；那一年，仅喀什地区就计划雇佣10万名营地学员，其中7万人进入纺织和服装工厂。新疆纺织业也对来自劳动力转移系统的少数民族工人采取了强制管理措施。例如，莎车县的雄鹰纺织公司利用“半军事化管理”雇佣贫困和剩余劳动力。汉族工厂老板表示，这些工人最初“缺乏劳动热情”，且持有“等、靠、要”的心态。然而，经过一年的“潜移默化”，他们“明白了应该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此处“潜移默化”一词与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使用的词汇相同，他当时主张企业就业能使少数民族“潜移默化地学习中国文化”。此类公司在实施国家的灌输和强制同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疆的机械化采摘与持续的劳动力转移
在过去十年中，国家大力推广机械化，特别是在北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区，由于农场规模更大、田块更连片，这些地区比南部更适合机械化采摘。2019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区棉花种植机械化率达到82.9%，而整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这一比例仅为30.2%（254万公顷中的77万公顷）。在2020年12月首次公布新疆棉花采摘中存在系统性强迫劳动的证据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称“2020年新疆棉花机械采摘率已达70%”。然而，这一说法背后的数据仅涉及新疆棉花种植总面积的64.5%。2021年12月6日，政府随后声称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机械化率为80%，但未提供机械化与人工采摘棉花区域的具体面积，也未披露南疆低得多的机械化率。不到六周后，即2022年1月14日，北京突然声称机械化率“超过85%”，但未提供任何依据。相比之下，2020年10月在2020年12月披露之前发布的一份政府报告显示，南疆的机械化率仅为34.7%，并指出“大型机械设备作业条件差”且“土地破碎化程度高”，所有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了……的应用”。
农业机械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2020)。2019年，新疆45%的棉田位于这五个南部地州。
卫星图像分析显示，德国媒体在2022年春季使用收获速度的代理指标估计，该地区至少有36%的棉花仍是手工采摘（此方法可能低估了手工采摘的比例，因为零散的小地块比大片连片的地块更容易被忽略）(Dauben-berger & Guckelsberger, 2022)。然而，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地区，估计的手工采摘比例为96%。南疆的棉花品质尤为优良，不仅因为手工采摘的棉花被认为优于机器采摘的品种，还因为该地区种植了近四分之三的特别珍贵的长绒棉。5 中国的报道证实，截至2022年3月，长绒棉仍无法机械化收获，因为其长而柔软的纤维通过手工采摘能更好地保存（新浪新闻, 2022）。尽管机械化率不断提高，新疆棉花生产的扩张速度仍然需要大量的采摘工人。在过去二十年里，该地区播种棉花面积在机械化程度最低的新疆南部地区增长最快，从2000年至2020年nearly tripling from 574,200 to 1,605,900 hectares（刘等人, 2021）。在兵团控制的农田中，棉田总面积也从2010年的498,000公顷增加到2021年的870,000公顷。事实上，在2018年，阿克苏和和田两地就向兵团地区输送了210,000名季节性农村剩余劳动力——尽管当年兵团的机械化率为80.4%——这可能与这种快速增长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18；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019）。尽管北京方面声称，新疆在2021-22年期间继续转移少数民族剩余劳动力进行棉花采摘。2021年10月，喀什地区夸耀“全地区各县、乡、村在动员采棉工方面做得很好，相关部门也组织了乡、村的群众为大棉农工作……解决了大棉农的‘燃眉之急’” (搜狐, 2021)。喀什的博斯腾县利用专门的大规模动员方法，动员了6,000名采摘工人。这些并非孤立的案例。新疆的《“十四五”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划》（2021-2025年）要求兵团与其他地区加强合作，以“扩大”季节性（与收获相关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 2021）。2022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重点媒体《天山网》上的一篇文章，讨论了新疆的就业项目和劳动力转移，证实了南疆棉花、番茄等种植园的“巨大规模”继续“提供了丰富的短期就业途径”（天山网, 2022）。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并不一定能降低强迫劳动的风险。为了推广机械化，国家大力推行土地流转计划，当地农民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大规模运营商，以换取租金
4. 根据新疆统计局（2020年，表12-20）计算。南疆包括和田、阿克苏、克孜勒苏、喀什和巴音郭楞。5. 根据新疆统计局（2020年，表12-20）计算。
被剥夺土地的维吾尔族农民随后经常被强制转移到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工作。新疆主要国家媒体将土地流转描述为减少土地碎片化和推广机械化棉花种植的关键措施（新华社, 2018）。到2019年，阿克苏的乌什县计划将66,667公顷土地从小型持有者转让给国有合作社、兵团农场和大公司，以“全面实施机械化采棉”，同时“让农民摆脱土地”（通过劳动力转移）（中国棉花网, 2018）。到2021年，尉犁县已将26,667公顷土地从农民转让给丽华棉业公司，以推广“现代化、机械化”的棉花生产，大幅提高了机械化收获（朱, 2021）。虽然使用权转让理论上可以撤销，但新疆的政策背景清楚地表明，转让是建立大规模现代化和机械化农业以及永久将小农转变为产业工人的长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Zenz, 2021a）。那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转移劳动力，常常成为新疆纺织和服装行业的廉价劳动力。
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比较
2012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了一套衡量强迫劳动的11项指标，包括利用弱点、限制行动自由、孤立、恐吓、恶劣工作条件、暴力、债务束缚和扣发工资（国际劳工组织, 2012）。这些指标旨在衡量个体公司或经济部门的强迫劳动。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合评估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的基本机制，尤其是在新疆，那里的国家强制动员目标主要是政治性的。其中一些与经济剥削相关的指标适用于乌兹别克斯坦以营利为目的的棉花收获。然而，广泛的工人剥削将与北京方面旨在实现长期社会稳定和实现习近平消除绝对贫困的标志性目标相悖。因此，新疆至少名义上寻求改善工作条件，并且对于劳动力转移，它优先考虑政治目标而非经济剥削（被释放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学员的工作条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剥削廉价的维吾尔族劳动力，因为采摘工人的报酬很低，而他们的工作却极其艰辛。然而，劳动力剥削不是新疆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目标，而极其恶劣的工作条件与国家针对少数民族的就业政策的长期目标相悖。与其依赖静态和脱离背景的国际劳工组织指标，不如将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的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视为一个系统性和情境化的过程来理解和衡量。基于对新疆劳动力转移的审查，我之前开发了一个六阶段框架来评估劳动力转移中的胁迫（Zenz, 2021a）。下面，除了比较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之外，还为每个阶段展示了一套新的指标，这些指标专门用于评估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的风险（表1）。
系统性识别国家规定的人口的生计并配合国家代表国家行事的机构。潜在适用的国际劳工组织指标：不适用就业运动。阶段乌兹别克斯坦新疆总体风险指标级机构。表 1. 通过六个阶段识别系统性强迫诱导的思想环境，要求目标群体自行摆脱（或找到替代方案）。上门运动，涉及强烈的心理压力实现北京的扶贫目标，并转变剩余劳动力与植棉区共同识别季节性劳动力以完成强制性劳动力转移配额，基于数据库和侵入式上门招聘包括可能被拘禁。在国家生产任务的支持下并分配劳动力需求并计划劳动力动员。地区使用（“思想教育”）以及潜在或公开的威胁，族裔社群。
指标表明，国际劳工组织的指标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评估在初期劳动力识别、招募、培训和转移阶段（这些是评估与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相关风险的最相关阶段）中的强迫行为。总体而言，两个地区的强制机制具有可比性，尽管新疆的环境要压抑得多。在两种情况下，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在五个关键方面十分相似：
1. 拥有强大官僚机构的集权威权国家；
2. 驾驭经济政策并激励或征用相关的经济参与者（包括国有和私营企业）；
3. 在目标人群中营造强制性的社会环境；
4. 连同大量基层的М人力资源和机构共同利用这一环境，以
5. 在基层产生动员压力。
在这两个地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残余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程度不尽相同。乌兹别克斯坦依赖于持续的中央集权计划配额制度。新疆自上而下的国家规划也以重要且复杂的方式塑造了经济，影响农作物种植优先事项，根据政治目标征用国有企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体，并引导季节性工人流动（用维吾尔族采棉工取代汉族采棉工）。然而，新疆当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系统性地激励私营部门进一步贯彻国家政策，特别是自 2010 年代以来。强大的人口发展主义国家利用上述五种方法实施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其实施的便利程度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相上下。这两个系统之间的核心区别之一在于其最终目标。在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直接使精英阶层在经济上受益。北京在新疆的政策侧重于族群识别，并被框定为国家的一个紧迫的国家安全问题，该国将维吾尔族人描绘为一种“生物威胁”。与传统的农村生计相比，中国受监控的工厂环境使国家能够对工人实施更强的控制，削弱了传统的社区结构，并限制了本土文化的代际传递。
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都部署（或曾部署）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系统，通过高度集中的强制性国家机器，利用大量基层人力资源来强行招募和留住采棉工。最初，两地都严重依赖童工，随后转向强制性成年劳动力，而当时正值集体化和计划经济的过去时代，就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强制指派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强迫劳动力动员是通过国家对经济政策的主导地位、国家征用或激励相关经济参与者的能力，以及在社会主义时期创建并由后继领导人维持或演变的广泛动员基层机构来运作（或曾运作）的。尽管新疆的压迫程度要严重得多，但两个地区都严重依赖（或曾依赖）中央集权的威权系统来营造惩罚不服从行为的强制性环境。在新疆，这包括关押的威胁以及通过预防性警务自动化系统对异常行为的侦测。由于缺乏法律救济，公民“选择”顺从，而不是在这个让他们无能为力系统中面临潜在的后果。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强制同意”环境对于局外人来说未必能立即察觉，并且可能很难通过诸如国际劳工组织强迫劳动指标框架等常规手段来评估，该框架本来就不是为了评估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而设计的。通过检查单个工人（特别是在新疆这样无法自由发言的高度压迫环境）或甚至单个工作场所，并不容易察觉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这些可能只需要与非强制性工作场所相当的安全和监控水平，因为强制压力在最初招募时最强，而且社会背景排除了自由流动。结构性强制环境最恰当的概念化是一系列“不自由的形式和程度”的“连续统一体”，其中自愿与非自愿之间清晰的界限不再适用。在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系统利用结构性边缘化进行经济剥削。新疆的系统至少名义上旨在增加收入，以便国家宣布民族地区摆脱贫困。鉴于中国极低的绝对贫困线，即使是采棉的微薄报酬也足以将少数民族采棉工推过这条线。然而，国家的长远目标是将人们从传统的生计和社区转移到受国家控制的“现代”工作、思想改造和社会控制环境中。全球制裁针对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的经济逻辑，并最终导致了系统性变革，这也是由于该国对吸引更多外国投资有着强烈的需求。相比之下，北京的经济实力、在新疆的长期政治目标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意味着向采棉及相关产业的强迫劳动力转移可能会长期持续下去。使用新疆棉花的中国公司通过混淆供应链来规避西方制裁。虽然制裁对于避免消费者沦为暴行的帮凶是必要的，但习近平将国内安全置于经济增长之上的优先考量，以及颁布惩罚遵守制裁的公司的反制裁法，使得制裁的影响更加不确定。
透过宗教视角，深度拆解维吾尔种族灭绝真相
维吾尔穆斯林种族灭绝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6 次浏览 • 2026-08-05 21:13
透过宗教视角，深度拆解维吾尔种族灭绝真相
通过宗教神义论理解维吾尔族种族灭绝：加拿大与土耳其维吾尔人的声音
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麦吉尔大学）、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麦吉尔大学）、肖恩·雷姆兹（康考迪亚大学）、苏珊·J·帕尔默（康考迪亚大学）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加拿大和土耳其的部分维吾尔人[1]是如何通过宗教视角，即“神义论”（一种对苦难与邪恶的解释）来解读当前发生的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2]。本文基于三个不同来源的数据：第一个来源是一份记录了2021年维吾尔人参与线上《古兰经》课程讨论的日记；第二个来源是对居住在加拿大和土耳其的两位知名维吾尔伊玛目的访谈；第三个来源是对一位居住在加拿大的年轻维吾尔政治活动家的访谈。通过他们的叙述，我们识别出四种既独特又相互关联的视角，并将其归纳为四类：灵知派、神话派、启示录派和奥秘派。研究中大多数维吾尔人的声音将东突厥斯坦[3]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理解并呈现为一种“神圣的考验”。尽管他们将这场种族灭绝视为安拉的考验，但关于“神圣惩罚”的层面似乎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安拉仁慈的强调——安拉旨在通过考验教导祂的仆人，使他们在今生和后世都能获得更高的美德。我们的分析得出结论：维吾尔伊斯兰教似乎为其信徒提供了一种乐观感，对于流散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这是一种继续前行的动力。这与那些更侧重于苦难层面的其他伊斯兰神义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2017年大规模建立“再教育”营以来，国际媒体、人权组织以及各国政府纷纷将目光投向维吾尔人的苦难，将其定性为严重的人权侵犯或种族灭绝。《纽约时报》、《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等知名媒体机构都曾报道过这些令人痛心的状况。
通过航拍影像和幸存者的亲身讲述，揭示了“再教育营”及其他类似拘留设施内部的情况[4]。据信，从2018年至今，约有一百万到三百万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被任意关押在这些设施中[5]。幸存者们详细描述了营内发生的酷刑、绝育、强奸以及洗脑教育。此外，还有报告指出，该地区有数万人被迫从事强迫劳动[6]。
这场危机的性质已被美国、加拿大[7]、荷兰[8]、立陶宛[9]、英国[10]和法国[11]等许多西方政府认定为“种族灭绝”。维吾尔人权倡导组织和海外维吾尔群体长期以来一直在为此游说，并引用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作为支持[12]。此外，2021年，英国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了“维吾尔特别法庭”，该法庭开展了独立调查，并得出结论称：“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实施旨在防止生育的措施，意图从根本上摧毁新疆维吾尔族的重要部分，已构成种族灭绝。”[13]
自2014年以来，关于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受压迫的问题，各界一直存在激烈的讨论，但据我们所知，目前还没有研究探讨这种压迫所带来的宗教影响。这些影响是一个真实且紧迫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人权组织而言。伊斯兰教是维吾尔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攻击并被蓄意压制。
中国政府——我们认为，对维吾尔种族灭绝这一特定维度的关注缺失，是一个严重的缺口。为了填补学术上的这一空白，我们选择聚焦于这一特定方面，并探讨一些针对中国政府旨在抹除维吾尔身份和文化的政策与做法，所做出的哲学和宗教层面的回应。
研究数据
本文收集的数据是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委员会资助的一项名为《宗派宗教中的儿童与国家控制，1950–2020》研究的一部分，该研究由苏珊·J·帕尔默指导，并由麦吉尔大学宗教研究学院执行。我们的团队收集了关于该主题的三类资料。第一类资料由我们研究团队的成员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提供，他收到了一位居住在加拿大、正在参加在线《古兰经》课程的匿名维吾尔女性的日记副本。该课程是在2021年初新冠疫情期间为维吾尔成年人开设的。自1949年以来，维吾尔人在学习和坚持其宗教与文化传统方面一直面临着持续的挑战。自2016年起，中国共产党已正式将学习或实践伊斯兰教，甚至拥有《古兰经》定为非法，这种宗教不宽容程度是自文化大革命（1966–1976）结束以来前所未见的[14]。因此，许多逃离中国的维吾尔人非常珍惜他们新获得的自由，去探索和重新评估他们此前被压制的穆斯林身份[15]。
维吾尔人尝试重新接触伊斯兰教的方式之一，就是参加关于《古兰经》的宗教课程。如前所述，其中一门课程于2021年面向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成年人开设。该在线课程仅对注册的维吾尔学员开放，因此，提供给我们研究员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的这份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维吾尔学员们讨论的内容。虽然这位女性的日记主要由课堂笔记组成，但最让迪尔穆拉特博士感兴趣的是她记录的同学间关于“他们民族所遭受的苦难究竟应被视为一种神圣的考验，还是一种神圣的惩罚”的在线讨论。这本日记包含了十六名维吾尔成年学员的叙述，这些讨论的内容可以在附录中找到。
想要了解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看法和信念，另一个渠道就是通过受过专业训练的宗教老师。因此，我们的另一位研究员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邀请了两位伊玛目，请他们分享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看法[16]。乌敦采访了现居土耳其的著名维吾尔族伊玛目兼伊斯兰学者阿卜杜拉齐兹·拉赫穆图拉博士[17]，以及现居蒙特利尔的伊斯兰学者兼教师阿卜杜杰利勒·布格拉伊玛目。阿卜杜杰利勒·布格拉伊玛目是通过电子邮件回复了阿卜杜穆克提达尔的问题。除了这两个来源，我们还会研究维吾尔族年轻活动人士卡比尔·库尔班的在线采访内容。
我们先来看看这些日记，特别是关于参与者被问到的那个问题：维吾尔族面临的种族灭绝到底是安拉的考验还是惩罚？日记作者把同学们的回答分成了四类：一类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考验；另一类觉得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惩罚；那些将维吾尔种族灭绝视为安拉的考验与惩罚的人；以及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的人。出于匿名考虑，所有姓名均已删除，并为每位参与者分配了一个字母代号。
表1：在加拿大参加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族学员反馈。
（参与者代号：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考验 / 是安拉的惩罚 / 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感到困惑）
- 维吾尔A：是（考验）
- 维吾尔B：是（考验）
- 维吾尔C：是（惩罚）
- 维吾尔D：是（考验）
- 维吾尔F：是（考验）
- 维吾尔G：是（考验）
- 维吾尔H：感到困惑
- 维吾尔J：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K：是（考验）
- 维吾尔L：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M：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O：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Q：是（考验）
- 维吾尔R：是（考验）
- 维吾尔W：是（考验）
- 维吾尔Z：感到困惑
维吾尔人与伊斯兰教
维吾尔族是一个突厥语系民族，居住在中国西北边陲，那里也是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18世纪末，满清帝国将维吾尔人的家园并入中国版图，并一直通过间接统治的方式管理当地，直到1884年新疆建省[18]。满清王朝覆灭后，维吾尔人曾两次短暂地获得过独立[19]。
如今，维吾尔族是中国官方认定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根据2017年的人口普查，维吾尔族人口略多于1200万，但许多维吾尔人认为这个数字实际上可能在2000万到3500万之间。维吾尔人的家园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蕴藏着中国20%以上的天然气、煤炭和其他化石资源，其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也位居全国第二[20]。2019年，中国自然资源部估计塔里木盆地拥有9.7万亿立方米的超深层天然气资源，占全国潜在天然气储量的60%[21]。与此同时，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中国贡献了全球约22%的棉花供应，而2018年中国84%的棉花产自维吾尔地区[22]。因此，考虑到中国为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和5G技术等战略性能源计划所做的努力，该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在皈依伊斯兰教前后，维吾尔人在中亚建立了许多王国，并在中亚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3]。自10世纪以来，维吾尔人一直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哈乃斐学派，该学派与他们本土前伊斯兰时期的萨满教、摩尼教和佛教传统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24]。在当下的语境中，大多数维吾尔人将他们的穆斯林信仰视为其集体认同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25]。
一直到20世纪初，维吾尔族的教育主要还是靠伊斯兰学校。随着俄罗斯帝国势力进入中亚，当地知识分子开始搞起现代教育改革，他们尝试建立“扎吉德”学校，在传统的伊斯兰教育之外，还提供世俗教育[26]。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些学校在维吾尔人的家乡遍地开花。现代维吾尔伊斯兰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扎吉德主义，它把伊斯兰教育和世俗教育以一种融合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27]。
1949年之后，除了80年代和90年代那段“可控的宽容”时期，维吾尔人家乡的宗教教育一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严格的限制[28]。尽管如此，直到最近几年，维吾尔人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私下里的口头传统，将宗教知识传给下一代[29]。然而，2017年之后，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根除维吾尔人的伊斯兰教，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化”或世俗化的做法[30]。
比如，2017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出台。根据这项条例，凡是被国家认为过于虔诚或表现出任何宗教行为的人，都会被贴上“极端分子”的标签，并被送进“集中教育培训中心”，以消除他们所谓的“极端”宗教思想[31]。
哪怕只是表现出一点点宗教倾向，都可能被扣上“宗教极端主义”的帽子。举个例子，201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发布的一份政府文件里，列出了75种会被认定为“宗教极端主义”的行为，一旦沾上，就可能面临被关押的风险。这些行为里包括一些常见的伊斯兰教习俗，比如在清真寺外聚众礼拜、“无正当理由参与宗教活动”，以及女性佩戴头巾。这份清单甚至还包括一些非常模糊且无害的行为，比如留“大胡子”，或者突然戒烟戒酒[32]。
后来，被视为极端主义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学者指出，中国政府将以下行为也列为宗教极端主义的指标：出国旅游或计划出国留学（特别是去穆斯林国家），有亲属在国外（特别是穆斯林国家），佩戴任何宗教标志，定期礼拜，斋月封斋，去麦加朝觐，教孩子伊斯兰教知识，给孩子起伊斯兰教名字，参加周五礼拜，持有或传播敏感的数字内容（比如包含宗教语言的信息，像《古兰经》经文或图片、对《古兰经》的解读，或者女性佩戴宗教标志和礼拜的照片等）[33]。
与此同时，成百上千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寺和墓地被拆除，许多伊斯兰圣地也遭到中国政府的亵渎或破坏[34]。当前的这种环境在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家园已经把维吾尔人的伊斯兰信仰定为犯罪，以至于没人敢说一句最简单的伊斯兰问候语——“色兰”，更别提去尝试践行更具体的宗教习俗了[35]。尽管维吾尔人在自己的家园里持续遭受宗教压迫，但伊斯兰教依然是维吾尔人身份认同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并持续塑造和影响着他们对世界的认知。
伊斯兰教中的神义论
“神义论”这个词最初是由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在他的《神义论》（1710）一书中提出的，它由两个希腊词汇组成——“神”和“正义”。这个概念包含两层含义：首先，从最初且准确的意义上讲，它“旨在证明神的正义不会因为世间存在的种种邪恶而受到损害”[36]。其次，用弥尔顿的话说，它是“向世人证明上帝之道是正义的”尝试。这是一个专业术语，指在邪恶面前为上帝的正义进行辩护[37]。更广泛地说，神义论指的是试图解释或理清苦难的意义[38]。
伊斯兰教中的神义论最初作为对上帝“绝对全能”的肯定而出现，这与“一种理性的神圣正义观”直接挂钩[39]。学者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穆斯林思想家和他们的基督教同行一样，都强调上帝的正义与仁慈，但“在伊斯兰神学中，邪恶问题并没有像在西方传统中那样占据核心地位”[40]。对许多穆斯林学者来说，“邪恶”似乎“仅仅是善的缺失的一个代名词而已”[41]。
前现代时期的伊斯兰学者，尤其是穆尔太齐赖派的神学家们[42]，曾主张苦难或邪恶的存在并非坏事，因为这能让人们在来世获得更大的奖赏。然而，邪恶源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而非上帝，上帝只负责惩罚作恶者。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什叶派伊斯兰教所采纳[43]。在逊尼派伊斯兰教中，人类的自由意志似乎没那么绝对。学者指出：
上帝在人身上创造了执行某种行为的权力、能力、选择和意志；而人被赋予了这种派生的权力，从而自由地选择其中一种方案，并打算或意愿去执行该行为；与这种意图相对应，上帝创造并完成了这一行为[44]。
关于邪恶的本质，极具影响力的穆斯林哲学家伊本·西那认为：“邪恶是一种不存在的东西，它没有本质，只是本质的缺失或不完美。”[45]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邪恶是某种不存在的东西，它的缺失等同于存在于万物中的不完美。最终，伊本·西那愿意断言，世界上确实存在一定数量的邪恶，但与宇宙中巨大的善相比，这种数量是微不足道的[46]。其他杰出的伊斯兰学者对邪恶及其在世界上的存在提出了更详细的见解。例如，另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安萨里指出，邪恶是必要的，因为事物若无对立面就无法被认知。因此，人若不知疾病就无法知晓健康，若不知地狱就无法知晓天堂，以此类推[47]。然而，这种“事物只能通过对立面来认知”的观点并非伊斯兰传统中所有人的共识。对于汉巴里学派学者、杰出的穆斯林法学家伊本·泰米叶来说，邪恶具有一种教育意义，因为它在世界的自然秩序中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从这位法学家的角度来看，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因此本质上是善的[48]。因此，邪恶永远不能直接归咎于上帝。
根据学者的说法，在伊本·泰米叶的分类学中，邪恶可以分为三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第一，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总体上都是完全向善的；邪恶是相对的，仅从受造物的角度存在。第二，邪恶是受造秩序完美性的一种必然伴随物。第三，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善的普遍性在数量上远大于邪恶[49]。此外，并非所有伊斯兰学者都认为邪恶在数量上较少或微不足道。极具影响力和创新精神的穆斯林哲学家法赫尔丁·拉齐反驳了伊本·西那关于神义论的乐观立场，他指出：“真正的快乐很少被体验到，而且转瞬即逝。所以从数量上讲，占压倒性多数的不是善，而是邪恶。”[50] 事实上，拉齐采取了一种非常反神义论的立场，并认为伊斯兰神义论“必须严格以主体为中心，最终只是一种徒劳的练习”[51]。
不少学者都指出，苏菲主义对维吾尔伊斯兰教的演变有着深远的影响[52]。历史学家瑞安·瑟姆特别强调了苏菲思想在十六、十七世纪传播的重要性，这一时期被视为东突厥斯坦南部地区“伊斯兰化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重要阶段”[53]。苏菲派神学家在将“恶”与“神意”联系起来时，很大程度上沿用了伊本·西那的本体论视角。因此，既然万物皆由真主所造，而造物本身终归是善的，人类就必须顺从神意，并仰赖真主的仁慈与智慧。比如，神秘主义诗人鲁米就更进一步，直接把“恶”归因于真主：“真主既意欲善，也意欲恶，但他只认可善。”[54]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对“恶”的理解并不会影响真主在道德上的完美性，因为归根结底，恶的存在是“为了实现更伟大的善”[55]。乐观主义是苏菲传统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正如学者所言：“苏菲派并不总是纠结于这个世界是否是最好的，但他们通常会肯定，真主创造恶是为了将其作为修行路上的磨炼工具。”[56] 正如学者所言：“神秘主义者能够理解，真主的愤怒其实是伪装的仁慈；他施加给信徒的痛苦与惩罚，对于他们的灵性成长是必要的——就像病人必须服用苦药一样。”[57]
赛义德·努尔西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伊斯兰现代派神学家，他直接把“恶”的存在和“来世”联系在了一起，认为如果不谈来世，根本就没法真正理解“恶”到底意味着什么[58]。在努尔西看来，死亡是通往来世的唯一入口，也是“真主那包罗万象的仁慈与无处不在的善”的一部分，因为真主是最公正、最慈悲的[59]。这些观点和学者的看法不谋而合。学者本人非常谨慎，他从不给“恶的问题”提供一个所谓的“伊斯兰标准答案”，而是强调穆斯林学者和信徒们普遍达成了一个共识：古兰经与“恶”的存在在逻辑上是“兼容”的[60]。
身在加拿大与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之声
尽管中国一直在试图从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中抹除伊斯兰教的影响，但伊斯兰教始终是维吾尔人身份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哪怕它有时不得不保持沉默、转入地下。鉴于此，许多维吾尔人从伊斯兰信仰或神义论的角度去思考或讨论正在发生的“维吾尔种族灭绝”，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大家思考的深度和理解程度各不相同。这里要分析的言论就体现了这种思考，它们来自十六位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成年人，他们都自认为是穆斯林，且在2021年初参加了一个在线《古兰经》课程。当时课程参与者被问到一个问题：“维吾尔人的苦难是安拉的惩罚，还是考验？”其中一位维吾尔女性参与者将大家的回答记录在了日记里。这些笔记最初是用维吾尔语写的，后由迪尔穆拉特·马木提博士翻译。这十六位维吾尔《古兰经》学员的回答被研究团队归纳为四类：九人认为种族灭绝是一种考验，一人认为是惩罚，四人认为两者皆有，还有两人不确定。
日记中记录的这些回应，可以被看作是关于苦难与邪恶的自发性宗教思考，同时也应被理解为对“身为穆斯林意味着什么”的反思。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政权实施的压迫性政策，这些参与者在移居加拿大之前都经历过高压环境，因此他们对《古兰经》的熟悉程度相对有限。正如维吾尔参与者M所言：
在中国的统治下，我们在身份认同、宗教信仰、文化和教育等方面面临着重重限制和侵犯。我们被中共的错误思想洗脑，在[伊斯兰]教育方面也被搞得一无所知。
因此，这些回应与那位在加拿大长大的维吾尔族年轻活动家，以及两位受过正规宗教教育的伊玛目的陈述有所不同，后者的回应展现了对伊斯兰教更深层次的理解。正因如此，他们的陈述从传统的伊斯兰视角出发，对维吾尔种族灭绝进行了更细腻的反思。
通过结合这三种视角——重新接触伊斯兰传统的维吾尔参与者、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家以及受过专业训练的维吾尔族伊玛目，我们得以独特地窥见生活在加拿大的维吾尔群体是如何通过伊斯兰视角来思考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在审视并分析了他们关于“维吾尔人的苦难究竟是神的惩罚还是考验”这一问题的回应后，我们认为，这些回应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维吾尔式”神义论。日记中记录的这些陈述，可以被视为参与者们在构建神义论方面的初步尝试，尽管他们可能并不熟悉“神义论”这个术语或概念。
我们将首先聚焦于在线古兰经班的参与者和那位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家所给出的回应。这些被噤声的维吾尔人提出了经典神义论中经常遇到的根本性问题：“为什么神允许邪恶存在？”他们纠结于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神既全能又仁慈，却为何允许邪恶和苦难降临在信徒身上？基于每位参与者的回应，研究团队将答案归纳为四种论证类型：诺斯替论证、神话论证、末世论证和奥秘论证。每种论证都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进行定义和解释。
诺斯替论证：在现代学术界，“诺斯替”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术语，对于它的含义也尚未达成共识。然而，就本文及相关研究而言，我们将该术语定义为一种超验策略，即贬低人体和物质世界，降低其重要性，同时强调永恒精神领域或来世的真实性。从这种诺斯替视角来看，人类的苦难被视为暂时的，是可以在天堂得到纠正或补偿的。我们归入这一类别的维吾尔人的回应，都带有这种“暂时性”的意味，并将现世的行为和作为理解为可以在来世得到补偿。
维吾尔人 A 指出：
人来到这世上，注定要面对各种考验，咱们必须得认真对待。只要能顺利闯过这些关卡，就能拿到安拉许诺给我们的奖赏。这世界不过是暂时的，只有后世才是永恒的。
维吾尔 M 认为，这是一种洗清罪孽的过程，最终会通向天堂的奖赏：
如果安拉给祂钟爱的仆人降下考验，那是为了磨练他们的意志；而对于那些有罪的仆人，祂降下考验则是为了洗净他们的罪过。如果这些仆人能扛住安拉的考验，无论遭遇什么灾祸都能坚持到底，那他们过去的罪孽就会被一笔勾销。这些仆人最终得到的奖赏，必然是天堂。
维吾尔 G 也认同这种说法，并补充说作恶的人终将受到惩罚：
那些在世上受压迫、无力自保的好人，在安拉眼中终究会进入天堂。他们在世上所受的苦难，只会洗去他们的罪孽，并提升他们在天堂的品级。如果坏人在世上受了惩罚，那他们就是两头落空，在今世和后世都是输家。如果坏人在世上没受到惩罚，他们也逃不过安拉的震怒，作恶者在今世会遭到诅咒，在后世也绝对逃不掉安拉的惩罚。
这种逻辑和学者的“灵魂塑造神义论”有相似之处，该理论认为苦难在我们的道德和精神成长中起着关键作用，让我们能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变得更接近神圣[61]。
卡比尔·库尔班是一位旅居加拿大的维吾尔族年轻活动人士，他将维吾尔危机和他个人面临的挑战都视为奋斗的一部分，这个概念直接与安拉的考验挂钩[62]。他表示：
没错，这就是我的奋斗，这个词其实就是“奋斗”的意思。我去找我的伊玛目，总是问他：“我该怎么面对这一切？”他就像是说：“我没法给你答案，我真希望我有。”因为没人能给出答案。但他们说，这就是你的奋斗，这就是你的奋斗，你必须得挺过去。我已经接受了，这就是我的奋斗，不是媒体口中那种版本的，而是真正的、为了行善而进行的宗教奋斗。
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库尔班将他的政治行动与信仰联系在一起，这增强了他的能动性和乐观心态。他说他经常向真主祈祷，寻求帮助。他提到：“如果我没有信仰，我真的会崩溃的。”他还分享说，他母亲总是叮嘱他为被关押的表亲祈祷，这帮助他在身陷囹圄的情况下依然能坚守信仰。最终归根结底，库尔班解释说，所有的苦难和挣扎都不会白费，它们终将带来丰厚的回报。他表示：
世间的一切苦难，我们都将其视为提升自我、行善的机会；能够真正去做善事并提升自己，这本身就是一种恩典。
神话论证
我们在日记反馈中发现的第二个特征，与某种超自然层面的邪恶概念有关，我们将这种论证归类为“神话论证”。该论证认为，现存的邪恶（在此指维吾尔族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根植于创世之初的原始行为，即混沌被秩序化以创造世界。因此，邪恶被认为从一开始就存在，而关于不公的观念在亚伯拉罕诸教的圣典叙事中都有体现。然而，这种不公的观念在伊斯兰传统内部引发了一些紧张点。这些维吾尔族穆斯林学生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他们被迫偏离了对伊斯兰教五功[63]的严格遵守，但他们又该如何承担责任呢？如果维吾尔种族灭绝真的是一种神圣的正义，那么被迫陷入如此可怕的境地却得不到任何解脱，这种正义又体现在哪里呢？
维吾尔族受访者D面对这种困境时，会从《古兰经》记载的神话往昔中寻找英雄人物，以此来解读当下的遭遇。他们将古埃及法老统治下被奴役的以色列人，与如今在习近平治下被中国政府关押或压迫的维吾尔人进行类比。这种视角赋予了苦难一种尊严感和更深层的意义，暗示着苦难终将结束，而压迫者也必将受到惩罚。维吾尔族受访者M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只要我们不背叛真主，真主就会保佑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暴君能长久，真主的惩罚是严厉的。”
维吾尔族受访者G对这种“神话论证”的运用则略有不同。他认为，在古老的经文故事里，真主惩罚人类的方式仅仅是通过各种自然灾害。因此，在G看来，维吾尔种族灭绝并非神罚，而是一场“神圣的考验”。他表示：
真主从不亏待无辜的人。在《古兰经》中关于诺亚和罗得的故事里，真主惩罚了那些违抗祂、在世间作恶的人，并赐福给那些遵守诫命、行善的人。然而，我们从未在《古兰经》中看到任何关于“真主通过人之手来实施惩罚”的说法。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真主通过各种自然灾害来惩罚人类。比如，诺亚的族人遭遇了洪水，舒阿卜的族人被云中的火所惩罚，罗得的族人被天降的乱石所灭，或是遭遇了诸如虫灾、巨响等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
末世论论证
从日记反馈中总结出的第三个特征显示，维吾尔族参与者将邪恶与苦难——特别是与维吾尔种族灭绝相关的苦难——理解为一种“觉醒”。我们将这种论证归类为“末世论”，它将种族灭绝视为一种“启蒙的磨难”，一种从沉睡中觉醒，吹响战斗的号角。一些维吾尔族参与者的陈述表明，维吾尔家园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是一场善恶势力之间末日决战的一部分。维吾尔族受访者F指出：
这场考验真的把我们从沉睡中叫醒了。如果安拉没有降下这场考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认清中国这个真正的敌人呢？我们可能还会一直把他们当朋友。如果今天这些磨难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可能意识到共产中国的邪恶？这些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我们永远无法与中国共存。在一个正义荡然无存的土地上，绝不会有任何美好可言。如果我们与中国人抗争到底，只要安拉意欲，我们一定会赢。
维吾尔族受访者M认为，这场种族灭绝可能是一种宇宙级的筛选。正如他们所言：“通过降下这些考验，安拉让我们当中的恶人暴露出来，并将虔诚善良的人与伪君子分离开来。”维吾尔族受访者R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安拉通过降下一些考验，帮助我们认清了身边的人。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察觉到我们内部的叛徒和伪君子。他想要剔除我们当中的坏人，变得更纯洁。
这种论调带来了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自2016年以来，中国政府在“严打”运动中最早逮捕的许多人，都是维吾尔族的宗教领袖，以及维吾尔历史和文学领域的作家、教授或历史学家[64]。然而，维吾尔族受访者M和R的这种回应，将种族灭绝定义为一种必要的过程，用来考验和惩罚那些“叛徒和伪君子”。维吾尔族受访者O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思路，试图通过将正在接受考验的“好人”与将要受到惩罚的“坏人”区分开来，来解决这一矛盾——这种区分在受访者M和R的回答中并不明确。维吾尔族受访者O认为：
但如果我们看看现代维吾尔社会，确实存在腐败、欺诈，比如偷盗和杀人。这些不道德的行为确实变多了。每当我遇到这种事和这种人，我个人觉得这是安拉的惩罚……但当我看到我那些无辜受苦的兄弟姐妹时，我觉得这是一种考验。
维吾尔族受访者Z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我们中间有好人也有坏人，和其他群体一样。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对那些不信安拉、做宗教禁止的坏事的人的惩罚。但对于那些虔诚、善良、守规矩的人来说，这场灾难不是惩罚，而是一种考验。
同样，维吾尔族受访者G强调了安拉的公正和仁慈，同时批评了那种认为维吾尔人的苦难只能被理解为安拉惩罚的论调：
在这场巨大的种族灭绝背后，可能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深意。把强者压迫弱者看作是安拉的惩罚，这是对安拉的侮辱。怎么能把人的压迫和安拉的惩罚相提并论呢？况且，安拉根本不需要利用一群强者去惩罚弱者或罪人。就像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一样，整个民族也不可能被定义为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
奥秘论证
我们在日记里发现的最后一个特征，被我们归类为“神秘性”。这个类别强调了上帝行为中那种不可知的成分，认为信徒不该试图去理性化上帝的旨意，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参透，它永远是个谜。那些虔诚的信徒只需要相信上帝的善意，并接受上帝为人类制定的宏大蓝图是永远无法被人类所知的。
维吾尔族受访者G非常有说服力地反驳了将种族灭绝作为一种惩罚手段的观点，并坚定地否定了“整个群体应为少数人的过错负责”这种想法。他引用《古兰经》中的例子来支持这一论点：
真主绝不会仅仅因为族群中个别人的越界和错误，就去惩罚整个民族。真主从不亏待无辜者。在《古兰经》关于诺亚和罗得的故事里，真主惩罚的是那些违抗他、在世间作恶的人，并赐福给那些遵守诫命、行善的人。然而，我们从未在《古兰经》中看到任何关于“真主的惩罚是通过人类之手来执行”的说法。
此外，维吾尔族受访者G认为，种族灭绝不可能是神圣的惩罚，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等于承认这种行为是正义的，那我们岂不是站在了中国政府那边？他说：“如果我们认为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的事是惩罚，那我们也就等于认为这世上施暴者的压迫是合理的了。”和受访者G类似，维吾尔族受访者O也认为维吾尔人确实曾误入歧途、丢失了宗教身份，但他认为，种族灭绝不应被看作是上帝借中国政权之手行事，而应被视为上帝对信徒的考验，以及对那些犯错者的惩罚。
过去，我们总是坚持走祖先走过的老路。因为我们没有去分析哪条路对、哪条路错，就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真主的正道。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也是维吾尔人目前的处境。作为一个穆斯林民族，我们本该追随真主的道路，但作为容易被蒙蔽的人类，我们没能做到。在反宗教的中国共产党的压力下，我们中的一些人被迫放弃了宗教，或者被疏远了。
习得性回应——伊玛目的视角
如前所述，上面讨论的回应来自不同伊斯兰教识水平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两位受过逊尼派伊斯兰传统教育和培训的维吾尔族伊玛目，是如何看待“维吾尔种族灭绝”的。
参加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所讨论的问题，也被提给了蒙特利尔的一位维吾尔族伊玛目阿布杜吉利尔·布格拉。以下是他针对“真主在维吾尔种族灭绝中扮演的角色”这一议题的回应。他反驳了“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天谴’”这一说法，并提出了以下论点来支持他的主张：
在伊斯兰教义解释的四大基础——《古兰经》经文、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教法类比以及穆斯林公议中，没有任何一条能将如此残酷的种族灭绝与真主的考验或惩罚联系起来。恰恰相反，真主在《古兰经》开篇、每一章的开头，以及章内反复提到自己是“至仁至慈的”[65]。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这场种族灭绝没有任何形而上的根源；相反，这场悲剧的直接原因在于施暴者的恶意企图和行径，以及国际社会不同程度的推波助澜。
他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认为这场种族灭绝应该被视为一种由国家权力机构造成的悲剧性灾难：
针对维吾尔穆斯林的种族灭绝是一场悲剧性的灾难，其根源在于个人、公众、企业、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不负责任、误判错行、极度无知，以及对中共邪恶力量的严重低估。
布格拉伊玛目认为，“这场种族灭绝是对所有人——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的一次重大教训。”他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动荡的历史，以及冷战后助推其崛起的经济投资。在这一语境下，布格拉强调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并将自由意志和政治行动视为导致这场种族灭绝的核心因素。在他看来，我们需要的是更积极的行动回应。
基于本文提出的四个分类，布格拉的一些言论属于奥秘论证范畴。例如，他主张：
真主与维吾尔人民同在，真主迟早会复仇，惩罚那些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元凶。真主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在真主眼中，我们的一千年不过是一天，所以即便在我们看来复仇来得晚，它也终将到来。
在这里，布格拉伊玛目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上帝计划的不可知性，但他论证了惩罚终将到来，只是时间点对我们而言是个未知数。这一点与另外两位维吾尔人（G和O）的说法非常相似，他们都认为神义论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畴。这种观点与犹太哈西德派[66]有潜在的相似之处，后者往往选择绕过神义论中那些令人不安的问题，转而通过纪念和强化宗教实践来表达他们的承诺。他们意识到这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神学谜题，并明白无论是范式思维、契约论，还是报应与考验，这些传统的解释最终都无法涵盖这段危机及其后果的广泛性和复杂性。
关于集体惩罚的神义论
一位现居土耳其的维吾尔族知名伊玛目——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赫梅图拉博士，在2021年6月30日接受了采访，他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神义论[67]。我们想专门开辟一个章节来强调他的观点，因为他的看法非常独特，而且他在学界地位显赫。在古兰经研习班的参与者中，只有一名学生（维吾尔族C）持有类似的观点。
拉赫梅图拉伊玛目认为，这场种族灭绝是对维吾尔民族过去所犯过错的一种“集体惩罚”。当被问及“你如何从宗教角度看待维吾尔民族遭受的种族灭绝？”时，拉赫梅图拉伊玛目回答道：“我认为导致这场压迫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从祖辈开始就没能团结一致。”随后，他列举了几个历史例子来支撑自己的论点：
1）“那些在政治立场和观点上坚定不移的人，总是遭到一些叛徒和伪君子的破坏”；2）“后代放弃了对侵略者的圣战，没有惩处那些为敌效力的叛徒，从而错失了历史机遇”；3）“这也是我们自作自受的结果，正如经文所说：‘凡你们所遭遇的灾难，都是由于你们所作的罪恶；他饶恕你们的许多罪过。’”（在最后一个例子中，他引用了《古兰经》42:30）。
他进一步阐述了这种集体惩罚的观念：
安拉在《古兰经》的许多经文中都对此作了说明，包括不要忽视物质资源、要做好武力准备、保持坚定、保持警惕、服从领袖，以及不要陷入分裂。一个忽视这些胜利前提的民族，注定会遭受苦难，即便其中仍有虔诚生活的人。安拉说：“当你们遭遇灾难的时候——虽然你们曾使敌人遭遇双倍的灾难——你们怎么还说：‘这是从哪里来的呢？’你说：‘这是由于你们自己。’真主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古兰经》3:165）
拉赫马图拉伊玛目还认为，这场种族灭绝不仅是对维吾尔人的考验，也是对全人类的考验：“同样，这种压迫和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既是对东突厥斯坦人民的考验，也是对全人类的考验。”他这样回应了那个古老的问题——“为什么无辜者必须受苦？”：
当一个民族整体遭受惩罚时，好人也会被牵连其中，这是一种天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了那些对我们民族施加种族灭绝的侵略者的罪行。侵略者的罪行属于外部因素。安拉说：“我这样使不义者互为盟友，因为他们所作的罪恶。”（古兰经 6:129）
当被问及“《古兰经》中是否包含可以用来支持‘大规模苦难作为一种考验或惩罚’这一概念的段落？”时，拉赫马图拉伊玛目回答道：“民族的大规模苦难所包含的意义，远不止惩罚那么简单。所有的惩罚都是苦难，但并非所有的苦难都是惩罚。”随后，他引用了《古兰经》中与大规模苦难作为考验或惩罚相关的五段经文：
1) “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民族不改变自己的信仰，真主绝不会改变他所赐予他们的恩惠。真主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古兰经 8:53）
2) “一个民族的状况，真主是不改变的，直到他们改变自己的状况。当真主欲惩罚一个民族的时候，那惩罚是不可抗拒的，除真主外，他们没有保护者。”（古兰经 13:11）
3) “我曾因他们的罪行而惩治他们中的每一伙：其中有的我曾降以暴雨，有的曾被呐喊声所毁灭，有的我曾使大地陷落，有的我曾使他们淹死。真主没有亏待他们，而是他们亏待了自己。”（古兰经 29:40）
4) “由于人们所作的罪恶，陆地和海洋上出现了腐败，以便真主让他们尝尝他们所作的一部分罪恶的后果，或许他们能回归正道。”（古兰经 30:41）
5) “凡你们所遭的灾难，都是因为你们亲手所作的罪恶，他原谅了你们的许多罪过。”（古兰经 42:30）
最后，当被问及“在你看来，在中共禁止宗教实践的统治下，维吾尔人因未能遵守伊斯兰教的五功而受到指责，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时，拉赫马图拉伊玛目回答说：“每个人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尝试遵守伊斯兰教的五功。那些做不到的人，不应该受到指责。”
所以说，虽然这位伊玛目认为种族灭绝是维吾尔族群体过去所犯下的过错和不足所导致的集体后果，但他并不认同维吾尔族个人会遭受神罚这种说法。
“牧灵神义论”一瞥：在古兰经在线课程的学员讨论中，偶尔会提到一个新兴概念，叫作“牧灵神义论”。这个概念强调，神义论必须与现实中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和压迫紧密联系起来。学者已经指出了这方面的实例。
处于“边缘”的神学在各种神学语境中都有体现，包括女性主义神学、解放神学以及黑人神学[68]。正如下文所示，维吾尔族受访者F和M所表达的观点也反映了类似的神学思想，他们主张进行抗争并为争取人权而奔走，但这一切始终是在安拉的指引下进行的。维吾尔族受访者F：
这一连串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我们根本没法和中国共存。在一个正义荡然无存的地方，注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只要我们对中国抗争到底，真主保佑，我们一定会赢。
维吾尔族 M：
我们必须继续为国内那些正遭受迫害的兄弟姐妹们发声。虽然现在的中国国家机器非常强大，但只要我们不背叛真主，真主就一定会保佑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暴君能长久，真主的惩罚是严厉的。
布格拉伊玛目试图通过描绘维吾尔族未来繁荣的愿景来给信众们注入希望，他用了诸如“优素福在法老治下飞黄腾达”以及“埋在土里的花种熬过寒冬”这样的比喻。
牧灵神义论背后的动机和原则，在当今对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教育中都有所体现，比如我们对幸存者证言的推崇，以及主流犹太社群纪念大屠杀的方式，都能看出来。遗憾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集中营幸存者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关于“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故事恐怕很快也会被纳入这一叙事框架中。
我们的目标是分享加拿大维吾尔群体内部对于这场种族灭绝的一些核心观点和讨论。我们试图通过聚焦宗教层面的回应与解读，来审视和分析这些讨论。根据我们的分析，大多数强调“安拉的考验”这一概念的参与者，往往会淡化维吾尔人所受苦难中“惩罚”的意味，因为他们将这些苦难视为安拉天命的一部分。我们将维吾尔人的回应归纳为四种截然不同的论点。尽管这些论点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重叠和关联。所有这些视角似乎都与伊斯兰教义中“淡化邪恶、强调安拉之善”的倾向相吻合，这最容易通过“邪恶的缺失论”，或者说“邪恶是实现更大善的必要伴随物”这一概念来理解[69]。正是在这种淡化邪恶的框架下，拉赫梅图拉伊玛目的观点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安拉所定之“善”的强调——安拉希望祂所有的仆人都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从而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善。虽然布格拉伊玛目并没有试图淡化邪恶，相反，他指出那些作恶、行不义之人绝不可能逃脱惩罚，只是惩罚未必会立刻降临，但终究会到来。因为安拉是“至仁至慈的”，他的观点提供了一种关于报应的可能性，即安拉的惩罚迟早会降临，这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维吾尔活动人士卡比尔来说，他和同胞们所承受的苦难是安拉给予的考验。他的行动主义工作正是由信仰所驱动的，这帮助他专注于克服重重障碍。他们的回应反映出，尽管暴行肆虐，有时甚至让人感到绝望，但伊斯兰信仰为他们提供了答案，帮助他们克服种族灭绝带来的创伤，并找到不仅能继续生活下去，还能获得勇气去对抗压迫者的方法，从而进一步凸显了重新发现并保持自身宗教认同的重要性。
附录：从一份维吾尔族日记中收集的数据反馈与陈述
数据收集方法
这些数据来自一位维吾尔族女性提供的日记，她记录了参与加拿大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人之间的对话。讨论的核心是维吾尔种族灭绝与他们穆斯林信仰之间的关联。这门线上课程的参与者被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维吾尔人的苦难究竟是安拉的惩罚，还是一种考验？”这段对话发生在2021年初的一个线上平台上。这位女士在确保她本人及所有参与者匿名的情况下，与我们分享了她的日记。
注：
维吾尔语中“考验”一词是“sinaq”或“imtihan”。后者是阿拉伯语词汇，而“sinaq”是维吾尔语词汇。维吾尔语中“惩罚”一词是“jaza”，源自阿拉伯语。“仆人”一词实际上是对“banda”一词的误译，该词源自波斯语，原意为“心腹、忠诚的仆人、附庸”[70]。
线上古兰经课程维吾尔参与者的反馈
日记作者将她同学们的反馈整理并归纳为四类：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考验的人；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惩罚的人；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既是安拉的考验也是惩罚的人；以及对这个问题感到不确定的人。关于参与者，我们唯一掌握的统计信息是：其中3人为男性，13人为女性。
（参与者反馈清单略，均已在上文分类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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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资源：
[1] 参见“联合国同意将土耳其官方名称更改为‘Türkiye’”，半岛电视台，2022年6月2日，https://www.aljazeera.com/news ... urkey。
[2] John Hick,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以及 Mark S. Scott, “Theodicy at the Margins: New Trajectories for the Problem of Evil,” *Theology Today* 68, no. 2 (2011): 113–204。
[3] 在本文中，我们将使用“东突厥斯坦”或“维吾尔家园”来指代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 Austin Ramzy, “中国网络涌现大量求助：‘向我证明我父亲还活着’”，《纽约时报》，2019年2月17日。
[5] Sheena C. Greitens, Myunghee Lee, and Emir Yazici, “Counterterrorism and Preventive Repression: China’s Changing Strategy in Xinjia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4, no. 3 (2020): 9–47。
[6] Adrien Zenz, “Sterilizations, IUDs, and Mandatory Birth Control: The CCP’s Campaign to Suppress Uyghur Birthrates in Xinjiang,” Jamestown Foundation, 2021年3月17日。
[7] “加拿大议会宣布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种族灭绝”，BBC News Online，2021年2月23日。
[8] “荷兰议会：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是种族灭绝”，路透社，2021年2月25日。
[9] “立陶宛议会认定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种族灭绝”，路透社，2021年5月20日。
[10] Patrick Wintour, “UK MPs Declare China is Committing Genocide Against Uyghurs in Xinjiang,” *The Guardian*, April 22, 2021。
[11] “法国议员正式承认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行为为‘种族灭绝’”，法国24电视台，2022年1月20日。
[12] 《维吾尔种族灭绝：对中国违反1948年种族灭绝公约的审查》（华盛顿特区：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2021年3月）。
[13] “维吾尔法庭判决”，维吾尔法庭，2021年12月9日。
[14] Sean R. Roberts, *The War on the Uyghu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15] Dilmurat Mahmut, Marie-Ève Melanson, Susan J. Palmer, and Abdulmuqtedir Udun, “Becoming ‘true’ Muslims in Canada: Experiences of Uyghur Immigrants,” *Identities* (2023), https://doi.org/10.1080/1070289X.2023.2264643。
[16] Abdulmuqtedir Udun 是一位常驻加拿大渥太华的独立维吾尔族研究员。
[17] 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赫马图拉博士是一位著名的维吾尔族伊斯兰学者，现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萨吉耶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
[18] James A.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19] Gardner Bovingdon, *The Uyghurs: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 Thomas W. Overton, “The Energy Industry in Xinjiang, China: Potential, Problems, and Solutions,” *Power*, January 1, 2016.
[21] Craig Gutherie, “China Looks West to Solve Energy Crisis,” *Petroleum Economist*, August 22, 2019.
[22] Amy K. Lehr and Efthimia Maria Bechrakis, “Connecting the Dots in Xinjiang: Forced Labor, Forced Assimilation, and Western Supply Chain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ctober 16, 2019.
[23]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24] 参见 Rahile Dawut, “Shrine Pilgrimage Among the Uighurs,” *The Silk Road* 6, no. 2 (2009); Rian Thum, *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5] David Brophy, *Uyghur Natio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n the Russia-China Fronti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6] Adeeb Khalid, *The Politics of Muslim Cultural Reform-Jadidism in Central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27] Brophy, *Uyghur Nation*.
[28] Edmund Waite, “The Emergence of Muslim Reformism in Contemporary Xinjiang,” in *Situating the Uyghurs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Routledge, 2007).
[29] Edmund Waite, “The Impact of the State on Islam amongst the Uyghurs,” *Central Asian Survey* 25, no. 3 (2006).
[30] Joanne Smith Finley, “Securitization,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Xinjiang,” *Central Asian Survey* 38, no. 1 (2019).
[31] Darren Byler, *Terror Capitalism: Uyghur Dispossession and Masculinity in a Chinese C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1).
[32] Darren Byler trans., “Identifying Religious Extremism,” Xinjiang Documentation Project, 2017.
[33] Smith Finley, “Securitization,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34] Rachel Harris, “Bulldozing mosques: The latest tactic in China’s war against Uighur culture,” *The Guardian*, April 7, 2019.
[35] T. Hamut Izgil, *Waiting to Be Arrested at Night: A Uyghur Poet’s Memoire of China’s Genocide* (Penguin Press, 2023).
[36] 埃里克·林恩·奥姆斯比，《伊斯兰思想中的神义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页。
[37] 约翰·弥尔顿，《失乐园》（第一卷，第26行）。
[38] Scott, “Pathways in Theodicy.”
[39] 奥姆斯比，《伊斯兰思想中的神义论》，第16页。
[40] 同上，第4页。
[41]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新城市出版社，2013年。
[42] 《大英百科全书》，“穆尔太齐赖派”，2020年。
[43] Ayman Shihadeh, “Suffering,” in *Medieval Islamic Civilization: An Encyclopedia* (Routledge, 2006).
[44] Al-Shahrastani, quoted in Roy Jackson, *What is Islamic Philosophy?* (Routledge, 2014), 33.
[45] 阿维森纳（伊本·西那），《治愈之书》（德黑兰：纳赛尔·霍斯鲁出版社，1985年），第381页。
[46] Jon Hoover, *Ibn Taymiyya’s Theodicy of Perpetual Optimism* (Brill, 2007), 177.
[47] 同上，第178页。
[48] 同上。
[49] 同上，第181页。
[50] Ayman Shihadeh, “Avicenna’s Theodicy and al-Rāzī’s Anti-Theodicy,”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Islamicate World* 7 (2019): 75.
[51] 同上，第61页。
[52] Rémi Castets, “Uyghur Islam: Caught between Foreign Influences and Domestic,” in *China and India in Central Asia*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215–233.
[53] Thum, *The Sacred Routes*, 42.
[54] Ozgur Koca, “Ibn ‘Arabi (1165–1240) and Rumi (1207–1273) on the Problem of Evil,” *Islam and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28, no. 3 (2017): 303.
[55] 同上。
[56] Hoover, *Ibn Taymiyya’s Theodicy*, 3.
[57] 安内玛丽·席梅尔，《伊斯兰教的神秘维度》（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198页。
[58] Ian Markham, *Living in the Light of Death: On the Art of Being at One with Badiuzzaman Said Nursi* (Routledge, 2016).
[59] Bilal Kuşpinar, “Death in Nursi’s Thought,” 2016.
[60] Safaruk Chowdhury, *Islamic The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21), 2.
[61] Hick,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62] Asma Afsaruddin, “jihad,”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2023.
[63] 译者注：伊斯兰教五功即念证、礼拜、天课、斋戒、朝觐。
[64] Marie Trédaniel and Pak K. Lee, “Explaining the Chinese Framing of the ‘terrorist’ violence in Xinjiang,” *Nationalities Papers* 46, no. 1 (2018): 177–195.
[65] 穆克提德通过WhatsApp向布格拉伊玛目提问，后者于2021年10月19日回复。
[66] 参见 Nissan Dovid Dubo, “Belief after the Holocaust,” Chabad.Org, 2021.
[67] 访谈记录于2021年6月30日由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进行。
[68] Scott, “Theodicy at the Margins,” 149–52.
[69] Ormsby, *Theodicy in Islamic Thought*, 27.
[70] 参见《伊朗百科全书》中关于“banda”的词条，1988年12月15日。 查看全部
通过宗教神义论理解维吾尔族种族灭绝：加拿大与土耳其维吾尔人的声音
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麦吉尔大学）、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麦吉尔大学）、肖恩·雷姆兹（康考迪亚大学）、苏珊·J·帕尔默（康考迪亚大学）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加拿大和土耳其的部分维吾尔人[1]是如何通过宗教视角，即“神义论”（一种对苦难与邪恶的解释）来解读当前发生的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2]。本文基于三个不同来源的数据：第一个来源是一份记录了2021年维吾尔人参与线上《古兰经》课程讨论的日记；第二个来源是对居住在加拿大和土耳其的两位知名维吾尔伊玛目的访谈；第三个来源是对一位居住在加拿大的年轻维吾尔政治活动家的访谈。通过他们的叙述，我们识别出四种既独特又相互关联的视角，并将其归纳为四类：灵知派、神话派、启示录派和奥秘派。研究中大多数维吾尔人的声音将东突厥斯坦[3]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理解并呈现为一种“神圣的考验”。尽管他们将这场种族灭绝视为安拉的考验，但关于“神圣惩罚”的层面似乎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安拉仁慈的强调——安拉旨在通过考验教导祂的仆人，使他们在今生和后世都能获得更高的美德。我们的分析得出结论：维吾尔伊斯兰教似乎为其信徒提供了一种乐观感，对于流散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这是一种继续前行的动力。这与那些更侧重于苦难层面的其他伊斯兰神义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2017年大规模建立“再教育”营以来，国际媒体、人权组织以及各国政府纷纷将目光投向维吾尔人的苦难，将其定性为严重的人权侵犯或种族灭绝。《纽约时报》、《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等知名媒体机构都曾报道过这些令人痛心的状况。
通过航拍影像和幸存者的亲身讲述，揭示了“再教育营”及其他类似拘留设施内部的情况[4]。据信，从2018年至今，约有一百万到三百万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被任意关押在这些设施中[5]。幸存者们详细描述了营内发生的酷刑、绝育、强奸以及洗脑教育。此外，还有报告指出，该地区有数万人被迫从事强迫劳动[6]。
这场危机的性质已被美国、加拿大[7]、荷兰[8]、立陶宛[9]、英国[10]和法国[11]等许多西方政府认定为“种族灭绝”。维吾尔人权倡导组织和海外维吾尔群体长期以来一直在为此游说，并引用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作为支持[12]。此外，2021年，英国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了“维吾尔特别法庭”，该法庭开展了独立调查，并得出结论称：“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实施旨在防止生育的措施，意图从根本上摧毁新疆维吾尔族的重要部分，已构成种族灭绝。”[13]
自2014年以来，关于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受压迫的问题，各界一直存在激烈的讨论，但据我们所知，目前还没有研究探讨这种压迫所带来的宗教影响。这些影响是一个真实且紧迫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人权组织而言。伊斯兰教是维吾尔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攻击并被蓄意压制。
中国政府——我们认为，对维吾尔种族灭绝这一特定维度的关注缺失，是一个严重的缺口。为了填补学术上的这一空白，我们选择聚焦于这一特定方面，并探讨一些针对中国政府旨在抹除维吾尔身份和文化的政策与做法，所做出的哲学和宗教层面的回应。
研究数据
本文收集的数据是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委员会资助的一项名为《宗派宗教中的儿童与国家控制，1950–2020》研究的一部分，该研究由苏珊·J·帕尔默指导，并由麦吉尔大学宗教研究学院执行。我们的团队收集了关于该主题的三类资料。第一类资料由我们研究团队的成员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提供，他收到了一位居住在加拿大、正在参加在线《古兰经》课程的匿名维吾尔女性的日记副本。该课程是在2021年初新冠疫情期间为维吾尔成年人开设的。自1949年以来，维吾尔人在学习和坚持其宗教与文化传统方面一直面临着持续的挑战。自2016年起，中国共产党已正式将学习或实践伊斯兰教，甚至拥有《古兰经》定为非法，这种宗教不宽容程度是自文化大革命（1966–1976）结束以来前所未见的[14]。因此，许多逃离中国的维吾尔人非常珍惜他们新获得的自由，去探索和重新评估他们此前被压制的穆斯林身份[15]。
维吾尔人尝试重新接触伊斯兰教的方式之一，就是参加关于《古兰经》的宗教课程。如前所述，其中一门课程于2021年面向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成年人开设。该在线课程仅对注册的维吾尔学员开放，因此，提供给我们研究员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的这份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维吾尔学员们讨论的内容。虽然这位女性的日记主要由课堂笔记组成，但最让迪尔穆拉特博士感兴趣的是她记录的同学间关于“他们民族所遭受的苦难究竟应被视为一种神圣的考验，还是一种神圣的惩罚”的在线讨论。这本日记包含了十六名维吾尔成年学员的叙述，这些讨论的内容可以在附录中找到。
想要了解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看法和信念，另一个渠道就是通过受过专业训练的宗教老师。因此，我们的另一位研究员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邀请了两位伊玛目，请他们分享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看法[16]。乌敦采访了现居土耳其的著名维吾尔族伊玛目兼伊斯兰学者阿卜杜拉齐兹·拉赫穆图拉博士[17]，以及现居蒙特利尔的伊斯兰学者兼教师阿卜杜杰利勒·布格拉伊玛目。阿卜杜杰利勒·布格拉伊玛目是通过电子邮件回复了阿卜杜穆克提达尔的问题。除了这两个来源，我们还会研究维吾尔族年轻活动人士卡比尔·库尔班的在线采访内容。
我们先来看看这些日记，特别是关于参与者被问到的那个问题：维吾尔族面临的种族灭绝到底是安拉的考验还是惩罚？日记作者把同学们的回答分成了四类：一类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考验；另一类觉得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惩罚；那些将维吾尔种族灭绝视为安拉的考验与惩罚的人；以及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的人。出于匿名考虑，所有姓名均已删除，并为每位参与者分配了一个字母代号。
表1：在加拿大参加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族学员反馈。
（参与者代号：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考验 / 是安拉的惩罚 / 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感到困惑）
- 维吾尔A：是（考验）
- 维吾尔B：是（考验）
- 维吾尔C：是（惩罚）
- 维吾尔D：是（考验）
- 维吾尔F：是（考验）
- 维吾尔G：是（考验）
- 维吾尔H：感到困惑
- 维吾尔J：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K：是（考验）
- 维吾尔L：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M：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O：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Q：是（考验）
- 维吾尔R：是（考验）
- 维吾尔W：是（考验）
- 维吾尔Z：感到困惑
维吾尔人与伊斯兰教
维吾尔族是一个突厥语系民族，居住在中国西北边陲，那里也是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18世纪末，满清帝国将维吾尔人的家园并入中国版图，并一直通过间接统治的方式管理当地，直到1884年新疆建省[18]。满清王朝覆灭后，维吾尔人曾两次短暂地获得过独立[19]。
如今，维吾尔族是中国官方认定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根据2017年的人口普查，维吾尔族人口略多于1200万，但许多维吾尔人认为这个数字实际上可能在2000万到3500万之间。维吾尔人的家园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蕴藏着中国20%以上的天然气、煤炭和其他化石资源，其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也位居全国第二[20]。2019年，中国自然资源部估计塔里木盆地拥有9.7万亿立方米的超深层天然气资源，占全国潜在天然气储量的60%[21]。与此同时，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中国贡献了全球约22%的棉花供应，而2018年中国84%的棉花产自维吾尔地区[22]。因此，考虑到中国为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和5G技术等战略性能源计划所做的努力，该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在皈依伊斯兰教前后，维吾尔人在中亚建立了许多王国，并在中亚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3]。自10世纪以来，维吾尔人一直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哈乃斐学派，该学派与他们本土前伊斯兰时期的萨满教、摩尼教和佛教传统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24]。在当下的语境中，大多数维吾尔人将他们的穆斯林信仰视为其集体认同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25]。
一直到20世纪初，维吾尔族的教育主要还是靠伊斯兰学校。随着俄罗斯帝国势力进入中亚，当地知识分子开始搞起现代教育改革，他们尝试建立“扎吉德”学校，在传统的伊斯兰教育之外，还提供世俗教育[26]。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些学校在维吾尔人的家乡遍地开花。现代维吾尔伊斯兰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扎吉德主义，它把伊斯兰教育和世俗教育以一种融合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27]。
1949年之后，除了80年代和90年代那段“可控的宽容”时期，维吾尔人家乡的宗教教育一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严格的限制[28]。尽管如此，直到最近几年，维吾尔人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私下里的口头传统，将宗教知识传给下一代[29]。然而，2017年之后，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根除维吾尔人的伊斯兰教，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化”或世俗化的做法[30]。
比如，2017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出台。根据这项条例，凡是被国家认为过于虔诚或表现出任何宗教行为的人，都会被贴上“极端分子”的标签，并被送进“集中教育培训中心”，以消除他们所谓的“极端”宗教思想[31]。
哪怕只是表现出一点点宗教倾向，都可能被扣上“宗教极端主义”的帽子。举个例子，201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发布的一份政府文件里，列出了75种会被认定为“宗教极端主义”的行为，一旦沾上，就可能面临被关押的风险。这些行为里包括一些常见的伊斯兰教习俗，比如在清真寺外聚众礼拜、“无正当理由参与宗教活动”，以及女性佩戴头巾。这份清单甚至还包括一些非常模糊且无害的行为，比如留“大胡子”，或者突然戒烟戒酒[32]。
后来，被视为极端主义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学者指出，中国政府将以下行为也列为宗教极端主义的指标：出国旅游或计划出国留学（特别是去穆斯林国家），有亲属在国外（特别是穆斯林国家），佩戴任何宗教标志，定期礼拜，斋月封斋，去麦加朝觐，教孩子伊斯兰教知识，给孩子起伊斯兰教名字，参加周五礼拜，持有或传播敏感的数字内容（比如包含宗教语言的信息，像《古兰经》经文或图片、对《古兰经》的解读，或者女性佩戴宗教标志和礼拜的照片等）[33]。
与此同时，成百上千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寺和墓地被拆除，许多伊斯兰圣地也遭到中国政府的亵渎或破坏[34]。当前的这种环境在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家园已经把维吾尔人的伊斯兰信仰定为犯罪，以至于没人敢说一句最简单的伊斯兰问候语——“色兰”，更别提去尝试践行更具体的宗教习俗了[35]。尽管维吾尔人在自己的家园里持续遭受宗教压迫，但伊斯兰教依然是维吾尔人身份认同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并持续塑造和影响着他们对世界的认知。
伊斯兰教中的神义论
“神义论”这个词最初是由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在他的《神义论》（1710）一书中提出的，它由两个希腊词汇组成——“神”和“正义”。这个概念包含两层含义：首先，从最初且准确的意义上讲，它“旨在证明神的正义不会因为世间存在的种种邪恶而受到损害”[36]。其次，用弥尔顿的话说，它是“向世人证明上帝之道是正义的”尝试。这是一个专业术语，指在邪恶面前为上帝的正义进行辩护[37]。更广泛地说，神义论指的是试图解释或理清苦难的意义[38]。
伊斯兰教中的神义论最初作为对上帝“绝对全能”的肯定而出现，这与“一种理性的神圣正义观”直接挂钩[39]。学者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穆斯林思想家和他们的基督教同行一样，都强调上帝的正义与仁慈，但“在伊斯兰神学中，邪恶问题并没有像在西方传统中那样占据核心地位”[40]。对许多穆斯林学者来说，“邪恶”似乎“仅仅是善的缺失的一个代名词而已”[41]。
前现代时期的伊斯兰学者，尤其是穆尔太齐赖派的神学家们[42]，曾主张苦难或邪恶的存在并非坏事，因为这能让人们在来世获得更大的奖赏。然而，邪恶源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而非上帝，上帝只负责惩罚作恶者。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什叶派伊斯兰教所采纳[43]。在逊尼派伊斯兰教中，人类的自由意志似乎没那么绝对。学者指出：
上帝在人身上创造了执行某种行为的权力、能力、选择和意志；而人被赋予了这种派生的权力，从而自由地选择其中一种方案，并打算或意愿去执行该行为；与这种意图相对应，上帝创造并完成了这一行为[44]。
关于邪恶的本质，极具影响力的穆斯林哲学家伊本·西那认为：“邪恶是一种不存在的东西，它没有本质，只是本质的缺失或不完美。”[45]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邪恶是某种不存在的东西，它的缺失等同于存在于万物中的不完美。最终，伊本·西那愿意断言，世界上确实存在一定数量的邪恶，但与宇宙中巨大的善相比，这种数量是微不足道的[46]。其他杰出的伊斯兰学者对邪恶及其在世界上的存在提出了更详细的见解。例如，另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安萨里指出，邪恶是必要的，因为事物若无对立面就无法被认知。因此，人若不知疾病就无法知晓健康，若不知地狱就无法知晓天堂，以此类推[47]。然而，这种“事物只能通过对立面来认知”的观点并非伊斯兰传统中所有人的共识。对于汉巴里学派学者、杰出的穆斯林法学家伊本·泰米叶来说，邪恶具有一种教育意义，因为它在世界的自然秩序中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从这位法学家的角度来看，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因此本质上是善的[48]。因此，邪恶永远不能直接归咎于上帝。
根据学者的说法，在伊本·泰米叶的分类学中，邪恶可以分为三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第一，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总体上都是完全向善的；邪恶是相对的，仅从受造物的角度存在。第二，邪恶是受造秩序完美性的一种必然伴随物。第三，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善的普遍性在数量上远大于邪恶[49]。此外，并非所有伊斯兰学者都认为邪恶在数量上较少或微不足道。极具影响力和创新精神的穆斯林哲学家法赫尔丁·拉齐反驳了伊本·西那关于神义论的乐观立场，他指出：“真正的快乐很少被体验到，而且转瞬即逝。所以从数量上讲，占压倒性多数的不是善，而是邪恶。”[50] 事实上，拉齐采取了一种非常反神义论的立场，并认为伊斯兰神义论“必须严格以主体为中心，最终只是一种徒劳的练习”[51]。
不少学者都指出，苏菲主义对维吾尔伊斯兰教的演变有着深远的影响[52]。历史学家瑞安·瑟姆特别强调了苏菲思想在十六、十七世纪传播的重要性，这一时期被视为东突厥斯坦南部地区“伊斯兰化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重要阶段”[53]。苏菲派神学家在将“恶”与“神意”联系起来时，很大程度上沿用了伊本·西那的本体论视角。因此，既然万物皆由真主所造，而造物本身终归是善的，人类就必须顺从神意，并仰赖真主的仁慈与智慧。比如，神秘主义诗人鲁米就更进一步，直接把“恶”归因于真主：“真主既意欲善，也意欲恶，但他只认可善。”[54]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对“恶”的理解并不会影响真主在道德上的完美性，因为归根结底，恶的存在是“为了实现更伟大的善”[55]。乐观主义是苏菲传统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正如学者所言：“苏菲派并不总是纠结于这个世界是否是最好的，但他们通常会肯定，真主创造恶是为了将其作为修行路上的磨炼工具。”[56] 正如学者所言：“神秘主义者能够理解，真主的愤怒其实是伪装的仁慈；他施加给信徒的痛苦与惩罚，对于他们的灵性成长是必要的——就像病人必须服用苦药一样。”[57]
赛义德·努尔西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伊斯兰现代派神学家，他直接把“恶”的存在和“来世”联系在了一起，认为如果不谈来世，根本就没法真正理解“恶”到底意味着什么[58]。在努尔西看来，死亡是通往来世的唯一入口，也是“真主那包罗万象的仁慈与无处不在的善”的一部分，因为真主是最公正、最慈悲的[59]。这些观点和学者的看法不谋而合。学者本人非常谨慎，他从不给“恶的问题”提供一个所谓的“伊斯兰标准答案”，而是强调穆斯林学者和信徒们普遍达成了一个共识：古兰经与“恶”的存在在逻辑上是“兼容”的[60]。
身在加拿大与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之声
尽管中国一直在试图从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中抹除伊斯兰教的影响，但伊斯兰教始终是维吾尔人身份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哪怕它有时不得不保持沉默、转入地下。鉴于此，许多维吾尔人从伊斯兰信仰或神义论的角度去思考或讨论正在发生的“维吾尔种族灭绝”，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大家思考的深度和理解程度各不相同。这里要分析的言论就体现了这种思考，它们来自十六位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成年人，他们都自认为是穆斯林，且在2021年初参加了一个在线《古兰经》课程。当时课程参与者被问到一个问题：“维吾尔人的苦难是安拉的惩罚，还是考验？”其中一位维吾尔女性参与者将大家的回答记录在了日记里。这些笔记最初是用维吾尔语写的，后由迪尔穆拉特·马木提博士翻译。这十六位维吾尔《古兰经》学员的回答被研究团队归纳为四类：九人认为种族灭绝是一种考验，一人认为是惩罚，四人认为两者皆有，还有两人不确定。
日记中记录的这些回应，可以被看作是关于苦难与邪恶的自发性宗教思考，同时也应被理解为对“身为穆斯林意味着什么”的反思。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政权实施的压迫性政策，这些参与者在移居加拿大之前都经历过高压环境，因此他们对《古兰经》的熟悉程度相对有限。正如维吾尔参与者M所言：
在中国的统治下，我们在身份认同、宗教信仰、文化和教育等方面面临着重重限制和侵犯。我们被中共的错误思想洗脑，在[伊斯兰]教育方面也被搞得一无所知。
因此，这些回应与那位在加拿大长大的维吾尔族年轻活动家，以及两位受过正规宗教教育的伊玛目的陈述有所不同，后者的回应展现了对伊斯兰教更深层次的理解。正因如此，他们的陈述从传统的伊斯兰视角出发，对维吾尔种族灭绝进行了更细腻的反思。
通过结合这三种视角——重新接触伊斯兰传统的维吾尔参与者、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家以及受过专业训练的维吾尔族伊玛目，我们得以独特地窥见生活在加拿大的维吾尔群体是如何通过伊斯兰视角来思考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在审视并分析了他们关于“维吾尔人的苦难究竟是神的惩罚还是考验”这一问题的回应后，我们认为，这些回应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维吾尔式”神义论。日记中记录的这些陈述，可以被视为参与者们在构建神义论方面的初步尝试，尽管他们可能并不熟悉“神义论”这个术语或概念。
我们将首先聚焦于在线古兰经班的参与者和那位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家所给出的回应。这些被噤声的维吾尔人提出了经典神义论中经常遇到的根本性问题：“为什么神允许邪恶存在？”他们纠结于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神既全能又仁慈，却为何允许邪恶和苦难降临在信徒身上？基于每位参与者的回应，研究团队将答案归纳为四种论证类型：诺斯替论证、神话论证、末世论证和奥秘论证。每种论证都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进行定义和解释。
诺斯替论证：在现代学术界，“诺斯替”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术语，对于它的含义也尚未达成共识。然而，就本文及相关研究而言，我们将该术语定义为一种超验策略，即贬低人体和物质世界，降低其重要性，同时强调永恒精神领域或来世的真实性。从这种诺斯替视角来看，人类的苦难被视为暂时的，是可以在天堂得到纠正或补偿的。我们归入这一类别的维吾尔人的回应，都带有这种“暂时性”的意味，并将现世的行为和作为理解为可以在来世得到补偿。
维吾尔人 A 指出：
人来到这世上，注定要面对各种考验，咱们必须得认真对待。只要能顺利闯过这些关卡，就能拿到安拉许诺给我们的奖赏。这世界不过是暂时的，只有后世才是永恒的。
维吾尔 M 认为，这是一种洗清罪孽的过程，最终会通向天堂的奖赏：
如果安拉给祂钟爱的仆人降下考验，那是为了磨练他们的意志；而对于那些有罪的仆人，祂降下考验则是为了洗净他们的罪过。如果这些仆人能扛住安拉的考验，无论遭遇什么灾祸都能坚持到底，那他们过去的罪孽就会被一笔勾销。这些仆人最终得到的奖赏，必然是天堂。
维吾尔 G 也认同这种说法，并补充说作恶的人终将受到惩罚：
那些在世上受压迫、无力自保的好人，在安拉眼中终究会进入天堂。他们在世上所受的苦难，只会洗去他们的罪孽，并提升他们在天堂的品级。如果坏人在世上受了惩罚，那他们就是两头落空，在今世和后世都是输家。如果坏人在世上没受到惩罚，他们也逃不过安拉的震怒，作恶者在今世会遭到诅咒，在后世也绝对逃不掉安拉的惩罚。
这种逻辑和学者的“灵魂塑造神义论”有相似之处，该理论认为苦难在我们的道德和精神成长中起着关键作用，让我们能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变得更接近神圣[61]。
卡比尔·库尔班是一位旅居加拿大的维吾尔族年轻活动人士，他将维吾尔危机和他个人面临的挑战都视为奋斗的一部分，这个概念直接与安拉的考验挂钩[62]。他表示：
没错，这就是我的奋斗，这个词其实就是“奋斗”的意思。我去找我的伊玛目，总是问他：“我该怎么面对这一切？”他就像是说：“我没法给你答案，我真希望我有。”因为没人能给出答案。但他们说，这就是你的奋斗，这就是你的奋斗，你必须得挺过去。我已经接受了，这就是我的奋斗，不是媒体口中那种版本的，而是真正的、为了行善而进行的宗教奋斗。
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库尔班将他的政治行动与信仰联系在一起，这增强了他的能动性和乐观心态。他说他经常向真主祈祷，寻求帮助。他提到：“如果我没有信仰，我真的会崩溃的。”他还分享说，他母亲总是叮嘱他为被关押的表亲祈祷，这帮助他在身陷囹圄的情况下依然能坚守信仰。最终归根结底，库尔班解释说，所有的苦难和挣扎都不会白费，它们终将带来丰厚的回报。他表示：
世间的一切苦难，我们都将其视为提升自我、行善的机会；能够真正去做善事并提升自己，这本身就是一种恩典。
神话论证
我们在日记反馈中发现的第二个特征，与某种超自然层面的邪恶概念有关，我们将这种论证归类为“神话论证”。该论证认为，现存的邪恶（在此指维吾尔族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根植于创世之初的原始行为，即混沌被秩序化以创造世界。因此，邪恶被认为从一开始就存在，而关于不公的观念在亚伯拉罕诸教的圣典叙事中都有体现。然而，这种不公的观念在伊斯兰传统内部引发了一些紧张点。这些维吾尔族穆斯林学生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他们被迫偏离了对伊斯兰教五功[63]的严格遵守，但他们又该如何承担责任呢？如果维吾尔种族灭绝真的是一种神圣的正义，那么被迫陷入如此可怕的境地却得不到任何解脱，这种正义又体现在哪里呢？
维吾尔族受访者D面对这种困境时，会从《古兰经》记载的神话往昔中寻找英雄人物，以此来解读当下的遭遇。他们将古埃及法老统治下被奴役的以色列人，与如今在习近平治下被中国政府关押或压迫的维吾尔人进行类比。这种视角赋予了苦难一种尊严感和更深层的意义，暗示着苦难终将结束，而压迫者也必将受到惩罚。维吾尔族受访者M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只要我们不背叛真主，真主就会保佑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暴君能长久，真主的惩罚是严厉的。”
维吾尔族受访者G对这种“神话论证”的运用则略有不同。他认为，在古老的经文故事里，真主惩罚人类的方式仅仅是通过各种自然灾害。因此，在G看来，维吾尔种族灭绝并非神罚，而是一场“神圣的考验”。他表示：
真主从不亏待无辜的人。在《古兰经》中关于诺亚和罗得的故事里，真主惩罚了那些违抗祂、在世间作恶的人，并赐福给那些遵守诫命、行善的人。然而，我们从未在《古兰经》中看到任何关于“真主通过人之手来实施惩罚”的说法。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真主通过各种自然灾害来惩罚人类。比如，诺亚的族人遭遇了洪水，舒阿卜的族人被云中的火所惩罚，罗得的族人被天降的乱石所灭，或是遭遇了诸如虫灾、巨响等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
末世论论证
从日记反馈中总结出的第三个特征显示，维吾尔族参与者将邪恶与苦难——特别是与维吾尔种族灭绝相关的苦难——理解为一种“觉醒”。我们将这种论证归类为“末世论”，它将种族灭绝视为一种“启蒙的磨难”，一种从沉睡中觉醒，吹响战斗的号角。一些维吾尔族参与者的陈述表明，维吾尔家园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是一场善恶势力之间末日决战的一部分。维吾尔族受访者F指出：
这场考验真的把我们从沉睡中叫醒了。如果安拉没有降下这场考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认清中国这个真正的敌人呢？我们可能还会一直把他们当朋友。如果今天这些磨难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可能意识到共产中国的邪恶？这些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我们永远无法与中国共存。在一个正义荡然无存的土地上，绝不会有任何美好可言。如果我们与中国人抗争到底，只要安拉意欲，我们一定会赢。
维吾尔族受访者M认为，这场种族灭绝可能是一种宇宙级的筛选。正如他们所言：“通过降下这些考验，安拉让我们当中的恶人暴露出来，并将虔诚善良的人与伪君子分离开来。”维吾尔族受访者R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安拉通过降下一些考验，帮助我们认清了身边的人。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察觉到我们内部的叛徒和伪君子。他想要剔除我们当中的坏人，变得更纯洁。
这种论调带来了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自2016年以来，中国政府在“严打”运动中最早逮捕的许多人，都是维吾尔族的宗教领袖，以及维吾尔历史和文学领域的作家、教授或历史学家[64]。然而，维吾尔族受访者M和R的这种回应，将种族灭绝定义为一种必要的过程，用来考验和惩罚那些“叛徒和伪君子”。维吾尔族受访者O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思路，试图通过将正在接受考验的“好人”与将要受到惩罚的“坏人”区分开来，来解决这一矛盾——这种区分在受访者M和R的回答中并不明确。维吾尔族受访者O认为：
但如果我们看看现代维吾尔社会，确实存在腐败、欺诈，比如偷盗和杀人。这些不道德的行为确实变多了。每当我遇到这种事和这种人，我个人觉得这是安拉的惩罚……但当我看到我那些无辜受苦的兄弟姐妹时，我觉得这是一种考验。
维吾尔族受访者Z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我们中间有好人也有坏人，和其他群体一样。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对那些不信安拉、做宗教禁止的坏事的人的惩罚。但对于那些虔诚、善良、守规矩的人来说，这场灾难不是惩罚，而是一种考验。
同样，维吾尔族受访者G强调了安拉的公正和仁慈，同时批评了那种认为维吾尔人的苦难只能被理解为安拉惩罚的论调：
在这场巨大的种族灭绝背后，可能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深意。把强者压迫弱者看作是安拉的惩罚，这是对安拉的侮辱。怎么能把人的压迫和安拉的惩罚相提并论呢？况且，安拉根本不需要利用一群强者去惩罚弱者或罪人。就像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一样，整个民族也不可能被定义为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
奥秘论证
我们在日记里发现的最后一个特征，被我们归类为“神秘性”。这个类别强调了上帝行为中那种不可知的成分，认为信徒不该试图去理性化上帝的旨意，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参透，它永远是个谜。那些虔诚的信徒只需要相信上帝的善意，并接受上帝为人类制定的宏大蓝图是永远无法被人类所知的。
维吾尔族受访者G非常有说服力地反驳了将种族灭绝作为一种惩罚手段的观点，并坚定地否定了“整个群体应为少数人的过错负责”这种想法。他引用《古兰经》中的例子来支持这一论点：
真主绝不会仅仅因为族群中个别人的越界和错误，就去惩罚整个民族。真主从不亏待无辜者。在《古兰经》关于诺亚和罗得的故事里，真主惩罚的是那些违抗他、在世间作恶的人，并赐福给那些遵守诫命、行善的人。然而，我们从未在《古兰经》中看到任何关于“真主的惩罚是通过人类之手来执行”的说法。
此外，维吾尔族受访者G认为，种族灭绝不可能是神圣的惩罚，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等于承认这种行为是正义的，那我们岂不是站在了中国政府那边？他说：“如果我们认为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的事是惩罚，那我们也就等于认为这世上施暴者的压迫是合理的了。”和受访者G类似，维吾尔族受访者O也认为维吾尔人确实曾误入歧途、丢失了宗教身份，但他认为，种族灭绝不应被看作是上帝借中国政权之手行事，而应被视为上帝对信徒的考验，以及对那些犯错者的惩罚。
过去，我们总是坚持走祖先走过的老路。因为我们没有去分析哪条路对、哪条路错，就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真主的正道。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也是维吾尔人目前的处境。作为一个穆斯林民族，我们本该追随真主的道路，但作为容易被蒙蔽的人类，我们没能做到。在反宗教的中国共产党的压力下，我们中的一些人被迫放弃了宗教，或者被疏远了。
习得性回应——伊玛目的视角
如前所述，上面讨论的回应来自不同伊斯兰教识水平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两位受过逊尼派伊斯兰传统教育和培训的维吾尔族伊玛目，是如何看待“维吾尔种族灭绝”的。
参加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所讨论的问题，也被提给了蒙特利尔的一位维吾尔族伊玛目阿布杜吉利尔·布格拉。以下是他针对“真主在维吾尔种族灭绝中扮演的角色”这一议题的回应。他反驳了“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天谴’”这一说法，并提出了以下论点来支持他的主张：
在伊斯兰教义解释的四大基础——《古兰经》经文、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教法类比以及穆斯林公议中，没有任何一条能将如此残酷的种族灭绝与真主的考验或惩罚联系起来。恰恰相反，真主在《古兰经》开篇、每一章的开头，以及章内反复提到自己是“至仁至慈的”[65]。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这场种族灭绝没有任何形而上的根源；相反，这场悲剧的直接原因在于施暴者的恶意企图和行径，以及国际社会不同程度的推波助澜。
他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认为这场种族灭绝应该被视为一种由国家权力机构造成的悲剧性灾难：
针对维吾尔穆斯林的种族灭绝是一场悲剧性的灾难，其根源在于个人、公众、企业、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不负责任、误判错行、极度无知，以及对中共邪恶力量的严重低估。
布格拉伊玛目认为，“这场种族灭绝是对所有人——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的一次重大教训。”他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动荡的历史，以及冷战后助推其崛起的经济投资。在这一语境下，布格拉强调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并将自由意志和政治行动视为导致这场种族灭绝的核心因素。在他看来，我们需要的是更积极的行动回应。
基于本文提出的四个分类，布格拉的一些言论属于奥秘论证范畴。例如，他主张：
真主与维吾尔人民同在，真主迟早会复仇，惩罚那些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元凶。真主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在真主眼中，我们的一千年不过是一天，所以即便在我们看来复仇来得晚，它也终将到来。
在这里，布格拉伊玛目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上帝计划的不可知性，但他论证了惩罚终将到来，只是时间点对我们而言是个未知数。这一点与另外两位维吾尔人（G和O）的说法非常相似，他们都认为神义论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畴。这种观点与犹太哈西德派[66]有潜在的相似之处，后者往往选择绕过神义论中那些令人不安的问题，转而通过纪念和强化宗教实践来表达他们的承诺。他们意识到这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神学谜题，并明白无论是范式思维、契约论，还是报应与考验，这些传统的解释最终都无法涵盖这段危机及其后果的广泛性和复杂性。
关于集体惩罚的神义论
一位现居土耳其的维吾尔族知名伊玛目——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赫梅图拉博士，在2021年6月30日接受了采访，他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神义论[67]。我们想专门开辟一个章节来强调他的观点，因为他的看法非常独特，而且他在学界地位显赫。在古兰经研习班的参与者中，只有一名学生（维吾尔族C）持有类似的观点。
拉赫梅图拉伊玛目认为，这场种族灭绝是对维吾尔民族过去所犯过错的一种“集体惩罚”。当被问及“你如何从宗教角度看待维吾尔民族遭受的种族灭绝？”时，拉赫梅图拉伊玛目回答道：“我认为导致这场压迫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从祖辈开始就没能团结一致。”随后，他列举了几个历史例子来支撑自己的论点：
1）“那些在政治立场和观点上坚定不移的人，总是遭到一些叛徒和伪君子的破坏”；2）“后代放弃了对侵略者的圣战，没有惩处那些为敌效力的叛徒，从而错失了历史机遇”；3）“这也是我们自作自受的结果，正如经文所说：‘凡你们所遭遇的灾难，都是由于你们所作的罪恶；他饶恕你们的许多罪过。’”（在最后一个例子中，他引用了《古兰经》42:30）。
他进一步阐述了这种集体惩罚的观念：
安拉在《古兰经》的许多经文中都对此作了说明，包括不要忽视物质资源、要做好武力准备、保持坚定、保持警惕、服从领袖，以及不要陷入分裂。一个忽视这些胜利前提的民族，注定会遭受苦难，即便其中仍有虔诚生活的人。安拉说：“当你们遭遇灾难的时候——虽然你们曾使敌人遭遇双倍的灾难——你们怎么还说：‘这是从哪里来的呢？’你说：‘这是由于你们自己。’真主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古兰经》3:165）
拉赫马图拉伊玛目还认为，这场种族灭绝不仅是对维吾尔人的考验，也是对全人类的考验：“同样，这种压迫和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既是对东突厥斯坦人民的考验，也是对全人类的考验。”他这样回应了那个古老的问题——“为什么无辜者必须受苦？”：
当一个民族整体遭受惩罚时，好人也会被牵连其中，这是一种天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了那些对我们民族施加种族灭绝的侵略者的罪行。侵略者的罪行属于外部因素。安拉说：“我这样使不义者互为盟友，因为他们所作的罪恶。”（古兰经 6:129）
当被问及“《古兰经》中是否包含可以用来支持‘大规模苦难作为一种考验或惩罚’这一概念的段落？”时，拉赫马图拉伊玛目回答道：“民族的大规模苦难所包含的意义，远不止惩罚那么简单。所有的惩罚都是苦难，但并非所有的苦难都是惩罚。”随后，他引用了《古兰经》中与大规模苦难作为考验或惩罚相关的五段经文：
1) “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民族不改变自己的信仰，真主绝不会改变他所赐予他们的恩惠。真主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古兰经 8:53）
2) “一个民族的状况，真主是不改变的，直到他们改变自己的状况。当真主欲惩罚一个民族的时候，那惩罚是不可抗拒的，除真主外，他们没有保护者。”（古兰经 13:11）
3) “我曾因他们的罪行而惩治他们中的每一伙：其中有的我曾降以暴雨，有的曾被呐喊声所毁灭，有的我曾使大地陷落，有的我曾使他们淹死。真主没有亏待他们，而是他们亏待了自己。”（古兰经 29:40）
4) “由于人们所作的罪恶，陆地和海洋上出现了腐败，以便真主让他们尝尝他们所作的一部分罪恶的后果，或许他们能回归正道。”（古兰经 30:41）
5) “凡你们所遭的灾难，都是因为你们亲手所作的罪恶，他原谅了你们的许多罪过。”（古兰经 42:30）
最后，当被问及“在你看来，在中共禁止宗教实践的统治下，维吾尔人因未能遵守伊斯兰教的五功而受到指责，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时，拉赫马图拉伊玛目回答说：“每个人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尝试遵守伊斯兰教的五功。那些做不到的人，不应该受到指责。”
所以说，虽然这位伊玛目认为种族灭绝是维吾尔族群体过去所犯下的过错和不足所导致的集体后果，但他并不认同维吾尔族个人会遭受神罚这种说法。
“牧灵神义论”一瞥：在古兰经在线课程的学员讨论中，偶尔会提到一个新兴概念，叫作“牧灵神义论”。这个概念强调，神义论必须与现实中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和压迫紧密联系起来。学者已经指出了这方面的实例。
处于“边缘”的神学在各种神学语境中都有体现，包括女性主义神学、解放神学以及黑人神学[68]。正如下文所示，维吾尔族受访者F和M所表达的观点也反映了类似的神学思想，他们主张进行抗争并为争取人权而奔走，但这一切始终是在安拉的指引下进行的。维吾尔族受访者F：
这一连串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我们根本没法和中国共存。在一个正义荡然无存的地方，注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只要我们对中国抗争到底，真主保佑，我们一定会赢。
维吾尔族 M：
我们必须继续为国内那些正遭受迫害的兄弟姐妹们发声。虽然现在的中国国家机器非常强大，但只要我们不背叛真主，真主就一定会保佑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暴君能长久，真主的惩罚是严厉的。
布格拉伊玛目试图通过描绘维吾尔族未来繁荣的愿景来给信众们注入希望，他用了诸如“优素福在法老治下飞黄腾达”以及“埋在土里的花种熬过寒冬”这样的比喻。
牧灵神义论背后的动机和原则，在当今对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教育中都有所体现，比如我们对幸存者证言的推崇，以及主流犹太社群纪念大屠杀的方式，都能看出来。遗憾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集中营幸存者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关于“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故事恐怕很快也会被纳入这一叙事框架中。
我们的目标是分享加拿大维吾尔群体内部对于这场种族灭绝的一些核心观点和讨论。我们试图通过聚焦宗教层面的回应与解读，来审视和分析这些讨论。根据我们的分析，大多数强调“安拉的考验”这一概念的参与者，往往会淡化维吾尔人所受苦难中“惩罚”的意味，因为他们将这些苦难视为安拉天命的一部分。我们将维吾尔人的回应归纳为四种截然不同的论点。尽管这些论点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重叠和关联。所有这些视角似乎都与伊斯兰教义中“淡化邪恶、强调安拉之善”的倾向相吻合，这最容易通过“邪恶的缺失论”，或者说“邪恶是实现更大善的必要伴随物”这一概念来理解[69]。正是在这种淡化邪恶的框架下，拉赫梅图拉伊玛目的观点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安拉所定之“善”的强调——安拉希望祂所有的仆人都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从而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善。虽然布格拉伊玛目并没有试图淡化邪恶，相反，他指出那些作恶、行不义之人绝不可能逃脱惩罚，只是惩罚未必会立刻降临，但终究会到来。因为安拉是“至仁至慈的”，他的观点提供了一种关于报应的可能性，即安拉的惩罚迟早会降临，这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维吾尔活动人士卡比尔来说，他和同胞们所承受的苦难是安拉给予的考验。他的行动主义工作正是由信仰所驱动的，这帮助他专注于克服重重障碍。他们的回应反映出，尽管暴行肆虐，有时甚至让人感到绝望，但伊斯兰信仰为他们提供了答案，帮助他们克服种族灭绝带来的创伤，并找到不仅能继续生活下去，还能获得勇气去对抗压迫者的方法，从而进一步凸显了重新发现并保持自身宗教认同的重要性。
附录：从一份维吾尔族日记中收集的数据反馈与陈述
数据收集方法
这些数据来自一位维吾尔族女性提供的日记，她记录了参与加拿大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人之间的对话。讨论的核心是维吾尔种族灭绝与他们穆斯林信仰之间的关联。这门线上课程的参与者被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维吾尔人的苦难究竟是安拉的惩罚，还是一种考验？”这段对话发生在2021年初的一个线上平台上。这位女士在确保她本人及所有参与者匿名的情况下，与我们分享了她的日记。
注：
维吾尔语中“考验”一词是“sinaq”或“imtihan”。后者是阿拉伯语词汇，而“sinaq”是维吾尔语词汇。维吾尔语中“惩罚”一词是“jaza”，源自阿拉伯语。“仆人”一词实际上是对“banda”一词的误译，该词源自波斯语，原意为“心腹、忠诚的仆人、附庸”[70]。
线上古兰经课程维吾尔参与者的反馈
日记作者将她同学们的反馈整理并归纳为四类：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考验的人；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惩罚的人；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既是安拉的考验也是惩罚的人；以及对这个问题感到不确定的人。关于参与者，我们唯一掌握的统计信息是：其中3人为男性，13人为女性。
（参与者反馈清单略，均已在上文分类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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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资源：
[1] 参见“联合国同意将土耳其官方名称更改为‘Türkiye’”，半岛电视台，2022年6月2日，https://www.aljazeera.com/news ... urkey。
[2] John Hick,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以及 Mark S. Scott, “Theodicy at the Margins: New Trajectories for the Problem of Evil,” *Theology Today* 68, no. 2 (2011): 113–204。
[3] 在本文中，我们将使用“东突厥斯坦”或“维吾尔家园”来指代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 Austin Ramzy, “中国网络涌现大量求助：‘向我证明我父亲还活着’”，《纽约时报》，2019年2月17日。
[5] Sheena C. Greitens, Myunghee Lee, and Emir Yazici, “Counterterrorism and Preventive Repression: China’s Changing Strategy in Xinjia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4, no. 3 (2020): 9–47。
[6] Adrien Zenz, “Sterilizations, IUDs, and Mandatory Birth Control: The CCP’s Campaign to Suppress Uyghur Birthrates in Xinjiang,” Jamestown Foundation, 2021年3月17日。
[7] “加拿大议会宣布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种族灭绝”，BBC News Online，2021年2月23日。
[8] “荷兰议会：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是种族灭绝”，路透社，2021年2月25日。
[9] “立陶宛议会认定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种族灭绝”，路透社，2021年5月20日。
[10] Patrick Wintour, “UK MPs Declare China is Committing Genocide Against Uyghurs in Xinjiang,” *The Guardian*, April 22, 2021。
[11] “法国议员正式承认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行为为‘种族灭绝’”，法国24电视台，2022年1月20日。
[12] 《维吾尔种族灭绝：对中国违反1948年种族灭绝公约的审查》（华盛顿特区：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2021年3月）。
[13] “维吾尔法庭判决”，维吾尔法庭，2021年12月9日。
[14] Sean R. Roberts, *The War on the Uyghu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15] Dilmurat Mahmut, Marie-Ève Melanson, Susan J. Palmer, and Abdulmuqtedir Udun, “Becoming ‘true’ Muslims in Canada: Experiences of Uyghur Immigrants,” *Identities* (2023), https://doi.org/10.1080/1070289X.2023.2264643。
[16] Abdulmuqtedir Udun 是一位常驻加拿大渥太华的独立维吾尔族研究员。
[17] 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赫马图拉博士是一位著名的维吾尔族伊斯兰学者，现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萨吉耶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
[18] James A.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19] Gardner Bovingdon, *The Uyghurs: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 Thomas W. Overton, “The Energy Industry in Xinjiang, China: Potential, Problems, and Solutions,” *Power*, January 1, 2016.
[21] Craig Gutherie, “China Looks West to Solve Energy Crisis,” *Petroleum Economist*, August 22, 2019.
[22] Amy K. Lehr and Efthimia Maria Bechrakis, “Connecting the Dots in Xinjiang: Forced Labor, Forced Assimilation, and Western Supply Chain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ctober 16, 2019.
[23]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24] 参见 Rahile Dawut, “Shrine Pilgrimage Among the Uighurs,” *The Silk Road* 6, no. 2 (2009); Rian Thum, *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5] David Brophy, *Uyghur Natio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n the Russia-China Fronti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6] Adeeb Khalid, *The Politics of Muslim Cultural Reform-Jadidism in Central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27] Brophy, *Uyghur Nation*.
[28] Edmund Waite, “The Emergence of Muslim Reformism in Contemporary Xinjiang,” in *Situating the Uyghurs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Routledge, 2007).
[29] Edmund Waite, “The Impact of the State on Islam amongst the Uyghurs,” *Central Asian Survey* 25, no. 3 (2006).
[30] Joanne Smith Finley, “Securitization,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Xinjiang,” *Central Asian Survey* 38, no. 1 (2019).
[31] Darren Byler, *Terror Capitalism: Uyghur Dispossession and Masculinity in a Chinese C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1).
[32] Darren Byler trans., “Identifying Religious Extremism,” Xinjiang Documentation Project, 2017.
[33] Smith Finley, “Securitization,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34] Rachel Harris, “Bulldozing mosques: The latest tactic in China’s war against Uighur culture,” *The Guardian*, April 7, 2019.
[35] T. Hamut Izgil, *Waiting to Be Arrested at Night: A Uyghur Poet’s Memoire of China’s Genocide* (Penguin Press, 2023).
[36] 埃里克·林恩·奥姆斯比，《伊斯兰思想中的神义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页。
[37] 约翰·弥尔顿，《失乐园》（第一卷，第26行）。
[38] Scott, “Pathways in Theodicy.”
[39] 奥姆斯比，《伊斯兰思想中的神义论》，第16页。
[40] 同上，第4页。
[41]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新城市出版社，2013年。
[42] 《大英百科全书》，“穆尔太齐赖派”，2020年。
[43] Ayman Shihadeh, “Suffering,” in *Medieval Islamic Civilization: An Encyclopedia* (Routledge, 2006).
[44] Al-Shahrastani, quoted in Roy Jackson, *What is Islamic Philosophy?* (Routledge, 2014), 33.
[45] 阿维森纳（伊本·西那），《治愈之书》（德黑兰：纳赛尔·霍斯鲁出版社，1985年），第381页。
[46] Jon Hoover, *Ibn Taymiyya’s Theodicy of Perpetual Optimism* (Brill, 2007), 177.
[47] 同上，第178页。
[48] 同上。
[49] 同上，第181页。
[50] Ayman Shihadeh, “Avicenna’s Theodicy and al-Rāzī’s Anti-Theodicy,”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Islamicate World* 7 (2019): 75.
[51] 同上，第61页。
[52] Rémi Castets, “Uyghur Islam: Caught between Foreign Influences and Domestic,” in *China and India in Central Asia*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215–233.
[53] Thum, *The Sacred Routes*, 42.
[54] Ozgur Koca, “Ibn ‘Arabi (1165–1240) and Rumi (1207–1273) on the Problem of Evil,” *Islam and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28, no. 3 (2017): 303.
[55] 同上。
[56] Hoover, *Ibn Taymiyya’s Theodicy*, 3.
[57] 安内玛丽·席梅尔，《伊斯兰教的神秘维度》（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198页。
[58] Ian Markham, *Living in the Light of Death: On the Art of Being at One with Badiuzzaman Said Nursi* (Routledge, 2016).
[59] Bilal Kuşpinar, “Death in Nursi’s Thought,” 2016.
[60] Safaruk Chowdhury, *Islamic The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21), 2.
[61] Hick,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62] Asma Afsaruddin, “jihad,”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2023.
[63] 译者注：伊斯兰教五功即念证、礼拜、天课、斋戒、朝觐。
[64] Marie Trédaniel and Pak K. Lee, “Explaining the Chinese Framing of the ‘terrorist’ violence in Xinjiang,” *Nationalities Papers* 46, no. 1 (2018): 177–195.
[65] 穆克提德通过WhatsApp向布格拉伊玛目提问，后者于2021年10月19日回复。
[66] 参见 Nissan Dovid Dubo, “Belief after the Holocaust,” Chabad.Org, 2021.
[67] 访谈记录于2021年6月30日由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进行。
[68] Scott, “Theodicy at the Margins,” 149–52.
[69] Ormsby, *Theodicy in Islamic Thought*, 27.
[70] 参见《伊朗百科全书》中关于“banda”的词条，1988年12月15日。 查看全部
透过宗教视角，深度拆解维吾尔种族灭绝真相
通过宗教神义论理解维吾尔族种族灭绝：加拿大与土耳其维吾尔人的声音
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麦吉尔大学）、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麦吉尔大学）、肖恩·雷姆兹（康考迪亚大学）、苏珊·J·帕尔默（康考迪亚大学）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加拿大和土耳其的部分维吾尔人[1]是如何通过宗教视角，即“神义论”（一种对苦难与邪恶的解释）来解读当前发生的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2]。本文基于三个不同来源的数据：第一个来源是一份记录了2021年维吾尔人参与线上《古兰经》课程讨论的日记；第二个来源是对居住在加拿大和土耳其的两位知名维吾尔伊玛目的访谈；第三个来源是对一位居住在加拿大的年轻维吾尔政治活动家的访谈。通过他们的叙述，我们识别出四种既独特又相互关联的视角，并将其归纳为四类：灵知派、神话派、启示录派和奥秘派。研究中大多数维吾尔人的声音将东突厥斯坦[3]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理解并呈现为一种“神圣的考验”。尽管他们将这场种族灭绝视为安拉的考验，但关于“神圣惩罚”的层面似乎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安拉仁慈的强调——安拉旨在通过考验教导祂的仆人，使他们在今生和后世都能获得更高的美德。我们的分析得出结论：维吾尔伊斯兰教似乎为其信徒提供了一种乐观感，对于流散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这是一种继续前行的动力。这与那些更侧重于苦难层面的其他伊斯兰神义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2017年大规模建立“再教育”营以来，国际媒体、人权组织以及各国政府纷纷将目光投向维吾尔人的苦难，将其定性为严重的人权侵犯或种族灭绝。《纽约时报》、《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等知名媒体机构都曾报道过这些令人痛心的状况。
通过航拍影像和幸存者的亲身讲述，揭示了“再教育营”及其他类似拘留设施内部的情况[4]。据信，从2018年至今，约有一百万到三百万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被任意关押在这些设施中[5]。幸存者们详细描述了营内发生的酷刑、绝育、强奸以及洗脑教育。此外，还有报告指出，该地区有数万人被迫从事强迫劳动[6]。
这场危机的性质已被美国、加拿大[7]、荷兰[8]、立陶宛[9]、英国[10]和法国[11]等许多西方政府认定为“种族灭绝”。维吾尔人权倡导组织和海外维吾尔群体长期以来一直在为此游说，并引用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作为支持[12]。此外，2021年，英国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了“维吾尔特别法庭”，该法庭开展了独立调查，并得出结论称：“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实施旨在防止生育的措施，意图从根本上摧毁新疆维吾尔族的重要部分，已构成种族灭绝。”[13]
自2014年以来，关于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受压迫的问题，各界一直存在激烈的讨论，但据我们所知，目前还没有研究探讨这种压迫所带来的宗教影响。这些影响是一个真实且紧迫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人权组织而言。伊斯兰教是维吾尔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攻击并被蓄意压制。
中国政府——我们认为，对维吾尔种族灭绝这一特定维度的关注缺失，是一个严重的缺口。为了填补学术上的这一空白，我们选择聚焦于这一特定方面，并探讨一些针对中国政府旨在抹除维吾尔身份和文化的政策与做法，所做出的哲学和宗教层面的回应。
研究数据
本文收集的数据是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委员会资助的一项名为《宗派宗教中的儿童与国家控制，1950–2020》研究的一部分，该研究由苏珊·J·帕尔默指导，并由麦吉尔大学宗教研究学院执行。我们的团队收集了关于该主题的三类资料。第一类资料由我们研究团队的成员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提供，他收到了一位居住在加拿大、正在参加在线《古兰经》课程的匿名维吾尔女性的日记副本。该课程是在2021年初新冠疫情期间为维吾尔成年人开设的。自1949年以来，维吾尔人在学习和坚持其宗教与文化传统方面一直面临着持续的挑战。自2016年起，中国共产党已正式将学习或实践伊斯兰教，甚至拥有《古兰经》定为非法，这种宗教不宽容程度是自文化大革命（1966–1976）结束以来前所未见的[14]。因此，许多逃离中国的维吾尔人非常珍惜他们新获得的自由，去探索和重新评估他们此前被压制的穆斯林身份[15]。
维吾尔人尝试重新接触伊斯兰教的方式之一，就是参加关于《古兰经》的宗教课程。如前所述，其中一门课程于2021年面向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成年人开设。该在线课程仅对注册的维吾尔学员开放，因此，提供给我们研究员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的这份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维吾尔学员们讨论的内容。虽然这位女性的日记主要由课堂笔记组成，但最让迪尔穆拉特博士感兴趣的是她记录的同学间关于“他们民族所遭受的苦难究竟应被视为一种神圣的考验，还是一种神圣的惩罚”的在线讨论。这本日记包含了十六名维吾尔成年学员的叙述，这些讨论的内容可以在附录中找到。
想要了解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看法和信念，另一个渠道就是通过受过专业训练的宗教老师。因此，我们的另一位研究员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邀请了两位伊玛目，请他们分享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看法[16]。乌敦采访了现居土耳其的著名维吾尔族伊玛目兼伊斯兰学者阿卜杜拉齐兹·拉赫穆图拉博士[17]，以及现居蒙特利尔的伊斯兰学者兼教师阿卜杜杰利勒·布格拉伊玛目。阿卜杜杰利勒·布格拉伊玛目是通过电子邮件回复了阿卜杜穆克提达尔的问题。除了这两个来源，我们还会研究维吾尔族年轻活动人士卡比尔·库尔班的在线采访内容。
我们先来看看这些日记，特别是关于参与者被问到的那个问题：维吾尔族面临的种族灭绝到底是安拉的考验还是惩罚？日记作者把同学们的回答分成了四类：一类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考验；另一类觉得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惩罚；那些将维吾尔种族灭绝视为安拉的考验与惩罚的人；以及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的人。出于匿名考虑，所有姓名均已删除，并为每位参与者分配了一个字母代号。
表1：在加拿大参加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族学员反馈。
（参与者代号：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考验 / 是安拉的惩罚 / 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感到困惑）
- 维吾尔A：是（考验）
- 维吾尔B：是（考验）
- 维吾尔C：是（惩罚）
- 维吾尔D：是（考验）
- 维吾尔F：是（考验）
- 维吾尔G：是（考验）
- 维吾尔H：感到困惑
- 维吾尔J：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K：是（考验）
- 维吾尔L：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M：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O：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Q：是（考验）
- 维吾尔R：是（考验）
- 维吾尔W：是（考验）
- 维吾尔Z：感到困惑
维吾尔人与伊斯兰教
维吾尔族是一个突厥语系民族，居住在中国西北边陲，那里也是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18世纪末，满清帝国将维吾尔人的家园并入中国版图，并一直通过间接统治的方式管理当地，直到1884年新疆建省[18]。满清王朝覆灭后，维吾尔人曾两次短暂地获得过独立[19]。
如今，维吾尔族是中国官方认定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根据2017年的人口普查，维吾尔族人口略多于1200万，但许多维吾尔人认为这个数字实际上可能在2000万到3500万之间。维吾尔人的家园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蕴藏着中国20%以上的天然气、煤炭和其他化石资源，其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也位居全国第二[20]。2019年，中国自然资源部估计塔里木盆地拥有9.7万亿立方米的超深层天然气资源，占全国潜在天然气储量的60%[21]。与此同时，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中国贡献了全球约22%的棉花供应，而2018年中国84%的棉花产自维吾尔地区[22]。因此，考虑到中国为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和5G技术等战略性能源计划所做的努力，该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在皈依伊斯兰教前后，维吾尔人在中亚建立了许多王国，并在中亚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3]。自10世纪以来，维吾尔人一直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哈乃斐学派，该学派与他们本土前伊斯兰时期的萨满教、摩尼教和佛教传统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24]。在当下的语境中，大多数维吾尔人将他们的穆斯林信仰视为其集体认同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25]。
一直到20世纪初，维吾尔族的教育主要还是靠伊斯兰学校。随着俄罗斯帝国势力进入中亚，当地知识分子开始搞起现代教育改革，他们尝试建立“扎吉德”学校，在传统的伊斯兰教育之外，还提供世俗教育[26]。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些学校在维吾尔人的家乡遍地开花。现代维吾尔伊斯兰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扎吉德主义，它把伊斯兰教育和世俗教育以一种融合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27]。
1949年之后，除了80年代和90年代那段“可控的宽容”时期，维吾尔人家乡的宗教教育一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严格的限制[28]。尽管如此，直到最近几年，维吾尔人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私下里的口头传统，将宗教知识传给下一代[29]。然而，2017年之后，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根除维吾尔人的伊斯兰教，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化”或世俗化的做法[30]。
比如，2017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出台。根据这项条例，凡是被国家认为过于虔诚或表现出任何宗教行为的人，都会被贴上“极端分子”的标签，并被送进“集中教育培训中心”，以消除他们所谓的“极端”宗教思想[31]。
哪怕只是表现出一点点宗教倾向，都可能被扣上“宗教极端主义”的帽子。举个例子，201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发布的一份政府文件里，列出了75种会被认定为“宗教极端主义”的行为，一旦沾上，就可能面临被关押的风险。这些行为里包括一些常见的伊斯兰教习俗，比如在清真寺外聚众礼拜、“无正当理由参与宗教活动”，以及女性佩戴头巾。这份清单甚至还包括一些非常模糊且无害的行为，比如留“大胡子”，或者突然戒烟戒酒[32]。
后来，被视为极端主义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学者指出，中国政府将以下行为也列为宗教极端主义的指标：出国旅游或计划出国留学（特别是去穆斯林国家），有亲属在国外（特别是穆斯林国家），佩戴任何宗教标志，定期礼拜，斋月封斋，去麦加朝觐，教孩子伊斯兰教知识，给孩子起伊斯兰教名字，参加周五礼拜，持有或传播敏感的数字内容（比如包含宗教语言的信息，像《古兰经》经文或图片、对《古兰经》的解读，或者女性佩戴宗教标志和礼拜的照片等）[33]。
与此同时，成百上千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寺和墓地被拆除，许多伊斯兰圣地也遭到中国政府的亵渎或破坏[34]。当前的这种环境在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家园已经把维吾尔人的伊斯兰信仰定为犯罪，以至于没人敢说一句最简单的伊斯兰问候语——“色兰”，更别提去尝试践行更具体的宗教习俗了[35]。尽管维吾尔人在自己的家园里持续遭受宗教压迫，但伊斯兰教依然是维吾尔人身份认同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并持续塑造和影响着他们对世界的认知。
伊斯兰教中的神义论
“神义论”这个词最初是由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在他的《神义论》（1710）一书中提出的，它由两个希腊词汇组成——“神”和“正义”。这个概念包含两层含义：首先，从最初且准确的意义上讲，它“旨在证明神的正义不会因为世间存在的种种邪恶而受到损害”[36]。其次，用弥尔顿的话说，它是“向世人证明上帝之道是正义的”尝试。这是一个专业术语，指在邪恶面前为上帝的正义进行辩护[37]。更广泛地说，神义论指的是试图解释或理清苦难的意义[38]。
伊斯兰教中的神义论最初作为对上帝“绝对全能”的肯定而出现，这与“一种理性的神圣正义观”直接挂钩[39]。学者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穆斯林思想家和他们的基督教同行一样，都强调上帝的正义与仁慈，但“在伊斯兰神学中，邪恶问题并没有像在西方传统中那样占据核心地位”[40]。对许多穆斯林学者来说，“邪恶”似乎“仅仅是善的缺失的一个代名词而已”[41]。
前现代时期的伊斯兰学者，尤其是穆尔太齐赖派的神学家们[42]，曾主张苦难或邪恶的存在并非坏事，因为这能让人们在来世获得更大的奖赏。然而，邪恶源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而非上帝，上帝只负责惩罚作恶者。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什叶派伊斯兰教所采纳[43]。在逊尼派伊斯兰教中，人类的自由意志似乎没那么绝对。学者指出：
上帝在人身上创造了执行某种行为的权力、能力、选择和意志；而人被赋予了这种派生的权力，从而自由地选择其中一种方案，并打算或意愿去执行该行为；与这种意图相对应，上帝创造并完成了这一行为[44]。
关于邪恶的本质，极具影响力的穆斯林哲学家伊本·西那认为：“邪恶是一种不存在的东西，它没有本质，只是本质的缺失或不完美。”[45]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邪恶是某种不存在的东西，它的缺失等同于存在于万物中的不完美。最终，伊本·西那愿意断言，世界上确实存在一定数量的邪恶，但与宇宙中巨大的善相比，这种数量是微不足道的[46]。其他杰出的伊斯兰学者对邪恶及其在世界上的存在提出了更详细的见解。例如，另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安萨里指出，邪恶是必要的，因为事物若无对立面就无法被认知。因此，人若不知疾病就无法知晓健康，若不知地狱就无法知晓天堂，以此类推[47]。然而，这种“事物只能通过对立面来认知”的观点并非伊斯兰传统中所有人的共识。对于汉巴里学派学者、杰出的穆斯林法学家伊本·泰米叶来说，邪恶具有一种教育意义，因为它在世界的自然秩序中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从这位法学家的角度来看，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因此本质上是善的[48]。因此，邪恶永远不能直接归咎于上帝。
根据学者的说法，在伊本·泰米叶的分类学中，邪恶可以分为三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第一，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总体上都是完全向善的；邪恶是相对的，仅从受造物的角度存在。第二，邪恶是受造秩序完美性的一种必然伴随物。第三，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善的普遍性在数量上远大于邪恶[49]。此外，并非所有伊斯兰学者都认为邪恶在数量上较少或微不足道。极具影响力和创新精神的穆斯林哲学家法赫尔丁·拉齐反驳了伊本·西那关于神义论的乐观立场，他指出：“真正的快乐很少被体验到，而且转瞬即逝。所以从数量上讲，占压倒性多数的不是善，而是邪恶。”[50] 事实上，拉齐采取了一种非常反神义论的立场，并认为伊斯兰神义论“必须严格以主体为中心，最终只是一种徒劳的练习”[51]。
不少学者都指出，苏菲主义对维吾尔伊斯兰教的演变有着深远的影响[52]。历史学家瑞安·瑟姆特别强调了苏菲思想在十六、十七世纪传播的重要性，这一时期被视为东突厥斯坦南部地区“伊斯兰化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重要阶段”[53]。苏菲派神学家在将“恶”与“神意”联系起来时，很大程度上沿用了伊本·西那的本体论视角。因此，既然万物皆由真主所造，而造物本身终归是善的，人类就必须顺从神意，并仰赖真主的仁慈与智慧。比如，神秘主义诗人鲁米就更进一步，直接把“恶”归因于真主：“真主既意欲善，也意欲恶，但他只认可善。”[54]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对“恶”的理解并不会影响真主在道德上的完美性，因为归根结底，恶的存在是“为了实现更伟大的善”[55]。乐观主义是苏菲传统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正如学者所言：“苏菲派并不总是纠结于这个世界是否是最好的，但他们通常会肯定，真主创造恶是为了将其作为修行路上的磨炼工具。”[56] 正如学者所言：“神秘主义者能够理解，真主的愤怒其实是伪装的仁慈；他施加给信徒的痛苦与惩罚，对于他们的灵性成长是必要的——就像病人必须服用苦药一样。”[57]
赛义德·努尔西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伊斯兰现代派神学家，他直接把“恶”的存在和“来世”联系在了一起，认为如果不谈来世，根本就没法真正理解“恶”到底意味着什么[58]。在努尔西看来，死亡是通往来世的唯一入口，也是“真主那包罗万象的仁慈与无处不在的善”的一部分，因为真主是最公正、最慈悲的[59]。这些观点和学者的看法不谋而合。学者本人非常谨慎，他从不给“恶的问题”提供一个所谓的“伊斯兰标准答案”，而是强调穆斯林学者和信徒们普遍达成了一个共识：古兰经与“恶”的存在在逻辑上是“兼容”的[60]。
身在加拿大与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之声
尽管中国一直在试图从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中抹除伊斯兰教的影响，但伊斯兰教始终是维吾尔人身份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哪怕它有时不得不保持沉默、转入地下。鉴于此，许多维吾尔人从伊斯兰信仰或神义论的角度去思考或讨论正在发生的“维吾尔种族灭绝”，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大家思考的深度和理解程度各不相同。这里要分析的言论就体现了这种思考，它们来自十六位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成年人，他们都自认为是穆斯林，且在2021年初参加了一个在线《古兰经》课程。当时课程参与者被问到一个问题：“维吾尔人的苦难是安拉的惩罚，还是考验？”其中一位维吾尔女性参与者将大家的回答记录在了日记里。这些笔记最初是用维吾尔语写的，后由迪尔穆拉特·马木提博士翻译。这十六位维吾尔《古兰经》学员的回答被研究团队归纳为四类：九人认为种族灭绝是一种考验，一人认为是惩罚，四人认为两者皆有，还有两人不确定。
日记中记录的这些回应，可以被看作是关于苦难与邪恶的自发性宗教思考，同时也应被理解为对“身为穆斯林意味着什么”的反思。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政权实施的压迫性政策，这些参与者在移居加拿大之前都经历过高压环境，因此他们对《古兰经》的熟悉程度相对有限。正如维吾尔参与者M所言：
在中国的统治下，我们在身份认同、宗教信仰、文化和教育等方面面临着重重限制和侵犯。我们被中共的错误思想洗脑，在[伊斯兰]教育方面也被搞得一无所知。
因此，这些回应与那位在加拿大长大的维吾尔族年轻活动家，以及两位受过正规宗教教育的伊玛目的陈述有所不同，后者的回应展现了对伊斯兰教更深层次的理解。正因如此，他们的陈述从传统的伊斯兰视角出发，对维吾尔种族灭绝进行了更细腻的反思。
通过结合这三种视角——重新接触伊斯兰传统的维吾尔参与者、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家以及受过专业训练的维吾尔族伊玛目，我们得以独特地窥见生活在加拿大的维吾尔群体是如何通过伊斯兰视角来思考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在审视并分析了他们关于“维吾尔人的苦难究竟是神的惩罚还是考验”这一问题的回应后，我们认为，这些回应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维吾尔式”神义论。日记中记录的这些陈述，可以被视为参与者们在构建神义论方面的初步尝试，尽管他们可能并不熟悉“神义论”这个术语或概念。
我们将首先聚焦于在线古兰经班的参与者和那位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家所给出的回应。这些被噤声的维吾尔人提出了经典神义论中经常遇到的根本性问题：“为什么神允许邪恶存在？”他们纠结于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神既全能又仁慈，却为何允许邪恶和苦难降临在信徒身上？基于每位参与者的回应，研究团队将答案归纳为四种论证类型：诺斯替论证、神话论证、末世论证和奥秘论证。每种论证都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进行定义和解释。
诺斯替论证：在现代学术界，“诺斯替”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术语，对于它的含义也尚未达成共识。然而，就本文及相关研究而言，我们将该术语定义为一种超验策略，即贬低人体和物质世界，降低其重要性，同时强调永恒精神领域或来世的真实性。从这种诺斯替视角来看，人类的苦难被视为暂时的，是可以在天堂得到纠正或补偿的。我们归入这一类别的维吾尔人的回应，都带有这种“暂时性”的意味，并将现世的行为和作为理解为可以在来世得到补偿。
维吾尔人 A 指出：
人来到这世上，注定要面对各种考验，咱们必须得认真对待。只要能顺利闯过这些关卡，就能拿到安拉许诺给我们的奖赏。这世界不过是暂时的，只有后世才是永恒的。
维吾尔 M 认为，这是一种洗清罪孽的过程，最终会通向天堂的奖赏：
如果安拉给祂钟爱的仆人降下考验，那是为了磨练他们的意志；而对于那些有罪的仆人，祂降下考验则是为了洗净他们的罪过。如果这些仆人能扛住安拉的考验，无论遭遇什么灾祸都能坚持到底，那他们过去的罪孽就会被一笔勾销。这些仆人最终得到的奖赏，必然是天堂。
维吾尔 G 也认同这种说法，并补充说作恶的人终将受到惩罚：
那些在世上受压迫、无力自保的好人，在安拉眼中终究会进入天堂。他们在世上所受的苦难，只会洗去他们的罪孽，并提升他们在天堂的品级。如果坏人在世上受了惩罚，那他们就是两头落空，在今世和后世都是输家。如果坏人在世上没受到惩罚，他们也逃不过安拉的震怒，作恶者在今世会遭到诅咒，在后世也绝对逃不掉安拉的惩罚。
这种逻辑和学者的“灵魂塑造神义论”有相似之处，该理论认为苦难在我们的道德和精神成长中起着关键作用，让我们能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变得更接近神圣[61]。
卡比尔·库尔班是一位旅居加拿大的维吾尔族年轻活动人士，他将维吾尔危机和他个人面临的挑战都视为奋斗的一部分，这个概念直接与安拉的考验挂钩[62]。他表示：
没错，这就是我的奋斗，这个词其实就是“奋斗”的意思。我去找我的伊玛目，总是问他：“我该怎么面对这一切？”他就像是说：“我没法给你答案，我真希望我有。”因为没人能给出答案。但他们说，这就是你的奋斗，这就是你的奋斗，你必须得挺过去。我已经接受了，这就是我的奋斗，不是媒体口中那种版本的，而是真正的、为了行善而进行的宗教奋斗。
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库尔班将他的政治行动与信仰联系在一起，这增强了他的能动性和乐观心态。他说他经常向真主祈祷，寻求帮助。他提到：“如果我没有信仰，我真的会崩溃的。”他还分享说，他母亲总是叮嘱他为被关押的表亲祈祷，这帮助他在身陷囹圄的情况下依然能坚守信仰。最终归根结底，库尔班解释说，所有的苦难和挣扎都不会白费，它们终将带来丰厚的回报。他表示：
世间的一切苦难，我们都将其视为提升自我、行善的机会；能够真正去做善事并提升自己，这本身就是一种恩典。
神话论证
我们在日记反馈中发现的第二个特征，与某种超自然层面的邪恶概念有关，我们将这种论证归类为“神话论证”。该论证认为，现存的邪恶（在此指维吾尔族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根植于创世之初的原始行为，即混沌被秩序化以创造世界。因此，邪恶被认为从一开始就存在，而关于不公的观念在亚伯拉罕诸教的圣典叙事中都有体现。然而，这种不公的观念在伊斯兰传统内部引发了一些紧张点。这些维吾尔族穆斯林学生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他们被迫偏离了对伊斯兰教五功[63]的严格遵守，但他们又该如何承担责任呢？如果维吾尔种族灭绝真的是一种神圣的正义，那么被迫陷入如此可怕的境地却得不到任何解脱，这种正义又体现在哪里呢？
维吾尔族受访者D面对这种困境时，会从《古兰经》记载的神话往昔中寻找英雄人物，以此来解读当下的遭遇。他们将古埃及法老统治下被奴役的以色列人，与如今在习近平治下被中国政府关押或压迫的维吾尔人进行类比。这种视角赋予了苦难一种尊严感和更深层的意义，暗示着苦难终将结束，而压迫者也必将受到惩罚。维吾尔族受访者M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只要我们不背叛真主，真主就会保佑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暴君能长久，真主的惩罚是严厉的。”
维吾尔族受访者G对这种“神话论证”的运用则略有不同。他认为，在古老的经文故事里，真主惩罚人类的方式仅仅是通过各种自然灾害。因此，在G看来，维吾尔种族灭绝并非神罚，而是一场“神圣的考验”。他表示：
真主从不亏待无辜的人。在《古兰经》中关于诺亚和罗得的故事里，真主惩罚了那些违抗祂、在世间作恶的人，并赐福给那些遵守诫命、行善的人。然而，我们从未在《古兰经》中看到任何关于“真主通过人之手来实施惩罚”的说法。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真主通过各种自然灾害来惩罚人类。比如，诺亚的族人遭遇了洪水，舒阿卜的族人被云中的火所惩罚，罗得的族人被天降的乱石所灭，或是遭遇了诸如虫灾、巨响等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
末世论论证
从日记反馈中总结出的第三个特征显示，维吾尔族参与者将邪恶与苦难——特别是与维吾尔种族灭绝相关的苦难——理解为一种“觉醒”。我们将这种论证归类为“末世论”，它将种族灭绝视为一种“启蒙的磨难”，一种从沉睡中觉醒，吹响战斗的号角。一些维吾尔族参与者的陈述表明，维吾尔家园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是一场善恶势力之间末日决战的一部分。维吾尔族受访者F指出：
这场考验真的把我们从沉睡中叫醒了。如果安拉没有降下这场考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认清中国这个真正的敌人呢？我们可能还会一直把他们当朋友。如果今天这些磨难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可能意识到共产中国的邪恶？这些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我们永远无法与中国共存。在一个正义荡然无存的土地上，绝不会有任何美好可言。如果我们与中国人抗争到底，只要安拉意欲，我们一定会赢。
维吾尔族受访者M认为，这场种族灭绝可能是一种宇宙级的筛选。正如他们所言：“通过降下这些考验，安拉让我们当中的恶人暴露出来，并将虔诚善良的人与伪君子分离开来。”维吾尔族受访者R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安拉通过降下一些考验，帮助我们认清了身边的人。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察觉到我们内部的叛徒和伪君子。他想要剔除我们当中的坏人，变得更纯洁。
这种论调带来了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自2016年以来，中国政府在“严打”运动中最早逮捕的许多人，都是维吾尔族的宗教领袖，以及维吾尔历史和文学领域的作家、教授或历史学家[64]。然而，维吾尔族受访者M和R的这种回应，将种族灭绝定义为一种必要的过程，用来考验和惩罚那些“叛徒和伪君子”。维吾尔族受访者O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思路，试图通过将正在接受考验的“好人”与将要受到惩罚的“坏人”区分开来，来解决这一矛盾——这种区分在受访者M和R的回答中并不明确。维吾尔族受访者O认为：
但如果我们看看现代维吾尔社会，确实存在腐败、欺诈，比如偷盗和杀人。这些不道德的行为确实变多了。每当我遇到这种事和这种人，我个人觉得这是安拉的惩罚……但当我看到我那些无辜受苦的兄弟姐妹时，我觉得这是一种考验。
维吾尔族受访者Z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我们中间有好人也有坏人，和其他群体一样。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对那些不信安拉、做宗教禁止的坏事的人的惩罚。但对于那些虔诚、善良、守规矩的人来说，这场灾难不是惩罚，而是一种考验。
同样，维吾尔族受访者G强调了安拉的公正和仁慈，同时批评了那种认为维吾尔人的苦难只能被理解为安拉惩罚的论调：
在这场巨大的种族灭绝背后，可能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深意。把强者压迫弱者看作是安拉的惩罚，这是对安拉的侮辱。怎么能把人的压迫和安拉的惩罚相提并论呢？况且，安拉根本不需要利用一群强者去惩罚弱者或罪人。就像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一样，整个民族也不可能被定义为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
奥秘论证
我们在日记里发现的最后一个特征，被我们归类为“神秘性”。这个类别强调了上帝行为中那种不可知的成分，认为信徒不该试图去理性化上帝的旨意，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参透，它永远是个谜。那些虔诚的信徒只需要相信上帝的善意，并接受上帝为人类制定的宏大蓝图是永远无法被人类所知的。
维吾尔族受访者G非常有说服力地反驳了将种族灭绝作为一种惩罚手段的观点，并坚定地否定了“整个群体应为少数人的过错负责”这种想法。他引用《古兰经》中的例子来支持这一论点：
真主绝不会仅仅因为族群中个别人的越界和错误，就去惩罚整个民族。真主从不亏待无辜者。在《古兰经》关于诺亚和罗得的故事里，真主惩罚的是那些违抗他、在世间作恶的人，并赐福给那些遵守诫命、行善的人。然而，我们从未在《古兰经》中看到任何关于“真主的惩罚是通过人类之手来执行”的说法。
此外，维吾尔族受访者G认为，种族灭绝不可能是神圣的惩罚，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等于承认这种行为是正义的，那我们岂不是站在了中国政府那边？他说：“如果我们认为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的事是惩罚，那我们也就等于认为这世上施暴者的压迫是合理的了。”和受访者G类似，维吾尔族受访者O也认为维吾尔人确实曾误入歧途、丢失了宗教身份，但他认为，种族灭绝不应被看作是上帝借中国政权之手行事，而应被视为上帝对信徒的考验，以及对那些犯错者的惩罚。
过去，我们总是坚持走祖先走过的老路。因为我们没有去分析哪条路对、哪条路错，就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真主的正道。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也是维吾尔人目前的处境。作为一个穆斯林民族，我们本该追随真主的道路，但作为容易被蒙蔽的人类，我们没能做到。在反宗教的中国共产党的压力下，我们中的一些人被迫放弃了宗教，或者被疏远了。
习得性回应——伊玛目的视角
如前所述，上面讨论的回应来自不同伊斯兰教识水平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两位受过逊尼派伊斯兰传统教育和培训的维吾尔族伊玛目，是如何看待“维吾尔种族灭绝”的。
参加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所讨论的问题，也被提给了蒙特利尔的一位维吾尔族伊玛目阿布杜吉利尔·布格拉。以下是他针对“真主在维吾尔种族灭绝中扮演的角色”这一议题的回应。他反驳了“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天谴’”这一说法，并提出了以下论点来支持他的主张：
在伊斯兰教义解释的四大基础——《古兰经》经文、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教法类比以及穆斯林公议中，没有任何一条能将如此残酷的种族灭绝与真主的考验或惩罚联系起来。恰恰相反，真主在《古兰经》开篇、每一章的开头，以及章内反复提到自己是“至仁至慈的”[65]。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这场种族灭绝没有任何形而上的根源；相反，这场悲剧的直接原因在于施暴者的恶意企图和行径，以及国际社会不同程度的推波助澜。
他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认为这场种族灭绝应该被视为一种由国家权力机构造成的悲剧性灾难：
针对维吾尔穆斯林的种族灭绝是一场悲剧性的灾难，其根源在于个人、公众、企业、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不负责任、误判错行、极度无知，以及对中共邪恶力量的严重低估。
布格拉伊玛目认为，“这场种族灭绝是对所有人——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的一次重大教训。”他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动荡的历史，以及冷战后助推其崛起的经济投资。在这一语境下，布格拉强调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并将自由意志和政治行动视为导致这场种族灭绝的核心因素。在他看来，我们需要的是更积极的行动回应。
基于本文提出的四个分类，布格拉的一些言论属于奥秘论证范畴。例如，他主张：
真主与维吾尔人民同在，真主迟早会复仇，惩罚那些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元凶。真主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在真主眼中，我们的一千年不过是一天，所以即便在我们看来复仇来得晚，它也终将到来。
在这里，布格拉伊玛目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上帝计划的不可知性，但他论证了惩罚终将到来，只是时间点对我们而言是个未知数。这一点与另外两位维吾尔人（G和O）的说法非常相似，他们都认为神义论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畴。这种观点与犹太哈西德派[66]有潜在的相似之处，后者往往选择绕过神义论中那些令人不安的问题，转而通过纪念和强化宗教实践来表达他们的承诺。他们意识到这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神学谜题，并明白无论是范式思维、契约论，还是报应与考验，这些传统的解释最终都无法涵盖这段危机及其后果的广泛性和复杂性。
关于集体惩罚的神义论
一位现居土耳其的维吾尔族知名伊玛目——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赫梅图拉博士，在2021年6月30日接受了采访，他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神义论[67]。我们想专门开辟一个章节来强调他的观点，因为他的看法非常独特，而且他在学界地位显赫。在古兰经研习班的参与者中，只有一名学生（维吾尔族C）持有类似的观点。
拉赫梅图拉伊玛目认为，这场种族灭绝是对维吾尔民族过去所犯过错的一种“集体惩罚”。当被问及“你如何从宗教角度看待维吾尔民族遭受的种族灭绝？”时，拉赫梅图拉伊玛目回答道：“我认为导致这场压迫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从祖辈开始就没能团结一致。”随后，他列举了几个历史例子来支撑自己的论点：
1）“那些在政治立场和观点上坚定不移的人，总是遭到一些叛徒和伪君子的破坏”；2）“后代放弃了对侵略者的圣战，没有惩处那些为敌效力的叛徒，从而错失了历史机遇”；3）“这也是我们自作自受的结果，正如经文所说：‘凡你们所遭遇的灾难，都是由于你们所作的罪恶；他饶恕你们的许多罪过。’”（在最后一个例子中，他引用了《古兰经》42:30）。
他进一步阐述了这种集体惩罚的观念：
安拉在《古兰经》的许多经文中都对此作了说明，包括不要忽视物质资源、要做好武力准备、保持坚定、保持警惕、服从领袖，以及不要陷入分裂。一个忽视这些胜利前提的民族，注定会遭受苦难，即便其中仍有虔诚生活的人。安拉说：“当你们遭遇灾难的时候——虽然你们曾使敌人遭遇双倍的灾难——你们怎么还说：‘这是从哪里来的呢？’你说：‘这是由于你们自己。’真主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古兰经》3:165）
拉赫马图拉伊玛目还认为，这场种族灭绝不仅是对维吾尔人的考验，也是对全人类的考验：“同样，这种压迫和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既是对东突厥斯坦人民的考验，也是对全人类的考验。”他这样回应了那个古老的问题——“为什么无辜者必须受苦？”：
当一个民族整体遭受惩罚时，好人也会被牵连其中，这是一种天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了那些对我们民族施加种族灭绝的侵略者的罪行。侵略者的罪行属于外部因素。安拉说：“我这样使不义者互为盟友，因为他们所作的罪恶。”（古兰经 6:129）
当被问及“《古兰经》中是否包含可以用来支持‘大规模苦难作为一种考验或惩罚’这一概念的段落？”时，拉赫马图拉伊玛目回答道：“民族的大规模苦难所包含的意义，远不止惩罚那么简单。所有的惩罚都是苦难，但并非所有的苦难都是惩罚。”随后，他引用了《古兰经》中与大规模苦难作为考验或惩罚相关的五段经文：
1) “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民族不改变自己的信仰，真主绝不会改变他所赐予他们的恩惠。真主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古兰经 8:53）
2) “一个民族的状况，真主是不改变的，直到他们改变自己的状况。当真主欲惩罚一个民族的时候，那惩罚是不可抗拒的，除真主外，他们没有保护者。”（古兰经 13:11）
3) “我曾因他们的罪行而惩治他们中的每一伙：其中有的我曾降以暴雨，有的曾被呐喊声所毁灭，有的我曾使大地陷落，有的我曾使他们淹死。真主没有亏待他们，而是他们亏待了自己。”（古兰经 29:40）
4) “由于人们所作的罪恶，陆地和海洋上出现了腐败，以便真主让他们尝尝他们所作的一部分罪恶的后果，或许他们能回归正道。”（古兰经 30:41）
5) “凡你们所遭的灾难，都是因为你们亲手所作的罪恶，他原谅了你们的许多罪过。”（古兰经 42:30）
最后，当被问及“在你看来，在中共禁止宗教实践的统治下，维吾尔人因未能遵守伊斯兰教的五功而受到指责，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时，拉赫马图拉伊玛目回答说：“每个人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尝试遵守伊斯兰教的五功。那些做不到的人，不应该受到指责。”
所以说，虽然这位伊玛目认为种族灭绝是维吾尔族群体过去所犯下的过错和不足所导致的集体后果，但他并不认同维吾尔族个人会遭受神罚这种说法。
“牧灵神义论”一瞥：在古兰经在线课程的学员讨论中，偶尔会提到一个新兴概念，叫作“牧灵神义论”。这个概念强调，神义论必须与现实中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和压迫紧密联系起来。学者已经指出了这方面的实例。
处于“边缘”的神学在各种神学语境中都有体现，包括女性主义神学、解放神学以及黑人神学[68]。正如下文所示，维吾尔族受访者F和M所表达的观点也反映了类似的神学思想，他们主张进行抗争并为争取人权而奔走，但这一切始终是在安拉的指引下进行的。维吾尔族受访者F：
这一连串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我们根本没法和中国共存。在一个正义荡然无存的地方，注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只要我们对中国抗争到底，真主保佑，我们一定会赢。
维吾尔族 M：
我们必须继续为国内那些正遭受迫害的兄弟姐妹们发声。虽然现在的中国国家机器非常强大，但只要我们不背叛真主，真主就一定会保佑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暴君能长久，真主的惩罚是严厉的。
布格拉伊玛目试图通过描绘维吾尔族未来繁荣的愿景来给信众们注入希望，他用了诸如“优素福在法老治下飞黄腾达”以及“埋在土里的花种熬过寒冬”这样的比喻。
牧灵神义论背后的动机和原则，在当今对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教育中都有所体现，比如我们对幸存者证言的推崇，以及主流犹太社群纪念大屠杀的方式，都能看出来。遗憾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集中营幸存者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关于“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故事恐怕很快也会被纳入这一叙事框架中。
我们的目标是分享加拿大维吾尔群体内部对于这场种族灭绝的一些核心观点和讨论。我们试图通过聚焦宗教层面的回应与解读，来审视和分析这些讨论。根据我们的分析，大多数强调“安拉的考验”这一概念的参与者，往往会淡化维吾尔人所受苦难中“惩罚”的意味，因为他们将这些苦难视为安拉天命的一部分。我们将维吾尔人的回应归纳为四种截然不同的论点。尽管这些论点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重叠和关联。所有这些视角似乎都与伊斯兰教义中“淡化邪恶、强调安拉之善”的倾向相吻合，这最容易通过“邪恶的缺失论”，或者说“邪恶是实现更大善的必要伴随物”这一概念来理解[69]。正是在这种淡化邪恶的框架下，拉赫梅图拉伊玛目的观点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安拉所定之“善”的强调——安拉希望祂所有的仆人都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从而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善。虽然布格拉伊玛目并没有试图淡化邪恶，相反，他指出那些作恶、行不义之人绝不可能逃脱惩罚，只是惩罚未必会立刻降临，但终究会到来。因为安拉是“至仁至慈的”，他的观点提供了一种关于报应的可能性，即安拉的惩罚迟早会降临，这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维吾尔活动人士卡比尔来说，他和同胞们所承受的苦难是安拉给予的考验。他的行动主义工作正是由信仰所驱动的，这帮助他专注于克服重重障碍。他们的回应反映出，尽管暴行肆虐，有时甚至让人感到绝望，但伊斯兰信仰为他们提供了答案，帮助他们克服种族灭绝带来的创伤，并找到不仅能继续生活下去，还能获得勇气去对抗压迫者的方法，从而进一步凸显了重新发现并保持自身宗教认同的重要性。
附录：从一份维吾尔族日记中收集的数据反馈与陈述
数据收集方法
这些数据来自一位维吾尔族女性提供的日记，她记录了参与加拿大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人之间的对话。讨论的核心是维吾尔种族灭绝与他们穆斯林信仰之间的关联。这门线上课程的参与者被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维吾尔人的苦难究竟是安拉的惩罚，还是一种考验？”这段对话发生在2021年初的一个线上平台上。这位女士在确保她本人及所有参与者匿名的情况下，与我们分享了她的日记。
注：
维吾尔语中“考验”一词是“sinaq”或“imtihan”。后者是阿拉伯语词汇，而“sinaq”是维吾尔语词汇。维吾尔语中“惩罚”一词是“jaza”，源自阿拉伯语。“仆人”一词实际上是对“banda”一词的误译，该词源自波斯语，原意为“心腹、忠诚的仆人、附庸”[70]。
线上古兰经课程维吾尔参与者的反馈
日记作者将她同学们的反馈整理并归纳为四类：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考验的人；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惩罚的人；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既是安拉的考验也是惩罚的人；以及对这个问题感到不确定的人。关于参与者，我们唯一掌握的统计信息是：其中3人为男性，13人为女性。
（参与者反馈清单略，均已在上文分类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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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资源：
[1] 参见“联合国同意将土耳其官方名称更改为‘Türkiye’”，半岛电视台，2022年6月2日，https://www.aljazeera.com/news ... urkey。
[2] John Hick,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以及 Mark S. Scott, “Theodicy at the Margins: New Trajectories for the Problem of Evil,” *Theology Today* 68, no. 2 (2011): 113–204。
[3] 在本文中，我们将使用“东突厥斯坦”或“维吾尔家园”来指代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 Austin Ramzy, “中国网络涌现大量求助：‘向我证明我父亲还活着’”，《纽约时报》，2019年2月17日。
[5] Sheena C. Greitens, Myunghee Lee, and Emir Yazici, “Counterterrorism and Preventive Repression: China’s Changing Strategy in Xinjia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4, no. 3 (2020): 9–47。
[6] Adrien Zenz, “Sterilizations, IUDs, and Mandatory Birth Control: The CCP’s Campaign to Suppress Uyghur Birthrates in Xinjiang,” Jamestown Foundation, 2021年3月17日。
[7] “加拿大议会宣布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种族灭绝”，BBC News Online，2021年2月23日。
[8] “荷兰议会：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是种族灭绝”，路透社，2021年2月25日。
[9] “立陶宛议会认定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种族灭绝”，路透社，2021年5月20日。
[10] Patrick Wintour, “UK MPs Declare China is Committing Genocide Against Uyghurs in Xinjiang,” *The Guardian*, April 22, 2021。
[11] “法国议员正式承认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行为为‘种族灭绝’”，法国24电视台，2022年1月20日。
[12] 《维吾尔种族灭绝：对中国违反1948年种族灭绝公约的审查》（华盛顿特区：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2021年3月）。
[13] “维吾尔法庭判决”，维吾尔法庭，2021年12月9日。
[14] Sean R. Roberts, *The War on the Uyghu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15] Dilmurat Mahmut, Marie-Ève Melanson, Susan J. Palmer, and Abdulmuqtedir Udun, “Becoming ‘true’ Muslims in Canada: Experiences of Uyghur Immigrants,” *Identities* (2023), https://doi.org/10.1080/1070289X.2023.2264643。
[16] Abdulmuqtedir Udun 是一位常驻加拿大渥太华的独立维吾尔族研究员。
[17] 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赫马图拉博士是一位著名的维吾尔族伊斯兰学者，现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萨吉耶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
[18] James A.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19] Gardner Bovingdon, *The Uyghurs: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 Thomas W. Overton, “The Energy Industry in Xinjiang, China: Potential, Problems, and Solutions,” *Power*, January 1, 2016.
[21] Craig Gutherie, “China Looks West to Solve Energy Crisis,” *Petroleum Economist*, August 22, 2019.
[22] Amy K. Lehr and Efthimia Maria Bechrakis, “Connecting the Dots in Xinjiang: Forced Labor, Forced Assimilation, and Western Supply Chain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ctober 16, 2019.
[23]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24] 参见 Rahile Dawut, “Shrine Pilgrimage Among the Uighurs,” *The Silk Road* 6, no. 2 (2009); Rian Thum, *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5] David Brophy, *Uyghur Natio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n the Russia-China Fronti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6] Adeeb Khalid, *The Politics of Muslim Cultural Reform-Jadidism in Central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27] Brophy, *Uyghur Nation*.
[28] Edmund Waite, “The Emergence of Muslim Reformism in Contemporary Xinjiang,” in *Situating the Uyghurs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Routledge, 2007).
[29] Edmund Waite, “The Impact of the State on Islam amongst the Uyghurs,” *Central Asian Survey* 25, no. 3 (2006).
[30] Joanne Smith Finley, “Securitization,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Xinjiang,” *Central Asian Survey* 38, no. 1 (2019).
[31] Darren Byler, *Terror Capitalism: Uyghur Dispossession and Masculinity in a Chinese C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1).
[32] Darren Byler trans., “Identifying Religious Extremism,” Xinjiang Documentation Project, 2017.
[33] Smith Finley, “Securitization,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34] Rachel Harris, “Bulldozing mosques: The latest tactic in China’s war against Uighur culture,” *The Guardian*, April 7, 2019.
[35] T. Hamut Izgil, *Waiting to Be Arrested at Night: A Uyghur Poet’s Memoire of China’s Genocide* (Penguin Press, 2023).
[36] 埃里克·林恩·奥姆斯比，《伊斯兰思想中的神义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页。
[37] 约翰·弥尔顿，《失乐园》（第一卷，第26行）。
[38] Scott, “Pathways in Theodicy.”
[39] 奥姆斯比，《伊斯兰思想中的神义论》，第16页。
[40] 同上，第4页。
[41]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新城市出版社，2013年。
[42] 《大英百科全书》，“穆尔太齐赖派”，2020年。
[43] Ayman Shihadeh, “Suffering,” in *Medieval Islamic Civilization: An Encyclopedia* (Routledge, 2006).
[44] Al-Shahrastani, quoted in Roy Jackson, *What is Islamic Philosophy?* (Routledge, 2014), 33.
[45] 阿维森纳（伊本·西那），《治愈之书》（德黑兰：纳赛尔·霍斯鲁出版社，1985年），第381页。
[46] Jon Hoover, *Ibn Taymiyya’s Theodicy of Perpetual Optimism* (Brill, 2007), 177.
[47] 同上，第178页。
[48] 同上。
[49] 同上，第181页。
[50] Ayman Shihadeh, “Avicenna’s Theodicy and al-Rāzī’s Anti-Theodicy,”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Islamicate World* 7 (2019): 75.
[51] 同上，第61页。
[52] Rémi Castets, “Uyghur Islam: Caught between Foreign Influences and Domestic,” in *China and India in Central Asia*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215–233.
[53] Thum, *The Sacred Routes*, 42.
[54] Ozgur Koca, “Ibn ‘Arabi (1165–1240) and Rumi (1207–1273) on the Problem of Evil,” *Islam and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28, no. 3 (2017): 303.
[55] 同上。
[56] Hoover, *Ibn Taymiyya’s Theodicy*, 3.
[57] 安内玛丽·席梅尔，《伊斯兰教的神秘维度》（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198页。
[58] Ian Markham, *Living in the Light of Death: On the Art of Being at One with Badiuzzaman Said Nursi* (Routledge, 2016).
[59] Bilal Kuşpinar, “Death in Nursi’s Thought,” 2016.
[60] Safaruk Chowdhury, *Islamic The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21), 2.
[61] Hick,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62] Asma Afsaruddin, “jihad,”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2023.
[63] 译者注：伊斯兰教五功即念证、礼拜、天课、斋戒、朝觐。
[64] Marie Trédaniel and Pak K. Lee, “Explaining the Chinese Framing of the ‘terrorist’ violence in Xinjiang,” *Nationalities Papers* 46, no. 1 (2018): 177–195.
[65] 穆克提德通过WhatsApp向布格拉伊玛目提问，后者于2021年10月19日回复。
[66] 参见 Nissan Dovid Dubo, “Belief after the Holocaust,” Chabad.Org, 2021.
[67] 访谈记录于2021年6月30日由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进行。
[68] Scott, “Theodicy at the Margins,” 149–52.
[69] Ormsby, *Theodicy in Islamic Thought*, 27.
[70] 参见《伊朗百科全书》中关于“banda”的词条，1988年12月15日。
通过宗教神义论理解维吾尔族种族灭绝：加拿大与土耳其维吾尔人的声音
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麦吉尔大学）、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麦吉尔大学）、肖恩·雷姆兹（康考迪亚大学）、苏珊·J·帕尔默（康考迪亚大学）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加拿大和土耳其的部分维吾尔人[1]是如何通过宗教视角，即“神义论”（一种对苦难与邪恶的解释）来解读当前发生的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2]。本文基于三个不同来源的数据：第一个来源是一份记录了2021年维吾尔人参与线上《古兰经》课程讨论的日记；第二个来源是对居住在加拿大和土耳其的两位知名维吾尔伊玛目的访谈；第三个来源是对一位居住在加拿大的年轻维吾尔政治活动家的访谈。通过他们的叙述，我们识别出四种既独特又相互关联的视角，并将其归纳为四类：灵知派、神话派、启示录派和奥秘派。研究中大多数维吾尔人的声音将东突厥斯坦[3]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理解并呈现为一种“神圣的考验”。尽管他们将这场种族灭绝视为安拉的考验，但关于“神圣惩罚”的层面似乎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安拉仁慈的强调——安拉旨在通过考验教导祂的仆人，使他们在今生和后世都能获得更高的美德。我们的分析得出结论：维吾尔伊斯兰教似乎为其信徒提供了一种乐观感，对于流散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这是一种继续前行的动力。这与那些更侧重于苦难层面的其他伊斯兰神义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2017年大规模建立“再教育”营以来，国际媒体、人权组织以及各国政府纷纷将目光投向维吾尔人的苦难，将其定性为严重的人权侵犯或种族灭绝。《纽约时报》、《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等知名媒体机构都曾报道过这些令人痛心的状况。
通过航拍影像和幸存者的亲身讲述，揭示了“再教育营”及其他类似拘留设施内部的情况[4]。据信，从2018年至今，约有一百万到三百万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被任意关押在这些设施中[5]。幸存者们详细描述了营内发生的酷刑、绝育、强奸以及洗脑教育。此外，还有报告指出，该地区有数万人被迫从事强迫劳动[6]。
这场危机的性质已被美国、加拿大[7]、荷兰[8]、立陶宛[9]、英国[10]和法国[11]等许多西方政府认定为“种族灭绝”。维吾尔人权倡导组织和海外维吾尔群体长期以来一直在为此游说，并引用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作为支持[12]。此外，2021年，英国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了“维吾尔特别法庭”，该法庭开展了独立调查，并得出结论称：“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实施旨在防止生育的措施，意图从根本上摧毁新疆维吾尔族的重要部分，已构成种族灭绝。”[13]
自2014年以来，关于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受压迫的问题，各界一直存在激烈的讨论，但据我们所知，目前还没有研究探讨这种压迫所带来的宗教影响。这些影响是一个真实且紧迫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人权组织而言。伊斯兰教是维吾尔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攻击并被蓄意压制。
中国政府——我们认为，对维吾尔种族灭绝这一特定维度的关注缺失，是一个严重的缺口。为了填补学术上的这一空白，我们选择聚焦于这一特定方面，并探讨一些针对中国政府旨在抹除维吾尔身份和文化的政策与做法，所做出的哲学和宗教层面的回应。
研究数据
本文收集的数据是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委员会资助的一项名为《宗派宗教中的儿童与国家控制，1950–2020》研究的一部分，该研究由苏珊·J·帕尔默指导，并由麦吉尔大学宗教研究学院执行。我们的团队收集了关于该主题的三类资料。第一类资料由我们研究团队的成员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提供，他收到了一位居住在加拿大、正在参加在线《古兰经》课程的匿名维吾尔女性的日记副本。该课程是在2021年初新冠疫情期间为维吾尔成年人开设的。自1949年以来，维吾尔人在学习和坚持其宗教与文化传统方面一直面临着持续的挑战。自2016年起，中国共产党已正式将学习或实践伊斯兰教，甚至拥有《古兰经》定为非法，这种宗教不宽容程度是自文化大革命（1966–1976）结束以来前所未见的[14]。因此，许多逃离中国的维吾尔人非常珍惜他们新获得的自由，去探索和重新评估他们此前被压制的穆斯林身份[15]。
维吾尔人尝试重新接触伊斯兰教的方式之一，就是参加关于《古兰经》的宗教课程。如前所述，其中一门课程于2021年面向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成年人开设。该在线课程仅对注册的维吾尔学员开放，因此，提供给我们研究员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的这份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维吾尔学员们讨论的内容。虽然这位女性的日记主要由课堂笔记组成，但最让迪尔穆拉特博士感兴趣的是她记录的同学间关于“他们民族所遭受的苦难究竟应被视为一种神圣的考验，还是一种神圣的惩罚”的在线讨论。这本日记包含了十六名维吾尔成年学员的叙述，这些讨论的内容可以在附录中找到。
想要了解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看法和信念，另一个渠道就是通过受过专业训练的宗教老师。因此，我们的另一位研究员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邀请了两位伊玛目，请他们分享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看法[16]。乌敦采访了现居土耳其的著名维吾尔族伊玛目兼伊斯兰学者阿卜杜拉齐兹·拉赫穆图拉博士[17]，以及现居蒙特利尔的伊斯兰学者兼教师阿卜杜杰利勒·布格拉伊玛目。阿卜杜杰利勒·布格拉伊玛目是通过电子邮件回复了阿卜杜穆克提达尔的问题。除了这两个来源，我们还会研究维吾尔族年轻活动人士卡比尔·库尔班的在线采访内容。
我们先来看看这些日记，特别是关于参与者被问到的那个问题：维吾尔族面临的种族灭绝到底是安拉的考验还是惩罚？日记作者把同学们的回答分成了四类：一类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考验；另一类觉得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惩罚；那些将维吾尔种族灭绝视为安拉的考验与惩罚的人；以及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的人。出于匿名考虑，所有姓名均已删除，并为每位参与者分配了一个字母代号。
表1：在加拿大参加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族学员反馈。
（参与者代号：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考验 / 是安拉的惩罚 / 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感到困惑）
- 维吾尔A：是（考验）
- 维吾尔B：是（考验）
- 维吾尔C：是（惩罚）
- 维吾尔D：是（考验）
- 维吾尔F：是（考验）
- 维吾尔G：是（考验）
- 维吾尔H：感到困惑
- 维吾尔J：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K：是（考验）
- 维吾尔L：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M：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O：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Q：是（考验）
- 维吾尔R：是（考验）
- 维吾尔W：是（考验）
- 维吾尔Z：感到困惑
维吾尔人与伊斯兰教
维吾尔族是一个突厥语系民族，居住在中国西北边陲，那里也是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18世纪末，满清帝国将维吾尔人的家园并入中国版图，并一直通过间接统治的方式管理当地，直到1884年新疆建省[18]。满清王朝覆灭后，维吾尔人曾两次短暂地获得过独立[19]。
如今，维吾尔族是中国官方认定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根据2017年的人口普查，维吾尔族人口略多于1200万，但许多维吾尔人认为这个数字实际上可能在2000万到3500万之间。维吾尔人的家园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蕴藏着中国20%以上的天然气、煤炭和其他化石资源，其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也位居全国第二[20]。2019年，中国自然资源部估计塔里木盆地拥有9.7万亿立方米的超深层天然气资源，占全国潜在天然气储量的60%[21]。与此同时，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中国贡献了全球约22%的棉花供应，而2018年中国84%的棉花产自维吾尔地区[22]。因此，考虑到中国为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和5G技术等战略性能源计划所做的努力，该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在皈依伊斯兰教前后，维吾尔人在中亚建立了许多王国，并在中亚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3]。自10世纪以来，维吾尔人一直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哈乃斐学派，该学派与他们本土前伊斯兰时期的萨满教、摩尼教和佛教传统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24]。在当下的语境中，大多数维吾尔人将他们的穆斯林信仰视为其集体认同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25]。
一直到20世纪初，维吾尔族的教育主要还是靠伊斯兰学校。随着俄罗斯帝国势力进入中亚，当地知识分子开始搞起现代教育改革，他们尝试建立“扎吉德”学校，在传统的伊斯兰教育之外，还提供世俗教育[26]。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些学校在维吾尔人的家乡遍地开花。现代维吾尔伊斯兰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扎吉德主义，它把伊斯兰教育和世俗教育以一种融合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27]。
1949年之后，除了80年代和90年代那段“可控的宽容”时期，维吾尔人家乡的宗教教育一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严格的限制[28]。尽管如此，直到最近几年，维吾尔人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私下里的口头传统，将宗教知识传给下一代[29]。然而，2017年之后，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根除维吾尔人的伊斯兰教，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化”或世俗化的做法[30]。
比如，2017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出台。根据这项条例，凡是被国家认为过于虔诚或表现出任何宗教行为的人，都会被贴上“极端分子”的标签，并被送进“集中教育培训中心”，以消除他们所谓的“极端”宗教思想[31]。
哪怕只是表现出一点点宗教倾向，都可能被扣上“宗教极端主义”的帽子。举个例子，201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发布的一份政府文件里，列出了75种会被认定为“宗教极端主义”的行为，一旦沾上，就可能面临被关押的风险。这些行为里包括一些常见的伊斯兰教习俗，比如在清真寺外聚众礼拜、“无正当理由参与宗教活动”，以及女性佩戴头巾。这份清单甚至还包括一些非常模糊且无害的行为，比如留“大胡子”，或者突然戒烟戒酒[32]。
后来，被视为极端主义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学者指出，中国政府将以下行为也列为宗教极端主义的指标：出国旅游或计划出国留学（特别是去穆斯林国家），有亲属在国外（特别是穆斯林国家），佩戴任何宗教标志，定期礼拜，斋月封斋，去麦加朝觐，教孩子伊斯兰教知识，给孩子起伊斯兰教名字，参加周五礼拜，持有或传播敏感的数字内容（比如包含宗教语言的信息，像《古兰经》经文或图片、对《古兰经》的解读，或者女性佩戴宗教标志和礼拜的照片等）[33]。
与此同时，成百上千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寺和墓地被拆除，许多伊斯兰圣地也遭到中国政府的亵渎或破坏[34]。当前的这种环境在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家园已经把维吾尔人的伊斯兰信仰定为犯罪，以至于没人敢说一句最简单的伊斯兰问候语——“色兰”，更别提去尝试践行更具体的宗教习俗了[35]。尽管维吾尔人在自己的家园里持续遭受宗教压迫，但伊斯兰教依然是维吾尔人身份认同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并持续塑造和影响着他们对世界的认知。
伊斯兰教中的神义论
“神义论”这个词最初是由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在他的《神义论》（1710）一书中提出的，它由两个希腊词汇组成——“神”和“正义”。这个概念包含两层含义：首先，从最初且准确的意义上讲，它“旨在证明神的正义不会因为世间存在的种种邪恶而受到损害”[36]。其次，用弥尔顿的话说，它是“向世人证明上帝之道是正义的”尝试。这是一个专业术语，指在邪恶面前为上帝的正义进行辩护[37]。更广泛地说，神义论指的是试图解释或理清苦难的意义[38]。
伊斯兰教中的神义论最初作为对上帝“绝对全能”的肯定而出现，这与“一种理性的神圣正义观”直接挂钩[39]。学者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穆斯林思想家和他们的基督教同行一样，都强调上帝的正义与仁慈，但“在伊斯兰神学中，邪恶问题并没有像在西方传统中那样占据核心地位”[40]。对许多穆斯林学者来说，“邪恶”似乎“仅仅是善的缺失的一个代名词而已”[41]。
前现代时期的伊斯兰学者，尤其是穆尔太齐赖派的神学家们[42]，曾主张苦难或邪恶的存在并非坏事，因为这能让人们在来世获得更大的奖赏。然而，邪恶源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而非上帝，上帝只负责惩罚作恶者。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什叶派伊斯兰教所采纳[43]。在逊尼派伊斯兰教中，人类的自由意志似乎没那么绝对。学者指出：
上帝在人身上创造了执行某种行为的权力、能力、选择和意志；而人被赋予了这种派生的权力，从而自由地选择其中一种方案，并打算或意愿去执行该行为；与这种意图相对应，上帝创造并完成了这一行为[44]。
关于邪恶的本质，极具影响力的穆斯林哲学家伊本·西那认为：“邪恶是一种不存在的东西，它没有本质，只是本质的缺失或不完美。”[45]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邪恶是某种不存在的东西，它的缺失等同于存在于万物中的不完美。最终，伊本·西那愿意断言，世界上确实存在一定数量的邪恶，但与宇宙中巨大的善相比，这种数量是微不足道的[46]。其他杰出的伊斯兰学者对邪恶及其在世界上的存在提出了更详细的见解。例如，另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安萨里指出，邪恶是必要的，因为事物若无对立面就无法被认知。因此，人若不知疾病就无法知晓健康，若不知地狱就无法知晓天堂，以此类推[47]。然而，这种“事物只能通过对立面来认知”的观点并非伊斯兰传统中所有人的共识。对于汉巴里学派学者、杰出的穆斯林法学家伊本·泰米叶来说，邪恶具有一种教育意义，因为它在世界的自然秩序中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从这位法学家的角度来看，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因此本质上是善的[48]。因此，邪恶永远不能直接归咎于上帝。
根据学者的说法，在伊本·泰米叶的分类学中，邪恶可以分为三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第一，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总体上都是完全向善的；邪恶是相对的，仅从受造物的角度存在。第二，邪恶是受造秩序完美性的一种必然伴随物。第三，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善的普遍性在数量上远大于邪恶[49]。此外，并非所有伊斯兰学者都认为邪恶在数量上较少或微不足道。极具影响力和创新精神的穆斯林哲学家法赫尔丁·拉齐反驳了伊本·西那关于神义论的乐观立场，他指出：“真正的快乐很少被体验到，而且转瞬即逝。所以从数量上讲，占压倒性多数的不是善，而是邪恶。”[50] 事实上，拉齐采取了一种非常反神义论的立场，并认为伊斯兰神义论“必须严格以主体为中心，最终只是一种徒劳的练习”[51]。
不少学者都指出，苏菲主义对维吾尔伊斯兰教的演变有着深远的影响[52]。历史学家瑞安·瑟姆特别强调了苏菲思想在十六、十七世纪传播的重要性，这一时期被视为东突厥斯坦南部地区“伊斯兰化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重要阶段”[53]。苏菲派神学家在将“恶”与“神意”联系起来时，很大程度上沿用了伊本·西那的本体论视角。因此，既然万物皆由真主所造，而造物本身终归是善的，人类就必须顺从神意，并仰赖真主的仁慈与智慧。比如，神秘主义诗人鲁米就更进一步，直接把“恶”归因于真主：“真主既意欲善，也意欲恶，但他只认可善。”[54]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对“恶”的理解并不会影响真主在道德上的完美性，因为归根结底，恶的存在是“为了实现更伟大的善”[55]。乐观主义是苏菲传统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正如学者所言：“苏菲派并不总是纠结于这个世界是否是最好的，但他们通常会肯定，真主创造恶是为了将其作为修行路上的磨炼工具。”[56] 正如学者所言：“神秘主义者能够理解，真主的愤怒其实是伪装的仁慈；他施加给信徒的痛苦与惩罚，对于他们的灵性成长是必要的——就像病人必须服用苦药一样。”[57]
赛义德·努尔西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伊斯兰现代派神学家，他直接把“恶”的存在和“来世”联系在了一起，认为如果不谈来世，根本就没法真正理解“恶”到底意味着什么[58]。在努尔西看来，死亡是通往来世的唯一入口，也是“真主那包罗万象的仁慈与无处不在的善”的一部分，因为真主是最公正、最慈悲的[59]。这些观点和学者的看法不谋而合。学者本人非常谨慎，他从不给“恶的问题”提供一个所谓的“伊斯兰标准答案”，而是强调穆斯林学者和信徒们普遍达成了一个共识：古兰经与“恶”的存在在逻辑上是“兼容”的[60]。
身在加拿大与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之声
尽管中国一直在试图从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中抹除伊斯兰教的影响，但伊斯兰教始终是维吾尔人身份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哪怕它有时不得不保持沉默、转入地下。鉴于此，许多维吾尔人从伊斯兰信仰或神义论的角度去思考或讨论正在发生的“维吾尔种族灭绝”，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大家思考的深度和理解程度各不相同。这里要分析的言论就体现了这种思考，它们来自十六位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成年人，他们都自认为是穆斯林，且在2021年初参加了一个在线《古兰经》课程。当时课程参与者被问到一个问题：“维吾尔人的苦难是安拉的惩罚，还是考验？”其中一位维吾尔女性参与者将大家的回答记录在了日记里。这些笔记最初是用维吾尔语写的，后由迪尔穆拉特·马木提博士翻译。这十六位维吾尔《古兰经》学员的回答被研究团队归纳为四类：九人认为种族灭绝是一种考验，一人认为是惩罚，四人认为两者皆有，还有两人不确定。
日记中记录的这些回应，可以被看作是关于苦难与邪恶的自发性宗教思考，同时也应被理解为对“身为穆斯林意味着什么”的反思。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政权实施的压迫性政策，这些参与者在移居加拿大之前都经历过高压环境，因此他们对《古兰经》的熟悉程度相对有限。正如维吾尔参与者M所言：
在中国的统治下，我们在身份认同、宗教信仰、文化和教育等方面面临着重重限制和侵犯。我们被中共的错误思想洗脑，在[伊斯兰]教育方面也被搞得一无所知。
因此，这些回应与那位在加拿大长大的维吾尔族年轻活动家，以及两位受过正规宗教教育的伊玛目的陈述有所不同，后者的回应展现了对伊斯兰教更深层次的理解。正因如此，他们的陈述从传统的伊斯兰视角出发，对维吾尔种族灭绝进行了更细腻的反思。
通过结合这三种视角——重新接触伊斯兰传统的维吾尔参与者、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家以及受过专业训练的维吾尔族伊玛目，我们得以独特地窥见生活在加拿大的维吾尔群体是如何通过伊斯兰视角来思考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在审视并分析了他们关于“维吾尔人的苦难究竟是神的惩罚还是考验”这一问题的回应后，我们认为，这些回应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维吾尔式”神义论。日记中记录的这些陈述，可以被视为参与者们在构建神义论方面的初步尝试，尽管他们可能并不熟悉“神义论”这个术语或概念。
我们将首先聚焦于在线古兰经班的参与者和那位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家所给出的回应。这些被噤声的维吾尔人提出了经典神义论中经常遇到的根本性问题：“为什么神允许邪恶存在？”他们纠结于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神既全能又仁慈，却为何允许邪恶和苦难降临在信徒身上？基于每位参与者的回应，研究团队将答案归纳为四种论证类型：诺斯替论证、神话论证、末世论证和奥秘论证。每种论证都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进行定义和解释。
诺斯替论证：在现代学术界，“诺斯替”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术语，对于它的含义也尚未达成共识。然而，就本文及相关研究而言，我们将该术语定义为一种超验策略，即贬低人体和物质世界，降低其重要性，同时强调永恒精神领域或来世的真实性。从这种诺斯替视角来看，人类的苦难被视为暂时的，是可以在天堂得到纠正或补偿的。我们归入这一类别的维吾尔人的回应，都带有这种“暂时性”的意味，并将现世的行为和作为理解为可以在来世得到补偿。
维吾尔人 A 指出：
人来到这世上，注定要面对各种考验，咱们必须得认真对待。只要能顺利闯过这些关卡，就能拿到安拉许诺给我们的奖赏。这世界不过是暂时的，只有后世才是永恒的。
维吾尔 M 认为，这是一种洗清罪孽的过程，最终会通向天堂的奖赏：
如果安拉给祂钟爱的仆人降下考验，那是为了磨练他们的意志；而对于那些有罪的仆人，祂降下考验则是为了洗净他们的罪过。如果这些仆人能扛住安拉的考验，无论遭遇什么灾祸都能坚持到底，那他们过去的罪孽就会被一笔勾销。这些仆人最终得到的奖赏，必然是天堂。
维吾尔 G 也认同这种说法，并补充说作恶的人终将受到惩罚：
那些在世上受压迫、无力自保的好人，在安拉眼中终究会进入天堂。他们在世上所受的苦难，只会洗去他们的罪孽，并提升他们在天堂的品级。如果坏人在世上受了惩罚，那他们就是两头落空，在今世和后世都是输家。如果坏人在世上没受到惩罚，他们也逃不过安拉的震怒，作恶者在今世会遭到诅咒，在后世也绝对逃不掉安拉的惩罚。
这种逻辑和学者的“灵魂塑造神义论”有相似之处，该理论认为苦难在我们的道德和精神成长中起着关键作用，让我们能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变得更接近神圣[61]。
卡比尔·库尔班是一位旅居加拿大的维吾尔族年轻活动人士，他将维吾尔危机和他个人面临的挑战都视为奋斗的一部分，这个概念直接与安拉的考验挂钩[62]。他表示：
没错，这就是我的奋斗，这个词其实就是“奋斗”的意思。我去找我的伊玛目，总是问他：“我该怎么面对这一切？”他就像是说：“我没法给你答案，我真希望我有。”因为没人能给出答案。但他们说，这就是你的奋斗，这就是你的奋斗，你必须得挺过去。我已经接受了，这就是我的奋斗，不是媒体口中那种版本的，而是真正的、为了行善而进行的宗教奋斗。
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库尔班将他的政治行动与信仰联系在一起，这增强了他的能动性和乐观心态。他说他经常向真主祈祷，寻求帮助。他提到：“如果我没有信仰，我真的会崩溃的。”他还分享说，他母亲总是叮嘱他为被关押的表亲祈祷，这帮助他在身陷囹圄的情况下依然能坚守信仰。最终归根结底，库尔班解释说，所有的苦难和挣扎都不会白费，它们终将带来丰厚的回报。他表示：
世间的一切苦难，我们都将其视为提升自我、行善的机会；能够真正去做善事并提升自己，这本身就是一种恩典。
神话论证
我们在日记反馈中发现的第二个特征，与某种超自然层面的邪恶概念有关，我们将这种论证归类为“神话论证”。该论证认为，现存的邪恶（在此指维吾尔族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根植于创世之初的原始行为，即混沌被秩序化以创造世界。因此，邪恶被认为从一开始就存在，而关于不公的观念在亚伯拉罕诸教的圣典叙事中都有体现。然而，这种不公的观念在伊斯兰传统内部引发了一些紧张点。这些维吾尔族穆斯林学生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他们被迫偏离了对伊斯兰教五功[63]的严格遵守，但他们又该如何承担责任呢？如果维吾尔种族灭绝真的是一种神圣的正义，那么被迫陷入如此可怕的境地却得不到任何解脱，这种正义又体现在哪里呢？
维吾尔族受访者D面对这种困境时，会从《古兰经》记载的神话往昔中寻找英雄人物，以此来解读当下的遭遇。他们将古埃及法老统治下被奴役的以色列人，与如今在习近平治下被中国政府关押或压迫的维吾尔人进行类比。这种视角赋予了苦难一种尊严感和更深层的意义，暗示着苦难终将结束，而压迫者也必将受到惩罚。维吾尔族受访者M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只要我们不背叛真主，真主就会保佑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暴君能长久，真主的惩罚是严厉的。”
维吾尔族受访者G对这种“神话论证”的运用则略有不同。他认为，在古老的经文故事里，真主惩罚人类的方式仅仅是通过各种自然灾害。因此，在G看来，维吾尔种族灭绝并非神罚，而是一场“神圣的考验”。他表示：
真主从不亏待无辜的人。在《古兰经》中关于诺亚和罗得的故事里，真主惩罚了那些违抗祂、在世间作恶的人，并赐福给那些遵守诫命、行善的人。然而，我们从未在《古兰经》中看到任何关于“真主通过人之手来实施惩罚”的说法。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真主通过各种自然灾害来惩罚人类。比如，诺亚的族人遭遇了洪水，舒阿卜的族人被云中的火所惩罚，罗得的族人被天降的乱石所灭，或是遭遇了诸如虫灾、巨响等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
末世论论证
从日记反馈中总结出的第三个特征显示，维吾尔族参与者将邪恶与苦难——特别是与维吾尔种族灭绝相关的苦难——理解为一种“觉醒”。我们将这种论证归类为“末世论”，它将种族灭绝视为一种“启蒙的磨难”，一种从沉睡中觉醒，吹响战斗的号角。一些维吾尔族参与者的陈述表明，维吾尔家园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是一场善恶势力之间末日决战的一部分。维吾尔族受访者F指出：
这场考验真的把我们从沉睡中叫醒了。如果安拉没有降下这场考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认清中国这个真正的敌人呢？我们可能还会一直把他们当朋友。如果今天这些磨难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可能意识到共产中国的邪恶？这些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我们永远无法与中国共存。在一个正义荡然无存的土地上，绝不会有任何美好可言。如果我们与中国人抗争到底，只要安拉意欲，我们一定会赢。
维吾尔族受访者M认为，这场种族灭绝可能是一种宇宙级的筛选。正如他们所言：“通过降下这些考验，安拉让我们当中的恶人暴露出来，并将虔诚善良的人与伪君子分离开来。”维吾尔族受访者R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安拉通过降下一些考验，帮助我们认清了身边的人。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察觉到我们内部的叛徒和伪君子。他想要剔除我们当中的坏人，变得更纯洁。
这种论调带来了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自2016年以来，中国政府在“严打”运动中最早逮捕的许多人，都是维吾尔族的宗教领袖，以及维吾尔历史和文学领域的作家、教授或历史学家[64]。然而，维吾尔族受访者M和R的这种回应，将种族灭绝定义为一种必要的过程，用来考验和惩罚那些“叛徒和伪君子”。维吾尔族受访者O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思路，试图通过将正在接受考验的“好人”与将要受到惩罚的“坏人”区分开来，来解决这一矛盾——这种区分在受访者M和R的回答中并不明确。维吾尔族受访者O认为：
但如果我们看看现代维吾尔社会，确实存在腐败、欺诈，比如偷盗和杀人。这些不道德的行为确实变多了。每当我遇到这种事和这种人，我个人觉得这是安拉的惩罚……但当我看到我那些无辜受苦的兄弟姐妹时，我觉得这是一种考验。
维吾尔族受访者Z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我们中间有好人也有坏人，和其他群体一样。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对那些不信安拉、做宗教禁止的坏事的人的惩罚。但对于那些虔诚、善良、守规矩的人来说，这场灾难不是惩罚，而是一种考验。
同样，维吾尔族受访者G强调了安拉的公正和仁慈，同时批评了那种认为维吾尔人的苦难只能被理解为安拉惩罚的论调：
在这场巨大的种族灭绝背后，可能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深意。把强者压迫弱者看作是安拉的惩罚，这是对安拉的侮辱。怎么能把人的压迫和安拉的惩罚相提并论呢？况且，安拉根本不需要利用一群强者去惩罚弱者或罪人。就像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一样，整个民族也不可能被定义为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
奥秘论证
我们在日记里发现的最后一个特征，被我们归类为“神秘性”。这个类别强调了上帝行为中那种不可知的成分，认为信徒不该试图去理性化上帝的旨意，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参透，它永远是个谜。那些虔诚的信徒只需要相信上帝的善意，并接受上帝为人类制定的宏大蓝图是永远无法被人类所知的。
维吾尔族受访者G非常有说服力地反驳了将种族灭绝作为一种惩罚手段的观点，并坚定地否定了“整个群体应为少数人的过错负责”这种想法。他引用《古兰经》中的例子来支持这一论点：
真主绝不会仅仅因为族群中个别人的越界和错误，就去惩罚整个民族。真主从不亏待无辜者。在《古兰经》关于诺亚和罗得的故事里，真主惩罚的是那些违抗他、在世间作恶的人，并赐福给那些遵守诫命、行善的人。然而，我们从未在《古兰经》中看到任何关于“真主的惩罚是通过人类之手来执行”的说法。
此外，维吾尔族受访者G认为，种族灭绝不可能是神圣的惩罚，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等于承认这种行为是正义的，那我们岂不是站在了中国政府那边？他说：“如果我们认为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的事是惩罚，那我们也就等于认为这世上施暴者的压迫是合理的了。”和受访者G类似，维吾尔族受访者O也认为维吾尔人确实曾误入歧途、丢失了宗教身份，但他认为，种族灭绝不应被看作是上帝借中国政权之手行事，而应被视为上帝对信徒的考验，以及对那些犯错者的惩罚。
过去，我们总是坚持走祖先走过的老路。因为我们没有去分析哪条路对、哪条路错，就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真主的正道。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也是维吾尔人目前的处境。作为一个穆斯林民族，我们本该追随真主的道路，但作为容易被蒙蔽的人类，我们没能做到。在反宗教的中国共产党的压力下，我们中的一些人被迫放弃了宗教，或者被疏远了。
习得性回应——伊玛目的视角
如前所述，上面讨论的回应来自不同伊斯兰教识水平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两位受过逊尼派伊斯兰传统教育和培训的维吾尔族伊玛目，是如何看待“维吾尔种族灭绝”的。
参加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所讨论的问题，也被提给了蒙特利尔的一位维吾尔族伊玛目阿布杜吉利尔·布格拉。以下是他针对“真主在维吾尔种族灭绝中扮演的角色”这一议题的回应。他反驳了“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天谴’”这一说法，并提出了以下论点来支持他的主张：
在伊斯兰教义解释的四大基础——《古兰经》经文、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教法类比以及穆斯林公议中，没有任何一条能将如此残酷的种族灭绝与真主的考验或惩罚联系起来。恰恰相反，真主在《古兰经》开篇、每一章的开头，以及章内反复提到自己是“至仁至慈的”[65]。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这场种族灭绝没有任何形而上的根源；相反，这场悲剧的直接原因在于施暴者的恶意企图和行径，以及国际社会不同程度的推波助澜。
他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认为这场种族灭绝应该被视为一种由国家权力机构造成的悲剧性灾难：
针对维吾尔穆斯林的种族灭绝是一场悲剧性的灾难，其根源在于个人、公众、企业、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不负责任、误判错行、极度无知，以及对中共邪恶力量的严重低估。
布格拉伊玛目认为，“这场种族灭绝是对所有人——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的一次重大教训。”他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动荡的历史，以及冷战后助推其崛起的经济投资。在这一语境下，布格拉强调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并将自由意志和政治行动视为导致这场种族灭绝的核心因素。在他看来，我们需要的是更积极的行动回应。
基于本文提出的四个分类，布格拉的一些言论属于奥秘论证范畴。例如，他主张：
真主与维吾尔人民同在，真主迟早会复仇，惩罚那些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元凶。真主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在真主眼中，我们的一千年不过是一天，所以即便在我们看来复仇来得晚，它也终将到来。
在这里，布格拉伊玛目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上帝计划的不可知性，但他论证了惩罚终将到来，只是时间点对我们而言是个未知数。这一点与另外两位维吾尔人（G和O）的说法非常相似，他们都认为神义论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畴。这种观点与犹太哈西德派[66]有潜在的相似之处，后者往往选择绕过神义论中那些令人不安的问题，转而通过纪念和强化宗教实践来表达他们的承诺。他们意识到这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神学谜题，并明白无论是范式思维、契约论，还是报应与考验，这些传统的解释最终都无法涵盖这段危机及其后果的广泛性和复杂性。
关于集体惩罚的神义论
一位现居土耳其的维吾尔族知名伊玛目——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赫梅图拉博士，在2021年6月30日接受了采访，他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神义论[67]。我们想专门开辟一个章节来强调他的观点，因为他的看法非常独特，而且他在学界地位显赫。在古兰经研习班的参与者中，只有一名学生（维吾尔族C）持有类似的观点。
拉赫梅图拉伊玛目认为，这场种族灭绝是对维吾尔民族过去所犯过错的一种“集体惩罚”。当被问及“你如何从宗教角度看待维吾尔民族遭受的种族灭绝？”时，拉赫梅图拉伊玛目回答道：“我认为导致这场压迫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从祖辈开始就没能团结一致。”随后，他列举了几个历史例子来支撑自己的论点：
1）“那些在政治立场和观点上坚定不移的人，总是遭到一些叛徒和伪君子的破坏”；2）“后代放弃了对侵略者的圣战，没有惩处那些为敌效力的叛徒，从而错失了历史机遇”；3）“这也是我们自作自受的结果，正如经文所说：‘凡你们所遭遇的灾难，都是由于你们所作的罪恶；他饶恕你们的许多罪过。’”（在最后一个例子中，他引用了《古兰经》42:30）。
他进一步阐述了这种集体惩罚的观念：
安拉在《古兰经》的许多经文中都对此作了说明，包括不要忽视物质资源、要做好武力准备、保持坚定、保持警惕、服从领袖，以及不要陷入分裂。一个忽视这些胜利前提的民族，注定会遭受苦难，即便其中仍有虔诚生活的人。安拉说：“当你们遭遇灾难的时候——虽然你们曾使敌人遭遇双倍的灾难——你们怎么还说：‘这是从哪里来的呢？’你说：‘这是由于你们自己。’真主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古兰经》3:165）
拉赫马图拉伊玛目还认为，这场种族灭绝不仅是对维吾尔人的考验，也是对全人类的考验：“同样，这种压迫和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既是对东突厥斯坦人民的考验，也是对全人类的考验。”他这样回应了那个古老的问题——“为什么无辜者必须受苦？”：
当一个民族整体遭受惩罚时，好人也会被牵连其中，这是一种天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了那些对我们民族施加种族灭绝的侵略者的罪行。侵略者的罪行属于外部因素。安拉说：“我这样使不义者互为盟友，因为他们所作的罪恶。”（古兰经 6:129）
当被问及“《古兰经》中是否包含可以用来支持‘大规模苦难作为一种考验或惩罚’这一概念的段落？”时，拉赫马图拉伊玛目回答道：“民族的大规模苦难所包含的意义，远不止惩罚那么简单。所有的惩罚都是苦难，但并非所有的苦难都是惩罚。”随后，他引用了《古兰经》中与大规模苦难作为考验或惩罚相关的五段经文：
1) “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民族不改变自己的信仰，真主绝不会改变他所赐予他们的恩惠。真主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古兰经 8:53）
2) “一个民族的状况，真主是不改变的，直到他们改变自己的状况。当真主欲惩罚一个民族的时候，那惩罚是不可抗拒的，除真主外，他们没有保护者。”（古兰经 13:11）
3) “我曾因他们的罪行而惩治他们中的每一伙：其中有的我曾降以暴雨，有的曾被呐喊声所毁灭，有的我曾使大地陷落，有的我曾使他们淹死。真主没有亏待他们，而是他们亏待了自己。”（古兰经 29:40）
4) “由于人们所作的罪恶，陆地和海洋上出现了腐败，以便真主让他们尝尝他们所作的一部分罪恶的后果，或许他们能回归正道。”（古兰经 30:41）
5) “凡你们所遭的灾难，都是因为你们亲手所作的罪恶，他原谅了你们的许多罪过。”（古兰经 42:30）
最后，当被问及“在你看来，在中共禁止宗教实践的统治下，维吾尔人因未能遵守伊斯兰教的五功而受到指责，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时，拉赫马图拉伊玛目回答说：“每个人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尝试遵守伊斯兰教的五功。那些做不到的人，不应该受到指责。”
所以说，虽然这位伊玛目认为种族灭绝是维吾尔族群体过去所犯下的过错和不足所导致的集体后果，但他并不认同维吾尔族个人会遭受神罚这种说法。
“牧灵神义论”一瞥：在古兰经在线课程的学员讨论中，偶尔会提到一个新兴概念，叫作“牧灵神义论”。这个概念强调，神义论必须与现实中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和压迫紧密联系起来。学者已经指出了这方面的实例。
处于“边缘”的神学在各种神学语境中都有体现，包括女性主义神学、解放神学以及黑人神学[68]。正如下文所示，维吾尔族受访者F和M所表达的观点也反映了类似的神学思想，他们主张进行抗争并为争取人权而奔走，但这一切始终是在安拉的指引下进行的。维吾尔族受访者F：
这一连串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我们根本没法和中国共存。在一个正义荡然无存的地方，注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只要我们对中国抗争到底，真主保佑，我们一定会赢。
维吾尔族 M：
我们必须继续为国内那些正遭受迫害的兄弟姐妹们发声。虽然现在的中国国家机器非常强大，但只要我们不背叛真主，真主就一定会保佑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暴君能长久，真主的惩罚是严厉的。
布格拉伊玛目试图通过描绘维吾尔族未来繁荣的愿景来给信众们注入希望，他用了诸如“优素福在法老治下飞黄腾达”以及“埋在土里的花种熬过寒冬”这样的比喻。
牧灵神义论背后的动机和原则，在当今对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教育中都有所体现，比如我们对幸存者证言的推崇，以及主流犹太社群纪念大屠杀的方式，都能看出来。遗憾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集中营幸存者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关于“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故事恐怕很快也会被纳入这一叙事框架中。
我们的目标是分享加拿大维吾尔群体内部对于这场种族灭绝的一些核心观点和讨论。我们试图通过聚焦宗教层面的回应与解读，来审视和分析这些讨论。根据我们的分析，大多数强调“安拉的考验”这一概念的参与者，往往会淡化维吾尔人所受苦难中“惩罚”的意味，因为他们将这些苦难视为安拉天命的一部分。我们将维吾尔人的回应归纳为四种截然不同的论点。尽管这些论点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重叠和关联。所有这些视角似乎都与伊斯兰教义中“淡化邪恶、强调安拉之善”的倾向相吻合，这最容易通过“邪恶的缺失论”，或者说“邪恶是实现更大善的必要伴随物”这一概念来理解[69]。正是在这种淡化邪恶的框架下，拉赫梅图拉伊玛目的观点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安拉所定之“善”的强调——安拉希望祂所有的仆人都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从而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善。虽然布格拉伊玛目并没有试图淡化邪恶，相反，他指出那些作恶、行不义之人绝不可能逃脱惩罚，只是惩罚未必会立刻降临，但终究会到来。因为安拉是“至仁至慈的”，他的观点提供了一种关于报应的可能性，即安拉的惩罚迟早会降临，这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维吾尔活动人士卡比尔来说，他和同胞们所承受的苦难是安拉给予的考验。他的行动主义工作正是由信仰所驱动的，这帮助他专注于克服重重障碍。他们的回应反映出，尽管暴行肆虐，有时甚至让人感到绝望，但伊斯兰信仰为他们提供了答案，帮助他们克服种族灭绝带来的创伤，并找到不仅能继续生活下去，还能获得勇气去对抗压迫者的方法，从而进一步凸显了重新发现并保持自身宗教认同的重要性。
附录：从一份维吾尔族日记中收集的数据反馈与陈述
数据收集方法
这些数据来自一位维吾尔族女性提供的日记，她记录了参与加拿大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人之间的对话。讨论的核心是维吾尔种族灭绝与他们穆斯林信仰之间的关联。这门线上课程的参与者被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维吾尔人的苦难究竟是安拉的惩罚，还是一种考验？”这段对话发生在2021年初的一个线上平台上。这位女士在确保她本人及所有参与者匿名的情况下，与我们分享了她的日记。
注：
维吾尔语中“考验”一词是“sinaq”或“imtihan”。后者是阿拉伯语词汇，而“sinaq”是维吾尔语词汇。维吾尔语中“惩罚”一词是“jaza”，源自阿拉伯语。“仆人”一词实际上是对“banda”一词的误译，该词源自波斯语，原意为“心腹、忠诚的仆人、附庸”[70]。
线上古兰经课程维吾尔参与者的反馈
日记作者将她同学们的反馈整理并归纳为四类：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考验的人；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惩罚的人；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既是安拉的考验也是惩罚的人；以及对这个问题感到不确定的人。关于参与者，我们唯一掌握的统计信息是：其中3人为男性，13人为女性。
（参与者反馈清单略，均已在上文分类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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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资源：
[1] 参见“联合国同意将土耳其官方名称更改为‘Türkiye’”，半岛电视台，2022年6月2日，https://www.aljazeera.com/news ... urkey。
[2] John Hick,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以及 Mark S. Scott, “Theodicy at the Margins: New Trajectories for the Problem of Evil,” *Theology Today* 68, no. 2 (2011): 113–204。
[3] 在本文中，我们将使用“东突厥斯坦”或“维吾尔家园”来指代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 Austin Ramzy, “中国网络涌现大量求助：‘向我证明我父亲还活着’”，《纽约时报》，2019年2月17日。
[5] Sheena C. Greitens, Myunghee Lee, and Emir Yazici, “Counterterrorism and Preventive Repression: China’s Changing Strategy in Xinjia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4, no. 3 (2020): 9–47。
[6] Adrien Zenz, “Sterilizations, IUDs, and Mandatory Birth Control: The CCP’s Campaign to Suppress Uyghur Birthrates in Xinjiang,” Jamestown Foundation, 2021年3月17日。
[7] “加拿大议会宣布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种族灭绝”，BBC News Online，2021年2月23日。
[8] “荷兰议会：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是种族灭绝”，路透社，2021年2月25日。
[9] “立陶宛议会认定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种族灭绝”，路透社，2021年5月20日。
[10] Patrick Wintour, “UK MPs Declare China is Committing Genocide Against Uyghurs in Xinjiang,” *The Guardian*, April 22, 2021。
[11] “法国议员正式承认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行为为‘种族灭绝’”，法国24电视台，2022年1月20日。
[12] 《维吾尔种族灭绝：对中国违反1948年种族灭绝公约的审查》（华盛顿特区：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2021年3月）。
[13] “维吾尔法庭判决”，维吾尔法庭，2021年12月9日。
[14] Sean R. Roberts, *The War on the Uyghu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15] Dilmurat Mahmut, Marie-Ève Melanson, Susan J. Palmer, and Abdulmuqtedir Udun, “Becoming ‘true’ Muslims in Canada: Experiences of Uyghur Immigrants,” *Identities* (2023), https://doi.org/10.1080/1070289X.2023.2264643。
[16] Abdulmuqtedir Udun 是一位常驻加拿大渥太华的独立维吾尔族研究员。
[17] 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赫马图拉博士是一位著名的维吾尔族伊斯兰学者，现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萨吉耶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
[18] James A.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19] Gardner Bovingdon, *The Uyghurs: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 Thomas W. Overton, “The Energy Industry in Xinjiang, China: Potential, Problems, and Solutions,” *Power*, January 1, 2016.
[21] Craig Gutherie, “China Looks West to Solve Energy Crisis,” *Petroleum Economist*, August 22, 2019.
[22] Amy K. Lehr and Efthimia Maria Bechrakis, “Connecting the Dots in Xinjiang: Forced Labor, Forced Assimilation, and Western Supply Chain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ctober 16, 2019.
[23]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24] 参见 Rahile Dawut, “Shrine Pilgrimage Among the Uighurs,” *The Silk Road* 6, no. 2 (2009); Rian Thum, *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5] David Brophy, *Uyghur Natio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n the Russia-China Fronti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6] Adeeb Khalid, *The Politics of Muslim Cultural Reform-Jadidism in Central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27] Brophy, *Uyghur Nation*.
[28] Edmund Waite, “The Emergence of Muslim Reformism in Contemporary Xinjiang,” in *Situating the Uyghurs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Routledge, 2007).
[29] Edmund Waite, “The Impact of the State on Islam amongst the Uyghurs,” *Central Asian Survey* 25, no. 3 (2006).
[30] Joanne Smith Finley, “Securitization,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Xinjiang,” *Central Asian Survey* 38, no. 1 (2019).
[31] Darren Byler, *Terror Capitalism: Uyghur Dispossession and Masculinity in a Chinese C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1).
[32] Darren Byler trans., “Identifying Religious Extremism,” Xinjiang Documentation Project, 2017.
[33] Smith Finley, “Securitization,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34] Rachel Harris, “Bulldozing mosques: The latest tactic in China’s war against Uighur culture,” *The Guardian*, April 7, 2019.
[35] T. Hamut Izgil, *Waiting to Be Arrested at Night: A Uyghur Poet’s Memoire of China’s Genocide* (Penguin Press, 2023).
[36] 埃里克·林恩·奥姆斯比，《伊斯兰思想中的神义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页。
[37] 约翰·弥尔顿，《失乐园》（第一卷，第26行）。
[38] Scott, “Pathways in Theodicy.”
[39] 奥姆斯比，《伊斯兰思想中的神义论》，第16页。
[40] 同上，第4页。
[41]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新城市出版社，2013年。
[42] 《大英百科全书》，“穆尔太齐赖派”，2020年。
[43] Ayman Shihadeh, “Suffering,” in *Medieval Islamic Civilization: An Encyclopedia* (Routledge, 2006).
[44] Al-Shahrastani, quoted in Roy Jackson, *What is Islamic Philosophy?* (Routledge, 2014), 33.
[45] 阿维森纳（伊本·西那），《治愈之书》（德黑兰：纳赛尔·霍斯鲁出版社，1985年），第381页。
[46] Jon Hoover, *Ibn Taymiyya’s Theodicy of Perpetual Optimism* (Brill, 2007), 177.
[47] 同上，第178页。
[48] 同上。
[49] 同上，第181页。
[50] Ayman Shihadeh, “Avicenna’s Theodicy and al-Rāzī’s Anti-Theodicy,”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Islamicate World* 7 (2019): 75.
[51] 同上，第61页。
[52] Rémi Castets, “Uyghur Islam: Caught between Foreign Influences and Domestic,” in *China and India in Central Asia*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215–233.
[53] Thum, *The Sacred Routes*, 42.
[54] Ozgur Koca, “Ibn ‘Arabi (1165–1240) and Rumi (1207–1273) on the Problem of Evil,” *Islam and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28, no. 3 (2017): 303.
[55] 同上。
[56] Hoover, *Ibn Taymiyya’s Theodicy*, 3.
[57] 安内玛丽·席梅尔，《伊斯兰教的神秘维度》（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198页。
[58] Ian Markham, *Living in the Light of Death: On the Art of Being at One with Badiuzzaman Said Nursi* (Routledge, 2016).
[59] Bilal Kuşpinar, “Death in Nursi’s Thought,” 2016.
[60] Safaruk Chowdhury, *Islamic The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21), 2.
[61] Hick,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62] Asma Afsaruddin, “jihad,”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2023.
[63] 译者注：伊斯兰教五功即念证、礼拜、天课、斋戒、朝觐。
[64] Marie Trédaniel and Pak K. Lee, “Explaining the Chinese Framing of the ‘terrorist’ violence in Xinjiang,” *Nationalities Papers* 46, no. 1 (2018): 177–195.
[65] 穆克提德通过WhatsApp向布格拉伊玛目提问，后者于2021年10月19日回复。
[66] 参见 Nissan Dovid Dubo, “Belief after the Holocaust,” Chabad.Org, 2021.
[67] 访谈记录于2021年6月30日由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进行。
[68] Scott, “Theodicy at the Margins,” 149–52.
[69] Ormsby, *Theodicy in Islamic Thought*, 27.
[70] 参见《伊朗百科全书》中关于“banda”的词条，1988年12月15日。
伊斯坦布尔悼念阿里什库惨案：东突厥斯坦组织共同发声
维吾尔穆斯林种族灭绝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6 次浏览 • 2026-07-30 09:55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伊斯坦布尔悼念阿里什库惨案：东突厥斯坦组织共同发声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一）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二）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三）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四）
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纪念活动。
7月28日，土耳其多个东突厥斯坦组织在伊斯坦布尔塞法柯伊区联合举办纪念活动，纪念阿里什库（İlişku）惨案12周年。
来自各组织的官员、代表和社区人士发言，谈到了这场惨案的历史背景、中国的残酷罪行、东突厥斯坦人民反抗中国占领和杀戮的意义与影响，以及在海外侨民群体中传承烈士自我牺牲精神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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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悼念阿里什库惨案：东突厥斯坦组织共同发声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一）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二）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三）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四）
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纪念活动。
7月28日，土耳其多个东突厥斯坦组织在伊斯坦布尔塞法柯伊区联合举办纪念活动，纪念阿里什库（İlişku）惨案12周年。
来自各组织的官员、代表和社区人士发言，谈到了这场惨案的历史背景、中国的残酷罪行、东突厥斯坦人民反抗中国占领和杀戮的意义与影响，以及在海外侨民群体中传承烈士自我牺牲精神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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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悼念阿里什库惨案：东突厥斯坦组织共同发声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一）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二）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三）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四）
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纪念活动。
7月28日，土耳其多个东突厥斯坦组织在伊斯坦布尔塞法柯伊区联合举办纪念活动，纪念阿里什库（İlişku）惨案12周年。
来自各组织的官员、代表和社区人士发言，谈到了这场惨案的历史背景、中国的残酷罪行、东突厥斯坦人民反抗中国占领和杀戮的意义与影响，以及在海外侨民群体中传承烈士自我牺牲精神的重要性。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的“遣返计划”：罗兴亚人的回家路，还是通往深渊的陷阱？
罗兴亚穆斯林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3 次浏览 • 2026-07-30 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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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缅甸军政府的暴行与罗兴亚人的苦难，马来西亚政府的承诺究竟是救赎还是又一场政治作秀？
针对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关于遣返5000名罗兴亚人的言论，本文作者提出强烈质疑，指出缅甸法律未变、局势动荡，该计划缺乏透明度与保障，恐将罗兴亚人置于更危险的境地。
图：Mohammed Dullah (@romddullah) on X
安瓦尔·易卜拉欣声称缅甸已同意接收5000名罗兴亚人。可我想问，回到哪里去？那部剥夺了我们公民权的1982年法律至今分毫未改。就在四天前，他自己的外交部副部长还说，这事儿得看缅甸愿不愿意收，可缅甸那边根本什么都没确认过。
目前在马来西亚移民拘留中心里，关押着5102名罗兴亚同胞。他宣布要遣返5000人，我倒想听听他亲口说，这两拨人不是同一批。现在的若开邦根本不在军政府的控制之下，而是由若开军掌控，人权观察组织在2025年7月就已经记录了他们对罗兴亚人的暴行。
请把所谓的协议拿出来，写明日期，告诉我们是谁签的字。在那之前，这不过是把“驱逐出境”换了个好听的说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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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缅甸军政府的暴行与罗兴亚人的苦难，马来西亚政府的承诺究竟是救赎还是又一场政治作秀？
针对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关于遣返5000名罗兴亚人的言论，本文作者提出强烈质疑，指出缅甸法律未变、局势动荡，该计划缺乏透明度与保障，恐将罗兴亚人置于更危险的境地。
图：Mohammed Dullah (@romddullah) on X
安瓦尔·易卜拉欣声称缅甸已同意接收5000名罗兴亚人。可我想问，回到哪里去？那部剥夺了我们公民权的1982年法律至今分毫未改。就在四天前，他自己的外交部副部长还说，这事儿得看缅甸愿不愿意收，可缅甸那边根本什么都没确认过。
目前在马来西亚移民拘留中心里，关押着5102名罗兴亚同胞。他宣布要遣返5000人，我倒想听听他亲口说，这两拨人不是同一批。现在的若开邦根本不在军政府的控制之下，而是由若开军掌控，人权观察组织在2025年7月就已经记录了他们对罗兴亚人的暴行。
请把所谓的协议拿出来，写明日期，告诉我们是谁签的字。在那之前，这不过是把“驱逐出境”换了个好听的说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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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缅甸军政府的暴行与罗兴亚人的苦难，马来西亚政府的承诺究竟是救赎还是又一场政治作秀？
针对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关于遣返5000名罗兴亚人的言论，本文作者提出强烈质疑，指出缅甸法律未变、局势动荡，该计划缺乏透明度与保障，恐将罗兴亚人置于更危险的境地。
图：Mohammed Dullah (@romddullah) on X
安瓦尔·易卜拉欣声称缅甸已同意接收5000名罗兴亚人。可我想问，回到哪里去？那部剥夺了我们公民权的1982年法律至今分毫未改。就在四天前，他自己的外交部副部长还说，这事儿得看缅甸愿不愿意收，可缅甸那边根本什么都没确认过。
目前在马来西亚移民拘留中心里，关押着5102名罗兴亚同胞。他宣布要遣返5000人，我倒想听听他亲口说，这两拨人不是同一批。现在的若开邦根本不在军政府的控制之下，而是由若开军掌控，人权观察组织在2025年7月就已经记录了他们对罗兴亚人的暴行。
请把所谓的协议拿出来，写明日期，告诉我们是谁签的字。在那之前，这不过是把“驱逐出境”换了个好听的说法罢了。
面对缅甸军政府的暴行与罗兴亚人的苦难，马来西亚政府的承诺究竟是救赎还是又一场政治作秀？
针对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关于遣返5000名罗兴亚人的言论，本文作者提出强烈质疑，指出缅甸法律未变、局势动荡，该计划缺乏透明度与保障，恐将罗兴亚人置于更危险的境地。
图：Mohammed Dullah (@romddullah) on X
安瓦尔·易卜拉欣声称缅甸已同意接收5000名罗兴亚人。可我想问，回到哪里去？那部剥夺了我们公民权的1982年法律至今分毫未改。就在四天前，他自己的外交部副部长还说，这事儿得看缅甸愿不愿意收，可缅甸那边根本什么都没确认过。
目前在马来西亚移民拘留中心里，关押着5102名罗兴亚同胞。他宣布要遣返5000人，我倒想听听他亲口说，这两拨人不是同一批。现在的若开邦根本不在军政府的控制之下，而是由若开军掌控，人权观察组织在2025年7月就已经记录了他们对罗兴亚人的暴行。
请把所谓的协议拿出来，写明日期，告诉我们是谁签的字。在那之前，这不过是把“驱逐出境”换了个好听的说法罢了。
血染的斋月：揭开2014年叶城伊力其大屠杀的惨痛真相
人权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5 次浏览 • 2026-07-30 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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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uygurhaber.com/cinin-dunyadan-gizledigi-vahset-yarkent-ilisku-katliami/
原文标题：Çin'in dünyadan gizlediği vahşet: Yarkent-İlişku Katliamı
作者：uygurhaber.com
作者简介：本报道整理自uygurhaber.com，旨在记录被遗忘的苦难，让真相在造物主的见证下流传。
血染的斋月：揭开2014年叶城伊力其大屠杀的惨痛真相
造物主见证的苦难：当清真寺的祈祷声被炮火淹没，那段被强权抹去的血泪史。
2014年7月28日，斋月期间，东突厥斯坦叶城县伊力其乡遭遇了惨绝人寰的屠杀。中国军队动用重武器进行海陆空打击，导致超过3000名维吾尔穆斯林遇难。这一暴行至今仍被掩盖，揭露真相的勇士也下落不明。
图：Çin'in dünyadan gizlediği vahşet: Yarkent-İlişku Katliamı
2014年7月28日，这一天被刻在了东突厥斯坦的史册上，那是充满剧痛与压迫的一天。在那段时期，中国当局对穆斯林同胞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愈发疯狂。
正值斋月期间，东突厥斯坦喀什地区叶城县的伊力其乡，遭到了入侵军队的重火力海陆空轰炸。中国政府将东突厥斯坦严密封锁，试图将这场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从世人眼中抹去。
2014年7月28日，叶城到底发生了什么？
自2008年起，中国开始限制东突厥斯坦的出行自由，并压制公共空间的言论。2010年后，当局变本加厉，禁止佩戴头巾和限制宗教礼拜，甚至开始强行掠夺维吾尔人的私人财产。
起义蔓延至全县。
由于全境遭受压迫，叶城和伊力其的维吾尔人与当地汉人之间爆发了冲突。导火索是一名醉酒的汉人驾车撞死了一名维吾尔家庭成员，而肇事者竟未受任何惩罚，这激起了维吾尔民众的强烈愤慨。
三个居民区被夷为平地。
2014年7月27日，斋月的最后一天，在贝什肯特村，数十名因不愿摘下头巾的女性在礼拜后被拘捕。穆斯林维吾尔人抗议道：“这是我们信仰的要求，你们触碰了我们的底线。”但抗议无效，双方爆发了冲突。消息传开后，叶城全境民众奋起反抗，抵制中国当局的暴行。
对此，中国当局动用区域军事力量进行了残酷镇压。军队通过海陆空协同，将三个居民区彻底夷为平地。
超过3000名维吾尔穆斯林惨遭屠杀。
一名22岁的维吾尔青年作为目击者，成功向国际社会揭露了伊力其三个居民区被彻底摧毁的事实。至少有3000名维吾尔人在这次屠杀中丧生，幸存者则被扣上“反抗国家”的罪名遭到逮捕。
揭露种族灭绝的勇士埃布伯克尔·拉希姆至今下落不明。
22岁的维吾尔青年埃布伯克尔·拉希姆因写信向世界揭露了2014年7月28日至31日发生的屠杀细节，于2014年8月6日在叶城被捕。自他入狱后，至今音讯全无。
前往该地区的法国记者被驱逐出境。
中国至今仍将2014年伊力其发生的屠杀视为国家机密。曾有一名法国记者试图前往东突厥斯坦调查真相，但因无法进入伊力其，最终被驱逐出境。
叶城伊力其事件只是东突厥斯坦众多惨案中的冰山一角，但在东突厥斯坦人民的记忆中，九年过去了，那份伤痛依然鲜活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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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uygurhaber.com/cinin-dunyadan-gizledigi-vahset-yarkent-ilisku-katliami/
原文标题：Çin'in dünyadan gizlediği vahşet: Yarkent-İlişku Katliamı
作者：uygurhaber.com
作者简介：本报道整理自uygurhaber.com，旨在记录被遗忘的苦难，让真相在造物主的见证下流传。
血染的斋月：揭开2014年叶城伊力其大屠杀的惨痛真相
造物主见证的苦难：当清真寺的祈祷声被炮火淹没，那段被强权抹去的血泪史。
2014年7月28日，斋月期间，东突厥斯坦叶城县伊力其乡遭遇了惨绝人寰的屠杀。中国军队动用重武器进行海陆空打击，导致超过3000名维吾尔穆斯林遇难。这一暴行至今仍被掩盖，揭露真相的勇士也下落不明。
图：Çin'in dünyadan gizlediği vahşet: Yarkent-İlişku Katliamı
2014年7月28日，这一天被刻在了东突厥斯坦的史册上，那是充满剧痛与压迫的一天。在那段时期，中国当局对穆斯林同胞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愈发疯狂。
正值斋月期间，东突厥斯坦喀什地区叶城县的伊力其乡，遭到了入侵军队的重火力海陆空轰炸。中国政府将东突厥斯坦严密封锁，试图将这场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从世人眼中抹去。
2014年7月28日，叶城到底发生了什么？
自2008年起，中国开始限制东突厥斯坦的出行自由，并压制公共空间的言论。2010年后，当局变本加厉，禁止佩戴头巾和限制宗教礼拜，甚至开始强行掠夺维吾尔人的私人财产。
起义蔓延至全县。
由于全境遭受压迫，叶城和伊力其的维吾尔人与当地汉人之间爆发了冲突。导火索是一名醉酒的汉人驾车撞死了一名维吾尔家庭成员，而肇事者竟未受任何惩罚，这激起了维吾尔民众的强烈愤慨。
三个居民区被夷为平地。
2014年7月27日，斋月的最后一天，在贝什肯特村，数十名因不愿摘下头巾的女性在礼拜后被拘捕。穆斯林维吾尔人抗议道：“这是我们信仰的要求，你们触碰了我们的底线。”但抗议无效，双方爆发了冲突。消息传开后，叶城全境民众奋起反抗，抵制中国当局的暴行。
对此，中国当局动用区域军事力量进行了残酷镇压。军队通过海陆空协同，将三个居民区彻底夷为平地。
超过3000名维吾尔穆斯林惨遭屠杀。
一名22岁的维吾尔青年作为目击者，成功向国际社会揭露了伊力其三个居民区被彻底摧毁的事实。至少有3000名维吾尔人在这次屠杀中丧生，幸存者则被扣上“反抗国家”的罪名遭到逮捕。
揭露种族灭绝的勇士埃布伯克尔·拉希姆至今下落不明。
22岁的维吾尔青年埃布伯克尔·拉希姆因写信向世界揭露了2014年7月28日至31日发生的屠杀细节，于2014年8月6日在叶城被捕。自他入狱后，至今音讯全无。
前往该地区的法国记者被驱逐出境。
中国至今仍将2014年伊力其发生的屠杀视为国家机密。曾有一名法国记者试图前往东突厥斯坦调查真相，但因无法进入伊力其，最终被驱逐出境。
叶城伊力其事件只是东突厥斯坦众多惨案中的冰山一角，但在东突厥斯坦人民的记忆中，九年过去了，那份伤痛依然鲜活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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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Çin'in dünyadan gizlediği vahşet: Yarkent-İlişku Katliamı
作者：uygurhaber.com
作者简介：本报道整理自uygurhaber.com，旨在记录被遗忘的苦难，让真相在造物主的见证下流传。
血染的斋月：揭开2014年叶城伊力其大屠杀的惨痛真相
造物主见证的苦难：当清真寺的祈祷声被炮火淹没，那段被强权抹去的血泪史。
2014年7月28日，斋月期间，东突厥斯坦叶城县伊力其乡遭遇了惨绝人寰的屠杀。中国军队动用重武器进行海陆空打击，导致超过3000名维吾尔穆斯林遇难。这一暴行至今仍被掩盖，揭露真相的勇士也下落不明。
图：Çin'in dünyadan gizlediği vahşet: Yarkent-İlişku Katliamı
2014年7月28日，这一天被刻在了东突厥斯坦的史册上，那是充满剧痛与压迫的一天。在那段时期，中国当局对穆斯林同胞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愈发疯狂。
正值斋月期间，东突厥斯坦喀什地区叶城县的伊力其乡，遭到了入侵军队的重火力海陆空轰炸。中国政府将东突厥斯坦严密封锁，试图将这场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从世人眼中抹去。
2014年7月28日，叶城到底发生了什么？
自2008年起，中国开始限制东突厥斯坦的出行自由，并压制公共空间的言论。2010年后，当局变本加厉，禁止佩戴头巾和限制宗教礼拜，甚至开始强行掠夺维吾尔人的私人财产。
起义蔓延至全县。
由于全境遭受压迫，叶城和伊力其的维吾尔人与当地汉人之间爆发了冲突。导火索是一名醉酒的汉人驾车撞死了一名维吾尔家庭成员，而肇事者竟未受任何惩罚，这激起了维吾尔民众的强烈愤慨。
三个居民区被夷为平地。
2014年7月27日，斋月的最后一天，在贝什肯特村，数十名因不愿摘下头巾的女性在礼拜后被拘捕。穆斯林维吾尔人抗议道：“这是我们信仰的要求，你们触碰了我们的底线。”但抗议无效，双方爆发了冲突。消息传开后，叶城全境民众奋起反抗，抵制中国当局的暴行。
对此，中国当局动用区域军事力量进行了残酷镇压。军队通过海陆空协同，将三个居民区彻底夷为平地。
超过3000名维吾尔穆斯林惨遭屠杀。
一名22岁的维吾尔青年作为目击者，成功向国际社会揭露了伊力其三个居民区被彻底摧毁的事实。至少有3000名维吾尔人在这次屠杀中丧生，幸存者则被扣上“反抗国家”的罪名遭到逮捕。
揭露种族灭绝的勇士埃布伯克尔·拉希姆至今下落不明。
22岁的维吾尔青年埃布伯克尔·拉希姆因写信向世界揭露了2014年7月28日至31日发生的屠杀细节，于2014年8月6日在叶城被捕。自他入狱后，至今音讯全无。
前往该地区的法国记者被驱逐出境。
中国至今仍将2014年伊力其发生的屠杀视为国家机密。曾有一名法国记者试图前往东突厥斯坦调查真相，但因无法进入伊力其，最终被驱逐出境。
叶城伊力其事件只是东突厥斯坦众多惨案中的冰山一角，但在东突厥斯坦人民的记忆中，九年过去了，那份伤痛依然鲜活如初。
原文出处：https://www.uygurhaber.com/cinin-dunyadan-gizledigi-vahset-yarkent-ilisku-katliami/
原文标题：Çin'in dünyadan gizlediği vahşet: Yarkent-İlişku Katliamı
作者：uygurhaber.com
作者简介：本报道整理自uygurhaber.com，旨在记录被遗忘的苦难，让真相在造物主的见证下流传。
血染的斋月：揭开2014年叶城伊力其大屠杀的惨痛真相
造物主见证的苦难：当清真寺的祈祷声被炮火淹没，那段被强权抹去的血泪史。
2014年7月28日，斋月期间，东突厥斯坦叶城县伊力其乡遭遇了惨绝人寰的屠杀。中国军队动用重武器进行海陆空打击，导致超过3000名维吾尔穆斯林遇难。这一暴行至今仍被掩盖，揭露真相的勇士也下落不明。
图：Çin'in dünyadan gizlediği vahşet: Yarkent-İlişku Katliamı
2014年7月28日，这一天被刻在了东突厥斯坦的史册上，那是充满剧痛与压迫的一天。在那段时期，中国当局对穆斯林同胞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愈发疯狂。
正值斋月期间，东突厥斯坦喀什地区叶城县的伊力其乡，遭到了入侵军队的重火力海陆空轰炸。中国政府将东突厥斯坦严密封锁，试图将这场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从世人眼中抹去。
2014年7月28日，叶城到底发生了什么？
自2008年起，中国开始限制东突厥斯坦的出行自由，并压制公共空间的言论。2010年后，当局变本加厉，禁止佩戴头巾和限制宗教礼拜，甚至开始强行掠夺维吾尔人的私人财产。
起义蔓延至全县。
由于全境遭受压迫，叶城和伊力其的维吾尔人与当地汉人之间爆发了冲突。导火索是一名醉酒的汉人驾车撞死了一名维吾尔家庭成员，而肇事者竟未受任何惩罚，这激起了维吾尔民众的强烈愤慨。
三个居民区被夷为平地。
2014年7月27日，斋月的最后一天，在贝什肯特村，数十名因不愿摘下头巾的女性在礼拜后被拘捕。穆斯林维吾尔人抗议道：“这是我们信仰的要求，你们触碰了我们的底线。”但抗议无效，双方爆发了冲突。消息传开后，叶城全境民众奋起反抗，抵制中国当局的暴行。
对此，中国当局动用区域军事力量进行了残酷镇压。军队通过海陆空协同，将三个居民区彻底夷为平地。
超过3000名维吾尔穆斯林惨遭屠杀。
一名22岁的维吾尔青年作为目击者，成功向国际社会揭露了伊力其三个居民区被彻底摧毁的事实。至少有3000名维吾尔人在这次屠杀中丧生，幸存者则被扣上“反抗国家”的罪名遭到逮捕。
揭露种族灭绝的勇士埃布伯克尔·拉希姆至今下落不明。
22岁的维吾尔青年埃布伯克尔·拉希姆因写信向世界揭露了2014年7月28日至31日发生的屠杀细节，于2014年8月6日在叶城被捕。自他入狱后，至今音讯全无。
前往该地区的法国记者被驱逐出境。
中国至今仍将2014年伊力其发生的屠杀视为国家机密。曾有一名法国记者试图前往东突厥斯坦调查真相，但因无法进入伊力其，最终被驱逐出境。
叶城伊力其事件只是东突厥斯坦众多惨案中的冰山一角，但在东突厥斯坦人民的记忆中，九年过去了，那份伤痛依然鲜活如初。
新疆前警察张亚波逃亡德国，首次公开披露中共针对维吾尔人的压迫内幕
人权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5 次浏览 • 2026-07-30 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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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警界生涯的良心拷问：从执行者到逃亡者，揭开新疆高墙后的残酷真相
曾在新疆服役九年的前警察张亚波（音译）逃亡德国后，首次公开披露了当地针对维吾尔族人的压迫内幕。他讲述了自己如何参与搜查《古兰经》、将礼拜者强行带走，以及在“铁墙”禁锢下，无数家庭被迫骨肉分离的惨痛经历。
图：Çinli polisten dehşet Uygur itirafı: Namaz kılanlara bakın ne yapıyorlarmış
曾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部门服役九年的前警察张亚波，在逃亡德国后，勇敢揭露了那段令人心碎的残酷真相。据他讲述，当时他们一旦发现有人礼拜，便会立即将其强行带走。他回忆起审讯室里不断传出的惨叫声，以及他们如何闯入民宅搜查《古兰经》，将维吾尔族人蒙上头套送往营地。
《纽约时报》刊登了这位曾长期参与压迫政策的张姓前警官的证词。据报道，今年六月，他在德国联邦议院向议员和人权捍卫者作证时，难掩泪水。张描述称，他工作了九年的新疆，就像一座被“铁墙”围困的巨大监狱。在他看来，这堵墙不仅囚禁了无数无辜的维吾尔人，也囚禁了那些被迫执行压迫政策之人的“灵魂”。
张亚波出生于1986年河南的一个贫困家庭，2006年赴新疆求学，毕业后曾从事数学教学。为了改善经济状况，他于2014年进入和田地区的一处拘留中心担任狱警，月薪从教师时期的400美元涨至650美元。
张讲述，他在拘留中心的工作包括监控录像、分发食物和药物，以及收集针对被拘留者的指控信息。他曾亲耳听到审讯室传来的惨叫，看到那些被剥夺睡眠、遭受殴打的囚犯。当时，他深信官方关于这些人是“恐怖分子”和“分裂分子”的叙事。
2016年底，张正式加入警察队伍，正值北京当局在新疆加剧大规模拘留政策之际。据《纽约时报》报道，留长胡须、学习阿拉伯语或进行礼拜等行为，都可能成为被指控“宗教极端化”而遭到拘留的借口。
张回忆起参与夜间突袭维吾尔族家庭、收缴《古兰经》及其他宗教物品的经历：“我通常是第一个冲进去的人，当时我真的相信他们是坏人。”他坦言，这种思想被不断灌输，以至于当时从未质疑过上级的命令。
2017年，张参与了将数百甚至上千名维吾尔族被拘留者转移到不同监狱的任务。据他描述，囚犯们被戴上手铐、蒙上头套，长途跋涉中只能用塑料桶解决排泄需求。而他的任务是在车上分发面包和水，他形容自己当时的角色是“为车上的乘客服务”。
他还曾负责监管约3000名被送往汉族农场采摘棉花的维吾尔族工人。工人们凌晨5点被叫醒，经过数小时车程前往棉田，直到深夜才能返回住处。
张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没有人逃跑，也没有人进行礼拜。他表示，当时他坚信官方关于“强制劳动”指控是为了抹黑中国的说法。
2021年，张被派往一个约有1700名维吾尔族人居住的村庄。他说，村里约40%的成年人曾被关进营地，约100人仍在监狱中。他的职责是调查那些被举报在家中礼拜、未参加每周升旗仪式，甚至进行锻炼的人。
他解释说，监控系统会自动对“异常”行为发出警报。如果某户人家的用电量异常，警察就会上门询问为何深夜不睡。
据张讲述，安全部门不仅有监控指标，还有拘留指标。从2023年起，他被要求每周必须提供一条能导致一人被捕的“情报”。如果完不成指标，他必须写检讨书，并被强制要求进行24小时值班。
2023年9月，张辞职前往广州，开始学习英语并试图通过VPN突破网络审查。当他在搜索栏输入“新疆”和前党委书记“陈全国”时，看到国际媒体将他工作的设施定义为“集中营”，他陷入了巨大的精神冲突，甚至彻夜难眠。
2024年，张正式辞去警察职务，并在此期间皈依了天主教。2025年8月，在参加欧洲旅游团时，他带着14岁的儿子脱团前往慕尼黑，并向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寻求帮助。
目前，张在德国申请了政治庇护，居住在难民中心，儿子被安置在附近的寄养机构，而他的妻子则留在了新疆，两人正处于离婚程序中。张表示，中国当局已冻结了他的银行账户，将他定性为“叛徒”，并对其家人施压。如今，他正向学者、记者和人权组织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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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警界生涯的良心拷问：从执行者到逃亡者，揭开新疆高墙后的残酷真相
曾在新疆服役九年的前警察张亚波（音译）逃亡德国后，首次公开披露了当地针对维吾尔族人的压迫内幕。他讲述了自己如何参与搜查《古兰经》、将礼拜者强行带走，以及在“铁墙”禁锢下，无数家庭被迫骨肉分离的惨痛经历。
图：Çinli polisten dehşet Uygur itirafı: Namaz kılanlara bakın ne yapıyorlarmış
曾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部门服役九年的前警察张亚波，在逃亡德国后，勇敢揭露了那段令人心碎的残酷真相。据他讲述，当时他们一旦发现有人礼拜，便会立即将其强行带走。他回忆起审讯室里不断传出的惨叫声，以及他们如何闯入民宅搜查《古兰经》，将维吾尔族人蒙上头套送往营地。
《纽约时报》刊登了这位曾长期参与压迫政策的张姓前警官的证词。据报道，今年六月，他在德国联邦议院向议员和人权捍卫者作证时，难掩泪水。张描述称，他工作了九年的新疆，就像一座被“铁墙”围困的巨大监狱。在他看来，这堵墙不仅囚禁了无数无辜的维吾尔人，也囚禁了那些被迫执行压迫政策之人的“灵魂”。
张亚波出生于1986年河南的一个贫困家庭，2006年赴新疆求学，毕业后曾从事数学教学。为了改善经济状况，他于2014年进入和田地区的一处拘留中心担任狱警，月薪从教师时期的400美元涨至650美元。
张讲述，他在拘留中心的工作包括监控录像、分发食物和药物，以及收集针对被拘留者的指控信息。他曾亲耳听到审讯室传来的惨叫，看到那些被剥夺睡眠、遭受殴打的囚犯。当时，他深信官方关于这些人是“恐怖分子”和“分裂分子”的叙事。
2016年底，张正式加入警察队伍，正值北京当局在新疆加剧大规模拘留政策之际。据《纽约时报》报道，留长胡须、学习阿拉伯语或进行礼拜等行为，都可能成为被指控“宗教极端化”而遭到拘留的借口。
张回忆起参与夜间突袭维吾尔族家庭、收缴《古兰经》及其他宗教物品的经历：“我通常是第一个冲进去的人，当时我真的相信他们是坏人。”他坦言，这种思想被不断灌输，以至于当时从未质疑过上级的命令。
2017年，张参与了将数百甚至上千名维吾尔族被拘留者转移到不同监狱的任务。据他描述，囚犯们被戴上手铐、蒙上头套，长途跋涉中只能用塑料桶解决排泄需求。而他的任务是在车上分发面包和水，他形容自己当时的角色是“为车上的乘客服务”。
他还曾负责监管约3000名被送往汉族农场采摘棉花的维吾尔族工人。工人们凌晨5点被叫醒，经过数小时车程前往棉田，直到深夜才能返回住处。
张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没有人逃跑，也没有人进行礼拜。他表示，当时他坚信官方关于“强制劳动”指控是为了抹黑中国的说法。
2021年，张被派往一个约有1700名维吾尔族人居住的村庄。他说，村里约40%的成年人曾被关进营地，约100人仍在监狱中。他的职责是调查那些被举报在家中礼拜、未参加每周升旗仪式，甚至进行锻炼的人。
他解释说，监控系统会自动对“异常”行为发出警报。如果某户人家的用电量异常，警察就会上门询问为何深夜不睡。
据张讲述，安全部门不仅有监控指标，还有拘留指标。从2023年起，他被要求每周必须提供一条能导致一人被捕的“情报”。如果完不成指标，他必须写检讨书，并被强制要求进行24小时值班。
2023年9月，张辞职前往广州，开始学习英语并试图通过VPN突破网络审查。当他在搜索栏输入“新疆”和前党委书记“陈全国”时，看到国际媒体将他工作的设施定义为“集中营”，他陷入了巨大的精神冲突，甚至彻夜难眠。
2024年，张正式辞去警察职务，并在此期间皈依了天主教。2025年8月，在参加欧洲旅游团时，他带着14岁的儿子脱团前往慕尼黑，并向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寻求帮助。
目前，张在德国申请了政治庇护，居住在难民中心，儿子被安置在附近的寄养机构，而他的妻子则留在了新疆，两人正处于离婚程序中。张表示，中国当局已冻结了他的银行账户，将他定性为“叛徒”，并对其家人施压。如今，他正向学者、记者和人权组织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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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警界生涯的良心拷问：从执行者到逃亡者，揭开新疆高墙后的残酷真相
曾在新疆服役九年的前警察张亚波（音译）逃亡德国后，首次公开披露了当地针对维吾尔族人的压迫内幕。他讲述了自己如何参与搜查《古兰经》、将礼拜者强行带走，以及在“铁墙”禁锢下，无数家庭被迫骨肉分离的惨痛经历。
图：Çinli polisten dehşet Uygur itirafı: Namaz kılanlara bakın ne yapıyorlarmış
曾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部门服役九年的前警察张亚波，在逃亡德国后，勇敢揭露了那段令人心碎的残酷真相。据他讲述，当时他们一旦发现有人礼拜，便会立即将其强行带走。他回忆起审讯室里不断传出的惨叫声，以及他们如何闯入民宅搜查《古兰经》，将维吾尔族人蒙上头套送往营地。
《纽约时报》刊登了这位曾长期参与压迫政策的张姓前警官的证词。据报道，今年六月，他在德国联邦议院向议员和人权捍卫者作证时，难掩泪水。张描述称，他工作了九年的新疆，就像一座被“铁墙”围困的巨大监狱。在他看来，这堵墙不仅囚禁了无数无辜的维吾尔人，也囚禁了那些被迫执行压迫政策之人的“灵魂”。
张亚波出生于1986年河南的一个贫困家庭，2006年赴新疆求学，毕业后曾从事数学教学。为了改善经济状况，他于2014年进入和田地区的一处拘留中心担任狱警，月薪从教师时期的400美元涨至650美元。
张讲述，他在拘留中心的工作包括监控录像、分发食物和药物，以及收集针对被拘留者的指控信息。他曾亲耳听到审讯室传来的惨叫，看到那些被剥夺睡眠、遭受殴打的囚犯。当时，他深信官方关于这些人是“恐怖分子”和“分裂分子”的叙事。
2016年底，张正式加入警察队伍，正值北京当局在新疆加剧大规模拘留政策之际。据《纽约时报》报道，留长胡须、学习阿拉伯语或进行礼拜等行为，都可能成为被指控“宗教极端化”而遭到拘留的借口。
张回忆起参与夜间突袭维吾尔族家庭、收缴《古兰经》及其他宗教物品的经历：“我通常是第一个冲进去的人，当时我真的相信他们是坏人。”他坦言，这种思想被不断灌输，以至于当时从未质疑过上级的命令。
2017年，张参与了将数百甚至上千名维吾尔族被拘留者转移到不同监狱的任务。据他描述，囚犯们被戴上手铐、蒙上头套，长途跋涉中只能用塑料桶解决排泄需求。而他的任务是在车上分发面包和水，他形容自己当时的角色是“为车上的乘客服务”。
他还曾负责监管约3000名被送往汉族农场采摘棉花的维吾尔族工人。工人们凌晨5点被叫醒，经过数小时车程前往棉田，直到深夜才能返回住处。
张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没有人逃跑，也没有人进行礼拜。他表示，当时他坚信官方关于“强制劳动”指控是为了抹黑中国的说法。
2021年，张被派往一个约有1700名维吾尔族人居住的村庄。他说，村里约40%的成年人曾被关进营地，约100人仍在监狱中。他的职责是调查那些被举报在家中礼拜、未参加每周升旗仪式，甚至进行锻炼的人。
他解释说，监控系统会自动对“异常”行为发出警报。如果某户人家的用电量异常，警察就会上门询问为何深夜不睡。
据张讲述，安全部门不仅有监控指标，还有拘留指标。从2023年起，他被要求每周必须提供一条能导致一人被捕的“情报”。如果完不成指标，他必须写检讨书，并被强制要求进行24小时值班。
2023年9月，张辞职前往广州，开始学习英语并试图通过VPN突破网络审查。当他在搜索栏输入“新疆”和前党委书记“陈全国”时，看到国际媒体将他工作的设施定义为“集中营”，他陷入了巨大的精神冲突，甚至彻夜难眠。
2024年，张正式辞去警察职务，并在此期间皈依了天主教。2025年8月，在参加欧洲旅游团时，他带着14岁的儿子脱团前往慕尼黑，并向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寻求帮助。
目前，张在德国申请了政治庇护，居住在难民中心，儿子被安置在附近的寄养机构，而他的妻子则留在了新疆，两人正处于离婚程序中。张表示，中国当局已冻结了他的银行账户，将他定性为“叛徒”，并对其家人施压。如今，他正向学者、记者和人权组织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
九年警界生涯的良心拷问：从执行者到逃亡者，揭开新疆高墙后的残酷真相
曾在新疆服役九年的前警察张亚波（音译）逃亡德国后，首次公开披露了当地针对维吾尔族人的压迫内幕。他讲述了自己如何参与搜查《古兰经》、将礼拜者强行带走，以及在“铁墙”禁锢下，无数家庭被迫骨肉分离的惨痛经历。
图：Çinli polisten dehşet Uygur itirafı: Namaz kılanlara bakın ne yapıyorlarmış
曾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部门服役九年的前警察张亚波，在逃亡德国后，勇敢揭露了那段令人心碎的残酷真相。据他讲述，当时他们一旦发现有人礼拜，便会立即将其强行带走。他回忆起审讯室里不断传出的惨叫声，以及他们如何闯入民宅搜查《古兰经》，将维吾尔族人蒙上头套送往营地。
《纽约时报》刊登了这位曾长期参与压迫政策的张姓前警官的证词。据报道，今年六月，他在德国联邦议院向议员和人权捍卫者作证时，难掩泪水。张描述称，他工作了九年的新疆，就像一座被“铁墙”围困的巨大监狱。在他看来，这堵墙不仅囚禁了无数无辜的维吾尔人，也囚禁了那些被迫执行压迫政策之人的“灵魂”。
张亚波出生于1986年河南的一个贫困家庭，2006年赴新疆求学，毕业后曾从事数学教学。为了改善经济状况，他于2014年进入和田地区的一处拘留中心担任狱警，月薪从教师时期的400美元涨至650美元。
张讲述，他在拘留中心的工作包括监控录像、分发食物和药物，以及收集针对被拘留者的指控信息。他曾亲耳听到审讯室传来的惨叫，看到那些被剥夺睡眠、遭受殴打的囚犯。当时，他深信官方关于这些人是“恐怖分子”和“分裂分子”的叙事。
2016年底，张正式加入警察队伍，正值北京当局在新疆加剧大规模拘留政策之际。据《纽约时报》报道，留长胡须、学习阿拉伯语或进行礼拜等行为，都可能成为被指控“宗教极端化”而遭到拘留的借口。
张回忆起参与夜间突袭维吾尔族家庭、收缴《古兰经》及其他宗教物品的经历：“我通常是第一个冲进去的人，当时我真的相信他们是坏人。”他坦言，这种思想被不断灌输，以至于当时从未质疑过上级的命令。
2017年，张参与了将数百甚至上千名维吾尔族被拘留者转移到不同监狱的任务。据他描述，囚犯们被戴上手铐、蒙上头套，长途跋涉中只能用塑料桶解决排泄需求。而他的任务是在车上分发面包和水，他形容自己当时的角色是“为车上的乘客服务”。
他还曾负责监管约3000名被送往汉族农场采摘棉花的维吾尔族工人。工人们凌晨5点被叫醒，经过数小时车程前往棉田，直到深夜才能返回住处。
张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没有人逃跑，也没有人进行礼拜。他表示，当时他坚信官方关于“强制劳动”指控是为了抹黑中国的说法。
2021年，张被派往一个约有1700名维吾尔族人居住的村庄。他说，村里约40%的成年人曾被关进营地，约100人仍在监狱中。他的职责是调查那些被举报在家中礼拜、未参加每周升旗仪式，甚至进行锻炼的人。
他解释说，监控系统会自动对“异常”行为发出警报。如果某户人家的用电量异常，警察就会上门询问为何深夜不睡。
据张讲述，安全部门不仅有监控指标，还有拘留指标。从2023年起，他被要求每周必须提供一条能导致一人被捕的“情报”。如果完不成指标，他必须写检讨书，并被强制要求进行24小时值班。
2023年9月，张辞职前往广州，开始学习英语并试图通过VPN突破网络审查。当他在搜索栏输入“新疆”和前党委书记“陈全国”时，看到国际媒体将他工作的设施定义为“集中营”，他陷入了巨大的精神冲突，甚至彻夜难眠。
2024年，张正式辞去警察职务，并在此期间皈依了天主教。2025年8月，在参加欧洲旅游团时，他带着14岁的儿子脱团前往慕尼黑，并向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寻求帮助。
目前，张在德国申请了政治庇护，居住在难民中心，儿子被安置在附近的寄养机构，而他的妻子则留在了新疆，两人正处于离婚程序中。张表示，中国当局已冻结了他的银行账户，将他定性为“叛徒”，并对其家人施压。如今，他正向学者、记者和人权组织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
喀什维吾尔人被强迫学习中共制定的“民族团结法”，每天早上十点半必须去街道办打卡学习
人权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3 次浏览 • 2026-07-29 04:45
在实施了所谓的“民族团结法”之后，当地政府就开始强迫大家去学习相关内容。一位喀什的维吾尔人暗示说，他们现在每天都得去街道办打卡学习。这段视频里拍的就是：“每天早上十点半，喀什的居民们都得搬着折叠凳出来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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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了所谓的“民族团结法”之后，当地政府就开始强迫大家去学习相关内容。一位喀什的维吾尔人暗示说，他们现在每天都得去街道办打卡学习。这段视频里拍的就是：“每天早上十点半，喀什的居民们都得搬着折叠凳出来集合”。
土耳其旅游博主亲历东突厥斯坦：为何在喀什连一座能做礼拜的清真寺都找不到？
人权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0 次浏览 • 2026-07-29 04:44
一位土耳其博主去了一趟被中国占领了约77年的东突厥斯坦，结果发现他在喀什市连个能做主麻礼拜的清真寺都找不到。
他表示，当地大部分清真寺要么被封锁了，要么早就被拆掉了。
新疆，是中国共产党实行少数民族文化灭绝政策的试验田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5 次浏览 • 1 天前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图片说明：控制的网络。
中国共产党在维吾尔地区的镇压，通常被人们作为一场区域性的人权危机来进行讨论。然而，它的内涵远不止于此。该地区实际上已经充当了一座实验室，用于测试一种将发展、福利、文化政策、家庭纽带、商业、媒体和警务融为一体的政治控制治理模式。
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绝非仅仅是经济援助；“民族团结”绝非仅仅是对相互尊重的呼吁；“结对认亲”也绝非仅仅是一项社会福利项目。这些都是用于侵入私人生活、收集个人信息、重塑政治认同以及确保对党国体制忠诚的统治工具。
同样的治理逻辑也延伸到了中国国境之外。它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商业网络、友好城市伙伴关系、文化机构、媒体、华文教育、外国汉学家以及海外警务联络机制而在全球范围内运作。
在维吾尔地区内部，这一体系是通过直接的强制力来强制推行的。而在海外，它则是通过组织渗透、渠道准入、经济纽带、政治动员和叙事控制来推进的。两者的推行手段虽有不同，但其政治目的却毫无二致：那就是通过将人际关系转化为国家基础设施，以此无限延伸北京的权力触角。
2024年7月《人民政协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公开阐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从来都不仅是一项纯粹的经济工作。”
这一体系通过干部派驻、国有企业、学校、投资、工业项目、文化交流以及常设行政机构，将中国内地的十九个省市与维吾尔地区紧密绑定在一起。其官方宣称的战略目标是实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一篇文章还引述了习近平关于“文化润疆”的战略论述。官方将其明确解释为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认同以及“人心向背”的战略举措。
这正是该政策的核心本质所在：将经济援助用作换取政治顺从的筹码；教育、文化、就业、基层治理与投资，全部沦为北京试图重塑其统治下民众民族认同的工具。
新华社在2025年关于该地区成立七十周年的报道中，同样大肆赞颂了该地区融入国家整体发展、资源开发、“一带一路”走廊以及欧亚物流大通道的进程。报道高度赞扬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文化融合，以及维吾尔地区与十九个对口援疆省市之间日益深化的紧密联系。
官方的宣传叙事将政治统治精心包装成了一部施恩布惠的温情故事。它将维吾尔家园彻底纳入中国的安全、经济与地缘政治战略版图的行径，美化成了所谓民族和谐的生动证据。
图片说明：习近平在新疆：民族和谐的虚构神话。
这种治理模式在国内最赤裸的表现，就是国家直接将汉族官员强行安插进维吾尔人的家庭之中。
2014年，一份中共官方出版物宣布，到2016年，将有20万名干部通过“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简称“访惠聚”）驻村工作，每人在基层驻扎一年。该运动的明确任务包括改善民生、加强民族团结、管理宗教事务、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宣传教育以及强化基层控制。
同一出版物还详细描述了如何为每家每户建立家庭档案、监控人员流动，并构建一套能够使官员全天候掌握每名居民行踪的严密系统。
随后，这项运动通过“结对认亲”活动进一步升级扩大。主要由汉族构成的官员直接住进维吾尔人家中，与当地家庭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调查报告中详实记录了这一过程：驻家官员被严格要求在维吾尔家庭内部识别并向上汇报所谓的“问题思想”，包括宗教虔诚程度的迹象、未经批准的宗教读物、祈祷行为、着装风格，以及对国家政策哪怕最轻微的不满情绪。
因此，“结对认亲”的实质就是彻底摧毁私人生活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所有界限。中共将人际亲密关系、家庭生活和好客传统，异化成了用于实施国家监控和政治规训的强制性渠道。
北京在海外同样推行着一套平行的统治逻辑：海外华人社区绝不被视为在政治上独立于中国的群体，而是被定义为国家力量在全球的有机延伸。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2024年1月发布的《关于新时代侨务工作的报告》中，明确将侨务工作定性为“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
这种政策定性对于理解北京的全球策略至关重要。海外侨务工作被全面整合进中共的统一战线体系之中。统战部的核心职责，就是通过动员党外群体、非国家组织以及国际网络，来服务于党国的核心政治战略目标。
国务院的上述报告明确要求在海外积极培植“友我力量”；利用地缘、血缘和亲情纽带深化与海外华人的联系；引导海外侨胞在讲好中国故事、维护国家统一、促进中外经贸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026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全球六千多万海外华侨华人称作“宝贵的战略资源”，盛赞他们“心系桑梓”、融通中外，强调要将海外侨胞的力量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新华社在2026年7月发表的另一篇深度报道中，进一步阐明了这种制度逻辑：它将海外侨务工作直接置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核心大局之中，要求海外侨社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
党国体制的立场是极其明确的：海外华人社群构成了中国国家力量在海外的延伸网络，是协助实现地缘政治目标、收集外部信息、引导国际舆论以及压制海外异见声音的重要依托。
海外华人网络被动员起来，绝非仅仅用于一般的商业往来或常规文化交流。它们还被用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背书北京关于维吾尔地区的官方宣传叙事。
《中国日报》（China Daily）在2015年的一篇专题报道中，广泛收集了海外华人商界代表、侨团领袖以及华文媒体负责人的公开发言，他们高度赞扬了中共在维吾尔地区的反恐政策与发展成就，将其描绘为打击极端主义和维护社会繁荣的必要举措。
这种动员在政治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含义：生活在境内的维吾尔人被完全剥夺了公开质疑官方叙事的自由；而生活在海外的侨民网络则被组织起来，在国际舞台上重复并放大党国的宣传话语，从而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出一种广泛支持官方政策的虚假民意表象。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2025年的工作综述中，将涉疆工作、民族政策、宗教事务、侨务工作以及海外统战工作，全部统摄在党领导下的“凝心聚力”大统战格局之中。综述将海外侨务工作描述为捍卫中国“核心利益”、推进民族复兴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维吾尔地区的国内高压治理，与对中国全球国家形象的海外公关运作，绝非彼此割裂的两项政策。它们是同属于党国整体战略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图片说明：作为两座城市合作的一部分，巴塞罗那启动“2026上海之夏”。（图源：X）
“友好城市”外交构成了这一渗透基础设施的另一重要层级。
北京将城市与城市之间、省份与省份之间的结对关系描绘为纯粹的民间友好交往。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这些渠道被系统性地构建成连接外国地方官员、商业协会、文化机构、大学院校、旅游机构以及海外华人社团的制度化网络，用以服务于中国更为广泛的国家战略议程。
中国-西班牙商会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上海与巴塞罗那之间的友好城市关系，为政府间对话、商业市场准入以及西班牙企业在上海的业务扩张提供了重要平台。该商会将自身定位为连接公共权力机构与企业实体的战略桥梁。
表面上使用的是友谊的温情修辞，实质上发挥的则是政治与经济渗透的准入功能。
深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在20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表述得更为直白：它将国际友城关系直接定性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渠道”。文章详细描述了一种“市-区-节点”联动的立体网络模式，通过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的紧密协同，将地方外事部门与企业、港口、机场、学校、医院、文化机构以及科研机构紧密串联在一起。
该官方报道进一步将友城工作描述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搭建经贸投资平台、设立海外创新中心、开展对外文化传播、提供对外援助以及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抓手，并将深圳与巴塞罗那之间的经贸投资往来作为典型案例予以重点推介。
这绝非仅仅是象征性的礼仪外交，而是一种在外国社会和公共机构内部建立长期、稳固渗透渠道的制度化手段。
2017年在海牙举行的中荷友城大会，被明确置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框架下举办。中方代表指出，此次大会释放出两国地方政府将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信号。中国与荷兰的地方政府机构、商界领袖、海外侨团以及文化机构，被全部整合进同一个统战与合作网络之中。
这正是北京在国内推行的“对口援建”逻辑在海外的精确翻版。在维吾尔地区，党利用对口援助机制将一个被统治的边缘区域，与来自中国内地其他省份的行政机构、国企巨头、学校院校和干部队伍牢牢绑定在一起；而在欧洲，它则利用友城外交将外国地方机构与商业网络，紧紧绑定在中国的经济与地缘战略战车之上。
同样的运作逻辑，也清晰体现在中国对其对外援助项目的官方定调之中。
“人民网”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理论文章中明确辩称，对外援助绝非“打肿脸充胖子”的单向施舍。文章公开指出，对外援助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巨大机遇，充当了对外劳务承包工程的先导开拓渠道，并有力带动了中国优势产品、装备与中国技术标准的全面出海。
这一点至关重要：官方频繁使用援助的修辞，是为了将国家权力的扩张与渗透伪装成具有人道主义、纯技术性或互利共赢的善举。而官方自身的历史档案却毫不避讳地承认了对外援助、商业准入、输出中国标准与拓展地缘战略影响力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种底层逻辑与北京在维吾尔地区的统治手段如出一辙：物质层面的利益援助从来都不是政治中立的。它系统性地构建出一种依附与从属关系，强行打开受援方的制度大门与市场准入，并将接收方置于中国国家主导的庞大控制网络之中。
海外“110”报警服务台网络的设立，则集中展现了如何通过“便民服务”的旗号将国家强制权力直接延伸至海外。
2022年1月，福州市公安局正式开通了面向海外福州籍侨胞的“海外110”报警服务台。官方公告将该项目描述为“平安福州”向海外延伸的创新举措，建立了一条由福州公安机关直接受理海外涉侨警情、并可根据需要在国内层层上报至公安部的跨境执法渠道。
这一官方平台仅仅是更为庞大的跨境警务网络的一个局部缩影。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在详尽的调查报告中证实，中国在全球至少五十三国家设立了多达102个海外警察服务站。调查发现充分证据表明，其中部分站点直接参与了绕过所在国正规司法与引渡程序的海外“劝返”秘密行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在深入调查中指出，这些海外警察服务站通常直接挂靠或嵌入在当地的海外华人同乡会及侨团商会之中。其内在逻辑与在维吾尔地区打磨成熟的维稳机制完全一致：提供便民服务是为了获得社会准入；社会准入是为了高效收集情报；而情报的大量掌握最终则是为了实施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
图片说明：中国宣传画中的汉维友谊形象。
北京同时还在积极致力于将外国学者培植为服务于其国际大外宣体系的战略工具。
《中国日报》在2024年12月发表的两篇专题文章中，明确呼吁将外国汉学家视作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资产。其中一篇文章将外国汉学家形象地比喻为播撒在海外“土壤”中的中华文化“种子”，强调要通过精心培育来降低当地环境对中国话语的“排异反应”，呼吁汉学家协助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积极在海外为中国发声。
另一篇文章则针对外国汉学家提出了更加精细的“一人一史”建档跟踪战略。该战略要求系统收集并深入分析外国学者的个人动机、学术履历、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对华认知态度、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反应，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程度。
其明确目标在于建立庞大的学者数据库，精准识别行为模式，研判潜在政治风险，定向投放学术资源，从而精准指导中国的国际传播与统战策略。文章甚至公开要求外国青年汉学家学会运用“中国思维”来理解中国与当代世界。
这根本不是平等的学术交流，而是为了服务于北京对外大外宣叙事而对外国学术权威进行的政治招安与制度化培育。
生活在铁腕统治下的维吾尔人，在长期的切肤之痛中最清楚北京这套政治话语在现实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经济发展”可能意味着剥夺传统生计与强迫同化；“对口援助”可能意味着行政力量与监控体系的全面渗透；“民族团结”可能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对私人家庭生活的蛮横践踏；“便民服务”可能蜕变为全天候的特务监控；“文化润疆”可能意味着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宗教、历史记忆与独特认同的彻底抹杀。在精心编织的繁荣故事背后，掩盖的始终是一整套冷酷运转的高压镇压机器。
正是同一个党国体制，如今正在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友城合作纽带、经贸投资、文化交流、华文媒体、教育渗透、学术招安、对外援助以及跨境警务联络等多元渠道，将其政治影响力不可阻挡地向全球延伸。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毫不掩饰地将这些跨国网络定义为汇聚各方人群、调度战略资源、掌控国际叙事以及聚拢政治效忠的有力武器，全力服务于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全球扩张。
维吾尔地区的遭遇，以最公开、最赤裸、最强制的形式向世人揭示了这一整套治理逻辑的本质运作机制；而在中国国境之外，同样的治理逻辑正在通过地方渠道准入、高度组织化的网络渗透、经济依附绑定、文化合法性伪装以及政治动员手段隐蔽而高效地运转着。
尽管在不同语境下所使用的宣传话语不断变换，但其背后的极权控制体系与政治野心却始终如一。 查看全部
图片说明：控制的网络。
中国共产党在维吾尔地区的镇压，通常被人们作为一场区域性的人权危机来进行讨论。然而，它的内涵远不止于此。该地区实际上已经充当了一座实验室，用于测试一种将发展、福利、文化政策、家庭纽带、商业、媒体和警务融为一体的政治控制治理模式。
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绝非仅仅是经济援助；“民族团结”绝非仅仅是对相互尊重的呼吁；“结对认亲”也绝非仅仅是一项社会福利项目。这些都是用于侵入私人生活、收集个人信息、重塑政治认同以及确保对党国体制忠诚的统治工具。
同样的治理逻辑也延伸到了中国国境之外。它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商业网络、友好城市伙伴关系、文化机构、媒体、华文教育、外国汉学家以及海外警务联络机制而在全球范围内运作。
在维吾尔地区内部，这一体系是通过直接的强制力来强制推行的。而在海外，它则是通过组织渗透、渠道准入、经济纽带、政治动员和叙事控制来推进的。两者的推行手段虽有不同，但其政治目的却毫无二致：那就是通过将人际关系转化为国家基础设施，以此无限延伸北京的权力触角。
2024年7月《人民政协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公开阐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从来都不仅是一项纯粹的经济工作。”
这一体系通过干部派驻、国有企业、学校、投资、工业项目、文化交流以及常设行政机构，将中国内地的十九个省市与维吾尔地区紧密绑定在一起。其官方宣称的战略目标是实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一篇文章还引述了习近平关于“文化润疆”的战略论述。官方将其明确解释为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认同以及“人心向背”的战略举措。
这正是该政策的核心本质所在：将经济援助用作换取政治顺从的筹码；教育、文化、就业、基层治理与投资，全部沦为北京试图重塑其统治下民众民族认同的工具。
新华社在2025年关于该地区成立七十周年的报道中，同样大肆赞颂了该地区融入国家整体发展、资源开发、“一带一路”走廊以及欧亚物流大通道的进程。报道高度赞扬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文化融合，以及维吾尔地区与十九个对口援疆省市之间日益深化的紧密联系。
官方的宣传叙事将政治统治精心包装成了一部施恩布惠的温情故事。它将维吾尔家园彻底纳入中国的安全、经济与地缘政治战略版图的行径，美化成了所谓民族和谐的生动证据。
图片说明：习近平在新疆：民族和谐的虚构神话。
这种治理模式在国内最赤裸的表现，就是国家直接将汉族官员强行安插进维吾尔人的家庭之中。
2014年，一份中共官方出版物宣布，到2016年，将有20万名干部通过“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简称“访惠聚”）驻村工作，每人在基层驻扎一年。该运动的明确任务包括改善民生、加强民族团结、管理宗教事务、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宣传教育以及强化基层控制。
同一出版物还详细描述了如何为每家每户建立家庭档案、监控人员流动，并构建一套能够使官员全天候掌握每名居民行踪的严密系统。
随后，这项运动通过“结对认亲”活动进一步升级扩大。主要由汉族构成的官员直接住进维吾尔人家中，与当地家庭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调查报告中详实记录了这一过程：驻家官员被严格要求在维吾尔家庭内部识别并向上汇报所谓的“问题思想”，包括宗教虔诚程度的迹象、未经批准的宗教读物、祈祷行为、着装风格，以及对国家政策哪怕最轻微的不满情绪。
因此，“结对认亲”的实质就是彻底摧毁私人生活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所有界限。中共将人际亲密关系、家庭生活和好客传统，异化成了用于实施国家监控和政治规训的强制性渠道。
北京在海外同样推行着一套平行的统治逻辑：海外华人社区绝不被视为在政治上独立于中国的群体，而是被定义为国家力量在全球的有机延伸。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2024年1月发布的《关于新时代侨务工作的报告》中，明确将侨务工作定性为“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
这种政策定性对于理解北京的全球策略至关重要。海外侨务工作被全面整合进中共的统一战线体系之中。统战部的核心职责，就是通过动员党外群体、非国家组织以及国际网络，来服务于党国的核心政治战略目标。
国务院的上述报告明确要求在海外积极培植“友我力量”；利用地缘、血缘和亲情纽带深化与海外华人的联系；引导海外侨胞在讲好中国故事、维护国家统一、促进中外经贸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026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全球六千多万海外华侨华人称作“宝贵的战略资源”，盛赞他们“心系桑梓”、融通中外，强调要将海外侨胞的力量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新华社在2026年7月发表的另一篇深度报道中，进一步阐明了这种制度逻辑：它将海外侨务工作直接置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核心大局之中，要求海外侨社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
党国体制的立场是极其明确的：海外华人社群构成了中国国家力量在海外的延伸网络，是协助实现地缘政治目标、收集外部信息、引导国际舆论以及压制海外异见声音的重要依托。
海外华人网络被动员起来，绝非仅仅用于一般的商业往来或常规文化交流。它们还被用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背书北京关于维吾尔地区的官方宣传叙事。
《中国日报》（China Daily）在2015年的一篇专题报道中，广泛收集了海外华人商界代表、侨团领袖以及华文媒体负责人的公开发言，他们高度赞扬了中共在维吾尔地区的反恐政策与发展成就，将其描绘为打击极端主义和维护社会繁荣的必要举措。
这种动员在政治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含义：生活在境内的维吾尔人被完全剥夺了公开质疑官方叙事的自由；而生活在海外的侨民网络则被组织起来，在国际舞台上重复并放大党国的宣传话语，从而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出一种广泛支持官方政策的虚假民意表象。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2025年的工作综述中，将涉疆工作、民族政策、宗教事务、侨务工作以及海外统战工作，全部统摄在党领导下的“凝心聚力”大统战格局之中。综述将海外侨务工作描述为捍卫中国“核心利益”、推进民族复兴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维吾尔地区的国内高压治理，与对中国全球国家形象的海外公关运作，绝非彼此割裂的两项政策。它们是同属于党国整体战略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图片说明：作为两座城市合作的一部分，巴塞罗那启动“2026上海之夏”。（图源：X）
“友好城市”外交构成了这一渗透基础设施的另一重要层级。
北京将城市与城市之间、省份与省份之间的结对关系描绘为纯粹的民间友好交往。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这些渠道被系统性地构建成连接外国地方官员、商业协会、文化机构、大学院校、旅游机构以及海外华人社团的制度化网络，用以服务于中国更为广泛的国家战略议程。
中国-西班牙商会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上海与巴塞罗那之间的友好城市关系，为政府间对话、商业市场准入以及西班牙企业在上海的业务扩张提供了重要平台。该商会将自身定位为连接公共权力机构与企业实体的战略桥梁。
表面上使用的是友谊的温情修辞，实质上发挥的则是政治与经济渗透的准入功能。
深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在20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表述得更为直白：它将国际友城关系直接定性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渠道”。文章详细描述了一种“市-区-节点”联动的立体网络模式，通过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的紧密协同，将地方外事部门与企业、港口、机场、学校、医院、文化机构以及科研机构紧密串联在一起。
该官方报道进一步将友城工作描述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搭建经贸投资平台、设立海外创新中心、开展对外文化传播、提供对外援助以及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抓手，并将深圳与巴塞罗那之间的经贸投资往来作为典型案例予以重点推介。
这绝非仅仅是象征性的礼仪外交，而是一种在外国社会和公共机构内部建立长期、稳固渗透渠道的制度化手段。
2017年在海牙举行的中荷友城大会，被明确置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框架下举办。中方代表指出，此次大会释放出两国地方政府将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信号。中国与荷兰的地方政府机构、商界领袖、海外侨团以及文化机构，被全部整合进同一个统战与合作网络之中。
这正是北京在国内推行的“对口援建”逻辑在海外的精确翻版。在维吾尔地区，党利用对口援助机制将一个被统治的边缘区域，与来自中国内地其他省份的行政机构、国企巨头、学校院校和干部队伍牢牢绑定在一起；而在欧洲，它则利用友城外交将外国地方机构与商业网络，紧紧绑定在中国的经济与地缘战略战车之上。
同样的运作逻辑，也清晰体现在中国对其对外援助项目的官方定调之中。
“人民网”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理论文章中明确辩称，对外援助绝非“打肿脸充胖子”的单向施舍。文章公开指出，对外援助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巨大机遇，充当了对外劳务承包工程的先导开拓渠道，并有力带动了中国优势产品、装备与中国技术标准的全面出海。
这一点至关重要：官方频繁使用援助的修辞，是为了将国家权力的扩张与渗透伪装成具有人道主义、纯技术性或互利共赢的善举。而官方自身的历史档案却毫不避讳地承认了对外援助、商业准入、输出中国标准与拓展地缘战略影响力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种底层逻辑与北京在维吾尔地区的统治手段如出一辙：物质层面的利益援助从来都不是政治中立的。它系统性地构建出一种依附与从属关系，强行打开受援方的制度大门与市场准入，并将接收方置于中国国家主导的庞大控制网络之中。
海外“110”报警服务台网络的设立，则集中展现了如何通过“便民服务”的旗号将国家强制权力直接延伸至海外。
2022年1月，福州市公安局正式开通了面向海外福州籍侨胞的“海外110”报警服务台。官方公告将该项目描述为“平安福州”向海外延伸的创新举措，建立了一条由福州公安机关直接受理海外涉侨警情、并可根据需要在国内层层上报至公安部的跨境执法渠道。
这一官方平台仅仅是更为庞大的跨境警务网络的一个局部缩影。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在详尽的调查报告中证实，中国在全球至少五十三国家设立了多达102个海外警察服务站。调查发现充分证据表明，其中部分站点直接参与了绕过所在国正规司法与引渡程序的海外“劝返”秘密行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在深入调查中指出，这些海外警察服务站通常直接挂靠或嵌入在当地的海外华人同乡会及侨团商会之中。其内在逻辑与在维吾尔地区打磨成熟的维稳机制完全一致：提供便民服务是为了获得社会准入；社会准入是为了高效收集情报；而情报的大量掌握最终则是为了实施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
图片说明：中国宣传画中的汉维友谊形象。
北京同时还在积极致力于将外国学者培植为服务于其国际大外宣体系的战略工具。
《中国日报》在2024年12月发表的两篇专题文章中，明确呼吁将外国汉学家视作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资产。其中一篇文章将外国汉学家形象地比喻为播撒在海外“土壤”中的中华文化“种子”，强调要通过精心培育来降低当地环境对中国话语的“排异反应”，呼吁汉学家协助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积极在海外为中国发声。
另一篇文章则针对外国汉学家提出了更加精细的“一人一史”建档跟踪战略。该战略要求系统收集并深入分析外国学者的个人动机、学术履历、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对华认知态度、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反应，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程度。
其明确目标在于建立庞大的学者数据库，精准识别行为模式，研判潜在政治风险，定向投放学术资源，从而精准指导中国的国际传播与统战策略。文章甚至公开要求外国青年汉学家学会运用“中国思维”来理解中国与当代世界。
这根本不是平等的学术交流，而是为了服务于北京对外大外宣叙事而对外国学术权威进行的政治招安与制度化培育。
生活在铁腕统治下的维吾尔人，在长期的切肤之痛中最清楚北京这套政治话语在现实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经济发展”可能意味着剥夺传统生计与强迫同化；“对口援助”可能意味着行政力量与监控体系的全面渗透；“民族团结”可能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对私人家庭生活的蛮横践踏；“便民服务”可能蜕变为全天候的特务监控；“文化润疆”可能意味着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宗教、历史记忆与独特认同的彻底抹杀。在精心编织的繁荣故事背后，掩盖的始终是一整套冷酷运转的高压镇压机器。
正是同一个党国体制，如今正在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友城合作纽带、经贸投资、文化交流、华文媒体、教育渗透、学术招安、对外援助以及跨境警务联络等多元渠道，将其政治影响力不可阻挡地向全球延伸。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毫不掩饰地将这些跨国网络定义为汇聚各方人群、调度战略资源、掌控国际叙事以及聚拢政治效忠的有力武器，全力服务于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全球扩张。
维吾尔地区的遭遇，以最公开、最赤裸、最强制的形式向世人揭示了这一整套治理逻辑的本质运作机制；而在中国国境之外，同样的治理逻辑正在通过地方渠道准入、高度组织化的网络渗透、经济依附绑定、文化合法性伪装以及政治动员手段隐蔽而高效地运转着。
尽管在不同语境下所使用的宣传话语不断变换，但其背后的极权控制体系与政治野心却始终如一。 查看全部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图片说明：控制的网络。
中国共产党在维吾尔地区的镇压，通常被人们作为一场区域性的人权危机来进行讨论。然而，它的内涵远不止于此。该地区实际上已经充当了一座实验室，用于测试一种将发展、福利、文化政策、家庭纽带、商业、媒体和警务融为一体的政治控制治理模式。
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绝非仅仅是经济援助；“民族团结”绝非仅仅是对相互尊重的呼吁；“结对认亲”也绝非仅仅是一项社会福利项目。这些都是用于侵入私人生活、收集个人信息、重塑政治认同以及确保对党国体制忠诚的统治工具。
同样的治理逻辑也延伸到了中国国境之外。它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商业网络、友好城市伙伴关系、文化机构、媒体、华文教育、外国汉学家以及海外警务联络机制而在全球范围内运作。
在维吾尔地区内部，这一体系是通过直接的强制力来强制推行的。而在海外，它则是通过组织渗透、渠道准入、经济纽带、政治动员和叙事控制来推进的。两者的推行手段虽有不同，但其政治目的却毫无二致：那就是通过将人际关系转化为国家基础设施，以此无限延伸北京的权力触角。
2024年7月《人民政协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公开阐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从来都不仅是一项纯粹的经济工作。”
这一体系通过干部派驻、国有企业、学校、投资、工业项目、文化交流以及常设行政机构，将中国内地的十九个省市与维吾尔地区紧密绑定在一起。其官方宣称的战略目标是实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一篇文章还引述了习近平关于“文化润疆”的战略论述。官方将其明确解释为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认同以及“人心向背”的战略举措。
这正是该政策的核心本质所在：将经济援助用作换取政治顺从的筹码；教育、文化、就业、基层治理与投资，全部沦为北京试图重塑其统治下民众民族认同的工具。
新华社在2025年关于该地区成立七十周年的报道中，同样大肆赞颂了该地区融入国家整体发展、资源开发、“一带一路”走廊以及欧亚物流大通道的进程。报道高度赞扬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文化融合，以及维吾尔地区与十九个对口援疆省市之间日益深化的紧密联系。
官方的宣传叙事将政治统治精心包装成了一部施恩布惠的温情故事。它将维吾尔家园彻底纳入中国的安全、经济与地缘政治战略版图的行径，美化成了所谓民族和谐的生动证据。
图片说明：习近平在新疆：民族和谐的虚构神话。
这种治理模式在国内最赤裸的表现，就是国家直接将汉族官员强行安插进维吾尔人的家庭之中。
2014年，一份中共官方出版物宣布，到2016年，将有20万名干部通过“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简称“访惠聚”）驻村工作，每人在基层驻扎一年。该运动的明确任务包括改善民生、加强民族团结、管理宗教事务、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宣传教育以及强化基层控制。
同一出版物还详细描述了如何为每家每户建立家庭档案、监控人员流动，并构建一套能够使官员全天候掌握每名居民行踪的严密系统。
随后，这项运动通过“结对认亲”活动进一步升级扩大。主要由汉族构成的官员直接住进维吾尔人家中，与当地家庭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调查报告中详实记录了这一过程：驻家官员被严格要求在维吾尔家庭内部识别并向上汇报所谓的“问题思想”，包括宗教虔诚程度的迹象、未经批准的宗教读物、祈祷行为、着装风格，以及对国家政策哪怕最轻微的不满情绪。
因此，“结对认亲”的实质就是彻底摧毁私人生活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所有界限。中共将人际亲密关系、家庭生活和好客传统，异化成了用于实施国家监控和政治规训的强制性渠道。
北京在海外同样推行着一套平行的统治逻辑：海外华人社区绝不被视为在政治上独立于中国的群体，而是被定义为国家力量在全球的有机延伸。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2024年1月发布的《关于新时代侨务工作的报告》中，明确将侨务工作定性为“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
这种政策定性对于理解北京的全球策略至关重要。海外侨务工作被全面整合进中共的统一战线体系之中。统战部的核心职责，就是通过动员党外群体、非国家组织以及国际网络，来服务于党国的核心政治战略目标。
国务院的上述报告明确要求在海外积极培植“友我力量”；利用地缘、血缘和亲情纽带深化与海外华人的联系；引导海外侨胞在讲好中国故事、维护国家统一、促进中外经贸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026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全球六千多万海外华侨华人称作“宝贵的战略资源”，盛赞他们“心系桑梓”、融通中外，强调要将海外侨胞的力量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新华社在2026年7月发表的另一篇深度报道中，进一步阐明了这种制度逻辑：它将海外侨务工作直接置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核心大局之中，要求海外侨社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
党国体制的立场是极其明确的：海外华人社群构成了中国国家力量在海外的延伸网络，是协助实现地缘政治目标、收集外部信息、引导国际舆论以及压制海外异见声音的重要依托。
海外华人网络被动员起来，绝非仅仅用于一般的商业往来或常规文化交流。它们还被用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背书北京关于维吾尔地区的官方宣传叙事。
《中国日报》（China Daily）在2015年的一篇专题报道中，广泛收集了海外华人商界代表、侨团领袖以及华文媒体负责人的公开发言，他们高度赞扬了中共在维吾尔地区的反恐政策与发展成就，将其描绘为打击极端主义和维护社会繁荣的必要举措。
这种动员在政治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含义：生活在境内的维吾尔人被完全剥夺了公开质疑官方叙事的自由；而生活在海外的侨民网络则被组织起来，在国际舞台上重复并放大党国的宣传话语，从而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出一种广泛支持官方政策的虚假民意表象。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2025年的工作综述中，将涉疆工作、民族政策、宗教事务、侨务工作以及海外统战工作，全部统摄在党领导下的“凝心聚力”大统战格局之中。综述将海外侨务工作描述为捍卫中国“核心利益”、推进民族复兴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维吾尔地区的国内高压治理，与对中国全球国家形象的海外公关运作，绝非彼此割裂的两项政策。它们是同属于党国整体战略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图片说明：作为两座城市合作的一部分，巴塞罗那启动“2026上海之夏”。（图源：X）
“友好城市”外交构成了这一渗透基础设施的另一重要层级。
北京将城市与城市之间、省份与省份之间的结对关系描绘为纯粹的民间友好交往。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这些渠道被系统性地构建成连接外国地方官员、商业协会、文化机构、大学院校、旅游机构以及海外华人社团的制度化网络，用以服务于中国更为广泛的国家战略议程。
中国-西班牙商会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上海与巴塞罗那之间的友好城市关系，为政府间对话、商业市场准入以及西班牙企业在上海的业务扩张提供了重要平台。该商会将自身定位为连接公共权力机构与企业实体的战略桥梁。
表面上使用的是友谊的温情修辞，实质上发挥的则是政治与经济渗透的准入功能。
深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在20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表述得更为直白：它将国际友城关系直接定性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渠道”。文章详细描述了一种“市-区-节点”联动的立体网络模式，通过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的紧密协同，将地方外事部门与企业、港口、机场、学校、医院、文化机构以及科研机构紧密串联在一起。
该官方报道进一步将友城工作描述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搭建经贸投资平台、设立海外创新中心、开展对外文化传播、提供对外援助以及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抓手，并将深圳与巴塞罗那之间的经贸投资往来作为典型案例予以重点推介。
这绝非仅仅是象征性的礼仪外交，而是一种在外国社会和公共机构内部建立长期、稳固渗透渠道的制度化手段。
2017年在海牙举行的中荷友城大会，被明确置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框架下举办。中方代表指出，此次大会释放出两国地方政府将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信号。中国与荷兰的地方政府机构、商界领袖、海外侨团以及文化机构，被全部整合进同一个统战与合作网络之中。
这正是北京在国内推行的“对口援建”逻辑在海外的精确翻版。在维吾尔地区，党利用对口援助机制将一个被统治的边缘区域，与来自中国内地其他省份的行政机构、国企巨头、学校院校和干部队伍牢牢绑定在一起；而在欧洲，它则利用友城外交将外国地方机构与商业网络，紧紧绑定在中国的经济与地缘战略战车之上。
同样的运作逻辑，也清晰体现在中国对其对外援助项目的官方定调之中。
“人民网”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理论文章中明确辩称，对外援助绝非“打肿脸充胖子”的单向施舍。文章公开指出，对外援助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巨大机遇，充当了对外劳务承包工程的先导开拓渠道，并有力带动了中国优势产品、装备与中国技术标准的全面出海。
这一点至关重要：官方频繁使用援助的修辞，是为了将国家权力的扩张与渗透伪装成具有人道主义、纯技术性或互利共赢的善举。而官方自身的历史档案却毫不避讳地承认了对外援助、商业准入、输出中国标准与拓展地缘战略影响力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种底层逻辑与北京在维吾尔地区的统治手段如出一辙：物质层面的利益援助从来都不是政治中立的。它系统性地构建出一种依附与从属关系，强行打开受援方的制度大门与市场准入，并将接收方置于中国国家主导的庞大控制网络之中。
海外“110”报警服务台网络的设立，则集中展现了如何通过“便民服务”的旗号将国家强制权力直接延伸至海外。
2022年1月，福州市公安局正式开通了面向海外福州籍侨胞的“海外110”报警服务台。官方公告将该项目描述为“平安福州”向海外延伸的创新举措，建立了一条由福州公安机关直接受理海外涉侨警情、并可根据需要在国内层层上报至公安部的跨境执法渠道。
这一官方平台仅仅是更为庞大的跨境警务网络的一个局部缩影。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在详尽的调查报告中证实，中国在全球至少五十三国家设立了多达102个海外警察服务站。调查发现充分证据表明，其中部分站点直接参与了绕过所在国正规司法与引渡程序的海外“劝返”秘密行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在深入调查中指出，这些海外警察服务站通常直接挂靠或嵌入在当地的海外华人同乡会及侨团商会之中。其内在逻辑与在维吾尔地区打磨成熟的维稳机制完全一致：提供便民服务是为了获得社会准入；社会准入是为了高效收集情报；而情报的大量掌握最终则是为了实施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
图片说明：中国宣传画中的汉维友谊形象。
北京同时还在积极致力于将外国学者培植为服务于其国际大外宣体系的战略工具。
《中国日报》在2024年12月发表的两篇专题文章中，明确呼吁将外国汉学家视作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资产。其中一篇文章将外国汉学家形象地比喻为播撒在海外“土壤”中的中华文化“种子”，强调要通过精心培育来降低当地环境对中国话语的“排异反应”，呼吁汉学家协助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积极在海外为中国发声。
另一篇文章则针对外国汉学家提出了更加精细的“一人一史”建档跟踪战略。该战略要求系统收集并深入分析外国学者的个人动机、学术履历、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对华认知态度、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反应，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程度。
其明确目标在于建立庞大的学者数据库，精准识别行为模式，研判潜在政治风险，定向投放学术资源，从而精准指导中国的国际传播与统战策略。文章甚至公开要求外国青年汉学家学会运用“中国思维”来理解中国与当代世界。
这根本不是平等的学术交流，而是为了服务于北京对外大外宣叙事而对外国学术权威进行的政治招安与制度化培育。
生活在铁腕统治下的维吾尔人，在长期的切肤之痛中最清楚北京这套政治话语在现实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经济发展”可能意味着剥夺传统生计与强迫同化；“对口援助”可能意味着行政力量与监控体系的全面渗透；“民族团结”可能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对私人家庭生活的蛮横践踏；“便民服务”可能蜕变为全天候的特务监控；“文化润疆”可能意味着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宗教、历史记忆与独特认同的彻底抹杀。在精心编织的繁荣故事背后，掩盖的始终是一整套冷酷运转的高压镇压机器。
正是同一个党国体制，如今正在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友城合作纽带、经贸投资、文化交流、华文媒体、教育渗透、学术招安、对外援助以及跨境警务联络等多元渠道，将其政治影响力不可阻挡地向全球延伸。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毫不掩饰地将这些跨国网络定义为汇聚各方人群、调度战略资源、掌控国际叙事以及聚拢政治效忠的有力武器，全力服务于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全球扩张。
维吾尔地区的遭遇，以最公开、最赤裸、最强制的形式向世人揭示了这一整套治理逻辑的本质运作机制；而在中国国境之外，同样的治理逻辑正在通过地方渠道准入、高度组织化的网络渗透、经济依附绑定、文化合法性伪装以及政治动员手段隐蔽而高效地运转着。
尽管在不同语境下所使用的宣传话语不断变换，但其背后的极权控制体系与政治野心却始终如一。
图片说明：控制的网络。
中国共产党在维吾尔地区的镇压，通常被人们作为一场区域性的人权危机来进行讨论。然而，它的内涵远不止于此。该地区实际上已经充当了一座实验室，用于测试一种将发展、福利、文化政策、家庭纽带、商业、媒体和警务融为一体的政治控制治理模式。
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绝非仅仅是经济援助；“民族团结”绝非仅仅是对相互尊重的呼吁；“结对认亲”也绝非仅仅是一项社会福利项目。这些都是用于侵入私人生活、收集个人信息、重塑政治认同以及确保对党国体制忠诚的统治工具。
同样的治理逻辑也延伸到了中国国境之外。它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商业网络、友好城市伙伴关系、文化机构、媒体、华文教育、外国汉学家以及海外警务联络机制而在全球范围内运作。
在维吾尔地区内部，这一体系是通过直接的强制力来强制推行的。而在海外，它则是通过组织渗透、渠道准入、经济纽带、政治动员和叙事控制来推进的。两者的推行手段虽有不同，但其政治目的却毫无二致：那就是通过将人际关系转化为国家基础设施，以此无限延伸北京的权力触角。
2024年7月《人民政协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公开阐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从来都不仅是一项纯粹的经济工作。”
这一体系通过干部派驻、国有企业、学校、投资、工业项目、文化交流以及常设行政机构，将中国内地的十九个省市与维吾尔地区紧密绑定在一起。其官方宣称的战略目标是实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一篇文章还引述了习近平关于“文化润疆”的战略论述。官方将其明确解释为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认同以及“人心向背”的战略举措。
这正是该政策的核心本质所在：将经济援助用作换取政治顺从的筹码；教育、文化、就业、基层治理与投资，全部沦为北京试图重塑其统治下民众民族认同的工具。
新华社在2025年关于该地区成立七十周年的报道中，同样大肆赞颂了该地区融入国家整体发展、资源开发、“一带一路”走廊以及欧亚物流大通道的进程。报道高度赞扬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文化融合，以及维吾尔地区与十九个对口援疆省市之间日益深化的紧密联系。
官方的宣传叙事将政治统治精心包装成了一部施恩布惠的温情故事。它将维吾尔家园彻底纳入中国的安全、经济与地缘政治战略版图的行径，美化成了所谓民族和谐的生动证据。
图片说明：习近平在新疆：民族和谐的虚构神话。
这种治理模式在国内最赤裸的表现，就是国家直接将汉族官员强行安插进维吾尔人的家庭之中。
2014年，一份中共官方出版物宣布，到2016年，将有20万名干部通过“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简称“访惠聚”）驻村工作，每人在基层驻扎一年。该运动的明确任务包括改善民生、加强民族团结、管理宗教事务、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宣传教育以及强化基层控制。
同一出版物还详细描述了如何为每家每户建立家庭档案、监控人员流动，并构建一套能够使官员全天候掌握每名居民行踪的严密系统。
随后，这项运动通过“结对认亲”活动进一步升级扩大。主要由汉族构成的官员直接住进维吾尔人家中，与当地家庭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调查报告中详实记录了这一过程：驻家官员被严格要求在维吾尔家庭内部识别并向上汇报所谓的“问题思想”，包括宗教虔诚程度的迹象、未经批准的宗教读物、祈祷行为、着装风格，以及对国家政策哪怕最轻微的不满情绪。
因此，“结对认亲”的实质就是彻底摧毁私人生活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所有界限。中共将人际亲密关系、家庭生活和好客传统，异化成了用于实施国家监控和政治规训的强制性渠道。
北京在海外同样推行着一套平行的统治逻辑：海外华人社区绝不被视为在政治上独立于中国的群体，而是被定义为国家力量在全球的有机延伸。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2024年1月发布的《关于新时代侨务工作的报告》中，明确将侨务工作定性为“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
这种政策定性对于理解北京的全球策略至关重要。海外侨务工作被全面整合进中共的统一战线体系之中。统战部的核心职责，就是通过动员党外群体、非国家组织以及国际网络，来服务于党国的核心政治战略目标。
国务院的上述报告明确要求在海外积极培植“友我力量”；利用地缘、血缘和亲情纽带深化与海外华人的联系；引导海外侨胞在讲好中国故事、维护国家统一、促进中外经贸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026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全球六千多万海外华侨华人称作“宝贵的战略资源”，盛赞他们“心系桑梓”、融通中外，强调要将海外侨胞的力量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新华社在2026年7月发表的另一篇深度报道中，进一步阐明了这种制度逻辑：它将海外侨务工作直接置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核心大局之中，要求海外侨社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
党国体制的立场是极其明确的：海外华人社群构成了中国国家力量在海外的延伸网络，是协助实现地缘政治目标、收集外部信息、引导国际舆论以及压制海外异见声音的重要依托。
海外华人网络被动员起来，绝非仅仅用于一般的商业往来或常规文化交流。它们还被用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背书北京关于维吾尔地区的官方宣传叙事。
《中国日报》（China Daily）在2015年的一篇专题报道中，广泛收集了海外华人商界代表、侨团领袖以及华文媒体负责人的公开发言，他们高度赞扬了中共在维吾尔地区的反恐政策与发展成就，将其描绘为打击极端主义和维护社会繁荣的必要举措。
这种动员在政治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含义：生活在境内的维吾尔人被完全剥夺了公开质疑官方叙事的自由；而生活在海外的侨民网络则被组织起来，在国际舞台上重复并放大党国的宣传话语，从而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出一种广泛支持官方政策的虚假民意表象。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2025年的工作综述中，将涉疆工作、民族政策、宗教事务、侨务工作以及海外统战工作，全部统摄在党领导下的“凝心聚力”大统战格局之中。综述将海外侨务工作描述为捍卫中国“核心利益”、推进民族复兴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维吾尔地区的国内高压治理，与对中国全球国家形象的海外公关运作，绝非彼此割裂的两项政策。它们是同属于党国整体战略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图片说明：作为两座城市合作的一部分，巴塞罗那启动“2026上海之夏”。（图源：X）
“友好城市”外交构成了这一渗透基础设施的另一重要层级。
北京将城市与城市之间、省份与省份之间的结对关系描绘为纯粹的民间友好交往。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这些渠道被系统性地构建成连接外国地方官员、商业协会、文化机构、大学院校、旅游机构以及海外华人社团的制度化网络，用以服务于中国更为广泛的国家战略议程。
中国-西班牙商会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上海与巴塞罗那之间的友好城市关系，为政府间对话、商业市场准入以及西班牙企业在上海的业务扩张提供了重要平台。该商会将自身定位为连接公共权力机构与企业实体的战略桥梁。
表面上使用的是友谊的温情修辞，实质上发挥的则是政治与经济渗透的准入功能。
深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在20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表述得更为直白：它将国际友城关系直接定性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渠道”。文章详细描述了一种“市-区-节点”联动的立体网络模式，通过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的紧密协同，将地方外事部门与企业、港口、机场、学校、医院、文化机构以及科研机构紧密串联在一起。
该官方报道进一步将友城工作描述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搭建经贸投资平台、设立海外创新中心、开展对外文化传播、提供对外援助以及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抓手，并将深圳与巴塞罗那之间的经贸投资往来作为典型案例予以重点推介。
这绝非仅仅是象征性的礼仪外交，而是一种在外国社会和公共机构内部建立长期、稳固渗透渠道的制度化手段。
2017年在海牙举行的中荷友城大会，被明确置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框架下举办。中方代表指出，此次大会释放出两国地方政府将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信号。中国与荷兰的地方政府机构、商界领袖、海外侨团以及文化机构，被全部整合进同一个统战与合作网络之中。
这正是北京在国内推行的“对口援建”逻辑在海外的精确翻版。在维吾尔地区，党利用对口援助机制将一个被统治的边缘区域，与来自中国内地其他省份的行政机构、国企巨头、学校院校和干部队伍牢牢绑定在一起；而在欧洲，它则利用友城外交将外国地方机构与商业网络，紧紧绑定在中国的经济与地缘战略战车之上。
同样的运作逻辑，也清晰体现在中国对其对外援助项目的官方定调之中。
“人民网”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理论文章中明确辩称，对外援助绝非“打肿脸充胖子”的单向施舍。文章公开指出，对外援助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巨大机遇，充当了对外劳务承包工程的先导开拓渠道，并有力带动了中国优势产品、装备与中国技术标准的全面出海。
这一点至关重要：官方频繁使用援助的修辞，是为了将国家权力的扩张与渗透伪装成具有人道主义、纯技术性或互利共赢的善举。而官方自身的历史档案却毫不避讳地承认了对外援助、商业准入、输出中国标准与拓展地缘战略影响力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种底层逻辑与北京在维吾尔地区的统治手段如出一辙：物质层面的利益援助从来都不是政治中立的。它系统性地构建出一种依附与从属关系，强行打开受援方的制度大门与市场准入，并将接收方置于中国国家主导的庞大控制网络之中。
海外“110”报警服务台网络的设立，则集中展现了如何通过“便民服务”的旗号将国家强制权力直接延伸至海外。
2022年1月，福州市公安局正式开通了面向海外福州籍侨胞的“海外110”报警服务台。官方公告将该项目描述为“平安福州”向海外延伸的创新举措，建立了一条由福州公安机关直接受理海外涉侨警情、并可根据需要在国内层层上报至公安部的跨境执法渠道。
这一官方平台仅仅是更为庞大的跨境警务网络的一个局部缩影。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在详尽的调查报告中证实，中国在全球至少五十三国家设立了多达102个海外警察服务站。调查发现充分证据表明，其中部分站点直接参与了绕过所在国正规司法与引渡程序的海外“劝返”秘密行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在深入调查中指出，这些海外警察服务站通常直接挂靠或嵌入在当地的海外华人同乡会及侨团商会之中。其内在逻辑与在维吾尔地区打磨成熟的维稳机制完全一致：提供便民服务是为了获得社会准入；社会准入是为了高效收集情报；而情报的大量掌握最终则是为了实施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
图片说明：中国宣传画中的汉维友谊形象。
北京同时还在积极致力于将外国学者培植为服务于其国际大外宣体系的战略工具。
《中国日报》在2024年12月发表的两篇专题文章中，明确呼吁将外国汉学家视作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资产。其中一篇文章将外国汉学家形象地比喻为播撒在海外“土壤”中的中华文化“种子”，强调要通过精心培育来降低当地环境对中国话语的“排异反应”，呼吁汉学家协助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积极在海外为中国发声。
另一篇文章则针对外国汉学家提出了更加精细的“一人一史”建档跟踪战略。该战略要求系统收集并深入分析外国学者的个人动机、学术履历、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对华认知态度、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反应，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程度。
其明确目标在于建立庞大的学者数据库，精准识别行为模式，研判潜在政治风险，定向投放学术资源，从而精准指导中国的国际传播与统战策略。文章甚至公开要求外国青年汉学家学会运用“中国思维”来理解中国与当代世界。
这根本不是平等的学术交流，而是为了服务于北京对外大外宣叙事而对外国学术权威进行的政治招安与制度化培育。
生活在铁腕统治下的维吾尔人，在长期的切肤之痛中最清楚北京这套政治话语在现实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经济发展”可能意味着剥夺传统生计与强迫同化；“对口援助”可能意味着行政力量与监控体系的全面渗透；“民族团结”可能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对私人家庭生活的蛮横践踏；“便民服务”可能蜕变为全天候的特务监控；“文化润疆”可能意味着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宗教、历史记忆与独特认同的彻底抹杀。在精心编织的繁荣故事背后，掩盖的始终是一整套冷酷运转的高压镇压机器。
正是同一个党国体制，如今正在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友城合作纽带、经贸投资、文化交流、华文媒体、教育渗透、学术招安、对外援助以及跨境警务联络等多元渠道，将其政治影响力不可阻挡地向全球延伸。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毫不掩饰地将这些跨国网络定义为汇聚各方人群、调度战略资源、掌控国际叙事以及聚拢政治效忠的有力武器，全力服务于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全球扩张。
维吾尔地区的遭遇，以最公开、最赤裸、最强制的形式向世人揭示了这一整套治理逻辑的本质运作机制；而在中国国境之外，同样的治理逻辑正在通过地方渠道准入、高度组织化的网络渗透、经济依附绑定、文化合法性伪装以及政治动员手段隐蔽而高效地运转着。
尽管在不同语境下所使用的宣传话语不断变换，但其背后的极权控制体系与政治野心却始终如一。
土耳其学者深度专论：是“石榴籽”还是“单一果壳”？中共对少数民族的洗脑和同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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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学者深度专论：是“石榴籽”还是“单一果壳”？“多彩民族”宣传运动的隐秘治理框架
作者：耶尔马兹·埃尔（Yılmaz Er，土耳其著名国际政治学者、《Haber Nida》专栏作家）
清晨，在手风琴悠扬的旋律伴奏下，一场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拉开帷幕的活动，将中国五个省区市的网信部门联合在了一起。这场活动的官方主题名为：“石榴花开、籽籽同心——多彩民族有多彩”网络主题传播活动。
活动现场，来自贵州省的侗族大歌合唱团的歌声在伊犁河谷上空回荡；在天山胜利隧道 218 国道施工现场工作的贵州籍工程师杨晓竹，动情地讲述着“修路带来的就业与繁荣”；而一位网名为“@摄行中国”的正能量网络红人，则手持高清云台相机，声称要将“边疆日常生活的幸福瞬间”永久定格在镜头里。
在官方报纸的版面上，这看起来就像是一场其乐融融的民俗文化艺术节。然而，这场活动背后庞大的官方组织架构——中央网信办的总体指导、五省区市的协同联动，以及贯穿整篇报道始终的“民族团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大核心政治话语——都清晰地昭示出，这绝非单纯的文化联欢，而是一项极其深远的政治工程。
一个发人深省的核心追问由此浮现：**这场盛大的官方宣传运动，究竟是在真正展现多元民族的文化繁荣与社会和谐，还是在运行一套极其精密的现代认同重构机制，将各少数民族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身份，强行改造并熔铸进国家预设的单一“中华民族”宏大叙事之中？**
图片说明：学者深度剖析：官方边疆宣传话语中“多元文化展示”与“同质化治理”的内在张力。
“团结”是一句客观观察，还是一道刚性政治指令？
官方媒体的叙事语言，始终将“民族团结”塑造为一种自然而然、自发生成的社会现实：各民族“手拉手”、文化“相互交融”、所有人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然而，学者赵（Zhao）与波斯蒂格利昂（Postiglione）在民族政策研究中明确指出：在中国，民族的识别、分类与官方表征从来都不是自下而上的自发过程，而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模式，少数民族的认同被严格从属于至高无上的“中华民族”统一身份。
政治学者克利梅什（Klimeš）与马里内利（Marinelli）的研究进一步证明：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与去极端化”政策，极大地扩展了国家对媒体、网络空间与公共讨论的管控边界，加速了对维吾尔人宗教、文化和语言等核心要素的系统性规训。在这一语境下，“团结”根本不是一句客观描述性的观察陈述，而是一道不容置疑的政治指令：国家必须源源不断地生产“多元一体”的表象，因为这种团结只有被不断制造出来时才显得真实。报道中那些精心编排的“温情个人故事”，正是将这一政治指令包装为自然现实的最有效载体。
“共同体意识”：是社会现实，还是国家自上而下的认同工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置于整场宣传运动的核心位置绝非偶然。在当前的政治语境下，这一概念已被确立为民族工作的绝对主线。
学者康（Kang）与吕（Yeo）分析指出，该概念的深层制度功能，在于弱化那些被体制视为潜在离心风险的“少数民族”独立认同。学者戈洛德（Golod）更是尖锐地指出：官方话语从强调“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向突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战略位移，催生出了一种“博物馆化的多元文化主义”（Museumized Multiculturalism）——在这种模式下，文化同质化成为了维护长期稳定的核心底色。
学者严（Yan）与维克斯（Vickers）对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也揭示了同样的张力：官方虽然口头上宣称包容，但实质上以汉族文化与成就为核心的宏大叙事不断强化，2018 年“中华民族”概念写入宪法，更在根本大法层面锁定了单一、同质的国家认同愿景。“共同体”在此并非多元主义的象征，而是一种旨在将所有差异全面纳入国家框架的吸收策略。
为什么“色彩”被剥夺了发声的权利？
活动主题中所谓的“多彩”（多彩民族）隐喻，巧妙地将各个民族定位为纯粹的美学与民俗“色彩”，而非具有独立政治诉求与历史记忆的主体。在官方报道中，多元性永远被局限在歌舞表演、刺绣服饰、传统手工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浅层维度。
戈洛德将这种现象精准定性为“去政治化的美学展示”——文化被彻底剥离了其原本的历史脉络与现实权利诉求，退化为供人观赏陈列的无害展品。巴尤德（Baioud）与胡努德（Khuanuud）在对内蒙古网络宣传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完全相同的机制：官方发展叙事充斥着汉族中心主义的同化色彩，将少数民族的历史与当下矮化为一种“民俗风情画卷”。
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在于：当来自贵州的侗族合唱团在伊犁河谷高声吟唱时，生活在当地、拥有独特语言与精神信仰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与柯尔克孜人，他们用自己母语讲述的真实心声与现实诉求，在报道中究竟身在何处？当文化被当作画卷上的“点缀色彩”时，答案显而易见：色彩只能充当画面的美学背景，而画卷的坚硬边框与构图，则完全由国家权力一手绘制。
隐秘的权力不对称与所谓“对等交融”的幻象
报道将所有民族描绘为完全平等的参与者，却对国家机器与少数群体之间巨大的权力不对称只字不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官方口号，给外界营造出一种过程完全对等、自愿的假象。
然而，安德森（Anderson）与维克斯的实地调查揭示：所谓的“双语教育”在现实执行中早已演变为“事实上的单语同化政策”，母语教学在正规学校体系中几乎被全面取缔。语言学学者埃鲁伊古尔（Eruygur）的研究同样表明，新疆大范围的地名去民族化与汉化更改，正在系统性地削弱本土语言记忆、割断世代传承的社会根基。
在这一残酷现实面前，究竟有多少“交融”是自发自愿的，又有多少是自上而下强行推行的，答案不言自明。
“正能量”话语与网红经济：数字时代的精细化治理术
将此次活动定性为“网络主题传播活动”，折射出数字时代国家治理术的深刻演变。新媒体在此不再仅仅是信息传播渠道，而是生产意识形态认同的高效流水线。
自 2012 年以来，“正能量”被提升为国家级意识形态准则，媒体被赋予了通过“弘扬真善美”转移公众对深层社会矛盾关注的政治任务。陈（Chen）与王（Wang）的研究表明，“正能量”叙事运作着一种福柯式的微观权力机制，促使个体将国家利益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追求，主动成为“自律顺从的模范公民”。
仅在抖音平台上，就有数百个政务账号持续推送正能量短视频，播放量高达数以十亿计。而诸如“@摄行中国”之类的网络大V正是这一流量经济中的关键齿轮。沙利文（Sullivan）与王（Wang）指出，网络红人通过迎合官方设定的“正能量”基调来获取流量变现与职业发展。这种传统外宣与网红流量经济的合流，彻底改变了官方传播的形态：指令不再来自冰硬的扩音喇叭，而是化作了“身边普通人”的生动故事；管控不再依靠生硬的删帖审查，而是通过点赞、转发与算法推荐悄然运作。
为何热衷于宏大叙事下的“个体温情故事”？
整篇报道放弃了冰冷的统计数据与政策文件，转而通篇聚焦四个具体的个人：修路工程师、非遗传承人、合唱团员与网红博主。
这四张面孔，恰好构成了国家最为青睐的“模范公民”图谱：一个负责生产建设、一个负责保护传统、一个负责歌唱赞美、一个负责对外国宣——他们全都是辛勤付出、感恩欢庆的顺从主体，而绝非提出权利诉求、追问历史真相的反思主体。
张（Zhang）等学者的分析表明，这种“牧领权力”（Pastoral Power）具有双重功能：它通过讲述“依靠团结实现个人致富”的温情神话，将复杂的政治问题与结构性不平等轻描淡写地转移为个体奋斗问题；听着桥梁工程师的感人故事，读者很容易在无形中遗忘这片土地沉重的现实政治脉络。
伊犁的象征橱窗与“石榴花计划”的现实落差
活动选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启动绝非偶然。伊犁作为哈萨克、维吾尔、蒙古、锡伯等多少数民族混居的边陲河谷，历来被官方视作展示“多元一体”最为理想的天然橱窗。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比喻，构成了整套团结话语的情感内核。然而，正如安德森所披露的，在现实行政操作中，同样的“石榴花”符号却被冠名于将汉族干部与维吾尔家庭强制结对认亲、甚至将儿童集中寄宿同化的“石榴花计划”（Pomegranate Flower Plan）。诗意的文学修辞与严酷的行政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正是解读此类宣传活动不可或缺的解构密码。
比较视野与结论：承认、治理与熔解的本质区别
如果将中国的模式置于全球国家构建理论中进行比较，其独特性十分显著：无论是美国的“大熔炉”模式，还是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试图在宪政公民身份的框架下寻求共识。而中国的“国家多元文化主义”则展现出极强的国家意志垄断性：民族的界定、分类与表征完全由国家自上而下掌控，少数民族身份被绝对置于单一中华民族认同的等级秩序之下。整场活动报道中，“平等”、“权利”、“自治”或“民主代表”等现代政治概念的彻底缺席，正是这种等级结构的明证。
归结而言，“承认多元”、“治理多元”与“在单一认同中熔解多元”是三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行为。而当前的“多彩民族”宣传运动，恰恰是在用“承认多元”的温情话语，行使着“全面熔解多元”的同化实质。
文化差异被精心陈列展示，但拥有独立历史、语言权利与政治诉求的主体却被悄然隐形。“共同体意识”并非自然生成的社会现实，而是一场旨在重塑认同的精细社会工程。当石榴花绚丽盛开之时，被世人看见的，往往不是每一颗石榴籽原本鲜活独特的色彩，而是紧紧束缚并包裹着一切的、坚硬而统一的国家果壳。 查看全部
土耳其学者深度专论：是“石榴籽”还是“单一果壳”？“多彩民族”宣传运动的隐秘治理框架
作者：耶尔马兹·埃尔（Yılmaz Er，土耳其著名国际政治学者、《Haber Nida》专栏作家）
清晨，在手风琴悠扬的旋律伴奏下，一场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拉开帷幕的活动，将中国五个省区市的网信部门联合在了一起。这场活动的官方主题名为：“石榴花开、籽籽同心——多彩民族有多彩”网络主题传播活动。
活动现场，来自贵州省的侗族大歌合唱团的歌声在伊犁河谷上空回荡；在天山胜利隧道 218 国道施工现场工作的贵州籍工程师杨晓竹，动情地讲述着“修路带来的就业与繁荣”；而一位网名为“@摄行中国”的正能量网络红人，则手持高清云台相机，声称要将“边疆日常生活的幸福瞬间”永久定格在镜头里。
在官方报纸的版面上，这看起来就像是一场其乐融融的民俗文化艺术节。然而，这场活动背后庞大的官方组织架构——中央网信办的总体指导、五省区市的协同联动，以及贯穿整篇报道始终的“民族团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大核心政治话语——都清晰地昭示出，这绝非单纯的文化联欢，而是一项极其深远的政治工程。
一个发人深省的核心追问由此浮现：**这场盛大的官方宣传运动，究竟是在真正展现多元民族的文化繁荣与社会和谐，还是在运行一套极其精密的现代认同重构机制，将各少数民族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身份，强行改造并熔铸进国家预设的单一“中华民族”宏大叙事之中？**
图片说明：学者深度剖析：官方边疆宣传话语中“多元文化展示”与“同质化治理”的内在张力。
“团结”是一句客观观察，还是一道刚性政治指令？
官方媒体的叙事语言，始终将“民族团结”塑造为一种自然而然、自发生成的社会现实：各民族“手拉手”、文化“相互交融”、所有人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然而，学者赵（Zhao）与波斯蒂格利昂（Postiglione）在民族政策研究中明确指出：在中国，民族的识别、分类与官方表征从来都不是自下而上的自发过程，而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模式，少数民族的认同被严格从属于至高无上的“中华民族”统一身份。
政治学者克利梅什（Klimeš）与马里内利（Marinelli）的研究进一步证明：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与去极端化”政策，极大地扩展了国家对媒体、网络空间与公共讨论的管控边界，加速了对维吾尔人宗教、文化和语言等核心要素的系统性规训。在这一语境下，“团结”根本不是一句客观描述性的观察陈述，而是一道不容置疑的政治指令：国家必须源源不断地生产“多元一体”的表象，因为这种团结只有被不断制造出来时才显得真实。报道中那些精心编排的“温情个人故事”，正是将这一政治指令包装为自然现实的最有效载体。
“共同体意识”：是社会现实，还是国家自上而下的认同工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置于整场宣传运动的核心位置绝非偶然。在当前的政治语境下，这一概念已被确立为民族工作的绝对主线。
学者康（Kang）与吕（Yeo）分析指出，该概念的深层制度功能，在于弱化那些被体制视为潜在离心风险的“少数民族”独立认同。学者戈洛德（Golod）更是尖锐地指出：官方话语从强调“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向突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战略位移，催生出了一种“博物馆化的多元文化主义”（Museumized Multiculturalism）——在这种模式下，文化同质化成为了维护长期稳定的核心底色。
学者严（Yan）与维克斯（Vickers）对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也揭示了同样的张力：官方虽然口头上宣称包容，但实质上以汉族文化与成就为核心的宏大叙事不断强化，2018 年“中华民族”概念写入宪法，更在根本大法层面锁定了单一、同质的国家认同愿景。“共同体”在此并非多元主义的象征，而是一种旨在将所有差异全面纳入国家框架的吸收策略。
为什么“色彩”被剥夺了发声的权利？
活动主题中所谓的“多彩”（多彩民族）隐喻，巧妙地将各个民族定位为纯粹的美学与民俗“色彩”，而非具有独立政治诉求与历史记忆的主体。在官方报道中，多元性永远被局限在歌舞表演、刺绣服饰、传统手工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浅层维度。
戈洛德将这种现象精准定性为“去政治化的美学展示”——文化被彻底剥离了其原本的历史脉络与现实权利诉求，退化为供人观赏陈列的无害展品。巴尤德（Baioud）与胡努德（Khuanuud）在对内蒙古网络宣传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完全相同的机制：官方发展叙事充斥着汉族中心主义的同化色彩，将少数民族的历史与当下矮化为一种“民俗风情画卷”。
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在于：当来自贵州的侗族合唱团在伊犁河谷高声吟唱时，生活在当地、拥有独特语言与精神信仰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与柯尔克孜人，他们用自己母语讲述的真实心声与现实诉求，在报道中究竟身在何处？当文化被当作画卷上的“点缀色彩”时，答案显而易见：色彩只能充当画面的美学背景，而画卷的坚硬边框与构图，则完全由国家权力一手绘制。
隐秘的权力不对称与所谓“对等交融”的幻象
报道将所有民族描绘为完全平等的参与者，却对国家机器与少数群体之间巨大的权力不对称只字不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官方口号，给外界营造出一种过程完全对等、自愿的假象。
然而，安德森（Anderson）与维克斯的实地调查揭示：所谓的“双语教育”在现实执行中早已演变为“事实上的单语同化政策”，母语教学在正规学校体系中几乎被全面取缔。语言学学者埃鲁伊古尔（Eruygur）的研究同样表明，新疆大范围的地名去民族化与汉化更改，正在系统性地削弱本土语言记忆、割断世代传承的社会根基。
在这一残酷现实面前，究竟有多少“交融”是自发自愿的，又有多少是自上而下强行推行的，答案不言自明。
“正能量”话语与网红经济：数字时代的精细化治理术
将此次活动定性为“网络主题传播活动”，折射出数字时代国家治理术的深刻演变。新媒体在此不再仅仅是信息传播渠道，而是生产意识形态认同的高效流水线。
自 2012 年以来，“正能量”被提升为国家级意识形态准则，媒体被赋予了通过“弘扬真善美”转移公众对深层社会矛盾关注的政治任务。陈（Chen）与王（Wang）的研究表明，“正能量”叙事运作着一种福柯式的微观权力机制，促使个体将国家利益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追求，主动成为“自律顺从的模范公民”。
仅在抖音平台上，就有数百个政务账号持续推送正能量短视频，播放量高达数以十亿计。而诸如“@摄行中国”之类的网络大V正是这一流量经济中的关键齿轮。沙利文（Sullivan）与王（Wang）指出，网络红人通过迎合官方设定的“正能量”基调来获取流量变现与职业发展。这种传统外宣与网红流量经济的合流，彻底改变了官方传播的形态：指令不再来自冰硬的扩音喇叭，而是化作了“身边普通人”的生动故事；管控不再依靠生硬的删帖审查，而是通过点赞、转发与算法推荐悄然运作。
为何热衷于宏大叙事下的“个体温情故事”？
整篇报道放弃了冰冷的统计数据与政策文件，转而通篇聚焦四个具体的个人：修路工程师、非遗传承人、合唱团员与网红博主。
这四张面孔，恰好构成了国家最为青睐的“模范公民”图谱：一个负责生产建设、一个负责保护传统、一个负责歌唱赞美、一个负责对外国宣——他们全都是辛勤付出、感恩欢庆的顺从主体，而绝非提出权利诉求、追问历史真相的反思主体。
张（Zhang）等学者的分析表明，这种“牧领权力”（Pastoral Power）具有双重功能：它通过讲述“依靠团结实现个人致富”的温情神话，将复杂的政治问题与结构性不平等轻描淡写地转移为个体奋斗问题；听着桥梁工程师的感人故事，读者很容易在无形中遗忘这片土地沉重的现实政治脉络。
伊犁的象征橱窗与“石榴花计划”的现实落差
活动选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启动绝非偶然。伊犁作为哈萨克、维吾尔、蒙古、锡伯等多少数民族混居的边陲河谷，历来被官方视作展示“多元一体”最为理想的天然橱窗。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比喻，构成了整套团结话语的情感内核。然而，正如安德森所披露的，在现实行政操作中，同样的“石榴花”符号却被冠名于将汉族干部与维吾尔家庭强制结对认亲、甚至将儿童集中寄宿同化的“石榴花计划”（Pomegranate Flower Plan）。诗意的文学修辞与严酷的行政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正是解读此类宣传活动不可或缺的解构密码。
比较视野与结论：承认、治理与熔解的本质区别
如果将中国的模式置于全球国家构建理论中进行比较，其独特性十分显著：无论是美国的“大熔炉”模式，还是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试图在宪政公民身份的框架下寻求共识。而中国的“国家多元文化主义”则展现出极强的国家意志垄断性：民族的界定、分类与表征完全由国家自上而下掌控，少数民族身份被绝对置于单一中华民族认同的等级秩序之下。整场活动报道中，“平等”、“权利”、“自治”或“民主代表”等现代政治概念的彻底缺席，正是这种等级结构的明证。
归结而言，“承认多元”、“治理多元”与“在单一认同中熔解多元”是三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行为。而当前的“多彩民族”宣传运动，恰恰是在用“承认多元”的温情话语，行使着“全面熔解多元”的同化实质。
文化差异被精心陈列展示，但拥有独立历史、语言权利与政治诉求的主体却被悄然隐形。“共同体意识”并非自然生成的社会现实，而是一场旨在重塑认同的精细社会工程。当石榴花绚丽盛开之时，被世人看见的，往往不是每一颗石榴籽原本鲜活独特的色彩，而是紧紧束缚并包裹着一切的、坚硬而统一的国家果壳。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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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学者深度专论：是“石榴籽”还是“单一果壳”？“多彩民族”宣传运动的隐秘治理框架
作者：耶尔马兹·埃尔（Yılmaz Er，土耳其著名国际政治学者、《Haber Nida》专栏作家）
清晨，在手风琴悠扬的旋律伴奏下，一场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拉开帷幕的活动，将中国五个省区市的网信部门联合在了一起。这场活动的官方主题名为：“石榴花开、籽籽同心——多彩民族有多彩”网络主题传播活动。
活动现场，来自贵州省的侗族大歌合唱团的歌声在伊犁河谷上空回荡；在天山胜利隧道 218 国道施工现场工作的贵州籍工程师杨晓竹，动情地讲述着“修路带来的就业与繁荣”；而一位网名为“@摄行中国”的正能量网络红人，则手持高清云台相机，声称要将“边疆日常生活的幸福瞬间”永久定格在镜头里。
在官方报纸的版面上，这看起来就像是一场其乐融融的民俗文化艺术节。然而，这场活动背后庞大的官方组织架构——中央网信办的总体指导、五省区市的协同联动，以及贯穿整篇报道始终的“民族团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大核心政治话语——都清晰地昭示出，这绝非单纯的文化联欢，而是一项极其深远的政治工程。
一个发人深省的核心追问由此浮现：**这场盛大的官方宣传运动，究竟是在真正展现多元民族的文化繁荣与社会和谐，还是在运行一套极其精密的现代认同重构机制，将各少数民族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身份，强行改造并熔铸进国家预设的单一“中华民族”宏大叙事之中？**
图片说明：学者深度剖析：官方边疆宣传话语中“多元文化展示”与“同质化治理”的内在张力。
“团结”是一句客观观察，还是一道刚性政治指令？
官方媒体的叙事语言，始终将“民族团结”塑造为一种自然而然、自发生成的社会现实：各民族“手拉手”、文化“相互交融”、所有人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然而，学者赵（Zhao）与波斯蒂格利昂（Postiglione）在民族政策研究中明确指出：在中国，民族的识别、分类与官方表征从来都不是自下而上的自发过程，而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模式，少数民族的认同被严格从属于至高无上的“中华民族”统一身份。
政治学者克利梅什（Klimeš）与马里内利（Marinelli）的研究进一步证明：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与去极端化”政策，极大地扩展了国家对媒体、网络空间与公共讨论的管控边界，加速了对维吾尔人宗教、文化和语言等核心要素的系统性规训。在这一语境下，“团结”根本不是一句客观描述性的观察陈述，而是一道不容置疑的政治指令：国家必须源源不断地生产“多元一体”的表象，因为这种团结只有被不断制造出来时才显得真实。报道中那些精心编排的“温情个人故事”，正是将这一政治指令包装为自然现实的最有效载体。
“共同体意识”：是社会现实，还是国家自上而下的认同工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置于整场宣传运动的核心位置绝非偶然。在当前的政治语境下，这一概念已被确立为民族工作的绝对主线。
学者康（Kang）与吕（Yeo）分析指出，该概念的深层制度功能，在于弱化那些被体制视为潜在离心风险的“少数民族”独立认同。学者戈洛德（Golod）更是尖锐地指出：官方话语从强调“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向突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战略位移，催生出了一种“博物馆化的多元文化主义”（Museumized Multiculturalism）——在这种模式下，文化同质化成为了维护长期稳定的核心底色。
学者严（Yan）与维克斯（Vickers）对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也揭示了同样的张力：官方虽然口头上宣称包容，但实质上以汉族文化与成就为核心的宏大叙事不断强化，2018 年“中华民族”概念写入宪法，更在根本大法层面锁定了单一、同质的国家认同愿景。“共同体”在此并非多元主义的象征，而是一种旨在将所有差异全面纳入国家框架的吸收策略。
为什么“色彩”被剥夺了发声的权利？
活动主题中所谓的“多彩”（多彩民族）隐喻，巧妙地将各个民族定位为纯粹的美学与民俗“色彩”，而非具有独立政治诉求与历史记忆的主体。在官方报道中，多元性永远被局限在歌舞表演、刺绣服饰、传统手工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浅层维度。
戈洛德将这种现象精准定性为“去政治化的美学展示”——文化被彻底剥离了其原本的历史脉络与现实权利诉求，退化为供人观赏陈列的无害展品。巴尤德（Baioud）与胡努德（Khuanuud）在对内蒙古网络宣传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完全相同的机制：官方发展叙事充斥着汉族中心主义的同化色彩，将少数民族的历史与当下矮化为一种“民俗风情画卷”。
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在于：当来自贵州的侗族合唱团在伊犁河谷高声吟唱时，生活在当地、拥有独特语言与精神信仰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与柯尔克孜人，他们用自己母语讲述的真实心声与现实诉求，在报道中究竟身在何处？当文化被当作画卷上的“点缀色彩”时，答案显而易见：色彩只能充当画面的美学背景，而画卷的坚硬边框与构图，则完全由国家权力一手绘制。
隐秘的权力不对称与所谓“对等交融”的幻象
报道将所有民族描绘为完全平等的参与者，却对国家机器与少数群体之间巨大的权力不对称只字不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官方口号，给外界营造出一种过程完全对等、自愿的假象。
然而，安德森（Anderson）与维克斯的实地调查揭示：所谓的“双语教育”在现实执行中早已演变为“事实上的单语同化政策”，母语教学在正规学校体系中几乎被全面取缔。语言学学者埃鲁伊古尔（Eruygur）的研究同样表明，新疆大范围的地名去民族化与汉化更改，正在系统性地削弱本土语言记忆、割断世代传承的社会根基。
在这一残酷现实面前，究竟有多少“交融”是自发自愿的，又有多少是自上而下强行推行的，答案不言自明。
“正能量”话语与网红经济：数字时代的精细化治理术
将此次活动定性为“网络主题传播活动”，折射出数字时代国家治理术的深刻演变。新媒体在此不再仅仅是信息传播渠道，而是生产意识形态认同的高效流水线。
自 2012 年以来，“正能量”被提升为国家级意识形态准则，媒体被赋予了通过“弘扬真善美”转移公众对深层社会矛盾关注的政治任务。陈（Chen）与王（Wang）的研究表明，“正能量”叙事运作着一种福柯式的微观权力机制，促使个体将国家利益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追求，主动成为“自律顺从的模范公民”。
仅在抖音平台上，就有数百个政务账号持续推送正能量短视频，播放量高达数以十亿计。而诸如“@摄行中国”之类的网络大V正是这一流量经济中的关键齿轮。沙利文（Sullivan）与王（Wang）指出，网络红人通过迎合官方设定的“正能量”基调来获取流量变现与职业发展。这种传统外宣与网红流量经济的合流，彻底改变了官方传播的形态：指令不再来自冰硬的扩音喇叭，而是化作了“身边普通人”的生动故事；管控不再依靠生硬的删帖审查，而是通过点赞、转发与算法推荐悄然运作。
为何热衷于宏大叙事下的“个体温情故事”？
整篇报道放弃了冰冷的统计数据与政策文件，转而通篇聚焦四个具体的个人：修路工程师、非遗传承人、合唱团员与网红博主。
这四张面孔，恰好构成了国家最为青睐的“模范公民”图谱：一个负责生产建设、一个负责保护传统、一个负责歌唱赞美、一个负责对外国宣——他们全都是辛勤付出、感恩欢庆的顺从主体，而绝非提出权利诉求、追问历史真相的反思主体。
张（Zhang）等学者的分析表明，这种“牧领权力”（Pastoral Power）具有双重功能：它通过讲述“依靠团结实现个人致富”的温情神话，将复杂的政治问题与结构性不平等轻描淡写地转移为个体奋斗问题；听着桥梁工程师的感人故事，读者很容易在无形中遗忘这片土地沉重的现实政治脉络。
伊犁的象征橱窗与“石榴花计划”的现实落差
活动选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启动绝非偶然。伊犁作为哈萨克、维吾尔、蒙古、锡伯等多少数民族混居的边陲河谷，历来被官方视作展示“多元一体”最为理想的天然橱窗。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比喻，构成了整套团结话语的情感内核。然而，正如安德森所披露的，在现实行政操作中，同样的“石榴花”符号却被冠名于将汉族干部与维吾尔家庭强制结对认亲、甚至将儿童集中寄宿同化的“石榴花计划”（Pomegranate Flower Plan）。诗意的文学修辞与严酷的行政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正是解读此类宣传活动不可或缺的解构密码。
比较视野与结论：承认、治理与熔解的本质区别
如果将中国的模式置于全球国家构建理论中进行比较，其独特性十分显著：无论是美国的“大熔炉”模式，还是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试图在宪政公民身份的框架下寻求共识。而中国的“国家多元文化主义”则展现出极强的国家意志垄断性：民族的界定、分类与表征完全由国家自上而下掌控，少数民族身份被绝对置于单一中华民族认同的等级秩序之下。整场活动报道中，“平等”、“权利”、“自治”或“民主代表”等现代政治概念的彻底缺席，正是这种等级结构的明证。
归结而言，“承认多元”、“治理多元”与“在单一认同中熔解多元”是三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行为。而当前的“多彩民族”宣传运动，恰恰是在用“承认多元”的温情话语，行使着“全面熔解多元”的同化实质。
文化差异被精心陈列展示，但拥有独立历史、语言权利与政治诉求的主体却被悄然隐形。“共同体意识”并非自然生成的社会现实，而是一场旨在重塑认同的精细社会工程。当石榴花绚丽盛开之时，被世人看见的，往往不是每一颗石榴籽原本鲜活独特的色彩，而是紧紧束缚并包裹着一切的、坚硬而统一的国家果壳。
土耳其学者深度专论：是“石榴籽”还是“单一果壳”？“多彩民族”宣传运动的隐秘治理框架
作者：耶尔马兹·埃尔（Yılmaz Er，土耳其著名国际政治学者、《Haber Nida》专栏作家）
清晨，在手风琴悠扬的旋律伴奏下，一场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拉开帷幕的活动，将中国五个省区市的网信部门联合在了一起。这场活动的官方主题名为：“石榴花开、籽籽同心——多彩民族有多彩”网络主题传播活动。
活动现场，来自贵州省的侗族大歌合唱团的歌声在伊犁河谷上空回荡；在天山胜利隧道 218 国道施工现场工作的贵州籍工程师杨晓竹，动情地讲述着“修路带来的就业与繁荣”；而一位网名为“@摄行中国”的正能量网络红人，则手持高清云台相机，声称要将“边疆日常生活的幸福瞬间”永久定格在镜头里。
在官方报纸的版面上，这看起来就像是一场其乐融融的民俗文化艺术节。然而，这场活动背后庞大的官方组织架构——中央网信办的总体指导、五省区市的协同联动，以及贯穿整篇报道始终的“民族团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大核心政治话语——都清晰地昭示出，这绝非单纯的文化联欢，而是一项极其深远的政治工程。
一个发人深省的核心追问由此浮现：**这场盛大的官方宣传运动，究竟是在真正展现多元民族的文化繁荣与社会和谐，还是在运行一套极其精密的现代认同重构机制，将各少数民族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身份，强行改造并熔铸进国家预设的单一“中华民族”宏大叙事之中？**
图片说明：学者深度剖析：官方边疆宣传话语中“多元文化展示”与“同质化治理”的内在张力。
“团结”是一句客观观察，还是一道刚性政治指令？
官方媒体的叙事语言，始终将“民族团结”塑造为一种自然而然、自发生成的社会现实：各民族“手拉手”、文化“相互交融”、所有人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然而，学者赵（Zhao）与波斯蒂格利昂（Postiglione）在民族政策研究中明确指出：在中国，民族的识别、分类与官方表征从来都不是自下而上的自发过程，而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模式，少数民族的认同被严格从属于至高无上的“中华民族”统一身份。
政治学者克利梅什（Klimeš）与马里内利（Marinelli）的研究进一步证明：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与去极端化”政策，极大地扩展了国家对媒体、网络空间与公共讨论的管控边界，加速了对维吾尔人宗教、文化和语言等核心要素的系统性规训。在这一语境下，“团结”根本不是一句客观描述性的观察陈述，而是一道不容置疑的政治指令：国家必须源源不断地生产“多元一体”的表象，因为这种团结只有被不断制造出来时才显得真实。报道中那些精心编排的“温情个人故事”，正是将这一政治指令包装为自然现实的最有效载体。
“共同体意识”：是社会现实，还是国家自上而下的认同工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置于整场宣传运动的核心位置绝非偶然。在当前的政治语境下，这一概念已被确立为民族工作的绝对主线。
学者康（Kang）与吕（Yeo）分析指出，该概念的深层制度功能，在于弱化那些被体制视为潜在离心风险的“少数民族”独立认同。学者戈洛德（Golod）更是尖锐地指出：官方话语从强调“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向突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战略位移，催生出了一种“博物馆化的多元文化主义”（Museumized Multiculturalism）——在这种模式下，文化同质化成为了维护长期稳定的核心底色。
学者严（Yan）与维克斯（Vickers）对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也揭示了同样的张力：官方虽然口头上宣称包容，但实质上以汉族文化与成就为核心的宏大叙事不断强化，2018 年“中华民族”概念写入宪法，更在根本大法层面锁定了单一、同质的国家认同愿景。“共同体”在此并非多元主义的象征，而是一种旨在将所有差异全面纳入国家框架的吸收策略。
为什么“色彩”被剥夺了发声的权利？
活动主题中所谓的“多彩”（多彩民族）隐喻，巧妙地将各个民族定位为纯粹的美学与民俗“色彩”，而非具有独立政治诉求与历史记忆的主体。在官方报道中，多元性永远被局限在歌舞表演、刺绣服饰、传统手工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浅层维度。
戈洛德将这种现象精准定性为“去政治化的美学展示”——文化被彻底剥离了其原本的历史脉络与现实权利诉求，退化为供人观赏陈列的无害展品。巴尤德（Baioud）与胡努德（Khuanuud）在对内蒙古网络宣传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完全相同的机制：官方发展叙事充斥着汉族中心主义的同化色彩，将少数民族的历史与当下矮化为一种“民俗风情画卷”。
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在于：当来自贵州的侗族合唱团在伊犁河谷高声吟唱时，生活在当地、拥有独特语言与精神信仰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与柯尔克孜人，他们用自己母语讲述的真实心声与现实诉求，在报道中究竟身在何处？当文化被当作画卷上的“点缀色彩”时，答案显而易见：色彩只能充当画面的美学背景，而画卷的坚硬边框与构图，则完全由国家权力一手绘制。
隐秘的权力不对称与所谓“对等交融”的幻象
报道将所有民族描绘为完全平等的参与者，却对国家机器与少数群体之间巨大的权力不对称只字不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官方口号，给外界营造出一种过程完全对等、自愿的假象。
然而，安德森（Anderson）与维克斯的实地调查揭示：所谓的“双语教育”在现实执行中早已演变为“事实上的单语同化政策”，母语教学在正规学校体系中几乎被全面取缔。语言学学者埃鲁伊古尔（Eruygur）的研究同样表明，新疆大范围的地名去民族化与汉化更改，正在系统性地削弱本土语言记忆、割断世代传承的社会根基。
在这一残酷现实面前，究竟有多少“交融”是自发自愿的，又有多少是自上而下强行推行的，答案不言自明。
“正能量”话语与网红经济：数字时代的精细化治理术
将此次活动定性为“网络主题传播活动”，折射出数字时代国家治理术的深刻演变。新媒体在此不再仅仅是信息传播渠道，而是生产意识形态认同的高效流水线。
自 2012 年以来，“正能量”被提升为国家级意识形态准则，媒体被赋予了通过“弘扬真善美”转移公众对深层社会矛盾关注的政治任务。陈（Chen）与王（Wang）的研究表明，“正能量”叙事运作着一种福柯式的微观权力机制，促使个体将国家利益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追求，主动成为“自律顺从的模范公民”。
仅在抖音平台上，就有数百个政务账号持续推送正能量短视频，播放量高达数以十亿计。而诸如“@摄行中国”之类的网络大V正是这一流量经济中的关键齿轮。沙利文（Sullivan）与王（Wang）指出，网络红人通过迎合官方设定的“正能量”基调来获取流量变现与职业发展。这种传统外宣与网红流量经济的合流，彻底改变了官方传播的形态：指令不再来自冰硬的扩音喇叭，而是化作了“身边普通人”的生动故事；管控不再依靠生硬的删帖审查，而是通过点赞、转发与算法推荐悄然运作。
为何热衷于宏大叙事下的“个体温情故事”？
整篇报道放弃了冰冷的统计数据与政策文件，转而通篇聚焦四个具体的个人：修路工程师、非遗传承人、合唱团员与网红博主。
这四张面孔，恰好构成了国家最为青睐的“模范公民”图谱：一个负责生产建设、一个负责保护传统、一个负责歌唱赞美、一个负责对外国宣——他们全都是辛勤付出、感恩欢庆的顺从主体，而绝非提出权利诉求、追问历史真相的反思主体。
张（Zhang）等学者的分析表明，这种“牧领权力”（Pastoral Power）具有双重功能：它通过讲述“依靠团结实现个人致富”的温情神话，将复杂的政治问题与结构性不平等轻描淡写地转移为个体奋斗问题；听着桥梁工程师的感人故事，读者很容易在无形中遗忘这片土地沉重的现实政治脉络。
伊犁的象征橱窗与“石榴花计划”的现实落差
活动选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启动绝非偶然。伊犁作为哈萨克、维吾尔、蒙古、锡伯等多少数民族混居的边陲河谷，历来被官方视作展示“多元一体”最为理想的天然橱窗。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比喻，构成了整套团结话语的情感内核。然而，正如安德森所披露的，在现实行政操作中，同样的“石榴花”符号却被冠名于将汉族干部与维吾尔家庭强制结对认亲、甚至将儿童集中寄宿同化的“石榴花计划”（Pomegranate Flower Plan）。诗意的文学修辞与严酷的行政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正是解读此类宣传活动不可或缺的解构密码。
比较视野与结论：承认、治理与熔解的本质区别
如果将中国的模式置于全球国家构建理论中进行比较，其独特性十分显著：无论是美国的“大熔炉”模式，还是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试图在宪政公民身份的框架下寻求共识。而中国的“国家多元文化主义”则展现出极强的国家意志垄断性：民族的界定、分类与表征完全由国家自上而下掌控，少数民族身份被绝对置于单一中华民族认同的等级秩序之下。整场活动报道中，“平等”、“权利”、“自治”或“民主代表”等现代政治概念的彻底缺席，正是这种等级结构的明证。
归结而言，“承认多元”、“治理多元”与“在单一认同中熔解多元”是三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行为。而当前的“多彩民族”宣传运动，恰恰是在用“承认多元”的温情话语，行使着“全面熔解多元”的同化实质。
文化差异被精心陈列展示，但拥有独立历史、语言权利与政治诉求的主体却被悄然隐形。“共同体意识”并非自然生成的社会现实，而是一场旨在重塑认同的精细社会工程。当石榴花绚丽盛开之时，被世人看见的，往往不是每一颗石榴籽原本鲜活独特的色彩，而是紧紧束缚并包裹着一切的、坚硬而统一的国家果壳。
现场视频曝光：新疆乌苏市派出所内张贴“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引发强制同化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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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视频曝光：乌鲁木齐派出所内张贴“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引发强制同化关切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多力昆·伊萨（Dolkun Isa）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来自新疆乌苏市基层派出所的现场实拍视频，记录了当地在基层执法机构全面推行语言管控的真实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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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乌苏市某派出所内部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的“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
派出所窗口明确指令：“讲国语，说普通话”
多力昆·伊萨指出，这是观察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新疆）推行同化政策的一个极其触目惊心的真实微观窗口。
现场视频清晰显示，位于乌苏市的一家派出所内部办事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着明确的指令性标语：“讲国语，说普通话。”
新《民族团结法》下的制度化同化与母语空间压缩
多力昆·伊萨在推文中深入分析道，这段现场画面与事实，极其直观地向国际社会揭示了于 2026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施行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现实基层的具体执行面貌：
“这标志着在所谓的‘民族团结’旗号下，加速推进同化政策的进一步制度化落地，其根本目标正是针对维吾尔人的语言、文化与民族身份认同。”
国家机器主导的强制性同化政策
多力昆·伊萨强调：“当维吾尔人甚至在走进派出所等基层公共与执法办事机构时，都被明令限制必须讲哪种语言、被强制剥夺使用自己母语交流的权利，这早已绝非普通的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政策——而是由国家机器强力推行的国家级强制同化。”
在推文最后，多力昆·伊萨郑重指出：“维吾尔语言是我们民族身份认同、深厚文化底蕴与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绝不容被抹除。” 查看全部
现场视频曝光：乌鲁木齐派出所内张贴“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引发强制同化关切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多力昆·伊萨（Dolkun Isa）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来自新疆乌苏市基层派出所的现场实拍视频，记录了当地在基层执法机构全面推行语言管控的真实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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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乌苏市某派出所内部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的“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
派出所窗口明确指令：“讲国语，说普通话”
多力昆·伊萨指出，这是观察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新疆）推行同化政策的一个极其触目惊心的真实微观窗口。
现场视频清晰显示，位于乌苏市的一家派出所内部办事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着明确的指令性标语：“讲国语，说普通话。”
新《民族团结法》下的制度化同化与母语空间压缩
多力昆·伊萨在推文中深入分析道，这段现场画面与事实，极其直观地向国际社会揭示了于 2026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施行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现实基层的具体执行面貌：
“这标志着在所谓的‘民族团结’旗号下，加速推进同化政策的进一步制度化落地，其根本目标正是针对维吾尔人的语言、文化与民族身份认同。”
国家机器主导的强制性同化政策
多力昆·伊萨强调：“当维吾尔人甚至在走进派出所等基层公共与执法办事机构时，都被明令限制必须讲哪种语言、被强制剥夺使用自己母语交流的权利，这早已绝非普通的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政策——而是由国家机器强力推行的国家级强制同化。”
在推文最后，多力昆·伊萨郑重指出：“维吾尔语言是我们民族身份认同、深厚文化底蕴与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绝不容被抹除。”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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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视频曝光：乌鲁木齐派出所内张贴“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引发强制同化关切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多力昆·伊萨（Dolkun Isa）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来自新疆乌苏市基层派出所的现场实拍视频，记录了当地在基层执法机构全面推行语言管控的真实一幕。
图片说明：乌苏市某派出所内部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的“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
派出所窗口明确指令：“讲国语，说普通话”
多力昆·伊萨指出，这是观察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新疆）推行同化政策的一个极其触目惊心的真实微观窗口。
现场视频清晰显示，位于乌苏市的一家派出所内部办事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着明确的指令性标语：“讲国语，说普通话。”
新《民族团结法》下的制度化同化与母语空间压缩
多力昆·伊萨在推文中深入分析道，这段现场画面与事实，极其直观地向国际社会揭示了于 2026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施行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现实基层的具体执行面貌：
“这标志着在所谓的‘民族团结’旗号下，加速推进同化政策的进一步制度化落地，其根本目标正是针对维吾尔人的语言、文化与民族身份认同。”
国家机器主导的强制性同化政策
多力昆·伊萨强调：“当维吾尔人甚至在走进派出所等基层公共与执法办事机构时，都被明令限制必须讲哪种语言、被强制剥夺使用自己母语交流的权利，这早已绝非普通的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政策——而是由国家机器强力推行的国家级强制同化。”
在推文最后，多力昆·伊萨郑重指出：“维吾尔语言是我们民族身份认同、深厚文化底蕴与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绝不容被抹除。”
现场视频曝光：乌鲁木齐派出所内张贴“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引发强制同化关切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多力昆·伊萨（Dolkun Isa）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来自新疆乌苏市基层派出所的现场实拍视频，记录了当地在基层执法机构全面推行语言管控的真实一幕。
图片说明：乌苏市某派出所内部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的“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
派出所窗口明确指令：“讲国语，说普通话”
多力昆·伊萨指出，这是观察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新疆）推行同化政策的一个极其触目惊心的真实微观窗口。
现场视频清晰显示，位于乌苏市的一家派出所内部办事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着明确的指令性标语：“讲国语，说普通话。”
新《民族团结法》下的制度化同化与母语空间压缩
多力昆·伊萨在推文中深入分析道，这段现场画面与事实，极其直观地向国际社会揭示了于 2026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施行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现实基层的具体执行面貌：
“这标志着在所谓的‘民族团结’旗号下，加速推进同化政策的进一步制度化落地，其根本目标正是针对维吾尔人的语言、文化与民族身份认同。”
国家机器主导的强制性同化政策
多力昆·伊萨强调：“当维吾尔人甚至在走进派出所等基层公共与执法办事机构时，都被明令限制必须讲哪种语言、被强制剥夺使用自己母语交流的权利，这早已绝非普通的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政策——而是由国家机器强力推行的国家级强制同化。”
在推文最后，多力昆·伊萨郑重指出：“维吾尔语言是我们民族身份认同、深厚文化底蕴与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绝不容被抹除。”
高志凯深度专访：中国应当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并实行人民币统一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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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凯深度专访：中国应当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并实行人民币统一结算
【观察者网专栏作家、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志凯接受深度专访，系统阐述利用稀土战略王牌反制美西方涉疆制裁的开创性构想】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7 月下旬，美国出台了针对所谓“强迫劳动”的 301 关税以及扩大的《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实体清单等一系列打压措施，并向 60 个贸易伙伴施压，要求其按照美国制定的标准设立进口禁令，否则将面临惩罚性关税。在您看来，美国为何选择在临近中期选举的关键节点再次大肆炒作新疆议题？美国是否正在将原本针对新疆的特定工具，演变为针对中国全产业链的制度性经贸武器？
高志凯：
首先，针对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死死抓住新疆问题不放，持续对中国进行抹黑、歪曲、造谣和各种敌对行径，我想再次提出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性建议：鉴于稀土对于全球高科技产业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以及中国稀土出口在国际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我郑重建议国家正式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对全国所有的稀土出口业务实行统筹统一管理。
为什么必须这么做？
中国稀土产业链非常庞大且极为复杂。国内众多稀土生产加工企业并不属于中央直属国企，有些甚至也不是地方国有企业，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民营企业，产业网络覆盖极为广泛。在过去的出口流程中，市场经营主体繁多、出口渠道多元复杂，容易产生管理上的漏洞，同时也容易被外部敌对势力钻空子。
因此，我建议必须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这家公司不一定必须是中央央企，甚至不一定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国企，但关键在于它必须承担起代表国家对稀土出口实行统一定价、统一配额、统一审批和统一管理的战略职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也是整套反制方案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一环：**我建议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法定总部设立在中国新疆**。
图片说明：中国西北新疆富蕴县可可托海三号稀土矿坑全景。
大家看看美国在 7 月 31 日所采取的恶劣行径：美国紧盯着新疆问题不放，捏造各种荒谬借口，全面禁止进口产自新疆的番茄酱、棉花、服装鞋帽、纺织品、多晶硅矿产及机械设备等各类产品。
既然美国一意孤行、无理取闹、肆意颠倒黑白，那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合情合法的对等反制措施：美西方国家的高端制造和军工产业不是极度依赖中国的稀土吗？如果你认为自己具备采购资格，并能顺利获得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的合规审批，那么欢迎你来洽谈采购业务。
但是，你们必须到哪里来谈？不是去上海，也不是去深圳或广州，而是**必须统一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商务谈判达成后，所有的采购合同必须统一与注册并常驻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正式签署。与此同时，所有出口稀土产品的外包装上，都必须堂堂正正、醒目清晰地印上“中国新疆”字样！
不仅如此，在采购中国稀土时，付款结算方式必须且只能使用人民币。我们坚决不接受美元、日元、欧元或任何其他西方货币，一律只收人民币！作为一名学者，我始终坚信这是一个极具战略智慧和可操作性的绝佳反制方案，因此我一直持续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真考虑并采纳这一构想。
为什么这一方案在现实中完全具备可行性？
首先，它能从根本上强化国家对战略稀土资源的统一出口管理，这本身就关乎国家核心利益。
其次，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总部设在新疆，正好可以借此让全世界看清楚：那些成天叫嚣着要全面抵制所谓“新疆制造”的西方国家和跨国企业，在面临自身产业生死攸关的稀土资源时，究竟敢不敢因为稀土出自新疆而拒绝采购？
我敢断定，为了拿到维持其高科技运转所必需的稀土，他们就算用爬的，也得爬到新疆来谈！即便你百般阻拦，他们也会削尖了脑袋非签不可。为了买到中国稀土，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把手中的美元、欧元和日元兑换成人民币来付款。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用更大的战略智慧、更大的胆魄和更高超的跨部门统筹能力，来打赢这场经贸博弈？
这样一来，我们一方面真正把国家稀土出口命脉管好、管严；另一方面，也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彻底粉碎美国相关部门在 7 月 31 日出台的涉疆制裁法案。
无论美国怎么折腾，无论其他西方政客如何叫嚣，我们的应对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口头抗议。中国如今国力日益强盛，我们完全应该拥有更多智慧、更大气魄和更坚定的决心，出台让对方真正感受到切肤之痛、让其明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实质性举措。
图片说明：科研人员展示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从月球背面带回的珍贵月壤样本。
这就像 2024 年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成功降落月球背面并带回珍贵的月壤样本后，美国航天机构迫切希望能分享获取中国的月壤。当时我们就完全可以说：美国国会自己白纸黑字通过了《沃尔夫条款》，明文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与中国开展任何航天合作。既然美国想要中国的月壤，那就必须美国自己先修改国内法、撤销相关限制。这是美国自己立法绑住了自己的手脚。
如今在新疆经贸议题上，美西方给我们提供了完全相同的反制良机。
因此，我再次强烈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尽快研究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不管是美国企业、日本企业，还是欧洲企业，只要自认为符合资质，统统请到乌鲁木齐来谈。所有出口统筹经由新疆总公司办理，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胆量拒买中国稀土。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和严谨研判，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胆量。
到头来，他们只能自打嘴巴，并被迫吞下苦果——不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其他西方政客，长期在新疆问题上借题发挥，第一根本动摇不了中国的原则立场，第二只会让自己深陷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根本解决不了自身的供应链危机。
图片说明：高志凯在半岛电视台《正面交锋》与《底线》等栏目就国际大势与中国外交政策展开激烈辩论。
国际舆论交锋与涉疆历史真相
这么多年来，在各种国际多边舞台上，我同西方主流媒体和智库进行了无数次正面的激辩与交锋，用大家的话说，我早已经“身中数弹、弹痕累累”。
但我依然坚持在国际讲坛上同他们坚决斗争，因为我们必须把事实真相向国际社会讲清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的维吾尔族同胞是我们休戚与共的骨肉兄弟姐妹。任何国家都绝不要抱有能把新疆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的任何幻想，那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新疆的内部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新疆治理好、发展好，根本轮不到任何外部势力横加指责、指手画脚。
在我看来，美国政府此时此刻再次死死揪住新疆问题大做文章，本质上暴露了两点：
第一，美国反华敌对势力从未真正放弃对华遏制与敌视图谋；
第二，美国从未放弃过企图将中国一举击垮的霸权幻想。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究竟该如何破局？
这极其关键。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稳扎稳打，同时要有一双洞察秋毫的慧眼，看穿他们背后的真实图谋。此外，我们的对外交往绝不能长期停留在“道德外交”层面，必须坚定跨入“法治外交”的新境界！我们手里必须握有强有力的法定反制权和精准反制工具，才能真正打疼对方、打醒对方，让其彻底恢复理智。
无论在经贸往来、关税争端，还是在涉及国家政治制度、人权、涉疆、涉台、涉港、涉藏等原则问题上，我们不仅要有站在道义制高点的道德力量，更要有坚实的法治力量！我们必须能够拿出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具有高度公信力、能够被国际主流社会所理解并接受的高质量反制方案。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美国是否正在借所谓“人权”之名，将其国内法律和供应链标准强加给整个世界？这是否反映出美国并不真正关心其盟友利益，而是企图利用关税大棒逼迫各国臣服于美国制定的霸权规则？
高志凯：
我认为，眼看着美国已经肆无忌惮地走到今天这一步，国际社会所有人都应当彻底认清一个冷酷的现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去年曾公开说过类似的话：“我根本不需要国际法，唯一能阻止我的只有我自己的道德和我自己的头脑。”当一个大国的领导人都已经把话讲得如此露骨直白时，我们如果还在对国际规则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岂不是太天真了吗？
既然那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根本就没打算遵守国际法，甚至根本不按常理出牌，那么我们就必须拿出自己专属的应对工具箱和强硬反制手段。
我刚才提到的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构想，正是这样一个精准有效的王牌工具。一旦落地实施，就能迫使对方不得不做出实质妥协；否则，他们就只能选择不买中国稀土。
但如果他们选择不买，那绝不是因为中国不卖。我们的规则在国际上公开、透明、公道：只要你满足合规采购条件，欢迎你亲自到新疆乌鲁木齐来，与注册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谈协议、签合同；采购中国稀土，统一使用人民币结算。这一切完全符合市场化经济规律与合规商业惯例，美西方政客又有什么资格和理由提出反对？
如果美方每次出台打压新疆的霸权法案，我们的回应永远只是千篇一律地口头抗议几句、声明谴责一番，那是远远不够的。
在过去国家综合国力和外部条件相对受限的时期，我们不得不采取那种反应方式，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今时不同往日，我们手里已经拥有了丰富多样的反制资源。我们完全可以集思广益、汇聚全国智识，挑选出几条最有力、最合情合理且最具穿透力的方法，对美西方的遏制进行强力回击。
中国和西方都有相似的格言，叫作“得寸进尺”（Give him an inch and he will take a mile）。如果你在原则问题上退让一步，对方就会步步进逼，最终甚至会骑到你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方面我们必须展现清晰坚定的战略姿态：中美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两国之间，唯一正确的相处之道是“必然和平”。任何人都不要妄想用战争来威胁恐吓中国。挑起战争绝不可能在摧毁中国的同时，还能让美国自身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因此，不要同我谈什么中美战争，中美之间必须谈和平。
另一方面，稀土如今绝对是我们手里一张极具分量的战略王牌。在美国率先挑起对华关税战之前，中国从未轻易打出稀土这张牌。是美方首先破坏了国际自由贸易规则、将我们一步步逼到这个份上，中国才真正开始认真考虑将稀土作为有效的反制手段。即便在今天，中国在稀土出口上的管控措施依然是完全合理、合法且合规的。
只要国际客户拥有正当、合理的民用需求，中国依然会充分予以满足。
但是，当美方再次掀起风浪，肆无忌惮地造谣中伤、抹黑打压中国涉疆政策，甚至企图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声势把新疆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割裂出去、在全世界散布大量负面影响时，难道我们就要任由他们无底线打压吗？别人打了我们的左脸，难道我们还要把右脸也伸过去让他打吗？
我坚决认为，我们绝不能这样做！
西方在哪个领域无理打压中国，我们就应当在该领域进行极其深入的研究，并制定出针锋相对的有效反制方法。对方打过来，我们必须坚决打回去！但我们的反击绝不会采用对方那种见不得人的下三滥手段，更不屑于搞背后的下作勾当。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合乎国际法准则与国际自由贸易规则的对等措施展开有力反制。
这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感到格外紧迫的心声。我们绝不能允许外部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无理打压我们、折腾我们、霸凌我们。我们必须真正运用中国人的智慧与头脑，出台硬招实招来打破外部封锁与僵局，这已经成为当前涉外经贸与涉疆舆论斗争的当务之急！ 查看全部
高志凯深度专访：中国应当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并实行人民币统一结算
【观察者网专栏作家、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志凯接受深度专访，系统阐述利用稀土战略王牌反制美西方涉疆制裁的开创性构想】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7 月下旬，美国出台了针对所谓“强迫劳动”的 301 关税以及扩大的《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实体清单等一系列打压措施，并向 60 个贸易伙伴施压，要求其按照美国制定的标准设立进口禁令，否则将面临惩罚性关税。在您看来，美国为何选择在临近中期选举的关键节点再次大肆炒作新疆议题？美国是否正在将原本针对新疆的特定工具，演变为针对中国全产业链的制度性经贸武器？
高志凯：
首先，针对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死死抓住新疆问题不放，持续对中国进行抹黑、歪曲、造谣和各种敌对行径，我想再次提出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性建议：鉴于稀土对于全球高科技产业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以及中国稀土出口在国际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我郑重建议国家正式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对全国所有的稀土出口业务实行统筹统一管理。
为什么必须这么做？
中国稀土产业链非常庞大且极为复杂。国内众多稀土生产加工企业并不属于中央直属国企，有些甚至也不是地方国有企业，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民营企业，产业网络覆盖极为广泛。在过去的出口流程中，市场经营主体繁多、出口渠道多元复杂，容易产生管理上的漏洞，同时也容易被外部敌对势力钻空子。
因此，我建议必须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这家公司不一定必须是中央央企，甚至不一定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国企，但关键在于它必须承担起代表国家对稀土出口实行统一定价、统一配额、统一审批和统一管理的战略职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也是整套反制方案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一环：**我建议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法定总部设立在中国新疆**。
图片说明：中国西北新疆富蕴县可可托海三号稀土矿坑全景。
大家看看美国在 7 月 31 日所采取的恶劣行径：美国紧盯着新疆问题不放，捏造各种荒谬借口，全面禁止进口产自新疆的番茄酱、棉花、服装鞋帽、纺织品、多晶硅矿产及机械设备等各类产品。
既然美国一意孤行、无理取闹、肆意颠倒黑白，那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合情合法的对等反制措施：美西方国家的高端制造和军工产业不是极度依赖中国的稀土吗？如果你认为自己具备采购资格，并能顺利获得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的合规审批，那么欢迎你来洽谈采购业务。
但是，你们必须到哪里来谈？不是去上海，也不是去深圳或广州，而是**必须统一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商务谈判达成后，所有的采购合同必须统一与注册并常驻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正式签署。与此同时，所有出口稀土产品的外包装上，都必须堂堂正正、醒目清晰地印上“中国新疆”字样！
不仅如此，在采购中国稀土时，付款结算方式必须且只能使用人民币。我们坚决不接受美元、日元、欧元或任何其他西方货币，一律只收人民币！作为一名学者，我始终坚信这是一个极具战略智慧和可操作性的绝佳反制方案，因此我一直持续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真考虑并采纳这一构想。
为什么这一方案在现实中完全具备可行性？
首先，它能从根本上强化国家对战略稀土资源的统一出口管理，这本身就关乎国家核心利益。
其次，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总部设在新疆，正好可以借此让全世界看清楚：那些成天叫嚣着要全面抵制所谓“新疆制造”的西方国家和跨国企业，在面临自身产业生死攸关的稀土资源时，究竟敢不敢因为稀土出自新疆而拒绝采购？
我敢断定，为了拿到维持其高科技运转所必需的稀土，他们就算用爬的，也得爬到新疆来谈！即便你百般阻拦，他们也会削尖了脑袋非签不可。为了买到中国稀土，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把手中的美元、欧元和日元兑换成人民币来付款。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用更大的战略智慧、更大的胆魄和更高超的跨部门统筹能力，来打赢这场经贸博弈？
这样一来，我们一方面真正把国家稀土出口命脉管好、管严；另一方面，也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彻底粉碎美国相关部门在 7 月 31 日出台的涉疆制裁法案。
无论美国怎么折腾，无论其他西方政客如何叫嚣，我们的应对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口头抗议。中国如今国力日益强盛，我们完全应该拥有更多智慧、更大气魄和更坚定的决心，出台让对方真正感受到切肤之痛、让其明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实质性举措。
图片说明：科研人员展示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从月球背面带回的珍贵月壤样本。
这就像 2024 年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成功降落月球背面并带回珍贵的月壤样本后，美国航天机构迫切希望能分享获取中国的月壤。当时我们就完全可以说：美国国会自己白纸黑字通过了《沃尔夫条款》，明文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与中国开展任何航天合作。既然美国想要中国的月壤，那就必须美国自己先修改国内法、撤销相关限制。这是美国自己立法绑住了自己的手脚。
如今在新疆经贸议题上，美西方给我们提供了完全相同的反制良机。
因此，我再次强烈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尽快研究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不管是美国企业、日本企业，还是欧洲企业，只要自认为符合资质，统统请到乌鲁木齐来谈。所有出口统筹经由新疆总公司办理，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胆量拒买中国稀土。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和严谨研判，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胆量。
到头来，他们只能自打嘴巴，并被迫吞下苦果——不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其他西方政客，长期在新疆问题上借题发挥，第一根本动摇不了中国的原则立场，第二只会让自己深陷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根本解决不了自身的供应链危机。
图片说明：高志凯在半岛电视台《正面交锋》与《底线》等栏目就国际大势与中国外交政策展开激烈辩论。
国际舆论交锋与涉疆历史真相
这么多年来，在各种国际多边舞台上，我同西方主流媒体和智库进行了无数次正面的激辩与交锋，用大家的话说，我早已经“身中数弹、弹痕累累”。
但我依然坚持在国际讲坛上同他们坚决斗争，因为我们必须把事实真相向国际社会讲清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的维吾尔族同胞是我们休戚与共的骨肉兄弟姐妹。任何国家都绝不要抱有能把新疆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的任何幻想，那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新疆的内部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新疆治理好、发展好，根本轮不到任何外部势力横加指责、指手画脚。
在我看来，美国政府此时此刻再次死死揪住新疆问题大做文章，本质上暴露了两点：
第一，美国反华敌对势力从未真正放弃对华遏制与敌视图谋；
第二，美国从未放弃过企图将中国一举击垮的霸权幻想。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究竟该如何破局？
这极其关键。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稳扎稳打，同时要有一双洞察秋毫的慧眼，看穿他们背后的真实图谋。此外，我们的对外交往绝不能长期停留在“道德外交”层面，必须坚定跨入“法治外交”的新境界！我们手里必须握有强有力的法定反制权和精准反制工具，才能真正打疼对方、打醒对方，让其彻底恢复理智。
无论在经贸往来、关税争端，还是在涉及国家政治制度、人权、涉疆、涉台、涉港、涉藏等原则问题上，我们不仅要有站在道义制高点的道德力量，更要有坚实的法治力量！我们必须能够拿出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具有高度公信力、能够被国际主流社会所理解并接受的高质量反制方案。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美国是否正在借所谓“人权”之名，将其国内法律和供应链标准强加给整个世界？这是否反映出美国并不真正关心其盟友利益，而是企图利用关税大棒逼迫各国臣服于美国制定的霸权规则？
高志凯：
我认为，眼看着美国已经肆无忌惮地走到今天这一步，国际社会所有人都应当彻底认清一个冷酷的现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去年曾公开说过类似的话：“我根本不需要国际法，唯一能阻止我的只有我自己的道德和我自己的头脑。”当一个大国的领导人都已经把话讲得如此露骨直白时，我们如果还在对国际规则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岂不是太天真了吗？
既然那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根本就没打算遵守国际法，甚至根本不按常理出牌，那么我们就必须拿出自己专属的应对工具箱和强硬反制手段。
我刚才提到的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构想，正是这样一个精准有效的王牌工具。一旦落地实施，就能迫使对方不得不做出实质妥协；否则，他们就只能选择不买中国稀土。
但如果他们选择不买，那绝不是因为中国不卖。我们的规则在国际上公开、透明、公道：只要你满足合规采购条件，欢迎你亲自到新疆乌鲁木齐来，与注册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谈协议、签合同；采购中国稀土，统一使用人民币结算。这一切完全符合市场化经济规律与合规商业惯例，美西方政客又有什么资格和理由提出反对？
如果美方每次出台打压新疆的霸权法案，我们的回应永远只是千篇一律地口头抗议几句、声明谴责一番，那是远远不够的。
在过去国家综合国力和外部条件相对受限的时期，我们不得不采取那种反应方式，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今时不同往日，我们手里已经拥有了丰富多样的反制资源。我们完全可以集思广益、汇聚全国智识，挑选出几条最有力、最合情合理且最具穿透力的方法，对美西方的遏制进行强力回击。
中国和西方都有相似的格言，叫作“得寸进尺”（Give him an inch and he will take a mile）。如果你在原则问题上退让一步，对方就会步步进逼，最终甚至会骑到你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方面我们必须展现清晰坚定的战略姿态：中美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两国之间，唯一正确的相处之道是“必然和平”。任何人都不要妄想用战争来威胁恐吓中国。挑起战争绝不可能在摧毁中国的同时，还能让美国自身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因此，不要同我谈什么中美战争，中美之间必须谈和平。
另一方面，稀土如今绝对是我们手里一张极具分量的战略王牌。在美国率先挑起对华关税战之前，中国从未轻易打出稀土这张牌。是美方首先破坏了国际自由贸易规则、将我们一步步逼到这个份上，中国才真正开始认真考虑将稀土作为有效的反制手段。即便在今天，中国在稀土出口上的管控措施依然是完全合理、合法且合规的。
只要国际客户拥有正当、合理的民用需求，中国依然会充分予以满足。
但是，当美方再次掀起风浪，肆无忌惮地造谣中伤、抹黑打压中国涉疆政策，甚至企图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声势把新疆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割裂出去、在全世界散布大量负面影响时，难道我们就要任由他们无底线打压吗？别人打了我们的左脸，难道我们还要把右脸也伸过去让他打吗？
我坚决认为，我们绝不能这样做！
西方在哪个领域无理打压中国，我们就应当在该领域进行极其深入的研究，并制定出针锋相对的有效反制方法。对方打过来，我们必须坚决打回去！但我们的反击绝不会采用对方那种见不得人的下三滥手段，更不屑于搞背后的下作勾当。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合乎国际法准则与国际自由贸易规则的对等措施展开有力反制。
这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感到格外紧迫的心声。我们绝不能允许外部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无理打压我们、折腾我们、霸凌我们。我们必须真正运用中国人的智慧与头脑，出台硬招实招来打破外部封锁与僵局，这已经成为当前涉外经贸与涉疆舆论斗争的当务之急！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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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凯深度专访：中国应当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并实行人民币统一结算
【观察者网专栏作家、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志凯接受深度专访，系统阐述利用稀土战略王牌反制美西方涉疆制裁的开创性构想】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7 月下旬，美国出台了针对所谓“强迫劳动”的 301 关税以及扩大的《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实体清单等一系列打压措施，并向 60 个贸易伙伴施压，要求其按照美国制定的标准设立进口禁令，否则将面临惩罚性关税。在您看来，美国为何选择在临近中期选举的关键节点再次大肆炒作新疆议题？美国是否正在将原本针对新疆的特定工具，演变为针对中国全产业链的制度性经贸武器？
高志凯：
首先，针对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死死抓住新疆问题不放，持续对中国进行抹黑、歪曲、造谣和各种敌对行径，我想再次提出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性建议：鉴于稀土对于全球高科技产业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以及中国稀土出口在国际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我郑重建议国家正式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对全国所有的稀土出口业务实行统筹统一管理。
为什么必须这么做？
中国稀土产业链非常庞大且极为复杂。国内众多稀土生产加工企业并不属于中央直属国企，有些甚至也不是地方国有企业，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民营企业，产业网络覆盖极为广泛。在过去的出口流程中，市场经营主体繁多、出口渠道多元复杂，容易产生管理上的漏洞，同时也容易被外部敌对势力钻空子。
因此，我建议必须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这家公司不一定必须是中央央企，甚至不一定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国企，但关键在于它必须承担起代表国家对稀土出口实行统一定价、统一配额、统一审批和统一管理的战略职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也是整套反制方案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一环：**我建议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法定总部设立在中国新疆**。
图片说明：中国西北新疆富蕴县可可托海三号稀土矿坑全景。
大家看看美国在 7 月 31 日所采取的恶劣行径：美国紧盯着新疆问题不放，捏造各种荒谬借口，全面禁止进口产自新疆的番茄酱、棉花、服装鞋帽、纺织品、多晶硅矿产及机械设备等各类产品。
既然美国一意孤行、无理取闹、肆意颠倒黑白，那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合情合法的对等反制措施：美西方国家的高端制造和军工产业不是极度依赖中国的稀土吗？如果你认为自己具备采购资格，并能顺利获得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的合规审批，那么欢迎你来洽谈采购业务。
但是，你们必须到哪里来谈？不是去上海，也不是去深圳或广州，而是**必须统一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商务谈判达成后，所有的采购合同必须统一与注册并常驻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正式签署。与此同时，所有出口稀土产品的外包装上，都必须堂堂正正、醒目清晰地印上“中国新疆”字样！
不仅如此，在采购中国稀土时，付款结算方式必须且只能使用人民币。我们坚决不接受美元、日元、欧元或任何其他西方货币，一律只收人民币！作为一名学者，我始终坚信这是一个极具战略智慧和可操作性的绝佳反制方案，因此我一直持续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真考虑并采纳这一构想。
为什么这一方案在现实中完全具备可行性？
首先，它能从根本上强化国家对战略稀土资源的统一出口管理，这本身就关乎国家核心利益。
其次，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总部设在新疆，正好可以借此让全世界看清楚：那些成天叫嚣着要全面抵制所谓“新疆制造”的西方国家和跨国企业，在面临自身产业生死攸关的稀土资源时，究竟敢不敢因为稀土出自新疆而拒绝采购？
我敢断定，为了拿到维持其高科技运转所必需的稀土，他们就算用爬的，也得爬到新疆来谈！即便你百般阻拦，他们也会削尖了脑袋非签不可。为了买到中国稀土，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把手中的美元、欧元和日元兑换成人民币来付款。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用更大的战略智慧、更大的胆魄和更高超的跨部门统筹能力，来打赢这场经贸博弈？
这样一来，我们一方面真正把国家稀土出口命脉管好、管严；另一方面，也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彻底粉碎美国相关部门在 7 月 31 日出台的涉疆制裁法案。
无论美国怎么折腾，无论其他西方政客如何叫嚣，我们的应对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口头抗议。中国如今国力日益强盛，我们完全应该拥有更多智慧、更大气魄和更坚定的决心，出台让对方真正感受到切肤之痛、让其明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实质性举措。
图片说明：科研人员展示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从月球背面带回的珍贵月壤样本。
这就像 2024 年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成功降落月球背面并带回珍贵的月壤样本后，美国航天机构迫切希望能分享获取中国的月壤。当时我们就完全可以说：美国国会自己白纸黑字通过了《沃尔夫条款》，明文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与中国开展任何航天合作。既然美国想要中国的月壤，那就必须美国自己先修改国内法、撤销相关限制。这是美国自己立法绑住了自己的手脚。
如今在新疆经贸议题上，美西方给我们提供了完全相同的反制良机。
因此，我再次强烈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尽快研究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不管是美国企业、日本企业，还是欧洲企业，只要自认为符合资质，统统请到乌鲁木齐来谈。所有出口统筹经由新疆总公司办理，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胆量拒买中国稀土。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和严谨研判，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胆量。
到头来，他们只能自打嘴巴，并被迫吞下苦果——不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其他西方政客，长期在新疆问题上借题发挥，第一根本动摇不了中国的原则立场，第二只会让自己深陷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根本解决不了自身的供应链危机。
图片说明：高志凯在半岛电视台《正面交锋》与《底线》等栏目就国际大势与中国外交政策展开激烈辩论。
国际舆论交锋与涉疆历史真相
这么多年来，在各种国际多边舞台上，我同西方主流媒体和智库进行了无数次正面的激辩与交锋，用大家的话说，我早已经“身中数弹、弹痕累累”。
但我依然坚持在国际讲坛上同他们坚决斗争，因为我们必须把事实真相向国际社会讲清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的维吾尔族同胞是我们休戚与共的骨肉兄弟姐妹。任何国家都绝不要抱有能把新疆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的任何幻想，那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新疆的内部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新疆治理好、发展好，根本轮不到任何外部势力横加指责、指手画脚。
在我看来，美国政府此时此刻再次死死揪住新疆问题大做文章，本质上暴露了两点：
第一，美国反华敌对势力从未真正放弃对华遏制与敌视图谋；
第二，美国从未放弃过企图将中国一举击垮的霸权幻想。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究竟该如何破局？
这极其关键。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稳扎稳打，同时要有一双洞察秋毫的慧眼，看穿他们背后的真实图谋。此外，我们的对外交往绝不能长期停留在“道德外交”层面，必须坚定跨入“法治外交”的新境界！我们手里必须握有强有力的法定反制权和精准反制工具，才能真正打疼对方、打醒对方，让其彻底恢复理智。
无论在经贸往来、关税争端，还是在涉及国家政治制度、人权、涉疆、涉台、涉港、涉藏等原则问题上，我们不仅要有站在道义制高点的道德力量，更要有坚实的法治力量！我们必须能够拿出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具有高度公信力、能够被国际主流社会所理解并接受的高质量反制方案。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美国是否正在借所谓“人权”之名，将其国内法律和供应链标准强加给整个世界？这是否反映出美国并不真正关心其盟友利益，而是企图利用关税大棒逼迫各国臣服于美国制定的霸权规则？
高志凯：
我认为，眼看着美国已经肆无忌惮地走到今天这一步，国际社会所有人都应当彻底认清一个冷酷的现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去年曾公开说过类似的话：“我根本不需要国际法，唯一能阻止我的只有我自己的道德和我自己的头脑。”当一个大国的领导人都已经把话讲得如此露骨直白时，我们如果还在对国际规则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岂不是太天真了吗？
既然那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根本就没打算遵守国际法，甚至根本不按常理出牌，那么我们就必须拿出自己专属的应对工具箱和强硬反制手段。
我刚才提到的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构想，正是这样一个精准有效的王牌工具。一旦落地实施，就能迫使对方不得不做出实质妥协；否则，他们就只能选择不买中国稀土。
但如果他们选择不买，那绝不是因为中国不卖。我们的规则在国际上公开、透明、公道：只要你满足合规采购条件，欢迎你亲自到新疆乌鲁木齐来，与注册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谈协议、签合同；采购中国稀土，统一使用人民币结算。这一切完全符合市场化经济规律与合规商业惯例，美西方政客又有什么资格和理由提出反对？
如果美方每次出台打压新疆的霸权法案，我们的回应永远只是千篇一律地口头抗议几句、声明谴责一番，那是远远不够的。
在过去国家综合国力和外部条件相对受限的时期，我们不得不采取那种反应方式，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今时不同往日，我们手里已经拥有了丰富多样的反制资源。我们完全可以集思广益、汇聚全国智识，挑选出几条最有力、最合情合理且最具穿透力的方法，对美西方的遏制进行强力回击。
中国和西方都有相似的格言，叫作“得寸进尺”（Give him an inch and he will take a mile）。如果你在原则问题上退让一步，对方就会步步进逼，最终甚至会骑到你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方面我们必须展现清晰坚定的战略姿态：中美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两国之间，唯一正确的相处之道是“必然和平”。任何人都不要妄想用战争来威胁恐吓中国。挑起战争绝不可能在摧毁中国的同时，还能让美国自身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因此，不要同我谈什么中美战争，中美之间必须谈和平。
另一方面，稀土如今绝对是我们手里一张极具分量的战略王牌。在美国率先挑起对华关税战之前，中国从未轻易打出稀土这张牌。是美方首先破坏了国际自由贸易规则、将我们一步步逼到这个份上，中国才真正开始认真考虑将稀土作为有效的反制手段。即便在今天，中国在稀土出口上的管控措施依然是完全合理、合法且合规的。
只要国际客户拥有正当、合理的民用需求，中国依然会充分予以满足。
但是，当美方再次掀起风浪，肆无忌惮地造谣中伤、抹黑打压中国涉疆政策，甚至企图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声势把新疆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割裂出去、在全世界散布大量负面影响时，难道我们就要任由他们无底线打压吗？别人打了我们的左脸，难道我们还要把右脸也伸过去让他打吗？
我坚决认为，我们绝不能这样做！
西方在哪个领域无理打压中国，我们就应当在该领域进行极其深入的研究，并制定出针锋相对的有效反制方法。对方打过来，我们必须坚决打回去！但我们的反击绝不会采用对方那种见不得人的下三滥手段，更不屑于搞背后的下作勾当。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合乎国际法准则与国际自由贸易规则的对等措施展开有力反制。
这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感到格外紧迫的心声。我们绝不能允许外部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无理打压我们、折腾我们、霸凌我们。我们必须真正运用中国人的智慧与头脑，出台硬招实招来打破外部封锁与僵局，这已经成为当前涉外经贸与涉疆舆论斗争的当务之急！
高志凯深度专访：中国应当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并实行人民币统一结算
【观察者网专栏作家、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志凯接受深度专访，系统阐述利用稀土战略王牌反制美西方涉疆制裁的开创性构想】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7 月下旬，美国出台了针对所谓“强迫劳动”的 301 关税以及扩大的《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实体清单等一系列打压措施，并向 60 个贸易伙伴施压，要求其按照美国制定的标准设立进口禁令，否则将面临惩罚性关税。在您看来，美国为何选择在临近中期选举的关键节点再次大肆炒作新疆议题？美国是否正在将原本针对新疆的特定工具，演变为针对中国全产业链的制度性经贸武器？
高志凯：
首先，针对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死死抓住新疆问题不放，持续对中国进行抹黑、歪曲、造谣和各种敌对行径，我想再次提出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性建议：鉴于稀土对于全球高科技产业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以及中国稀土出口在国际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我郑重建议国家正式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对全国所有的稀土出口业务实行统筹统一管理。
为什么必须这么做？
中国稀土产业链非常庞大且极为复杂。国内众多稀土生产加工企业并不属于中央直属国企，有些甚至也不是地方国有企业，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民营企业，产业网络覆盖极为广泛。在过去的出口流程中，市场经营主体繁多、出口渠道多元复杂，容易产生管理上的漏洞，同时也容易被外部敌对势力钻空子。
因此，我建议必须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这家公司不一定必须是中央央企，甚至不一定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国企，但关键在于它必须承担起代表国家对稀土出口实行统一定价、统一配额、统一审批和统一管理的战略职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也是整套反制方案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一环：**我建议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法定总部设立在中国新疆**。
图片说明：中国西北新疆富蕴县可可托海三号稀土矿坑全景。
大家看看美国在 7 月 31 日所采取的恶劣行径：美国紧盯着新疆问题不放，捏造各种荒谬借口，全面禁止进口产自新疆的番茄酱、棉花、服装鞋帽、纺织品、多晶硅矿产及机械设备等各类产品。
既然美国一意孤行、无理取闹、肆意颠倒黑白，那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合情合法的对等反制措施：美西方国家的高端制造和军工产业不是极度依赖中国的稀土吗？如果你认为自己具备采购资格，并能顺利获得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的合规审批，那么欢迎你来洽谈采购业务。
但是，你们必须到哪里来谈？不是去上海，也不是去深圳或广州，而是**必须统一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商务谈判达成后，所有的采购合同必须统一与注册并常驻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正式签署。与此同时，所有出口稀土产品的外包装上，都必须堂堂正正、醒目清晰地印上“中国新疆”字样！
不仅如此，在采购中国稀土时，付款结算方式必须且只能使用人民币。我们坚决不接受美元、日元、欧元或任何其他西方货币，一律只收人民币！作为一名学者，我始终坚信这是一个极具战略智慧和可操作性的绝佳反制方案，因此我一直持续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真考虑并采纳这一构想。
为什么这一方案在现实中完全具备可行性？
首先，它能从根本上强化国家对战略稀土资源的统一出口管理，这本身就关乎国家核心利益。
其次，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总部设在新疆，正好可以借此让全世界看清楚：那些成天叫嚣着要全面抵制所谓“新疆制造”的西方国家和跨国企业，在面临自身产业生死攸关的稀土资源时，究竟敢不敢因为稀土出自新疆而拒绝采购？
我敢断定，为了拿到维持其高科技运转所必需的稀土，他们就算用爬的，也得爬到新疆来谈！即便你百般阻拦，他们也会削尖了脑袋非签不可。为了买到中国稀土，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把手中的美元、欧元和日元兑换成人民币来付款。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用更大的战略智慧、更大的胆魄和更高超的跨部门统筹能力，来打赢这场经贸博弈？
这样一来，我们一方面真正把国家稀土出口命脉管好、管严；另一方面，也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彻底粉碎美国相关部门在 7 月 31 日出台的涉疆制裁法案。
无论美国怎么折腾，无论其他西方政客如何叫嚣，我们的应对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口头抗议。中国如今国力日益强盛，我们完全应该拥有更多智慧、更大气魄和更坚定的决心，出台让对方真正感受到切肤之痛、让其明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实质性举措。
图片说明：科研人员展示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从月球背面带回的珍贵月壤样本。
这就像 2024 年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成功降落月球背面并带回珍贵的月壤样本后，美国航天机构迫切希望能分享获取中国的月壤。当时我们就完全可以说：美国国会自己白纸黑字通过了《沃尔夫条款》，明文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与中国开展任何航天合作。既然美国想要中国的月壤，那就必须美国自己先修改国内法、撤销相关限制。这是美国自己立法绑住了自己的手脚。
如今在新疆经贸议题上，美西方给我们提供了完全相同的反制良机。
因此，我再次强烈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尽快研究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不管是美国企业、日本企业，还是欧洲企业，只要自认为符合资质，统统请到乌鲁木齐来谈。所有出口统筹经由新疆总公司办理，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胆量拒买中国稀土。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和严谨研判，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胆量。
到头来，他们只能自打嘴巴，并被迫吞下苦果——不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其他西方政客，长期在新疆问题上借题发挥，第一根本动摇不了中国的原则立场，第二只会让自己深陷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根本解决不了自身的供应链危机。
图片说明：高志凯在半岛电视台《正面交锋》与《底线》等栏目就国际大势与中国外交政策展开激烈辩论。
国际舆论交锋与涉疆历史真相
这么多年来，在各种国际多边舞台上，我同西方主流媒体和智库进行了无数次正面的激辩与交锋，用大家的话说，我早已经“身中数弹、弹痕累累”。
但我依然坚持在国际讲坛上同他们坚决斗争，因为我们必须把事实真相向国际社会讲清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的维吾尔族同胞是我们休戚与共的骨肉兄弟姐妹。任何国家都绝不要抱有能把新疆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的任何幻想，那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新疆的内部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新疆治理好、发展好，根本轮不到任何外部势力横加指责、指手画脚。
在我看来，美国政府此时此刻再次死死揪住新疆问题大做文章，本质上暴露了两点：
第一，美国反华敌对势力从未真正放弃对华遏制与敌视图谋；
第二，美国从未放弃过企图将中国一举击垮的霸权幻想。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究竟该如何破局？
这极其关键。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稳扎稳打，同时要有一双洞察秋毫的慧眼，看穿他们背后的真实图谋。此外，我们的对外交往绝不能长期停留在“道德外交”层面，必须坚定跨入“法治外交”的新境界！我们手里必须握有强有力的法定反制权和精准反制工具，才能真正打疼对方、打醒对方，让其彻底恢复理智。
无论在经贸往来、关税争端，还是在涉及国家政治制度、人权、涉疆、涉台、涉港、涉藏等原则问题上，我们不仅要有站在道义制高点的道德力量，更要有坚实的法治力量！我们必须能够拿出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具有高度公信力、能够被国际主流社会所理解并接受的高质量反制方案。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美国是否正在借所谓“人权”之名，将其国内法律和供应链标准强加给整个世界？这是否反映出美国并不真正关心其盟友利益，而是企图利用关税大棒逼迫各国臣服于美国制定的霸权规则？
高志凯：
我认为，眼看着美国已经肆无忌惮地走到今天这一步，国际社会所有人都应当彻底认清一个冷酷的现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去年曾公开说过类似的话：“我根本不需要国际法，唯一能阻止我的只有我自己的道德和我自己的头脑。”当一个大国的领导人都已经把话讲得如此露骨直白时，我们如果还在对国际规则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岂不是太天真了吗？
既然那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根本就没打算遵守国际法，甚至根本不按常理出牌，那么我们就必须拿出自己专属的应对工具箱和强硬反制手段。
我刚才提到的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构想，正是这样一个精准有效的王牌工具。一旦落地实施，就能迫使对方不得不做出实质妥协；否则，他们就只能选择不买中国稀土。
但如果他们选择不买，那绝不是因为中国不卖。我们的规则在国际上公开、透明、公道：只要你满足合规采购条件，欢迎你亲自到新疆乌鲁木齐来，与注册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谈协议、签合同；采购中国稀土，统一使用人民币结算。这一切完全符合市场化经济规律与合规商业惯例，美西方政客又有什么资格和理由提出反对？
如果美方每次出台打压新疆的霸权法案，我们的回应永远只是千篇一律地口头抗议几句、声明谴责一番，那是远远不够的。
在过去国家综合国力和外部条件相对受限的时期，我们不得不采取那种反应方式，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今时不同往日，我们手里已经拥有了丰富多样的反制资源。我们完全可以集思广益、汇聚全国智识，挑选出几条最有力、最合情合理且最具穿透力的方法，对美西方的遏制进行强力回击。
中国和西方都有相似的格言，叫作“得寸进尺”（Give him an inch and he will take a mile）。如果你在原则问题上退让一步，对方就会步步进逼，最终甚至会骑到你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方面我们必须展现清晰坚定的战略姿态：中美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两国之间，唯一正确的相处之道是“必然和平”。任何人都不要妄想用战争来威胁恐吓中国。挑起战争绝不可能在摧毁中国的同时，还能让美国自身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因此，不要同我谈什么中美战争，中美之间必须谈和平。
另一方面，稀土如今绝对是我们手里一张极具分量的战略王牌。在美国率先挑起对华关税战之前，中国从未轻易打出稀土这张牌。是美方首先破坏了国际自由贸易规则、将我们一步步逼到这个份上，中国才真正开始认真考虑将稀土作为有效的反制手段。即便在今天，中国在稀土出口上的管控措施依然是完全合理、合法且合规的。
只要国际客户拥有正当、合理的民用需求，中国依然会充分予以满足。
但是，当美方再次掀起风浪，肆无忌惮地造谣中伤、抹黑打压中国涉疆政策，甚至企图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声势把新疆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割裂出去、在全世界散布大量负面影响时，难道我们就要任由他们无底线打压吗？别人打了我们的左脸，难道我们还要把右脸也伸过去让他打吗？
我坚决认为，我们绝不能这样做！
西方在哪个领域无理打压中国，我们就应当在该领域进行极其深入的研究，并制定出针锋相对的有效反制方法。对方打过来，我们必须坚决打回去！但我们的反击绝不会采用对方那种见不得人的下三滥手段，更不屑于搞背后的下作勾当。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合乎国际法准则与国际自由贸易规则的对等措施展开有力反制。
这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感到格外紧迫的心声。我们绝不能允许外部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无理打压我们、折腾我们、霸凌我们。我们必须真正运用中国人的智慧与头脑，出台硬招实招来打破外部封锁与僵局，这已经成为当前涉外经贸与涉疆舆论斗争的当务之急！
新《民族团结法》阴影笼罩：新疆哈萨克族著名作家坚吉斯·热斯汗面临不公开秘密审判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7 次浏览 • 6 天前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新《民族团结法》阴影笼罩：新疆哈萨克族著名作家坚吉斯·热斯汗面临不公开秘密审判
经过几个月焦急而漫长的等待，中国新疆著名的哈萨克族作家、讽刺文学家坚吉斯·热斯汗（Zhengis Reskhan）的家属终于得知，他即将在中国面临一场不公开的秘密审判，而且可能面临长达十年的牢狱之灾。
图片说明：新疆哈萨克族作家兼资深出版人坚吉斯·热斯汗（Zhengis Reskhan）历史照片。
被拘押数月音讯全无：家属被告知将秘密受审
在经历了当地警方长达数月的连续传唤审讯之后，热斯汗于今年 3 月 19 日正式被警方拘押。直到现在，他的家属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官方出具的正式拘留通知，不知道他究竟被关押在哪里，也完全无法与他取得任何联系。
热斯汗的家属表示，此前当地警方曾口头指控他有“极端思想”。但根据他的儿子纳尔泰·坚吉斯（Nartai Zhengis）透露，现在警方又给他扣上了一项新罪名，指控他涉嫌“破坏民族团结”。
纳尔泰透露，他父亲的案件计划于 8 月 15 日开庭，并且将以完全秘密的方式进行审理。他在接受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FE/RL）哈萨克语部采访时表示，父亲的代理律师已经明确告知家属：“任何人都不被允许进入法庭旁听审判。”
纳尔泰说，连热斯汗的妻子、也就是纳尔泰的母亲，也同样被严禁到场旁听。律师还告诉他们，法庭在宣判后，“唯一可能对外公布的消息，大概就只有一句简短的话：‘他被判处了多少年有期徒刑。’”
家属目前得到的消息是，如果被判有罪，热斯汗可能面临最高长达 10 年的有期徒刑。纳尔泰指出，这项“破坏民族团结”的指控，是警方在之前指控他父亲有“极端思想”的基础上，后来又追加上去的。截至目前，家属从未看到过任何起诉书，也没有见过任何说明指控法律依据的法院文件。
新出台的《民族团结法》：成为首批试水案例？
这项新指控的出炉，恰逢中国新制定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不久。这部备受争议的法律于今年 3 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为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套非常宽泛的法律框架，其中专门包含了针对被认定为“破坏民族团结”行为的惩处条款。
目前尚不清楚针对热斯汗的指控是否直接适用了这部新法律。但专家指出，如果该案确实适用这部新法规，那么它将成为外界观察该法律如何被具体用于少数民族被告的一个早期标志性风向标。
中国官方表示，这部法律的各项条款旨在“加强法治建设”，能够“更好地保护”全国 56 个法定民族的合法权益。然而，该法案却引发了国际人权组织、联合国专家、欧洲联盟以及多个西方国家政府的强烈担忧与批评。各界普遍担心，这部法律可能会进一步收紧和限制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甚至将国内的民族政策影响延伸至境外。
早在今年 4 月，多位联合国人权专家就曾发出明确警告，指出该法案可能在所有地区强行固化一种“整齐划一的民族关系处理模式”；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和欧洲议会也先后公开发声，呼吁废除该法案。对此，中国官方驳斥了国际社会的批评，称相关指责是“恶意抹黑”，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
此外，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也于 7 月 14 日专门发出呼吁，要求中国有关部门立即释放坚吉斯·热斯汗，除非官方能够拿出“充分、可信且符合法律标准的证据”，证明他确实触犯了国际公认的刑事犯罪。
“从头到尾都毫无合法性”
针对热斯汗的案情以及立案的法律依据，中国官方目前一直保持沉默，未公开任何具体细节。
“我们至今没有得到来自中方的任何官方回复，”热斯汗的儿子纳尔泰说道。
作为一名常年生活在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斯坦公民，纳尔泰曾向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当局递交申诉，希望政府能出面干预。但对于长期在保护中国境内哈萨克族同胞权益与维护同中国紧密经贸政治关系之间寻求平衡的哈萨克斯坦政府来说，这始终是一个极其微妙和敏感的外交问题。
据纳尔泰介绍，哈萨克斯坦外交部给他的回复是：他的父亲是中国公民，因此该案件完全属于中国司法管辖的范畴。外交部建议家属直接向中国有关部门寻求帮助与沟通。
尽管阿斯塔纳方面拒绝直接介入，但纳尔泰坚决否认了针对父亲的一切指控，并痛斥整个司法程序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我父亲目前所经历和遭受的一切，不论是依据国际法，还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身的法律，从一开始直到今天，全都是完全非法的，”纳尔泰愤慨地表示，“这不仅严重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也违背了每一项通用的法治准则。”
纳尔泰还直言，新疆当地的某些官员之所以盯上他的父亲，纯粹是因为嫉妒父亲在文学专业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和享有的崇高声望。
“这完全是新疆当地一些官员搞出来的。那些人盲目执行命令，对我父亲在岗位上取得的成绩、文学上的巨大成功，以及他在国内同行和读者中赢得的尊重和威望心怀嫉妒，根本容不下他，”纳尔泰说道。
著作等身的文学出版家与新疆大背景
作为一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知名作家和讽刺文学家，热斯汗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曾先后做过教师、资深编辑和文化部门官员。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会员，此前还曾担任哈密地区作家协会主席。
在文学创作方面，热斯汗一生共出版了 13 部文学著作，主要涵盖儿童文学和幽默讽刺文学作品，其中有多部优秀代表作还被官方正式翻译成了汉文出版发行。
热斯汗一案发生的大背景，是新疆地区持续多年的严峻人权局势。近年来，当地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以及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群体，在文化传承、宗教信仰以及母语使用等各项权利上面临着广泛的限制与压力。
中国官方始终坚持认为，其在新疆推行的各项政策完全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并坚决否认存在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然而，多家人权组织、曾被拘押的亲历者以及众多西方国家政府对官方说法持否定态度。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在 2022 年发布的权威评估报告中明确指出，新疆地区关于任意拘押等侵犯人权行为的指控是可信的，甚至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 查看全部
新《民族团结法》阴影笼罩：新疆哈萨克族著名作家坚吉斯·热斯汗面临不公开秘密审判
经过几个月焦急而漫长的等待，中国新疆著名的哈萨克族作家、讽刺文学家坚吉斯·热斯汗（Zhengis Reskhan）的家属终于得知，他即将在中国面临一场不公开的秘密审判，而且可能面临长达十年的牢狱之灾。
图片说明：新疆哈萨克族作家兼资深出版人坚吉斯·热斯汗（Zhengis Reskhan）历史照片。
被拘押数月音讯全无：家属被告知将秘密受审
在经历了当地警方长达数月的连续传唤审讯之后，热斯汗于今年 3 月 19 日正式被警方拘押。直到现在，他的家属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官方出具的正式拘留通知，不知道他究竟被关押在哪里，也完全无法与他取得任何联系。
热斯汗的家属表示，此前当地警方曾口头指控他有“极端思想”。但根据他的儿子纳尔泰·坚吉斯（Nartai Zhengis）透露，现在警方又给他扣上了一项新罪名，指控他涉嫌“破坏民族团结”。
纳尔泰透露，他父亲的案件计划于 8 月 15 日开庭，并且将以完全秘密的方式进行审理。他在接受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FE/RL）哈萨克语部采访时表示，父亲的代理律师已经明确告知家属：“任何人都不被允许进入法庭旁听审判。”
纳尔泰说，连热斯汗的妻子、也就是纳尔泰的母亲，也同样被严禁到场旁听。律师还告诉他们，法庭在宣判后，“唯一可能对外公布的消息，大概就只有一句简短的话：‘他被判处了多少年有期徒刑。’”
家属目前得到的消息是，如果被判有罪，热斯汗可能面临最高长达 10 年的有期徒刑。纳尔泰指出，这项“破坏民族团结”的指控，是警方在之前指控他父亲有“极端思想”的基础上，后来又追加上去的。截至目前，家属从未看到过任何起诉书，也没有见过任何说明指控法律依据的法院文件。
新出台的《民族团结法》：成为首批试水案例？
这项新指控的出炉，恰逢中国新制定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不久。这部备受争议的法律于今年 3 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为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套非常宽泛的法律框架，其中专门包含了针对被认定为“破坏民族团结”行为的惩处条款。
目前尚不清楚针对热斯汗的指控是否直接适用了这部新法律。但专家指出，如果该案确实适用这部新法规，那么它将成为外界观察该法律如何被具体用于少数民族被告的一个早期标志性风向标。
中国官方表示，这部法律的各项条款旨在“加强法治建设”，能够“更好地保护”全国 56 个法定民族的合法权益。然而，该法案却引发了国际人权组织、联合国专家、欧洲联盟以及多个西方国家政府的强烈担忧与批评。各界普遍担心，这部法律可能会进一步收紧和限制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甚至将国内的民族政策影响延伸至境外。
早在今年 4 月，多位联合国人权专家就曾发出明确警告，指出该法案可能在所有地区强行固化一种“整齐划一的民族关系处理模式”；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和欧洲议会也先后公开发声，呼吁废除该法案。对此，中国官方驳斥了国际社会的批评，称相关指责是“恶意抹黑”，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
此外，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也于 7 月 14 日专门发出呼吁，要求中国有关部门立即释放坚吉斯·热斯汗，除非官方能够拿出“充分、可信且符合法律标准的证据”，证明他确实触犯了国际公认的刑事犯罪。
“从头到尾都毫无合法性”
针对热斯汗的案情以及立案的法律依据，中国官方目前一直保持沉默，未公开任何具体细节。
“我们至今没有得到来自中方的任何官方回复，”热斯汗的儿子纳尔泰说道。
作为一名常年生活在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斯坦公民，纳尔泰曾向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当局递交申诉，希望政府能出面干预。但对于长期在保护中国境内哈萨克族同胞权益与维护同中国紧密经贸政治关系之间寻求平衡的哈萨克斯坦政府来说，这始终是一个极其微妙和敏感的外交问题。
据纳尔泰介绍，哈萨克斯坦外交部给他的回复是：他的父亲是中国公民，因此该案件完全属于中国司法管辖的范畴。外交部建议家属直接向中国有关部门寻求帮助与沟通。
尽管阿斯塔纳方面拒绝直接介入，但纳尔泰坚决否认了针对父亲的一切指控，并痛斥整个司法程序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我父亲目前所经历和遭受的一切，不论是依据国际法，还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身的法律，从一开始直到今天，全都是完全非法的，”纳尔泰愤慨地表示，“这不仅严重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也违背了每一项通用的法治准则。”
纳尔泰还直言，新疆当地的某些官员之所以盯上他的父亲，纯粹是因为嫉妒父亲在文学专业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和享有的崇高声望。
“这完全是新疆当地一些官员搞出来的。那些人盲目执行命令，对我父亲在岗位上取得的成绩、文学上的巨大成功，以及他在国内同行和读者中赢得的尊重和威望心怀嫉妒，根本容不下他，”纳尔泰说道。
著作等身的文学出版家与新疆大背景
作为一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知名作家和讽刺文学家，热斯汗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曾先后做过教师、资深编辑和文化部门官员。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会员，此前还曾担任哈密地区作家协会主席。
在文学创作方面，热斯汗一生共出版了 13 部文学著作，主要涵盖儿童文学和幽默讽刺文学作品，其中有多部优秀代表作还被官方正式翻译成了汉文出版发行。
热斯汗一案发生的大背景，是新疆地区持续多年的严峻人权局势。近年来，当地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以及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群体，在文化传承、宗教信仰以及母语使用等各项权利上面临着广泛的限制与压力。
中国官方始终坚持认为，其在新疆推行的各项政策完全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并坚决否认存在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然而，多家人权组织、曾被拘押的亲历者以及众多西方国家政府对官方说法持否定态度。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在 2022 年发布的权威评估报告中明确指出，新疆地区关于任意拘押等侵犯人权行为的指控是可信的，甚至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 查看全部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新《民族团结法》阴影笼罩：新疆哈萨克族著名作家坚吉斯·热斯汗面临不公开秘密审判
经过几个月焦急而漫长的等待，中国新疆著名的哈萨克族作家、讽刺文学家坚吉斯·热斯汗（Zhengis Reskhan）的家属终于得知，他即将在中国面临一场不公开的秘密审判，而且可能面临长达十年的牢狱之灾。
图片说明：新疆哈萨克族作家兼资深出版人坚吉斯·热斯汗（Zhengis Reskhan）历史照片。
被拘押数月音讯全无：家属被告知将秘密受审
在经历了当地警方长达数月的连续传唤审讯之后，热斯汗于今年 3 月 19 日正式被警方拘押。直到现在，他的家属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官方出具的正式拘留通知，不知道他究竟被关押在哪里，也完全无法与他取得任何联系。
热斯汗的家属表示，此前当地警方曾口头指控他有“极端思想”。但根据他的儿子纳尔泰·坚吉斯（Nartai Zhengis）透露，现在警方又给他扣上了一项新罪名，指控他涉嫌“破坏民族团结”。
纳尔泰透露，他父亲的案件计划于 8 月 15 日开庭，并且将以完全秘密的方式进行审理。他在接受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FE/RL）哈萨克语部采访时表示，父亲的代理律师已经明确告知家属：“任何人都不被允许进入法庭旁听审判。”
纳尔泰说，连热斯汗的妻子、也就是纳尔泰的母亲，也同样被严禁到场旁听。律师还告诉他们，法庭在宣判后，“唯一可能对外公布的消息，大概就只有一句简短的话：‘他被判处了多少年有期徒刑。’”
家属目前得到的消息是，如果被判有罪，热斯汗可能面临最高长达 10 年的有期徒刑。纳尔泰指出，这项“破坏民族团结”的指控，是警方在之前指控他父亲有“极端思想”的基础上，后来又追加上去的。截至目前，家属从未看到过任何起诉书，也没有见过任何说明指控法律依据的法院文件。
新出台的《民族团结法》：成为首批试水案例？
这项新指控的出炉，恰逢中国新制定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不久。这部备受争议的法律于今年 3 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为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套非常宽泛的法律框架，其中专门包含了针对被认定为“破坏民族团结”行为的惩处条款。
目前尚不清楚针对热斯汗的指控是否直接适用了这部新法律。但专家指出，如果该案确实适用这部新法规，那么它将成为外界观察该法律如何被具体用于少数民族被告的一个早期标志性风向标。
中国官方表示，这部法律的各项条款旨在“加强法治建设”，能够“更好地保护”全国 56 个法定民族的合法权益。然而，该法案却引发了国际人权组织、联合国专家、欧洲联盟以及多个西方国家政府的强烈担忧与批评。各界普遍担心，这部法律可能会进一步收紧和限制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甚至将国内的民族政策影响延伸至境外。
早在今年 4 月，多位联合国人权专家就曾发出明确警告，指出该法案可能在所有地区强行固化一种“整齐划一的民族关系处理模式”；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和欧洲议会也先后公开发声，呼吁废除该法案。对此，中国官方驳斥了国际社会的批评，称相关指责是“恶意抹黑”，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
此外，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也于 7 月 14 日专门发出呼吁，要求中国有关部门立即释放坚吉斯·热斯汗，除非官方能够拿出“充分、可信且符合法律标准的证据”，证明他确实触犯了国际公认的刑事犯罪。
“从头到尾都毫无合法性”
针对热斯汗的案情以及立案的法律依据，中国官方目前一直保持沉默，未公开任何具体细节。
“我们至今没有得到来自中方的任何官方回复，”热斯汗的儿子纳尔泰说道。
作为一名常年生活在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斯坦公民，纳尔泰曾向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当局递交申诉，希望政府能出面干预。但对于长期在保护中国境内哈萨克族同胞权益与维护同中国紧密经贸政治关系之间寻求平衡的哈萨克斯坦政府来说，这始终是一个极其微妙和敏感的外交问题。
据纳尔泰介绍，哈萨克斯坦外交部给他的回复是：他的父亲是中国公民，因此该案件完全属于中国司法管辖的范畴。外交部建议家属直接向中国有关部门寻求帮助与沟通。
尽管阿斯塔纳方面拒绝直接介入，但纳尔泰坚决否认了针对父亲的一切指控，并痛斥整个司法程序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我父亲目前所经历和遭受的一切，不论是依据国际法，还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身的法律，从一开始直到今天，全都是完全非法的，”纳尔泰愤慨地表示，“这不仅严重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也违背了每一项通用的法治准则。”
纳尔泰还直言，新疆当地的某些官员之所以盯上他的父亲，纯粹是因为嫉妒父亲在文学专业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和享有的崇高声望。
“这完全是新疆当地一些官员搞出来的。那些人盲目执行命令，对我父亲在岗位上取得的成绩、文学上的巨大成功，以及他在国内同行和读者中赢得的尊重和威望心怀嫉妒，根本容不下他，”纳尔泰说道。
著作等身的文学出版家与新疆大背景
作为一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知名作家和讽刺文学家，热斯汗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曾先后做过教师、资深编辑和文化部门官员。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会员，此前还曾担任哈密地区作家协会主席。
在文学创作方面，热斯汗一生共出版了 13 部文学著作，主要涵盖儿童文学和幽默讽刺文学作品，其中有多部优秀代表作还被官方正式翻译成了汉文出版发行。
热斯汗一案发生的大背景，是新疆地区持续多年的严峻人权局势。近年来，当地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以及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群体，在文化传承、宗教信仰以及母语使用等各项权利上面临着广泛的限制与压力。
中国官方始终坚持认为，其在新疆推行的各项政策完全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并坚决否认存在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然而，多家人权组织、曾被拘押的亲历者以及众多西方国家政府对官方说法持否定态度。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在 2022 年发布的权威评估报告中明确指出，新疆地区关于任意拘押等侵犯人权行为的指控是可信的，甚至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
新《民族团结法》阴影笼罩：新疆哈萨克族著名作家坚吉斯·热斯汗面临不公开秘密审判
经过几个月焦急而漫长的等待，中国新疆著名的哈萨克族作家、讽刺文学家坚吉斯·热斯汗（Zhengis Reskhan）的家属终于得知，他即将在中国面临一场不公开的秘密审判，而且可能面临长达十年的牢狱之灾。
图片说明：新疆哈萨克族作家兼资深出版人坚吉斯·热斯汗（Zhengis Reskhan）历史照片。
被拘押数月音讯全无：家属被告知将秘密受审
在经历了当地警方长达数月的连续传唤审讯之后，热斯汗于今年 3 月 19 日正式被警方拘押。直到现在，他的家属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官方出具的正式拘留通知，不知道他究竟被关押在哪里，也完全无法与他取得任何联系。
热斯汗的家属表示，此前当地警方曾口头指控他有“极端思想”。但根据他的儿子纳尔泰·坚吉斯（Nartai Zhengis）透露，现在警方又给他扣上了一项新罪名，指控他涉嫌“破坏民族团结”。
纳尔泰透露，他父亲的案件计划于 8 月 15 日开庭，并且将以完全秘密的方式进行审理。他在接受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FE/RL）哈萨克语部采访时表示，父亲的代理律师已经明确告知家属：“任何人都不被允许进入法庭旁听审判。”
纳尔泰说，连热斯汗的妻子、也就是纳尔泰的母亲，也同样被严禁到场旁听。律师还告诉他们，法庭在宣判后，“唯一可能对外公布的消息，大概就只有一句简短的话：‘他被判处了多少年有期徒刑。’”
家属目前得到的消息是，如果被判有罪，热斯汗可能面临最高长达 10 年的有期徒刑。纳尔泰指出，这项“破坏民族团结”的指控，是警方在之前指控他父亲有“极端思想”的基础上，后来又追加上去的。截至目前，家属从未看到过任何起诉书，也没有见过任何说明指控法律依据的法院文件。
新出台的《民族团结法》：成为首批试水案例？
这项新指控的出炉，恰逢中国新制定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不久。这部备受争议的法律于今年 3 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为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套非常宽泛的法律框架，其中专门包含了针对被认定为“破坏民族团结”行为的惩处条款。
目前尚不清楚针对热斯汗的指控是否直接适用了这部新法律。但专家指出，如果该案确实适用这部新法规，那么它将成为外界观察该法律如何被具体用于少数民族被告的一个早期标志性风向标。
中国官方表示，这部法律的各项条款旨在“加强法治建设”，能够“更好地保护”全国 56 个法定民族的合法权益。然而，该法案却引发了国际人权组织、联合国专家、欧洲联盟以及多个西方国家政府的强烈担忧与批评。各界普遍担心，这部法律可能会进一步收紧和限制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甚至将国内的民族政策影响延伸至境外。
早在今年 4 月，多位联合国人权专家就曾发出明确警告，指出该法案可能在所有地区强行固化一种“整齐划一的民族关系处理模式”；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和欧洲议会也先后公开发声，呼吁废除该法案。对此，中国官方驳斥了国际社会的批评，称相关指责是“恶意抹黑”，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
此外，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也于 7 月 14 日专门发出呼吁，要求中国有关部门立即释放坚吉斯·热斯汗，除非官方能够拿出“充分、可信且符合法律标准的证据”，证明他确实触犯了国际公认的刑事犯罪。
“从头到尾都毫无合法性”
针对热斯汗的案情以及立案的法律依据，中国官方目前一直保持沉默，未公开任何具体细节。
“我们至今没有得到来自中方的任何官方回复，”热斯汗的儿子纳尔泰说道。
作为一名常年生活在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斯坦公民，纳尔泰曾向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当局递交申诉，希望政府能出面干预。但对于长期在保护中国境内哈萨克族同胞权益与维护同中国紧密经贸政治关系之间寻求平衡的哈萨克斯坦政府来说，这始终是一个极其微妙和敏感的外交问题。
据纳尔泰介绍，哈萨克斯坦外交部给他的回复是：他的父亲是中国公民，因此该案件完全属于中国司法管辖的范畴。外交部建议家属直接向中国有关部门寻求帮助与沟通。
尽管阿斯塔纳方面拒绝直接介入，但纳尔泰坚决否认了针对父亲的一切指控，并痛斥整个司法程序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我父亲目前所经历和遭受的一切，不论是依据国际法，还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身的法律，从一开始直到今天，全都是完全非法的，”纳尔泰愤慨地表示，“这不仅严重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也违背了每一项通用的法治准则。”
纳尔泰还直言，新疆当地的某些官员之所以盯上他的父亲，纯粹是因为嫉妒父亲在文学专业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和享有的崇高声望。
“这完全是新疆当地一些官员搞出来的。那些人盲目执行命令，对我父亲在岗位上取得的成绩、文学上的巨大成功，以及他在国内同行和读者中赢得的尊重和威望心怀嫉妒，根本容不下他，”纳尔泰说道。
著作等身的文学出版家与新疆大背景
作为一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知名作家和讽刺文学家，热斯汗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曾先后做过教师、资深编辑和文化部门官员。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会员，此前还曾担任哈密地区作家协会主席。
在文学创作方面，热斯汗一生共出版了 13 部文学著作，主要涵盖儿童文学和幽默讽刺文学作品，其中有多部优秀代表作还被官方正式翻译成了汉文出版发行。
热斯汗一案发生的大背景，是新疆地区持续多年的严峻人权局势。近年来，当地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以及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群体，在文化传承、宗教信仰以及母语使用等各项权利上面临着广泛的限制与压力。
中国官方始终坚持认为，其在新疆推行的各项政策完全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并坚决否认存在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然而，多家人权组织、曾被拘押的亲历者以及众多西方国家政府对官方说法持否定态度。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在 2022 年发布的权威评估报告中明确指出，新疆地区关于任意拘押等侵犯人权行为的指控是可信的，甚至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
哈德逊研究所政策深度分析：营救维吾尔女医生古丽仙·阿巴斯是检验美国外交决心的关键试金石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5 次浏览 • 6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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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德逊研究所政策深度分析：营救维吾尔女医生古丽仙·阿巴斯是检验美国外交决心的关键试金石
作者：奥利维亚·埃诺斯（Olivia Enos，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2018 年 9 月，现年 64 岁、从未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的退休医生古丽仙·阿巴斯（Dr. Gulshan Abbas），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一场官方集中抓捕行动中突然被强行带走失联。
古丽仙医生的案件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政府重点关注的优先事项。这不仅因为她有超过 24 位直系亲属拥有美国公民身份，更因为美国官方深知此案的特殊性：她之所以被中国当局关押，纯粹是因为身在美国的亲属行使了受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利而遭到了长臂株连。
图片说明：华盛顿国会山就维吾尔政治犯案件举行的人权听证会现场。
金明日牧师获释先例与九月白宫会晤契机
就在今年 7 月 4 日美国独立日 250 周年之际，此前同北京锡安教会多位同工一同被拘押的中国牧师金明日（Ezra Jin Mingri），在特朗普政府的全力斡旋下成功获释并平安抵达美国。金牧师的平安归来不仅是自由的一大胜利，也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在特朗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定于今年 9 月在白宫举行正式会晤之前，中国方面可能有意愿释放部分重点政治犯。
美国应当坚持在为中国领导人铺上红地毯之前，要求中国释放关押的政治犯。华盛顿应当将金牧师的获释视为全面营救政治犯行动的开端，尤其是在今年 6 月缅裔美国学者敏辛（Min Zin）又遭中国拘押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应在 9 月峰会前，将焦点全面锁定在古丽仙·阿巴斯医生及其他高优先级政治犯的释放上。通过争取到阿巴斯医生、锡安教会剩余 8 名同工以及香港著名民主派人士黎智英（Jimmy Lai）的自由，美国不仅能展现人道善意，更能向世界展示其坚定的外交实力。
在双边谈判中，美国实际握有更大的主动权。在经济层面，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此外，能够受邀访问白宫对外国领导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礼遇。华盛顿理应将包括阿巴斯医生在内的多名重点政治犯的获释，作为双边高层接触的重要前提。
为何释放阿巴斯医生直接关乎美国核心国家利益？
尽管每一位政治犯都拥有不可剥夺的个体尊严与价值，但古丽仙·阿巴斯医生的案件之所以格外特殊，是因为它深度交织着美国多项核心国家利益：
1. **直接损害了 24 名美国公民家属的切身权益**：阿巴斯不仅是一位从医一生、性情温和且毫无政治背景的 64 岁长者，更拥有包括两个兄弟、一个妹妹、两个女儿以及多名孙辈在内的 24 位美国公民亲属。她的多位至亲长期在美国政府最高层面奔走呼吁。这场起初针对成年美国公民的跨国镇压，如今已经直接伤害到了无辜的美国儿童——阿巴斯医生在美国出生的孙辈们至今从未能亲手抱一抱他们的外祖母。美国历来有优先保护本国公民利益的传统，而在本案中，数十名美国公民的切身福祉正因她的持续关押而遭受实实在在的严重伤害。
2. **直接威胁了美国本土的言论自由基石**：阿巴斯医生被捕的时间节点极其明确地证明，中国当局是在对其亲妹妹就维吾尔人处境公开发声进行赤裸裸的报复。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案例——威权政府把黑手伸出国界，对在海外行使言论自由批评官方的人士施加惩罚。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与任何美国人一样，拥有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她的公开演讲绝不应导致其无辜姐姐在境内被逮捕重判。美国在阿巴斯医生案上展现坚定立场，就是在向全世界宣示捍卫言论自由的铁律。
3. **紧密关联美国打击强迫劳动与供应链审查的整体努力**：阿巴斯医生自 2018 年被关押以来，先是身陷再教育营，随后被转入毗邻工厂的监狱服刑，鉴于当地普遍存在的强迫劳动体制，她极可能也被迫从事了流水线劳役。美国参议院此前正是由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牵头主导通过了《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而本届政府继续将反强迫劳动列为经贸审查重点，并在近期依据该条款加征了 301 关税。
4. **直接关乎美国推进全球宗教信仰自由的既定国策**：阿巴斯医生是一位维吾尔族穆斯林。官方错误地将维吾尔人的信仰视为安全威胁，以此为其持续推行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辩护。阿巴斯医生是身陷集中拘押网络的 180 万维吾尔人之一。在上一届任期内，美国率先正式做出认定，判定新疆存在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与危害人类罪；如今特朗普总统完全有机会通过争取阿巴斯医生的自由，将这一历史性认定转化为切实的行动成果。
如果未能将她的释放置于优先地位，不仅会损害美国政府日益看重的多项核心利益，更会向外界释放出软弱的错误信号。
健康急剧恶化与人道假释的紧迫性
阿巴斯医生已被关押了将近 8 年时间，已经服满了其 20 年刑期的近一半。她目前饱受多种严重疾病的折磨，包括严重高血压、经常导致无法行动的重度骨质疏松症，以及需要每年专业复查以防止永久失明的眼部疾病。鉴于她的高龄、恶化的身体状况以及已经服满的漫长刑期，官方完全具备出于人道主义理由将其释放的充分空间。
当前进行中的双边高层外交磋商，为争取古丽仙·阿巴斯及其他良心犯的释放创造了难得的窗口期。
华盛顿早该兑现将阿巴斯案列为优先事项的承诺。此案在全美享有极高知名度：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 2026 年 5 月以两党压倒性多数通过的一项共同决议案中，就明确点名要求释放包括阿巴斯医生和金牧师在内的重点政治犯。（金牧师的成功获释已经开创了一个关键先例：即使政治犯本人并非美国公民，但只要其拥有美国公民直系亲属，美国就应全力优先营救。）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Mike Johnson）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国情咨文演讲中，专门邀请了阿巴斯医生的女儿齐巴·穆拉特（Ziba Murat）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多位国家政要及国务卿也曾亲自会见其家属并做出营救承诺；其女儿和妹妹更先后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公开发声。然而尽管知名度极高，此前的外交斡旋却收效甚微。如果特朗普总统能在接下来的面对面会谈中直接点名提出阿巴斯医生的名字，这一局面将迎来根本性转机。
哈德逊研究所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六项具体政策建议
哈德逊研究所在报告中向美国政府明确提出了以下六大政策行动方案：
1. **全力施压要求释放阿巴斯医生**：在白宫高层会晤前，特朗普总统应直接向中方提出释放阿巴斯医生并允许其前往美国与家人团聚的要求。鉴于其多项严重的健康问题，中方完全可以人道医疗为由放人，而她已服刑近半的事实也为假释提供了现实依据。
2. **将释放政治犯作为未来深化双边外交接触的前提条件**：受邀访问白宫是一项极高的外交礼遇，这种礼遇理应附带高昂的道义代价。白宫会晤日程随时可以根据人权进展做出调整。金牧师的平安归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中国应当通过释放阿巴斯医生等重点在押人员，继续维持这一对话势头。
3. **正式设立政治犯倡导办公室（OPPA）并任命特使**：该机构应统筹协调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营救政治犯的外交努力，重点聚焦与美国国家安全和公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在押人员。国会应立法要求该办公室每年提交一份年度评估报告，列出核心政治犯名单及各界已采取的营救行动。由参议院确认的大使级特使将领导该办公室，充当行政部门、国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协调枢纽，并与财政部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紧密配合，锁定实施任意拘押责任人以便实施制裁。
4. **为政治犯建立专门的“任意拘押”（Arbitrarily Detained）官方认定机制**：美国目前拥有成熟的人质营救机制，特别是当国务院正式将某人定性为“错误拘留”时。但这一机制通常仅适用于人质而非政治犯。对于政治犯，官方通常仅使用非正式术语。特使与政治犯办公室应获得法定授权，正式将重点政治犯标注为“任意拘押”，将其列入年度报告公开发布，并行使类似于人质营救的跨部门授权，全力促成其获释。
5. **全方位倡导释放中国境内的所有重点良心犯与政治犯**：在与中方官员的每一次双边会晤中，美国外交官都必须提出具体的政治犯名单，要求立即放人。名单应涵盖：
- **维吾尔学者与精英**：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埃克帕尔·阿萨特（Ekpar Asat）；
- **藏人宗教与文化人士**：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果·喜饶嘉措（Go Sherab Gyatso）、贡觉尼玛（Konchok Nyima）；
- **香港民主人士**：黎智英（Jimmy Lai）、何桂蓝（Gwyneth Ho）、黄之锋（Joshua Wong）；
- **遭受迫害的基督教会人士**：仍被关押的锡安教会 8 位传道人、锡安之光教会高泉富牧师与庞雨夫妇、秋雨圣约教会王怡牧师；
- **维权律师与人权捍卫者**：高智晟、余文生、丁家喜等人。
6. **对侵犯宗教自由与制造政治犯的责任实体及个人实施精准制裁**：美国财政部应在关键外交节点分批出台定向制裁措施，充分运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等法定授权，从人权和国家安全双重视角追究加害者责任。美国国务院也应全面启用《移民与国籍法》第 212(a)(3)(C) 条款赋予的新权限，对直接参与或下令对美国公民及外国公民实施非法拘押的官员严格实施签证限制与入境禁令。 查看全部
哈德逊研究所政策深度分析：营救维吾尔女医生古丽仙·阿巴斯是检验美国外交决心的关键试金石
作者：奥利维亚·埃诺斯（Olivia Enos，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2018 年 9 月，现年 64 岁、从未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的退休医生古丽仙·阿巴斯（Dr. Gulshan Abbas），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一场官方集中抓捕行动中突然被强行带走失联。
古丽仙医生的案件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政府重点关注的优先事项。这不仅因为她有超过 24 位直系亲属拥有美国公民身份，更因为美国官方深知此案的特殊性：她之所以被中国当局关押，纯粹是因为身在美国的亲属行使了受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利而遭到了长臂株连。
图片说明：华盛顿国会山就维吾尔政治犯案件举行的人权听证会现场。
金明日牧师获释先例与九月白宫会晤契机
就在今年 7 月 4 日美国独立日 250 周年之际，此前同北京锡安教会多位同工一同被拘押的中国牧师金明日（Ezra Jin Mingri），在特朗普政府的全力斡旋下成功获释并平安抵达美国。金牧师的平安归来不仅是自由的一大胜利，也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在特朗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定于今年 9 月在白宫举行正式会晤之前，中国方面可能有意愿释放部分重点政治犯。
美国应当坚持在为中国领导人铺上红地毯之前，要求中国释放关押的政治犯。华盛顿应当将金牧师的获释视为全面营救政治犯行动的开端，尤其是在今年 6 月缅裔美国学者敏辛（Min Zin）又遭中国拘押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应在 9 月峰会前，将焦点全面锁定在古丽仙·阿巴斯医生及其他高优先级政治犯的释放上。通过争取到阿巴斯医生、锡安教会剩余 8 名同工以及香港著名民主派人士黎智英（Jimmy Lai）的自由，美国不仅能展现人道善意，更能向世界展示其坚定的外交实力。
在双边谈判中，美国实际握有更大的主动权。在经济层面，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此外，能够受邀访问白宫对外国领导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礼遇。华盛顿理应将包括阿巴斯医生在内的多名重点政治犯的获释，作为双边高层接触的重要前提。
为何释放阿巴斯医生直接关乎美国核心国家利益？
尽管每一位政治犯都拥有不可剥夺的个体尊严与价值，但古丽仙·阿巴斯医生的案件之所以格外特殊，是因为它深度交织着美国多项核心国家利益：
1. **直接损害了 24 名美国公民家属的切身权益**：阿巴斯不仅是一位从医一生、性情温和且毫无政治背景的 64 岁长者，更拥有包括两个兄弟、一个妹妹、两个女儿以及多名孙辈在内的 24 位美国公民亲属。她的多位至亲长期在美国政府最高层面奔走呼吁。这场起初针对成年美国公民的跨国镇压，如今已经直接伤害到了无辜的美国儿童——阿巴斯医生在美国出生的孙辈们至今从未能亲手抱一抱他们的外祖母。美国历来有优先保护本国公民利益的传统，而在本案中，数十名美国公民的切身福祉正因她的持续关押而遭受实实在在的严重伤害。
2. **直接威胁了美国本土的言论自由基石**：阿巴斯医生被捕的时间节点极其明确地证明，中国当局是在对其亲妹妹就维吾尔人处境公开发声进行赤裸裸的报复。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案例——威权政府把黑手伸出国界，对在海外行使言论自由批评官方的人士施加惩罚。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与任何美国人一样，拥有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她的公开演讲绝不应导致其无辜姐姐在境内被逮捕重判。美国在阿巴斯医生案上展现坚定立场，就是在向全世界宣示捍卫言论自由的铁律。
3. **紧密关联美国打击强迫劳动与供应链审查的整体努力**：阿巴斯医生自 2018 年被关押以来，先是身陷再教育营，随后被转入毗邻工厂的监狱服刑，鉴于当地普遍存在的强迫劳动体制，她极可能也被迫从事了流水线劳役。美国参议院此前正是由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牵头主导通过了《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而本届政府继续将反强迫劳动列为经贸审查重点，并在近期依据该条款加征了 301 关税。
4. **直接关乎美国推进全球宗教信仰自由的既定国策**：阿巴斯医生是一位维吾尔族穆斯林。官方错误地将维吾尔人的信仰视为安全威胁，以此为其持续推行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辩护。阿巴斯医生是身陷集中拘押网络的 180 万维吾尔人之一。在上一届任期内，美国率先正式做出认定，判定新疆存在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与危害人类罪；如今特朗普总统完全有机会通过争取阿巴斯医生的自由，将这一历史性认定转化为切实的行动成果。
如果未能将她的释放置于优先地位，不仅会损害美国政府日益看重的多项核心利益，更会向外界释放出软弱的错误信号。
健康急剧恶化与人道假释的紧迫性
阿巴斯医生已被关押了将近 8 年时间，已经服满了其 20 年刑期的近一半。她目前饱受多种严重疾病的折磨，包括严重高血压、经常导致无法行动的重度骨质疏松症，以及需要每年专业复查以防止永久失明的眼部疾病。鉴于她的高龄、恶化的身体状况以及已经服满的漫长刑期，官方完全具备出于人道主义理由将其释放的充分空间。
当前进行中的双边高层外交磋商，为争取古丽仙·阿巴斯及其他良心犯的释放创造了难得的窗口期。
华盛顿早该兑现将阿巴斯案列为优先事项的承诺。此案在全美享有极高知名度：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 2026 年 5 月以两党压倒性多数通过的一项共同决议案中，就明确点名要求释放包括阿巴斯医生和金牧师在内的重点政治犯。（金牧师的成功获释已经开创了一个关键先例：即使政治犯本人并非美国公民，但只要其拥有美国公民直系亲属，美国就应全力优先营救。）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Mike Johnson）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国情咨文演讲中，专门邀请了阿巴斯医生的女儿齐巴·穆拉特（Ziba Murat）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多位国家政要及国务卿也曾亲自会见其家属并做出营救承诺；其女儿和妹妹更先后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公开发声。然而尽管知名度极高，此前的外交斡旋却收效甚微。如果特朗普总统能在接下来的面对面会谈中直接点名提出阿巴斯医生的名字，这一局面将迎来根本性转机。
哈德逊研究所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六项具体政策建议
哈德逊研究所在报告中向美国政府明确提出了以下六大政策行动方案：
1. **全力施压要求释放阿巴斯医生**：在白宫高层会晤前，特朗普总统应直接向中方提出释放阿巴斯医生并允许其前往美国与家人团聚的要求。鉴于其多项严重的健康问题，中方完全可以人道医疗为由放人，而她已服刑近半的事实也为假释提供了现实依据。
2. **将释放政治犯作为未来深化双边外交接触的前提条件**：受邀访问白宫是一项极高的外交礼遇，这种礼遇理应附带高昂的道义代价。白宫会晤日程随时可以根据人权进展做出调整。金牧师的平安归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中国应当通过释放阿巴斯医生等重点在押人员，继续维持这一对话势头。
3. **正式设立政治犯倡导办公室（OPPA）并任命特使**：该机构应统筹协调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营救政治犯的外交努力，重点聚焦与美国国家安全和公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在押人员。国会应立法要求该办公室每年提交一份年度评估报告，列出核心政治犯名单及各界已采取的营救行动。由参议院确认的大使级特使将领导该办公室，充当行政部门、国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协调枢纽，并与财政部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紧密配合，锁定实施任意拘押责任人以便实施制裁。
4. **为政治犯建立专门的“任意拘押”（Arbitrarily Detained）官方认定机制**：美国目前拥有成熟的人质营救机制，特别是当国务院正式将某人定性为“错误拘留”时。但这一机制通常仅适用于人质而非政治犯。对于政治犯，官方通常仅使用非正式术语。特使与政治犯办公室应获得法定授权，正式将重点政治犯标注为“任意拘押”，将其列入年度报告公开发布，并行使类似于人质营救的跨部门授权，全力促成其获释。
5. **全方位倡导释放中国境内的所有重点良心犯与政治犯**：在与中方官员的每一次双边会晤中，美国外交官都必须提出具体的政治犯名单，要求立即放人。名单应涵盖：
- **维吾尔学者与精英**：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埃克帕尔·阿萨特（Ekpar Asat）；
- **藏人宗教与文化人士**：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果·喜饶嘉措（Go Sherab Gyatso）、贡觉尼玛（Konchok Nyima）；
- **香港民主人士**：黎智英（Jimmy Lai）、何桂蓝（Gwyneth Ho）、黄之锋（Joshua Wong）；
- **遭受迫害的基督教会人士**：仍被关押的锡安教会 8 位传道人、锡安之光教会高泉富牧师与庞雨夫妇、秋雨圣约教会王怡牧师；
- **维权律师与人权捍卫者**：高智晟、余文生、丁家喜等人。
6. **对侵犯宗教自由与制造政治犯的责任实体及个人实施精准制裁**：美国财政部应在关键外交节点分批出台定向制裁措施，充分运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等法定授权，从人权和国家安全双重视角追究加害者责任。美国国务院也应全面启用《移民与国籍法》第 212(a)(3)(C) 条款赋予的新权限，对直接参与或下令对美国公民及外国公民实施非法拘押的官员严格实施签证限制与入境禁令。 查看全部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哈德逊研究所政策深度分析：营救维吾尔女医生古丽仙·阿巴斯是检验美国外交决心的关键试金石
作者：奥利维亚·埃诺斯（Olivia Enos，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2018 年 9 月，现年 64 岁、从未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的退休医生古丽仙·阿巴斯（Dr. Gulshan Abbas），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一场官方集中抓捕行动中突然被强行带走失联。
古丽仙医生的案件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政府重点关注的优先事项。这不仅因为她有超过 24 位直系亲属拥有美国公民身份，更因为美国官方深知此案的特殊性：她之所以被中国当局关押，纯粹是因为身在美国的亲属行使了受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利而遭到了长臂株连。
图片说明：华盛顿国会山就维吾尔政治犯案件举行的人权听证会现场。
金明日牧师获释先例与九月白宫会晤契机
就在今年 7 月 4 日美国独立日 250 周年之际，此前同北京锡安教会多位同工一同被拘押的中国牧师金明日（Ezra Jin Mingri），在特朗普政府的全力斡旋下成功获释并平安抵达美国。金牧师的平安归来不仅是自由的一大胜利，也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在特朗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定于今年 9 月在白宫举行正式会晤之前，中国方面可能有意愿释放部分重点政治犯。
美国应当坚持在为中国领导人铺上红地毯之前，要求中国释放关押的政治犯。华盛顿应当将金牧师的获释视为全面营救政治犯行动的开端，尤其是在今年 6 月缅裔美国学者敏辛（Min Zin）又遭中国拘押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应在 9 月峰会前，将焦点全面锁定在古丽仙·阿巴斯医生及其他高优先级政治犯的释放上。通过争取到阿巴斯医生、锡安教会剩余 8 名同工以及香港著名民主派人士黎智英（Jimmy Lai）的自由，美国不仅能展现人道善意，更能向世界展示其坚定的外交实力。
在双边谈判中，美国实际握有更大的主动权。在经济层面，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此外，能够受邀访问白宫对外国领导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礼遇。华盛顿理应将包括阿巴斯医生在内的多名重点政治犯的获释，作为双边高层接触的重要前提。
为何释放阿巴斯医生直接关乎美国核心国家利益？
尽管每一位政治犯都拥有不可剥夺的个体尊严与价值，但古丽仙·阿巴斯医生的案件之所以格外特殊，是因为它深度交织着美国多项核心国家利益：
1. **直接损害了 24 名美国公民家属的切身权益**：阿巴斯不仅是一位从医一生、性情温和且毫无政治背景的 64 岁长者，更拥有包括两个兄弟、一个妹妹、两个女儿以及多名孙辈在内的 24 位美国公民亲属。她的多位至亲长期在美国政府最高层面奔走呼吁。这场起初针对成年美国公民的跨国镇压，如今已经直接伤害到了无辜的美国儿童——阿巴斯医生在美国出生的孙辈们至今从未能亲手抱一抱他们的外祖母。美国历来有优先保护本国公民利益的传统，而在本案中，数十名美国公民的切身福祉正因她的持续关押而遭受实实在在的严重伤害。
2. **直接威胁了美国本土的言论自由基石**：阿巴斯医生被捕的时间节点极其明确地证明，中国当局是在对其亲妹妹就维吾尔人处境公开发声进行赤裸裸的报复。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案例——威权政府把黑手伸出国界，对在海外行使言论自由批评官方的人士施加惩罚。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与任何美国人一样，拥有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她的公开演讲绝不应导致其无辜姐姐在境内被逮捕重判。美国在阿巴斯医生案上展现坚定立场，就是在向全世界宣示捍卫言论自由的铁律。
3. **紧密关联美国打击强迫劳动与供应链审查的整体努力**：阿巴斯医生自 2018 年被关押以来，先是身陷再教育营，随后被转入毗邻工厂的监狱服刑，鉴于当地普遍存在的强迫劳动体制，她极可能也被迫从事了流水线劳役。美国参议院此前正是由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牵头主导通过了《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而本届政府继续将反强迫劳动列为经贸审查重点，并在近期依据该条款加征了 301 关税。
4. **直接关乎美国推进全球宗教信仰自由的既定国策**：阿巴斯医生是一位维吾尔族穆斯林。官方错误地将维吾尔人的信仰视为安全威胁，以此为其持续推行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辩护。阿巴斯医生是身陷集中拘押网络的 180 万维吾尔人之一。在上一届任期内，美国率先正式做出认定，判定新疆存在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与危害人类罪；如今特朗普总统完全有机会通过争取阿巴斯医生的自由，将这一历史性认定转化为切实的行动成果。
如果未能将她的释放置于优先地位，不仅会损害美国政府日益看重的多项核心利益，更会向外界释放出软弱的错误信号。
健康急剧恶化与人道假释的紧迫性
阿巴斯医生已被关押了将近 8 年时间，已经服满了其 20 年刑期的近一半。她目前饱受多种严重疾病的折磨，包括严重高血压、经常导致无法行动的重度骨质疏松症，以及需要每年专业复查以防止永久失明的眼部疾病。鉴于她的高龄、恶化的身体状况以及已经服满的漫长刑期，官方完全具备出于人道主义理由将其释放的充分空间。
当前进行中的双边高层外交磋商，为争取古丽仙·阿巴斯及其他良心犯的释放创造了难得的窗口期。
华盛顿早该兑现将阿巴斯案列为优先事项的承诺。此案在全美享有极高知名度：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 2026 年 5 月以两党压倒性多数通过的一项共同决议案中，就明确点名要求释放包括阿巴斯医生和金牧师在内的重点政治犯。（金牧师的成功获释已经开创了一个关键先例：即使政治犯本人并非美国公民，但只要其拥有美国公民直系亲属，美国就应全力优先营救。）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Mike Johnson）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国情咨文演讲中，专门邀请了阿巴斯医生的女儿齐巴·穆拉特（Ziba Murat）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多位国家政要及国务卿也曾亲自会见其家属并做出营救承诺；其女儿和妹妹更先后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公开发声。然而尽管知名度极高，此前的外交斡旋却收效甚微。如果特朗普总统能在接下来的面对面会谈中直接点名提出阿巴斯医生的名字，这一局面将迎来根本性转机。
哈德逊研究所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六项具体政策建议
哈德逊研究所在报告中向美国政府明确提出了以下六大政策行动方案：
1. **全力施压要求释放阿巴斯医生**：在白宫高层会晤前，特朗普总统应直接向中方提出释放阿巴斯医生并允许其前往美国与家人团聚的要求。鉴于其多项严重的健康问题，中方完全可以人道医疗为由放人，而她已服刑近半的事实也为假释提供了现实依据。
2. **将释放政治犯作为未来深化双边外交接触的前提条件**：受邀访问白宫是一项极高的外交礼遇，这种礼遇理应附带高昂的道义代价。白宫会晤日程随时可以根据人权进展做出调整。金牧师的平安归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中国应当通过释放阿巴斯医生等重点在押人员，继续维持这一对话势头。
3. **正式设立政治犯倡导办公室（OPPA）并任命特使**：该机构应统筹协调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营救政治犯的外交努力，重点聚焦与美国国家安全和公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在押人员。国会应立法要求该办公室每年提交一份年度评估报告，列出核心政治犯名单及各界已采取的营救行动。由参议院确认的大使级特使将领导该办公室，充当行政部门、国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协调枢纽，并与财政部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紧密配合，锁定实施任意拘押责任人以便实施制裁。
4. **为政治犯建立专门的“任意拘押”（Arbitrarily Detained）官方认定机制**：美国目前拥有成熟的人质营救机制，特别是当国务院正式将某人定性为“错误拘留”时。但这一机制通常仅适用于人质而非政治犯。对于政治犯，官方通常仅使用非正式术语。特使与政治犯办公室应获得法定授权，正式将重点政治犯标注为“任意拘押”，将其列入年度报告公开发布，并行使类似于人质营救的跨部门授权，全力促成其获释。
5. **全方位倡导释放中国境内的所有重点良心犯与政治犯**：在与中方官员的每一次双边会晤中，美国外交官都必须提出具体的政治犯名单，要求立即放人。名单应涵盖：
- **维吾尔学者与精英**：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埃克帕尔·阿萨特（Ekpar Asat）；
- **藏人宗教与文化人士**：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果·喜饶嘉措（Go Sherab Gyatso）、贡觉尼玛（Konchok Nyima）；
- **香港民主人士**：黎智英（Jimmy Lai）、何桂蓝（Gwyneth Ho）、黄之锋（Joshua Wong）；
- **遭受迫害的基督教会人士**：仍被关押的锡安教会 8 位传道人、锡安之光教会高泉富牧师与庞雨夫妇、秋雨圣约教会王怡牧师；
- **维权律师与人权捍卫者**：高智晟、余文生、丁家喜等人。
6. **对侵犯宗教自由与制造政治犯的责任实体及个人实施精准制裁**：美国财政部应在关键外交节点分批出台定向制裁措施，充分运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等法定授权，从人权和国家安全双重视角追究加害者责任。美国国务院也应全面启用《移民与国籍法》第 212(a)(3)(C) 条款赋予的新权限，对直接参与或下令对美国公民及外国公民实施非法拘押的官员严格实施签证限制与入境禁令。
哈德逊研究所政策深度分析：营救维吾尔女医生古丽仙·阿巴斯是检验美国外交决心的关键试金石
作者：奥利维亚·埃诺斯（Olivia Enos，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2018 年 9 月，现年 64 岁、从未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的退休医生古丽仙·阿巴斯（Dr. Gulshan Abbas），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一场官方集中抓捕行动中突然被强行带走失联。
古丽仙医生的案件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政府重点关注的优先事项。这不仅因为她有超过 24 位直系亲属拥有美国公民身份，更因为美国官方深知此案的特殊性：她之所以被中国当局关押，纯粹是因为身在美国的亲属行使了受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利而遭到了长臂株连。
图片说明：华盛顿国会山就维吾尔政治犯案件举行的人权听证会现场。
金明日牧师获释先例与九月白宫会晤契机
就在今年 7 月 4 日美国独立日 250 周年之际，此前同北京锡安教会多位同工一同被拘押的中国牧师金明日（Ezra Jin Mingri），在特朗普政府的全力斡旋下成功获释并平安抵达美国。金牧师的平安归来不仅是自由的一大胜利，也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在特朗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定于今年 9 月在白宫举行正式会晤之前，中国方面可能有意愿释放部分重点政治犯。
美国应当坚持在为中国领导人铺上红地毯之前，要求中国释放关押的政治犯。华盛顿应当将金牧师的获释视为全面营救政治犯行动的开端，尤其是在今年 6 月缅裔美国学者敏辛（Min Zin）又遭中国拘押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应在 9 月峰会前，将焦点全面锁定在古丽仙·阿巴斯医生及其他高优先级政治犯的释放上。通过争取到阿巴斯医生、锡安教会剩余 8 名同工以及香港著名民主派人士黎智英（Jimmy Lai）的自由，美国不仅能展现人道善意，更能向世界展示其坚定的外交实力。
在双边谈判中，美国实际握有更大的主动权。在经济层面，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此外，能够受邀访问白宫对外国领导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礼遇。华盛顿理应将包括阿巴斯医生在内的多名重点政治犯的获释，作为双边高层接触的重要前提。
为何释放阿巴斯医生直接关乎美国核心国家利益？
尽管每一位政治犯都拥有不可剥夺的个体尊严与价值，但古丽仙·阿巴斯医生的案件之所以格外特殊，是因为它深度交织着美国多项核心国家利益：
1. **直接损害了 24 名美国公民家属的切身权益**：阿巴斯不仅是一位从医一生、性情温和且毫无政治背景的 64 岁长者，更拥有包括两个兄弟、一个妹妹、两个女儿以及多名孙辈在内的 24 位美国公民亲属。她的多位至亲长期在美国政府最高层面奔走呼吁。这场起初针对成年美国公民的跨国镇压，如今已经直接伤害到了无辜的美国儿童——阿巴斯医生在美国出生的孙辈们至今从未能亲手抱一抱他们的外祖母。美国历来有优先保护本国公民利益的传统，而在本案中，数十名美国公民的切身福祉正因她的持续关押而遭受实实在在的严重伤害。
2. **直接威胁了美国本土的言论自由基石**：阿巴斯医生被捕的时间节点极其明确地证明，中国当局是在对其亲妹妹就维吾尔人处境公开发声进行赤裸裸的报复。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案例——威权政府把黑手伸出国界，对在海外行使言论自由批评官方的人士施加惩罚。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与任何美国人一样，拥有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她的公开演讲绝不应导致其无辜姐姐在境内被逮捕重判。美国在阿巴斯医生案上展现坚定立场，就是在向全世界宣示捍卫言论自由的铁律。
3. **紧密关联美国打击强迫劳动与供应链审查的整体努力**：阿巴斯医生自 2018 年被关押以来，先是身陷再教育营，随后被转入毗邻工厂的监狱服刑，鉴于当地普遍存在的强迫劳动体制，她极可能也被迫从事了流水线劳役。美国参议院此前正是由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牵头主导通过了《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而本届政府继续将反强迫劳动列为经贸审查重点，并在近期依据该条款加征了 301 关税。
4. **直接关乎美国推进全球宗教信仰自由的既定国策**：阿巴斯医生是一位维吾尔族穆斯林。官方错误地将维吾尔人的信仰视为安全威胁，以此为其持续推行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辩护。阿巴斯医生是身陷集中拘押网络的 180 万维吾尔人之一。在上一届任期内，美国率先正式做出认定，判定新疆存在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与危害人类罪；如今特朗普总统完全有机会通过争取阿巴斯医生的自由，将这一历史性认定转化为切实的行动成果。
如果未能将她的释放置于优先地位，不仅会损害美国政府日益看重的多项核心利益，更会向外界释放出软弱的错误信号。
健康急剧恶化与人道假释的紧迫性
阿巴斯医生已被关押了将近 8 年时间，已经服满了其 20 年刑期的近一半。她目前饱受多种严重疾病的折磨，包括严重高血压、经常导致无法行动的重度骨质疏松症，以及需要每年专业复查以防止永久失明的眼部疾病。鉴于她的高龄、恶化的身体状况以及已经服满的漫长刑期，官方完全具备出于人道主义理由将其释放的充分空间。
当前进行中的双边高层外交磋商，为争取古丽仙·阿巴斯及其他良心犯的释放创造了难得的窗口期。
华盛顿早该兑现将阿巴斯案列为优先事项的承诺。此案在全美享有极高知名度：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 2026 年 5 月以两党压倒性多数通过的一项共同决议案中，就明确点名要求释放包括阿巴斯医生和金牧师在内的重点政治犯。（金牧师的成功获释已经开创了一个关键先例：即使政治犯本人并非美国公民，但只要其拥有美国公民直系亲属，美国就应全力优先营救。）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Mike Johnson）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国情咨文演讲中，专门邀请了阿巴斯医生的女儿齐巴·穆拉特（Ziba Murat）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多位国家政要及国务卿也曾亲自会见其家属并做出营救承诺；其女儿和妹妹更先后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公开发声。然而尽管知名度极高，此前的外交斡旋却收效甚微。如果特朗普总统能在接下来的面对面会谈中直接点名提出阿巴斯医生的名字，这一局面将迎来根本性转机。
哈德逊研究所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六项具体政策建议
哈德逊研究所在报告中向美国政府明确提出了以下六大政策行动方案：
1. **全力施压要求释放阿巴斯医生**：在白宫高层会晤前，特朗普总统应直接向中方提出释放阿巴斯医生并允许其前往美国与家人团聚的要求。鉴于其多项严重的健康问题，中方完全可以人道医疗为由放人，而她已服刑近半的事实也为假释提供了现实依据。
2. **将释放政治犯作为未来深化双边外交接触的前提条件**：受邀访问白宫是一项极高的外交礼遇，这种礼遇理应附带高昂的道义代价。白宫会晤日程随时可以根据人权进展做出调整。金牧师的平安归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中国应当通过释放阿巴斯医生等重点在押人员，继续维持这一对话势头。
3. **正式设立政治犯倡导办公室（OPPA）并任命特使**：该机构应统筹协调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营救政治犯的外交努力，重点聚焦与美国国家安全和公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在押人员。国会应立法要求该办公室每年提交一份年度评估报告，列出核心政治犯名单及各界已采取的营救行动。由参议院确认的大使级特使将领导该办公室，充当行政部门、国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协调枢纽，并与财政部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紧密配合，锁定实施任意拘押责任人以便实施制裁。
4. **为政治犯建立专门的“任意拘押”（Arbitrarily Detained）官方认定机制**：美国目前拥有成熟的人质营救机制，特别是当国务院正式将某人定性为“错误拘留”时。但这一机制通常仅适用于人质而非政治犯。对于政治犯，官方通常仅使用非正式术语。特使与政治犯办公室应获得法定授权，正式将重点政治犯标注为“任意拘押”，将其列入年度报告公开发布，并行使类似于人质营救的跨部门授权，全力促成其获释。
5. **全方位倡导释放中国境内的所有重点良心犯与政治犯**：在与中方官员的每一次双边会晤中，美国外交官都必须提出具体的政治犯名单，要求立即放人。名单应涵盖：
- **维吾尔学者与精英**：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埃克帕尔·阿萨特（Ekpar Asat）；
- **藏人宗教与文化人士**：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果·喜饶嘉措（Go Sherab Gyatso）、贡觉尼玛（Konchok Nyima）；
- **香港民主人士**：黎智英（Jimmy Lai）、何桂蓝（Gwyneth Ho）、黄之锋（Joshua Wong）；
- **遭受迫害的基督教会人士**：仍被关押的锡安教会 8 位传道人、锡安之光教会高泉富牧师与庞雨夫妇、秋雨圣约教会王怡牧师；
- **维权律师与人权捍卫者**：高智晟、余文生、丁家喜等人。
6. **对侵犯宗教自由与制造政治犯的责任实体及个人实施精准制裁**：美国财政部应在关键外交节点分批出台定向制裁措施，充分运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等法定授权，从人权和国家安全双重视角追究加害者责任。美国国务院也应全面启用《移民与国籍法》第 212(a)(3)(C) 条款赋予的新权限，对直接参与或下令对美国公民及外国公民实施非法拘押的官员严格实施签证限制与入境禁令。
新疆寄宿学校与儿童安置设施数量持续增加引发国际人权关切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8 次浏览 • 6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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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寄宿学校与儿童安置设施数量持续增加引发国际人权关切
据土耳其《维吾尔新闻》（Uygur Haber）援引多家国际人权研究机构与最新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在新疆各地，专门用来安置父母被拘押或外出务工家庭的儿童寄宿学校与集中育儿设施数量，依然在持续增加。
图片说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设立的儿童寄宿与教育管理设施。
封闭式寄宿管理与母语环境剥离
多份专题调查报告披露，这些设施大多实行全封闭式、半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孩子们从小被集中送进寄宿学校，在校内被要求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学习和日常交流，维吾尔母语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原本传统的民族习俗和宗教文化课程也被大幅削减。
专家与国际机构的人道担忧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以及多位国际社会学专家指出，把年幼的孩子过早且长期与父母、原生家庭和本土文化环境彻底隔离开来，很容易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情感发育和民族文化认同造成不可逆转的长远伤害。人权组织强烈呼吁保障最基本的家庭团聚权，让孩子们能够回到父母身边，在健全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快乐成长。 查看全部
新疆寄宿学校与儿童安置设施数量持续增加引发国际人权关切
据土耳其《维吾尔新闻》（Uygur Haber）援引多家国际人权研究机构与最新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在新疆各地，专门用来安置父母被拘押或外出务工家庭的儿童寄宿学校与集中育儿设施数量，依然在持续增加。
图片说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设立的儿童寄宿与教育管理设施。
封闭式寄宿管理与母语环境剥离
多份专题调查报告披露，这些设施大多实行全封闭式、半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孩子们从小被集中送进寄宿学校，在校内被要求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学习和日常交流，维吾尔母语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原本传统的民族习俗和宗教文化课程也被大幅削减。
专家与国际机构的人道担忧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以及多位国际社会学专家指出，把年幼的孩子过早且长期与父母、原生家庭和本土文化环境彻底隔离开来，很容易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情感发育和民族文化认同造成不可逆转的长远伤害。人权组织强烈呼吁保障最基本的家庭团聚权，让孩子们能够回到父母身边，在健全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快乐成长。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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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寄宿学校与儿童安置设施数量持续增加引发国际人权关切
据土耳其《维吾尔新闻》（Uygur Haber）援引多家国际人权研究机构与最新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在新疆各地，专门用来安置父母被拘押或外出务工家庭的儿童寄宿学校与集中育儿设施数量，依然在持续增加。
图片说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设立的儿童寄宿与教育管理设施。
封闭式寄宿管理与母语环境剥离
多份专题调查报告披露，这些设施大多实行全封闭式、半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孩子们从小被集中送进寄宿学校，在校内被要求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学习和日常交流，维吾尔母语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原本传统的民族习俗和宗教文化课程也被大幅削减。
专家与国际机构的人道担忧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以及多位国际社会学专家指出，把年幼的孩子过早且长期与父母、原生家庭和本土文化环境彻底隔离开来，很容易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情感发育和民族文化认同造成不可逆转的长远伤害。人权组织强烈呼吁保障最基本的家庭团聚权，让孩子们能够回到父母身边，在健全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快乐成长。
新疆寄宿学校与儿童安置设施数量持续增加引发国际人权关切
据土耳其《维吾尔新闻》（Uygur Haber）援引多家国际人权研究机构与最新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在新疆各地，专门用来安置父母被拘押或外出务工家庭的儿童寄宿学校与集中育儿设施数量，依然在持续增加。
图片说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设立的儿童寄宿与教育管理设施。
封闭式寄宿管理与母语环境剥离
多份专题调查报告披露，这些设施大多实行全封闭式、半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孩子们从小被集中送进寄宿学校，在校内被要求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学习和日常交流，维吾尔母语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原本传统的民族习俗和宗教文化课程也被大幅削减。
专家与国际机构的人道担忧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以及多位国际社会学专家指出，把年幼的孩子过早且长期与父母、原生家庭和本土文化环境彻底隔离开来，很容易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情感发育和民族文化认同造成不可逆转的长远伤害。人权组织强烈呼吁保障最基本的家庭团聚权，让孩子们能够回到父母身边，在健全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快乐成长。
洽洽与三全食品遭美国进口禁令：对国际旅客与贸易规则的影响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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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洽与三全食品遭美国进口禁令：对国际旅客与贸易规则的影响解析
根据美国知名旅游与商业媒体《旅行者今日》（Travelers Today）的最新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DHS）依据《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正式宣布将中国两大知名食品巨头——洽洽食品（ChaCha Food）与三全食品（Synear Food）列入进口黑名单，全面禁止它们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图片说明：涉案商品及相关农产品供应链成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审查重点。
执法范围扩大：从初级原料延伸到日常食品零食
在这项禁令出台之前，美国海关的重点审查对象主要是棉花、多晶硅和番茄酱等初级原材料。这次将做瓜子坚果家喻户晓的洽洽食品，以及做速冻水饺、汤圆非常出名的三全食品直接列入制裁名单，标志着美国执法部门对涉疆供应链的审查范围，已经正式延伸到了老百姓日常消费的下游零食和冷冻加工食品领域。
对国际旅客个人入境行李的直接影响
很多经常往返美中的旅客和留学生都很关心这项禁令对自己有什么影响。报道特别提醒大家：这项禁令不仅管大宗集装箱的商业贸易进口，同样适用于个人随身行李！
1. 如果旅客在飞往美国时，行李箱里装了洽洽瓜子、坚果，或者三全水饺、速冻点心，一旦在海关被抽查到，很可能会被海关人员直接扣押并当场销毁。
2. 此外，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还会对携带违禁品未申报的旅客开出罚单。
跨国企业供应链合规迎来新考验
国际贸易和供应链专家表示，这次的禁令给所有涉及跨国食品加工和农产品出口的企业敲响了警钟。企业如果想把产品卖到北美市场，就必须建立极其严格的原材料溯源机制，确保供应链里每一个环节都符合法规要求，否则随时可能面临巨额罚款和产品被拒之门外的风险。 查看全部
洽洽与三全食品遭美国进口禁令：对国际旅客与贸易规则的影响解析
根据美国知名旅游与商业媒体《旅行者今日》（Travelers Today）的最新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DHS）依据《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正式宣布将中国两大知名食品巨头——洽洽食品（ChaCha Food）与三全食品（Synear Food）列入进口黑名单，全面禁止它们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图片说明：涉案商品及相关农产品供应链成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审查重点。
执法范围扩大：从初级原料延伸到日常食品零食
在这项禁令出台之前，美国海关的重点审查对象主要是棉花、多晶硅和番茄酱等初级原材料。这次将做瓜子坚果家喻户晓的洽洽食品，以及做速冻水饺、汤圆非常出名的三全食品直接列入制裁名单，标志着美国执法部门对涉疆供应链的审查范围，已经正式延伸到了老百姓日常消费的下游零食和冷冻加工食品领域。
对国际旅客个人入境行李的直接影响
很多经常往返美中的旅客和留学生都很关心这项禁令对自己有什么影响。报道特别提醒大家：这项禁令不仅管大宗集装箱的商业贸易进口，同样适用于个人随身行李！
1. 如果旅客在飞往美国时，行李箱里装了洽洽瓜子、坚果，或者三全水饺、速冻点心，一旦在海关被抽查到，很可能会被海关人员直接扣押并当场销毁。
2. 此外，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还会对携带违禁品未申报的旅客开出罚单。
跨国企业供应链合规迎来新考验
国际贸易和供应链专家表示，这次的禁令给所有涉及跨国食品加工和农产品出口的企业敲响了警钟。企业如果想把产品卖到北美市场，就必须建立极其严格的原材料溯源机制，确保供应链里每一个环节都符合法规要求，否则随时可能面临巨额罚款和产品被拒之门外的风险。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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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洽与三全食品遭美国进口禁令：对国际旅客与贸易规则的影响解析
根据美国知名旅游与商业媒体《旅行者今日》（Travelers Today）的最新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DHS）依据《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正式宣布将中国两大知名食品巨头——洽洽食品（ChaCha Food）与三全食品（Synear Food）列入进口黑名单，全面禁止它们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图片说明：涉案商品及相关农产品供应链成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审查重点。
执法范围扩大：从初级原料延伸到日常食品零食
在这项禁令出台之前，美国海关的重点审查对象主要是棉花、多晶硅和番茄酱等初级原材料。这次将做瓜子坚果家喻户晓的洽洽食品，以及做速冻水饺、汤圆非常出名的三全食品直接列入制裁名单，标志着美国执法部门对涉疆供应链的审查范围，已经正式延伸到了老百姓日常消费的下游零食和冷冻加工食品领域。
对国际旅客个人入境行李的直接影响
很多经常往返美中的旅客和留学生都很关心这项禁令对自己有什么影响。报道特别提醒大家：这项禁令不仅管大宗集装箱的商业贸易进口，同样适用于个人随身行李！
1. 如果旅客在飞往美国时，行李箱里装了洽洽瓜子、坚果，或者三全水饺、速冻点心，一旦在海关被抽查到，很可能会被海关人员直接扣押并当场销毁。
2. 此外，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还会对携带违禁品未申报的旅客开出罚单。
跨国企业供应链合规迎来新考验
国际贸易和供应链专家表示，这次的禁令给所有涉及跨国食品加工和农产品出口的企业敲响了警钟。企业如果想把产品卖到北美市场，就必须建立极其严格的原材料溯源机制，确保供应链里每一个环节都符合法规要求，否则随时可能面临巨额罚款和产品被拒之门外的风险。
洽洽与三全食品遭美国进口禁令：对国际旅客与贸易规则的影响解析
根据美国知名旅游与商业媒体《旅行者今日》（Travelers Today）的最新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DHS）依据《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正式宣布将中国两大知名食品巨头——洽洽食品（ChaCha Food）与三全食品（Synear Food）列入进口黑名单，全面禁止它们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图片说明：涉案商品及相关农产品供应链成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审查重点。
执法范围扩大：从初级原料延伸到日常食品零食
在这项禁令出台之前，美国海关的重点审查对象主要是棉花、多晶硅和番茄酱等初级原材料。这次将做瓜子坚果家喻户晓的洽洽食品，以及做速冻水饺、汤圆非常出名的三全食品直接列入制裁名单，标志着美国执法部门对涉疆供应链的审查范围，已经正式延伸到了老百姓日常消费的下游零食和冷冻加工食品领域。
对国际旅客个人入境行李的直接影响
很多经常往返美中的旅客和留学生都很关心这项禁令对自己有什么影响。报道特别提醒大家：这项禁令不仅管大宗集装箱的商业贸易进口，同样适用于个人随身行李！
1. 如果旅客在飞往美国时，行李箱里装了洽洽瓜子、坚果，或者三全水饺、速冻点心，一旦在海关被抽查到，很可能会被海关人员直接扣押并当场销毁。
2. 此外，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还会对携带违禁品未申报的旅客开出罚单。
跨国企业供应链合规迎来新考验
国际贸易和供应链专家表示，这次的禁令给所有涉及跨国食品加工和农产品出口的企业敲响了警钟。企业如果想把产品卖到北美市场，就必须建立极其严格的原材料溯源机制，确保供应链里每一个环节都符合法规要求，否则随时可能面临巨额罚款和产品被拒之门外的风险。
Shein 赴港 IPO ，巧妙避开东突厥斯坦强迫劳动项目棉花争议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5 次浏览 • 2026-08-08 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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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in 赴港 IPO 巧妙避开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争议。全球快时尚巨头 Shein 已正式提交备受瞩目的香港首次公开募股（IPO）申请，但其招股书明显避开了任何关于其供应链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挂钩的指控。美国政府和人权组织指责该地区通过强迫劳动项目剥削穆斯林权益。
2026年7月27日，Shein 提交了赴港上市的招股书草案，目标估值在 400 亿至 500 亿美元之间。然而，与此前试图在纽约和伦敦上市不同，此次申报文件明显省略了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争议相关的具体风险。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监管机构拒绝了此前明确将维吾尔强迫劳动列为风险的申报文件，这促使 Shein 转战香港，从而避开了此类信息披露。
在其风险披露部分，Shein 仅使用了泛泛而谈的表述：“与我们品牌、业务合作伙伴或行业相关的负面宣传可能会降低我们品牌和产品的价值及吸引力。”这种模糊的措辞取代了西方监管机构原本期望看到的、对供应链和劳工实践更明确的提及。
Shein 于 2012 年在中国创立，目前总部位于新加坡，在面临西方市场的监管阻力后，正试图通过香港上市来筹集资金。该公司四位联合创始人许仰天（Sky Yangtian Xu）、顾晓卿（Maggie Gu）、苗苗（Molly Miao）和任晓庆（Tony Ren）共同持有注册于开曼群岛的实体 Shein Global Holdings Ltd 65% 的股份。
董事会成员既包括创始人，也包括独立董事，IDG 和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等主要投资者持有其余股份。
这场争议的焦点在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美国政府和多个人权组织指控中国政府在棉花生产中对维吾尔少数族裔实施强迫劳动，而北京方面对此予以坚决否认。希音（Shein）一直坚称其供应链不存在强迫劳动，但批评人士认为，其采购流程不透明且缺乏透明度，导致这些说法很难得到独立验证。
国际媒体纷纷关注并指出了希音（Shein）在招股书中采取的策略性回避。路透社报道称，“希音在香港提交的上市申请中，未具体提及有关其服装含有来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棉花的指控相关风险”，这凸显了企业信息披露规范与地缘政治敏感性之间的紧张拉扯。《金融时报》和彭博社也同样指出，希音转战香港上市，折射出与中国相关的企业在应对西方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期望时面临的更广泛挑战。
虽然目前尚无全球顶流巨星针对希音的最新申请文件直接表态，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问题此前已引发多位知名人士的强烈谴责。在过去几年里，如演员兼活动家艾德里安·格尼尔（Adrian Grenier）以及“结束维吾尔强迫劳动联盟”（Coalition to End 维吾尔 Forced Labor）等机构。都曾公开声讨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采购原料的品牌。
美国政府于2021年通过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也加大了对供应链可能与该地区有关联的企业的审查力度。
希音（Shein）在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凸显了全球资本市场与地缘政治人权关切之间日益加剧的摩擦。通过避免明确提及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相关的风险，希音或许能在香港获得监管批准，但这也有可能疏远那些越来越关注道德采购的西方投资者和消费者。这份招股书也凸显了北京对中国相关企业信息披露的影响力，即便这些企业在中国内地以外上市也是如此。
对投资者而言，招股书暴露出其增长放缓和利润率下降的问题：2025年营收仅增长8%，达到41.8亿美元，而净利润则大跌39%，降至2.06亿美元。再加上持续不断的供应链争议，这些数据让人对希音能否支撑其追求的400亿至500亿美元估值打上了问号。
随着希音推进投资者路演，所有人的目光都将聚焦于国际利益相关者是会接受其泛泛的风险披露，还是会要求在当今最具争议的人权问题之一上保持更高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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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in 赴港 IPO 巧妙避开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争议。全球快时尚巨头 Shein 已正式提交备受瞩目的香港首次公开募股（IPO）申请，但其招股书明显避开了任何关于其供应链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挂钩的指控。美国政府和人权组织指责该地区通过强迫劳动项目剥削穆斯林权益。
2026年7月27日，Shein 提交了赴港上市的招股书草案，目标估值在 400 亿至 500 亿美元之间。然而，与此前试图在纽约和伦敦上市不同，此次申报文件明显省略了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争议相关的具体风险。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监管机构拒绝了此前明确将维吾尔强迫劳动列为风险的申报文件，这促使 Shein 转战香港，从而避开了此类信息披露。
在其风险披露部分，Shein 仅使用了泛泛而谈的表述：“与我们品牌、业务合作伙伴或行业相关的负面宣传可能会降低我们品牌和产品的价值及吸引力。”这种模糊的措辞取代了西方监管机构原本期望看到的、对供应链和劳工实践更明确的提及。
Shein 于 2012 年在中国创立，目前总部位于新加坡，在面临西方市场的监管阻力后，正试图通过香港上市来筹集资金。该公司四位联合创始人许仰天（Sky Yangtian Xu）、顾晓卿（Maggie Gu）、苗苗（Molly Miao）和任晓庆（Tony Ren）共同持有注册于开曼群岛的实体 Shein Global Holdings Ltd 65% 的股份。
董事会成员既包括创始人，也包括独立董事，IDG 和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等主要投资者持有其余股份。
这场争议的焦点在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美国政府和多个人权组织指控中国政府在棉花生产中对维吾尔少数族裔实施强迫劳动，而北京方面对此予以坚决否认。希音（Shein）一直坚称其供应链不存在强迫劳动，但批评人士认为，其采购流程不透明且缺乏透明度，导致这些说法很难得到独立验证。
国际媒体纷纷关注并指出了希音（Shein）在招股书中采取的策略性回避。路透社报道称，“希音在香港提交的上市申请中，未具体提及有关其服装含有来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棉花的指控相关风险”，这凸显了企业信息披露规范与地缘政治敏感性之间的紧张拉扯。《金融时报》和彭博社也同样指出，希音转战香港上市，折射出与中国相关的企业在应对西方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期望时面临的更广泛挑战。
虽然目前尚无全球顶流巨星针对希音的最新申请文件直接表态，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问题此前已引发多位知名人士的强烈谴责。在过去几年里，如演员兼活动家艾德里安·格尼尔（Adrian Grenier）以及“结束维吾尔强迫劳动联盟”（Coalition to End 维吾尔 Forced Labor）等机构。都曾公开声讨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采购原料的品牌。
美国政府于2021年通过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也加大了对供应链可能与该地区有关联的企业的审查力度。
希音（Shein）在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凸显了全球资本市场与地缘政治人权关切之间日益加剧的摩擦。通过避免明确提及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相关的风险，希音或许能在香港获得监管批准，但这也有可能疏远那些越来越关注道德采购的西方投资者和消费者。这份招股书也凸显了北京对中国相关企业信息披露的影响力，即便这些企业在中国内地以外上市也是如此。
对投资者而言，招股书暴露出其增长放缓和利润率下降的问题：2025年营收仅增长8%，达到41.8亿美元，而净利润则大跌39%，降至2.06亿美元。再加上持续不断的供应链争议，这些数据让人对希音能否支撑其追求的400亿至500亿美元估值打上了问号。
随着希音推进投资者路演，所有人的目光都将聚焦于国际利益相关者是会接受其泛泛的风险披露，还是会要求在当今最具争议的人权问题之一上保持更高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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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in 赴港 IPO 巧妙避开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争议。全球快时尚巨头 Shein 已正式提交备受瞩目的香港首次公开募股（IPO）申请，但其招股书明显避开了任何关于其供应链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挂钩的指控。美国政府和人权组织指责该地区通过强迫劳动项目剥削穆斯林权益。
2026年7月27日，Shein 提交了赴港上市的招股书草案，目标估值在 400 亿至 500 亿美元之间。然而，与此前试图在纽约和伦敦上市不同，此次申报文件明显省略了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争议相关的具体风险。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监管机构拒绝了此前明确将维吾尔强迫劳动列为风险的申报文件，这促使 Shein 转战香港，从而避开了此类信息披露。
在其风险披露部分，Shein 仅使用了泛泛而谈的表述：“与我们品牌、业务合作伙伴或行业相关的负面宣传可能会降低我们品牌和产品的价值及吸引力。”这种模糊的措辞取代了西方监管机构原本期望看到的、对供应链和劳工实践更明确的提及。
Shein 于 2012 年在中国创立，目前总部位于新加坡，在面临西方市场的监管阻力后，正试图通过香港上市来筹集资金。该公司四位联合创始人许仰天（Sky Yangtian Xu）、顾晓卿（Maggie Gu）、苗苗（Molly Miao）和任晓庆（Tony Ren）共同持有注册于开曼群岛的实体 Shein Global Holdings Ltd 65% 的股份。
董事会成员既包括创始人，也包括独立董事，IDG 和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等主要投资者持有其余股份。
这场争议的焦点在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美国政府和多个人权组织指控中国政府在棉花生产中对维吾尔少数族裔实施强迫劳动，而北京方面对此予以坚决否认。希音（Shein）一直坚称其供应链不存在强迫劳动，但批评人士认为，其采购流程不透明且缺乏透明度，导致这些说法很难得到独立验证。
国际媒体纷纷关注并指出了希音（Shein）在招股书中采取的策略性回避。路透社报道称，“希音在香港提交的上市申请中，未具体提及有关其服装含有来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棉花的指控相关风险”，这凸显了企业信息披露规范与地缘政治敏感性之间的紧张拉扯。《金融时报》和彭博社也同样指出，希音转战香港上市，折射出与中国相关的企业在应对西方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期望时面临的更广泛挑战。
虽然目前尚无全球顶流巨星针对希音的最新申请文件直接表态，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问题此前已引发多位知名人士的强烈谴责。在过去几年里，如演员兼活动家艾德里安·格尼尔（Adrian Grenier）以及“结束维吾尔强迫劳动联盟”（Coalition to End 维吾尔 Forced Labor）等机构。都曾公开声讨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采购原料的品牌。
美国政府于2021年通过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也加大了对供应链可能与该地区有关联的企业的审查力度。
希音（Shein）在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凸显了全球资本市场与地缘政治人权关切之间日益加剧的摩擦。通过避免明确提及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相关的风险，希音或许能在香港获得监管批准，但这也有可能疏远那些越来越关注道德采购的西方投资者和消费者。这份招股书也凸显了北京对中国相关企业信息披露的影响力，即便这些企业在中国内地以外上市也是如此。
对投资者而言，招股书暴露出其增长放缓和利润率下降的问题：2025年营收仅增长8%，达到41.8亿美元，而净利润则大跌39%，降至2.06亿美元。再加上持续不断的供应链争议，这些数据让人对希音能否支撑其追求的400亿至500亿美元估值打上了问号。
随着希音推进投资者路演，所有人的目光都将聚焦于国际利益相关者是会接受其泛泛的风险披露，还是会要求在当今最具争议的人权问题之一上保持更高的透明度。
Shein 赴港 IPO 巧妙避开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争议。全球快时尚巨头 Shein 已正式提交备受瞩目的香港首次公开募股（IPO）申请，但其招股书明显避开了任何关于其供应链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挂钩的指控。美国政府和人权组织指责该地区通过强迫劳动项目剥削穆斯林权益。
2026年7月27日，Shein 提交了赴港上市的招股书草案，目标估值在 400 亿至 500 亿美元之间。然而，与此前试图在纽约和伦敦上市不同，此次申报文件明显省略了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争议相关的具体风险。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监管机构拒绝了此前明确将维吾尔强迫劳动列为风险的申报文件，这促使 Shein 转战香港，从而避开了此类信息披露。
在其风险披露部分，Shein 仅使用了泛泛而谈的表述：“与我们品牌、业务合作伙伴或行业相关的负面宣传可能会降低我们品牌和产品的价值及吸引力。”这种模糊的措辞取代了西方监管机构原本期望看到的、对供应链和劳工实践更明确的提及。
Shein 于 2012 年在中国创立，目前总部位于新加坡，在面临西方市场的监管阻力后，正试图通过香港上市来筹集资金。该公司四位联合创始人许仰天（Sky Yangtian Xu）、顾晓卿（Maggie Gu）、苗苗（Molly Miao）和任晓庆（Tony Ren）共同持有注册于开曼群岛的实体 Shein Global Holdings Ltd 65% 的股份。
董事会成员既包括创始人，也包括独立董事，IDG 和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等主要投资者持有其余股份。
这场争议的焦点在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美国政府和多个人权组织指控中国政府在棉花生产中对维吾尔少数族裔实施强迫劳动，而北京方面对此予以坚决否认。希音（Shein）一直坚称其供应链不存在强迫劳动，但批评人士认为，其采购流程不透明且缺乏透明度，导致这些说法很难得到独立验证。
国际媒体纷纷关注并指出了希音（Shein）在招股书中采取的策略性回避。路透社报道称，“希音在香港提交的上市申请中，未具体提及有关其服装含有来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棉花的指控相关风险”，这凸显了企业信息披露规范与地缘政治敏感性之间的紧张拉扯。《金融时报》和彭博社也同样指出，希音转战香港上市，折射出与中国相关的企业在应对西方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期望时面临的更广泛挑战。
虽然目前尚无全球顶流巨星针对希音的最新申请文件直接表态，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棉花问题此前已引发多位知名人士的强烈谴责。在过去几年里，如演员兼活动家艾德里安·格尼尔（Adrian Grenier）以及“结束维吾尔强迫劳动联盟”（Coalition to End 维吾尔 Forced Labor）等机构。都曾公开声讨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采购原料的品牌。
美国政府于2021年通过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也加大了对供应链可能与该地区有关联的企业的审查力度。
希音（Shein）在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凸显了全球资本市场与地缘政治人权关切之间日益加剧的摩擦。通过避免明确提及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相关的风险，希音或许能在香港获得监管批准，但这也有可能疏远那些越来越关注道德采购的西方投资者和消费者。这份招股书也凸显了北京对中国相关企业信息披露的影响力，即便这些企业在中国内地以外上市也是如此。
对投资者而言，招股书暴露出其增长放缓和利润率下降的问题：2025年营收仅增长8%，达到41.8亿美元，而净利润则大跌39%，降至2.06亿美元。再加上持续不断的供应链争议，这些数据让人对希音能否支撑其追求的400亿至500亿美元估值打上了问号。
随着希音推进投资者路演，所有人的目光都将聚焦于国际利益相关者是会接受其泛泛的风险披露，还是会要求在当今最具争议的人权问题之一上保持更高的透明度。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争取维吾尔人权的策略
人权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94 次浏览 • 2026-08-05 21:18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争取维吾尔族人权的策略
阿里达·梅拉尼，马塔兰大学国际关系系
摘要：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是一个由维吾尔族流散社群构成的非政府组织，旨在为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之一的维吾尔族争取人权。因此，本文旨在探讨世维会为维吾尔族争取人权所采取的策略。在研究过程中，作者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着重于对事件进行描述性呈现，并通过文献研究进行数据收集，随后根据研究需要对数据进行整理分类。作者还借助了非政府组织、人权和流散社群等概念来回答本文的研究问题。最终，作者强调世维会所采取的策略分为两部分：一是强调信息传播并将世维会塑造成和平组织形象的非暴力策略，二是游说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以获取支持。
本文讨论了某机构在应对中国针对少数民族人权侵害事件时所采取的策略。该机构即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作者分析了世维会如何制定策略来为维吾尔少数民族群众争取人权。维吾尔族是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居住在中国新疆地区的本土民族名称。新疆本身位于中国西北部，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等多个中亚国家接壤，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这种巨大的潜力使得中国毫不犹豫地在中亚多个国家开展大规模投资。例如在2012年，中国投资在中亚地区投资了2500亿美元。与中亚相邻地理位置赋予了新疆对中国极高的战略价值，因此，尽管存在分裂主义问题，中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将新疆维持为其国家的一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过去十年中，维吾尔族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之一，因为该议题与人权侵害问题紧密相关。针对维吾尔族的人权侵害可以从联合国人权概念的视角来看待，该概念涵盖多个方面，即对文化、社会、经济、公民以及政治和民主权利的侵犯。这关乎个人在其社群中的安全以及避免文化威胁，例如压迫、民族间暴力以及特定群体的主导地位。文化权利也为每个人发展和开展其文化活动提供了灵活性。
自新疆处于中国管辖之下以来，出现了大规模的汉族人口流动，这使维吾尔族边缘化。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人口流动和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是导致了各种人权侵犯现象的出现，例如侵害维吾尔族的文化权利和语言权利。维吾尔人所使用的语言属于其自身文化语言，与普通话无关。汉族人口在新疆占多数的情况对中央政府实施的语言政策产生了影响，教育和媒体中使用的语言大多采用普通话。新疆的每家教育机构都要求毕业生掌握普通话。此外，2005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宗教事务条例》政策，旨在控制被怀疑涉嫌恐怖主义的少数民族（包括维吾尔族）的宗教活动。这一政策使得清真寺的阿訇或穆斯林领袖有义务参加中国政府开设的教育课程，并禁止未满18岁的维吾尔族儿童进入清真寺。此外，各种清真寺和宗教活动均受到政府官员的严密监控。这些规定使得维吾尔族甚至仅仅实践其文化和宗教都变得不安全。随后，政府又推出了“靓丽工程”政策，禁止女性佩戴面纱和头巾，禁止男性留胡须。所有这些行为在公共场所都是被禁止的。
此外，还存在社会和经济权利受侵害的情况。新疆的人口分布分为两个区域，即人口以汉族为主的北部地区，以及人口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南部地区。北方是经济状况良好的城市，人口以汉族为主；而在南方的和田和喀什等地，90%的人口为维吾尔族，当地的区域状况属于中国贫困地区之列。2009年，北部居民的收入是南部的三倍。维吾尔族较差的经济状况源于语言障碍，并且难以在被政府贴上分裂主义者和恐怖分子标签的维吾尔人身上建立信任。
此外，由于遭遇各种歧视，维吾尔族还面临着公民和政治权利受侵害的问题。旨在打击恐怖主义的“严打”政策伴随着各种指控以及未经正当程序的突击逮捕。2002年，22名维吾尔人因恐怖主义指控被捕并被押送关塔那摩湾关押，但最终有16人因未被证实参与恐怖主义而被释放。此外，维吾尔族在中国举办的若干重大庆祝活动中也面临歧视，例如2008年奥运会庆祝活动、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在所有这些活动中，维吾尔人都受到当地警察的严格审查，导致他们无法获得参加这些活动的许可。
在维吾尔人社会中可见的另一项侵害行为，是2013年在吐鲁番市设立的政治教育营，吐鲁番是新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城市之一。随后，该教育营扩展至新疆各地，如喀什以及其他以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城市。营内的被羁押者分为四种类型，即A类（“严打”政策下的羁押者）、B类（被认为较为固执者）、C类（接触过极端主义者）以及D类（与C类相似但接触极端主义程度较轻者）。在营内，被羁押者被灌输思想以使其忘记本土文化。中国雇用了约260个汉族警务单位，因为担任警察和教育营工作人员的要求必须是汉族、精通普通话且至少高中毕业。
涉及人权侵害的各种事件已引起多国和国际组织的关注。美国和土耳其等若干国家曾试图介入这些人权议题，但仅限于对中国提出谴责。与此同时，国际组织通常提供年度报告和媒体报道，向世界传达这一事件，包括维吾尔人权项目、维吾尔美国人协会以及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在这三个组织中，世维会规模最大，且最常定期就针对该人群的人权侵犯事件发声。世维会本身是一个国际组织，代表新疆及其他地区的维吾尔族表达利益。本研究旨在阐述世维会在为其争取权利时所采用的策略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和描述性研究类型，旨在获取有关现状的信息，并探究现有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解释本研究的变量（即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策略以及维吾尔人所遭受的人权侵犯）时，作者在尽可能收集有关这两个变量的信息后进行了描述性说明，随后对这些信息进行记录和分析，从而做出解释，以回答所提出的问题。
定性方法中数据分析的顺序如下：第一，反复阅读数据，同时减少重叠或重复的信息；第二，观察所获数据的显著性或重要性；第三，对与其他数据具有相似性或匹配性的数据进行分类；第四，寻找将各种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模式或主题；第五，构建一个框架，以获取数据试图传达的实质内容。
中国政府调配维吾尔族的历史
新疆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直到1949年随着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疆才正式处于中国的统治之下。过去，新疆地区曾被吉尔吉斯斯坦和蒙古殖民，导致该地区被划分为两个区域：蒙古控制的区域被称为东突厥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控制的区域被称为西突厥斯坦。西突厥斯坦最终独立发展，如今成为塔吉克斯坦；而东突厥斯坦就是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族作为该地区的原住民，曾于1876年成功摆脱殖民统治并取得独立。然而这并未持续太久，因为在1884年，中国的清朝统治了该地区并将其命名为“新疆”。根据新疆形成的历史可以理解，深受吉尔吉斯斯坦文化影响的新疆原住民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拥有与中国主体文化不同的文化。在传统和文化方面，维吾尔人拥有类似于中亚和中东的传统。在语言方面，他们使用文字采用阿拉伯字母的自家语言。在面部特征方面，维吾尔族的容貌与通常的中国人有所不同。
在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最先尝试的是全面控制新疆省。所采取的方法之一，就是以发展政策为借口，将作为中国本土和主体民族的汉族调配至新疆地区。为了在新疆实现同化，还采用了其他方法，例如在新疆建立中国政府机构或行政管理体系，党员主要由汉族组成，以及开展儒家思想或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汉族人口的迁移对新疆人口比例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1949年，汉族占新疆人口的7%，但到2002年，这一比例上升至40.61%。这一数字与维吾尔族的情况成反比，后者最初是主体民族，随后变成了少数民族。1949年，维吾尔族人口占比为75%，但到2002年，这一数字急剧下降至47%。这两个民族在居住地理位置上也存在分隔，许多汉族人生活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该市经济发展良好，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4.9，而维吾尔人则大多生活在郊区/周边地区，即喀什市，其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9。
中国政府实施的人口迁移旨在总体上改善新疆的经济，但事实上，唯一获得良好经济改善的区域是北疆地区（即乌鲁木齐市及其周边地区）。与此同时，南疆地区（即喀什市及其周边地区）并未取得经济进步。汉族人拥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因此大多数人在工业部门工作；而教育程度较低的维吾尔人则在喀什市从事农业工作，为现有工业提供原材料。这种差距反映了乌鲁木齐的汉族与喀什的维吾尔人之间生活的差异。
图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
中国政府的不同对待方式成了对维吾尔族实施某种形式歧视的开端。这导致1990年出现了由名为“东伊运”（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组织发起的分裂主义行动。东伊运开始反抗中国政府，袭击了政府官员，造成6人死亡。这一行动引发了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地区、紧邻喀什市的克孜勒苏巴仁地区的骚乱。袭击行为最终导致了各民族与政府之间的重大骚乱。东伊运的出现是其他分裂主义组织涌现的起点，例如设在土耳其的东突厥斯坦人民解放阵线、设在哈萨克斯坦的东突厥斯坦委员会，以及随新疆抵抗议程中“圣战”（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斗争）一词出现而壮大的其他几个组织。尽管这些组织有着相同的目标（即将新疆建成一个国家），但它们在实现成为独立国家的愿望时，有着各自的方法、观点和途径。从1991年到1993年，分裂分子通过引爆喀什市的公交车和政府大楼发动了袭击。
对于东伊运及其他团体的叛乱行为，中国政府采取了名为“严打政策”的措施作为回应。这项政策是一项反恐行动，因为这些组织既被视为叛乱分子，也被视为恐怖分子，其原因在于东伊运成员背景为穆斯林，并被认为与中东的恐怖组织存在关联。“严打政策”旨在打击三股势力，即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这项政策也被称为强硬路线方法，因为恐怖主义被视为一种非常严重的犯罪。新疆分裂主义分子采取的各种行动对平民（即普通百姓，尤其是维吾尔人）产生了影响。维吾尔族随后被中国政府贴上叛乱民族的标签，并成为从“严打政策”开始的人权侵犯的目标。
“严打政策”是中国政府加强对维吾尔人监控以限制其活动空间之开端。斋月等宗教节日受到监控，清真寺被关闭，阿訇因被认为通过“非法宗教活动”传播激进主义源头而被捕。由此，中国政府与维吾尔人对彼此产生了固有的看法：维吾尔人将中国视作压迫者，而中国则将维吾尔人视为恐怖分子群体。尽管实施了“严打政策”，新疆多个城市的骚乱依然频繁发生，尤其是喀什市。南疆地区因受到严密控制而成为中国政府关注的焦点。随着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限制（例如宗教自由问题）而进一步恶化。在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市发生事件后，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当时，维吾尔族人发起抗议，要求对因被指控在广东省骚扰两名汉族女性而被杀害的两人的死亡承担责任。维吾尔族群体要求作进一步调查，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所谓性骚扰的确凿证据。然而，这些行动最终演变成暴乱，因为政府拒绝了抗议者的要求，甚至部署了大量警力进行维稳，从而引发冲突并导致局势恶化。在此次事件之后，维吾尔族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2009年暴乱之后，维吾尔人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由于租房价格被故意抬高，且就业渠道受到日益严格的限制，他们发现很难获得住房。2014年，学校和工作场所开始出现禁止佩戴头巾（希贾布）的规定，同时还禁止学生、教师和工人进行斋月禁食。2016年，维吾尔族人被禁止前往26个被认为敏感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是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这些国家包括：阿富汗、利比亚、泰国、阿尔及利亚、马来西亚、土耳其、阿塞拜疆、尼日利亚、土库曼斯坦、埃及、巴基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也门、伊拉克、索马里、哈萨克斯坦、南苏丹、肯尼亚、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2016年，新疆由被选为新疆党委书记的陈全国治理。陈全国此前于2011年被中央政府调派至西藏，以促进西藏的稳定。在西藏任职的五年期间，陈通过招募2500名警察加强了安全管控。2016年至2017年间，陈在新疆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招募了9万名警察以改善安全环境。陈被认为是一位在保护该地区免受分离主义威胁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的人物。在他的领导下，陈通过开设政治教育营，进一步加剧了对维吾尔族的人权侵犯。该教育营的作用是教育那些被认为有嫌疑和威胁的人，例如活动人士和疑似恐怖分子，其中大多数人是维吾尔族。他们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被逮捕，并在营地里经常遭受酷刑，特别是在审讯期间。
2017年，有12万维吾尔人被逮捕并关入教育营。据称，设立这些教育营是为了将关押人员的思想改造回应有的状态，因为他们被认为受到了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营地所采用的方法多种多样，从灌输中国意识形态的团结教育，到心理咨询以及政府政策学习。各种人权侵犯行为一直持续到2018年。联合国表示，维吾尔地区的人权侵犯状况达到了过去5年来的最恶劣程度。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的发展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是一个于2004年4月16日在德国成立的组织，由两个组织合并而成，即东突厥斯坦民族大会和世界维吾尔青年大会。该组织旨在以和平、非暴力和民主的方式促进维吾尔族人民的权利，为新疆维吾尔人的政治命运而奋斗。该组织开始通过与其它维吾尔组织建立联系，以及与美国国会（华盛顿）、欧盟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建立关系来拓展其对外联系。世维会由 numerically 一群具有维吾尔背景且曾前往各个国家的维吾尔人士发起。世维会在应对新疆人权侵犯问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根据科普林关于非政府组织的概念，世维会是一个由具有相同社会目标的团体或组织联合成立的组织。世维会是最大的维吾尔族组织，下辖分布在各个国家的数十个其它维吾尔协会，例如美国维吾尔协会、加拿大维吾尔协会、澳大利亚维吾尔协会以及分布在16个国家的其它协会。各个协会的领导人在作为中央组织的世维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数十个活跃在各个活动领域的组织为世维会提供支持并隶属于世维会。
人权侵犯是该非政府组织存在的基础原因之一。如果我们从福尔克·海因斯的概念来看世维会，世维会的产生是因为在虐待、被忽视、未被同等对待以及遭受不良形象塑造等方面的侵犯。这种侵犯的受害者是维吾尔少数民族。因此，世维会希望获得能够结束这些侵犯行为的解决方案。
世维会的每一位领导人都有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力。例如，热比娅·卡德尔是吸引了国际关注的世维会领导人。热比娅·卡德尔不仅作为世维会的领导人而闻名，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广泛国际联系（特别是在美国）的维吾尔活动家和政治人物。热比娅还经常访问澳大利亚、美国、德国、西藏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议会、政府官员和其它机构面前为维吾尔族的权利发声。在她每次访问期间，热比娅总是受到各种媒体的报道，这间接地推动了有关维吾尔族问题的宣传。这些媒体包括美国之音、自由西藏电台、台湾中央通讯社、柏林-勃兰登堡广播公司文化电台、
自2004年以来，作为一家避免暴力、提倡对话与谈判的组织，世维会向许多利益相关者开展了各种游说和沟通工作，以争取他们的支持。世维会还与其它几家组织（非政府组织）开展了合作，例如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受威胁人民协会、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以及国家民主基金会。与这些组织的合作形式多样，从交换信息到获得资金援助不等。世维会还积极与几家媒体建立联系，例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半岛电视台、加拿大广播公司以及其它媒体。双方以双向方式共享信息，世维会偶尔提供信息以协助宣传维吾尔族的现状，或者由媒体联系世维会进行采访或澄清信息。世维会还越来越多地参与各种工作坊、研讨会和国际座谈会，以促进维吾尔族的权利，例如2011年2月在土耳其举行的有250人参加的会议，以及同月在意大利举行的有400人参加的会议。世维会参与的另一场会议在巴尔干地区举行，有议会议员出席。
2012年6月26日，世维会首次参加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0届会议。在这场与人权相关的会议上，世维会由项目协调员迈克尔·菲利普斯代表发言，有机会就维吾尔族所面临的现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世维会讨论了对各种形式人权的保护，包括公民权、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此外，世维会还采用了新的方式来表达维吾尔族遭受的人权侵犯，即自2014年起发布年度报告。该报告包含了中国政府在一整年里对维吾尔族实施的各种人权侵犯行为。
此外，世维会于2016年3月29日与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合作，在欧洲议会举行了一场会议。该会议直接针对维吾尔族遭受的人权侵犯，主题为“禁止移动，禁止祈祷：维吾尔人在中国的困境”。世维会还在2016在中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通过递交公开信开展斗争。世维会与来自多个国家的其它各种组织和活动家共同发送了一封公开信。公开信的内容涉及中国不尊重维吾尔公民社会权利的对待方式，世维会要求中国释放无辜的维吾尔被关押人员。
2018年3月，维吾尔活动人士多里坤·艾沙收到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并有机会会见了上一届参议院成员的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多里坤还出席了关于宗教自由问题的美国国会会议。世维会在2018年期间多次访问美国。在寻求支持的各种访问中，世维会还向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平行报告，内容涉及中国对维吾尔族实施的歧视性对待。该报告随后在一项国际会议上得到了审议。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努力
为争取维吾尔族的权利，世维会采取了多项策略，包括使用非暴力方法，即侧重于将互联网作为宣传平台，并向西方国家开展游说活动。
互联网上的宣传活动
互联网宣传的主要目标是传递关于维吾尔人在人权侵犯问题上所处状况的叙事。正如非政府组织概念中所解释的那样，传递这种叙事对于吸引国际社会的同情至关重要。随后，这些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被传播到互联网上。在通过网站开展的宣传中，世维会还解释了维吾尔人的历史和文化，这些历史和文化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特别是在语言方面。维吾尔人不同于中华民族，有权维护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是流亡海外的维吾尔群体感到非常自豪的事情。流亡群体的目的在于赋予其身份认同发展的权利，而不受任何一方的压力。网站是吸引那些对维吾尔人经历同情的支持者的一种简便途径。世维会网站每天接收4万至5万次访问。世维会与其他仅包含摘自各种媒体新闻的海外流亡群体网站不同，世维会拥有独立的新闻发布渠道，每月甚至每周都会定期发布文章、新闻和定期报告。世维会网站使用多种语言：英语、维吾尔语、德语、中文和日语。世维会所使用的方法符合海因斯所描述的非政府组织概念，即传播尽可能多的信息以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
游说各类参与者/利益相关者
世维会的游说有助于争取各方的同情。有若干非政府组织与世维会开展了合作，包括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威胁受害人民协会、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无国界人权组织、罗夫托基金会、中国人权、国际跨信仰组织以及国家民主基金会。所建立的合作形式也多种多样，从资金形式的援助，到关于维吾尔人所处状况的各种信息，这些信息随后在联合国内部的会议或会期中被传播和提出。
世维会积极向联合国开展游说活动。世维会在联合国的首次机会始于获得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人权会议的许可。最初，世维会获得的仅是观察员地位，这只允许世维会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但在出席了几次会议之后，世维会获得了咨询地位，使其能够就维吾尔人经历的案例发表声明。此外，世维会与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合作，向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该报告已被接收并加以审议。
每年，在每一次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世维会都会出席，以扩大对联合国多个委员会的游说。2018年，世维会开始接触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这种接触是通过提交关于人权侵犯的建议书或报告进行的，重点关注已引起国际关注的政治教育营问题。这项活动也得到了多家媒体的报道，例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
上述各种非暴力途径是世维会支持人权保障的一种形式，旨在国际社会眼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在其官方网站上，世维会强调自己是代表新疆及其他地区的维吾尔人建立的组织或大型平台。世维会声称自己是一个通过强调民主和非暴力原则的和平方式争取维吾尔族权利的组织。世维会之所以选择非暴力方式，是因为它从维吾尔群体对抗暴力行为的形式中吸取了教训，即暴力抵抗只会换来中国方面的暴力回应。
世维会为实现维吾尔人人权保障而进行的斗争强调两种方法：非暴力方法和接触西方国家。非暴力方法是通过温和的方式进行的，例如向其他人权非政府组织 and 联合国进行游说，以及传播有关维吾尔族遭受人权侵犯的报告和新闻。下一个方法是接触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旨在获得支持。通过这两种方法，世维会取得了若干里程碑式的进展，最终能够将维吾尔人遭受的人权侵犯问题提升为一个国际性议题。
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维吾尔问题
世维会在联合国的接触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的，例如出席联合国的各种人权会议，并定期就维吾尔族遭受的人权侵犯发表演讲报告。这样做是为了吸引许多联合国会员国的同情和支持。在2011年联合国人权年度会议上，世维会提交了与维吾尔问题相关的建议并发表了演讲，得到了美国、德国、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等多个国家的热烈回应。即使这种支持当时仍仅限于在联合国会议上表达的口头支持，但自世维会出席联合国人权年度会议以来的过去几年里，这已成为世维会的一项宝贵成就。
除了接触人权理事会外，世维会还向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开展游说，这是联合国组织中致力于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一个分支机构。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世维会获准作为非政府组织出席会议并拥有咨询地位，这种地位允许世维会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每次会议上就某个议题表达观点并影响政策。世维会利用该论坛提出维吾尔族经历的案件。2018年5月17日，中国以涉嫌恐怖主义为由对世维会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存在提出异议，并要求将世维会从该组织中除名。然而，由于世维会与美国关系密切，世维会通过美国驻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大使凯利·柯里获得了来自美国的支持。美国也拒绝了中国的要求，从而使世维会继续留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并有权提交有关维吾尔人的建议书。
随后，世维会在联合国的努力进一步升级，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请求，要求针对营地的建设对中国采取行动；根据世维会的数据，截至2018年，该营地已关押了300万人。尽管最终仍没有任何国际方获准调查该营地，但至少德国和法国等国家赞赏世维会的努力，警告中国关闭营地并允许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对其进行监督。
各种媒体开始提出中国关押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问题，其中包括《外交家》杂志，该刊物根据联合国的多次会议继续关注此案。《外交家》报道称，与世维会交换信息并开展合作的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的各种报告已被联合国接收。报道称，营地内已有300万名被扣押人员。此外，《外交家》的媒体分支在英国也访问了新疆这一地点，并证实了集中营的存在。此外，《外交家》杂志也开始详细讨论维吾尔族人不得不经历的各种侵犯人权行为，例如被关押者被送入集中营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下载了瓦茨普应用程序、在国外有亲眷、通过互联网获取宗教资料、访问过特定国家，有时甚至没有任何明确原因。据报道，集中营内还发生了酷刑折磨，如殴打、剥夺睡眠等。关于维吾尔族的新闻随后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维吾尔族，谷歌搜索数据表明，2018年关于维吾尔族的搜索量较前几年有所增加。
获得国际支持
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主要源于受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游说的西方国家，例如美国和欧洲国家。但随着媒体报道的增多以及联合国关于维吾尔族讨论的增加，其他国家也给予了支持。然而，西方国家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争取支持的主要目标，因为这些地区倡导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个人自由。国际支持不仅来自西方国家，也来自土耳其。尽管土耳其近期与中国保持着良好关系，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但土耳其仍就所谓关押了一百万无辜民众的政治教育营事件对中国进行了谴责。
从前面的解释可以看出，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为争取维吾尔族人权而采取的两项战略，已成功将维吾尔族问题传播到了国际社会。这是向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和西方国家进行报道传播与游说的成功。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还向国际社会解释清楚了该组织与“东伊运”组织之间的区别。这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强调非暴力方法的结果。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还促成了欧盟、美国和联合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然而，直到目前，由于中国拥有的巨大实力，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仍未能完全阻止中国所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特别是在联合国，中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能够履行其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功能，旨在国际社会上传播维吾尔族人权受侵害的问题。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还成功利用联合国论坛，要求会员国因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向其施加压力。这是海外维吾尔侨民为争取新疆同胞的人权所表达的关切形式。 查看全部
阿里达·梅拉尼，马塔兰大学国际关系系
摘要：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是一个由维吾尔族流散社群构成的非政府组织，旨在为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之一的维吾尔族争取人权。因此，本文旨在探讨世维会为维吾尔族争取人权所采取的策略。在研究过程中，作者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着重于对事件进行描述性呈现，并通过文献研究进行数据收集，随后根据研究需要对数据进行整理分类。作者还借助了非政府组织、人权和流散社群等概念来回答本文的研究问题。最终，作者强调世维会所采取的策略分为两部分：一是强调信息传播并将世维会塑造成和平组织形象的非暴力策略，二是游说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以获取支持。
本文讨论了某机构在应对中国针对少数民族人权侵害事件时所采取的策略。该机构即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作者分析了世维会如何制定策略来为维吾尔少数民族群众争取人权。维吾尔族是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居住在中国新疆地区的本土民族名称。新疆本身位于中国西北部，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等多个中亚国家接壤，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这种巨大的潜力使得中国毫不犹豫地在中亚多个国家开展大规模投资。例如在2012年，中国投资在中亚地区投资了2500亿美元。与中亚相邻地理位置赋予了新疆对中国极高的战略价值，因此，尽管存在分裂主义问题，中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将新疆维持为其国家的一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过去十年中，维吾尔族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之一，因为该议题与人权侵害问题紧密相关。针对维吾尔族的人权侵害可以从联合国人权概念的视角来看待，该概念涵盖多个方面，即对文化、社会、经济、公民以及政治和民主权利的侵犯。这关乎个人在其社群中的安全以及避免文化威胁，例如压迫、民族间暴力以及特定群体的主导地位。文化权利也为每个人发展和开展其文化活动提供了灵活性。
自新疆处于中国管辖之下以来，出现了大规模的汉族人口流动，这使维吾尔族边缘化。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人口流动和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是导致了各种人权侵犯现象的出现，例如侵害维吾尔族的文化权利和语言权利。维吾尔人所使用的语言属于其自身文化语言，与普通话无关。汉族人口在新疆占多数的情况对中央政府实施的语言政策产生了影响，教育和媒体中使用的语言大多采用普通话。新疆的每家教育机构都要求毕业生掌握普通话。此外，2005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宗教事务条例》政策，旨在控制被怀疑涉嫌恐怖主义的少数民族（包括维吾尔族）的宗教活动。这一政策使得清真寺的阿訇或穆斯林领袖有义务参加中国政府开设的教育课程，并禁止未满18岁的维吾尔族儿童进入清真寺。此外，各种清真寺和宗教活动均受到政府官员的严密监控。这些规定使得维吾尔族甚至仅仅实践其文化和宗教都变得不安全。随后，政府又推出了“靓丽工程”政策，禁止女性佩戴面纱和头巾，禁止男性留胡须。所有这些行为在公共场所都是被禁止的。
此外，还存在社会和经济权利受侵害的情况。新疆的人口分布分为两个区域，即人口以汉族为主的北部地区，以及人口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南部地区。北方是经济状况良好的城市，人口以汉族为主；而在南方的和田和喀什等地，90%的人口为维吾尔族，当地的区域状况属于中国贫困地区之列。2009年，北部居民的收入是南部的三倍。维吾尔族较差的经济状况源于语言障碍，并且难以在被政府贴上分裂主义者和恐怖分子标签的维吾尔人身上建立信任。
此外，由于遭遇各种歧视，维吾尔族还面临着公民和政治权利受侵害的问题。旨在打击恐怖主义的“严打”政策伴随着各种指控以及未经正当程序的突击逮捕。2002年，22名维吾尔人因恐怖主义指控被捕并被押送关塔那摩湾关押，但最终有16人因未被证实参与恐怖主义而被释放。此外，维吾尔族在中国举办的若干重大庆祝活动中也面临歧视，例如2008年奥运会庆祝活动、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在所有这些活动中，维吾尔人都受到当地警察的严格审查，导致他们无法获得参加这些活动的许可。
在维吾尔人社会中可见的另一项侵害行为，是2013年在吐鲁番市设立的政治教育营，吐鲁番是新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城市之一。随后，该教育营扩展至新疆各地，如喀什以及其他以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城市。营内的被羁押者分为四种类型，即A类（“严打”政策下的羁押者）、B类（被认为较为固执者）、C类（接触过极端主义者）以及D类（与C类相似但接触极端主义程度较轻者）。在营内，被羁押者被灌输思想以使其忘记本土文化。中国雇用了约260个汉族警务单位，因为担任警察和教育营工作人员的要求必须是汉族、精通普通话且至少高中毕业。
涉及人权侵害的各种事件已引起多国和国际组织的关注。美国和土耳其等若干国家曾试图介入这些人权议题，但仅限于对中国提出谴责。与此同时，国际组织通常提供年度报告和媒体报道，向世界传达这一事件，包括维吾尔人权项目、维吾尔美国人协会以及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在这三个组织中，世维会规模最大，且最常定期就针对该人群的人权侵犯事件发声。世维会本身是一个国际组织，代表新疆及其他地区的维吾尔族表达利益。本研究旨在阐述世维会在为其争取权利时所采用的策略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和描述性研究类型，旨在获取有关现状的信息，并探究现有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解释本研究的变量（即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策略以及维吾尔人所遭受的人权侵犯）时，作者在尽可能收集有关这两个变量的信息后进行了描述性说明，随后对这些信息进行记录和分析，从而做出解释，以回答所提出的问题。
定性方法中数据分析的顺序如下：第一，反复阅读数据，同时减少重叠或重复的信息；第二，观察所获数据的显著性或重要性；第三，对与其他数据具有相似性或匹配性的数据进行分类；第四，寻找将各种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模式或主题；第五，构建一个框架，以获取数据试图传达的实质内容。
中国政府调配维吾尔族的历史
新疆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直到1949年随着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疆才正式处于中国的统治之下。过去，新疆地区曾被吉尔吉斯斯坦和蒙古殖民，导致该地区被划分为两个区域：蒙古控制的区域被称为东突厥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控制的区域被称为西突厥斯坦。西突厥斯坦最终独立发展，如今成为塔吉克斯坦；而东突厥斯坦就是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族作为该地区的原住民，曾于1876年成功摆脱殖民统治并取得独立。然而这并未持续太久，因为在1884年，中国的清朝统治了该地区并将其命名为“新疆”。根据新疆形成的历史可以理解，深受吉尔吉斯斯坦文化影响的新疆原住民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拥有与中国主体文化不同的文化。在传统和文化方面，维吾尔人拥有类似于中亚和中东的传统。在语言方面，他们使用文字采用阿拉伯字母的自家语言。在面部特征方面，维吾尔族的容貌与通常的中国人有所不同。
在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最先尝试的是全面控制新疆省。所采取的方法之一，就是以发展政策为借口，将作为中国本土和主体民族的汉族调配至新疆地区。为了在新疆实现同化，还采用了其他方法，例如在新疆建立中国政府机构或行政管理体系，党员主要由汉族组成，以及开展儒家思想或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汉族人口的迁移对新疆人口比例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1949年，汉族占新疆人口的7%，但到2002年，这一比例上升至40.61%。这一数字与维吾尔族的情况成反比，后者最初是主体民族，随后变成了少数民族。1949年，维吾尔族人口占比为75%，但到2002年，这一数字急剧下降至47%。这两个民族在居住地理位置上也存在分隔，许多汉族人生活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该市经济发展良好，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4.9，而维吾尔人则大多生活在郊区/周边地区，即喀什市，其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9。
中国政府实施的人口迁移旨在总体上改善新疆的经济，但事实上，唯一获得良好经济改善的区域是北疆地区（即乌鲁木齐市及其周边地区）。与此同时，南疆地区（即喀什市及其周边地区）并未取得经济进步。汉族人拥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因此大多数人在工业部门工作；而教育程度较低的维吾尔人则在喀什市从事农业工作，为现有工业提供原材料。这种差距反映了乌鲁木齐的汉族与喀什的维吾尔人之间生活的差异。
图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
中国政府的不同对待方式成了对维吾尔族实施某种形式歧视的开端。这导致1990年出现了由名为“东伊运”（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组织发起的分裂主义行动。东伊运开始反抗中国政府，袭击了政府官员，造成6人死亡。这一行动引发了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地区、紧邻喀什市的克孜勒苏巴仁地区的骚乱。袭击行为最终导致了各民族与政府之间的重大骚乱。东伊运的出现是其他分裂主义组织涌现的起点，例如设在土耳其的东突厥斯坦人民解放阵线、设在哈萨克斯坦的东突厥斯坦委员会，以及随新疆抵抗议程中“圣战”（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斗争）一词出现而壮大的其他几个组织。尽管这些组织有着相同的目标（即将新疆建成一个国家），但它们在实现成为独立国家的愿望时，有着各自的方法、观点和途径。从1991年到1993年，分裂分子通过引爆喀什市的公交车和政府大楼发动了袭击。
对于东伊运及其他团体的叛乱行为，中国政府采取了名为“严打政策”的措施作为回应。这项政策是一项反恐行动，因为这些组织既被视为叛乱分子，也被视为恐怖分子，其原因在于东伊运成员背景为穆斯林，并被认为与中东的恐怖组织存在关联。“严打政策”旨在打击三股势力，即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这项政策也被称为强硬路线方法，因为恐怖主义被视为一种非常严重的犯罪。新疆分裂主义分子采取的各种行动对平民（即普通百姓，尤其是维吾尔人）产生了影响。维吾尔族随后被中国政府贴上叛乱民族的标签，并成为从“严打政策”开始的人权侵犯的目标。
“严打政策”是中国政府加强对维吾尔人监控以限制其活动空间之开端。斋月等宗教节日受到监控，清真寺被关闭，阿訇因被认为通过“非法宗教活动”传播激进主义源头而被捕。由此，中国政府与维吾尔人对彼此产生了固有的看法：维吾尔人将中国视作压迫者，而中国则将维吾尔人视为恐怖分子群体。尽管实施了“严打政策”，新疆多个城市的骚乱依然频繁发生，尤其是喀什市。南疆地区因受到严密控制而成为中国政府关注的焦点。随着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限制（例如宗教自由问题）而进一步恶化。在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市发生事件后，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当时，维吾尔族人发起抗议，要求对因被指控在广东省骚扰两名汉族女性而被杀害的两人的死亡承担责任。维吾尔族群体要求作进一步调查，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所谓性骚扰的确凿证据。然而，这些行动最终演变成暴乱，因为政府拒绝了抗议者的要求，甚至部署了大量警力进行维稳，从而引发冲突并导致局势恶化。在此次事件之后，维吾尔族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2009年暴乱之后，维吾尔人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由于租房价格被故意抬高，且就业渠道受到日益严格的限制，他们发现很难获得住房。2014年，学校和工作场所开始出现禁止佩戴头巾（希贾布）的规定，同时还禁止学生、教师和工人进行斋月禁食。2016年，维吾尔族人被禁止前往26个被认为敏感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是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这些国家包括：阿富汗、利比亚、泰国、阿尔及利亚、马来西亚、土耳其、阿塞拜疆、尼日利亚、土库曼斯坦、埃及、巴基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也门、伊拉克、索马里、哈萨克斯坦、南苏丹、肯尼亚、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2016年，新疆由被选为新疆党委书记的陈全国治理。陈全国此前于2011年被中央政府调派至西藏，以促进西藏的稳定。在西藏任职的五年期间，陈通过招募2500名警察加强了安全管控。2016年至2017年间，陈在新疆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招募了9万名警察以改善安全环境。陈被认为是一位在保护该地区免受分离主义威胁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的人物。在他的领导下，陈通过开设政治教育营，进一步加剧了对维吾尔族的人权侵犯。该教育营的作用是教育那些被认为有嫌疑和威胁的人，例如活动人士和疑似恐怖分子，其中大多数人是维吾尔族。他们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被逮捕，并在营地里经常遭受酷刑，特别是在审讯期间。
2017年，有12万维吾尔人被逮捕并关入教育营。据称，设立这些教育营是为了将关押人员的思想改造回应有的状态，因为他们被认为受到了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营地所采用的方法多种多样，从灌输中国意识形态的团结教育，到心理咨询以及政府政策学习。各种人权侵犯行为一直持续到2018年。联合国表示，维吾尔地区的人权侵犯状况达到了过去5年来的最恶劣程度。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的发展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是一个于2004年4月16日在德国成立的组织，由两个组织合并而成，即东突厥斯坦民族大会和世界维吾尔青年大会。该组织旨在以和平、非暴力和民主的方式促进维吾尔族人民的权利，为新疆维吾尔人的政治命运而奋斗。该组织开始通过与其它维吾尔组织建立联系，以及与美国国会（华盛顿）、欧盟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建立关系来拓展其对外联系。世维会由 numerically 一群具有维吾尔背景且曾前往各个国家的维吾尔人士发起。世维会在应对新疆人权侵犯问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根据科普林关于非政府组织的概念，世维会是一个由具有相同社会目标的团体或组织联合成立的组织。世维会是最大的维吾尔族组织，下辖分布在各个国家的数十个其它维吾尔协会，例如美国维吾尔协会、加拿大维吾尔协会、澳大利亚维吾尔协会以及分布在16个国家的其它协会。各个协会的领导人在作为中央组织的世维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数十个活跃在各个活动领域的组织为世维会提供支持并隶属于世维会。
人权侵犯是该非政府组织存在的基础原因之一。如果我们从福尔克·海因斯的概念来看世维会，世维会的产生是因为在虐待、被忽视、未被同等对待以及遭受不良形象塑造等方面的侵犯。这种侵犯的受害者是维吾尔少数民族。因此，世维会希望获得能够结束这些侵犯行为的解决方案。
世维会的每一位领导人都有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力。例如，热比娅·卡德尔是吸引了国际关注的世维会领导人。热比娅·卡德尔不仅作为世维会的领导人而闻名，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广泛国际联系（特别是在美国）的维吾尔活动家和政治人物。热比娅还经常访问澳大利亚、美国、德国、西藏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议会、政府官员和其它机构面前为维吾尔族的权利发声。在她每次访问期间，热比娅总是受到各种媒体的报道，这间接地推动了有关维吾尔族问题的宣传。这些媒体包括美国之音、自由西藏电台、台湾中央通讯社、柏林-勃兰登堡广播公司文化电台、
自2004年以来，作为一家避免暴力、提倡对话与谈判的组织，世维会向许多利益相关者开展了各种游说和沟通工作，以争取他们的支持。世维会还与其它几家组织（非政府组织）开展了合作，例如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受威胁人民协会、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以及国家民主基金会。与这些组织的合作形式多样，从交换信息到获得资金援助不等。世维会还积极与几家媒体建立联系，例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半岛电视台、加拿大广播公司以及其它媒体。双方以双向方式共享信息，世维会偶尔提供信息以协助宣传维吾尔族的现状，或者由媒体联系世维会进行采访或澄清信息。世维会还越来越多地参与各种工作坊、研讨会和国际座谈会，以促进维吾尔族的权利，例如2011年2月在土耳其举行的有250人参加的会议，以及同月在意大利举行的有400人参加的会议。世维会参与的另一场会议在巴尔干地区举行，有议会议员出席。
2012年6月26日，世维会首次参加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0届会议。在这场与人权相关的会议上，世维会由项目协调员迈克尔·菲利普斯代表发言，有机会就维吾尔族所面临的现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世维会讨论了对各种形式人权的保护，包括公民权、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此外，世维会还采用了新的方式来表达维吾尔族遭受的人权侵犯，即自2014年起发布年度报告。该报告包含了中国政府在一整年里对维吾尔族实施的各种人权侵犯行为。
此外，世维会于2016年3月29日与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合作，在欧洲议会举行了一场会议。该会议直接针对维吾尔族遭受的人权侵犯，主题为“禁止移动，禁止祈祷：维吾尔人在中国的困境”。世维会还在2016在中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通过递交公开信开展斗争。世维会与来自多个国家的其它各种组织和活动家共同发送了一封公开信。公开信的内容涉及中国不尊重维吾尔公民社会权利的对待方式，世维会要求中国释放无辜的维吾尔被关押人员。
2018年3月，维吾尔活动人士多里坤·艾沙收到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并有机会会见了上一届参议院成员的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多里坤还出席了关于宗教自由问题的美国国会会议。世维会在2018年期间多次访问美国。在寻求支持的各种访问中，世维会还向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平行报告，内容涉及中国对维吾尔族实施的歧视性对待。该报告随后在一项国际会议上得到了审议。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努力
为争取维吾尔族的权利，世维会采取了多项策略，包括使用非暴力方法，即侧重于将互联网作为宣传平台，并向西方国家开展游说活动。
互联网上的宣传活动
互联网宣传的主要目标是传递关于维吾尔人在人权侵犯问题上所处状况的叙事。正如非政府组织概念中所解释的那样，传递这种叙事对于吸引国际社会的同情至关重要。随后，这些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被传播到互联网上。在通过网站开展的宣传中，世维会还解释了维吾尔人的历史和文化，这些历史和文化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特别是在语言方面。维吾尔人不同于中华民族，有权维护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是流亡海外的维吾尔群体感到非常自豪的事情。流亡群体的目的在于赋予其身份认同发展的权利，而不受任何一方的压力。网站是吸引那些对维吾尔人经历同情的支持者的一种简便途径。世维会网站每天接收4万至5万次访问。世维会与其他仅包含摘自各种媒体新闻的海外流亡群体网站不同，世维会拥有独立的新闻发布渠道，每月甚至每周都会定期发布文章、新闻和定期报告。世维会网站使用多种语言：英语、维吾尔语、德语、中文和日语。世维会所使用的方法符合海因斯所描述的非政府组织概念，即传播尽可能多的信息以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
游说各类参与者/利益相关者
世维会的游说有助于争取各方的同情。有若干非政府组织与世维会开展了合作，包括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威胁受害人民协会、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无国界人权组织、罗夫托基金会、中国人权、国际跨信仰组织以及国家民主基金会。所建立的合作形式也多种多样，从资金形式的援助，到关于维吾尔人所处状况的各种信息，这些信息随后在联合国内部的会议或会期中被传播和提出。
世维会积极向联合国开展游说活动。世维会在联合国的首次机会始于获得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人权会议的许可。最初，世维会获得的仅是观察员地位，这只允许世维会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但在出席了几次会议之后，世维会获得了咨询地位，使其能够就维吾尔人经历的案例发表声明。此外，世维会与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合作，向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该报告已被接收并加以审议。
每年，在每一次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世维会都会出席，以扩大对联合国多个委员会的游说。2018年，世维会开始接触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这种接触是通过提交关于人权侵犯的建议书或报告进行的，重点关注已引起国际关注的政治教育营问题。这项活动也得到了多家媒体的报道，例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
上述各种非暴力途径是世维会支持人权保障的一种形式，旨在国际社会眼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在其官方网站上，世维会强调自己是代表新疆及其他地区的维吾尔人建立的组织或大型平台。世维会声称自己是一个通过强调民主和非暴力原则的和平方式争取维吾尔族权利的组织。世维会之所以选择非暴力方式，是因为它从维吾尔群体对抗暴力行为的形式中吸取了教训，即暴力抵抗只会换来中国方面的暴力回应。
世维会为实现维吾尔人人权保障而进行的斗争强调两种方法：非暴力方法和接触西方国家。非暴力方法是通过温和的方式进行的，例如向其他人权非政府组织 and 联合国进行游说，以及传播有关维吾尔族遭受人权侵犯的报告和新闻。下一个方法是接触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旨在获得支持。通过这两种方法，世维会取得了若干里程碑式的进展，最终能够将维吾尔人遭受的人权侵犯问题提升为一个国际性议题。
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维吾尔问题
世维会在联合国的接触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的，例如出席联合国的各种人权会议，并定期就维吾尔族遭受的人权侵犯发表演讲报告。这样做是为了吸引许多联合国会员国的同情和支持。在2011年联合国人权年度会议上，世维会提交了与维吾尔问题相关的建议并发表了演讲，得到了美国、德国、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等多个国家的热烈回应。即使这种支持当时仍仅限于在联合国会议上表达的口头支持，但自世维会出席联合国人权年度会议以来的过去几年里，这已成为世维会的一项宝贵成就。
除了接触人权理事会外，世维会还向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开展游说，这是联合国组织中致力于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一个分支机构。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世维会获准作为非政府组织出席会议并拥有咨询地位，这种地位允许世维会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每次会议上就某个议题表达观点并影响政策。世维会利用该论坛提出维吾尔族经历的案件。2018年5月17日，中国以涉嫌恐怖主义为由对世维会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存在提出异议，并要求将世维会从该组织中除名。然而，由于世维会与美国关系密切，世维会通过美国驻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大使凯利·柯里获得了来自美国的支持。美国也拒绝了中国的要求，从而使世维会继续留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并有权提交有关维吾尔人的建议书。
随后，世维会在联合国的努力进一步升级，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请求，要求针对营地的建设对中国采取行动；根据世维会的数据，截至2018年，该营地已关押了300万人。尽管最终仍没有任何国际方获准调查该营地，但至少德国和法国等国家赞赏世维会的努力，警告中国关闭营地并允许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对其进行监督。
各种媒体开始提出中国关押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问题，其中包括《外交家》杂志，该刊物根据联合国的多次会议继续关注此案。《外交家》报道称，与世维会交换信息并开展合作的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的各种报告已被联合国接收。报道称，营地内已有300万名被扣押人员。此外，《外交家》的媒体分支在英国也访问了新疆这一地点，并证实了集中营的存在。此外，《外交家》杂志也开始详细讨论维吾尔族人不得不经历的各种侵犯人权行为，例如被关押者被送入集中营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下载了瓦茨普应用程序、在国外有亲眷、通过互联网获取宗教资料、访问过特定国家，有时甚至没有任何明确原因。据报道，集中营内还发生了酷刑折磨，如殴打、剥夺睡眠等。关于维吾尔族的新闻随后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维吾尔族，谷歌搜索数据表明，2018年关于维吾尔族的搜索量较前几年有所增加。
获得国际支持
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主要源于受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游说的西方国家，例如美国和欧洲国家。但随着媒体报道的增多以及联合国关于维吾尔族讨论的增加，其他国家也给予了支持。然而，西方国家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争取支持的主要目标，因为这些地区倡导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个人自由。国际支持不仅来自西方国家，也来自土耳其。尽管土耳其近期与中国保持着良好关系，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但土耳其仍就所谓关押了一百万无辜民众的政治教育营事件对中国进行了谴责。
从前面的解释可以看出，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为争取维吾尔族人权而采取的两项战略，已成功将维吾尔族问题传播到了国际社会。这是向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和西方国家进行报道传播与游说的成功。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还向国际社会解释清楚了该组织与“东伊运”组织之间的区别。这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强调非暴力方法的结果。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还促成了欧盟、美国和联合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然而，直到目前，由于中国拥有的巨大实力，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仍未能完全阻止中国所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特别是在联合国，中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能够履行其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功能，旨在国际社会上传播维吾尔族人权受侵害的问题。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还成功利用联合国论坛，要求会员国因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向其施加压力。这是海外维吾尔侨民为争取新疆同胞的人权所表达的关切形式。 查看全部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争取维吾尔族人权的策略
阿里达·梅拉尼，马塔兰大学国际关系系
摘要：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是一个由维吾尔族流散社群构成的非政府组织，旨在为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之一的维吾尔族争取人权。因此，本文旨在探讨世维会为维吾尔族争取人权所采取的策略。在研究过程中，作者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着重于对事件进行描述性呈现，并通过文献研究进行数据收集，随后根据研究需要对数据进行整理分类。作者还借助了非政府组织、人权和流散社群等概念来回答本文的研究问题。最终，作者强调世维会所采取的策略分为两部分：一是强调信息传播并将世维会塑造成和平组织形象的非暴力策略，二是游说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以获取支持。
本文讨论了某机构在应对中国针对少数民族人权侵害事件时所采取的策略。该机构即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作者分析了世维会如何制定策略来为维吾尔少数民族群众争取人权。维吾尔族是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居住在中国新疆地区的本土民族名称。新疆本身位于中国西北部，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等多个中亚国家接壤，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这种巨大的潜力使得中国毫不犹豫地在中亚多个国家开展大规模投资。例如在2012年，中国投资在中亚地区投资了2500亿美元。与中亚相邻地理位置赋予了新疆对中国极高的战略价值，因此，尽管存在分裂主义问题，中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将新疆维持为其国家的一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过去十年中，维吾尔族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之一，因为该议题与人权侵害问题紧密相关。针对维吾尔族的人权侵害可以从联合国人权概念的视角来看待，该概念涵盖多个方面，即对文化、社会、经济、公民以及政治和民主权利的侵犯。这关乎个人在其社群中的安全以及避免文化威胁，例如压迫、民族间暴力以及特定群体的主导地位。文化权利也为每个人发展和开展其文化活动提供了灵活性。
自新疆处于中国管辖之下以来，出现了大规模的汉族人口流动，这使维吾尔族边缘化。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人口流动和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是导致了各种人权侵犯现象的出现，例如侵害维吾尔族的文化权利和语言权利。维吾尔人所使用的语言属于其自身文化语言，与普通话无关。汉族人口在新疆占多数的情况对中央政府实施的语言政策产生了影响，教育和媒体中使用的语言大多采用普通话。新疆的每家教育机构都要求毕业生掌握普通话。此外，2005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宗教事务条例》政策，旨在控制被怀疑涉嫌恐怖主义的少数民族（包括维吾尔族）的宗教活动。这一政策使得清真寺的阿訇或穆斯林领袖有义务参加中国政府开设的教育课程，并禁止未满18岁的维吾尔族儿童进入清真寺。此外，各种清真寺和宗教活动均受到政府官员的严密监控。这些规定使得维吾尔族甚至仅仅实践其文化和宗教都变得不安全。随后，政府又推出了“靓丽工程”政策，禁止女性佩戴面纱和头巾，禁止男性留胡须。所有这些行为在公共场所都是被禁止的。
此外，还存在社会和经济权利受侵害的情况。新疆的人口分布分为两个区域，即人口以汉族为主的北部地区，以及人口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南部地区。北方是经济状况良好的城市，人口以汉族为主；而在南方的和田和喀什等地，90%的人口为维吾尔族，当地的区域状况属于中国贫困地区之列。2009年，北部居民的收入是南部的三倍。维吾尔族较差的经济状况源于语言障碍，并且难以在被政府贴上分裂主义者和恐怖分子标签的维吾尔人身上建立信任。
此外，由于遭遇各种歧视，维吾尔族还面临着公民和政治权利受侵害的问题。旨在打击恐怖主义的“严打”政策伴随着各种指控以及未经正当程序的突击逮捕。2002年，22名维吾尔人因恐怖主义指控被捕并被押送关塔那摩湾关押，但最终有16人因未被证实参与恐怖主义而被释放。此外，维吾尔族在中国举办的若干重大庆祝活动中也面临歧视，例如2008年奥运会庆祝活动、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在所有这些活动中，维吾尔人都受到当地警察的严格审查，导致他们无法获得参加这些活动的许可。
在维吾尔人社会中可见的另一项侵害行为，是2013年在吐鲁番市设立的政治教育营，吐鲁番是新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城市之一。随后，该教育营扩展至新疆各地，如喀什以及其他以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城市。营内的被羁押者分为四种类型，即A类（“严打”政策下的羁押者）、B类（被认为较为固执者）、C类（接触过极端主义者）以及D类（与C类相似但接触极端主义程度较轻者）。在营内，被羁押者被灌输思想以使其忘记本土文化。中国雇用了约260个汉族警务单位，因为担任警察和教育营工作人员的要求必须是汉族、精通普通话且至少高中毕业。
涉及人权侵害的各种事件已引起多国和国际组织的关注。美国和土耳其等若干国家曾试图介入这些人权议题，但仅限于对中国提出谴责。与此同时，国际组织通常提供年度报告和媒体报道，向世界传达这一事件，包括维吾尔人权项目、维吾尔美国人协会以及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在这三个组织中，世维会规模最大，且最常定期就针对该人群的人权侵犯事件发声。世维会本身是一个国际组织，代表新疆及其他地区的维吾尔族表达利益。本研究旨在阐述世维会在为其争取权利时所采用的策略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和描述性研究类型，旨在获取有关现状的信息，并探究现有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解释本研究的变量（即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策略以及维吾尔人所遭受的人权侵犯）时，作者在尽可能收集有关这两个变量的信息后进行了描述性说明，随后对这些信息进行记录和分析，从而做出解释，以回答所提出的问题。
定性方法中数据分析的顺序如下：第一，反复阅读数据，同时减少重叠或重复的信息；第二，观察所获数据的显著性或重要性；第三，对与其他数据具有相似性或匹配性的数据进行分类；第四，寻找将各种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模式或主题；第五，构建一个框架，以获取数据试图传达的实质内容。
中国政府调配维吾尔族的历史
新疆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直到1949年随着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疆才正式处于中国的统治之下。过去，新疆地区曾被吉尔吉斯斯坦和蒙古殖民，导致该地区被划分为两个区域：蒙古控制的区域被称为东突厥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控制的区域被称为西突厥斯坦。西突厥斯坦最终独立发展，如今成为塔吉克斯坦；而东突厥斯坦就是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族作为该地区的原住民，曾于1876年成功摆脱殖民统治并取得独立。然而这并未持续太久，因为在1884年，中国的清朝统治了该地区并将其命名为“新疆”。根据新疆形成的历史可以理解，深受吉尔吉斯斯坦文化影响的新疆原住民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拥有与中国主体文化不同的文化。在传统和文化方面，维吾尔人拥有类似于中亚和中东的传统。在语言方面，他们使用文字采用阿拉伯字母的自家语言。在面部特征方面，维吾尔族的容貌与通常的中国人有所不同。
在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最先尝试的是全面控制新疆省。所采取的方法之一，就是以发展政策为借口，将作为中国本土和主体民族的汉族调配至新疆地区。为了在新疆实现同化，还采用了其他方法，例如在新疆建立中国政府机构或行政管理体系，党员主要由汉族组成，以及开展儒家思想或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汉族人口的迁移对新疆人口比例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1949年，汉族占新疆人口的7%，但到2002年，这一比例上升至40.61%。这一数字与维吾尔族的情况成反比，后者最初是主体民族，随后变成了少数民族。1949年，维吾尔族人口占比为75%，但到2002年，这一数字急剧下降至47%。这两个民族在居住地理位置上也存在分隔，许多汉族人生活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该市经济发展良好，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4.9，而维吾尔人则大多生活在郊区/周边地区，即喀什市，其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9。
中国政府实施的人口迁移旨在总体上改善新疆的经济，但事实上，唯一获得良好经济改善的区域是北疆地区（即乌鲁木齐市及其周边地区）。与此同时，南疆地区（即喀什市及其周边地区）并未取得经济进步。汉族人拥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因此大多数人在工业部门工作；而教育程度较低的维吾尔人则在喀什市从事农业工作，为现有工业提供原材料。这种差距反映了乌鲁木齐的汉族与喀什的维吾尔人之间生活的差异。
图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
中国政府的不同对待方式成了对维吾尔族实施某种形式歧视的开端。这导致1990年出现了由名为“东伊运”（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组织发起的分裂主义行动。东伊运开始反抗中国政府，袭击了政府官员，造成6人死亡。这一行动引发了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地区、紧邻喀什市的克孜勒苏巴仁地区的骚乱。袭击行为最终导致了各民族与政府之间的重大骚乱。东伊运的出现是其他分裂主义组织涌现的起点，例如设在土耳其的东突厥斯坦人民解放阵线、设在哈萨克斯坦的东突厥斯坦委员会，以及随新疆抵抗议程中“圣战”（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斗争）一词出现而壮大的其他几个组织。尽管这些组织有着相同的目标（即将新疆建成一个国家），但它们在实现成为独立国家的愿望时，有着各自的方法、观点和途径。从1991年到1993年，分裂分子通过引爆喀什市的公交车和政府大楼发动了袭击。
对于东伊运及其他团体的叛乱行为，中国政府采取了名为“严打政策”的措施作为回应。这项政策是一项反恐行动，因为这些组织既被视为叛乱分子，也被视为恐怖分子，其原因在于东伊运成员背景为穆斯林，并被认为与中东的恐怖组织存在关联。“严打政策”旨在打击三股势力，即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这项政策也被称为强硬路线方法，因为恐怖主义被视为一种非常严重的犯罪。新疆分裂主义分子采取的各种行动对平民（即普通百姓，尤其是维吾尔人）产生了影响。维吾尔族随后被中国政府贴上叛乱民族的标签，并成为从“严打政策”开始的人权侵犯的目标。
“严打政策”是中国政府加强对维吾尔人监控以限制其活动空间之开端。斋月等宗教节日受到监控，清真寺被关闭，阿訇因被认为通过“非法宗教活动”传播激进主义源头而被捕。由此，中国政府与维吾尔人对彼此产生了固有的看法：维吾尔人将中国视作压迫者，而中国则将维吾尔人视为恐怖分子群体。尽管实施了“严打政策”，新疆多个城市的骚乱依然频繁发生，尤其是喀什市。南疆地区因受到严密控制而成为中国政府关注的焦点。随着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限制（例如宗教自由问题）而进一步恶化。在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市发生事件后，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当时，维吾尔族人发起抗议，要求对因被指控在广东省骚扰两名汉族女性而被杀害的两人的死亡承担责任。维吾尔族群体要求作进一步调查，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所谓性骚扰的确凿证据。然而，这些行动最终演变成暴乱，因为政府拒绝了抗议者的要求，甚至部署了大量警力进行维稳，从而引发冲突并导致局势恶化。在此次事件之后，维吾尔族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2009年暴乱之后，维吾尔人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由于租房价格被故意抬高，且就业渠道受到日益严格的限制，他们发现很难获得住房。2014年，学校和工作场所开始出现禁止佩戴头巾（希贾布）的规定，同时还禁止学生、教师和工人进行斋月禁食。2016年，维吾尔族人被禁止前往26个被认为敏感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是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这些国家包括：阿富汗、利比亚、泰国、阿尔及利亚、马来西亚、土耳其、阿塞拜疆、尼日利亚、土库曼斯坦、埃及、巴基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也门、伊拉克、索马里、哈萨克斯坦、南苏丹、肯尼亚、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2016年，新疆由被选为新疆党委书记的陈全国治理。陈全国此前于2011年被中央政府调派至西藏，以促进西藏的稳定。在西藏任职的五年期间，陈通过招募2500名警察加强了安全管控。2016年至2017年间，陈在新疆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招募了9万名警察以改善安全环境。陈被认为是一位在保护该地区免受分离主义威胁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的人物。在他的领导下，陈通过开设政治教育营，进一步加剧了对维吾尔族的人权侵犯。该教育营的作用是教育那些被认为有嫌疑和威胁的人，例如活动人士和疑似恐怖分子，其中大多数人是维吾尔族。他们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被逮捕，并在营地里经常遭受酷刑，特别是在审讯期间。
2017年，有12万维吾尔人被逮捕并关入教育营。据称，设立这些教育营是为了将关押人员的思想改造回应有的状态，因为他们被认为受到了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营地所采用的方法多种多样，从灌输中国意识形态的团结教育，到心理咨询以及政府政策学习。各种人权侵犯行为一直持续到2018年。联合国表示，维吾尔地区的人权侵犯状况达到了过去5年来的最恶劣程度。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的发展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是一个于2004年4月16日在德国成立的组织，由两个组织合并而成，即东突厥斯坦民族大会和世界维吾尔青年大会。该组织旨在以和平、非暴力和民主的方式促进维吾尔族人民的权利，为新疆维吾尔人的政治命运而奋斗。该组织开始通过与其它维吾尔组织建立联系，以及与美国国会（华盛顿）、欧盟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建立关系来拓展其对外联系。世维会由 numerically 一群具有维吾尔背景且曾前往各个国家的维吾尔人士发起。世维会在应对新疆人权侵犯问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根据科普林关于非政府组织的概念，世维会是一个由具有相同社会目标的团体或组织联合成立的组织。世维会是最大的维吾尔族组织，下辖分布在各个国家的数十个其它维吾尔协会，例如美国维吾尔协会、加拿大维吾尔协会、澳大利亚维吾尔协会以及分布在16个国家的其它协会。各个协会的领导人在作为中央组织的世维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数十个活跃在各个活动领域的组织为世维会提供支持并隶属于世维会。
人权侵犯是该非政府组织存在的基础原因之一。如果我们从福尔克·海因斯的概念来看世维会，世维会的产生是因为在虐待、被忽视、未被同等对待以及遭受不良形象塑造等方面的侵犯。这种侵犯的受害者是维吾尔少数民族。因此，世维会希望获得能够结束这些侵犯行为的解决方案。
世维会的每一位领导人都有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力。例如，热比娅·卡德尔是吸引了国际关注的世维会领导人。热比娅·卡德尔不仅作为世维会的领导人而闻名，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广泛国际联系（特别是在美国）的维吾尔活动家和政治人物。热比娅还经常访问澳大利亚、美国、德国、西藏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议会、政府官员和其它机构面前为维吾尔族的权利发声。在她每次访问期间，热比娅总是受到各种媒体的报道，这间接地推动了有关维吾尔族问题的宣传。这些媒体包括美国之音、自由西藏电台、台湾中央通讯社、柏林-勃兰登堡广播公司文化电台、
自2004年以来，作为一家避免暴力、提倡对话与谈判的组织，世维会向许多利益相关者开展了各种游说和沟通工作，以争取他们的支持。世维会还与其它几家组织（非政府组织）开展了合作，例如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受威胁人民协会、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以及国家民主基金会。与这些组织的合作形式多样，从交换信息到获得资金援助不等。世维会还积极与几家媒体建立联系，例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半岛电视台、加拿大广播公司以及其它媒体。双方以双向方式共享信息，世维会偶尔提供信息以协助宣传维吾尔族的现状，或者由媒体联系世维会进行采访或澄清信息。世维会还越来越多地参与各种工作坊、研讨会和国际座谈会，以促进维吾尔族的权利，例如2011年2月在土耳其举行的有250人参加的会议，以及同月在意大利举行的有400人参加的会议。世维会参与的另一场会议在巴尔干地区举行，有议会议员出席。
2012年6月26日，世维会首次参加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0届会议。在这场与人权相关的会议上，世维会由项目协调员迈克尔·菲利普斯代表发言，有机会就维吾尔族所面临的现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世维会讨论了对各种形式人权的保护，包括公民权、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此外，世维会还采用了新的方式来表达维吾尔族遭受的人权侵犯，即自2014年起发布年度报告。该报告包含了中国政府在一整年里对维吾尔族实施的各种人权侵犯行为。
此外，世维会于2016年3月29日与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合作，在欧洲议会举行了一场会议。该会议直接针对维吾尔族遭受的人权侵犯，主题为“禁止移动，禁止祈祷：维吾尔人在中国的困境”。世维会还在2016在中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通过递交公开信开展斗争。世维会与来自多个国家的其它各种组织和活动家共同发送了一封公开信。公开信的内容涉及中国不尊重维吾尔公民社会权利的对待方式，世维会要求中国释放无辜的维吾尔被关押人员。
2018年3月，维吾尔活动人士多里坤·艾沙收到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并有机会会见了上一届参议院成员的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多里坤还出席了关于宗教自由问题的美国国会会议。世维会在2018年期间多次访问美国。在寻求支持的各种访问中，世维会还向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平行报告，内容涉及中国对维吾尔族实施的歧视性对待。该报告随后在一项国际会议上得到了审议。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努力
为争取维吾尔族的权利，世维会采取了多项策略，包括使用非暴力方法，即侧重于将互联网作为宣传平台，并向西方国家开展游说活动。
互联网上的宣传活动
互联网宣传的主要目标是传递关于维吾尔人在人权侵犯问题上所处状况的叙事。正如非政府组织概念中所解释的那样，传递这种叙事对于吸引国际社会的同情至关重要。随后，这些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被传播到互联网上。在通过网站开展的宣传中，世维会还解释了维吾尔人的历史和文化，这些历史和文化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特别是在语言方面。维吾尔人不同于中华民族，有权维护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是流亡海外的维吾尔群体感到非常自豪的事情。流亡群体的目的在于赋予其身份认同发展的权利，而不受任何一方的压力。网站是吸引那些对维吾尔人经历同情的支持者的一种简便途径。世维会网站每天接收4万至5万次访问。世维会与其他仅包含摘自各种媒体新闻的海外流亡群体网站不同，世维会拥有独立的新闻发布渠道，每月甚至每周都会定期发布文章、新闻和定期报告。世维会网站使用多种语言：英语、维吾尔语、德语、中文和日语。世维会所使用的方法符合海因斯所描述的非政府组织概念，即传播尽可能多的信息以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
游说各类参与者/利益相关者
世维会的游说有助于争取各方的同情。有若干非政府组织与世维会开展了合作，包括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威胁受害人民协会、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无国界人权组织、罗夫托基金会、中国人权、国际跨信仰组织以及国家民主基金会。所建立的合作形式也多种多样，从资金形式的援助，到关于维吾尔人所处状况的各种信息，这些信息随后在联合国内部的会议或会期中被传播和提出。
世维会积极向联合国开展游说活动。世维会在联合国的首次机会始于获得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人权会议的许可。最初，世维会获得的仅是观察员地位，这只允许世维会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但在出席了几次会议之后，世维会获得了咨询地位，使其能够就维吾尔人经历的案例发表声明。此外，世维会与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合作，向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该报告已被接收并加以审议。
每年，在每一次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世维会都会出席，以扩大对联合国多个委员会的游说。2018年，世维会开始接触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这种接触是通过提交关于人权侵犯的建议书或报告进行的，重点关注已引起国际关注的政治教育营问题。这项活动也得到了多家媒体的报道，例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
上述各种非暴力途径是世维会支持人权保障的一种形式，旨在国际社会眼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在其官方网站上，世维会强调自己是代表新疆及其他地区的维吾尔人建立的组织或大型平台。世维会声称自己是一个通过强调民主和非暴力原则的和平方式争取维吾尔族权利的组织。世维会之所以选择非暴力方式，是因为它从维吾尔群体对抗暴力行为的形式中吸取了教训，即暴力抵抗只会换来中国方面的暴力回应。
世维会为实现维吾尔人人权保障而进行的斗争强调两种方法：非暴力方法和接触西方国家。非暴力方法是通过温和的方式进行的，例如向其他人权非政府组织 and 联合国进行游说，以及传播有关维吾尔族遭受人权侵犯的报告和新闻。下一个方法是接触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旨在获得支持。通过这两种方法，世维会取得了若干里程碑式的进展，最终能够将维吾尔人遭受的人权侵犯问题提升为一个国际性议题。
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维吾尔问题
世维会在联合国的接触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的，例如出席联合国的各种人权会议，并定期就维吾尔族遭受的人权侵犯发表演讲报告。这样做是为了吸引许多联合国会员国的同情和支持。在2011年联合国人权年度会议上，世维会提交了与维吾尔问题相关的建议并发表了演讲，得到了美国、德国、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等多个国家的热烈回应。即使这种支持当时仍仅限于在联合国会议上表达的口头支持，但自世维会出席联合国人权年度会议以来的过去几年里，这已成为世维会的一项宝贵成就。
除了接触人权理事会外，世维会还向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开展游说，这是联合国组织中致力于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一个分支机构。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世维会获准作为非政府组织出席会议并拥有咨询地位，这种地位允许世维会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每次会议上就某个议题表达观点并影响政策。世维会利用该论坛提出维吾尔族经历的案件。2018年5月17日，中国以涉嫌恐怖主义为由对世维会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存在提出异议，并要求将世维会从该组织中除名。然而，由于世维会与美国关系密切，世维会通过美国驻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大使凯利·柯里获得了来自美国的支持。美国也拒绝了中国的要求，从而使世维会继续留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并有权提交有关维吾尔人的建议书。
随后，世维会在联合国的努力进一步升级，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请求，要求针对营地的建设对中国采取行动；根据世维会的数据，截至2018年，该营地已关押了300万人。尽管最终仍没有任何国际方获准调查该营地，但至少德国和法国等国家赞赏世维会的努力，警告中国关闭营地并允许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对其进行监督。
各种媒体开始提出中国关押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问题，其中包括《外交家》杂志，该刊物根据联合国的多次会议继续关注此案。《外交家》报道称，与世维会交换信息并开展合作的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的各种报告已被联合国接收。报道称，营地内已有300万名被扣押人员。此外，《外交家》的媒体分支在英国也访问了新疆这一地点，并证实了集中营的存在。此外，《外交家》杂志也开始详细讨论维吾尔族人不得不经历的各种侵犯人权行为，例如被关押者被送入集中营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下载了瓦茨普应用程序、在国外有亲眷、通过互联网获取宗教资料、访问过特定国家，有时甚至没有任何明确原因。据报道，集中营内还发生了酷刑折磨，如殴打、剥夺睡眠等。关于维吾尔族的新闻随后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维吾尔族，谷歌搜索数据表明，2018年关于维吾尔族的搜索量较前几年有所增加。
获得国际支持
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主要源于受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游说的西方国家，例如美国和欧洲国家。但随着媒体报道的增多以及联合国关于维吾尔族讨论的增加，其他国家也给予了支持。然而，西方国家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争取支持的主要目标，因为这些地区倡导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个人自由。国际支持不仅来自西方国家，也来自土耳其。尽管土耳其近期与中国保持着良好关系，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但土耳其仍就所谓关押了一百万无辜民众的政治教育营事件对中国进行了谴责。
从前面的解释可以看出，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为争取维吾尔族人权而采取的两项战略，已成功将维吾尔族问题传播到了国际社会。这是向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和西方国家进行报道传播与游说的成功。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还向国际社会解释清楚了该组织与“东伊运”组织之间的区别。这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强调非暴力方法的结果。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还促成了欧盟、美国和联合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然而，直到目前，由于中国拥有的巨大实力，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仍未能完全阻止中国所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特别是在联合国，中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能够履行其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功能，旨在国际社会上传播维吾尔族人权受侵害的问题。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还成功利用联合国论坛，要求会员国因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向其施加压力。这是海外维吾尔侨民为争取新疆同胞的人权所表达的关切形式。
维吾尔种族灭绝的过程：新疆的社会死亡
人权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8 次浏览 • 2026-08-05 21:17
维吾尔种族灭绝的过程：新疆的社会死亡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东亚研究学院，英国谢菲尔德
摘要 灭绝种族是一系列长期演变的过程，它们从“紧急状态”中萌生，旨在改造目标群体并巩固国家。本文借鉴批判性灭绝种族研究的文献，对中国的“交融”政策进行历史语境化分析；该政策是一种紧急状态叙事，官方以此来解释新疆的法外关押营和跨代分离。尽管中国的决策者传统上将“单一民族单一国家思想”定性为西方殖民主义，但对中国政治的批判性方法表明，党国是通过落后/现代和野蛮/文明的殖民二元对立来构建族群认同的。党国克服殖民“屈辱”的“历史使命”是如何助长殖民主义的？本文分析了日常的、非人化的官方认同与危险叙事如何助长了灭绝种族行为，并将其概念化为通过损耗实现的有计划的社会死亡过程。文章认为，当代“交融”政策将文化优越论与民族中心主义的发展主义交织在一起，试图通过突厥穆斯林的社会死亡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并实现新疆的去殖民化。
中国的决策者传统上将“单一民族单一国家思想”定性为西方殖民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然而，对中国族群政治的批判性方法以及关于新疆认同的文献表明，落后/现代和野蛮/文明的殖民叙事二元对立并非西方所独有。同样，比较方法也分析了后殖民社会中针对少数群体的同类暴力。尽管如此，中国的族群政策学者仍在西方民族主义与中国文明之间划定了固定的认同边界，以此论证必须将族群理论中国化，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习近平的随后的宣言——即“文化认同”是“每个民族的灵魂”——证实了中国族群政策从名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向同化模式即“交融”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中共）克服殖民“屈辱”的“历史使命”是如何助长殖民主义的？本文展示了“交融”如何在“语义混合”中将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交织在一起，通过解决讲突厥语的穆斯林的“民族问题”来巩固中国的“伟大复兴”。灭绝种族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单一事件，它从长期的“紧急状态”中萌生，为了文明的生存而改造野蛮人。本文将“交融”这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的紧急状态叙事置于历史语境中，该叙事解释了法外关押、跨代分离、强迫劳动和强制绝育的做法。“灭绝种族实践”这一术语在分析上不同于法律概念化，它建立在灭绝种族研究的新方向之上。灭绝种族源于对权力的逐渐主张，旨在重新组织长期民族中心主义叙事中被认为多余或具有威胁性的认同，而不是迅速且非理性地陷入野蛮状态。在官方的中国叙事中，汉族主体被想象为新疆两千年军事屯垦的延续，其“定居者文化”以及作为“中国积极精神之化身”的目的论“功能”，巩固并“屯垦戍边”。费孝通是中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是对官方历史编纂具有关键影响的人物，他通过汉族军队的扩张以及“野蛮人”对中国优越文明的“向往”作为“汉族的新鲜血液”来叙述中国的历史形成。在官方叙事中，这些吸引和“教化”野蛮人的早期帝国渴望，与对殖民主义的抵抗交织在一起，这让借鉴典型灭绝种族案例的英语受众感到困惑。新疆长期的国家暴力反映了费尔施泰因（Feierstein）四种灭绝种族类型的不同要素：建构性、殖民性、后殖民性和重组性。
1949年以后的国家暴力“消灭了意识形态上不可接受的人群”，从20世纪50年代在经历“和平解放”后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而被当作“匪徒”解散的武装哈萨克人，到二十一世纪的“意识形态病毒”。土地掠夺、强迫劳动以及对新疆土著居民的法外对待，类似于早期的殖民灭绝种族，“将一个领土上的土著居民驱逐并将其据为己有”，将他们污名化为局外人和未开发的“应该为文明让路的野蛮人”。
由国家运营的准军事组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旨在“一手拿枪、一手拿犁”将“牧场变成集体农场”的意图，引发了粮食短缺和哈萨克人向苏联的大规模迁移（1959-1962年）。今天，在反对“西方式”和地方“分裂主义”的持续后殖民独立运动中，党国将当地人口作为关押营中“再教育”和“交融”以及强迫劳动的目标，习近平将其描述为相互交织、不断加剧的“长期斗争”自1949年以来，政策不断波动，违背了机械的解释，但国家暴力得以实现，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的非中国人民长期遭受非人化对待。批判性灭绝种族研究将当代灭绝种族实践置于历史语境中，在剖析特定案例背景的同时，找出将促进群体消亡的广泛条件与产生这些条件的政策联系起来的共同主题。新疆突厥穆斯林的非人化是复杂的，因为就其在《中亚》自身的帝国过去以及与欧洲的关系而言，中国是后殖民的。中国作为一个统一民族和国家的观念，是通过对内满洲统治和外部欧洲殖民主义交织在一起的政治焦虑而产生的。孙中山努力“驱除鞑虏”，将中国从腐败的满洲和西方帝国主义网络中拯救出来。毛泽东将国民党各部诋毁为“我们洋主子的账房”，威胁到中国的生存。今天，无处不在的标语中仍然存在着持久的紧急状态叙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共将“敌对外国势力”与国内的“落后”视为交织在一起的永久威胁，将突厥认同描述为十九世纪欧洲“殖民操纵”的“历史遗留物”，它们违背了“历史潮流”和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威胁着要瓜分中国。习近平的标志性口号“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抓住了族群政策的长期意图，并解释了关押营旨在消除阻碍中国使命的不真实“殖民”认同。党国将关押营和跨代分离这一典型的灭绝种族实践，描述为保护中国免受恐怖主义和殖民主义侵害的手段。
本文重点探讨认同转型的日常化、非人化官方叙事如何促成了灭绝种族的过程。第一部分将灭绝种族概念化为有计划的、纵容的通过损耗实现社会死亡的过程，这是由对重新组织认同的生存需求叙事所促成的。第二部分将关于国家权力与族群的长期官方叙事中的“交融”政策置于历史语境中，这些叙事将新疆人民构筑为文化上低劣的生存威胁。最后一部分分析了“交融”在“再教育”营和国家运营的儿童“寄宿设施”中的实施与影响，这些被土著艺术家描述为日常的、切身体验到的社会死亡。本文的核心论点是：“交融”将文化优越论和发展主义交织在一起，将突厥穆斯林认同的有计划的社会死亡构筑为运用中国传统对新疆的去殖民化和现代化。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这种解决方式，反映了以暴制暴的国家暴力循环往复的人类悲剧，它不能简化为邪恶的国家或文化。
第一部分：灭绝种族的过程
本部分将灭绝种族理论化为有计划、有纵容的通过损耗实现的社会死亡过程。对“群体生活的基本基础”的破坏，取决于协调一致的国家计划，即根据群体对政治目标的贡献对其进行分类。然而，由于不可饶恕的错误对群体造成的“大多数可预见的、不可容忍的伤害”是社会的和弥散的，它们是被允许和助长的，而不是由个人实体实施的。长期的灭绝种族实践既不是主要由谋杀构成的，也无法追溯到个人的罪责。尽管如此，非专业人士对“灭绝种族”的使用——即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ICTR）起诉案件中的“罪中之罪”——排除了有计划的、纵容的群体毁灭，转而执着于死亡营中用手进行的肉体杀戮。对苦难的流行肉体观念反映了对认同的隐含生物学概念化，降低了对剥夺基本生活条件的渐进剥夺的紧迫感。批判性灭绝种族研究表明，由于“总是在寻找比克瑙（Birkenau）”，对经典案例传统解释的偏见阻碍了对新灭绝种族实践的发现和理解。在1942年驱逐出境或“最终解决方案”之前，五分之一的德国犹太人死于华沙隔都。在新疆官方绝育文件公布之前，突厥人民关于灭绝种族的诉求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一直被忽视。关注肉体结果和法律定义反映了二十世纪以国家为中心的地理政治，忽视了对无国籍人民的威胁，并且除非国家主权受到侵犯，否则将国家暴力去政治化。相反，将灭绝种族构建为社会死亡，能够对重构社会关系和认同的非线性灭绝种族过程进行分析。
灭绝种族学者一致认为，在描述对米洛斯（公元前五世纪）和迦太基（公元前146年）的消灭时，“这个词是新的，罪行是古老的”。成吉思汗在十三世纪的灭绝种族将西夏领土并入蒙古帝国，而十八世纪满洲的扩张则将东突厥斯坦并入中国，消灭了投降的准噶尔人并将该领土重新命名为新疆（“新的边疆”）。
然而，灭绝种族既不是机械的，也没有将其所有预测指标编目阿伦特在集中营中提到的“极权统治”是指剥夺群体的社会活力，而不是可预测的、机器般的秩序
灭绝行为是由相互联系或脱节的个人与机构在社会层面实施的，他们在识别威胁人群时表现得具有机械性，但在具体执行时往往混乱不堪。斯汤顿提出的“灭绝的八个阶段”始于“我们与他们”的分类和非人化，最终导致消灭。费恩的“损耗性灭绝”分为五个阶段（识别、剥夺权利、隔离、孤立和集中）。然而，由于变量之间的不同关系，灭绝行为并非呈线性发展；库珀关于无法建立灭绝理论的著名结论，为瑟姆兰研究历史背景如何塑造灭绝执行过程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国际法中，灭绝通常被解释为旨在从肉体上消灭群体的的大规模杀戮，它保留了“群体的躯体，却允许其灵魂被摧毁”。莱姆金创造了“灭绝种族”一词，旨在捕捉其文化意图和影响，然而，有计划地削弱目标群体的社会实践，往往被当作现代化或文化扩散的不可避免的影响而加以驳回。这种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忽视了人类学家和原住民如何通过社会实践来构想群体的维系，从而将人贬低为没有身份的躯体。克劳迪娅·卡德提出的“社会死亡”一词，建立在社会实践如何将群体构成群体、并为个人的生活赋予结构和意义的基础之上。肉体死亡并不一定比语言丧失、创伤以及与社群断裂等“不可容忍的伤害”更糟糕，因此，剥夺群体的活力和繁衍能力并不一定需要大规模杀戮。
在描述德国对欧洲的占领时，莱姆金解释说，“灭绝种族并不一定意味着立即摧毁一个民族”，而是指“旨在摧毁民族群体生活基本基础的不同行动的协调计划”。灭绝种族的行为先于工业化出现，消灭性的种族主义也从来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德国法西斯主义将灭绝行为工业化了。在莱姆金的游说之后，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UNCG）的最初草案包含了文化维度，但联合国辩论的结论是，文化维度不能与生物学意义上的消灭、“毒气室中的大屠杀”以及工业化全面战争相提并论。灭绝种族的含义是在全面战争中的国家间谈判中达成的一种妥协。尽管如此，公约起草者将文化灭绝描述为合法的，并且它在《世界人权宣言》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关于识别群体毁灭的行为方面发挥了辅助作用，构成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Y）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R）根据更广泛的灭绝意图和旨在“全部或局部消灭”国家、民族、种族或宗教群体的实践背景下的小规模行为，裁定个人犯有灭绝种族罪。UNCG对意图的关注承认了文化维度的存在，并表明肉体消灭并非必不可少，因为与谋杀不同，“灭绝种族”并不指代加害者是否取得成功。
当代灭绝研究重新激发了莱姆金将灭绝视为文化的理论，对基于生物种族生存来量化结果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基于莱姆金的概念化，UNCG对“全部或局部”消灭群体的定义通常被认为是指杀戮的数量，但卡德表明，“局部”指的是群体基本基础的“一部分”，包括语言、宗教和育儿。
因此，2004年将维吾尔语从教学语言中移除，代表着对群体复制其文化基础能力的破坏。
灭绝进程在泰国和印尼等后殖民社会中出现，在这些社会中，内部敌人的识别和针对是精英主导的国家建设过程。在预先存在的非对称种族关系中识别这些进程的出现，并辅以关于非人化和转型的官方叙事，有助于在发生大规模暴力之前以及在不包含大规模杀戮的情况下，察觉损耗性灭绝。新疆的早期预警指标包括中共在1950年决定将新疆穆斯林纳入体制，在此之前他们必须“放弃宗教”。
批判性灭绝研究批评了将灭绝视为迅速的大规模杀戮的“社会学意义上不充分”的主导理解。更进一步说，这些将物理层面作为框架的做法，通过重新传播群体的生物学概念，为灭绝提供了便利，从而削弱了对剥夺身份和社群活力这种渐进式剥夺行为的道德紧迫感。在《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审议期间，民主国家中根除语言以及对少数群体和原住民进行经济排斥的影响，使这些做法被降格为文化灭绝。UNCG的辩论使原住民遭受的损耗性灭绝被视为仅仅是文化上的或价值中立的现代化，这具有悲剧性地重复了德国法西斯主义对群体的生物种族概念化——而这些审议本意正是为了防止这种概念化。灭绝从来都不是非理性的、可量化的伤害的单一爆发。来自柬埔寨、华沙犹太区和苏丹的实证证据表明，灭绝是文化消灭的复杂的、长期的过程，而不是“可追溯到个人罪责的”“直接谋杀事件”。通过将大规模杀戮置于核心地位，同时免除渐进式灭绝的责任，物理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得到了强化；而渐进式灭绝既非西方所独有，也非现代所独有。灭绝在许多形式中逐渐展开，并以植根于不同社会上下文的不同逻辑进行辩解，但它们造成了不可容忍的伤害，在质的体验上表现为社会死亡。随后的各节将分析关于中国民族政治的官方叙事如何促成了灭绝进程和社会死亡。
第二节：“融合”作为社会死亡
本节将当代中共的“融合”政策置于历史语境中，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叙事如何塑造了对讲突厥语穆斯林的包容与排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制定者和人类学家一直在辩论“融合”叙事。然而，“融合”作为明确的政策，是从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开始出现的，这是对2009年汉维冲突的回应，当时胡锦涛宣布“交往、交流、交融”为党的政策，以结束“同新疆分裂势力的长期斗争”并解决“民族问题”。习近平在党和国家对新疆的“光荣使命”中，保持了对“长治久安”、“融合”和“跨越式发展”的叙事强调：“治国必治边，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传承下来的开发和捍卫边疆的使命”。然而，明确的“宗教中国化”政策以及习近平旨在“熔铸各个民族”的“大熔炉”隐喻，淡化了交往与交流，转而支持“融合”，甚至颠覆了无处不在的“多元一体”概念，以宣示中国的文化统一。詹姆斯·莱博尔德认为，习近平将“文化认同”描述为“每个民族的灵魂”的叙事，将政策从“多元文化异质性”转向了“恶毒的”“文化民族主义”。然而，我们的分析将探讨“融合”如何反映了自1949年中国民族政策实施以来，为解决“民族问题”，政策从名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向明确的同化主义的逐渐转变。习近平和公共知识分子将“后美国世纪”中西方衰落的“新条件”描述为改变国际和民族关系的空前战略“机遇期”。“融合”政策的时机选择，可以通过处于“关键稳定期”的“机遇期”来解释，此时西方正转向内部，而“一带一路”倡议（BRI）则在扩张。在持续不断的“改革开放”（1978年至今）期间，斯大林1931年的口号“落后就要挨打”，被公共知识分子重新表述为十九世纪对满洲和欧洲殖民主义的反抗，用以解释二十一世纪对“现代化”和巩固中国安全的渴望。尽管如此，对“融合”的这些解释植根于中国绵延不断的“定居者文化”及其边疆“民族问题”的叙事之中。随着满洲帝国向充满“野蛮人”的“西域”扩张，东突厥斯坦于1884年被重新命名为“新疆”。维吾尔族人普遍拒绝这种殖民命名，通常更喜欢“东突厥斯坦”或“祖国”（weten）。十九世纪关于是否允许自治的帝国辩论将新疆描述为“不毛之地”。毛泽东和周恩来将该领土及其人民视为中国地缘政治“战略棋局”中的棋子，中国军队的“和平解放”引发了与武装哈萨克人的冲突（官方将其描述为“匪徒”），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承诺为“每个民族”实现“自决”，但在1949年后，他们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自决”是“反动的”，区域自治（自治）将维持对非汉族地区的领土控制。党国叙事和中国宪法展现了中国56个民族的法律上的平等。然而，《民族区域自治法》旨在确保少数民族地区“永远不能分裂”，并通过二元殖民叙事加以解释，即少数民族必须由国家进行“现代化”改造，并提高其“科学水平”。
在2012年之前，中共名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赞美多样性，但被限制在机构建设和政策制定之内，以推动渐进式同化。发展论的二元身份叙事构建了党国历史编纂学，政策文件解释了野蛮人融入中国人的意愿，因为在被“先进”的中原“解放”之前，新疆人民是“落后的”，并在自然的“边疆”生计中被奴役。通过与提供“日常生活所需一切”的汉族“屯垦者”交换“简单、不复杂的援助”、马匹和其他自然物资，野蛮人被纳入了“经济互补”之中，从而形成了“自古以来”的中华民族。这些以汉族为中心的官方叙事将历史唯物主义与文明优越感交织在一起，通过“生产方式”（游牧或畜牧业）来定义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的身份构建，而汉族永恒的“积极精神”和“超然的”“屯垦文化”则超越了物质起源。中国在新疆的官方建国叙事类似于罗斯福从“肮脏的野蛮人”手中拯救“伟大大陆”的“定居者与先驱”，以及罗卡将军为了进步和安全，由“充满生气的民族”占领“野蛮人”的“肥沃土地”。
从1949年到习近平时代，官方和学术界的共识是，“单一民族、单一国家”的思想违背了中国作为非西方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党国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描述为“民族问题”，并通过“科学地”识别民族并为所有人提供法律上的平等来解决这一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意识旨在结束中国的“民族压迫”历史，并推动“自然”同化。随着中共的民族识别项目（民族识别）将中华民族重新定义为56个民族，取代了梁启超和孙中山将其视为源自黄帝的“汉人”的概念，明确界定新疆在中国地位的地缘政治视角发生了转变。中共在其民族识别项目中强调“科学马克思主义”，但使用了族谱记录，专注于区分占人口多数的汉族与“非汉族”，这被称为中国“55+1”的“奇怪算术”。毛泽东和周恩来将民族关系视为在地缘政治上建立汉族中国与欧洲帝国之间安全边疆的“战略棋局”，他们认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少数民族民族主义”是国家目标的重大障碍。然而，“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达到“更高水平”的汉族被赋予了“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的特殊责任”。邓小平认为“挥之不去的”歧视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阴魂不散”，并认为“经济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然而，他所想象的终极目标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采用历史唯物主义是将民族中心主义的进步观念强加于中国的帝国二元对立（华-夷）之上，而不是去殖民化帝国的过去。传统上，对民族问题的官方解决是通过将中国描述为具有“凝聚力”（凝聚力）作为“向心力”的56个民族“多元一体”（多元一体）来构架的。这种配置借鉴自伦敦政经学院培养的结构功能主义者费孝通，他通过汉族的领土扩张和对野蛮人的同化（“为汉族输入新血液”）来叙述中国的形成。蒙古族人类学家翦伯赞建议，“融合”掩盖了中国的“民族压迫”历史并助长了沙文主义同化。然而，官方对以汉族为中心的“融合”的背书，让与浙江学派范文澜相关的沙文主义历史编纂学死灰复燃；该学派认为汉族身份自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以来就是正宗的、优越的和连续的，并与少数民族身份作为现代中国政治构建形成对比。今天，突厥和伊斯兰身份被官方描述为不地道的西方“殖民操纵”。新疆的学校、大学和干部培训中的“民族团结”教科书，将汉族叙述为“超然的民族”，并将少数民族语言的“消亡”（消亡）描述为“现代化”的进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党国以其批判西方殖民主义的条件来构建中华民族，将原住民文化框定为目的论上的多余，并将文化消亡框定为价值中立的“现代化”。巩固领土和改造身份的国家建设目标，使新疆的突厥人民在同一种历史目的论理解中变得多余，而这种理解曾为欧洲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灭绝行径提供过正当理由。二十一世纪的中共通过5000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和“融合”重新构想新疆，将帝国传统、欧洲殖民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交织在一起。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提供了不同的经济规划，但两者都认为少数民族身份相对于经济而言是被动超结构的，并且物质条件通过渐进式同化自然地解决了“民族问题”。翦伯赞将“民族消亡”（民族消亡）描述为暴力的西方殖民化，并将其与自然的文化融合（同化）进行对比，但“消亡”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口号（包括“只有存在民族，才有民族问题”）在胡锦涛时期重新出现。2009年后的“民族团结教育”教科书教授，“交融”标志着少数民族的“民族消亡”，是“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习近平的思想建立在长期的中国辩论和向同化逐渐转变的基础之上，例如，在2010年新疆工作座谈会之后推出了“交往、交流、交融”的官方政策。然而，习近平的民族政策被官方赞誉为通过优先考虑国家主导的“融合”、统一和安全，而非多样性和发展，来解决中国的国家“矛盾”。
在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之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2012年不同寻常地为“第二代”民族政策学者提供了一个在线平台，以辩论敏感的政策问题。他们坚持认为，政策制定者必须通过融入中华民族或国族（guozu）来解决多元与一体之间的矛盾，并建议取消少数民族类别、放弃区域自治以及实行纯普通话教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代”则认为，区域自治和民族平等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且随着发展，民族性将自然消失。“第一代”警告中国领导人“不要重蹈西方的覆辙”，将多样性视为中国传统。
将“融情”斥为“汉族沙文主义”，同时主张逐步同化。这种由国家资助的平台，重新演绎了中国共和时代改革派与革命者之间关于同化或排斥“五族”的逻辑，以此服务于反对满洲及欧洲帝国主义的斗争。
2012年辩论的潜在逻辑是，确保中国的安全需要通过促成或推动落后的非汉族群的社会性死亡，来解决所谓的“民族问题”。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的讲话随后取消了少数民族这一概念，仅提及干部选拔，却四十多次提及单一的“中华民国/民族”（注：此处指中华民族），并在二十七处与“伟大复兴”并列。“民族”现在官方指代“中华民族”，更准确地翻译为“中华种族”（Chinese race）。马戎赞扬了习近平时代“不强调我们少数民族的特殊性质或权利”，并已经“融为大家庭”以及顺应“历史方向”。习近平的“集体意识”方法推动了有机构建（一体）以取代多元，并超越了“民族话语”。习近平对身份认同的“历史性”重组，重新激发了较早的帝国传统，即认为非汉族群是“不够文明”且落后的，而非不同的。放弃“西方”的民族思维并取消少数民族的特殊地位，被包装为通过“吸引”重振“教化”蛮夷为中国人的帝国传统，这与西方的同化截然相反。“教化”一词出现在集中营系统的“转化教育”名称以及阐释“职业培训”（学习普通话和高呼赞颂习近平的口号）的宣传视频中。新疆博物馆2015年的“维吾尔文化”展览（图1）公开颂扬了这种二元关系：劣等的、正在消失的遗迹正被现代的汉族“开拓者”所吞噬。“融合”的想象中的目的论终点是一个非西方的中国，以及由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原汉族对落后的边疆蛮夷进行的汉化。自1949年以来，交织着汉族中心主义“融合”与“现代化”的灭绝过程，一直在推动着突厥语族群的逐步社会性死亡。“融合”在目的论的发展进程中，在身体上收容并在文化上重塑了维吾尔人，将他们视作“落后的”“历史残余”“殖民操纵的产物”以及通往“历史方向”的障碍。中国最初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旨在维持对边疆的领土控制，并“现代化”被满族殖民的人群。中共逐渐向同化转向，建立在长期存在的“定居者文化”和“现代化”叙事基础之上，这些叙事规划了2004年向单一语言教育的转变以及2009年之后的“融合”。马戎认为，这项政策对于中国重振自身传统并“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是必要的。官方文本解释说，由于汉族是一个“超然的群体”，普通话是一种能够传达“现代信息”的“超然语言”，这与突厥语不同。“融合”在2012年的民族政策辩论期间成型，成为一项明确的政策，旨在重组身份认同，并在全球权力和国内不安的“新时代”拯救中国。
第三节：新疆的社会性死亡
本节分析了“融合”在新疆的应用与影响，重点关注对集中营以及针对儿童的安全“集中寄宿设施”的叙事构建。在2009年以及2014至2015年的汉维暴力冲突之后，集中营和代际隔离被解释为促进“融合”的“现代化”和“去极端化”过程。党国通过其既有的叙事镜头来解读族群间暴力，将新疆人民描绘成“落后的”问题。2009年，新疆的高中教科书宣称，民族团结建立在先进的汉族与不发达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之上，这是“国家实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种族灭绝往往由受到威胁的国家引发，但这里的安全所指是政治构建的身份认同，而非物质生存，非中国身份则构成了生存威胁。通过“寻找比克瑙（Birkenau）”，国际媒体忽视了本土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所描述的更长期的社会性死亡叙事，从而使灭绝实践得以作为单纯的种族灭绝而不受挑战地持续存在。“融合”政策是在党国关于打破民族暴力循环的会议上出现的。泛化的民族团结教育文本通过重组身份叙事来解释暴力，这种叙事将维吾尔历史隐形，并将突厥身份构筑为威胁：只有“三股势力”（分裂分子、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才会反驳党国的叙事，即维吾尔人“不是突厥族群”，“也不是伊斯兰族群”2009年的大规模暴力事件
被描述为中国为了生存而对抗“三股势力”和“民族败类”的“生死存亡的零和政治斗争”。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试图打破这些循环，并通过“融合”重塑身份认同，像“石榴籽”一样把新疆各族人民紧紧抱在一起，以此解决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之间的叙事张力。自2017年以来，“融合”包括将大规模的法外拘禁营称为“教育培训中心”，将代际隔离称为“儿童救助关爱保护中心”。到2018年，学者们根据官方数据推测，自2015年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上任以及“去极端化”加剧以来，已有150万人被拘禁。中共将北美和澳大利亚的拘禁和代际隔离描述为定居者殖民主义，却将自身可比的“融合”做法描述为对维吾尔人暴力的理性回应，因为“幸福是最大的人权”。
为了纪念2009年的暴力事件，中国艺术家巴丢草利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大门捕捉了全球的种族灭绝现象，以此“提醒世界中国式种族灭绝是多么邪恶”（图2）。“新疆奥斯威辛”在新疆的集中营系统与纳粹集中营之间建立了平行关系，打破了东西方二元对立，并向“一直在寻找比克瑙”的英语世界受众传达了道德上的紧迫感。与前南斯拉夫的“种族清洗”或奥斯威辛的大规模屠杀不同，中共的“融合”渴望的是蛮夷对中国的向往以及对其自身不真实性的承认。被描述为“爱心托儿所”和“仁爱幼儿园”的安全寄宿设施中的代际隔离，抚养和教育了大约10万名从几个月大开始的维吾尔儿童。当地政府文件解释说，代际隔离有助于那些父母“被拘留在再教育营”以及需要“务工”的儿童“在党的亲切关怀下幸福成长”。
然而，维吾尔族父母却描述了这些做法如何强行“分离”了所有有孩子的家庭，使他们像“孤儿”一样“生活在监狱里”。一名汉族教师的衣物捐赠呼吁中描述了孩子们穿着“单薄、破烂、肮脏且发臭的衣服”，在结冰的冬日教室里劳作，而父母则在从事季节性劳务。这些灭绝实践“超越了肉体消灭”，利用“象征性制定的机制”来重组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以实现中国的“幸福”。
中国的集中营针对的是群体的文化基础，这无法用政治谋杀、反恐或伊斯兰恐惧症来简单概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党委书记张云解释说，政策之所以针对维吾尔人，是因为其中至少30%的人必须作为“极端分子”被“再教育”，而70%的人容易受到“极端主义”的影响，这与维吾尔人对语言和宗教的情感这种“思想病毒”有关。“新疆受害者数据库”记录了失踪人员和家庭证词，列出了大多数已知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因研究前伊斯兰时期神庙而闻名的拉海尔·达乌特（Rahile Dawut）、因表演民间音乐而闻名的萨努巴尔·吐尔逊（Sanubar Tursun）和阿卜杜热黑提·海依特（Abdurehim Heyit），以及政府艺术团喜剧演员阿迪力·米吉提（Adil Mijit）。针对文化机构和高水平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和“职业培训”，说明了他们旨在重组维吾尔性的目标。精英灭绝（Eliticide）——即系统性地针对社区人物以防止对种族灭绝进行抵抗——在流亡艺术中得到了充分记录。“苏鲁艺术行动”（Sulu Artco）是一个“旨在提高人们对正在消失的维吾尔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学者认识的艺术行动主义集体”，它利用社交媒体话题标签#MeTooUyghur（图3）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将温和知识分子的被禁声描绘成消灭维吾尔文化基础的隐喻。
除了精英灭绝之外，“人口数据收集表”还使用人工智能面部识别技术，通过整理按“民族”“宗教”“持有护照”“有海外联系”或“亲属被拘留”等指标打分的官僚程序来决定拘留。该群体作为一个整体遭到针对，人们被划分为“安全、一般和不安全”三类，这使得“一般”的维吾尔人构成了潜在威胁。对被拘留者的行政分类界定了参与“恐怖或极端主义活动”的三类人员：“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表现出接受训练意愿的”以及刑满释放但“经人民法院指定接受教育的”。这些分类的范围是无限的，它们代表了表面上的组织措施，掩盖了任意、法外甄选的本质原则，从而剥夺了新疆人民的任何“权利的权利”。
被拘留者的家属通常不会被告知失踪的原因。国际记者调查同盟（ICIJ）泄露的官方文件中，记录了解放被拘留者时给出的解释，这些解释与“新疆受害者数据库”记录的被释放人员受到的解释如出一辙，其中包括因“戴头巾”或“超生”而被判处法外刑罚。
向公开为失踪亲属寻求信息的家庭列出的理由包括：没有恰当向官员问候、不抽烟、不看国家电视台、使用、维持就业的“合同要求”、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不可信的一代”）、在哈萨克斯坦“停留时间过长”并接触到“外国思想”、以及写信探寻亲属下落。官方政府文件将该系统的直接目标总结为“去极端化”和“职业培训”，并使用习近平的口号“居安思危”和“不忘初心”。该系统将新疆原住民的无害行为构筑为“恐怖活动”和对中国“使命”的威胁，从而需要进行超法律拘留。将人们隔离并集中在营地中，创造了他们置身于法律之外、不再属于某个共同体的条件，这印证了前被拘留者对美国国会、人权组织、记者和学者的证词描述了营地的情况：空间狭窄、没有卫生设施，因哭泣或使用维吾尔语而遭受殴打和酷刑，营养不良，每天 renunciations of Islam（否定伊斯兰教）并为食物赞美习近平，以及卫兵为了惩罚而进行的多起轮奸，并强迫其他囚犯观看这些暴力行为。古丽孜拉·艾吾力汗（Gulzira Auelhan）因在哈萨克斯坦“停留”“太久”而“接触了外国思想”，她作证说，她和17至72岁的被拘留者被关在多达60人的房间里，当上厕所超过两分钟时，就会遭到电击枪的反复击打（“总是打头部”）。监控摄像头监视着被拘留者的行为和情绪反应，哭泣会受到惩罚，被罚坐在硬椅子上挺直身体14小时，理由是。阿曼江·塞伊提力（Amanzhan Seiituly）描述了因使用“错误的词语”或不会唱国歌而遭受殴打和单独监禁的情况。这些暴力的表演性仪式向维吾尔人展示了，通过针对维吾尔人身体的性暴力将羞辱扭转为，并将他们视作中国中的多余客体。维吾尔流散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将缺乏亲属健康状况信息描述为。家属们知道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引发了类似于下的原住民以及集中营幸存者创伤的经历。英国维吾尔族作家阿齐兹·伊萨（Aziz Isa）在其编导的短片《未接通的电话》中，记录了他在父亲去世后被拒绝签证且无法通过电话联系悲痛的母亲时的经历。阿齐兹写道：，然而这一切。阿齐兹将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以来的政策描述为：。维吾尔语言学家阿布力米提·巴基（Ablimit Baki）的流散叙事项目解释了家庭分离是如何被感受为的。优素福（Yusuf）是一名居住在英国的维吾尔人，他描述了三年的家庭分离：。在挪威的阿卜杜勒（Abdul）描述了精神上的，他问道：。营地幸存者和分离的亲属经历了社会性死亡并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欧洲种族灭绝中记录详尽的羞辱技术。古丽孜拉·艾吾力汗作证说，当她的身份证激活新疆公共场所的金属探测器并导致自动警察审讯时，会反复触发她对性暴力经历的回忆。
本文展示了中国的种族灭绝实践如何试图巩固一种想象中的非西方文明身份，这一过程由关于突厥异质性、落后和威胁的叙事所赋能。中国共产党的“融合”政策交织了语义上混合的西方与中国叙事、殖民与反殖民叙事，试图在二十一世纪通过消灭新疆的突厥穆斯林身份来扭转十九世纪的殖民羞辱。大众将种族灭绝理解为肉体毁灭，这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叶对身份的生物学构想，限制了实践者侦测和理解以消耗战形式出现的新型种族灭绝的能力。集中营和跨代分离通过阻止身份实践的传递，促进了新疆突厥人民的社会性死亡和。尽管中国研究有效地批判了欧洲中心主义民族主义文献对中国民族同质性的断言，但在应对新疆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时却效果不彰，部分原因是用于隔离人们的集中营与殖民种族灭绝和法西斯主义相关，超出了其传统的知识边界。中共的民族政策文件通过朝向中国现代化和“初心”的目的论进步来解释具体的决策。伟大复兴对民族差异的消灭模糊了历史唯物主义进步与文化主义浪漫主义，这类似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悖论性使命：即通过“激进清除”反对国家哲学的“劣等元素”来复兴“古代伟大的文化成就”。然而，中国的“再教育”营系统实行的是隔离而非驱逐，要求维吾尔人承认汉文化的优越性以及他们自身的“落后”。“融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群体生活、语言、宗教和跨代文化传播的基础，通过突厥穆斯林的社会性死亡解决了“民族问题”。性暴力、派遣男干部与被关押男子的妻子同床共寝以及绝育带来的创伤在个人证词中得到了充分记录。这些种族灭绝实践源于关于如何通过社会组织民族身份来增强中国国家权力的世代辩论。种族灭绝在意图和效果上永远都是文化的。中国在2012年关于通过经济发展或身份工程解决“民族问题”的民族政策辩论，在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再次循环了共和时期关于通过同化或分离来拯救中国的“五族”争论。这些叙事与卡德（Card）关于社会性死亡的概念以及费尔斯坦（Feierstein）将种族灭绝构想为重构群体身份的权力技术的理论相一致。新疆集中营中的“融合”旨在改造成年人，而跨代分离则阻止了语言和宗教的文化传播，这些都被包装为防范恐怖主义威胁以及进步和“幸福”落后威胁的安全措施。前被拘留者在离开营地系统后仍受到监控，海外家属与他们失联，这使“一切皆有可能”的创伤得以延续。营地通过暴力羞辱和“再教育”来。营地中的“再教育”和酷刑无法吸引野蛮人或改变他们的身份，而是通过创伤和切断民族内部联系来阻止其维系。中国种族灭绝式的“融合”政治将全球权力焦虑（“落后就要挨打”）向内投射到新疆的突厥人民身上。中共将西方衰落描述为，并解释说大规模集中营将击败以及突厥和伊斯兰身份。党国对中国的概念化已从名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56个民族）逐渐转变为文化民族主义（中华民族），但仍保留了将非汉族边疆视为中国的文化和政治问题的长期叙事。这个自认为受到威胁的国家的种族灭绝叙事大白于天下，现在正以内蒙古和回族穆斯林社区的中小学单一语言教学中得以实施。集中营曾被欧洲定居者用于将美洲原住民和澳大利亚原住民作为对殖民国家建设的威胁进行隔离，如今则试图向新疆人民灌输这样一个悖论：他们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且在文化上落后于汉族。党国改造了它认为是欧洲原则的主权概念，以宣称中国实施种族灭绝的权利。对的不同意见被视为干涉和。历史悲剧性的无视了来自中国和西方的现代主义目的论构想，一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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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东亚研究学院，英国谢菲尔德
摘要 灭绝种族是一系列长期演变的过程，它们从“紧急状态”中萌生，旨在改造目标群体并巩固国家。本文借鉴批判性灭绝种族研究的文献，对中国的“交融”政策进行历史语境化分析；该政策是一种紧急状态叙事，官方以此来解释新疆的法外关押营和跨代分离。尽管中国的决策者传统上将“单一民族单一国家思想”定性为西方殖民主义，但对中国政治的批判性方法表明，党国是通过落后/现代和野蛮/文明的殖民二元对立来构建族群认同的。党国克服殖民“屈辱”的“历史使命”是如何助长殖民主义的？本文分析了日常的、非人化的官方认同与危险叙事如何助长了灭绝种族行为，并将其概念化为通过损耗实现的有计划的社会死亡过程。文章认为，当代“交融”政策将文化优越论与民族中心主义的发展主义交织在一起，试图通过突厥穆斯林的社会死亡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并实现新疆的去殖民化。
中国的决策者传统上将“单一民族单一国家思想”定性为西方殖民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然而，对中国族群政治的批判性方法以及关于新疆认同的文献表明，落后/现代和野蛮/文明的殖民叙事二元对立并非西方所独有。同样，比较方法也分析了后殖民社会中针对少数群体的同类暴力。尽管如此，中国的族群政策学者仍在西方民族主义与中国文明之间划定了固定的认同边界，以此论证必须将族群理论中国化，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习近平的随后的宣言——即“文化认同”是“每个民族的灵魂”——证实了中国族群政策从名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向同化模式即“交融”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中共）克服殖民“屈辱”的“历史使命”是如何助长殖民主义的？本文展示了“交融”如何在“语义混合”中将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交织在一起，通过解决讲突厥语的穆斯林的“民族问题”来巩固中国的“伟大复兴”。灭绝种族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单一事件，它从长期的“紧急状态”中萌生，为了文明的生存而改造野蛮人。本文将“交融”这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的紧急状态叙事置于历史语境中，该叙事解释了法外关押、跨代分离、强迫劳动和强制绝育的做法。“灭绝种族实践”这一术语在分析上不同于法律概念化，它建立在灭绝种族研究的新方向之上。灭绝种族源于对权力的逐渐主张，旨在重新组织长期民族中心主义叙事中被认为多余或具有威胁性的认同，而不是迅速且非理性地陷入野蛮状态。在官方的中国叙事中，汉族主体被想象为新疆两千年军事屯垦的延续，其“定居者文化”以及作为“中国积极精神之化身”的目的论“功能”，巩固并“屯垦戍边”。费孝通是中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是对官方历史编纂具有关键影响的人物，他通过汉族军队的扩张以及“野蛮人”对中国优越文明的“向往”作为“汉族的新鲜血液”来叙述中国的历史形成。在官方叙事中，这些吸引和“教化”野蛮人的早期帝国渴望，与对殖民主义的抵抗交织在一起，这让借鉴典型灭绝种族案例的英语受众感到困惑。新疆长期的国家暴力反映了费尔施泰因（Feierstein）四种灭绝种族类型的不同要素：建构性、殖民性、后殖民性和重组性。
1949年以后的国家暴力“消灭了意识形态上不可接受的人群”，从20世纪50年代在经历“和平解放”后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而被当作“匪徒”解散的武装哈萨克人，到二十一世纪的“意识形态病毒”。土地掠夺、强迫劳动以及对新疆土著居民的法外对待，类似于早期的殖民灭绝种族，“将一个领土上的土著居民驱逐并将其据为己有”，将他们污名化为局外人和未开发的“应该为文明让路的野蛮人”。
由国家运营的准军事组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旨在“一手拿枪、一手拿犁”将“牧场变成集体农场”的意图，引发了粮食短缺和哈萨克人向苏联的大规模迁移（1959-1962年）。今天，在反对“西方式”和地方“分裂主义”的持续后殖民独立运动中，党国将当地人口作为关押营中“再教育”和“交融”以及强迫劳动的目标，习近平将其描述为相互交织、不断加剧的“长期斗争”自1949年以来，政策不断波动，违背了机械的解释，但国家暴力得以实现，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的非中国人民长期遭受非人化对待。批判性灭绝种族研究将当代灭绝种族实践置于历史语境中，在剖析特定案例背景的同时，找出将促进群体消亡的广泛条件与产生这些条件的政策联系起来的共同主题。新疆突厥穆斯林的非人化是复杂的，因为就其在《中亚》自身的帝国过去以及与欧洲的关系而言，中国是后殖民的。中国作为一个统一民族和国家的观念，是通过对内满洲统治和外部欧洲殖民主义交织在一起的政治焦虑而产生的。孙中山努力“驱除鞑虏”，将中国从腐败的满洲和西方帝国主义网络中拯救出来。毛泽东将国民党各部诋毁为“我们洋主子的账房”，威胁到中国的生存。今天，无处不在的标语中仍然存在着持久的紧急状态叙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共将“敌对外国势力”与国内的“落后”视为交织在一起的永久威胁，将突厥认同描述为十九世纪欧洲“殖民操纵”的“历史遗留物”，它们违背了“历史潮流”和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威胁着要瓜分中国。习近平的标志性口号“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抓住了族群政策的长期意图，并解释了关押营旨在消除阻碍中国使命的不真实“殖民”认同。党国将关押营和跨代分离这一典型的灭绝种族实践，描述为保护中国免受恐怖主义和殖民主义侵害的手段。
本文重点探讨认同转型的日常化、非人化官方叙事如何促成了灭绝种族的过程。第一部分将灭绝种族概念化为有计划的、纵容的通过损耗实现社会死亡的过程，这是由对重新组织认同的生存需求叙事所促成的。第二部分将关于国家权力与族群的长期官方叙事中的“交融”政策置于历史语境中，这些叙事将新疆人民构筑为文化上低劣的生存威胁。最后一部分分析了“交融”在“再教育”营和国家运营的儿童“寄宿设施”中的实施与影响，这些被土著艺术家描述为日常的、切身体验到的社会死亡。本文的核心论点是：“交融”将文化优越论和发展主义交织在一起，将突厥穆斯林认同的有计划的社会死亡构筑为运用中国传统对新疆的去殖民化和现代化。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这种解决方式，反映了以暴制暴的国家暴力循环往复的人类悲剧，它不能简化为邪恶的国家或文化。
第一部分：灭绝种族的过程
本部分将灭绝种族理论化为有计划、有纵容的通过损耗实现的社会死亡过程。对“群体生活的基本基础”的破坏，取决于协调一致的国家计划，即根据群体对政治目标的贡献对其进行分类。然而，由于不可饶恕的错误对群体造成的“大多数可预见的、不可容忍的伤害”是社会的和弥散的，它们是被允许和助长的，而不是由个人实体实施的。长期的灭绝种族实践既不是主要由谋杀构成的，也无法追溯到个人的罪责。尽管如此，非专业人士对“灭绝种族”的使用——即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ICTR）起诉案件中的“罪中之罪”——排除了有计划的、纵容的群体毁灭，转而执着于死亡营中用手进行的肉体杀戮。对苦难的流行肉体观念反映了对认同的隐含生物学概念化，降低了对剥夺基本生活条件的渐进剥夺的紧迫感。批判性灭绝种族研究表明，由于“总是在寻找比克瑙（Birkenau）”，对经典案例传统解释的偏见阻碍了对新灭绝种族实践的发现和理解。在1942年驱逐出境或“最终解决方案”之前，五分之一的德国犹太人死于华沙隔都。在新疆官方绝育文件公布之前，突厥人民关于灭绝种族的诉求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一直被忽视。关注肉体结果和法律定义反映了二十世纪以国家为中心的地理政治，忽视了对无国籍人民的威胁，并且除非国家主权受到侵犯，否则将国家暴力去政治化。相反，将灭绝种族构建为社会死亡，能够对重构社会关系和认同的非线性灭绝种族过程进行分析。
灭绝种族学者一致认为，在描述对米洛斯（公元前五世纪）和迦太基（公元前146年）的消灭时，“这个词是新的，罪行是古老的”。成吉思汗在十三世纪的灭绝种族将西夏领土并入蒙古帝国，而十八世纪满洲的扩张则将东突厥斯坦并入中国，消灭了投降的准噶尔人并将该领土重新命名为新疆（“新的边疆”）。
然而，灭绝种族既不是机械的，也没有将其所有预测指标编目阿伦特在集中营中提到的“极权统治”是指剥夺群体的社会活力，而不是可预测的、机器般的秩序
灭绝行为是由相互联系或脱节的个人与机构在社会层面实施的，他们在识别威胁人群时表现得具有机械性，但在具体执行时往往混乱不堪。斯汤顿提出的“灭绝的八个阶段”始于“我们与他们”的分类和非人化，最终导致消灭。费恩的“损耗性灭绝”分为五个阶段（识别、剥夺权利、隔离、孤立和集中）。然而，由于变量之间的不同关系，灭绝行为并非呈线性发展；库珀关于无法建立灭绝理论的著名结论，为瑟姆兰研究历史背景如何塑造灭绝执行过程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国际法中，灭绝通常被解释为旨在从肉体上消灭群体的的大规模杀戮，它保留了“群体的躯体，却允许其灵魂被摧毁”。莱姆金创造了“灭绝种族”一词，旨在捕捉其文化意图和影响，然而，有计划地削弱目标群体的社会实践，往往被当作现代化或文化扩散的不可避免的影响而加以驳回。这种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忽视了人类学家和原住民如何通过社会实践来构想群体的维系，从而将人贬低为没有身份的躯体。克劳迪娅·卡德提出的“社会死亡”一词，建立在社会实践如何将群体构成群体、并为个人的生活赋予结构和意义的基础之上。肉体死亡并不一定比语言丧失、创伤以及与社群断裂等“不可容忍的伤害”更糟糕，因此，剥夺群体的活力和繁衍能力并不一定需要大规模杀戮。
在描述德国对欧洲的占领时，莱姆金解释说，“灭绝种族并不一定意味着立即摧毁一个民族”，而是指“旨在摧毁民族群体生活基本基础的不同行动的协调计划”。灭绝种族的行为先于工业化出现，消灭性的种族主义也从来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德国法西斯主义将灭绝行为工业化了。在莱姆金的游说之后，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UNCG）的最初草案包含了文化维度，但联合国辩论的结论是，文化维度不能与生物学意义上的消灭、“毒气室中的大屠杀”以及工业化全面战争相提并论。灭绝种族的含义是在全面战争中的国家间谈判中达成的一种妥协。尽管如此，公约起草者将文化灭绝描述为合法的，并且它在《世界人权宣言》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关于识别群体毁灭的行为方面发挥了辅助作用，构成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Y）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R）根据更广泛的灭绝意图和旨在“全部或局部消灭”国家、民族、种族或宗教群体的实践背景下的小规模行为，裁定个人犯有灭绝种族罪。UNCG对意图的关注承认了文化维度的存在，并表明肉体消灭并非必不可少，因为与谋杀不同，“灭绝种族”并不指代加害者是否取得成功。
当代灭绝研究重新激发了莱姆金将灭绝视为文化的理论，对基于生物种族生存来量化结果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基于莱姆金的概念化，UNCG对“全部或局部”消灭群体的定义通常被认为是指杀戮的数量，但卡德表明，“局部”指的是群体基本基础的“一部分”，包括语言、宗教和育儿。
因此，2004年将维吾尔语从教学语言中移除，代表着对群体复制其文化基础能力的破坏。
灭绝进程在泰国和印尼等后殖民社会中出现，在这些社会中，内部敌人的识别和针对是精英主导的国家建设过程。在预先存在的非对称种族关系中识别这些进程的出现，并辅以关于非人化和转型的官方叙事，有助于在发生大规模暴力之前以及在不包含大规模杀戮的情况下，察觉损耗性灭绝。新疆的早期预警指标包括中共在1950年决定将新疆穆斯林纳入体制，在此之前他们必须“放弃宗教”。
批判性灭绝研究批评了将灭绝视为迅速的大规模杀戮的“社会学意义上不充分”的主导理解。更进一步说，这些将物理层面作为框架的做法，通过重新传播群体的生物学概念，为灭绝提供了便利，从而削弱了对剥夺身份和社群活力这种渐进式剥夺行为的道德紧迫感。在《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审议期间，民主国家中根除语言以及对少数群体和原住民进行经济排斥的影响，使这些做法被降格为文化灭绝。UNCG的辩论使原住民遭受的损耗性灭绝被视为仅仅是文化上的或价值中立的现代化，这具有悲剧性地重复了德国法西斯主义对群体的生物种族概念化——而这些审议本意正是为了防止这种概念化。灭绝从来都不是非理性的、可量化的伤害的单一爆发。来自柬埔寨、华沙犹太区和苏丹的实证证据表明，灭绝是文化消灭的复杂的、长期的过程，而不是“可追溯到个人罪责的”“直接谋杀事件”。通过将大规模杀戮置于核心地位，同时免除渐进式灭绝的责任，物理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得到了强化；而渐进式灭绝既非西方所独有，也非现代所独有。灭绝在许多形式中逐渐展开，并以植根于不同社会上下文的不同逻辑进行辩解，但它们造成了不可容忍的伤害，在质的体验上表现为社会死亡。随后的各节将分析关于中国民族政治的官方叙事如何促成了灭绝进程和社会死亡。
第二节：“融合”作为社会死亡
本节将当代中共的“融合”政策置于历史语境中，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叙事如何塑造了对讲突厥语穆斯林的包容与排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制定者和人类学家一直在辩论“融合”叙事。然而，“融合”作为明确的政策，是从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开始出现的，这是对2009年汉维冲突的回应，当时胡锦涛宣布“交往、交流、交融”为党的政策，以结束“同新疆分裂势力的长期斗争”并解决“民族问题”。习近平在党和国家对新疆的“光荣使命”中，保持了对“长治久安”、“融合”和“跨越式发展”的叙事强调：“治国必治边，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传承下来的开发和捍卫边疆的使命”。然而，明确的“宗教中国化”政策以及习近平旨在“熔铸各个民族”的“大熔炉”隐喻，淡化了交往与交流，转而支持“融合”，甚至颠覆了无处不在的“多元一体”概念，以宣示中国的文化统一。詹姆斯·莱博尔德认为，习近平将“文化认同”描述为“每个民族的灵魂”的叙事，将政策从“多元文化异质性”转向了“恶毒的”“文化民族主义”。然而，我们的分析将探讨“融合”如何反映了自1949年中国民族政策实施以来，为解决“民族问题”，政策从名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向明确的同化主义的逐渐转变。习近平和公共知识分子将“后美国世纪”中西方衰落的“新条件”描述为改变国际和民族关系的空前战略“机遇期”。“融合”政策的时机选择，可以通过处于“关键稳定期”的“机遇期”来解释，此时西方正转向内部，而“一带一路”倡议（BRI）则在扩张。在持续不断的“改革开放”（1978年至今）期间，斯大林1931年的口号“落后就要挨打”，被公共知识分子重新表述为十九世纪对满洲和欧洲殖民主义的反抗，用以解释二十一世纪对“现代化”和巩固中国安全的渴望。尽管如此，对“融合”的这些解释植根于中国绵延不断的“定居者文化”及其边疆“民族问题”的叙事之中。随着满洲帝国向充满“野蛮人”的“西域”扩张，东突厥斯坦于1884年被重新命名为“新疆”。维吾尔族人普遍拒绝这种殖民命名，通常更喜欢“东突厥斯坦”或“祖国”（weten）。十九世纪关于是否允许自治的帝国辩论将新疆描述为“不毛之地”。毛泽东和周恩来将该领土及其人民视为中国地缘政治“战略棋局”中的棋子，中国军队的“和平解放”引发了与武装哈萨克人的冲突（官方将其描述为“匪徒”），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承诺为“每个民族”实现“自决”，但在1949年后，他们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自决”是“反动的”，区域自治（自治）将维持对非汉族地区的领土控制。党国叙事和中国宪法展现了中国56个民族的法律上的平等。然而，《民族区域自治法》旨在确保少数民族地区“永远不能分裂”，并通过二元殖民叙事加以解释，即少数民族必须由国家进行“现代化”改造，并提高其“科学水平”。
在2012年之前，中共名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赞美多样性，但被限制在机构建设和政策制定之内，以推动渐进式同化。发展论的二元身份叙事构建了党国历史编纂学，政策文件解释了野蛮人融入中国人的意愿，因为在被“先进”的中原“解放”之前，新疆人民是“落后的”，并在自然的“边疆”生计中被奴役。通过与提供“日常生活所需一切”的汉族“屯垦者”交换“简单、不复杂的援助”、马匹和其他自然物资，野蛮人被纳入了“经济互补”之中，从而形成了“自古以来”的中华民族。这些以汉族为中心的官方叙事将历史唯物主义与文明优越感交织在一起，通过“生产方式”（游牧或畜牧业）来定义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的身份构建，而汉族永恒的“积极精神”和“超然的”“屯垦文化”则超越了物质起源。中国在新疆的官方建国叙事类似于罗斯福从“肮脏的野蛮人”手中拯救“伟大大陆”的“定居者与先驱”，以及罗卡将军为了进步和安全，由“充满生气的民族”占领“野蛮人”的“肥沃土地”。
从1949年到习近平时代，官方和学术界的共识是，“单一民族、单一国家”的思想违背了中国作为非西方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党国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描述为“民族问题”，并通过“科学地”识别民族并为所有人提供法律上的平等来解决这一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意识旨在结束中国的“民族压迫”历史，并推动“自然”同化。随着中共的民族识别项目（民族识别）将中华民族重新定义为56个民族，取代了梁启超和孙中山将其视为源自黄帝的“汉人”的概念，明确界定新疆在中国地位的地缘政治视角发生了转变。中共在其民族识别项目中强调“科学马克思主义”，但使用了族谱记录，专注于区分占人口多数的汉族与“非汉族”，这被称为中国“55+1”的“奇怪算术”。毛泽东和周恩来将民族关系视为在地缘政治上建立汉族中国与欧洲帝国之间安全边疆的“战略棋局”，他们认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少数民族民族主义”是国家目标的重大障碍。然而，“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达到“更高水平”的汉族被赋予了“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的特殊责任”。邓小平认为“挥之不去的”歧视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阴魂不散”，并认为“经济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然而，他所想象的终极目标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采用历史唯物主义是将民族中心主义的进步观念强加于中国的帝国二元对立（华-夷）之上，而不是去殖民化帝国的过去。传统上，对民族问题的官方解决是通过将中国描述为具有“凝聚力”（凝聚力）作为“向心力”的56个民族“多元一体”（多元一体）来构架的。这种配置借鉴自伦敦政经学院培养的结构功能主义者费孝通，他通过汉族的领土扩张和对野蛮人的同化（“为汉族输入新血液”）来叙述中国的形成。蒙古族人类学家翦伯赞建议，“融合”掩盖了中国的“民族压迫”历史并助长了沙文主义同化。然而，官方对以汉族为中心的“融合”的背书，让与浙江学派范文澜相关的沙文主义历史编纂学死灰复燃；该学派认为汉族身份自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以来就是正宗的、优越的和连续的，并与少数民族身份作为现代中国政治构建形成对比。今天，突厥和伊斯兰身份被官方描述为不地道的西方“殖民操纵”。新疆的学校、大学和干部培训中的“民族团结”教科书，将汉族叙述为“超然的民族”，并将少数民族语言的“消亡”（消亡）描述为“现代化”的进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党国以其批判西方殖民主义的条件来构建中华民族，将原住民文化框定为目的论上的多余，并将文化消亡框定为价值中立的“现代化”。巩固领土和改造身份的国家建设目标，使新疆的突厥人民在同一种历史目的论理解中变得多余，而这种理解曾为欧洲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灭绝行径提供过正当理由。二十一世纪的中共通过5000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和“融合”重新构想新疆，将帝国传统、欧洲殖民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交织在一起。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提供了不同的经济规划，但两者都认为少数民族身份相对于经济而言是被动超结构的，并且物质条件通过渐进式同化自然地解决了“民族问题”。翦伯赞将“民族消亡”（民族消亡）描述为暴力的西方殖民化，并将其与自然的文化融合（同化）进行对比，但“消亡”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口号（包括“只有存在民族，才有民族问题”）在胡锦涛时期重新出现。2009年后的“民族团结教育”教科书教授，“交融”标志着少数民族的“民族消亡”，是“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习近平的思想建立在长期的中国辩论和向同化逐渐转变的基础之上，例如，在2010年新疆工作座谈会之后推出了“交往、交流、交融”的官方政策。然而，习近平的民族政策被官方赞誉为通过优先考虑国家主导的“融合”、统一和安全，而非多样性和发展，来解决中国的国家“矛盾”。
在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之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2012年不同寻常地为“第二代”民族政策学者提供了一个在线平台，以辩论敏感的政策问题。他们坚持认为，政策制定者必须通过融入中华民族或国族（guozu）来解决多元与一体之间的矛盾，并建议取消少数民族类别、放弃区域自治以及实行纯普通话教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代”则认为，区域自治和民族平等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且随着发展，民族性将自然消失。“第一代”警告中国领导人“不要重蹈西方的覆辙”，将多样性视为中国传统。
将“融情”斥为“汉族沙文主义”，同时主张逐步同化。这种由国家资助的平台，重新演绎了中国共和时代改革派与革命者之间关于同化或排斥“五族”的逻辑，以此服务于反对满洲及欧洲帝国主义的斗争。
2012年辩论的潜在逻辑是，确保中国的安全需要通过促成或推动落后的非汉族群的社会性死亡，来解决所谓的“民族问题”。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的讲话随后取消了少数民族这一概念，仅提及干部选拔，却四十多次提及单一的“中华民国/民族”（注：此处指中华民族），并在二十七处与“伟大复兴”并列。“民族”现在官方指代“中华民族”，更准确地翻译为“中华种族”（Chinese race）。马戎赞扬了习近平时代“不强调我们少数民族的特殊性质或权利”，并已经“融为大家庭”以及顺应“历史方向”。习近平的“集体意识”方法推动了有机构建（一体）以取代多元，并超越了“民族话语”。习近平对身份认同的“历史性”重组，重新激发了较早的帝国传统，即认为非汉族群是“不够文明”且落后的，而非不同的。放弃“西方”的民族思维并取消少数民族的特殊地位，被包装为通过“吸引”重振“教化”蛮夷为中国人的帝国传统，这与西方的同化截然相反。“教化”一词出现在集中营系统的“转化教育”名称以及阐释“职业培训”（学习普通话和高呼赞颂习近平的口号）的宣传视频中。新疆博物馆2015年的“维吾尔文化”展览（图1）公开颂扬了这种二元关系：劣等的、正在消失的遗迹正被现代的汉族“开拓者”所吞噬。“融合”的想象中的目的论终点是一个非西方的中国，以及由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原汉族对落后的边疆蛮夷进行的汉化。自1949年以来，交织着汉族中心主义“融合”与“现代化”的灭绝过程，一直在推动着突厥语族群的逐步社会性死亡。“融合”在目的论的发展进程中，在身体上收容并在文化上重塑了维吾尔人，将他们视作“落后的”“历史残余”“殖民操纵的产物”以及通往“历史方向”的障碍。中国最初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旨在维持对边疆的领土控制，并“现代化”被满族殖民的人群。中共逐渐向同化转向，建立在长期存在的“定居者文化”和“现代化”叙事基础之上，这些叙事规划了2004年向单一语言教育的转变以及2009年之后的“融合”。马戎认为，这项政策对于中国重振自身传统并“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是必要的。官方文本解释说，由于汉族是一个“超然的群体”，普通话是一种能够传达“现代信息”的“超然语言”，这与突厥语不同。“融合”在2012年的民族政策辩论期间成型，成为一项明确的政策，旨在重组身份认同，并在全球权力和国内不安的“新时代”拯救中国。
第三节：新疆的社会性死亡
本节分析了“融合”在新疆的应用与影响，重点关注对集中营以及针对儿童的安全“集中寄宿设施”的叙事构建。在2009年以及2014至2015年的汉维暴力冲突之后，集中营和代际隔离被解释为促进“融合”的“现代化”和“去极端化”过程。党国通过其既有的叙事镜头来解读族群间暴力，将新疆人民描绘成“落后的”问题。2009年，新疆的高中教科书宣称，民族团结建立在先进的汉族与不发达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之上，这是“国家实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种族灭绝往往由受到威胁的国家引发，但这里的安全所指是政治构建的身份认同，而非物质生存，非中国身份则构成了生存威胁。通过“寻找比克瑙（Birkenau）”，国际媒体忽视了本土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所描述的更长期的社会性死亡叙事，从而使灭绝实践得以作为单纯的种族灭绝而不受挑战地持续存在。“融合”政策是在党国关于打破民族暴力循环的会议上出现的。泛化的民族团结教育文本通过重组身份叙事来解释暴力，这种叙事将维吾尔历史隐形，并将突厥身份构筑为威胁：只有“三股势力”（分裂分子、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才会反驳党国的叙事，即维吾尔人“不是突厥族群”，“也不是伊斯兰族群”2009年的大规模暴力事件
被描述为中国为了生存而对抗“三股势力”和“民族败类”的“生死存亡的零和政治斗争”。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试图打破这些循环，并通过“融合”重塑身份认同，像“石榴籽”一样把新疆各族人民紧紧抱在一起，以此解决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之间的叙事张力。自2017年以来，“融合”包括将大规模的法外拘禁营称为“教育培训中心”，将代际隔离称为“儿童救助关爱保护中心”。到2018年，学者们根据官方数据推测，自2015年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上任以及“去极端化”加剧以来，已有150万人被拘禁。中共将北美和澳大利亚的拘禁和代际隔离描述为定居者殖民主义，却将自身可比的“融合”做法描述为对维吾尔人暴力的理性回应，因为“幸福是最大的人权”。
为了纪念2009年的暴力事件，中国艺术家巴丢草利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大门捕捉了全球的种族灭绝现象，以此“提醒世界中国式种族灭绝是多么邪恶”（图2）。“新疆奥斯威辛”在新疆的集中营系统与纳粹集中营之间建立了平行关系，打破了东西方二元对立，并向“一直在寻找比克瑙”的英语世界受众传达了道德上的紧迫感。与前南斯拉夫的“种族清洗”或奥斯威辛的大规模屠杀不同，中共的“融合”渴望的是蛮夷对中国的向往以及对其自身不真实性的承认。被描述为“爱心托儿所”和“仁爱幼儿园”的安全寄宿设施中的代际隔离，抚养和教育了大约10万名从几个月大开始的维吾尔儿童。当地政府文件解释说，代际隔离有助于那些父母“被拘留在再教育营”以及需要“务工”的儿童“在党的亲切关怀下幸福成长”。
然而，维吾尔族父母却描述了这些做法如何强行“分离”了所有有孩子的家庭，使他们像“孤儿”一样“生活在监狱里”。一名汉族教师的衣物捐赠呼吁中描述了孩子们穿着“单薄、破烂、肮脏且发臭的衣服”，在结冰的冬日教室里劳作，而父母则在从事季节性劳务。这些灭绝实践“超越了肉体消灭”，利用“象征性制定的机制”来重组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以实现中国的“幸福”。
中国的集中营针对的是群体的文化基础，这无法用政治谋杀、反恐或伊斯兰恐惧症来简单概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党委书记张云解释说，政策之所以针对维吾尔人，是因为其中至少30%的人必须作为“极端分子”被“再教育”，而70%的人容易受到“极端主义”的影响，这与维吾尔人对语言和宗教的情感这种“思想病毒”有关。“新疆受害者数据库”记录了失踪人员和家庭证词，列出了大多数已知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因研究前伊斯兰时期神庙而闻名的拉海尔·达乌特（Rahile Dawut）、因表演民间音乐而闻名的萨努巴尔·吐尔逊（Sanubar Tursun）和阿卜杜热黑提·海依特（Abdurehim Heyit），以及政府艺术团喜剧演员阿迪力·米吉提（Adil Mijit）。针对文化机构和高水平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和“职业培训”，说明了他们旨在重组维吾尔性的目标。精英灭绝（Eliticide）——即系统性地针对社区人物以防止对种族灭绝进行抵抗——在流亡艺术中得到了充分记录。“苏鲁艺术行动”（Sulu Artco）是一个“旨在提高人们对正在消失的维吾尔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学者认识的艺术行动主义集体”，它利用社交媒体话题标签#MeTooUyghur（图3）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将温和知识分子的被禁声描绘成消灭维吾尔文化基础的隐喻。
除了精英灭绝之外，“人口数据收集表”还使用人工智能面部识别技术，通过整理按“民族”“宗教”“持有护照”“有海外联系”或“亲属被拘留”等指标打分的官僚程序来决定拘留。该群体作为一个整体遭到针对，人们被划分为“安全、一般和不安全”三类，这使得“一般”的维吾尔人构成了潜在威胁。对被拘留者的行政分类界定了参与“恐怖或极端主义活动”的三类人员：“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表现出接受训练意愿的”以及刑满释放但“经人民法院指定接受教育的”。这些分类的范围是无限的，它们代表了表面上的组织措施，掩盖了任意、法外甄选的本质原则，从而剥夺了新疆人民的任何“权利的权利”。
被拘留者的家属通常不会被告知失踪的原因。国际记者调查同盟（ICIJ）泄露的官方文件中，记录了解放被拘留者时给出的解释，这些解释与“新疆受害者数据库”记录的被释放人员受到的解释如出一辙，其中包括因“戴头巾”或“超生”而被判处法外刑罚。
向公开为失踪亲属寻求信息的家庭列出的理由包括：没有恰当向官员问候、不抽烟、不看国家电视台、使用、维持就业的“合同要求”、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不可信的一代”）、在哈萨克斯坦“停留时间过长”并接触到“外国思想”、以及写信探寻亲属下落。官方政府文件将该系统的直接目标总结为“去极端化”和“职业培训”，并使用习近平的口号“居安思危”和“不忘初心”。该系统将新疆原住民的无害行为构筑为“恐怖活动”和对中国“使命”的威胁，从而需要进行超法律拘留。将人们隔离并集中在营地中，创造了他们置身于法律之外、不再属于某个共同体的条件，这印证了前被拘留者对美国国会、人权组织、记者和学者的证词描述了营地的情况：空间狭窄、没有卫生设施，因哭泣或使用维吾尔语而遭受殴打和酷刑，营养不良，每天 renunciations of Islam（否定伊斯兰教）并为食物赞美习近平，以及卫兵为了惩罚而进行的多起轮奸，并强迫其他囚犯观看这些暴力行为。古丽孜拉·艾吾力汗（Gulzira Auelhan）因在哈萨克斯坦“停留”“太久”而“接触了外国思想”，她作证说，她和17至72岁的被拘留者被关在多达60人的房间里，当上厕所超过两分钟时，就会遭到电击枪的反复击打（“总是打头部”）。监控摄像头监视着被拘留者的行为和情绪反应，哭泣会受到惩罚，被罚坐在硬椅子上挺直身体14小时，理由是。阿曼江·塞伊提力（Amanzhan Seiituly）描述了因使用“错误的词语”或不会唱国歌而遭受殴打和单独监禁的情况。这些暴力的表演性仪式向维吾尔人展示了，通过针对维吾尔人身体的性暴力将羞辱扭转为，并将他们视作中国中的多余客体。维吾尔流散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将缺乏亲属健康状况信息描述为。家属们知道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引发了类似于下的原住民以及集中营幸存者创伤的经历。英国维吾尔族作家阿齐兹·伊萨（Aziz Isa）在其编导的短片《未接通的电话》中，记录了他在父亲去世后被拒绝签证且无法通过电话联系悲痛的母亲时的经历。阿齐兹写道：，然而这一切。阿齐兹将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以来的政策描述为：。维吾尔语言学家阿布力米提·巴基（Ablimit Baki）的流散叙事项目解释了家庭分离是如何被感受为的。优素福（Yusuf）是一名居住在英国的维吾尔人，他描述了三年的家庭分离：。在挪威的阿卜杜勒（Abdul）描述了精神上的，他问道：。营地幸存者和分离的亲属经历了社会性死亡并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欧洲种族灭绝中记录详尽的羞辱技术。古丽孜拉·艾吾力汗作证说，当她的身份证激活新疆公共场所的金属探测器并导致自动警察审讯时，会反复触发她对性暴力经历的回忆。
本文展示了中国的种族灭绝实践如何试图巩固一种想象中的非西方文明身份，这一过程由关于突厥异质性、落后和威胁的叙事所赋能。中国共产党的“融合”政策交织了语义上混合的西方与中国叙事、殖民与反殖民叙事，试图在二十一世纪通过消灭新疆的突厥穆斯林身份来扭转十九世纪的殖民羞辱。大众将种族灭绝理解为肉体毁灭，这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叶对身份的生物学构想，限制了实践者侦测和理解以消耗战形式出现的新型种族灭绝的能力。集中营和跨代分离通过阻止身份实践的传递，促进了新疆突厥人民的社会性死亡和。尽管中国研究有效地批判了欧洲中心主义民族主义文献对中国民族同质性的断言，但在应对新疆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时却效果不彰，部分原因是用于隔离人们的集中营与殖民种族灭绝和法西斯主义相关，超出了其传统的知识边界。中共的民族政策文件通过朝向中国现代化和“初心”的目的论进步来解释具体的决策。伟大复兴对民族差异的消灭模糊了历史唯物主义进步与文化主义浪漫主义，这类似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悖论性使命：即通过“激进清除”反对国家哲学的“劣等元素”来复兴“古代伟大的文化成就”。然而，中国的“再教育”营系统实行的是隔离而非驱逐，要求维吾尔人承认汉文化的优越性以及他们自身的“落后”。“融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群体生活、语言、宗教和跨代文化传播的基础，通过突厥穆斯林的社会性死亡解决了“民族问题”。性暴力、派遣男干部与被关押男子的妻子同床共寝以及绝育带来的创伤在个人证词中得到了充分记录。这些种族灭绝实践源于关于如何通过社会组织民族身份来增强中国国家权力的世代辩论。种族灭绝在意图和效果上永远都是文化的。中国在2012年关于通过经济发展或身份工程解决“民族问题”的民族政策辩论，在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再次循环了共和时期关于通过同化或分离来拯救中国的“五族”争论。这些叙事与卡德（Card）关于社会性死亡的概念以及费尔斯坦（Feierstein）将种族灭绝构想为重构群体身份的权力技术的理论相一致。新疆集中营中的“融合”旨在改造成年人，而跨代分离则阻止了语言和宗教的文化传播，这些都被包装为防范恐怖主义威胁以及进步和“幸福”落后威胁的安全措施。前被拘留者在离开营地系统后仍受到监控，海外家属与他们失联，这使“一切皆有可能”的创伤得以延续。营地通过暴力羞辱和“再教育”来。营地中的“再教育”和酷刑无法吸引野蛮人或改变他们的身份，而是通过创伤和切断民族内部联系来阻止其维系。中国种族灭绝式的“融合”政治将全球权力焦虑（“落后就要挨打”）向内投射到新疆的突厥人民身上。中共将西方衰落描述为，并解释说大规模集中营将击败以及突厥和伊斯兰身份。党国对中国的概念化已从名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56个民族）逐渐转变为文化民族主义（中华民族），但仍保留了将非汉族边疆视为中国的文化和政治问题的长期叙事。这个自认为受到威胁的国家的种族灭绝叙事大白于天下，现在正以内蒙古和回族穆斯林社区的中小学单一语言教学中得以实施。集中营曾被欧洲定居者用于将美洲原住民和澳大利亚原住民作为对殖民国家建设的威胁进行隔离，如今则试图向新疆人民灌输这样一个悖论：他们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且在文化上落后于汉族。党国改造了它认为是欧洲原则的主权概念，以宣称中国实施种族灭绝的权利。对的不同意见被视为干涉和。历史悲剧性的无视了来自中国和西方的现代主义目的论构想，一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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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种族灭绝的过程：新疆的社会死亡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东亚研究学院，英国谢菲尔德
摘要 灭绝种族是一系列长期演变的过程，它们从“紧急状态”中萌生，旨在改造目标群体并巩固国家。本文借鉴批判性灭绝种族研究的文献，对中国的“交融”政策进行历史语境化分析；该政策是一种紧急状态叙事，官方以此来解释新疆的法外关押营和跨代分离。尽管中国的决策者传统上将“单一民族单一国家思想”定性为西方殖民主义，但对中国政治的批判性方法表明，党国是通过落后/现代和野蛮/文明的殖民二元对立来构建族群认同的。党国克服殖民“屈辱”的“历史使命”是如何助长殖民主义的？本文分析了日常的、非人化的官方认同与危险叙事如何助长了灭绝种族行为，并将其概念化为通过损耗实现的有计划的社会死亡过程。文章认为，当代“交融”政策将文化优越论与民族中心主义的发展主义交织在一起，试图通过突厥穆斯林的社会死亡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并实现新疆的去殖民化。
中国的决策者传统上将“单一民族单一国家思想”定性为西方殖民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然而，对中国族群政治的批判性方法以及关于新疆认同的文献表明，落后/现代和野蛮/文明的殖民叙事二元对立并非西方所独有。同样，比较方法也分析了后殖民社会中针对少数群体的同类暴力。尽管如此，中国的族群政策学者仍在西方民族主义与中国文明之间划定了固定的认同边界，以此论证必须将族群理论中国化，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习近平的随后的宣言——即“文化认同”是“每个民族的灵魂”——证实了中国族群政策从名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向同化模式即“交融”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中共）克服殖民“屈辱”的“历史使命”是如何助长殖民主义的？本文展示了“交融”如何在“语义混合”中将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交织在一起，通过解决讲突厥语的穆斯林的“民族问题”来巩固中国的“伟大复兴”。灭绝种族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单一事件，它从长期的“紧急状态”中萌生，为了文明的生存而改造野蛮人。本文将“交融”这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的紧急状态叙事置于历史语境中，该叙事解释了法外关押、跨代分离、强迫劳动和强制绝育的做法。“灭绝种族实践”这一术语在分析上不同于法律概念化，它建立在灭绝种族研究的新方向之上。灭绝种族源于对权力的逐渐主张，旨在重新组织长期民族中心主义叙事中被认为多余或具有威胁性的认同，而不是迅速且非理性地陷入野蛮状态。在官方的中国叙事中，汉族主体被想象为新疆两千年军事屯垦的延续，其“定居者文化”以及作为“中国积极精神之化身”的目的论“功能”，巩固并“屯垦戍边”。费孝通是中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是对官方历史编纂具有关键影响的人物，他通过汉族军队的扩张以及“野蛮人”对中国优越文明的“向往”作为“汉族的新鲜血液”来叙述中国的历史形成。在官方叙事中，这些吸引和“教化”野蛮人的早期帝国渴望，与对殖民主义的抵抗交织在一起，这让借鉴典型灭绝种族案例的英语受众感到困惑。新疆长期的国家暴力反映了费尔施泰因（Feierstein）四种灭绝种族类型的不同要素：建构性、殖民性、后殖民性和重组性。
1949年以后的国家暴力“消灭了意识形态上不可接受的人群”，从20世纪50年代在经历“和平解放”后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而被当作“匪徒”解散的武装哈萨克人，到二十一世纪的“意识形态病毒”。土地掠夺、强迫劳动以及对新疆土著居民的法外对待，类似于早期的殖民灭绝种族，“将一个领土上的土著居民驱逐并将其据为己有”，将他们污名化为局外人和未开发的“应该为文明让路的野蛮人”。
由国家运营的准军事组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旨在“一手拿枪、一手拿犁”将“牧场变成集体农场”的意图，引发了粮食短缺和哈萨克人向苏联的大规模迁移（1959-1962年）。今天，在反对“西方式”和地方“分裂主义”的持续后殖民独立运动中，党国将当地人口作为关押营中“再教育”和“交融”以及强迫劳动的目标，习近平将其描述为相互交织、不断加剧的“长期斗争”自1949年以来，政策不断波动，违背了机械的解释，但国家暴力得以实现，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的非中国人民长期遭受非人化对待。批判性灭绝种族研究将当代灭绝种族实践置于历史语境中，在剖析特定案例背景的同时，找出将促进群体消亡的广泛条件与产生这些条件的政策联系起来的共同主题。新疆突厥穆斯林的非人化是复杂的，因为就其在《中亚》自身的帝国过去以及与欧洲的关系而言，中国是后殖民的。中国作为一个统一民族和国家的观念，是通过对内满洲统治和外部欧洲殖民主义交织在一起的政治焦虑而产生的。孙中山努力“驱除鞑虏”，将中国从腐败的满洲和西方帝国主义网络中拯救出来。毛泽东将国民党各部诋毁为“我们洋主子的账房”，威胁到中国的生存。今天，无处不在的标语中仍然存在着持久的紧急状态叙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共将“敌对外国势力”与国内的“落后”视为交织在一起的永久威胁，将突厥认同描述为十九世纪欧洲“殖民操纵”的“历史遗留物”，它们违背了“历史潮流”和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威胁着要瓜分中国。习近平的标志性口号“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抓住了族群政策的长期意图，并解释了关押营旨在消除阻碍中国使命的不真实“殖民”认同。党国将关押营和跨代分离这一典型的灭绝种族实践，描述为保护中国免受恐怖主义和殖民主义侵害的手段。
本文重点探讨认同转型的日常化、非人化官方叙事如何促成了灭绝种族的过程。第一部分将灭绝种族概念化为有计划的、纵容的通过损耗实现社会死亡的过程，这是由对重新组织认同的生存需求叙事所促成的。第二部分将关于国家权力与族群的长期官方叙事中的“交融”政策置于历史语境中，这些叙事将新疆人民构筑为文化上低劣的生存威胁。最后一部分分析了“交融”在“再教育”营和国家运营的儿童“寄宿设施”中的实施与影响，这些被土著艺术家描述为日常的、切身体验到的社会死亡。本文的核心论点是：“交融”将文化优越论和发展主义交织在一起，将突厥穆斯林认同的有计划的社会死亡构筑为运用中国传统对新疆的去殖民化和现代化。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这种解决方式，反映了以暴制暴的国家暴力循环往复的人类悲剧，它不能简化为邪恶的国家或文化。
第一部分：灭绝种族的过程
本部分将灭绝种族理论化为有计划、有纵容的通过损耗实现的社会死亡过程。对“群体生活的基本基础”的破坏，取决于协调一致的国家计划，即根据群体对政治目标的贡献对其进行分类。然而，由于不可饶恕的错误对群体造成的“大多数可预见的、不可容忍的伤害”是社会的和弥散的，它们是被允许和助长的，而不是由个人实体实施的。长期的灭绝种族实践既不是主要由谋杀构成的，也无法追溯到个人的罪责。尽管如此，非专业人士对“灭绝种族”的使用——即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ICTR）起诉案件中的“罪中之罪”——排除了有计划的、纵容的群体毁灭，转而执着于死亡营中用手进行的肉体杀戮。对苦难的流行肉体观念反映了对认同的隐含生物学概念化，降低了对剥夺基本生活条件的渐进剥夺的紧迫感。批判性灭绝种族研究表明，由于“总是在寻找比克瑙（Birkenau）”，对经典案例传统解释的偏见阻碍了对新灭绝种族实践的发现和理解。在1942年驱逐出境或“最终解决方案”之前，五分之一的德国犹太人死于华沙隔都。在新疆官方绝育文件公布之前，突厥人民关于灭绝种族的诉求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一直被忽视。关注肉体结果和法律定义反映了二十世纪以国家为中心的地理政治，忽视了对无国籍人民的威胁，并且除非国家主权受到侵犯，否则将国家暴力去政治化。相反，将灭绝种族构建为社会死亡，能够对重构社会关系和认同的非线性灭绝种族过程进行分析。
灭绝种族学者一致认为，在描述对米洛斯（公元前五世纪）和迦太基（公元前146年）的消灭时，“这个词是新的，罪行是古老的”。成吉思汗在十三世纪的灭绝种族将西夏领土并入蒙古帝国，而十八世纪满洲的扩张则将东突厥斯坦并入中国，消灭了投降的准噶尔人并将该领土重新命名为新疆（“新的边疆”）。
然而，灭绝种族既不是机械的，也没有将其所有预测指标编目阿伦特在集中营中提到的“极权统治”是指剥夺群体的社会活力，而不是可预测的、机器般的秩序
灭绝行为是由相互联系或脱节的个人与机构在社会层面实施的，他们在识别威胁人群时表现得具有机械性，但在具体执行时往往混乱不堪。斯汤顿提出的“灭绝的八个阶段”始于“我们与他们”的分类和非人化，最终导致消灭。费恩的“损耗性灭绝”分为五个阶段（识别、剥夺权利、隔离、孤立和集中）。然而，由于变量之间的不同关系，灭绝行为并非呈线性发展；库珀关于无法建立灭绝理论的著名结论，为瑟姆兰研究历史背景如何塑造灭绝执行过程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国际法中，灭绝通常被解释为旨在从肉体上消灭群体的的大规模杀戮，它保留了“群体的躯体，却允许其灵魂被摧毁”。莱姆金创造了“灭绝种族”一词，旨在捕捉其文化意图和影响，然而，有计划地削弱目标群体的社会实践，往往被当作现代化或文化扩散的不可避免的影响而加以驳回。这种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忽视了人类学家和原住民如何通过社会实践来构想群体的维系，从而将人贬低为没有身份的躯体。克劳迪娅·卡德提出的“社会死亡”一词，建立在社会实践如何将群体构成群体、并为个人的生活赋予结构和意义的基础之上。肉体死亡并不一定比语言丧失、创伤以及与社群断裂等“不可容忍的伤害”更糟糕，因此，剥夺群体的活力和繁衍能力并不一定需要大规模杀戮。
在描述德国对欧洲的占领时，莱姆金解释说，“灭绝种族并不一定意味着立即摧毁一个民族”，而是指“旨在摧毁民族群体生活基本基础的不同行动的协调计划”。灭绝种族的行为先于工业化出现，消灭性的种族主义也从来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德国法西斯主义将灭绝行为工业化了。在莱姆金的游说之后，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UNCG）的最初草案包含了文化维度，但联合国辩论的结论是，文化维度不能与生物学意义上的消灭、“毒气室中的大屠杀”以及工业化全面战争相提并论。灭绝种族的含义是在全面战争中的国家间谈判中达成的一种妥协。尽管如此，公约起草者将文化灭绝描述为合法的，并且它在《世界人权宣言》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关于识别群体毁灭的行为方面发挥了辅助作用，构成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Y）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R）根据更广泛的灭绝意图和旨在“全部或局部消灭”国家、民族、种族或宗教群体的实践背景下的小规模行为，裁定个人犯有灭绝种族罪。UNCG对意图的关注承认了文化维度的存在，并表明肉体消灭并非必不可少，因为与谋杀不同，“灭绝种族”并不指代加害者是否取得成功。
当代灭绝研究重新激发了莱姆金将灭绝视为文化的理论，对基于生物种族生存来量化结果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基于莱姆金的概念化，UNCG对“全部或局部”消灭群体的定义通常被认为是指杀戮的数量，但卡德表明，“局部”指的是群体基本基础的“一部分”，包括语言、宗教和育儿。
因此，2004年将维吾尔语从教学语言中移除，代表着对群体复制其文化基础能力的破坏。
灭绝进程在泰国和印尼等后殖民社会中出现，在这些社会中，内部敌人的识别和针对是精英主导的国家建设过程。在预先存在的非对称种族关系中识别这些进程的出现，并辅以关于非人化和转型的官方叙事，有助于在发生大规模暴力之前以及在不包含大规模杀戮的情况下，察觉损耗性灭绝。新疆的早期预警指标包括中共在1950年决定将新疆穆斯林纳入体制，在此之前他们必须“放弃宗教”。
批判性灭绝研究批评了将灭绝视为迅速的大规模杀戮的“社会学意义上不充分”的主导理解。更进一步说，这些将物理层面作为框架的做法，通过重新传播群体的生物学概念，为灭绝提供了便利，从而削弱了对剥夺身份和社群活力这种渐进式剥夺行为的道德紧迫感。在《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审议期间，民主国家中根除语言以及对少数群体和原住民进行经济排斥的影响，使这些做法被降格为文化灭绝。UNCG的辩论使原住民遭受的损耗性灭绝被视为仅仅是文化上的或价值中立的现代化，这具有悲剧性地重复了德国法西斯主义对群体的生物种族概念化——而这些审议本意正是为了防止这种概念化。灭绝从来都不是非理性的、可量化的伤害的单一爆发。来自柬埔寨、华沙犹太区和苏丹的实证证据表明，灭绝是文化消灭的复杂的、长期的过程，而不是“可追溯到个人罪责的”“直接谋杀事件”。通过将大规模杀戮置于核心地位，同时免除渐进式灭绝的责任，物理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得到了强化；而渐进式灭绝既非西方所独有，也非现代所独有。灭绝在许多形式中逐渐展开，并以植根于不同社会上下文的不同逻辑进行辩解，但它们造成了不可容忍的伤害，在质的体验上表现为社会死亡。随后的各节将分析关于中国民族政治的官方叙事如何促成了灭绝进程和社会死亡。
第二节：“融合”作为社会死亡
本节将当代中共的“融合”政策置于历史语境中，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叙事如何塑造了对讲突厥语穆斯林的包容与排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制定者和人类学家一直在辩论“融合”叙事。然而，“融合”作为明确的政策，是从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开始出现的，这是对2009年汉维冲突的回应，当时胡锦涛宣布“交往、交流、交融”为党的政策，以结束“同新疆分裂势力的长期斗争”并解决“民族问题”。习近平在党和国家对新疆的“光荣使命”中，保持了对“长治久安”、“融合”和“跨越式发展”的叙事强调：“治国必治边，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传承下来的开发和捍卫边疆的使命”。然而，明确的“宗教中国化”政策以及习近平旨在“熔铸各个民族”的“大熔炉”隐喻，淡化了交往与交流，转而支持“融合”，甚至颠覆了无处不在的“多元一体”概念，以宣示中国的文化统一。詹姆斯·莱博尔德认为，习近平将“文化认同”描述为“每个民族的灵魂”的叙事，将政策从“多元文化异质性”转向了“恶毒的”“文化民族主义”。然而，我们的分析将探讨“融合”如何反映了自1949年中国民族政策实施以来，为解决“民族问题”，政策从名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向明确的同化主义的逐渐转变。习近平和公共知识分子将“后美国世纪”中西方衰落的“新条件”描述为改变国际和民族关系的空前战略“机遇期”。“融合”政策的时机选择，可以通过处于“关键稳定期”的“机遇期”来解释，此时西方正转向内部，而“一带一路”倡议（BRI）则在扩张。在持续不断的“改革开放”（1978年至今）期间，斯大林1931年的口号“落后就要挨打”，被公共知识分子重新表述为十九世纪对满洲和欧洲殖民主义的反抗，用以解释二十一世纪对“现代化”和巩固中国安全的渴望。尽管如此，对“融合”的这些解释植根于中国绵延不断的“定居者文化”及其边疆“民族问题”的叙事之中。随着满洲帝国向充满“野蛮人”的“西域”扩张，东突厥斯坦于1884年被重新命名为“新疆”。维吾尔族人普遍拒绝这种殖民命名，通常更喜欢“东突厥斯坦”或“祖国”（weten）。十九世纪关于是否允许自治的帝国辩论将新疆描述为“不毛之地”。毛泽东和周恩来将该领土及其人民视为中国地缘政治“战略棋局”中的棋子，中国军队的“和平解放”引发了与武装哈萨克人的冲突（官方将其描述为“匪徒”），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承诺为“每个民族”实现“自决”，但在1949年后，他们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自决”是“反动的”，区域自治（自治）将维持对非汉族地区的领土控制。党国叙事和中国宪法展现了中国56个民族的法律上的平等。然而，《民族区域自治法》旨在确保少数民族地区“永远不能分裂”，并通过二元殖民叙事加以解释，即少数民族必须由国家进行“现代化”改造，并提高其“科学水平”。
在2012年之前，中共名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赞美多样性，但被限制在机构建设和政策制定之内，以推动渐进式同化。发展论的二元身份叙事构建了党国历史编纂学，政策文件解释了野蛮人融入中国人的意愿，因为在被“先进”的中原“解放”之前，新疆人民是“落后的”，并在自然的“边疆”生计中被奴役。通过与提供“日常生活所需一切”的汉族“屯垦者”交换“简单、不复杂的援助”、马匹和其他自然物资，野蛮人被纳入了“经济互补”之中，从而形成了“自古以来”的中华民族。这些以汉族为中心的官方叙事将历史唯物主义与文明优越感交织在一起，通过“生产方式”（游牧或畜牧业）来定义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的身份构建，而汉族永恒的“积极精神”和“超然的”“屯垦文化”则超越了物质起源。中国在新疆的官方建国叙事类似于罗斯福从“肮脏的野蛮人”手中拯救“伟大大陆”的“定居者与先驱”，以及罗卡将军为了进步和安全，由“充满生气的民族”占领“野蛮人”的“肥沃土地”。
从1949年到习近平时代，官方和学术界的共识是，“单一民族、单一国家”的思想违背了中国作为非西方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党国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描述为“民族问题”，并通过“科学地”识别民族并为所有人提供法律上的平等来解决这一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意识旨在结束中国的“民族压迫”历史，并推动“自然”同化。随着中共的民族识别项目（民族识别）将中华民族重新定义为56个民族，取代了梁启超和孙中山将其视为源自黄帝的“汉人”的概念，明确界定新疆在中国地位的地缘政治视角发生了转变。中共在其民族识别项目中强调“科学马克思主义”，但使用了族谱记录，专注于区分占人口多数的汉族与“非汉族”，这被称为中国“55+1”的“奇怪算术”。毛泽东和周恩来将民族关系视为在地缘政治上建立汉族中国与欧洲帝国之间安全边疆的“战略棋局”，他们认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少数民族民族主义”是国家目标的重大障碍。然而，“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达到“更高水平”的汉族被赋予了“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的特殊责任”。邓小平认为“挥之不去的”歧视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阴魂不散”，并认为“经济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然而，他所想象的终极目标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采用历史唯物主义是将民族中心主义的进步观念强加于中国的帝国二元对立（华-夷）之上，而不是去殖民化帝国的过去。传统上，对民族问题的官方解决是通过将中国描述为具有“凝聚力”（凝聚力）作为“向心力”的56个民族“多元一体”（多元一体）来构架的。这种配置借鉴自伦敦政经学院培养的结构功能主义者费孝通，他通过汉族的领土扩张和对野蛮人的同化（“为汉族输入新血液”）来叙述中国的形成。蒙古族人类学家翦伯赞建议，“融合”掩盖了中国的“民族压迫”历史并助长了沙文主义同化。然而，官方对以汉族为中心的“融合”的背书，让与浙江学派范文澜相关的沙文主义历史编纂学死灰复燃；该学派认为汉族身份自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以来就是正宗的、优越的和连续的，并与少数民族身份作为现代中国政治构建形成对比。今天，突厥和伊斯兰身份被官方描述为不地道的西方“殖民操纵”。新疆的学校、大学和干部培训中的“民族团结”教科书，将汉族叙述为“超然的民族”，并将少数民族语言的“消亡”（消亡）描述为“现代化”的进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党国以其批判西方殖民主义的条件来构建中华民族，将原住民文化框定为目的论上的多余，并将文化消亡框定为价值中立的“现代化”。巩固领土和改造身份的国家建设目标，使新疆的突厥人民在同一种历史目的论理解中变得多余，而这种理解曾为欧洲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灭绝行径提供过正当理由。二十一世纪的中共通过5000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和“融合”重新构想新疆，将帝国传统、欧洲殖民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交织在一起。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提供了不同的经济规划，但两者都认为少数民族身份相对于经济而言是被动超结构的，并且物质条件通过渐进式同化自然地解决了“民族问题”。翦伯赞将“民族消亡”（民族消亡）描述为暴力的西方殖民化，并将其与自然的文化融合（同化）进行对比，但“消亡”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口号（包括“只有存在民族，才有民族问题”）在胡锦涛时期重新出现。2009年后的“民族团结教育”教科书教授，“交融”标志着少数民族的“民族消亡”，是“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习近平的思想建立在长期的中国辩论和向同化逐渐转变的基础之上，例如，在2010年新疆工作座谈会之后推出了“交往、交流、交融”的官方政策。然而，习近平的民族政策被官方赞誉为通过优先考虑国家主导的“融合”、统一和安全，而非多样性和发展，来解决中国的国家“矛盾”。
在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之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2012年不同寻常地为“第二代”民族政策学者提供了一个在线平台，以辩论敏感的政策问题。他们坚持认为，政策制定者必须通过融入中华民族或国族（guozu）来解决多元与一体之间的矛盾，并建议取消少数民族类别、放弃区域自治以及实行纯普通话教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代”则认为，区域自治和民族平等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且随着发展，民族性将自然消失。“第一代”警告中国领导人“不要重蹈西方的覆辙”，将多样性视为中国传统。
将“融情”斥为“汉族沙文主义”，同时主张逐步同化。这种由国家资助的平台，重新演绎了中国共和时代改革派与革命者之间关于同化或排斥“五族”的逻辑，以此服务于反对满洲及欧洲帝国主义的斗争。
2012年辩论的潜在逻辑是，确保中国的安全需要通过促成或推动落后的非汉族群的社会性死亡，来解决所谓的“民族问题”。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的讲话随后取消了少数民族这一概念，仅提及干部选拔，却四十多次提及单一的“中华民国/民族”（注：此处指中华民族），并在二十七处与“伟大复兴”并列。“民族”现在官方指代“中华民族”，更准确地翻译为“中华种族”（Chinese race）。马戎赞扬了习近平时代“不强调我们少数民族的特殊性质或权利”，并已经“融为大家庭”以及顺应“历史方向”。习近平的“集体意识”方法推动了有机构建（一体）以取代多元，并超越了“民族话语”。习近平对身份认同的“历史性”重组，重新激发了较早的帝国传统，即认为非汉族群是“不够文明”且落后的，而非不同的。放弃“西方”的民族思维并取消少数民族的特殊地位，被包装为通过“吸引”重振“教化”蛮夷为中国人的帝国传统，这与西方的同化截然相反。“教化”一词出现在集中营系统的“转化教育”名称以及阐释“职业培训”（学习普通话和高呼赞颂习近平的口号）的宣传视频中。新疆博物馆2015年的“维吾尔文化”展览（图1）公开颂扬了这种二元关系：劣等的、正在消失的遗迹正被现代的汉族“开拓者”所吞噬。“融合”的想象中的目的论终点是一个非西方的中国，以及由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原汉族对落后的边疆蛮夷进行的汉化。自1949年以来，交织着汉族中心主义“融合”与“现代化”的灭绝过程，一直在推动着突厥语族群的逐步社会性死亡。“融合”在目的论的发展进程中，在身体上收容并在文化上重塑了维吾尔人，将他们视作“落后的”“历史残余”“殖民操纵的产物”以及通往“历史方向”的障碍。中国最初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旨在维持对边疆的领土控制，并“现代化”被满族殖民的人群。中共逐渐向同化转向，建立在长期存在的“定居者文化”和“现代化”叙事基础之上，这些叙事规划了2004年向单一语言教育的转变以及2009年之后的“融合”。马戎认为，这项政策对于中国重振自身传统并“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是必要的。官方文本解释说，由于汉族是一个“超然的群体”，普通话是一种能够传达“现代信息”的“超然语言”，这与突厥语不同。“融合”在2012年的民族政策辩论期间成型，成为一项明确的政策，旨在重组身份认同，并在全球权力和国内不安的“新时代”拯救中国。
第三节：新疆的社会性死亡
本节分析了“融合”在新疆的应用与影响，重点关注对集中营以及针对儿童的安全“集中寄宿设施”的叙事构建。在2009年以及2014至2015年的汉维暴力冲突之后，集中营和代际隔离被解释为促进“融合”的“现代化”和“去极端化”过程。党国通过其既有的叙事镜头来解读族群间暴力，将新疆人民描绘成“落后的”问题。2009年，新疆的高中教科书宣称，民族团结建立在先进的汉族与不发达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之上，这是“国家实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种族灭绝往往由受到威胁的国家引发，但这里的安全所指是政治构建的身份认同，而非物质生存，非中国身份则构成了生存威胁。通过“寻找比克瑙（Birkenau）”，国际媒体忽视了本土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所描述的更长期的社会性死亡叙事，从而使灭绝实践得以作为单纯的种族灭绝而不受挑战地持续存在。“融合”政策是在党国关于打破民族暴力循环的会议上出现的。泛化的民族团结教育文本通过重组身份叙事来解释暴力，这种叙事将维吾尔历史隐形，并将突厥身份构筑为威胁：只有“三股势力”（分裂分子、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才会反驳党国的叙事，即维吾尔人“不是突厥族群”，“也不是伊斯兰族群”2009年的大规模暴力事件
被描述为中国为了生存而对抗“三股势力”和“民族败类”的“生死存亡的零和政治斗争”。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试图打破这些循环，并通过“融合”重塑身份认同，像“石榴籽”一样把新疆各族人民紧紧抱在一起，以此解决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之间的叙事张力。自2017年以来，“融合”包括将大规模的法外拘禁营称为“教育培训中心”，将代际隔离称为“儿童救助关爱保护中心”。到2018年，学者们根据官方数据推测，自2015年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上任以及“去极端化”加剧以来，已有150万人被拘禁。中共将北美和澳大利亚的拘禁和代际隔离描述为定居者殖民主义，却将自身可比的“融合”做法描述为对维吾尔人暴力的理性回应，因为“幸福是最大的人权”。
为了纪念2009年的暴力事件，中国艺术家巴丢草利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大门捕捉了全球的种族灭绝现象，以此“提醒世界中国式种族灭绝是多么邪恶”（图2）。“新疆奥斯威辛”在新疆的集中营系统与纳粹集中营之间建立了平行关系，打破了东西方二元对立，并向“一直在寻找比克瑙”的英语世界受众传达了道德上的紧迫感。与前南斯拉夫的“种族清洗”或奥斯威辛的大规模屠杀不同，中共的“融合”渴望的是蛮夷对中国的向往以及对其自身不真实性的承认。被描述为“爱心托儿所”和“仁爱幼儿园”的安全寄宿设施中的代际隔离，抚养和教育了大约10万名从几个月大开始的维吾尔儿童。当地政府文件解释说，代际隔离有助于那些父母“被拘留在再教育营”以及需要“务工”的儿童“在党的亲切关怀下幸福成长”。
然而，维吾尔族父母却描述了这些做法如何强行“分离”了所有有孩子的家庭，使他们像“孤儿”一样“生活在监狱里”。一名汉族教师的衣物捐赠呼吁中描述了孩子们穿着“单薄、破烂、肮脏且发臭的衣服”，在结冰的冬日教室里劳作，而父母则在从事季节性劳务。这些灭绝实践“超越了肉体消灭”，利用“象征性制定的机制”来重组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以实现中国的“幸福”。
中国的集中营针对的是群体的文化基础，这无法用政治谋杀、反恐或伊斯兰恐惧症来简单概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党委书记张云解释说，政策之所以针对维吾尔人，是因为其中至少30%的人必须作为“极端分子”被“再教育”，而70%的人容易受到“极端主义”的影响，这与维吾尔人对语言和宗教的情感这种“思想病毒”有关。“新疆受害者数据库”记录了失踪人员和家庭证词，列出了大多数已知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因研究前伊斯兰时期神庙而闻名的拉海尔·达乌特（Rahile Dawut）、因表演民间音乐而闻名的萨努巴尔·吐尔逊（Sanubar Tursun）和阿卜杜热黑提·海依特（Abdurehim Heyit），以及政府艺术团喜剧演员阿迪力·米吉提（Adil Mijit）。针对文化机构和高水平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和“职业培训”，说明了他们旨在重组维吾尔性的目标。精英灭绝（Eliticide）——即系统性地针对社区人物以防止对种族灭绝进行抵抗——在流亡艺术中得到了充分记录。“苏鲁艺术行动”（Sulu Artco）是一个“旨在提高人们对正在消失的维吾尔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学者认识的艺术行动主义集体”，它利用社交媒体话题标签#MeTooUyghur（图3）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将温和知识分子的被禁声描绘成消灭维吾尔文化基础的隐喻。
除了精英灭绝之外，“人口数据收集表”还使用人工智能面部识别技术，通过整理按“民族”“宗教”“持有护照”“有海外联系”或“亲属被拘留”等指标打分的官僚程序来决定拘留。该群体作为一个整体遭到针对，人们被划分为“安全、一般和不安全”三类，这使得“一般”的维吾尔人构成了潜在威胁。对被拘留者的行政分类界定了参与“恐怖或极端主义活动”的三类人员：“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表现出接受训练意愿的”以及刑满释放但“经人民法院指定接受教育的”。这些分类的范围是无限的，它们代表了表面上的组织措施，掩盖了任意、法外甄选的本质原则，从而剥夺了新疆人民的任何“权利的权利”。
被拘留者的家属通常不会被告知失踪的原因。国际记者调查同盟（ICIJ）泄露的官方文件中，记录了解放被拘留者时给出的解释，这些解释与“新疆受害者数据库”记录的被释放人员受到的解释如出一辙，其中包括因“戴头巾”或“超生”而被判处法外刑罚。
向公开为失踪亲属寻求信息的家庭列出的理由包括：没有恰当向官员问候、不抽烟、不看国家电视台、使用、维持就业的“合同要求”、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不可信的一代”）、在哈萨克斯坦“停留时间过长”并接触到“外国思想”、以及写信探寻亲属下落。官方政府文件将该系统的直接目标总结为“去极端化”和“职业培训”，并使用习近平的口号“居安思危”和“不忘初心”。该系统将新疆原住民的无害行为构筑为“恐怖活动”和对中国“使命”的威胁，从而需要进行超法律拘留。将人们隔离并集中在营地中，创造了他们置身于法律之外、不再属于某个共同体的条件，这印证了前被拘留者对美国国会、人权组织、记者和学者的证词描述了营地的情况：空间狭窄、没有卫生设施，因哭泣或使用维吾尔语而遭受殴打和酷刑，营养不良，每天 renunciations of Islam（否定伊斯兰教）并为食物赞美习近平，以及卫兵为了惩罚而进行的多起轮奸，并强迫其他囚犯观看这些暴力行为。古丽孜拉·艾吾力汗（Gulzira Auelhan）因在哈萨克斯坦“停留”“太久”而“接触了外国思想”，她作证说，她和17至72岁的被拘留者被关在多达60人的房间里，当上厕所超过两分钟时，就会遭到电击枪的反复击打（“总是打头部”）。监控摄像头监视着被拘留者的行为和情绪反应，哭泣会受到惩罚，被罚坐在硬椅子上挺直身体14小时，理由是。阿曼江·塞伊提力（Amanzhan Seiituly）描述了因使用“错误的词语”或不会唱国歌而遭受殴打和单独监禁的情况。这些暴力的表演性仪式向维吾尔人展示了，通过针对维吾尔人身体的性暴力将羞辱扭转为，并将他们视作中国中的多余客体。维吾尔流散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将缺乏亲属健康状况信息描述为。家属们知道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引发了类似于下的原住民以及集中营幸存者创伤的经历。英国维吾尔族作家阿齐兹·伊萨（Aziz Isa）在其编导的短片《未接通的电话》中，记录了他在父亲去世后被拒绝签证且无法通过电话联系悲痛的母亲时的经历。阿齐兹写道：，然而这一切。阿齐兹将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以来的政策描述为：。维吾尔语言学家阿布力米提·巴基（Ablimit Baki）的流散叙事项目解释了家庭分离是如何被感受为的。优素福（Yusuf）是一名居住在英国的维吾尔人，他描述了三年的家庭分离：。在挪威的阿卜杜勒（Abdul）描述了精神上的，他问道：。营地幸存者和分离的亲属经历了社会性死亡并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欧洲种族灭绝中记录详尽的羞辱技术。古丽孜拉·艾吾力汗作证说，当她的身份证激活新疆公共场所的金属探测器并导致自动警察审讯时，会反复触发她对性暴力经历的回忆。
本文展示了中国的种族灭绝实践如何试图巩固一种想象中的非西方文明身份，这一过程由关于突厥异质性、落后和威胁的叙事所赋能。中国共产党的“融合”政策交织了语义上混合的西方与中国叙事、殖民与反殖民叙事，试图在二十一世纪通过消灭新疆的突厥穆斯林身份来扭转十九世纪的殖民羞辱。大众将种族灭绝理解为肉体毁灭，这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叶对身份的生物学构想，限制了实践者侦测和理解以消耗战形式出现的新型种族灭绝的能力。集中营和跨代分离通过阻止身份实践的传递，促进了新疆突厥人民的社会性死亡和。尽管中国研究有效地批判了欧洲中心主义民族主义文献对中国民族同质性的断言，但在应对新疆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时却效果不彰，部分原因是用于隔离人们的集中营与殖民种族灭绝和法西斯主义相关，超出了其传统的知识边界。中共的民族政策文件通过朝向中国现代化和“初心”的目的论进步来解释具体的决策。伟大复兴对民族差异的消灭模糊了历史唯物主义进步与文化主义浪漫主义，这类似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悖论性使命：即通过“激进清除”反对国家哲学的“劣等元素”来复兴“古代伟大的文化成就”。然而，中国的“再教育”营系统实行的是隔离而非驱逐，要求维吾尔人承认汉文化的优越性以及他们自身的“落后”。“融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群体生活、语言、宗教和跨代文化传播的基础，通过突厥穆斯林的社会性死亡解决了“民族问题”。性暴力、派遣男干部与被关押男子的妻子同床共寝以及绝育带来的创伤在个人证词中得到了充分记录。这些种族灭绝实践源于关于如何通过社会组织民族身份来增强中国国家权力的世代辩论。种族灭绝在意图和效果上永远都是文化的。中国在2012年关于通过经济发展或身份工程解决“民族问题”的民族政策辩论，在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再次循环了共和时期关于通过同化或分离来拯救中国的“五族”争论。这些叙事与卡德（Card）关于社会性死亡的概念以及费尔斯坦（Feierstein）将种族灭绝构想为重构群体身份的权力技术的理论相一致。新疆集中营中的“融合”旨在改造成年人，而跨代分离则阻止了语言和宗教的文化传播，这些都被包装为防范恐怖主义威胁以及进步和“幸福”落后威胁的安全措施。前被拘留者在离开营地系统后仍受到监控，海外家属与他们失联，这使“一切皆有可能”的创伤得以延续。营地通过暴力羞辱和“再教育”来。营地中的“再教育”和酷刑无法吸引野蛮人或改变他们的身份，而是通过创伤和切断民族内部联系来阻止其维系。中国种族灭绝式的“融合”政治将全球权力焦虑（“落后就要挨打”）向内投射到新疆的突厥人民身上。中共将西方衰落描述为，并解释说大规模集中营将击败以及突厥和伊斯兰身份。党国对中国的概念化已从名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56个民族）逐渐转变为文化民族主义（中华民族），但仍保留了将非汉族边疆视为中国的文化和政治问题的长期叙事。这个自认为受到威胁的国家的种族灭绝叙事大白于天下，现在正以内蒙古和回族穆斯林社区的中小学单一语言教学中得以实施。集中营曾被欧洲定居者用于将美洲原住民和澳大利亚原住民作为对殖民国家建设的威胁进行隔离，如今则试图向新疆人民灌输这样一个悖论：他们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且在文化上落后于汉族。党国改造了它认为是欧洲原则的主权概念，以宣称中国实施种族灭绝的权利。对的不同意见被视为干涉和。历史悲剧性的无视了来自中国和西方的现代主义目的论构想，一再上演。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维吾尔穆斯林人道主义问题中的角色
人权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1 次浏览 • 2026-08-05 21:15
摘要
新疆地区针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压迫与暴行问题似乎永无止境。各类非政府组织纷纷挺身而出，为这些受影响的群体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活动。参与此项议题的非政府组织所激发的运动、贡献和承诺，对中国政府构成了挑战。鉴于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各个非政府组织群体为帮助相关维吾尔族穆斯林所实施的角色和援助形式，并确定其方法上的差异。本研究基于定性方法，对来自马来西亚、土耳其、美国以及两名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五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相关文件和信息进行了深入分析。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经济、教育、社会和健康等方面采取的各种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和贡献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从马来西亚、土耳其以及全球其他穆斯林社群对维吾尔族穆斯林所面临的人道主义问题的意识逐渐增强这一形式中，可以观察到他们努力的成功。
* 作者持有马来西亚登嘉楼大学哲学与文明硕士学位，目前正在另一所机构攻读伊斯兰研究博士学位。本文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 ** 马来西亚登嘉楼大学基础与自由教育中心国家与文明系高级讲师。负责监督本文的发展。
在当今国际网络化的世界中，非政府组织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行动者。他们参与同社区发展和援助工作相关的项目。关于非政府组织及其国际活动，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学术研究；然而，仍然有必要将非政府组织作为全球舞台上的行动者，对其运作的条件进行审查。现有的大量文献认为，非政府组织根据功能主义理论行事，其中非政府组织今天所扮演的角色迫使国家或国家更加关注人权问题。间接地，这一情景挑战了国家作为人权主要保护者甚至仲裁者的现状。可以说，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是一种代表当地社区声音的回应，旨在维护教育、健康和人道等各个方面的人权。近年来，中国的歧视问题已达到顶峰，而这种压迫的受害者是维吾尔人——更具体地说，是维吾尔族穆斯林。一年又一年，这种动荡愈演愈烈，且看不到解决的迹象。最近，中国政府加强了对维吾尔族穆斯林人口的压迫控制，实施了日益严厉的措施来监测、限制和控制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他们的宗教和文化活动。这种局势使得维吾尔冲突惊人地让人想起在维吾尔危机升级之前展开的缅甸罗兴亚冲突。本文探讨了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即非政府组织所做的努力如何有助于改善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生活福祉，以及各个非政府组织方法的差异。
研究背景
在当代全球化的语境下，维吾尔族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陷入了一种严峻而反乌托邦的现实。与中亚邻国的穆斯林群体相似，维吾尔族穆斯林人口主要认同自己为逊尼派穆斯林。 从历史上看，维吾尔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姆大陆的第三时期。 在文化上，维吾尔族穆斯林，尤其是居住在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精通突厥语。 作为中国56个官方承认的民族之一，据估计，80%的维吾尔族人口居住在新疆西部地区，这片领土是其文化和历史认同的核心。 该地区正式名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新疆”意为“新的边界”或“新的领土”，这一称谓最早见于清朝光绪十年（1884年）；在汉语中，它指的是原本并非该地区本土的居民。 其位于中国西北边界的战略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相比于其他人口稠密地区面积最大的行政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地理特征主要表现为广袤的绿洲景观，这些绿洲不仅存在于城市层面，也遍布各个村庄。该地区是多种民族的家园，其中维吾尔族是该地区最早且最重要的本土群体。维吾尔族穆斯林不仅生活在中国的新疆地区，也生活在东亚和中亚的其他地区， 拥有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的悠久历史和文化遗产。
他们几代人以来一直认同自己是穆斯林，并在岁月的流逝中成功地保留了他们的宗教认同和生活方式。 正因为如此，维吾尔族人坚称新疆是他们民族的祖祖辈辈的家园。 1989年文化大革命之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历了相对平静和稳定的时期。在此期间，维吾尔族群对中国政府发起的各项发展感到满意，其中包括维吾尔族人参与区域经济管理。这种参与使新疆人民能够行使其文化、语言和宗教自由。 然而，随着中国共产党推出违背先前所保证的宗教自由的新政府政策，该地区的局势开始恶化。因此，由此产生的冲突及其持久的影响——以新疆地区针对维吾尔族的系统性压迫和骇人听闻的侵犯人权行为为标志——引发了各方的强烈反应和谴责。反应最强烈的各方之中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其运作不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而是专注于在多个领域协助有需要的个人和群体，包括但不限于减轻贫困、教育倡议、政治意识、环境活动以及人道主义努力。特别是在国际政治框架内倡导人权方面，非政府组织在塑造政策方面发挥的作用赢得了世界各国政府越来越高的认可，它们采用公众游说、政策游说、请愿与抗议、媒体参与、基层动员、讲习班与培训、调查研究等多种策略来支持受压迫的群体。因此，非政府组织被视为向更高当局传达基层民众心声和诉求的载体，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别是鉴于它们已被联合国（UN）公认为必不可少的平台。 因此，本地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应对中国新疆等发展中地区居民所面临的挑战，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现实中媒体平台往往无法——有时甚至是故意不愿意——提高人们对维吾尔族人民所面临挑战的认识，大量可用的信息往往受到歪曲和操纵。 尽管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援助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其援助在覆盖范围、数量、规模和影响力方面受到限制，遭受苦难的受压迫维吾尔人所承受的艰难困苦依然存在。然而与此同时，这些情况也为非政府组织增强其向维吾尔族人口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组织能力提供了机遇。
文献综述
必须承认人权以及保护所有人人权的重要性，无论其背景、民族或宗教如何。 人权是每个人固有的权利，应当受到保护免受侵犯，从而使每个人都能够在没有干扰或歧视的情况下充分享受生活。 因此，中国新疆地区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处境是一个严重的人权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立即关注和行动。 中国政府将许多维吾尔人关押在所谓的“再教育营”中，这招致了全球的谴责。 不幸的是，尽管有大量证据和科学研究记录了维吾尔族人所面临的暴力，但政治复杂性往往阻碍了有效措施的实施。有关侵犯人权行为的报告——包括大规模任意拘留、强迫劳动、宗教和文化限制以及广泛的监视——令人深感震惊，并凸显了国际社会进行干预的迫切需要。 此类行为公然违反了人权原则；因此，必须追究肇事者的责任。联合国于1948年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是全球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基石。 它概述了每个人都应在没有歧视的情况下享有的基本权利，包括少数群体的权利。在此背景下，国际非政府组织和社群在倡导保护维吾尔族穆斯林权利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与政府进行建设性对话对于有效解决这些违规行为并制定解决方案至关重要。各国必须维护人权原则，以确保所有公民（包括少数群体）受到有尊严和受人尊敬的对待。 国际社会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外交努力、必要时的制裁实施以及提高全球意识，可以向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采取有意义的步骤来解决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些措施对于确保维吾尔族穆斯林及其权利的保护至关重要。保护人权不仅是道义上的责任，也是建立公正和平的全球社会的基石。这一势在必行的任务要求开展更多的研究和行动，以应对持续的危机。这也突显了阐明维吾尔社群对中国发展所作积极贡献以及倡导维吾尔难民权利的必要性。不幸的是，该问题的敏感性导致学术研究有限，给全面理解和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重大挑战。
本研究采用定性方法来探讨非政府组织的角色以及维吾尔族穆斯林所面临的经历与挑战。研究人员选择定性方法是为了对该主题进行彻底且细致的调查。正如克雷斯韦尔（Creswell）所概述的那样，定性数据可以来源于四种主要方法：观察、访谈、文件分析和视听分析。为了本研究的目的，研究人员采用了两种主要方法：访谈和文件分析。访谈过程结合了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形式，以及与几个焦点小组进行的集体访谈。这些深入访谈促进了研究人员与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对话，旨在捕捉受访者亲身经历和看法的详细见解。
在本研究的背景下，访谈对象为直接参与这一问题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因此他们的经历为维吾尔族人所面临的挑战、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以及中国政府对人道主义努力的应对提供了宝贵且多元的视角。访谈分别以马来语和英语进行，这种双语方法使研究人员能够与更广泛的参与者进行交流，并对相关问题获得更细致入微的理解。为了促进访谈过程的顺利进行，研究人员根据受访者的舒适度和偏好，利用了各种通讯平台——如、和。现代通讯工具（包括和电子邮件）的整合，可能加速了研究的进展，使得研究人员与身处异地的参与者之间能够进行更高效的互动。数据分析始于对所有成功收集的数据源的全面评估，这些数据经过了仔细的聆听、阅读和转录。随后，对数据进行系统化的组织和分类，以协助识别反复出现的主题和模式。对于需要保护的敏感数据，仔细的识别对于突显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关键问题至关重要。数据呈现和随后的结论在结构上进行了规划，以确保研究完成后具有清晰度。分析遵循一个三阶段的过程：描述性陈述、范畴构建和理论构建。在整个数据收集阶段持续进行分析，从而实现不断的修正和深化理解。毫无疑问，数据分析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研究人员具备创造力、勤奋、对数据的深刻理解以及高度的智力敏锐度。因此，在收集数据的同时，持续开展了数据分析工作。分析的三个阶段——描述性陈述、范畴构建和理论构建——均在一个归纳分析框架内进行。总之，数据分析过程至关重要，它确保了所有必要的数据能够根据研究目标，通过演绎或归纳的视角进行分析。对数据的归纳分析包括对研究背景的全面审视，最终形成解释，并在本文的最后一节构成结论。研究人员的归纳方法从广泛的观察开始，具体的发现在研究的最后阶段显现。为了提高定性研究的信度，本研究采用了三角验证法。在这方面，研究人员比较了多个数据源，包括观察数据、访谈数据以及文献综述中的信息。
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对非政府组织在支持维吾尔族社群方面所起的作用提供了全面的见解，其中特别强调了源自网络分析的数据。本研究涉及十名代表不同群体的参与者，包括五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是国际蓝色新月救援与发展基金会（IBC）、拯救维吾尔（Save Uyghur）、马来西亚声援维吾尔（M4U）、马来西亚穆斯林志愿者组织（MVM）以及全球和平使命（GPM））、两名维吾尔族个人以及三名活跃志愿者。研究参与者的选择标准包括：（1）他们分享信息的意愿，以及（2）他们对相关主题的专业知识和了解。这些参与者直接参与了相关进程，并拥有解决与维吾尔族相关冲突的第一手经验。在本研究涉及的五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中，三个总部设在马来西亚，一个在土耳其，另一个在美国。数据是通过对这些组织的关键代表进行访谈收集的——包括IBC的主席、拯救维吾尔和M4U的代表、MVM的副主席，以及GPM的人力资源管理主管。这些访谈预计将为非政府组织为援助维吾尔族社群所采取的支持和活动提供宝贵的见解。表1中列出了所有相关受访者的完整名单。
图1 受访者名单。
组织 / 个人标签 代表人数 / 个人人数 职位
国际蓝色新月救援与发展基金会 (IBC) 1 合作伙伴经理
正义之声（拯救维吾尔） 1 主席
马来西亚声援维吾尔 (M4U) 1 主席
马来西亚全球和平使命 (GPM) 1 人力资源管理主管
马来西亚穆斯林志愿者组织 (MVM) 1 副主席
受访者1 维吾尔族 1 -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维吾尔族穆斯林人道主义问题中的角色
受访者2 维吾尔族 1 -
受访者3 - 1 M4U志愿者
受访者 4 - 1 名 MVM 志愿者
受访者 5 - 1 名 GPM 志愿者
总计：10 人
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援助形式
人道主义援助唯有通过国家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作方能有效提供。非政府组织作为关键利益相关者，在落实支持受压迫的维吾尔族人民的倡议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充当中间人，促进向有关各方分发信息和人道主义援助。任何政策或倡议的成功实施，都有赖于包括更广泛社区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与参与。非政府组织独立运作以解决各种人道主义问题，并已获得政府机构的大量支持。对受访者的访谈结果表明，一系列成功实施的活动和援助，对志愿服务整体格局以及维吾尔族人的福祉产生了积极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来西亚穆斯林志愿组织，被广泛公认为马来西亚穆斯林志愿者组织（MVM），它是国内外提供志愿劳动力和人道主义救济方面最值得信赖的非政府组织之一。他们的显著倡议之一是“教育援助与生计使命：拯救维吾尔 1.0”（Educational Assistance and Livelihood Mission: Save Uyghur 1.0），该倡议对所有相关利益相关者（包括捐助者、志愿者和受助者）都产生了重大积极影响。具体对受益人而言，该计划促进了其各个方面福祉的改善，例如个人发展、经济稳定、健康、教育以及其他无形或无法衡量的维度。这一倡议是与速迅行动（ACT）合作开展的，旨在为居住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开塞利地区的维吾尔难民家庭提供教育和生计援助。分发的援助包括为 100 个维吾尔穆斯林家庭提供的食品包。此外，赞助工作的重点是教育支持，包括资助 280 名维吾尔穆斯林家庭的学生和孤儿接受塔希兹（taḥfīẓ）教育，以及对 60 名支持教师提供教育赞助。MVM 在弘扬人道主义价值观和提高人们对维吾尔穆斯林所受压迫的认识方面所做出的开拓性努力，已成为后续旨在提高维吾尔族群福利的援助倡议的催化剂。另一项显著倡议是“冬季援助使命运动：拯救维吾尔 3.0”（Winter Aid Mission Campaign: Save Uyghur 3.0），其重点是向维吾尔穆斯林家庭提供基本支持，帮助他们度过严冬。此项援助包括食品包和基本物资，如厨房用品包、含有毛衣、袜子和鞋子的冬季用品包，以及用于取暖的燃料或柴油。此外，还设立了通用赞助，以满足更广泛的需求。MVM 对维吾尔族群的工作主要旨在提供教育和生计支持，特别是在提供食品和衣物方面——这些权利在《世界人权宣言》和《儿童权利公约》中被奉为不可剥夺的权利。国际蓝新月会救援与发展基金会（IBC）与 Penny Appeal 以及伊萨·优素福·阿尔普特金基金会合作，向居住在伊斯坦布尔宰廷布尔努、库丘克切克梅杰和巴伊拉姆帕沙地区的维吾尔人提供了全面支持。这一援助涵盖了健康服务项目、心理社会支持以及为其权利进行法律辩护等维度。所有服务均免费提供给在获取医疗保健、社会权利以及满足基本需求方面面临挑战的维吾尔人。这些倡议由一群心怀利他主义的企业家创立，他们致力于改善弱势和痛苦个人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属于全球最弱势群体的人。每年一月，IBC 都会通过在土耳其为维吾尔人启动一项紧急救济项目来扩大其业务，向两年前逃离中国并定居在伊斯坦布尔、开塞利、埃斯基谢希尔和安卡拉郊区的难民提供衣物和冬季食品供应。在斋月期间，IBC 向宰廷布尔努、塞法柯伊和塞利姆帕萨的 1,000 个维吾尔家庭分发了食品包裹，优先照顾因缺乏工作许可而难以获得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家庭。这些包裹包括面粉、大米、豆类、通心粉、小扁豆、油、盐、茶和糖。此外，IBC 还开展了教育和宣传活动，以提高公众意识并激发对维吾尔人事业的支持。另一个非政府组织“正义之光”（拯救维吾尔）也通过其“拯救维吾尔运动”积极参与支持维吾尔人。作为其努力的一部分，他们邀请公众签署一份请愿书，要求立即停止在中国共产党摧毁的一座清真寺遗址上建造的希尔顿酒店项目——这一开发项目被普遍视为对穆斯林信仰和更广泛社区的公然侮辱。正义之光还发起了一项运动，采用诸如“#拯救维吾尔”（#SaveUyghur）和“#抵制中国制造”（#BoycottMadeinChina）等话题标签，劝阻个人通过购买在中国制造的服装来间接支持对维吾尔族人民的灭绝种族行径。报告显示，在“再教育”中心遭到不公正拘留的维吾尔人被迫进行强迫劳动，在类似于奴役的条件下生产了中国制造 80% 的服装。组织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抗议活动，要求好市多（Costco）前首席执行官W·克雷格·杰利尼克（W. Craig Jelinek）就据称利用集中营里的维吾尔被扣押人员生产其公司销售的婴儿服装一事发表正式道歉。此外，在斋月期间发起了一项声援运动，鼓励人们禁食，而不是购买中国的产品，鉴于中国政府对实行斋戒的穆斯林实施了限制和惩罚性措施。除了这些努力之外，“正义之光”还发起了一项请愿书，并呼吁抵制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作为其捍卫维吾尔人权利的倡导工作的一部分，并借此提请全球对持续存在的人权侵犯行为的关注。“马来西亚4维吾尔”（M4U）运动是一个由 24 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联盟，涵盖穆斯林和基督教组织，通过各种倡议（包括宣传运动、请愿书和声援行动）倡导维吾尔族人民的人权与尊严。M4U 成立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吉隆坡大使馆提交了一份抗议备忘录和行动呼吁，要求立即停止对维吾尔族群的迫害，并承认他们的宗教自由和生存的基本权利。该备忘录敦促中国释放所有被关押在所谓“去极端化和转化教育营”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类似设施中的个人，除非存在确凿且可采纳的证据证明他们参与了国际公认的犯罪行为。除了这些努力之外，M4U 还积极组织网络研讨会，以提高人们对维吾尔人困境的认识，探讨诸如“马来西亚：不同信仰的非政府组织谴责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以及“新闻稿：为了对王国的爱与捍卫”等主题。这些倡议旨在增进不同信仰和社区之间的理解与声援，同时倡导正义与问责。另一项旨在教育马来西亚穆斯林了解维吾尔问题的倡议包括向车辆分发贴纸，特别是安邦地区运营的电子网约车，作为更广泛宣传运动的一部分。采用创新的方法，传统的维吾尔美食馕饼被纳入该运动中，以吸引人们对维吾尔文化和抗争的关注。开发了一个名为“馕时间”（NaanTime）的专用网页，以进一步推进这项工作，提供有关以各种有趣和独特风格制作馕饼的详细说明，同时也突出了维吾尔族人民的烹饪传统。此外，在斋月期间，“马来西亚4维吾尔”向吉隆坡地区的交通警察分发了馕饼，将文化赞赏与善举结合起来，以培育对维吾尔人事业的意识和声援。然后是 GPM。他们提供的各种援助形式之一是通过维吾尔族关怀基金支持土耳其的维吾尔难民，据估计共有超过 5,000 名个人收到了包含开斋饭、宰牲节肉类以及毛衣、毯子、鞋子、袜子、手套和帽子等冬季必需品的援助包裹。还提供了其他形式的支持，包括食品援助和日常生活必需品，以帮助维吾尔族群在异国他乡作为难民的生活维持某种程度的正常状态。通过诸如“2022 年贫困人口冬季援助”、“2021 年贫困人口开斋饭”以及“2022 年宰牲肉分发”等运动，GPM 推广了各种项目并向社区传播信息，同时汇聚资金以协助受压迫的维吾尔人。该组织致力于持续提升其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人道主义援助的效力。总之，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各种援助形式，根据其各自的使命、愿景和可用资源，在方向和目的上有所不同。此类援助是社区满足其基本需求、改善生活质量以及倡导自身权利从而抵制压迫的重要手段。非政府组织在确保这些人群的福祉和安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的不同方法
非政府组织在分发人道主义援助以及促进应对维吾尔穆斯林面临的无数人道主义问题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当然，由于问题性质各异，非政府组织在识别和执行策略方面各不相同，特别是运营或倡导方法。运营型非政府组织实施针对特定人群（如贫困人口、残疾人、老人和边缘化群体）以及亟需援助地区的发展项目。非政府组织通常需要各种资源，包括资金支持、设备和志愿者，以有效地开展其项目和使命。相比之下，从事倡导工作主要侧重于影响符合其使命宣言的政府或企业政策。这些倡导组织致力于确立在国家和全球层面上赢得公众青睐的立场。当代倡导类非政府组织越来越被认为对有关全人类福祉的公众舆论具有实质性影响力。正如J. C. 斯科特所言，倡导类非政府组织的特点在于他们努力“提出公共利益诉求，以促进或抵制社会变革，而这些变革一旦付诸实施，将会与其他人群和团体的社会、文化、政治或经济利益或价值观发生冲突”。上述定义既涵盖了倡导维度，也涵盖了业务维度。对于本研究，确定了三个采用业务型人道主义援助框架的全球性非政府组织。该框架涵盖了教育、生计和健康等各个领域的援助。所考察的非政府组织包括IBC、GPM和MVM。MVM的业务方针具体针对维吾尔族群体的需求，侧重于教育支持和维持生计的援助，其中包括食品包、基本物资和御寒衣物。凭借其多元化的成员构成，该非政府组织能够有效地执行所有这些业务方针；其成员包括在教育、经济和社会工作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个人，他们都积极投身于人道主义努力。MVM与其他各个非政府组织及政府机构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伙伴关系网络，这一因素促成了对维吾尔族群体支持的有效动员。事实证明，多样化的筹款方式取得了成功，并且筹款努力及时且高效，这主要归功于大量与MVM总体使命相契合的志愿者的参与。同样，GPM通过其业务框架，仅专注于食品、牺牲肉分发、御寒衣物和医疗设备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它拥有众多积极的志愿者成员，他们贡献了创意、精力和资金支持。为了提高公众对受战争、贫困、自然灾害和人道主义冲突影响之个人所面临挑战的认识，这些积极的志愿者确保了GPM开展的援助任务的筹款活动能够持续吸引多元化的捐助者。相反，虽然IBC采取了与GPM和MVM类似的业务模式（涉及卫生服务和基本需求援助），但IBC的策略有显著的不同之处，其中包括为维吾尔族穆斯林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社会支持。IBC得到了在土耳其获得承认的两家法律实体的支持，其成员由具有理想主义的影响力商界人士组成。援助和资金以直接和持续的方式获得。
在本研究中，M4U和“正义对于所有人”这两个非政府组织采取了倡导方法，实施了各种运动、声援努力、请愿和辩论，以培养社会意识。M4U之所以采纳这种倡导策略，是因为由来自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背景的有影响力的学者组成的联盟带来了诸多益处。通过这一联盟发出的声音对公众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样，“正义对于所有人”也采用了“拯救维吾尔人”运动模式。该组织的成员先前曾担任政府职务，他们为组建一个负责组织该运动的知识渊博且奉献精神强的顾问团队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在长期援助与短期紧急援助的方法之间存在对比。在本研究中，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医疗保健、食品和衣物包以及其他形式的紧急援助。长期支持则是通过实施各种旨在持续造福受压迫受害者的举措来促进的，例如教育、职业培训和职业发展。他们对这些多样化策略的参与，代表了一项强有力且全面的努力，旨在提高人们对新疆人权侵犯行为的认识并提供重要的背景信息。
结论
根据前文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维吾尔族相关冲突并非近期才出现的现象。自从新疆处于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以来，该地区就一直存在持续的冲突。目前，这场冲突继续呈动态演变。在缺乏持久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冲突的烈度日趋波动并不断扩大，导致了严重的人权侵犯和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众多悲剧包括凶杀、强奸、非法拘禁和其他人权虐待行为。随着人们对冲突以及维吾尔族穆斯林所面临的人道主义挑战的认识不断提高，各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已动员其力量，协助开展各项举措和各种救济形式，其中包括MVM、“正义对于所有人”、GPM、IBC和M4Uyghur等组织。鉴于所实施的人道主义行动范围广泛，既包含长期救济，也包含短期紧急救济努力，研究人员发现，本研究中的组织倾向于将业务活动置于倡导活动之上。提供的援助类型包括食品包、衣物、医疗保健、正规教育、心理社会支持和法律权利服务等必需品。研究人员认为，仅侧重于解决即时基本需求的援助是不够的。这是因为根据对维吾尔人所面临人道主义状况的分析，有必要识别进一步的需求和诉求。因此，研究人员建议非政府组织应将其努力范围扩大到包括提供临时住所和就业机会，以支持维吾尔族个人的日常生活。由MVM、马来西亚4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参与本研究的组织）建立的业务框架，因其强调提高公众对维吾尔族穆斯林所面临人道主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的举措而值得赞扬，从而为促进针对该社区的人道主义援助的持续努力提供了便利。尽管中国政府必须应对重大挑战才能维持这一人道主义使命，但此类障碍并未阻止有关非政府组织勤勉地执行精心规划的人道主义活动，直至取得成功。为了恢复维吾尔人的基本人权并缓和他们与新疆省中国政府之间的冲突，研究人员主张，参与维吾尔族人道主义问题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应加大活动力度，传播对维吾尔人所经历的残酷和压迫的认识，而不论其宗教信仰如何。正如《古兰经》中所阐明的：“你们当为善和敬畏而互助，不要为罪恶和横暴而互助。你们当敬畏真主，因为真主惩罚（违抗祂命令的人）是严厉的。”《古兰经》筵席章 (5):2。 查看全部
新疆地区针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压迫与暴行问题似乎永无止境。各类非政府组织纷纷挺身而出，为这些受影响的群体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活动。参与此项议题的非政府组织所激发的运动、贡献和承诺，对中国政府构成了挑战。鉴于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各个非政府组织群体为帮助相关维吾尔族穆斯林所实施的角色和援助形式，并确定其方法上的差异。本研究基于定性方法，对来自马来西亚、土耳其、美国以及两名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五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相关文件和信息进行了深入分析。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经济、教育、社会和健康等方面采取的各种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和贡献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从马来西亚、土耳其以及全球其他穆斯林社群对维吾尔族穆斯林所面临的人道主义问题的意识逐渐增强这一形式中，可以观察到他们努力的成功。
* 作者持有马来西亚登嘉楼大学哲学与文明硕士学位，目前正在另一所机构攻读伊斯兰研究博士学位。本文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 ** 马来西亚登嘉楼大学基础与自由教育中心国家与文明系高级讲师。负责监督本文的发展。
在当今国际网络化的世界中，非政府组织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行动者。他们参与同社区发展和援助工作相关的项目。关于非政府组织及其国际活动，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学术研究；然而，仍然有必要将非政府组织作为全球舞台上的行动者，对其运作的条件进行审查。现有的大量文献认为，非政府组织根据功能主义理论行事，其中非政府组织今天所扮演的角色迫使国家或国家更加关注人权问题。间接地，这一情景挑战了国家作为人权主要保护者甚至仲裁者的现状。可以说，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是一种代表当地社区声音的回应，旨在维护教育、健康和人道等各个方面的人权。近年来，中国的歧视问题已达到顶峰，而这种压迫的受害者是维吾尔人——更具体地说，是维吾尔族穆斯林。一年又一年，这种动荡愈演愈烈，且看不到解决的迹象。最近，中国政府加强了对维吾尔族穆斯林人口的压迫控制，实施了日益严厉的措施来监测、限制和控制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他们的宗教和文化活动。这种局势使得维吾尔冲突惊人地让人想起在维吾尔危机升级之前展开的缅甸罗兴亚冲突。本文探讨了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即非政府组织所做的努力如何有助于改善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生活福祉，以及各个非政府组织方法的差异。
研究背景
在当代全球化的语境下，维吾尔族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陷入了一种严峻而反乌托邦的现实。与中亚邻国的穆斯林群体相似，维吾尔族穆斯林人口主要认同自己为逊尼派穆斯林。 从历史上看，维吾尔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姆大陆的第三时期。 在文化上，维吾尔族穆斯林，尤其是居住在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精通突厥语。 作为中国56个官方承认的民族之一，据估计，80%的维吾尔族人口居住在新疆西部地区，这片领土是其文化和历史认同的核心。 该地区正式名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新疆”意为“新的边界”或“新的领土”，这一称谓最早见于清朝光绪十年（1884年）；在汉语中，它指的是原本并非该地区本土的居民。 其位于中国西北边界的战略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相比于其他人口稠密地区面积最大的行政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地理特征主要表现为广袤的绿洲景观，这些绿洲不仅存在于城市层面，也遍布各个村庄。该地区是多种民族的家园，其中维吾尔族是该地区最早且最重要的本土群体。维吾尔族穆斯林不仅生活在中国的新疆地区，也生活在东亚和中亚的其他地区， 拥有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的悠久历史和文化遗产。
他们几代人以来一直认同自己是穆斯林，并在岁月的流逝中成功地保留了他们的宗教认同和生活方式。 正因为如此，维吾尔族人坚称新疆是他们民族的祖祖辈辈的家园。 1989年文化大革命之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历了相对平静和稳定的时期。在此期间，维吾尔族群对中国政府发起的各项发展感到满意，其中包括维吾尔族人参与区域经济管理。这种参与使新疆人民能够行使其文化、语言和宗教自由。 然而，随着中国共产党推出违背先前所保证的宗教自由的新政府政策，该地区的局势开始恶化。因此，由此产生的冲突及其持久的影响——以新疆地区针对维吾尔族的系统性压迫和骇人听闻的侵犯人权行为为标志——引发了各方的强烈反应和谴责。反应最强烈的各方之中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其运作不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而是专注于在多个领域协助有需要的个人和群体，包括但不限于减轻贫困、教育倡议、政治意识、环境活动以及人道主义努力。特别是在国际政治框架内倡导人权方面，非政府组织在塑造政策方面发挥的作用赢得了世界各国政府越来越高的认可，它们采用公众游说、政策游说、请愿与抗议、媒体参与、基层动员、讲习班与培训、调查研究等多种策略来支持受压迫的群体。因此，非政府组织被视为向更高当局传达基层民众心声和诉求的载体，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别是鉴于它们已被联合国（UN）公认为必不可少的平台。 因此，本地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应对中国新疆等发展中地区居民所面临的挑战，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现实中媒体平台往往无法——有时甚至是故意不愿意——提高人们对维吾尔族人民所面临挑战的认识，大量可用的信息往往受到歪曲和操纵。 尽管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援助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其援助在覆盖范围、数量、规模和影响力方面受到限制，遭受苦难的受压迫维吾尔人所承受的艰难困苦依然存在。然而与此同时，这些情况也为非政府组织增强其向维吾尔族人口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组织能力提供了机遇。
文献综述
必须承认人权以及保护所有人人权的重要性，无论其背景、民族或宗教如何。 人权是每个人固有的权利，应当受到保护免受侵犯，从而使每个人都能够在没有干扰或歧视的情况下充分享受生活。 因此，中国新疆地区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处境是一个严重的人权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立即关注和行动。 中国政府将许多维吾尔人关押在所谓的“再教育营”中，这招致了全球的谴责。 不幸的是，尽管有大量证据和科学研究记录了维吾尔族人所面临的暴力，但政治复杂性往往阻碍了有效措施的实施。有关侵犯人权行为的报告——包括大规模任意拘留、强迫劳动、宗教和文化限制以及广泛的监视——令人深感震惊，并凸显了国际社会进行干预的迫切需要。 此类行为公然违反了人权原则；因此，必须追究肇事者的责任。联合国于1948年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是全球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基石。 它概述了每个人都应在没有歧视的情况下享有的基本权利，包括少数群体的权利。在此背景下，国际非政府组织和社群在倡导保护维吾尔族穆斯林权利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与政府进行建设性对话对于有效解决这些违规行为并制定解决方案至关重要。各国必须维护人权原则，以确保所有公民（包括少数群体）受到有尊严和受人尊敬的对待。 国际社会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外交努力、必要时的制裁实施以及提高全球意识，可以向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采取有意义的步骤来解决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些措施对于确保维吾尔族穆斯林及其权利的保护至关重要。保护人权不仅是道义上的责任，也是建立公正和平的全球社会的基石。这一势在必行的任务要求开展更多的研究和行动，以应对持续的危机。这也突显了阐明维吾尔社群对中国发展所作积极贡献以及倡导维吾尔难民权利的必要性。不幸的是，该问题的敏感性导致学术研究有限，给全面理解和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重大挑战。
本研究采用定性方法来探讨非政府组织的角色以及维吾尔族穆斯林所面临的经历与挑战。研究人员选择定性方法是为了对该主题进行彻底且细致的调查。正如克雷斯韦尔（Creswell）所概述的那样，定性数据可以来源于四种主要方法：观察、访谈、文件分析和视听分析。为了本研究的目的，研究人员采用了两种主要方法：访谈和文件分析。访谈过程结合了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形式，以及与几个焦点小组进行的集体访谈。这些深入访谈促进了研究人员与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对话，旨在捕捉受访者亲身经历和看法的详细见解。
在本研究的背景下，访谈对象为直接参与这一问题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因此他们的经历为维吾尔族人所面临的挑战、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以及中国政府对人道主义努力的应对提供了宝贵且多元的视角。访谈分别以马来语和英语进行，这种双语方法使研究人员能够与更广泛的参与者进行交流，并对相关问题获得更细致入微的理解。为了促进访谈过程的顺利进行，研究人员根据受访者的舒适度和偏好，利用了各种通讯平台——如、和。现代通讯工具（包括和电子邮件）的整合，可能加速了研究的进展，使得研究人员与身处异地的参与者之间能够进行更高效的互动。数据分析始于对所有成功收集的数据源的全面评估，这些数据经过了仔细的聆听、阅读和转录。随后，对数据进行系统化的组织和分类，以协助识别反复出现的主题和模式。对于需要保护的敏感数据，仔细的识别对于突显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关键问题至关重要。数据呈现和随后的结论在结构上进行了规划，以确保研究完成后具有清晰度。分析遵循一个三阶段的过程：描述性陈述、范畴构建和理论构建。在整个数据收集阶段持续进行分析，从而实现不断的修正和深化理解。毫无疑问，数据分析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研究人员具备创造力、勤奋、对数据的深刻理解以及高度的智力敏锐度。因此，在收集数据的同时，持续开展了数据分析工作。分析的三个阶段——描述性陈述、范畴构建和理论构建——均在一个归纳分析框架内进行。总之，数据分析过程至关重要，它确保了所有必要的数据能够根据研究目标，通过演绎或归纳的视角进行分析。对数据的归纳分析包括对研究背景的全面审视，最终形成解释，并在本文的最后一节构成结论。研究人员的归纳方法从广泛的观察开始，具体的发现在研究的最后阶段显现。为了提高定性研究的信度，本研究采用了三角验证法。在这方面，研究人员比较了多个数据源，包括观察数据、访谈数据以及文献综述中的信息。
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对非政府组织在支持维吾尔族社群方面所起的作用提供了全面的见解，其中特别强调了源自网络分析的数据。本研究涉及十名代表不同群体的参与者，包括五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是国际蓝色新月救援与发展基金会（IBC）、拯救维吾尔（Save Uyghur）、马来西亚声援维吾尔（M4U）、马来西亚穆斯林志愿者组织（MVM）以及全球和平使命（GPM））、两名维吾尔族个人以及三名活跃志愿者。研究参与者的选择标准包括：（1）他们分享信息的意愿，以及（2）他们对相关主题的专业知识和了解。这些参与者直接参与了相关进程，并拥有解决与维吾尔族相关冲突的第一手经验。在本研究涉及的五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中，三个总部设在马来西亚，一个在土耳其，另一个在美国。数据是通过对这些组织的关键代表进行访谈收集的——包括IBC的主席、拯救维吾尔和M4U的代表、MVM的副主席，以及GPM的人力资源管理主管。这些访谈预计将为非政府组织为援助维吾尔族社群所采取的支持和活动提供宝贵的见解。表1中列出了所有相关受访者的完整名单。
图1 受访者名单。
组织 / 个人标签 代表人数 / 个人人数 职位
国际蓝色新月救援与发展基金会 (IBC) 1 合作伙伴经理
正义之声（拯救维吾尔） 1 主席
马来西亚声援维吾尔 (M4U) 1 主席
马来西亚全球和平使命 (GPM) 1 人力资源管理主管
马来西亚穆斯林志愿者组织 (MVM) 1 副主席
受访者1 维吾尔族 1 -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维吾尔族穆斯林人道主义问题中的角色
受访者2 维吾尔族 1 -
受访者3 - 1 M4U志愿者
受访者 4 - 1 名 MVM 志愿者
受访者 5 - 1 名 GPM 志愿者
总计：10 人
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援助形式
人道主义援助唯有通过国家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作方能有效提供。非政府组织作为关键利益相关者，在落实支持受压迫的维吾尔族人民的倡议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充当中间人，促进向有关各方分发信息和人道主义援助。任何政策或倡议的成功实施，都有赖于包括更广泛社区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与参与。非政府组织独立运作以解决各种人道主义问题，并已获得政府机构的大量支持。对受访者的访谈结果表明，一系列成功实施的活动和援助，对志愿服务整体格局以及维吾尔族人的福祉产生了积极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来西亚穆斯林志愿组织，被广泛公认为马来西亚穆斯林志愿者组织（MVM），它是国内外提供志愿劳动力和人道主义救济方面最值得信赖的非政府组织之一。他们的显著倡议之一是“教育援助与生计使命：拯救维吾尔 1.0”（Educational Assistance and Livelihood Mission: Save Uyghur 1.0），该倡议对所有相关利益相关者（包括捐助者、志愿者和受助者）都产生了重大积极影响。具体对受益人而言，该计划促进了其各个方面福祉的改善，例如个人发展、经济稳定、健康、教育以及其他无形或无法衡量的维度。这一倡议是与速迅行动（ACT）合作开展的，旨在为居住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开塞利地区的维吾尔难民家庭提供教育和生计援助。分发的援助包括为 100 个维吾尔穆斯林家庭提供的食品包。此外，赞助工作的重点是教育支持，包括资助 280 名维吾尔穆斯林家庭的学生和孤儿接受塔希兹（taḥfīẓ）教育，以及对 60 名支持教师提供教育赞助。MVM 在弘扬人道主义价值观和提高人们对维吾尔穆斯林所受压迫的认识方面所做出的开拓性努力，已成为后续旨在提高维吾尔族群福利的援助倡议的催化剂。另一项显著倡议是“冬季援助使命运动：拯救维吾尔 3.0”（Winter Aid Mission Campaign: Save Uyghur 3.0），其重点是向维吾尔穆斯林家庭提供基本支持，帮助他们度过严冬。此项援助包括食品包和基本物资，如厨房用品包、含有毛衣、袜子和鞋子的冬季用品包，以及用于取暖的燃料或柴油。此外，还设立了通用赞助，以满足更广泛的需求。MVM 对维吾尔族群的工作主要旨在提供教育和生计支持，特别是在提供食品和衣物方面——这些权利在《世界人权宣言》和《儿童权利公约》中被奉为不可剥夺的权利。国际蓝新月会救援与发展基金会（IBC）与 Penny Appeal 以及伊萨·优素福·阿尔普特金基金会合作，向居住在伊斯坦布尔宰廷布尔努、库丘克切克梅杰和巴伊拉姆帕沙地区的维吾尔人提供了全面支持。这一援助涵盖了健康服务项目、心理社会支持以及为其权利进行法律辩护等维度。所有服务均免费提供给在获取医疗保健、社会权利以及满足基本需求方面面临挑战的维吾尔人。这些倡议由一群心怀利他主义的企业家创立，他们致力于改善弱势和痛苦个人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属于全球最弱势群体的人。每年一月，IBC 都会通过在土耳其为维吾尔人启动一项紧急救济项目来扩大其业务，向两年前逃离中国并定居在伊斯坦布尔、开塞利、埃斯基谢希尔和安卡拉郊区的难民提供衣物和冬季食品供应。在斋月期间，IBC 向宰廷布尔努、塞法柯伊和塞利姆帕萨的 1,000 个维吾尔家庭分发了食品包裹，优先照顾因缺乏工作许可而难以获得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家庭。这些包裹包括面粉、大米、豆类、通心粉、小扁豆、油、盐、茶和糖。此外，IBC 还开展了教育和宣传活动，以提高公众意识并激发对维吾尔人事业的支持。另一个非政府组织“正义之光”（拯救维吾尔）也通过其“拯救维吾尔运动”积极参与支持维吾尔人。作为其努力的一部分，他们邀请公众签署一份请愿书，要求立即停止在中国共产党摧毁的一座清真寺遗址上建造的希尔顿酒店项目——这一开发项目被普遍视为对穆斯林信仰和更广泛社区的公然侮辱。正义之光还发起了一项运动，采用诸如“#拯救维吾尔”（#SaveUyghur）和“#抵制中国制造”（#BoycottMadeinChina）等话题标签，劝阻个人通过购买在中国制造的服装来间接支持对维吾尔族人民的灭绝种族行径。报告显示，在“再教育”中心遭到不公正拘留的维吾尔人被迫进行强迫劳动，在类似于奴役的条件下生产了中国制造 80% 的服装。组织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抗议活动，要求好市多（Costco）前首席执行官W·克雷格·杰利尼克（W. Craig Jelinek）就据称利用集中营里的维吾尔被扣押人员生产其公司销售的婴儿服装一事发表正式道歉。此外，在斋月期间发起了一项声援运动，鼓励人们禁食，而不是购买中国的产品，鉴于中国政府对实行斋戒的穆斯林实施了限制和惩罚性措施。除了这些努力之外，“正义之光”还发起了一项请愿书，并呼吁抵制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作为其捍卫维吾尔人权利的倡导工作的一部分，并借此提请全球对持续存在的人权侵犯行为的关注。“马来西亚4维吾尔”（M4U）运动是一个由 24 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联盟，涵盖穆斯林和基督教组织，通过各种倡议（包括宣传运动、请愿书和声援行动）倡导维吾尔族人民的人权与尊严。M4U 成立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吉隆坡大使馆提交了一份抗议备忘录和行动呼吁，要求立即停止对维吾尔族群的迫害，并承认他们的宗教自由和生存的基本权利。该备忘录敦促中国释放所有被关押在所谓“去极端化和转化教育营”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类似设施中的个人，除非存在确凿且可采纳的证据证明他们参与了国际公认的犯罪行为。除了这些努力之外，M4U 还积极组织网络研讨会，以提高人们对维吾尔人困境的认识，探讨诸如“马来西亚：不同信仰的非政府组织谴责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以及“新闻稿：为了对王国的爱与捍卫”等主题。这些倡议旨在增进不同信仰和社区之间的理解与声援，同时倡导正义与问责。另一项旨在教育马来西亚穆斯林了解维吾尔问题的倡议包括向车辆分发贴纸，特别是安邦地区运营的电子网约车，作为更广泛宣传运动的一部分。采用创新的方法，传统的维吾尔美食馕饼被纳入该运动中，以吸引人们对维吾尔文化和抗争的关注。开发了一个名为“馕时间”（NaanTime）的专用网页，以进一步推进这项工作，提供有关以各种有趣和独特风格制作馕饼的详细说明，同时也突出了维吾尔族人民的烹饪传统。此外，在斋月期间，“马来西亚4维吾尔”向吉隆坡地区的交通警察分发了馕饼，将文化赞赏与善举结合起来，以培育对维吾尔人事业的意识和声援。然后是 GPM。他们提供的各种援助形式之一是通过维吾尔族关怀基金支持土耳其的维吾尔难民，据估计共有超过 5,000 名个人收到了包含开斋饭、宰牲节肉类以及毛衣、毯子、鞋子、袜子、手套和帽子等冬季必需品的援助包裹。还提供了其他形式的支持，包括食品援助和日常生活必需品，以帮助维吾尔族群在异国他乡作为难民的生活维持某种程度的正常状态。通过诸如“2022 年贫困人口冬季援助”、“2021 年贫困人口开斋饭”以及“2022 年宰牲肉分发”等运动，GPM 推广了各种项目并向社区传播信息，同时汇聚资金以协助受压迫的维吾尔人。该组织致力于持续提升其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人道主义援助的效力。总之，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各种援助形式，根据其各自的使命、愿景和可用资源，在方向和目的上有所不同。此类援助是社区满足其基本需求、改善生活质量以及倡导自身权利从而抵制压迫的重要手段。非政府组织在确保这些人群的福祉和安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的不同方法
非政府组织在分发人道主义援助以及促进应对维吾尔穆斯林面临的无数人道主义问题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当然，由于问题性质各异，非政府组织在识别和执行策略方面各不相同，特别是运营或倡导方法。运营型非政府组织实施针对特定人群（如贫困人口、残疾人、老人和边缘化群体）以及亟需援助地区的发展项目。非政府组织通常需要各种资源，包括资金支持、设备和志愿者，以有效地开展其项目和使命。相比之下，从事倡导工作主要侧重于影响符合其使命宣言的政府或企业政策。这些倡导组织致力于确立在国家和全球层面上赢得公众青睐的立场。当代倡导类非政府组织越来越被认为对有关全人类福祉的公众舆论具有实质性影响力。正如J. C. 斯科特所言，倡导类非政府组织的特点在于他们努力“提出公共利益诉求，以促进或抵制社会变革，而这些变革一旦付诸实施，将会与其他人群和团体的社会、文化、政治或经济利益或价值观发生冲突”。上述定义既涵盖了倡导维度，也涵盖了业务维度。对于本研究，确定了三个采用业务型人道主义援助框架的全球性非政府组织。该框架涵盖了教育、生计和健康等各个领域的援助。所考察的非政府组织包括IBC、GPM和MVM。MVM的业务方针具体针对维吾尔族群体的需求，侧重于教育支持和维持生计的援助，其中包括食品包、基本物资和御寒衣物。凭借其多元化的成员构成，该非政府组织能够有效地执行所有这些业务方针；其成员包括在教育、经济和社会工作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个人，他们都积极投身于人道主义努力。MVM与其他各个非政府组织及政府机构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伙伴关系网络，这一因素促成了对维吾尔族群体支持的有效动员。事实证明，多样化的筹款方式取得了成功，并且筹款努力及时且高效，这主要归功于大量与MVM总体使命相契合的志愿者的参与。同样，GPM通过其业务框架，仅专注于食品、牺牲肉分发、御寒衣物和医疗设备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它拥有众多积极的志愿者成员，他们贡献了创意、精力和资金支持。为了提高公众对受战争、贫困、自然灾害和人道主义冲突影响之个人所面临挑战的认识，这些积极的志愿者确保了GPM开展的援助任务的筹款活动能够持续吸引多元化的捐助者。相反，虽然IBC采取了与GPM和MVM类似的业务模式（涉及卫生服务和基本需求援助），但IBC的策略有显著的不同之处，其中包括为维吾尔族穆斯林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社会支持。IBC得到了在土耳其获得承认的两家法律实体的支持，其成员由具有理想主义的影响力商界人士组成。援助和资金以直接和持续的方式获得。
在本研究中，M4U和“正义对于所有人”这两个非政府组织采取了倡导方法，实施了各种运动、声援努力、请愿和辩论，以培养社会意识。M4U之所以采纳这种倡导策略，是因为由来自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背景的有影响力的学者组成的联盟带来了诸多益处。通过这一联盟发出的声音对公众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样，“正义对于所有人”也采用了“拯救维吾尔人”运动模式。该组织的成员先前曾担任政府职务，他们为组建一个负责组织该运动的知识渊博且奉献精神强的顾问团队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在长期援助与短期紧急援助的方法之间存在对比。在本研究中，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医疗保健、食品和衣物包以及其他形式的紧急援助。长期支持则是通过实施各种旨在持续造福受压迫受害者的举措来促进的，例如教育、职业培训和职业发展。他们对这些多样化策略的参与，代表了一项强有力且全面的努力，旨在提高人们对新疆人权侵犯行为的认识并提供重要的背景信息。
结论
根据前文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维吾尔族相关冲突并非近期才出现的现象。自从新疆处于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以来，该地区就一直存在持续的冲突。目前，这场冲突继续呈动态演变。在缺乏持久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冲突的烈度日趋波动并不断扩大，导致了严重的人权侵犯和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众多悲剧包括凶杀、强奸、非法拘禁和其他人权虐待行为。随着人们对冲突以及维吾尔族穆斯林所面临的人道主义挑战的认识不断提高，各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已动员其力量，协助开展各项举措和各种救济形式，其中包括MVM、“正义对于所有人”、GPM、IBC和M4Uyghur等组织。鉴于所实施的人道主义行动范围广泛，既包含长期救济，也包含短期紧急救济努力，研究人员发现，本研究中的组织倾向于将业务活动置于倡导活动之上。提供的援助类型包括食品包、衣物、医疗保健、正规教育、心理社会支持和法律权利服务等必需品。研究人员认为，仅侧重于解决即时基本需求的援助是不够的。这是因为根据对维吾尔人所面临人道主义状况的分析，有必要识别进一步的需求和诉求。因此，研究人员建议非政府组织应将其努力范围扩大到包括提供临时住所和就业机会，以支持维吾尔族个人的日常生活。由MVM、马来西亚4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参与本研究的组织）建立的业务框架，因其强调提高公众对维吾尔族穆斯林所面临人道主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的举措而值得赞扬，从而为促进针对该社区的人道主义援助的持续努力提供了便利。尽管中国政府必须应对重大挑战才能维持这一人道主义使命，但此类障碍并未阻止有关非政府组织勤勉地执行精心规划的人道主义活动，直至取得成功。为了恢复维吾尔人的基本人权并缓和他们与新疆省中国政府之间的冲突，研究人员主张，参与维吾尔族人道主义问题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应加大活动力度，传播对维吾尔人所经历的残酷和压迫的认识，而不论其宗教信仰如何。正如《古兰经》中所阐明的：“你们当为善和敬畏而互助，不要为罪恶和横暴而互助。你们当敬畏真主，因为真主惩罚（违抗祂命令的人）是严厉的。”《古兰经》筵席章 (5):2。 查看全部
摘要
新疆地区针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压迫与暴行问题似乎永无止境。各类非政府组织纷纷挺身而出，为这些受影响的群体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活动。参与此项议题的非政府组织所激发的运动、贡献和承诺，对中国政府构成了挑战。鉴于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各个非政府组织群体为帮助相关维吾尔族穆斯林所实施的角色和援助形式，并确定其方法上的差异。本研究基于定性方法，对来自马来西亚、土耳其、美国以及两名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五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相关文件和信息进行了深入分析。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经济、教育、社会和健康等方面采取的各种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和贡献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从马来西亚、土耳其以及全球其他穆斯林社群对维吾尔族穆斯林所面临的人道主义问题的意识逐渐增强这一形式中，可以观察到他们努力的成功。
* 作者持有马来西亚登嘉楼大学哲学与文明硕士学位，目前正在另一所机构攻读伊斯兰研究博士学位。本文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 ** 马来西亚登嘉楼大学基础与自由教育中心国家与文明系高级讲师。负责监督本文的发展。
在当今国际网络化的世界中，非政府组织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行动者。他们参与同社区发展和援助工作相关的项目。关于非政府组织及其国际活动，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学术研究；然而，仍然有必要将非政府组织作为全球舞台上的行动者，对其运作的条件进行审查。现有的大量文献认为，非政府组织根据功能主义理论行事，其中非政府组织今天所扮演的角色迫使国家或国家更加关注人权问题。间接地，这一情景挑战了国家作为人权主要保护者甚至仲裁者的现状。可以说，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是一种代表当地社区声音的回应，旨在维护教育、健康和人道等各个方面的人权。近年来，中国的歧视问题已达到顶峰，而这种压迫的受害者是维吾尔人——更具体地说，是维吾尔族穆斯林。一年又一年，这种动荡愈演愈烈，且看不到解决的迹象。最近，中国政府加强了对维吾尔族穆斯林人口的压迫控制，实施了日益严厉的措施来监测、限制和控制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他们的宗教和文化活动。这种局势使得维吾尔冲突惊人地让人想起在维吾尔危机升级之前展开的缅甸罗兴亚冲突。本文探讨了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即非政府组织所做的努力如何有助于改善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生活福祉，以及各个非政府组织方法的差异。
研究背景
在当代全球化的语境下，维吾尔族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陷入了一种严峻而反乌托邦的现实。与中亚邻国的穆斯林群体相似，维吾尔族穆斯林人口主要认同自己为逊尼派穆斯林。 从历史上看，维吾尔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姆大陆的第三时期。 在文化上，维吾尔族穆斯林，尤其是居住在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精通突厥语。 作为中国56个官方承认的民族之一，据估计，80%的维吾尔族人口居住在新疆西部地区，这片领土是其文化和历史认同的核心。 该地区正式名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新疆”意为“新的边界”或“新的领土”，这一称谓最早见于清朝光绪十年（1884年）；在汉语中，它指的是原本并非该地区本土的居民。 其位于中国西北边界的战略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相比于其他人口稠密地区面积最大的行政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地理特征主要表现为广袤的绿洲景观，这些绿洲不仅存在于城市层面，也遍布各个村庄。该地区是多种民族的家园，其中维吾尔族是该地区最早且最重要的本土群体。维吾尔族穆斯林不仅生活在中国的新疆地区，也生活在东亚和中亚的其他地区， 拥有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的悠久历史和文化遗产。
他们几代人以来一直认同自己是穆斯林，并在岁月的流逝中成功地保留了他们的宗教认同和生活方式。 正因为如此，维吾尔族人坚称新疆是他们民族的祖祖辈辈的家园。 1989年文化大革命之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历了相对平静和稳定的时期。在此期间，维吾尔族群对中国政府发起的各项发展感到满意，其中包括维吾尔族人参与区域经济管理。这种参与使新疆人民能够行使其文化、语言和宗教自由。 然而，随着中国共产党推出违背先前所保证的宗教自由的新政府政策，该地区的局势开始恶化。因此，由此产生的冲突及其持久的影响——以新疆地区针对维吾尔族的系统性压迫和骇人听闻的侵犯人权行为为标志——引发了各方的强烈反应和谴责。反应最强烈的各方之中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其运作不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而是专注于在多个领域协助有需要的个人和群体，包括但不限于减轻贫困、教育倡议、政治意识、环境活动以及人道主义努力。特别是在国际政治框架内倡导人权方面，非政府组织在塑造政策方面发挥的作用赢得了世界各国政府越来越高的认可，它们采用公众游说、政策游说、请愿与抗议、媒体参与、基层动员、讲习班与培训、调查研究等多种策略来支持受压迫的群体。因此，非政府组织被视为向更高当局传达基层民众心声和诉求的载体，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别是鉴于它们已被联合国（UN）公认为必不可少的平台。 因此，本地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应对中国新疆等发展中地区居民所面临的挑战，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现实中媒体平台往往无法——有时甚至是故意不愿意——提高人们对维吾尔族人民所面临挑战的认识，大量可用的信息往往受到歪曲和操纵。 尽管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援助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其援助在覆盖范围、数量、规模和影响力方面受到限制，遭受苦难的受压迫维吾尔人所承受的艰难困苦依然存在。然而与此同时，这些情况也为非政府组织增强其向维吾尔族人口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组织能力提供了机遇。
文献综述
必须承认人权以及保护所有人人权的重要性，无论其背景、民族或宗教如何。 人权是每个人固有的权利，应当受到保护免受侵犯，从而使每个人都能够在没有干扰或歧视的情况下充分享受生活。 因此，中国新疆地区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处境是一个严重的人权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立即关注和行动。 中国政府将许多维吾尔人关押在所谓的“再教育营”中，这招致了全球的谴责。 不幸的是，尽管有大量证据和科学研究记录了维吾尔族人所面临的暴力，但政治复杂性往往阻碍了有效措施的实施。有关侵犯人权行为的报告——包括大规模任意拘留、强迫劳动、宗教和文化限制以及广泛的监视——令人深感震惊，并凸显了国际社会进行干预的迫切需要。 此类行为公然违反了人权原则；因此，必须追究肇事者的责任。联合国于1948年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是全球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基石。 它概述了每个人都应在没有歧视的情况下享有的基本权利，包括少数群体的权利。在此背景下，国际非政府组织和社群在倡导保护维吾尔族穆斯林权利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与政府进行建设性对话对于有效解决这些违规行为并制定解决方案至关重要。各国必须维护人权原则，以确保所有公民（包括少数群体）受到有尊严和受人尊敬的对待。 国际社会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外交努力、必要时的制裁实施以及提高全球意识，可以向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采取有意义的步骤来解决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些措施对于确保维吾尔族穆斯林及其权利的保护至关重要。保护人权不仅是道义上的责任，也是建立公正和平的全球社会的基石。这一势在必行的任务要求开展更多的研究和行动，以应对持续的危机。这也突显了阐明维吾尔社群对中国发展所作积极贡献以及倡导维吾尔难民权利的必要性。不幸的是，该问题的敏感性导致学术研究有限，给全面理解和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重大挑战。
本研究采用定性方法来探讨非政府组织的角色以及维吾尔族穆斯林所面临的经历与挑战。研究人员选择定性方法是为了对该主题进行彻底且细致的调查。正如克雷斯韦尔（Creswell）所概述的那样，定性数据可以来源于四种主要方法：观察、访谈、文件分析和视听分析。为了本研究的目的，研究人员采用了两种主要方法：访谈和文件分析。访谈过程结合了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形式，以及与几个焦点小组进行的集体访谈。这些深入访谈促进了研究人员与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对话，旨在捕捉受访者亲身经历和看法的详细见解。
在本研究的背景下，访谈对象为直接参与这一问题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因此他们的经历为维吾尔族人所面临的挑战、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以及中国政府对人道主义努力的应对提供了宝贵且多元的视角。访谈分别以马来语和英语进行，这种双语方法使研究人员能够与更广泛的参与者进行交流，并对相关问题获得更细致入微的理解。为了促进访谈过程的顺利进行，研究人员根据受访者的舒适度和偏好，利用了各种通讯平台——如、和。现代通讯工具（包括和电子邮件）的整合，可能加速了研究的进展，使得研究人员与身处异地的参与者之间能够进行更高效的互动。数据分析始于对所有成功收集的数据源的全面评估，这些数据经过了仔细的聆听、阅读和转录。随后，对数据进行系统化的组织和分类，以协助识别反复出现的主题和模式。对于需要保护的敏感数据，仔细的识别对于突显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关键问题至关重要。数据呈现和随后的结论在结构上进行了规划，以确保研究完成后具有清晰度。分析遵循一个三阶段的过程：描述性陈述、范畴构建和理论构建。在整个数据收集阶段持续进行分析，从而实现不断的修正和深化理解。毫无疑问，数据分析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研究人员具备创造力、勤奋、对数据的深刻理解以及高度的智力敏锐度。因此，在收集数据的同时，持续开展了数据分析工作。分析的三个阶段——描述性陈述、范畴构建和理论构建——均在一个归纳分析框架内进行。总之，数据分析过程至关重要，它确保了所有必要的数据能够根据研究目标，通过演绎或归纳的视角进行分析。对数据的归纳分析包括对研究背景的全面审视，最终形成解释，并在本文的最后一节构成结论。研究人员的归纳方法从广泛的观察开始，具体的发现在研究的最后阶段显现。为了提高定性研究的信度，本研究采用了三角验证法。在这方面，研究人员比较了多个数据源，包括观察数据、访谈数据以及文献综述中的信息。
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对非政府组织在支持维吾尔族社群方面所起的作用提供了全面的见解，其中特别强调了源自网络分析的数据。本研究涉及十名代表不同群体的参与者，包括五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是国际蓝色新月救援与发展基金会（IBC）、拯救维吾尔（Save Uyghur）、马来西亚声援维吾尔（M4U）、马来西亚穆斯林志愿者组织（MVM）以及全球和平使命（GPM））、两名维吾尔族个人以及三名活跃志愿者。研究参与者的选择标准包括：（1）他们分享信息的意愿，以及（2）他们对相关主题的专业知识和了解。这些参与者直接参与了相关进程，并拥有解决与维吾尔族相关冲突的第一手经验。在本研究涉及的五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中，三个总部设在马来西亚，一个在土耳其，另一个在美国。数据是通过对这些组织的关键代表进行访谈收集的——包括IBC的主席、拯救维吾尔和M4U的代表、MVM的副主席，以及GPM的人力资源管理主管。这些访谈预计将为非政府组织为援助维吾尔族社群所采取的支持和活动提供宝贵的见解。表1中列出了所有相关受访者的完整名单。
图1 受访者名单。
组织 / 个人标签 代表人数 / 个人人数 职位
国际蓝色新月救援与发展基金会 (IBC) 1 合作伙伴经理
正义之声（拯救维吾尔） 1 主席
马来西亚声援维吾尔 (M4U) 1 主席
马来西亚全球和平使命 (GPM) 1 人力资源管理主管
马来西亚穆斯林志愿者组织 (MVM) 1 副主席
受访者1 维吾尔族 1 -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维吾尔族穆斯林人道主义问题中的角色
受访者2 维吾尔族 1 -
受访者3 - 1 M4U志愿者
受访者 4 - 1 名 MVM 志愿者
受访者 5 - 1 名 GPM 志愿者
总计：10 人
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援助形式
人道主义援助唯有通过国家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作方能有效提供。非政府组织作为关键利益相关者，在落实支持受压迫的维吾尔族人民的倡议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充当中间人，促进向有关各方分发信息和人道主义援助。任何政策或倡议的成功实施，都有赖于包括更广泛社区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与参与。非政府组织独立运作以解决各种人道主义问题，并已获得政府机构的大量支持。对受访者的访谈结果表明，一系列成功实施的活动和援助，对志愿服务整体格局以及维吾尔族人的福祉产生了积极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来西亚穆斯林志愿组织，被广泛公认为马来西亚穆斯林志愿者组织（MVM），它是国内外提供志愿劳动力和人道主义救济方面最值得信赖的非政府组织之一。他们的显著倡议之一是“教育援助与生计使命：拯救维吾尔 1.0”（Educational Assistance and Livelihood Mission: Save Uyghur 1.0），该倡议对所有相关利益相关者（包括捐助者、志愿者和受助者）都产生了重大积极影响。具体对受益人而言，该计划促进了其各个方面福祉的改善，例如个人发展、经济稳定、健康、教育以及其他无形或无法衡量的维度。这一倡议是与速迅行动（ACT）合作开展的，旨在为居住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开塞利地区的维吾尔难民家庭提供教育和生计援助。分发的援助包括为 100 个维吾尔穆斯林家庭提供的食品包。此外，赞助工作的重点是教育支持，包括资助 280 名维吾尔穆斯林家庭的学生和孤儿接受塔希兹（taḥfīẓ）教育，以及对 60 名支持教师提供教育赞助。MVM 在弘扬人道主义价值观和提高人们对维吾尔穆斯林所受压迫的认识方面所做出的开拓性努力，已成为后续旨在提高维吾尔族群福利的援助倡议的催化剂。另一项显著倡议是“冬季援助使命运动：拯救维吾尔 3.0”（Winter Aid Mission Campaign: Save Uyghur 3.0），其重点是向维吾尔穆斯林家庭提供基本支持，帮助他们度过严冬。此项援助包括食品包和基本物资，如厨房用品包、含有毛衣、袜子和鞋子的冬季用品包，以及用于取暖的燃料或柴油。此外，还设立了通用赞助，以满足更广泛的需求。MVM 对维吾尔族群的工作主要旨在提供教育和生计支持，特别是在提供食品和衣物方面——这些权利在《世界人权宣言》和《儿童权利公约》中被奉为不可剥夺的权利。国际蓝新月会救援与发展基金会（IBC）与 Penny Appeal 以及伊萨·优素福·阿尔普特金基金会合作，向居住在伊斯坦布尔宰廷布尔努、库丘克切克梅杰和巴伊拉姆帕沙地区的维吾尔人提供了全面支持。这一援助涵盖了健康服务项目、心理社会支持以及为其权利进行法律辩护等维度。所有服务均免费提供给在获取医疗保健、社会权利以及满足基本需求方面面临挑战的维吾尔人。这些倡议由一群心怀利他主义的企业家创立，他们致力于改善弱势和痛苦个人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属于全球最弱势群体的人。每年一月，IBC 都会通过在土耳其为维吾尔人启动一项紧急救济项目来扩大其业务，向两年前逃离中国并定居在伊斯坦布尔、开塞利、埃斯基谢希尔和安卡拉郊区的难民提供衣物和冬季食品供应。在斋月期间，IBC 向宰廷布尔努、塞法柯伊和塞利姆帕萨的 1,000 个维吾尔家庭分发了食品包裹，优先照顾因缺乏工作许可而难以获得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家庭。这些包裹包括面粉、大米、豆类、通心粉、小扁豆、油、盐、茶和糖。此外，IBC 还开展了教育和宣传活动，以提高公众意识并激发对维吾尔人事业的支持。另一个非政府组织“正义之光”（拯救维吾尔）也通过其“拯救维吾尔运动”积极参与支持维吾尔人。作为其努力的一部分，他们邀请公众签署一份请愿书，要求立即停止在中国共产党摧毁的一座清真寺遗址上建造的希尔顿酒店项目——这一开发项目被普遍视为对穆斯林信仰和更广泛社区的公然侮辱。正义之光还发起了一项运动，采用诸如“#拯救维吾尔”（#SaveUyghur）和“#抵制中国制造”（#BoycottMadeinChina）等话题标签，劝阻个人通过购买在中国制造的服装来间接支持对维吾尔族人民的灭绝种族行径。报告显示，在“再教育”中心遭到不公正拘留的维吾尔人被迫进行强迫劳动，在类似于奴役的条件下生产了中国制造 80% 的服装。组织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抗议活动，要求好市多（Costco）前首席执行官W·克雷格·杰利尼克（W. Craig Jelinek）就据称利用集中营里的维吾尔被扣押人员生产其公司销售的婴儿服装一事发表正式道歉。此外，在斋月期间发起了一项声援运动，鼓励人们禁食，而不是购买中国的产品，鉴于中国政府对实行斋戒的穆斯林实施了限制和惩罚性措施。除了这些努力之外，“正义之光”还发起了一项请愿书，并呼吁抵制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作为其捍卫维吾尔人权利的倡导工作的一部分，并借此提请全球对持续存在的人权侵犯行为的关注。“马来西亚4维吾尔”（M4U）运动是一个由 24 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联盟，涵盖穆斯林和基督教组织，通过各种倡议（包括宣传运动、请愿书和声援行动）倡导维吾尔族人民的人权与尊严。M4U 成立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吉隆坡大使馆提交了一份抗议备忘录和行动呼吁，要求立即停止对维吾尔族群的迫害，并承认他们的宗教自由和生存的基本权利。该备忘录敦促中国释放所有被关押在所谓“去极端化和转化教育营”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类似设施中的个人，除非存在确凿且可采纳的证据证明他们参与了国际公认的犯罪行为。除了这些努力之外，M4U 还积极组织网络研讨会，以提高人们对维吾尔人困境的认识，探讨诸如“马来西亚：不同信仰的非政府组织谴责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以及“新闻稿：为了对王国的爱与捍卫”等主题。这些倡议旨在增进不同信仰和社区之间的理解与声援，同时倡导正义与问责。另一项旨在教育马来西亚穆斯林了解维吾尔问题的倡议包括向车辆分发贴纸，特别是安邦地区运营的电子网约车，作为更广泛宣传运动的一部分。采用创新的方法，传统的维吾尔美食馕饼被纳入该运动中，以吸引人们对维吾尔文化和抗争的关注。开发了一个名为“馕时间”（NaanTime）的专用网页，以进一步推进这项工作，提供有关以各种有趣和独特风格制作馕饼的详细说明，同时也突出了维吾尔族人民的烹饪传统。此外，在斋月期间，“马来西亚4维吾尔”向吉隆坡地区的交通警察分发了馕饼，将文化赞赏与善举结合起来，以培育对维吾尔人事业的意识和声援。然后是 GPM。他们提供的各种援助形式之一是通过维吾尔族关怀基金支持土耳其的维吾尔难民，据估计共有超过 5,000 名个人收到了包含开斋饭、宰牲节肉类以及毛衣、毯子、鞋子、袜子、手套和帽子等冬季必需品的援助包裹。还提供了其他形式的支持，包括食品援助和日常生活必需品，以帮助维吾尔族群在异国他乡作为难民的生活维持某种程度的正常状态。通过诸如“2022 年贫困人口冬季援助”、“2021 年贫困人口开斋饭”以及“2022 年宰牲肉分发”等运动，GPM 推广了各种项目并向社区传播信息，同时汇聚资金以协助受压迫的维吾尔人。该组织致力于持续提升其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人道主义援助的效力。总之，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各种援助形式，根据其各自的使命、愿景和可用资源，在方向和目的上有所不同。此类援助是社区满足其基本需求、改善生活质量以及倡导自身权利从而抵制压迫的重要手段。非政府组织在确保这些人群的福祉和安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的不同方法
非政府组织在分发人道主义援助以及促进应对维吾尔穆斯林面临的无数人道主义问题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当然，由于问题性质各异，非政府组织在识别和执行策略方面各不相同，特别是运营或倡导方法。运营型非政府组织实施针对特定人群（如贫困人口、残疾人、老人和边缘化群体）以及亟需援助地区的发展项目。非政府组织通常需要各种资源，包括资金支持、设备和志愿者，以有效地开展其项目和使命。相比之下，从事倡导工作主要侧重于影响符合其使命宣言的政府或企业政策。这些倡导组织致力于确立在国家和全球层面上赢得公众青睐的立场。当代倡导类非政府组织越来越被认为对有关全人类福祉的公众舆论具有实质性影响力。正如J. C. 斯科特所言，倡导类非政府组织的特点在于他们努力“提出公共利益诉求，以促进或抵制社会变革，而这些变革一旦付诸实施，将会与其他人群和团体的社会、文化、政治或经济利益或价值观发生冲突”。上述定义既涵盖了倡导维度，也涵盖了业务维度。对于本研究，确定了三个采用业务型人道主义援助框架的全球性非政府组织。该框架涵盖了教育、生计和健康等各个领域的援助。所考察的非政府组织包括IBC、GPM和MVM。MVM的业务方针具体针对维吾尔族群体的需求，侧重于教育支持和维持生计的援助，其中包括食品包、基本物资和御寒衣物。凭借其多元化的成员构成，该非政府组织能够有效地执行所有这些业务方针；其成员包括在教育、经济和社会工作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个人，他们都积极投身于人道主义努力。MVM与其他各个非政府组织及政府机构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伙伴关系网络，这一因素促成了对维吾尔族群体支持的有效动员。事实证明，多样化的筹款方式取得了成功，并且筹款努力及时且高效，这主要归功于大量与MVM总体使命相契合的志愿者的参与。同样，GPM通过其业务框架，仅专注于食品、牺牲肉分发、御寒衣物和医疗设备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它拥有众多积极的志愿者成员，他们贡献了创意、精力和资金支持。为了提高公众对受战争、贫困、自然灾害和人道主义冲突影响之个人所面临挑战的认识，这些积极的志愿者确保了GPM开展的援助任务的筹款活动能够持续吸引多元化的捐助者。相反，虽然IBC采取了与GPM和MVM类似的业务模式（涉及卫生服务和基本需求援助），但IBC的策略有显著的不同之处，其中包括为维吾尔族穆斯林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社会支持。IBC得到了在土耳其获得承认的两家法律实体的支持，其成员由具有理想主义的影响力商界人士组成。援助和资金以直接和持续的方式获得。
在本研究中，M4U和“正义对于所有人”这两个非政府组织采取了倡导方法，实施了各种运动、声援努力、请愿和辩论，以培养社会意识。M4U之所以采纳这种倡导策略，是因为由来自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背景的有影响力的学者组成的联盟带来了诸多益处。通过这一联盟发出的声音对公众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样，“正义对于所有人”也采用了“拯救维吾尔人”运动模式。该组织的成员先前曾担任政府职务，他们为组建一个负责组织该运动的知识渊博且奉献精神强的顾问团队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在长期援助与短期紧急援助的方法之间存在对比。在本研究中，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医疗保健、食品和衣物包以及其他形式的紧急援助。长期支持则是通过实施各种旨在持续造福受压迫受害者的举措来促进的，例如教育、职业培训和职业发展。他们对这些多样化策略的参与，代表了一项强有力且全面的努力，旨在提高人们对新疆人权侵犯行为的认识并提供重要的背景信息。
结论
根据前文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维吾尔族相关冲突并非近期才出现的现象。自从新疆处于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以来，该地区就一直存在持续的冲突。目前，这场冲突继续呈动态演变。在缺乏持久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冲突的烈度日趋波动并不断扩大，导致了严重的人权侵犯和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众多悲剧包括凶杀、强奸、非法拘禁和其他人权虐待行为。随着人们对冲突以及维吾尔族穆斯林所面临的人道主义挑战的认识不断提高，各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已动员其力量，协助开展各项举措和各种救济形式，其中包括MVM、“正义对于所有人”、GPM、IBC和M4Uyghur等组织。鉴于所实施的人道主义行动范围广泛，既包含长期救济，也包含短期紧急救济努力，研究人员发现，本研究中的组织倾向于将业务活动置于倡导活动之上。提供的援助类型包括食品包、衣物、医疗保健、正规教育、心理社会支持和法律权利服务等必需品。研究人员认为，仅侧重于解决即时基本需求的援助是不够的。这是因为根据对维吾尔人所面临人道主义状况的分析，有必要识别进一步的需求和诉求。因此，研究人员建议非政府组织应将其努力范围扩大到包括提供临时住所和就业机会，以支持维吾尔族个人的日常生活。由MVM、马来西亚4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参与本研究的组织）建立的业务框架，因其强调提高公众对维吾尔族穆斯林所面临人道主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的举措而值得赞扬，从而为促进针对该社区的人道主义援助的持续努力提供了便利。尽管中国政府必须应对重大挑战才能维持这一人道主义使命，但此类障碍并未阻止有关非政府组织勤勉地执行精心规划的人道主义活动，直至取得成功。为了恢复维吾尔人的基本人权并缓和他们与新疆省中国政府之间的冲突，研究人员主张，参与维吾尔族人道主义问题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应加大活动力度，传播对维吾尔人所经历的残酷和压迫的认识，而不论其宗教信仰如何。正如《古兰经》中所阐明的：“你们当为善和敬畏而互助，不要为罪恶和横暴而互助。你们当敬畏真主，因为真主惩罚（违抗祂命令的人）是严厉的。”《古兰经》筵席章 (5):2。
你穿的衣服沾着谁的血泪？揭秘新疆棉田里被掩盖的“强迫真相”！
维吾尔穆斯林种族灭绝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91 次浏览 • 2026-08-05 21:15
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美国华盛顿特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乌兹别克斯坦棉花采摘中的强制劳动
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之比较分析
摘要 本研究追溯了中国西北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棉花采摘中系统性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演变。研究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近期的状况与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比较，后者在2021年之前一直实施棉花采摘强制劳动。这两个地区都通过中央集权的威权国家机器，部署人力资源密集型的基层动员工作，创造了结构性的强制劳动环境。文章发现，尽管这两个区域实体的强制劳动动态在许多方面具有可比性，但由此产生的劳动环境并不能轻易通过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强制劳动指标等静态标准衡量标准来捕捉。相反，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特征是普遍存在的、由国家诱导的系统性强制动态，这些动态深深植根于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乌兹别克斯坦的强制劳动实践主要受经济考量驱动，而新疆的劳动力转移计划虽然追求一定的经济目标，但其设计初衷主要是为了实现北京方面更广泛的民族政治目标。
1930年，国际劳工组织（ILO）通过了《强迫劳动公约》（29号），该公约旨在普遍打击强迫劳动行为，特别是为了应对20世纪20年代西方殖民地的强迫劳动问题。然而，出于对殖民统治的妥协，该公约对“作为正常公民义务一部分的任何工作或服务”创造了模糊的例外规定，包括“轻微的社区服务”。1957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第105号公约以填补未解决的漏洞，专门针对国家为推进政治目标而强加的强迫劳动，包括将强迫劳动用于经济发展、作为种族或宗教歧视的手段，或惩罚异见。这些条款旨在反击各国为与“发展型独裁”相关的强制劳动实践所找的借口，在这种体制下，强制劳动往往以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官僚现代化为名进行辩护。勒巴伦和菲利普斯认为，对国家在强制劳动实践中作用的分析仍然是文献中的薄弱环节。国家往往只是“潜伏在背景中”，因为它们“主要被视为应对强迫劳动的工具，而不是作为在形成导致强迫劳动的条件中发挥因果作用的行动者”。学术界对资本主义与非自由劳动之间关系的关注，导致“国家和国家行为者”作为此类非自由状态的直接肇事者被“某种程度上的隐形化”了。勒巴伦和菲利普斯的框架探讨了国家如何促进增加对各种非自由劳动形式脆弱性的条件。这是将国家在强制劳动中的作用概念化的重要第一步。然而，理解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的情况需要更具体的框架来概念化系统性的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因为这些地方直接启动了全政府和全社会的方针，将大量公民赶入强制劳动中。相反，对国家主导的监狱劳动制度的研究，如苏联古拉格或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劳改”（“通过劳动进行改造”）制度，同样不适合分析那些并非发生在监狱或拘留环境中的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尽管在新疆，再教育营的拘留威胁依然笼罩）。在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棉花采摘的强制劳动动员都发生在拘留环境之外，尽管新疆目前仍在运营一些棉花生产的“劳改”监狱农场（这与再教育营不同）。在这两个地方，强制力主要基于整体的强制劳动招募环境。这种发生在威权政府下广泛强制环境中的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在现代奴隶制文献中是一个相对被忽视的话题，而对这种形式的强制劳动的概念分析则更为稀缺（例如，麦奎尔和拉瑟是一个例外）。在新疆，劳动力强制在2016年后加速，其背景是一场大规模拘留运动和其他旨在强制同化和重塑少数民族（非汉族）社区的高度压迫性政策。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背景下，麦奎尔和拉瑟恰如其分地将由此产生的强制环境描述为“结构性强制同意”，定义为“缺乏积极决定参与或不参与棉花产业的自由”。“结构性强制同意”植根于并实施于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受国家激励的关键社区机构内部。国际劳工组织对强制劳动的概念化受到批评，认为其处理该问题时“脱离了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过于二元化的强制劳动概念忽视了强制力如何通过“多种——或许是连续的——非自由形式和程度”构成。此处一个有用的框架是希基和杜托伊特提出的“不利纳入”概念，即利用穷人的脆弱性和短期需求来建立剥削性的劳动关系。不利纳入可能满足了工人的即时物质需求，但却使结构性贫困永久化；它可能被包装为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是在非自由的环境下做出的。在文献中，非自由劳动也曾在企业层面进行分析，并被定性为一种剥削性的公司管理技术。虽然参与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公司经常使用此类技术，但我认为，通过分析设计“结构性强制同意”的国家动员工作，最能理解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独特动态。这种框架也促进了对被政府强制劳动计划收编和激励的公司中强制动态的情境化理解。此外，新疆的强制劳动政策记录相对详尽，而由于无法进行实地考察，关于2010年代末新疆棉田中维吾尔族工人状况的民族志证据几乎为零。本研究将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两个依赖（或曾经依赖）大规模强制动员的棉花生产中心进行比较。（土库曼斯坦等类似背景的地区规模较小且记录较少。）研究认为，新疆正在进行的和乌兹别克斯坦先前的强制劳动动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可比性，两者都基于中央集权的威权国家机器，通过保留了各自社会主义时代显著特征的治理机制，部署强制性的基层动员技术。然而，乌兹别克斯坦的强制劳动实践主要受经济考量驱动，而新疆的劳动力动员计划则主要追求政治目标。在新疆，整体的压迫环境以及因拒绝服从国家工作要求而面临制裁的威胁，都比乌兹别克斯坦严重得多。维吾尔族对国家政策和民族歧视的抵制被定性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并归咎于所谓的宗教“极端主义”。新疆实时识别和惩罚异常行为以创造结构性强制同意的能力远高于乌兹别克斯坦。在大规模拘留之前，政府建立了一个人均警察比例居世界前列的安全国家。新疆广泛的监控和预测性警务系统旨在不仅发现而且预防异常行为，追求“没有任何缝隙、盲点或空白”的全面覆盖。通过其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IJOP），新疆的监控机制生成自动化的实时“推送通知”，触发警察调查，往往导致拘留。基于过去的行动、社会互动和当前的行为模式，维吾尔人很容易被内部评级系统贴上“不可信”的标签，该系统通过关联和民族特征进行定罪。21世纪初，新疆在强制性扶贫计划的背景下首次引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计划。从2017年起，该地区大幅增加了转移的范围和强制性，特别针对维吾尔族进行棉花采摘。下文提出的新证据表明：（a）2019年该政策进一步强化，甚至强迫年长的维吾尔人采摘棉花，否则将面临“反复……思想教育”；（b）2021/2022年国家动员策略持续强迫维吾尔人采摘棉花；以及（c）机械化采摘并不一定会减少强制，因为机械化往往意味着维吾尔族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并被转移到其他行业从事劳动。新疆的劳动力转移计划具有其自身的强制机制，这些机制与全社会的监控和预测性警务系统协同运作。劳动力转移是减少非汉族人口集中的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自2018年以来，该地区还强制将教培中心被拘留者安置到受到严密监控的工厂工作中。
研究方法
本文建立在最早证明新疆棉花收获中存在强迫劳动的研究基础之上，该研究涵盖了近期压制性政策实施以来的情况。在概念上，本文遵循作者于2019年首次提出的关于新疆两种强制劳动系统的区分，该区分随后被联合国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研究人员（例如Lehr和Bechrakis 以及Murphy等人 ）所采用。即：(a)针对教培中心被拘留者的强迫劳动分配；以及(b)通过劳动力转移（即“转移就业脱贫”）实现的扶贫，这一计划在许多中国地区以大致相似但通常强制性低得多的形式存在。本文采用这种方法来比较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非监狱式国家资助的强制劳动系统，重点关注新疆这一记录较少且更为紧迫的当代背景。维吾尔族人被转移去采摘棉花是通过季节性劳动力转移进行的，而非与教培中心挂钩的劳动，而随后的棉花加工则涉及这两种系统（此外还有数量未知但可能较少的监狱劳动）。2017年之前，新疆的大多数棉花采摘者是来自其他省份的汉族移民。鉴于新疆在全球纺织品和服装生产中所占份额相对较小，但全球原棉产量却超过20%，因此棉花生产中劳动力强制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劳动力转移政策，而非拘留营（劳动力转移就业也可能在纺织和服装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因此，那些将新疆近期棉花生产中的强制行为主要与教培中心或监狱联系起来，而不提及劳动力转移强制行为背后的基础政策框架的报告具有误导性（例如，）。在2017年和2018年，我开发了一种调查性政策分析方法，以阐明隐蔽的国家政策。我利用这种方法首先记录了大规模拘留运动，方法是：(a)确定关键术语的起源和用法；(b)基于不同行政级别（从自治区到县乡）的三角互证文献证据，确定相关政策框架的发展。在确立了基本的概念基石后，研究随后通过将各种相关来源（国家报告、预算、采购招标、宣传报道）与证人陈述进行三角互证分析，评估了政策的实施情况。我在2019年中期调整了这一方法论方法用于对新疆强迫劳动计划进行最早的研究，1 并随后将其扩展为包含评估劳动力转移中强制性的六阶段框架。在这一方法论、概念和实证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采用了我最近的方法，即通过权威的宏观层面规划文件（包括“五年计划”）的视角来审视该地区强迫劳动计划的演变。此处分析的材料还包括中央政府领导人的关键政治要求，这些要求包含在所谓的“新疆文件”中，即泄露给维吾尔法庭的内部国家文件。本文还讨论了来自内部政府文件的重要新证据，这些文件包含在“新疆QQ文件”中，我从腾讯QQ网络内未受保护的本地政府文档缓存中获取了这些文件；以及“新疆公安文件”，这是由第三方匿名人士通过入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计算机获取的。总体而言，该分析对跨行政级别的不同类型文献来源进行了三角互证，以分析支撑新疆棉花生产的强制性动态，包括国家规划和政策文件、实施报告、当地媒体和宣传报道以及中国学术研究。这种多层次的政策分析得益于“政治约束性标准用语”（提法），这些用语将不同行政级别和政策周期各阶段（从审议到实施）的政策连接起来。虽然本文通过评估高层政策指令及其地方实施这两个维度来考察两者之间的一致性，但在新疆的具体背景下，这种差异往往比中国其他地区更小，这是一种被称为“危机模式”的治理现象，在政治敏感的背景下很常见。本文首先追溯了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棉花采摘中强制劳动的演变。其次，它展示了新疆的棉花采摘劳动力转移是如何从2017年开始变得更具强制性的。第三，它展示了尽管近期机械化采摘有所增加，但人工采摘的劳动力转移是如何持续存在的。第四，它总结了支撑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的关键要素，并为这种劳动提出了一种除国际劳工组织指标（主要旨在衡量基于公司的而非国家强加的强迫劳动）之外的替代评估框架。
1990年代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的棉花生产
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苏联统治下的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棉花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10万多名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这些人被苏联从家园强行迁往监狱劳改营。从1950年代开始，妇女和儿童尤其被迫参与棉花采摘，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成本低廉。乌兹别克斯坦生产了苏联全部棉花的60%以上
1. 所引用的2019年12月期刊文章的预印本已于2019年7月发表。迅速增长的农村人口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使得在一个实际上抑制现代化的腐败系统中，机械化变得缺乏吸引力。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后苏联转型带来的系统性压力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压力，导致机械化率下降，廉价强制劳动的使用增加。2000年，估计有140万名或22.6%的5至14岁乌兹别克儿童被迫参与棉花采摘。国际劳工组织对2014年和2015年收获期间18至50岁的成年采摘者进行的分析发现，该年龄段中有21%至24%（300万人）参与了这项工作，其中近四分之三是农村妇女。自2012年以来，强制的重点已从强迫童工转向强迫成年劳工，但该系统背后的总体动机保持不变，因为棉花生产的利润充实了腐败的政治精英。
2。至于新疆，在1990年代初，在这一战略边疆地区通过定居者殖民主义巩固国家控制的数十年努力背景下，中国政府大规模扩大了对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其他投资，将其变成了中国主要的棉花产区。199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宣布，南疆维吾尔族聚居区将成为“全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新疆的经济发展和棉花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北京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的投资，该实体成立于1954年，是一个军事农业殖民地，促进了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运营着一个庞大的监狱和劳改营网络，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吸收了来自中国东部的数万名囚犯。在1990年代中期的高峰期，估计新疆2.4%的棉花产量来自劳改劳动。Seymour和Anderson 认为，1994年后，囚犯人数的减少本应降低劳改劳动在新疆农业生产中的份额（第105页）。从1994年开始，该地区开始每年动员超过一百万名三年级以上的在校学生参与棉花收获，以解决“当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阿克苏地区的一名维吾尔族知情者Meriyem Sultan （她在1998年至2004年期间，即初中和高中阶段采摘过棉花）报告称，他们被分配了每日配额。有时，他们被派往塔里木劳改农场经营的田地，在警察看守的囚犯旁边工作。当她和其他学生没有完成配额时，会遭到殴打。她亲眼目睹了一名同学在前往棉田的通风不良且拥挤的巴士上，因已知的某种心脏病（这并没有使他免于采摘棉花）发作而倒下死亡。从2006年开始，小学生（但不是中学生）被免除了棉花采摘任务。2001年至2021年间，新疆在中国棉花产量中的份额从27.4%增长到89.5%，并在2021年占全球棉花供应量的20%左右。
2020年之前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收获中的强制劳动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规定的棉花生产配额制度构成了其强制劳动系统的主要驱动力。在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于2020年启动改革并废除该制度后不久，该国的强迫劳动问题有所缓解。在此之前，国家控制着棉花生产的方方面面，并由其压制性机构予以强化。该系统在苏联统治时期建立，并在独立后由卡里莫夫总统延续。卡里莫夫的渐进式后社会主义改革旨在保持国家对棉花生产的控制，有意保留了苏联时期计划经济的关键要素，同时额外利用新建立的地方机构（农民协会）来强制小农户执行政府的作物生产计划。国家生产配额被下达给地区官员，他们反过来向从属实体施压，要求招募相应数量的采摘者。Bilal Bhat 谈到了“一种更广泛的动员层级，其中收获的国家目标被分解为配额，然后在国家行政的每一级强制执行，一直到田间（采摘者）的个人配额”（第80页）。这是通过所谓的“霍基姆”（hokims）进行的，他们是地方行政当局的首脑，大致相当于地方长官。中央政府文件要求在地区和区级“霍基姆”行政机构下建立“棉花指挥单位”。知情者回忆起夜间会议，会上“霍基姆”在配额未完成时对所在地区的机构发出威胁。“霍基姆”反过来利用“马哈拉”（mahallas，居民社区协会）的领导人来招募指定的工人数量。“马哈拉”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因为它们控制着社会福利的发放并实施社会控制，包括通过辅助执法职能。“霍基姆”还强迫公共组织派遣采摘者，该系统进一步依赖于由国家支付报酬的采摘队队长和私人职业介绍所。那些负责动员的人往往直接控制着他们所招募人员的就业或经济福祉，在就业率高的情况下，害怕失去工作是服从的常见原因。在日常工作中监督人们的同一批官员往往会在田间招募和监控他们。不出所料，调查发现“招募方式……与各种形式的劳动剥削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马哈拉”的任务是动员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并组建由官员和公共部门雇员组成的团队，“编制失业人员名单，挨家挨户招募人们去采摘棉花”。团队对那些未能参加的人进行每日访问。负责发放社会福利的地方领导人受到压力，要求招募采摘者，并建立拒绝者的黑名单，禁止他们获得国家福利或服务。采摘者被分配了大量的每日配额，每天工作12到13个小时，没有周末休息，报酬微薄，如果未达到配额，还会面临暴力威胁、言语辱骂和罚款。由于主要目标不是充分就业而是完成收获，公民可以付费雇人代采。乌兹别克的招募系统营造了一种强制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潜在的后果威胁往往足以强制执行合规。一位当地企业主评论说，即使没有公开的威胁，企业也会遵守国家派遣工人到田间的请求：“如果我们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政府实体）肯定会给我们制造麻烦。税务检查会来，发现一些不当行为或违规行为”。2014年，只有约15%的被要求采摘棉花的人拒绝，即使在2019年，当废除强制行为取得重大进展时，仍有48.3%的受访者对“你能拒绝采摘棉花吗？”这一问题回答“不”。2014年国际劳工组织调查中大多数拒绝者已经是失业者，因此无法因失去工作而受到惩罚。一位接受采访的“马哈拉”招募员承认，她告诉采摘者“工作是自愿的”，然而，“拒绝不是一个选项”。“马哈拉”招募员有时会有警察陪同，警察也经常监督采摘者前往田地的交通。正如外部观察员所指出的，“对于一个对执法部门有着深刻且根深蒂固恐惧的群体来说，执法部门的存在强化了棉花采摘是强制性的这一信息”。在2009年开始对乌兹别克棉花进行为期13年的国际抵制后，国家对独立监督员的骚扰和系统性强制行为一直存在，直到2021年才逐渐消除。
2000年代新疆的劳动力供给策略
1990年至2007年间，在东部地区强劲经济增长的推动下，以及江泽民提出的“西部大开发”这一国家主导的大规模运动影响下，新疆棉花种植面积翻了两番，从42万公顷增加到166万公顷。到2008年，该地区每年需要超过100万名采棉工。尽管农村存在就业不足，但为这项艰苦且报酬相对较低的工作寻找劳动力始终是一个难题。20世纪90年代末，尽管吸引了来自其他省份的20万名采棉工，但仍有部分作物无法及时采摘。因此，国家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从2003年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尤其推行了一种主动、大规模的“有组织”招募和转移中国外来采棉工的模式，通过专列进行运输，并与各省当地国家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劳务合作关系”。这些采棉工是在通过其他个人或私人渠道抵达新疆的采棉工之外的补充。2008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拥有68.6万名采棉工，其中22.8万名来自新疆，45.8万名（约占三分之二）来自其他省份。从21世纪初开始，新疆开始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在经典的二元经济结构或刘易斯-拉尼斯-费经济发展模型中，剩余劳动力被定义为“可以在不减少农业产出的情况下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20世纪80年代去集体化之后，中国陷入低生产率农业的贫困农村人口，通过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自行转移到了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然而，在包括新疆在内的西部地区，民族歧视、语言障碍以及社区、土地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非汉族人口不愿离开土地，特别是进入与汉族存在经济依附关系的劳动关系中。2003年，在农村民族人口持续高增长的背景下，新疆动员了13万名当地农民参与采棉。然而，汉族外来务工人员仍占主导地位。到2016年，当地人（主要来自南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0万名采棉工中仅占10万人。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以及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后出现的社会不稳定和强力维稳措施（这些措施显著影响了维吾尔族向非维吾尔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动员维吾尔族参与采棉可能已不再是首要关注点。
2014年，北京的中央领导层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策重点从经济发展转向去极端化和维护稳定。2014年至2019年间，特别是与2017年大规模拘禁运动同时期，创造就业成为一项主要的政治优先事项，其执行力度也日益具有强制性。在内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量失业人员容易“滋事”，而企业就业“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使各民族“潜移默化地学习中国文化”，从而帮助他们“抵御宗教极端思想”。在同一场合，时任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俞正声指出，为纺织服装业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和要求，旨在带动至少一百万人就业。此事对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到2017年，这些论点已深刻影响了政策重点。继习近平之后，喀什地委书记李宁平告诫官员，脱贫攻坚与反恐维稳紧密相连：超过90%的非法宗教活动发生在农村，超过90%的暴力恐怖分子生活在农村……农村地区之所以占如此大的比例，与贫困密不可分……有些人长期无事可做，没有工作，游手好闲，无事生非。他们很容易被“三股势力”煽动和诱惑而走上邪路……如果我们做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引导各族群众过上现代文明生活，这将是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有力抵御……因此……做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不仅是民生问题，也是稳定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2017年12月，在新疆经营着全球最大纺织厂的华孚公司展示了600名身着迷彩服的维吾尔族转移劳动力正在接受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的照片，并指出：由于信息闭塞、缺乏勇气、害怕外出，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闲置在家，增加了家庭负担，也给公共安全带来了隐患。
新疆2016年2月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打赢脱贫攻坚战”决策部署的意见，明确要求利用“访惠聚”驻村工作队（官员挨家挨户走访）来实施“精准扶贫”工作，并警告称，在实现脱贫目标之前，工作队不会撤出村庄。脱贫攻坚战将涉及“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而“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通过增加工业生产和劳动力转移，将有174万人实现脱贫。中国学术研究发现，即使在提供充足经济报酬和免费住房的情况下，仍有大量维吾尔族人抵制此类转移。学者和官员将这种不愿参与归因于“思想封闭”和宗教“极端主义”，认为劳动力转移可以“打破南疆固化的社会结构”。该地区2016年6月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的专项行动方案》规定了劳动力转移的综合方法，包括在农业“农闲时期”由国家主导转移至采棉等季节性工作中。2016年9月，新疆发布了关于季节性务工人员（包括采棉工）国家管理的通知，作为实施2016年6月专项行动方案的一部分。该通知规定了与公安机关合作对这些工人进行严密监管和强化思想灌输的过程，包括“思想教育”。各县被要求主动询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棉花种植区的劳动力需求，然后动员所需工人。2016年12月，新疆宣布计划加强南北疆就业合作机制，扩大政府组织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包括季节性工作。这显著加速了南疆维吾尔族劳动力向北疆兵团棉田的转移。新疆2017年5月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指出，贫困人口的“劳动就业意愿和能力不足”，并五次重复当地人的“内生动力”不足，必须加以“激发”。该规划特别强调了季节性劳动力转移在实现国家脱贫目标中的作用。2017年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甚至正式废除了长期存在的农业和公共工程强制无偿劳动制度“哈什尔”（hashar），其明确目的是促进维吾尔族更深入地参与劳动力转移。2017年初，国家还开始系统性地用转移来的非汉族劳动力取代汉族外来采棉工。2016年9月的通知规定，“在同等条件下”，兵团招募季节性劳动力应“优先使用新疆当地农民和牧民”。一份关于喀什岳普湖县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报告称，通过劳动力转移，当地维吾尔族人“根深蒂固的懒惰思想”得到了克服。报告引用一位汉族棉农的话说，由于工作队从2017年开始实施转移，他“不再使用外地（外来）采棉工”。2016年，新疆本地采棉工仅占兵团棉田所有采棉工的三分之一（约10万人）。汉族外来务工人员也构成了南疆采棉工的大多数，因为汉族棉农从他们东部的家乡招募工人。相比之下，到2018年，喀什地区的采棉工中只有2.5%是外来务工人员，而21.09万人（即84.4%）来自本地区，其他维吾尔族聚居区也报告了类似的趋势。那一年，仅阿克苏和和田地区就向兵团输送了21万名采棉工。2016年至2020年间，新疆年均转移劳动力287万人。季节性转移发挥了主导作用。2017年至2020年中期，南疆和田地区所有转移劳动力中，约有一半集中在采棉等季节性劳动。2017年至2018年间，和田地区墨玉县将劳动力转移采棉工人数从4.06万增加到5.4万，动员了其18至59岁人口的15.7%前往其他地区采棉。据估计，2018年新疆动员了至少57万名来自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剩余劳动力参与采棉。用于采棉的强制性季节性劳动力转移与新疆的“通过劳动力转移进行脱贫”的强制性计划有关，但与所谓“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国家对再教育营的委婉说法）前被拘留者的强制工作安置无关。虽然这两个系统截然不同，且在不同的政策和行政体系下运作，但拒绝参与脱贫或就业政策的维吾尔族人可能面临拘禁。2014年，该地区发布了一份包含75种“宗教极端主义表现”的清单，其中之一是“拒绝接受政府管理”，这是一个广泛的表述，可以涵盖脱贫和就业措施。拘禁的威胁并没有改变新疆强制劳动系统之间的概念区别。通过劳动力转移进行的脱贫本身就产生了强制压力，独立于营地之外。然而，这种潜在的威胁显著增强了此类压力。
来自莎车县阿斯兰巴格乡脱贫攻坚工作组此前未公开的内部政府文件显示，国家强迫维吾尔族参与脱贫措施（包括劳动力转移和季节性劳动）的努力在2018年后有所加强。莎车县2019年1月的整改工作通知要求提高脱贫攻坚工作的“政治地位”，严厉警告干部若未达到规定目标将面临“严重”后果。在其旨在压制任何政策反对意见的秘密五年计划中（该计划始于2017年，结束于2021年），2019年是新疆应实现“基本常态化”的一年。莎车县2019年7月关于“脱贫攻坚近期重点工作”的文件警告官员要“防止干部和群众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文件规定，“懒汉、酒鬼及其他内生动力不足的人员”需要接受“反复……思想教育”。如果这未能产生“明显效果”，他们将“按照文件”处理（其确切含义尚不明确，但上下文暗示了强制措施）。60岁以上的人员和学生被要求采摘棉花、蔬菜、西红柿和辣椒等作物。脱贫就业办公室需列出那些“尚未实现稳定就业（因此）必须（从事）季节性劳动”的人员名单，并将他们纳入集中、有组织的季节性劳动（如采棉）转移中。国家将组织幼儿集中托管，以“防止出现这类人员既无稳定就业，又无法获得季节性劳动收入的问题”。到2019年底，莎车县正在编制“懒汉”、“酒鬼”和“内生动力不足”人员名单。一份名单将年仅77岁的人标记为“懒汉”，在五名被列出“懒惰”解决方案的个人中，有两人被送往另一个县采棉。
新疆棉花采摘的劳动力转移：地方实施情况
与乌兹别克斯坦类似，新疆棉花采摘中的强制压力主要存在于招募阶段。驻村工作队挨家挨户收集每户家庭的就业状况信息，并强迫村民参与劳动力转移：
曾经阻碍当地劳动力进入棉花采摘市场的因素已不复存在。这得益于新疆各级政府在转移剩余劳动力工作上的持续推进。特别是自2014年以来，新疆连续五年共派出35万名干部下沉基层，帮助群众摆脱贫困与苦难。
在喀什地区伽师县的一个村庄，当国家发现维吾尔族人“不愿外出务工”时，官员们第二次进入每家每户，开展“思想教育工作”，直到动员了60人去采摘棉花。2018年9月，一支驻村工作队在和田地区墨玉县的一个村庄（总劳动力为983人）动员了345名村民去邻近的喀什地区采摘棉花，该村此前在劳动力转移方面的参与度极低。三名村干部对他们进行了监督。阿克苏地区拜城县2018年9月的一份记录描述了驻村工作队如何将维吾尔族村民艾尔艾力·哈基姆从“严重”的思想问题中“解放”出来。得益于“思想转化工作”，他随后响应政府号召去采摘棉花：
过去，我“等、靠、要”的懒惰思想很严重。我只知道向党和政府索取。现在，我终于明白，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汗水赚取报酬。未来，在党和政府政策的支持下……我会赚更多的钱，让家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招募行动的特点是组织严密的转移和密切的监督。喀什地区2017年的一份记录指出，采棉工由官员陪同，且“工作队干部和派出所警卫定期探访他们”。阿克苏地区2020年的一份报告称，采棉工以“点对点转移”的方式被送往工作目的地，干部必须全程陪同：
充分发挥一线“指导员”、“安全员”和“服务员”的作用。除特殊情况外，这些人必须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在采棉期间积极开展思想教育……并协助解决工资或意外伤害相关问题。
这些记录还表明，新疆的新就业政策可以带来物质利益。中央政府的援助及相关政策旨在保护劳动者免受雇主剥削，改善工作条件和安全标准，提高他们的权利意识，并推广社会福利覆盖。鉴于棉花采摘这一经济部门在历史上一直与剥削联系在一起，这些好处不应被轻易忽视，它们表明习近平提出的消除绝对收入贫困的标志性目标构成了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通过这些国家计划招募的采棉工受到随行干部和工作队的监控。例如，2019年末，一支喀什执法工作队探访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辖区采摘棉花的150名维吾尔族人。他们评估了采棉工的“思想状态”并告诫他们：“希望你们发扬吃苦耐劳、勤奋工作的精神，按计划完成采棉任务。”此类记录表明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情况存在显著相似之处。在两个地区，采棉工都是（或曾经是）通过广泛的基层动员被强制组织的。其结果是强制劳动在社会层面的常态化。当麦尔耶姆·苏尔坦（2021）后来在北京上大学时，她真诚地以为自己必须履行强制劳动任务：
当我问导师我们是否需要进行任何强制劳动时，大家都哄堂大笑。我感到非常欣慰，终于来到了一所可以专注于学业而无需担心强制劳动的机构。
超越采摘：新疆棉花价值链中两种形式的强制劳动
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后者主要生产原棉，而新疆在2014年后的国家政策推动下，棉花价值链向纱线、纺织品和服装生产进行了大规模扩张。2014年7月，北京宣布了到2023年将至少100万名工人安置到纺织和服装行业就业的目标，其中65万人来自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南部地区。虽然目前关于新疆棉花生产中劳改劳动力规模的证据有限，但仍有多个监狱农场参与其中。库车县芳草湖监狱农场的轧花厂在2016年6月仍在运营。与沙雅县监狱农场相关联的沙雅县塔里木润成监狱轧花厂在2017年9月仍在运营。来自莎车县的维吾尔族人阿卜杜哈米特·巴拉特表示，在不同监狱服刑的18年间（1995年至2013年），他一直被迫生产各种类型的服装，包括手套、毛衣和制服，每天工作15至16小时。
大规模的强制采棉仅与“劳动力转移扶贫”相关。然而，随后的纱线、纺织品和服装生产也涉及大规模雇佣被“释放”到国家指定工作岗位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学员。2018年初，多个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地区获得了将学员转移到劳动密集型纺织和服装生产的优惠国家政策，通过每名受训学员1800元人民币的补贴吸引了中国东部企业；那一年，仅喀什地区就计划雇佣10万名营地学员，其中7万人进入纺织和服装工厂。新疆纺织业也对来自劳动力转移系统的少数民族工人采取了强制管理措施。例如，莎车县的雄鹰纺织公司利用“半军事化管理”雇佣贫困和剩余劳动力。汉族工厂老板表示，这些工人最初“缺乏劳动热情”，且持有“等、靠、要”的心态。然而，经过一年的“潜移默化”，他们“明白了应该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此处“潜移默化”一词与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使用的词汇相同，他当时主张企业就业能使少数民族“潜移默化地学习中国文化”。此类公司在实施国家的灌输和强制同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疆的机械化采摘与持续的劳动力转移
在过去十年中，国家大力推广机械化，特别是在北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区，由于农场规模更大、田块更连片，这些地区比南部更适合机械化采摘。2019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区棉花种植机械化率达到82.9%，而整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这一比例仅为30.2%（254万公顷中的77万公顷）。在2020年12月首次公布新疆棉花采摘中存在系统性强迫劳动的证据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称“2020年新疆棉花机械采摘率已达70%”。然而，这一说法背后的数据仅涉及新疆棉花种植总面积的64.5%。2021年12月6日，政府随后声称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机械化率为80%，但未提供机械化与人工采摘棉花区域的具体面积，也未披露南疆低得多的机械化率。不到六周后，即2022年1月14日，北京突然声称机械化率“超过85%”，但未提供任何依据。相比之下，2020年10月在2020年12月披露之前发布的一份政府报告显示，南疆的机械化率仅为34.7%，并指出“大型机械设备作业条件差”且“土地破碎化程度高”，所有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了……的应用”。
农业机械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2020)。2019年，新疆45%的棉田位于这五个南部地州。
卫星图像分析显示，德国媒体在2022年春季使用收获速度的代理指标估计，该地区至少有36%的棉花仍是手工采摘（此方法可能低估了手工采摘的比例，因为零散的小地块比大片连片的地块更容易被忽略）(Dauben-berger & Guckelsberger, 2022)。然而，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地区，估计的手工采摘比例为96%。南疆的棉花品质尤为优良，不仅因为手工采摘的棉花被认为优于机器采摘的品种，还因为该地区种植了近四分之三的特别珍贵的长绒棉。5 中国的报道证实，截至2022年3月，长绒棉仍无法机械化收获，因为其长而柔软的纤维通过手工采摘能更好地保存（新浪新闻, 2022）。尽管机械化率不断提高，新疆棉花生产的扩张速度仍然需要大量的采摘工人。在过去二十年里，该地区播种棉花面积在机械化程度最低的新疆南部地区增长最快，从2000年至2020年nearly tripling from 574,200 to 1,605,900 hectares（刘等人, 2021）。在兵团控制的农田中，棉田总面积也从2010年的498,000公顷增加到2021年的870,000公顷。事实上，在2018年，阿克苏和和田两地就向兵团地区输送了210,000名季节性农村剩余劳动力——尽管当年兵团的机械化率为80.4%——这可能与这种快速增长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18；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019）。尽管北京方面声称，新疆在2021-22年期间继续转移少数民族剩余劳动力进行棉花采摘。2021年10月，喀什地区夸耀“全地区各县、乡、村在动员采棉工方面做得很好，相关部门也组织了乡、村的群众为大棉农工作……解决了大棉农的‘燃眉之急’” (搜狐, 2021)。喀什的博斯腾县利用专门的大规模动员方法，动员了6,000名采摘工人。这些并非孤立的案例。新疆的《“十四五”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划》（2021-2025年）要求兵团与其他地区加强合作，以“扩大”季节性（与收获相关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 2021）。2022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重点媒体《天山网》上的一篇文章，讨论了新疆的就业项目和劳动力转移，证实了南疆棉花、番茄等种植园的“巨大规模”继续“提供了丰富的短期就业途径”（天山网, 2022）。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并不一定能降低强迫劳动的风险。为了推广机械化，国家大力推行土地流转计划，当地农民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大规模运营商，以换取租金
4. 根据新疆统计局（2020年，表12-20）计算。南疆包括和田、阿克苏、克孜勒苏、喀什和巴音郭楞。5. 根据新疆统计局（2020年，表12-20）计算。
被剥夺土地的维吾尔族农民随后经常被强制转移到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工作。新疆主要国家媒体将土地流转描述为减少土地碎片化和推广机械化棉花种植的关键措施（新华社, 2018）。到2019年，阿克苏的乌什县计划将66,667公顷土地从小型持有者转让给国有合作社、兵团农场和大公司，以“全面实施机械化采棉”，同时“让农民摆脱土地”（通过劳动力转移）（中国棉花网, 2018）。到2021年，尉犁县已将26,667公顷土地从农民转让给丽华棉业公司，以推广“现代化、机械化”的棉花生产，大幅提高了机械化收获（朱, 2021）。虽然使用权转让理论上可以撤销，但新疆的政策背景清楚地表明，转让是建立大规模现代化和机械化农业以及永久将小农转变为产业工人的长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Zenz, 2021a）。那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转移劳动力，常常成为新疆纺织和服装行业的廉价劳动力。
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比较
2012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了一套衡量强迫劳动的11项指标，包括利用弱点、限制行动自由、孤立、恐吓、恶劣工作条件、暴力、债务束缚和扣发工资（国际劳工组织, 2012）。这些指标旨在衡量个体公司或经济部门的强迫劳动。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合评估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的基本机制，尤其是在新疆，那里的国家强制动员目标主要是政治性的。其中一些与经济剥削相关的指标适用于乌兹别克斯坦以营利为目的的棉花收获。然而，广泛的工人剥削将与北京方面旨在实现长期社会稳定和实现习近平消除绝对贫困的标志性目标相悖。因此，新疆至少名义上寻求改善工作条件，并且对于劳动力转移，它优先考虑政治目标而非经济剥削（被释放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学员的工作条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剥削廉价的维吾尔族劳动力，因为采摘工人的报酬很低，而他们的工作却极其艰辛。然而，劳动力剥削不是新疆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目标，而极其恶劣的工作条件与国家针对少数民族的就业政策的长期目标相悖。与其依赖静态和脱离背景的国际劳工组织指标，不如将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的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视为一个系统性和情境化的过程来理解和衡量。基于对新疆劳动力转移的审查，我之前开发了一个六阶段框架来评估劳动力转移中的胁迫（Zenz, 2021a）。下面，除了比较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之外，还为每个阶段展示了一套新的指标，这些指标专门用于评估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的风险（表1）。
系统性识别国家规定的人口的生计并配合国家代表国家行事的机构。潜在适用的国际劳工组织指标：不适用就业运动。阶段乌兹别克斯坦新疆总体风险指标级机构。表 1. 通过六个阶段识别系统性强迫诱导的思想环境，要求目标群体自行摆脱（或找到替代方案）。上门运动，涉及强烈的心理压力实现北京的扶贫目标，并转变剩余劳动力与植棉区共同识别季节性劳动力以完成强制性劳动力转移配额，基于数据库和侵入式上门招聘包括可能被拘禁。在国家生产任务的支持下并分配劳动力需求并计划劳动力动员。地区使用（“思想教育”）以及潜在或公开的威胁，族裔社群。
指标表明，国际劳工组织的指标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评估在初期劳动力识别、招募、培训和转移阶段（这些是评估与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相关风险的最相关阶段）中的强迫行为。总体而言，两个地区的强制机制具有可比性，尽管新疆的环境要压抑得多。在两种情况下，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在五个关键方面十分相似：
1. 拥有强大官僚机构的集权威权国家；
2. 驾驭经济政策并激励或征用相关的经济参与者（包括国有和私营企业）；
3. 在目标人群中营造强制性的社会环境；
4. 连同大量基层的М人力资源和机构共同利用这一环境，以
5. 在基层产生动员压力。
在这两个地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残余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程度不尽相同。乌兹别克斯坦依赖于持续的中央集权计划配额制度。新疆自上而下的国家规划也以重要且复杂的方式塑造了经济，影响农作物种植优先事项，根据政治目标征用国有企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体，并引导季节性工人流动（用维吾尔族采棉工取代汉族采棉工）。然而，新疆当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系统性地激励私营部门进一步贯彻国家政策，特别是自 2010 年代以来。强大的人口发展主义国家利用上述五种方法实施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其实施的便利程度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相上下。这两个系统之间的核心区别之一在于其最终目标。在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直接使精英阶层在经济上受益。北京在新疆的政策侧重于族群识别，并被框定为国家的一个紧迫的国家安全问题，该国将维吾尔族人描绘为一种“生物威胁”。与传统的农村生计相比，中国受监控的工厂环境使国家能够对工人实施更强的控制，削弱了传统的社区结构，并限制了本土文化的代际传递。
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都部署（或曾部署）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系统，通过高度集中的强制性国家机器，利用大量基层人力资源来强行招募和留住采棉工。最初，两地都严重依赖童工，随后转向强制性成年劳动力，而当时正值集体化和计划经济的过去时代，就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强制指派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强迫劳动力动员是通过国家对经济政策的主导地位、国家征用或激励相关经济参与者的能力，以及在社会主义时期创建并由后继领导人维持或演变的广泛动员基层机构来运作（或曾运作）的。尽管新疆的压迫程度要严重得多，但两个地区都严重依赖（或曾依赖）中央集权的威权系统来营造惩罚不服从行为的强制性环境。在新疆，这包括关押的威胁以及通过预防性警务自动化系统对异常行为的侦测。由于缺乏法律救济，公民“选择”顺从，而不是在这个让他们无能为力系统中面临潜在的后果。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强制同意”环境对于局外人来说未必能立即察觉，并且可能很难通过诸如国际劳工组织强迫劳动指标框架等常规手段来评估，该框架本来就不是为了评估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而设计的。通过检查单个工人（特别是在新疆这样无法自由发言的高度压迫环境）或甚至单个工作场所，并不容易察觉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这些可能只需要与非强制性工作场所相当的安全和监控水平，因为强制压力在最初招募时最强，而且社会背景排除了自由流动。结构性强制环境最恰当的概念化是一系列“不自由的形式和程度”的“连续统一体”，其中自愿与非自愿之间清晰的界限不再适用。在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系统利用结构性边缘化进行经济剥削。新疆的系统至少名义上旨在增加收入，以便国家宣布民族地区摆脱贫困。鉴于中国极低的绝对贫困线，即使是采棉的微薄报酬也足以将少数民族采棉工推过这条线。然而，国家的长远目标是将人们从传统的生计和社区转移到受国家控制的“现代”工作、思想改造和社会控制环境中。全球制裁针对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的经济逻辑，并最终导致了系统性变革，这也是由于该国对吸引更多外国投资有着强烈的需求。相比之下，北京的经济实力、在新疆的长期政治目标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意味着向采棉及相关产业的强迫劳动力转移可能会长期持续下去。使用新疆棉花的中国公司通过混淆供应链来规避西方制裁。虽然制裁对于避免消费者沦为暴行的帮凶是必要的，但习近平将国内安全置于经济增长之上的优先考量，以及颁布惩罚遵守制裁的公司的反制裁法，使得制裁的影响更加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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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乌兹别克斯坦棉花采摘中的强制劳动
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之比较分析
摘要 本研究追溯了中国西北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棉花采摘中系统性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演变。研究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近期的状况与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比较，后者在2021年之前一直实施棉花采摘强制劳动。这两个地区都通过中央集权的威权国家机器，部署人力资源密集型的基层动员工作，创造了结构性的强制劳动环境。文章发现，尽管这两个区域实体的强制劳动动态在许多方面具有可比性，但由此产生的劳动环境并不能轻易通过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强制劳动指标等静态标准衡量标准来捕捉。相反，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特征是普遍存在的、由国家诱导的系统性强制动态，这些动态深深植根于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乌兹别克斯坦的强制劳动实践主要受经济考量驱动，而新疆的劳动力转移计划虽然追求一定的经济目标，但其设计初衷主要是为了实现北京方面更广泛的民族政治目标。
1930年，国际劳工组织（ILO）通过了《强迫劳动公约》（29号），该公约旨在普遍打击强迫劳动行为，特别是为了应对20世纪20年代西方殖民地的强迫劳动问题。然而，出于对殖民统治的妥协，该公约对“作为正常公民义务一部分的任何工作或服务”创造了模糊的例外规定，包括“轻微的社区服务”。1957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第105号公约以填补未解决的漏洞，专门针对国家为推进政治目标而强加的强迫劳动，包括将强迫劳动用于经济发展、作为种族或宗教歧视的手段，或惩罚异见。这些条款旨在反击各国为与“发展型独裁”相关的强制劳动实践所找的借口，在这种体制下，强制劳动往往以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官僚现代化为名进行辩护。勒巴伦和菲利普斯认为，对国家在强制劳动实践中作用的分析仍然是文献中的薄弱环节。国家往往只是“潜伏在背景中”，因为它们“主要被视为应对强迫劳动的工具，而不是作为在形成导致强迫劳动的条件中发挥因果作用的行动者”。学术界对资本主义与非自由劳动之间关系的关注，导致“国家和国家行为者”作为此类非自由状态的直接肇事者被“某种程度上的隐形化”了。勒巴伦和菲利普斯的框架探讨了国家如何促进增加对各种非自由劳动形式脆弱性的条件。这是将国家在强制劳动中的作用概念化的重要第一步。然而，理解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的情况需要更具体的框架来概念化系统性的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因为这些地方直接启动了全政府和全社会的方针，将大量公民赶入强制劳动中。相反，对国家主导的监狱劳动制度的研究，如苏联古拉格或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劳改”（“通过劳动进行改造”）制度，同样不适合分析那些并非发生在监狱或拘留环境中的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尽管在新疆，再教育营的拘留威胁依然笼罩）。在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棉花采摘的强制劳动动员都发生在拘留环境之外，尽管新疆目前仍在运营一些棉花生产的“劳改”监狱农场（这与再教育营不同）。在这两个地方，强制力主要基于整体的强制劳动招募环境。这种发生在威权政府下广泛强制环境中的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在现代奴隶制文献中是一个相对被忽视的话题，而对这种形式的强制劳动的概念分析则更为稀缺（例如，麦奎尔和拉瑟是一个例外）。在新疆，劳动力强制在2016年后加速，其背景是一场大规模拘留运动和其他旨在强制同化和重塑少数民族（非汉族）社区的高度压迫性政策。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背景下，麦奎尔和拉瑟恰如其分地将由此产生的强制环境描述为“结构性强制同意”，定义为“缺乏积极决定参与或不参与棉花产业的自由”。“结构性强制同意”植根于并实施于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受国家激励的关键社区机构内部。国际劳工组织对强制劳动的概念化受到批评，认为其处理该问题时“脱离了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过于二元化的强制劳动概念忽视了强制力如何通过“多种——或许是连续的——非自由形式和程度”构成。此处一个有用的框架是希基和杜托伊特提出的“不利纳入”概念，即利用穷人的脆弱性和短期需求来建立剥削性的劳动关系。不利纳入可能满足了工人的即时物质需求，但却使结构性贫困永久化；它可能被包装为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是在非自由的环境下做出的。在文献中，非自由劳动也曾在企业层面进行分析，并被定性为一种剥削性的公司管理技术。虽然参与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公司经常使用此类技术，但我认为，通过分析设计“结构性强制同意”的国家动员工作，最能理解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独特动态。这种框架也促进了对被政府强制劳动计划收编和激励的公司中强制动态的情境化理解。此外，新疆的强制劳动政策记录相对详尽，而由于无法进行实地考察，关于2010年代末新疆棉田中维吾尔族工人状况的民族志证据几乎为零。本研究将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两个依赖（或曾经依赖）大规模强制动员的棉花生产中心进行比较。（土库曼斯坦等类似背景的地区规模较小且记录较少。）研究认为，新疆正在进行的和乌兹别克斯坦先前的强制劳动动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可比性，两者都基于中央集权的威权国家机器，通过保留了各自社会主义时代显著特征的治理机制，部署强制性的基层动员技术。然而，乌兹别克斯坦的强制劳动实践主要受经济考量驱动，而新疆的劳动力动员计划则主要追求政治目标。在新疆，整体的压迫环境以及因拒绝服从国家工作要求而面临制裁的威胁，都比乌兹别克斯坦严重得多。维吾尔族对国家政策和民族歧视的抵制被定性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并归咎于所谓的宗教“极端主义”。新疆实时识别和惩罚异常行为以创造结构性强制同意的能力远高于乌兹别克斯坦。在大规模拘留之前，政府建立了一个人均警察比例居世界前列的安全国家。新疆广泛的监控和预测性警务系统旨在不仅发现而且预防异常行为，追求“没有任何缝隙、盲点或空白”的全面覆盖。通过其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IJOP），新疆的监控机制生成自动化的实时“推送通知”，触发警察调查，往往导致拘留。基于过去的行动、社会互动和当前的行为模式，维吾尔人很容易被内部评级系统贴上“不可信”的标签，该系统通过关联和民族特征进行定罪。21世纪初，新疆在强制性扶贫计划的背景下首次引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计划。从2017年起，该地区大幅增加了转移的范围和强制性，特别针对维吾尔族进行棉花采摘。下文提出的新证据表明：（a）2019年该政策进一步强化，甚至强迫年长的维吾尔人采摘棉花，否则将面临“反复……思想教育”；（b）2021/2022年国家动员策略持续强迫维吾尔人采摘棉花；以及（c）机械化采摘并不一定会减少强制，因为机械化往往意味着维吾尔族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并被转移到其他行业从事劳动。新疆的劳动力转移计划具有其自身的强制机制，这些机制与全社会的监控和预测性警务系统协同运作。劳动力转移是减少非汉族人口集中的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自2018年以来，该地区还强制将教培中心被拘留者安置到受到严密监控的工厂工作中。
研究方法
本文建立在最早证明新疆棉花收获中存在强迫劳动的研究基础之上，该研究涵盖了近期压制性政策实施以来的情况。在概念上，本文遵循作者于2019年首次提出的关于新疆两种强制劳动系统的区分，该区分随后被联合国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研究人员（例如Lehr和Bechrakis 以及Murphy等人 ）所采用。即：(a)针对教培中心被拘留者的强迫劳动分配；以及(b)通过劳动力转移（即“转移就业脱贫”）实现的扶贫，这一计划在许多中国地区以大致相似但通常强制性低得多的形式存在。本文采用这种方法来比较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非监狱式国家资助的强制劳动系统，重点关注新疆这一记录较少且更为紧迫的当代背景。维吾尔族人被转移去采摘棉花是通过季节性劳动力转移进行的，而非与教培中心挂钩的劳动，而随后的棉花加工则涉及这两种系统（此外还有数量未知但可能较少的监狱劳动）。2017年之前，新疆的大多数棉花采摘者是来自其他省份的汉族移民。鉴于新疆在全球纺织品和服装生产中所占份额相对较小，但全球原棉产量却超过20%，因此棉花生产中劳动力强制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劳动力转移政策，而非拘留营（劳动力转移就业也可能在纺织和服装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因此，那些将新疆近期棉花生产中的强制行为主要与教培中心或监狱联系起来，而不提及劳动力转移强制行为背后的基础政策框架的报告具有误导性（例如，）。在2017年和2018年，我开发了一种调查性政策分析方法，以阐明隐蔽的国家政策。我利用这种方法首先记录了大规模拘留运动，方法是：(a)确定关键术语的起源和用法；(b)基于不同行政级别（从自治区到县乡）的三角互证文献证据，确定相关政策框架的发展。在确立了基本的概念基石后，研究随后通过将各种相关来源（国家报告、预算、采购招标、宣传报道）与证人陈述进行三角互证分析，评估了政策的实施情况。我在2019年中期调整了这一方法论方法用于对新疆强迫劳动计划进行最早的研究，1 并随后将其扩展为包含评估劳动力转移中强制性的六阶段框架。在这一方法论、概念和实证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采用了我最近的方法，即通过权威的宏观层面规划文件（包括“五年计划”）的视角来审视该地区强迫劳动计划的演变。此处分析的材料还包括中央政府领导人的关键政治要求，这些要求包含在所谓的“新疆文件”中，即泄露给维吾尔法庭的内部国家文件。本文还讨论了来自内部政府文件的重要新证据，这些文件包含在“新疆QQ文件”中，我从腾讯QQ网络内未受保护的本地政府文档缓存中获取了这些文件；以及“新疆公安文件”，这是由第三方匿名人士通过入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计算机获取的。总体而言，该分析对跨行政级别的不同类型文献来源进行了三角互证，以分析支撑新疆棉花生产的强制性动态，包括国家规划和政策文件、实施报告、当地媒体和宣传报道以及中国学术研究。这种多层次的政策分析得益于“政治约束性标准用语”（提法），这些用语将不同行政级别和政策周期各阶段（从审议到实施）的政策连接起来。虽然本文通过评估高层政策指令及其地方实施这两个维度来考察两者之间的一致性，但在新疆的具体背景下，这种差异往往比中国其他地区更小，这是一种被称为“危机模式”的治理现象，在政治敏感的背景下很常见。本文首先追溯了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棉花采摘中强制劳动的演变。其次，它展示了新疆的棉花采摘劳动力转移是如何从2017年开始变得更具强制性的。第三，它展示了尽管近期机械化采摘有所增加，但人工采摘的劳动力转移是如何持续存在的。第四，它总结了支撑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的关键要素，并为这种劳动提出了一种除国际劳工组织指标（主要旨在衡量基于公司的而非国家强加的强迫劳动）之外的替代评估框架。
1990年代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的棉花生产
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苏联统治下的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棉花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10万多名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这些人被苏联从家园强行迁往监狱劳改营。从1950年代开始，妇女和儿童尤其被迫参与棉花采摘，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成本低廉。乌兹别克斯坦生产了苏联全部棉花的60%以上
1. 所引用的2019年12月期刊文章的预印本已于2019年7月发表。迅速增长的农村人口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使得在一个实际上抑制现代化的腐败系统中，机械化变得缺乏吸引力。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后苏联转型带来的系统性压力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压力，导致机械化率下降，廉价强制劳动的使用增加。2000年，估计有140万名或22.6%的5至14岁乌兹别克儿童被迫参与棉花采摘。国际劳工组织对2014年和2015年收获期间18至50岁的成年采摘者进行的分析发现，该年龄段中有21%至24%（300万人）参与了这项工作，其中近四分之三是农村妇女。自2012年以来，强制的重点已从强迫童工转向强迫成年劳工，但该系统背后的总体动机保持不变，因为棉花生产的利润充实了腐败的政治精英。
2。至于新疆，在1990年代初，在这一战略边疆地区通过定居者殖民主义巩固国家控制的数十年努力背景下，中国政府大规模扩大了对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其他投资，将其变成了中国主要的棉花产区。199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宣布，南疆维吾尔族聚居区将成为“全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新疆的经济发展和棉花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北京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的投资，该实体成立于1954年，是一个军事农业殖民地，促进了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运营着一个庞大的监狱和劳改营网络，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吸收了来自中国东部的数万名囚犯。在1990年代中期的高峰期，估计新疆2.4%的棉花产量来自劳改劳动。Seymour和Anderson 认为，1994年后，囚犯人数的减少本应降低劳改劳动在新疆农业生产中的份额（第105页）。从1994年开始，该地区开始每年动员超过一百万名三年级以上的在校学生参与棉花收获，以解决“当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阿克苏地区的一名维吾尔族知情者Meriyem Sultan （她在1998年至2004年期间，即初中和高中阶段采摘过棉花）报告称，他们被分配了每日配额。有时，他们被派往塔里木劳改农场经营的田地，在警察看守的囚犯旁边工作。当她和其他学生没有完成配额时，会遭到殴打。她亲眼目睹了一名同学在前往棉田的通风不良且拥挤的巴士上，因已知的某种心脏病（这并没有使他免于采摘棉花）发作而倒下死亡。从2006年开始，小学生（但不是中学生）被免除了棉花采摘任务。2001年至2021年间，新疆在中国棉花产量中的份额从27.4%增长到89.5%，并在2021年占全球棉花供应量的20%左右。
2020年之前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收获中的强制劳动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规定的棉花生产配额制度构成了其强制劳动系统的主要驱动力。在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于2020年启动改革并废除该制度后不久，该国的强迫劳动问题有所缓解。在此之前，国家控制着棉花生产的方方面面，并由其压制性机构予以强化。该系统在苏联统治时期建立，并在独立后由卡里莫夫总统延续。卡里莫夫的渐进式后社会主义改革旨在保持国家对棉花生产的控制，有意保留了苏联时期计划经济的关键要素，同时额外利用新建立的地方机构（农民协会）来强制小农户执行政府的作物生产计划。国家生产配额被下达给地区官员，他们反过来向从属实体施压，要求招募相应数量的采摘者。Bilal Bhat 谈到了“一种更广泛的动员层级，其中收获的国家目标被分解为配额，然后在国家行政的每一级强制执行，一直到田间（采摘者）的个人配额”（第80页）。这是通过所谓的“霍基姆”（hokims）进行的，他们是地方行政当局的首脑，大致相当于地方长官。中央政府文件要求在地区和区级“霍基姆”行政机构下建立“棉花指挥单位”。知情者回忆起夜间会议，会上“霍基姆”在配额未完成时对所在地区的机构发出威胁。“霍基姆”反过来利用“马哈拉”（mahallas，居民社区协会）的领导人来招募指定的工人数量。“马哈拉”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因为它们控制着社会福利的发放并实施社会控制，包括通过辅助执法职能。“霍基姆”还强迫公共组织派遣采摘者，该系统进一步依赖于由国家支付报酬的采摘队队长和私人职业介绍所。那些负责动员的人往往直接控制着他们所招募人员的就业或经济福祉，在就业率高的情况下，害怕失去工作是服从的常见原因。在日常工作中监督人们的同一批官员往往会在田间招募和监控他们。不出所料，调查发现“招募方式……与各种形式的劳动剥削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马哈拉”的任务是动员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并组建由官员和公共部门雇员组成的团队，“编制失业人员名单，挨家挨户招募人们去采摘棉花”。团队对那些未能参加的人进行每日访问。负责发放社会福利的地方领导人受到压力，要求招募采摘者，并建立拒绝者的黑名单，禁止他们获得国家福利或服务。采摘者被分配了大量的每日配额，每天工作12到13个小时，没有周末休息，报酬微薄，如果未达到配额，还会面临暴力威胁、言语辱骂和罚款。由于主要目标不是充分就业而是完成收获，公民可以付费雇人代采。乌兹别克的招募系统营造了一种强制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潜在的后果威胁往往足以强制执行合规。一位当地企业主评论说，即使没有公开的威胁，企业也会遵守国家派遣工人到田间的请求：“如果我们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政府实体）肯定会给我们制造麻烦。税务检查会来，发现一些不当行为或违规行为”。2014年，只有约15%的被要求采摘棉花的人拒绝，即使在2019年，当废除强制行为取得重大进展时，仍有48.3%的受访者对“你能拒绝采摘棉花吗？”这一问题回答“不”。2014年国际劳工组织调查中大多数拒绝者已经是失业者，因此无法因失去工作而受到惩罚。一位接受采访的“马哈拉”招募员承认，她告诉采摘者“工作是自愿的”，然而，“拒绝不是一个选项”。“马哈拉”招募员有时会有警察陪同，警察也经常监督采摘者前往田地的交通。正如外部观察员所指出的，“对于一个对执法部门有着深刻且根深蒂固恐惧的群体来说，执法部门的存在强化了棉花采摘是强制性的这一信息”。在2009年开始对乌兹别克棉花进行为期13年的国际抵制后，国家对独立监督员的骚扰和系统性强制行为一直存在，直到2021年才逐渐消除。
2000年代新疆的劳动力供给策略
1990年至2007年间，在东部地区强劲经济增长的推动下，以及江泽民提出的“西部大开发”这一国家主导的大规模运动影响下，新疆棉花种植面积翻了两番，从42万公顷增加到166万公顷。到2008年，该地区每年需要超过100万名采棉工。尽管农村存在就业不足，但为这项艰苦且报酬相对较低的工作寻找劳动力始终是一个难题。20世纪90年代末，尽管吸引了来自其他省份的20万名采棉工，但仍有部分作物无法及时采摘。因此，国家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从2003年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尤其推行了一种主动、大规模的“有组织”招募和转移中国外来采棉工的模式，通过专列进行运输，并与各省当地国家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劳务合作关系”。这些采棉工是在通过其他个人或私人渠道抵达新疆的采棉工之外的补充。2008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拥有68.6万名采棉工，其中22.8万名来自新疆，45.8万名（约占三分之二）来自其他省份。从21世纪初开始，新疆开始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在经典的二元经济结构或刘易斯-拉尼斯-费经济发展模型中，剩余劳动力被定义为“可以在不减少农业产出的情况下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20世纪80年代去集体化之后，中国陷入低生产率农业的贫困农村人口，通过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自行转移到了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然而，在包括新疆在内的西部地区，民族歧视、语言障碍以及社区、土地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非汉族人口不愿离开土地，特别是进入与汉族存在经济依附关系的劳动关系中。2003年，在农村民族人口持续高增长的背景下，新疆动员了13万名当地农民参与采棉。然而，汉族外来务工人员仍占主导地位。到2016年，当地人（主要来自南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0万名采棉工中仅占10万人。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以及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后出现的社会不稳定和强力维稳措施（这些措施显著影响了维吾尔族向非维吾尔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动员维吾尔族参与采棉可能已不再是首要关注点。
2014年，北京的中央领导层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策重点从经济发展转向去极端化和维护稳定。2014年至2019年间，特别是与2017年大规模拘禁运动同时期，创造就业成为一项主要的政治优先事项，其执行力度也日益具有强制性。在内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量失业人员容易“滋事”，而企业就业“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使各民族“潜移默化地学习中国文化”，从而帮助他们“抵御宗教极端思想”。在同一场合，时任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俞正声指出，为纺织服装业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和要求，旨在带动至少一百万人就业。此事对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到2017年，这些论点已深刻影响了政策重点。继习近平之后，喀什地委书记李宁平告诫官员，脱贫攻坚与反恐维稳紧密相连：超过90%的非法宗教活动发生在农村，超过90%的暴力恐怖分子生活在农村……农村地区之所以占如此大的比例，与贫困密不可分……有些人长期无事可做，没有工作，游手好闲，无事生非。他们很容易被“三股势力”煽动和诱惑而走上邪路……如果我们做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引导各族群众过上现代文明生活，这将是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有力抵御……因此……做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不仅是民生问题，也是稳定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2017年12月，在新疆经营着全球最大纺织厂的华孚公司展示了600名身着迷彩服的维吾尔族转移劳动力正在接受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的照片，并指出：由于信息闭塞、缺乏勇气、害怕外出，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闲置在家，增加了家庭负担，也给公共安全带来了隐患。
新疆2016年2月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打赢脱贫攻坚战”决策部署的意见，明确要求利用“访惠聚”驻村工作队（官员挨家挨户走访）来实施“精准扶贫”工作，并警告称，在实现脱贫目标之前，工作队不会撤出村庄。脱贫攻坚战将涉及“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而“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通过增加工业生产和劳动力转移，将有174万人实现脱贫。中国学术研究发现，即使在提供充足经济报酬和免费住房的情况下，仍有大量维吾尔族人抵制此类转移。学者和官员将这种不愿参与归因于“思想封闭”和宗教“极端主义”，认为劳动力转移可以“打破南疆固化的社会结构”。该地区2016年6月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的专项行动方案》规定了劳动力转移的综合方法，包括在农业“农闲时期”由国家主导转移至采棉等季节性工作中。2016年9月，新疆发布了关于季节性务工人员（包括采棉工）国家管理的通知，作为实施2016年6月专项行动方案的一部分。该通知规定了与公安机关合作对这些工人进行严密监管和强化思想灌输的过程，包括“思想教育”。各县被要求主动询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棉花种植区的劳动力需求，然后动员所需工人。2016年12月，新疆宣布计划加强南北疆就业合作机制，扩大政府组织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包括季节性工作。这显著加速了南疆维吾尔族劳动力向北疆兵团棉田的转移。新疆2017年5月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指出，贫困人口的“劳动就业意愿和能力不足”，并五次重复当地人的“内生动力”不足，必须加以“激发”。该规划特别强调了季节性劳动力转移在实现国家脱贫目标中的作用。2017年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甚至正式废除了长期存在的农业和公共工程强制无偿劳动制度“哈什尔”（hashar），其明确目的是促进维吾尔族更深入地参与劳动力转移。2017年初，国家还开始系统性地用转移来的非汉族劳动力取代汉族外来采棉工。2016年9月的通知规定，“在同等条件下”，兵团招募季节性劳动力应“优先使用新疆当地农民和牧民”。一份关于喀什岳普湖县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报告称，通过劳动力转移，当地维吾尔族人“根深蒂固的懒惰思想”得到了克服。报告引用一位汉族棉农的话说，由于工作队从2017年开始实施转移，他“不再使用外地（外来）采棉工”。2016年，新疆本地采棉工仅占兵团棉田所有采棉工的三分之一（约10万人）。汉族外来务工人员也构成了南疆采棉工的大多数，因为汉族棉农从他们东部的家乡招募工人。相比之下，到2018年，喀什地区的采棉工中只有2.5%是外来务工人员，而21.09万人（即84.4%）来自本地区，其他维吾尔族聚居区也报告了类似的趋势。那一年，仅阿克苏和和田地区就向兵团输送了21万名采棉工。2016年至2020年间，新疆年均转移劳动力287万人。季节性转移发挥了主导作用。2017年至2020年中期，南疆和田地区所有转移劳动力中，约有一半集中在采棉等季节性劳动。2017年至2018年间，和田地区墨玉县将劳动力转移采棉工人数从4.06万增加到5.4万，动员了其18至59岁人口的15.7%前往其他地区采棉。据估计，2018年新疆动员了至少57万名来自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剩余劳动力参与采棉。用于采棉的强制性季节性劳动力转移与新疆的“通过劳动力转移进行脱贫”的强制性计划有关，但与所谓“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国家对再教育营的委婉说法）前被拘留者的强制工作安置无关。虽然这两个系统截然不同，且在不同的政策和行政体系下运作，但拒绝参与脱贫或就业政策的维吾尔族人可能面临拘禁。2014年，该地区发布了一份包含75种“宗教极端主义表现”的清单，其中之一是“拒绝接受政府管理”，这是一个广泛的表述，可以涵盖脱贫和就业措施。拘禁的威胁并没有改变新疆强制劳动系统之间的概念区别。通过劳动力转移进行的脱贫本身就产生了强制压力，独立于营地之外。然而，这种潜在的威胁显著增强了此类压力。
来自莎车县阿斯兰巴格乡脱贫攻坚工作组此前未公开的内部政府文件显示，国家强迫维吾尔族参与脱贫措施（包括劳动力转移和季节性劳动）的努力在2018年后有所加强。莎车县2019年1月的整改工作通知要求提高脱贫攻坚工作的“政治地位”，严厉警告干部若未达到规定目标将面临“严重”后果。在其旨在压制任何政策反对意见的秘密五年计划中（该计划始于2017年，结束于2021年），2019年是新疆应实现“基本常态化”的一年。莎车县2019年7月关于“脱贫攻坚近期重点工作”的文件警告官员要“防止干部和群众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文件规定，“懒汉、酒鬼及其他内生动力不足的人员”需要接受“反复……思想教育”。如果这未能产生“明显效果”，他们将“按照文件”处理（其确切含义尚不明确，但上下文暗示了强制措施）。60岁以上的人员和学生被要求采摘棉花、蔬菜、西红柿和辣椒等作物。脱贫就业办公室需列出那些“尚未实现稳定就业（因此）必须（从事）季节性劳动”的人员名单，并将他们纳入集中、有组织的季节性劳动（如采棉）转移中。国家将组织幼儿集中托管，以“防止出现这类人员既无稳定就业，又无法获得季节性劳动收入的问题”。到2019年底，莎车县正在编制“懒汉”、“酒鬼”和“内生动力不足”人员名单。一份名单将年仅77岁的人标记为“懒汉”，在五名被列出“懒惰”解决方案的个人中，有两人被送往另一个县采棉。
新疆棉花采摘的劳动力转移：地方实施情况
与乌兹别克斯坦类似，新疆棉花采摘中的强制压力主要存在于招募阶段。驻村工作队挨家挨户收集每户家庭的就业状况信息，并强迫村民参与劳动力转移：
曾经阻碍当地劳动力进入棉花采摘市场的因素已不复存在。这得益于新疆各级政府在转移剩余劳动力工作上的持续推进。特别是自2014年以来，新疆连续五年共派出35万名干部下沉基层，帮助群众摆脱贫困与苦难。
在喀什地区伽师县的一个村庄，当国家发现维吾尔族人“不愿外出务工”时，官员们第二次进入每家每户，开展“思想教育工作”，直到动员了60人去采摘棉花。2018年9月，一支驻村工作队在和田地区墨玉县的一个村庄（总劳动力为983人）动员了345名村民去邻近的喀什地区采摘棉花，该村此前在劳动力转移方面的参与度极低。三名村干部对他们进行了监督。阿克苏地区拜城县2018年9月的一份记录描述了驻村工作队如何将维吾尔族村民艾尔艾力·哈基姆从“严重”的思想问题中“解放”出来。得益于“思想转化工作”，他随后响应政府号召去采摘棉花：
过去，我“等、靠、要”的懒惰思想很严重。我只知道向党和政府索取。现在，我终于明白，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汗水赚取报酬。未来，在党和政府政策的支持下……我会赚更多的钱，让家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招募行动的特点是组织严密的转移和密切的监督。喀什地区2017年的一份记录指出，采棉工由官员陪同，且“工作队干部和派出所警卫定期探访他们”。阿克苏地区2020年的一份报告称，采棉工以“点对点转移”的方式被送往工作目的地，干部必须全程陪同：
充分发挥一线“指导员”、“安全员”和“服务员”的作用。除特殊情况外，这些人必须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在采棉期间积极开展思想教育……并协助解决工资或意外伤害相关问题。
这些记录还表明，新疆的新就业政策可以带来物质利益。中央政府的援助及相关政策旨在保护劳动者免受雇主剥削，改善工作条件和安全标准，提高他们的权利意识，并推广社会福利覆盖。鉴于棉花采摘这一经济部门在历史上一直与剥削联系在一起，这些好处不应被轻易忽视，它们表明习近平提出的消除绝对收入贫困的标志性目标构成了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通过这些国家计划招募的采棉工受到随行干部和工作队的监控。例如，2019年末，一支喀什执法工作队探访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辖区采摘棉花的150名维吾尔族人。他们评估了采棉工的“思想状态”并告诫他们：“希望你们发扬吃苦耐劳、勤奋工作的精神，按计划完成采棉任务。”此类记录表明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情况存在显著相似之处。在两个地区，采棉工都是（或曾经是）通过广泛的基层动员被强制组织的。其结果是强制劳动在社会层面的常态化。当麦尔耶姆·苏尔坦（2021）后来在北京上大学时，她真诚地以为自己必须履行强制劳动任务：
当我问导师我们是否需要进行任何强制劳动时，大家都哄堂大笑。我感到非常欣慰，终于来到了一所可以专注于学业而无需担心强制劳动的机构。
超越采摘：新疆棉花价值链中两种形式的强制劳动
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后者主要生产原棉，而新疆在2014年后的国家政策推动下，棉花价值链向纱线、纺织品和服装生产进行了大规模扩张。2014年7月，北京宣布了到2023年将至少100万名工人安置到纺织和服装行业就业的目标，其中65万人来自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南部地区。虽然目前关于新疆棉花生产中劳改劳动力规模的证据有限，但仍有多个监狱农场参与其中。库车县芳草湖监狱农场的轧花厂在2016年6月仍在运营。与沙雅县监狱农场相关联的沙雅县塔里木润成监狱轧花厂在2017年9月仍在运营。来自莎车县的维吾尔族人阿卜杜哈米特·巴拉特表示，在不同监狱服刑的18年间（1995年至2013年），他一直被迫生产各种类型的服装，包括手套、毛衣和制服，每天工作15至16小时。
大规模的强制采棉仅与“劳动力转移扶贫”相关。然而，随后的纱线、纺织品和服装生产也涉及大规模雇佣被“释放”到国家指定工作岗位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学员。2018年初，多个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地区获得了将学员转移到劳动密集型纺织和服装生产的优惠国家政策，通过每名受训学员1800元人民币的补贴吸引了中国东部企业；那一年，仅喀什地区就计划雇佣10万名营地学员，其中7万人进入纺织和服装工厂。新疆纺织业也对来自劳动力转移系统的少数民族工人采取了强制管理措施。例如，莎车县的雄鹰纺织公司利用“半军事化管理”雇佣贫困和剩余劳动力。汉族工厂老板表示，这些工人最初“缺乏劳动热情”，且持有“等、靠、要”的心态。然而，经过一年的“潜移默化”，他们“明白了应该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此处“潜移默化”一词与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使用的词汇相同，他当时主张企业就业能使少数民族“潜移默化地学习中国文化”。此类公司在实施国家的灌输和强制同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疆的机械化采摘与持续的劳动力转移
在过去十年中，国家大力推广机械化，特别是在北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区，由于农场规模更大、田块更连片，这些地区比南部更适合机械化采摘。2019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区棉花种植机械化率达到82.9%，而整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这一比例仅为30.2%（254万公顷中的77万公顷）。在2020年12月首次公布新疆棉花采摘中存在系统性强迫劳动的证据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称“2020年新疆棉花机械采摘率已达70%”。然而，这一说法背后的数据仅涉及新疆棉花种植总面积的64.5%。2021年12月6日，政府随后声称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机械化率为80%，但未提供机械化与人工采摘棉花区域的具体面积，也未披露南疆低得多的机械化率。不到六周后，即2022年1月14日，北京突然声称机械化率“超过85%”，但未提供任何依据。相比之下，2020年10月在2020年12月披露之前发布的一份政府报告显示，南疆的机械化率仅为34.7%，并指出“大型机械设备作业条件差”且“土地破碎化程度高”，所有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了……的应用”。
农业机械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2020)。2019年，新疆45%的棉田位于这五个南部地州。
卫星图像分析显示，德国媒体在2022年春季使用收获速度的代理指标估计，该地区至少有36%的棉花仍是手工采摘（此方法可能低估了手工采摘的比例，因为零散的小地块比大片连片的地块更容易被忽略）(Dauben-berger & Guckelsberger, 2022)。然而，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地区，估计的手工采摘比例为96%。南疆的棉花品质尤为优良，不仅因为手工采摘的棉花被认为优于机器采摘的品种，还因为该地区种植了近四分之三的特别珍贵的长绒棉。5 中国的报道证实，截至2022年3月，长绒棉仍无法机械化收获，因为其长而柔软的纤维通过手工采摘能更好地保存（新浪新闻, 2022）。尽管机械化率不断提高，新疆棉花生产的扩张速度仍然需要大量的采摘工人。在过去二十年里，该地区播种棉花面积在机械化程度最低的新疆南部地区增长最快，从2000年至2020年nearly tripling from 574,200 to 1,605,900 hectares（刘等人, 2021）。在兵团控制的农田中，棉田总面积也从2010年的498,000公顷增加到2021年的870,000公顷。事实上，在2018年，阿克苏和和田两地就向兵团地区输送了210,000名季节性农村剩余劳动力——尽管当年兵团的机械化率为80.4%——这可能与这种快速增长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18；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019）。尽管北京方面声称，新疆在2021-22年期间继续转移少数民族剩余劳动力进行棉花采摘。2021年10月，喀什地区夸耀“全地区各县、乡、村在动员采棉工方面做得很好，相关部门也组织了乡、村的群众为大棉农工作……解决了大棉农的‘燃眉之急’” (搜狐, 2021)。喀什的博斯腾县利用专门的大规模动员方法，动员了6,000名采摘工人。这些并非孤立的案例。新疆的《“十四五”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划》（2021-2025年）要求兵团与其他地区加强合作，以“扩大”季节性（与收获相关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 2021）。2022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重点媒体《天山网》上的一篇文章，讨论了新疆的就业项目和劳动力转移，证实了南疆棉花、番茄等种植园的“巨大规模”继续“提供了丰富的短期就业途径”（天山网, 2022）。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并不一定能降低强迫劳动的风险。为了推广机械化，国家大力推行土地流转计划，当地农民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大规模运营商，以换取租金
4. 根据新疆统计局（2020年，表12-20）计算。南疆包括和田、阿克苏、克孜勒苏、喀什和巴音郭楞。5. 根据新疆统计局（2020年，表12-20）计算。
被剥夺土地的维吾尔族农民随后经常被强制转移到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工作。新疆主要国家媒体将土地流转描述为减少土地碎片化和推广机械化棉花种植的关键措施（新华社, 2018）。到2019年，阿克苏的乌什县计划将66,667公顷土地从小型持有者转让给国有合作社、兵团农场和大公司，以“全面实施机械化采棉”，同时“让农民摆脱土地”（通过劳动力转移）（中国棉花网, 2018）。到2021年，尉犁县已将26,667公顷土地从农民转让给丽华棉业公司，以推广“现代化、机械化”的棉花生产，大幅提高了机械化收获（朱, 2021）。虽然使用权转让理论上可以撤销，但新疆的政策背景清楚地表明，转让是建立大规模现代化和机械化农业以及永久将小农转变为产业工人的长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Zenz, 2021a）。那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转移劳动力，常常成为新疆纺织和服装行业的廉价劳动力。
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比较
2012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了一套衡量强迫劳动的11项指标，包括利用弱点、限制行动自由、孤立、恐吓、恶劣工作条件、暴力、债务束缚和扣发工资（国际劳工组织, 2012）。这些指标旨在衡量个体公司或经济部门的强迫劳动。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合评估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的基本机制，尤其是在新疆，那里的国家强制动员目标主要是政治性的。其中一些与经济剥削相关的指标适用于乌兹别克斯坦以营利为目的的棉花收获。然而，广泛的工人剥削将与北京方面旨在实现长期社会稳定和实现习近平消除绝对贫困的标志性目标相悖。因此，新疆至少名义上寻求改善工作条件，并且对于劳动力转移，它优先考虑政治目标而非经济剥削（被释放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学员的工作条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剥削廉价的维吾尔族劳动力，因为采摘工人的报酬很低，而他们的工作却极其艰辛。然而，劳动力剥削不是新疆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目标，而极其恶劣的工作条件与国家针对少数民族的就业政策的长期目标相悖。与其依赖静态和脱离背景的国际劳工组织指标，不如将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的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视为一个系统性和情境化的过程来理解和衡量。基于对新疆劳动力转移的审查，我之前开发了一个六阶段框架来评估劳动力转移中的胁迫（Zenz, 2021a）。下面，除了比较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之外，还为每个阶段展示了一套新的指标，这些指标专门用于评估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的风险（表1）。
系统性识别国家规定的人口的生计并配合国家代表国家行事的机构。潜在适用的国际劳工组织指标：不适用就业运动。阶段乌兹别克斯坦新疆总体风险指标级机构。表 1. 通过六个阶段识别系统性强迫诱导的思想环境，要求目标群体自行摆脱（或找到替代方案）。上门运动，涉及强烈的心理压力实现北京的扶贫目标，并转变剩余劳动力与植棉区共同识别季节性劳动力以完成强制性劳动力转移配额，基于数据库和侵入式上门招聘包括可能被拘禁。在国家生产任务的支持下并分配劳动力需求并计划劳动力动员。地区使用（“思想教育”）以及潜在或公开的威胁，族裔社群。
指标表明，国际劳工组织的指标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评估在初期劳动力识别、招募、培训和转移阶段（这些是评估与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相关风险的最相关阶段）中的强迫行为。总体而言，两个地区的强制机制具有可比性，尽管新疆的环境要压抑得多。在两种情况下，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在五个关键方面十分相似：
1. 拥有强大官僚机构的集权威权国家；
2. 驾驭经济政策并激励或征用相关的经济参与者（包括国有和私营企业）；
3. 在目标人群中营造强制性的社会环境；
4. 连同大量基层的М人力资源和机构共同利用这一环境，以
5. 在基层产生动员压力。
在这两个地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残余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程度不尽相同。乌兹别克斯坦依赖于持续的中央集权计划配额制度。新疆自上而下的国家规划也以重要且复杂的方式塑造了经济，影响农作物种植优先事项，根据政治目标征用国有企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体，并引导季节性工人流动（用维吾尔族采棉工取代汉族采棉工）。然而，新疆当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系统性地激励私营部门进一步贯彻国家政策，特别是自 2010 年代以来。强大的人口发展主义国家利用上述五种方法实施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其实施的便利程度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相上下。这两个系统之间的核心区别之一在于其最终目标。在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直接使精英阶层在经济上受益。北京在新疆的政策侧重于族群识别，并被框定为国家的一个紧迫的国家安全问题，该国将维吾尔族人描绘为一种“生物威胁”。与传统的农村生计相比，中国受监控的工厂环境使国家能够对工人实施更强的控制，削弱了传统的社区结构，并限制了本土文化的代际传递。
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都部署（或曾部署）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系统，通过高度集中的强制性国家机器，利用大量基层人力资源来强行招募和留住采棉工。最初，两地都严重依赖童工，随后转向强制性成年劳动力，而当时正值集体化和计划经济的过去时代，就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强制指派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强迫劳动力动员是通过国家对经济政策的主导地位、国家征用或激励相关经济参与者的能力，以及在社会主义时期创建并由后继领导人维持或演变的广泛动员基层机构来运作（或曾运作）的。尽管新疆的压迫程度要严重得多，但两个地区都严重依赖（或曾依赖）中央集权的威权系统来营造惩罚不服从行为的强制性环境。在新疆，这包括关押的威胁以及通过预防性警务自动化系统对异常行为的侦测。由于缺乏法律救济，公民“选择”顺从，而不是在这个让他们无能为力系统中面临潜在的后果。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强制同意”环境对于局外人来说未必能立即察觉，并且可能很难通过诸如国际劳工组织强迫劳动指标框架等常规手段来评估，该框架本来就不是为了评估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而设计的。通过检查单个工人（特别是在新疆这样无法自由发言的高度压迫环境）或甚至单个工作场所，并不容易察觉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这些可能只需要与非强制性工作场所相当的安全和监控水平，因为强制压力在最初招募时最强，而且社会背景排除了自由流动。结构性强制环境最恰当的概念化是一系列“不自由的形式和程度”的“连续统一体”，其中自愿与非自愿之间清晰的界限不再适用。在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系统利用结构性边缘化进行经济剥削。新疆的系统至少名义上旨在增加收入，以便国家宣布民族地区摆脱贫困。鉴于中国极低的绝对贫困线，即使是采棉的微薄报酬也足以将少数民族采棉工推过这条线。然而，国家的长远目标是将人们从传统的生计和社区转移到受国家控制的“现代”工作、思想改造和社会控制环境中。全球制裁针对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的经济逻辑，并最终导致了系统性变革，这也是由于该国对吸引更多外国投资有着强烈的需求。相比之下，北京的经济实力、在新疆的长期政治目标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意味着向采棉及相关产业的强迫劳动力转移可能会长期持续下去。使用新疆棉花的中国公司通过混淆供应链来规避西方制裁。虽然制裁对于避免消费者沦为暴行的帮凶是必要的，但习近平将国内安全置于经济增长之上的优先考量，以及颁布惩罚遵守制裁的公司的反制裁法，使得制裁的影响更加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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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美国华盛顿特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乌兹别克斯坦棉花采摘中的强制劳动
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之比较分析
摘要 本研究追溯了中国西北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棉花采摘中系统性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演变。研究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近期的状况与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比较，后者在2021年之前一直实施棉花采摘强制劳动。这两个地区都通过中央集权的威权国家机器，部署人力资源密集型的基层动员工作，创造了结构性的强制劳动环境。文章发现，尽管这两个区域实体的强制劳动动态在许多方面具有可比性，但由此产生的劳动环境并不能轻易通过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强制劳动指标等静态标准衡量标准来捕捉。相反，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特征是普遍存在的、由国家诱导的系统性强制动态，这些动态深深植根于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乌兹别克斯坦的强制劳动实践主要受经济考量驱动，而新疆的劳动力转移计划虽然追求一定的经济目标，但其设计初衷主要是为了实现北京方面更广泛的民族政治目标。
1930年，国际劳工组织（ILO）通过了《强迫劳动公约》（29号），该公约旨在普遍打击强迫劳动行为，特别是为了应对20世纪20年代西方殖民地的强迫劳动问题。然而，出于对殖民统治的妥协，该公约对“作为正常公民义务一部分的任何工作或服务”创造了模糊的例外规定，包括“轻微的社区服务”。1957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第105号公约以填补未解决的漏洞，专门针对国家为推进政治目标而强加的强迫劳动，包括将强迫劳动用于经济发展、作为种族或宗教歧视的手段，或惩罚异见。这些条款旨在反击各国为与“发展型独裁”相关的强制劳动实践所找的借口，在这种体制下，强制劳动往往以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官僚现代化为名进行辩护。勒巴伦和菲利普斯认为，对国家在强制劳动实践中作用的分析仍然是文献中的薄弱环节。国家往往只是“潜伏在背景中”，因为它们“主要被视为应对强迫劳动的工具，而不是作为在形成导致强迫劳动的条件中发挥因果作用的行动者”。学术界对资本主义与非自由劳动之间关系的关注，导致“国家和国家行为者”作为此类非自由状态的直接肇事者被“某种程度上的隐形化”了。勒巴伦和菲利普斯的框架探讨了国家如何促进增加对各种非自由劳动形式脆弱性的条件。这是将国家在强制劳动中的作用概念化的重要第一步。然而，理解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的情况需要更具体的框架来概念化系统性的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因为这些地方直接启动了全政府和全社会的方针，将大量公民赶入强制劳动中。相反，对国家主导的监狱劳动制度的研究，如苏联古拉格或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劳改”（“通过劳动进行改造”）制度，同样不适合分析那些并非发生在监狱或拘留环境中的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尽管在新疆，再教育营的拘留威胁依然笼罩）。在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棉花采摘的强制劳动动员都发生在拘留环境之外，尽管新疆目前仍在运营一些棉花生产的“劳改”监狱农场（这与再教育营不同）。在这两个地方，强制力主要基于整体的强制劳动招募环境。这种发生在威权政府下广泛强制环境中的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在现代奴隶制文献中是一个相对被忽视的话题，而对这种形式的强制劳动的概念分析则更为稀缺（例如，麦奎尔和拉瑟是一个例外）。在新疆，劳动力强制在2016年后加速，其背景是一场大规模拘留运动和其他旨在强制同化和重塑少数民族（非汉族）社区的高度压迫性政策。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背景下，麦奎尔和拉瑟恰如其分地将由此产生的强制环境描述为“结构性强制同意”，定义为“缺乏积极决定参与或不参与棉花产业的自由”。“结构性强制同意”植根于并实施于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受国家激励的关键社区机构内部。国际劳工组织对强制劳动的概念化受到批评，认为其处理该问题时“脱离了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过于二元化的强制劳动概念忽视了强制力如何通过“多种——或许是连续的——非自由形式和程度”构成。此处一个有用的框架是希基和杜托伊特提出的“不利纳入”概念，即利用穷人的脆弱性和短期需求来建立剥削性的劳动关系。不利纳入可能满足了工人的即时物质需求，但却使结构性贫困永久化；它可能被包装为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是在非自由的环境下做出的。在文献中，非自由劳动也曾在企业层面进行分析，并被定性为一种剥削性的公司管理技术。虽然参与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公司经常使用此类技术，但我认为，通过分析设计“结构性强制同意”的国家动员工作，最能理解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独特动态。这种框架也促进了对被政府强制劳动计划收编和激励的公司中强制动态的情境化理解。此外，新疆的强制劳动政策记录相对详尽，而由于无法进行实地考察，关于2010年代末新疆棉田中维吾尔族工人状况的民族志证据几乎为零。本研究将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两个依赖（或曾经依赖）大规模强制动员的棉花生产中心进行比较。（土库曼斯坦等类似背景的地区规模较小且记录较少。）研究认为，新疆正在进行的和乌兹别克斯坦先前的强制劳动动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可比性，两者都基于中央集权的威权国家机器，通过保留了各自社会主义时代显著特征的治理机制，部署强制性的基层动员技术。然而，乌兹别克斯坦的强制劳动实践主要受经济考量驱动，而新疆的劳动力动员计划则主要追求政治目标。在新疆，整体的压迫环境以及因拒绝服从国家工作要求而面临制裁的威胁，都比乌兹别克斯坦严重得多。维吾尔族对国家政策和民族歧视的抵制被定性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并归咎于所谓的宗教“极端主义”。新疆实时识别和惩罚异常行为以创造结构性强制同意的能力远高于乌兹别克斯坦。在大规模拘留之前，政府建立了一个人均警察比例居世界前列的安全国家。新疆广泛的监控和预测性警务系统旨在不仅发现而且预防异常行为，追求“没有任何缝隙、盲点或空白”的全面覆盖。通过其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IJOP），新疆的监控机制生成自动化的实时“推送通知”，触发警察调查，往往导致拘留。基于过去的行动、社会互动和当前的行为模式，维吾尔人很容易被内部评级系统贴上“不可信”的标签，该系统通过关联和民族特征进行定罪。21世纪初，新疆在强制性扶贫计划的背景下首次引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计划。从2017年起，该地区大幅增加了转移的范围和强制性，特别针对维吾尔族进行棉花采摘。下文提出的新证据表明：（a）2019年该政策进一步强化，甚至强迫年长的维吾尔人采摘棉花，否则将面临“反复……思想教育”；（b）2021/2022年国家动员策略持续强迫维吾尔人采摘棉花；以及（c）机械化采摘并不一定会减少强制，因为机械化往往意味着维吾尔族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并被转移到其他行业从事劳动。新疆的劳动力转移计划具有其自身的强制机制，这些机制与全社会的监控和预测性警务系统协同运作。劳动力转移是减少非汉族人口集中的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自2018年以来，该地区还强制将教培中心被拘留者安置到受到严密监控的工厂工作中。
研究方法
本文建立在最早证明新疆棉花收获中存在强迫劳动的研究基础之上，该研究涵盖了近期压制性政策实施以来的情况。在概念上，本文遵循作者于2019年首次提出的关于新疆两种强制劳动系统的区分，该区分随后被联合国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研究人员（例如Lehr和Bechrakis 以及Murphy等人 ）所采用。即：(a)针对教培中心被拘留者的强迫劳动分配；以及(b)通过劳动力转移（即“转移就业脱贫”）实现的扶贫，这一计划在许多中国地区以大致相似但通常强制性低得多的形式存在。本文采用这种方法来比较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非监狱式国家资助的强制劳动系统，重点关注新疆这一记录较少且更为紧迫的当代背景。维吾尔族人被转移去采摘棉花是通过季节性劳动力转移进行的，而非与教培中心挂钩的劳动，而随后的棉花加工则涉及这两种系统（此外还有数量未知但可能较少的监狱劳动）。2017年之前，新疆的大多数棉花采摘者是来自其他省份的汉族移民。鉴于新疆在全球纺织品和服装生产中所占份额相对较小，但全球原棉产量却超过20%，因此棉花生产中劳动力强制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劳动力转移政策，而非拘留营（劳动力转移就业也可能在纺织和服装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因此，那些将新疆近期棉花生产中的强制行为主要与教培中心或监狱联系起来，而不提及劳动力转移强制行为背后的基础政策框架的报告具有误导性（例如，）。在2017年和2018年，我开发了一种调查性政策分析方法，以阐明隐蔽的国家政策。我利用这种方法首先记录了大规模拘留运动，方法是：(a)确定关键术语的起源和用法；(b)基于不同行政级别（从自治区到县乡）的三角互证文献证据，确定相关政策框架的发展。在确立了基本的概念基石后，研究随后通过将各种相关来源（国家报告、预算、采购招标、宣传报道）与证人陈述进行三角互证分析，评估了政策的实施情况。我在2019年中期调整了这一方法论方法用于对新疆强迫劳动计划进行最早的研究，1 并随后将其扩展为包含评估劳动力转移中强制性的六阶段框架。在这一方法论、概念和实证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采用了我最近的方法，即通过权威的宏观层面规划文件（包括“五年计划”）的视角来审视该地区强迫劳动计划的演变。此处分析的材料还包括中央政府领导人的关键政治要求，这些要求包含在所谓的“新疆文件”中，即泄露给维吾尔法庭的内部国家文件。本文还讨论了来自内部政府文件的重要新证据，这些文件包含在“新疆QQ文件”中，我从腾讯QQ网络内未受保护的本地政府文档缓存中获取了这些文件；以及“新疆公安文件”，这是由第三方匿名人士通过入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计算机获取的。总体而言，该分析对跨行政级别的不同类型文献来源进行了三角互证，以分析支撑新疆棉花生产的强制性动态，包括国家规划和政策文件、实施报告、当地媒体和宣传报道以及中国学术研究。这种多层次的政策分析得益于“政治约束性标准用语”（提法），这些用语将不同行政级别和政策周期各阶段（从审议到实施）的政策连接起来。虽然本文通过评估高层政策指令及其地方实施这两个维度来考察两者之间的一致性，但在新疆的具体背景下，这种差异往往比中国其他地区更小，这是一种被称为“危机模式”的治理现象，在政治敏感的背景下很常见。本文首先追溯了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棉花采摘中强制劳动的演变。其次，它展示了新疆的棉花采摘劳动力转移是如何从2017年开始变得更具强制性的。第三，它展示了尽管近期机械化采摘有所增加，但人工采摘的劳动力转移是如何持续存在的。第四，它总结了支撑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的关键要素，并为这种劳动提出了一种除国际劳工组织指标（主要旨在衡量基于公司的而非国家强加的强迫劳动）之外的替代评估框架。
1990年代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的棉花生产
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苏联统治下的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棉花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10万多名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这些人被苏联从家园强行迁往监狱劳改营。从1950年代开始，妇女和儿童尤其被迫参与棉花采摘，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成本低廉。乌兹别克斯坦生产了苏联全部棉花的60%以上
1. 所引用的2019年12月期刊文章的预印本已于2019年7月发表。迅速增长的农村人口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使得在一个实际上抑制现代化的腐败系统中，机械化变得缺乏吸引力。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后苏联转型带来的系统性压力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压力，导致机械化率下降，廉价强制劳动的使用增加。2000年，估计有140万名或22.6%的5至14岁乌兹别克儿童被迫参与棉花采摘。国际劳工组织对2014年和2015年收获期间18至50岁的成年采摘者进行的分析发现，该年龄段中有21%至24%（300万人）参与了这项工作，其中近四分之三是农村妇女。自2012年以来，强制的重点已从强迫童工转向强迫成年劳工，但该系统背后的总体动机保持不变，因为棉花生产的利润充实了腐败的政治精英。
2。至于新疆，在1990年代初，在这一战略边疆地区通过定居者殖民主义巩固国家控制的数十年努力背景下，中国政府大规模扩大了对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其他投资，将其变成了中国主要的棉花产区。199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宣布，南疆维吾尔族聚居区将成为“全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新疆的经济发展和棉花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北京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的投资，该实体成立于1954年，是一个军事农业殖民地，促进了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运营着一个庞大的监狱和劳改营网络，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吸收了来自中国东部的数万名囚犯。在1990年代中期的高峰期，估计新疆2.4%的棉花产量来自劳改劳动。Seymour和Anderson 认为，1994年后，囚犯人数的减少本应降低劳改劳动在新疆农业生产中的份额（第105页）。从1994年开始，该地区开始每年动员超过一百万名三年级以上的在校学生参与棉花收获，以解决“当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阿克苏地区的一名维吾尔族知情者Meriyem Sultan （她在1998年至2004年期间，即初中和高中阶段采摘过棉花）报告称，他们被分配了每日配额。有时，他们被派往塔里木劳改农场经营的田地，在警察看守的囚犯旁边工作。当她和其他学生没有完成配额时，会遭到殴打。她亲眼目睹了一名同学在前往棉田的通风不良且拥挤的巴士上，因已知的某种心脏病（这并没有使他免于采摘棉花）发作而倒下死亡。从2006年开始，小学生（但不是中学生）被免除了棉花采摘任务。2001年至2021年间，新疆在中国棉花产量中的份额从27.4%增长到89.5%，并在2021年占全球棉花供应量的20%左右。
2020年之前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收获中的强制劳动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规定的棉花生产配额制度构成了其强制劳动系统的主要驱动力。在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于2020年启动改革并废除该制度后不久，该国的强迫劳动问题有所缓解。在此之前，国家控制着棉花生产的方方面面，并由其压制性机构予以强化。该系统在苏联统治时期建立，并在独立后由卡里莫夫总统延续。卡里莫夫的渐进式后社会主义改革旨在保持国家对棉花生产的控制，有意保留了苏联时期计划经济的关键要素，同时额外利用新建立的地方机构（农民协会）来强制小农户执行政府的作物生产计划。国家生产配额被下达给地区官员，他们反过来向从属实体施压，要求招募相应数量的采摘者。Bilal Bhat 谈到了“一种更广泛的动员层级，其中收获的国家目标被分解为配额，然后在国家行政的每一级强制执行，一直到田间（采摘者）的个人配额”（第80页）。这是通过所谓的“霍基姆”（hokims）进行的，他们是地方行政当局的首脑，大致相当于地方长官。中央政府文件要求在地区和区级“霍基姆”行政机构下建立“棉花指挥单位”。知情者回忆起夜间会议，会上“霍基姆”在配额未完成时对所在地区的机构发出威胁。“霍基姆”反过来利用“马哈拉”（mahallas，居民社区协会）的领导人来招募指定的工人数量。“马哈拉”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因为它们控制着社会福利的发放并实施社会控制，包括通过辅助执法职能。“霍基姆”还强迫公共组织派遣采摘者，该系统进一步依赖于由国家支付报酬的采摘队队长和私人职业介绍所。那些负责动员的人往往直接控制着他们所招募人员的就业或经济福祉，在就业率高的情况下，害怕失去工作是服从的常见原因。在日常工作中监督人们的同一批官员往往会在田间招募和监控他们。不出所料，调查发现“招募方式……与各种形式的劳动剥削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马哈拉”的任务是动员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并组建由官员和公共部门雇员组成的团队，“编制失业人员名单，挨家挨户招募人们去采摘棉花”。团队对那些未能参加的人进行每日访问。负责发放社会福利的地方领导人受到压力，要求招募采摘者，并建立拒绝者的黑名单，禁止他们获得国家福利或服务。采摘者被分配了大量的每日配额，每天工作12到13个小时，没有周末休息，报酬微薄，如果未达到配额，还会面临暴力威胁、言语辱骂和罚款。由于主要目标不是充分就业而是完成收获，公民可以付费雇人代采。乌兹别克的招募系统营造了一种强制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潜在的后果威胁往往足以强制执行合规。一位当地企业主评论说，即使没有公开的威胁，企业也会遵守国家派遣工人到田间的请求：“如果我们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政府实体）肯定会给我们制造麻烦。税务检查会来，发现一些不当行为或违规行为”。2014年，只有约15%的被要求采摘棉花的人拒绝，即使在2019年，当废除强制行为取得重大进展时，仍有48.3%的受访者对“你能拒绝采摘棉花吗？”这一问题回答“不”。2014年国际劳工组织调查中大多数拒绝者已经是失业者，因此无法因失去工作而受到惩罚。一位接受采访的“马哈拉”招募员承认，她告诉采摘者“工作是自愿的”，然而，“拒绝不是一个选项”。“马哈拉”招募员有时会有警察陪同，警察也经常监督采摘者前往田地的交通。正如外部观察员所指出的，“对于一个对执法部门有着深刻且根深蒂固恐惧的群体来说，执法部门的存在强化了棉花采摘是强制性的这一信息”。在2009年开始对乌兹别克棉花进行为期13年的国际抵制后，国家对独立监督员的骚扰和系统性强制行为一直存在，直到2021年才逐渐消除。
2000年代新疆的劳动力供给策略
1990年至2007年间，在东部地区强劲经济增长的推动下，以及江泽民提出的“西部大开发”这一国家主导的大规模运动影响下，新疆棉花种植面积翻了两番，从42万公顷增加到166万公顷。到2008年，该地区每年需要超过100万名采棉工。尽管农村存在就业不足，但为这项艰苦且报酬相对较低的工作寻找劳动力始终是一个难题。20世纪90年代末，尽管吸引了来自其他省份的20万名采棉工，但仍有部分作物无法及时采摘。因此，国家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从2003年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尤其推行了一种主动、大规模的“有组织”招募和转移中国外来采棉工的模式，通过专列进行运输，并与各省当地国家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劳务合作关系”。这些采棉工是在通过其他个人或私人渠道抵达新疆的采棉工之外的补充。2008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拥有68.6万名采棉工，其中22.8万名来自新疆，45.8万名（约占三分之二）来自其他省份。从21世纪初开始，新疆开始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在经典的二元经济结构或刘易斯-拉尼斯-费经济发展模型中，剩余劳动力被定义为“可以在不减少农业产出的情况下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20世纪80年代去集体化之后，中国陷入低生产率农业的贫困农村人口，通过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自行转移到了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然而，在包括新疆在内的西部地区，民族歧视、语言障碍以及社区、土地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非汉族人口不愿离开土地，特别是进入与汉族存在经济依附关系的劳动关系中。2003年，在农村民族人口持续高增长的背景下，新疆动员了13万名当地农民参与采棉。然而，汉族外来务工人员仍占主导地位。到2016年，当地人（主要来自南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0万名采棉工中仅占10万人。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以及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后出现的社会不稳定和强力维稳措施（这些措施显著影响了维吾尔族向非维吾尔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动员维吾尔族参与采棉可能已不再是首要关注点。
2014年，北京的中央领导层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策重点从经济发展转向去极端化和维护稳定。2014年至2019年间，特别是与2017年大规模拘禁运动同时期，创造就业成为一项主要的政治优先事项，其执行力度也日益具有强制性。在内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量失业人员容易“滋事”，而企业就业“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使各民族“潜移默化地学习中国文化”，从而帮助他们“抵御宗教极端思想”。在同一场合，时任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俞正声指出，为纺织服装业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和要求，旨在带动至少一百万人就业。此事对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到2017年，这些论点已深刻影响了政策重点。继习近平之后，喀什地委书记李宁平告诫官员，脱贫攻坚与反恐维稳紧密相连：超过90%的非法宗教活动发生在农村，超过90%的暴力恐怖分子生活在农村……农村地区之所以占如此大的比例，与贫困密不可分……有些人长期无事可做，没有工作，游手好闲，无事生非。他们很容易被“三股势力”煽动和诱惑而走上邪路……如果我们做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引导各族群众过上现代文明生活，这将是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有力抵御……因此……做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不仅是民生问题，也是稳定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2017年12月，在新疆经营着全球最大纺织厂的华孚公司展示了600名身着迷彩服的维吾尔族转移劳动力正在接受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的照片，并指出：由于信息闭塞、缺乏勇气、害怕外出，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闲置在家，增加了家庭负担，也给公共安全带来了隐患。
新疆2016年2月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打赢脱贫攻坚战”决策部署的意见，明确要求利用“访惠聚”驻村工作队（官员挨家挨户走访）来实施“精准扶贫”工作，并警告称，在实现脱贫目标之前，工作队不会撤出村庄。脱贫攻坚战将涉及“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而“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通过增加工业生产和劳动力转移，将有174万人实现脱贫。中国学术研究发现，即使在提供充足经济报酬和免费住房的情况下，仍有大量维吾尔族人抵制此类转移。学者和官员将这种不愿参与归因于“思想封闭”和宗教“极端主义”，认为劳动力转移可以“打破南疆固化的社会结构”。该地区2016年6月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的专项行动方案》规定了劳动力转移的综合方法，包括在农业“农闲时期”由国家主导转移至采棉等季节性工作中。2016年9月，新疆发布了关于季节性务工人员（包括采棉工）国家管理的通知，作为实施2016年6月专项行动方案的一部分。该通知规定了与公安机关合作对这些工人进行严密监管和强化思想灌输的过程，包括“思想教育”。各县被要求主动询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棉花种植区的劳动力需求，然后动员所需工人。2016年12月，新疆宣布计划加强南北疆就业合作机制，扩大政府组织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包括季节性工作。这显著加速了南疆维吾尔族劳动力向北疆兵团棉田的转移。新疆2017年5月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指出，贫困人口的“劳动就业意愿和能力不足”，并五次重复当地人的“内生动力”不足，必须加以“激发”。该规划特别强调了季节性劳动力转移在实现国家脱贫目标中的作用。2017年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甚至正式废除了长期存在的农业和公共工程强制无偿劳动制度“哈什尔”（hashar），其明确目的是促进维吾尔族更深入地参与劳动力转移。2017年初，国家还开始系统性地用转移来的非汉族劳动力取代汉族外来采棉工。2016年9月的通知规定，“在同等条件下”，兵团招募季节性劳动力应“优先使用新疆当地农民和牧民”。一份关于喀什岳普湖县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报告称，通过劳动力转移，当地维吾尔族人“根深蒂固的懒惰思想”得到了克服。报告引用一位汉族棉农的话说，由于工作队从2017年开始实施转移，他“不再使用外地（外来）采棉工”。2016年，新疆本地采棉工仅占兵团棉田所有采棉工的三分之一（约10万人）。汉族外来务工人员也构成了南疆采棉工的大多数，因为汉族棉农从他们东部的家乡招募工人。相比之下，到2018年，喀什地区的采棉工中只有2.5%是外来务工人员，而21.09万人（即84.4%）来自本地区，其他维吾尔族聚居区也报告了类似的趋势。那一年，仅阿克苏和和田地区就向兵团输送了21万名采棉工。2016年至2020年间，新疆年均转移劳动力287万人。季节性转移发挥了主导作用。2017年至2020年中期，南疆和田地区所有转移劳动力中，约有一半集中在采棉等季节性劳动。2017年至2018年间，和田地区墨玉县将劳动力转移采棉工人数从4.06万增加到5.4万，动员了其18至59岁人口的15.7%前往其他地区采棉。据估计，2018年新疆动员了至少57万名来自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剩余劳动力参与采棉。用于采棉的强制性季节性劳动力转移与新疆的“通过劳动力转移进行脱贫”的强制性计划有关，但与所谓“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国家对再教育营的委婉说法）前被拘留者的强制工作安置无关。虽然这两个系统截然不同，且在不同的政策和行政体系下运作，但拒绝参与脱贫或就业政策的维吾尔族人可能面临拘禁。2014年，该地区发布了一份包含75种“宗教极端主义表现”的清单，其中之一是“拒绝接受政府管理”，这是一个广泛的表述，可以涵盖脱贫和就业措施。拘禁的威胁并没有改变新疆强制劳动系统之间的概念区别。通过劳动力转移进行的脱贫本身就产生了强制压力，独立于营地之外。然而，这种潜在的威胁显著增强了此类压力。
来自莎车县阿斯兰巴格乡脱贫攻坚工作组此前未公开的内部政府文件显示，国家强迫维吾尔族参与脱贫措施（包括劳动力转移和季节性劳动）的努力在2018年后有所加强。莎车县2019年1月的整改工作通知要求提高脱贫攻坚工作的“政治地位”，严厉警告干部若未达到规定目标将面临“严重”后果。在其旨在压制任何政策反对意见的秘密五年计划中（该计划始于2017年，结束于2021年），2019年是新疆应实现“基本常态化”的一年。莎车县2019年7月关于“脱贫攻坚近期重点工作”的文件警告官员要“防止干部和群众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文件规定，“懒汉、酒鬼及其他内生动力不足的人员”需要接受“反复……思想教育”。如果这未能产生“明显效果”，他们将“按照文件”处理（其确切含义尚不明确，但上下文暗示了强制措施）。60岁以上的人员和学生被要求采摘棉花、蔬菜、西红柿和辣椒等作物。脱贫就业办公室需列出那些“尚未实现稳定就业（因此）必须（从事）季节性劳动”的人员名单，并将他们纳入集中、有组织的季节性劳动（如采棉）转移中。国家将组织幼儿集中托管，以“防止出现这类人员既无稳定就业，又无法获得季节性劳动收入的问题”。到2019年底，莎车县正在编制“懒汉”、“酒鬼”和“内生动力不足”人员名单。一份名单将年仅77岁的人标记为“懒汉”，在五名被列出“懒惰”解决方案的个人中，有两人被送往另一个县采棉。
新疆棉花采摘的劳动力转移：地方实施情况
与乌兹别克斯坦类似，新疆棉花采摘中的强制压力主要存在于招募阶段。驻村工作队挨家挨户收集每户家庭的就业状况信息，并强迫村民参与劳动力转移：
曾经阻碍当地劳动力进入棉花采摘市场的因素已不复存在。这得益于新疆各级政府在转移剩余劳动力工作上的持续推进。特别是自2014年以来，新疆连续五年共派出35万名干部下沉基层，帮助群众摆脱贫困与苦难。
在喀什地区伽师县的一个村庄，当国家发现维吾尔族人“不愿外出务工”时，官员们第二次进入每家每户，开展“思想教育工作”，直到动员了60人去采摘棉花。2018年9月，一支驻村工作队在和田地区墨玉县的一个村庄（总劳动力为983人）动员了345名村民去邻近的喀什地区采摘棉花，该村此前在劳动力转移方面的参与度极低。三名村干部对他们进行了监督。阿克苏地区拜城县2018年9月的一份记录描述了驻村工作队如何将维吾尔族村民艾尔艾力·哈基姆从“严重”的思想问题中“解放”出来。得益于“思想转化工作”，他随后响应政府号召去采摘棉花：
过去，我“等、靠、要”的懒惰思想很严重。我只知道向党和政府索取。现在，我终于明白，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汗水赚取报酬。未来，在党和政府政策的支持下……我会赚更多的钱，让家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招募行动的特点是组织严密的转移和密切的监督。喀什地区2017年的一份记录指出，采棉工由官员陪同，且“工作队干部和派出所警卫定期探访他们”。阿克苏地区2020年的一份报告称，采棉工以“点对点转移”的方式被送往工作目的地，干部必须全程陪同：
充分发挥一线“指导员”、“安全员”和“服务员”的作用。除特殊情况外，这些人必须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在采棉期间积极开展思想教育……并协助解决工资或意外伤害相关问题。
这些记录还表明，新疆的新就业政策可以带来物质利益。中央政府的援助及相关政策旨在保护劳动者免受雇主剥削，改善工作条件和安全标准，提高他们的权利意识，并推广社会福利覆盖。鉴于棉花采摘这一经济部门在历史上一直与剥削联系在一起，这些好处不应被轻易忽视，它们表明习近平提出的消除绝对收入贫困的标志性目标构成了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通过这些国家计划招募的采棉工受到随行干部和工作队的监控。例如，2019年末，一支喀什执法工作队探访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辖区采摘棉花的150名维吾尔族人。他们评估了采棉工的“思想状态”并告诫他们：“希望你们发扬吃苦耐劳、勤奋工作的精神，按计划完成采棉任务。”此类记录表明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情况存在显著相似之处。在两个地区，采棉工都是（或曾经是）通过广泛的基层动员被强制组织的。其结果是强制劳动在社会层面的常态化。当麦尔耶姆·苏尔坦（2021）后来在北京上大学时，她真诚地以为自己必须履行强制劳动任务：
当我问导师我们是否需要进行任何强制劳动时，大家都哄堂大笑。我感到非常欣慰，终于来到了一所可以专注于学业而无需担心强制劳动的机构。
超越采摘：新疆棉花价值链中两种形式的强制劳动
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后者主要生产原棉，而新疆在2014年后的国家政策推动下，棉花价值链向纱线、纺织品和服装生产进行了大规模扩张。2014年7月，北京宣布了到2023年将至少100万名工人安置到纺织和服装行业就业的目标，其中65万人来自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南部地区。虽然目前关于新疆棉花生产中劳改劳动力规模的证据有限，但仍有多个监狱农场参与其中。库车县芳草湖监狱农场的轧花厂在2016年6月仍在运营。与沙雅县监狱农场相关联的沙雅县塔里木润成监狱轧花厂在2017年9月仍在运营。来自莎车县的维吾尔族人阿卜杜哈米特·巴拉特表示，在不同监狱服刑的18年间（1995年至2013年），他一直被迫生产各种类型的服装，包括手套、毛衣和制服，每天工作15至16小时。
大规模的强制采棉仅与“劳动力转移扶贫”相关。然而，随后的纱线、纺织品和服装生产也涉及大规模雇佣被“释放”到国家指定工作岗位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学员。2018年初，多个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地区获得了将学员转移到劳动密集型纺织和服装生产的优惠国家政策，通过每名受训学员1800元人民币的补贴吸引了中国东部企业；那一年，仅喀什地区就计划雇佣10万名营地学员，其中7万人进入纺织和服装工厂。新疆纺织业也对来自劳动力转移系统的少数民族工人采取了强制管理措施。例如，莎车县的雄鹰纺织公司利用“半军事化管理”雇佣贫困和剩余劳动力。汉族工厂老板表示，这些工人最初“缺乏劳动热情”，且持有“等、靠、要”的心态。然而，经过一年的“潜移默化”，他们“明白了应该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此处“潜移默化”一词与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使用的词汇相同，他当时主张企业就业能使少数民族“潜移默化地学习中国文化”。此类公司在实施国家的灌输和强制同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疆的机械化采摘与持续的劳动力转移
在过去十年中，国家大力推广机械化，特别是在北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区，由于农场规模更大、田块更连片，这些地区比南部更适合机械化采摘。2019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区棉花种植机械化率达到82.9%，而整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这一比例仅为30.2%（254万公顷中的77万公顷）。在2020年12月首次公布新疆棉花采摘中存在系统性强迫劳动的证据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称“2020年新疆棉花机械采摘率已达70%”。然而，这一说法背后的数据仅涉及新疆棉花种植总面积的64.5%。2021年12月6日，政府随后声称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机械化率为80%，但未提供机械化与人工采摘棉花区域的具体面积，也未披露南疆低得多的机械化率。不到六周后，即2022年1月14日，北京突然声称机械化率“超过85%”，但未提供任何依据。相比之下，2020年10月在2020年12月披露之前发布的一份政府报告显示，南疆的机械化率仅为34.7%，并指出“大型机械设备作业条件差”且“土地破碎化程度高”，所有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了……的应用”。
农业机械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2020)。2019年，新疆45%的棉田位于这五个南部地州。
卫星图像分析显示，德国媒体在2022年春季使用收获速度的代理指标估计，该地区至少有36%的棉花仍是手工采摘（此方法可能低估了手工采摘的比例，因为零散的小地块比大片连片的地块更容易被忽略）(Dauben-berger & Guckelsberger, 2022)。然而，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地区，估计的手工采摘比例为96%。南疆的棉花品质尤为优良，不仅因为手工采摘的棉花被认为优于机器采摘的品种，还因为该地区种植了近四分之三的特别珍贵的长绒棉。5 中国的报道证实，截至2022年3月，长绒棉仍无法机械化收获，因为其长而柔软的纤维通过手工采摘能更好地保存（新浪新闻, 2022）。尽管机械化率不断提高，新疆棉花生产的扩张速度仍然需要大量的采摘工人。在过去二十年里，该地区播种棉花面积在机械化程度最低的新疆南部地区增长最快，从2000年至2020年nearly tripling from 574,200 to 1,605,900 hectares（刘等人, 2021）。在兵团控制的农田中，棉田总面积也从2010年的498,000公顷增加到2021年的870,000公顷。事实上，在2018年，阿克苏和和田两地就向兵团地区输送了210,000名季节性农村剩余劳动力——尽管当年兵团的机械化率为80.4%——这可能与这种快速增长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18；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019）。尽管北京方面声称，新疆在2021-22年期间继续转移少数民族剩余劳动力进行棉花采摘。2021年10月，喀什地区夸耀“全地区各县、乡、村在动员采棉工方面做得很好，相关部门也组织了乡、村的群众为大棉农工作……解决了大棉农的‘燃眉之急’” (搜狐, 2021)。喀什的博斯腾县利用专门的大规模动员方法，动员了6,000名采摘工人。这些并非孤立的案例。新疆的《“十四五”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划》（2021-2025年）要求兵团与其他地区加强合作，以“扩大”季节性（与收获相关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 2021）。2022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重点媒体《天山网》上的一篇文章，讨论了新疆的就业项目和劳动力转移，证实了南疆棉花、番茄等种植园的“巨大规模”继续“提供了丰富的短期就业途径”（天山网, 2022）。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并不一定能降低强迫劳动的风险。为了推广机械化，国家大力推行土地流转计划，当地农民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大规模运营商，以换取租金
4. 根据新疆统计局（2020年，表12-20）计算。南疆包括和田、阿克苏、克孜勒苏、喀什和巴音郭楞。5. 根据新疆统计局（2020年，表12-20）计算。
被剥夺土地的维吾尔族农民随后经常被强制转移到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工作。新疆主要国家媒体将土地流转描述为减少土地碎片化和推广机械化棉花种植的关键措施（新华社, 2018）。到2019年，阿克苏的乌什县计划将66,667公顷土地从小型持有者转让给国有合作社、兵团农场和大公司，以“全面实施机械化采棉”，同时“让农民摆脱土地”（通过劳动力转移）（中国棉花网, 2018）。到2021年，尉犁县已将26,667公顷土地从农民转让给丽华棉业公司，以推广“现代化、机械化”的棉花生产，大幅提高了机械化收获（朱, 2021）。虽然使用权转让理论上可以撤销，但新疆的政策背景清楚地表明，转让是建立大规模现代化和机械化农业以及永久将小农转变为产业工人的长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Zenz, 2021a）。那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转移劳动力，常常成为新疆纺织和服装行业的廉价劳动力。
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比较
2012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了一套衡量强迫劳动的11项指标，包括利用弱点、限制行动自由、孤立、恐吓、恶劣工作条件、暴力、债务束缚和扣发工资（国际劳工组织, 2012）。这些指标旨在衡量个体公司或经济部门的强迫劳动。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合评估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的基本机制，尤其是在新疆，那里的国家强制动员目标主要是政治性的。其中一些与经济剥削相关的指标适用于乌兹别克斯坦以营利为目的的棉花收获。然而，广泛的工人剥削将与北京方面旨在实现长期社会稳定和实现习近平消除绝对贫困的标志性目标相悖。因此，新疆至少名义上寻求改善工作条件，并且对于劳动力转移，它优先考虑政治目标而非经济剥削（被释放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学员的工作条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剥削廉价的维吾尔族劳动力，因为采摘工人的报酬很低，而他们的工作却极其艰辛。然而，劳动力剥削不是新疆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目标，而极其恶劣的工作条件与国家针对少数民族的就业政策的长期目标相悖。与其依赖静态和脱离背景的国际劳工组织指标，不如将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的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视为一个系统性和情境化的过程来理解和衡量。基于对新疆劳动力转移的审查，我之前开发了一个六阶段框架来评估劳动力转移中的胁迫（Zenz, 2021a）。下面，除了比较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之外，还为每个阶段展示了一套新的指标，这些指标专门用于评估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的风险（表1）。
系统性识别国家规定的人口的生计并配合国家代表国家行事的机构。潜在适用的国际劳工组织指标：不适用就业运动。阶段乌兹别克斯坦新疆总体风险指标级机构。表 1. 通过六个阶段识别系统性强迫诱导的思想环境，要求目标群体自行摆脱（或找到替代方案）。上门运动，涉及强烈的心理压力实现北京的扶贫目标，并转变剩余劳动力与植棉区共同识别季节性劳动力以完成强制性劳动力转移配额，基于数据库和侵入式上门招聘包括可能被拘禁。在国家生产任务的支持下并分配劳动力需求并计划劳动力动员。地区使用（“思想教育”）以及潜在或公开的威胁，族裔社群。
指标表明，国际劳工组织的指标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评估在初期劳动力识别、招募、培训和转移阶段（这些是评估与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相关风险的最相关阶段）中的强迫行为。总体而言，两个地区的强制机制具有可比性，尽管新疆的环境要压抑得多。在两种情况下，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在五个关键方面十分相似：
1. 拥有强大官僚机构的集权威权国家；
2. 驾驭经济政策并激励或征用相关的经济参与者（包括国有和私营企业）；
3. 在目标人群中营造强制性的社会环境；
4. 连同大量基层的М人力资源和机构共同利用这一环境，以
5. 在基层产生动员压力。
在这两个地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残余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程度不尽相同。乌兹别克斯坦依赖于持续的中央集权计划配额制度。新疆自上而下的国家规划也以重要且复杂的方式塑造了经济，影响农作物种植优先事项，根据政治目标征用国有企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体，并引导季节性工人流动（用维吾尔族采棉工取代汉族采棉工）。然而，新疆当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系统性地激励私营部门进一步贯彻国家政策，特别是自 2010 年代以来。强大的人口发展主义国家利用上述五种方法实施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其实施的便利程度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相上下。这两个系统之间的核心区别之一在于其最终目标。在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直接使精英阶层在经济上受益。北京在新疆的政策侧重于族群识别，并被框定为国家的一个紧迫的国家安全问题，该国将维吾尔族人描绘为一种“生物威胁”。与传统的农村生计相比，中国受监控的工厂环境使国家能够对工人实施更强的控制，削弱了传统的社区结构，并限制了本土文化的代际传递。
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都部署（或曾部署）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系统，通过高度集中的强制性国家机器，利用大量基层人力资源来强行招募和留住采棉工。最初，两地都严重依赖童工，随后转向强制性成年劳动力，而当时正值集体化和计划经济的过去时代，就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强制指派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强迫劳动力动员是通过国家对经济政策的主导地位、国家征用或激励相关经济参与者的能力，以及在社会主义时期创建并由后继领导人维持或演变的广泛动员基层机构来运作（或曾运作）的。尽管新疆的压迫程度要严重得多，但两个地区都严重依赖（或曾依赖）中央集权的威权系统来营造惩罚不服从行为的强制性环境。在新疆，这包括关押的威胁以及通过预防性警务自动化系统对异常行为的侦测。由于缺乏法律救济，公民“选择”顺从，而不是在这个让他们无能为力系统中面临潜在的后果。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强制同意”环境对于局外人来说未必能立即察觉，并且可能很难通过诸如国际劳工组织强迫劳动指标框架等常规手段来评估，该框架本来就不是为了评估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而设计的。通过检查单个工人（特别是在新疆这样无法自由发言的高度压迫环境）或甚至单个工作场所，并不容易察觉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这些可能只需要与非强制性工作场所相当的安全和监控水平，因为强制压力在最初招募时最强，而且社会背景排除了自由流动。结构性强制环境最恰当的概念化是一系列“不自由的形式和程度”的“连续统一体”，其中自愿与非自愿之间清晰的界限不再适用。在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系统利用结构性边缘化进行经济剥削。新疆的系统至少名义上旨在增加收入，以便国家宣布民族地区摆脱贫困。鉴于中国极低的绝对贫困线，即使是采棉的微薄报酬也足以将少数民族采棉工推过这条线。然而，国家的长远目标是将人们从传统的生计和社区转移到受国家控制的“现代”工作、思想改造和社会控制环境中。全球制裁针对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的经济逻辑，并最终导致了系统性变革，这也是由于该国对吸引更多外国投资有着强烈的需求。相比之下，北京的经济实力、在新疆的长期政治目标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意味着向采棉及相关产业的强迫劳动力转移可能会长期持续下去。使用新疆棉花的中国公司通过混淆供应链来规避西方制裁。虽然制裁对于避免消费者沦为暴行的帮凶是必要的，但习近平将国内安全置于经济增长之上的优先考量，以及颁布惩罚遵守制裁的公司的反制裁法，使得制裁的影响更加不确定。
透过宗教视角，深度拆解维吾尔种族灭绝真相
维吾尔穆斯林种族灭绝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6 次浏览 • 2026-08-05 21:13
透过宗教视角，深度拆解维吾尔种族灭绝真相
通过宗教神义论理解维吾尔族种族灭绝：加拿大与土耳其维吾尔人的声音
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麦吉尔大学）、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麦吉尔大学）、肖恩·雷姆兹（康考迪亚大学）、苏珊·J·帕尔默（康考迪亚大学）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加拿大和土耳其的部分维吾尔人[1]是如何通过宗教视角，即“神义论”（一种对苦难与邪恶的解释）来解读当前发生的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2]。本文基于三个不同来源的数据：第一个来源是一份记录了2021年维吾尔人参与线上《古兰经》课程讨论的日记；第二个来源是对居住在加拿大和土耳其的两位知名维吾尔伊玛目的访谈；第三个来源是对一位居住在加拿大的年轻维吾尔政治活动家的访谈。通过他们的叙述，我们识别出四种既独特又相互关联的视角，并将其归纳为四类：灵知派、神话派、启示录派和奥秘派。研究中大多数维吾尔人的声音将东突厥斯坦[3]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理解并呈现为一种“神圣的考验”。尽管他们将这场种族灭绝视为安拉的考验，但关于“神圣惩罚”的层面似乎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安拉仁慈的强调——安拉旨在通过考验教导祂的仆人，使他们在今生和后世都能获得更高的美德。我们的分析得出结论：维吾尔伊斯兰教似乎为其信徒提供了一种乐观感，对于流散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这是一种继续前行的动力。这与那些更侧重于苦难层面的其他伊斯兰神义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2017年大规模建立“再教育”营以来，国际媒体、人权组织以及各国政府纷纷将目光投向维吾尔人的苦难，将其定性为严重的人权侵犯或种族灭绝。《纽约时报》、《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等知名媒体机构都曾报道过这些令人痛心的状况。
通过航拍影像和幸存者的亲身讲述，揭示了“再教育营”及其他类似拘留设施内部的情况[4]。据信，从2018年至今，约有一百万到三百万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被任意关押在这些设施中[5]。幸存者们详细描述了营内发生的酷刑、绝育、强奸以及洗脑教育。此外，还有报告指出，该地区有数万人被迫从事强迫劳动[6]。
这场危机的性质已被美国、加拿大[7]、荷兰[8]、立陶宛[9]、英国[10]和法国[11]等许多西方政府认定为“种族灭绝”。维吾尔人权倡导组织和海外维吾尔群体长期以来一直在为此游说，并引用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作为支持[12]。此外，2021年，英国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了“维吾尔特别法庭”，该法庭开展了独立调查，并得出结论称：“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实施旨在防止生育的措施，意图从根本上摧毁新疆维吾尔族的重要部分，已构成种族灭绝。”[13]
自2014年以来，关于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受压迫的问题，各界一直存在激烈的讨论，但据我们所知，目前还没有研究探讨这种压迫所带来的宗教影响。这些影响是一个真实且紧迫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人权组织而言。伊斯兰教是维吾尔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攻击并被蓄意压制。
中国政府——我们认为，对维吾尔种族灭绝这一特定维度的关注缺失，是一个严重的缺口。为了填补学术上的这一空白，我们选择聚焦于这一特定方面，并探讨一些针对中国政府旨在抹除维吾尔身份和文化的政策与做法，所做出的哲学和宗教层面的回应。
研究数据
本文收集的数据是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委员会资助的一项名为《宗派宗教中的儿童与国家控制，1950–2020》研究的一部分，该研究由苏珊·J·帕尔默指导，并由麦吉尔大学宗教研究学院执行。我们的团队收集了关于该主题的三类资料。第一类资料由我们研究团队的成员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提供，他收到了一位居住在加拿大、正在参加在线《古兰经》课程的匿名维吾尔女性的日记副本。该课程是在2021年初新冠疫情期间为维吾尔成年人开设的。自1949年以来，维吾尔人在学习和坚持其宗教与文化传统方面一直面临着持续的挑战。自2016年起，中国共产党已正式将学习或实践伊斯兰教，甚至拥有《古兰经》定为非法，这种宗教不宽容程度是自文化大革命（1966–1976）结束以来前所未见的[14]。因此，许多逃离中国的维吾尔人非常珍惜他们新获得的自由，去探索和重新评估他们此前被压制的穆斯林身份[15]。
维吾尔人尝试重新接触伊斯兰教的方式之一，就是参加关于《古兰经》的宗教课程。如前所述，其中一门课程于2021年面向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成年人开设。该在线课程仅对注册的维吾尔学员开放，因此，提供给我们研究员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的这份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维吾尔学员们讨论的内容。虽然这位女性的日记主要由课堂笔记组成，但最让迪尔穆拉特博士感兴趣的是她记录的同学间关于“他们民族所遭受的苦难究竟应被视为一种神圣的考验，还是一种神圣的惩罚”的在线讨论。这本日记包含了十六名维吾尔成年学员的叙述，这些讨论的内容可以在附录中找到。
想要了解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看法和信念，另一个渠道就是通过受过专业训练的宗教老师。因此，我们的另一位研究员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邀请了两位伊玛目，请他们分享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看法[16]。乌敦采访了现居土耳其的著名维吾尔族伊玛目兼伊斯兰学者阿卜杜拉齐兹·拉赫穆图拉博士[17]，以及现居蒙特利尔的伊斯兰学者兼教师阿卜杜杰利勒·布格拉伊玛目。阿卜杜杰利勒·布格拉伊玛目是通过电子邮件回复了阿卜杜穆克提达尔的问题。除了这两个来源，我们还会研究维吾尔族年轻活动人士卡比尔·库尔班的在线采访内容。
我们先来看看这些日记，特别是关于参与者被问到的那个问题：维吾尔族面临的种族灭绝到底是安拉的考验还是惩罚？日记作者把同学们的回答分成了四类：一类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考验；另一类觉得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惩罚；那些将维吾尔种族灭绝视为安拉的考验与惩罚的人；以及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的人。出于匿名考虑，所有姓名均已删除，并为每位参与者分配了一个字母代号。
表1：在加拿大参加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族学员反馈。
（参与者代号：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考验 / 是安拉的惩罚 / 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感到困惑）
- 维吾尔A：是（考验）
- 维吾尔B：是（考验）
- 维吾尔C：是（惩罚）
- 维吾尔D：是（考验）
- 维吾尔F：是（考验）
- 维吾尔G：是（考验）
- 维吾尔H：感到困惑
- 维吾尔J：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K：是（考验）
- 维吾尔L：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M：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O：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Q：是（考验）
- 维吾尔R：是（考验）
- 维吾尔W：是（考验）
- 维吾尔Z：感到困惑
维吾尔人与伊斯兰教
维吾尔族是一个突厥语系民族，居住在中国西北边陲，那里也是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18世纪末，满清帝国将维吾尔人的家园并入中国版图，并一直通过间接统治的方式管理当地，直到1884年新疆建省[18]。满清王朝覆灭后，维吾尔人曾两次短暂地获得过独立[19]。
如今，维吾尔族是中国官方认定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根据2017年的人口普查，维吾尔族人口略多于1200万，但许多维吾尔人认为这个数字实际上可能在2000万到3500万之间。维吾尔人的家园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蕴藏着中国20%以上的天然气、煤炭和其他化石资源，其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也位居全国第二[20]。2019年，中国自然资源部估计塔里木盆地拥有9.7万亿立方米的超深层天然气资源，占全国潜在天然气储量的60%[21]。与此同时，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中国贡献了全球约22%的棉花供应，而2018年中国84%的棉花产自维吾尔地区[22]。因此，考虑到中国为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和5G技术等战略性能源计划所做的努力，该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在皈依伊斯兰教前后，维吾尔人在中亚建立了许多王国，并在中亚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3]。自10世纪以来，维吾尔人一直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哈乃斐学派，该学派与他们本土前伊斯兰时期的萨满教、摩尼教和佛教传统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24]。在当下的语境中，大多数维吾尔人将他们的穆斯林信仰视为其集体认同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25]。
一直到20世纪初，维吾尔族的教育主要还是靠伊斯兰学校。随着俄罗斯帝国势力进入中亚，当地知识分子开始搞起现代教育改革，他们尝试建立“扎吉德”学校，在传统的伊斯兰教育之外，还提供世俗教育[26]。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些学校在维吾尔人的家乡遍地开花。现代维吾尔伊斯兰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扎吉德主义，它把伊斯兰教育和世俗教育以一种融合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27]。
1949年之后，除了80年代和90年代那段“可控的宽容”时期，维吾尔人家乡的宗教教育一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严格的限制[28]。尽管如此，直到最近几年，维吾尔人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私下里的口头传统，将宗教知识传给下一代[29]。然而，2017年之后，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根除维吾尔人的伊斯兰教，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化”或世俗化的做法[30]。
比如，2017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出台。根据这项条例，凡是被国家认为过于虔诚或表现出任何宗教行为的人，都会被贴上“极端分子”的标签，并被送进“集中教育培训中心”，以消除他们所谓的“极端”宗教思想[31]。
哪怕只是表现出一点点宗教倾向，都可能被扣上“宗教极端主义”的帽子。举个例子，201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发布的一份政府文件里，列出了75种会被认定为“宗教极端主义”的行为，一旦沾上，就可能面临被关押的风险。这些行为里包括一些常见的伊斯兰教习俗，比如在清真寺外聚众礼拜、“无正当理由参与宗教活动”，以及女性佩戴头巾。这份清单甚至还包括一些非常模糊且无害的行为，比如留“大胡子”，或者突然戒烟戒酒[32]。
后来，被视为极端主义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学者指出，中国政府将以下行为也列为宗教极端主义的指标：出国旅游或计划出国留学（特别是去穆斯林国家），有亲属在国外（特别是穆斯林国家），佩戴任何宗教标志，定期礼拜，斋月封斋，去麦加朝觐，教孩子伊斯兰教知识，给孩子起伊斯兰教名字，参加周五礼拜，持有或传播敏感的数字内容（比如包含宗教语言的信息，像《古兰经》经文或图片、对《古兰经》的解读，或者女性佩戴宗教标志和礼拜的照片等）[33]。
与此同时，成百上千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寺和墓地被拆除，许多伊斯兰圣地也遭到中国政府的亵渎或破坏[34]。当前的这种环境在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家园已经把维吾尔人的伊斯兰信仰定为犯罪，以至于没人敢说一句最简单的伊斯兰问候语——“色兰”，更别提去尝试践行更具体的宗教习俗了[35]。尽管维吾尔人在自己的家园里持续遭受宗教压迫，但伊斯兰教依然是维吾尔人身份认同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并持续塑造和影响着他们对世界的认知。
伊斯兰教中的神义论
“神义论”这个词最初是由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在他的《神义论》（1710）一书中提出的，它由两个希腊词汇组成——“神”和“正义”。这个概念包含两层含义：首先，从最初且准确的意义上讲，它“旨在证明神的正义不会因为世间存在的种种邪恶而受到损害”[36]。其次，用弥尔顿的话说，它是“向世人证明上帝之道是正义的”尝试。这是一个专业术语，指在邪恶面前为上帝的正义进行辩护[37]。更广泛地说，神义论指的是试图解释或理清苦难的意义[38]。
伊斯兰教中的神义论最初作为对上帝“绝对全能”的肯定而出现，这与“一种理性的神圣正义观”直接挂钩[39]。学者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穆斯林思想家和他们的基督教同行一样，都强调上帝的正义与仁慈，但“在伊斯兰神学中，邪恶问题并没有像在西方传统中那样占据核心地位”[40]。对许多穆斯林学者来说，“邪恶”似乎“仅仅是善的缺失的一个代名词而已”[41]。
前现代时期的伊斯兰学者，尤其是穆尔太齐赖派的神学家们[42]，曾主张苦难或邪恶的存在并非坏事，因为这能让人们在来世获得更大的奖赏。然而，邪恶源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而非上帝，上帝只负责惩罚作恶者。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什叶派伊斯兰教所采纳[43]。在逊尼派伊斯兰教中，人类的自由意志似乎没那么绝对。学者指出：
上帝在人身上创造了执行某种行为的权力、能力、选择和意志；而人被赋予了这种派生的权力，从而自由地选择其中一种方案，并打算或意愿去执行该行为；与这种意图相对应，上帝创造并完成了这一行为[44]。
关于邪恶的本质，极具影响力的穆斯林哲学家伊本·西那认为：“邪恶是一种不存在的东西，它没有本质，只是本质的缺失或不完美。”[45]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邪恶是某种不存在的东西，它的缺失等同于存在于万物中的不完美。最终，伊本·西那愿意断言，世界上确实存在一定数量的邪恶，但与宇宙中巨大的善相比，这种数量是微不足道的[46]。其他杰出的伊斯兰学者对邪恶及其在世界上的存在提出了更详细的见解。例如，另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安萨里指出，邪恶是必要的，因为事物若无对立面就无法被认知。因此，人若不知疾病就无法知晓健康，若不知地狱就无法知晓天堂，以此类推[47]。然而，这种“事物只能通过对立面来认知”的观点并非伊斯兰传统中所有人的共识。对于汉巴里学派学者、杰出的穆斯林法学家伊本·泰米叶来说，邪恶具有一种教育意义，因为它在世界的自然秩序中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从这位法学家的角度来看，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因此本质上是善的[48]。因此，邪恶永远不能直接归咎于上帝。
根据学者的说法，在伊本·泰米叶的分类学中，邪恶可以分为三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第一，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总体上都是完全向善的；邪恶是相对的，仅从受造物的角度存在。第二，邪恶是受造秩序完美性的一种必然伴随物。第三，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善的普遍性在数量上远大于邪恶[49]。此外，并非所有伊斯兰学者都认为邪恶在数量上较少或微不足道。极具影响力和创新精神的穆斯林哲学家法赫尔丁·拉齐反驳了伊本·西那关于神义论的乐观立场，他指出：“真正的快乐很少被体验到，而且转瞬即逝。所以从数量上讲，占压倒性多数的不是善，而是邪恶。”[50] 事实上，拉齐采取了一种非常反神义论的立场，并认为伊斯兰神义论“必须严格以主体为中心，最终只是一种徒劳的练习”[51]。
不少学者都指出，苏菲主义对维吾尔伊斯兰教的演变有着深远的影响[52]。历史学家瑞安·瑟姆特别强调了苏菲思想在十六、十七世纪传播的重要性，这一时期被视为东突厥斯坦南部地区“伊斯兰化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重要阶段”[53]。苏菲派神学家在将“恶”与“神意”联系起来时，很大程度上沿用了伊本·西那的本体论视角。因此，既然万物皆由真主所造，而造物本身终归是善的，人类就必须顺从神意，并仰赖真主的仁慈与智慧。比如，神秘主义诗人鲁米就更进一步，直接把“恶”归因于真主：“真主既意欲善，也意欲恶，但他只认可善。”[54]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对“恶”的理解并不会影响真主在道德上的完美性，因为归根结底，恶的存在是“为了实现更伟大的善”[55]。乐观主义是苏菲传统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正如学者所言：“苏菲派并不总是纠结于这个世界是否是最好的，但他们通常会肯定，真主创造恶是为了将其作为修行路上的磨炼工具。”[56] 正如学者所言：“神秘主义者能够理解，真主的愤怒其实是伪装的仁慈；他施加给信徒的痛苦与惩罚，对于他们的灵性成长是必要的——就像病人必须服用苦药一样。”[57]
赛义德·努尔西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伊斯兰现代派神学家，他直接把“恶”的存在和“来世”联系在了一起，认为如果不谈来世，根本就没法真正理解“恶”到底意味着什么[58]。在努尔西看来，死亡是通往来世的唯一入口，也是“真主那包罗万象的仁慈与无处不在的善”的一部分，因为真主是最公正、最慈悲的[59]。这些观点和学者的看法不谋而合。学者本人非常谨慎，他从不给“恶的问题”提供一个所谓的“伊斯兰标准答案”，而是强调穆斯林学者和信徒们普遍达成了一个共识：古兰经与“恶”的存在在逻辑上是“兼容”的[60]。
身在加拿大与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之声
尽管中国一直在试图从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中抹除伊斯兰教的影响，但伊斯兰教始终是维吾尔人身份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哪怕它有时不得不保持沉默、转入地下。鉴于此，许多维吾尔人从伊斯兰信仰或神义论的角度去思考或讨论正在发生的“维吾尔种族灭绝”，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大家思考的深度和理解程度各不相同。这里要分析的言论就体现了这种思考，它们来自十六位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成年人，他们都自认为是穆斯林，且在2021年初参加了一个在线《古兰经》课程。当时课程参与者被问到一个问题：“维吾尔人的苦难是安拉的惩罚，还是考验？”其中一位维吾尔女性参与者将大家的回答记录在了日记里。这些笔记最初是用维吾尔语写的，后由迪尔穆拉特·马木提博士翻译。这十六位维吾尔《古兰经》学员的回答被研究团队归纳为四类：九人认为种族灭绝是一种考验，一人认为是惩罚，四人认为两者皆有，还有两人不确定。
日记中记录的这些回应，可以被看作是关于苦难与邪恶的自发性宗教思考，同时也应被理解为对“身为穆斯林意味着什么”的反思。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政权实施的压迫性政策，这些参与者在移居加拿大之前都经历过高压环境，因此他们对《古兰经》的熟悉程度相对有限。正如维吾尔参与者M所言：
在中国的统治下，我们在身份认同、宗教信仰、文化和教育等方面面临着重重限制和侵犯。我们被中共的错误思想洗脑，在[伊斯兰]教育方面也被搞得一无所知。
因此，这些回应与那位在加拿大长大的维吾尔族年轻活动家，以及两位受过正规宗教教育的伊玛目的陈述有所不同，后者的回应展现了对伊斯兰教更深层次的理解。正因如此，他们的陈述从传统的伊斯兰视角出发，对维吾尔种族灭绝进行了更细腻的反思。
通过结合这三种视角——重新接触伊斯兰传统的维吾尔参与者、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家以及受过专业训练的维吾尔族伊玛目，我们得以独特地窥见生活在加拿大的维吾尔群体是如何通过伊斯兰视角来思考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在审视并分析了他们关于“维吾尔人的苦难究竟是神的惩罚还是考验”这一问题的回应后，我们认为，这些回应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维吾尔式”神义论。日记中记录的这些陈述，可以被视为参与者们在构建神义论方面的初步尝试，尽管他们可能并不熟悉“神义论”这个术语或概念。
我们将首先聚焦于在线古兰经班的参与者和那位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家所给出的回应。这些被噤声的维吾尔人提出了经典神义论中经常遇到的根本性问题：“为什么神允许邪恶存在？”他们纠结于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神既全能又仁慈，却为何允许邪恶和苦难降临在信徒身上？基于每位参与者的回应，研究团队将答案归纳为四种论证类型：诺斯替论证、神话论证、末世论证和奥秘论证。每种论证都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进行定义和解释。
诺斯替论证：在现代学术界，“诺斯替”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术语，对于它的含义也尚未达成共识。然而，就本文及相关研究而言，我们将该术语定义为一种超验策略，即贬低人体和物质世界，降低其重要性，同时强调永恒精神领域或来世的真实性。从这种诺斯替视角来看，人类的苦难被视为暂时的，是可以在天堂得到纠正或补偿的。我们归入这一类别的维吾尔人的回应，都带有这种“暂时性”的意味，并将现世的行为和作为理解为可以在来世得到补偿。
维吾尔人 A 指出：
人来到这世上，注定要面对各种考验，咱们必须得认真对待。只要能顺利闯过这些关卡，就能拿到安拉许诺给我们的奖赏。这世界不过是暂时的，只有后世才是永恒的。
维吾尔 M 认为，这是一种洗清罪孽的过程，最终会通向天堂的奖赏：
如果安拉给祂钟爱的仆人降下考验，那是为了磨练他们的意志；而对于那些有罪的仆人，祂降下考验则是为了洗净他们的罪过。如果这些仆人能扛住安拉的考验，无论遭遇什么灾祸都能坚持到底，那他们过去的罪孽就会被一笔勾销。这些仆人最终得到的奖赏，必然是天堂。
维吾尔 G 也认同这种说法，并补充说作恶的人终将受到惩罚：
那些在世上受压迫、无力自保的好人，在安拉眼中终究会进入天堂。他们在世上所受的苦难，只会洗去他们的罪孽，并提升他们在天堂的品级。如果坏人在世上受了惩罚，那他们就是两头落空，在今世和后世都是输家。如果坏人在世上没受到惩罚，他们也逃不过安拉的震怒，作恶者在今世会遭到诅咒，在后世也绝对逃不掉安拉的惩罚。
这种逻辑和学者的“灵魂塑造神义论”有相似之处，该理论认为苦难在我们的道德和精神成长中起着关键作用，让我们能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变得更接近神圣[61]。
卡比尔·库尔班是一位旅居加拿大的维吾尔族年轻活动人士，他将维吾尔危机和他个人面临的挑战都视为奋斗的一部分，这个概念直接与安拉的考验挂钩[62]。他表示：
没错，这就是我的奋斗，这个词其实就是“奋斗”的意思。我去找我的伊玛目，总是问他：“我该怎么面对这一切？”他就像是说：“我没法给你答案，我真希望我有。”因为没人能给出答案。但他们说，这就是你的奋斗，这就是你的奋斗，你必须得挺过去。我已经接受了，这就是我的奋斗，不是媒体口中那种版本的，而是真正的、为了行善而进行的宗教奋斗。
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库尔班将他的政治行动与信仰联系在一起，这增强了他的能动性和乐观心态。他说他经常向真主祈祷，寻求帮助。他提到：“如果我没有信仰，我真的会崩溃的。”他还分享说，他母亲总是叮嘱他为被关押的表亲祈祷，这帮助他在身陷囹圄的情况下依然能坚守信仰。最终归根结底，库尔班解释说，所有的苦难和挣扎都不会白费，它们终将带来丰厚的回报。他表示：
世间的一切苦难，我们都将其视为提升自我、行善的机会；能够真正去做善事并提升自己，这本身就是一种恩典。
神话论证
我们在日记反馈中发现的第二个特征，与某种超自然层面的邪恶概念有关，我们将这种论证归类为“神话论证”。该论证认为，现存的邪恶（在此指维吾尔族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根植于创世之初的原始行为，即混沌被秩序化以创造世界。因此，邪恶被认为从一开始就存在，而关于不公的观念在亚伯拉罕诸教的圣典叙事中都有体现。然而，这种不公的观念在伊斯兰传统内部引发了一些紧张点。这些维吾尔族穆斯林学生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他们被迫偏离了对伊斯兰教五功[63]的严格遵守，但他们又该如何承担责任呢？如果维吾尔种族灭绝真的是一种神圣的正义，那么被迫陷入如此可怕的境地却得不到任何解脱，这种正义又体现在哪里呢？
维吾尔族受访者D面对这种困境时，会从《古兰经》记载的神话往昔中寻找英雄人物，以此来解读当下的遭遇。他们将古埃及法老统治下被奴役的以色列人，与如今在习近平治下被中国政府关押或压迫的维吾尔人进行类比。这种视角赋予了苦难一种尊严感和更深层的意义，暗示着苦难终将结束，而压迫者也必将受到惩罚。维吾尔族受访者M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只要我们不背叛真主，真主就会保佑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暴君能长久，真主的惩罚是严厉的。”
维吾尔族受访者G对这种“神话论证”的运用则略有不同。他认为，在古老的经文故事里，真主惩罚人类的方式仅仅是通过各种自然灾害。因此，在G看来，维吾尔种族灭绝并非神罚，而是一场“神圣的考验”。他表示：
真主从不亏待无辜的人。在《古兰经》中关于诺亚和罗得的故事里，真主惩罚了那些违抗祂、在世间作恶的人，并赐福给那些遵守诫命、行善的人。然而，我们从未在《古兰经》中看到任何关于“真主通过人之手来实施惩罚”的说法。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真主通过各种自然灾害来惩罚人类。比如，诺亚的族人遭遇了洪水，舒阿卜的族人被云中的火所惩罚，罗得的族人被天降的乱石所灭，或是遭遇了诸如虫灾、巨响等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
末世论论证
从日记反馈中总结出的第三个特征显示，维吾尔族参与者将邪恶与苦难——特别是与维吾尔种族灭绝相关的苦难——理解为一种“觉醒”。我们将这种论证归类为“末世论”，它将种族灭绝视为一种“启蒙的磨难”，一种从沉睡中觉醒，吹响战斗的号角。一些维吾尔族参与者的陈述表明，维吾尔家园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是一场善恶势力之间末日决战的一部分。维吾尔族受访者F指出：
这场考验真的把我们从沉睡中叫醒了。如果安拉没有降下这场考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认清中国这个真正的敌人呢？我们可能还会一直把他们当朋友。如果今天这些磨难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可能意识到共产中国的邪恶？这些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我们永远无法与中国共存。在一个正义荡然无存的土地上，绝不会有任何美好可言。如果我们与中国人抗争到底，只要安拉意欲，我们一定会赢。
维吾尔族受访者M认为，这场种族灭绝可能是一种宇宙级的筛选。正如他们所言：“通过降下这些考验，安拉让我们当中的恶人暴露出来，并将虔诚善良的人与伪君子分离开来。”维吾尔族受访者R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安拉通过降下一些考验，帮助我们认清了身边的人。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察觉到我们内部的叛徒和伪君子。他想要剔除我们当中的坏人，变得更纯洁。
这种论调带来了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自2016年以来，中国政府在“严打”运动中最早逮捕的许多人，都是维吾尔族的宗教领袖，以及维吾尔历史和文学领域的作家、教授或历史学家[64]。然而，维吾尔族受访者M和R的这种回应，将种族灭绝定义为一种必要的过程，用来考验和惩罚那些“叛徒和伪君子”。维吾尔族受访者O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思路，试图通过将正在接受考验的“好人”与将要受到惩罚的“坏人”区分开来，来解决这一矛盾——这种区分在受访者M和R的回答中并不明确。维吾尔族受访者O认为：
但如果我们看看现代维吾尔社会，确实存在腐败、欺诈，比如偷盗和杀人。这些不道德的行为确实变多了。每当我遇到这种事和这种人，我个人觉得这是安拉的惩罚……但当我看到我那些无辜受苦的兄弟姐妹时，我觉得这是一种考验。
维吾尔族受访者Z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我们中间有好人也有坏人，和其他群体一样。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对那些不信安拉、做宗教禁止的坏事的人的惩罚。但对于那些虔诚、善良、守规矩的人来说，这场灾难不是惩罚，而是一种考验。
同样，维吾尔族受访者G强调了安拉的公正和仁慈，同时批评了那种认为维吾尔人的苦难只能被理解为安拉惩罚的论调：
在这场巨大的种族灭绝背后，可能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深意。把强者压迫弱者看作是安拉的惩罚，这是对安拉的侮辱。怎么能把人的压迫和安拉的惩罚相提并论呢？况且，安拉根本不需要利用一群强者去惩罚弱者或罪人。就像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一样，整个民族也不可能被定义为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
奥秘论证
我们在日记里发现的最后一个特征，被我们归类为“神秘性”。这个类别强调了上帝行为中那种不可知的成分，认为信徒不该试图去理性化上帝的旨意，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参透，它永远是个谜。那些虔诚的信徒只需要相信上帝的善意，并接受上帝为人类制定的宏大蓝图是永远无法被人类所知的。
维吾尔族受访者G非常有说服力地反驳了将种族灭绝作为一种惩罚手段的观点，并坚定地否定了“整个群体应为少数人的过错负责”这种想法。他引用《古兰经》中的例子来支持这一论点：
真主绝不会仅仅因为族群中个别人的越界和错误，就去惩罚整个民族。真主从不亏待无辜者。在《古兰经》关于诺亚和罗得的故事里，真主惩罚的是那些违抗他、在世间作恶的人，并赐福给那些遵守诫命、行善的人。然而，我们从未在《古兰经》中看到任何关于“真主的惩罚是通过人类之手来执行”的说法。
此外，维吾尔族受访者G认为，种族灭绝不可能是神圣的惩罚，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等于承认这种行为是正义的，那我们岂不是站在了中国政府那边？他说：“如果我们认为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的事是惩罚，那我们也就等于认为这世上施暴者的压迫是合理的了。”和受访者G类似，维吾尔族受访者O也认为维吾尔人确实曾误入歧途、丢失了宗教身份，但他认为，种族灭绝不应被看作是上帝借中国政权之手行事，而应被视为上帝对信徒的考验，以及对那些犯错者的惩罚。
过去，我们总是坚持走祖先走过的老路。因为我们没有去分析哪条路对、哪条路错，就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真主的正道。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也是维吾尔人目前的处境。作为一个穆斯林民族，我们本该追随真主的道路，但作为容易被蒙蔽的人类，我们没能做到。在反宗教的中国共产党的压力下，我们中的一些人被迫放弃了宗教，或者被疏远了。
习得性回应——伊玛目的视角
如前所述，上面讨论的回应来自不同伊斯兰教识水平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两位受过逊尼派伊斯兰传统教育和培训的维吾尔族伊玛目，是如何看待“维吾尔种族灭绝”的。
参加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所讨论的问题，也被提给了蒙特利尔的一位维吾尔族伊玛目阿布杜吉利尔·布格拉。以下是他针对“真主在维吾尔种族灭绝中扮演的角色”这一议题的回应。他反驳了“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天谴’”这一说法，并提出了以下论点来支持他的主张：
在伊斯兰教义解释的四大基础——《古兰经》经文、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教法类比以及穆斯林公议中，没有任何一条能将如此残酷的种族灭绝与真主的考验或惩罚联系起来。恰恰相反，真主在《古兰经》开篇、每一章的开头，以及章内反复提到自己是“至仁至慈的”[65]。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这场种族灭绝没有任何形而上的根源；相反，这场悲剧的直接原因在于施暴者的恶意企图和行径，以及国际社会不同程度的推波助澜。
他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认为这场种族灭绝应该被视为一种由国家权力机构造成的悲剧性灾难：
针对维吾尔穆斯林的种族灭绝是一场悲剧性的灾难，其根源在于个人、公众、企业、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不负责任、误判错行、极度无知，以及对中共邪恶力量的严重低估。
布格拉伊玛目认为，“这场种族灭绝是对所有人——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的一次重大教训。”他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动荡的历史，以及冷战后助推其崛起的经济投资。在这一语境下，布格拉强调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并将自由意志和政治行动视为导致这场种族灭绝的核心因素。在他看来，我们需要的是更积极的行动回应。
基于本文提出的四个分类，布格拉的一些言论属于奥秘论证范畴。例如，他主张：
真主与维吾尔人民同在，真主迟早会复仇，惩罚那些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元凶。真主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在真主眼中，我们的一千年不过是一天，所以即便在我们看来复仇来得晚，它也终将到来。
在这里，布格拉伊玛目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上帝计划的不可知性，但他论证了惩罚终将到来，只是时间点对我们而言是个未知数。这一点与另外两位维吾尔人（G和O）的说法非常相似，他们都认为神义论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畴。这种观点与犹太哈西德派[66]有潜在的相似之处，后者往往选择绕过神义论中那些令人不安的问题，转而通过纪念和强化宗教实践来表达他们的承诺。他们意识到这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神学谜题，并明白无论是范式思维、契约论，还是报应与考验，这些传统的解释最终都无法涵盖这段危机及其后果的广泛性和复杂性。
关于集体惩罚的神义论
一位现居土耳其的维吾尔族知名伊玛目——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赫梅图拉博士，在2021年6月30日接受了采访，他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神义论[67]。我们想专门开辟一个章节来强调他的观点，因为他的看法非常独特，而且他在学界地位显赫。在古兰经研习班的参与者中，只有一名学生（维吾尔族C）持有类似的观点。
拉赫梅图拉伊玛目认为，这场种族灭绝是对维吾尔民族过去所犯过错的一种“集体惩罚”。当被问及“你如何从宗教角度看待维吾尔民族遭受的种族灭绝？”时，拉赫梅图拉伊玛目回答道：“我认为导致这场压迫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从祖辈开始就没能团结一致。”随后，他列举了几个历史例子来支撑自己的论点：
1）“那些在政治立场和观点上坚定不移的人，总是遭到一些叛徒和伪君子的破坏”；2）“后代放弃了对侵略者的圣战，没有惩处那些为敌效力的叛徒，从而错失了历史机遇”；3）“这也是我们自作自受的结果，正如经文所说：‘凡你们所遭遇的灾难，都是由于你们所作的罪恶；他饶恕你们的许多罪过。’”（在最后一个例子中，他引用了《古兰经》42:30）。
他进一步阐述了这种集体惩罚的观念：
安拉在《古兰经》的许多经文中都对此作了说明，包括不要忽视物质资源、要做好武力准备、保持坚定、保持警惕、服从领袖，以及不要陷入分裂。一个忽视这些胜利前提的民族，注定会遭受苦难，即便其中仍有虔诚生活的人。安拉说：“当你们遭遇灾难的时候——虽然你们曾使敌人遭遇双倍的灾难——你们怎么还说：‘这是从哪里来的呢？’你说：‘这是由于你们自己。’真主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古兰经》3:165）
拉赫马图拉伊玛目还认为，这场种族灭绝不仅是对维吾尔人的考验，也是对全人类的考验：“同样，这种压迫和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既是对东突厥斯坦人民的考验，也是对全人类的考验。”他这样回应了那个古老的问题——“为什么无辜者必须受苦？”：
当一个民族整体遭受惩罚时，好人也会被牵连其中，这是一种天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了那些对我们民族施加种族灭绝的侵略者的罪行。侵略者的罪行属于外部因素。安拉说：“我这样使不义者互为盟友，因为他们所作的罪恶。”（古兰经 6:129）
当被问及“《古兰经》中是否包含可以用来支持‘大规模苦难作为一种考验或惩罚’这一概念的段落？”时，拉赫马图拉伊玛目回答道：“民族的大规模苦难所包含的意义，远不止惩罚那么简单。所有的惩罚都是苦难，但并非所有的苦难都是惩罚。”随后，他引用了《古兰经》中与大规模苦难作为考验或惩罚相关的五段经文：
1) “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民族不改变自己的信仰，真主绝不会改变他所赐予他们的恩惠。真主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古兰经 8:53）
2) “一个民族的状况，真主是不改变的，直到他们改变自己的状况。当真主欲惩罚一个民族的时候，那惩罚是不可抗拒的，除真主外，他们没有保护者。”（古兰经 13:11）
3) “我曾因他们的罪行而惩治他们中的每一伙：其中有的我曾降以暴雨，有的曾被呐喊声所毁灭，有的我曾使大地陷落，有的我曾使他们淹死。真主没有亏待他们，而是他们亏待了自己。”（古兰经 29:40）
4) “由于人们所作的罪恶，陆地和海洋上出现了腐败，以便真主让他们尝尝他们所作的一部分罪恶的后果，或许他们能回归正道。”（古兰经 30:41）
5) “凡你们所遭的灾难，都是因为你们亲手所作的罪恶，他原谅了你们的许多罪过。”（古兰经 42:30）
最后，当被问及“在你看来，在中共禁止宗教实践的统治下，维吾尔人因未能遵守伊斯兰教的五功而受到指责，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时，拉赫马图拉伊玛目回答说：“每个人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尝试遵守伊斯兰教的五功。那些做不到的人，不应该受到指责。”
所以说，虽然这位伊玛目认为种族灭绝是维吾尔族群体过去所犯下的过错和不足所导致的集体后果，但他并不认同维吾尔族个人会遭受神罚这种说法。
“牧灵神义论”一瞥：在古兰经在线课程的学员讨论中，偶尔会提到一个新兴概念，叫作“牧灵神义论”。这个概念强调，神义论必须与现实中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和压迫紧密联系起来。学者已经指出了这方面的实例。
处于“边缘”的神学在各种神学语境中都有体现，包括女性主义神学、解放神学以及黑人神学[68]。正如下文所示，维吾尔族受访者F和M所表达的观点也反映了类似的神学思想，他们主张进行抗争并为争取人权而奔走，但这一切始终是在安拉的指引下进行的。维吾尔族受访者F：
这一连串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我们根本没法和中国共存。在一个正义荡然无存的地方，注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只要我们对中国抗争到底，真主保佑，我们一定会赢。
维吾尔族 M：
我们必须继续为国内那些正遭受迫害的兄弟姐妹们发声。虽然现在的中国国家机器非常强大，但只要我们不背叛真主，真主就一定会保佑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暴君能长久，真主的惩罚是严厉的。
布格拉伊玛目试图通过描绘维吾尔族未来繁荣的愿景来给信众们注入希望，他用了诸如“优素福在法老治下飞黄腾达”以及“埋在土里的花种熬过寒冬”这样的比喻。
牧灵神义论背后的动机和原则，在当今对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教育中都有所体现，比如我们对幸存者证言的推崇，以及主流犹太社群纪念大屠杀的方式，都能看出来。遗憾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集中营幸存者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关于“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故事恐怕很快也会被纳入这一叙事框架中。
我们的目标是分享加拿大维吾尔群体内部对于这场种族灭绝的一些核心观点和讨论。我们试图通过聚焦宗教层面的回应与解读，来审视和分析这些讨论。根据我们的分析，大多数强调“安拉的考验”这一概念的参与者，往往会淡化维吾尔人所受苦难中“惩罚”的意味，因为他们将这些苦难视为安拉天命的一部分。我们将维吾尔人的回应归纳为四种截然不同的论点。尽管这些论点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重叠和关联。所有这些视角似乎都与伊斯兰教义中“淡化邪恶、强调安拉之善”的倾向相吻合，这最容易通过“邪恶的缺失论”，或者说“邪恶是实现更大善的必要伴随物”这一概念来理解[69]。正是在这种淡化邪恶的框架下，拉赫梅图拉伊玛目的观点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安拉所定之“善”的强调——安拉希望祂所有的仆人都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从而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善。虽然布格拉伊玛目并没有试图淡化邪恶，相反，他指出那些作恶、行不义之人绝不可能逃脱惩罚，只是惩罚未必会立刻降临，但终究会到来。因为安拉是“至仁至慈的”，他的观点提供了一种关于报应的可能性，即安拉的惩罚迟早会降临，这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维吾尔活动人士卡比尔来说，他和同胞们所承受的苦难是安拉给予的考验。他的行动主义工作正是由信仰所驱动的，这帮助他专注于克服重重障碍。他们的回应反映出，尽管暴行肆虐，有时甚至让人感到绝望，但伊斯兰信仰为他们提供了答案，帮助他们克服种族灭绝带来的创伤，并找到不仅能继续生活下去，还能获得勇气去对抗压迫者的方法，从而进一步凸显了重新发现并保持自身宗教认同的重要性。
附录：从一份维吾尔族日记中收集的数据反馈与陈述
数据收集方法
这些数据来自一位维吾尔族女性提供的日记，她记录了参与加拿大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人之间的对话。讨论的核心是维吾尔种族灭绝与他们穆斯林信仰之间的关联。这门线上课程的参与者被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维吾尔人的苦难究竟是安拉的惩罚，还是一种考验？”这段对话发生在2021年初的一个线上平台上。这位女士在确保她本人及所有参与者匿名的情况下，与我们分享了她的日记。
注：
维吾尔语中“考验”一词是“sinaq”或“imtihan”。后者是阿拉伯语词汇，而“sinaq”是维吾尔语词汇。维吾尔语中“惩罚”一词是“jaza”，源自阿拉伯语。“仆人”一词实际上是对“banda”一词的误译，该词源自波斯语，原意为“心腹、忠诚的仆人、附庸”[70]。
线上古兰经课程维吾尔参与者的反馈
日记作者将她同学们的反馈整理并归纳为四类：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考验的人；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惩罚的人；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既是安拉的考验也是惩罚的人；以及对这个问题感到不确定的人。关于参与者，我们唯一掌握的统计信息是：其中3人为男性，13人为女性。
（参与者反馈清单略，均已在上文分类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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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资源：
[1] 参见“联合国同意将土耳其官方名称更改为‘Türkiye’”，半岛电视台，2022年6月2日，https://www.aljazeera.com/news ... urkey。
[2] John Hick,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以及 Mark S. Scott, “Theodicy at the Margins: New Trajectories for the Problem of Evil,” *Theology Today* 68, no. 2 (2011): 113–204。
[3] 在本文中，我们将使用“东突厥斯坦”或“维吾尔家园”来指代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 Austin Ramzy, “中国网络涌现大量求助：‘向我证明我父亲还活着’”，《纽约时报》，2019年2月17日。
[5] Sheena C. Greitens, Myunghee Lee, and Emir Yazici, “Counterterrorism and Preventive Repression: China’s Changing Strategy in Xinjia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4, no. 3 (2020): 9–47。
[6] Adrien Zenz, “Sterilizations, IUDs, and Mandatory Birth Control: The CCP’s Campaign to Suppress Uyghur Birthrates in Xinjiang,” Jamestown Foundation, 2021年3月17日。
[7] “加拿大议会宣布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种族灭绝”，BBC News Online，2021年2月23日。
[8] “荷兰议会：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是种族灭绝”，路透社，2021年2月25日。
[9] “立陶宛议会认定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种族灭绝”，路透社，2021年5月20日。
[10] Patrick Wintour, “UK MPs Declare China is Committing Genocide Against Uyghurs in Xinjiang,” *The Guardian*, April 22, 2021。
[11] “法国议员正式承认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行为为‘种族灭绝’”，法国24电视台，2022年1月20日。
[12] 《维吾尔种族灭绝：对中国违反1948年种族灭绝公约的审查》（华盛顿特区：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2021年3月）。
[13] “维吾尔法庭判决”，维吾尔法庭，2021年12月9日。
[14] Sean R. Roberts, *The War on the Uyghu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15] Dilmurat Mahmut, Marie-Ève Melanson, Susan J. Palmer, and Abdulmuqtedir Udun, “Becoming ‘true’ Muslims in Canada: Experiences of Uyghur Immigrants,” *Identities* (2023), https://doi.org/10.1080/1070289X.2023.2264643。
[16] Abdulmuqtedir Udun 是一位常驻加拿大渥太华的独立维吾尔族研究员。
[17] 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赫马图拉博士是一位著名的维吾尔族伊斯兰学者，现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萨吉耶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
[18] James A.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19] Gardner Bovingdon, *The Uyghurs: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 Thomas W. Overton, “The Energy Industry in Xinjiang, China: Potential, Problems, and Solutions,” *Power*, January 1, 2016.
[21] Craig Gutherie, “China Looks West to Solve Energy Crisis,” *Petroleum Economist*, August 22, 2019.
[22] Amy K. Lehr and Efthimia Maria Bechrakis, “Connecting the Dots in Xinjiang: Forced Labor, Forced Assimilation, and Western Supply Chain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ctober 16, 2019.
[23]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24] 参见 Rahile Dawut, “Shrine Pilgrimage Among the Uighurs,” *The Silk Road* 6, no. 2 (2009); Rian Thum, *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5] David Brophy, *Uyghur Natio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n the Russia-China Fronti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6] Adeeb Khalid, *The Politics of Muslim Cultural Reform-Jadidism in Central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27] Brophy, *Uyghur Nation*.
[28] Edmund Waite, “The Emergence of Muslim Reformism in Contemporary Xinjiang,” in *Situating the Uyghurs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Routledge, 2007).
[29] Edmund Waite, “The Impact of the State on Islam amongst the Uyghurs,” *Central Asian Survey* 25, no. 3 (2006).
[30] Joanne Smith Finley, “Securitization,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Xinjiang,” *Central Asian Survey* 38, no. 1 (2019).
[31] Darren Byler, *Terror Capitalism: Uyghur Dispossession and Masculinity in a Chinese C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1).
[32] Darren Byler trans., “Identifying Religious Extremism,” Xinjiang Documentation Project, 2017.
[33] Smith Finley, “Securitization,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34] Rachel Harris, “Bulldozing mosques: The latest tactic in China’s war against Uighur culture,” *The Guardian*, April 7, 2019.
[35] T. Hamut Izgil, *Waiting to Be Arrested at Night: A Uyghur Poet’s Memoire of China’s Genocide* (Penguin Press, 2023).
[36] 埃里克·林恩·奥姆斯比，《伊斯兰思想中的神义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页。
[37] 约翰·弥尔顿，《失乐园》（第一卷，第26行）。
[38] Scott, “Pathways in Theodicy.”
[39] 奥姆斯比，《伊斯兰思想中的神义论》，第16页。
[40] 同上，第4页。
[41]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新城市出版社，2013年。
[42] 《大英百科全书》，“穆尔太齐赖派”，2020年。
[43] Ayman Shihadeh, “Suffering,” in *Medieval Islamic Civilization: An Encyclopedia* (Routledge, 2006).
[44] Al-Shahrastani, quoted in Roy Jackson, *What is Islamic Philosophy?* (Routledge, 2014), 33.
[45] 阿维森纳（伊本·西那），《治愈之书》（德黑兰：纳赛尔·霍斯鲁出版社，1985年），第381页。
[46] Jon Hoover, *Ibn Taymiyya’s Theodicy of Perpetual Optimism* (Brill, 2007), 177.
[47] 同上，第178页。
[48] 同上。
[49] 同上，第181页。
[50] Ayman Shihadeh, “Avicenna’s Theodicy and al-Rāzī’s Anti-Theodicy,”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Islamicate World* 7 (2019): 75.
[51] 同上，第61页。
[52] Rémi Castets, “Uyghur Islam: Caught between Foreign Influences and Domestic,” in *China and India in Central Asia*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215–233.
[53] Thum, *The Sacred Routes*, 42.
[54] Ozgur Koca, “Ibn ‘Arabi (1165–1240) and Rumi (1207–1273) on the Problem of Evil,” *Islam and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28, no. 3 (2017): 303.
[55] 同上。
[56] Hoover, *Ibn Taymiyya’s Theodicy*, 3.
[57] 安内玛丽·席梅尔，《伊斯兰教的神秘维度》（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198页。
[58] Ian Markham, *Living in the Light of Death: On the Art of Being at One with Badiuzzaman Said Nursi* (Routledge, 2016).
[59] Bilal Kuşpinar, “Death in Nursi’s Thought,” 2016.
[60] Safaruk Chowdhury, *Islamic The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21), 2.
[61] Hick,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62] Asma Afsaruddin, “jihad,”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2023.
[63] 译者注：伊斯兰教五功即念证、礼拜、天课、斋戒、朝觐。
[64] Marie Trédaniel and Pak K. Lee, “Explaining the Chinese Framing of the ‘terrorist’ violence in Xinjiang,” *Nationalities Papers* 46, no. 1 (2018): 177–195.
[65] 穆克提德通过WhatsApp向布格拉伊玛目提问，后者于2021年10月19日回复。
[66] 参见 Nissan Dovid Dubo, “Belief after the Holocaust,” Chabad.Org, 2021.
[67] 访谈记录于2021年6月30日由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进行。
[68] Scott, “Theodicy at the Margins,” 149–52.
[69] Ormsby, *Theodicy in Islamic Thought*, 27.
[70] 参见《伊朗百科全书》中关于“banda”的词条，1988年12月15日。 查看全部
通过宗教神义论理解维吾尔族种族灭绝：加拿大与土耳其维吾尔人的声音
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麦吉尔大学）、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麦吉尔大学）、肖恩·雷姆兹（康考迪亚大学）、苏珊·J·帕尔默（康考迪亚大学）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加拿大和土耳其的部分维吾尔人[1]是如何通过宗教视角，即“神义论”（一种对苦难与邪恶的解释）来解读当前发生的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2]。本文基于三个不同来源的数据：第一个来源是一份记录了2021年维吾尔人参与线上《古兰经》课程讨论的日记；第二个来源是对居住在加拿大和土耳其的两位知名维吾尔伊玛目的访谈；第三个来源是对一位居住在加拿大的年轻维吾尔政治活动家的访谈。通过他们的叙述，我们识别出四种既独特又相互关联的视角，并将其归纳为四类：灵知派、神话派、启示录派和奥秘派。研究中大多数维吾尔人的声音将东突厥斯坦[3]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理解并呈现为一种“神圣的考验”。尽管他们将这场种族灭绝视为安拉的考验，但关于“神圣惩罚”的层面似乎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安拉仁慈的强调——安拉旨在通过考验教导祂的仆人，使他们在今生和后世都能获得更高的美德。我们的分析得出结论：维吾尔伊斯兰教似乎为其信徒提供了一种乐观感，对于流散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这是一种继续前行的动力。这与那些更侧重于苦难层面的其他伊斯兰神义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2017年大规模建立“再教育”营以来，国际媒体、人权组织以及各国政府纷纷将目光投向维吾尔人的苦难，将其定性为严重的人权侵犯或种族灭绝。《纽约时报》、《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等知名媒体机构都曾报道过这些令人痛心的状况。
通过航拍影像和幸存者的亲身讲述，揭示了“再教育营”及其他类似拘留设施内部的情况[4]。据信，从2018年至今，约有一百万到三百万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被任意关押在这些设施中[5]。幸存者们详细描述了营内发生的酷刑、绝育、强奸以及洗脑教育。此外，还有报告指出，该地区有数万人被迫从事强迫劳动[6]。
这场危机的性质已被美国、加拿大[7]、荷兰[8]、立陶宛[9]、英国[10]和法国[11]等许多西方政府认定为“种族灭绝”。维吾尔人权倡导组织和海外维吾尔群体长期以来一直在为此游说，并引用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作为支持[12]。此外，2021年，英国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了“维吾尔特别法庭”，该法庭开展了独立调查，并得出结论称：“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实施旨在防止生育的措施，意图从根本上摧毁新疆维吾尔族的重要部分，已构成种族灭绝。”[13]
自2014年以来，关于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受压迫的问题，各界一直存在激烈的讨论，但据我们所知，目前还没有研究探讨这种压迫所带来的宗教影响。这些影响是一个真实且紧迫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人权组织而言。伊斯兰教是维吾尔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攻击并被蓄意压制。
中国政府——我们认为，对维吾尔种族灭绝这一特定维度的关注缺失，是一个严重的缺口。为了填补学术上的这一空白，我们选择聚焦于这一特定方面，并探讨一些针对中国政府旨在抹除维吾尔身份和文化的政策与做法，所做出的哲学和宗教层面的回应。
研究数据
本文收集的数据是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委员会资助的一项名为《宗派宗教中的儿童与国家控制，1950–2020》研究的一部分，该研究由苏珊·J·帕尔默指导，并由麦吉尔大学宗教研究学院执行。我们的团队收集了关于该主题的三类资料。第一类资料由我们研究团队的成员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提供，他收到了一位居住在加拿大、正在参加在线《古兰经》课程的匿名维吾尔女性的日记副本。该课程是在2021年初新冠疫情期间为维吾尔成年人开设的。自1949年以来，维吾尔人在学习和坚持其宗教与文化传统方面一直面临着持续的挑战。自2016年起，中国共产党已正式将学习或实践伊斯兰教，甚至拥有《古兰经》定为非法，这种宗教不宽容程度是自文化大革命（1966–1976）结束以来前所未见的[14]。因此，许多逃离中国的维吾尔人非常珍惜他们新获得的自由，去探索和重新评估他们此前被压制的穆斯林身份[15]。
维吾尔人尝试重新接触伊斯兰教的方式之一，就是参加关于《古兰经》的宗教课程。如前所述，其中一门课程于2021年面向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成年人开设。该在线课程仅对注册的维吾尔学员开放，因此，提供给我们研究员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的这份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维吾尔学员们讨论的内容。虽然这位女性的日记主要由课堂笔记组成，但最让迪尔穆拉特博士感兴趣的是她记录的同学间关于“他们民族所遭受的苦难究竟应被视为一种神圣的考验，还是一种神圣的惩罚”的在线讨论。这本日记包含了十六名维吾尔成年学员的叙述，这些讨论的内容可以在附录中找到。
想要了解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看法和信念，另一个渠道就是通过受过专业训练的宗教老师。因此，我们的另一位研究员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邀请了两位伊玛目，请他们分享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看法[16]。乌敦采访了现居土耳其的著名维吾尔族伊玛目兼伊斯兰学者阿卜杜拉齐兹·拉赫穆图拉博士[17]，以及现居蒙特利尔的伊斯兰学者兼教师阿卜杜杰利勒·布格拉伊玛目。阿卜杜杰利勒·布格拉伊玛目是通过电子邮件回复了阿卜杜穆克提达尔的问题。除了这两个来源，我们还会研究维吾尔族年轻活动人士卡比尔·库尔班的在线采访内容。
我们先来看看这些日记，特别是关于参与者被问到的那个问题：维吾尔族面临的种族灭绝到底是安拉的考验还是惩罚？日记作者把同学们的回答分成了四类：一类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考验；另一类觉得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惩罚；那些将维吾尔种族灭绝视为安拉的考验与惩罚的人；以及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的人。出于匿名考虑，所有姓名均已删除，并为每位参与者分配了一个字母代号。
表1：在加拿大参加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族学员反馈。
（参与者代号：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考验 / 是安拉的惩罚 / 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感到困惑）
- 维吾尔A：是（考验）
- 维吾尔B：是（考验）
- 维吾尔C：是（惩罚）
- 维吾尔D：是（考验）
- 维吾尔F：是（考验）
- 维吾尔G：是（考验）
- 维吾尔H：感到困惑
- 维吾尔J：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K：是（考验）
- 维吾尔L：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M：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O：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Q：是（考验）
- 维吾尔R：是（考验）
- 维吾尔W：是（考验）
- 维吾尔Z：感到困惑
维吾尔人与伊斯兰教
维吾尔族是一个突厥语系民族，居住在中国西北边陲，那里也是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18世纪末，满清帝国将维吾尔人的家园并入中国版图，并一直通过间接统治的方式管理当地，直到1884年新疆建省[18]。满清王朝覆灭后，维吾尔人曾两次短暂地获得过独立[19]。
如今，维吾尔族是中国官方认定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根据2017年的人口普查，维吾尔族人口略多于1200万，但许多维吾尔人认为这个数字实际上可能在2000万到3500万之间。维吾尔人的家园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蕴藏着中国20%以上的天然气、煤炭和其他化石资源，其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也位居全国第二[20]。2019年，中国自然资源部估计塔里木盆地拥有9.7万亿立方米的超深层天然气资源，占全国潜在天然气储量的60%[21]。与此同时，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中国贡献了全球约22%的棉花供应，而2018年中国84%的棉花产自维吾尔地区[22]。因此，考虑到中国为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和5G技术等战略性能源计划所做的努力，该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在皈依伊斯兰教前后，维吾尔人在中亚建立了许多王国，并在中亚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3]。自10世纪以来，维吾尔人一直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哈乃斐学派，该学派与他们本土前伊斯兰时期的萨满教、摩尼教和佛教传统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24]。在当下的语境中，大多数维吾尔人将他们的穆斯林信仰视为其集体认同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25]。
一直到20世纪初，维吾尔族的教育主要还是靠伊斯兰学校。随着俄罗斯帝国势力进入中亚，当地知识分子开始搞起现代教育改革，他们尝试建立“扎吉德”学校，在传统的伊斯兰教育之外，还提供世俗教育[26]。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些学校在维吾尔人的家乡遍地开花。现代维吾尔伊斯兰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扎吉德主义，它把伊斯兰教育和世俗教育以一种融合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27]。
1949年之后，除了80年代和90年代那段“可控的宽容”时期，维吾尔人家乡的宗教教育一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严格的限制[28]。尽管如此，直到最近几年，维吾尔人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私下里的口头传统，将宗教知识传给下一代[29]。然而，2017年之后，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根除维吾尔人的伊斯兰教，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化”或世俗化的做法[30]。
比如，2017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出台。根据这项条例，凡是被国家认为过于虔诚或表现出任何宗教行为的人，都会被贴上“极端分子”的标签，并被送进“集中教育培训中心”，以消除他们所谓的“极端”宗教思想[31]。
哪怕只是表现出一点点宗教倾向，都可能被扣上“宗教极端主义”的帽子。举个例子，201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发布的一份政府文件里，列出了75种会被认定为“宗教极端主义”的行为，一旦沾上，就可能面临被关押的风险。这些行为里包括一些常见的伊斯兰教习俗，比如在清真寺外聚众礼拜、“无正当理由参与宗教活动”，以及女性佩戴头巾。这份清单甚至还包括一些非常模糊且无害的行为，比如留“大胡子”，或者突然戒烟戒酒[32]。
后来，被视为极端主义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学者指出，中国政府将以下行为也列为宗教极端主义的指标：出国旅游或计划出国留学（特别是去穆斯林国家），有亲属在国外（特别是穆斯林国家），佩戴任何宗教标志，定期礼拜，斋月封斋，去麦加朝觐，教孩子伊斯兰教知识，给孩子起伊斯兰教名字，参加周五礼拜，持有或传播敏感的数字内容（比如包含宗教语言的信息，像《古兰经》经文或图片、对《古兰经》的解读，或者女性佩戴宗教标志和礼拜的照片等）[33]。
与此同时，成百上千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寺和墓地被拆除，许多伊斯兰圣地也遭到中国政府的亵渎或破坏[34]。当前的这种环境在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家园已经把维吾尔人的伊斯兰信仰定为犯罪，以至于没人敢说一句最简单的伊斯兰问候语——“色兰”，更别提去尝试践行更具体的宗教习俗了[35]。尽管维吾尔人在自己的家园里持续遭受宗教压迫，但伊斯兰教依然是维吾尔人身份认同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并持续塑造和影响着他们对世界的认知。
伊斯兰教中的神义论
“神义论”这个词最初是由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在他的《神义论》（1710）一书中提出的，它由两个希腊词汇组成——“神”和“正义”。这个概念包含两层含义：首先，从最初且准确的意义上讲，它“旨在证明神的正义不会因为世间存在的种种邪恶而受到损害”[36]。其次，用弥尔顿的话说，它是“向世人证明上帝之道是正义的”尝试。这是一个专业术语，指在邪恶面前为上帝的正义进行辩护[37]。更广泛地说，神义论指的是试图解释或理清苦难的意义[38]。
伊斯兰教中的神义论最初作为对上帝“绝对全能”的肯定而出现，这与“一种理性的神圣正义观”直接挂钩[39]。学者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穆斯林思想家和他们的基督教同行一样，都强调上帝的正义与仁慈，但“在伊斯兰神学中，邪恶问题并没有像在西方传统中那样占据核心地位”[40]。对许多穆斯林学者来说，“邪恶”似乎“仅仅是善的缺失的一个代名词而已”[41]。
前现代时期的伊斯兰学者，尤其是穆尔太齐赖派的神学家们[42]，曾主张苦难或邪恶的存在并非坏事，因为这能让人们在来世获得更大的奖赏。然而，邪恶源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而非上帝，上帝只负责惩罚作恶者。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什叶派伊斯兰教所采纳[43]。在逊尼派伊斯兰教中，人类的自由意志似乎没那么绝对。学者指出：
上帝在人身上创造了执行某种行为的权力、能力、选择和意志；而人被赋予了这种派生的权力，从而自由地选择其中一种方案，并打算或意愿去执行该行为；与这种意图相对应，上帝创造并完成了这一行为[44]。
关于邪恶的本质，极具影响力的穆斯林哲学家伊本·西那认为：“邪恶是一种不存在的东西，它没有本质，只是本质的缺失或不完美。”[45]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邪恶是某种不存在的东西，它的缺失等同于存在于万物中的不完美。最终，伊本·西那愿意断言，世界上确实存在一定数量的邪恶，但与宇宙中巨大的善相比，这种数量是微不足道的[46]。其他杰出的伊斯兰学者对邪恶及其在世界上的存在提出了更详细的见解。例如，另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安萨里指出，邪恶是必要的，因为事物若无对立面就无法被认知。因此，人若不知疾病就无法知晓健康，若不知地狱就无法知晓天堂，以此类推[47]。然而，这种“事物只能通过对立面来认知”的观点并非伊斯兰传统中所有人的共识。对于汉巴里学派学者、杰出的穆斯林法学家伊本·泰米叶来说，邪恶具有一种教育意义，因为它在世界的自然秩序中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从这位法学家的角度来看，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因此本质上是善的[48]。因此，邪恶永远不能直接归咎于上帝。
根据学者的说法，在伊本·泰米叶的分类学中，邪恶可以分为三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第一，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总体上都是完全向善的；邪恶是相对的，仅从受造物的角度存在。第二，邪恶是受造秩序完美性的一种必然伴随物。第三，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善的普遍性在数量上远大于邪恶[49]。此外，并非所有伊斯兰学者都认为邪恶在数量上较少或微不足道。极具影响力和创新精神的穆斯林哲学家法赫尔丁·拉齐反驳了伊本·西那关于神义论的乐观立场，他指出：“真正的快乐很少被体验到，而且转瞬即逝。所以从数量上讲，占压倒性多数的不是善，而是邪恶。”[50] 事实上，拉齐采取了一种非常反神义论的立场，并认为伊斯兰神义论“必须严格以主体为中心，最终只是一种徒劳的练习”[51]。
不少学者都指出，苏菲主义对维吾尔伊斯兰教的演变有着深远的影响[52]。历史学家瑞安·瑟姆特别强调了苏菲思想在十六、十七世纪传播的重要性，这一时期被视为东突厥斯坦南部地区“伊斯兰化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重要阶段”[53]。苏菲派神学家在将“恶”与“神意”联系起来时，很大程度上沿用了伊本·西那的本体论视角。因此，既然万物皆由真主所造，而造物本身终归是善的，人类就必须顺从神意，并仰赖真主的仁慈与智慧。比如，神秘主义诗人鲁米就更进一步，直接把“恶”归因于真主：“真主既意欲善，也意欲恶，但他只认可善。”[54]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对“恶”的理解并不会影响真主在道德上的完美性，因为归根结底，恶的存在是“为了实现更伟大的善”[55]。乐观主义是苏菲传统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正如学者所言：“苏菲派并不总是纠结于这个世界是否是最好的，但他们通常会肯定，真主创造恶是为了将其作为修行路上的磨炼工具。”[56] 正如学者所言：“神秘主义者能够理解，真主的愤怒其实是伪装的仁慈；他施加给信徒的痛苦与惩罚，对于他们的灵性成长是必要的——就像病人必须服用苦药一样。”[57]
赛义德·努尔西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伊斯兰现代派神学家，他直接把“恶”的存在和“来世”联系在了一起，认为如果不谈来世，根本就没法真正理解“恶”到底意味着什么[58]。在努尔西看来，死亡是通往来世的唯一入口，也是“真主那包罗万象的仁慈与无处不在的善”的一部分，因为真主是最公正、最慈悲的[59]。这些观点和学者的看法不谋而合。学者本人非常谨慎，他从不给“恶的问题”提供一个所谓的“伊斯兰标准答案”，而是强调穆斯林学者和信徒们普遍达成了一个共识：古兰经与“恶”的存在在逻辑上是“兼容”的[60]。
身在加拿大与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之声
尽管中国一直在试图从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中抹除伊斯兰教的影响，但伊斯兰教始终是维吾尔人身份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哪怕它有时不得不保持沉默、转入地下。鉴于此，许多维吾尔人从伊斯兰信仰或神义论的角度去思考或讨论正在发生的“维吾尔种族灭绝”，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大家思考的深度和理解程度各不相同。这里要分析的言论就体现了这种思考，它们来自十六位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成年人，他们都自认为是穆斯林，且在2021年初参加了一个在线《古兰经》课程。当时课程参与者被问到一个问题：“维吾尔人的苦难是安拉的惩罚，还是考验？”其中一位维吾尔女性参与者将大家的回答记录在了日记里。这些笔记最初是用维吾尔语写的，后由迪尔穆拉特·马木提博士翻译。这十六位维吾尔《古兰经》学员的回答被研究团队归纳为四类：九人认为种族灭绝是一种考验，一人认为是惩罚，四人认为两者皆有，还有两人不确定。
日记中记录的这些回应，可以被看作是关于苦难与邪恶的自发性宗教思考，同时也应被理解为对“身为穆斯林意味着什么”的反思。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政权实施的压迫性政策，这些参与者在移居加拿大之前都经历过高压环境，因此他们对《古兰经》的熟悉程度相对有限。正如维吾尔参与者M所言：
在中国的统治下，我们在身份认同、宗教信仰、文化和教育等方面面临着重重限制和侵犯。我们被中共的错误思想洗脑，在[伊斯兰]教育方面也被搞得一无所知。
因此，这些回应与那位在加拿大长大的维吾尔族年轻活动家，以及两位受过正规宗教教育的伊玛目的陈述有所不同，后者的回应展现了对伊斯兰教更深层次的理解。正因如此，他们的陈述从传统的伊斯兰视角出发，对维吾尔种族灭绝进行了更细腻的反思。
通过结合这三种视角——重新接触伊斯兰传统的维吾尔参与者、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家以及受过专业训练的维吾尔族伊玛目，我们得以独特地窥见生活在加拿大的维吾尔群体是如何通过伊斯兰视角来思考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在审视并分析了他们关于“维吾尔人的苦难究竟是神的惩罚还是考验”这一问题的回应后，我们认为，这些回应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维吾尔式”神义论。日记中记录的这些陈述，可以被视为参与者们在构建神义论方面的初步尝试，尽管他们可能并不熟悉“神义论”这个术语或概念。
我们将首先聚焦于在线古兰经班的参与者和那位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家所给出的回应。这些被噤声的维吾尔人提出了经典神义论中经常遇到的根本性问题：“为什么神允许邪恶存在？”他们纠结于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神既全能又仁慈，却为何允许邪恶和苦难降临在信徒身上？基于每位参与者的回应，研究团队将答案归纳为四种论证类型：诺斯替论证、神话论证、末世论证和奥秘论证。每种论证都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进行定义和解释。
诺斯替论证：在现代学术界，“诺斯替”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术语，对于它的含义也尚未达成共识。然而，就本文及相关研究而言，我们将该术语定义为一种超验策略，即贬低人体和物质世界，降低其重要性，同时强调永恒精神领域或来世的真实性。从这种诺斯替视角来看，人类的苦难被视为暂时的，是可以在天堂得到纠正或补偿的。我们归入这一类别的维吾尔人的回应，都带有这种“暂时性”的意味，并将现世的行为和作为理解为可以在来世得到补偿。
维吾尔人 A 指出：
人来到这世上，注定要面对各种考验，咱们必须得认真对待。只要能顺利闯过这些关卡，就能拿到安拉许诺给我们的奖赏。这世界不过是暂时的，只有后世才是永恒的。
维吾尔 M 认为，这是一种洗清罪孽的过程，最终会通向天堂的奖赏：
如果安拉给祂钟爱的仆人降下考验，那是为了磨练他们的意志；而对于那些有罪的仆人，祂降下考验则是为了洗净他们的罪过。如果这些仆人能扛住安拉的考验，无论遭遇什么灾祸都能坚持到底，那他们过去的罪孽就会被一笔勾销。这些仆人最终得到的奖赏，必然是天堂。
维吾尔 G 也认同这种说法，并补充说作恶的人终将受到惩罚：
那些在世上受压迫、无力自保的好人，在安拉眼中终究会进入天堂。他们在世上所受的苦难，只会洗去他们的罪孽，并提升他们在天堂的品级。如果坏人在世上受了惩罚，那他们就是两头落空，在今世和后世都是输家。如果坏人在世上没受到惩罚，他们也逃不过安拉的震怒，作恶者在今世会遭到诅咒，在后世也绝对逃不掉安拉的惩罚。
这种逻辑和学者的“灵魂塑造神义论”有相似之处，该理论认为苦难在我们的道德和精神成长中起着关键作用，让我们能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变得更接近神圣[61]。
卡比尔·库尔班是一位旅居加拿大的维吾尔族年轻活动人士，他将维吾尔危机和他个人面临的挑战都视为奋斗的一部分，这个概念直接与安拉的考验挂钩[62]。他表示：
没错，这就是我的奋斗，这个词其实就是“奋斗”的意思。我去找我的伊玛目，总是问他：“我该怎么面对这一切？”他就像是说：“我没法给你答案，我真希望我有。”因为没人能给出答案。但他们说，这就是你的奋斗，这就是你的奋斗，你必须得挺过去。我已经接受了，这就是我的奋斗，不是媒体口中那种版本的，而是真正的、为了行善而进行的宗教奋斗。
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库尔班将他的政治行动与信仰联系在一起，这增强了他的能动性和乐观心态。他说他经常向真主祈祷，寻求帮助。他提到：“如果我没有信仰，我真的会崩溃的。”他还分享说，他母亲总是叮嘱他为被关押的表亲祈祷，这帮助他在身陷囹圄的情况下依然能坚守信仰。最终归根结底，库尔班解释说，所有的苦难和挣扎都不会白费，它们终将带来丰厚的回报。他表示：
世间的一切苦难，我们都将其视为提升自我、行善的机会；能够真正去做善事并提升自己，这本身就是一种恩典。
神话论证
我们在日记反馈中发现的第二个特征，与某种超自然层面的邪恶概念有关，我们将这种论证归类为“神话论证”。该论证认为，现存的邪恶（在此指维吾尔族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根植于创世之初的原始行为，即混沌被秩序化以创造世界。因此，邪恶被认为从一开始就存在，而关于不公的观念在亚伯拉罕诸教的圣典叙事中都有体现。然而，这种不公的观念在伊斯兰传统内部引发了一些紧张点。这些维吾尔族穆斯林学生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他们被迫偏离了对伊斯兰教五功[63]的严格遵守，但他们又该如何承担责任呢？如果维吾尔种族灭绝真的是一种神圣的正义，那么被迫陷入如此可怕的境地却得不到任何解脱，这种正义又体现在哪里呢？
维吾尔族受访者D面对这种困境时，会从《古兰经》记载的神话往昔中寻找英雄人物，以此来解读当下的遭遇。他们将古埃及法老统治下被奴役的以色列人，与如今在习近平治下被中国政府关押或压迫的维吾尔人进行类比。这种视角赋予了苦难一种尊严感和更深层的意义，暗示着苦难终将结束，而压迫者也必将受到惩罚。维吾尔族受访者M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只要我们不背叛真主，真主就会保佑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暴君能长久，真主的惩罚是严厉的。”
维吾尔族受访者G对这种“神话论证”的运用则略有不同。他认为，在古老的经文故事里，真主惩罚人类的方式仅仅是通过各种自然灾害。因此，在G看来，维吾尔种族灭绝并非神罚，而是一场“神圣的考验”。他表示：
真主从不亏待无辜的人。在《古兰经》中关于诺亚和罗得的故事里，真主惩罚了那些违抗祂、在世间作恶的人，并赐福给那些遵守诫命、行善的人。然而，我们从未在《古兰经》中看到任何关于“真主通过人之手来实施惩罚”的说法。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真主通过各种自然灾害来惩罚人类。比如，诺亚的族人遭遇了洪水，舒阿卜的族人被云中的火所惩罚，罗得的族人被天降的乱石所灭，或是遭遇了诸如虫灾、巨响等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
末世论论证
从日记反馈中总结出的第三个特征显示，维吾尔族参与者将邪恶与苦难——特别是与维吾尔种族灭绝相关的苦难——理解为一种“觉醒”。我们将这种论证归类为“末世论”，它将种族灭绝视为一种“启蒙的磨难”，一种从沉睡中觉醒，吹响战斗的号角。一些维吾尔族参与者的陈述表明，维吾尔家园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是一场善恶势力之间末日决战的一部分。维吾尔族受访者F指出：
这场考验真的把我们从沉睡中叫醒了。如果安拉没有降下这场考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认清中国这个真正的敌人呢？我们可能还会一直把他们当朋友。如果今天这些磨难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可能意识到共产中国的邪恶？这些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我们永远无法与中国共存。在一个正义荡然无存的土地上，绝不会有任何美好可言。如果我们与中国人抗争到底，只要安拉意欲，我们一定会赢。
维吾尔族受访者M认为，这场种族灭绝可能是一种宇宙级的筛选。正如他们所言：“通过降下这些考验，安拉让我们当中的恶人暴露出来，并将虔诚善良的人与伪君子分离开来。”维吾尔族受访者R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安拉通过降下一些考验，帮助我们认清了身边的人。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察觉到我们内部的叛徒和伪君子。他想要剔除我们当中的坏人，变得更纯洁。
这种论调带来了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自2016年以来，中国政府在“严打”运动中最早逮捕的许多人，都是维吾尔族的宗教领袖，以及维吾尔历史和文学领域的作家、教授或历史学家[64]。然而，维吾尔族受访者M和R的这种回应，将种族灭绝定义为一种必要的过程，用来考验和惩罚那些“叛徒和伪君子”。维吾尔族受访者O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思路，试图通过将正在接受考验的“好人”与将要受到惩罚的“坏人”区分开来，来解决这一矛盾——这种区分在受访者M和R的回答中并不明确。维吾尔族受访者O认为：
但如果我们看看现代维吾尔社会，确实存在腐败、欺诈，比如偷盗和杀人。这些不道德的行为确实变多了。每当我遇到这种事和这种人，我个人觉得这是安拉的惩罚……但当我看到我那些无辜受苦的兄弟姐妹时，我觉得这是一种考验。
维吾尔族受访者Z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我们中间有好人也有坏人，和其他群体一样。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对那些不信安拉、做宗教禁止的坏事的人的惩罚。但对于那些虔诚、善良、守规矩的人来说，这场灾难不是惩罚，而是一种考验。
同样，维吾尔族受访者G强调了安拉的公正和仁慈，同时批评了那种认为维吾尔人的苦难只能被理解为安拉惩罚的论调：
在这场巨大的种族灭绝背后，可能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深意。把强者压迫弱者看作是安拉的惩罚，这是对安拉的侮辱。怎么能把人的压迫和安拉的惩罚相提并论呢？况且，安拉根本不需要利用一群强者去惩罚弱者或罪人。就像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一样，整个民族也不可能被定义为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
奥秘论证
我们在日记里发现的最后一个特征，被我们归类为“神秘性”。这个类别强调了上帝行为中那种不可知的成分，认为信徒不该试图去理性化上帝的旨意，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参透，它永远是个谜。那些虔诚的信徒只需要相信上帝的善意，并接受上帝为人类制定的宏大蓝图是永远无法被人类所知的。
维吾尔族受访者G非常有说服力地反驳了将种族灭绝作为一种惩罚手段的观点，并坚定地否定了“整个群体应为少数人的过错负责”这种想法。他引用《古兰经》中的例子来支持这一论点：
真主绝不会仅仅因为族群中个别人的越界和错误，就去惩罚整个民族。真主从不亏待无辜者。在《古兰经》关于诺亚和罗得的故事里，真主惩罚的是那些违抗他、在世间作恶的人，并赐福给那些遵守诫命、行善的人。然而，我们从未在《古兰经》中看到任何关于“真主的惩罚是通过人类之手来执行”的说法。
此外，维吾尔族受访者G认为，种族灭绝不可能是神圣的惩罚，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等于承认这种行为是正义的，那我们岂不是站在了中国政府那边？他说：“如果我们认为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的事是惩罚，那我们也就等于认为这世上施暴者的压迫是合理的了。”和受访者G类似，维吾尔族受访者O也认为维吾尔人确实曾误入歧途、丢失了宗教身份，但他认为，种族灭绝不应被看作是上帝借中国政权之手行事，而应被视为上帝对信徒的考验，以及对那些犯错者的惩罚。
过去，我们总是坚持走祖先走过的老路。因为我们没有去分析哪条路对、哪条路错，就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真主的正道。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也是维吾尔人目前的处境。作为一个穆斯林民族，我们本该追随真主的道路，但作为容易被蒙蔽的人类，我们没能做到。在反宗教的中国共产党的压力下，我们中的一些人被迫放弃了宗教，或者被疏远了。
习得性回应——伊玛目的视角
如前所述，上面讨论的回应来自不同伊斯兰教识水平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两位受过逊尼派伊斯兰传统教育和培训的维吾尔族伊玛目，是如何看待“维吾尔种族灭绝”的。
参加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所讨论的问题，也被提给了蒙特利尔的一位维吾尔族伊玛目阿布杜吉利尔·布格拉。以下是他针对“真主在维吾尔种族灭绝中扮演的角色”这一议题的回应。他反驳了“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天谴’”这一说法，并提出了以下论点来支持他的主张：
在伊斯兰教义解释的四大基础——《古兰经》经文、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教法类比以及穆斯林公议中，没有任何一条能将如此残酷的种族灭绝与真主的考验或惩罚联系起来。恰恰相反，真主在《古兰经》开篇、每一章的开头，以及章内反复提到自己是“至仁至慈的”[65]。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这场种族灭绝没有任何形而上的根源；相反，这场悲剧的直接原因在于施暴者的恶意企图和行径，以及国际社会不同程度的推波助澜。
他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认为这场种族灭绝应该被视为一种由国家权力机构造成的悲剧性灾难：
针对维吾尔穆斯林的种族灭绝是一场悲剧性的灾难，其根源在于个人、公众、企业、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不负责任、误判错行、极度无知，以及对中共邪恶力量的严重低估。
布格拉伊玛目认为，“这场种族灭绝是对所有人——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的一次重大教训。”他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动荡的历史，以及冷战后助推其崛起的经济投资。在这一语境下，布格拉强调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并将自由意志和政治行动视为导致这场种族灭绝的核心因素。在他看来，我们需要的是更积极的行动回应。
基于本文提出的四个分类，布格拉的一些言论属于奥秘论证范畴。例如，他主张：
真主与维吾尔人民同在，真主迟早会复仇，惩罚那些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元凶。真主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在真主眼中，我们的一千年不过是一天，所以即便在我们看来复仇来得晚，它也终将到来。
在这里，布格拉伊玛目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上帝计划的不可知性，但他论证了惩罚终将到来，只是时间点对我们而言是个未知数。这一点与另外两位维吾尔人（G和O）的说法非常相似，他们都认为神义论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畴。这种观点与犹太哈西德派[66]有潜在的相似之处，后者往往选择绕过神义论中那些令人不安的问题，转而通过纪念和强化宗教实践来表达他们的承诺。他们意识到这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神学谜题，并明白无论是范式思维、契约论，还是报应与考验，这些传统的解释最终都无法涵盖这段危机及其后果的广泛性和复杂性。
关于集体惩罚的神义论
一位现居土耳其的维吾尔族知名伊玛目——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赫梅图拉博士，在2021年6月30日接受了采访，他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神义论[67]。我们想专门开辟一个章节来强调他的观点，因为他的看法非常独特，而且他在学界地位显赫。在古兰经研习班的参与者中，只有一名学生（维吾尔族C）持有类似的观点。
拉赫梅图拉伊玛目认为，这场种族灭绝是对维吾尔民族过去所犯过错的一种“集体惩罚”。当被问及“你如何从宗教角度看待维吾尔民族遭受的种族灭绝？”时，拉赫梅图拉伊玛目回答道：“我认为导致这场压迫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从祖辈开始就没能团结一致。”随后，他列举了几个历史例子来支撑自己的论点：
1）“那些在政治立场和观点上坚定不移的人，总是遭到一些叛徒和伪君子的破坏”；2）“后代放弃了对侵略者的圣战，没有惩处那些为敌效力的叛徒，从而错失了历史机遇”；3）“这也是我们自作自受的结果，正如经文所说：‘凡你们所遭遇的灾难，都是由于你们所作的罪恶；他饶恕你们的许多罪过。’”（在最后一个例子中，他引用了《古兰经》42:30）。
他进一步阐述了这种集体惩罚的观念：
安拉在《古兰经》的许多经文中都对此作了说明，包括不要忽视物质资源、要做好武力准备、保持坚定、保持警惕、服从领袖，以及不要陷入分裂。一个忽视这些胜利前提的民族，注定会遭受苦难，即便其中仍有虔诚生活的人。安拉说：“当你们遭遇灾难的时候——虽然你们曾使敌人遭遇双倍的灾难——你们怎么还说：‘这是从哪里来的呢？’你说：‘这是由于你们自己。’真主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古兰经》3:165）
拉赫马图拉伊玛目还认为，这场种族灭绝不仅是对维吾尔人的考验，也是对全人类的考验：“同样，这种压迫和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既是对东突厥斯坦人民的考验，也是对全人类的考验。”他这样回应了那个古老的问题——“为什么无辜者必须受苦？”：
当一个民族整体遭受惩罚时，好人也会被牵连其中，这是一种天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了那些对我们民族施加种族灭绝的侵略者的罪行。侵略者的罪行属于外部因素。安拉说：“我这样使不义者互为盟友，因为他们所作的罪恶。”（古兰经 6:129）
当被问及“《古兰经》中是否包含可以用来支持‘大规模苦难作为一种考验或惩罚’这一概念的段落？”时，拉赫马图拉伊玛目回答道：“民族的大规模苦难所包含的意义，远不止惩罚那么简单。所有的惩罚都是苦难，但并非所有的苦难都是惩罚。”随后，他引用了《古兰经》中与大规模苦难作为考验或惩罚相关的五段经文：
1) “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民族不改变自己的信仰，真主绝不会改变他所赐予他们的恩惠。真主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古兰经 8:53）
2) “一个民族的状况，真主是不改变的，直到他们改变自己的状况。当真主欲惩罚一个民族的时候，那惩罚是不可抗拒的，除真主外，他们没有保护者。”（古兰经 13:11）
3) “我曾因他们的罪行而惩治他们中的每一伙：其中有的我曾降以暴雨，有的曾被呐喊声所毁灭，有的我曾使大地陷落，有的我曾使他们淹死。真主没有亏待他们，而是他们亏待了自己。”（古兰经 29:40）
4) “由于人们所作的罪恶，陆地和海洋上出现了腐败，以便真主让他们尝尝他们所作的一部分罪恶的后果，或许他们能回归正道。”（古兰经 30:41）
5) “凡你们所遭的灾难，都是因为你们亲手所作的罪恶，他原谅了你们的许多罪过。”（古兰经 42:30）
最后，当被问及“在你看来，在中共禁止宗教实践的统治下，维吾尔人因未能遵守伊斯兰教的五功而受到指责，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时，拉赫马图拉伊玛目回答说：“每个人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尝试遵守伊斯兰教的五功。那些做不到的人，不应该受到指责。”
所以说，虽然这位伊玛目认为种族灭绝是维吾尔族群体过去所犯下的过错和不足所导致的集体后果，但他并不认同维吾尔族个人会遭受神罚这种说法。
“牧灵神义论”一瞥：在古兰经在线课程的学员讨论中，偶尔会提到一个新兴概念，叫作“牧灵神义论”。这个概念强调，神义论必须与现实中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和压迫紧密联系起来。学者已经指出了这方面的实例。
处于“边缘”的神学在各种神学语境中都有体现，包括女性主义神学、解放神学以及黑人神学[68]。正如下文所示，维吾尔族受访者F和M所表达的观点也反映了类似的神学思想，他们主张进行抗争并为争取人权而奔走，但这一切始终是在安拉的指引下进行的。维吾尔族受访者F：
这一连串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我们根本没法和中国共存。在一个正义荡然无存的地方，注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只要我们对中国抗争到底，真主保佑，我们一定会赢。
维吾尔族 M：
我们必须继续为国内那些正遭受迫害的兄弟姐妹们发声。虽然现在的中国国家机器非常强大，但只要我们不背叛真主，真主就一定会保佑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暴君能长久，真主的惩罚是严厉的。
布格拉伊玛目试图通过描绘维吾尔族未来繁荣的愿景来给信众们注入希望，他用了诸如“优素福在法老治下飞黄腾达”以及“埋在土里的花种熬过寒冬”这样的比喻。
牧灵神义论背后的动机和原则，在当今对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教育中都有所体现，比如我们对幸存者证言的推崇，以及主流犹太社群纪念大屠杀的方式，都能看出来。遗憾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集中营幸存者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关于“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故事恐怕很快也会被纳入这一叙事框架中。
我们的目标是分享加拿大维吾尔群体内部对于这场种族灭绝的一些核心观点和讨论。我们试图通过聚焦宗教层面的回应与解读，来审视和分析这些讨论。根据我们的分析，大多数强调“安拉的考验”这一概念的参与者，往往会淡化维吾尔人所受苦难中“惩罚”的意味，因为他们将这些苦难视为安拉天命的一部分。我们将维吾尔人的回应归纳为四种截然不同的论点。尽管这些论点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重叠和关联。所有这些视角似乎都与伊斯兰教义中“淡化邪恶、强调安拉之善”的倾向相吻合，这最容易通过“邪恶的缺失论”，或者说“邪恶是实现更大善的必要伴随物”这一概念来理解[69]。正是在这种淡化邪恶的框架下，拉赫梅图拉伊玛目的观点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安拉所定之“善”的强调——安拉希望祂所有的仆人都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从而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善。虽然布格拉伊玛目并没有试图淡化邪恶，相反，他指出那些作恶、行不义之人绝不可能逃脱惩罚，只是惩罚未必会立刻降临，但终究会到来。因为安拉是“至仁至慈的”，他的观点提供了一种关于报应的可能性，即安拉的惩罚迟早会降临，这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维吾尔活动人士卡比尔来说，他和同胞们所承受的苦难是安拉给予的考验。他的行动主义工作正是由信仰所驱动的，这帮助他专注于克服重重障碍。他们的回应反映出，尽管暴行肆虐，有时甚至让人感到绝望，但伊斯兰信仰为他们提供了答案，帮助他们克服种族灭绝带来的创伤，并找到不仅能继续生活下去，还能获得勇气去对抗压迫者的方法，从而进一步凸显了重新发现并保持自身宗教认同的重要性。
附录：从一份维吾尔族日记中收集的数据反馈与陈述
数据收集方法
这些数据来自一位维吾尔族女性提供的日记，她记录了参与加拿大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人之间的对话。讨论的核心是维吾尔种族灭绝与他们穆斯林信仰之间的关联。这门线上课程的参与者被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维吾尔人的苦难究竟是安拉的惩罚，还是一种考验？”这段对话发生在2021年初的一个线上平台上。这位女士在确保她本人及所有参与者匿名的情况下，与我们分享了她的日记。
注：
维吾尔语中“考验”一词是“sinaq”或“imtihan”。后者是阿拉伯语词汇，而“sinaq”是维吾尔语词汇。维吾尔语中“惩罚”一词是“jaza”，源自阿拉伯语。“仆人”一词实际上是对“banda”一词的误译，该词源自波斯语，原意为“心腹、忠诚的仆人、附庸”[70]。
线上古兰经课程维吾尔参与者的反馈
日记作者将她同学们的反馈整理并归纳为四类：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考验的人；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惩罚的人；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既是安拉的考验也是惩罚的人；以及对这个问题感到不确定的人。关于参与者，我们唯一掌握的统计信息是：其中3人为男性，13人为女性。
（参与者反馈清单略，均已在上文分类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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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资源：
[1] 参见“联合国同意将土耳其官方名称更改为‘Türkiye’”，半岛电视台，2022年6月2日，https://www.aljazeera.com/news ... urkey。
[2] John Hick,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以及 Mark S. Scott, “Theodicy at the Margins: New Trajectories for the Problem of Evil,” *Theology Today* 68, no. 2 (2011): 113–204。
[3] 在本文中，我们将使用“东突厥斯坦”或“维吾尔家园”来指代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 Austin Ramzy, “中国网络涌现大量求助：‘向我证明我父亲还活着’”，《纽约时报》，2019年2月17日。
[5] Sheena C. Greitens, Myunghee Lee, and Emir Yazici, “Counterterrorism and Preventive Repression: China’s Changing Strategy in Xinjia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4, no. 3 (2020): 9–47。
[6] Adrien Zenz, “Sterilizations, IUDs, and Mandatory Birth Control: The CCP’s Campaign to Suppress Uyghur Birthrates in Xinjiang,” Jamestown Foundation, 2021年3月17日。
[7] “加拿大议会宣布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种族灭绝”，BBC News Online，2021年2月23日。
[8] “荷兰议会：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是种族灭绝”，路透社，2021年2月25日。
[9] “立陶宛议会认定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种族灭绝”，路透社，2021年5月20日。
[10] Patrick Wintour, “UK MPs Declare China is Committing Genocide Against Uyghurs in Xinjiang,” *The Guardian*, April 22, 2021。
[11] “法国议员正式承认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行为为‘种族灭绝’”，法国24电视台，2022年1月20日。
[12] 《维吾尔种族灭绝：对中国违反1948年种族灭绝公约的审查》（华盛顿特区：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2021年3月）。
[13] “维吾尔法庭判决”，维吾尔法庭，2021年12月9日。
[14] Sean R. Roberts, *The War on the Uyghu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15] Dilmurat Mahmut, Marie-Ève Melanson, Susan J. Palmer, and Abdulmuqtedir Udun, “Becoming ‘true’ Muslims in Canada: Experiences of Uyghur Immigrants,” *Identities* (2023), https://doi.org/10.1080/1070289X.2023.2264643。
[16] Abdulmuqtedir Udun 是一位常驻加拿大渥太华的独立维吾尔族研究员。
[17] 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赫马图拉博士是一位著名的维吾尔族伊斯兰学者，现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萨吉耶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
[18] James A.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19] Gardner Bovingdon, *The Uyghurs: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 Thomas W. Overton, “The Energy Industry in Xinjiang, China: Potential, Problems, and Solutions,” *Power*, January 1, 2016.
[21] Craig Gutherie, “China Looks West to Solve Energy Crisis,” *Petroleum Economist*, August 22, 2019.
[22] Amy K. Lehr and Efthimia Maria Bechrakis, “Connecting the Dots in Xinjiang: Forced Labor, Forced Assimilation, and Western Supply Chain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ctober 16, 2019.
[23]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24] 参见 Rahile Dawut, “Shrine Pilgrimage Among the Uighurs,” *The Silk Road* 6, no. 2 (2009); Rian Thum, *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5] David Brophy, *Uyghur Natio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n the Russia-China Fronti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6] Adeeb Khalid, *The Politics of Muslim Cultural Reform-Jadidism in Central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27] Brophy, *Uyghur Nation*.
[28] Edmund Waite, “The Emergence of Muslim Reformism in Contemporary Xinjiang,” in *Situating the Uyghurs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Routledge, 2007).
[29] Edmund Waite, “The Impact of the State on Islam amongst the Uyghurs,” *Central Asian Survey* 25, no. 3 (2006).
[30] Joanne Smith Finley, “Securitization,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Xinjiang,” *Central Asian Survey* 38, no. 1 (2019).
[31] Darren Byler, *Terror Capitalism: Uyghur Dispossession and Masculinity in a Chinese C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1).
[32] Darren Byler trans., “Identifying Religious Extremism,” Xinjiang Documentation Project, 2017.
[33] Smith Finley, “Securitization,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34] Rachel Harris, “Bulldozing mosques: The latest tactic in China’s war against Uighur culture,” *The Guardian*, April 7, 2019.
[35] T. Hamut Izgil, *Waiting to Be Arrested at Night: A Uyghur Poet’s Memoire of China’s Genocide* (Penguin Press, 2023).
[36] 埃里克·林恩·奥姆斯比，《伊斯兰思想中的神义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页。
[37] 约翰·弥尔顿，《失乐园》（第一卷，第26行）。
[38] Scott, “Pathways in Theodicy.”
[39] 奥姆斯比，《伊斯兰思想中的神义论》，第16页。
[40] 同上，第4页。
[41]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新城市出版社，2013年。
[42] 《大英百科全书》，“穆尔太齐赖派”，2020年。
[43] Ayman Shihadeh, “Suffering,” in *Medieval Islamic Civilization: An Encyclopedia* (Routledge, 2006).
[44] Al-Shahrastani, quoted in Roy Jackson, *What is Islamic Philosophy?* (Routledge, 2014), 33.
[45] 阿维森纳（伊本·西那），《治愈之书》（德黑兰：纳赛尔·霍斯鲁出版社，1985年），第381页。
[46] Jon Hoover, *Ibn Taymiyya’s Theodicy of Perpetual Optimism* (Brill, 2007), 177.
[47] 同上，第178页。
[48] 同上。
[49] 同上，第181页。
[50] Ayman Shihadeh, “Avicenna’s Theodicy and al-Rāzī’s Anti-Theodicy,”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Islamicate World* 7 (2019): 75.
[51] 同上，第61页。
[52] Rémi Castets, “Uyghur Islam: Caught between Foreign Influences and Domestic,” in *China and India in Central Asia*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215–233.
[53] Thum, *The Sacred Routes*, 42.
[54] Ozgur Koca, “Ibn ‘Arabi (1165–1240) and Rumi (1207–1273) on the Problem of Evil,” *Islam and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28, no. 3 (2017): 303.
[55] 同上。
[56] Hoover, *Ibn Taymiyya’s Theodicy*, 3.
[57] 安内玛丽·席梅尔，《伊斯兰教的神秘维度》（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198页。
[58] Ian Markham, *Living in the Light of Death: On the Art of Being at One with Badiuzzaman Said Nursi* (Routledge, 2016).
[59] Bilal Kuşpinar, “Death in Nursi’s Thought,” 2016.
[60] Safaruk Chowdhury, *Islamic The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21), 2.
[61] Hick,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62] Asma Afsaruddin, “jihad,”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2023.
[63] 译者注：伊斯兰教五功即念证、礼拜、天课、斋戒、朝觐。
[64] Marie Trédaniel and Pak K. Lee, “Explaining the Chinese Framing of the ‘terrorist’ violence in Xinjiang,” *Nationalities Papers* 46, no. 1 (2018): 177–195.
[65] 穆克提德通过WhatsApp向布格拉伊玛目提问，后者于2021年10月19日回复。
[66] 参见 Nissan Dovid Dubo, “Belief after the Holocaust,” Chabad.Org, 2021.
[67] 访谈记录于2021年6月30日由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进行。
[68] Scott, “Theodicy at the Margins,” 149–52.
[69] Ormsby, *Theodicy in Islamic Thought*, 27.
[70] 参见《伊朗百科全书》中关于“banda”的词条，1988年12月15日。 查看全部
透过宗教视角，深度拆解维吾尔种族灭绝真相
通过宗教神义论理解维吾尔族种族灭绝：加拿大与土耳其维吾尔人的声音
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麦吉尔大学）、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麦吉尔大学）、肖恩·雷姆兹（康考迪亚大学）、苏珊·J·帕尔默（康考迪亚大学）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加拿大和土耳其的部分维吾尔人[1]是如何通过宗教视角，即“神义论”（一种对苦难与邪恶的解释）来解读当前发生的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2]。本文基于三个不同来源的数据：第一个来源是一份记录了2021年维吾尔人参与线上《古兰经》课程讨论的日记；第二个来源是对居住在加拿大和土耳其的两位知名维吾尔伊玛目的访谈；第三个来源是对一位居住在加拿大的年轻维吾尔政治活动家的访谈。通过他们的叙述，我们识别出四种既独特又相互关联的视角，并将其归纳为四类：灵知派、神话派、启示录派和奥秘派。研究中大多数维吾尔人的声音将东突厥斯坦[3]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理解并呈现为一种“神圣的考验”。尽管他们将这场种族灭绝视为安拉的考验，但关于“神圣惩罚”的层面似乎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安拉仁慈的强调——安拉旨在通过考验教导祂的仆人，使他们在今生和后世都能获得更高的美德。我们的分析得出结论：维吾尔伊斯兰教似乎为其信徒提供了一种乐观感，对于流散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这是一种继续前行的动力。这与那些更侧重于苦难层面的其他伊斯兰神义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2017年大规模建立“再教育”营以来，国际媒体、人权组织以及各国政府纷纷将目光投向维吾尔人的苦难，将其定性为严重的人权侵犯或种族灭绝。《纽约时报》、《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等知名媒体机构都曾报道过这些令人痛心的状况。
通过航拍影像和幸存者的亲身讲述，揭示了“再教育营”及其他类似拘留设施内部的情况[4]。据信，从2018年至今，约有一百万到三百万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被任意关押在这些设施中[5]。幸存者们详细描述了营内发生的酷刑、绝育、强奸以及洗脑教育。此外，还有报告指出，该地区有数万人被迫从事强迫劳动[6]。
这场危机的性质已被美国、加拿大[7]、荷兰[8]、立陶宛[9]、英国[10]和法国[11]等许多西方政府认定为“种族灭绝”。维吾尔人权倡导组织和海外维吾尔群体长期以来一直在为此游说，并引用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作为支持[12]。此外，2021年，英国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了“维吾尔特别法庭”，该法庭开展了独立调查，并得出结论称：“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实施旨在防止生育的措施，意图从根本上摧毁新疆维吾尔族的重要部分，已构成种族灭绝。”[13]
自2014年以来，关于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受压迫的问题，各界一直存在激烈的讨论，但据我们所知，目前还没有研究探讨这种压迫所带来的宗教影响。这些影响是一个真实且紧迫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人权组织而言。伊斯兰教是维吾尔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攻击并被蓄意压制。
中国政府——我们认为，对维吾尔种族灭绝这一特定维度的关注缺失，是一个严重的缺口。为了填补学术上的这一空白，我们选择聚焦于这一特定方面，并探讨一些针对中国政府旨在抹除维吾尔身份和文化的政策与做法，所做出的哲学和宗教层面的回应。
研究数据
本文收集的数据是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委员会资助的一项名为《宗派宗教中的儿童与国家控制，1950–2020》研究的一部分，该研究由苏珊·J·帕尔默指导，并由麦吉尔大学宗教研究学院执行。我们的团队收集了关于该主题的三类资料。第一类资料由我们研究团队的成员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提供，他收到了一位居住在加拿大、正在参加在线《古兰经》课程的匿名维吾尔女性的日记副本。该课程是在2021年初新冠疫情期间为维吾尔成年人开设的。自1949年以来，维吾尔人在学习和坚持其宗教与文化传统方面一直面临着持续的挑战。自2016年起，中国共产党已正式将学习或实践伊斯兰教，甚至拥有《古兰经》定为非法，这种宗教不宽容程度是自文化大革命（1966–1976）结束以来前所未见的[14]。因此，许多逃离中国的维吾尔人非常珍惜他们新获得的自由，去探索和重新评估他们此前被压制的穆斯林身份[15]。
维吾尔人尝试重新接触伊斯兰教的方式之一，就是参加关于《古兰经》的宗教课程。如前所述，其中一门课程于2021年面向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成年人开设。该在线课程仅对注册的维吾尔学员开放，因此，提供给我们研究员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的这份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维吾尔学员们讨论的内容。虽然这位女性的日记主要由课堂笔记组成，但最让迪尔穆拉特博士感兴趣的是她记录的同学间关于“他们民族所遭受的苦难究竟应被视为一种神圣的考验，还是一种神圣的惩罚”的在线讨论。这本日记包含了十六名维吾尔成年学员的叙述，这些讨论的内容可以在附录中找到。
想要了解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看法和信念，另一个渠道就是通过受过专业训练的宗教老师。因此，我们的另一位研究员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邀请了两位伊玛目，请他们分享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看法[16]。乌敦采访了现居土耳其的著名维吾尔族伊玛目兼伊斯兰学者阿卜杜拉齐兹·拉赫穆图拉博士[17]，以及现居蒙特利尔的伊斯兰学者兼教师阿卜杜杰利勒·布格拉伊玛目。阿卜杜杰利勒·布格拉伊玛目是通过电子邮件回复了阿卜杜穆克提达尔的问题。除了这两个来源，我们还会研究维吾尔族年轻活动人士卡比尔·库尔班的在线采访内容。
我们先来看看这些日记，特别是关于参与者被问到的那个问题：维吾尔族面临的种族灭绝到底是安拉的考验还是惩罚？日记作者把同学们的回答分成了四类：一类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考验；另一类觉得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惩罚；那些将维吾尔种族灭绝视为安拉的考验与惩罚的人；以及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的人。出于匿名考虑，所有姓名均已删除，并为每位参与者分配了一个字母代号。
表1：在加拿大参加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族学员反馈。
（参与者代号：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考验 / 是安拉的惩罚 / 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感到困惑）
- 维吾尔A：是（考验）
- 维吾尔B：是（考验）
- 维吾尔C：是（惩罚）
- 维吾尔D：是（考验）
- 维吾尔F：是（考验）
- 维吾尔G：是（考验）
- 维吾尔H：感到困惑
- 维吾尔J：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K：是（考验）
- 维吾尔L：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M：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O：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Q：是（考验）
- 维吾尔R：是（考验）
- 维吾尔W：是（考验）
- 维吾尔Z：感到困惑
维吾尔人与伊斯兰教
维吾尔族是一个突厥语系民族，居住在中国西北边陲，那里也是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18世纪末，满清帝国将维吾尔人的家园并入中国版图，并一直通过间接统治的方式管理当地，直到1884年新疆建省[18]。满清王朝覆灭后，维吾尔人曾两次短暂地获得过独立[19]。
如今，维吾尔族是中国官方认定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根据2017年的人口普查，维吾尔族人口略多于1200万，但许多维吾尔人认为这个数字实际上可能在2000万到3500万之间。维吾尔人的家园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蕴藏着中国20%以上的天然气、煤炭和其他化石资源，其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也位居全国第二[20]。2019年，中国自然资源部估计塔里木盆地拥有9.7万亿立方米的超深层天然气资源，占全国潜在天然气储量的60%[21]。与此同时，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中国贡献了全球约22%的棉花供应，而2018年中国84%的棉花产自维吾尔地区[22]。因此，考虑到中国为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和5G技术等战略性能源计划所做的努力，该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在皈依伊斯兰教前后，维吾尔人在中亚建立了许多王国，并在中亚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3]。自10世纪以来，维吾尔人一直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哈乃斐学派，该学派与他们本土前伊斯兰时期的萨满教、摩尼教和佛教传统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24]。在当下的语境中，大多数维吾尔人将他们的穆斯林信仰视为其集体认同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25]。
一直到20世纪初，维吾尔族的教育主要还是靠伊斯兰学校。随着俄罗斯帝国势力进入中亚，当地知识分子开始搞起现代教育改革，他们尝试建立“扎吉德”学校，在传统的伊斯兰教育之外，还提供世俗教育[26]。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些学校在维吾尔人的家乡遍地开花。现代维吾尔伊斯兰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扎吉德主义，它把伊斯兰教育和世俗教育以一种融合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27]。
1949年之后，除了80年代和90年代那段“可控的宽容”时期，维吾尔人家乡的宗教教育一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严格的限制[28]。尽管如此，直到最近几年，维吾尔人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私下里的口头传统，将宗教知识传给下一代[29]。然而，2017年之后，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根除维吾尔人的伊斯兰教，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化”或世俗化的做法[30]。
比如，2017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出台。根据这项条例，凡是被国家认为过于虔诚或表现出任何宗教行为的人，都会被贴上“极端分子”的标签，并被送进“集中教育培训中心”，以消除他们所谓的“极端”宗教思想[31]。
哪怕只是表现出一点点宗教倾向，都可能被扣上“宗教极端主义”的帽子。举个例子，201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发布的一份政府文件里，列出了75种会被认定为“宗教极端主义”的行为，一旦沾上，就可能面临被关押的风险。这些行为里包括一些常见的伊斯兰教习俗，比如在清真寺外聚众礼拜、“无正当理由参与宗教活动”，以及女性佩戴头巾。这份清单甚至还包括一些非常模糊且无害的行为，比如留“大胡子”，或者突然戒烟戒酒[32]。
后来，被视为极端主义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学者指出，中国政府将以下行为也列为宗教极端主义的指标：出国旅游或计划出国留学（特别是去穆斯林国家），有亲属在国外（特别是穆斯林国家），佩戴任何宗教标志，定期礼拜，斋月封斋，去麦加朝觐，教孩子伊斯兰教知识，给孩子起伊斯兰教名字，参加周五礼拜，持有或传播敏感的数字内容（比如包含宗教语言的信息，像《古兰经》经文或图片、对《古兰经》的解读，或者女性佩戴宗教标志和礼拜的照片等）[33]。
与此同时，成百上千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寺和墓地被拆除，许多伊斯兰圣地也遭到中国政府的亵渎或破坏[34]。当前的这种环境在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家园已经把维吾尔人的伊斯兰信仰定为犯罪，以至于没人敢说一句最简单的伊斯兰问候语——“色兰”，更别提去尝试践行更具体的宗教习俗了[35]。尽管维吾尔人在自己的家园里持续遭受宗教压迫，但伊斯兰教依然是维吾尔人身份认同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并持续塑造和影响着他们对世界的认知。
伊斯兰教中的神义论
“神义论”这个词最初是由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在他的《神义论》（1710）一书中提出的，它由两个希腊词汇组成——“神”和“正义”。这个概念包含两层含义：首先，从最初且准确的意义上讲，它“旨在证明神的正义不会因为世间存在的种种邪恶而受到损害”[36]。其次，用弥尔顿的话说，它是“向世人证明上帝之道是正义的”尝试。这是一个专业术语，指在邪恶面前为上帝的正义进行辩护[37]。更广泛地说，神义论指的是试图解释或理清苦难的意义[38]。
伊斯兰教中的神义论最初作为对上帝“绝对全能”的肯定而出现，这与“一种理性的神圣正义观”直接挂钩[39]。学者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穆斯林思想家和他们的基督教同行一样，都强调上帝的正义与仁慈，但“在伊斯兰神学中，邪恶问题并没有像在西方传统中那样占据核心地位”[40]。对许多穆斯林学者来说，“邪恶”似乎“仅仅是善的缺失的一个代名词而已”[41]。
前现代时期的伊斯兰学者，尤其是穆尔太齐赖派的神学家们[42]，曾主张苦难或邪恶的存在并非坏事，因为这能让人们在来世获得更大的奖赏。然而，邪恶源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而非上帝，上帝只负责惩罚作恶者。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什叶派伊斯兰教所采纳[43]。在逊尼派伊斯兰教中，人类的自由意志似乎没那么绝对。学者指出：
上帝在人身上创造了执行某种行为的权力、能力、选择和意志；而人被赋予了这种派生的权力，从而自由地选择其中一种方案，并打算或意愿去执行该行为；与这种意图相对应，上帝创造并完成了这一行为[44]。
关于邪恶的本质，极具影响力的穆斯林哲学家伊本·西那认为：“邪恶是一种不存在的东西，它没有本质，只是本质的缺失或不完美。”[45]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邪恶是某种不存在的东西，它的缺失等同于存在于万物中的不完美。最终，伊本·西那愿意断言，世界上确实存在一定数量的邪恶，但与宇宙中巨大的善相比，这种数量是微不足道的[46]。其他杰出的伊斯兰学者对邪恶及其在世界上的存在提出了更详细的见解。例如，另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安萨里指出，邪恶是必要的，因为事物若无对立面就无法被认知。因此，人若不知疾病就无法知晓健康，若不知地狱就无法知晓天堂，以此类推[47]。然而，这种“事物只能通过对立面来认知”的观点并非伊斯兰传统中所有人的共识。对于汉巴里学派学者、杰出的穆斯林法学家伊本·泰米叶来说，邪恶具有一种教育意义，因为它在世界的自然秩序中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从这位法学家的角度来看，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因此本质上是善的[48]。因此，邪恶永远不能直接归咎于上帝。
根据学者的说法，在伊本·泰米叶的分类学中，邪恶可以分为三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第一，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总体上都是完全向善的；邪恶是相对的，仅从受造物的角度存在。第二，邪恶是受造秩序完美性的一种必然伴随物。第三，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善的普遍性在数量上远大于邪恶[49]。此外，并非所有伊斯兰学者都认为邪恶在数量上较少或微不足道。极具影响力和创新精神的穆斯林哲学家法赫尔丁·拉齐反驳了伊本·西那关于神义论的乐观立场，他指出：“真正的快乐很少被体验到，而且转瞬即逝。所以从数量上讲，占压倒性多数的不是善，而是邪恶。”[50] 事实上，拉齐采取了一种非常反神义论的立场，并认为伊斯兰神义论“必须严格以主体为中心，最终只是一种徒劳的练习”[51]。
不少学者都指出，苏菲主义对维吾尔伊斯兰教的演变有着深远的影响[52]。历史学家瑞安·瑟姆特别强调了苏菲思想在十六、十七世纪传播的重要性，这一时期被视为东突厥斯坦南部地区“伊斯兰化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重要阶段”[53]。苏菲派神学家在将“恶”与“神意”联系起来时，很大程度上沿用了伊本·西那的本体论视角。因此，既然万物皆由真主所造，而造物本身终归是善的，人类就必须顺从神意，并仰赖真主的仁慈与智慧。比如，神秘主义诗人鲁米就更进一步，直接把“恶”归因于真主：“真主既意欲善，也意欲恶，但他只认可善。”[54]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对“恶”的理解并不会影响真主在道德上的完美性，因为归根结底，恶的存在是“为了实现更伟大的善”[55]。乐观主义是苏菲传统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正如学者所言：“苏菲派并不总是纠结于这个世界是否是最好的，但他们通常会肯定，真主创造恶是为了将其作为修行路上的磨炼工具。”[56] 正如学者所言：“神秘主义者能够理解，真主的愤怒其实是伪装的仁慈；他施加给信徒的痛苦与惩罚，对于他们的灵性成长是必要的——就像病人必须服用苦药一样。”[57]
赛义德·努尔西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伊斯兰现代派神学家，他直接把“恶”的存在和“来世”联系在了一起，认为如果不谈来世，根本就没法真正理解“恶”到底意味着什么[58]。在努尔西看来，死亡是通往来世的唯一入口，也是“真主那包罗万象的仁慈与无处不在的善”的一部分，因为真主是最公正、最慈悲的[59]。这些观点和学者的看法不谋而合。学者本人非常谨慎，他从不给“恶的问题”提供一个所谓的“伊斯兰标准答案”，而是强调穆斯林学者和信徒们普遍达成了一个共识：古兰经与“恶”的存在在逻辑上是“兼容”的[60]。
身在加拿大与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之声
尽管中国一直在试图从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中抹除伊斯兰教的影响，但伊斯兰教始终是维吾尔人身份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哪怕它有时不得不保持沉默、转入地下。鉴于此，许多维吾尔人从伊斯兰信仰或神义论的角度去思考或讨论正在发生的“维吾尔种族灭绝”，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大家思考的深度和理解程度各不相同。这里要分析的言论就体现了这种思考，它们来自十六位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成年人，他们都自认为是穆斯林，且在2021年初参加了一个在线《古兰经》课程。当时课程参与者被问到一个问题：“维吾尔人的苦难是安拉的惩罚，还是考验？”其中一位维吾尔女性参与者将大家的回答记录在了日记里。这些笔记最初是用维吾尔语写的，后由迪尔穆拉特·马木提博士翻译。这十六位维吾尔《古兰经》学员的回答被研究团队归纳为四类：九人认为种族灭绝是一种考验，一人认为是惩罚，四人认为两者皆有，还有两人不确定。
日记中记录的这些回应，可以被看作是关于苦难与邪恶的自发性宗教思考，同时也应被理解为对“身为穆斯林意味着什么”的反思。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政权实施的压迫性政策，这些参与者在移居加拿大之前都经历过高压环境，因此他们对《古兰经》的熟悉程度相对有限。正如维吾尔参与者M所言：
在中国的统治下，我们在身份认同、宗教信仰、文化和教育等方面面临着重重限制和侵犯。我们被中共的错误思想洗脑，在[伊斯兰]教育方面也被搞得一无所知。
因此，这些回应与那位在加拿大长大的维吾尔族年轻活动家，以及两位受过正规宗教教育的伊玛目的陈述有所不同，后者的回应展现了对伊斯兰教更深层次的理解。正因如此，他们的陈述从传统的伊斯兰视角出发，对维吾尔种族灭绝进行了更细腻的反思。
通过结合这三种视角——重新接触伊斯兰传统的维吾尔参与者、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家以及受过专业训练的维吾尔族伊玛目，我们得以独特地窥见生活在加拿大的维吾尔群体是如何通过伊斯兰视角来思考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在审视并分析了他们关于“维吾尔人的苦难究竟是神的惩罚还是考验”这一问题的回应后，我们认为，这些回应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维吾尔式”神义论。日记中记录的这些陈述，可以被视为参与者们在构建神义论方面的初步尝试，尽管他们可能并不熟悉“神义论”这个术语或概念。
我们将首先聚焦于在线古兰经班的参与者和那位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家所给出的回应。这些被噤声的维吾尔人提出了经典神义论中经常遇到的根本性问题：“为什么神允许邪恶存在？”他们纠结于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神既全能又仁慈，却为何允许邪恶和苦难降临在信徒身上？基于每位参与者的回应，研究团队将答案归纳为四种论证类型：诺斯替论证、神话论证、末世论证和奥秘论证。每种论证都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进行定义和解释。
诺斯替论证：在现代学术界，“诺斯替”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术语，对于它的含义也尚未达成共识。然而，就本文及相关研究而言，我们将该术语定义为一种超验策略，即贬低人体和物质世界，降低其重要性，同时强调永恒精神领域或来世的真实性。从这种诺斯替视角来看，人类的苦难被视为暂时的，是可以在天堂得到纠正或补偿的。我们归入这一类别的维吾尔人的回应，都带有这种“暂时性”的意味，并将现世的行为和作为理解为可以在来世得到补偿。
维吾尔人 A 指出：
人来到这世上，注定要面对各种考验，咱们必须得认真对待。只要能顺利闯过这些关卡，就能拿到安拉许诺给我们的奖赏。这世界不过是暂时的，只有后世才是永恒的。
维吾尔 M 认为，这是一种洗清罪孽的过程，最终会通向天堂的奖赏：
如果安拉给祂钟爱的仆人降下考验，那是为了磨练他们的意志；而对于那些有罪的仆人，祂降下考验则是为了洗净他们的罪过。如果这些仆人能扛住安拉的考验，无论遭遇什么灾祸都能坚持到底，那他们过去的罪孽就会被一笔勾销。这些仆人最终得到的奖赏，必然是天堂。
维吾尔 G 也认同这种说法，并补充说作恶的人终将受到惩罚：
那些在世上受压迫、无力自保的好人，在安拉眼中终究会进入天堂。他们在世上所受的苦难，只会洗去他们的罪孽，并提升他们在天堂的品级。如果坏人在世上受了惩罚，那他们就是两头落空，在今世和后世都是输家。如果坏人在世上没受到惩罚，他们也逃不过安拉的震怒，作恶者在今世会遭到诅咒，在后世也绝对逃不掉安拉的惩罚。
这种逻辑和学者的“灵魂塑造神义论”有相似之处，该理论认为苦难在我们的道德和精神成长中起着关键作用，让我们能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变得更接近神圣[61]。
卡比尔·库尔班是一位旅居加拿大的维吾尔族年轻活动人士，他将维吾尔危机和他个人面临的挑战都视为奋斗的一部分，这个概念直接与安拉的考验挂钩[62]。他表示：
没错，这就是我的奋斗，这个词其实就是“奋斗”的意思。我去找我的伊玛目，总是问他：“我该怎么面对这一切？”他就像是说：“我没法给你答案，我真希望我有。”因为没人能给出答案。但他们说，这就是你的奋斗，这就是你的奋斗，你必须得挺过去。我已经接受了，这就是我的奋斗，不是媒体口中那种版本的，而是真正的、为了行善而进行的宗教奋斗。
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库尔班将他的政治行动与信仰联系在一起，这增强了他的能动性和乐观心态。他说他经常向真主祈祷，寻求帮助。他提到：“如果我没有信仰，我真的会崩溃的。”他还分享说，他母亲总是叮嘱他为被关押的表亲祈祷，这帮助他在身陷囹圄的情况下依然能坚守信仰。最终归根结底，库尔班解释说，所有的苦难和挣扎都不会白费，它们终将带来丰厚的回报。他表示：
世间的一切苦难，我们都将其视为提升自我、行善的机会；能够真正去做善事并提升自己，这本身就是一种恩典。
神话论证
我们在日记反馈中发现的第二个特征，与某种超自然层面的邪恶概念有关，我们将这种论证归类为“神话论证”。该论证认为，现存的邪恶（在此指维吾尔族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根植于创世之初的原始行为，即混沌被秩序化以创造世界。因此，邪恶被认为从一开始就存在，而关于不公的观念在亚伯拉罕诸教的圣典叙事中都有体现。然而，这种不公的观念在伊斯兰传统内部引发了一些紧张点。这些维吾尔族穆斯林学生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他们被迫偏离了对伊斯兰教五功[63]的严格遵守，但他们又该如何承担责任呢？如果维吾尔种族灭绝真的是一种神圣的正义，那么被迫陷入如此可怕的境地却得不到任何解脱，这种正义又体现在哪里呢？
维吾尔族受访者D面对这种困境时，会从《古兰经》记载的神话往昔中寻找英雄人物，以此来解读当下的遭遇。他们将古埃及法老统治下被奴役的以色列人，与如今在习近平治下被中国政府关押或压迫的维吾尔人进行类比。这种视角赋予了苦难一种尊严感和更深层的意义，暗示着苦难终将结束，而压迫者也必将受到惩罚。维吾尔族受访者M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只要我们不背叛真主，真主就会保佑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暴君能长久，真主的惩罚是严厉的。”
维吾尔族受访者G对这种“神话论证”的运用则略有不同。他认为，在古老的经文故事里，真主惩罚人类的方式仅仅是通过各种自然灾害。因此，在G看来，维吾尔种族灭绝并非神罚，而是一场“神圣的考验”。他表示：
真主从不亏待无辜的人。在《古兰经》中关于诺亚和罗得的故事里，真主惩罚了那些违抗祂、在世间作恶的人，并赐福给那些遵守诫命、行善的人。然而，我们从未在《古兰经》中看到任何关于“真主通过人之手来实施惩罚”的说法。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真主通过各种自然灾害来惩罚人类。比如，诺亚的族人遭遇了洪水，舒阿卜的族人被云中的火所惩罚，罗得的族人被天降的乱石所灭，或是遭遇了诸如虫灾、巨响等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
末世论论证
从日记反馈中总结出的第三个特征显示，维吾尔族参与者将邪恶与苦难——特别是与维吾尔种族灭绝相关的苦难——理解为一种“觉醒”。我们将这种论证归类为“末世论”，它将种族灭绝视为一种“启蒙的磨难”，一种从沉睡中觉醒，吹响战斗的号角。一些维吾尔族参与者的陈述表明，维吾尔家园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是一场善恶势力之间末日决战的一部分。维吾尔族受访者F指出：
这场考验真的把我们从沉睡中叫醒了。如果安拉没有降下这场考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认清中国这个真正的敌人呢？我们可能还会一直把他们当朋友。如果今天这些磨难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可能意识到共产中国的邪恶？这些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我们永远无法与中国共存。在一个正义荡然无存的土地上，绝不会有任何美好可言。如果我们与中国人抗争到底，只要安拉意欲，我们一定会赢。
维吾尔族受访者M认为，这场种族灭绝可能是一种宇宙级的筛选。正如他们所言：“通过降下这些考验，安拉让我们当中的恶人暴露出来，并将虔诚善良的人与伪君子分离开来。”维吾尔族受访者R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安拉通过降下一些考验，帮助我们认清了身边的人。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察觉到我们内部的叛徒和伪君子。他想要剔除我们当中的坏人，变得更纯洁。
这种论调带来了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自2016年以来，中国政府在“严打”运动中最早逮捕的许多人，都是维吾尔族的宗教领袖，以及维吾尔历史和文学领域的作家、教授或历史学家[64]。然而，维吾尔族受访者M和R的这种回应，将种族灭绝定义为一种必要的过程，用来考验和惩罚那些“叛徒和伪君子”。维吾尔族受访者O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思路，试图通过将正在接受考验的“好人”与将要受到惩罚的“坏人”区分开来，来解决这一矛盾——这种区分在受访者M和R的回答中并不明确。维吾尔族受访者O认为：
但如果我们看看现代维吾尔社会，确实存在腐败、欺诈，比如偷盗和杀人。这些不道德的行为确实变多了。每当我遇到这种事和这种人，我个人觉得这是安拉的惩罚……但当我看到我那些无辜受苦的兄弟姐妹时，我觉得这是一种考验。
维吾尔族受访者Z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我们中间有好人也有坏人，和其他群体一样。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对那些不信安拉、做宗教禁止的坏事的人的惩罚。但对于那些虔诚、善良、守规矩的人来说，这场灾难不是惩罚，而是一种考验。
同样，维吾尔族受访者G强调了安拉的公正和仁慈，同时批评了那种认为维吾尔人的苦难只能被理解为安拉惩罚的论调：
在这场巨大的种族灭绝背后，可能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深意。把强者压迫弱者看作是安拉的惩罚，这是对安拉的侮辱。怎么能把人的压迫和安拉的惩罚相提并论呢？况且，安拉根本不需要利用一群强者去惩罚弱者或罪人。就像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一样，整个民族也不可能被定义为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
奥秘论证
我们在日记里发现的最后一个特征，被我们归类为“神秘性”。这个类别强调了上帝行为中那种不可知的成分，认为信徒不该试图去理性化上帝的旨意，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参透，它永远是个谜。那些虔诚的信徒只需要相信上帝的善意，并接受上帝为人类制定的宏大蓝图是永远无法被人类所知的。
维吾尔族受访者G非常有说服力地反驳了将种族灭绝作为一种惩罚手段的观点，并坚定地否定了“整个群体应为少数人的过错负责”这种想法。他引用《古兰经》中的例子来支持这一论点：
真主绝不会仅仅因为族群中个别人的越界和错误，就去惩罚整个民族。真主从不亏待无辜者。在《古兰经》关于诺亚和罗得的故事里，真主惩罚的是那些违抗他、在世间作恶的人，并赐福给那些遵守诫命、行善的人。然而，我们从未在《古兰经》中看到任何关于“真主的惩罚是通过人类之手来执行”的说法。
此外，维吾尔族受访者G认为，种族灭绝不可能是神圣的惩罚，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等于承认这种行为是正义的，那我们岂不是站在了中国政府那边？他说：“如果我们认为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的事是惩罚，那我们也就等于认为这世上施暴者的压迫是合理的了。”和受访者G类似，维吾尔族受访者O也认为维吾尔人确实曾误入歧途、丢失了宗教身份，但他认为，种族灭绝不应被看作是上帝借中国政权之手行事，而应被视为上帝对信徒的考验，以及对那些犯错者的惩罚。
过去，我们总是坚持走祖先走过的老路。因为我们没有去分析哪条路对、哪条路错，就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真主的正道。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也是维吾尔人目前的处境。作为一个穆斯林民族，我们本该追随真主的道路，但作为容易被蒙蔽的人类，我们没能做到。在反宗教的中国共产党的压力下，我们中的一些人被迫放弃了宗教，或者被疏远了。
习得性回应——伊玛目的视角
如前所述，上面讨论的回应来自不同伊斯兰教识水平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两位受过逊尼派伊斯兰传统教育和培训的维吾尔族伊玛目，是如何看待“维吾尔种族灭绝”的。
参加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所讨论的问题，也被提给了蒙特利尔的一位维吾尔族伊玛目阿布杜吉利尔·布格拉。以下是他针对“真主在维吾尔种族灭绝中扮演的角色”这一议题的回应。他反驳了“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天谴’”这一说法，并提出了以下论点来支持他的主张：
在伊斯兰教义解释的四大基础——《古兰经》经文、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教法类比以及穆斯林公议中，没有任何一条能将如此残酷的种族灭绝与真主的考验或惩罚联系起来。恰恰相反，真主在《古兰经》开篇、每一章的开头，以及章内反复提到自己是“至仁至慈的”[65]。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这场种族灭绝没有任何形而上的根源；相反，这场悲剧的直接原因在于施暴者的恶意企图和行径，以及国际社会不同程度的推波助澜。
他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认为这场种族灭绝应该被视为一种由国家权力机构造成的悲剧性灾难：
针对维吾尔穆斯林的种族灭绝是一场悲剧性的灾难，其根源在于个人、公众、企业、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不负责任、误判错行、极度无知，以及对中共邪恶力量的严重低估。
布格拉伊玛目认为，“这场种族灭绝是对所有人——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的一次重大教训。”他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动荡的历史，以及冷战后助推其崛起的经济投资。在这一语境下，布格拉强调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并将自由意志和政治行动视为导致这场种族灭绝的核心因素。在他看来，我们需要的是更积极的行动回应。
基于本文提出的四个分类，布格拉的一些言论属于奥秘论证范畴。例如，他主张：
真主与维吾尔人民同在，真主迟早会复仇，惩罚那些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元凶。真主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在真主眼中，我们的一千年不过是一天，所以即便在我们看来复仇来得晚，它也终将到来。
在这里，布格拉伊玛目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上帝计划的不可知性，但他论证了惩罚终将到来，只是时间点对我们而言是个未知数。这一点与另外两位维吾尔人（G和O）的说法非常相似，他们都认为神义论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畴。这种观点与犹太哈西德派[66]有潜在的相似之处，后者往往选择绕过神义论中那些令人不安的问题，转而通过纪念和强化宗教实践来表达他们的承诺。他们意识到这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神学谜题，并明白无论是范式思维、契约论，还是报应与考验，这些传统的解释最终都无法涵盖这段危机及其后果的广泛性和复杂性。
关于集体惩罚的神义论
一位现居土耳其的维吾尔族知名伊玛目——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赫梅图拉博士，在2021年6月30日接受了采访，他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神义论[67]。我们想专门开辟一个章节来强调他的观点，因为他的看法非常独特，而且他在学界地位显赫。在古兰经研习班的参与者中，只有一名学生（维吾尔族C）持有类似的观点。
拉赫梅图拉伊玛目认为，这场种族灭绝是对维吾尔民族过去所犯过错的一种“集体惩罚”。当被问及“你如何从宗教角度看待维吾尔民族遭受的种族灭绝？”时，拉赫梅图拉伊玛目回答道：“我认为导致这场压迫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从祖辈开始就没能团结一致。”随后，他列举了几个历史例子来支撑自己的论点：
1）“那些在政治立场和观点上坚定不移的人，总是遭到一些叛徒和伪君子的破坏”；2）“后代放弃了对侵略者的圣战，没有惩处那些为敌效力的叛徒，从而错失了历史机遇”；3）“这也是我们自作自受的结果，正如经文所说：‘凡你们所遭遇的灾难，都是由于你们所作的罪恶；他饶恕你们的许多罪过。’”（在最后一个例子中，他引用了《古兰经》42:30）。
他进一步阐述了这种集体惩罚的观念：
安拉在《古兰经》的许多经文中都对此作了说明，包括不要忽视物质资源、要做好武力准备、保持坚定、保持警惕、服从领袖，以及不要陷入分裂。一个忽视这些胜利前提的民族，注定会遭受苦难，即便其中仍有虔诚生活的人。安拉说：“当你们遭遇灾难的时候——虽然你们曾使敌人遭遇双倍的灾难——你们怎么还说：‘这是从哪里来的呢？’你说：‘这是由于你们自己。’真主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古兰经》3:165）
拉赫马图拉伊玛目还认为，这场种族灭绝不仅是对维吾尔人的考验，也是对全人类的考验：“同样，这种压迫和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既是对东突厥斯坦人民的考验，也是对全人类的考验。”他这样回应了那个古老的问题——“为什么无辜者必须受苦？”：
当一个民族整体遭受惩罚时，好人也会被牵连其中，这是一种天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了那些对我们民族施加种族灭绝的侵略者的罪行。侵略者的罪行属于外部因素。安拉说：“我这样使不义者互为盟友，因为他们所作的罪恶。”（古兰经 6:129）
当被问及“《古兰经》中是否包含可以用来支持‘大规模苦难作为一种考验或惩罚’这一概念的段落？”时，拉赫马图拉伊玛目回答道：“民族的大规模苦难所包含的意义，远不止惩罚那么简单。所有的惩罚都是苦难，但并非所有的苦难都是惩罚。”随后，他引用了《古兰经》中与大规模苦难作为考验或惩罚相关的五段经文：
1) “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民族不改变自己的信仰，真主绝不会改变他所赐予他们的恩惠。真主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古兰经 8:53）
2) “一个民族的状况，真主是不改变的，直到他们改变自己的状况。当真主欲惩罚一个民族的时候，那惩罚是不可抗拒的，除真主外，他们没有保护者。”（古兰经 13:11）
3) “我曾因他们的罪行而惩治他们中的每一伙：其中有的我曾降以暴雨，有的曾被呐喊声所毁灭，有的我曾使大地陷落，有的我曾使他们淹死。真主没有亏待他们，而是他们亏待了自己。”（古兰经 29:40）
4) “由于人们所作的罪恶，陆地和海洋上出现了腐败，以便真主让他们尝尝他们所作的一部分罪恶的后果，或许他们能回归正道。”（古兰经 30:41）
5) “凡你们所遭的灾难，都是因为你们亲手所作的罪恶，他原谅了你们的许多罪过。”（古兰经 42:30）
最后，当被问及“在你看来，在中共禁止宗教实践的统治下，维吾尔人因未能遵守伊斯兰教的五功而受到指责，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时，拉赫马图拉伊玛目回答说：“每个人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尝试遵守伊斯兰教的五功。那些做不到的人，不应该受到指责。”
所以说，虽然这位伊玛目认为种族灭绝是维吾尔族群体过去所犯下的过错和不足所导致的集体后果，但他并不认同维吾尔族个人会遭受神罚这种说法。
“牧灵神义论”一瞥：在古兰经在线课程的学员讨论中，偶尔会提到一个新兴概念，叫作“牧灵神义论”。这个概念强调，神义论必须与现实中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和压迫紧密联系起来。学者已经指出了这方面的实例。
处于“边缘”的神学在各种神学语境中都有体现，包括女性主义神学、解放神学以及黑人神学[68]。正如下文所示，维吾尔族受访者F和M所表达的观点也反映了类似的神学思想，他们主张进行抗争并为争取人权而奔走，但这一切始终是在安拉的指引下进行的。维吾尔族受访者F：
这一连串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我们根本没法和中国共存。在一个正义荡然无存的地方，注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只要我们对中国抗争到底，真主保佑，我们一定会赢。
维吾尔族 M：
我们必须继续为国内那些正遭受迫害的兄弟姐妹们发声。虽然现在的中国国家机器非常强大，但只要我们不背叛真主，真主就一定会保佑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暴君能长久，真主的惩罚是严厉的。
布格拉伊玛目试图通过描绘维吾尔族未来繁荣的愿景来给信众们注入希望，他用了诸如“优素福在法老治下飞黄腾达”以及“埋在土里的花种熬过寒冬”这样的比喻。
牧灵神义论背后的动机和原则，在当今对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教育中都有所体现，比如我们对幸存者证言的推崇，以及主流犹太社群纪念大屠杀的方式，都能看出来。遗憾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集中营幸存者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关于“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故事恐怕很快也会被纳入这一叙事框架中。
我们的目标是分享加拿大维吾尔群体内部对于这场种族灭绝的一些核心观点和讨论。我们试图通过聚焦宗教层面的回应与解读，来审视和分析这些讨论。根据我们的分析，大多数强调“安拉的考验”这一概念的参与者，往往会淡化维吾尔人所受苦难中“惩罚”的意味，因为他们将这些苦难视为安拉天命的一部分。我们将维吾尔人的回应归纳为四种截然不同的论点。尽管这些论点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重叠和关联。所有这些视角似乎都与伊斯兰教义中“淡化邪恶、强调安拉之善”的倾向相吻合，这最容易通过“邪恶的缺失论”，或者说“邪恶是实现更大善的必要伴随物”这一概念来理解[69]。正是在这种淡化邪恶的框架下，拉赫梅图拉伊玛目的观点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安拉所定之“善”的强调——安拉希望祂所有的仆人都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从而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善。虽然布格拉伊玛目并没有试图淡化邪恶，相反，他指出那些作恶、行不义之人绝不可能逃脱惩罚，只是惩罚未必会立刻降临，但终究会到来。因为安拉是“至仁至慈的”，他的观点提供了一种关于报应的可能性，即安拉的惩罚迟早会降临，这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维吾尔活动人士卡比尔来说，他和同胞们所承受的苦难是安拉给予的考验。他的行动主义工作正是由信仰所驱动的，这帮助他专注于克服重重障碍。他们的回应反映出，尽管暴行肆虐，有时甚至让人感到绝望，但伊斯兰信仰为他们提供了答案，帮助他们克服种族灭绝带来的创伤，并找到不仅能继续生活下去，还能获得勇气去对抗压迫者的方法，从而进一步凸显了重新发现并保持自身宗教认同的重要性。
附录：从一份维吾尔族日记中收集的数据反馈与陈述
数据收集方法
这些数据来自一位维吾尔族女性提供的日记，她记录了参与加拿大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人之间的对话。讨论的核心是维吾尔种族灭绝与他们穆斯林信仰之间的关联。这门线上课程的参与者被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维吾尔人的苦难究竟是安拉的惩罚，还是一种考验？”这段对话发生在2021年初的一个线上平台上。这位女士在确保她本人及所有参与者匿名的情况下，与我们分享了她的日记。
注：
维吾尔语中“考验”一词是“sinaq”或“imtihan”。后者是阿拉伯语词汇，而“sinaq”是维吾尔语词汇。维吾尔语中“惩罚”一词是“jaza”，源自阿拉伯语。“仆人”一词实际上是对“banda”一词的误译，该词源自波斯语，原意为“心腹、忠诚的仆人、附庸”[70]。
线上古兰经课程维吾尔参与者的反馈
日记作者将她同学们的反馈整理并归纳为四类：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考验的人；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惩罚的人；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既是安拉的考验也是惩罚的人；以及对这个问题感到不确定的人。关于参与者，我们唯一掌握的统计信息是：其中3人为男性，13人为女性。
（参与者反馈清单略，均已在上文分类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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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资源：
[1] 参见“联合国同意将土耳其官方名称更改为‘Türkiye’”，半岛电视台，2022年6月2日，https://www.aljazeera.com/news ... urkey。
[2] John Hick,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以及 Mark S. Scott, “Theodicy at the Margins: New Trajectories for the Problem of Evil,” *Theology Today* 68, no. 2 (2011): 113–204。
[3] 在本文中，我们将使用“东突厥斯坦”或“维吾尔家园”来指代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 Austin Ramzy, “中国网络涌现大量求助：‘向我证明我父亲还活着’”，《纽约时报》，2019年2月17日。
[5] Sheena C. Greitens, Myunghee Lee, and Emir Yazici, “Counterterrorism and Preventive Repression: China’s Changing Strategy in Xinjia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4, no. 3 (2020): 9–47。
[6] Adrien Zenz, “Sterilizations, IUDs, and Mandatory Birth Control: The CCP’s Campaign to Suppress Uyghur Birthrates in Xinjiang,” Jamestown Foundation, 2021年3月17日。
[7] “加拿大议会宣布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种族灭绝”，BBC News Online，2021年2月23日。
[8] “荷兰议会：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是种族灭绝”，路透社，2021年2月25日。
[9] “立陶宛议会认定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种族灭绝”，路透社，2021年5月20日。
[10] Patrick Wintour, “UK MPs Declare China is Committing Genocide Against Uyghurs in Xinjiang,” *The Guardian*, April 22, 2021。
[11] “法国议员正式承认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行为为‘种族灭绝’”，法国24电视台，2022年1月20日。
[12] 《维吾尔种族灭绝：对中国违反1948年种族灭绝公约的审查》（华盛顿特区：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2021年3月）。
[13] “维吾尔法庭判决”，维吾尔法庭，2021年12月9日。
[14] Sean R. Roberts, *The War on the Uyghu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15] Dilmurat Mahmut, Marie-Ève Melanson, Susan J. Palmer, and Abdulmuqtedir Udun, “Becoming ‘true’ Muslims in Canada: Experiences of Uyghur Immigrants,” *Identities* (2023), https://doi.org/10.1080/1070289X.2023.2264643。
[16] Abdulmuqtedir Udun 是一位常驻加拿大渥太华的独立维吾尔族研究员。
[17] 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赫马图拉博士是一位著名的维吾尔族伊斯兰学者，现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萨吉耶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
[18] James A.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19] Gardner Bovingdon, *The Uyghurs: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 Thomas W. Overton, “The Energy Industry in Xinjiang, China: Potential, Problems, and Solutions,” *Power*, January 1, 2016.
[21] Craig Gutherie, “China Looks West to Solve Energy Crisis,” *Petroleum Economist*, August 22, 2019.
[22] Amy K. Lehr and Efthimia Maria Bechrakis, “Connecting the Dots in Xinjiang: Forced Labor, Forced Assimilation, and Western Supply Chain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ctober 16, 2019.
[23]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24] 参见 Rahile Dawut, “Shrine Pilgrimage Among the Uighurs,” *The Silk Road* 6, no. 2 (2009); Rian Thum, *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5] David Brophy, *Uyghur Natio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n the Russia-China Fronti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6] Adeeb Khalid, *The Politics of Muslim Cultural Reform-Jadidism in Central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27] Brophy, *Uyghur Nation*.
[28] Edmund Waite, “The Emergence of Muslim Reformism in Contemporary Xinjiang,” in *Situating the Uyghurs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Routledge, 2007).
[29] Edmund Waite, “The Impact of the State on Islam amongst the Uyghurs,” *Central Asian Survey* 25, no. 3 (2006).
[30] Joanne Smith Finley, “Securitization,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Xinjiang,” *Central Asian Survey* 38, no. 1 (2019).
[31] Darren Byler, *Terror Capitalism: Uyghur Dispossession and Masculinity in a Chinese C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1).
[32] Darren Byler trans., “Identifying Religious Extremism,” Xinjiang Documentation Project, 2017.
[33] Smith Finley, “Securitization,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34] Rachel Harris, “Bulldozing mosques: The latest tactic in China’s war against Uighur culture,” *The Guardian*, April 7, 2019.
[35] T. Hamut Izgil, *Waiting to Be Arrested at Night: A Uyghur Poet’s Memoire of China’s Genocide* (Penguin Press, 2023).
[36] 埃里克·林恩·奥姆斯比，《伊斯兰思想中的神义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页。
[37] 约翰·弥尔顿，《失乐园》（第一卷，第26行）。
[38] Scott, “Pathways in Theodicy.”
[39] 奥姆斯比，《伊斯兰思想中的神义论》，第16页。
[40] 同上，第4页。
[41]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新城市出版社，2013年。
[42] 《大英百科全书》，“穆尔太齐赖派”，2020年。
[43] Ayman Shihadeh, “Suffering,” in *Medieval Islamic Civilization: An Encyclopedia* (Routledge, 2006).
[44] Al-Shahrastani, quoted in Roy Jackson, *What is Islamic Philosophy?* (Routledge, 2014), 33.
[45] 阿维森纳（伊本·西那），《治愈之书》（德黑兰：纳赛尔·霍斯鲁出版社，1985年），第381页。
[46] Jon Hoover, *Ibn Taymiyya’s Theodicy of Perpetual Optimism* (Brill, 2007), 177.
[47] 同上，第178页。
[48] 同上。
[49] 同上，第181页。
[50] Ayman Shihadeh, “Avicenna’s Theodicy and al-Rāzī’s Anti-Theodicy,”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Islamicate World* 7 (2019): 75.
[51] 同上，第61页。
[52] Rémi Castets, “Uyghur Islam: Caught between Foreign Influences and Domestic,” in *China and India in Central Asia*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215–233.
[53] Thum, *The Sacred Routes*, 42.
[54] Ozgur Koca, “Ibn ‘Arabi (1165–1240) and Rumi (1207–1273) on the Problem of Evil,” *Islam and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28, no. 3 (2017): 303.
[55] 同上。
[56] Hoover, *Ibn Taymiyya’s Theodicy*, 3.
[57] 安内玛丽·席梅尔，《伊斯兰教的神秘维度》（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198页。
[58] Ian Markham, *Living in the Light of Death: On the Art of Being at One with Badiuzzaman Said Nursi* (Routledge, 2016).
[59] Bilal Kuşpinar, “Death in Nursi’s Thought,” 2016.
[60] Safaruk Chowdhury, *Islamic The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21), 2.
[61] Hick,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62] Asma Afsaruddin, “jihad,”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2023.
[63] 译者注：伊斯兰教五功即念证、礼拜、天课、斋戒、朝觐。
[64] Marie Trédaniel and Pak K. Lee, “Explaining the Chinese Framing of the ‘terrorist’ violence in Xinjiang,” *Nationalities Papers* 46, no. 1 (2018): 177–195.
[65] 穆克提德通过WhatsApp向布格拉伊玛目提问，后者于2021年10月19日回复。
[66] 参见 Nissan Dovid Dubo, “Belief after the Holocaust,” Chabad.Org, 2021.
[67] 访谈记录于2021年6月30日由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进行。
[68] Scott, “Theodicy at the Margins,” 149–52.
[69] Ormsby, *Theodicy in Islamic Thought*, 27.
[70] 参见《伊朗百科全书》中关于“banda”的词条，1988年12月15日。
通过宗教神义论理解维吾尔族种族灭绝：加拿大与土耳其维吾尔人的声音
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麦吉尔大学）、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麦吉尔大学）、肖恩·雷姆兹（康考迪亚大学）、苏珊·J·帕尔默（康考迪亚大学）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加拿大和土耳其的部分维吾尔人[1]是如何通过宗教视角，即“神义论”（一种对苦难与邪恶的解释）来解读当前发生的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2]。本文基于三个不同来源的数据：第一个来源是一份记录了2021年维吾尔人参与线上《古兰经》课程讨论的日记；第二个来源是对居住在加拿大和土耳其的两位知名维吾尔伊玛目的访谈；第三个来源是对一位居住在加拿大的年轻维吾尔政治活动家的访谈。通过他们的叙述，我们识别出四种既独特又相互关联的视角，并将其归纳为四类：灵知派、神话派、启示录派和奥秘派。研究中大多数维吾尔人的声音将东突厥斯坦[3]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理解并呈现为一种“神圣的考验”。尽管他们将这场种族灭绝视为安拉的考验，但关于“神圣惩罚”的层面似乎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安拉仁慈的强调——安拉旨在通过考验教导祂的仆人，使他们在今生和后世都能获得更高的美德。我们的分析得出结论：维吾尔伊斯兰教似乎为其信徒提供了一种乐观感，对于流散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这是一种继续前行的动力。这与那些更侧重于苦难层面的其他伊斯兰神义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2017年大规模建立“再教育”营以来，国际媒体、人权组织以及各国政府纷纷将目光投向维吾尔人的苦难，将其定性为严重的人权侵犯或种族灭绝。《纽约时报》、《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等知名媒体机构都曾报道过这些令人痛心的状况。
通过航拍影像和幸存者的亲身讲述，揭示了“再教育营”及其他类似拘留设施内部的情况[4]。据信，从2018年至今，约有一百万到三百万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被任意关押在这些设施中[5]。幸存者们详细描述了营内发生的酷刑、绝育、强奸以及洗脑教育。此外，还有报告指出，该地区有数万人被迫从事强迫劳动[6]。
这场危机的性质已被美国、加拿大[7]、荷兰[8]、立陶宛[9]、英国[10]和法国[11]等许多西方政府认定为“种族灭绝”。维吾尔人权倡导组织和海外维吾尔群体长期以来一直在为此游说，并引用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作为支持[12]。此外，2021年，英国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了“维吾尔特别法庭”，该法庭开展了独立调查，并得出结论称：“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实施旨在防止生育的措施，意图从根本上摧毁新疆维吾尔族的重要部分，已构成种族灭绝。”[13]
自2014年以来，关于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受压迫的问题，各界一直存在激烈的讨论，但据我们所知，目前还没有研究探讨这种压迫所带来的宗教影响。这些影响是一个真实且紧迫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人权组织而言。伊斯兰教是维吾尔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攻击并被蓄意压制。
中国政府——我们认为，对维吾尔种族灭绝这一特定维度的关注缺失，是一个严重的缺口。为了填补学术上的这一空白，我们选择聚焦于这一特定方面，并探讨一些针对中国政府旨在抹除维吾尔身份和文化的政策与做法，所做出的哲学和宗教层面的回应。
研究数据
本文收集的数据是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委员会资助的一项名为《宗派宗教中的儿童与国家控制，1950–2020》研究的一部分，该研究由苏珊·J·帕尔默指导，并由麦吉尔大学宗教研究学院执行。我们的团队收集了关于该主题的三类资料。第一类资料由我们研究团队的成员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提供，他收到了一位居住在加拿大、正在参加在线《古兰经》课程的匿名维吾尔女性的日记副本。该课程是在2021年初新冠疫情期间为维吾尔成年人开设的。自1949年以来，维吾尔人在学习和坚持其宗教与文化传统方面一直面临着持续的挑战。自2016年起，中国共产党已正式将学习或实践伊斯兰教，甚至拥有《古兰经》定为非法，这种宗教不宽容程度是自文化大革命（1966–1976）结束以来前所未见的[14]。因此，许多逃离中国的维吾尔人非常珍惜他们新获得的自由，去探索和重新评估他们此前被压制的穆斯林身份[15]。
维吾尔人尝试重新接触伊斯兰教的方式之一，就是参加关于《古兰经》的宗教课程。如前所述，其中一门课程于2021年面向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成年人开设。该在线课程仅对注册的维吾尔学员开放，因此，提供给我们研究员迪尔穆拉特·马赫穆特的这份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维吾尔学员们讨论的内容。虽然这位女性的日记主要由课堂笔记组成，但最让迪尔穆拉特博士感兴趣的是她记录的同学间关于“他们民族所遭受的苦难究竟应被视为一种神圣的考验，还是一种神圣的惩罚”的在线讨论。这本日记包含了十六名维吾尔成年学员的叙述，这些讨论的内容可以在附录中找到。
想要了解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看法和信念，另一个渠道就是通过受过专业训练的宗教老师。因此，我们的另一位研究员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邀请了两位伊玛目，请他们分享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看法[16]。乌敦采访了现居土耳其的著名维吾尔族伊玛目兼伊斯兰学者阿卜杜拉齐兹·拉赫穆图拉博士[17]，以及现居蒙特利尔的伊斯兰学者兼教师阿卜杜杰利勒·布格拉伊玛目。阿卜杜杰利勒·布格拉伊玛目是通过电子邮件回复了阿卜杜穆克提达尔的问题。除了这两个来源，我们还会研究维吾尔族年轻活动人士卡比尔·库尔班的在线采访内容。
我们先来看看这些日记，特别是关于参与者被问到的那个问题：维吾尔族面临的种族灭绝到底是安拉的考验还是惩罚？日记作者把同学们的回答分成了四类：一类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考验；另一类觉得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惩罚；那些将维吾尔种族灭绝视为安拉的考验与惩罚的人；以及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的人。出于匿名考虑，所有姓名均已删除，并为每位参与者分配了一个字母代号。
表1：在加拿大参加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族学员反馈。
（参与者代号：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的考验 / 是安拉的惩罚 / 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感到困惑）
- 维吾尔A：是（考验）
- 维吾尔B：是（考验）
- 维吾尔C：是（惩罚）
- 维吾尔D：是（考验）
- 维吾尔F：是（考验）
- 维吾尔G：是（考验）
- 维吾尔H：感到困惑
- 维吾尔J：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K：是（考验）
- 维吾尔L：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M：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O：是（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 维吾尔Q：是（考验）
- 维吾尔R：是（考验）
- 维吾尔W：是（考验）
- 维吾尔Z：感到困惑
维吾尔人与伊斯兰教
维吾尔族是一个突厥语系民族，居住在中国西北边陲，那里也是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18世纪末，满清帝国将维吾尔人的家园并入中国版图，并一直通过间接统治的方式管理当地，直到1884年新疆建省[18]。满清王朝覆灭后，维吾尔人曾两次短暂地获得过独立[19]。
如今，维吾尔族是中国官方认定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根据2017年的人口普查，维吾尔族人口略多于1200万，但许多维吾尔人认为这个数字实际上可能在2000万到3500万之间。维吾尔人的家园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蕴藏着中国20%以上的天然气、煤炭和其他化石资源，其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也位居全国第二[20]。2019年，中国自然资源部估计塔里木盆地拥有9.7万亿立方米的超深层天然气资源，占全国潜在天然气储量的60%[21]。与此同时，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中国贡献了全球约22%的棉花供应，而2018年中国84%的棉花产自维吾尔地区[22]。因此，考虑到中国为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和5G技术等战略性能源计划所做的努力，该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在皈依伊斯兰教前后，维吾尔人在中亚建立了许多王国，并在中亚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3]。自10世纪以来，维吾尔人一直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哈乃斐学派，该学派与他们本土前伊斯兰时期的萨满教、摩尼教和佛教传统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24]。在当下的语境中，大多数维吾尔人将他们的穆斯林信仰视为其集体认同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25]。
一直到20世纪初，维吾尔族的教育主要还是靠伊斯兰学校。随着俄罗斯帝国势力进入中亚，当地知识分子开始搞起现代教育改革，他们尝试建立“扎吉德”学校，在传统的伊斯兰教育之外，还提供世俗教育[26]。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些学校在维吾尔人的家乡遍地开花。现代维吾尔伊斯兰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扎吉德主义，它把伊斯兰教育和世俗教育以一种融合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27]。
1949年之后，除了80年代和90年代那段“可控的宽容”时期，维吾尔人家乡的宗教教育一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严格的限制[28]。尽管如此，直到最近几年，维吾尔人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私下里的口头传统，将宗教知识传给下一代[29]。然而，2017年之后，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根除维吾尔人的伊斯兰教，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化”或世俗化的做法[30]。
比如，2017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出台。根据这项条例，凡是被国家认为过于虔诚或表现出任何宗教行为的人，都会被贴上“极端分子”的标签，并被送进“集中教育培训中心”，以消除他们所谓的“极端”宗教思想[31]。
哪怕只是表现出一点点宗教倾向，都可能被扣上“宗教极端主义”的帽子。举个例子，201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发布的一份政府文件里，列出了75种会被认定为“宗教极端主义”的行为，一旦沾上，就可能面临被关押的风险。这些行为里包括一些常见的伊斯兰教习俗，比如在清真寺外聚众礼拜、“无正当理由参与宗教活动”，以及女性佩戴头巾。这份清单甚至还包括一些非常模糊且无害的行为，比如留“大胡子”，或者突然戒烟戒酒[32]。
后来，被视为极端主义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学者指出，中国政府将以下行为也列为宗教极端主义的指标：出国旅游或计划出国留学（特别是去穆斯林国家），有亲属在国外（特别是穆斯林国家），佩戴任何宗教标志，定期礼拜，斋月封斋，去麦加朝觐，教孩子伊斯兰教知识，给孩子起伊斯兰教名字，参加周五礼拜，持有或传播敏感的数字内容（比如包含宗教语言的信息，像《古兰经》经文或图片、对《古兰经》的解读，或者女性佩戴宗教标志和礼拜的照片等）[33]。
与此同时，成百上千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寺和墓地被拆除，许多伊斯兰圣地也遭到中国政府的亵渎或破坏[34]。当前的这种环境在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家园已经把维吾尔人的伊斯兰信仰定为犯罪，以至于没人敢说一句最简单的伊斯兰问候语——“色兰”，更别提去尝试践行更具体的宗教习俗了[35]。尽管维吾尔人在自己的家园里持续遭受宗教压迫，但伊斯兰教依然是维吾尔人身份认同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并持续塑造和影响着他们对世界的认知。
伊斯兰教中的神义论
“神义论”这个词最初是由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在他的《神义论》（1710）一书中提出的，它由两个希腊词汇组成——“神”和“正义”。这个概念包含两层含义：首先，从最初且准确的意义上讲，它“旨在证明神的正义不会因为世间存在的种种邪恶而受到损害”[36]。其次，用弥尔顿的话说，它是“向世人证明上帝之道是正义的”尝试。这是一个专业术语，指在邪恶面前为上帝的正义进行辩护[37]。更广泛地说，神义论指的是试图解释或理清苦难的意义[38]。
伊斯兰教中的神义论最初作为对上帝“绝对全能”的肯定而出现，这与“一种理性的神圣正义观”直接挂钩[39]。学者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穆斯林思想家和他们的基督教同行一样，都强调上帝的正义与仁慈，但“在伊斯兰神学中，邪恶问题并没有像在西方传统中那样占据核心地位”[40]。对许多穆斯林学者来说，“邪恶”似乎“仅仅是善的缺失的一个代名词而已”[41]。
前现代时期的伊斯兰学者，尤其是穆尔太齐赖派的神学家们[42]，曾主张苦难或邪恶的存在并非坏事，因为这能让人们在来世获得更大的奖赏。然而，邪恶源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而非上帝，上帝只负责惩罚作恶者。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什叶派伊斯兰教所采纳[43]。在逊尼派伊斯兰教中，人类的自由意志似乎没那么绝对。学者指出：
上帝在人身上创造了执行某种行为的权力、能力、选择和意志；而人被赋予了这种派生的权力，从而自由地选择其中一种方案，并打算或意愿去执行该行为；与这种意图相对应，上帝创造并完成了这一行为[44]。
关于邪恶的本质，极具影响力的穆斯林哲学家伊本·西那认为：“邪恶是一种不存在的东西，它没有本质，只是本质的缺失或不完美。”[45]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邪恶是某种不存在的东西，它的缺失等同于存在于万物中的不完美。最终，伊本·西那愿意断言，世界上确实存在一定数量的邪恶，但与宇宙中巨大的善相比，这种数量是微不足道的[46]。其他杰出的伊斯兰学者对邪恶及其在世界上的存在提出了更详细的见解。例如，另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安萨里指出，邪恶是必要的，因为事物若无对立面就无法被认知。因此，人若不知疾病就无法知晓健康，若不知地狱就无法知晓天堂，以此类推[47]。然而，这种“事物只能通过对立面来认知”的观点并非伊斯兰传统中所有人的共识。对于汉巴里学派学者、杰出的穆斯林法学家伊本·泰米叶来说，邪恶具有一种教育意义，因为它在世界的自然秩序中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从这位法学家的角度来看，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因此本质上是善的[48]。因此，邪恶永远不能直接归咎于上帝。
根据学者的说法，在伊本·泰米叶的分类学中，邪恶可以分为三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第一，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总体上都是完全向善的；邪恶是相对的，仅从受造物的角度存在。第二，邪恶是受造秩序完美性的一种必然伴随物。第三，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善的普遍性在数量上远大于邪恶[49]。此外，并非所有伊斯兰学者都认为邪恶在数量上较少或微不足道。极具影响力和创新精神的穆斯林哲学家法赫尔丁·拉齐反驳了伊本·西那关于神义论的乐观立场，他指出：“真正的快乐很少被体验到，而且转瞬即逝。所以从数量上讲，占压倒性多数的不是善，而是邪恶。”[50] 事实上，拉齐采取了一种非常反神义论的立场，并认为伊斯兰神义论“必须严格以主体为中心，最终只是一种徒劳的练习”[51]。
不少学者都指出，苏菲主义对维吾尔伊斯兰教的演变有着深远的影响[52]。历史学家瑞安·瑟姆特别强调了苏菲思想在十六、十七世纪传播的重要性，这一时期被视为东突厥斯坦南部地区“伊斯兰化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重要阶段”[53]。苏菲派神学家在将“恶”与“神意”联系起来时，很大程度上沿用了伊本·西那的本体论视角。因此，既然万物皆由真主所造，而造物本身终归是善的，人类就必须顺从神意，并仰赖真主的仁慈与智慧。比如，神秘主义诗人鲁米就更进一步，直接把“恶”归因于真主：“真主既意欲善，也意欲恶，但他只认可善。”[54]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对“恶”的理解并不会影响真主在道德上的完美性，因为归根结底，恶的存在是“为了实现更伟大的善”[55]。乐观主义是苏菲传统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正如学者所言：“苏菲派并不总是纠结于这个世界是否是最好的，但他们通常会肯定，真主创造恶是为了将其作为修行路上的磨炼工具。”[56] 正如学者所言：“神秘主义者能够理解，真主的愤怒其实是伪装的仁慈；他施加给信徒的痛苦与惩罚，对于他们的灵性成长是必要的——就像病人必须服用苦药一样。”[57]
赛义德·努尔西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伊斯兰现代派神学家，他直接把“恶”的存在和“来世”联系在了一起，认为如果不谈来世，根本就没法真正理解“恶”到底意味着什么[58]。在努尔西看来，死亡是通往来世的唯一入口，也是“真主那包罗万象的仁慈与无处不在的善”的一部分，因为真主是最公正、最慈悲的[59]。这些观点和学者的看法不谋而合。学者本人非常谨慎，他从不给“恶的问题”提供一个所谓的“伊斯兰标准答案”，而是强调穆斯林学者和信徒们普遍达成了一个共识：古兰经与“恶”的存在在逻辑上是“兼容”的[60]。
身在加拿大与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之声
尽管中国一直在试图从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中抹除伊斯兰教的影响，但伊斯兰教始终是维吾尔人身份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哪怕它有时不得不保持沉默、转入地下。鉴于此，许多维吾尔人从伊斯兰信仰或神义论的角度去思考或讨论正在发生的“维吾尔种族灭绝”，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大家思考的深度和理解程度各不相同。这里要分析的言论就体现了这种思考，它们来自十六位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成年人，他们都自认为是穆斯林，且在2021年初参加了一个在线《古兰经》课程。当时课程参与者被问到一个问题：“维吾尔人的苦难是安拉的惩罚，还是考验？”其中一位维吾尔女性参与者将大家的回答记录在了日记里。这些笔记最初是用维吾尔语写的，后由迪尔穆拉特·马木提博士翻译。这十六位维吾尔《古兰经》学员的回答被研究团队归纳为四类：九人认为种族灭绝是一种考验，一人认为是惩罚，四人认为两者皆有，还有两人不确定。
日记中记录的这些回应，可以被看作是关于苦难与邪恶的自发性宗教思考，同时也应被理解为对“身为穆斯林意味着什么”的反思。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政权实施的压迫性政策，这些参与者在移居加拿大之前都经历过高压环境，因此他们对《古兰经》的熟悉程度相对有限。正如维吾尔参与者M所言：
在中国的统治下，我们在身份认同、宗教信仰、文化和教育等方面面临着重重限制和侵犯。我们被中共的错误思想洗脑，在[伊斯兰]教育方面也被搞得一无所知。
因此，这些回应与那位在加拿大长大的维吾尔族年轻活动家，以及两位受过正规宗教教育的伊玛目的陈述有所不同，后者的回应展现了对伊斯兰教更深层次的理解。正因如此，他们的陈述从传统的伊斯兰视角出发，对维吾尔种族灭绝进行了更细腻的反思。
通过结合这三种视角——重新接触伊斯兰传统的维吾尔参与者、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家以及受过专业训练的维吾尔族伊玛目，我们得以独特地窥见生活在加拿大的维吾尔群体是如何通过伊斯兰视角来思考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在审视并分析了他们关于“维吾尔人的苦难究竟是神的惩罚还是考验”这一问题的回应后，我们认为，这些回应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维吾尔式”神义论。日记中记录的这些陈述，可以被视为参与者们在构建神义论方面的初步尝试，尽管他们可能并不熟悉“神义论”这个术语或概念。
我们将首先聚焦于在线古兰经班的参与者和那位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家所给出的回应。这些被噤声的维吾尔人提出了经典神义论中经常遇到的根本性问题：“为什么神允许邪恶存在？”他们纠结于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神既全能又仁慈，却为何允许邪恶和苦难降临在信徒身上？基于每位参与者的回应，研究团队将答案归纳为四种论证类型：诺斯替论证、神话论证、末世论证和奥秘论证。每种论证都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进行定义和解释。
诺斯替论证：在现代学术界，“诺斯替”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术语，对于它的含义也尚未达成共识。然而，就本文及相关研究而言，我们将该术语定义为一种超验策略，即贬低人体和物质世界，降低其重要性，同时强调永恒精神领域或来世的真实性。从这种诺斯替视角来看，人类的苦难被视为暂时的，是可以在天堂得到纠正或补偿的。我们归入这一类别的维吾尔人的回应，都带有这种“暂时性”的意味，并将现世的行为和作为理解为可以在来世得到补偿。
维吾尔人 A 指出：
人来到这世上，注定要面对各种考验，咱们必须得认真对待。只要能顺利闯过这些关卡，就能拿到安拉许诺给我们的奖赏。这世界不过是暂时的，只有后世才是永恒的。
维吾尔 M 认为，这是一种洗清罪孽的过程，最终会通向天堂的奖赏：
如果安拉给祂钟爱的仆人降下考验，那是为了磨练他们的意志；而对于那些有罪的仆人，祂降下考验则是为了洗净他们的罪过。如果这些仆人能扛住安拉的考验，无论遭遇什么灾祸都能坚持到底，那他们过去的罪孽就会被一笔勾销。这些仆人最终得到的奖赏，必然是天堂。
维吾尔 G 也认同这种说法，并补充说作恶的人终将受到惩罚：
那些在世上受压迫、无力自保的好人，在安拉眼中终究会进入天堂。他们在世上所受的苦难，只会洗去他们的罪孽，并提升他们在天堂的品级。如果坏人在世上受了惩罚，那他们就是两头落空，在今世和后世都是输家。如果坏人在世上没受到惩罚，他们也逃不过安拉的震怒，作恶者在今世会遭到诅咒，在后世也绝对逃不掉安拉的惩罚。
这种逻辑和学者的“灵魂塑造神义论”有相似之处，该理论认为苦难在我们的道德和精神成长中起着关键作用，让我们能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变得更接近神圣[61]。
卡比尔·库尔班是一位旅居加拿大的维吾尔族年轻活动人士，他将维吾尔危机和他个人面临的挑战都视为奋斗的一部分，这个概念直接与安拉的考验挂钩[62]。他表示：
没错，这就是我的奋斗，这个词其实就是“奋斗”的意思。我去找我的伊玛目，总是问他：“我该怎么面对这一切？”他就像是说：“我没法给你答案，我真希望我有。”因为没人能给出答案。但他们说，这就是你的奋斗，这就是你的奋斗，你必须得挺过去。我已经接受了，这就是我的奋斗，不是媒体口中那种版本的，而是真正的、为了行善而进行的宗教奋斗。
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库尔班将他的政治行动与信仰联系在一起，这增强了他的能动性和乐观心态。他说他经常向真主祈祷，寻求帮助。他提到：“如果我没有信仰，我真的会崩溃的。”他还分享说，他母亲总是叮嘱他为被关押的表亲祈祷，这帮助他在身陷囹圄的情况下依然能坚守信仰。最终归根结底，库尔班解释说，所有的苦难和挣扎都不会白费，它们终将带来丰厚的回报。他表示：
世间的一切苦难，我们都将其视为提升自我、行善的机会；能够真正去做善事并提升自己，这本身就是一种恩典。
神话论证
我们在日记反馈中发现的第二个特征，与某种超自然层面的邪恶概念有关，我们将这种论证归类为“神话论证”。该论证认为，现存的邪恶（在此指维吾尔族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根植于创世之初的原始行为，即混沌被秩序化以创造世界。因此，邪恶被认为从一开始就存在，而关于不公的观念在亚伯拉罕诸教的圣典叙事中都有体现。然而，这种不公的观念在伊斯兰传统内部引发了一些紧张点。这些维吾尔族穆斯林学生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他们被迫偏离了对伊斯兰教五功[63]的严格遵守，但他们又该如何承担责任呢？如果维吾尔种族灭绝真的是一种神圣的正义，那么被迫陷入如此可怕的境地却得不到任何解脱，这种正义又体现在哪里呢？
维吾尔族受访者D面对这种困境时，会从《古兰经》记载的神话往昔中寻找英雄人物，以此来解读当下的遭遇。他们将古埃及法老统治下被奴役的以色列人，与如今在习近平治下被中国政府关押或压迫的维吾尔人进行类比。这种视角赋予了苦难一种尊严感和更深层的意义，暗示着苦难终将结束，而压迫者也必将受到惩罚。维吾尔族受访者M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只要我们不背叛真主，真主就会保佑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暴君能长久，真主的惩罚是严厉的。”
维吾尔族受访者G对这种“神话论证”的运用则略有不同。他认为，在古老的经文故事里，真主惩罚人类的方式仅仅是通过各种自然灾害。因此，在G看来，维吾尔种族灭绝并非神罚，而是一场“神圣的考验”。他表示：
真主从不亏待无辜的人。在《古兰经》中关于诺亚和罗得的故事里，真主惩罚了那些违抗祂、在世间作恶的人，并赐福给那些遵守诫命、行善的人。然而，我们从未在《古兰经》中看到任何关于“真主通过人之手来实施惩罚”的说法。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真主通过各种自然灾害来惩罚人类。比如，诺亚的族人遭遇了洪水，舒阿卜的族人被云中的火所惩罚，罗得的族人被天降的乱石所灭，或是遭遇了诸如虫灾、巨响等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
末世论论证
从日记反馈中总结出的第三个特征显示，维吾尔族参与者将邪恶与苦难——特别是与维吾尔种族灭绝相关的苦难——理解为一种“觉醒”。我们将这种论证归类为“末世论”，它将种族灭绝视为一种“启蒙的磨难”，一种从沉睡中觉醒，吹响战斗的号角。一些维吾尔族参与者的陈述表明，维吾尔家园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是一场善恶势力之间末日决战的一部分。维吾尔族受访者F指出：
这场考验真的把我们从沉睡中叫醒了。如果安拉没有降下这场考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认清中国这个真正的敌人呢？我们可能还会一直把他们当朋友。如果今天这些磨难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可能意识到共产中国的邪恶？这些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我们永远无法与中国共存。在一个正义荡然无存的土地上，绝不会有任何美好可言。如果我们与中国人抗争到底，只要安拉意欲，我们一定会赢。
维吾尔族受访者M认为，这场种族灭绝可能是一种宇宙级的筛选。正如他们所言：“通过降下这些考验，安拉让我们当中的恶人暴露出来，并将虔诚善良的人与伪君子分离开来。”维吾尔族受访者R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安拉通过降下一些考验，帮助我们认清了身边的人。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察觉到我们内部的叛徒和伪君子。他想要剔除我们当中的坏人，变得更纯洁。
这种论调带来了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自2016年以来，中国政府在“严打”运动中最早逮捕的许多人，都是维吾尔族的宗教领袖，以及维吾尔历史和文学领域的作家、教授或历史学家[64]。然而，维吾尔族受访者M和R的这种回应，将种族灭绝定义为一种必要的过程，用来考验和惩罚那些“叛徒和伪君子”。维吾尔族受访者O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思路，试图通过将正在接受考验的“好人”与将要受到惩罚的“坏人”区分开来，来解决这一矛盾——这种区分在受访者M和R的回答中并不明确。维吾尔族受访者O认为：
但如果我们看看现代维吾尔社会，确实存在腐败、欺诈，比如偷盗和杀人。这些不道德的行为确实变多了。每当我遇到这种事和这种人，我个人觉得这是安拉的惩罚……但当我看到我那些无辜受苦的兄弟姐妹时，我觉得这是一种考验。
维吾尔族受访者Z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我们中间有好人也有坏人，和其他群体一样。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对那些不信安拉、做宗教禁止的坏事的人的惩罚。但对于那些虔诚、善良、守规矩的人来说，这场灾难不是惩罚，而是一种考验。
同样，维吾尔族受访者G强调了安拉的公正和仁慈，同时批评了那种认为维吾尔人的苦难只能被理解为安拉惩罚的论调：
在这场巨大的种族灭绝背后，可能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深意。把强者压迫弱者看作是安拉的惩罚，这是对安拉的侮辱。怎么能把人的压迫和安拉的惩罚相提并论呢？况且，安拉根本不需要利用一群强者去惩罚弱者或罪人。就像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一样，整个民族也不可能被定义为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
奥秘论证
我们在日记里发现的最后一个特征，被我们归类为“神秘性”。这个类别强调了上帝行为中那种不可知的成分，认为信徒不该试图去理性化上帝的旨意，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参透，它永远是个谜。那些虔诚的信徒只需要相信上帝的善意，并接受上帝为人类制定的宏大蓝图是永远无法被人类所知的。
维吾尔族受访者G非常有说服力地反驳了将种族灭绝作为一种惩罚手段的观点，并坚定地否定了“整个群体应为少数人的过错负责”这种想法。他引用《古兰经》中的例子来支持这一论点：
真主绝不会仅仅因为族群中个别人的越界和错误，就去惩罚整个民族。真主从不亏待无辜者。在《古兰经》关于诺亚和罗得的故事里，真主惩罚的是那些违抗他、在世间作恶的人，并赐福给那些遵守诫命、行善的人。然而，我们从未在《古兰经》中看到任何关于“真主的惩罚是通过人类之手来执行”的说法。
此外，维吾尔族受访者G认为，种族灭绝不可能是神圣的惩罚，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等于承认这种行为是正义的，那我们岂不是站在了中国政府那边？他说：“如果我们认为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的事是惩罚，那我们也就等于认为这世上施暴者的压迫是合理的了。”和受访者G类似，维吾尔族受访者O也认为维吾尔人确实曾误入歧途、丢失了宗教身份，但他认为，种族灭绝不应被看作是上帝借中国政权之手行事，而应被视为上帝对信徒的考验，以及对那些犯错者的惩罚。
过去，我们总是坚持走祖先走过的老路。因为我们没有去分析哪条路对、哪条路错，就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真主的正道。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也是维吾尔人目前的处境。作为一个穆斯林民族，我们本该追随真主的道路，但作为容易被蒙蔽的人类，我们没能做到。在反宗教的中国共产党的压力下，我们中的一些人被迫放弃了宗教，或者被疏远了。
习得性回应——伊玛目的视角
如前所述，上面讨论的回应来自不同伊斯兰教识水平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两位受过逊尼派伊斯兰传统教育和培训的维吾尔族伊玛目，是如何看待“维吾尔种族灭绝”的。
参加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所讨论的问题，也被提给了蒙特利尔的一位维吾尔族伊玛目阿布杜吉利尔·布格拉。以下是他针对“真主在维吾尔种族灭绝中扮演的角色”这一议题的回应。他反驳了“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天谴’”这一说法，并提出了以下论点来支持他的主张：
在伊斯兰教义解释的四大基础——《古兰经》经文、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教法类比以及穆斯林公议中，没有任何一条能将如此残酷的种族灭绝与真主的考验或惩罚联系起来。恰恰相反，真主在《古兰经》开篇、每一章的开头，以及章内反复提到自己是“至仁至慈的”[65]。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这场种族灭绝没有任何形而上的根源；相反，这场悲剧的直接原因在于施暴者的恶意企图和行径，以及国际社会不同程度的推波助澜。
他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认为这场种族灭绝应该被视为一种由国家权力机构造成的悲剧性灾难：
针对维吾尔穆斯林的种族灭绝是一场悲剧性的灾难，其根源在于个人、公众、企业、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不负责任、误判错行、极度无知，以及对中共邪恶力量的严重低估。
布格拉伊玛目认为，“这场种族灭绝是对所有人——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的一次重大教训。”他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动荡的历史，以及冷战后助推其崛起的经济投资。在这一语境下，布格拉强调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并将自由意志和政治行动视为导致这场种族灭绝的核心因素。在他看来，我们需要的是更积极的行动回应。
基于本文提出的四个分类，布格拉的一些言论属于奥秘论证范畴。例如，他主张：
真主与维吾尔人民同在，真主迟早会复仇，惩罚那些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元凶。真主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在真主眼中，我们的一千年不过是一天，所以即便在我们看来复仇来得晚，它也终将到来。
在这里，布格拉伊玛目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上帝计划的不可知性，但他论证了惩罚终将到来，只是时间点对我们而言是个未知数。这一点与另外两位维吾尔人（G和O）的说法非常相似，他们都认为神义论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畴。这种观点与犹太哈西德派[66]有潜在的相似之处，后者往往选择绕过神义论中那些令人不安的问题，转而通过纪念和强化宗教实践来表达他们的承诺。他们意识到这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神学谜题，并明白无论是范式思维、契约论，还是报应与考验，这些传统的解释最终都无法涵盖这段危机及其后果的广泛性和复杂性。
关于集体惩罚的神义论
一位现居土耳其的维吾尔族知名伊玛目——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赫梅图拉博士，在2021年6月30日接受了采访，他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神义论[67]。我们想专门开辟一个章节来强调他的观点，因为他的看法非常独特，而且他在学界地位显赫。在古兰经研习班的参与者中，只有一名学生（维吾尔族C）持有类似的观点。
拉赫梅图拉伊玛目认为，这场种族灭绝是对维吾尔民族过去所犯过错的一种“集体惩罚”。当被问及“你如何从宗教角度看待维吾尔民族遭受的种族灭绝？”时，拉赫梅图拉伊玛目回答道：“我认为导致这场压迫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从祖辈开始就没能团结一致。”随后，他列举了几个历史例子来支撑自己的论点：
1）“那些在政治立场和观点上坚定不移的人，总是遭到一些叛徒和伪君子的破坏”；2）“后代放弃了对侵略者的圣战，没有惩处那些为敌效力的叛徒，从而错失了历史机遇”；3）“这也是我们自作自受的结果，正如经文所说：‘凡你们所遭遇的灾难，都是由于你们所作的罪恶；他饶恕你们的许多罪过。’”（在最后一个例子中，他引用了《古兰经》42:30）。
他进一步阐述了这种集体惩罚的观念：
安拉在《古兰经》的许多经文中都对此作了说明，包括不要忽视物质资源、要做好武力准备、保持坚定、保持警惕、服从领袖，以及不要陷入分裂。一个忽视这些胜利前提的民族，注定会遭受苦难，即便其中仍有虔诚生活的人。安拉说：“当你们遭遇灾难的时候——虽然你们曾使敌人遭遇双倍的灾难——你们怎么还说：‘这是从哪里来的呢？’你说：‘这是由于你们自己。’真主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古兰经》3:165）
拉赫马图拉伊玛目还认为，这场种族灭绝不仅是对维吾尔人的考验，也是对全人类的考验：“同样，这种压迫和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既是对东突厥斯坦人民的考验，也是对全人类的考验。”他这样回应了那个古老的问题——“为什么无辜者必须受苦？”：
当一个民族整体遭受惩罚时，好人也会被牵连其中，这是一种天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了那些对我们民族施加种族灭绝的侵略者的罪行。侵略者的罪行属于外部因素。安拉说：“我这样使不义者互为盟友，因为他们所作的罪恶。”（古兰经 6:129）
当被问及“《古兰经》中是否包含可以用来支持‘大规模苦难作为一种考验或惩罚’这一概念的段落？”时，拉赫马图拉伊玛目回答道：“民族的大规模苦难所包含的意义，远不止惩罚那么简单。所有的惩罚都是苦难，但并非所有的苦难都是惩罚。”随后，他引用了《古兰经》中与大规模苦难作为考验或惩罚相关的五段经文：
1) “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民族不改变自己的信仰，真主绝不会改变他所赐予他们的恩惠。真主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古兰经 8:53）
2) “一个民族的状况，真主是不改变的，直到他们改变自己的状况。当真主欲惩罚一个民族的时候，那惩罚是不可抗拒的，除真主外，他们没有保护者。”（古兰经 13:11）
3) “我曾因他们的罪行而惩治他们中的每一伙：其中有的我曾降以暴雨，有的曾被呐喊声所毁灭，有的我曾使大地陷落，有的我曾使他们淹死。真主没有亏待他们，而是他们亏待了自己。”（古兰经 29:40）
4) “由于人们所作的罪恶，陆地和海洋上出现了腐败，以便真主让他们尝尝他们所作的一部分罪恶的后果，或许他们能回归正道。”（古兰经 30:41）
5) “凡你们所遭的灾难，都是因为你们亲手所作的罪恶，他原谅了你们的许多罪过。”（古兰经 42:30）
最后，当被问及“在你看来，在中共禁止宗教实践的统治下，维吾尔人因未能遵守伊斯兰教的五功而受到指责，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时，拉赫马图拉伊玛目回答说：“每个人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尝试遵守伊斯兰教的五功。那些做不到的人，不应该受到指责。”
所以说，虽然这位伊玛目认为种族灭绝是维吾尔族群体过去所犯下的过错和不足所导致的集体后果，但他并不认同维吾尔族个人会遭受神罚这种说法。
“牧灵神义论”一瞥：在古兰经在线课程的学员讨论中，偶尔会提到一个新兴概念，叫作“牧灵神义论”。这个概念强调，神义论必须与现实中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和压迫紧密联系起来。学者已经指出了这方面的实例。
处于“边缘”的神学在各种神学语境中都有体现，包括女性主义神学、解放神学以及黑人神学[68]。正如下文所示，维吾尔族受访者F和M所表达的观点也反映了类似的神学思想，他们主张进行抗争并为争取人权而奔走，但这一切始终是在安拉的指引下进行的。维吾尔族受访者F：
这一连串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我们根本没法和中国共存。在一个正义荡然无存的地方，注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只要我们对中国抗争到底，真主保佑，我们一定会赢。
维吾尔族 M：
我们必须继续为国内那些正遭受迫害的兄弟姐妹们发声。虽然现在的中国国家机器非常强大，但只要我们不背叛真主，真主就一定会保佑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暴君能长久，真主的惩罚是严厉的。
布格拉伊玛目试图通过描绘维吾尔族未来繁荣的愿景来给信众们注入希望，他用了诸如“优素福在法老治下飞黄腾达”以及“埋在土里的花种熬过寒冬”这样的比喻。
牧灵神义论背后的动机和原则，在当今对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教育中都有所体现，比如我们对幸存者证言的推崇，以及主流犹太社群纪念大屠杀的方式，都能看出来。遗憾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集中营幸存者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关于“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故事恐怕很快也会被纳入这一叙事框架中。
我们的目标是分享加拿大维吾尔群体内部对于这场种族灭绝的一些核心观点和讨论。我们试图通过聚焦宗教层面的回应与解读，来审视和分析这些讨论。根据我们的分析，大多数强调“安拉的考验”这一概念的参与者，往往会淡化维吾尔人所受苦难中“惩罚”的意味，因为他们将这些苦难视为安拉天命的一部分。我们将维吾尔人的回应归纳为四种截然不同的论点。尽管这些论点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重叠和关联。所有这些视角似乎都与伊斯兰教义中“淡化邪恶、强调安拉之善”的倾向相吻合，这最容易通过“邪恶的缺失论”，或者说“邪恶是实现更大善的必要伴随物”这一概念来理解[69]。正是在这种淡化邪恶的框架下，拉赫梅图拉伊玛目的观点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安拉所定之“善”的强调——安拉希望祂所有的仆人都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从而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善。虽然布格拉伊玛目并没有试图淡化邪恶，相反，他指出那些作恶、行不义之人绝不可能逃脱惩罚，只是惩罚未必会立刻降临，但终究会到来。因为安拉是“至仁至慈的”，他的观点提供了一种关于报应的可能性，即安拉的惩罚迟早会降临，这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维吾尔活动人士卡比尔来说，他和同胞们所承受的苦难是安拉给予的考验。他的行动主义工作正是由信仰所驱动的，这帮助他专注于克服重重障碍。他们的回应反映出，尽管暴行肆虐，有时甚至让人感到绝望，但伊斯兰信仰为他们提供了答案，帮助他们克服种族灭绝带来的创伤，并找到不仅能继续生活下去，还能获得勇气去对抗压迫者的方法，从而进一步凸显了重新发现并保持自身宗教认同的重要性。
附录：从一份维吾尔族日记中收集的数据反馈与陈述
数据收集方法
这些数据来自一位维吾尔族女性提供的日记，她记录了参与加拿大线上古兰经课程的维吾尔人之间的对话。讨论的核心是维吾尔种族灭绝与他们穆斯林信仰之间的关联。这门线上课程的参与者被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维吾尔人的苦难究竟是安拉的惩罚，还是一种考验？”这段对话发生在2021年初的一个线上平台上。这位女士在确保她本人及所有参与者匿名的情况下，与我们分享了她的日记。
注：
维吾尔语中“考验”一词是“sinaq”或“imtihan”。后者是阿拉伯语词汇，而“sinaq”是维吾尔语词汇。维吾尔语中“惩罚”一词是“jaza”，源自阿拉伯语。“仆人”一词实际上是对“banda”一词的误译，该词源自波斯语，原意为“心腹、忠诚的仆人、附庸”[70]。
线上古兰经课程维吾尔参与者的反馈
日记作者将她同学们的反馈整理并归纳为四类：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考验的人；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安拉惩罚的人；认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既是安拉的考验也是惩罚的人；以及对这个问题感到不确定的人。关于参与者，我们唯一掌握的统计信息是：其中3人为男性，13人为女性。
（参与者反馈清单略，均已在上文分类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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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资源：
[1] 参见“联合国同意将土耳其官方名称更改为‘Türkiye’”，半岛电视台，2022年6月2日，https://www.aljazeera.com/news ... urkey。
[2] John Hick,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以及 Mark S. Scott, “Theodicy at the Margins: New Trajectories for the Problem of Evil,” *Theology Today* 68, no. 2 (2011): 113–204。
[3] 在本文中，我们将使用“东突厥斯坦”或“维吾尔家园”来指代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 Austin Ramzy, “中国网络涌现大量求助：‘向我证明我父亲还活着’”，《纽约时报》，2019年2月17日。
[5] Sheena C. Greitens, Myunghee Lee, and Emir Yazici, “Counterterrorism and Preventive Repression: China’s Changing Strategy in Xinjia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4, no. 3 (2020): 9–47。
[6] Adrien Zenz, “Sterilizations, IUDs, and Mandatory Birth Control: The CCP’s Campaign to Suppress Uyghur Birthrates in Xinjiang,” Jamestown Foundation, 2021年3月17日。
[7] “加拿大议会宣布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种族灭绝”，BBC News Online，2021年2月23日。
[8] “荷兰议会：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是种族灭绝”，路透社，2021年2月25日。
[9] “立陶宛议会认定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种族灭绝”，路透社，2021年5月20日。
[10] Patrick Wintour, “UK MPs Declare China is Committing Genocide Against Uyghurs in Xinjiang,” *The Guardian*, April 22, 2021。
[11] “法国议员正式承认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行为为‘种族灭绝’”，法国24电视台，2022年1月20日。
[12] 《维吾尔种族灭绝：对中国违反1948年种族灭绝公约的审查》（华盛顿特区：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2021年3月）。
[13] “维吾尔法庭判决”，维吾尔法庭，2021年12月9日。
[14] Sean R. Roberts, *The War on the Uyghu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15] Dilmurat Mahmut, Marie-Ève Melanson, Susan J. Palmer, and Abdulmuqtedir Udun, “Becoming ‘true’ Muslims in Canada: Experiences of Uyghur Immigrants,” *Identities* (2023), https://doi.org/10.1080/1070289X.2023.2264643。
[16] Abdulmuqtedir Udun 是一位常驻加拿大渥太华的独立维吾尔族研究员。
[17] 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赫马图拉博士是一位著名的维吾尔族伊斯兰学者，现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萨吉耶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
[18] James A.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19] Gardner Bovingdon, *The Uyghurs: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 Thomas W. Overton, “The Energy Industry in Xinjiang, China: Potential, Problems, and Solutions,” *Power*, January 1, 2016.
[21] Craig Gutherie, “China Looks West to Solve Energy Crisis,” *Petroleum Economist*, August 22, 2019.
[22] Amy K. Lehr and Efthimia Maria Bechrakis, “Connecting the Dots in Xinjiang: Forced Labor, Forced Assimilation, and Western Supply Chain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ctober 16, 2019.
[23]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24] 参见 Rahile Dawut, “Shrine Pilgrimage Among the Uighurs,” *The Silk Road* 6, no. 2 (2009); Rian Thum, *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5] David Brophy, *Uyghur Natio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n the Russia-China Fronti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6] Adeeb Khalid, *The Politics of Muslim Cultural Reform-Jadidism in Central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27] Brophy, *Uyghur Nation*.
[28] Edmund Waite, “The Emergence of Muslim Reformism in Contemporary Xinjiang,” in *Situating the Uyghurs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Routledge, 2007).
[29] Edmund Waite, “The Impact of the State on Islam amongst the Uyghurs,” *Central Asian Survey* 25, no. 3 (2006).
[30] Joanne Smith Finley, “Securitization,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Xinjiang,” *Central Asian Survey* 38, no. 1 (2019).
[31] Darren Byler, *Terror Capitalism: Uyghur Dispossession and Masculinity in a Chinese C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1).
[32] Darren Byler trans., “Identifying Religious Extremism,” Xinjiang Documentation Project, 2017.
[33] Smith Finley, “Securitization,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34] Rachel Harris, “Bulldozing mosques: The latest tactic in China’s war against Uighur culture,” *The Guardian*, April 7, 2019.
[35] T. Hamut Izgil, *Waiting to Be Arrested at Night: A Uyghur Poet’s Memoire of China’s Genocide* (Penguin Press, 2023).
[36] 埃里克·林恩·奥姆斯比，《伊斯兰思想中的神义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页。
[37] 约翰·弥尔顿，《失乐园》（第一卷，第26行）。
[38] Scott, “Pathways in Theodicy.”
[39] 奥姆斯比，《伊斯兰思想中的神义论》，第16页。
[40] 同上，第4页。
[41]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新城市出版社，2013年。
[42] 《大英百科全书》，“穆尔太齐赖派”，2020年。
[43] Ayman Shihadeh, “Suffering,” in *Medieval Islamic Civilization: An Encyclopedia* (Routledge, 2006).
[44] Al-Shahrastani, quoted in Roy Jackson, *What is Islamic Philosophy?* (Routledge, 2014), 33.
[45] 阿维森纳（伊本·西那），《治愈之书》（德黑兰：纳赛尔·霍斯鲁出版社，1985年），第381页。
[46] Jon Hoover, *Ibn Taymiyya’s Theodicy of Perpetual Optimism* (Brill, 2007), 177.
[47] 同上，第178页。
[48] 同上。
[49] 同上，第181页。
[50] Ayman Shihadeh, “Avicenna’s Theodicy and al-Rāzī’s Anti-Theodicy,”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Islamicate World* 7 (2019): 75.
[51] 同上，第61页。
[52] Rémi Castets, “Uyghur Islam: Caught between Foreign Influences and Domestic,” in *China and India in Central Asia*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215–233.
[53] Thum, *The Sacred Routes*, 42.
[54] Ozgur Koca, “Ibn ‘Arabi (1165–1240) and Rumi (1207–1273) on the Problem of Evil,” *Islam and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28, no. 3 (2017): 303.
[55] 同上。
[56] Hoover, *Ibn Taymiyya’s Theodicy*, 3.
[57] 安内玛丽·席梅尔，《伊斯兰教的神秘维度》（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198页。
[58] Ian Markham, *Living in the Light of Death: On the Art of Being at One with Badiuzzaman Said Nursi* (Routledge, 2016).
[59] Bilal Kuşpinar, “Death in Nursi’s Thought,” 2016.
[60] Safaruk Chowdhury, *Islamic The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21), 2.
[61] Hick,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62] Asma Afsaruddin, “jihad,”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2023.
[63] 译者注：伊斯兰教五功即念证、礼拜、天课、斋戒、朝觐。
[64] Marie Trédaniel and Pak K. Lee, “Explaining the Chinese Framing of the ‘terrorist’ violence in Xinjiang,” *Nationalities Papers* 46, no. 1 (2018): 177–195.
[65] 穆克提德通过WhatsApp向布格拉伊玛目提问，后者于2021年10月19日回复。
[66] 参见 Nissan Dovid Dubo, “Belief after the Holocaust,” Chabad.Org, 2021.
[67] 访谈记录于2021年6月30日由阿卜杜穆克提达尔·乌敦进行。
[68] Scott, “Theodicy at the Margins,” 149–52.
[69] Ormsby, *Theodicy in Islamic Thought*, 27.
[70] 参见《伊朗百科全书》中关于“banda”的词条，1988年12月15日。
伊斯坦布尔悼念阿里什库惨案：东突厥斯坦组织共同发声
维吾尔穆斯林种族灭绝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6 次浏览 • 2026-07-30 09:55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伊斯坦布尔悼念阿里什库惨案：东突厥斯坦组织共同发声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一）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二）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三）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四）
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纪念活动。
7月28日，土耳其多个东突厥斯坦组织在伊斯坦布尔塞法柯伊区联合举办纪念活动，纪念阿里什库（İlişku）惨案12周年。
来自各组织的官员、代表和社区人士发言，谈到了这场惨案的历史背景、中国的残酷罪行、东突厥斯坦人民反抗中国占领和杀戮的意义与影响，以及在海外侨民群体中传承烈士自我牺牲精神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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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悼念阿里什库惨案：东突厥斯坦组织共同发声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一）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二）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三）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四）
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纪念活动。
7月28日，土耳其多个东突厥斯坦组织在伊斯坦布尔塞法柯伊区联合举办纪念活动，纪念阿里什库（İlişku）惨案12周年。
来自各组织的官员、代表和社区人士发言，谈到了这场惨案的历史背景、中国的残酷罪行、东突厥斯坦人民反抗中国占领和杀戮的意义与影响，以及在海外侨民群体中传承烈士自我牺牲精神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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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悼念阿里什库惨案：东突厥斯坦组织共同发声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一）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二）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三）
图：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纪念活动现场（四）
阿里什库惨案12周年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纪念活动。
7月28日，土耳其多个东突厥斯坦组织在伊斯坦布尔塞法柯伊区联合举办纪念活动，纪念阿里什库（İlişku）惨案12周年。
来自各组织的官员、代表和社区人士发言，谈到了这场惨案的历史背景、中国的残酷罪行、东突厥斯坦人民反抗中国占领和杀戮的意义与影响，以及在海外侨民群体中传承烈士自我牺牲精神的重要性。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的“遣返计划”：罗兴亚人的回家路，还是通往深渊的陷阱？
罗兴亚穆斯林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3 次浏览 • 2026-07-30 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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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缅甸军政府的暴行与罗兴亚人的苦难，马来西亚政府的承诺究竟是救赎还是又一场政治作秀？
针对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关于遣返5000名罗兴亚人的言论，本文作者提出强烈质疑，指出缅甸法律未变、局势动荡，该计划缺乏透明度与保障，恐将罗兴亚人置于更危险的境地。
图：Mohammed Dullah (@romddullah) on X
安瓦尔·易卜拉欣声称缅甸已同意接收5000名罗兴亚人。可我想问，回到哪里去？那部剥夺了我们公民权的1982年法律至今分毫未改。就在四天前，他自己的外交部副部长还说，这事儿得看缅甸愿不愿意收，可缅甸那边根本什么都没确认过。
目前在马来西亚移民拘留中心里，关押着5102名罗兴亚同胞。他宣布要遣返5000人，我倒想听听他亲口说，这两拨人不是同一批。现在的若开邦根本不在军政府的控制之下，而是由若开军掌控，人权观察组织在2025年7月就已经记录了他们对罗兴亚人的暴行。
请把所谓的协议拿出来，写明日期，告诉我们是谁签的字。在那之前，这不过是把“驱逐出境”换了个好听的说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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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缅甸军政府的暴行与罗兴亚人的苦难，马来西亚政府的承诺究竟是救赎还是又一场政治作秀？
针对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关于遣返5000名罗兴亚人的言论，本文作者提出强烈质疑，指出缅甸法律未变、局势动荡，该计划缺乏透明度与保障，恐将罗兴亚人置于更危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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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瓦尔·易卜拉欣声称缅甸已同意接收5000名罗兴亚人。可我想问，回到哪里去？那部剥夺了我们公民权的1982年法律至今分毫未改。就在四天前，他自己的外交部副部长还说，这事儿得看缅甸愿不愿意收，可缅甸那边根本什么都没确认过。
目前在马来西亚移民拘留中心里，关押着5102名罗兴亚同胞。他宣布要遣返5000人，我倒想听听他亲口说，这两拨人不是同一批。现在的若开邦根本不在军政府的控制之下，而是由若开军掌控，人权观察组织在2025年7月就已经记录了他们对罗兴亚人的暴行。
请把所谓的协议拿出来，写明日期，告诉我们是谁签的字。在那之前，这不过是把“驱逐出境”换了个好听的说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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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缅甸军政府的暴行与罗兴亚人的苦难，马来西亚政府的承诺究竟是救赎还是又一场政治作秀？
针对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关于遣返5000名罗兴亚人的言论，本文作者提出强烈质疑，指出缅甸法律未变、局势动荡，该计划缺乏透明度与保障，恐将罗兴亚人置于更危险的境地。
图：Mohammed Dullah (@romddullah) on X
安瓦尔·易卜拉欣声称缅甸已同意接收5000名罗兴亚人。可我想问，回到哪里去？那部剥夺了我们公民权的1982年法律至今分毫未改。就在四天前，他自己的外交部副部长还说，这事儿得看缅甸愿不愿意收，可缅甸那边根本什么都没确认过。
目前在马来西亚移民拘留中心里，关押着5102名罗兴亚同胞。他宣布要遣返5000人，我倒想听听他亲口说，这两拨人不是同一批。现在的若开邦根本不在军政府的控制之下，而是由若开军掌控，人权观察组织在2025年7月就已经记录了他们对罗兴亚人的暴行。
请把所谓的协议拿出来，写明日期，告诉我们是谁签的字。在那之前，这不过是把“驱逐出境”换了个好听的说法罢了。
面对缅甸军政府的暴行与罗兴亚人的苦难，马来西亚政府的承诺究竟是救赎还是又一场政治作秀？
针对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关于遣返5000名罗兴亚人的言论，本文作者提出强烈质疑，指出缅甸法律未变、局势动荡，该计划缺乏透明度与保障，恐将罗兴亚人置于更危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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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瓦尔·易卜拉欣声称缅甸已同意接收5000名罗兴亚人。可我想问，回到哪里去？那部剥夺了我们公民权的1982年法律至今分毫未改。就在四天前，他自己的外交部副部长还说，这事儿得看缅甸愿不愿意收，可缅甸那边根本什么都没确认过。
目前在马来西亚移民拘留中心里，关押着5102名罗兴亚同胞。他宣布要遣返5000人，我倒想听听他亲口说，这两拨人不是同一批。现在的若开邦根本不在军政府的控制之下，而是由若开军掌控，人权观察组织在2025年7月就已经记录了他们对罗兴亚人的暴行。
请把所谓的协议拿出来，写明日期，告诉我们是谁签的字。在那之前，这不过是把“驱逐出境”换了个好听的说法罢了。
血染的斋月：揭开2014年叶城伊力其大屠杀的惨痛真相
人权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5 次浏览 • 2026-07-30 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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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uygurhaber.com/cinin-dunyadan-gizledigi-vahset-yarkent-ilisku-katliami/
原文标题：Çin'in dünyadan gizlediği vahşet: Yarkent-İlişku Katliamı
作者：uygurhaber.com
作者简介：本报道整理自uygurhaber.com，旨在记录被遗忘的苦难，让真相在造物主的见证下流传。
血染的斋月：揭开2014年叶城伊力其大屠杀的惨痛真相
造物主见证的苦难：当清真寺的祈祷声被炮火淹没，那段被强权抹去的血泪史。
2014年7月28日，斋月期间，东突厥斯坦叶城县伊力其乡遭遇了惨绝人寰的屠杀。中国军队动用重武器进行海陆空打击，导致超过3000名维吾尔穆斯林遇难。这一暴行至今仍被掩盖，揭露真相的勇士也下落不明。
图：Çin'in dünyadan gizlediği vahşet: Yarkent-İlişku Katliamı
2014年7月28日，这一天被刻在了东突厥斯坦的史册上，那是充满剧痛与压迫的一天。在那段时期，中国当局对穆斯林同胞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愈发疯狂。
正值斋月期间，东突厥斯坦喀什地区叶城县的伊力其乡，遭到了入侵军队的重火力海陆空轰炸。中国政府将东突厥斯坦严密封锁，试图将这场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从世人眼中抹去。
2014年7月28日，叶城到底发生了什么？
自2008年起，中国开始限制东突厥斯坦的出行自由，并压制公共空间的言论。2010年后，当局变本加厉，禁止佩戴头巾和限制宗教礼拜，甚至开始强行掠夺维吾尔人的私人财产。
起义蔓延至全县。
由于全境遭受压迫，叶城和伊力其的维吾尔人与当地汉人之间爆发了冲突。导火索是一名醉酒的汉人驾车撞死了一名维吾尔家庭成员，而肇事者竟未受任何惩罚，这激起了维吾尔民众的强烈愤慨。
三个居民区被夷为平地。
2014年7月27日，斋月的最后一天，在贝什肯特村，数十名因不愿摘下头巾的女性在礼拜后被拘捕。穆斯林维吾尔人抗议道：“这是我们信仰的要求，你们触碰了我们的底线。”但抗议无效，双方爆发了冲突。消息传开后，叶城全境民众奋起反抗，抵制中国当局的暴行。
对此，中国当局动用区域军事力量进行了残酷镇压。军队通过海陆空协同，将三个居民区彻底夷为平地。
超过3000名维吾尔穆斯林惨遭屠杀。
一名22岁的维吾尔青年作为目击者，成功向国际社会揭露了伊力其三个居民区被彻底摧毁的事实。至少有3000名维吾尔人在这次屠杀中丧生，幸存者则被扣上“反抗国家”的罪名遭到逮捕。
揭露种族灭绝的勇士埃布伯克尔·拉希姆至今下落不明。
22岁的维吾尔青年埃布伯克尔·拉希姆因写信向世界揭露了2014年7月28日至31日发生的屠杀细节，于2014年8月6日在叶城被捕。自他入狱后，至今音讯全无。
前往该地区的法国记者被驱逐出境。
中国至今仍将2014年伊力其发生的屠杀视为国家机密。曾有一名法国记者试图前往东突厥斯坦调查真相，但因无法进入伊力其，最终被驱逐出境。
叶城伊力其事件只是东突厥斯坦众多惨案中的冰山一角，但在东突厥斯坦人民的记忆中，九年过去了，那份伤痛依然鲜活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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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uygurhaber.com/cinin-dunyadan-gizledigi-vahset-yarkent-ilisku-katliami/
原文标题：Çin'in dünyadan gizlediği vahşet: Yarkent-İlişku Katliamı
作者：uygurhaber.com
作者简介：本报道整理自uygurhaber.com，旨在记录被遗忘的苦难，让真相在造物主的见证下流传。
血染的斋月：揭开2014年叶城伊力其大屠杀的惨痛真相
造物主见证的苦难：当清真寺的祈祷声被炮火淹没，那段被强权抹去的血泪史。
2014年7月28日，斋月期间，东突厥斯坦叶城县伊力其乡遭遇了惨绝人寰的屠杀。中国军队动用重武器进行海陆空打击，导致超过3000名维吾尔穆斯林遇难。这一暴行至今仍被掩盖，揭露真相的勇士也下落不明。
图：Çin'in dünyadan gizlediği vahşet: Yarkent-İlişku Katliamı
2014年7月28日，这一天被刻在了东突厥斯坦的史册上，那是充满剧痛与压迫的一天。在那段时期，中国当局对穆斯林同胞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愈发疯狂。
正值斋月期间，东突厥斯坦喀什地区叶城县的伊力其乡，遭到了入侵军队的重火力海陆空轰炸。中国政府将东突厥斯坦严密封锁，试图将这场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从世人眼中抹去。
2014年7月28日，叶城到底发生了什么？
自2008年起，中国开始限制东突厥斯坦的出行自由，并压制公共空间的言论。2010年后，当局变本加厉，禁止佩戴头巾和限制宗教礼拜，甚至开始强行掠夺维吾尔人的私人财产。
起义蔓延至全县。
由于全境遭受压迫，叶城和伊力其的维吾尔人与当地汉人之间爆发了冲突。导火索是一名醉酒的汉人驾车撞死了一名维吾尔家庭成员，而肇事者竟未受任何惩罚，这激起了维吾尔民众的强烈愤慨。
三个居民区被夷为平地。
2014年7月27日，斋月的最后一天，在贝什肯特村，数十名因不愿摘下头巾的女性在礼拜后被拘捕。穆斯林维吾尔人抗议道：“这是我们信仰的要求，你们触碰了我们的底线。”但抗议无效，双方爆发了冲突。消息传开后，叶城全境民众奋起反抗，抵制中国当局的暴行。
对此，中国当局动用区域军事力量进行了残酷镇压。军队通过海陆空协同，将三个居民区彻底夷为平地。
超过3000名维吾尔穆斯林惨遭屠杀。
一名22岁的维吾尔青年作为目击者，成功向国际社会揭露了伊力其三个居民区被彻底摧毁的事实。至少有3000名维吾尔人在这次屠杀中丧生，幸存者则被扣上“反抗国家”的罪名遭到逮捕。
揭露种族灭绝的勇士埃布伯克尔·拉希姆至今下落不明。
22岁的维吾尔青年埃布伯克尔·拉希姆因写信向世界揭露了2014年7月28日至31日发生的屠杀细节，于2014年8月6日在叶城被捕。自他入狱后，至今音讯全无。
前往该地区的法国记者被驱逐出境。
中国至今仍将2014年伊力其发生的屠杀视为国家机密。曾有一名法国记者试图前往东突厥斯坦调查真相，但因无法进入伊力其，最终被驱逐出境。
叶城伊力其事件只是东突厥斯坦众多惨案中的冰山一角，但在东突厥斯坦人民的记忆中，九年过去了，那份伤痛依然鲜活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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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uygurhaber.com/cinin-dunyadan-gizledigi-vahset-yarkent-ilisku-katliami/
原文标题：Çin'in dünyadan gizlediği vahşet: Yarkent-İlişku Katliamı
作者：uygurhaber.com
作者简介：本报道整理自uygurhaber.com，旨在记录被遗忘的苦难，让真相在造物主的见证下流传。
血染的斋月：揭开2014年叶城伊力其大屠杀的惨痛真相
造物主见证的苦难：当清真寺的祈祷声被炮火淹没，那段被强权抹去的血泪史。
2014年7月28日，斋月期间，东突厥斯坦叶城县伊力其乡遭遇了惨绝人寰的屠杀。中国军队动用重武器进行海陆空打击，导致超过3000名维吾尔穆斯林遇难。这一暴行至今仍被掩盖，揭露真相的勇士也下落不明。
图：Çin'in dünyadan gizlediği vahşet: Yarkent-İlişku Katliamı
2014年7月28日，这一天被刻在了东突厥斯坦的史册上，那是充满剧痛与压迫的一天。在那段时期，中国当局对穆斯林同胞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愈发疯狂。
正值斋月期间，东突厥斯坦喀什地区叶城县的伊力其乡，遭到了入侵军队的重火力海陆空轰炸。中国政府将东突厥斯坦严密封锁，试图将这场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从世人眼中抹去。
2014年7月28日，叶城到底发生了什么？
自2008年起，中国开始限制东突厥斯坦的出行自由，并压制公共空间的言论。2010年后，当局变本加厉，禁止佩戴头巾和限制宗教礼拜，甚至开始强行掠夺维吾尔人的私人财产。
起义蔓延至全县。
由于全境遭受压迫，叶城和伊力其的维吾尔人与当地汉人之间爆发了冲突。导火索是一名醉酒的汉人驾车撞死了一名维吾尔家庭成员，而肇事者竟未受任何惩罚，这激起了维吾尔民众的强烈愤慨。
三个居民区被夷为平地。
2014年7月27日，斋月的最后一天，在贝什肯特村，数十名因不愿摘下头巾的女性在礼拜后被拘捕。穆斯林维吾尔人抗议道：“这是我们信仰的要求，你们触碰了我们的底线。”但抗议无效，双方爆发了冲突。消息传开后，叶城全境民众奋起反抗，抵制中国当局的暴行。
对此，中国当局动用区域军事力量进行了残酷镇压。军队通过海陆空协同，将三个居民区彻底夷为平地。
超过3000名维吾尔穆斯林惨遭屠杀。
一名22岁的维吾尔青年作为目击者，成功向国际社会揭露了伊力其三个居民区被彻底摧毁的事实。至少有3000名维吾尔人在这次屠杀中丧生，幸存者则被扣上“反抗国家”的罪名遭到逮捕。
揭露种族灭绝的勇士埃布伯克尔·拉希姆至今下落不明。
22岁的维吾尔青年埃布伯克尔·拉希姆因写信向世界揭露了2014年7月28日至31日发生的屠杀细节，于2014年8月6日在叶城被捕。自他入狱后，至今音讯全无。
前往该地区的法国记者被驱逐出境。
中国至今仍将2014年伊力其发生的屠杀视为国家机密。曾有一名法国记者试图前往东突厥斯坦调查真相，但因无法进入伊力其，最终被驱逐出境。
叶城伊力其事件只是东突厥斯坦众多惨案中的冰山一角，但在东突厥斯坦人民的记忆中，九年过去了，那份伤痛依然鲜活如初。
原文出处：https://www.uygurhaber.com/cinin-dunyadan-gizledigi-vahset-yarkent-ilisku-katliami/
原文标题：Çin'in dünyadan gizlediği vahşet: Yarkent-İlişku Katliam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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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本报道整理自uygurhaber.com，旨在记录被遗忘的苦难，让真相在造物主的见证下流传。
血染的斋月：揭开2014年叶城伊力其大屠杀的惨痛真相
造物主见证的苦难：当清真寺的祈祷声被炮火淹没，那段被强权抹去的血泪史。
2014年7月28日，斋月期间，东突厥斯坦叶城县伊力其乡遭遇了惨绝人寰的屠杀。中国军队动用重武器进行海陆空打击，导致超过3000名维吾尔穆斯林遇难。这一暴行至今仍被掩盖，揭露真相的勇士也下落不明。
图：Çin'in dünyadan gizlediği vahşet: Yarkent-İlişku Katliamı
2014年7月28日，这一天被刻在了东突厥斯坦的史册上，那是充满剧痛与压迫的一天。在那段时期，中国当局对穆斯林同胞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愈发疯狂。
正值斋月期间，东突厥斯坦喀什地区叶城县的伊力其乡，遭到了入侵军队的重火力海陆空轰炸。中国政府将东突厥斯坦严密封锁，试图将这场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从世人眼中抹去。
2014年7月28日，叶城到底发生了什么？
自2008年起，中国开始限制东突厥斯坦的出行自由，并压制公共空间的言论。2010年后，当局变本加厉，禁止佩戴头巾和限制宗教礼拜，甚至开始强行掠夺维吾尔人的私人财产。
起义蔓延至全县。
由于全境遭受压迫，叶城和伊力其的维吾尔人与当地汉人之间爆发了冲突。导火索是一名醉酒的汉人驾车撞死了一名维吾尔家庭成员，而肇事者竟未受任何惩罚，这激起了维吾尔民众的强烈愤慨。
三个居民区被夷为平地。
2014年7月27日，斋月的最后一天，在贝什肯特村，数十名因不愿摘下头巾的女性在礼拜后被拘捕。穆斯林维吾尔人抗议道：“这是我们信仰的要求，你们触碰了我们的底线。”但抗议无效，双方爆发了冲突。消息传开后，叶城全境民众奋起反抗，抵制中国当局的暴行。
对此，中国当局动用区域军事力量进行了残酷镇压。军队通过海陆空协同，将三个居民区彻底夷为平地。
超过3000名维吾尔穆斯林惨遭屠杀。
一名22岁的维吾尔青年作为目击者，成功向国际社会揭露了伊力其三个居民区被彻底摧毁的事实。至少有3000名维吾尔人在这次屠杀中丧生，幸存者则被扣上“反抗国家”的罪名遭到逮捕。
揭露种族灭绝的勇士埃布伯克尔·拉希姆至今下落不明。
22岁的维吾尔青年埃布伯克尔·拉希姆因写信向世界揭露了2014年7月28日至31日发生的屠杀细节，于2014年8月6日在叶城被捕。自他入狱后，至今音讯全无。
前往该地区的法国记者被驱逐出境。
中国至今仍将2014年伊力其发生的屠杀视为国家机密。曾有一名法国记者试图前往东突厥斯坦调查真相，但因无法进入伊力其，最终被驱逐出境。
叶城伊力其事件只是东突厥斯坦众多惨案中的冰山一角，但在东突厥斯坦人民的记忆中，九年过去了，那份伤痛依然鲜活如初。
新疆前警察张亚波逃亡德国，首次公开披露中共针对维吾尔人的压迫内幕
人权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5 次浏览 • 2026-07-30 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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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警界生涯的良心拷问：从执行者到逃亡者，揭开新疆高墙后的残酷真相
曾在新疆服役九年的前警察张亚波（音译）逃亡德国后，首次公开披露了当地针对维吾尔族人的压迫内幕。他讲述了自己如何参与搜查《古兰经》、将礼拜者强行带走，以及在“铁墙”禁锢下，无数家庭被迫骨肉分离的惨痛经历。
图：Çinli polisten dehşet Uygur itirafı: Namaz kılanlara bakın ne yapıyorlarmış
曾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部门服役九年的前警察张亚波，在逃亡德国后，勇敢揭露了那段令人心碎的残酷真相。据他讲述，当时他们一旦发现有人礼拜，便会立即将其强行带走。他回忆起审讯室里不断传出的惨叫声，以及他们如何闯入民宅搜查《古兰经》，将维吾尔族人蒙上头套送往营地。
《纽约时报》刊登了这位曾长期参与压迫政策的张姓前警官的证词。据报道，今年六月，他在德国联邦议院向议员和人权捍卫者作证时，难掩泪水。张描述称，他工作了九年的新疆，就像一座被“铁墙”围困的巨大监狱。在他看来，这堵墙不仅囚禁了无数无辜的维吾尔人，也囚禁了那些被迫执行压迫政策之人的“灵魂”。
张亚波出生于1986年河南的一个贫困家庭，2006年赴新疆求学，毕业后曾从事数学教学。为了改善经济状况，他于2014年进入和田地区的一处拘留中心担任狱警，月薪从教师时期的400美元涨至650美元。
张讲述，他在拘留中心的工作包括监控录像、分发食物和药物，以及收集针对被拘留者的指控信息。他曾亲耳听到审讯室传来的惨叫，看到那些被剥夺睡眠、遭受殴打的囚犯。当时，他深信官方关于这些人是“恐怖分子”和“分裂分子”的叙事。
2016年底，张正式加入警察队伍，正值北京当局在新疆加剧大规模拘留政策之际。据《纽约时报》报道，留长胡须、学习阿拉伯语或进行礼拜等行为，都可能成为被指控“宗教极端化”而遭到拘留的借口。
张回忆起参与夜间突袭维吾尔族家庭、收缴《古兰经》及其他宗教物品的经历：“我通常是第一个冲进去的人，当时我真的相信他们是坏人。”他坦言，这种思想被不断灌输，以至于当时从未质疑过上级的命令。
2017年，张参与了将数百甚至上千名维吾尔族被拘留者转移到不同监狱的任务。据他描述，囚犯们被戴上手铐、蒙上头套，长途跋涉中只能用塑料桶解决排泄需求。而他的任务是在车上分发面包和水，他形容自己当时的角色是“为车上的乘客服务”。
他还曾负责监管约3000名被送往汉族农场采摘棉花的维吾尔族工人。工人们凌晨5点被叫醒，经过数小时车程前往棉田，直到深夜才能返回住处。
张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没有人逃跑，也没有人进行礼拜。他表示，当时他坚信官方关于“强制劳动”指控是为了抹黑中国的说法。
2021年，张被派往一个约有1700名维吾尔族人居住的村庄。他说，村里约40%的成年人曾被关进营地，约100人仍在监狱中。他的职责是调查那些被举报在家中礼拜、未参加每周升旗仪式，甚至进行锻炼的人。
他解释说，监控系统会自动对“异常”行为发出警报。如果某户人家的用电量异常，警察就会上门询问为何深夜不睡。
据张讲述，安全部门不仅有监控指标，还有拘留指标。从2023年起，他被要求每周必须提供一条能导致一人被捕的“情报”。如果完不成指标，他必须写检讨书，并被强制要求进行24小时值班。
2023年9月，张辞职前往广州，开始学习英语并试图通过VPN突破网络审查。当他在搜索栏输入“新疆”和前党委书记“陈全国”时，看到国际媒体将他工作的设施定义为“集中营”，他陷入了巨大的精神冲突，甚至彻夜难眠。
2024年，张正式辞去警察职务，并在此期间皈依了天主教。2025年8月，在参加欧洲旅游团时，他带着14岁的儿子脱团前往慕尼黑，并向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寻求帮助。
目前，张在德国申请了政治庇护，居住在难民中心，儿子被安置在附近的寄养机构，而他的妻子则留在了新疆，两人正处于离婚程序中。张表示，中国当局已冻结了他的银行账户，将他定性为“叛徒”，并对其家人施压。如今，他正向学者、记者和人权组织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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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警界生涯的良心拷问：从执行者到逃亡者，揭开新疆高墙后的残酷真相
曾在新疆服役九年的前警察张亚波（音译）逃亡德国后，首次公开披露了当地针对维吾尔族人的压迫内幕。他讲述了自己如何参与搜查《古兰经》、将礼拜者强行带走，以及在“铁墙”禁锢下，无数家庭被迫骨肉分离的惨痛经历。
图：Çinli polisten dehşet Uygur itirafı: Namaz kılanlara bakın ne yapıyorlarmış
曾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部门服役九年的前警察张亚波，在逃亡德国后，勇敢揭露了那段令人心碎的残酷真相。据他讲述，当时他们一旦发现有人礼拜，便会立即将其强行带走。他回忆起审讯室里不断传出的惨叫声，以及他们如何闯入民宅搜查《古兰经》，将维吾尔族人蒙上头套送往营地。
《纽约时报》刊登了这位曾长期参与压迫政策的张姓前警官的证词。据报道，今年六月，他在德国联邦议院向议员和人权捍卫者作证时，难掩泪水。张描述称，他工作了九年的新疆，就像一座被“铁墙”围困的巨大监狱。在他看来，这堵墙不仅囚禁了无数无辜的维吾尔人，也囚禁了那些被迫执行压迫政策之人的“灵魂”。
张亚波出生于1986年河南的一个贫困家庭，2006年赴新疆求学，毕业后曾从事数学教学。为了改善经济状况，他于2014年进入和田地区的一处拘留中心担任狱警，月薪从教师时期的400美元涨至650美元。
张讲述，他在拘留中心的工作包括监控录像、分发食物和药物，以及收集针对被拘留者的指控信息。他曾亲耳听到审讯室传来的惨叫，看到那些被剥夺睡眠、遭受殴打的囚犯。当时，他深信官方关于这些人是“恐怖分子”和“分裂分子”的叙事。
2016年底，张正式加入警察队伍，正值北京当局在新疆加剧大规模拘留政策之际。据《纽约时报》报道，留长胡须、学习阿拉伯语或进行礼拜等行为，都可能成为被指控“宗教极端化”而遭到拘留的借口。
张回忆起参与夜间突袭维吾尔族家庭、收缴《古兰经》及其他宗教物品的经历：“我通常是第一个冲进去的人，当时我真的相信他们是坏人。”他坦言，这种思想被不断灌输，以至于当时从未质疑过上级的命令。
2017年，张参与了将数百甚至上千名维吾尔族被拘留者转移到不同监狱的任务。据他描述，囚犯们被戴上手铐、蒙上头套，长途跋涉中只能用塑料桶解决排泄需求。而他的任务是在车上分发面包和水，他形容自己当时的角色是“为车上的乘客服务”。
他还曾负责监管约3000名被送往汉族农场采摘棉花的维吾尔族工人。工人们凌晨5点被叫醒，经过数小时车程前往棉田，直到深夜才能返回住处。
张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没有人逃跑，也没有人进行礼拜。他表示，当时他坚信官方关于“强制劳动”指控是为了抹黑中国的说法。
2021年，张被派往一个约有1700名维吾尔族人居住的村庄。他说，村里约40%的成年人曾被关进营地，约100人仍在监狱中。他的职责是调查那些被举报在家中礼拜、未参加每周升旗仪式，甚至进行锻炼的人。
他解释说，监控系统会自动对“异常”行为发出警报。如果某户人家的用电量异常，警察就会上门询问为何深夜不睡。
据张讲述，安全部门不仅有监控指标，还有拘留指标。从2023年起，他被要求每周必须提供一条能导致一人被捕的“情报”。如果完不成指标，他必须写检讨书，并被强制要求进行24小时值班。
2023年9月，张辞职前往广州，开始学习英语并试图通过VPN突破网络审查。当他在搜索栏输入“新疆”和前党委书记“陈全国”时，看到国际媒体将他工作的设施定义为“集中营”，他陷入了巨大的精神冲突，甚至彻夜难眠。
2024年，张正式辞去警察职务，并在此期间皈依了天主教。2025年8月，在参加欧洲旅游团时，他带着14岁的儿子脱团前往慕尼黑，并向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寻求帮助。
目前，张在德国申请了政治庇护，居住在难民中心，儿子被安置在附近的寄养机构，而他的妻子则留在了新疆，两人正处于离婚程序中。张表示，中国当局已冻结了他的银行账户，将他定性为“叛徒”，并对其家人施压。如今，他正向学者、记者和人权组织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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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警界生涯的良心拷问：从执行者到逃亡者，揭开新疆高墙后的残酷真相
曾在新疆服役九年的前警察张亚波（音译）逃亡德国后，首次公开披露了当地针对维吾尔族人的压迫内幕。他讲述了自己如何参与搜查《古兰经》、将礼拜者强行带走，以及在“铁墙”禁锢下，无数家庭被迫骨肉分离的惨痛经历。
图：Çinli polisten dehşet Uygur itirafı: Namaz kılanlara bakın ne yapıyorlarmış
曾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部门服役九年的前警察张亚波，在逃亡德国后，勇敢揭露了那段令人心碎的残酷真相。据他讲述，当时他们一旦发现有人礼拜，便会立即将其强行带走。他回忆起审讯室里不断传出的惨叫声，以及他们如何闯入民宅搜查《古兰经》，将维吾尔族人蒙上头套送往营地。
《纽约时报》刊登了这位曾长期参与压迫政策的张姓前警官的证词。据报道，今年六月，他在德国联邦议院向议员和人权捍卫者作证时，难掩泪水。张描述称，他工作了九年的新疆，就像一座被“铁墙”围困的巨大监狱。在他看来，这堵墙不仅囚禁了无数无辜的维吾尔人，也囚禁了那些被迫执行压迫政策之人的“灵魂”。
张亚波出生于1986年河南的一个贫困家庭，2006年赴新疆求学，毕业后曾从事数学教学。为了改善经济状况，他于2014年进入和田地区的一处拘留中心担任狱警，月薪从教师时期的400美元涨至650美元。
张讲述，他在拘留中心的工作包括监控录像、分发食物和药物，以及收集针对被拘留者的指控信息。他曾亲耳听到审讯室传来的惨叫，看到那些被剥夺睡眠、遭受殴打的囚犯。当时，他深信官方关于这些人是“恐怖分子”和“分裂分子”的叙事。
2016年底，张正式加入警察队伍，正值北京当局在新疆加剧大规模拘留政策之际。据《纽约时报》报道，留长胡须、学习阿拉伯语或进行礼拜等行为，都可能成为被指控“宗教极端化”而遭到拘留的借口。
张回忆起参与夜间突袭维吾尔族家庭、收缴《古兰经》及其他宗教物品的经历：“我通常是第一个冲进去的人，当时我真的相信他们是坏人。”他坦言，这种思想被不断灌输，以至于当时从未质疑过上级的命令。
2017年，张参与了将数百甚至上千名维吾尔族被拘留者转移到不同监狱的任务。据他描述，囚犯们被戴上手铐、蒙上头套，长途跋涉中只能用塑料桶解决排泄需求。而他的任务是在车上分发面包和水，他形容自己当时的角色是“为车上的乘客服务”。
他还曾负责监管约3000名被送往汉族农场采摘棉花的维吾尔族工人。工人们凌晨5点被叫醒，经过数小时车程前往棉田，直到深夜才能返回住处。
张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没有人逃跑，也没有人进行礼拜。他表示，当时他坚信官方关于“强制劳动”指控是为了抹黑中国的说法。
2021年，张被派往一个约有1700名维吾尔族人居住的村庄。他说，村里约40%的成年人曾被关进营地，约100人仍在监狱中。他的职责是调查那些被举报在家中礼拜、未参加每周升旗仪式，甚至进行锻炼的人。
他解释说，监控系统会自动对“异常”行为发出警报。如果某户人家的用电量异常，警察就会上门询问为何深夜不睡。
据张讲述，安全部门不仅有监控指标，还有拘留指标。从2023年起，他被要求每周必须提供一条能导致一人被捕的“情报”。如果完不成指标，他必须写检讨书，并被强制要求进行24小时值班。
2023年9月，张辞职前往广州，开始学习英语并试图通过VPN突破网络审查。当他在搜索栏输入“新疆”和前党委书记“陈全国”时，看到国际媒体将他工作的设施定义为“集中营”，他陷入了巨大的精神冲突，甚至彻夜难眠。
2024年，张正式辞去警察职务，并在此期间皈依了天主教。2025年8月，在参加欧洲旅游团时，他带着14岁的儿子脱团前往慕尼黑，并向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寻求帮助。
目前，张在德国申请了政治庇护，居住在难民中心，儿子被安置在附近的寄养机构，而他的妻子则留在了新疆，两人正处于离婚程序中。张表示，中国当局已冻结了他的银行账户，将他定性为“叛徒”，并对其家人施压。如今，他正向学者、记者和人权组织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
九年警界生涯的良心拷问：从执行者到逃亡者，揭开新疆高墙后的残酷真相
曾在新疆服役九年的前警察张亚波（音译）逃亡德国后，首次公开披露了当地针对维吾尔族人的压迫内幕。他讲述了自己如何参与搜查《古兰经》、将礼拜者强行带走，以及在“铁墙”禁锢下，无数家庭被迫骨肉分离的惨痛经历。
图：Çinli polisten dehşet Uygur itirafı: Namaz kılanlara bakın ne yapıyorlarmış
曾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部门服役九年的前警察张亚波，在逃亡德国后，勇敢揭露了那段令人心碎的残酷真相。据他讲述，当时他们一旦发现有人礼拜，便会立即将其强行带走。他回忆起审讯室里不断传出的惨叫声，以及他们如何闯入民宅搜查《古兰经》，将维吾尔族人蒙上头套送往营地。
《纽约时报》刊登了这位曾长期参与压迫政策的张姓前警官的证词。据报道，今年六月，他在德国联邦议院向议员和人权捍卫者作证时，难掩泪水。张描述称，他工作了九年的新疆，就像一座被“铁墙”围困的巨大监狱。在他看来，这堵墙不仅囚禁了无数无辜的维吾尔人，也囚禁了那些被迫执行压迫政策之人的“灵魂”。
张亚波出生于1986年河南的一个贫困家庭，2006年赴新疆求学，毕业后曾从事数学教学。为了改善经济状况，他于2014年进入和田地区的一处拘留中心担任狱警，月薪从教师时期的400美元涨至650美元。
张讲述，他在拘留中心的工作包括监控录像、分发食物和药物，以及收集针对被拘留者的指控信息。他曾亲耳听到审讯室传来的惨叫，看到那些被剥夺睡眠、遭受殴打的囚犯。当时，他深信官方关于这些人是“恐怖分子”和“分裂分子”的叙事。
2016年底，张正式加入警察队伍，正值北京当局在新疆加剧大规模拘留政策之际。据《纽约时报》报道，留长胡须、学习阿拉伯语或进行礼拜等行为，都可能成为被指控“宗教极端化”而遭到拘留的借口。
张回忆起参与夜间突袭维吾尔族家庭、收缴《古兰经》及其他宗教物品的经历：“我通常是第一个冲进去的人，当时我真的相信他们是坏人。”他坦言，这种思想被不断灌输，以至于当时从未质疑过上级的命令。
2017年，张参与了将数百甚至上千名维吾尔族被拘留者转移到不同监狱的任务。据他描述，囚犯们被戴上手铐、蒙上头套，长途跋涉中只能用塑料桶解决排泄需求。而他的任务是在车上分发面包和水，他形容自己当时的角色是“为车上的乘客服务”。
他还曾负责监管约3000名被送往汉族农场采摘棉花的维吾尔族工人。工人们凌晨5点被叫醒，经过数小时车程前往棉田，直到深夜才能返回住处。
张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没有人逃跑，也没有人进行礼拜。他表示，当时他坚信官方关于“强制劳动”指控是为了抹黑中国的说法。
2021年，张被派往一个约有1700名维吾尔族人居住的村庄。他说，村里约40%的成年人曾被关进营地，约100人仍在监狱中。他的职责是调查那些被举报在家中礼拜、未参加每周升旗仪式，甚至进行锻炼的人。
他解释说，监控系统会自动对“异常”行为发出警报。如果某户人家的用电量异常，警察就会上门询问为何深夜不睡。
据张讲述，安全部门不仅有监控指标，还有拘留指标。从2023年起，他被要求每周必须提供一条能导致一人被捕的“情报”。如果完不成指标，他必须写检讨书，并被强制要求进行24小时值班。
2023年9月，张辞职前往广州，开始学习英语并试图通过VPN突破网络审查。当他在搜索栏输入“新疆”和前党委书记“陈全国”时，看到国际媒体将他工作的设施定义为“集中营”，他陷入了巨大的精神冲突，甚至彻夜难眠。
2024年，张正式辞去警察职务，并在此期间皈依了天主教。2025年8月，在参加欧洲旅游团时，他带着14岁的儿子脱团前往慕尼黑，并向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寻求帮助。
目前，张在德国申请了政治庇护，居住在难民中心，儿子被安置在附近的寄养机构，而他的妻子则留在了新疆，两人正处于离婚程序中。张表示，中国当局已冻结了他的银行账户，将他定性为“叛徒”，并对其家人施压。如今，他正向学者、记者和人权组织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
喀什维吾尔人被强迫学习中共制定的“民族团结法”，每天早上十点半必须去街道办打卡学习
人权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3 次浏览 • 2026-07-29 04:45
在实施了所谓的“民族团结法”之后，当地政府就开始强迫大家去学习相关内容。一位喀什的维吾尔人暗示说，他们现在每天都得去街道办打卡学习。这段视频里拍的就是：“每天早上十点半，喀什的居民们都得搬着折叠凳出来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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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了所谓的“民族团结法”之后，当地政府就开始强迫大家去学习相关内容。一位喀什的维吾尔人暗示说，他们现在每天都得去街道办打卡学习。这段视频里拍的就是：“每天早上十点半，喀什的居民们都得搬着折叠凳出来集合”。
土耳其旅游博主亲历东突厥斯坦：为何在喀什连一座能做礼拜的清真寺都找不到？
人权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0 次浏览 • 2026-07-29 04:44
一位土耳其博主去了一趟被中国占领了约77年的东突厥斯坦，结果发现他在喀什市连个能做主麻礼拜的清真寺都找不到。
他表示，当地大部分清真寺要么被封锁了，要么早就被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