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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
副标题：这份基于中国官方检察数据的分析显示，维吾尔地区非汉人估计监禁率远高于全球已知最高监禁率国家
摘要：UHRP根据中国官方检察数据分析指出，维吾尔地区维吾尔人、突厥族裔和其他非汉人估计占中国在押人数三分之一以上，非汉人监禁率约为汉人的47倍。本文围绕维吾尔地区监禁率、东突厥斯坦任意拘留和中国监狱人口数据，整理原文可见内容与图表。



据估计，维吾尔地区每 26 名维吾尔人和其他非汉人中就有 1 人被监禁，并占了全中国总在押人数的三分之一

2024 年 4 月 25 日

由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高级研究员 Ben Carrdus 和 UHRP 倡导与研究副主管 Peter Irwin 所共同撰写的 UHRP 观点洞见专栏。

维吾尔人权项目对中国官方数据的最新分析发现：维吾尔人、突厥族裔和维吾尔地区的其他非汉人，尽管只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但却占了中国估计在押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34%）。 考虑到该地区的总人口，维吾尔地区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入狱率，估计每 10 万人中就有 2,234 人入狱。

监狱人口特指司法部管辖下的正式在押人数，并未计算那些仍被关押在该地区集中营和遭受其他形式的任意拘留中的人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也被许多维吾尔人称为东突厥斯坦）的国家检察机关发布之统计数据显示，该地区的维吾尔人、突厥族裔和其他非汉人被监禁的比例为每 10 万人中有 3,814 人。

相比之下，中国各地的汉人被监禁的比例估计为每 10 万人中 80 人。换句话说，维吾尔人和维吾尔地区其他非汉人的入狱率估计是汉人的 47 倍多一点。







这些估计是基于截至2022 年的六年官方统计数据，其中包括“严打”的高峰期，从 2017 年到 2022 年，累计刑事起诉总数为 578,645 起。

年度检察统计数据通常在次年初的地方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中公布；然而，它们并未包含在 2023 年的报告中，可能是因为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组织之前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报道和分析。同样，在人权观察的报告揭露官方统计数据称该地区 87% 的刑期至少为五年后，地区高级人民法院也于 2019 年停止公布监禁刑期细目。



然而，即使不知道自 2022 年以来起诉的确切数量或自 2019 年以来的量刑细目，维吾尔人权项目仍然估计，当前的监狱总人数可能仍与严打运动高峰期一样高。 鉴于 2018 年和 2019 年在持续严打氛围下的高起诉数量，有理由假设这些年的量刑模式仍然与 2017 年一样严厉。 例如，对新疆受害人数据库（Xinjiang Victims Database）2016 年至 2024 年包含量刑资讯的 19,014 起案件之分析，可以得出平均刑期为 8.5 年。

虽然许多 2017 年及以后被判刑的人本应在 2024 年 4 月撰写本文时获释，但他们很可能已被 2022 年以来被起诉的人所取代，从而使监狱净人数基本保持稳定。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监禁率可能远高于维吾尔人权项目的估计。 新疆检察院公布的统计数据不包括 2017 年已入狱且可能仍在服刑的人，也不包括遭到审前拘留的人，以及仍被任意关押在维吾尔地区集中营内的受害者。 此外，尚不清楚官方统计数据是否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又称 XPCC 或 Bingtuan）检察院的起诉，而这些不缺定性可能会使起诉总数增加数万起。

美联社对 2022 年泄露的官方文件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维吾尔地区的一个县，至少有二十五名维吾尔人中就有一人因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或宗教极端主义等相关罪名被 判入狱。 美联社的研究使用了疏附县（Konasheher county）的资讯，该县的人口绝大多数是维吾尔人：根据 2020 年的官方统计，维吾尔人占当地人口的 98%。 维吾尔人权项目的分析提供了类似的监禁率数字，但其基于整个地区的人口数据，包括其他非汉人居民。

维吾尔地区服刑人数和刑期的急剧增加不应被解释为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族裔犯罪活动增加的反映。 相反，正如维吾尔人权项目最近关于东突厥斯坦女性宗教人士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当维吾尔人相关案件在中国法院审理时，“犯罪与判刑之间存在显着的、令人震惊的不相称比例 ”。

根据对泄露的政府文件之分析，维吾尔人权项目的报告详细介绍了例如1976 年，当年仅五、六岁时，Ezizgul Memet 如何与母亲学习《古兰经》三天，并因此于2017 年被判处10 年 监禁；1974年，Tursungul Emet 也做了同样的事而被判处11年徒刑；Aytial Rozi 在2009 年至2011 年间学习《古兰经》并向一群妇女讲述经文，她因此被判处20 年监禁。 人权观察组织的记录显示，在喀什噶尔（Kashgar）的一个县，2017 年所有刑期中 99% 的刑期皆为五年起跳，而平均刑期高达 9.2 年。 这就是为什么维吾尔地区的监狱已经满员，而且还在不断挤入更多的人。

众所周知，维吾尔人死于监狱的可能性远高于中国其他任何人口。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被“司法”处决。死刑判决的统计数据在中国属于国家机密。但鉴于维吾尔人常因最无害的“罪行”而被判处无期徒刑，处决很可能司空见惯，令人痛心。

鉴于来自维吾尔地区的官方资讯受到严格限制和操纵，维吾尔人权项目出于分析目的仅采用这些官方统计数据的表面价值。 维吾尔人权项目之前另外一篇观点洞见文章描述了研究中国人权问题的挫折与挑战。 中共故意隐瞒有关维吾尔地区起诉数量和量刑模式的重要资讯是另一个例子，而且透明度每年都在降低。

我们的分析代表了我们对维吾尔地区当前监狱率的最佳估计，若要做出更具权威性的研究分析，中国政府需要进一步提高透明度。

这种透明度的缺乏令华盛顿特区的人权研究人员感到沮丧：他们必须做出许多谨慎的假设。 但对于东突厥斯坦数十万被监禁者的家人来说，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亲人究竟被监禁在哪里，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猜测。

维吾尔人权项目感谢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们所提供之建议和帮助。 任何剩余的错误均由作者本人承担。

统计分析

以下文字介绍了维吾尔人权项目如何根据新疆高级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数据估算维吾尔地区的监禁率。以下是我们分析的主要结果：

• 维吾尔人、突厥族裔等非汉人占中国总人口的1%，却占全国监狱人口的33.7%；
• 世界上目前已知监禁率最高的国家是萨尔瓦多，每 10 万人中有 1,086 人被监禁；
• 维吾尔地区的维吾尔人和其他非汉人的监禁率估计为每 10 万人中有 3,814 人，略高于萨尔瓦多的监禁率的 3.5 倍；
• 相比之下，中国各地的汉人被监禁的比例估计为每 10 万人中 80 人，比维吾尔地区非汉人的估计比例低 47.1 倍；
• 维吾尔人权项目估计，目前维吾尔地区每 26 名维吾尔人和其他非汉人中就有 1 人被监禁； 我们更进一步估计该地区目前维吾尔成年人中有十七分之一被监禁。

人权观察首先整理分析的新疆高级人民检察院（法庭起诉刑事被告人的机构）公布的维吾尔地区起诉人数统计显示，2017 年至2021 年间，共有 540,826 人被维吾尔地区的法院刑事起诉，2022 年又有 37,819 人被起诉，导致2017 年至2022 年起诉总数为 578,645 人。 这个数字与民事和行政起诉数量分开；

2022 年中国各地法院的定罪率为 99.975%，这意味着截至 2022 年的六年间，东突厥斯坦共作出有罪判决 578,500 件（往年定罪率仅略低于 2022 年因此不太可能具有统计显着性）；

可能有少数案件进入法庭后就会被国家检察机关撤销，但根据全国数据得出的证据，这个数字也不太可能具有统计意义；

这 578,500 名估计被起诉和定罪的人可能并未全部被监禁——其中一部分人可能受到了非监禁的制裁。 然而，考虑到整个刑事司法系统普遍存在的“严打”政策的影响，维吾尔人权项目认为这一数字也不太可能具有统计意义；

我们估计这 578,500 名罪犯应该皆遭受普遍监禁，一个关键指标是该地区高级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在这一数字被广泛报道后，法院停止公布刑期统计数据），根据该指标，在2017 年“ 严打”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被定罪的人中有87% 被判处最低五年徒刑。

人权观察还指出，根据泄露的统计数据，2017 年喀什地区维吾尔人占多数的县 99% 的囚犯被判处五年或以上徒刑，平均刑期为 9.2 年；

此外，维吾尔人权项目对 2016 年至 2024 年间新疆受害者数据库中 19,014 起案件的分析显示，平均刑期为 8.5 年；

因此，维吾尔人权项目以 578,500 人的数字作为 2022 年东突厥斯坦囚犯人数的代表，并认为这一数字今天可能保持不变甚至更高。 这 578,500 人的估计在押人数，不包括 2017 年已入狱或遭受审前拘留的人数（审前拘留与集中营行政拘留之间的界限似乎已相当模糊）；

此外，尚不清楚起诉统计数据是否包括那些将当前集中营拘留者直接转移到监狱的案件，因为一些证据表明集中营正在逐步淘汰。 也不清楚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包括兵团法院的起诉——新疆高级人民检察院的年度工作报告几乎没有提到兵团；

2021 年维吾尔地区的官方人口统计为 2589 万； 因此，预计该地区 2021 年的监禁率（25,890,000 人中有 578,500 人入狱）为每 100,000 人中有 2,234 人遭到监禁；

为了纠正种族问题，维吾尔人权项目首先从全中国监狱估计总人数中减去东突厥斯坦监狱估计人数（1,690,000 – 578,500），也就是说在中国维吾尔地区之外总共有 1,111,500 名囚犯；

总体而言，截至2021 年，中国的监禁率估计为每100,000 人120 人 ((1,690,000 ÷ 1,412,175,000) x 100,000)；然而，如果将维吾尔地区的监狱人口估计数排除在全国总数（减去维吾尔地区的人口）之外，中国其他地区的总平均监禁率为每10万人中80人 (1,111,500 ÷ ( 1,412,175,000 – 25,890,000) x 100,000)；

假设汉人在东突厥斯坦的监禁率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估计相同— 即每 100,000 人中有 80 个人 — 那么：

2020 年，维吾尔地区的官方“少数民族”（非汉）人口为 14,932,200 人，其余汉人口为 10,957,800 人；因此，该地区的汉人囚犯数可估计为 8,766 人（即：(10,957,800 ÷ 100,000) × 80）；

当从该地区在押总人数估计的 578,500 人中减去 8,766 人时，剩下的数字为 569,734 人，代表维吾尔人权项目对2022 年东突厥斯坦非汉人囚犯总数的估计（而今日可能保持相似的数字 或什至更高）；

因此，东突厥斯坦非汉人族群的入狱率为每 100,000 人 3,814 人（569,622 人，占 14,932,200 人的 3.8%，即每 100,000 人 3,814 人），是中国汉人入狱率的 47.1 倍；

维吾尔地区非汉人族群总人口为14,932,200 人，相当于中国总人口的 1%（14,932,200 人占中国总人口1,412,175,000 人的比例）；维吾尔地区的非汉人族群在押人口占全中国总在押人口的 33.7%（即569,843 人占1,690,000 人的百分比）；

维吾尔人权项目估计，中国汉人在押人口占全国总在押人口的 60.4%，即 1,020,231 人（(1,111,500 x 0.91) + 8,766 = 1,020,231）；

2022 年东突厥斯坦的官方维吾尔人口为 11,774,538 人，这表明监狱中的维吾尔人（不包括其他非汉人族群）人口估计为 449,080 人（11,774,538 ÷ 100,000 x 3,814）；

该地区非汉人族群的总体入狱率相当于目前每 26 人中就有 1 人在监狱；该地区约有 7,720,000 名成年维吾尔人，可以进一步估计，东突厥斯坦成年维吾尔人的入狱率为每 100,000 人中有 5,817 人，或略高于十七分之一的成年维吾尔人口（449,080 人占 7,720,000 人口的百分比 = 5.8%；100,000 ÷ 5,817 = 17.2)。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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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突厥斯坦文化 vs 突厥世界文化：区别是什么？

背景：东突厥斯坦是什么？

东突厥斯坦是维吾尔及其他突厥民族的传统家园，位于中亚腹地。该地区拥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语言、宗教信仰及丰富的文化遗产，是突厥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要

2026年6月，在北塞浦路斯莱夫科沙举办的“突厥世界文化与文学节”上，东突厥斯坦的旗帜与文化成为焦点。据《维吾尔时报》报道，此次活动旨在加强突厥民族间的文化纽带，并提升国际社会对维吾尔历史与现状的关注，获得了多位维吾尔学者的公开赞赏。

北塞浦路斯首府莱夫科沙——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首府莱夫科沙的近东大学举办的“突厥世界文化与文学节”期间，东突厥斯坦的旗帜和文化得到了突出展示。


图片说明：北塞浦路斯莱夫科沙活动现场展示东突厥斯坦旗帜和维吾尔文化元素。

在艺术节期间，展示了蓝天色的东突厥斯坦旗帜，同时向参观者介绍了代表维吾尔文化、文学和遗产的精选作品。

此次活动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维吾尔知识分子的赞扬，他们对组织者在更广泛的突厥世界中突出维吾尔人民及其文化遗产表示赞赏。

维吾尔教授阿里木江·伊纳耶特强调了此次活动的重要性，并表示：

“东突厥斯坦的事业是突厥世界和所有突厥人民的共同事业。像这样的活动对于提高认识至关重要。我谨向布尔汉·戈克布卢特教授博士、穆斯塔法·耶尼亚瑟尔教授博士以及所有为组织此次有意义且重要的活动做出贡献的教育工作者和兄弟姐妹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在艺术节后的发言中，组织者表示，突厥世界文化与文学节的目的是加强共同的历史、语言、文化和精神联系，并将突厥世界不同地区的呼声汇聚在一起。


图片说明：活动参与者在突厥世界文化与文学节期间展示维吾尔文化与社区身份。

他们指出，东突厥斯坦的古老文化、艺术和文学是更广泛的突厥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进一步强调，保护维吾尔人民的身份、语言和文化记忆应被视为整个突厥世界的共同责任。

穆斯塔法·耶尼亚瑟尔教授也强调了这项举措的重要性，他说：

“如果我们能够，哪怕是以微小的形式，为东突厥斯坦发声，对我们来说就是莫大的荣幸。你们的支持和鼓励始终是我们巨大的力量源泉。”

此次活动反映了突厥世界日益增长的努力，旨在促进文化团结，并提高对维吾尔人民的历史、遗产和当前挑战的认识。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uniting-the-ummah-strategies-to-foster-solidarity-with-uyghur-muslims
原文标题：Uniting the Ummah: Strategies to Foster Solidarity with Uyghur Muslims
作者：Shahd Fulath Khan、Hala Bucheeri、Arzu Gul、Dr. Dilmurat Mahmut
作者简介：Shahd Fulath Khan：Shahd Fulath Khan 是一位在安大略省注册的心理治疗师（实习阶段）。她目前在斯坦福大学穆斯林心理健康与伊斯兰心理学实验室担任研究实习生。Shahd 在圭尔夫大学获得了家庭关系硕士学位，并在多伦多大学获得了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学士学位。Hala Bucheeri：Hala Bucheeri 目前是巴林王国一家私人诊所的临床心理学家，专注于女性健康心理学和围产期心理健康（贝克研究所；国际产后支持组织）。Hala 毕业于多伦多大学，获得心理学和神经科学荣誉理学学士学位，并从巴斯大学获得应用临床心理学硕士学位。Hala 的研究兴趣包括探索难民的心理健康以及治疗中的文化胜任力。Hala 发表了关于评估英国“改善心理治疗服务”（IAPT）中为心理健康从业者（PWP）提供的文化胜任力培训的研究成果（2023年）。Hala 还曾在多个会议上展示了她关于维吾尔难民归属感和精神疾病的初步研究成果，例如美国心理学会年会（2022年）和加拿大穆斯林心理健康会议（2021年）。Arzu Gul：Arzu Gul 是一位在东突厥斯坦出生长大的维吾尔穆斯林女性。她拥有物流与运输管理硕士学位。她目前是一位维吾尔人权活动家和教育工作者。她致力于成为维吾尔社区与其他穆斯林社区之间的桥梁。Arzu Gul 将精力投入到 Bilimhumarlar 文化项目中，通过远程教学，为维吾尔儿童和妇女组织了超过 10 门关于伊斯兰教、古兰经诵读（tajweed）和维吾尔语的课程。她还管理着多个针对维吾尔女性的在线心理健康小组。Dilmurat Mahmut 博士：Dilmurat Mahmut 博士在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学博士学位。目前，他是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的 FRQSC 博士后研究员，也是麦吉尔大学的课程讲师。他的研究兴趣包括穆斯林身份、教育、暴力极端主义以及移民/难民在西方的融入。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多家学术期刊上，如《侨民、本土与少数民族教育》、《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身份：文化与权力的全球研究》、《禁忌：文化与教育杂志》、《去激进化杂志》、《国际教育研究论坛》以及《宗教研究理事会杂志》。

副标题：乌玛团结指南：从信仰责任、公共发声到实际支援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如何与维吾尔穆斯林保持团结。作者说明，声援被压迫者不是口号，而是信仰责任，需要知识、祈祷、公共倡议、社群协作和持续行动。



图：团结穆斯林共同体：促进与维吾尔穆斯林团结的策略

自我反思与立场性

由于本文聚焦于身份的交叉性，研究人员分享了她们对自身立场性的反思。 Farah Islam 博士认为自己是一位来自“主流”穆斯林侨民群体（棕色人种/南亚裔/孟加拉裔）的穆斯林，她所属的民族曾经历过种族灭绝 [当时巴基斯坦（前西巴基斯坦）对孟加拉人民（当时为东巴基斯坦）进行了种族灭绝，约有三百万人死亡，五十万妇女被强奸。] 因此，局内人/局外人、侨民移民社区以及被遗忘的种族灭绝历史，都是她在本项目中身处其中并产生共鸣的领域。

Shahd Fulath Khan 是一位居住在加拿大的穆斯林。 她的祖父母从突厥斯坦（现乌兹别克斯坦）移民，并定居在麦加，以寻求实践伊斯兰教的自由。 她的外祖父母从叙利亚移民到沙特阿拉伯，以逃避压迫政权。 为了更高目标而进行的迁徙（hijrah）以及迁士（muhājirūn）的牺牲精神，在整个项目中一直为她的工作提供着重要的指引。

Hala Bucheeri 认为自己是一位阿拉伯穆斯林，目前居住在巴林。 迁徙的概念在巴林并不陌生，因为其少数居民来自不同的民族背景（波斯、非洲、南亚、东南亚），希望在此寻找家园、经济保障和政治稳定。 尽管巴林具有文化多样性，但仍缺乏文化胜任力。 因此，本项目强调了理解并解决少数民族特定文化和宗教需求的重要性。

最后，Arzu Gul 和 Dilmurat Mahmut 博士都是居住在海外的维吾尔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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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该部分在 Yaqeen 的整体宗教性测量 BASIC 中被称为“机构联系”。这指的是一个人对穆斯林社区的参与和联系。它包括一个人对清真寺（masjid）、伊斯兰中心和其他穆斯林机构的感受。联系还包括参加社区活动以及一个人对社区的情感依恋。Tamer Desouky 和 Osman Umarji，“穆斯林宗教性对幸福感的影响”，Yaqeen，2021年9月15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basic；Jihad Saafir 和 Osman Umarji，“如何培养有宗教信仰的青少年：一种自我决定理论方法”，Yaqeen，2022年10月24日，https://yaqeeninstitute.ca/rea ... 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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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011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586段；认证等级：根据布哈里和穆斯林的观点，属于 muttafaq ʿalayh（公认真实）。

• Svat Soucek，《内亚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4页。

• Toqa Badran 和 Aydin Anwar，“对 Habib Ali Al-Jifri 关于维吾尔人评论的回应”，Muslim Matters，2020年，https://muslimmatters.org/2020 ... hurs/。

• Edward Wong 和 Chris Buckley，“美国称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为‘种族灭绝’”，《纽约时报》，2021年1月19日，https://www.nytimes.com/2021/0 ... .html；Samir Sweida-Metwally，“为正义进行道德消费：穆斯林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回应”，Yaqeen，2021年，https://yaqeeninstitute.ca/rea ... ocide。

• 虽然有报道称一百万维吾尔男女被监禁，但这一数字受到一些维吾尔社区成员和活动人士的质疑，他们声称这是中国政府试图掩盖压迫真实规模的一部分。 维吾尔社区成员和活动人士估计，集中营中可能有多达3500万维吾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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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裁决后来被《古兰经》33:6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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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尔米齐圣训集》，第2477段，等级：严格认证（ṣaḥīḥ）。

• Carolyn Schwartz 等，“利他主义的社会兴趣行为与更好的心理健康相关”，《心身医学》65，第5期（2003）：778–85。

• Shireen Salti，“Together 项目欢迎小组对政府资助难民社会资本的影响”，2021年；Celine de Richoufftz，“从研究到外展再到行动：蒙特利尔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融合的社区方法”，Samuel 社会联系中心，2018年，www.socialconnectedness.org/wp-content/uploads/2019/10/Community-based-approaches-to-the-integration-of-refugees-and-asylum-seekers-in-Montreal-1.pdf。

• Dilmurat Mahmut，“加拿大教育观念的冲突：受过良好教育的穆斯林维吾尔移民的视角”，《侨民、原住民与少数民族教育》15，第1期（2021）：34-46；Dilmurat Mahmut 和 Edmund Waite，“迷失在翻译中：探索加拿大的维吾尔身份”，《文化与教育杂志》20，第1期（2021）：173–91，https://digitalscholarship.unl ... taboo；Rebecca Clothey 和 Brian McCommons，“美国高等教育中的维吾尔学生：创伤与适应挑战”，《侨民、原住民与少数民族教育》16，第2期（2022）：106–18。

• 问卷完成大约需要30分钟。 参与者自行认定的族裔身份为维吾尔族和/或维吾尔混血。 由于本研究所采用的心理量表此前未曾用于维吾尔人群体，因此对量表条目和措辞进行了相应调整，以确保调查内容易于理解并与参与者相关。 调查结束时，所有参与者均可选择以下任一选项：向达尔曼基金会（Darman Foundation，一家支持维吾尔移民和难民的加拿大组织）捐赠10加元；领取一张价值10加元的亚马逊电子礼品卡；领取一张价值10加元的星巴克电子礼品卡；通过电子转账将10加元汇入其银行账户；或放弃上述所有选项。

• 访谈通过参与者选择的各种平台进行，例如WebEx、Google Meet、Zoom、电子邮件或WhatsApp。

• 引用资源：Margarete Sandelowski，“定性研究中的严谨性问题”，《护理科学进展》第8卷，第3期（1986年）：第27–37页。

• 引用资源：Virginia Braun和Victoria Clarke，“在心理学中使用主题分析法”，《心理学定性研究》第3卷，第2期（2006年）：第77–101页。

• 引用资源：“投入工作：穆斯林社区的心理健康服务与倡导”，第11届年度穆斯林心理健康会议，2019年4月4日至6日。

• 引用资源：Coretta Phillips，“制度性种族主义与族裔不平等：一个扩展的多层框架”，《社会政策杂志》第40卷，第1期（2011年）：第173–92页。

• 引用资源：Sweida-Metwally，“为正义进行道德消费”。

• 引用资源：McIntosh, Peggy。“白人特权：拆解隐形的背包。” (1990)，第29–34页。

• 引用资源：Samia Errazzouki，“在‘黄皮肤敌人’与‘黑皮肤奴隶’之间：萨阿迪王朝摩洛哥种族与奴隶制的早期现代谱系”，《北非研究杂志》（2021年）：第1–11页；Chouki El Hamel，《黑色摩洛哥：奴隶制、种族与伊斯兰的历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年）；Mariam Durrani，“#BlackOutEid：在数字穆斯林生活中抵制反黑人情绪”，《语言人类学杂志》第31卷，第2期（2021年）：第298–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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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资源：《提尔米齐圣训集》，第1621段，等级：真实（ṣaḥīḥ）。

• 引用资源：每当先知穆罕默德 ﷺ 走出家门时，他会说：“Bismillah, tawakkaltu ʿalā Allāh. Allāhumma inni aʿūdhu bika an aḍilla aw uḍal, aw azilla aw uzal, aw aẓlima aw uẓlama, aw ajhala aw yujhala ʿalayy”，翻译如下：“我以安拉之名开始，我托靠安拉；主啊！ 我向您寻求庇护，以免我误导他人或被误导，以免我犯错或被诱导犯错，以免我行不义或遭受不义，以免我无知或被他人无知对待。” 《艾布·达伍德圣训集》5094段。

• 引用资源：McIntosh，“白人特权”。

• 引用资源：McIntosh，“白人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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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资源：《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9段，等级：根据穆斯林伊玛目的观点，真实（ṣaḥīḥ）。

• 引用资源：《礼仪单行本》，第239段，等级：根据阿尔巴尼的观点，优良（ḥasan）。

• 引用资源：Saafir 和 Umarji，“如何抚养有宗教信仰的青少年”。

• 引用资源：Sweida-Metwally，“为正义进行道德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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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资源：Aḥmad al-Bayhaqī，《信仰的分支》，Mukhtār al-Nadawī 编（利雅得：al-Rushd出版社，2003年），7:132，等级：根据阿尔巴尼的观点，因与其他圣训相互印证而真实（ṣaḥīḥ li-ghayrih）。

• 引用资源：Wardatul Akmam，“孟加拉国解放战争期间的反人类暴行：种族灭绝案例”，《种族灭绝研究杂志》第4卷，第4期（2002年）：第543–59页；Lisa Sharlach，“作为种族灭绝的强奸：孟加拉国、前南斯拉夫与卢旺达”，《新政治科学》第22卷，第1期（2000年）：第89–102页；Susan Brownmiller，《违背我们的意愿：男人、女人与强奸》（纽约：班塔姆图书公司，1975年）；Dorothy Q. Thomas 和 Regan E. Ralph，“战争中的强奸：挑战有罪不罚的传统”，《SAIS评论》第14卷，第1期（1994年）：第81–99页。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uniting-the-ummah-strategies-to-foster-solidarity-with-uyghur-muslims
原文标题：Uniting the Ummah: Strategies to Foster Solidarity with Uyghur Muslims
作者：Shahd Fulath Khan、Hala Bucheeri、Arzu Gul、Dr. Dilmurat Mahmut
作者简介：Shahd Fulath Khan：Shahd Fulath Khan 是一位在安大略省注册的心理治疗师（实习阶段）。她目前在斯坦福大学穆斯林心理健康与伊斯兰心理学实验室担任研究实习生。Shahd 在圭尔夫大学获得了家庭关系硕士学位，并在多伦多大学获得了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学士学位。Hala Bucheeri：Hala Bucheeri 目前是巴林王国一家私人诊所的临床心理学家，专注于女性健康心理学和围产期心理健康（贝克研究所；国际产后支持组织）。Hala 毕业于多伦多大学，获得心理学和神经科学荣誉理学学士学位，并从巴斯大学获得应用临床心理学硕士学位。Hala 的研究兴趣包括探索难民的心理健康以及治疗中的文化胜任力。Hala 发表了关于评估英国“改善心理治疗服务”（IAPT）中为心理健康从业者（PWP）提供的文化胜任力培训的研究成果（2023年）。Hala 还曾在多个会议上展示了她关于维吾尔难民归属感和精神疾病的初步研究成果，例如美国心理学会年会（2022年）和加拿大穆斯林心理健康会议（2021年）。Arzu Gul：Arzu Gul 是一位在东突厥斯坦出生长大的维吾尔穆斯林女性。她拥有物流与运输管理硕士学位。她目前是一位维吾尔人权活动家和教育工作者。她致力于成为维吾尔社区与其他穆斯林社区之间的桥梁。Arzu Gul 将精力投入到 Bilimhumarlar 文化项目中，通过远程教学，为维吾尔儿童和妇女组织了超过 10 门关于伊斯兰教、古兰经诵读（tajweed）和维吾尔语的课程。她还管理着多个针对维吾尔女性的在线心理健康小组。Dilmurat Mahmut 博士：Dilmurat Mahmut 博士在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学博士学位。目前，他是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的 FRQSC 博士后研究员，也是麦吉尔大学的课程讲师。他的研究兴趣包括穆斯林身份、教育、暴力极端主义以及移民/难民在西方的融入。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多家学术期刊上，如《侨民、本土与少数民族教育》、《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身份：文化与权力的全球研究》、《禁忌：文化与教育杂志》、《去激进化杂志》、《国际教育研究论坛》以及《宗教研究理事会杂志》。

副标题：乌玛团结指南：从信仰责任、公共发声到实际支援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如何与维吾尔穆斯林保持团结。作者说明，声援被压迫者不是口号，而是信仰责任，需要知识、祈祷、公共倡议、社群协作和持续行动。



图：团结穆斯林共同体：促进与维吾尔穆斯林团结的策略

引言

与社区建立联系是穆斯林实现宗教生活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提供了一种归属感。在心理学领域，这通常指代人类对被接纳、被理解以及成为更大整体一部分的需求。 这与穆斯林共同体（Ummah）中兄弟姐妹情谊（ukhuwwa）的伊斯兰概念相呼应，我们敬爱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教导我们：“信士们在互爱、怜悯和同情方面的比喻，就像一个身体。 当身体的任何一个肢体感到疼痛时，整个身体都会因失眠和发烧而产生反应。” 在本文中，我们借鉴了先知传记（sīra），探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如何通过在迁徙期间为麦地那的辅士（anṣār）和麦加的迁士（muhājirūn）建立归属感和社区融合，来实践兄弟姐妹情谊的理念。 本文将以全球流散的维吾尔穆斯林为例，他们为了逃离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种族灭绝而流亡，这正是现代版的“迁士”（muhājirūn），他们迫切需要融入更大的穆斯林共同体（ummah）中。 这项定性研究通过访谈，概述了维吾尔移民和难民所经历的心理健康挑战、归属感缺失、被穆斯林共同体边缘化，以及与机构和社区联系断裂的问题。

正如本文后续详细介绍的维吾尔人访谈中所揭示的那样，人们认为自愿施舍（ṣadaqa）和同情心远未达到穆斯林共同体（ummah）应有的期望。 穆斯林国家与中国的持续结盟及经济依赖、西方穆斯林社区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缺乏了解、穆斯林共同体缺乏公开抗议，以及缺乏具体的政治行动和倡导，这些都是导致维吾尔社区对更大穆斯林共同体的归属感逐渐淡化的主要障碍。 在本文中，一些穆斯林社区和清真寺内部的权力结构似乎更偏袒某些种族，特别是那些无法完全融入主流群体（如阿拉伯人、南亚人）的人，往往被边缘化（例如黑人、新穆斯林、马来西亚人、波斯尼亚人、阿富汗人、罗兴亚人、维吾尔人等）。 本文将探讨先知时代的清真寺模式，将其呈现为不仅是礼拜场所，更是社区融合的空间、无家可归者的避难所、医院和教育场所等多种角色。 由此，我们将进行类比，强调清真寺在当今维吾尔移民和难民社区融合中的核心作用。 最后，本文将提出建议，探讨如何在我们当今的穆斯林共同体（ummah）中重振这种先知式的社区同理心与团结精神，以及清真寺的整体性作用，使穆斯林社区能够成为维吾尔人重建归属感的基石。

案例片段

多年来，阿尔祖（Arzu）一直勤恳地联系穆斯林社区成员和领袖，请求他们支持抗议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活动。 她不知疲倦地给每一位她能找到的伊玛目、谢赫或学者发邮件、打电话，但得到的反应充其量只是不冷不热。 终于，抗议的日子到了。 阿尔祖走下公交车，扫视着聚集在公共广场的人群。 虽然她看到大约一百名维吾尔同胞在场，举着海报和横幅，但她在集会上只数出了两名来自更大穆斯林社区的穆斯林。 她拿起横幅，加入了示威队伍。 当她抗议时，一个男人走到她面前说：“Al-sal ā m ʿ alaykum（愿安拉赐你平安），姐妹。” 阿尔祖回礼，心怀希望地以为又有来自更大穆斯林社区的成员来参加抗议了。 然而，他却粗暴地喊道：“姐妹，你为什么要抗议中国？ 为什么不抗议以色列、美国或印度？” 阿尔祖感到滚烫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下，她冲他喊道：“数百万无辜的维吾尔穆斯林正身处中国的集中营里！ 中国正在实施维吾尔种族灭绝！” 那人没有回答，而是拍了一张抗议人群的照片，然后走开了。

第一作者是在多年前为一家穆斯林姐妹组织做志愿者时，首次了解到阿尔祖的维吾尔社区倡导工作的。 从那时起，他们共同参与了多个项目，包括组织政治集会和社区教育活动，他们的孩子也曾就读于同一所伊斯兰学校。 阿尔祖在准备本文时讲述了这个故事；她说，在听到那个男人的严厉指责后，“我的一部分心死去了。”

维吾尔人的背景

大约1300万维吾尔人，其中大多数是穆斯林，属于突厥语系民族，居住在中国西北部的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居住在维吾尔家园的突厥穆斯林部落在公元四世纪/十世纪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在此居住了数百年。 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压迫和殖民东突厥斯坦，将穆斯林身份视为对共产主义政权的威胁。 自2017年以来，维吾尔人一直面临着中国共产党实施的残酷种族灭绝，他们试图通过强迫维吾尔人融入主流中国文化来消灭维吾尔文化。 数百万维吾尔穆斯林男女被关进强迫劳动集中营，在那里他们忍受着旨在消除其信仰的羞辱性和折磨性的“再教育”过程。 严厉的宗教压迫被强制执行；礼拜、诵读《古兰经》和斋月封斋等宗教行为已被取缔。 有报道称存在从器官摘取到大规模绝育和轮奸等难以想象的暴行。 正如我们研究中的一位参与者所分享的那样，

年轻的[维吾尔]男性成为了仇恨和恐怖的目标。 他们中很多人都很虔诚……他们只是想遵循自己的信仰……但[中国]政府开始将宗教外表与暴力行为混为一谈。 年轻男性被定罪并开始失踪。 家庭在很多方面支离破碎。 这产生的影响远不止是被拘留者本人……[中国政府]将伊斯兰教称为一种疾病——一种传播仇恨的病毒或癌症，必须将其根除。 为了建立集中营系统，你必须将人口非人化，而将[维吾尔穆斯林]视为恐怖分子使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作为回应，数以万计的维吾尔穆斯林逃离了中国。 许多人已在世界50多个国家定居。 人数最多的是在其他突厥民族国家定居，如哈萨克斯坦、土耳其、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而较少的人口则移民到了美国（8,000-10,000人）、加拿大（不到2,000人）、澳大利亚（5,000-10,000人）、瑞典（2,000人）、德国（750人）和其他国家。

移民后宗教社区的重要性

移民和重新安置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动荡、悲伤和不确定性。 当这种情况与酷刑和种族灭绝威胁等创伤性事件交织在一起时，痛苦、抑郁、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等心理健康问题就成了紧迫的担忧。 例如，我们研究中的一位参与者分享了移民后的时光“并非创伤后，而是持续的创伤”，因为维吾尔人一直在为亲人遭受酷刑和拘留的消息而挣扎。 即使在移民后，维吾尔人也不得不面对持续的监视和审查威胁，这侵蚀了维吾尔社区内部的信任。 一位参与者解释说：“[维吾尔]社区内部存在很多猜疑。 有些人担心维吾尔人是告密者……[结果]人们变得越来越孤立。”

正如移民经历中常见的那样，维吾尔流散群体中感受到了社会资本的匮乏。 然而，为了克服这一点，研究表明，成为宗教社区的一员往往能为信众提供群体团结感、共同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对信仰的确认以及归属感。 在经历丧失之后，共同的宗教信仰可以成为一种保护性因素，帮助人们度过悲伤的过程，这与个人宗教信仰不同，后者并没有同样的影响力。 共同的宗教参与能够增强社会联系、社会支持网络，并增加建立友谊的可能性。它还提供了一个共享语言、文化和民族的空间。 基于这些原因，移民后在宗教社区中找到归属感可以加速融入并预防心理健康问题。

除了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外，许多礼拜场所和宗教组织还能为新移民提供至关重要的服务，包括食物银行、住房援助、语言培训和求职协助。

上述大多数研究发现宗教信仰与归属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些研究衡量的是群体性宗教信仰，即个人的信仰不仅限于私人生活，而是与更广泛的宗教社区相连。 为了支持这些发现，雅金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对不同宗教信仰状况及其与心理健康联系的分析也发现，将宗教生活局限于个人和私人领域（例如，仅参与在家中祈祷和阅读《古兰经》等个人礼拜行为）并不能带来心理健康方面的益处。 相比之下，那些通过个人礼拜并与更广泛的穆斯林群体（ummah）建立联系，从而全面践行信仰的人，能够获得宗教信仰带来的全部心理健康益处，因为他们将伊斯兰教视为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

研究发现，对于流散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伊斯兰教可以是深层意义、赋权和身份认同的源泉。 对于多年来一直遭受宗教迫害的维吾尔人而言，移民后重新与穆斯林社区建立联系对于他们信仰的健康至关重要。

穆斯林群体（ummah）：创造一个有归属感的社区

在我们的信仰中，穆斯林群体（ummah）的概念起着核心作用。 穆斯林群体是一个由信士组成的社区，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崇拜安拉。 这个信士社区超越了民族国家、民族、文化、种族和语言的界限。 正如安拉在《古兰经》中所言：“这确是你们的民族（ummah），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我是你们的主，所以你们应当崇拜我。”（وَإِنَّ هَٰذِهِ أُمَّتُكُمْ أُمَّةً وَاحِدَةً وَأَنَا رَبُّكُمْ فَاعْبُدُونِ） “因此，你们应当敬畏我，不要敬畏其他。”

归属于一个更广大的信仰社区是我们宗教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正如“兄弟情谊经文”提醒我们的那样：“信士们皆为兄弟（ikhwa），故你们应当在你们的兄弟之间调解。”（إِنَّمَا الْمُؤْمِنُونَ إِخْوَةٌ فَأَصْلِحُوا بَيْنَ أَخَوَيْكُمْ） “你们应当敬畏安拉，以便你们蒙受慈悯。”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知道兄弟情谊的纽带不会自动实现。 事实上，在我们的信仰中，信士们被鼓励在创建社区和促进他人的归属感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例如，我们敬爱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告诫我们：“如果你们有三个人，不要让其中两人私下交谈而排斥第三个人。” 此外，在另一段传述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不要让两人私下交谈而排斥一人，因为这会伤害信士，而安拉至尊厌恶信士受到伤害。”

在将兄弟姐妹积极融入穆斯林群体（ummah）的案例中，没有比迁徙（hijra）至麦地那的故事更伟大的典范了。 在先知传记（sīrah）的这一美好时刻，麦地那的辅士（anṣār）和居民对从麦加进入他们城市的迁士（muhājirūn）所表现出的压倒性的慷慨令人震惊。 接下来，我们将借鉴这一融合模式，探讨宗教信仰及其对全球维吾尔流散群体归属感和心理健康的影响。

重振积极融合的圣行（sunnah）

在积极践行兄弟情谊（ukhuwwa）的最卓越典范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号召他的穆斯林群体（ummah）在辅士（anṣār）和迁士（muhājirūn）抵达麦地那后，建立正式的兄弟姐妹纽带（muʾākhā）。 这些纽带如此深厚，以至于最初规定他们甚至可以相互继承遗产。 安拉在《古兰经》中赞美了辅士的慷慨：

“在他们之前，安居于麦地那并信仰的人们。” 他们喜爱那些迁徙到他们那里的人，对于迁徙者所获得的赏赐，他们心中毫无嫉妒，即使自己贫困，也宁愿将他们置于自己之上。 凡是能克制自己吝啬本性的人，他们才是成功者。

迁士们（muhājirūn）被辅士们（anṣār）那令人动容的慷慨之举深深打动，他们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

安拉的使者啊！ 我们从未见过像我们所寄居的这些人一样，在富足时如此乐于奉献，在贫困时又如此坚忍的人……

迁士萨阿德·本· 拉比阿讲述道，

当迁士们抵达麦地那时，安拉的使者 ﷺ 在阿卜杜·拉赫曼·本· 奥夫和萨阿德·本· 拉比阿之间建立了兄弟情谊（muʾākhā）。 萨阿德对阿卜杜·拉赫曼说：“我是所有辅士中最富有的人，所以我想把我的财产（在我们之间）平分。我有两个妻子，你看看你喜欢哪一个，告诉我，我就休了她。等她度过离婚后的待婚期（即ʿidda）后，你就娶她。” 阿卜杜·拉赫曼说：“愿安拉为你赐福你的家人和财产。 你们的市场在哪里？” 于是他们带他去了盖努卡市场（Qaynuqāʿ market）。 他（去那里后）带着干酪和黄油赚回了利润。 他持续去市场，直到有一天他回来时身上带着黄色粉末的痕迹。 先知 ﷺ 问：“这是什么？” 他回答说：“我结婚了。” 先知 ﷺ 问：“你给了她多少聘礼（mahr）？” 他回答说：“我给了她一颗枣核大小的金子，或者重量相当于一颗枣核的金子。” （叙述者易卜拉欣对于哪种说法正确存有疑虑。）

在日常用语中，我们常说慷慨的人是那种愿意为他人脱下自己衬衫的人。 然而，辅士萨阿德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慷慨之举，远超于此。 这也是关于迁士阿卜杜·拉赫曼的一个动人故事，他既感激兄弟的慷慨，又寻求自立的途径。

在另一段传述中，辅士们对先知 ﷺ 说：“请把枣椰树在我们和他们（即迁士）之间分配吧。” 先知 ﷺ 说：“不行。”辅士们说：“那就让他们（即迁士）为我们打理果园，我们与他们分享枣子。” 迁士们说：“我们接受这个提议。”

这就是当我们纯粹为了安拉而奉献时，慷慨所产生的力量。 在这里，辅士们准备奉献出他们最珍贵的生计来源——枣椰树。先知 ﷺ 再次赞赏了他们的提议，但坚持认为迁士们应该通过劳动和奋斗来谋生。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以其深邃的智慧，深知建立一个基于社会联结的社区所蕴含的力量，同时也深知这样一个社区能为移民提供真正的参与机会。 获得工作和自食其力的机会能赋予人们荣誉与尊严，这种情感在当今为移民和难民群体争取生活工资和技能衔接项目的呼声中得到了体现。 研究表明，参与“有意义的工作”——即新移民有机会在东道国运用其移民前所掌握的技能——会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大多数人都渴望生产力，渴望有机会为社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而这反过来又会创造出一种尊严感和归属感。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怀着深切的同情心和远见卓识，在清真寺里为那些无法在麦地那安家或成婚，转而选择过上献身于礼拜和精神服务生活的迁士（muhājirūn）提供了避难所。 这些圣门弟子被称为“平台之人”（ahl al-ṣuffa）或“平台圣门弟子”（aṣḥāb al-ṣuffa）。 艾布·胡莱勒（愿安拉慈悯他）在谈到他们的贫困时说：“我曾见过七十位‘平台圣门弟子’，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有完整的衣服穿。” 他们每个人只有一块布，用它系在脖子上。 有些人布的长度垂到脚踝附近，而另一些人的布只垂到膝盖下方。 他们每个人都用手抓着布的边缘，以免身体暴露。”

我们敬爱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深切关怀“平台之人”，他会施舍并供养他们，或者经常鼓励圣门弟子们这样做。 照顾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是一种集体责任。 一些圣门弟子会带来食物，而另一些人则通过教导“平台之人”学习《古兰经》和书写，为他们提供知识的滋养。

居住在先知清真寺（al-Masjid al-Nabawī）中，使得“平台之人”中的成员（如艾布·胡莱勒）因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亲近以及传播其圣行（sunnah）的能力，而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和尊严。 在这种关于清真寺和穆斯林社群（ummah）的先知愿景中，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其中并获得归属感。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甚至审慎地为“平台之人”创造机会，让他们自己也能进行施舍（ṣadaqa），因为他深知给予所带来的变革力量。

以这一先知关于融合与社区建设的框架作为本研究的灵感来源，显而易见，扩大我们清真寺的开放程度将为新移民提供一个避难、参与和支持的场所。 诸如简历研讨会、育儿支持小组、食物银行、慈善厨房和志愿者计划等举措，将为人们提供回馈社区的机会，并有助于在今天实现清真寺和穆斯林社群的先知愿景。 在清真寺内建立新移民家庭匹配计划或“伙伴系统”，将新抵达的家庭与社区中已扎根的家庭进行匹配，也是新家庭建立社会资本并增强归属感的有力方式。 通过安置机构和基督教信仰社区，已经提供了许多此类项目。 研究发现，维吾尔侨民社区正在努力应对文化适应带来的焦虑。 许多维吾尔家长担心他们的孩子在移民后会疏离伊斯兰教，并感到他们培养维吾尔文化和伊斯兰宗教认同的努力，正受到主流文化和流行世界观的影响而遭到破坏。将维吾尔家庭融入清真寺和更广泛的穆斯林社群，是抵御这些意识形态力量的一种方式。

方法

为了这项定性研究，我们采访了居住在全球各地的维吾尔穆斯林，以探讨以下研究问题：

• 维吾尔穆斯林面临哪些移民后的安置和心理健康挑战，他们是如何应对的？

2) 维吾尔穆斯林在移民后是否有社区感和归属感？

• 维吾尔穆斯林对于在移民后应对持续创伤的过程中，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如项目、倡议）来培育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福祉，有什么建议？

抽样

参与者是通过社交媒体以及维吾尔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的外联工作招募的。 招募和数据收集工作于2020年6月至7月（COVID-19疫情期间）持续了6周。 由于维吾尔群体难以接触，研究采用了便利抽样和滚雪球招募法。 因此，由于抽样和招募方法的原因，本研究可能存在选择偏差。

我们采访了五名男性和五名女性，他们都有与维吾尔侨民合作的经验。 受访者包括7名积极为当地社区奔走的维吾尔人，以及3名与维吾尔移民一线工作的非维吾尔人。 所有访谈均以英语进行，必要时，讲维吾尔语的社区志愿者在Zoom小组访谈中进行了口头翻译。 这些参与者是按照半结构化访谈指南接受采访的。 参与者被问及一系列话题，包括他们在安置后面临的具体挑战、生活中情绪低落的原因、寻求支持的行为，以及他们在东道国的归属感。 参与者被问及他们如何应对在东突厥斯坦时的创伤记忆，以及与当地宗教社区的联系如何影响他们的归属感。 最后，维吾尔人还被要求集思广益，探讨需要建立哪些社区和政府项目来支持维吾尔社区。 与非维吾尔活动人士的访谈主要围绕他们与维吾尔社区合作的具体经验展开。 为了确保严谨性，研究人员与维吾尔侨民社区成员进行了成员核查，以确保研究结果和对发现的解释与他们的生活经验产生共鸣。 此外，研究人员还对自我反思和立场性进行了思考（附录A）。 访谈记录使用反思性主题分析法进行了分析。

结果

定性研究发现

在2019年的一次穆斯林心理健康会议上，心理健康教育家和倡导者扎因·沙蒙博士解释说：“种族灭绝发生在两个层面：它发生在消灭一个民族的同时，也发生在消灭他们的故事之时。” 见证某人的故事而不去打断它，本身就是一种治愈。”

由于数字无法向我们提供全貌，我们将尝试通过收集到的访谈，用维吾尔侨民自己的话语来传达他们的生活经历，以尊重他们的故事。

孤立的程度

维吾尔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谈到了维吾尔侨民因与家人和亲人隔绝而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孤立感。 正如一位定居美国的维吾尔人所解释的那样：“我身边没有儿时的朋友和亲戚。” 此外，维吾尔人在移民后还要面对持续的监视威胁，这导致他们对生活在国外的同胞产生不信任，从而削弱了他们的社会网络和安全感。 一位与联合国合作的非维吾尔盟友进一步解释了这种信任的缺失：“当有新人出现时，他们会问为什么要来这里？ 他们想要什么？ 他们彼此之间确实存在怀疑。 确实存在维吾尔人向中国报告的情况。”

在另一个层面上，且与本文的重点一致，维吾尔人谈到了被非维吾尔穆斯林社区抛弃的感觉。 一位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人分享道：

我感到没有得到支持，因为我们希望看到来自我们穆斯林社区的[支持]……即使他们不提供经济资助，至少也请为我们做祈祷（duʿāʾ）。 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被提及…… 在我们的穆斯林社区中。 没有多少人谈论我们。 他们在做祈祷（duʿāʾ）时忘记了提及我们。 我们的问题不是关于一百人或一千人。 就像新西兰发生袭击事件时，人数是56人，但我们仍然记得他们，提及他们，谈论他们。 但数百万维吾尔人正处于危险之中……并且正在失去他们的伊斯兰信仰……你怎么能忽视它呢？

除了穆斯林社区之外，参与者还谈到了他们在东道国经历的歧视、仇外心理和疏离感。 正如一位非维吾尔联合国工作人员所解释的那样：“通常当人们看维吾尔人时，他们会想，‘他们不会说英语’或者‘他们看起来不一样’。”

更广泛的穆斯林社区的多层面抛弃

参与者广泛讨论了更广泛的穆斯林社区未能为维吾尔侨民提供归属感的感觉。 从歧视的多层面视角来看，被更广泛的穆斯林社区抛弃和剥夺权利的经历被认为是多层次的，发生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个人、社区和系统层面）。 据报道，在与更广泛的穆斯林社区的日常互动中，个人层面经历了微观层面的抛弃，表现为被视为虚伪的慰问（鉴于缺乏参与反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政治倡导）。 正如一位在美国的维吾尔参与者所言：“[更广泛的穆斯林社区中的]大多数人要么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要么只是表达他们的同情。”

在中观层面，参与者报告说，他们或他们共事过的维吾尔人在清真寺内也经历了抛弃。 这表现为在集体祈祷（duʿāʾ）中被排除在外——其他受压迫的穆斯林被提及，却唯独排除了维吾尔人；在清真寺中缺乏欢迎；以及清真寺缺乏为维吾尔事业进行的募捐。 虽然参与者谈到了中国监视的持续威胁，这在维吾尔社区成员之间造成了怀疑和不信任，但与此同时，维吾尔社区通常被视为唯一的慰藉来源和分享悲伤的安全空间。 正如一位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人讲述的那样：

疫情之前，我们每周在多伦多维吾尔清真寺聚会一次。 它也是一个文化中心。 我们聚在一起，尝试分享彼此的故事，或者亲自拜访社区成员，花时间与他们在一起，分享共同的经历以缓解压力。 那是精神支持。 我们现在祈祷很多，因为我们感到无助和无力，而外部世界对我们所面临挑战的反应令人非常失望。 那么，你能做什么呢？ 我们无法改变现状，邪恶仍在继续。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你自己的社区内交谈，大家互相理解、祈祷和安慰。 那是你从自己社区得到的唯一精神支持，或者向生活在绝望地方的社区提供更多帮助。 基本上，我们得不到任何地方的支持，只能独自面对。 好言相劝固然令人安慰，但解决不了问题。

受压迫者和被剥夺权利者有权获得我们的财富，因为我们的给养（rizq）是由我们的造物主和供养者赐予的，我们只是暂时受托保管这些财富。 将我们的财富用于支持维吾尔事业，并抵制涉及维吾尔强迫劳动的商品，都是我们为了更合乎道德地使用财富，以履行我们激进利他主义的伊斯兰义务所做的尝试。 研究还发现，多层面的剥夺权利甚至让维吾尔人对致力于维吾尔事业的伊斯兰慈善组织产生了不信任。 例如，一位参与者分享了维吾尔人如何“对慈善组织不太信任，因为不清楚钱是否用在了正确的地方”。 人们有一种感觉，尽管伊斯兰慈善组织可能声称支持维吾尔事业，但许多维吾尔人并不觉得这些钱真的用在了维吾尔事业上。 这可能表明缺乏桥梁建设、维吾尔社区的认同，以及维吾尔人在穆斯林慈善组织中缺乏领导地位。

最后，在宏观层面，维吾尔人谈到了政治抛弃，即穆斯林国家的政府与中国结盟，对正在发生的暴行保持沉默。 生活在“全球北方”的穆斯林也被认为表现出了这种冷漠，导致了政治上的不作为和缺乏抗议。 一位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人表达了他们的沮丧：

加拿大穆斯林社区没有任何愤怒或抗议。 这些反应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 土耳其没有任何反应……土耳其政府不允许针对中国的“虚假”宣传，所以连土耳其媒体都在过滤信息。 沙特阿拉伯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从中国获得援助。 [所有这些]基本上与《古兰经》的教导完全背道而驰。 穆斯林国家为了金钱出卖了他们的维吾尔兄弟姐妹。

穆斯林的“他者”与同理心

为了更好地理解参与者访谈中分享的现实，我们有必要“拆解特权的隐形背包”，并审视可能导致维吾尔社区部分群体所经历的孤立和抛弃背后的权力结构和种族主义的相互作用。 众所周知，反黑人情绪在我们的社区中既有历史渊源，也存在于当今，并被称为反黑人伊斯兰恐惧症。 穆斯林的“他者化”也存在于我们的社区中，相互交织的权力结构使某些种族比其他种族享有特权；那些不能完全融入主流群体（如阿拉伯人、南亚人）的人被边缘化（如维吾尔人、黑人、新穆斯林、中国回族穆斯林、波斯尼亚人、罗兴亚人以及无数其他人）。

这种阶级和“穆斯林身份”等级制度的存在，可以说被视为新殖民主义的证据，我们发明了新的方法来对我们自己社区内的群体内与群体外或“他者”之间的交战派系进行分类。 正如普利策奖得主、记者伊莎贝尔·威尔克森所写：“人类建立等级制度的冲动跨越了社会和文化。” 她还解释说：

正是在新世界的创造过程中，欧洲人变成了白人，非洲人变成了黑人，而其他人则变成了黄色、红色或棕色人种。 正是在新世界的创造过程中，人类根据他们的外貌被区分开来，仅仅通过与他人的对比来识别，并根据一种新的种族概念被排列成种姓制度。

然而，为了体现同理心、怜悯和慷慨的先知美德，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超越这种以自我为中心（nafsī）的生存框架，并体现先知的智慧，即“你们中没有人会拥有真正的信仰，直到他爱他的兄弟如同爱他自己一样。” 事实上，一个社会的健康程度可以通过其社会资本水平来衡量。社会资本是社会的一种价值或资产，用于衡量群体内部的社会联系程度，并与社会成员之间所传达的同理心水平相关。正如我们敬爱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教导的那样：“信士们在彼此关爱、怜悯和同情方面的比喻，就像是一个身体。 当身体的任何一个肢体感到疼痛时，整个身体都会因失眠和发烧而产生反应。” 这是一次对彻底同理心的呼唤。 虽然同理心要求人们通过他人的视角看世界，但彻底的同理心要求人们更进一步，去真正创造改变并致力于社会正义，即使这可能会损害我们的经济或社会繁荣。 正如安拉在《古兰经》中提醒我们的：“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谨守公平，当为安拉而作证，即使对自己、父母或亲戚不利。”（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كُونُوا قَوَّامِينَ بِالْقِسْطِ شُهَدَاءَ لِلَّهِ وَلَوْ عَلَىٰ أَنْفُسِكُمْ أَوِ الْوَالِدَيْنِ وَالْأَقْرَبِينَ） 无论那个人是富裕还是贫穷，造物主都能最好地照顾他们双方。 你们不要顺从私欲，以免偏离正道——如果你歪曲或忽视正义，造物主对你们所做的一切是全知的。” 先知关于穆斯林共同体（ummah）的愿景是一个社会资本繁荣的愿景，每个信士都感受到与造物主之间亲密的纽带，以及与兄弟姐妹之间深厚的联系感。

与此相反，当我们认为“他人”与我们截然不同时，就会产生同理心疏离，从而形成阻碍同理心发展的绊脚石。 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只有当我们认为他人与我们相似时，我们才能完全从同理心的角度去理解他们。 因此，我们大多数人只对那些在外貌、谈吐、思想和行为上与我们足够相似的人产生同理心。 然而，我们敬爱的使者 ﷺ 提醒我们：“信士对于信士，就像墙壁的砖块一样，互相支撑。” 因此，尽管我们存在差异，我们能够也必须通过内省和刻意的努力来弥合同理心的鸿沟。

建议：成为一个有良知和同情心的社区

作为信士，我们被敦促进行不断的自我改造（iṣlāḥ），以完善自我。 通过这种自我审视的过程，我们往往会发现自己的盲点、虚伪的阴影，或是傲慢与压迫的种子，并必须努力纠正这些内心的弱点。 这确实就是与私欲斗争（jihādal-nafs）的全部意义所在。 正如苏富扬·萨夫里（愿安拉慈悯他）所说：“我从未处理过比我自己的私欲更困难的事情。 有时它会反对我，有时它会支持我。” 我们的使者 ﷺ 也曾说：“圣战者（mujāhid，即为圣战而奋斗的人）是那些与自己的私欲作斗争的人。” 在我们被教导在离开家时诵读的美好祈祷（duʿāʾa）中，我们祈求安拉保护我们免于“成为压迫者或被压迫者”。 自我反省和自我改造是先知的实践，我们应该始终努力在任何环境下体现这些实践。 接下来，我们将概述维吾尔族参与者对于培养对维吾尔族困境的同理心和同情心的建议。

1. 剖析我们的特权

有时我们无意识的压迫源于对自身特权的缺乏了解。 对于我们这些来自“主流”穆斯林群体的人来说，花时间反思我们每个人以各种形式携带的隐形特权背包，可以使我们的私欲（nafs）变得谦卑，并控制我们的自我意识。 基于佩吉·麦金托什在《白人特权：剖析隐形背包》中的工作，以下问题被设计为一项培养同理心的活动，旨在更好地理解维吾尔族和其他非主流穆斯林社区每天所经历的疏离感。

问题 是 否 当我进入一个穆斯林空间时，我受到热情的问候，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我会感到惊讶。 ⬜ ⬜ 我的社区经常在公共祈祷（duʿāʾs）中被提及。 ⬜ ⬜ 我至少能说出五位来自我民族文化/种族背景的穆斯林领袖和学者，他们为更广泛的穆斯林社区所熟知。 ⬜ ⬜ 对我社区最紧迫的问题会在周五的讲道中被提出。 ⬜ ⬜ 我期望当我进入穆斯林空间时，人们知道如何发音我的名字，并熟悉我来自哪里。 ⬜ ⬜ 我可以期望在穆斯林社区和/或清真寺的开斋饭或其他活动中供应来自我文化的食物。 ⬜ ⬜ 当我进入清真寺或其他穆斯林聚会时，人们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与我交谈，并推定我来自他们的社区。 ⬜ ⬜ 穆斯林社区的筹款活动经常支持对我社区重要的问题。 ⬜ ⬜ 当我进入一个穆斯林空间时，那里有其他人看起来像我。 ⬜ ⬜ 清真寺董事会和其他穆斯林社区领导职位上的人会说我的母语。 ⬜ ⬜ 当我进入一个穆斯林聚会时，其他穆斯林像对待自己人一样问候我。 ⬜ ⬜ 我经常在清真寺和其他穆斯林空间听到人们说我的母语。 ⬜ ⬜ 有多种用我母语翻译的《古兰经》和其他伊斯兰著作。 ⬜ ⬜ 当有伊斯兰会议时，有看起来像我、说起话来像我的人担任演讲者。 ⬜ ⬜ 当我的社区发生悲剧时，更广泛的穆斯林社区成员会联系我，向我表示慰问和祈祷（duʿāʾs）。 ⬜ ⬜ 伊斯兰学者在他们的讲座和著作中引用我民族学者的观点。 ⬜ ⬜ 没有穆斯林质疑过我是否是穆斯林。 ⬜ ⬜ 在开斋节或其他公共穆斯林聚会的庆祝活动中，我可以期望看到其他人穿着来自我文化的传统服装。 ⬜ ⬜ 当我的社区发生悲剧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我期望穆斯林社区的成员会参与政治倡导、集会、抵制、筹款等活动以表示支持。 ⬜ ⬜

特权就像一副眼罩。 如果在这个练习之后，你注意到你对大多数问题都回答了“是”，请反思你的特权可能让你对穆斯林共同体（ummah）的哪些现实视而不见，以及你如何利用你的特权去支持那些无法享受同样清真寺和共同体归属感的人。 如果你选择继续戴着这些眼罩，你将如何战胜你内心的压迫者？

2. 弥合同理心的鸿沟

有时我们的同理心疏离需要一些内省，以揭示我们可能对某些“外群体”持有的隐性偏见。 重要的是要反思主流文化是如何在我们心中灌输隐性偏见的（无论是通过媒体、学校、朋友等），我们的父母/照顾者是否表现出偏见，我们是否有多元化的朋友和熟人圈子，以及我们的工作场所、社区和清真寺是什么样的。 这将有助于我们提高对自身偏见的认识，从而具备审视它们的能力。

弥合同理心鸿沟的一个实际方法是，通过拓宽我们获取宗教知识的方式和渠道，打破任何狭隘的“穆斯林身份”定义。 付出额外的努力去学习历史，并从非主流穆斯林群体的学者那里获取宗教知识，例如像穆罕默德·萨利赫·哈吉姆（Sh. Muhammad Salih Hajim）这样的维吾尔学者，可以帮助加深我们对穆斯林共同体所有成员的理解和欣赏。 为了欣赏伊斯兰教作为一种超越主流群体宗教的本质，我们需要从世界各地那些因历史边缘化而可能不太为人所知、不太容易接触到的伊斯兰学者那里寻求知识。 正如塞内加尔图巴的伟大学者艾哈迈杜·班巴（Sh. Ahmadou Bamba）曾经说过的：“不要仅仅因为我是黑人就拒绝我的作品。” 作为盟友，我们有责任放大这些声音。 弥合同理心鸿沟的另一个实际方法是，通过强迫自己走出舒适区，打破我们那种单一和同质化的环境。 这可能表现为：去维吾尔清真寺（如果你所在的城市有的话）参加每周的周五（jumuʿa）礼拜，倡导你的清真寺举办关于维吾尔人的社区活动，或举办关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历史的项目，参加维吾尔人的抗议活动，或参加维吾尔人的活动。 了解他人使我们能够欣赏我们共同的人性，而我们无法在疏离的状态下做到这一点。 正如伊莎贝尔·威尔克森（Isabel Wilkerson）所写：“当你面对一个人，看着他为失去挚爱而擦去泪水时，你很难将他非人化，就像你对自己所做的那样……”正如安拉优美地提醒我们：“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部落，以便你们互相认识。”

3. 学习提升

真正的同理心需要积极展现盟友关系。 了解正在发生的维吾尔种族灭绝是我们迈出的重要第一步。 正如一位在美国的维吾尔人所分享的：“是的，他们绝对需要被教育；大多数（穆斯林社区）只是表示同情，并没有真正给予政治上的支持。” 另一位在美国的维吾尔人谈到了这种受伤的感觉，

看到穆斯林社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让人很难受。 这很伤人。 当他们宁愿相信中国媒体而不相信我们时，这很伤人。 我相信穆斯林社区总体是好的，但他们没有获得正确的信息。 中国人制造了超过4.5亿个机器人账号和类似的东西来散布虚假信息，并制作假视频来欺骗穆斯林社区……我希望这里的（美国）穆斯林能为我们发声。

在“假新闻”和宣传泛滥的时代，揭露真相需要勇敢的努力。 寻找能提供更平衡报道的新闻来源至关重要，例如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

此外，与维吾尔社区成员交谈并倾听他们的故事，也是获取信息和建立深刻理解的重要途径。

4. 积极行动

积极行动是下一步。 我们需要跳出单纯捐赠（ṣadaqah）的思维框架。 盟友关系的力量在于，主流或多数群体成员与边缘化群体携手合作，积极支持、社会参与并为受压迫的人民倡导。作为压迫的见证者，我们必须为正义挺身而出。

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劝诫我们：“你们中谁见到了罪恶，就让他用手去改变它。 如果他做不到，就用舌头（劝说）。 如果他还是做不到，就用内心（去抵制），这是信仰中最薄弱的层面。”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是维吾尔人所面临种族灭绝的见证者，我们的维吾尔兄弟姐妹也勇敢地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我们认识到自己在这种压迫中所扮演的角色。 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提醒我们的：“信士是其兄弟的镜子。 如果他看到兄弟身上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就应该纠正他。” 参与者们分享了更广泛的穆斯林社区站出来展现同理心是多么重要。 虽然正如访谈中所展示的那样，伊斯兰恐惧症/仇外心理可能导致了这种疏离，但更广泛的穆斯林社区对此也负有责任。 这令人心碎。 与更广泛的穆斯林社区保持联系是健康宗教社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不能继续将我们的兄弟姐妹推向边缘。

积极的团结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体现：

- 在政治上动员并倡导反对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 通过联系当地政治代表或参加集会进行公民参与，是你可以推动变革的有力方式。 - 在你的清真寺制定欢迎计划，让维吾尔人和其他边缘化的穆斯林社区成员感到他们有归属感。 这是我们体现先知时期辅士（anṣār）欢迎迁士（muhājirūn）进入麦地那模式的一种方式。 - 联系你的清真寺理事会，寻求参与途径。 你也可以确保每年投票选出一个更多元化、更具代表性的理事会。 - 筹集资金支持社区中的维吾尔兄弟姐妹，如果社区规模较大，可以建立一个维吾尔祈祷区（musallā）或专门的清真寺。 正如一位参与者所分享的：“宗教空间很重要。 （我居住的地区）任何地方都没有维吾尔清真寺。 如果更广泛的穆斯林社区能支持他们，那将非常有用。” 你可以了解哪些产品和品牌与维吾尔强迫劳动有关，以便抵制它们。 正如一位维吾尔参与者建议的那样，穆斯林社区可以采取的一种行动是：“停止购买来自中国、含有维吾尔强迫劳动成分或来自集中营的产品。”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布了一份出色的报告，列出了83家使用维吾尔强迫劳动并应被抵制的公司。

- 围绕维吾尔美食、艺术和文化组织定期的社区聚会。 这可以帮助我们的维吾尔兄弟姐妹感受到归属感，而且做起来很简单，比如在斋月的清真寺开斋活动中加入传统的维吾尔食物。 这类活动越频繁，维吾尔人对我们来说就越显眼。 - 通过在当地清真寺、社区中心或其他合适的场所争取免费空间，促进维吾尔语（Uyghurche）的教学。 这一建议在我们的参与者访谈中反复出现，> ……支持维吾尔孩子学习他们自己的文化、语言和传统。 （在加拿大的）维吾尔社区（人数很少）且不足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维吾尔人将被同化并融入加拿大文化。 （维吾尔）家庭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学习并保留他们的语言和传统。 （租金）非常昂贵。 （维吾尔）社区规模很小，分散在（加拿大）大多伦多地区。 人们很难把孩子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带过来…… 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语言、传统和知识的丧失是维吾尔人民最大的悲哀来源之一。 剥夺一个民族的母语是文化灭绝中采用的一种特别阴险的策略，通过根除一个民族的语言并强加外来语言，导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纽带被系统性破坏，并使人产生与自身历史和生活方式脱节的失根感。 在这方面，政府设立的寄宿学校制度的残酷性，以及它如何继续摧毁加拿大原住民几代人的历史，有着令人痛苦的呼应。

尽管一些维吾尔团体已经能够成功推动当地市政当局建立维吾尔语学校，但这仅发生在维吾尔人口众多的选区。 正如一位参与者所说：“这对小型（维吾尔）社区不起作用，因为（选票）不够多。 他们往往被边缘化和忽视。” 为孩子们学习维吾尔语提供空间，是更广泛的穆斯林社区展现团结并培养维吾尔人对穆斯林大众（ummah）归属感的一种非常切实的方式。 让受压迫的人民重新获得对其语言和故事的所有权，是一种赋权行为。 一位参与者谈到了这种失语状态的挣扎：“维吾尔社区给人的印象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们的挣扎在于无法用自己的语言来恰当地讲述他们的故事。”

结论

作为穆斯林社区中的主流群体成员，或作为通过公民身份或经济实力获得赋权的人，我们有机会挺身而出，成为维吾尔兄弟姐妹的盟友。 我们作为穆斯林共同体（ummah）的力量，源于我们是一个有觉知的人民——对安拉的觉知，以及对我们自身的觉知。 我们作为穆斯林共同体（ummah）的力量，源于我们是一个信仰共同体，通过兄弟情谊（ukhuwwa）的纽带紧密团结在一起，所有的兄弟姐妹共同努力，服务于安拉的宗教（dīn），并崇拜我们的造物主。

我们确实有机会与维吾尔兄弟姐妹并肩作战，成为他们的盟友，让他们能够重新找回自己的声音。 当一个受压迫的人告诉我们，无论是否有意，我们通过排斥、边缘化和遗弃助长了他们的苦难时，我们应该停下来倾听。 在我们的社区中，可能存在一些陌生的面孔，他们感到自己被挤压到了边缘。 兄弟情谊（ukhuwwa）至关重要，没有它，我们就不能称自己为信士。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

“以掌握我灵魂的主发誓！” “你们不会进入天堂（jannah），直到你们信仰；而你们不会真正信仰，直到你们彼此相爱。” “我能否告诉你们一件事，如果你们做了，你们就会彼此相爱？” “在你们中间传播和平（通过互道‘愿安拉的平安降临于你们’，即assalāmu ʿalaikum）。”

当一位辅士（anṣār）表达担忧，害怕先知穆罕默德 ﷺ 会回到麦加并离开他们时，我们的先知用最富有诗意的语言回答道：

“你们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 “你们属于我，我也属于你们。” “你们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 “你们的盟友就是我的盟友。”

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最后一次演讲中，这位“普世慈悯”提醒我们：

“人们啊，你们的主是唯一的，你们的父亲也是唯一的。” “阿拉伯人并不优于非阿拉伯人，非阿拉伯人也不优于阿拉伯人；白人并不优于黑人，黑人也不优于白人，除非通过敬畏（righteousness）。”

之所以给我们这样的劝诫，恰恰是因为这很难做到。 因为我们内心深处有着根深蒂固的倾向，习惯于分等级、排座次、建立阶层，并偏袒自己的部落。 这就是为什么对抗种族主义、种姓制度、部落主义和各种形式的偏见，并首先从我们自身做起，是一种勇敢的崇拜行为。

愿安拉接受我们向维吾尔兄弟姐妹展现同情心并为了他的缘故欢迎他们进入我们社区的努力，并愿他因此提升我们在天堂（jannah）的品级。 愿他赐予世界上所有受压迫的人民正义与慈悯。

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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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pending-ethically-for-justice-a-muslim-response-to-the-uyghur-genocide
原文标题：Spending Ethically for Justice: A Muslim Response to the Uyghur Genocide
作者：Dr. Samir Sweida-Metwally
作者简介：萨米尔·斯威达-梅特瓦利博士（Dr. Samir Sweida-Metwally）：萨米尔·斯威达-梅特瓦利博士拥有布里斯托大学高级定量方法博士学位、牛津大学比较社会政策硕士学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理论硕士学位，以及布鲁内尔大学经济学荣誉学士学位。他目前正在萨拉姆学院（Al-Salam Institute）攻读伊斯兰学术执照（Shahādah ‘Ālimiyyah）。

副标题：伦理消费指南：从供应链、抵制选择到声援维吾尔穆斯林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如何以伦理消费回应维吾尔种族灭绝。作者指出，消费选择不是纯私人行为，而与供应链、压迫结构、社会正义和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穆斯林的责任有关。



图：合乎道德地消费以追求正义：穆斯林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回应

六、 结论

在本文中，我首先提供了东突厥斯坦的简要历史背景，从而挑战了中国不仅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而且也是其推动者的神话。 我还概述了使东突厥斯坦成为北京如此珍贵资产的经济和地理优势。

此后，我回顾了指向维吾尔种族灭绝的现有证据。 所评估的证据依赖于泄露的中国政府官方文件（如“中国电文”、卡拉卡什名单）、目击者证词，以及由中国研究、人权、国际法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从业者发表的报告和研究。 基于这些证据以及《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中概述的定义，我得出结论：中国政府正在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运动，这一点几乎毫无疑问。 这是通过以下方式执行的：（i）在全国范围内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少数民族进行任意拘留，将其关押在强迫劳动营和棉田中；（ii）对维吾尔妇女进行强制绝育和系统性强奸；（iii）通过人工智能进行大规模监控，雇佣汉族平民监视突厥人在家中的生活，以及东突厥斯坦的军事化；以及（iv）芬利（Finley）所称的“人口安全化”，正如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汉化”、“语言安全化”（通过将民族语言定罪来体现）以及“宗教安全化”（涉及剥夺突厥穆斯林实践其信仰的权利）中所见。

我还针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种族灭绝的说法，回应了两个反驳论点。 第一，北京对其所有反对其强制同化政策的人，而不仅仅是突厥人，不加区别地实施镇压。 第二，得出正在发生种族灭绝结论的证据是欺诈性的。 第一个论点被驳回，因为东突厥斯坦正在发生的事情特别险恶，因为北京以前可能针对被视为敌人的个人采取的独特行动，现在正被联合起来针对一个群体。 此外，国家组织的特殊绝育目标和人口增长控制，使得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群体所遭受的苦难成为种族灭绝。 同样，关于操纵统计数据的指控也被证明已得到全面驳斥。 关于维吾尔种族灭绝是西方针对中国阴谋的指控，也被证明依赖于需要重大阴谋论逻辑跳跃的论点，特别是在有多种相反证据（类型和来源）的情况下。

最后，通过对《古兰经》和圣行的经文分析，我论证了穆斯林有义务采取个人行动来减轻同胞的苦难。 鉴于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种影响力很可能会导致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行动迟缓。 重要的是，有人认为这些行动不应仅仅根据其能否带来改变的效果来评估，它们本身作为造物主所规定的ʿibāda（功修）行为，就具有其内在价值。 具体而言，穆斯林被要求不得利用其rizq（给养）的任何形式去支持、参与或从邪恶中获利，而应坚定地反对不公正，并减轻人类的苦难。 安拉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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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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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视频说明：BBC 关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污点棉花”的视频报告。

• 阿德里安·曾兹，“绝育、宫内节育器与强制节育：中共在东突厥斯坦压制维吾尔族出生率的运动”，詹姆斯敦基金会，2020年6月，2021年3月17日更新，第1页，https://jamestown.org/wp-conte ... 22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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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中国维吾尔营地被拘留者指控系统性强奸”，2021年2月3日，。

视频：

视频说明：原文配套视频，主题为《维吾尔种族灭绝下，穆斯林如何进行伦理消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正义指南（下篇）》。

• 希尔、坎帕纳莱与冈特，“他们的目标是摧毁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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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讨论请见纳齐尔·汗（Nazir Khan），《神圣的职责：伊斯兰教与社会正义》，《Yaqeen》，2020年2月4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na ... stice 。

• 《古兰经》4:135。 由 M. A. S. 阿卜杜勒·哈利姆（M. A. S. Abdel Haleem）翻译，《古兰经：M. A. S. 阿卜杜勒·哈利姆的新译本》（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 全文采用此译本。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2577a段，https://sunnah.com/muslim:2577a 。

• 这些每一个本身都是宏大的课题，由于篇幅限制无法在此讨论。然而，建议读者查阅奥马尔·苏莱曼（Omar Suleiman）博士的系列讲座《关于社会正义的40段圣训》，该系列深入探讨了这一主题（特别参见第37段和第38段讲座）。讲座系列可在 https://yaqeeninstitute.org/se ... stice 获取。

• 《马立克圣训集》（Muwattā Mālik），第21卷，圣训971，https://sunnah.com/malik/21 。

• 《艾布·达伍德圣训集》（Sunan Abū Dāwūd），第5268段，https://sunnah.com/abudawud:52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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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制公司的例子包括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赞助商——爱彼迎（Airbnb）、安联（Allianz）、可口可乐（Coca-Cola）、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英特尔（Intel）、欧米茄（Omega）、松下（Panasonic）、宝洁（Procter and Gamble）、三星（Samsung）、丰田（Toyota）、士力架（Snickers）和维萨（Visa）——它们在经济上支持中国政府，并帮助其通过“体育洗白”掩盖种族灭绝（赞助商完整名单可在此处找到：https://www.beijing2022.cn/en/ ）。同样，据报道，以下公司均从剥削维吾尔强迫劳动中获利：阿迪达斯（Adidas）、亚马逊（Amazon）、苹果（Apple）、卡尔文·克莱恩（Calvin Klein）、戴尔（Dell）、盖普（Gap）、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耐克（Nike）、松下（Panasonic）、拉夫劳伦（Polo Ralph Lauren）、彪马（Puma）、三星（Samsung）、索尼（Sony）、汤米·希尔费格（Tommy Hilfiger）、东芝（Toshiba）、优衣库（Uniqlo）、维多利亚的秘密（Victoria’s Secret）、大众（Volkswagen）和飒拉（Zara）（详尽名单见徐等人，《维吾尔人待售报告》，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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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伊斯兰教社会行动的更详细讨论，请参阅谢赫·阿卜杜拉·奥杜罗（Abdullah Oduro）2018年的主麻演讲（khuṭba）：“公民参与的紧迫性”，https://yaqeeninstitute.org/ya ... ement 。

• 芬利（Finley），《证券化、不安全感与冲突》。

• 刘（Liu）和彼得斯（Peters），《中国东突厥斯坦的汉化》。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pending-ethically-for-justice-a-muslim-response-to-the-uyghur-genocide
原文标题：Spending Ethically for Justice: A Muslim Response to the Uyghur Genocide
作者：Dr. Samir Sweida-Metwally
作者简介：萨米尔·斯威达-梅特瓦利博士（Dr. Samir Sweida-Metwally）：萨米尔·斯威达-梅特瓦利博士拥有布里斯托大学高级定量方法博士学位、牛津大学比较社会政策硕士学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理论硕士学位，以及布鲁内尔大学经济学荣誉学士学位。他目前正在萨拉姆学院（Al-Salam Institute）攻读伊斯兰学术执照（Shahādah ‘Ālimiyyah）。

副标题：伦理消费指南：从供应链、抵制选择到声援维吾尔穆斯林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如何以伦理消费回应维吾尔种族灭绝。作者指出，消费选择不是纯私人行为，而与供应链、压迫结构、社会正义和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穆斯林的责任有关。



图：合乎道德地消费以追求正义：穆斯林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回应

摘要

本文旨在揭示被占领的东突厥斯坦局势，阐述维吾尔人及其他穆斯林突厥群体所面临的迫害，并解释为何这种行为可以被正当地描述为种族灭绝。 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古兰经》和圣训的经文分析，本文认为面对此类不义，每一位穆斯林都有责任改变消费习惯，以确保他们不会将自己的rizq（给养）花费在延续维吾尔人及其他突厥人民的苦难上。 具体而言，我指出社会正义是穆斯林信仰的核心，仅以在今世（dunya）的有效性来衡量社会行动的价值，是违背伊斯兰教义的。

一、引言

本文讨论了中国目前在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人及其他突厥穆斯林人民进行的种族灭绝，并通过对《古兰经》和圣训（记录在圣训中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传统）的经文分析，阐明了伊斯兰教对社会行动的强制性要求，以及在这一特定背景下可能采取的一些行动。 面对强大的对手，个人行动看似微不足道，但本文绝非主张采取失败主义心态，而是重申了伊斯兰教对穆斯林的强制要求：将自身行动视为更广泛精神框架的一部分，而非仅仅通过世俗的功利主义视角来评估行动。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提供简要背景以说明东突厥斯坦冲突的语境。 这包括对该地区的社会人口描述，以及对该领土所提供的经济、政治和地理利益的概述。 其次，我讨论了中国对待维吾尔人及其他突厥穆斯林人民的证据。 第三，我解释了为何这种对待方式确实可以被定性为种族灭绝。 最后，在得出结论之前，我强调了社会正义在伊斯兰教中的核心地位，以及这一核心原则如何要求穆斯林有义务确保其行动旨在减轻不义，并避免通过消费选择等方式延续他人的苦难。

二、 背景

a. 被占领的东突厥斯坦

19世纪，清朝征服了东突厥斯坦并将其更名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意为“新的领土”或“新的边疆”。 自1955年以来，该地区被正式称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然而，东突厥斯坦仍然是该地区突厥居民首选的名称，因此，为了遵循通过“存在方式”而非“压迫方式”来识别人民的原则，本文采用了这一术语。 事实上，直到1949年毛泽东统治时期，在经历了短暂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933-1934）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1944-1949）的独立时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正式吞并了东突厥斯坦。 因此，就像1948年以来的巴勒斯坦人一样，东突厥人民自1949年以来一直处于被占领状态。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因为它削弱了中国的叙事，即维吾尔人仅仅是中国领土上的一个“穆斯林少数民族”，而不是一个被占领的群体。 因此，它挑战了“激发中国民族主义的神话”，即中国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而非其传播者，西藏案例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 在此过程中，它突显了将东突厥斯坦的民族紧张局势描述为“内部殖民主义”问题，而非“当代殖民化导致”的局势所带来的问题。

东突厥斯坦拥有多元的民族人口，由13个民族组成，其中维吾尔族、汉族（中国主体民族）和哈萨克族人数最多。 回族、柯尔克孜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和塔吉克族构成了部分较小的人口。 根据中国官方数据（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对此有争议），在2010年的2182万人口中，1000万是维吾尔族，883万是汉族，142万是哈萨克族，约100万是回族。

突厥人民认同自己是中亚人，在文化和宗教上都比汉族更接近其他中亚民族。 他们的语言与土耳其语的相似度远高于与普通话的相似度，且绝大多数突厥人民认同自己是穆斯林，这与大多数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话虽如此，尽管大多数维吾尔人信奉伊斯兰教，但仍有比例较小的维吾尔人信仰其他宗教或无宗教信仰。 理解这一区别对于认识正在运作的机制非常重要。 具体而言，中国在东突厥斯坦进行种族灭绝运动的动机，是以打击“宗教极端主义”为幌子消除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身份，同时通过迫害非穆斯林突厥人民来延续中国的领土占领。 在讨论表明种族灭绝确实正在发生的证据之前，下一节概述了推动北京对东突厥斯坦霸权欲望的战略优势。

b. 东突厥斯坦：珍贵的资产

中国从维持对东突厥斯坦的控制中获益的原因有几个。 首先，该地区自然资源丰富。 该地区拥有中国“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储量”，分别占全国总量的30%、34%和40%。 随着北京寻求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并建立能源安全，对东突厥斯坦的统治提供了明显的利益。 事实上，有报道称“中国公司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开采了其[中国]石油产量的15%和天然气的近25%”。 该地区也是“中国最大的棉花、薰衣草和啤酒花种植基地”。 2019年，东突厥斯坦的棉花产量占全球的五分之一，占中国总产量的85%。 其次，东突厥斯坦还为北京提供了广阔的土地，使其成为“绵羊、牛和细羊毛生产的主要地区”。 对于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来说，该地区的面积是法国的三倍，提供了重要的粮食安全优势。 第三，东突厥斯坦与八个国家接壤：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 因此，其地理位置提供了与亚洲和欧洲的重要贸易联系，这对中国庞大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至关重要。

该倡议由习近平于2013年宣布，旨在重振丝绸之路贸易网络，并极大地扩大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 该战略计划覆盖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并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一。 为了实现其目标，中国计划建设六条经济走廊（见图1）。 东突厥斯坦在其中三条走廊的成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主要侧重于自然资源的转移，依靠乌鲁木齐（该地区首府）作为关键枢纽，将走廊通过伊朗和伊拉克一直连接到土耳其。 它还拥有覆盖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重要天然气管道。 其次是“中巴经济走廊”，它始于东突厥斯坦，延伸3000公里至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为中国提供了进入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通道，“这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石油运输的重要路线”。 对中国的另一个优势是，它将能够绕过马六甲海峡。 目前，中国60%的进口石油来自中东，其中80%通过这条海峡运输，即穿越南海、东海和黄海的危险且海盗猖獗的海上航线。” 第三条是“新亚欧大陆桥”，旨在通过铁路将中国与欧洲连接起来，始于连云港，终点为鹿特丹。 这条铁路陆路连接将降低货物运输成本（相对于航空货运），并缩短交付时间（相对于海上运输）。 连接东突厥斯坦、经乌鲁木齐至中国中部（甘肃兰州）的兰新高铁是该走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了解中国所拥有的经济实力（及相关的政治影响力），可以揭示为何有50个国家签署了一封支持中国的信函——作为对2019年7月由22个主要是“西方”国家签署的、对维吾尔人待遇表示关切的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信函（A/HRC/41/G/11）的回应。 重要的是，第一封信不仅没有包括任何一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签名，第二封为中国辩护的信函还包括了许多此类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伊朗、阿联酋、埃及和沙特阿拉伯。 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是显著的例外，卡塔尔在最初签署后也撤回了支持。 新西兰也未能免受北京的压力，杰辛达·阿德恩的工党拒绝辩论一项将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行为描述为种族灭绝的议会动议。 下一节讨论第一封信中提到的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少数民族的人权侵犯证据。

图1。 横跨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六条经济走廊

来源：香港贸易发展局（2015）

三、 中国对待维吾尔人及其他突厥人民的方式：证据审视

2018年12月，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代理首席副助理国务卿斯科特·巴斯比根据“情报界和开源报告”估计，“自2017年4月以来，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的拘留营中无限期关押了至少80万，甚至可能超过200万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 区分“被监禁者”和“参加兼职‘再教育’项目者”，一个更准确的估计是2019年被拘留人数为150万。

一份长达137页的泄露中国政府官方文件（被称为“卡拉卡什名单”）显示，他们因“罪行”而被拘留和关押在这些营地中，这些罪行包括：(i) 多年前戴过面纱，(ii) 多年前留过长胡须，(iii) 因为“妻子戴面纱”，(iv) 有亲属在国外，或 (v) “申请了护照但从未离开”。 另一个原因是仅仅被归类为“不可信”。 曾兹（Zenz）将后者定义为“一种难以捉摸的普遍怀疑类别。 它代表了国家认为无法像其希望的那样容易理解或控制的人。” 文献中被视为“宗教极端主义”迹象的其他表现包括“定期祈祷；邀请太多人参加婚礼……在葬礼上诵读伊斯兰经文；按照伊斯兰习俗清洗尸体……教孩子《古兰经》；请伊玛目为孩子命名；定期参加清真寺活动；学习或教授‘未经授权’的伊斯兰教形式；在周五以外的时间在清真寺祈祷……前往麦加朝觐”。

对于被拘留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人民，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对他们实施了强迫劳动，亚马逊和苹果等跨国公司从中受益。 2018年，还有57万人被强行送去采摘棉花。 还有大量证据表明，国家在维吾尔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开展了强行绝育妇女的运动，并有报道称被拘留的妇女“被注射了不明药物和针剂，导致不规则出血和月经周期停止”。 此外，还有关于“对被拘留者进行酷刑和不人道待遇、强行将儿童与父母分离、剥夺其实践宗教或使用其语言的权利……强行摘取器官、强迫失踪和在拘留期间死亡”的指控。

最近，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项调查报道称，维吾尔被拘留者描述了这些营地内部的“系统性强奸”。 在BBC的一段视频报道中，古尔齐拉·奥尔汗（Gulzira Auelkhan）讲述了她如何被命令“脱掉她们[维吾尔妇女]的衣服，并将她们铐在床上，使她们无法动弹”，以便汉族男子可以强奸她们。 以下是一位幸存者的叙述：

“他们不仅强奸，还咬你的全身，你不知道他们是人还是野兽”

“他们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不放过，到处乱咬，留下了可怕的痕迹。 看着真让人恶心。”

“我经历过三次。 而且折磨你的不仅仅是一个人，不仅仅是一个掠食者。 每次都是两三个男人。”

在这些拘留营之外，穆斯林占多数的少数民族正处于中国政府的大规模监控之下，政府使用移动应用程序以及由华为等初创公司和跨国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面部识别技术，这些技术可以追踪突厥人民，并“在检测到少数民族成员时向警方发送‘维吾尔警报’”。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在调查2019年11月泄露的中国政府机密文件（“中国电文”）后，证实了这场极端的监控运动以及“对穆斯林的法外拘留和强制灌输”。

中国政府在社区范围内的监控运动并不局限于公共场所。 作为其在被殖民的东突厥斯坦实施“恐怖资本主义”战略的一部分，它招募了“超过一百万中国平民（大多数是汉族成员）通过入住该地区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家中，来协助军队和警察开展运动”。 中国声称，这个始于2014年的“结对认亲”项目是一种识别“宗教极端主义”的方法，其迹象包括维吾尔人是否用流行的穆斯林问候语“salām ʿalaykum”（愿你平安）问候亲友，以及他们家中是否有《古兰经》副本。

除了东突厥斯坦日益军事化，使其成为“世界上警察管控最严密的地区之一”外，正如芬利（Finely）所言，这场“国家恐怖”运动还表现为“人口安全化（加速汉族移民、民族流离失所）、语言安全化（强加汉语教学）和宗教安全化（压制伊斯兰习俗）”。 要理解“人口安全化”的过程，请考虑1949年汉族（中国主体民族）和维吾尔族分别占总人口的7%和75%。 截至2010年人口普查，这一比例分别为40%和46%。 自1990年代以来，国家通过生产建设兵团资助汉族移民到东突厥斯坦的政策，作为实现该地区汉化和开采当地自然资源的手段，塑造了阿德里安·曾兹（Adrian Zenz）所称的“汉族定居者殖民主义”政策。 虽然有人认为东突厥斯坦的汉族人不应被视为一个同质群体，也不应被简单地看作是国家机器的延伸，但证据表明，他们总体上不成比例地受益于该地区创造的财富，而维吾尔人却因其族裔身份遭受着种族主义和歧视。 与此同时，政府政策中根深蒂固的“语言安全化”措施，自2017年起至少在伊宁市和和田地区（位于东突厥斯坦）的学校中禁止了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并强制要求“学前教育三年必须坚决全面落实普通话教学，并在小学和初中一年级起进行推广”。 最后，“宗教安全化”可以理解为穆斯林所面临的压迫，他们被禁止：(i) 为新生儿取穆罕默德等穆斯林名字；(ii) 自由前往朝觐，并被要求“在获准朝觐前证明自己爱国守法”；(iii) 在斋月期间封斋或礼拜（由住在他们家中的汉族“亲戚”进行监督）。 穆斯林还被迫在他们的餐馆和商店里食用猪肉并销售烟酒（这些产品是伊斯兰教禁止消费和获利的）。 同时，除老年人外，男性被禁止留胡须，女性被禁止戴面纱，民众还被鼓励向警方举报佩戴面罩的女性。 基于卫星图像的估算显示，自2017年以来，65%的清真寺“因政府政策而被摧毁或损坏”，“30%的重要伊斯兰圣地（包括许多受中国法律保护的陵墓、墓地和朝觐路线）已被拆除”。

中国以反恐和打击维吾尔分裂分子为由，为其在东突厥斯坦的做法进行辩护，特别是针对2009年乌鲁木齐骚乱（造成197人死亡，中国官方称死者多为汉族）、2013年10月天安门汽车袭击事件（造成5人死亡）、2014年3月造成31人死亡141人受伤的持刀袭击事件，以及2017年2月造成8人死亡的持刀袭击事件。 然而，2014年国家“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政策中确立的针对整个社区的惩罚措施，使这场运动成为一场由政府主导的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行为。 此外，将他们贴上暴力分裂分子的标签，方便地忽略了一个事实：维吾尔人与藏人一样，是一个被占领的民族，几十年来一直承受着中国政府暴力和压迫性的运动，试图强行同化他们并根除其民族身份、信仰、文化和生活方式。

IV. 但这真的是“种族灭绝”吗？

a. 中国违反《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中国作为缔约国，其签署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种族灭绝公约）（联合国大会1948年）第二条规定：

种族灭绝是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而实施的下列任何行为：(a) 杀害该团体的成员；(b) 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c) 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d) 强制施行旨在防止该团体生育的措施；(e) 强行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

基于上述讨论的证据，包括泄露的政府文件，显而易见这五个条件中的每一项都已满足，有些程度甚至更高。 事实上，2021年3月，由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Newlines Institute for Strategy and Policy）发布的一份独立报告，由国际法、种族灭绝研究和中国民族研究领域的学者和专家撰写，结论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对维吾尔人实施了种族灭绝，违反了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种族灭绝公约），这是基于对现有证据的广泛审查，并将国际法应用于实地事实证据得出的结论。” 该团队在审查了比本文讨论范围更多的证据后得出了这一结论，包括“从中国官方公开通讯、泄露的中国官方通讯、目击者证词以及开源研究方法（如公开卫星图像分析、中国互联网上的信息分析以及任何其他可用来源）中收集和验证的证据”。

同月，英国埃塞克斯法院大律师事务所（Essex Court Chambers）的四名大律师在接受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全球法律行动网络（Global Legal Action Network）的指示后撰写的法律意见书中得出结论：“有非常可信的理由认为，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针对维吾尔人实施的行为构成了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 作为回应，中国政府对埃塞克斯法院大律师事务所实施了制裁，尽管它并非一家律师事务所，且“没有任何集体或独特的法律实体身份”。 中国经常诉诸恐吓手段骚扰海外维吾尔侨民，并制裁了肯尼迪女男爵（Baroness Kennedy QC）和杰弗里·奈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 QC）等学者和人权专家，因为他们调查了维吾尔种族灭绝事件。 在国家层面，美国、加拿大、立陶宛和荷兰政府都将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少数民族的遭遇描述为种族灭绝。 虽然英国议员也宣布中国的行为是种族灭绝，但值得注意的是，同一议会的成员曾三次投票反对《2019-21年贸易法案》中的“种族灭绝修正案”。 2021年6月，英国政府还拒绝了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委员会提出的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旨在阻止英国公司从维吾尔强迫劳动中获利。

b. 关于种族灭绝正在发生的争议性主张

尽管有权威证据表明北京正在对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突厥民族进行种族灭绝运动，但仍有人抵制将东突厥斯坦正在发生的事情描述为种族灭绝。 在本节中，我将探讨用于支持该立场的两个主要论点。

主张1：北京的压迫是不分对象的，它不仅针对突厥民族。

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中国国家的压迫延伸至其整个领土，适用于所有民族，而不仅仅是突厥民族。 此外，由于这些事件在国际舞台上未被描述为种族灭绝，因此将东突厥斯坦目前发生的事情描述为种族灭绝是不正确的。 例如，中国有因政治和宗教信仰而通过将人关进劳改营（láogǎi）来“改造”人的历史，北京从1957年到2013年实行的“劳动教养”策略就是官方的国家政策。 夹边沟劳改营就是最早的例子之一。 同样，1990年代的法轮功学员也遭受了“再教育”，有证据表明他们也是器官摘取的受害者。 此外，基督教团体在中国也面临迫害，政府计划推进“中国化基督教”，这包括“重新翻译和注释”圣经，以确保对文本的“正确理解”。 此外，有证据表明，中国早在1970年代就在国内其他地区授权实行强制绝育以执行其独生子女政策。 此外，人工智能大规模监控的使用是为了控制其全体人口，而不仅仅是突厥民族。

虽然这些都是事实，但认为由于其中一些罪行未被描述为种族灭绝，就否定东突厥斯坦目前的局势被如此描述，可能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评估过去，而不是粉饰现在。 这也忽略了北京此前为颠覆对这些过去事件的任何批评所做的努力。 例如，2014年，在西班牙高等法院对中国前政府领导人发出逮捕令，指控他们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及西藏种族灭绝有关后，中国威胁要进行经济报复，这导致当时的西班牙政府修改了法律，并“限制了司法机构调查其他国家人权侵犯案件的权力”。 撇开这一点不谈，值得注意的是，在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案例中，上述所有国家主导的强制手段正在同时使用，使该社区成为异常程度的持续和多方面国家暴力的目标。 该社区所经历的压迫的另一个关键特征，支持了种族灭绝的论点，即北京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社区进行人口工程的策略。 这一点通过以下内容体现出来。

首先，研究表明，政府在某些地区的目标是为多达34%的育龄维吾尔族已婚妇女进行绝育。 绝育运动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财政上得到国家支持；“2020年，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卫生委员会的预算中又包含了1950万美元（1.4亿元人民币）”用于此类绝育运动。 北京的大规模绝育运动得到了泄露的政府文件（喀什文件）的证实，这些文件显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是拘留最常被引用的原因”。 其次，就在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启动“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政策仅一年后，该地区的人口增长出现了异常下降。 具体而言，“2015年至2018年间，两个最大的维吾尔族聚居区的人口增长率下降了84%，并在2019年于多个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下降。 [与此同时] 2020年，一个维吾尔族地区设定了前所未有的近零出生率目标：仅为千分之1.05，而2018年为千分之19.66。 这是打算通过‘计划生育工作’来实现的。” 最后，同一份研究报告发现，在某个特定的维吾尔族地区，“自拘留运动开始以来，18至49岁丧偶或处于更年期的女性比例增加了一倍多。” 重要的是，曾德（Zenz）展示了通过严重减少少数民族人口并增加汉族人口来对东突厥斯坦的人口景观进行工程化改造的驱动力，是如何成为根除（或大幅减少）少数民族人口这一明确意图的一部分。 总之，以上所有内容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种族灭绝正在发生。 具体而言，它显示了一种明确的国家战略，旨在通过在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民族中“强制施行旨在防止生育的措施”，来“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这直接违反了《种族灭绝公约》。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最新的《2020年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统计年鉴》中隐瞒了关键人口数据的发布，从而限制了未来对该地区人口变化趋势和规模进行重要的独立研究。

主张2：种族灭绝的指控是基于作为削弱中国“西方”阴谋一部分而制造的伪造证据。

认为这不是种族灭绝的第二个原因要险恶得多。 一些人提出的论点是，得出种族灭绝结论的证据是捏造的。 这一立场的支持者进而暗示，维吾尔种族灭绝是由“西方”，主要是美国，为了破坏中国稳定而制造的。 特别是，曾德的批评者暗示，关于国家强制维吾尔人口节育的指控是基于篡改的数据。 这些批评随后被用来嘲笑种族灭绝的指控，并宣扬维吾尔人受迫害的指控不过是“西方”诡计的观点。 鉴于曾德的研究（本文引用）在揭示东突厥斯坦虐待规模并将其定性为种族灭绝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简要提及这些指控至关重要。

许多学术批评（中国官方媒体随后进行了宣传）来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大学副教授林方菲。 很容易迷失在人身攻击中，但为了对指控的实质进行集中讨论，曾德对方菲提出的数据操纵指控提供了全面的反驳。 据我所知，方菲没有跟进回复。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最初的报告中出现错误的地方，特别是图6的标题错误，这些在随后的2021年3月更新版本中得到了纠正。 曾德的其他批评者也依赖方菲的工作。 此外，许多批评者反驳曾德工作的来源集中在攻击曾德本人，并依赖中国官方政府来源和国家认可的新闻媒体，如《环球时报》，他们公开将中国境外的维吾尔活动人士称为“人渣”。

当考虑到阿德里安·曾德（Adrian Zenz）是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的高级研究员，且他强调北京大规模绝育运动的报告是由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发布的事实，这种“西方”破坏中国稳定的阴谋论似乎特别有吸引力，这两个机构都是与美国政府有联系的右翼保守派智库。 同样，其他基础性报告，如徐等人（Xu et al.） 和鲁瑟等人（Ruser et al.） 是由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发布的，该智库部分由澳大利亚国防部资助。 前一份报告也得到了英国外交部的财政支持。 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这些隶属关系并不是报告作者试图隐瞒的，机构名称和资助者在报告中清晰可见，供读者调查。 的确，如果认为美国不会从一个经济和政治上被削弱的中国中获益，也不会积极致力于此，那是天真的；但将没有证据支持的点联系起来并陷入阴谋论，是一个严重的智力飞跃。

事实上，如果得出维吾尔人受迫害是西方大国设计的反华阴谋的结论，就需要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存在一种险恶的联盟，而来自不同国家和多个大洲的学者、政治家、智库、维吾尔侨民、律师、人权活动家、记者、媒体机构都致力于此。 任何严肃的学者在智力上都不可能接受这种对沉默誓言的奉献，特别是在除了偏见的推测之外缺乏实质性证据的情况下。 事实上，这将意味着无视：

- 用于得出这一结论的多种来源，包括泄露的中国政府文件（如“中国电文”、喀什文件）、中国政府官方统计出版物（如《中国统计年鉴》）、目击者证词、被拘留维吾尔人的视频证据、卫星图像、世界各地遭受骚扰且在东突厥斯坦的家人失踪的维吾尔侨民的证词，以及一名前中国警官提供的证据。 重要的是，这些独立来源已被发现相互印证。 - 阿德里安·曾德并非唯一的信息来源，其他学者和机构也进行了各自的调查。 例如，“中国电文”是由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分析的，他们汇集了“来自14个国家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及17家媒体合作机构的75名记者……以报道这些文件及其重要意义。” 他们与10个国家的40多名维吾尔人进行了交谈，这些国家包括哈萨克斯坦、土耳其、德国、瑞典、加拿大、日本、韩国、荷兰和美利坚合众国，此外还有众多专家。” 其他贡献者包括（但不限于）：英国广播公司（BBC）、独立学者（如大卫·拜勒、斯坦利·图普斯）、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的16位联合国独立专家（非联合国工作人员）、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人权观察、国际特赦组织、维吾尔法庭，以及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其专家组由来自不同大洲的30多位学者和律师组成。 ——事实上，当拘留营的报道首次出现时，中国曾数月坚决否认此类营地的存在。 直到面对越来越多的证据和全球压力，北京才最终承认营地的存在，随后将其全球战略转变为将这些营地正常化为“职业培训”。 ——通过大规模监控运动，北京制定了一项控制所有从东突厥斯坦传出信息的政策，手段是严格限制报道，并指派安全官员监视和跟踪外国记者。 ——中国试图通过恐吓、骚扰和制裁等手段，压制任何对东突厥斯坦局势的批评，无论批评者是海外维吾尔社区成员、律师、人权活动家、议会议员还是记者。 最近，如上所述，中国在最新的《2020年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统计年鉴》中隐瞒了关键的人口数据，这限制了对东突厥斯坦人口变化的重要研究。 更具体地说，曾德恩（Zenz）报告称，该发布内容包括：“没有按地区划分的出生率，没有民族人口细分，没有按地区划分的总人口细分，也没有关于节育的数据。” 总之，有确凿证据表明中国正在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实施种族灭绝，任何相反的说法都可以被有力地驳斥。 下一节将强调社会正义在伊斯兰教中的核心地位，并概述穆斯林有义务鉴于这种苦难重新评估他们的消费习惯。

五、伊斯兰的行动使命

正义是伊斯兰教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植根于造物主的神圣本性之中”，造物主将自己描述为 al-ʿAdl（至公者）和 al-Ḥakam（公正的审判者）。 社会正义的核心地位在《古兰经》中得到了体现，造物主劝诫信士即使在违背自身利益时也要坚定地维护正义：“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维护公道，作证主，即使对自己，或对父母，或对亲戚，（不利）。”（《古兰经》4:135） 社会正义对伊斯兰教至关重要，以至于在《穆斯林圣训实录》记载的圣训库德西中，造物主宣布禁止自己行不义，并说道：“我的仆人们，我已禁止自己行不义，也使它在你们之间成为禁忌，所以你们不要互相压迫。” 重要的是，伊斯兰教中对压迫的禁止不仅延伸到人类，还延伸到造物主的所有创造物，包括昆虫、植物、动物和环境。 这一点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去世后的第一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愿造物主喜悦他）在军队出发进行军事行动时所下的著名命令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

不要杀害妇女、儿童或年迈体弱者。 不要砍伐果树。 不要破坏有人居住的地方。 除了为了食物，不要屠宰羊或骆驼。 不要焚烧蜜蜂，也不要驱散它们。

在《艾布·达伍德圣训集》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责备了一群同伴（愿造物主喜悦他们），他们在远征期间为了清理营地而烧毁了一个蚁丘。 如果源自《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教导的伊斯兰军事法学，禁止穆斯林在战争期间焚烧昆虫、滥杀动物和砍伐树木，那么压迫同胞又当如何呢？

事实上，伊斯兰教中获得精神救赎的一项基本行为是释放奴隶。 正如造物主在《古兰经》中所宣告的：“你怎能知道那险峻的道路是什么？”（《古兰经》90:11-12） “那就是释放奴隶，或在饥荒之日赈济孤儿，或赈济贫困的穷人，并成为那些信道且互相劝勉坚忍与慈悯的人。”（《古兰经》90:13-17） 遵循这一命令，在反对虐待奴隶的同时，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鼓励他的追随者释放奴隶，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并断言：“谁释放了一个奴隶，安拉就会为他释放的每一个肢体，从火狱中释放他身体的每一个肢体。”

虽然造物主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劝诫人类反对的那种特定形式的奴隶制已被根除，但如上所述，中国的强迫劳动营仍然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因此，通过类比（qiyās），可以推断出每个穆斯林在宗教上有义务不参与，并采取积极措施减轻被拘留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民族（无论他们是否为穆斯林）所遭受的压迫和苦难。 事实上，当先知穆罕默德 ﷺ 宣布“奴役自由人的人，其祈祷不会被造物主接受……同伴们将其理解为一项普遍原则，肯定了全人类从任何形式的剥削或虐待中获得自由的权利。”

人们可能同意上述观点，但同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个人责任。 这是因为，正如种族主义有时被错误地理解为仅在发生明确的身体或言语攻击时才存在一样，压迫也往往只被识别为极端形式；即暴君和当权者直接对人民施加的公然暴力、酷刑以及精神和身体上的侵犯行为。 以这种方式界定压迫，使我们能够将自己与压迫者撇清关系。 然而，伊斯兰教并不支持这种将人们从责任中解脱出来的简单化概念。 穆斯林被反复提醒，人们将为他们一生中享用的所有给养（rizq）负责。 确保穆斯林不利用造物主赐予的恩典去作恶，其核心地位在《提尔米济圣训集》中记载的一段强有力的圣训中得到了体现，先知穆罕默德 ﷺ 宣告：“在审判日，阿丹之子的双脚在造物主面前不得移动，直到他被问及五件事：关于他的生命以及他如何度过，关于他的青春以及他如何消耗，关于他的财富以及他如何获取和花费，以及他如何对待他所知道的知识。”

穆斯林有义务将财富用于善事而非恶事，这是伊斯兰教五功之一——天课（zakat）的精神核心。 后者是所有有能力的穆斯林每年必须将其多余财富的2.5%支付给穷人和贫困者的义务。 在作为社会再分配机制的同时，从精神层面来看，支付天课是净化穆斯林财富的一种手段。 因此，如果一个穆斯林一方面努力按照造物主的命令净化财富，另一方面却决定将净化的财富用于延续不公正和他人的苦难，这将是自相矛盾的。 事实上，伊斯兰教不是一种将行动与精神信仰割裂开来的宗教。 正如穆罕默德·阿萨德在其开创性著作《通往麦加之路》中描述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信息时所言：“行动是信仰的一部分：因为造物主不仅关心一个人的信仰，也关心他或她的行为——尤其是那些影响到自身以外其他人的行为。” 伊斯兰教作为一种行动和反抗社会不公的宗教，其现实意义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名言中得到了完美体现：“你们中谁看到可恶之事，就用手去改变它；如果他没有能力做到，就用舌头去劝阻；如果他还没有能力做到，那么就用内心去厌恶它，这是信仰中最薄弱的程度。” 在引用这段圣训时，汗（Khan）解释说：“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教不允许任何人对任何形式的不公正袖手旁观；一个人在道德上有义务尽其所能去根除压迫。 当然，这一职责伴随着智慧的要求，以确保一个人消除邪恶的尝试不会适得其反，导致更大的邪恶。”

《古兰经》中反复强调穆斯林必须警惕他们的消费和支出（rizq）。 一个例子是在第90章（《城市》）中，当谈到人类时，造物主说：“难道他以为没有人能制裁他吗？”（《古兰经》90:5） “他说：‘我耗尽了大量的财富。’” “难道他以为没有人看见他吗？”（《古兰经》90:6-7） 这种消费与精神纯洁之间的联系，在《穆斯林圣训实录》中这段强有力的叙述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先知穆罕默德 ﷺ “提到了一个人，他长途跋涉（例如，为了造物主的事业，如寻求有益的知识），头发蓬乱，满身尘土（即他因在造物主的道路上奋斗而显得精疲力竭）。 他向天空举起双手（并因此祈祷）：‘主啊，主啊’，然而他的饮食是非法的，他的饮料是非法的，他的衣服是非法的，他的营养是非法的。 他的祈祷怎能被接受呢？” 将祈祷（duʿāʾ）这样重要的崇拜行为与消费的纯洁性联系起来，对于考虑我们在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民族苦难背景下的消费习惯和选择，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可能会否决任何试图将东突厥斯坦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的决议。 中国还对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九条提出了保留意见，该条款规定将缔约国之间的任何争端提交国际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1948年12月9日在巴黎签署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九条的保留意见，78 UNTS 277。 鉴于北京在联合国的强大地位及其经济实力，采取有意义的国际步骤来防止这种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继续下去将是具有挑战性的。 因此，以做出更明智的消费选择、抵制中国制造的产品以及抵制利用维吾尔强迫劳动力的公司为中心的个人行动，是打击针对突厥民族的暴行并减轻其苦难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话虽如此，必须记住，行动的有效性并不是穆斯林评估是否应该采取行动的唯一准则。 如前所述，反对压迫的重要性是一种神圣的劝诫，这使得它本身就具有权威性，无论一个人是否认为他们的行动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因此，那种认为抵制中国产品和支持或从维吾尔人的苦难中获利的品牌等个人行动是徒劳的，因为它们对庞大的中国经济或跨国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无足轻重的失败主义论调，只会为不作为和满足自我中心的物质欲望提供借口。

事实上，采取这种听天由命的态度与伊斯兰精神背道而驰。 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宣告的：“如果末日来临时，你手中有一棵树苗，并且在末日到来之前有可能种下它，那么你应该种下它。” 这意味着，即使一个人知道末日真的即将到来，信士也应该努力完成一件善事。 在说这句话时，我们被提醒《古兰经》反复声明（例如参见第53章，第38-42节），行动不仅有世俗的后果；如果以正确的意图（niyya）进行，它们将在后世（ākhira）中带来益处。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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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突厥斯坦到叙利亚：维吾尔战士为何选择拿起武器？

背景：叙利亚维吾尔战士是什么？

NPR采访多名在叙利亚的维吾尔战士和家属，呈现政治迫害、流亡路线、武装训练和民族独立诉求之间的复杂关系。

摘要

据NPR报道，数千名出生在中国的维吾尔战士逃离中国，前往叙利亚内战参战。他们表示，中国数代人的政治迫害促使他们拿起武器。。主持人艾米丽·冯：叙利亚漫长的内战造成了致命的破坏。在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于2024年被推翻之前。

音频：NPR原声音频

以下链接是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https://www.npr.org/player/embed/nx-s1-5550919/nx-s1-9773862

数千名出生在中国的维吾尔战士逃离中国，前往叙利亚内战参战。他们表示，中国数代人的政治迫害促使他们拿起武器。

主持人艾米丽·冯：叙利亚漫长的内战造成了致命的破坏。在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于2024年被推翻之前，数百万叙利亚人逃离家园。但也有一些人为了战争来到叙利亚。我们首次听到数千名加入这场战争的外国战士的故事。这些战士是维吾尔人，这个少数民族经常处于美中关系中，尽管上周特朗普总统访问北京时，他们并未出现在外交会谈中。今天，我将讲述维吾尔人为何来到叙利亚的故事。在节目开始前，本故事包含枪声。

不明身份者1：（非英语语言）

不明身份者们1：（非英语语言）

冯：我遇到了一些外国战士，当时他们正前往一个训练营……

不明身份者2：（非英语语言）

冯：……这是在叙利亚一片尘土飞扬、烈日炙烤的田野上进行的为期三个月的标准课程的一部分……

不明身份者2号：（非英语语言）。

（枪声）

冯：……这现在是叙利亚所有维吾尔武装分子的标准做法。他们从遥远的家乡——中国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来到这里，维吾尔人称之为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武装分子约有4000人，是与阿萨德政权作战的外国武装分子中规模最大的一支。他们是突厥民族，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分布在亚洲大陆各地。在过去近十年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报道他们的情况。那里生活着大约1200万维吾尔人，人权组织指责中国政府迫害他们。首届特朗普政府也将这种迫害定性为种族灭绝，因为人权组织称，从2017年开始，中国政府在大多没有经过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拘禁并监禁了数十万维吾尔人。中国为这种大规模拘禁辩护，部分原因是北京认为，在过去三十年里发生的数千起袭击事件（其中一些是致命的）是由境外的维吾尔武装分子煽动或协调的……

莫阿兹：（用非英语交谈）。

冯：……像这名男子一样的维吾尔武装分子。你叫什么名字？

莫阿兹：莫阿兹（音译）。

冯：莫阿兹——和本篇报道中的所有维吾尔人一样，他要求 NPR 只公开他的名字，因为他担心中国政府会逮捕他仍留在中国国内的家人。

莫阿兹：（用非英语交谈）。

冯：我们在叙利亚北部碧绿的奥龙特斯河畔的一家茶馆里见到了莫阿兹。他以及 NPR 采访过的其他四十几名维吾尔战士及其家属，此前从未接受过媒体采访。现年 55 岁的莫阿兹说，多年来他一直认为和平抗议可以为在中国的维吾尔人争取到更多权利。但莫阿兹说，在因出版禁售历史书籍和宣传册而服刑 11 年期间，中国看守曾连续几天殴打他。

莫阿兹：（用非英语交谈）。

冯：就在那时，莫阿兹认定，言语永远无法改变中国政府的政策。

莫阿兹：（用非英语交谈）。

冯：“世界可能会称我们为恐怖分子，但正是中国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恐怖，”莫阿兹说道。

莫阿兹：（用非英语交谈）。

冯：他说，来到饱受战火摧残的叙利亚是走投无路之举，而拿起武器则是最后的选择。36岁的乔格塔尔（音译）也是如此，他如今是叙利亚最资深的维吾尔指挥官之一。

（撞门声）

冯：我们在乔格塔尔戒备森严的别墅里见到了他。他身穿一件长春花蓝色的POLO衫，散发着学者般的气质。他说，自己的政治觉醒源于对维吾尔历史书籍的潜心研读。

乔格塔尔：（非英语发言）。

冯：他说，他从书中了解到维吾尔人并非一直遭受压迫，他们曾拥有过自己的王国，随后建立了国家。也就是说，直到大约80年前，中国吞并了大多数维吾尔人居住的西部地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但乔格塔尔说，直到2009年7月5日这一天，历史对他而言才变得真切起来。

（录音资料声音）

未具名人士#3：（非英语大喊）。

（爆炸声）

冯：维吾尔人的抗议演变成了中国汉族多数群体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维吾尔居民之间的致命骚乱。

乔格塔尔：（非英语发言）。

冯：乔格塔尔说，他从远处观看了抗议活动，然后他的维吾尔朋友开始消失，人权组织认为中国在事件发生后逮捕了数千名维吾尔男子，其中大部分是年轻的维吾尔男子。

乔格塔尔：（非英语口语）。

冯：当他逃离中国时，他的离开非常仓促，他说他从未与家人告别。NPR 采访的绝大多数维吾尔战士表示，他们也离开了，在 2009 年 7 月的致命骚乱之后，他们对中国的变革失去了希望。和大多数人一样，乔格塔尔说他首先前往土耳其，那里已经有一个维吾尔侨民。

乔格塔尔：（非英语口语）。

冯：但是土耳其不承认他在中国的大学文凭，也不给他留下来的文件。因此乔格塔尔说，他轻易地越过边境进入了叙利亚，那里一场全面的内战已经开始。这就是许多维吾尔人意识到他们不仅可以在叙利亚找到庇护......

身份不明的人#4：（非英语口语）。

身份不明的人#2：（非英语语言）。

冯：……而且，在叙利亚可以教会他们如何战斗，他们在这三个月的训练营中学会了战斗。但维吾尔人始终牢记他们的首要目标：为独立而与中国作战。一位名叫阿布·祖海尔 (Abu Zuheir) 的维吾尔人告诉 NPR，只要他体内还有呼吸……

阿布·祖海尔：（非英语语言）。

冯：……他准备与现任中国政府斗争，释放维吾尔囚犯，并最终建立一个独立的维吾尔国家。中国外交部和国务院没有回应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置评请求，但中国称这些维吾尔战士为恐怖分子，并将他们与其他受制裁的伊斯兰组织联系起来。叙利亚最早的一些维吾尔武装分子确实首先在阿富汗与基地组织一起训练，叙利亚的一些维吾尔人甚至加入了“伊斯兰国”。NPR 在叙利亚接受采访的维吾尔人否认中国的恐怖主义指控以及与这些组织的任何联系。杰罗姆·德雷文 (Jerome Drevon) 是日内瓦冲突、发展与和平建设中心的研究员。他与叙利亚叛军混战数月，写了一本关于他们的书，并会见了几名维吾尔战士。他说，中国对它们的描述是不正确的。

杰罗姆·德雷文：将他们视为与基地组织有联系仅意味着我们从国际主义角度看待他们，即武装组织与西方国家作战以解放穆斯林世界。

冯：德雷文说这不是叙利亚维吾尔人的立场。

德雷文：它们更接近于民族解放运动。

冯：从中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指挥官乔格塔尔认为，中国太强大了，维吾尔人无法攻击。目前，他想在叙利亚建立一个维吾尔人社区。

身份不明的人#5：（用非英语语言念诵）。

冯：当周五的祈祷声在附近响起时……

身份不明的人#5：（用非英语语言念诵）。

冯：……他借口去祈祷。当他回来时，乔格塔尔向他的人民阐述了他的愿景。他认为过去几十年在叙利亚度过的时光是有用的。他们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战斗力量。

乔格塔尔：（非英语口语）。

冯：“但是维吾尔人无法通过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单独武装自己在中国赢得独立，”他说。“维吾尔人的心灵和思想也必须通过教育和与外界的接触来解放。为此，”他说，“他们现在需要留在这里。”

乔格塔尔：（非英语口语）。

冯：这篇报道得到了普利策中心的资助，是我本周在《ALL THINGS CONSIDERED》节目中播出的关于叙利亚维吾尔人的系列报道中的第一篇。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npr.org。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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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秘密规则会怎样影响维吾尔人？信息封锁与自我审查扩大

背景：中国国家秘密规则是什么？

Global Voices文章关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新的国家秘密规定，指出信息管控、基层举报和技术监控可能进一步压缩公共表达空间。

摘要

据Global Voices报道，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国家秘密”法规引发了广泛的人权担忧。于 2026 年 3 月 1 日生效的《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保守国家秘密条例》实际上是中国国家保密框架在地方层面的延伸。


图片说明：三张政府海报介绍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新的国家安全和国家秘密相关规定。

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国家秘密”法规引发了广泛的人权担忧

于 2026 年 3 月 1 日生效的《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保守国家秘密条例》实际上是中国国家保密框架在地方层面的延伸。在一个以高强度安全治理和信息管控为特征的地区，这些法律调整对该地区政治压迫的常态化和法典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维吾尔是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西北部的原住民。他们拥有独特的语言、民族和文化，与占中国人口 91% 以上的汉族人截然不同。在 2009 年 7 月乌鲁木齐抗议活动之后，中国政府以反恐为名在该地区实施了严格管控，而国际人权组织则批评中国采取镇压措施，包括大规模拘留、强迫失踪、广泛的监控系统以及对宗教和文化生活的限制。

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保护国家秘密的法律。然而，特别是在西方民主国家，此类立法通常旨在防止泄露可能损害国家安全的政府和军事机构敏感信息。相比之下，中国于 2024 年更新的国家保密框架将“国家秘密”的定义扩展到了被认为与国家稳定相关的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信息。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这种扩张性的保密方式意义重大，因为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问题——包括宗教习俗、文化表达、交流模式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行为——正日益被纳入安全治理和信息管控的范畴。

因此，中国国家法律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延伸将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它已将信息管控嵌入到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中，从而将监控带入了该地区的日常生活。

中国国家保密法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延伸

虽然国家法律为保护国家秘密提供了总体法律框架，但该地区的版本详细规定了针对该地区独特安全优先事项的执法、技术监控和地理控制措施。

在目标方面，地方版本将维护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社会稳定视为国家安全问题，并增加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要求（第 3 条）。这意味着削弱维吾尔民族认同、文化和宗教权利的地方政策，可能会在该地区保密法的名义下被正当化。

该法律引入了“工作秘密”这一新的法律概念（第 64 条），要求政府和工作单位制定各自的“工作秘密清单”（第 43 条），并建立内部防泄密系统。这进一步扩大了保密范围。

在法律执行方面，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条例更加强调动员基层组织、工作单位和社区层面的参与者来保护国家秘密（第 8 条）。基层党支部被要求指定联络员处理与保密相关的事宜，包括举报可疑活动，如间谍行为、窃取国家秘密，以及通过书籍、社交媒体帖子和其他渠道泄露秘密的行为（第 39 条）。这创造了一个更具社会嵌入性的信息管控系统，因为对“敏感”信息的识别、监控和报告已被整合到日常社会管理中。

对敏感信息的管控技术规模也在扩大，因为该地区法律明确提倡使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来监控信息流并保护国家秘密（第 10 条）。此外，它还强制要求建立一个由地方政府、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军队协作维护的“预防和控制”系统（第 12 条）。这加强了独特的军事化治理结构对该地区信息流的控制能力。

在当前的稳定控制体系下，正如许多研究所强调的那样，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治理严重依赖数字监控和数据整合，包括大规模数据收集、算法风险评估和实时监控系统。

“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的广泛定义，加上基层报告机制和人工智能监控系统，使得信息传播和人际交流受到安全评估，从而充满风险。外部信息流，例如与海外媒体或外国人交谈，变得更加危险。

基于信息的安全治理不再仅仅是对非法行为做出反应，而是日益专注于识别和管理被认为存在的未来风险。

这加强了以反恐为名的既有预防性控制体系，使国家干预合法化，例如针对维吾尔社区的文化行为、结社、宗教习俗、交流模式及其他被认为具有潜在敏感性的行为，实施所谓的“再教育营”或“职业培训”。

由于信息管理和监控被嵌入到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安全治理的核心，个人对于哪些信息可以安全分享感到不确定，导致自我审查成为一种社会规范。

这些动态促成了研究人员所描述的“沉默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信息变得越来越难以获取——不仅是因为它受到限制，还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从未被公开表达过。

关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局势的国际辩论通常集中在拘留政策、宗教限制、人口结构变化和监控系统上。一些政府和研究人员声称，中国针对维吾尔社区的镇压政策已构成“反人类罪”或“种族灭绝”，而另一些人则拒绝接受这些描述。

然而，这些辩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可用性，而新颁布的地区性国家保密法使得获取或分享相关信息变得更加困难。随着调查空间的缩小，人权组织或国际媒体提出的主张将变得更难核实。因此，人权辩论和分歧将变得更加政治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保密法不仅规范了信息，还塑造了国际人权讨论所处的环境。

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国家秘密”条例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法律措辞，还在于它在更广泛的治理体系中如何运作，即即保密在高度安全化的政治环境中如何发挥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信息管理、监控和社会控制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归根结底，这项法规引发了关于信息、治理与人权之间关系的更广泛质疑。当信息获取受到更多限制时，透明度、独立核查以及公众问责的空间也会随之缩小。 查看全部

哈萨克斯坦的平衡术:当北京施压时,这座”东西方桥梁”有多脆弱

哈萨克斯坦,一个喜欢把自己说成是连接东西方桥梁的国家,最近又一次展示了当北京在一边压得太重时,这座桥有多脆弱。Atajurt哈萨克人权组织的16名成员——连同几名新疆集中营的目击者——最近在Almaty和其他城市被捕了。
 


被捕的名单
 
Atajurt可不是什么边缘小组织。它费尽心血收集并记录了超过10,000个来自新疆幸存者和被拘留者亲属的视频证词。它是第一个揭露中国共产党在该地区反人类罪行的组织。多年来,它的活动人士一直遭到骚扰、罚款和拘留。现在,逮捕行动升级了。

直接导火索是在Dulata边境口岸附近的一场抗议,40多名Atajurt成员和平聚集。他们烧了中国国旗和习近平的画像,高喊反共口号。他们的要求很明确,有三点:

第一,释放Alimnur Turganbay,一个出生在新疆的哈萨克斯坦公民,他已经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注销中国户口和护照的每一个官僚程序。2025年7月23日,他在Dulata被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国家安全大队逮捕。他现在在哪儿还不知道。他的妻子Guldaria Sherizat成了坚韧的象征。被哈萨克斯坦警察逮捕过15次,罚款超过2,300美元,她和三个女儿一直受到监视,但她继续向外交部请愿。她的请求被无视了。

第二个要求:取消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抗议者谴责中共的经济和意识形态渗透。中国国有企业买下了大片哈萨克斯坦的土地和房地产。矿业公司开采地下资源,污染河流,让社区怨声载道。哈萨克斯坦的社交媒体上充满了怨恨,而两国官方媒体却在宣传”友好合作”。

第三个要求:释放新疆集中营里所有的哈萨克人、维吾尔人和吉尔吉斯人。这个要求很宽泛,但反映了现实:成千上万的人仍被关押在拘留设施里,他们的家人被封口或恐吓。

哈萨克斯坦当局的回应是逮捕。16名活动人士被拘留。然而,有个转折揭示了这次镇压的阴暗性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出正式的逮捕令。一切都是不透明的。

一些活动人士认为政府在试水——等着看西方民主国家和人权组织会不会有反应。如果全世界保持沉默,更严厉的措施就会跟上,为了讨好北京。

亲政府的媒体和社交账号已经开始改变叙事。他们声称行政拘留已经转为刑事起诉。但同样,没有官方文件出现。活动人士陷入了卡夫卡式的困境:被指控,但没有正式起诉;被拘留,但没有合法处理。

这些逮捕背后有地缘政治。哈萨克斯坦政府塑造了与中国合作的形象,庆祝基础设施项目和贸易协议。但在表面之下,怨恨很深。

普通哈萨克人看到中国公司买地、污染矿山、主导市场。他们看到北京的意识形态渗入学校和媒体。他们看到自己的政府在压力下弯腰,为了维持”友好关系”而牺牲公民权利。

活动人士通过烧旗和高喊口号,刺破了那层表象。他们的抗议不仅仅是为了一个人,Alimnur Turganbay。这关乎主权、尊严,以及不需要北京许可就能说话的权利。

这些逮捕现在构成了一个考验——不仅对哈萨克斯坦,也对国际社会。如果西方民主国家保持冷漠,哈萨克斯坦当局会把沉默解读为绿灯。活动人士已经担心更严厉的措施要来了。

哈萨克斯坦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平衡术一直很危险。但当公民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被拘留,当妻子因为要求释放丈夫而被罚款,当女儿因为母亲的行动而被监视时,天平就倒向了镇压。

这是一小群坚定的活动人士的故事,他们敢于记录新疆的真相。他们的视频给了无声者声音。他们的抗议要求正义。现在,他们的被捕揭示了北京的阴影延伸得有多远——跨越边境,进入法院,进入家庭。

Atajurt的创始人Serikzhan Bilash现在在美国活动,在那里他对三个目标发起不懈的斗争:中共、Moscow的帝国野心,以及哈萨克斯坦自己的独裁统治者。他的经历就是一连串的镇压:逮捕、无休止的行政起诉,以及三项旨在让他闭嘴的刑事指控。Bilash公开警告说,Astana的政权——急于讨好北京和Moscow——不会停手,直到把Atajurt的每个成员都抓起来。他的呼吁很直白:除非国际社会关注,否则哈萨克斯坦这个亲北京、亲俄罗斯的政府会成功扑灭少数敢于记录新疆罪行的声音之一。

哈萨克斯坦可能想把自己说成是中立的、务实的、合作的。但当公民因为说话而被关进监狱时,中立就结束了。当沉默换来贸易协议时,务实就变成了共谋。当北京决定谁可以抗议、谁必须消失时,合作就变成了投降。

Alimnur Turganbay、Guldaria Sherizat、这16名被拘留的活动人士的命运,不仅仅是哈萨克斯坦的问题。这是衡量世界是否会反对镇压的标准——还是任由北京的长臂不受限制地收紧控制。​​​​​​​​​​​​​​​​ 查看全部

武汉博齐科技是一家总部位于中国的汽车内饰公司，根据它的网站介绍，它给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主要汽车制造商供货。

博齐的两大股东背景完全不同。一个是总部在南卡罗来纳州的Sage Automotive Interiors。另一个是武汉裕达华纺织服装集团，它是博齐的主要原材料供应商——而Kharon的一项调查发现，这个集团的供应链跟新疆地区的强制劳动相关政府项目有联系。

这就意味着，有问题的纺织品可能通过博齐流向全球客户的手里，而现在汽车进口在美国正受到《维吾尔强制劳动预防法》（UFLPA）的特别审查。

新疆供应链

武汉裕达华纺织服装集团的网络和供应商里有几个跟新疆棉花和面料有明显联系的点：

它在2019年和2020年收到了新疆政府的补贴，用来运棉花——这是唯一两年公开这类数据的年份。
它的一家全资子公司，武汉裕泰华贸易，有至少三个供应商也拿到了这个补贴，其中一个就在新疆一个高风险工业园区。
另一家子公司，武汉裕达华纺织，全资拥有新疆的一家采购纺织品、面料、合成材料、化工和石油产品、棉花及其他原材料的公司，叫新疆裕达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它位于另一个UFLPA高风险的工业园区——而且武汉裕达华纺织是它最大的客户。

Kharon的用户可以通过ClearView平台更详细地查看武汉博齐的供应链。

放大看：那个工业园区是Kunyu经济技术开发区，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控制，通过北京新疆援疆指挥部的投资建立。这两个都跟强制劳动有红旗警示。

Kunyu区里有好几家公司，包括纺织公司，它们参与了“扶贫”和劳动培训项目，这些跟美国政府在《新疆供应链商业咨询》里提到的更多红旗警示相符，或者收到了新疆援疆发展资金。

为什么这对汽车制造商重要：这个新疆区看起来是博齐科技供应链的一个潜在起点。

更多跟美国和墨西哥的联系

博齐的财务披露显示，它的美国第二大股东Sage Automotive Interiors，也是博齐产品的重要进口商，还有Sage在墨西哥的子公司。（贸易记录显示，Sage Wuhan——以前是Sage的子公司，现在完全由博齐拥有——最近这个月还向Sage发了“100%聚酯汽车座椅面料”货运。）

“Sage Automotive Interiors从裕达华在武汉中国的运营中只买了很少量的机织合成材料，”Sage的采购、人力资源和沟通副总裁Sidney Locke在给The Brief的声明中说。“我们跟新疆地区的任何运营都没有联系。”

顺便说一句：中国汽车制造商自己越来越在墨西哥建厂。正因为这样，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报告说，9月份在UFLPA下扣了五批从墨西哥来的汽车货运，总值超过240万美元。

这里的强制劳动供应链风险更多涉及金属而不是纺织品。美国劳工部去年秋天的报告指出，墨西哥现在是中国铝的最大出口市场，而且“墨西哥生产的成品车和汽车零件大约85%进口到美国”。

报告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的强制劳动明显有风险，会进入墨西哥生产的汽车零件和车辆，然后进口到美国。有文件证据显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铝和含铝汽车零件生产中存在强制劳动。”


在UFLPA下清除汽车制造风险，可能需要一层一层追查供应商，一直追溯到某些材料来源地。

如果供应链跟新疆有联系，进口商就得加倍审查。如果那些联系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疆政府补贴或其他像新疆援疆这样的红旗项目，风险和审查要求就更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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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人为什么要纪念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
作者: Abdurehim Gheni Uyghur | 2025年11月14日 

一位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孤独维吾尔”抗议者关于11月16日的重要性和美好之处的证词。


所有图片均指今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纪念活动。
 

一个不纪念自己国庆节的民族，是一个历史痕迹已经消失的民族。一个拥有值得纪念的国庆节和民族英雄，却未能这样做的国家是无知的。这样的民族将被历史舞台淘汰，逐渐被遗忘。

从2018年6月23日开始，我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的单独抗议活动中最引人注目、最吸引人的一点——旨在让全世界了解中国政府在其占领下的家园东突厥斯坦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以及最让来自世界各国游客感到震惊的方面，并非是中国政府正在维吾尔人的祖籍地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人实施的种族灭绝。而是维吾尔人的家园被中国变成了一个殖民地，被剥夺了拥有主权和所有权的国家的地位，沦落为一个自治区和少数民族的程度。

向世界讲述东突厥斯坦的真相
即使是来自世界上最偏远角落的游客也清楚地知道，中国已经将西藏吞并为殖民地。然而，许多人甚至从未听说过东突厥斯坦这个名字——它是西藏的邻居和命运共同的受难者——更不用说这片土地的所有者“维吾尔”人的名字了。

因此，在我的和平抗议中，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他们展示这片土地的地图。当我解释说维吾尔人的祖籍地东突厥斯坦被中国侵略者入侵，并被重新命名为一个殖民地名称“新疆”时，他们都惊呆了。
接着，当我向他们展示我“维吾尔历史”海报上维吾尔人的简史——从匈奴帝国一直到最后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他们都目瞪口呆。有人说他们了解维吾尔历史，说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尚武而又有文化的民族，我的心就会激动不已。在阿姆斯特丹的抗议活动中，这样的时刻经常发生。

德国游客的感触
有一天，一位来自德国的游客，仔细查看了我海报上的所有照片——这些照片与维吾尔历史和维吾尔种族灭绝并列放置——他走近我，说道：“年轻人，我远远地看到你头上戴的朵帕就认出你是维吾尔人了。十五年前，我曾去过你的家乡，参观了乌鲁木齐、吐鲁番、伊犁、喀什和阿克苏等城市，对维吾尔文化相当熟悉。维吾尔人非常尊重外国游客，热情好客，经常邀请他们到家中做客。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我从未见过像维吾尔人这样热情好客的民族。我无法用言语来描述古代喀什给我留下的印象，那里拥有露天的天然音乐氛围”。
“当我从你的海报上详细了解到这个创造了丝绸之路文化、向世界传播了文明、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现在正成为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受害者，并在中国政府的统治下遭受种族灭绝时，维吾尔人的简史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他说。那一刻，泪水情不自禁地从我的眼中流淌下来。
他继续说道：“我理解你现在的情绪。永远不要灰心；一个民族通过勇敢创造的历史会被铭记，它充满血泪的历史也会成为后代的教训。我通过维吾尔人的光荣事迹来回忆他们的历史，并对你们的悲惨命运深感同情”。
 


对维吾尔历史的认可
他对我们的历史非常熟悉。他记得以蒙古草原为中心的斡尔浑回鹘汗国曾统治着中亚和北亚的广大地区，留下了辉煌的文化印记。在蒙古及周边地区发现的永恒的石碑就是证明。
当唐朝即将崩溃，甚至连首都都失守时，它向维吾尔斡尔浑国家求助以获得拯救。维吾尔汗王巴彦楚尔汗没有抓住机会占领唐朝的领土，而是派出了一支5000人的精锐部队提供援助。在短时间内，维吾尔军队果断击败了叛军，将唐朝从毁灭中拯救出来。
“当时，维吾尔人本可以征服唐朝并殖民化中国人，但他们没有。这表明维吾尔人是多么有人性，”这位德国游客说道。

1949年，中国共产政权建立并进入东突厥斯坦时，它欺骗世界说：“我们将帮助维吾尔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在五年内离开”，结果却在此后长期殖民我们，而现在它正在进行种族灭绝。

“中国的这种邪恶行径必将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反抗！”这位德国人补充道。“在你的宣传中，你有效地将维吾尔历史和身份与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联系起来，为游客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信息。我支持你的事业，并希望你早日从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

中国共产政权像苏联政权一样崩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你们独立的机会一定会到来——保持希望！”然后，他在一块白布上写道：“东突厥斯坦独立！关闭中国占领的东突厥斯坦的集中营！”并和我合影留念后告别。

在我单独抗议期间，我与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进行了许多这样的对话，他们明白维吾尔人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们告诉我的话是：“你们面临的压迫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恶劣的人权记录，而是因为你们的国家已经沦为中国的殖民地。中国比任何其他殖民者都更卑鄙、更贪婪、更丑恶。他们的目标是确保你们永远无法再次崛起，并最终消灭你们。既然你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即使在这里也要自由——要坚强，把独立的梦想变成信念，不要忽视在你们的孩子身上培养民族精神。”许多人这样对我说。

唤醒民族精神与国家意识
我们如何才能唤醒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如何才能确立我们的建国理念？我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作为维吾尔人——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民族——我们是乌玛（Ummah，穆斯林共同体）的一部分，然而今天，乌玛的意识在穆斯林中已经消失了。中国人深知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敢于在穆斯林世界面前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
由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民族中根深蒂固了数千年，中国一直将其他民族视为敌人。今天，它正在消灭这些高贵的民族。
现在，我们存在的价值和基础是什么？民族意识和一个民族国家。真主创造了我们维吾尔人，并将东突厥斯坦赐予我们作为我们的土地。每个民族的独特性都是真主的一个标志，保护它是一种信仰的要求。
维吾尔人的土地以及对这片土地的所有权属于维吾尔人——这种意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灵魂中、在我们的思想中、在我们的头脑中、在我们的行动中实现独立。

纪念共和国日的意义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首先，我们需要向全世界广泛传播这些信息；实现这一目标有许多方法和途径。其中最重要的是每年纪念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
东突厥斯坦人民曾两次相继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一次是1933年11月12日在喀什，另一次是1944年11月12日在伊犁。这两个神圣的共和国是以我们成千上万烈士的热血为代价建立的，多年来一直被我们的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所珍视，每年的11月12日，我们的共和国日都在国外得到纪念。

通过纪念这一天，我们展示了维吾尔民族渴望自由，拥有自治能力，并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同时，我们也向世界宣告了东突厥斯坦人民争取自由的民族意志。
这两个共和国是我们家园东突厥斯坦民族独立的象征。此外，这两个共和国留下的宝贵经验、教训和尚武精神，是我们今天继续进行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指路明灯和精神食粮。时刻铭记这两个共和国并继承它们的精神，是我们所有人的民族和良心责任。

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上的旗帜
自从我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开始单独抗议以来，我一直在观察被殖民民族纪念他们自己国家独立日的活动。受到他们国庆日活动的启发，我认为在阿姆斯特丹广场纪念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是我对民族的责任和义务。在2019年11月16日，我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举行了第一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纪念活动。

大约有200名维吾尔人参加了这次活动。活动以雄壮的东突厥斯坦国歌开始，接着是升旗仪式，蓝色的新月和星辰旗帜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上空飘扬。然后，我用三种语言解释了这次活动的意义，并进行了现场直播。为了这次纪念活动，我展示了十多张不同主题的海报，反映了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以及关于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和维吾尔历史的海报。

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印有我们的两个共和国的简短历史图片的共和国日活动海报和维吾尔历史海报。我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通过网络看到这次活动的同情者的无数祝贺信息。几乎所有人都表达了对维吾尔人能够从中国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并建立自己国家的良好祝愿——阅读这些信息使我心潮澎湃。

我为创造了这一光辉历史的祖先感到自豪。我为他们的灵魂祈祷。在感受到这次活动的实际意义后，我决定每年都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组织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庆祝活动，继承我们祖先的精神，永不让他们点燃的火炬熄灭——这成为了我的责任和义务，我一直坚持了下来。从那时起，我每年都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举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纪念活动。不幸的是，在2024年11月，由于以色列足球流氓和亲巴勒斯坦示威者之间的冲突，水坝广场的活动曾一度被暂时禁止，因此我无法举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纪念活动，感到深切的沮丧。

行动起来，实现独立梦想
在我们的家园建立国家之前，让我们首先在我们的心中建立它，并通过我们的行动将其变为现实。让我们以各种形式纪念一年一度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让我们聚集在一起，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方式庆祝我们的国庆节！让我们向世界宣告维吾尔人争取独立的意志。
今年，我也将在11月16日纪念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所以，在2025年11月16日，来到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吧！让我们一起纪念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让我们一起向世界宣告我们的独立梦想！让我们在我们的灵魂中、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在我们的思维中、在我们的活动中、在我们的实际行动中实现独立！


作者简介：
Abdurehim Gheni Uyghur 是一位居住在荷兰的维吾尔活动家，他因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的单独抗议而闻名。他还向游客宣传维吾尔人种族灭绝的真相。 查看全部

2025年11月11日｜阿斯娅（Asiye Uyghur）


十一月十二日，这个日期在维吾尔民族的历史中闪耀着两次独立的光。1933年，第一座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诞生；十一年后，1944年，同样在这一天，第二座共和国再次升起。两次共和国虽都短暂，却在民族命运的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2025年的今天，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再次纪念这两段历史，以此重申：自由可以被剥夺，但渴望自由的意志，从未被征服。

1933年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在旧秩序崩塌、民族觉醒高涨的时代中诞生的。那时的中亚与所谓的中华民国动荡不安，帝国主义的重新崛起与地方军阀的争斗让维吾尔人民陷入苦难。清朝末年，随着立宪运动的兴起，出现了“五族大同”①的思想，希望在清朝的统治框架下实现各民族——特别是汉、满、蒙、维（回）、藏——共同组成新中国的理想，追求和谐共处。然而，清朝灭亡后成立的中华民国却逐渐走向极端民族主义的方向，把“国家一体化”变成了对非汉民族的同化与压制①。对于维吾尔人来说，这种趋势意味着他们的土地、语言、宗教与民族身份将被彻底吞没。在这种情况下，维吾尔人民别无选择，只能举起自由与独立的旗帜，以坚定的决心抗争，守护属于自己的尊严与未来。虽然第一共和国在外部势力的夹击与内部困难中仅维持数月，但它是维吾尔民族第一次以国家形式表达“自决”的意志。这一短暂的尝试，开启了维吾尔人民现代政治觉醒的篇章，也为后来无数人的信仰与奋斗奠定了精神根基。

国家的宣布不仅是政治边界的划定，更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彰显。一国的建立，意味着人民集体对自身历史、文化与未来的重新主张；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想象力在公共领域被唤醒。对当时的维吾尔人而言，共和国的成立既是对过往压迫的答复，也是对未来自主治理可能性的试验——无论结局如何，这一尝试本身就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

十一年后，1944年11月12日，第二座共和国在更为险恶的局势中燃起自由的火焰。它不再只是理想的象征，而是实践的勇气。共和国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军队、教育与外交体系，在短短五年间展示了民族自我治理的能力③。这一时期，不只是机构的建构，更是社会生活和文化再造的过程：语言教育、社会服务与社区组织的运作，证明了民族自我管理的可能性。尽管在大国政治的博弈与妥协下，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最终被迫解体，但它留下的治理经验与集体记忆，继续在维吾尔人的政治想象中发酵与延续。

回顾两次共和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主权的实现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在长期的抗争、探索与牺牲中逐步累积的。共和国的建立与崩溃，折射出的是一个民族在全球与区域权力格局中追求尊严与自决的复杂道路。历史并非单线的胜利或失败，而是持续的实践与记忆的堆叠。

七十多年过去，历史的轮回似乎从未在这片土地上消失。维吾尔人在中共统治下依然未能摆脱殖民的命运。在中共国极端民族主义的阴影之下，维吾尔人自“土改”至“文革”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政治迫害。文革结束后，中共国推行所谓的“改革开放”，向西方敞开大门，经济与社会结构迅速转型。然而，这场改革并未给维吾尔人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或福祉。

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中共中央以“新疆建设兵团比地方更具备先富起来的条件”为由 ④，将兵团与沿海开放城市同等对待，使其享受优先发展的政策和资源。与此同时，维吾尔人却被排除在改革的红利之外，被边缘化、污名化和系统性地贫困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维吾尔人已经成为中共国境内最贫困的群体之一。⑤

讽刺的是，这种贫困的真实原因——政策性的剥夺与结构性的压迫——却被有意掩盖。官方舆论把维吾尔人的贫困归咎于所谓的“宗教极端思想”和“文化落后”，并以此为借口提出“帮助维吾尔人摆脱贫困，走向文明”的口号。然而，正是这种逻辑，使“扶贫”与“去极端化”合二为一，成为新的统治工具。

中共国以“反恐”和“去极端化”的名义，开设集中营、强迫劳动、实施宗教禁令、压制维吾尔语言、摧毁文化遗迹——这些政策不仅摧毁了一个民族的身份与精神，也在法律与行政层面上形成了事实上的种族灭绝。维吾尔人的灵魂在这一过程中被剥离，而世界的沉默则成为压迫者更大的底气。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纪念与记忆的实践显得尤为重要。它们不仅是民族存在感的维系，更是对自由与尊严的持续呼唤。唯有通过记忆的延续与真相的讲述，维吾尔民族才能在被抹除的历史中重新确认自我存在的意义。

当下的压迫并非仅是政治或法律层面的统治，它亦穿透家庭、语言与教育的日常生活。文化空间被收缩，传统仪式变得隐秘，公共表达受限，甚至历史教化也遭到阻隔。在这样的环境中，纪念日不只是缅怀过去的事件，它成为了集体身份的维系机制——通过讲述、通过仪式、通过教育，一代又一代将那些可能被抹去的记忆重新带回公共领域。

然而，维吾尔人没有放弃。他们在流亡中守护历史，在学术、艺术与人权工作中继续发声。有人用学术记录真相，有人用艺术传递信念，有人用语言守护记忆。他们明白，记忆本身就是抵抗，而讲述是对遗忘的拒绝。每年的共和国纪念日，维吾尔人以升旗、祈祷、讲述历史、诵读诗歌、发表演讲、教育子女等形式，在不同的角落延续民族的精神。这些纪念不仅仅是仪式，更是一种集体的誓言——宣告维吾尔民族依然存在，依然在为自由而奋斗。

对维吾尔人而言，自由不是浪漫的口号，而是生存的意义。它存在于母亲偷偷教孩子说母语的课堂上，存在于学者在流亡中讲述被禁历史的讲座中，存在于流亡者夜深时的祈祷与诗句里。自由，是血脉相传的信念，是即便在黑暗中也不肯低头的意志。也许自由不会立刻到来，但希望从未离开。信念如火种，穿越压迫与时空，在每一个维吾尔人的心中延续。

纪念1933年与1944年的两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不是为了沉湎过去，而是为了延续精神。这种精神，象征着尊严、勇气与自决，是在历史最黑暗时刻点燃的光。今日的纪念，是对压迫的回击，也是对未来的召唤。我们必须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政治权力的更迭不会自动带来公正，唯有通过持续的社会实践、跨代的教育与国际的声援，民族的权利与记忆才能得以维护与再生。

结语并非简单的慰藉，而是行动与反思的号召。只要心念不灭，维吾尔人就不会消失；只要维吾尔人还在，他们的家园就不会消失；而他们的自由梦，终将成为现实。火焰不灭，自由不息。谨以此文，纪念1933与1944年的两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参考资料 / References:

① 周锡瑞：《清末宪政运动与民族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相关学术讨论链接：https://www.lhp.sdu.edu.cn/__l ... 8.pdf）

② 刘晓原：《从“ 五族共和 ”到五域统合——辛亥革命和中国国家形态近代转型》, 收录论文稿（学术论文PDF）。（下载链接：https://newdoc.nccu.edu.tw/tea ... 7.pdf）

③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M.E. Sharpe, 1990.（Google Books：https://books.google.com/books ... tjZcC）

④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委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WorldCat目录：https://search.worldcat.org/title/303275227）

⑤ 新疆统计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年鉴（2020）》及历年数据。（年鉴条目：https://www.zgtjnj.org/naviboo ... .html；新疆统计局主页：https://tjj.xinjiang.gov.cn/） 查看全部

由记者阿斯娅(Asiye Uyghur)撰写的维吾尔人权项目观点

二十世纪中叶，维吾尔人两度尝试建立独立国家。最引人注目的尝试，是1944年至1949年在苏联支持下出现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然而，雅尔塔会议之后达成的大国交易，以及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抹去了维吾尔主权的可能性。这些决定是在维吾尔人没有席位的房间里做出的，并且直到今天仍在塑造世界对民族与自决的理解。

民族自决原则写入《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二款），被视为现代国际法的基石之一。它旨在保障所有人民可以选择自身的政治命运。然而在实践中，这一原则很少被一以贯之地适用。对非洲和亚洲众多新近脱殖民的国家而言，《宪章》提供了独立与建国的法律基础；但对另一些群体——例如维吾尔人——这一原则却被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考量所压制。

在雅尔塔会议之前，苏联出于意识形态与战略的双重原因支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莫斯科的支持反映了其更广泛的反帝叙事与在中亚建立影响力的愿望。支持伊犁地区由维吾尔人主导的政权，同时削弱了中国国民政府，并在苏联边境一线限制了西方势力——此处所指的“西方势力”，主要是英美阵营，因为当时英国与美国都支持中华民国政府。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虽短暂，但确实为地方治理与事实上的自治腾出了空间。

雅尔塔会议之后，一切发生了变化。苏联调整了优先事项，以承认外蒙古独立为交换，转而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这种务实的权衡反映出更宏观的策略：巩固东部边界的稳定，避免与西方进一步对抗。对维吾尔人而言，这意味着他们的政治追求被摆上了大国外交的祭坛。到1946年，在苏联压力下，东突方面被迫在南京与中国政府谈判；共和国被改划为新疆省，事实上终结了其独立地位。三年后，苏联支持彻底撤离。1949年，数位维吾尔关键领导人在赴北京途中遭遇神秘空难，他们的建国试验至此以悲剧收场。

1949年至1971年间，中国政府通过军事部署、行政调整以及一系列政治运动，巩固了对维吾尔地区的控制。同一时期，海外维吾尔流亡群体低调寻求国际承认，或至少试图提升关注度，但他们的呼吁被阵营对抗的逻辑所淹没。世界进入了美苏冷战时代。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脱钩，转而投向由苏联领导的东方阵营。

这种态势在1971年被进一步固化。联合国通过第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将中华民国（台湾）逐出其席位。虽然这一举措被界定为对外交代表权的务实校正，但它从未重新审视“何谓中国”的疆域与人民构成。无论是维吾尔人、藏人，还是台湾人，都未被视为独立的政治主体。该决定把“中国”编码为单一且不可分割的实体——在国际想象中为北京的领土主张背书，同时抹除了其他主权方案的存在空间。

然而，这一结果并非必然。1971年之前，联合国从未就何者真正代表“中华”版图上的所有土地作出明确裁决。这种虽小却真实存在的模糊地带，尚且为不同身份的讨论与承认留下了一线余地。第2758号决议则完全关上了这扇窗。自那以后，国际法事实上将“中国”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不再顾及其版图内各族群的历史与愿望。

“中国”这个词曾经更多指涉一个辽阔多元的文化空间，更像“欧洲”或“非洲”，而非当代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当联合国将其确认为统一的主权单位，复杂的历史现实被凝固为一种单一的政治事实。这种语言与法律的转向带来了深远后果：它把具有国家经验的维吾尔人，转化为一个被纳入更大实体之内的“少数群体”；他们的政治身份并非被战争压制，而是被国际术语的静默之力所湮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北京塑造出一种多民族团结的形象——通过人口普查、文化承认与“民族团结”的政治话语来呈现。然而，这些举措始终在“主权不可分”的前提下运转。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步观念以及随后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民族主义叙事相结合，由联合国所确立并被中国国家意识形态所强化的框架，为一项广泛的同化工程提供了正当性。国际机构提供了主权的语言，国内政治补上了行动的理由。两者共同搭起结构，使维吾尔的历史与文化得以在世人注视之下被系统性地抹除。

维吾尔国家地位的消失，并不仅仅是国内压制的产物。它同样源于全球抉择——由强权国家作出并被国际法所确认的决定。雅尔塔会议标志着苏联以务实取代原则的时刻；第2758号决议则确保此后再无全球机构会质疑中国的领土主张。两者共同塑造出一种法律与外交的环境，使一个民族从“国家地图”上悄然退场成为可能。

至今，这段历史余音未绝。那些二十世纪中期决策的遗产，继续界定着国际同情与承认的边界。当全球社会把主权视为不可更动的准则时，也就默认了秩序的代价是沉默。铭记维吾尔的奋斗，不只是回望过去——更是在追问：我们所建构的世界，是否为那些没有席位的人民留有一席之地？ 查看全部

从伊斯坦布尔到东突厥斯坦：努赫剧院为遭受种族灭绝的的维吾尔人发声

2025年10月22日 肖海提·侯舒尔

演一场戏剧，可以成为引起全世界关注一场无声种族灭绝的有力方式。

作者：肖海提·侯舒尔

这张是这部戏的海报。其他图片展示的是这部戏和演员们。

听说伊斯坦布尔的努赫剧院协会在10月11日演出了一部叫《蓝天在哪里？》的戏剧，为维吾尔人的遭遇发声，我们特别高兴。

这场艺术演出给我们这些流亡在外、思乡心切、饱受煎熬的东突厥斯坦（中国叫新疆）兄弟姐妹们带来了巨大的安慰和勇气。

我坚信，虽然这个消息可能不会马上或直接传到他们那里，但最终——哪怕是间接地——也会传到家乡那些在集中营里受苦的同胞耳朵里。这会让他们感觉到，他们不是孤独的，这个世界没有完全抛弃他们。

组织和演出这部戏的人们，做的事情比他们想象的更有功德，因为他们在我们最黑暗的日子里支持了我们的人民。我们民族今天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悲剧——一场结合了现代科技、原始共产主义手段和残暴沙文主义思想的无声种族灭绝。

这场戏剧演出是否取得艺术上的成功，或者吸引了大批观众，这些都不重要。把我们的遭遇和苦难搬上舞台，让人们围绕它聚集起来，这本身对我们来说就很珍贵。

今天的世界为那些死在炸弹下的人哀悼，却无视像我们这样被悄无声息地窒息的人。杀人流血的凶手会被谴责，但像中国这样喝血的杀手却擦干净嘴巴，站在国际舞台上大谈和平。更让人痛心的是，我们许多穆斯林兄弟和突厥民族国家还为这种虚伪鼓掌。

我们这些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尽管能力有限，冒着家人在国内遭殃的风险，也要让世界听到我们在集中营里的兄弟姐妹的呐喊。就在我们的处境开始在西方世界被认定为种族灭绝的时候，我们的一些穆斯林兄弟却被中国的钱收买，否认我们的存在。

比如说，巴勒斯坦领导人马哈茂德·阿巴斯和沙特阿拉伯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子，把中国的罪行说成是”反恐措施”，为它辩护。迪拜来的假学者背叛我们，声称”维吾尔人生活得很幸福”。土耳其那些跟着多乌·佩林切克的人，被中国出钱的旅游和宴会诱惑，厚颜无耻地宣称”东突厥斯坦没有集中营”。甚至一些土耳其政客——我们曾经把他们看作民族主义者和穆斯林大家庭（乌玛）的捍卫者——竟然把我们千百倍的呐喊贬低为”美国的把戏”，无视我们的牺牲，伤透了我们的心。

在这样痛苦和悲伤的日子里，通过你们的戏剧，你们为我们正在被抹去的语言、文化和身份的一部分苦难发出了声音。为你们的敏感点赞，愿真主赐福你们的忠诚。通过你们的演出和你们的品德，你们在对那些沉默地看着维吾尔人遭受种族灭绝、甚至站在压迫者一边的人的良心说话。通过这个平台，我们想对土耳其政客们说：如果我们的事业对你们来说成了负担，如果它跟你们的利益冲突，如果它危及你们从中国得到的援助，那么你们就反对我们吧。如果你们愿意，就叫我们”恐怖分子”或”分裂分子”吧。但请不要把我们神圣的独立斗争叫做”美国的把戏”。那会伤害我们的民族尊严。

如果你们那样说，你们不仅是在否定这项事业。你们会背叛这一代在国内外奋斗的维吾尔人，也会否定过去一个世纪为我们民族自由流血牺牲的数百万烈士。你们会抹去我们前任主席们——萨比特·达莫拉、和加·尼亚孜·哈吉、阿里汗·托热和艾合买提江·卡斯木——的历史地位，否定我们民族领袖麦麦提艾明·布格拉和伊萨·玉素甫·艾勒普特金为这个事业在流亡中奋斗了五十年的终生努力。美国基于人道主义向我们敞开大门已经二十多年了。但东突厥斯坦的民族解放斗争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维吾尔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千年。

我们的民族理想不否认任何人的合法权利。像我们的祖先一样，我们想在自己的家乡作为维吾尔突厥人生活。我们说：我们不会成为中国人，我们不会成为共产主义者，我们不会放弃伊斯兰。我们要求所有人享有的基本人权——言论和结社自由。当然，我们不会把我们被占领的家乡叫”新疆”，而是叫东突厥斯坦。

我们不想把任何人从地球上抹去；我们只要求中国退回到它自己的长城边界里。我们想和所有邻国——包括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和平友好地生活。

但中国不能接受这个。它靠我们地下和地面的财富养得肥肥的，现在对着全世界狂妄地咆哮。它通过我们家乡的战略位置向世界扩张。我们的土地，对中国来说，是称霸世界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生存和尊严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能也不会放弃这个事业，直到最后一个维吾尔人流尽最后一滴血。

今天，你们在支持这样一个神圣而关键的斗争。你们在给一个疲惫、被太阳晒焦、踉跄了一个世纪的英雄民族送上一滴水。愿真主丰厚地回赐你们。​​​​​​​​​​​​​​​​ 查看全部

习近平当局和中共政权如何杀害无辜的穆斯林和汉人呢？这张图片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
 

再过两天，11月的12日，是东突厥斯坦历史上两个近代共和国的成立纪念日；于1933年11月12日，在东突厥斯坦南部维吾尔传统文化发源地——喀什噶尔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以及于1944年11月12日，在东突厥斯坦现代文明之萌芽地——伊犁成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两个共和国的历史及其建立背景，已经有很多专家、学者谈论过了，文章、大部头的书也不少。我本人也写过几篇文章谈论过两个共和国。但仍然有一些有关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关键问题，还是持续被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歪曲和误读。

其中最关键的，而且对两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成立、起了根本原因的、对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人民意愿的歪曲和误读，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歪曲者以中共官僚及其御用学者为主，误读者有外国专家、学者，也有一些维吾尔白痴专家、学者。

这些人有意、无意地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成立归咎于英国的暗中支持，而将第二次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成立归咎于苏俄的支持！？这是共产党殖民政权对维吾尔独立运动的釜底抽薪之战略！

将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人民，在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成立中的关键性、根本性作用完全排除在外，不是釜底抽薪是什么？将东突厥斯坦各族人民的关键性、根本性作用排除了，就很容易证实中共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反对分裂、向往和中国统一’之无稽之谈；也很容易指控任何追求独立之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仁人志士为‘帝国主义走狗’等荒谬歪理。

无论是在东突厥斯坦境内，还是在海外，大多数有关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成立历史的文章、书，鲜有参考参与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建立者所写回忆录而写的，访问参与两个共和国建立者撰写的文章、书，那更是少之又少。

绝大多数对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历史的研究，要么依据是中共选择性提供的政府方筛选资料（殖民军阀军政人员、及国民党军政人员），要么是依据苏俄、英国使领馆及其他外国人提供的资料。

亲自参与两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建立的各民族仁人志士书写得回忆录、访谈录几乎完全被排除在研究之外。原因，当然中共独裁殖民政权的暗中作梗是主要原因；但也不能忽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参与者的回忆录、访谈录几乎都是以维吾尔语为主，鲜有被译成其它主要语言的，如英文、中文等。但这些不是我今天要谈的主要题目。

今天我要谈的主题是：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人民才是两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得以建立的，最关键、最根本的因素！

1933年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成立，和英国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由东突厥斯坦以维吾尔人为主各民族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建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成立，是在一大批以维吾尔为主各突厥民族在东突厥斯坦开展的新式教育、启发民智，以及周游海外归国维吾尔等各突厥民族先进人物之推动下成立的。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前的东突厥斯坦，各突厥民族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少数由满清遗老遗少转身为民国殖民军政官员的殖民官吏，巧取豪夺、肆意掠夺各族民众；且因为殖民官员的滥杀无辜、贪赃枉法，使东突厥斯坦的民族矛盾达到了爆发临界点。可以说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人民如等待燃烧的干柴，只等火种的到来，以便形成燎原之势。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哈密霍加尼亚孜∙阿吉农民起义，成为了火种；很快哈密起义燃遍全东突厥斯坦，且成为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的导火索、直接原因。

但是诚如我两年前的一篇、纪念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国父萨比提∙大毛拉∙阿吉之文章中指出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成立，和萨比提∙大毛拉∙阿吉个人政治魄力，力挽狂澜、力排众议之坚定信念是分不开的。

周游考察过土耳其、埃及、苏俄的萨比提大毛拉阿吉是一位杰出的维吾尔政治家、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奠基者。根据参加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建立默罕默德∙伊敏撰写的《东突厥斯坦历史》及其他回忆录；当时参加起义的很多维吾尔领袖，包括默罕默德∙伊敏本人，都认为成立共和国为时过早、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够，然而，萨比提∙大毛拉∙阿吉不顾各方反对、拖延，持之以恒、坚持不懈，调节、协调各方势力，力排众议说服各方团结，最终使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得以成立，为我们留下了尽管非常短暂、然而及其悲壮的共和国历史篇章！为东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国，以及未来的第三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之后，共和国总统霍加尼亚孜∙阿吉（Hoja Niyaz Haji）为了求得英国援助，也曾经向英国女王写过求援信，但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当时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萨比提∙大毛拉∙阿吉（Sabit Damollam Haji），也曾经派人联络阿富汗政府，苏俄政府，甚至试图通过阿富汗联络日本政府，但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也因此，在英国为其利益之虎视眈眈中，在苏俄为其利益之强力干预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在存在了将近六个月之后，在留下了辉煌历史篇章之后，在维吾尔民族心中烙下深深历史印迹和遗憾之后，悲壮地消失了！

11年后的东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国的成立，确有苏俄的强力支持，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仁人志士的积极参与才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得以成立的根本原因！没有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人民的觉醒，没有东突厥斯坦仁人志士的前赴后继、义无反顾的献身推动，再由外援也不可能使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得以成立！？

当时的东突厥斯坦正如今天的东突厥斯坦，盛世才为首殖民政权残酷迫害、屠杀、掠夺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人民，滥杀无辜、肆无忌惮；和今天的东突厥斯坦一样，当时的各民族人民生活在无尽的恐怖之中，不知道哪一天谁会突然失踪；和今日之东突厥斯坦一样，各族人民生活在一个没有围墙的大监狱中！

当时，第一共和国燎原之火的残留余烬，如星星之火，时不时在东突厥斯坦各地闪耀；东突厥斯坦各地反抗起义此起彼伏，各地小股反抗殖民政权之游击队经常出没；东突厥斯坦各族人民，又一次，如干旱之后的干草地，只等待一粒火星的掉落。

这火星由伊犁各地游击队点燃，被艾力罕∙图热（Ilihan Torem）等各民族领袖撒播，很快便开始在东突厥斯坦各地燎原。

这时，一直在密切观注东突厥斯坦事态发展的苏俄，为了达到其国家利益，而介入了东突厥斯坦人民的民族起义，以军事援助火上浇油。

首先是因为有了如干草、等待点燃的东突厥斯坦各民族民众之反抗中国殖民政权坚定斗志，才有可能使东突厥斯坦各地反抗殖民之火星星点点；有了星火点点，才有可能使苏俄在东突厥斯坦星星之火上、火上浇油，使之形成燎原大火，燃尽中国殖民政权，涤净祖国神圣土地，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建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首先是觉醒了的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人民近代最坚定的长期意愿、理想；有了此一坚定意愿、理想，有了为此坚定意愿、理想而愿意献身牺牲的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仁人志士，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建立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人民的意愿、牺牲精神才是东突厥斯坦第一、第二共和国成立的绝对前提，也将是东突厥斯坦第三共和国的绝对前提。外国的援助、武器弹药只是辅助外因。

没有成熟的这些绝对前提条件，即便外国人送来最先进的武器，也不一定能够建立起一个国家！

事实上，苏俄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领导人的一再保障独立之承诺，迷惑了一部分东突厥斯坦领导人使他们只将希望寄托于苏俄未来的帮助、安排，坐失解放全东突厥斯坦之千载难逢良机。更甚，苏俄派遣、混进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领导层之克格勃特务的挑拨离间，使一部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敌我不分，立场动摇，将大好时机，以及人、财、物浪费于内部纷争；使一场轰轰烈烈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以悲壮的悲剧性结局悄然退出历史舞台，为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人民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如果说苏俄在东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国的成立过程中，作为外因，只是起了助一臂之力作用的话；然而，却可以肯定地说，苏俄在第二共和国的悲剧性消失中，起了非常关键性、根本性的作用！苏俄政权帮中共殖民政权一手策划，以飞机失事阴谋，屠杀除掉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使年轻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群龙无首，任人宰割！

很多人有意、无意颠倒前因后果；要么是一味夸大外援作用，要么是把外援当作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能够建立的唯一条件，这正好中了中共歪曲历史之圈套，无形中成为中共帮凶、御用奴才！只有肯定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人民在两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成立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绝对主要作用，才能对两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历史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作为矢志恢复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独立的后继者，我们也才能对两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之惨痛经验教训作出正确的总结。以便将来在建立第三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时，避免再犯前辈犯过的错误，重蹈历史的覆辙！

现在的东突厥斯坦，正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矛盾极端尖锐，民族冲突一触即发；殖民政权不仅疯狂掠夺东突厥斯坦自然资源，排挤、边缘化当地各民族人民，而且公然以‘反恐’名义滥杀无辜，屠杀维吾尔人，肆无忌惮、大肆抓捕各民族仁人志士；活生生将东突厥斯坦变成了没有围墙的监狱。

维吾尔人为主各民族被强迫唱歌跳舞，歌颂殖民者的殖民统治；各民族人民的宗教信仰、传统文化被肆意践踏，语言文字被严重边缘化！可以说现在东突厥斯坦各族人民所遭受各种压迫甚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也因此，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东突厥斯坦各地的反抗之火如星星之火，以不可阻挡之势正在东突厥斯坦东南西北各地燎原；今日是阿克苏，明日便是和田、喀什噶尔，在后天是吐鲁番、哈密。殖民政权顾此失彼、手忙脚乱，尽管部署了大批军警、飞机坦克，但仍然无法扑灭已点燃星星之火。可以说，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重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绝对前提条件正在东突厥斯坦各地逐步形成。

由于信息传播工具的迅猛发展，东突厥斯坦独立概念比三四十年代更为深入人心；现在不仅每一个维吾尔人熟知第一、第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历史；自7.5乌鲁木齐对维吾尔人的屠杀发生以来，人们对历史上独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思念更甚；在经历了血腥的、针对维吾尔人4.5巴仁乡屠杀、2.5伊犁屠杀，7.5乌鲁木齐屠杀、2014年莎车屠杀之后，东突厥斯坦各族人民再一次深切体会到：除非建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无法得到保障的！这是建立独立共和国思想条件的成熟！

现在，还由于共产党殖民政权的宣传，甚至很多中国普通百姓也知道了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人民独立建国的长期意愿，以及东突厥斯坦两次建立共和国的历史背景，理解了以维吾尔人为主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人民追求独立、自由的坚定意志！

同时，海外各国、各团体对维吾尔人独立事业的关心也日增；现在，不说每天吧，几乎每周都会有至少一篇有关东突厥斯坦文章在西方主要媒体出现；可以说东突厥斯坦独立的外部各条件也正在逐步成熟。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确信，东突厥斯坦第三共和国重建之日一定会很快到来！ 查看全部

维吾尔社区举行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纪念日活动。纪念1933年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1944年成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这是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库尔勒市的一个所谓的方舱。是一个同时能容纳600人的集中营，卫生状况非常糟糕，所有的人都是被强制关押在这里。

中国政府把该政策命名为 "动态清零政策"，但实际上它是标准的反人类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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