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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活动人士多尔昆·伊萨（Dolkun Isa）：“习近平对我们的社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
维吾尔穆斯林种族灭绝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5 次浏览 • 2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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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多尔坤·伊萨（REUTERS/Denis Balibouse）
30多年来，多尔昆·伊萨一直未能回到他出生的土地。他也已经很多年没有家人的消息了。他的名字被列入黑名单和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他的“罪行”？属于中国新疆维吾尔族社区。
从很小的时候起，在他的家乡阿克苏，他就开始意识到他的人民仅仅因为宗教信仰而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歧视。 1984年至1988年在大学期间，他组织维吾尔族学生加强农村地区人民接受的不稳定教育，并领导动员要求更好的条件、平等和民主选举。这一举措被中国政府视为一种挑衅态度：多尔昆最终被软禁，被大学开除，后来被流放，先是到土耳其，然后到德国，他在那里申请政治庇护，目前居住在德国。
此后，他进行了不竭的维权行动，向世界揭露维吾尔族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自习近平2013年上台以来，迫害呈指数级增长。伊萨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UC）的第三任主席，目前担任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UZDM）的主席，这使他被列入该政权的黑名单，面临第三国的逮捕，并不断受到这个亚洲巨人的威胁。事实上，在他最近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期间，他再次成为该政权镇压手段的受害者：应中国大使馆的要求，阿根廷外交部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议会暂停了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组织的一项活动，该活动将在多尔昆的参与下辩论21世纪的极权主义。
在阿根廷首都之行期间，这位维吾尔活动家与 Infobae 谈论了数十年来该国人民遭受的“种族灭绝”。他还详细介绍了被关押在集中营中的维吾尔人所遭受的苦难。
-我想首先谈谈您，在中国政权的压迫下成长的感觉，以及您今天倡导的要求尊重人民权利的激进主义是如何诞生的。
-我是维吾尔族。我出生在阿克苏，我们所说的东突厥斯坦的城市之一；中国称其为新疆。 1984年至1988年，我在新疆大学学习物理。学生期间，我成立了一个学生文化协会，其主要目标是在暑假和寒假期间，动员数千名维吾尔族学生到农村、到村庄，教我们的人民字母，改善教育制度。因为在一些地方——事实上是相当多的地方——农村地区或城镇没有学校。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维吾尔人是文盲，日常生活中我们目睹了很多歧视。中国人和维吾尔人之间存在着很多不平等。所以当我上大学时，我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歧视？”如果你看一下中国宪法，这个自治区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根据自治法，我们拥有许多权利。从宪法上讲，我们享有相同的权利，但在日常生活中，现实却有所不同。这是因为这里的所有人，我的人民，都不知道他们拥有什么权利。首先你必须理解它，然后你必须和平地斗争并主张你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首先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人民，提高教育水平。这是主要目标，首要目标；然后发动学生自愿参加。但当我们开始这样做时，中国政府不太高兴。 1988年6月15日，我们组织了一次大型示威活动，反对歧视政策。那天，我和我的一位同事与中国政府以及共产党的高级官员进行了六个小时的辩论，以谈判条件。但我们未能达成协议。我们回到大学，我带领八千多名学生走上街头，要求平等，支持民主选举。但他们软禁了我。而且，那是我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我被开除了，所以我无法毕业。这就是我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继续反对歧视。 1994年，我离开祖国前往土耳其攻读硕士学位。我把专业改为政治学。然后，1996 年，我搬到了德国，并在那里申请了政治庇护。我们创办了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后来我们成立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你能在某个时候回到中国吗？
-不。快三十三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回去过。我不能，因为我的名字在黑名单上。我的名字出现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上。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么多边境被拦住的原因。我在美国、印度、韩国、瑞士、意大利，甚至在德国都发生过这种事。二十年前，没有人非常了解维吾尔族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您是恐怖分子，警察会立即检查您的背景并对您进行登记。有时是几个小时，有时是几天。例如，有一次，当我受邀参加在首尔举行的国际会议时，我在护照检查处被拦住并被拘留。我差点被驱逐回中国。近四名中国警察来自北京；他们想带我去中国。但我是德国公民。由于德国和美国的压力，我在最后一刻被驱逐到德国。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利用其经济实力、外交实力，不正当地利用国际秩序。
- 在他的 X 帐户中，他发布了一条消息，其中他说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收到他兄弟的消息了。他还提到他的家人因他的活动而受到惩罚，甚至讲述了他在政权集中营中去世的母亲的情况。关于他的家人遭受的迫害，您能告诉我们什么吗？
-我于1994年离开，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家人。直到 2017 年我才可以打电话。在非常基础的层面上。我刚刚给我妈妈打电话。 “你好吗？”; “好，好。”只要两分钟，每个月都会如此。但无论如何，直到2017年4月我才能够通话。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无法联系到他们。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许多维吾尔活动人士身上：我们与亲戚失去了联系。但是，有时，如果家里发生什么事情，消息就会传到我们那里。 2018年6月中旬，我收到了澳大利亚朋友的消息。他说：“嘿，过去十四个月里你和你妈妈谈过话吗？”他最后一次和她说话是在去年四月。他告诉我：“你的母亲去世了。”我很震惊。我试图打电话，但打不通。我无法得到任何消息；我真的很想确认一下我的母亲是否去世了。后来，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维吾尔广播电台自由亚洲维吾尔广播电台向警方、官员报警……然后他们向我证实，我的母亲已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死于其中一个集中营。但我在 6 月 12 日发现了这一消息，差不多三周后。然后到了2020年，我得知父亲去世了。我也是从中国媒体了解到这一点的。 2021年，我又收到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弟弟被判无期徒刑。我哥哥被判了二十年徒刑。我的整个家族都是不参与政治的人，也不是像我这样的积极分子。我的母亲是一个很简单的女人，一个普通的70多岁的家庭主妇；我父亲80多岁了。我哥哥是一名数学老师，与政治无关。 “犯罪”是因为我的种族血统。仅出于这个原因，就不存在犯罪，什么都没有。我也有姐姐们。 2021年或2020年，我在中国社交媒体、中国电视上看到制作了一部关于我的姐妹和我的其他亲戚的纪录片。在那里我看到姐姐谴责我。如果你看视频，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正在读一张纸上写着中文的文字，上面写着：“多尔坤，你是个骗子。你不是我的兄弟……我的父母因为年龄、健康问题而去世了。他们从来没有去过集中营。中国政府对我们很好”，等等，等等......在视频中你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带我的侄女去按摩、去餐馆、吃饭；这就是它所显示的。我从这个视频中得知我的父亲去世了。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年、哪月、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在集中营里？在家里？;它在哪个墓地？不知道。这就是我家的整个可怕处境。
-她也在一个政权集中营里，在那里她被迫读那段文字？
-不，她不从事任何领域。我的一些哥哥也反对我。但在视频中反对我的不是我的哥哥，而是他的儿子和他的妻子。这是正常的；这是政府宣传的一部分。
维吾尔人在新疆政权的集中营中遭受酷刑
-国际上有许多关于这些集中营中的人遭受酷刑的报告和投诉。我想，作为一名活动家，你已经能够与在场的人取得联系。这些政权集中营的镇压动态如何？
-自2017年以来，不仅从营地，而且从整个东突厥斯坦祖国获取信息都非常困难。但从 2018 年底开始，一些难民营幸存者设法离开，因为她们是外国公民，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外国公民的妻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在其他国家的压力下释放了他们。所以他们去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等地。但在他们离开中国之前，政府威胁他们：“你们必须保持沉默。如果你们说什么，你们的家人还会在这里。”所以这是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保持沉默。但有些人正在见证，他们都讲述了一个非常相似的故事。有人讲死刑，他们说早上六点钟你要起床批评自己，都坐在床上。他们没有权利看别人或与人交谈。 “我是一名罪犯。我受到激进主义、恐怖主义的感染。我有罪，”他们让他们重复。他们必须自我批评，到处都有监控摄像头，还有警察。他们必须表现出对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的忠诚。比如，在喝水之前，你应该说：“噢，谢谢中国共产党。谢谢习近平。没有习近平，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生命，没有水，没有食物。”你必须大声说出来，但要发自内心，因为到处都有摄像头。这些相机还可以识别情绪；如果有人怀疑你不是故意的，他们就会折磨你。许多死亡病例正在发生。每天早上你都要练习中文；晚餐时禁止讲维吾尔语。如果有人说他们的母语，他们就会折磨他们。还有几起强奸案，因为难民营的许多幸存者都是女性。他们都说发生了很多强奸案，还给她们注射了绝育药物。从2016年创建再教育营到2019年，近三年的时间里，他们只是被灌输、洗脑。但随后，在 2019 年初，其中一些人——中国政府认为洗脑不起作用——被判处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徒刑。以前，如果你与政府或政治问题有矛盾，或者是活动人士的亲戚，他们会把你送进监狱。在田间地头，他们还遭受强迫劳动。
-我们开始谈论你在新疆的青少年时期，八十年代。从你的描述来看，自从习近平上任以来，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是的，完全正确。他使过去和现在有所不同。在八十年代，当我还是一名学生时，也存在歧视，但至少我们走上街头，我们示威，我们与政府交谈;现在不可能了。你连想都不敢想。渐渐地，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政策变得越来越激进，而现在习近平上台后，这种同化和歧视政策已经变成了种族灭绝政策。人口的强制转移以及日常的政治和经济歧视以及经济剥削都存在。但自从习近平实行彻底变革后，他彻底消除了维吾尔人的身份，而这就是再教育营的目的，以实施这种种族灭绝政策。
-根据你告诉我的情况，去年我有机会采访了一位维吾尔族活动人士，他也告诉我，该政权的主要目标是让维吾尔族人口消失。
-我完全同意。今年7月1日，中国开始实施《民族团结法》。该法于3月获得批准，并于7月1日生效。事实上，该法对于维吾尔族来说已经实施了好几年了，但现在它只是合法化，因为如果你看看中国宪法和自治法，维吾尔语是官方语言。而且，根据法律规定，每个人都有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权利。但学校和工作场所的维吾尔语已经被消灭。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维吾尔族学生是用维吾尔语授课的。致中国学生，用中文。但截至2004年，该大学只用中文授课。然后渐渐地，到了2010年，或者说之前，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只用中文授课了。教育应该是双语的，尽管事实并非如此。现在中国的教育是用普通话进行的。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2021年发布报告指出，八千多座清真寺被彻底拆除。另有八千人可能已被部分摧毁。禁止诵读《古兰经》和斋戒；禁止一切宗教活动和习俗。大约十五年前，这一点开始被一点一点地应用。但最近，在过去的两年里，随着这个计算机问题的出现和很大的国际压力，中国政府被迫说：“好吧，我必须将其合法化。”因为政府不断收到国际社会的警告，要求其尊重自己的法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在通过了这部民族团结法。但实际上，中国政府提出的彻底消除维吾尔族身份的建议才是习近平的首要目标。
-随着这种合法化，我们可以预期迫害会增加吗？
-压力越来越大，是的，情况非常糟糕。正如我们所说，中国政府的意图是让维吾尔人完全不复存在。这是主要目标。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高认识，当然这不仅是针对维吾尔人的法律，也是针对藏人的法律。中国有56个少数民族。但是，除了维吾尔人和藏人之外，其他人都已经被同化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失去了自己的身份、文化和语言。但我们维吾尔人和藏人努力生存。这让政府很头疼，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接受多元化。因此，这部民族团结法是基于“一个中国”的原则：一个人民、一个民族、一种语言。这意味着其他语言、其他文化和其他种族必须消失。这就是为什么西藏人也知道我们在联合国这样做的原因。因此，如果全世界只是袖手旁观，而不采取具体行动，我们不知道十年或十五年后下一代维吾尔人会发生什么。政府说我们有一千二百万维吾尔人，但我们相信我们至少有两千万。超过一百万维吾尔人散居海外。让两千万、一千二百万维吾尔人消失并不容易。当然，有些可能已经消失了。共产党不仅是对维吾尔人和藏人的威胁，也是对中国人民本身的威胁。营地内关押着十万中国人。比如获得诺贝尔奖的刘晓波，要么死在农村，要么死在监狱里。所以我认为中国人民也应该享有民主。习近平可能还会继续执政五年或十年。他是一个人，他终究会死。现在他正在对许多士兵采取行动。有不少军人对习近平的政策不满意。这是一场内部权力斗争，因为他是一个独裁者。总有一天这个系统会崩溃。所以我希望这种迫害政策能改变，以后能和现在不一样。
-几天前，《外交政策》杂志报道称，近年来，中国一直秘密允许一些人前往新疆，以允许家人团聚，以换取宣传、沉默和合作。然而，这并未公开宣布或转化为政府措施。你知道吗？
-我认识不少维吾尔人被允许探望家人。直到 2018 年，政府切断了一切：互联网、通讯。 2014年和2015年，他们没收了《古兰经》并禁止禁食，因为宗教对维吾尔族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是你看，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没有一个穆斯林组织反对它，没有人说过任何话。然后在2016年，它还对护照实行了限制。旅行、表达自己和言论的自由受到限制。只有国际特赦组织和一些国际组织发表了声明，但大多数国家只是袖手旁观。没有人注意。我们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走遍了美国，我们访问了国会、参议院、欧盟委员会……2018年，联合国第三委员会审查了中国的报告。然后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中国代表团和联合国专家一起到达，他们收集了所有证据并进行了交谈。随后中国面临压力。公民和联合国成员国都在谈论这个问题，媒体也是如此。此后，中国改变了立场，起初否认：“不，我们没有任何油田。我们什么都没有。”然后证据就出来了。然后中国政府说：“是的，我们有一个职业培训中心。我们教育人们。”然后中国说：“我正在打击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它正在改变话语。联合国报告发表；十个国家议会已认可有关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动议。美国政府已经承认了这一点。随后，所有可见的检查站再次被拆除，中国于 2023 年和 2024 年组织了来自世界各国、特别是穆斯林国家的宣传之旅。还没等他们整理好，就有记者说：“我们去了新疆，一切都正常了。”然后，从2025年开始，任何维吾尔人都可以去，但有一个条件：他们必须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并传播。回国后，中国政府利用这些维吾尔人作为宣传工具。我个人在过去一年或最近见过至少两三个访问过东突厥斯坦的人。起初他们对我说，“你最近访问过东突厥斯坦吗？一切都很顺利”之类的话。 “三年前，我的父母去世了，”其中一位妇女告诉我。 “那你能去墓地参观一下吗？”我问她，她开始哭了。不，他不能，只是我们是穆斯林。 “你能参加你父亲的葬礼吗？”我又问了一遍，他还是哭了。人们建议你闭嘴。她告诉我，“我本来应该待两个月，但两周后我就回来了。但是请不要说出我的名字。”一切都是保密的。如果他们说出真相，如果他们说真话，那么他们未被拘留的亲属就会返回集中营。尽管如此，很少有目击者敢于发声。有些人改了名字，有些人不说自己的名字，但继续说话。有些人确实会保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因为有家人作为人质而保持沉默。情况就是这样。政府确实允许一些人离开和返回。甚至一些亲戚、父母也到欧洲国家或美国看望他们。但条件是家庭成员仍然被绑架，条件是他们说一切都很好，没有问题。他们试图帮助掩盖种族灭绝。
-来自国际使馆的压力是否也协同让此事严格保持沉默？
-是的，中国大使馆在各国都非常活跃。他们打电话来。如果任何国家有维吾尔族社区，他们都会打电话告诉我们：“你可以去看望你的亲戚。我们知道你在做什么。”因此，在2021年和2022年，大量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年轻活动人士利用社交网络，作证、发言、提高认识。但超过 80-90% 的人保持沉默。现在他们已经失踪了，因为其中一些人已被释放给亲戚。他们打电话给他们并告诉他们：“我有空。不要做任何事情。”然后他们就消失了。
- 当局是否告诉您在旅行期间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是的，你必须接受他们告诉你的，甚至签署一些东西。尽管如此，一些维吾尔人现在仍无法前往。因为中国人有一份参与政治或参加过示威或集会的人的名单；政府甚至向维吾尔族社区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参加任何政治或文化活动。几年前，当我们在中国大使馆前组织示威时，有100人参加。现在只有一对夫妇来。这给我们带来了困难。
-说到这些外交压力，上周应中国大使馆的要求取消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论坛，你就是这种镇压机制的受害者。您对此有何评论？您对阿根廷当局的决定感到惊讶吗？
-是的，我很惊讶。阿根廷是一个民主国家，更是一个法治国家。这是一次非常正常的人权会议，我被邀请作为发言人。但迫于中国大使馆的压力，该委员会将总部迁往其他地点。这是不可接受的。这正在摧毁阿根廷的国家主权，正在摧毁阿根廷的法治和民主价值观。不仅仅是我在很多国家被拘留过。我已经习惯了。这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我想说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中国政府已经向阿根廷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在边境拦截我。也许就是这样。但我很幸运，我没有遇到任何问题，没有一个问题。所以我有点失望。在一些专制国家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并不感到惊讶。仅仅30年前，阿根廷就遭遇了独裁政权，那里发生了失踪事件，并造成了许多不公正现象。阿根廷人民从这些政权中吸取了教训。因此，像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向阿根廷施加压力，而当局却说“好吧”，这是不可接受的。
-您认为根本原因是什么，也许是经济问题？
-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商业问题，一个由于经济联系而产生的商业问题。当然，所有国家都与中国有经济关系。但现在不是继续一切照旧的合适时机，因为存在强迫劳动，人们正在死亡；一些国际品牌靠一些维吾尔人的鲜血致富，这就是我们发起这项活动的原因。我们必须停止与中国做生意，因为人们正在死去。所有国家都有法律义务制止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每个人都有道德义务阻止它。一些国家和一些企业停止与中国开展业务；美国已经通过了《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案》。来自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任何其他产品均被禁止进入美国。但一些欧洲国家，比如我国德国，也和中国有生意往来。同意，经济关系可以维持，我们无法阻止。但是，尽管存在经济关系，但如果民主价值观被破坏，就会对社会构成威胁。中国没有极限；如果你给他一根手指，那么他就会要你的整只手。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发生的事情是危险的。如果你真的相信民主价值观，如果你真的反对独裁政权，如果你真的吸取了独裁政权的教训，你就必须抵制这一点。你必须保护你的系统。
-最后两个问题。 7月，联合国发布了一份新报告，呼吁关闭新疆营地。近年来，举报和投诉不少，但情况没有改变。您对国际社会对维吾尔族人镇压的反应有何看法？
——国际社会的反应也非常令人失望。这些难民营中的维吾尔人问题以及种族灭绝问题已在联合国进行了讨论，并发布了一份联合国报告。但我们还没有看到会员国采取任何具体行动。其中大部分是由于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利用其经济实力试图将其独裁政权强加于其他国家。如今，用于监控维吾尔人的监控技术已出口到全球三十多个国家。以中国和俄罗斯为首的威权国家正在团结起来，但民主社会也存在分裂。遗憾的是，国际社会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事件的反应非常缓慢。而联合国的报告虽然发表了，但现任高级专员沃尔克·蒂尔克不但没有提及，甚至连他的报告也没有提出。而成员们却什么也没做。中国正试图垄断联合国人权体系。我亲眼目睹了这一点。我们参加人权理事会的所有或几乎所有会议。它几乎已经失去了意义。它是讨论人权的最高机构，但现在好像中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其他威权国家都是该理事会的成员。它大部分被专制国家占领。
- 近年来，地缘政治焦点一直集中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发生的事情上，以及最近的中东战争上。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发现中国在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各种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习近平政权加大了对台湾的威胁，与美国正处于贸易战之中，并与华盛顿在人工智能的领导权问题上存在争议。面对如此复杂的背景，您认为习近平的伟大地缘政治目标是什么？他的主要野心是未来入侵台湾吗？
——习近平有伟大的“中国梦”。他想成为继毛泽东之后中国历史上伟大的领导人，毛泽东创立了中华民国，但即使他也无法统一台湾。这是他的伟大野心之一：占领台湾，无视国际压力，能够说“我是中国历史的英雄”。其次，他也有一带一路的梦想。八十多个国家参与了这一领土扩张计划。习近平在基础设施上花费了数万亿美元，并向邻国提供贷款。如今用兵占领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但他们已经实现了经济占领。对于中亚来说，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各个国家都是相关的。中国政府向他们提供贷款、信贷。所有这些国家都非常腐败，中国政府对此非常清楚。例如，中巴经济走廊，一个耗资650亿美元的项目。巴基斯坦这个政府也非常腐败。中国政府非常清楚，巴基斯坦政府永远不会归还这笔钱。但没关系。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也有这样的例子。也许 20-30% 实际上用于此目的。另外 50-60% 则直接落入几位部长的口袋。那么他们就无法付款。五年后，中国政府要求返还资金。有关政府回应称，它没有这笔钱，但作为交换，它提供了土地。所以习近平一方面利用经济力量进行领土扩张计划，另一方面也利用所谓的军事干预来统一台湾。 查看全部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多尔坤·伊萨（REUTERS/Denis Balibouse）
30多年来，多尔昆·伊萨一直未能回到他出生的土地。他也已经很多年没有家人的消息了。他的名字被列入黑名单和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他的“罪行”？属于中国新疆维吾尔族社区。
从很小的时候起，在他的家乡阿克苏，他就开始意识到他的人民仅仅因为宗教信仰而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歧视。 1984年至1988年在大学期间，他组织维吾尔族学生加强农村地区人民接受的不稳定教育，并领导动员要求更好的条件、平等和民主选举。这一举措被中国政府视为一种挑衅态度：多尔昆最终被软禁，被大学开除，后来被流放，先是到土耳其，然后到德国，他在那里申请政治庇护，目前居住在德国。
此后，他进行了不竭的维权行动，向世界揭露维吾尔族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自习近平2013年上台以来，迫害呈指数级增长。伊萨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UC）的第三任主席，目前担任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UZDM）的主席，这使他被列入该政权的黑名单，面临第三国的逮捕，并不断受到这个亚洲巨人的威胁。事实上，在他最近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期间，他再次成为该政权镇压手段的受害者：应中国大使馆的要求，阿根廷外交部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议会暂停了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组织的一项活动，该活动将在多尔昆的参与下辩论21世纪的极权主义。
在阿根廷首都之行期间，这位维吾尔活动家与 Infobae 谈论了数十年来该国人民遭受的“种族灭绝”。他还详细介绍了被关押在集中营中的维吾尔人所遭受的苦难。
-我想首先谈谈您，在中国政权的压迫下成长的感觉，以及您今天倡导的要求尊重人民权利的激进主义是如何诞生的。
-我是维吾尔族。我出生在阿克苏，我们所说的东突厥斯坦的城市之一；中国称其为新疆。 1984年至1988年，我在新疆大学学习物理。学生期间，我成立了一个学生文化协会，其主要目标是在暑假和寒假期间，动员数千名维吾尔族学生到农村、到村庄，教我们的人民字母，改善教育制度。因为在一些地方——事实上是相当多的地方——农村地区或城镇没有学校。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维吾尔人是文盲，日常生活中我们目睹了很多歧视。中国人和维吾尔人之间存在着很多不平等。所以当我上大学时，我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歧视？”如果你看一下中国宪法，这个自治区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根据自治法，我们拥有许多权利。从宪法上讲，我们享有相同的权利，但在日常生活中，现实却有所不同。这是因为这里的所有人，我的人民，都不知道他们拥有什么权利。首先你必须理解它，然后你必须和平地斗争并主张你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首先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人民，提高教育水平。这是主要目标，首要目标；然后发动学生自愿参加。但当我们开始这样做时，中国政府不太高兴。 1988年6月15日，我们组织了一次大型示威活动，反对歧视政策。那天，我和我的一位同事与中国政府以及共产党的高级官员进行了六个小时的辩论，以谈判条件。但我们未能达成协议。我们回到大学，我带领八千多名学生走上街头，要求平等，支持民主选举。但他们软禁了我。而且，那是我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我被开除了，所以我无法毕业。这就是我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继续反对歧视。 1994年，我离开祖国前往土耳其攻读硕士学位。我把专业改为政治学。然后，1996 年，我搬到了德国，并在那里申请了政治庇护。我们创办了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后来我们成立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你能在某个时候回到中国吗？
-不。快三十三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回去过。我不能，因为我的名字在黑名单上。我的名字出现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上。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么多边境被拦住的原因。我在美国、印度、韩国、瑞士、意大利，甚至在德国都发生过这种事。二十年前，没有人非常了解维吾尔族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您是恐怖分子，警察会立即检查您的背景并对您进行登记。有时是几个小时，有时是几天。例如，有一次，当我受邀参加在首尔举行的国际会议时，我在护照检查处被拦住并被拘留。我差点被驱逐回中国。近四名中国警察来自北京；他们想带我去中国。但我是德国公民。由于德国和美国的压力，我在最后一刻被驱逐到德国。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利用其经济实力、外交实力，不正当地利用国际秩序。
- 在他的 X 帐户中，他发布了一条消息，其中他说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收到他兄弟的消息了。他还提到他的家人因他的活动而受到惩罚，甚至讲述了他在政权集中营中去世的母亲的情况。关于他的家人遭受的迫害，您能告诉我们什么吗？
-我于1994年离开，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家人。直到 2017 年我才可以打电话。在非常基础的层面上。我刚刚给我妈妈打电话。 “你好吗？”; “好，好。”只要两分钟，每个月都会如此。但无论如何，直到2017年4月我才能够通话。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无法联系到他们。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许多维吾尔活动人士身上：我们与亲戚失去了联系。但是，有时，如果家里发生什么事情，消息就会传到我们那里。 2018年6月中旬，我收到了澳大利亚朋友的消息。他说：“嘿，过去十四个月里你和你妈妈谈过话吗？”他最后一次和她说话是在去年四月。他告诉我：“你的母亲去世了。”我很震惊。我试图打电话，但打不通。我无法得到任何消息；我真的很想确认一下我的母亲是否去世了。后来，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维吾尔广播电台自由亚洲维吾尔广播电台向警方、官员报警……然后他们向我证实，我的母亲已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死于其中一个集中营。但我在 6 月 12 日发现了这一消息，差不多三周后。然后到了2020年，我得知父亲去世了。我也是从中国媒体了解到这一点的。 2021年，我又收到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弟弟被判无期徒刑。我哥哥被判了二十年徒刑。我的整个家族都是不参与政治的人，也不是像我这样的积极分子。我的母亲是一个很简单的女人，一个普通的70多岁的家庭主妇；我父亲80多岁了。我哥哥是一名数学老师，与政治无关。 “犯罪”是因为我的种族血统。仅出于这个原因，就不存在犯罪，什么都没有。我也有姐姐们。 2021年或2020年，我在中国社交媒体、中国电视上看到制作了一部关于我的姐妹和我的其他亲戚的纪录片。在那里我看到姐姐谴责我。如果你看视频，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正在读一张纸上写着中文的文字，上面写着：“多尔坤，你是个骗子。你不是我的兄弟……我的父母因为年龄、健康问题而去世了。他们从来没有去过集中营。中国政府对我们很好”，等等，等等......在视频中你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带我的侄女去按摩、去餐馆、吃饭；这就是它所显示的。我从这个视频中得知我的父亲去世了。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年、哪月、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在集中营里？在家里？;它在哪个墓地？不知道。这就是我家的整个可怕处境。
-她也在一个政权集中营里，在那里她被迫读那段文字？
-不，她不从事任何领域。我的一些哥哥也反对我。但在视频中反对我的不是我的哥哥，而是他的儿子和他的妻子。这是正常的；这是政府宣传的一部分。
维吾尔人在新疆政权的集中营中遭受酷刑
-国际上有许多关于这些集中营中的人遭受酷刑的报告和投诉。我想，作为一名活动家，你已经能够与在场的人取得联系。这些政权集中营的镇压动态如何？
-自2017年以来，不仅从营地，而且从整个东突厥斯坦祖国获取信息都非常困难。但从 2018 年底开始，一些难民营幸存者设法离开，因为她们是外国公民，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外国公民的妻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在其他国家的压力下释放了他们。所以他们去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等地。但在他们离开中国之前，政府威胁他们：“你们必须保持沉默。如果你们说什么，你们的家人还会在这里。”所以这是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保持沉默。但有些人正在见证，他们都讲述了一个非常相似的故事。有人讲死刑，他们说早上六点钟你要起床批评自己，都坐在床上。他们没有权利看别人或与人交谈。 “我是一名罪犯。我受到激进主义、恐怖主义的感染。我有罪，”他们让他们重复。他们必须自我批评，到处都有监控摄像头，还有警察。他们必须表现出对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的忠诚。比如，在喝水之前，你应该说：“噢，谢谢中国共产党。谢谢习近平。没有习近平，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生命，没有水，没有食物。”你必须大声说出来，但要发自内心，因为到处都有摄像头。这些相机还可以识别情绪；如果有人怀疑你不是故意的，他们就会折磨你。许多死亡病例正在发生。每天早上你都要练习中文；晚餐时禁止讲维吾尔语。如果有人说他们的母语，他们就会折磨他们。还有几起强奸案，因为难民营的许多幸存者都是女性。他们都说发生了很多强奸案，还给她们注射了绝育药物。从2016年创建再教育营到2019年，近三年的时间里，他们只是被灌输、洗脑。但随后，在 2019 年初，其中一些人——中国政府认为洗脑不起作用——被判处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徒刑。以前，如果你与政府或政治问题有矛盾，或者是活动人士的亲戚，他们会把你送进监狱。在田间地头，他们还遭受强迫劳动。
-我们开始谈论你在新疆的青少年时期，八十年代。从你的描述来看，自从习近平上任以来，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是的，完全正确。他使过去和现在有所不同。在八十年代，当我还是一名学生时，也存在歧视，但至少我们走上街头，我们示威，我们与政府交谈;现在不可能了。你连想都不敢想。渐渐地，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政策变得越来越激进，而现在习近平上台后，这种同化和歧视政策已经变成了种族灭绝政策。人口的强制转移以及日常的政治和经济歧视以及经济剥削都存在。但自从习近平实行彻底变革后，他彻底消除了维吾尔人的身份，而这就是再教育营的目的，以实施这种种族灭绝政策。
-根据你告诉我的情况，去年我有机会采访了一位维吾尔族活动人士，他也告诉我，该政权的主要目标是让维吾尔族人口消失。
-我完全同意。今年7月1日，中国开始实施《民族团结法》。该法于3月获得批准，并于7月1日生效。事实上，该法对于维吾尔族来说已经实施了好几年了，但现在它只是合法化，因为如果你看看中国宪法和自治法，维吾尔语是官方语言。而且，根据法律规定，每个人都有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权利。但学校和工作场所的维吾尔语已经被消灭。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维吾尔族学生是用维吾尔语授课的。致中国学生，用中文。但截至2004年，该大学只用中文授课。然后渐渐地，到了2010年，或者说之前，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只用中文授课了。教育应该是双语的，尽管事实并非如此。现在中国的教育是用普通话进行的。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2021年发布报告指出，八千多座清真寺被彻底拆除。另有八千人可能已被部分摧毁。禁止诵读《古兰经》和斋戒；禁止一切宗教活动和习俗。大约十五年前，这一点开始被一点一点地应用。但最近，在过去的两年里，随着这个计算机问题的出现和很大的国际压力，中国政府被迫说：“好吧，我必须将其合法化。”因为政府不断收到国际社会的警告，要求其尊重自己的法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在通过了这部民族团结法。但实际上，中国政府提出的彻底消除维吾尔族身份的建议才是习近平的首要目标。
-随着这种合法化，我们可以预期迫害会增加吗？
-压力越来越大，是的，情况非常糟糕。正如我们所说，中国政府的意图是让维吾尔人完全不复存在。这是主要目标。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高认识，当然这不仅是针对维吾尔人的法律，也是针对藏人的法律。中国有56个少数民族。但是，除了维吾尔人和藏人之外，其他人都已经被同化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失去了自己的身份、文化和语言。但我们维吾尔人和藏人努力生存。这让政府很头疼，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接受多元化。因此，这部民族团结法是基于“一个中国”的原则：一个人民、一个民族、一种语言。这意味着其他语言、其他文化和其他种族必须消失。这就是为什么西藏人也知道我们在联合国这样做的原因。因此，如果全世界只是袖手旁观，而不采取具体行动，我们不知道十年或十五年后下一代维吾尔人会发生什么。政府说我们有一千二百万维吾尔人，但我们相信我们至少有两千万。超过一百万维吾尔人散居海外。让两千万、一千二百万维吾尔人消失并不容易。当然，有些可能已经消失了。共产党不仅是对维吾尔人和藏人的威胁，也是对中国人民本身的威胁。营地内关押着十万中国人。比如获得诺贝尔奖的刘晓波，要么死在农村，要么死在监狱里。所以我认为中国人民也应该享有民主。习近平可能还会继续执政五年或十年。他是一个人，他终究会死。现在他正在对许多士兵采取行动。有不少军人对习近平的政策不满意。这是一场内部权力斗争，因为他是一个独裁者。总有一天这个系统会崩溃。所以我希望这种迫害政策能改变，以后能和现在不一样。
-几天前，《外交政策》杂志报道称，近年来，中国一直秘密允许一些人前往新疆，以允许家人团聚，以换取宣传、沉默和合作。然而，这并未公开宣布或转化为政府措施。你知道吗？
-我认识不少维吾尔人被允许探望家人。直到 2018 年，政府切断了一切：互联网、通讯。 2014年和2015年，他们没收了《古兰经》并禁止禁食，因为宗教对维吾尔族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是你看，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没有一个穆斯林组织反对它，没有人说过任何话。然后在2016年，它还对护照实行了限制。旅行、表达自己和言论的自由受到限制。只有国际特赦组织和一些国际组织发表了声明，但大多数国家只是袖手旁观。没有人注意。我们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走遍了美国，我们访问了国会、参议院、欧盟委员会……2018年，联合国第三委员会审查了中国的报告。然后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中国代表团和联合国专家一起到达，他们收集了所有证据并进行了交谈。随后中国面临压力。公民和联合国成员国都在谈论这个问题，媒体也是如此。此后，中国改变了立场，起初否认：“不，我们没有任何油田。我们什么都没有。”然后证据就出来了。然后中国政府说：“是的，我们有一个职业培训中心。我们教育人们。”然后中国说：“我正在打击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它正在改变话语。联合国报告发表；十个国家议会已认可有关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动议。美国政府已经承认了这一点。随后，所有可见的检查站再次被拆除，中国于 2023 年和 2024 年组织了来自世界各国、特别是穆斯林国家的宣传之旅。还没等他们整理好，就有记者说：“我们去了新疆，一切都正常了。”然后，从2025年开始，任何维吾尔人都可以去，但有一个条件：他们必须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并传播。回国后，中国政府利用这些维吾尔人作为宣传工具。我个人在过去一年或最近见过至少两三个访问过东突厥斯坦的人。起初他们对我说，“你最近访问过东突厥斯坦吗？一切都很顺利”之类的话。 “三年前，我的父母去世了，”其中一位妇女告诉我。 “那你能去墓地参观一下吗？”我问她，她开始哭了。不，他不能，只是我们是穆斯林。 “你能参加你父亲的葬礼吗？”我又问了一遍，他还是哭了。人们建议你闭嘴。她告诉我，“我本来应该待两个月，但两周后我就回来了。但是请不要说出我的名字。”一切都是保密的。如果他们说出真相，如果他们说真话，那么他们未被拘留的亲属就会返回集中营。尽管如此，很少有目击者敢于发声。有些人改了名字，有些人不说自己的名字，但继续说话。有些人确实会保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因为有家人作为人质而保持沉默。情况就是这样。政府确实允许一些人离开和返回。甚至一些亲戚、父母也到欧洲国家或美国看望他们。但条件是家庭成员仍然被绑架，条件是他们说一切都很好，没有问题。他们试图帮助掩盖种族灭绝。
-来自国际使馆的压力是否也协同让此事严格保持沉默？
-是的，中国大使馆在各国都非常活跃。他们打电话来。如果任何国家有维吾尔族社区，他们都会打电话告诉我们：“你可以去看望你的亲戚。我们知道你在做什么。”因此，在2021年和2022年，大量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年轻活动人士利用社交网络，作证、发言、提高认识。但超过 80-90% 的人保持沉默。现在他们已经失踪了，因为其中一些人已被释放给亲戚。他们打电话给他们并告诉他们：“我有空。不要做任何事情。”然后他们就消失了。
- 当局是否告诉您在旅行期间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是的，你必须接受他们告诉你的，甚至签署一些东西。尽管如此，一些维吾尔人现在仍无法前往。因为中国人有一份参与政治或参加过示威或集会的人的名单；政府甚至向维吾尔族社区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参加任何政治或文化活动。几年前，当我们在中国大使馆前组织示威时，有100人参加。现在只有一对夫妇来。这给我们带来了困难。
-说到这些外交压力，上周应中国大使馆的要求取消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论坛，你就是这种镇压机制的受害者。您对此有何评论？您对阿根廷当局的决定感到惊讶吗？
-是的，我很惊讶。阿根廷是一个民主国家，更是一个法治国家。这是一次非常正常的人权会议，我被邀请作为发言人。但迫于中国大使馆的压力，该委员会将总部迁往其他地点。这是不可接受的。这正在摧毁阿根廷的国家主权，正在摧毁阿根廷的法治和民主价值观。不仅仅是我在很多国家被拘留过。我已经习惯了。这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我想说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中国政府已经向阿根廷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在边境拦截我。也许就是这样。但我很幸运，我没有遇到任何问题，没有一个问题。所以我有点失望。在一些专制国家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并不感到惊讶。仅仅30年前，阿根廷就遭遇了独裁政权，那里发生了失踪事件，并造成了许多不公正现象。阿根廷人民从这些政权中吸取了教训。因此，像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向阿根廷施加压力，而当局却说“好吧”，这是不可接受的。
-您认为根本原因是什么，也许是经济问题？
-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商业问题，一个由于经济联系而产生的商业问题。当然，所有国家都与中国有经济关系。但现在不是继续一切照旧的合适时机，因为存在强迫劳动，人们正在死亡；一些国际品牌靠一些维吾尔人的鲜血致富，这就是我们发起这项活动的原因。我们必须停止与中国做生意，因为人们正在死去。所有国家都有法律义务制止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每个人都有道德义务阻止它。一些国家和一些企业停止与中国开展业务；美国已经通过了《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案》。来自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任何其他产品均被禁止进入美国。但一些欧洲国家，比如我国德国，也和中国有生意往来。同意，经济关系可以维持，我们无法阻止。但是，尽管存在经济关系，但如果民主价值观被破坏，就会对社会构成威胁。中国没有极限；如果你给他一根手指，那么他就会要你的整只手。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发生的事情是危险的。如果你真的相信民主价值观，如果你真的反对独裁政权，如果你真的吸取了独裁政权的教训，你就必须抵制这一点。你必须保护你的系统。
-最后两个问题。 7月，联合国发布了一份新报告，呼吁关闭新疆营地。近年来，举报和投诉不少，但情况没有改变。您对国际社会对维吾尔族人镇压的反应有何看法？
——国际社会的反应也非常令人失望。这些难民营中的维吾尔人问题以及种族灭绝问题已在联合国进行了讨论，并发布了一份联合国报告。但我们还没有看到会员国采取任何具体行动。其中大部分是由于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利用其经济实力试图将其独裁政权强加于其他国家。如今，用于监控维吾尔人的监控技术已出口到全球三十多个国家。以中国和俄罗斯为首的威权国家正在团结起来，但民主社会也存在分裂。遗憾的是，国际社会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事件的反应非常缓慢。而联合国的报告虽然发表了，但现任高级专员沃尔克·蒂尔克不但没有提及，甚至连他的报告也没有提出。而成员们却什么也没做。中国正试图垄断联合国人权体系。我亲眼目睹了这一点。我们参加人权理事会的所有或几乎所有会议。它几乎已经失去了意义。它是讨论人权的最高机构，但现在好像中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其他威权国家都是该理事会的成员。它大部分被专制国家占领。
- 近年来，地缘政治焦点一直集中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发生的事情上，以及最近的中东战争上。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发现中国在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各种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习近平政权加大了对台湾的威胁，与美国正处于贸易战之中，并与华盛顿在人工智能的领导权问题上存在争议。面对如此复杂的背景，您认为习近平的伟大地缘政治目标是什么？他的主要野心是未来入侵台湾吗？
——习近平有伟大的“中国梦”。他想成为继毛泽东之后中国历史上伟大的领导人，毛泽东创立了中华民国，但即使他也无法统一台湾。这是他的伟大野心之一：占领台湾，无视国际压力，能够说“我是中国历史的英雄”。其次，他也有一带一路的梦想。八十多个国家参与了这一领土扩张计划。习近平在基础设施上花费了数万亿美元，并向邻国提供贷款。如今用兵占领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但他们已经实现了经济占领。对于中亚来说，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各个国家都是相关的。中国政府向他们提供贷款、信贷。所有这些国家都非常腐败，中国政府对此非常清楚。例如，中巴经济走廊，一个耗资650亿美元的项目。巴基斯坦这个政府也非常腐败。中国政府非常清楚，巴基斯坦政府永远不会归还这笔钱。但没关系。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也有这样的例子。也许 20-30% 实际上用于此目的。另外 50-60% 则直接落入几位部长的口袋。那么他们就无法付款。五年后，中国政府要求返还资金。有关政府回应称，它没有这笔钱，但作为交换，它提供了土地。所以习近平一方面利用经济力量进行领土扩张计划，另一方面也利用所谓的军事干预来统一台湾。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多尔坤·伊萨（REUTERS/Denis Balibouse）
30多年来，多尔昆·伊萨一直未能回到他出生的土地。他也已经很多年没有家人的消息了。他的名字被列入黑名单和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他的“罪行”？属于中国新疆维吾尔族社区。
从很小的时候起，在他的家乡阿克苏，他就开始意识到他的人民仅仅因为宗教信仰而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歧视。 1984年至1988年在大学期间，他组织维吾尔族学生加强农村地区人民接受的不稳定教育，并领导动员要求更好的条件、平等和民主选举。这一举措被中国政府视为一种挑衅态度：多尔昆最终被软禁，被大学开除，后来被流放，先是到土耳其，然后到德国，他在那里申请政治庇护，目前居住在德国。
此后，他进行了不竭的维权行动，向世界揭露维吾尔族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自习近平2013年上台以来，迫害呈指数级增长。伊萨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UC）的第三任主席，目前担任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UZDM）的主席，这使他被列入该政权的黑名单，面临第三国的逮捕，并不断受到这个亚洲巨人的威胁。事实上，在他最近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期间，他再次成为该政权镇压手段的受害者：应中国大使馆的要求，阿根廷外交部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议会暂停了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组织的一项活动，该活动将在多尔昆的参与下辩论21世纪的极权主义。
在阿根廷首都之行期间，这位维吾尔活动家与 Infobae 谈论了数十年来该国人民遭受的“种族灭绝”。他还详细介绍了被关押在集中营中的维吾尔人所遭受的苦难。
-我想首先谈谈您，在中国政权的压迫下成长的感觉，以及您今天倡导的要求尊重人民权利的激进主义是如何诞生的。
-我是维吾尔族。我出生在阿克苏，我们所说的东突厥斯坦的城市之一；中国称其为新疆。 1984年至1988年，我在新疆大学学习物理。学生期间，我成立了一个学生文化协会，其主要目标是在暑假和寒假期间，动员数千名维吾尔族学生到农村、到村庄，教我们的人民字母，改善教育制度。因为在一些地方——事实上是相当多的地方——农村地区或城镇没有学校。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维吾尔人是文盲，日常生活中我们目睹了很多歧视。中国人和维吾尔人之间存在着很多不平等。所以当我上大学时，我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歧视？”如果你看一下中国宪法，这个自治区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根据自治法，我们拥有许多权利。从宪法上讲，我们享有相同的权利，但在日常生活中，现实却有所不同。这是因为这里的所有人，我的人民，都不知道他们拥有什么权利。首先你必须理解它，然后你必须和平地斗争并主张你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首先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人民，提高教育水平。这是主要目标，首要目标；然后发动学生自愿参加。但当我们开始这样做时，中国政府不太高兴。 1988年6月15日，我们组织了一次大型示威活动，反对歧视政策。那天，我和我的一位同事与中国政府以及共产党的高级官员进行了六个小时的辩论，以谈判条件。但我们未能达成协议。我们回到大学，我带领八千多名学生走上街头，要求平等，支持民主选举。但他们软禁了我。而且，那是我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我被开除了，所以我无法毕业。这就是我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继续反对歧视。 1994年，我离开祖国前往土耳其攻读硕士学位。我把专业改为政治学。然后，1996 年，我搬到了德国，并在那里申请了政治庇护。我们创办了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后来我们成立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你能在某个时候回到中国吗？
-不。快三十三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回去过。我不能，因为我的名字在黑名单上。我的名字出现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上。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么多边境被拦住的原因。我在美国、印度、韩国、瑞士、意大利，甚至在德国都发生过这种事。二十年前，没有人非常了解维吾尔族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您是恐怖分子，警察会立即检查您的背景并对您进行登记。有时是几个小时，有时是几天。例如，有一次，当我受邀参加在首尔举行的国际会议时，我在护照检查处被拦住并被拘留。我差点被驱逐回中国。近四名中国警察来自北京；他们想带我去中国。但我是德国公民。由于德国和美国的压力，我在最后一刻被驱逐到德国。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利用其经济实力、外交实力，不正当地利用国际秩序。
- 在他的 X 帐户中，他发布了一条消息，其中他说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收到他兄弟的消息了。他还提到他的家人因他的活动而受到惩罚，甚至讲述了他在政权集中营中去世的母亲的情况。关于他的家人遭受的迫害，您能告诉我们什么吗？
-我于1994年离开，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家人。直到 2017 年我才可以打电话。在非常基础的层面上。我刚刚给我妈妈打电话。 “你好吗？”; “好，好。”只要两分钟，每个月都会如此。但无论如何，直到2017年4月我才能够通话。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无法联系到他们。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许多维吾尔活动人士身上：我们与亲戚失去了联系。但是，有时，如果家里发生什么事情，消息就会传到我们那里。 2018年6月中旬，我收到了澳大利亚朋友的消息。他说：“嘿，过去十四个月里你和你妈妈谈过话吗？”他最后一次和她说话是在去年四月。他告诉我：“你的母亲去世了。”我很震惊。我试图打电话，但打不通。我无法得到任何消息；我真的很想确认一下我的母亲是否去世了。后来，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维吾尔广播电台自由亚洲维吾尔广播电台向警方、官员报警……然后他们向我证实，我的母亲已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死于其中一个集中营。但我在 6 月 12 日发现了这一消息，差不多三周后。然后到了2020年，我得知父亲去世了。我也是从中国媒体了解到这一点的。 2021年，我又收到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弟弟被判无期徒刑。我哥哥被判了二十年徒刑。我的整个家族都是不参与政治的人，也不是像我这样的积极分子。我的母亲是一个很简单的女人，一个普通的70多岁的家庭主妇；我父亲80多岁了。我哥哥是一名数学老师，与政治无关。 “犯罪”是因为我的种族血统。仅出于这个原因，就不存在犯罪，什么都没有。我也有姐姐们。 2021年或2020年，我在中国社交媒体、中国电视上看到制作了一部关于我的姐妹和我的其他亲戚的纪录片。在那里我看到姐姐谴责我。如果你看视频，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正在读一张纸上写着中文的文字，上面写着：“多尔坤，你是个骗子。你不是我的兄弟……我的父母因为年龄、健康问题而去世了。他们从来没有去过集中营。中国政府对我们很好”，等等，等等......在视频中你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带我的侄女去按摩、去餐馆、吃饭；这就是它所显示的。我从这个视频中得知我的父亲去世了。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年、哪月、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在集中营里？在家里？;它在哪个墓地？不知道。这就是我家的整个可怕处境。
-她也在一个政权集中营里，在那里她被迫读那段文字？
-不，她不从事任何领域。我的一些哥哥也反对我。但在视频中反对我的不是我的哥哥，而是他的儿子和他的妻子。这是正常的；这是政府宣传的一部分。
维吾尔人在新疆政权的集中营中遭受酷刑
-国际上有许多关于这些集中营中的人遭受酷刑的报告和投诉。我想，作为一名活动家，你已经能够与在场的人取得联系。这些政权集中营的镇压动态如何？
-自2017年以来，不仅从营地，而且从整个东突厥斯坦祖国获取信息都非常困难。但从 2018 年底开始，一些难民营幸存者设法离开，因为她们是外国公民，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外国公民的妻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在其他国家的压力下释放了他们。所以他们去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等地。但在他们离开中国之前，政府威胁他们：“你们必须保持沉默。如果你们说什么，你们的家人还会在这里。”所以这是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保持沉默。但有些人正在见证，他们都讲述了一个非常相似的故事。有人讲死刑，他们说早上六点钟你要起床批评自己，都坐在床上。他们没有权利看别人或与人交谈。 “我是一名罪犯。我受到激进主义、恐怖主义的感染。我有罪，”他们让他们重复。他们必须自我批评，到处都有监控摄像头，还有警察。他们必须表现出对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的忠诚。比如，在喝水之前，你应该说：“噢，谢谢中国共产党。谢谢习近平。没有习近平，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生命，没有水，没有食物。”你必须大声说出来，但要发自内心，因为到处都有摄像头。这些相机还可以识别情绪；如果有人怀疑你不是故意的，他们就会折磨你。许多死亡病例正在发生。每天早上你都要练习中文；晚餐时禁止讲维吾尔语。如果有人说他们的母语，他们就会折磨他们。还有几起强奸案，因为难民营的许多幸存者都是女性。他们都说发生了很多强奸案，还给她们注射了绝育药物。从2016年创建再教育营到2019年，近三年的时间里，他们只是被灌输、洗脑。但随后，在 2019 年初，其中一些人——中国政府认为洗脑不起作用——被判处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徒刑。以前，如果你与政府或政治问题有矛盾，或者是活动人士的亲戚，他们会把你送进监狱。在田间地头，他们还遭受强迫劳动。
-我们开始谈论你在新疆的青少年时期，八十年代。从你的描述来看，自从习近平上任以来，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是的，完全正确。他使过去和现在有所不同。在八十年代，当我还是一名学生时，也存在歧视，但至少我们走上街头，我们示威，我们与政府交谈;现在不可能了。你连想都不敢想。渐渐地，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政策变得越来越激进，而现在习近平上台后，这种同化和歧视政策已经变成了种族灭绝政策。人口的强制转移以及日常的政治和经济歧视以及经济剥削都存在。但自从习近平实行彻底变革后，他彻底消除了维吾尔人的身份，而这就是再教育营的目的，以实施这种种族灭绝政策。
-根据你告诉我的情况，去年我有机会采访了一位维吾尔族活动人士，他也告诉我，该政权的主要目标是让维吾尔族人口消失。
-我完全同意。今年7月1日，中国开始实施《民族团结法》。该法于3月获得批准，并于7月1日生效。事实上，该法对于维吾尔族来说已经实施了好几年了，但现在它只是合法化，因为如果你看看中国宪法和自治法，维吾尔语是官方语言。而且，根据法律规定，每个人都有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权利。但学校和工作场所的维吾尔语已经被消灭。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维吾尔族学生是用维吾尔语授课的。致中国学生，用中文。但截至2004年，该大学只用中文授课。然后渐渐地，到了2010年，或者说之前，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只用中文授课了。教育应该是双语的，尽管事实并非如此。现在中国的教育是用普通话进行的。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2021年发布报告指出，八千多座清真寺被彻底拆除。另有八千人可能已被部分摧毁。禁止诵读《古兰经》和斋戒；禁止一切宗教活动和习俗。大约十五年前，这一点开始被一点一点地应用。但最近，在过去的两年里，随着这个计算机问题的出现和很大的国际压力，中国政府被迫说：“好吧，我必须将其合法化。”因为政府不断收到国际社会的警告，要求其尊重自己的法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在通过了这部民族团结法。但实际上，中国政府提出的彻底消除维吾尔族身份的建议才是习近平的首要目标。
-随着这种合法化，我们可以预期迫害会增加吗？
-压力越来越大，是的，情况非常糟糕。正如我们所说，中国政府的意图是让维吾尔人完全不复存在。这是主要目标。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高认识，当然这不仅是针对维吾尔人的法律，也是针对藏人的法律。中国有56个少数民族。但是，除了维吾尔人和藏人之外，其他人都已经被同化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失去了自己的身份、文化和语言。但我们维吾尔人和藏人努力生存。这让政府很头疼，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接受多元化。因此，这部民族团结法是基于“一个中国”的原则：一个人民、一个民族、一种语言。这意味着其他语言、其他文化和其他种族必须消失。这就是为什么西藏人也知道我们在联合国这样做的原因。因此，如果全世界只是袖手旁观，而不采取具体行动，我们不知道十年或十五年后下一代维吾尔人会发生什么。政府说我们有一千二百万维吾尔人，但我们相信我们至少有两千万。超过一百万维吾尔人散居海外。让两千万、一千二百万维吾尔人消失并不容易。当然，有些可能已经消失了。共产党不仅是对维吾尔人和藏人的威胁，也是对中国人民本身的威胁。营地内关押着十万中国人。比如获得诺贝尔奖的刘晓波，要么死在农村，要么死在监狱里。所以我认为中国人民也应该享有民主。习近平可能还会继续执政五年或十年。他是一个人，他终究会死。现在他正在对许多士兵采取行动。有不少军人对习近平的政策不满意。这是一场内部权力斗争，因为他是一个独裁者。总有一天这个系统会崩溃。所以我希望这种迫害政策能改变，以后能和现在不一样。
-几天前，《外交政策》杂志报道称，近年来，中国一直秘密允许一些人前往新疆，以允许家人团聚，以换取宣传、沉默和合作。然而，这并未公开宣布或转化为政府措施。你知道吗？
-我认识不少维吾尔人被允许探望家人。直到 2018 年，政府切断了一切：互联网、通讯。 2014年和2015年，他们没收了《古兰经》并禁止禁食，因为宗教对维吾尔族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是你看，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没有一个穆斯林组织反对它，没有人说过任何话。然后在2016年，它还对护照实行了限制。旅行、表达自己和言论的自由受到限制。只有国际特赦组织和一些国际组织发表了声明，但大多数国家只是袖手旁观。没有人注意。我们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走遍了美国，我们访问了国会、参议院、欧盟委员会……2018年，联合国第三委员会审查了中国的报告。然后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中国代表团和联合国专家一起到达，他们收集了所有证据并进行了交谈。随后中国面临压力。公民和联合国成员国都在谈论这个问题，媒体也是如此。此后，中国改变了立场，起初否认：“不，我们没有任何油田。我们什么都没有。”然后证据就出来了。然后中国政府说：“是的，我们有一个职业培训中心。我们教育人们。”然后中国说：“我正在打击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它正在改变话语。联合国报告发表；十个国家议会已认可有关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动议。美国政府已经承认了这一点。随后，所有可见的检查站再次被拆除，中国于 2023 年和 2024 年组织了来自世界各国、特别是穆斯林国家的宣传之旅。还没等他们整理好，就有记者说：“我们去了新疆，一切都正常了。”然后，从2025年开始，任何维吾尔人都可以去，但有一个条件：他们必须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并传播。回国后，中国政府利用这些维吾尔人作为宣传工具。我个人在过去一年或最近见过至少两三个访问过东突厥斯坦的人。起初他们对我说，“你最近访问过东突厥斯坦吗？一切都很顺利”之类的话。 “三年前，我的父母去世了，”其中一位妇女告诉我。 “那你能去墓地参观一下吗？”我问她，她开始哭了。不，他不能，只是我们是穆斯林。 “你能参加你父亲的葬礼吗？”我又问了一遍，他还是哭了。人们建议你闭嘴。她告诉我，“我本来应该待两个月，但两周后我就回来了。但是请不要说出我的名字。”一切都是保密的。如果他们说出真相，如果他们说真话，那么他们未被拘留的亲属就会返回集中营。尽管如此，很少有目击者敢于发声。有些人改了名字，有些人不说自己的名字，但继续说话。有些人确实会保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因为有家人作为人质而保持沉默。情况就是这样。政府确实允许一些人离开和返回。甚至一些亲戚、父母也到欧洲国家或美国看望他们。但条件是家庭成员仍然被绑架，条件是他们说一切都很好，没有问题。他们试图帮助掩盖种族灭绝。
-来自国际使馆的压力是否也协同让此事严格保持沉默？
-是的，中国大使馆在各国都非常活跃。他们打电话来。如果任何国家有维吾尔族社区，他们都会打电话告诉我们：“你可以去看望你的亲戚。我们知道你在做什么。”因此，在2021年和2022年，大量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年轻活动人士利用社交网络，作证、发言、提高认识。但超过 80-90% 的人保持沉默。现在他们已经失踪了，因为其中一些人已被释放给亲戚。他们打电话给他们并告诉他们：“我有空。不要做任何事情。”然后他们就消失了。
- 当局是否告诉您在旅行期间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是的，你必须接受他们告诉你的，甚至签署一些东西。尽管如此，一些维吾尔人现在仍无法前往。因为中国人有一份参与政治或参加过示威或集会的人的名单；政府甚至向维吾尔族社区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参加任何政治或文化活动。几年前，当我们在中国大使馆前组织示威时，有100人参加。现在只有一对夫妇来。这给我们带来了困难。
-说到这些外交压力，上周应中国大使馆的要求取消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论坛，你就是这种镇压机制的受害者。您对此有何评论？您对阿根廷当局的决定感到惊讶吗？
-是的，我很惊讶。阿根廷是一个民主国家，更是一个法治国家。这是一次非常正常的人权会议，我被邀请作为发言人。但迫于中国大使馆的压力，该委员会将总部迁往其他地点。这是不可接受的。这正在摧毁阿根廷的国家主权，正在摧毁阿根廷的法治和民主价值观。不仅仅是我在很多国家被拘留过。我已经习惯了。这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我想说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中国政府已经向阿根廷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在边境拦截我。也许就是这样。但我很幸运，我没有遇到任何问题，没有一个问题。所以我有点失望。在一些专制国家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并不感到惊讶。仅仅30年前，阿根廷就遭遇了独裁政权，那里发生了失踪事件，并造成了许多不公正现象。阿根廷人民从这些政权中吸取了教训。因此，像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向阿根廷施加压力，而当局却说“好吧”，这是不可接受的。
-您认为根本原因是什么，也许是经济问题？
-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商业问题，一个由于经济联系而产生的商业问题。当然，所有国家都与中国有经济关系。但现在不是继续一切照旧的合适时机，因为存在强迫劳动，人们正在死亡；一些国际品牌靠一些维吾尔人的鲜血致富，这就是我们发起这项活动的原因。我们必须停止与中国做生意，因为人们正在死去。所有国家都有法律义务制止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每个人都有道德义务阻止它。一些国家和一些企业停止与中国开展业务；美国已经通过了《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案》。来自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任何其他产品均被禁止进入美国。但一些欧洲国家，比如我国德国，也和中国有生意往来。同意，经济关系可以维持，我们无法阻止。但是，尽管存在经济关系，但如果民主价值观被破坏，就会对社会构成威胁。中国没有极限；如果你给他一根手指，那么他就会要你的整只手。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发生的事情是危险的。如果你真的相信民主价值观，如果你真的反对独裁政权，如果你真的吸取了独裁政权的教训，你就必须抵制这一点。你必须保护你的系统。
-最后两个问题。 7月，联合国发布了一份新报告，呼吁关闭新疆营地。近年来，举报和投诉不少，但情况没有改变。您对国际社会对维吾尔族人镇压的反应有何看法？
——国际社会的反应也非常令人失望。这些难民营中的维吾尔人问题以及种族灭绝问题已在联合国进行了讨论，并发布了一份联合国报告。但我们还没有看到会员国采取任何具体行动。其中大部分是由于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利用其经济实力试图将其独裁政权强加于其他国家。如今，用于监控维吾尔人的监控技术已出口到全球三十多个国家。以中国和俄罗斯为首的威权国家正在团结起来，但民主社会也存在分裂。遗憾的是，国际社会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事件的反应非常缓慢。而联合国的报告虽然发表了，但现任高级专员沃尔克·蒂尔克不但没有提及，甚至连他的报告也没有提出。而成员们却什么也没做。中国正试图垄断联合国人权体系。我亲眼目睹了这一点。我们参加人权理事会的所有或几乎所有会议。它几乎已经失去了意义。它是讨论人权的最高机构，但现在好像中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其他威权国家都是该理事会的成员。它大部分被专制国家占领。
- 近年来，地缘政治焦点一直集中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发生的事情上，以及最近的中东战争上。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发现中国在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各种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习近平政权加大了对台湾的威胁，与美国正处于贸易战之中，并与华盛顿在人工智能的领导权问题上存在争议。面对如此复杂的背景，您认为习近平的伟大地缘政治目标是什么？他的主要野心是未来入侵台湾吗？
——习近平有伟大的“中国梦”。他想成为继毛泽东之后中国历史上伟大的领导人，毛泽东创立了中华民国，但即使他也无法统一台湾。这是他的伟大野心之一：占领台湾，无视国际压力，能够说“我是中国历史的英雄”。其次，他也有一带一路的梦想。八十多个国家参与了这一领土扩张计划。习近平在基础设施上花费了数万亿美元，并向邻国提供贷款。如今用兵占领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但他们已经实现了经济占领。对于中亚来说，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各个国家都是相关的。中国政府向他们提供贷款、信贷。所有这些国家都非常腐败，中国政府对此非常清楚。例如，中巴经济走廊，一个耗资650亿美元的项目。巴基斯坦这个政府也非常腐败。中国政府非常清楚，巴基斯坦政府永远不会归还这笔钱。但没关系。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也有这样的例子。也许 20-30% 实际上用于此目的。另外 50-60% 则直接落入几位部长的口袋。那么他们就无法付款。五年后，中国政府要求返还资金。有关政府回应称，它没有这笔钱，但作为交换，它提供了土地。所以习近平一方面利用经济力量进行领土扩张计划，另一方面也利用所谓的军事干预来统一台湾。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多尔坤·伊萨（REUTERS/Denis Balibouse）
30多年来，多尔昆·伊萨一直未能回到他出生的土地。他也已经很多年没有家人的消息了。他的名字被列入黑名单和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他的“罪行”？属于中国新疆维吾尔族社区。
从很小的时候起，在他的家乡阿克苏，他就开始意识到他的人民仅仅因为宗教信仰而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歧视。 1984年至1988年在大学期间，他组织维吾尔族学生加强农村地区人民接受的不稳定教育，并领导动员要求更好的条件、平等和民主选举。这一举措被中国政府视为一种挑衅态度：多尔昆最终被软禁，被大学开除，后来被流放，先是到土耳其，然后到德国，他在那里申请政治庇护，目前居住在德国。
此后，他进行了不竭的维权行动，向世界揭露维吾尔族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自习近平2013年上台以来，迫害呈指数级增长。伊萨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UC）的第三任主席，目前担任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UZDM）的主席，这使他被列入该政权的黑名单，面临第三国的逮捕，并不断受到这个亚洲巨人的威胁。事实上，在他最近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期间，他再次成为该政权镇压手段的受害者：应中国大使馆的要求，阿根廷外交部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议会暂停了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组织的一项活动，该活动将在多尔昆的参与下辩论21世纪的极权主义。
在阿根廷首都之行期间，这位维吾尔活动家与 Infobae 谈论了数十年来该国人民遭受的“种族灭绝”。他还详细介绍了被关押在集中营中的维吾尔人所遭受的苦难。
-我想首先谈谈您，在中国政权的压迫下成长的感觉，以及您今天倡导的要求尊重人民权利的激进主义是如何诞生的。
-我是维吾尔族。我出生在阿克苏，我们所说的东突厥斯坦的城市之一；中国称其为新疆。 1984年至1988年，我在新疆大学学习物理。学生期间，我成立了一个学生文化协会，其主要目标是在暑假和寒假期间，动员数千名维吾尔族学生到农村、到村庄，教我们的人民字母，改善教育制度。因为在一些地方——事实上是相当多的地方——农村地区或城镇没有学校。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维吾尔人是文盲，日常生活中我们目睹了很多歧视。中国人和维吾尔人之间存在着很多不平等。所以当我上大学时，我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歧视？”如果你看一下中国宪法，这个自治区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根据自治法，我们拥有许多权利。从宪法上讲，我们享有相同的权利，但在日常生活中，现实却有所不同。这是因为这里的所有人，我的人民，都不知道他们拥有什么权利。首先你必须理解它，然后你必须和平地斗争并主张你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首先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人民，提高教育水平。这是主要目标，首要目标；然后发动学生自愿参加。但当我们开始这样做时，中国政府不太高兴。 1988年6月15日，我们组织了一次大型示威活动，反对歧视政策。那天，我和我的一位同事与中国政府以及共产党的高级官员进行了六个小时的辩论，以谈判条件。但我们未能达成协议。我们回到大学，我带领八千多名学生走上街头，要求平等，支持民主选举。但他们软禁了我。而且，那是我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我被开除了，所以我无法毕业。这就是我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继续反对歧视。 1994年，我离开祖国前往土耳其攻读硕士学位。我把专业改为政治学。然后，1996 年，我搬到了德国，并在那里申请了政治庇护。我们创办了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后来我们成立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你能在某个时候回到中国吗？
-不。快三十三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回去过。我不能，因为我的名字在黑名单上。我的名字出现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上。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么多边境被拦住的原因。我在美国、印度、韩国、瑞士、意大利，甚至在德国都发生过这种事。二十年前，没有人非常了解维吾尔族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您是恐怖分子，警察会立即检查您的背景并对您进行登记。有时是几个小时，有时是几天。例如，有一次，当我受邀参加在首尔举行的国际会议时，我在护照检查处被拦住并被拘留。我差点被驱逐回中国。近四名中国警察来自北京；他们想带我去中国。但我是德国公民。由于德国和美国的压力，我在最后一刻被驱逐到德国。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利用其经济实力、外交实力，不正当地利用国际秩序。
- 在他的 X 帐户中，他发布了一条消息，其中他说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收到他兄弟的消息了。他还提到他的家人因他的活动而受到惩罚，甚至讲述了他在政权集中营中去世的母亲的情况。关于他的家人遭受的迫害，您能告诉我们什么吗？
-我于1994年离开，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家人。直到 2017 年我才可以打电话。在非常基础的层面上。我刚刚给我妈妈打电话。 “你好吗？”; “好，好。”只要两分钟，每个月都会如此。但无论如何，直到2017年4月我才能够通话。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无法联系到他们。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许多维吾尔活动人士身上：我们与亲戚失去了联系。但是，有时，如果家里发生什么事情，消息就会传到我们那里。 2018年6月中旬，我收到了澳大利亚朋友的消息。他说：“嘿，过去十四个月里你和你妈妈谈过话吗？”他最后一次和她说话是在去年四月。他告诉我：“你的母亲去世了。”我很震惊。我试图打电话，但打不通。我无法得到任何消息；我真的很想确认一下我的母亲是否去世了。后来，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维吾尔广播电台自由亚洲维吾尔广播电台向警方、官员报警……然后他们向我证实，我的母亲已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死于其中一个集中营。但我在 6 月 12 日发现了这一消息，差不多三周后。然后到了2020年，我得知父亲去世了。我也是从中国媒体了解到这一点的。 2021年，我又收到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弟弟被判无期徒刑。我哥哥被判了二十年徒刑。我的整个家族都是不参与政治的人，也不是像我这样的积极分子。我的母亲是一个很简单的女人，一个普通的70多岁的家庭主妇；我父亲80多岁了。我哥哥是一名数学老师，与政治无关。 “犯罪”是因为我的种族血统。仅出于这个原因，就不存在犯罪，什么都没有。我也有姐姐们。 2021年或2020年，我在中国社交媒体、中国电视上看到制作了一部关于我的姐妹和我的其他亲戚的纪录片。在那里我看到姐姐谴责我。如果你看视频，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正在读一张纸上写着中文的文字，上面写着：“多尔坤，你是个骗子。你不是我的兄弟……我的父母因为年龄、健康问题而去世了。他们从来没有去过集中营。中国政府对我们很好”，等等，等等......在视频中你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带我的侄女去按摩、去餐馆、吃饭；这就是它所显示的。我从这个视频中得知我的父亲去世了。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年、哪月、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在集中营里？在家里？;它在哪个墓地？不知道。这就是我家的整个可怕处境。
-她也在一个政权集中营里，在那里她被迫读那段文字？
-不，她不从事任何领域。我的一些哥哥也反对我。但在视频中反对我的不是我的哥哥，而是他的儿子和他的妻子。这是正常的；这是政府宣传的一部分。
维吾尔人在新疆政权的集中营中遭受酷刑
-国际上有许多关于这些集中营中的人遭受酷刑的报告和投诉。我想，作为一名活动家，你已经能够与在场的人取得联系。这些政权集中营的镇压动态如何？
-自2017年以来，不仅从营地，而且从整个东突厥斯坦祖国获取信息都非常困难。但从 2018 年底开始，一些难民营幸存者设法离开，因为她们是外国公民，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外国公民的妻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在其他国家的压力下释放了他们。所以他们去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等地。但在他们离开中国之前，政府威胁他们：“你们必须保持沉默。如果你们说什么，你们的家人还会在这里。”所以这是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保持沉默。但有些人正在见证，他们都讲述了一个非常相似的故事。有人讲死刑，他们说早上六点钟你要起床批评自己，都坐在床上。他们没有权利看别人或与人交谈。 “我是一名罪犯。我受到激进主义、恐怖主义的感染。我有罪，”他们让他们重复。他们必须自我批评，到处都有监控摄像头，还有警察。他们必须表现出对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的忠诚。比如，在喝水之前，你应该说：“噢，谢谢中国共产党。谢谢习近平。没有习近平，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生命，没有水，没有食物。”你必须大声说出来，但要发自内心，因为到处都有摄像头。这些相机还可以识别情绪；如果有人怀疑你不是故意的，他们就会折磨你。许多死亡病例正在发生。每天早上你都要练习中文；晚餐时禁止讲维吾尔语。如果有人说他们的母语，他们就会折磨他们。还有几起强奸案，因为难民营的许多幸存者都是女性。他们都说发生了很多强奸案，还给她们注射了绝育药物。从2016年创建再教育营到2019年，近三年的时间里，他们只是被灌输、洗脑。但随后，在 2019 年初，其中一些人——中国政府认为洗脑不起作用——被判处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徒刑。以前，如果你与政府或政治问题有矛盾，或者是活动人士的亲戚，他们会把你送进监狱。在田间地头，他们还遭受强迫劳动。
-我们开始谈论你在新疆的青少年时期，八十年代。从你的描述来看，自从习近平上任以来，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是的，完全正确。他使过去和现在有所不同。在八十年代，当我还是一名学生时，也存在歧视，但至少我们走上街头，我们示威，我们与政府交谈;现在不可能了。你连想都不敢想。渐渐地，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政策变得越来越激进，而现在习近平上台后，这种同化和歧视政策已经变成了种族灭绝政策。人口的强制转移以及日常的政治和经济歧视以及经济剥削都存在。但自从习近平实行彻底变革后，他彻底消除了维吾尔人的身份，而这就是再教育营的目的，以实施这种种族灭绝政策。
-根据你告诉我的情况，去年我有机会采访了一位维吾尔族活动人士，他也告诉我，该政权的主要目标是让维吾尔族人口消失。
-我完全同意。今年7月1日，中国开始实施《民族团结法》。该法于3月获得批准，并于7月1日生效。事实上，该法对于维吾尔族来说已经实施了好几年了，但现在它只是合法化，因为如果你看看中国宪法和自治法，维吾尔语是官方语言。而且，根据法律规定，每个人都有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权利。但学校和工作场所的维吾尔语已经被消灭。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维吾尔族学生是用维吾尔语授课的。致中国学生，用中文。但截至2004年，该大学只用中文授课。然后渐渐地，到了2010年，或者说之前，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只用中文授课了。教育应该是双语的，尽管事实并非如此。现在中国的教育是用普通话进行的。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2021年发布报告指出，八千多座清真寺被彻底拆除。另有八千人可能已被部分摧毁。禁止诵读《古兰经》和斋戒；禁止一切宗教活动和习俗。大约十五年前，这一点开始被一点一点地应用。但最近，在过去的两年里，随着这个计算机问题的出现和很大的国际压力，中国政府被迫说：“好吧，我必须将其合法化。”因为政府不断收到国际社会的警告，要求其尊重自己的法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在通过了这部民族团结法。但实际上，中国政府提出的彻底消除维吾尔族身份的建议才是习近平的首要目标。
-随着这种合法化，我们可以预期迫害会增加吗？
-压力越来越大，是的，情况非常糟糕。正如我们所说，中国政府的意图是让维吾尔人完全不复存在。这是主要目标。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高认识，当然这不仅是针对维吾尔人的法律，也是针对藏人的法律。中国有56个少数民族。但是，除了维吾尔人和藏人之外，其他人都已经被同化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失去了自己的身份、文化和语言。但我们维吾尔人和藏人努力生存。这让政府很头疼，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接受多元化。因此，这部民族团结法是基于“一个中国”的原则：一个人民、一个民族、一种语言。这意味着其他语言、其他文化和其他种族必须消失。这就是为什么西藏人也知道我们在联合国这样做的原因。因此，如果全世界只是袖手旁观，而不采取具体行动，我们不知道十年或十五年后下一代维吾尔人会发生什么。政府说我们有一千二百万维吾尔人，但我们相信我们至少有两千万。超过一百万维吾尔人散居海外。让两千万、一千二百万维吾尔人消失并不容易。当然，有些可能已经消失了。共产党不仅是对维吾尔人和藏人的威胁，也是对中国人民本身的威胁。营地内关押着十万中国人。比如获得诺贝尔奖的刘晓波，要么死在农村，要么死在监狱里。所以我认为中国人民也应该享有民主。习近平可能还会继续执政五年或十年。他是一个人，他终究会死。现在他正在对许多士兵采取行动。有不少军人对习近平的政策不满意。这是一场内部权力斗争，因为他是一个独裁者。总有一天这个系统会崩溃。所以我希望这种迫害政策能改变，以后能和现在不一样。
-几天前，《外交政策》杂志报道称，近年来，中国一直秘密允许一些人前往新疆，以允许家人团聚，以换取宣传、沉默和合作。然而，这并未公开宣布或转化为政府措施。你知道吗？
-我认识不少维吾尔人被允许探望家人。直到 2018 年，政府切断了一切：互联网、通讯。 2014年和2015年，他们没收了《古兰经》并禁止禁食，因为宗教对维吾尔族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是你看，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没有一个穆斯林组织反对它，没有人说过任何话。然后在2016年，它还对护照实行了限制。旅行、表达自己和言论的自由受到限制。只有国际特赦组织和一些国际组织发表了声明，但大多数国家只是袖手旁观。没有人注意。我们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走遍了美国，我们访问了国会、参议院、欧盟委员会……2018年，联合国第三委员会审查了中国的报告。然后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中国代表团和联合国专家一起到达，他们收集了所有证据并进行了交谈。随后中国面临压力。公民和联合国成员国都在谈论这个问题，媒体也是如此。此后，中国改变了立场，起初否认：“不，我们没有任何油田。我们什么都没有。”然后证据就出来了。然后中国政府说：“是的，我们有一个职业培训中心。我们教育人们。”然后中国说：“我正在打击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它正在改变话语。联合国报告发表；十个国家议会已认可有关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动议。美国政府已经承认了这一点。随后，所有可见的检查站再次被拆除，中国于 2023 年和 2024 年组织了来自世界各国、特别是穆斯林国家的宣传之旅。还没等他们整理好，就有记者说：“我们去了新疆，一切都正常了。”然后，从2025年开始，任何维吾尔人都可以去，但有一个条件：他们必须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并传播。回国后，中国政府利用这些维吾尔人作为宣传工具。我个人在过去一年或最近见过至少两三个访问过东突厥斯坦的人。起初他们对我说，“你最近访问过东突厥斯坦吗？一切都很顺利”之类的话。 “三年前，我的父母去世了，”其中一位妇女告诉我。 “那你能去墓地参观一下吗？”我问她，她开始哭了。不，他不能，只是我们是穆斯林。 “你能参加你父亲的葬礼吗？”我又问了一遍，他还是哭了。人们建议你闭嘴。她告诉我，“我本来应该待两个月，但两周后我就回来了。但是请不要说出我的名字。”一切都是保密的。如果他们说出真相，如果他们说真话，那么他们未被拘留的亲属就会返回集中营。尽管如此，很少有目击者敢于发声。有些人改了名字，有些人不说自己的名字，但继续说话。有些人确实会保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因为有家人作为人质而保持沉默。情况就是这样。政府确实允许一些人离开和返回。甚至一些亲戚、父母也到欧洲国家或美国看望他们。但条件是家庭成员仍然被绑架，条件是他们说一切都很好，没有问题。他们试图帮助掩盖种族灭绝。
-来自国际使馆的压力是否也协同让此事严格保持沉默？
-是的，中国大使馆在各国都非常活跃。他们打电话来。如果任何国家有维吾尔族社区，他们都会打电话告诉我们：“你可以去看望你的亲戚。我们知道你在做什么。”因此，在2021年和2022年，大量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年轻活动人士利用社交网络，作证、发言、提高认识。但超过 80-90% 的人保持沉默。现在他们已经失踪了，因为其中一些人已被释放给亲戚。他们打电话给他们并告诉他们：“我有空。不要做任何事情。”然后他们就消失了。
- 当局是否告诉您在旅行期间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是的，你必须接受他们告诉你的，甚至签署一些东西。尽管如此，一些维吾尔人现在仍无法前往。因为中国人有一份参与政治或参加过示威或集会的人的名单；政府甚至向维吾尔族社区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参加任何政治或文化活动。几年前，当我们在中国大使馆前组织示威时，有100人参加。现在只有一对夫妇来。这给我们带来了困难。
-说到这些外交压力，上周应中国大使馆的要求取消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论坛，你就是这种镇压机制的受害者。您对此有何评论？您对阿根廷当局的决定感到惊讶吗？
-是的，我很惊讶。阿根廷是一个民主国家，更是一个法治国家。这是一次非常正常的人权会议，我被邀请作为发言人。但迫于中国大使馆的压力，该委员会将总部迁往其他地点。这是不可接受的。这正在摧毁阿根廷的国家主权，正在摧毁阿根廷的法治和民主价值观。不仅仅是我在很多国家被拘留过。我已经习惯了。这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我想说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中国政府已经向阿根廷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在边境拦截我。也许就是这样。但我很幸运，我没有遇到任何问题，没有一个问题。所以我有点失望。在一些专制国家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并不感到惊讶。仅仅30年前，阿根廷就遭遇了独裁政权，那里发生了失踪事件，并造成了许多不公正现象。阿根廷人民从这些政权中吸取了教训。因此，像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向阿根廷施加压力，而当局却说“好吧”，这是不可接受的。
-您认为根本原因是什么，也许是经济问题？
-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商业问题，一个由于经济联系而产生的商业问题。当然，所有国家都与中国有经济关系。但现在不是继续一切照旧的合适时机，因为存在强迫劳动，人们正在死亡；一些国际品牌靠一些维吾尔人的鲜血致富，这就是我们发起这项活动的原因。我们必须停止与中国做生意，因为人们正在死去。所有国家都有法律义务制止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每个人都有道德义务阻止它。一些国家和一些企业停止与中国开展业务；美国已经通过了《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案》。来自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任何其他产品均被禁止进入美国。但一些欧洲国家，比如我国德国，也和中国有生意往来。同意，经济关系可以维持，我们无法阻止。但是，尽管存在经济关系，但如果民主价值观被破坏，就会对社会构成威胁。中国没有极限；如果你给他一根手指，那么他就会要你的整只手。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发生的事情是危险的。如果你真的相信民主价值观，如果你真的反对独裁政权，如果你真的吸取了独裁政权的教训，你就必须抵制这一点。你必须保护你的系统。
-最后两个问题。 7月，联合国发布了一份新报告，呼吁关闭新疆营地。近年来，举报和投诉不少，但情况没有改变。您对国际社会对维吾尔族人镇压的反应有何看法？
——国际社会的反应也非常令人失望。这些难民营中的维吾尔人问题以及种族灭绝问题已在联合国进行了讨论，并发布了一份联合国报告。但我们还没有看到会员国采取任何具体行动。其中大部分是由于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利用其经济实力试图将其独裁政权强加于其他国家。如今，用于监控维吾尔人的监控技术已出口到全球三十多个国家。以中国和俄罗斯为首的威权国家正在团结起来，但民主社会也存在分裂。遗憾的是，国际社会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事件的反应非常缓慢。而联合国的报告虽然发表了，但现任高级专员沃尔克·蒂尔克不但没有提及，甚至连他的报告也没有提出。而成员们却什么也没做。中国正试图垄断联合国人权体系。我亲眼目睹了这一点。我们参加人权理事会的所有或几乎所有会议。它几乎已经失去了意义。它是讨论人权的最高机构，但现在好像中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其他威权国家都是该理事会的成员。它大部分被专制国家占领。
- 近年来，地缘政治焦点一直集中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发生的事情上，以及最近的中东战争上。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发现中国在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各种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习近平政权加大了对台湾的威胁，与美国正处于贸易战之中，并与华盛顿在人工智能的领导权问题上存在争议。面对如此复杂的背景，您认为习近平的伟大地缘政治目标是什么？他的主要野心是未来入侵台湾吗？
——习近平有伟大的“中国梦”。他想成为继毛泽东之后中国历史上伟大的领导人，毛泽东创立了中华民国，但即使他也无法统一台湾。这是他的伟大野心之一：占领台湾，无视国际压力，能够说“我是中国历史的英雄”。其次，他也有一带一路的梦想。八十多个国家参与了这一领土扩张计划。习近平在基础设施上花费了数万亿美元，并向邻国提供贷款。如今用兵占领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但他们已经实现了经济占领。对于中亚来说，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各个国家都是相关的。中国政府向他们提供贷款、信贷。所有这些国家都非常腐败，中国政府对此非常清楚。例如，中巴经济走廊，一个耗资650亿美元的项目。巴基斯坦这个政府也非常腐败。中国政府非常清楚，巴基斯坦政府永远不会归还这笔钱。但没关系。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也有这样的例子。也许 20-30% 实际上用于此目的。另外 50-60% 则直接落入几位部长的口袋。那么他们就无法付款。五年后，中国政府要求返还资金。有关政府回应称，它没有这笔钱，但作为交换，它提供了土地。所以习近平一方面利用经济力量进行领土扩张计划，另一方面也利用所谓的军事干预来统一台湾。
维吾尔男子揭露沿海国企强迫劳动：日本维吾尔协会东京记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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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维吾尔族青年揭露被跨省转移至江苏国企强迫劳动逾两年：支援团体在东京公布第一手口述实录
摘要：由在日维吾尔人组成的非营利组织“日本维吾尔协会”于2026年8月31日在东京都内举行记者会，公布了一名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30岁维吾尔族男子的亲历证词。该男子证实，在地方当局以威胁其家人相要挟下，他被迫违背自身意愿，随同当地80名维吾尔人被转运至5000公里外的江苏省苏州市国有食肉企业从事长达2年零3个月的强迫劳动。该男子随后甚至遭人身买卖贩运至东南亚诈骗园区，最终在人权组织营救下逃往欧美。日本媒体核实了其录音证词的真实性。
由居住在日本的维吾尔人组成的非营利组织（NPO法人）“日本维吾尔协会”于8月31日在东京都内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了一名来自中国西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30岁维吾尔族男性的核心证词。该证词披露，该男子在长达2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完全违背自身真实意愿，被强行安排在沿海地区的国有企业中从事劳动。该协会严厉谴责这种行径为实质上的“强迫劳动”。据透露，该男子在结束工厂劳动后，甚至遭到人身买卖被贩运至东南亚诈骗基地，历经周折最终成功逃亡至欧美国家。
日本维吾尔协会会长热泰普·阿合买提（Ahmet Letep / レテプ・アフメット）于6月下旬对该男子进行了长达约1个半小时的深入专访，以问答形式详细记录了他被送往沿海地区劳动的完整经过与遭遇。《朝日新闻》等日本主流媒体查听了部分采访对话录音，确认了该男子在录音中所讲述亲身经历的真实性与可信度。
根据该男子的口述记录，2021年，新疆当地政府官员多次勒令其参加以所谓“脱贫攻坚”为名、将少数民族群众集中派往中国沿海发达省份的“劳动力转移计划”。该男子起初明确表示拒绝参加，但当地官员随即对其施加政治高压，严厉逼问其“是否对政府怀有不满、思想政治上是否存在问题”，并直言不讳地暗示如果抗拒服从，其年迈母亲的人身安全与生活处境将会受到严重牵连。在家人安危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该男子最终被迫妥协同意参与。
与当地80名同胞一同被押送至5000公里外的国有企业
随后，该男子与当地大约80名维吾尔族同胞一起，跨越5000多公里的遥远距离，被统一转运至中国东部沿海的江苏省苏州市，在当地一家名为“苏州苏太企业”的国有食肉加工企业从事高强度劳动。在长达两年的工作期间，所有工人的外出自由与返乡探亲权利均受到极其严密的监控与严格限制，且劳动报酬几乎被全额剥夺扣留。
在工厂期满后，该男子于2024年3月又遭遇跨国人身贩运，被转手倒卖至位于柬埔寨的社交网络投资诈骗窝点。最终，在海外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协助筹措赎金进行紧急营救后，他才得以脱离险境并前往北美避难。
日本维吾尔协会透露，当事男子原计划在8月31日的东京记者会上通过线上视频连线实名出镜作证。然而，就在发布会召开前夕的8月29日起，中国公安机关对其仍在新疆境内的亲属实施了长达约24小时的紧急传唤与拘押施压，出于对国内亲属人身安全的极度担忧，该男子被迫取消了实时连线。日本维吾尔协会在记者会上呼吁在苏州市等地有业务往来的众多日资跨国企业，必须对自身供应链中存在的强迫劳动风险展开全面严格的尽职调查，坚决剔除一切涉嫌人权侵犯的合作厂商。 查看全部
副标题：维吾尔族青年揭露被跨省转移至江苏国企强迫劳动逾两年：支援团体在东京公布第一手口述实录
摘要：由在日维吾尔人组成的非营利组织“日本维吾尔协会”于2026年8月31日在东京都内举行记者会，公布了一名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30岁维吾尔族男子的亲历证词。该男子证实，在地方当局以威胁其家人相要挟下，他被迫违背自身意愿，随同当地80名维吾尔人被转运至5000公里外的江苏省苏州市国有食肉企业从事长达2年零3个月的强迫劳动。该男子随后甚至遭人身买卖贩运至东南亚诈骗园区，最终在人权组织营救下逃往欧美。日本媒体核实了其录音证词的真实性。
由居住在日本的维吾尔人组成的非营利组织（NPO法人）“日本维吾尔协会”于8月31日在东京都内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了一名来自中国西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30岁维吾尔族男性的核心证词。该证词披露，该男子在长达2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完全违背自身真实意愿，被强行安排在沿海地区的国有企业中从事劳动。该协会严厉谴责这种行径为实质上的“强迫劳动”。据透露，该男子在结束工厂劳动后，甚至遭到人身买卖被贩运至东南亚诈骗基地，历经周折最终成功逃亡至欧美国家。
日本维吾尔协会会长热泰普·阿合买提（Ahmet Letep / レテプ・アフメット）于6月下旬对该男子进行了长达约1个半小时的深入专访，以问答形式详细记录了他被送往沿海地区劳动的完整经过与遭遇。《朝日新闻》等日本主流媒体查听了部分采访对话录音，确认了该男子在录音中所讲述亲身经历的真实性与可信度。
根据该男子的口述记录，2021年，新疆当地政府官员多次勒令其参加以所谓“脱贫攻坚”为名、将少数民族群众集中派往中国沿海发达省份的“劳动力转移计划”。该男子起初明确表示拒绝参加，但当地官员随即对其施加政治高压，严厉逼问其“是否对政府怀有不满、思想政治上是否存在问题”，并直言不讳地暗示如果抗拒服从，其年迈母亲的人身安全与生活处境将会受到严重牵连。在家人安危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该男子最终被迫妥协同意参与。
与当地80名同胞一同被押送至5000公里外的国有企业
随后，该男子与当地大约80名维吾尔族同胞一起，跨越5000多公里的遥远距离，被统一转运至中国东部沿海的江苏省苏州市，在当地一家名为“苏州苏太企业”的国有食肉加工企业从事高强度劳动。在长达两年的工作期间，所有工人的外出自由与返乡探亲权利均受到极其严密的监控与严格限制，且劳动报酬几乎被全额剥夺扣留。
在工厂期满后，该男子于2024年3月又遭遇跨国人身贩运，被转手倒卖至位于柬埔寨的社交网络投资诈骗窝点。最终，在海外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协助筹措赎金进行紧急营救后，他才得以脱离险境并前往北美避难。
日本维吾尔协会透露，当事男子原计划在8月31日的东京记者会上通过线上视频连线实名出镜作证。然而，就在发布会召开前夕的8月29日起，中国公安机关对其仍在新疆境内的亲属实施了长达约24小时的紧急传唤与拘押施压，出于对国内亲属人身安全的极度担忧，该男子被迫取消了实时连线。日本维吾尔协会在记者会上呼吁在苏州市等地有业务往来的众多日资跨国企业，必须对自身供应链中存在的强迫劳动风险展开全面严格的尽职调查，坚决剔除一切涉嫌人权侵犯的合作厂商。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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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在日维吾尔人组成的非营利组织“日本维吾尔协会”于2026年8月31日在东京都内举行记者会，公布了一名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30岁维吾尔族男子的亲历证词。该男子证实，在地方当局以威胁其家人相要挟下，他被迫违背自身意愿，随同当地80名维吾尔人被转运至5000公里外的江苏省苏州市国有食肉企业从事长达2年零3个月的强迫劳动。该男子随后甚至遭人身买卖贩运至东南亚诈骗园区，最终在人权组织营救下逃往欧美。日本媒体核实了其录音证词的真实性。
由居住在日本的维吾尔人组成的非营利组织（NPO法人）“日本维吾尔协会”于8月31日在东京都内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了一名来自中国西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30岁维吾尔族男性的核心证词。该证词披露，该男子在长达2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完全违背自身真实意愿，被强行安排在沿海地区的国有企业中从事劳动。该协会严厉谴责这种行径为实质上的“强迫劳动”。据透露，该男子在结束工厂劳动后，甚至遭到人身买卖被贩运至东南亚诈骗基地，历经周折最终成功逃亡至欧美国家。
日本维吾尔协会会长热泰普·阿合买提（Ahmet Letep / レテプ・アフメット）于6月下旬对该男子进行了长达约1个半小时的深入专访，以问答形式详细记录了他被送往沿海地区劳动的完整经过与遭遇。《朝日新闻》等日本主流媒体查听了部分采访对话录音，确认了该男子在录音中所讲述亲身经历的真实性与可信度。
根据该男子的口述记录，2021年，新疆当地政府官员多次勒令其参加以所谓“脱贫攻坚”为名、将少数民族群众集中派往中国沿海发达省份的“劳动力转移计划”。该男子起初明确表示拒绝参加，但当地官员随即对其施加政治高压，严厉逼问其“是否对政府怀有不满、思想政治上是否存在问题”，并直言不讳地暗示如果抗拒服从，其年迈母亲的人身安全与生活处境将会受到严重牵连。在家人安危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该男子最终被迫妥协同意参与。
与当地80名同胞一同被押送至5000公里外的国有企业
随后，该男子与当地大约80名维吾尔族同胞一起，跨越5000多公里的遥远距离，被统一转运至中国东部沿海的江苏省苏州市，在当地一家名为“苏州苏太企业”的国有食肉加工企业从事高强度劳动。在长达两年的工作期间，所有工人的外出自由与返乡探亲权利均受到极其严密的监控与严格限制，且劳动报酬几乎被全额剥夺扣留。
在工厂期满后，该男子于2024年3月又遭遇跨国人身贩运，被转手倒卖至位于柬埔寨的社交网络投资诈骗窝点。最终，在海外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协助筹措赎金进行紧急营救后，他才得以脱离险境并前往北美避难。
日本维吾尔协会透露，当事男子原计划在8月31日的东京记者会上通过线上视频连线实名出镜作证。然而，就在发布会召开前夕的8月29日起，中国公安机关对其仍在新疆境内的亲属实施了长达约24小时的紧急传唤与拘押施压，出于对国内亲属人身安全的极度担忧，该男子被迫取消了实时连线。日本维吾尔协会在记者会上呼吁在苏州市等地有业务往来的众多日资跨国企业，必须对自身供应链中存在的强迫劳动风险展开全面严格的尽职调查，坚决剔除一切涉嫌人权侵犯的合作厂商。
副标题：维吾尔族青年揭露被跨省转移至江苏国企强迫劳动逾两年：支援团体在东京公布第一手口述实录
摘要：由在日维吾尔人组成的非营利组织“日本维吾尔协会”于2026年8月31日在东京都内举行记者会，公布了一名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30岁维吾尔族男子的亲历证词。该男子证实，在地方当局以威胁其家人相要挟下，他被迫违背自身意愿，随同当地80名维吾尔人被转运至5000公里外的江苏省苏州市国有食肉企业从事长达2年零3个月的强迫劳动。该男子随后甚至遭人身买卖贩运至东南亚诈骗园区，最终在人权组织营救下逃往欧美。日本媒体核实了其录音证词的真实性。
由居住在日本的维吾尔人组成的非营利组织（NPO法人）“日本维吾尔协会”于8月31日在东京都内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了一名来自中国西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30岁维吾尔族男性的核心证词。该证词披露，该男子在长达2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完全违背自身真实意愿，被强行安排在沿海地区的国有企业中从事劳动。该协会严厉谴责这种行径为实质上的“强迫劳动”。据透露，该男子在结束工厂劳动后，甚至遭到人身买卖被贩运至东南亚诈骗基地，历经周折最终成功逃亡至欧美国家。
日本维吾尔协会会长热泰普·阿合买提（Ahmet Letep / レテプ・アフメット）于6月下旬对该男子进行了长达约1个半小时的深入专访，以问答形式详细记录了他被送往沿海地区劳动的完整经过与遭遇。《朝日新闻》等日本主流媒体查听了部分采访对话录音，确认了该男子在录音中所讲述亲身经历的真实性与可信度。
根据该男子的口述记录，2021年，新疆当地政府官员多次勒令其参加以所谓“脱贫攻坚”为名、将少数民族群众集中派往中国沿海发达省份的“劳动力转移计划”。该男子起初明确表示拒绝参加，但当地官员随即对其施加政治高压，严厉逼问其“是否对政府怀有不满、思想政治上是否存在问题”，并直言不讳地暗示如果抗拒服从，其年迈母亲的人身安全与生活处境将会受到严重牵连。在家人安危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该男子最终被迫妥协同意参与。
与当地80名同胞一同被押送至5000公里外的国有企业
随后，该男子与当地大约80名维吾尔族同胞一起，跨越5000多公里的遥远距离，被统一转运至中国东部沿海的江苏省苏州市，在当地一家名为“苏州苏太企业”的国有食肉加工企业从事高强度劳动。在长达两年的工作期间，所有工人的外出自由与返乡探亲权利均受到极其严密的监控与严格限制，且劳动报酬几乎被全额剥夺扣留。
在工厂期满后，该男子于2024年3月又遭遇跨国人身贩运，被转手倒卖至位于柬埔寨的社交网络投资诈骗窝点。最终，在海外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协助筹措赎金进行紧急营救后，他才得以脱离险境并前往北美避难。
日本维吾尔协会透露，当事男子原计划在8月31日的东京记者会上通过线上视频连线实名出镜作证。然而，就在发布会召开前夕的8月29日起，中国公安机关对其仍在新疆境内的亲属实施了长达约24小时的紧急传唤与拘押施压，出于对国内亲属人身安全的极度担忧，该男子被迫取消了实时连线。日本维吾尔协会在记者会上呼吁在苏州市等地有业务往来的众多日资跨国企业，必须对自身供应链中存在的强迫劳动风险展开全面严格的尽职调查，坚决剔除一切涉嫌人权侵犯的合作厂商。
中国人权捍卫者：中国政府对人权侵犯的有罪不罚态势正在加剧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4 次浏览 • 2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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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里程碑报告发布四周年之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对大规模侵权行为采取果断行动
摘要：在联合国发布针对维吾尔地区人权侵害的里程碑报告四周年之际，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指出，中国政府对人权侵犯的有罪不罚态势正在加剧，而联合国及各成员国必须通过对针对维吾尔人的“危害人类罪”指控追究责任来扭转这一局面。即将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必须要求北京作出交代，并制定独立调查与问责策略。
里程碑报告发布四周年之际，人权理事会应对大规模人权侵犯采取行动
（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2026年8月31日）——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今天表示，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可以通过对针对维吾尔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的指控采取问责行动，从而扭转中国政府在人权侵犯方面日益加深的有罪不罚现象。8月31日是联合国发布关于这些暴行及其他侵权行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报告的四周年纪念日，然而中国官员在联合国至今尚未受到严肃的审查与问责。下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将于2026年9月7日正式开幕。
CHRD联合执行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表示：“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记录之所以逐年拉长，部分原因在于它没有为其施加的暴行付出任何实质代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人权理事会以及各成员国可以通过要求北京作出正面答复并制定明确的调查战略来改变这一现状。”
2022年8月31日，即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任期的最后一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OHCHR）发布了拖延已久的权威分析报告——《人权高专办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权问题的评估》。该报告得出结论认为，大规模任意和歧视性拘留的模式“可能构成国际罪行，特别是危害人类罪”。这份报告至今仍是联合国关于此类暴行最权威的官方文献，并得到了其他联合国人权专家、工作组及条约机构后续报告的有力补充与印证。
中国当局继续在整个维吾尔地区实施大范围的严重人权侵犯。CHRD涵盖2019年至2024年案例的深入研究发现，少数族群社区的良心犯在被非法拘押的人群中依然占有极不相称的高比例；该地区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被判处的平均刑期长达15年，是全国平均刑期的两倍以上。“维吾尔过渡时期司法数据库”（Uyghur Transitional Justice Database）已统计出超过12,600起被归类为“强迫失踪”的案件，而“新疆受害者数据库”（Xinjiang Victims Database）记录的涉案总数已超过100,000起。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26年5月基于卫星图像、政府采购文件、地方媒体报道及目击者证词所开展的一项深入调查显示，该地区的羁押拘留设施可关押约627,000人，“按人口比例计算，使其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拘押体系”。
在2025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依然坚称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然而当局却对进入该地区进行独立人权调查实施严苛限制与封锁。
中国当局还在海外持续压制批评声音。2026年8月24日，中国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向该市议会施压，强行要求其取消一场有维吾尔族人士发言的公开活动，迫使主办方在极短时间内紧急另寻场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所属的“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自2025年4月以来持续追踪发现，一场与中国政府关联的网络钓鱼和冒充诈骗活动，正在系统性针对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西藏人、台湾人以及香港活动人士与独立记者。
在评估报告发布的四年间，中国政府多次破坏和阻挠联合国审查其人权记录的各项努力。北京当局将人权高专办的报告斥为“完全非法和无效”，拒绝就包括酷刑在内的关键人权问题提交可信的履约报告，对试图与联合国人权机制接触的人权捍卫者实施报复，并对维权人士的国内家属实施株连式的集体惩罚。
在同一时期，尽管联合国特别程序独立专家、各条约机构以及公民社会组织反复发出呼吁，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始终未能就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及其不遵守联合国人权机制的行为举行专门辩论，也未设立专项监测机制。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至今尚未向理事会全面通报其办公室与中国政府就报告建议所展开的对话取得了何种实质进展。
CHRD强烈敦促于2026年7月连任第二任期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充分利用即将举行的人权理事会会议，向公众详尽阐明2022年报告建议的落实执行情况，包括中国当局所设置的各种阻碍。高级专员还应概述向受害者及幸存者提供人道救助、固定证据以及开展调查取证的具体方案。CHRD同时鼓励各关注国政府就后续行动向高级专员提出质询，并正式要求中国代表团允许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不受阻碍地进入维吾尔地区开展调查。
理查森表示：“中国外交官自认为已经成功逃避了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审查。联合国各机构及成员国应当展现决心，在受害者的名单变得更长之前，成功让北京对其暴行承担国际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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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里程碑报告发布四周年之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对大规模侵权行为采取果断行动
摘要：在联合国发布针对维吾尔地区人权侵害的里程碑报告四周年之际，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指出，中国政府对人权侵犯的有罪不罚态势正在加剧，而联合国及各成员国必须通过对针对维吾尔人的“危害人类罪”指控追究责任来扭转这一局面。即将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必须要求北京作出交代，并制定独立调查与问责策略。
里程碑报告发布四周年之际，人权理事会应对大规模人权侵犯采取行动
（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2026年8月31日）——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今天表示，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可以通过对针对维吾尔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的指控采取问责行动，从而扭转中国政府在人权侵犯方面日益加深的有罪不罚现象。8月31日是联合国发布关于这些暴行及其他侵权行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报告的四周年纪念日，然而中国官员在联合国至今尚未受到严肃的审查与问责。下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将于2026年9月7日正式开幕。
CHRD联合执行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表示：“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记录之所以逐年拉长，部分原因在于它没有为其施加的暴行付出任何实质代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人权理事会以及各成员国可以通过要求北京作出正面答复并制定明确的调查战略来改变这一现状。”
2022年8月31日，即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任期的最后一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OHCHR）发布了拖延已久的权威分析报告——《人权高专办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权问题的评估》。该报告得出结论认为，大规模任意和歧视性拘留的模式“可能构成国际罪行，特别是危害人类罪”。这份报告至今仍是联合国关于此类暴行最权威的官方文献，并得到了其他联合国人权专家、工作组及条约机构后续报告的有力补充与印证。
中国当局继续在整个维吾尔地区实施大范围的严重人权侵犯。CHRD涵盖2019年至2024年案例的深入研究发现，少数族群社区的良心犯在被非法拘押的人群中依然占有极不相称的高比例；该地区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被判处的平均刑期长达15年，是全国平均刑期的两倍以上。“维吾尔过渡时期司法数据库”（Uyghur Transitional Justice Database）已统计出超过12,600起被归类为“强迫失踪”的案件，而“新疆受害者数据库”（Xinjiang Victims Database）记录的涉案总数已超过100,000起。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26年5月基于卫星图像、政府采购文件、地方媒体报道及目击者证词所开展的一项深入调查显示，该地区的羁押拘留设施可关押约627,000人，“按人口比例计算，使其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拘押体系”。
在2025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依然坚称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然而当局却对进入该地区进行独立人权调查实施严苛限制与封锁。
中国当局还在海外持续压制批评声音。2026年8月24日，中国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向该市议会施压，强行要求其取消一场有维吾尔族人士发言的公开活动，迫使主办方在极短时间内紧急另寻场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所属的“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自2025年4月以来持续追踪发现，一场与中国政府关联的网络钓鱼和冒充诈骗活动，正在系统性针对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西藏人、台湾人以及香港活动人士与独立记者。
在评估报告发布的四年间，中国政府多次破坏和阻挠联合国审查其人权记录的各项努力。北京当局将人权高专办的报告斥为“完全非法和无效”，拒绝就包括酷刑在内的关键人权问题提交可信的履约报告，对试图与联合国人权机制接触的人权捍卫者实施报复，并对维权人士的国内家属实施株连式的集体惩罚。
在同一时期，尽管联合国特别程序独立专家、各条约机构以及公民社会组织反复发出呼吁，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始终未能就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及其不遵守联合国人权机制的行为举行专门辩论，也未设立专项监测机制。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至今尚未向理事会全面通报其办公室与中国政府就报告建议所展开的对话取得了何种实质进展。
CHRD强烈敦促于2026年7月连任第二任期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充分利用即将举行的人权理事会会议，向公众详尽阐明2022年报告建议的落实执行情况，包括中国当局所设置的各种阻碍。高级专员还应概述向受害者及幸存者提供人道救助、固定证据以及开展调查取证的具体方案。CHRD同时鼓励各关注国政府就后续行动向高级专员提出质询，并正式要求中国代表团允许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不受阻碍地进入维吾尔地区开展调查。
理查森表示：“中国外交官自认为已经成功逃避了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审查。联合国各机构及成员国应当展现决心，在受害者的名单变得更长之前，成功让北京对其暴行承担国际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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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里程碑报告发布四周年之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对大规模侵权行为采取果断行动
摘要：在联合国发布针对维吾尔地区人权侵害的里程碑报告四周年之际，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指出，中国政府对人权侵犯的有罪不罚态势正在加剧，而联合国及各成员国必须通过对针对维吾尔人的“危害人类罪”指控追究责任来扭转这一局面。即将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必须要求北京作出交代，并制定独立调查与问责策略。
里程碑报告发布四周年之际，人权理事会应对大规模人权侵犯采取行动
（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2026年8月31日）——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今天表示，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可以通过对针对维吾尔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的指控采取问责行动，从而扭转中国政府在人权侵犯方面日益加深的有罪不罚现象。8月31日是联合国发布关于这些暴行及其他侵权行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报告的四周年纪念日，然而中国官员在联合国至今尚未受到严肃的审查与问责。下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将于2026年9月7日正式开幕。
CHRD联合执行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表示：“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记录之所以逐年拉长，部分原因在于它没有为其施加的暴行付出任何实质代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人权理事会以及各成员国可以通过要求北京作出正面答复并制定明确的调查战略来改变这一现状。”
2022年8月31日，即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任期的最后一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OHCHR）发布了拖延已久的权威分析报告——《人权高专办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权问题的评估》。该报告得出结论认为，大规模任意和歧视性拘留的模式“可能构成国际罪行，特别是危害人类罪”。这份报告至今仍是联合国关于此类暴行最权威的官方文献，并得到了其他联合国人权专家、工作组及条约机构后续报告的有力补充与印证。
中国当局继续在整个维吾尔地区实施大范围的严重人权侵犯。CHRD涵盖2019年至2024年案例的深入研究发现，少数族群社区的良心犯在被非法拘押的人群中依然占有极不相称的高比例；该地区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被判处的平均刑期长达15年，是全国平均刑期的两倍以上。“维吾尔过渡时期司法数据库”（Uyghur Transitional Justice Database）已统计出超过12,600起被归类为“强迫失踪”的案件，而“新疆受害者数据库”（Xinjiang Victims Database）记录的涉案总数已超过100,000起。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26年5月基于卫星图像、政府采购文件、地方媒体报道及目击者证词所开展的一项深入调查显示，该地区的羁押拘留设施可关押约627,000人，“按人口比例计算，使其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拘押体系”。
在2025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依然坚称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然而当局却对进入该地区进行独立人权调查实施严苛限制与封锁。
中国当局还在海外持续压制批评声音。2026年8月24日，中国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向该市议会施压，强行要求其取消一场有维吾尔族人士发言的公开活动，迫使主办方在极短时间内紧急另寻场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所属的“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自2025年4月以来持续追踪发现，一场与中国政府关联的网络钓鱼和冒充诈骗活动，正在系统性针对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西藏人、台湾人以及香港活动人士与独立记者。
在评估报告发布的四年间，中国政府多次破坏和阻挠联合国审查其人权记录的各项努力。北京当局将人权高专办的报告斥为“完全非法和无效”，拒绝就包括酷刑在内的关键人权问题提交可信的履约报告，对试图与联合国人权机制接触的人权捍卫者实施报复，并对维权人士的国内家属实施株连式的集体惩罚。
在同一时期，尽管联合国特别程序独立专家、各条约机构以及公民社会组织反复发出呼吁，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始终未能就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及其不遵守联合国人权机制的行为举行专门辩论，也未设立专项监测机制。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至今尚未向理事会全面通报其办公室与中国政府就报告建议所展开的对话取得了何种实质进展。
CHRD强烈敦促于2026年7月连任第二任期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充分利用即将举行的人权理事会会议，向公众详尽阐明2022年报告建议的落实执行情况，包括中国当局所设置的各种阻碍。高级专员还应概述向受害者及幸存者提供人道救助、固定证据以及开展调查取证的具体方案。CHRD同时鼓励各关注国政府就后续行动向高级专员提出质询，并正式要求中国代表团允许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不受阻碍地进入维吾尔地区开展调查。
理查森表示：“中国外交官自认为已经成功逃避了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审查。联合国各机构及成员国应当展现决心，在受害者的名单变得更长之前，成功让北京对其暴行承担国际法责任。”
副标题：里程碑报告发布四周年之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对大规模侵权行为采取果断行动
摘要：在联合国发布针对维吾尔地区人权侵害的里程碑报告四周年之际，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指出，中国政府对人权侵犯的有罪不罚态势正在加剧，而联合国及各成员国必须通过对针对维吾尔人的“危害人类罪”指控追究责任来扭转这一局面。即将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必须要求北京作出交代，并制定独立调查与问责策略。
里程碑报告发布四周年之际，人权理事会应对大规模人权侵犯采取行动
（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2026年8月31日）——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今天表示，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可以通过对针对维吾尔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的指控采取问责行动，从而扭转中国政府在人权侵犯方面日益加深的有罪不罚现象。8月31日是联合国发布关于这些暴行及其他侵权行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报告的四周年纪念日，然而中国官员在联合国至今尚未受到严肃的审查与问责。下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将于2026年9月7日正式开幕。
CHRD联合执行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表示：“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记录之所以逐年拉长，部分原因在于它没有为其施加的暴行付出任何实质代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人权理事会以及各成员国可以通过要求北京作出正面答复并制定明确的调查战略来改变这一现状。”
2022年8月31日，即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任期的最后一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OHCHR）发布了拖延已久的权威分析报告——《人权高专办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权问题的评估》。该报告得出结论认为，大规模任意和歧视性拘留的模式“可能构成国际罪行，特别是危害人类罪”。这份报告至今仍是联合国关于此类暴行最权威的官方文献，并得到了其他联合国人权专家、工作组及条约机构后续报告的有力补充与印证。
中国当局继续在整个维吾尔地区实施大范围的严重人权侵犯。CHRD涵盖2019年至2024年案例的深入研究发现，少数族群社区的良心犯在被非法拘押的人群中依然占有极不相称的高比例；该地区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被判处的平均刑期长达15年，是全国平均刑期的两倍以上。“维吾尔过渡时期司法数据库”（Uyghur Transitional Justice Database）已统计出超过12,600起被归类为“强迫失踪”的案件，而“新疆受害者数据库”（Xinjiang Victims Database）记录的涉案总数已超过100,000起。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26年5月基于卫星图像、政府采购文件、地方媒体报道及目击者证词所开展的一项深入调查显示，该地区的羁押拘留设施可关押约627,000人，“按人口比例计算，使其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拘押体系”。
在2025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依然坚称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然而当局却对进入该地区进行独立人权调查实施严苛限制与封锁。
中国当局还在海外持续压制批评声音。2026年8月24日，中国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向该市议会施压，强行要求其取消一场有维吾尔族人士发言的公开活动，迫使主办方在极短时间内紧急另寻场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所属的“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自2025年4月以来持续追踪发现，一场与中国政府关联的网络钓鱼和冒充诈骗活动，正在系统性针对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西藏人、台湾人以及香港活动人士与独立记者。
在评估报告发布的四年间，中国政府多次破坏和阻挠联合国审查其人权记录的各项努力。北京当局将人权高专办的报告斥为“完全非法和无效”，拒绝就包括酷刑在内的关键人权问题提交可信的履约报告，对试图与联合国人权机制接触的人权捍卫者实施报复，并对维权人士的国内家属实施株连式的集体惩罚。
在同一时期，尽管联合国特别程序独立专家、各条约机构以及公民社会组织反复发出呼吁，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始终未能就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及其不遵守联合国人权机制的行为举行专门辩论，也未设立专项监测机制。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至今尚未向理事会全面通报其办公室与中国政府就报告建议所展开的对话取得了何种实质进展。
CHRD强烈敦促于2026年7月连任第二任期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充分利用即将举行的人权理事会会议，向公众详尽阐明2022年报告建议的落实执行情况，包括中国当局所设置的各种阻碍。高级专员还应概述向受害者及幸存者提供人道救助、固定证据以及开展调查取证的具体方案。CHRD同时鼓励各关注国政府就后续行动向高级专员提出质询，并正式要求中国代表团允许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不受阻碍地进入维吾尔地区开展调查。
理查森表示：“中国外交官自认为已经成功逃避了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审查。联合国各机构及成员国应当展现决心，在受害者的名单变得更长之前，成功让北京对其暴行承担国际法责任。”
“感谢”造访还是中共宣传？中国大使举止引关注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6 次浏览 • 2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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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感谢”造访还是中共宣传？中国大使的举止难逃社交媒体关注
摘要：土耳其网红伊斯梅尔·阿克达此前因在家中招待中国搭车游客走红，近日又在其家中接待了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姜学斌。然而，中国大使在普通民宅中背手巡视房间和厨房的傲慢作派引发了广泛批评，外界谴责这是中共企图洗白其在东突厥斯坦人权暴行的一场虚伪公关宣传。
名叫伊斯梅尔·阿克达（İsmail Akdağ）的网络用户此前曾因发布在路上搭顺风车的中国游客并在家中款待他们的视频而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而这一次，他又在家中接待了中国驻安卡拉大使姜学斌（Jiang Xuebin）。
阿克达因发布在家中接待中国大使姜学斌的视频而再次成为舆论批评的焦点。中国大使亲自到访一个普通家庭的举动引发了人们心中的疑虑，外界普遍指出这纯粹是一场公关宣传。
企图通过社交媒体操弄与改变外界认知
各界认为，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中共）政权为了在国际舆论面前树立亲民形象而制造的认知塑造手段之一；而与此同时，该政权正在东突厥斯坦威胁突厥与穆斯林身份认同，并对维吾尔突厥人施加各种酷刑与打压。
社交媒体用户敏锐地注意到，这位身为一国大使的外交官声称此行仅仅是为了感谢阿克达在家中接待中国游客，但在走访过程中，他却双手背在身后、摆出一副仿佛在视察下级一般巡视房间和打量厨房的傲慢姿态。
在许多网民发表评论提醒他维吾尔突厥人正在遭受的不人道待遇与种族灭绝之后，阿克达随即拉黑封禁了大量账号。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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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耳其网红伊斯梅尔·阿克达此前因在家中招待中国搭车游客走红，近日又在其家中接待了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姜学斌。然而，中国大使在普通民宅中背手巡视房间和厨房的傲慢作派引发了广泛批评，外界谴责这是中共企图洗白其在东突厥斯坦人权暴行的一场虚伪公关宣传。
名叫伊斯梅尔·阿克达（İsmail Akdağ）的网络用户此前曾因发布在路上搭顺风车的中国游客并在家中款待他们的视频而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而这一次，他又在家中接待了中国驻安卡拉大使姜学斌（Jiang Xuebin）。
阿克达因发布在家中接待中国大使姜学斌的视频而再次成为舆论批评的焦点。中国大使亲自到访一个普通家庭的举动引发了人们心中的疑虑，外界普遍指出这纯粹是一场公关宣传。
企图通过社交媒体操弄与改变外界认知
各界认为，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中共）政权为了在国际舆论面前树立亲民形象而制造的认知塑造手段之一；而与此同时，该政权正在东突厥斯坦威胁突厥与穆斯林身份认同，并对维吾尔突厥人施加各种酷刑与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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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达因发布在家中接待中国大使姜学斌的视频而再次成为舆论批评的焦点。中国大使亲自到访一个普通家庭的举动引发了人们心中的疑虑，外界普遍指出这纯粹是一场公关宣传。
企图通过社交媒体操弄与改变外界认知
各界认为，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中共）政权为了在国际舆论面前树立亲民形象而制造的认知塑造手段之一；而与此同时，该政权正在东突厥斯坦威胁突厥与穆斯林身份认同，并对维吾尔突厥人施加各种酷刑与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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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叫伊斯梅尔·阿克达（İsmail Akdağ）的网络用户此前曾因发布在路上搭顺风车的中国游客并在家中款待他们的视频而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而这一次，他又在家中接待了中国驻安卡拉大使姜学斌（Jiang Xuebin）。
阿克达因发布在家中接待中国大使姜学斌的视频而再次成为舆论批评的焦点。中国大使亲自到访一个普通家庭的举动引发了人们心中的疑虑，外界普遍指出这纯粹是一场公关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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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认为，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中共）政权为了在国际舆论面前树立亲民形象而制造的认知塑造手段之一；而与此同时，该政权正在东突厥斯坦威胁突厥与穆斯林身份认同，并对维吾尔突厥人施加各种酷刑与打压。
社交媒体用户敏锐地注意到，这位身为一国大使的外交官声称此行仅仅是为了感谢阿克达在家中接待中国游客，但在走访过程中，他却双手背在身后、摆出一副仿佛在视察下级一般巡视房间和打量厨房的傲慢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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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的身份认同：中国政治宣传与维吾尔达瓦兹遗产之间的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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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的身份认同：中国国家话语与维吾尔族达瓦兹遗产之间的紧张关系
天山网2026年8月29日的新闻，以令人印象深刻的视觉语言和热情的传承叙事呈现了达瓦兹（维吾尔语“达瓦兹”——高空走绳杂技）：“何以中国”框架，强调“绵延千年”，英吉沙形容为“中国达瓦兹之乡”，创吉尼斯纪录的“身高王子”阿迪勒·霍苏尔，最后呼吁“游客前来阅读的目的是从文化遗产、身份和权力关系方面分析文本。
身份定位：维吾尔实践还是中国传承？
新闻的基本张力隐藏在其标题中：虽然达瓦兹被定义为“维吾尔族”（“Uyghur Davaz”）形容词，但叙事的最终地址却不是东突厥斯坦，而是“中国”的千年遗产。这种双重编码是近十年来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决定性转向”在文化领域的典型标志，即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定义转向提倡“中华民族大团结”；这一转变使同化主义统治正常化，该统治重塑了东突厥斯坦等被占领土的文化生活，并将文化同质化置于共产党长期稳定战略的中心。民族宣传的悠久传统——“我们都是一家人”的话语——已经建立了这样的机制：有关民族问题的公共信息和讨论都受到严格控制，以免扭曲“民族和谐的形象”，民族差异只有作为“家庭”中的和谐因素才能被凸显出来（Brady，2012）。因此，在达瓦兹的叙述中，维吾尔主义的功能不是文化的占有，而是文化的色彩；正如大学媒体的研究所记载的那样，“民族团结”的话语被用来建立非汉族民族的“我们”形象，而汉族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参与者，而是作为一个“几千年来由许多民族混合而成的群体”来呈现（Zhao＆Postiglione，2010）。就维吾尔族身份的可见性而言，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实践是可见的，其承载者是不可见的。
历史合法性的选择性：东汉和突厥人
哈伯将达瓦兹的起源追溯到两个来源：东汉时期张衡的《西京赋》文本中的走钢丝记录和写于 1072-1074 年的《Dîvânu Lugâti't-Türk》。应仔细阅读此选择。 《Dîvânu Lugâti't-Türk》由 Mahmud el-Kâşgarî 撰写，是土耳其语言、文学和土耳其文化地理学最基本的文献之一；这本词典中提到的达瓦兹这个名字是用土耳其/维吾尔文化背景的语言记录的传统。然而，在新闻中，这份文件并不是用来识别它的语言和语境，而只是为了证明“千年”绵绵不绝的过去——而被证明的过去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这相当于米尔沃德在史学批评中所展现的文化遗产领域的经典机制：以中国为中心的叙事将沦陷地的文化回溯性地表述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论断，这种表述以王朝分期、朝贡制度和汉化等概念起到了“消除史学多样性”的作用。即使在提到土耳其来源时，哈伯也更愿意将合法性链条与中国文明而不是维吾尔主义联系起来，在同一段中将其与中国来源等同起来。这一选择与官方史学通过追溯汉、唐、清时期的历史来合法化“新疆”主张的逻辑是一样的。 “中华民族正确历史观”的框架，已经赋予国家权力，将与这种叙事相反的解读打上“外来”的烙印。因此，《Dîvanu Lugâti't-Türk》不再带有自己的文化背景，而是成为试图“证明中国遗产的古老起源”的语言学印记。
从代际传承到国家机构：叙事的中心转变
哈伯正确地指出，达瓦兹“通过家庭和师徒关系代代相传”；但叙事的重心立即转移到国家机构和职业剧团：1953年的少数民族运动会、1990年职业达瓦兹队的巡回演出。然而，新闻中完全忽略了文化实践的社会生态——婚礼、假期、邻里生活、梅雷普传统、社区内传播。这种遗漏并非偶然：国家话语使社区内部的、自发的、不可控的文化层变得不可见；因为可见层——舞台、旅游、节日——是可控的。这种中心的转变与有记录的中国政府将维吾尔教育组织为“党国塑造年轻维吾尔人的心灵和思想的主要舞台”的过程属于同一范式的一部分：传统的传播链被国家机构取代，这一转变表现为“现代化”和“系统化”。
“新中国重生”与历史意识
“新中国成立后，达瓦斯又复活了”这句话，给人一种传统在现代国家面前被“低估”的印象；然而，新闻本身的数据——“持续一千年”、东汉和喀喇汗时期的消息来源、英吉沙的“祖国”地位——却证明了相反的情况。这种叙事形式系统地使某些时期变得不可见：达瓦斯1953年之前的半个世纪的社会历史、1949年之后的政治动荡、20世纪90年代的自由化时期和2000年代的文化活力，在一个“重生”的三段论中被抹去了。更关键的是2017年后的时期：据记载，劳改营的做法削弱了家庭联系，切断了社区联系，并消除了维吾尔族生活方式代际传承的机会。新闻中完全没有提及这一时期，意味着“保护”叙事跳过了最敏感的时期。
认可的力量：遗产名录是一种保护还是一种权力？
2006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国际法文献认识到这一类别的保护潜力，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攻击可能与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有关。另一方面，认可行为将定义、分类和重塑定义的权力转移给认可机构。当国家宣布一项实践为“遗产”时，它就假定有权定义该实践是什么、由谁以及在什么背景下实践。这项权利与国家重构文化的能力相结合，产生了具体的结果：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其他突厥语在教育中的地位实际上结束了（教育中的语言人权？，2013年；Yang等人，2025年），用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中文名称取代了大约630个村庄名称（Eruygur，2024年），以及所有名称的“汉化”名字改为个人名字，继承遗产。它表明其社会载体发生了转变，而其“形式”得以保留。就达瓦兹而言，这意味着保留绳索、平衡和杂技，同时改变周围的社会语言、宗教文化背景和家庭传承：奇观继续存在；载体已转换。这种悖论可以被描述为“博物馆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文化与其活的载体分离，变成了可展览的对象。
演出、旅游和“阿凡提”问题
新闻中最有趣的部分是达瓦兹在音乐马戏表演《你好，阿凡提》中的安排。阿凡提是纳斯雷丁·霍贾在维吾尔文化中的名字；突厥世界最具幽默感和民间智慧的人物之一作为“民俗人物”在中国国家的专业舞台上再现，是文化归属问题最明显的试验场。纳斯雷丁·霍贾的例子颇具启发性：一个受到不同社会喜爱和拥护的文化人物与一个国家将其“包装”到其国家文化政策范围内，是有质的区别的。第一个是有机的、多方的、社区内的所有权；其次，这个人物脱离了其种族、语言和幽默背景，依附于单一的舞台系统和单一的意识形态框架。官方媒体有意识地将维吾尔族文化元素与中国国家形象结合起来的做法，在CGTN的纪录片中都有记载；通过将维吾尔族表演与中国戏曲等其他传统的语法相融合来呈现在舞台上，是同一对齐逻辑的舞台延伸。达瓦兹加入音乐马戏团遵循了这样的语法：民间传说不是“现代化的”；而是“现代的”。它在另一种文化的舞台系统中被重新诠释。这是重构，而不是包容性。已有文献记载，通过将“民族文化和语言多样性”与“汉族统治下的统一”的话语交织在一起，非汉民族的文化被置于霸权框架内（Yang＆Tsung，2015）；你好，Afanti是这个框架的阶段版本。
旅游奇观维度在相同的边界上运作：文化的生存和消费之间的界限取决于一种实践是在其自身的社会背景下产生还是为了外部的注视而产生。将汉族以外的民族文化融入到展示表演中，向观众呈现“幸福的少数民族”形象，这是中国“少数民族”代表制度的一个长期记录的特征（Zhao & Postiglione，2010）。这条新闻以“游客，不要错过这场表演”作为结尾，公开承认了达瓦兹从一种生活实践转变为一种旅游产品的过程。
语言、记忆和外貌状况
最后一个基本问题是：一种文化的可见性是否等同于其自身身份的可见性？哈伯用维吾尔语名称来称呼达瓦士。但文本中唯一的维吾尔语单词就是这个名字。讲述这一传统的人是记者、机构代表和政府消息人士；对于维吾尔族社区如何定义其文化，没有直接的声音。这种沉默应该结合该语言的社会状况来解读：有记录表明，维吾尔语在书面和媒体语言中已经陷入了“汉语翻译”的境地，并且在一些东突厥斯坦地区面临着不再使用甚至被完全删除的危险（Baranovitch，2023）。虽然文化遗产的名称以其当地语言受到保护，但当使用该语言的社会范围缩小时，受到保护的是表演的形式；它的叙述并没有连同它的语言和社会记忆一起保存下来。当代际传播的条件被消除时——有记录显示，寄宿学校增加了76.9%，到2022年，维吾尔语在东突厥斯坦的教育体系中将“几乎没有特权空间”，代际文化传播的机会也被消除——达瓦兹在舞台上“活着”，以社会切断的脉络为食。将维吾尔族学生与家人分开的流离失所的教育体系，以及石榴花计划所产生的“强迫亲属关系”，将普通话确立为共同语言，并将对党国的热爱作为核心价值观（Anderson，2022），构成了这种破坏的制度架构。因此，“专业化”、“标准化”、“系统化教育”并不总是文化的保存；也可以理解为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组和控制。
结果：知名度、身份和权力
天山网的文字介绍了达瓦斯的最高知名度：国家遗产名录、吉尼斯纪录、500个旅游团、旅游吸引力。然而，这种可见度并不符合以维吾尔族身份出现的条件。在身份定位上，维吾尔族是肤色，所有权是民族；在历史合法性方面，土耳其的来源被简化为证据的印记；国家机构不是一种社会传播的生态，而是集中化的； “重生”的叙事让2017年后的时期变得不可见；舞台表演将文化人物转化为另一种民族叙事的语法，正如阿凡蒂的例子。谁来定义文化遗产的问题的答案在本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是社区定义它，而是国家承认它。只有当该文化的名称、语言、社会记忆和传播链（即其载体）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时，“保持文化活力”的主张才能得到科学验证。达瓦兹正走钢丝；真正的问题是绳索下的社会是否会停止。
脚注
1. 天山网（Tianshan.net）. “何以中国丨不系安全带的‘空中芭蕾’，新疆这个绝技为何火了千年？” 29 Ağustos 2026. https://www.ts.cn/xwzx/whxw/20 ... shtml
2. 阿凡提命名是纳斯雷丁·霍贾的中文命名。将纳斯雷丁·霍贾（Nasreddin Hodja）更名为中文名“阿凡提”，超出了简单的语音转换，导致该人物部分脱离了其原有的语言和文化语境，并在不同的民族文化框架中再现。在这方面，“阿凡提”的命名可以与纳斯雷丁·霍贾在维吾尔族和更广泛的土耳其文化记忆中的原始形象的弱化、转变和重新表征的过程联系起来。特别是，该人物的维吾尔名字、历史背景和与突厥世界的文化联系被推到幕后，并以中国名字呈现，作为“中国民间传说的丰富多彩和幽默的性格”提出了重新定义文化所有权的问题。
来源
1.安德森，E.（2022）。强迫亲属关系：石榴花计划与维吾尔儿童的强迫同化。
2.巴拉诺维奇，N.（2023）。 《永别了，我的维吾尔语言》：20世纪90年代至2010年代维吾尔诗歌和歌曲中的语言焦虑和抵抗。现代亚洲研究，57(6)，2022–2066。 https://doi.org/10.1017/s0026749x23000185
3.布雷迪，A.（2012）。 “我们都是一家人”：中国的民族宣传。时事杂志，41（4），159-181。 https://doi.org/10.1177/186810261204100406
4. 陈宇 (2010)。维吾尔族学生寄宿学校：讲维吾尔语作为粘合社会资本。侨民土著和少数民族教育，4(1), 4–16。 https://doi.org/10.1080/1559569090344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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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Kang, M. 和 Yeo, Y.-J。 （202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筑牢”：习近平时代少数民族政策的言辞与实质特征亚洲研究杂志，67(4), 245–272。 https://doi.org/10.31930/jas.2024.12.67.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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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周X.和郑J.(2023)。穆斯林少数民族形象的建构与媒介话语的国家形象传播——以中国CGTN新疆维吾尔族纪录片为例SHS 会议网络，159，2020。https://doi.org/10.1051/shsconf/202315902020 查看全部
微妙的身份认同：中国国家话语与维吾尔族达瓦兹遗产之间的紧张关系
天山网2026年8月29日的新闻，以令人印象深刻的视觉语言和热情的传承叙事呈现了达瓦兹（维吾尔语“达瓦兹”——高空走绳杂技）：“何以中国”框架，强调“绵延千年”，英吉沙形容为“中国达瓦兹之乡”，创吉尼斯纪录的“身高王子”阿迪勒·霍苏尔，最后呼吁“游客前来阅读的目的是从文化遗产、身份和权力关系方面分析文本。
身份定位：维吾尔实践还是中国传承？
新闻的基本张力隐藏在其标题中：虽然达瓦兹被定义为“维吾尔族”（“Uyghur Davaz”）形容词，但叙事的最终地址却不是东突厥斯坦，而是“中国”的千年遗产。这种双重编码是近十年来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决定性转向”在文化领域的典型标志，即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定义转向提倡“中华民族大团结”；这一转变使同化主义统治正常化，该统治重塑了东突厥斯坦等被占领土的文化生活，并将文化同质化置于共产党长期稳定战略的中心。民族宣传的悠久传统——“我们都是一家人”的话语——已经建立了这样的机制：有关民族问题的公共信息和讨论都受到严格控制，以免扭曲“民族和谐的形象”，民族差异只有作为“家庭”中的和谐因素才能被凸显出来（Brady，2012）。因此，在达瓦兹的叙述中，维吾尔主义的功能不是文化的占有，而是文化的色彩；正如大学媒体的研究所记载的那样，“民族团结”的话语被用来建立非汉族民族的“我们”形象，而汉族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参与者，而是作为一个“几千年来由许多民族混合而成的群体”来呈现（Zhao＆Postiglione，2010）。就维吾尔族身份的可见性而言，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实践是可见的，其承载者是不可见的。
历史合法性的选择性：东汉和突厥人
哈伯将达瓦兹的起源追溯到两个来源：东汉时期张衡的《西京赋》文本中的走钢丝记录和写于 1072-1074 年的《Dîvânu Lugâti't-Türk》。应仔细阅读此选择。 《Dîvânu Lugâti't-Türk》由 Mahmud el-Kâşgarî 撰写，是土耳其语言、文学和土耳其文化地理学最基本的文献之一；这本词典中提到的达瓦兹这个名字是用土耳其/维吾尔文化背景的语言记录的传统。然而，在新闻中，这份文件并不是用来识别它的语言和语境，而只是为了证明“千年”绵绵不绝的过去——而被证明的过去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这相当于米尔沃德在史学批评中所展现的文化遗产领域的经典机制：以中国为中心的叙事将沦陷地的文化回溯性地表述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论断，这种表述以王朝分期、朝贡制度和汉化等概念起到了“消除史学多样性”的作用。即使在提到土耳其来源时，哈伯也更愿意将合法性链条与中国文明而不是维吾尔主义联系起来，在同一段中将其与中国来源等同起来。这一选择与官方史学通过追溯汉、唐、清时期的历史来合法化“新疆”主张的逻辑是一样的。 “中华民族正确历史观”的框架，已经赋予国家权力，将与这种叙事相反的解读打上“外来”的烙印。因此，《Dîvanu Lugâti't-Türk》不再带有自己的文化背景，而是成为试图“证明中国遗产的古老起源”的语言学印记。
从代际传承到国家机构：叙事的中心转变
哈伯正确地指出，达瓦兹“通过家庭和师徒关系代代相传”；但叙事的重心立即转移到国家机构和职业剧团：1953年的少数民族运动会、1990年职业达瓦兹队的巡回演出。然而，新闻中完全忽略了文化实践的社会生态——婚礼、假期、邻里生活、梅雷普传统、社区内传播。这种遗漏并非偶然：国家话语使社区内部的、自发的、不可控的文化层变得不可见；因为可见层——舞台、旅游、节日——是可控的。这种中心的转变与有记录的中国政府将维吾尔教育组织为“党国塑造年轻维吾尔人的心灵和思想的主要舞台”的过程属于同一范式的一部分：传统的传播链被国家机构取代，这一转变表现为“现代化”和“系统化”。
“新中国重生”与历史意识
“新中国成立后，达瓦斯又复活了”这句话，给人一种传统在现代国家面前被“低估”的印象；然而，新闻本身的数据——“持续一千年”、东汉和喀喇汗时期的消息来源、英吉沙的“祖国”地位——却证明了相反的情况。这种叙事形式系统地使某些时期变得不可见：达瓦斯1953年之前的半个世纪的社会历史、1949年之后的政治动荡、20世纪90年代的自由化时期和2000年代的文化活力，在一个“重生”的三段论中被抹去了。更关键的是2017年后的时期：据记载，劳改营的做法削弱了家庭联系，切断了社区联系，并消除了维吾尔族生活方式代际传承的机会。新闻中完全没有提及这一时期，意味着“保护”叙事跳过了最敏感的时期。
认可的力量：遗产名录是一种保护还是一种权力？
2006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国际法文献认识到这一类别的保护潜力，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攻击可能与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有关。另一方面，认可行为将定义、分类和重塑定义的权力转移给认可机构。当国家宣布一项实践为“遗产”时，它就假定有权定义该实践是什么、由谁以及在什么背景下实践。这项权利与国家重构文化的能力相结合，产生了具体的结果：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其他突厥语在教育中的地位实际上结束了（教育中的语言人权？，2013年；Yang等人，2025年），用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中文名称取代了大约630个村庄名称（Eruygur，2024年），以及所有名称的“汉化”名字改为个人名字，继承遗产。它表明其社会载体发生了转变，而其“形式”得以保留。就达瓦兹而言，这意味着保留绳索、平衡和杂技，同时改变周围的社会语言、宗教文化背景和家庭传承：奇观继续存在；载体已转换。这种悖论可以被描述为“博物馆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文化与其活的载体分离，变成了可展览的对象。
演出、旅游和“阿凡提”问题
新闻中最有趣的部分是达瓦兹在音乐马戏表演《你好，阿凡提》中的安排。阿凡提是纳斯雷丁·霍贾在维吾尔文化中的名字；突厥世界最具幽默感和民间智慧的人物之一作为“民俗人物”在中国国家的专业舞台上再现，是文化归属问题最明显的试验场。纳斯雷丁·霍贾的例子颇具启发性：一个受到不同社会喜爱和拥护的文化人物与一个国家将其“包装”到其国家文化政策范围内，是有质的区别的。第一个是有机的、多方的、社区内的所有权；其次，这个人物脱离了其种族、语言和幽默背景，依附于单一的舞台系统和单一的意识形态框架。官方媒体有意识地将维吾尔族文化元素与中国国家形象结合起来的做法，在CGTN的纪录片中都有记载；通过将维吾尔族表演与中国戏曲等其他传统的语法相融合来呈现在舞台上，是同一对齐逻辑的舞台延伸。达瓦兹加入音乐马戏团遵循了这样的语法：民间传说不是“现代化的”；而是“现代的”。它在另一种文化的舞台系统中被重新诠释。这是重构，而不是包容性。已有文献记载，通过将“民族文化和语言多样性”与“汉族统治下的统一”的话语交织在一起，非汉民族的文化被置于霸权框架内（Yang＆Tsung，2015）；你好，Afanti是这个框架的阶段版本。
旅游奇观维度在相同的边界上运作：文化的生存和消费之间的界限取决于一种实践是在其自身的社会背景下产生还是为了外部的注视而产生。将汉族以外的民族文化融入到展示表演中，向观众呈现“幸福的少数民族”形象，这是中国“少数民族”代表制度的一个长期记录的特征（Zhao & Postiglione，2010）。这条新闻以“游客，不要错过这场表演”作为结尾，公开承认了达瓦兹从一种生活实践转变为一种旅游产品的过程。
语言、记忆和外貌状况
最后一个基本问题是：一种文化的可见性是否等同于其自身身份的可见性？哈伯用维吾尔语名称来称呼达瓦士。但文本中唯一的维吾尔语单词就是这个名字。讲述这一传统的人是记者、机构代表和政府消息人士；对于维吾尔族社区如何定义其文化，没有直接的声音。这种沉默应该结合该语言的社会状况来解读：有记录表明，维吾尔语在书面和媒体语言中已经陷入了“汉语翻译”的境地，并且在一些东突厥斯坦地区面临着不再使用甚至被完全删除的危险（Baranovitch，2023）。虽然文化遗产的名称以其当地语言受到保护，但当使用该语言的社会范围缩小时，受到保护的是表演的形式；它的叙述并没有连同它的语言和社会记忆一起保存下来。当代际传播的条件被消除时——有记录显示，寄宿学校增加了76.9%，到2022年，维吾尔语在东突厥斯坦的教育体系中将“几乎没有特权空间”，代际文化传播的机会也被消除——达瓦兹在舞台上“活着”，以社会切断的脉络为食。将维吾尔族学生与家人分开的流离失所的教育体系，以及石榴花计划所产生的“强迫亲属关系”，将普通话确立为共同语言，并将对党国的热爱作为核心价值观（Anderson，2022），构成了这种破坏的制度架构。因此，“专业化”、“标准化”、“系统化教育”并不总是文化的保存；也可以理解为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组和控制。
结果：知名度、身份和权力
天山网的文字介绍了达瓦斯的最高知名度：国家遗产名录、吉尼斯纪录、500个旅游团、旅游吸引力。然而，这种可见度并不符合以维吾尔族身份出现的条件。在身份定位上，维吾尔族是肤色，所有权是民族；在历史合法性方面，土耳其的来源被简化为证据的印记；国家机构不是一种社会传播的生态，而是集中化的； “重生”的叙事让2017年后的时期变得不可见；舞台表演将文化人物转化为另一种民族叙事的语法，正如阿凡蒂的例子。谁来定义文化遗产的问题的答案在本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是社区定义它，而是国家承认它。只有当该文化的名称、语言、社会记忆和传播链（即其载体）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时，“保持文化活力”的主张才能得到科学验证。达瓦兹正走钢丝；真正的问题是绳索下的社会是否会停止。
脚注
1. 天山网（Tianshan.net）. “何以中国丨不系安全带的‘空中芭蕾’，新疆这个绝技为何火了千年？” 29 Ağustos 2026. https://www.ts.cn/xwzx/whxw/20 ... shtml
2. 阿凡提命名是纳斯雷丁·霍贾的中文命名。将纳斯雷丁·霍贾（Nasreddin Hodja）更名为中文名“阿凡提”，超出了简单的语音转换，导致该人物部分脱离了其原有的语言和文化语境，并在不同的民族文化框架中再现。在这方面，“阿凡提”的命名可以与纳斯雷丁·霍贾在维吾尔族和更广泛的土耳其文化记忆中的原始形象的弱化、转变和重新表征的过程联系起来。特别是，该人物的维吾尔名字、历史背景和与突厥世界的文化联系被推到幕后，并以中国名字呈现，作为“中国民间传说的丰富多彩和幽默的性格”提出了重新定义文化所有权的问题。
来源
1.安德森，E.（2022）。强迫亲属关系：石榴花计划与维吾尔儿童的强迫同化。
2.巴拉诺维奇，N.（2023）。 《永别了，我的维吾尔语言》：20世纪90年代至2010年代维吾尔诗歌和歌曲中的语言焦虑和抵抗。现代亚洲研究，57(6)，2022–2066。 https://doi.org/10.1017/s0026749x23000185
3.布雷迪，A.（2012）。 “我们都是一家人”：中国的民族宣传。时事杂志，41（4），159-181。 https://doi.org/10.1177/186810261204100406
4. 陈宇 (2010)。维吾尔族学生寄宿学校：讲维吾尔语作为粘合社会资本。侨民土著和少数民族教育，4(1), 4–16。 https://doi.org/10.1080/15595690903442231
5.埃鲁伊古尔，A.（2024）。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审视东突厥斯坦村名变迁。语言学研究，18(35)，221–241。 https://doi.org/10.54316/dilarastirmalari.1507981
6.戈洛德，V.（2025）。中国民族主义的双重维度：文明修辞与控制实践。文化与宗教研究杂志，13(11), 632。 https://doi.org/10.17265/2328-2177/2025.11.003
7. Kang, M. 和 Yeo, Y.-J。 （202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筑牢”：习近平时代少数民族政策的言辞与实质特征亚洲研究杂志，67(4), 245–272。 https://doi.org/10.31930/jas.2024.12.67.4.245
8.金，U.（2020）。现代新疆“最好”语言的探寻：实用性与审美性的语言意识形态多语言和多文化发展杂志，43(8), 787–795。 https://doi.org/10.1080/01434632.2020.1778708
9.Leibold, J. 和 Dorjee, T. (2023)。学习成为中国人：青藏高原殖民风格的寄宿学校。比较教育，60（1），118-137。 https://doi.org/10.1080/03050068.2023.2250969
10.Leibold, J. 和 Grose, T. (2019)。中国错位的少数民族教育体系中的文化和政治纪律。亚洲研究评论，43（1），16-35。 https://doi.org/10.1080/10357823.2018.1548571
11. 教育中的语言人权？ （2013）。 https://doi.org/10.4324/9781410605191-16
12.米尔沃德，J.A.（2024）。 “中国朝代”分期如何与“朝贡制度”和“汉化”一起消除中国史学的多样性并委婉地殖民主义。 https://doi.org/10.1017/s0018246x2300050x
13.Paauwe, J. 和 Pittalwala, J. (2021)。文化破坏与大规模暴行犯罪：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全球保护责任，13(4), 395–402。 https://doi.org/10.1163/1875-984x-13020015
14. 普施 B. (2008)。土耳其国际移民的各个方面：社会框架条件和个人生活环境。 https://doi.org/10.5771/9783956506857
15.王Y.（2025）。中华民族的历史视角：基于对外生史学批判的分析框架https://doi.org/10.1186/s41257-025-00140-y
16. 杨 B. 和 Tsung L. (2015)。当代中国多元一体的话语。载于《中国语言与话语研究》（第 201-220 页）。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 https://doi.org/10.1075/scld.4.12yan
17. 杨 L.、刘 Y. 和庄 Z. (2025)。中国少数民族和非自治学校的学习者身份：系统回顾。 https://doi.org/10.3389/feduc.2025.1529927
18.叶X（2023）。种族灭绝还是变迁：中国新疆维吾尔族语言教育政策转变的影响研究。教育心理学和公共媒体讲义，6(1), 248–254。 https://doi.org/10.54254/2753-7048/6/20220280
19. 赵 Z. 和 Postiglione, G. A. (2010)。中国大学媒体中的少数民族形象。教育文化政治中的话语研究，31(3), 319–334。 https://doi.org/10.1080/01596301003786928
20.周X.和郑J.(2023)。穆斯林少数民族形象的建构与媒介话语的国家形象传播——以中国CGTN新疆维吾尔族纪录片为例SHS 会议网络，159，2020。https://doi.org/10.1051/shsconf/202315902020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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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的身份认同：中国国家话语与维吾尔族达瓦兹遗产之间的紧张关系
天山网2026年8月29日的新闻，以令人印象深刻的视觉语言和热情的传承叙事呈现了达瓦兹（维吾尔语“达瓦兹”——高空走绳杂技）：“何以中国”框架，强调“绵延千年”，英吉沙形容为“中国达瓦兹之乡”，创吉尼斯纪录的“身高王子”阿迪勒·霍苏尔，最后呼吁“游客前来阅读的目的是从文化遗产、身份和权力关系方面分析文本。
身份定位：维吾尔实践还是中国传承？
新闻的基本张力隐藏在其标题中：虽然达瓦兹被定义为“维吾尔族”（“Uyghur Davaz”）形容词，但叙事的最终地址却不是东突厥斯坦，而是“中国”的千年遗产。这种双重编码是近十年来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决定性转向”在文化领域的典型标志，即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定义转向提倡“中华民族大团结”；这一转变使同化主义统治正常化，该统治重塑了东突厥斯坦等被占领土的文化生活，并将文化同质化置于共产党长期稳定战略的中心。民族宣传的悠久传统——“我们都是一家人”的话语——已经建立了这样的机制：有关民族问题的公共信息和讨论都受到严格控制，以免扭曲“民族和谐的形象”，民族差异只有作为“家庭”中的和谐因素才能被凸显出来（Brady，2012）。因此，在达瓦兹的叙述中，维吾尔主义的功能不是文化的占有，而是文化的色彩；正如大学媒体的研究所记载的那样，“民族团结”的话语被用来建立非汉族民族的“我们”形象，而汉族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参与者，而是作为一个“几千年来由许多民族混合而成的群体”来呈现（Zhao＆Postiglione，2010）。就维吾尔族身份的可见性而言，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实践是可见的，其承载者是不可见的。
历史合法性的选择性：东汉和突厥人
哈伯将达瓦兹的起源追溯到两个来源：东汉时期张衡的《西京赋》文本中的走钢丝记录和写于 1072-1074 年的《Dîvânu Lugâti't-Türk》。应仔细阅读此选择。 《Dîvânu Lugâti't-Türk》由 Mahmud el-Kâşgarî 撰写，是土耳其语言、文学和土耳其文化地理学最基本的文献之一；这本词典中提到的达瓦兹这个名字是用土耳其/维吾尔文化背景的语言记录的传统。然而，在新闻中，这份文件并不是用来识别它的语言和语境，而只是为了证明“千年”绵绵不绝的过去——而被证明的过去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这相当于米尔沃德在史学批评中所展现的文化遗产领域的经典机制：以中国为中心的叙事将沦陷地的文化回溯性地表述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论断，这种表述以王朝分期、朝贡制度和汉化等概念起到了“消除史学多样性”的作用。即使在提到土耳其来源时，哈伯也更愿意将合法性链条与中国文明而不是维吾尔主义联系起来，在同一段中将其与中国来源等同起来。这一选择与官方史学通过追溯汉、唐、清时期的历史来合法化“新疆”主张的逻辑是一样的。 “中华民族正确历史观”的框架，已经赋予国家权力，将与这种叙事相反的解读打上“外来”的烙印。因此，《Dîvanu Lugâti't-Türk》不再带有自己的文化背景，而是成为试图“证明中国遗产的古老起源”的语言学印记。
从代际传承到国家机构：叙事的中心转变
哈伯正确地指出，达瓦兹“通过家庭和师徒关系代代相传”；但叙事的重心立即转移到国家机构和职业剧团：1953年的少数民族运动会、1990年职业达瓦兹队的巡回演出。然而，新闻中完全忽略了文化实践的社会生态——婚礼、假期、邻里生活、梅雷普传统、社区内传播。这种遗漏并非偶然：国家话语使社区内部的、自发的、不可控的文化层变得不可见；因为可见层——舞台、旅游、节日——是可控的。这种中心的转变与有记录的中国政府将维吾尔教育组织为“党国塑造年轻维吾尔人的心灵和思想的主要舞台”的过程属于同一范式的一部分：传统的传播链被国家机构取代，这一转变表现为“现代化”和“系统化”。
“新中国重生”与历史意识
“新中国成立后，达瓦斯又复活了”这句话，给人一种传统在现代国家面前被“低估”的印象；然而，新闻本身的数据——“持续一千年”、东汉和喀喇汗时期的消息来源、英吉沙的“祖国”地位——却证明了相反的情况。这种叙事形式系统地使某些时期变得不可见：达瓦斯1953年之前的半个世纪的社会历史、1949年之后的政治动荡、20世纪90年代的自由化时期和2000年代的文化活力，在一个“重生”的三段论中被抹去了。更关键的是2017年后的时期：据记载，劳改营的做法削弱了家庭联系，切断了社区联系，并消除了维吾尔族生活方式代际传承的机会。新闻中完全没有提及这一时期，意味着“保护”叙事跳过了最敏感的时期。
认可的力量：遗产名录是一种保护还是一种权力？
2006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国际法文献认识到这一类别的保护潜力，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攻击可能与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有关。另一方面，认可行为将定义、分类和重塑定义的权力转移给认可机构。当国家宣布一项实践为“遗产”时，它就假定有权定义该实践是什么、由谁以及在什么背景下实践。这项权利与国家重构文化的能力相结合，产生了具体的结果：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其他突厥语在教育中的地位实际上结束了（教育中的语言人权？，2013年；Yang等人，2025年），用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中文名称取代了大约630个村庄名称（Eruygur，2024年），以及所有名称的“汉化”名字改为个人名字，继承遗产。它表明其社会载体发生了转变，而其“形式”得以保留。就达瓦兹而言，这意味着保留绳索、平衡和杂技，同时改变周围的社会语言、宗教文化背景和家庭传承：奇观继续存在；载体已转换。这种悖论可以被描述为“博物馆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文化与其活的载体分离，变成了可展览的对象。
演出、旅游和“阿凡提”问题
新闻中最有趣的部分是达瓦兹在音乐马戏表演《你好，阿凡提》中的安排。阿凡提是纳斯雷丁·霍贾在维吾尔文化中的名字；突厥世界最具幽默感和民间智慧的人物之一作为“民俗人物”在中国国家的专业舞台上再现，是文化归属问题最明显的试验场。纳斯雷丁·霍贾的例子颇具启发性：一个受到不同社会喜爱和拥护的文化人物与一个国家将其“包装”到其国家文化政策范围内，是有质的区别的。第一个是有机的、多方的、社区内的所有权；其次，这个人物脱离了其种族、语言和幽默背景，依附于单一的舞台系统和单一的意识形态框架。官方媒体有意识地将维吾尔族文化元素与中国国家形象结合起来的做法，在CGTN的纪录片中都有记载；通过将维吾尔族表演与中国戏曲等其他传统的语法相融合来呈现在舞台上，是同一对齐逻辑的舞台延伸。达瓦兹加入音乐马戏团遵循了这样的语法：民间传说不是“现代化的”；而是“现代的”。它在另一种文化的舞台系统中被重新诠释。这是重构，而不是包容性。已有文献记载，通过将“民族文化和语言多样性”与“汉族统治下的统一”的话语交织在一起，非汉民族的文化被置于霸权框架内（Yang＆Tsung，2015）；你好，Afanti是这个框架的阶段版本。
旅游奇观维度在相同的边界上运作：文化的生存和消费之间的界限取决于一种实践是在其自身的社会背景下产生还是为了外部的注视而产生。将汉族以外的民族文化融入到展示表演中，向观众呈现“幸福的少数民族”形象，这是中国“少数民族”代表制度的一个长期记录的特征（Zhao & Postiglione，2010）。这条新闻以“游客，不要错过这场表演”作为结尾，公开承认了达瓦兹从一种生活实践转变为一种旅游产品的过程。
语言、记忆和外貌状况
最后一个基本问题是：一种文化的可见性是否等同于其自身身份的可见性？哈伯用维吾尔语名称来称呼达瓦士。但文本中唯一的维吾尔语单词就是这个名字。讲述这一传统的人是记者、机构代表和政府消息人士；对于维吾尔族社区如何定义其文化，没有直接的声音。这种沉默应该结合该语言的社会状况来解读：有记录表明，维吾尔语在书面和媒体语言中已经陷入了“汉语翻译”的境地，并且在一些东突厥斯坦地区面临着不再使用甚至被完全删除的危险（Baranovitch，2023）。虽然文化遗产的名称以其当地语言受到保护，但当使用该语言的社会范围缩小时，受到保护的是表演的形式；它的叙述并没有连同它的语言和社会记忆一起保存下来。当代际传播的条件被消除时——有记录显示，寄宿学校增加了76.9%，到2022年，维吾尔语在东突厥斯坦的教育体系中将“几乎没有特权空间”，代际文化传播的机会也被消除——达瓦兹在舞台上“活着”，以社会切断的脉络为食。将维吾尔族学生与家人分开的流离失所的教育体系，以及石榴花计划所产生的“强迫亲属关系”，将普通话确立为共同语言，并将对党国的热爱作为核心价值观（Anderson，2022），构成了这种破坏的制度架构。因此，“专业化”、“标准化”、“系统化教育”并不总是文化的保存；也可以理解为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组和控制。
结果：知名度、身份和权力
天山网的文字介绍了达瓦斯的最高知名度：国家遗产名录、吉尼斯纪录、500个旅游团、旅游吸引力。然而，这种可见度并不符合以维吾尔族身份出现的条件。在身份定位上，维吾尔族是肤色，所有权是民族；在历史合法性方面，土耳其的来源被简化为证据的印记；国家机构不是一种社会传播的生态，而是集中化的； “重生”的叙事让2017年后的时期变得不可见；舞台表演将文化人物转化为另一种民族叙事的语法，正如阿凡蒂的例子。谁来定义文化遗产的问题的答案在本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是社区定义它，而是国家承认它。只有当该文化的名称、语言、社会记忆和传播链（即其载体）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时，“保持文化活力”的主张才能得到科学验证。达瓦兹正走钢丝；真正的问题是绳索下的社会是否会停止。
脚注
1. 天山网（Tianshan.net）. “何以中国丨不系安全带的‘空中芭蕾’，新疆这个绝技为何火了千年？” 29 Ağustos 2026. https://www.ts.cn/xwzx/whxw/20 ... shtml
2. 阿凡提命名是纳斯雷丁·霍贾的中文命名。将纳斯雷丁·霍贾（Nasreddin Hodja）更名为中文名“阿凡提”，超出了简单的语音转换，导致该人物部分脱离了其原有的语言和文化语境，并在不同的民族文化框架中再现。在这方面，“阿凡提”的命名可以与纳斯雷丁·霍贾在维吾尔族和更广泛的土耳其文化记忆中的原始形象的弱化、转变和重新表征的过程联系起来。特别是，该人物的维吾尔名字、历史背景和与突厥世界的文化联系被推到幕后，并以中国名字呈现，作为“中国民间传说的丰富多彩和幽默的性格”提出了重新定义文化所有权的问题。
来源
1.安德森，E.（2022）。强迫亲属关系：石榴花计划与维吾尔儿童的强迫同化。
2.巴拉诺维奇，N.（2023）。 《永别了，我的维吾尔语言》：20世纪90年代至2010年代维吾尔诗歌和歌曲中的语言焦虑和抵抗。现代亚洲研究，57(6)，2022–2066。 https://doi.org/10.1017/s0026749x23000185
3.布雷迪，A.（2012）。 “我们都是一家人”：中国的民族宣传。时事杂志，41（4），159-181。 https://doi.org/10.1177/186810261204100406
4. 陈宇 (2010)。维吾尔族学生寄宿学校：讲维吾尔语作为粘合社会资本。侨民土著和少数民族教育，4(1), 4–16。 https://doi.org/10.1080/15595690903442231
5.埃鲁伊古尔，A.（2024）。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审视东突厥斯坦村名变迁。语言学研究，18(35)，221–241。 https://doi.org/10.54316/dilarastirmalari.1507981
6.戈洛德，V.（2025）。中国民族主义的双重维度：文明修辞与控制实践。文化与宗教研究杂志，13(11), 632。 https://doi.org/10.17265/2328-2177/2025.11.003
7. Kang, M. 和 Yeo, Y.-J。 （202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筑牢”：习近平时代少数民族政策的言辞与实质特征亚洲研究杂志，67(4), 245–272。 https://doi.org/10.31930/jas.2024.12.67.4.245
8.金，U.（2020）。现代新疆“最好”语言的探寻：实用性与审美性的语言意识形态多语言和多文化发展杂志，43(8), 787–795。 https://doi.org/10.1080/01434632.2020.1778708
9.Leibold, J. 和 Dorjee, T. (2023)。学习成为中国人：青藏高原殖民风格的寄宿学校。比较教育，60（1），118-137。 https://doi.org/10.1080/03050068.2023.2250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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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教育中的语言人权？ （2013）。 https://doi.org/10.4324/9781410605191-16
12.米尔沃德，J.A.（2024）。 “中国朝代”分期如何与“朝贡制度”和“汉化”一起消除中国史学的多样性并委婉地殖民主义。 https://doi.org/10.1017/s0018246x2300050x
13.Paauwe, J. 和 Pittalwala, J. (2021)。文化破坏与大规模暴行犯罪：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全球保护责任，13(4), 395–402。 https://doi.org/10.1163/1875-984x-130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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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周X.和郑J.(2023)。穆斯林少数民族形象的建构与媒介话语的国家形象传播——以中国CGTN新疆维吾尔族纪录片为例SHS 会议网络，159，2020。https://doi.org/10.1051/shsconf/202315902020
微妙的身份认同：中国国家话语与维吾尔族达瓦兹遗产之间的紧张关系
天山网2026年8月29日的新闻，以令人印象深刻的视觉语言和热情的传承叙事呈现了达瓦兹（维吾尔语“达瓦兹”——高空走绳杂技）：“何以中国”框架，强调“绵延千年”，英吉沙形容为“中国达瓦兹之乡”，创吉尼斯纪录的“身高王子”阿迪勒·霍苏尔，最后呼吁“游客前来阅读的目的是从文化遗产、身份和权力关系方面分析文本。
身份定位：维吾尔实践还是中国传承？
新闻的基本张力隐藏在其标题中：虽然达瓦兹被定义为“维吾尔族”（“Uyghur Davaz”）形容词，但叙事的最终地址却不是东突厥斯坦，而是“中国”的千年遗产。这种双重编码是近十年来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决定性转向”在文化领域的典型标志，即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定义转向提倡“中华民族大团结”；这一转变使同化主义统治正常化，该统治重塑了东突厥斯坦等被占领土的文化生活，并将文化同质化置于共产党长期稳定战略的中心。民族宣传的悠久传统——“我们都是一家人”的话语——已经建立了这样的机制：有关民族问题的公共信息和讨论都受到严格控制，以免扭曲“民族和谐的形象”，民族差异只有作为“家庭”中的和谐因素才能被凸显出来（Brady，2012）。因此，在达瓦兹的叙述中，维吾尔主义的功能不是文化的占有，而是文化的色彩；正如大学媒体的研究所记载的那样，“民族团结”的话语被用来建立非汉族民族的“我们”形象，而汉族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参与者，而是作为一个“几千年来由许多民族混合而成的群体”来呈现（Zhao＆Postiglione，2010）。就维吾尔族身份的可见性而言，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实践是可见的，其承载者是不可见的。
历史合法性的选择性：东汉和突厥人
哈伯将达瓦兹的起源追溯到两个来源：东汉时期张衡的《西京赋》文本中的走钢丝记录和写于 1072-1074 年的《Dîvânu Lugâti't-Türk》。应仔细阅读此选择。 《Dîvânu Lugâti't-Türk》由 Mahmud el-Kâşgarî 撰写，是土耳其语言、文学和土耳其文化地理学最基本的文献之一；这本词典中提到的达瓦兹这个名字是用土耳其/维吾尔文化背景的语言记录的传统。然而，在新闻中，这份文件并不是用来识别它的语言和语境，而只是为了证明“千年”绵绵不绝的过去——而被证明的过去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这相当于米尔沃德在史学批评中所展现的文化遗产领域的经典机制：以中国为中心的叙事将沦陷地的文化回溯性地表述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论断，这种表述以王朝分期、朝贡制度和汉化等概念起到了“消除史学多样性”的作用。即使在提到土耳其来源时，哈伯也更愿意将合法性链条与中国文明而不是维吾尔主义联系起来，在同一段中将其与中国来源等同起来。这一选择与官方史学通过追溯汉、唐、清时期的历史来合法化“新疆”主张的逻辑是一样的。 “中华民族正确历史观”的框架，已经赋予国家权力，将与这种叙事相反的解读打上“外来”的烙印。因此，《Dîvanu Lugâti't-Türk》不再带有自己的文化背景，而是成为试图“证明中国遗产的古老起源”的语言学印记。
从代际传承到国家机构：叙事的中心转变
哈伯正确地指出，达瓦兹“通过家庭和师徒关系代代相传”；但叙事的重心立即转移到国家机构和职业剧团：1953年的少数民族运动会、1990年职业达瓦兹队的巡回演出。然而，新闻中完全忽略了文化实践的社会生态——婚礼、假期、邻里生活、梅雷普传统、社区内传播。这种遗漏并非偶然：国家话语使社区内部的、自发的、不可控的文化层变得不可见；因为可见层——舞台、旅游、节日——是可控的。这种中心的转变与有记录的中国政府将维吾尔教育组织为“党国塑造年轻维吾尔人的心灵和思想的主要舞台”的过程属于同一范式的一部分：传统的传播链被国家机构取代，这一转变表现为“现代化”和“系统化”。
“新中国重生”与历史意识
“新中国成立后，达瓦斯又复活了”这句话，给人一种传统在现代国家面前被“低估”的印象；然而，新闻本身的数据——“持续一千年”、东汉和喀喇汗时期的消息来源、英吉沙的“祖国”地位——却证明了相反的情况。这种叙事形式系统地使某些时期变得不可见：达瓦斯1953年之前的半个世纪的社会历史、1949年之后的政治动荡、20世纪90年代的自由化时期和2000年代的文化活力，在一个“重生”的三段论中被抹去了。更关键的是2017年后的时期：据记载，劳改营的做法削弱了家庭联系，切断了社区联系，并消除了维吾尔族生活方式代际传承的机会。新闻中完全没有提及这一时期，意味着“保护”叙事跳过了最敏感的时期。
认可的力量：遗产名录是一种保护还是一种权力？
2006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国际法文献认识到这一类别的保护潜力，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攻击可能与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有关。另一方面，认可行为将定义、分类和重塑定义的权力转移给认可机构。当国家宣布一项实践为“遗产”时，它就假定有权定义该实践是什么、由谁以及在什么背景下实践。这项权利与国家重构文化的能力相结合，产生了具体的结果：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其他突厥语在教育中的地位实际上结束了（教育中的语言人权？，2013年；Yang等人，2025年），用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中文名称取代了大约630个村庄名称（Eruygur，2024年），以及所有名称的“汉化”名字改为个人名字，继承遗产。它表明其社会载体发生了转变，而其“形式”得以保留。就达瓦兹而言，这意味着保留绳索、平衡和杂技，同时改变周围的社会语言、宗教文化背景和家庭传承：奇观继续存在；载体已转换。这种悖论可以被描述为“博物馆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文化与其活的载体分离，变成了可展览的对象。
演出、旅游和“阿凡提”问题
新闻中最有趣的部分是达瓦兹在音乐马戏表演《你好，阿凡提》中的安排。阿凡提是纳斯雷丁·霍贾在维吾尔文化中的名字；突厥世界最具幽默感和民间智慧的人物之一作为“民俗人物”在中国国家的专业舞台上再现，是文化归属问题最明显的试验场。纳斯雷丁·霍贾的例子颇具启发性：一个受到不同社会喜爱和拥护的文化人物与一个国家将其“包装”到其国家文化政策范围内，是有质的区别的。第一个是有机的、多方的、社区内的所有权；其次，这个人物脱离了其种族、语言和幽默背景，依附于单一的舞台系统和单一的意识形态框架。官方媒体有意识地将维吾尔族文化元素与中国国家形象结合起来的做法，在CGTN的纪录片中都有记载；通过将维吾尔族表演与中国戏曲等其他传统的语法相融合来呈现在舞台上，是同一对齐逻辑的舞台延伸。达瓦兹加入音乐马戏团遵循了这样的语法：民间传说不是“现代化的”；而是“现代的”。它在另一种文化的舞台系统中被重新诠释。这是重构，而不是包容性。已有文献记载，通过将“民族文化和语言多样性”与“汉族统治下的统一”的话语交织在一起，非汉民族的文化被置于霸权框架内（Yang＆Tsung，2015）；你好，Afanti是这个框架的阶段版本。
旅游奇观维度在相同的边界上运作：文化的生存和消费之间的界限取决于一种实践是在其自身的社会背景下产生还是为了外部的注视而产生。将汉族以外的民族文化融入到展示表演中，向观众呈现“幸福的少数民族”形象，这是中国“少数民族”代表制度的一个长期记录的特征（Zhao & Postiglione，2010）。这条新闻以“游客，不要错过这场表演”作为结尾，公开承认了达瓦兹从一种生活实践转变为一种旅游产品的过程。
语言、记忆和外貌状况
最后一个基本问题是：一种文化的可见性是否等同于其自身身份的可见性？哈伯用维吾尔语名称来称呼达瓦士。但文本中唯一的维吾尔语单词就是这个名字。讲述这一传统的人是记者、机构代表和政府消息人士；对于维吾尔族社区如何定义其文化，没有直接的声音。这种沉默应该结合该语言的社会状况来解读：有记录表明，维吾尔语在书面和媒体语言中已经陷入了“汉语翻译”的境地，并且在一些东突厥斯坦地区面临着不再使用甚至被完全删除的危险（Baranovitch，2023）。虽然文化遗产的名称以其当地语言受到保护，但当使用该语言的社会范围缩小时，受到保护的是表演的形式；它的叙述并没有连同它的语言和社会记忆一起保存下来。当代际传播的条件被消除时——有记录显示，寄宿学校增加了76.9%，到2022年，维吾尔语在东突厥斯坦的教育体系中将“几乎没有特权空间”，代际文化传播的机会也被消除——达瓦兹在舞台上“活着”，以社会切断的脉络为食。将维吾尔族学生与家人分开的流离失所的教育体系，以及石榴花计划所产生的“强迫亲属关系”，将普通话确立为共同语言，并将对党国的热爱作为核心价值观（Anderson，2022），构成了这种破坏的制度架构。因此，“专业化”、“标准化”、“系统化教育”并不总是文化的保存；也可以理解为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组和控制。
结果：知名度、身份和权力
天山网的文字介绍了达瓦斯的最高知名度：国家遗产名录、吉尼斯纪录、500个旅游团、旅游吸引力。然而，这种可见度并不符合以维吾尔族身份出现的条件。在身份定位上，维吾尔族是肤色，所有权是民族；在历史合法性方面，土耳其的来源被简化为证据的印记；国家机构不是一种社会传播的生态，而是集中化的； “重生”的叙事让2017年后的时期变得不可见；舞台表演将文化人物转化为另一种民族叙事的语法，正如阿凡蒂的例子。谁来定义文化遗产的问题的答案在本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是社区定义它，而是国家承认它。只有当该文化的名称、语言、社会记忆和传播链（即其载体）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时，“保持文化活力”的主张才能得到科学验证。达瓦兹正走钢丝；真正的问题是绳索下的社会是否会停止。
脚注
1. 天山网（Tianshan.net）. “何以中国丨不系安全带的‘空中芭蕾’，新疆这个绝技为何火了千年？” 29 Ağustos 2026. https://www.ts.cn/xwzx/whxw/20 ... shtml
2. 阿凡提命名是纳斯雷丁·霍贾的中文命名。将纳斯雷丁·霍贾（Nasreddin Hodja）更名为中文名“阿凡提”，超出了简单的语音转换，导致该人物部分脱离了其原有的语言和文化语境，并在不同的民族文化框架中再现。在这方面，“阿凡提”的命名可以与纳斯雷丁·霍贾在维吾尔族和更广泛的土耳其文化记忆中的原始形象的弱化、转变和重新表征的过程联系起来。特别是，该人物的维吾尔名字、历史背景和与突厥世界的文化联系被推到幕后，并以中国名字呈现，作为“中国民间传说的丰富多彩和幽默的性格”提出了重新定义文化所有权的问题。
来源
1.安德森，E.（2022）。强迫亲属关系：石榴花计划与维吾尔儿童的强迫同化。
2.巴拉诺维奇，N.（2023）。 《永别了，我的维吾尔语言》：20世纪90年代至2010年代维吾尔诗歌和歌曲中的语言焦虑和抵抗。现代亚洲研究，57(6)，2022–2066。 https://doi.org/10.1017/s0026749x23000185
3.布雷迪，A.（2012）。 “我们都是一家人”：中国的民族宣传。时事杂志，41（4），159-181。 https://doi.org/10.1177/186810261204100406
4. 陈宇 (2010)。维吾尔族学生寄宿学校：讲维吾尔语作为粘合社会资本。侨民土著和少数民族教育，4(1), 4–16。 https://doi.org/10.1080/15595690903442231
5.埃鲁伊古尔，A.（2024）。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审视东突厥斯坦村名变迁。语言学研究，18(35)，221–241。 https://doi.org/10.54316/dilarastirmalari.150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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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7 次浏览 • 2026-08-27 02:28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被囚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该奖项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颁发，旨在表彰在独裁统治国家中为捍卫基本权利和自由做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截至2026年，该全球性奖项旨在引起国际社会对因政治原因被剥夺自由的人士处境的关注。
维吾尔运动对被囚禁的维吾尔学者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奖表示欢迎。该奖项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于8月23日在阿根廷举行的“极权主义受害者纪念日”仪式上颁发。
这个奖项旨在表彰在限制公民和政治自由的独裁政权下捍卫人权的个人和组织，他们往往承担着巨大的个人风险。
维吾尔学院院长 Rishat Abbas 博士、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 Rushan Abbas、维吾尔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Abdulhakim Idris、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 Turgunjan Alawdun 以及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主席兼前世维会主席 Dolkun Isa 出席了颁奖典礼，代表肉孜先生的家人领奖，并由 Rishat Abbas 博士发表了获奖感言。
亚力坤·肉孜是一位杰出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也是维吾尔运动秘书长 Kamaltürk Yalkun 的父亲。作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作家和出版商，肉孜先生对维吾尔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编写了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的维吾尔文学教材。在2001年至2011年期间，他在90多本教科书和课外教育材料的开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帮助一代又一代的儿童加深了对维吾尔身份、历史和文化的理解。肉孜先生是正在进行的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受害者之一；他于2016年10月被捕，并因对维吾尔文学的贡献被判处15年监禁。他持续遭受的非正义监禁，代表了中国共产党试图消灭维吾尔身份、语言和文化的企图。
Rishat Abbas 博士说：
“通过这个奖项来认可亚力坤·肉孜对维吾尔社会的深远贡献，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感谢CADAL表彰他的工作，并让人们更加关注维吾尔人民的抗争。肉孜先生的持续被囚禁以及我妹妹 Gulshan Abbas 博士的非正义入狱，是对中共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跨国镇压的惊人提醒；这种对维吾尔身份的攻击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行动。”
维吾尔运动对这些著名维吾尔知识分子的贡献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深重压迫得到了重要认可表示欢迎。当亚力坤·肉孜仍被非正义地囚禁时，这个奖项重新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他的工作以及对维吾尔人民所受迫害的关注。维吾尔运动将继续倡导释放亚力坤·肉孜、Gulshan Abbas 博士以及所有被中共非正义囚禁的维吾尔族人和无辜者。我们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步骤，让共产党为其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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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该奖项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颁发，旨在表彰在独裁统治国家中为捍卫基本权利和自由做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截至2026年，该全球性奖项旨在引起国际社会对因政治原因被剥夺自由的人士处境的关注。
维吾尔运动对被囚禁的维吾尔学者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奖表示欢迎。该奖项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于8月23日在阿根廷举行的“极权主义受害者纪念日”仪式上颁发。
这个奖项旨在表彰在限制公民和政治自由的独裁政权下捍卫人权的个人和组织，他们往往承担着巨大的个人风险。
维吾尔学院院长 Rishat Abbas 博士、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 Rushan Abbas、维吾尔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Abdulhakim Idris、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 Turgunjan Alawdun 以及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主席兼前世维会主席 Dolkun Isa 出席了颁奖典礼，代表肉孜先生的家人领奖，并由 Rishat Abbas 博士发表了获奖感言。
亚力坤·肉孜是一位杰出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也是维吾尔运动秘书长 Kamaltürk Yalkun 的父亲。作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作家和出版商，肉孜先生对维吾尔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编写了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的维吾尔文学教材。在2001年至2011年期间，他在90多本教科书和课外教育材料的开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帮助一代又一代的儿童加深了对维吾尔身份、历史和文化的理解。肉孜先生是正在进行的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受害者之一；他于2016年10月被捕，并因对维吾尔文学的贡献被判处15年监禁。他持续遭受的非正义监禁，代表了中国共产党试图消灭维吾尔身份、语言和文化的企图。
Rishat Abbas 博士说：
“通过这个奖项来认可亚力坤·肉孜对维吾尔社会的深远贡献，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感谢CADAL表彰他的工作，并让人们更加关注维吾尔人民的抗争。肉孜先生的持续被囚禁以及我妹妹 Gulshan Abbas 博士的非正义入狱，是对中共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跨国镇压的惊人提醒；这种对维吾尔身份的攻击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行动。”
维吾尔运动对这些著名维吾尔知识分子的贡献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深重压迫得到了重要认可表示欢迎。当亚力坤·肉孜仍被非正义地囚禁时，这个奖项重新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他的工作以及对维吾尔人民所受迫害的关注。维吾尔运动将继续倡导释放亚力坤·肉孜、Gulshan Abbas 博士以及所有被中共非正义囚禁的维吾尔族人和无辜者。我们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步骤，让共产党为其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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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该奖项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颁发，旨在表彰在独裁统治国家中为捍卫基本权利和自由做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截至2026年，该全球性奖项旨在引起国际社会对因政治原因被剥夺自由的人士处境的关注。
维吾尔运动对被囚禁的维吾尔学者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奖表示欢迎。该奖项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于8月23日在阿根廷举行的“极权主义受害者纪念日”仪式上颁发。
这个奖项旨在表彰在限制公民和政治自由的独裁政权下捍卫人权的个人和组织，他们往往承担着巨大的个人风险。
维吾尔学院院长 Rishat Abbas 博士、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 Rushan Abbas、维吾尔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Abdulhakim Idris、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 Turgunjan Alawdun 以及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主席兼前世维会主席 Dolkun Isa 出席了颁奖典礼，代表肉孜先生的家人领奖，并由 Rishat Abbas 博士发表了获奖感言。
亚力坤·肉孜是一位杰出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也是维吾尔运动秘书长 Kamaltürk Yalkun 的父亲。作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作家和出版商，肉孜先生对维吾尔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编写了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的维吾尔文学教材。在2001年至2011年期间，他在90多本教科书和课外教育材料的开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帮助一代又一代的儿童加深了对维吾尔身份、历史和文化的理解。肉孜先生是正在进行的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受害者之一；他于2016年10月被捕，并因对维吾尔文学的贡献被判处15年监禁。他持续遭受的非正义监禁，代表了中国共产党试图消灭维吾尔身份、语言和文化的企图。
Rishat Abbas 博士说：
“通过这个奖项来认可亚力坤·肉孜对维吾尔社会的深远贡献，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感谢CADAL表彰他的工作，并让人们更加关注维吾尔人民的抗争。肉孜先生的持续被囚禁以及我妹妹 Gulshan Abbas 博士的非正义入狱，是对中共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跨国镇压的惊人提醒；这种对维吾尔身份的攻击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行动。”
维吾尔运动对这些著名维吾尔知识分子的贡献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深重压迫得到了重要认可表示欢迎。当亚力坤·肉孜仍被非正义地囚禁时，这个奖项重新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他的工作以及对维吾尔人民所受迫害的关注。维吾尔运动将继续倡导释放亚力坤·肉孜、Gulshan Abbas 博士以及所有被中共非正义囚禁的维吾尔族人和无辜者。我们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步骤，让共产党为其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
被囚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该奖项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颁发，旨在表彰在独裁统治国家中为捍卫基本权利和自由做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截至2026年，该全球性奖项旨在引起国际社会对因政治原因被剥夺自由的人士处境的关注。
维吾尔运动对被囚禁的维吾尔学者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奖表示欢迎。该奖项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于8月23日在阿根廷举行的“极权主义受害者纪念日”仪式上颁发。
这个奖项旨在表彰在限制公民和政治自由的独裁政权下捍卫人权的个人和组织，他们往往承担着巨大的个人风险。
维吾尔学院院长 Rishat Abbas 博士、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 Rushan Abbas、维吾尔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Abdulhakim Idris、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 Turgunjan Alawdun 以及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主席兼前世维会主席 Dolkun Isa 出席了颁奖典礼，代表肉孜先生的家人领奖，并由 Rishat Abbas 博士发表了获奖感言。
亚力坤·肉孜是一位杰出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也是维吾尔运动秘书长 Kamaltürk Yalkun 的父亲。作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作家和出版商，肉孜先生对维吾尔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编写了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的维吾尔文学教材。在2001年至2011年期间，他在90多本教科书和课外教育材料的开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帮助一代又一代的儿童加深了对维吾尔身份、历史和文化的理解。肉孜先生是正在进行的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受害者之一；他于2016年10月被捕，并因对维吾尔文学的贡献被判处15年监禁。他持续遭受的非正义监禁，代表了中国共产党试图消灭维吾尔身份、语言和文化的企图。
Rishat Abbas 博士说：
“通过这个奖项来认可亚力坤·肉孜对维吾尔社会的深远贡献，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感谢CADAL表彰他的工作，并让人们更加关注维吾尔人民的抗争。肉孜先生的持续被囚禁以及我妹妹 Gulshan Abbas 博士的非正义入狱，是对中共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跨国镇压的惊人提醒；这种对维吾尔身份的攻击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行动。”
维吾尔运动对这些著名维吾尔知识分子的贡献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深重压迫得到了重要认可表示欢迎。当亚力坤·肉孜仍被非正义地囚禁时，这个奖项重新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他的工作以及对维吾尔人民所受迫害的关注。维吾尔运动将继续倡导释放亚力坤·肉孜、Gulshan Abbas 博士以及所有被中共非正义囚禁的维吾尔族人和无辜者。我们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步骤，让共产党为其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
布尔汉丁·艾丁勒：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暴政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39 次浏览 • 2026-08-27 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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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汉丁·艾丁勒（Burhanettin Aydınlı）
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暴政
生活在中亚心脏地带的维吾尔族土耳其人多年来一直遭受着严重的压迫和侵犯人权，这也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自1949年以来通过高压统治着东突厥斯坦。近年来在东突厥斯坦的行径，展现出了一幅超越了常规安全措施的画面。卫星图像、证人证言和国际组织的声明显示，那些被高墙、瞭望塔和带刺铁丝网包围的中心正在扩大。联合国消息人士指出，约有100万穆斯林维吾尔族土耳其人被关押在中国所谓的“教育中心”的集中营里。
在镇压的时间线上，2009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文化和宗教限制从那以后开始增加。2014年，在该地区和中国其他地方发生袭击事件后，中国政府在“全民反恐战争”的幌子下启动了一个新进程。在此期间，对男性留胡须、女性穿长衣实施了限制；开始对宗教和社会生活进行更严格的监督。人们在婚礼上被迫饮酒的消息也属于这些行径之列。
随后，集中营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政府否认这些指控，将这些地方描述为“教育”、“改造”或“职业培训中心”。然而，来自现场的画面和证词却并非如此。据报道，独立消息来源曾试图探访这些集中营，但在接受调查的七个集中营周围，发现了高墙、保安亭、瞭望塔和带刺铁丝网。也有报道称，一些以前用作学校、医院和公共建筑的建筑物被改建成了小型集中营。
卫星图像也揭示了引人注目的数据。总部位于美国的地球崛起媒体（Earthrise Media）对39个集中营进行的分析显示，在2017年4月至2018年8月期间，这些中心所占面积扩大了三倍，总面积达到约140个足球场那么大。目前尚不清楚集中营的确切数量，但其中一些集中营是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建筑招标公告确定的。
数据背后的人类故事体现在证词中。凯拉特·萨马尔坎（Kayrat Samarkan）表示他曾被关押在其中一个营地里。他说，当他2017年返回东突厥斯坦时被叫到警察局，被锁在金属椅子上审问了三天，没有睡觉。后来他被送往一个“再教育中心”。他说，他被关在一个有15人的牢房里；他被迫背诵中文歌曲、写汉字并听数小时关于共产党的讲话。他还表示，他遭受了酷刑，并被锁在一个金属装置上。
镇压并没有仅仅局限在集中营的高墙内。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指责中国把东突厥斯坦变成了大型集中营。据报道，村庄内的安全检查有所增加，人员被安插在民众中间收集情报，可疑人员被举报给安全部门。
关于宗教生活受到压制的证词同样令人震惊。据讲述，回到喀什村里的古孜亚·莫格杜恩克孜（Gülziya Mogdunkyzy）被软禁，被迫签署了一份声明她拒绝信仰伊斯兰教的文件，她的亲戚也被带去了集中营。据报道，清真寺里张贴着呼吁忠诚于共产党的宣传海报，前来礼拜的人被摄像头记录下来，由于害怕被建档，清真寺一直空无一人。
总之，来自东突厥斯坦的这幅画面不应被视为各自独立的事件的总和。集中营的扩大、对宗教生活的监督、关于在没有法庭命令的情况下将人拘留的证词以及家庭的破裂，都是同一幅画面的不同部分。尽管中国政府用教育和安全政策来解释这些做法，但卫星图像、国际评估和维吾尔族证人的证词揭露了中国暴政的全部真相。
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现在已经不是保持沉默、视而不见或将问题仅仅隐藏在外交措辞背后的时候了。土耳其公众应该把维吾尔族土耳其人的经历提上日程；土耳其共和国也应该在国际平台上展现出更强有力、更明确的立场，以保护我们同胞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对于打压语言、信仰、文化和家庭纽带的行为，我们不应保持沉默。中国的安全和反恐理由不能使其侵犯无辜人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合法化。
东突厥斯坦发生的事情不应被遗忘，不应被掩盖，不应从世界公众的议程中消失。因为捍卫一个民族的身份和自由，并不是反对任何一个国家；而是站在人类尊严的一边。
土耳其是一个我们的情感纽带从东突厥斯坦延伸到巴尔干半岛、从高加索延伸到中亚的国家，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人们把目光转向土耳其并寄托希望。最具体的例子之一是我们的内政部长穆斯塔法·奇夫特吉（Mustafa Çiftçi）先生在2026年5月对两个孩子的母亲、维吾尔族土耳其人米赫里古丽·塔尤拉克（Mihrigül Tayurak）所采取的立场。塔尤拉克的居留许可申请被拒绝后，她被带到了库姆卡普（Kumkapı）遣返中心，面临被遣返回中国的风险。奇夫特吉部长介入此事，宣布将接受其国际保护申请，从而确保她获释。这一高尚的举动，是表明土耳其无论身在世界何处都能保护其同胞的重要且有意义的一步。
我感谢部长先生做出这高尚且人道的举动。但是，这种敏感度不应仅限于单一事件；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这种坚定的立场今后也必须继续保持。我们在加沙展现出的人道主义敏感度，也应该同样展现在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族土耳其人身上。
因为土耳其是其感情地理区域寄托希望的国家；成为东突厥斯坦的声音也是这一责任的要求。祝愿东突厥斯坦获得自由，并祝愿大家度过一个充满高附加值的美好一周。 查看全部
布尔汉丁·艾丁勒（Burhanettin Aydınlı）
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暴政
生活在中亚心脏地带的维吾尔族土耳其人多年来一直遭受着严重的压迫和侵犯人权，这也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自1949年以来通过高压统治着东突厥斯坦。近年来在东突厥斯坦的行径，展现出了一幅超越了常规安全措施的画面。卫星图像、证人证言和国际组织的声明显示，那些被高墙、瞭望塔和带刺铁丝网包围的中心正在扩大。联合国消息人士指出，约有100万穆斯林维吾尔族土耳其人被关押在中国所谓的“教育中心”的集中营里。
在镇压的时间线上，2009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文化和宗教限制从那以后开始增加。2014年，在该地区和中国其他地方发生袭击事件后，中国政府在“全民反恐战争”的幌子下启动了一个新进程。在此期间，对男性留胡须、女性穿长衣实施了限制；开始对宗教和社会生活进行更严格的监督。人们在婚礼上被迫饮酒的消息也属于这些行径之列。
随后，集中营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政府否认这些指控，将这些地方描述为“教育”、“改造”或“职业培训中心”。然而，来自现场的画面和证词却并非如此。据报道，独立消息来源曾试图探访这些集中营，但在接受调查的七个集中营周围，发现了高墙、保安亭、瞭望塔和带刺铁丝网。也有报道称，一些以前用作学校、医院和公共建筑的建筑物被改建成了小型集中营。
卫星图像也揭示了引人注目的数据。总部位于美国的地球崛起媒体（Earthrise Media）对39个集中营进行的分析显示，在2017年4月至2018年8月期间，这些中心所占面积扩大了三倍，总面积达到约140个足球场那么大。目前尚不清楚集中营的确切数量，但其中一些集中营是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建筑招标公告确定的。
数据背后的人类故事体现在证词中。凯拉特·萨马尔坎（Kayrat Samarkan）表示他曾被关押在其中一个营地里。他说，当他2017年返回东突厥斯坦时被叫到警察局，被锁在金属椅子上审问了三天，没有睡觉。后来他被送往一个“再教育中心”。他说，他被关在一个有15人的牢房里；他被迫背诵中文歌曲、写汉字并听数小时关于共产党的讲话。他还表示，他遭受了酷刑，并被锁在一个金属装置上。
镇压并没有仅仅局限在集中营的高墙内。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指责中国把东突厥斯坦变成了大型集中营。据报道，村庄内的安全检查有所增加，人员被安插在民众中间收集情报，可疑人员被举报给安全部门。
关于宗教生活受到压制的证词同样令人震惊。据讲述，回到喀什村里的古孜亚·莫格杜恩克孜（Gülziya Mogdunkyzy）被软禁，被迫签署了一份声明她拒绝信仰伊斯兰教的文件，她的亲戚也被带去了集中营。据报道，清真寺里张贴着呼吁忠诚于共产党的宣传海报，前来礼拜的人被摄像头记录下来，由于害怕被建档，清真寺一直空无一人。
总之，来自东突厥斯坦的这幅画面不应被视为各自独立的事件的总和。集中营的扩大、对宗教生活的监督、关于在没有法庭命令的情况下将人拘留的证词以及家庭的破裂，都是同一幅画面的不同部分。尽管中国政府用教育和安全政策来解释这些做法，但卫星图像、国际评估和维吾尔族证人的证词揭露了中国暴政的全部真相。
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现在已经不是保持沉默、视而不见或将问题仅仅隐藏在外交措辞背后的时候了。土耳其公众应该把维吾尔族土耳其人的经历提上日程；土耳其共和国也应该在国际平台上展现出更强有力、更明确的立场，以保护我们同胞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对于打压语言、信仰、文化和家庭纽带的行为，我们不应保持沉默。中国的安全和反恐理由不能使其侵犯无辜人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合法化。
东突厥斯坦发生的事情不应被遗忘，不应被掩盖，不应从世界公众的议程中消失。因为捍卫一个民族的身份和自由，并不是反对任何一个国家；而是站在人类尊严的一边。
土耳其是一个我们的情感纽带从东突厥斯坦延伸到巴尔干半岛、从高加索延伸到中亚的国家，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人们把目光转向土耳其并寄托希望。最具体的例子之一是我们的内政部长穆斯塔法·奇夫特吉（Mustafa Çiftçi）先生在2026年5月对两个孩子的母亲、维吾尔族土耳其人米赫里古丽·塔尤拉克（Mihrigül Tayurak）所采取的立场。塔尤拉克的居留许可申请被拒绝后，她被带到了库姆卡普（Kumkapı）遣返中心，面临被遣返回中国的风险。奇夫特吉部长介入此事，宣布将接受其国际保护申请，从而确保她获释。这一高尚的举动，是表明土耳其无论身在世界何处都能保护其同胞的重要且有意义的一步。
我感谢部长先生做出这高尚且人道的举动。但是，这种敏感度不应仅限于单一事件；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这种坚定的立场今后也必须继续保持。我们在加沙展现出的人道主义敏感度，也应该同样展现在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族土耳其人身上。
因为土耳其是其感情地理区域寄托希望的国家；成为东突厥斯坦的声音也是这一责任的要求。祝愿东突厥斯坦获得自由，并祝愿大家度过一个充满高附加值的美好一周。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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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暴政
生活在中亚心脏地带的维吾尔族土耳其人多年来一直遭受着严重的压迫和侵犯人权，这也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自1949年以来通过高压统治着东突厥斯坦。近年来在东突厥斯坦的行径，展现出了一幅超越了常规安全措施的画面。卫星图像、证人证言和国际组织的声明显示，那些被高墙、瞭望塔和带刺铁丝网包围的中心正在扩大。联合国消息人士指出，约有100万穆斯林维吾尔族土耳其人被关押在中国所谓的“教育中心”的集中营里。
在镇压的时间线上，2009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文化和宗教限制从那以后开始增加。2014年，在该地区和中国其他地方发生袭击事件后，中国政府在“全民反恐战争”的幌子下启动了一个新进程。在此期间，对男性留胡须、女性穿长衣实施了限制；开始对宗教和社会生活进行更严格的监督。人们在婚礼上被迫饮酒的消息也属于这些行径之列。
随后，集中营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政府否认这些指控，将这些地方描述为“教育”、“改造”或“职业培训中心”。然而，来自现场的画面和证词却并非如此。据报道，独立消息来源曾试图探访这些集中营，但在接受调查的七个集中营周围，发现了高墙、保安亭、瞭望塔和带刺铁丝网。也有报道称，一些以前用作学校、医院和公共建筑的建筑物被改建成了小型集中营。
卫星图像也揭示了引人注目的数据。总部位于美国的地球崛起媒体（Earthrise Media）对39个集中营进行的分析显示，在2017年4月至2018年8月期间，这些中心所占面积扩大了三倍，总面积达到约140个足球场那么大。目前尚不清楚集中营的确切数量，但其中一些集中营是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建筑招标公告确定的。
数据背后的人类故事体现在证词中。凯拉特·萨马尔坎（Kayrat Samarkan）表示他曾被关押在其中一个营地里。他说，当他2017年返回东突厥斯坦时被叫到警察局，被锁在金属椅子上审问了三天，没有睡觉。后来他被送往一个“再教育中心”。他说，他被关在一个有15人的牢房里；他被迫背诵中文歌曲、写汉字并听数小时关于共产党的讲话。他还表示，他遭受了酷刑，并被锁在一个金属装置上。
镇压并没有仅仅局限在集中营的高墙内。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指责中国把东突厥斯坦变成了大型集中营。据报道，村庄内的安全检查有所增加，人员被安插在民众中间收集情报，可疑人员被举报给安全部门。
关于宗教生活受到压制的证词同样令人震惊。据讲述，回到喀什村里的古孜亚·莫格杜恩克孜（Gülziya Mogdunkyzy）被软禁，被迫签署了一份声明她拒绝信仰伊斯兰教的文件，她的亲戚也被带去了集中营。据报道，清真寺里张贴着呼吁忠诚于共产党的宣传海报，前来礼拜的人被摄像头记录下来，由于害怕被建档，清真寺一直空无一人。
总之，来自东突厥斯坦的这幅画面不应被视为各自独立的事件的总和。集中营的扩大、对宗教生活的监督、关于在没有法庭命令的情况下将人拘留的证词以及家庭的破裂，都是同一幅画面的不同部分。尽管中国政府用教育和安全政策来解释这些做法，但卫星图像、国际评估和维吾尔族证人的证词揭露了中国暴政的全部真相。
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现在已经不是保持沉默、视而不见或将问题仅仅隐藏在外交措辞背后的时候了。土耳其公众应该把维吾尔族土耳其人的经历提上日程；土耳其共和国也应该在国际平台上展现出更强有力、更明确的立场，以保护我们同胞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对于打压语言、信仰、文化和家庭纽带的行为，我们不应保持沉默。中国的安全和反恐理由不能使其侵犯无辜人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合法化。
东突厥斯坦发生的事情不应被遗忘，不应被掩盖，不应从世界公众的议程中消失。因为捍卫一个民族的身份和自由，并不是反对任何一个国家；而是站在人类尊严的一边。
土耳其是一个我们的情感纽带从东突厥斯坦延伸到巴尔干半岛、从高加索延伸到中亚的国家，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人们把目光转向土耳其并寄托希望。最具体的例子之一是我们的内政部长穆斯塔法·奇夫特吉（Mustafa Çiftçi）先生在2026年5月对两个孩子的母亲、维吾尔族土耳其人米赫里古丽·塔尤拉克（Mihrigül Tayurak）所采取的立场。塔尤拉克的居留许可申请被拒绝后，她被带到了库姆卡普（Kumkapı）遣返中心，面临被遣返回中国的风险。奇夫特吉部长介入此事，宣布将接受其国际保护申请，从而确保她获释。这一高尚的举动，是表明土耳其无论身在世界何处都能保护其同胞的重要且有意义的一步。
我感谢部长先生做出这高尚且人道的举动。但是，这种敏感度不应仅限于单一事件；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这种坚定的立场今后也必须继续保持。我们在加沙展现出的人道主义敏感度，也应该同样展现在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族土耳其人身上。
因为土耳其是其感情地理区域寄托希望的国家；成为东突厥斯坦的声音也是这一责任的要求。祝愿东突厥斯坦获得自由，并祝愿大家度过一个充满高附加值的美好一周。
布尔汉丁·艾丁勒（Burhanettin Aydınlı）
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暴政
生活在中亚心脏地带的维吾尔族土耳其人多年来一直遭受着严重的压迫和侵犯人权，这也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自1949年以来通过高压统治着东突厥斯坦。近年来在东突厥斯坦的行径，展现出了一幅超越了常规安全措施的画面。卫星图像、证人证言和国际组织的声明显示，那些被高墙、瞭望塔和带刺铁丝网包围的中心正在扩大。联合国消息人士指出，约有100万穆斯林维吾尔族土耳其人被关押在中国所谓的“教育中心”的集中营里。
在镇压的时间线上，2009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文化和宗教限制从那以后开始增加。2014年，在该地区和中国其他地方发生袭击事件后，中国政府在“全民反恐战争”的幌子下启动了一个新进程。在此期间，对男性留胡须、女性穿长衣实施了限制；开始对宗教和社会生活进行更严格的监督。人们在婚礼上被迫饮酒的消息也属于这些行径之列。
随后，集中营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政府否认这些指控，将这些地方描述为“教育”、“改造”或“职业培训中心”。然而，来自现场的画面和证词却并非如此。据报道，独立消息来源曾试图探访这些集中营，但在接受调查的七个集中营周围，发现了高墙、保安亭、瞭望塔和带刺铁丝网。也有报道称，一些以前用作学校、医院和公共建筑的建筑物被改建成了小型集中营。
卫星图像也揭示了引人注目的数据。总部位于美国的地球崛起媒体（Earthrise Media）对39个集中营进行的分析显示，在2017年4月至2018年8月期间，这些中心所占面积扩大了三倍，总面积达到约140个足球场那么大。目前尚不清楚集中营的确切数量，但其中一些集中营是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建筑招标公告确定的。
数据背后的人类故事体现在证词中。凯拉特·萨马尔坎（Kayrat Samarkan）表示他曾被关押在其中一个营地里。他说，当他2017年返回东突厥斯坦时被叫到警察局，被锁在金属椅子上审问了三天，没有睡觉。后来他被送往一个“再教育中心”。他说，他被关在一个有15人的牢房里；他被迫背诵中文歌曲、写汉字并听数小时关于共产党的讲话。他还表示，他遭受了酷刑，并被锁在一个金属装置上。
镇压并没有仅仅局限在集中营的高墙内。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指责中国把东突厥斯坦变成了大型集中营。据报道，村庄内的安全检查有所增加，人员被安插在民众中间收集情报，可疑人员被举报给安全部门。
关于宗教生活受到压制的证词同样令人震惊。据讲述，回到喀什村里的古孜亚·莫格杜恩克孜（Gülziya Mogdunkyzy）被软禁，被迫签署了一份声明她拒绝信仰伊斯兰教的文件，她的亲戚也被带去了集中营。据报道，清真寺里张贴着呼吁忠诚于共产党的宣传海报，前来礼拜的人被摄像头记录下来，由于害怕被建档，清真寺一直空无一人。
总之，来自东突厥斯坦的这幅画面不应被视为各自独立的事件的总和。集中营的扩大、对宗教生活的监督、关于在没有法庭命令的情况下将人拘留的证词以及家庭的破裂，都是同一幅画面的不同部分。尽管中国政府用教育和安全政策来解释这些做法，但卫星图像、国际评估和维吾尔族证人的证词揭露了中国暴政的全部真相。
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现在已经不是保持沉默、视而不见或将问题仅仅隐藏在外交措辞背后的时候了。土耳其公众应该把维吾尔族土耳其人的经历提上日程；土耳其共和国也应该在国际平台上展现出更强有力、更明确的立场，以保护我们同胞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对于打压语言、信仰、文化和家庭纽带的行为，我们不应保持沉默。中国的安全和反恐理由不能使其侵犯无辜人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合法化。
东突厥斯坦发生的事情不应被遗忘，不应被掩盖，不应从世界公众的议程中消失。因为捍卫一个民族的身份和自由，并不是反对任何一个国家；而是站在人类尊严的一边。
土耳其是一个我们的情感纽带从东突厥斯坦延伸到巴尔干半岛、从高加索延伸到中亚的国家，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人们把目光转向土耳其并寄托希望。最具体的例子之一是我们的内政部长穆斯塔法·奇夫特吉（Mustafa Çiftçi）先生在2026年5月对两个孩子的母亲、维吾尔族土耳其人米赫里古丽·塔尤拉克（Mihrigül Tayurak）所采取的立场。塔尤拉克的居留许可申请被拒绝后，她被带到了库姆卡普（Kumkapı）遣返中心，面临被遣返回中国的风险。奇夫特吉部长介入此事，宣布将接受其国际保护申请，从而确保她获释。这一高尚的举动，是表明土耳其无论身在世界何处都能保护其同胞的重要且有意义的一步。
我感谢部长先生做出这高尚且人道的举动。但是，这种敏感度不应仅限于单一事件；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这种坚定的立场今后也必须继续保持。我们在加沙展现出的人道主义敏感度，也应该同样展现在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族土耳其人身上。
因为土耳其是其感情地理区域寄托希望的国家；成为东突厥斯坦的声音也是这一责任的要求。祝愿东突厥斯坦获得自由，并祝愿大家度过一个充满高附加值的美好一周。
加拿大对维吾尔人的庇护承诺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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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对维吾尔人的庇护承诺落空
2023年1月，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人士买买提·托赫提（Mehmet Tohti）接到了一个似乎来自香港的电话。维吾尔权利倡导项目（Uyghur Rights Advocacy Project）执行主任托赫提后来告诉加拿大外国干涉委员会，中国警察让一名亲属在电话那头告诉他，他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已经去世。他最终得知，他76岁的母亲死在了拘留营里。他说，这个时间点传递了一个明确无误的警告：如果他继续倡导权利，她母亲的死就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个电话发生在加拿大议会辩论一项重新安置1万名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的计划前几天。
2023年2月1日，下议院一致通过了M-62动议，呼吁加拿大重新安置1万名需要保护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然而，三年后的2026年3月，实际抵达的人数不足300人。按照这个速度，加拿大远未能兑现其定于2026年底结束的承诺。这种拖延不仅仅是移民积压问题。再加上北京对已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侨民的恐吓，这暴露了一个更广泛的失败：尽管加拿大已经认识到中国的镇压手段跨越了国际边界，但它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同样有效的保护系统。庇护不能仅仅意味着允许入境；它必须包括一条及时前往加拿大的路线，以及在维吾尔人抵达后对他们言论自由的保护。
保护的需求始于新疆，2022年联合国的一份评估报告记录了当地大规模的任意拘留、酷刑指控、侵入性监视以及对宗教和文化生活的严格限制。报告得出结论，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主要穆斯林群体的暴行可能构成反人类罪，尽管北京辩称其政策是旨在打击分裂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过去袭击的反恐措施。然而，联合国的评估发现，中国的反恐系统依赖于对“极端主义”模糊的定义和歧视性指标，这使得大规模任意拘留成为可能。因此，安全理由并不能解释它被用来证明其合理性的镇压广度。
M-62动议的重点是那些逃离中国但仍在“第三国”（即中国和加拿大以外的东道国或过境国）处于弱势的人，同时也承认北京对各国政府施加巨大压力，要求拘留并把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2025年2月，泰国在将40名维吾尔族男子关押十多年后将其遣返，尽管明知他们回到中国后将面临遭受酷刑和其他严重伤害的真正风险。因此，从第三国重新安置到加拿大的拖延，可能会延长维吾尔人面临拘留、驱逐出境或胁迫的风险。
重新安置过程并不简单。申请人通常需要联合国难民机构、指定组织或私人赞助者的推荐，并且必须通过医疗、犯罪和安全检查才能前往加拿大。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IRCC）声称，为保护申请人、员工和推荐合作伙伴，有时必须对操作细节保密。这些都是合理的限制，尤其是当很难获取证明文件，且第三国东道国政府可能不合作时。
然而，保密问题并不能解释加拿大政府在这个承诺上出现的巨大缺口。到2025年9月，已有140多人抵达加拿大，而仍有740多份申请在处理中。在2026年3月，一名高级部门官员报告说，到达加拿大的人数不到300人——不到议会设定的10,000人目标的百分之三。M-62是一项没有约束力的动议，而不是一项可强制执行的法律，但它获得一致通过，创造了一项政治承诺。当议会承诺提供如此规模的保护时，政府应配备足够的处理能力、难民名额，以及透明的综合数据报告。公布总数和时间表不会暴露申请人的身份；这能让公众判断这项承诺是否正在被兑现。
此外，抵达加拿大并不一定能让维吾尔人逃脱北京的控制。跨国镇压是指一国政府试图在其领土外监视、威胁或压制民众。向外国干涉委员会作证的加拿大维吾尔人描述了威胁电话、设备被黑客入侵、在抗议活动中被监视、网络骚扰以及针对中国亲属的施压。一名参与者还报告说，在位于中国领事馆外抗议时遭遇了身体和言语攻击。针对家庭成员的威胁尤为有效，因为它们将普通的交流变成了危险的来源。托赫提作证说，自1991年他离开家乡以来，他的亲属一直被拒绝发放护照，并解释说，许多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人避免与中国的家人联系，因为从国外打来的电话可能会引起当局不必要的注意。这种代理胁迫使北京能够在其法律管辖范围之外施加意愿，因为难民在加拿大可能人身安全，但出于对北京报复的恐惧，他们仍然无法抗议、组织或公开讲话。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加拿大已开始加强应对跨国镇压。C-70法案于2024年6月获得御准，扩大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共享信息的能力，更新了涉及与外国相关恐吓的犯罪条款，并创建了外国影响透明度登记册。然而，截至2026年3月，政府仍在努力落实该登记册及其专员办公室。这些改革一旦生效，将提高政府识别和起诉干涉行为的能力。尽管如此，它们不会自动为接到匿名电话、在观看抗议活动时被拍照或担心亲属受到惩罚的人提供方便的安全网。
因此，加拿大的出路很明确：必须让保护更容易获得。渥太华无法可靠地防止对中国境内亲属的报复，但它可以改善对在加拿大境内成为目标的人的支持。一个单一的多语种门户网站和热线应允许受害者举报可疑电话、数字入侵和抗议监控，而不必先决定该案件是否属于警察、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或其他机构管辖。受过训练的协调员可以将受害者转介给执法部门、网络安全专家、法律援助或创伤知情咨询服务，并解释可以进行哪些后续行动。各机构应主动向面临风险的社区通报情况，而不是等待受害者自己去摸索多个机构的办事程序。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IRCC）还应定期发布M-62动议的申请、批准和到达的汇总更新，同时保留身份和操作细节。这些措施将把渥太华单独对待的两个政策领域结合起来：难民重新安置和免受外国干涉的保护。
如果那些处于危险之中的人不能抵达，而抵达的人不能享有言论、新闻和结社自由的权利，加拿大对维吾尔人的承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象征性的。有意义的庇护既需要一条通往安全的路线，也需要免受迫使人们寻求庇护的政府的保护。 查看全部
加拿大对维吾尔人的庇护承诺落空
2023年1月，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人士买买提·托赫提（Mehmet Tohti）接到了一个似乎来自香港的电话。维吾尔权利倡导项目（Uyghur Rights Advocacy Project）执行主任托赫提后来告诉加拿大外国干涉委员会，中国警察让一名亲属在电话那头告诉他，他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已经去世。他最终得知，他76岁的母亲死在了拘留营里。他说，这个时间点传递了一个明确无误的警告：如果他继续倡导权利，她母亲的死就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个电话发生在加拿大议会辩论一项重新安置1万名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的计划前几天。
2023年2月1日，下议院一致通过了M-62动议，呼吁加拿大重新安置1万名需要保护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然而，三年后的2026年3月，实际抵达的人数不足300人。按照这个速度，加拿大远未能兑现其定于2026年底结束的承诺。这种拖延不仅仅是移民积压问题。再加上北京对已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侨民的恐吓，这暴露了一个更广泛的失败：尽管加拿大已经认识到中国的镇压手段跨越了国际边界，但它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同样有效的保护系统。庇护不能仅仅意味着允许入境；它必须包括一条及时前往加拿大的路线，以及在维吾尔人抵达后对他们言论自由的保护。
保护的需求始于新疆，2022年联合国的一份评估报告记录了当地大规模的任意拘留、酷刑指控、侵入性监视以及对宗教和文化生活的严格限制。报告得出结论，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主要穆斯林群体的暴行可能构成反人类罪，尽管北京辩称其政策是旨在打击分裂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过去袭击的反恐措施。然而，联合国的评估发现，中国的反恐系统依赖于对“极端主义”模糊的定义和歧视性指标，这使得大规模任意拘留成为可能。因此，安全理由并不能解释它被用来证明其合理性的镇压广度。
M-62动议的重点是那些逃离中国但仍在“第三国”（即中国和加拿大以外的东道国或过境国）处于弱势的人，同时也承认北京对各国政府施加巨大压力，要求拘留并把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2025年2月，泰国在将40名维吾尔族男子关押十多年后将其遣返，尽管明知他们回到中国后将面临遭受酷刑和其他严重伤害的真正风险。因此，从第三国重新安置到加拿大的拖延，可能会延长维吾尔人面临拘留、驱逐出境或胁迫的风险。
重新安置过程并不简单。申请人通常需要联合国难民机构、指定组织或私人赞助者的推荐，并且必须通过医疗、犯罪和安全检查才能前往加拿大。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IRCC）声称，为保护申请人、员工和推荐合作伙伴，有时必须对操作细节保密。这些都是合理的限制，尤其是当很难获取证明文件，且第三国东道国政府可能不合作时。
然而，保密问题并不能解释加拿大政府在这个承诺上出现的巨大缺口。到2025年9月，已有140多人抵达加拿大，而仍有740多份申请在处理中。在2026年3月，一名高级部门官员报告说，到达加拿大的人数不到300人——不到议会设定的10,000人目标的百分之三。M-62是一项没有约束力的动议，而不是一项可强制执行的法律，但它获得一致通过，创造了一项政治承诺。当议会承诺提供如此规模的保护时，政府应配备足够的处理能力、难民名额，以及透明的综合数据报告。公布总数和时间表不会暴露申请人的身份；这能让公众判断这项承诺是否正在被兑现。
此外，抵达加拿大并不一定能让维吾尔人逃脱北京的控制。跨国镇压是指一国政府试图在其领土外监视、威胁或压制民众。向外国干涉委员会作证的加拿大维吾尔人描述了威胁电话、设备被黑客入侵、在抗议活动中被监视、网络骚扰以及针对中国亲属的施压。一名参与者还报告说，在位于中国领事馆外抗议时遭遇了身体和言语攻击。针对家庭成员的威胁尤为有效，因为它们将普通的交流变成了危险的来源。托赫提作证说，自1991年他离开家乡以来，他的亲属一直被拒绝发放护照，并解释说，许多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人避免与中国的家人联系，因为从国外打来的电话可能会引起当局不必要的注意。这种代理胁迫使北京能够在其法律管辖范围之外施加意愿，因为难民在加拿大可能人身安全，但出于对北京报复的恐惧，他们仍然无法抗议、组织或公开讲话。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加拿大已开始加强应对跨国镇压。C-70法案于2024年6月获得御准，扩大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共享信息的能力，更新了涉及与外国相关恐吓的犯罪条款，并创建了外国影响透明度登记册。然而，截至2026年3月，政府仍在努力落实该登记册及其专员办公室。这些改革一旦生效，将提高政府识别和起诉干涉行为的能力。尽管如此，它们不会自动为接到匿名电话、在观看抗议活动时被拍照或担心亲属受到惩罚的人提供方便的安全网。
因此，加拿大的出路很明确：必须让保护更容易获得。渥太华无法可靠地防止对中国境内亲属的报复，但它可以改善对在加拿大境内成为目标的人的支持。一个单一的多语种门户网站和热线应允许受害者举报可疑电话、数字入侵和抗议监控，而不必先决定该案件是否属于警察、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或其他机构管辖。受过训练的协调员可以将受害者转介给执法部门、网络安全专家、法律援助或创伤知情咨询服务，并解释可以进行哪些后续行动。各机构应主动向面临风险的社区通报情况，而不是等待受害者自己去摸索多个机构的办事程序。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IRCC）还应定期发布M-62动议的申请、批准和到达的汇总更新，同时保留身份和操作细节。这些措施将把渥太华单独对待的两个政策领域结合起来：难民重新安置和免受外国干涉的保护。
如果那些处于危险之中的人不能抵达，而抵达的人不能享有言论、新闻和结社自由的权利，加拿大对维吾尔人的承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象征性的。有意义的庇护既需要一条通往安全的路线，也需要免受迫使人们寻求庇护的政府的保护。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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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对维吾尔人的庇护承诺落空
2023年1月，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人士买买提·托赫提（Mehmet Tohti）接到了一个似乎来自香港的电话。维吾尔权利倡导项目（Uyghur Rights Advocacy Project）执行主任托赫提后来告诉加拿大外国干涉委员会，中国警察让一名亲属在电话那头告诉他，他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已经去世。他最终得知，他76岁的母亲死在了拘留营里。他说，这个时间点传递了一个明确无误的警告：如果他继续倡导权利，她母亲的死就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个电话发生在加拿大议会辩论一项重新安置1万名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的计划前几天。
2023年2月1日，下议院一致通过了M-62动议，呼吁加拿大重新安置1万名需要保护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然而，三年后的2026年3月，实际抵达的人数不足300人。按照这个速度，加拿大远未能兑现其定于2026年底结束的承诺。这种拖延不仅仅是移民积压问题。再加上北京对已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侨民的恐吓，这暴露了一个更广泛的失败：尽管加拿大已经认识到中国的镇压手段跨越了国际边界，但它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同样有效的保护系统。庇护不能仅仅意味着允许入境；它必须包括一条及时前往加拿大的路线，以及在维吾尔人抵达后对他们言论自由的保护。
保护的需求始于新疆，2022年联合国的一份评估报告记录了当地大规模的任意拘留、酷刑指控、侵入性监视以及对宗教和文化生活的严格限制。报告得出结论，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主要穆斯林群体的暴行可能构成反人类罪，尽管北京辩称其政策是旨在打击分裂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过去袭击的反恐措施。然而，联合国的评估发现，中国的反恐系统依赖于对“极端主义”模糊的定义和歧视性指标，这使得大规模任意拘留成为可能。因此，安全理由并不能解释它被用来证明其合理性的镇压广度。
M-62动议的重点是那些逃离中国但仍在“第三国”（即中国和加拿大以外的东道国或过境国）处于弱势的人，同时也承认北京对各国政府施加巨大压力，要求拘留并把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2025年2月，泰国在将40名维吾尔族男子关押十多年后将其遣返，尽管明知他们回到中国后将面临遭受酷刑和其他严重伤害的真正风险。因此，从第三国重新安置到加拿大的拖延，可能会延长维吾尔人面临拘留、驱逐出境或胁迫的风险。
重新安置过程并不简单。申请人通常需要联合国难民机构、指定组织或私人赞助者的推荐，并且必须通过医疗、犯罪和安全检查才能前往加拿大。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IRCC）声称，为保护申请人、员工和推荐合作伙伴，有时必须对操作细节保密。这些都是合理的限制，尤其是当很难获取证明文件，且第三国东道国政府可能不合作时。
然而，保密问题并不能解释加拿大政府在这个承诺上出现的巨大缺口。到2025年9月，已有140多人抵达加拿大，而仍有740多份申请在处理中。在2026年3月，一名高级部门官员报告说，到达加拿大的人数不到300人——不到议会设定的10,000人目标的百分之三。M-62是一项没有约束力的动议，而不是一项可强制执行的法律，但它获得一致通过，创造了一项政治承诺。当议会承诺提供如此规模的保护时，政府应配备足够的处理能力、难民名额，以及透明的综合数据报告。公布总数和时间表不会暴露申请人的身份；这能让公众判断这项承诺是否正在被兑现。
此外，抵达加拿大并不一定能让维吾尔人逃脱北京的控制。跨国镇压是指一国政府试图在其领土外监视、威胁或压制民众。向外国干涉委员会作证的加拿大维吾尔人描述了威胁电话、设备被黑客入侵、在抗议活动中被监视、网络骚扰以及针对中国亲属的施压。一名参与者还报告说，在位于中国领事馆外抗议时遭遇了身体和言语攻击。针对家庭成员的威胁尤为有效，因为它们将普通的交流变成了危险的来源。托赫提作证说，自1991年他离开家乡以来，他的亲属一直被拒绝发放护照，并解释说，许多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人避免与中国的家人联系，因为从国外打来的电话可能会引起当局不必要的注意。这种代理胁迫使北京能够在其法律管辖范围之外施加意愿，因为难民在加拿大可能人身安全，但出于对北京报复的恐惧，他们仍然无法抗议、组织或公开讲话。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加拿大已开始加强应对跨国镇压。C-70法案于2024年6月获得御准，扩大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共享信息的能力，更新了涉及与外国相关恐吓的犯罪条款，并创建了外国影响透明度登记册。然而，截至2026年3月，政府仍在努力落实该登记册及其专员办公室。这些改革一旦生效，将提高政府识别和起诉干涉行为的能力。尽管如此，它们不会自动为接到匿名电话、在观看抗议活动时被拍照或担心亲属受到惩罚的人提供方便的安全网。
因此，加拿大的出路很明确：必须让保护更容易获得。渥太华无法可靠地防止对中国境内亲属的报复，但它可以改善对在加拿大境内成为目标的人的支持。一个单一的多语种门户网站和热线应允许受害者举报可疑电话、数字入侵和抗议监控，而不必先决定该案件是否属于警察、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或其他机构管辖。受过训练的协调员可以将受害者转介给执法部门、网络安全专家、法律援助或创伤知情咨询服务，并解释可以进行哪些后续行动。各机构应主动向面临风险的社区通报情况，而不是等待受害者自己去摸索多个机构的办事程序。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IRCC）还应定期发布M-62动议的申请、批准和到达的汇总更新，同时保留身份和操作细节。这些措施将把渥太华单独对待的两个政策领域结合起来：难民重新安置和免受外国干涉的保护。
如果那些处于危险之中的人不能抵达，而抵达的人不能享有言论、新闻和结社自由的权利，加拿大对维吾尔人的承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象征性的。有意义的庇护既需要一条通往安全的路线，也需要免受迫使人们寻求庇护的政府的保护。
加拿大对维吾尔人的庇护承诺落空
2023年1月，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人士买买提·托赫提（Mehmet Tohti）接到了一个似乎来自香港的电话。维吾尔权利倡导项目（Uyghur Rights Advocacy Project）执行主任托赫提后来告诉加拿大外国干涉委员会，中国警察让一名亲属在电话那头告诉他，他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已经去世。他最终得知，他76岁的母亲死在了拘留营里。他说，这个时间点传递了一个明确无误的警告：如果他继续倡导权利，她母亲的死就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个电话发生在加拿大议会辩论一项重新安置1万名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的计划前几天。
2023年2月1日，下议院一致通过了M-62动议，呼吁加拿大重新安置1万名需要保护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然而，三年后的2026年3月，实际抵达的人数不足300人。按照这个速度，加拿大远未能兑现其定于2026年底结束的承诺。这种拖延不仅仅是移民积压问题。再加上北京对已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侨民的恐吓，这暴露了一个更广泛的失败：尽管加拿大已经认识到中国的镇压手段跨越了国际边界，但它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同样有效的保护系统。庇护不能仅仅意味着允许入境；它必须包括一条及时前往加拿大的路线，以及在维吾尔人抵达后对他们言论自由的保护。
保护的需求始于新疆，2022年联合国的一份评估报告记录了当地大规模的任意拘留、酷刑指控、侵入性监视以及对宗教和文化生活的严格限制。报告得出结论，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主要穆斯林群体的暴行可能构成反人类罪，尽管北京辩称其政策是旨在打击分裂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过去袭击的反恐措施。然而，联合国的评估发现，中国的反恐系统依赖于对“极端主义”模糊的定义和歧视性指标，这使得大规模任意拘留成为可能。因此，安全理由并不能解释它被用来证明其合理性的镇压广度。
M-62动议的重点是那些逃离中国但仍在“第三国”（即中国和加拿大以外的东道国或过境国）处于弱势的人，同时也承认北京对各国政府施加巨大压力，要求拘留并把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2025年2月，泰国在将40名维吾尔族男子关押十多年后将其遣返，尽管明知他们回到中国后将面临遭受酷刑和其他严重伤害的真正风险。因此，从第三国重新安置到加拿大的拖延，可能会延长维吾尔人面临拘留、驱逐出境或胁迫的风险。
重新安置过程并不简单。申请人通常需要联合国难民机构、指定组织或私人赞助者的推荐，并且必须通过医疗、犯罪和安全检查才能前往加拿大。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IRCC）声称，为保护申请人、员工和推荐合作伙伴，有时必须对操作细节保密。这些都是合理的限制，尤其是当很难获取证明文件，且第三国东道国政府可能不合作时。
然而，保密问题并不能解释加拿大政府在这个承诺上出现的巨大缺口。到2025年9月，已有140多人抵达加拿大，而仍有740多份申请在处理中。在2026年3月，一名高级部门官员报告说，到达加拿大的人数不到300人——不到议会设定的10,000人目标的百分之三。M-62是一项没有约束力的动议，而不是一项可强制执行的法律，但它获得一致通过，创造了一项政治承诺。当议会承诺提供如此规模的保护时，政府应配备足够的处理能力、难民名额，以及透明的综合数据报告。公布总数和时间表不会暴露申请人的身份；这能让公众判断这项承诺是否正在被兑现。
此外，抵达加拿大并不一定能让维吾尔人逃脱北京的控制。跨国镇压是指一国政府试图在其领土外监视、威胁或压制民众。向外国干涉委员会作证的加拿大维吾尔人描述了威胁电话、设备被黑客入侵、在抗议活动中被监视、网络骚扰以及针对中国亲属的施压。一名参与者还报告说，在位于中国领事馆外抗议时遭遇了身体和言语攻击。针对家庭成员的威胁尤为有效，因为它们将普通的交流变成了危险的来源。托赫提作证说，自1991年他离开家乡以来，他的亲属一直被拒绝发放护照，并解释说，许多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人避免与中国的家人联系，因为从国外打来的电话可能会引起当局不必要的注意。这种代理胁迫使北京能够在其法律管辖范围之外施加意愿，因为难民在加拿大可能人身安全，但出于对北京报复的恐惧，他们仍然无法抗议、组织或公开讲话。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加拿大已开始加强应对跨国镇压。C-70法案于2024年6月获得御准，扩大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共享信息的能力，更新了涉及与外国相关恐吓的犯罪条款，并创建了外国影响透明度登记册。然而，截至2026年3月，政府仍在努力落实该登记册及其专员办公室。这些改革一旦生效，将提高政府识别和起诉干涉行为的能力。尽管如此，它们不会自动为接到匿名电话、在观看抗议活动时被拍照或担心亲属受到惩罚的人提供方便的安全网。
因此，加拿大的出路很明确：必须让保护更容易获得。渥太华无法可靠地防止对中国境内亲属的报复，但它可以改善对在加拿大境内成为目标的人的支持。一个单一的多语种门户网站和热线应允许受害者举报可疑电话、数字入侵和抗议监控，而不必先决定该案件是否属于警察、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或其他机构管辖。受过训练的协调员可以将受害者转介给执法部门、网络安全专家、法律援助或创伤知情咨询服务，并解释可以进行哪些后续行动。各机构应主动向面临风险的社区通报情况，而不是等待受害者自己去摸索多个机构的办事程序。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IRCC）还应定期发布M-62动议的申请、批准和到达的汇总更新，同时保留身份和操作细节。这些措施将把渥太华单独对待的两个政策领域结合起来：难民重新安置和免受外国干涉的保护。
如果那些处于危险之中的人不能抵达，而抵达的人不能享有言论、新闻和结社自由的权利，加拿大对维吾尔人的承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象征性的。有意义的庇护既需要一条通往安全的路线，也需要免受迫使人们寻求庇护的政府的保护。
被囚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文章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6 次浏览 • 2026-08-27 02:28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被囚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维吾尔文学的杰出人物之一亚力坤·肉孜，荣获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颁发的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肉孜自2016年起在中国被捕并被判处15年监禁。维吾尔族组织的代表在阿根廷举行的仪式上代他领奖。
维吾尔知识分子、文学评论家、作家和出版商亚力坤·肉孜，荣获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 (CADAL) 颁发的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该奖项于8月23日在阿根廷举行的纪念极权主义受害者日的仪式上颁发。
CADAL 颁发的这一奖项旨在表彰在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限制的国家中捍卫人权的个人和组织。
其家人代为领奖
维吾尔学院院长里夏提·阿巴斯博士、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茹仙·阿巴斯、维吾尔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阿卜杜哈基姆·伊德里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吐尔逊江·阿拉吾丁以及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主席兼前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出席了仪式。
该奖项由亚力坤·肉孜的家人代领，里夏提·阿巴斯博士发表了获奖感言。
参与了90多本教科书和教材的编写工作
亚力坤·肉孜因其在维吾尔文学领域的工作而闻名。
据维吾尔运动组织称，肉孜参与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维吾尔文学教科书的编写。
据悉，肉孜在2001年至2011年间参与编写了90多本教科书和课外教材，他的作品涉及维吾尔语言、历史、文化和身份认同。
肉孜同时也是维吾尔运动秘书长卡马尔图克·亚力坤的父亲。
2016年被捕，获刑15年
根据维吾尔运动提供的信息，亚力坤·肉孜于2016年10月被捕，随后被判处15年监禁。
该组织认为，肉孜被捕与他在维吾尔文学和教育领域的工作有关，并声称对他的拘留是非法的。
里夏提·阿巴斯：国际关注意义重大
维吾尔学院院长里夏提·阿巴斯博士在颁奖典礼上的讲话中表示，他们认为肉孜的工作获得国际奖项的认可非常重要。
“亚力坤·肉孜对维吾尔社会的深远贡献能通过这个奖项得到认可，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感谢 CADAL 表彰他的工作，并呼吁大家更多地关注维吾尔人民的斗争。”
阿巴斯还将肉孜及其妹妹古丽仙·阿巴斯博士被关押的问题提上日程，并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呼吁。
维吾尔运动呼吁将其释放
维吾尔运动在其声明中重申了释放亚力坤·肉孜的呼吁。
除了肉孜，该组织还要求国际社会更多地关注古丽仙·阿巴斯博士和其他在中国被关押的维吾尔人的处境。
声明指出，该奖项对于亚力坤·肉孜在文学和教育领域的工作获得国际层面的认可，以及使他的被捕再次成为焦点具有重要意义。 查看全部
被囚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维吾尔文学的杰出人物之一亚力坤·肉孜，荣获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颁发的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肉孜自2016年起在中国被捕并被判处15年监禁。维吾尔族组织的代表在阿根廷举行的仪式上代他领奖。
维吾尔知识分子、文学评论家、作家和出版商亚力坤·肉孜，荣获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 (CADAL) 颁发的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该奖项于8月23日在阿根廷举行的纪念极权主义受害者日的仪式上颁发。
CADAL 颁发的这一奖项旨在表彰在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限制的国家中捍卫人权的个人和组织。
其家人代为领奖
维吾尔学院院长里夏提·阿巴斯博士、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茹仙·阿巴斯、维吾尔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阿卜杜哈基姆·伊德里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吐尔逊江·阿拉吾丁以及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主席兼前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出席了仪式。
该奖项由亚力坤·肉孜的家人代领，里夏提·阿巴斯博士发表了获奖感言。
参与了90多本教科书和教材的编写工作
亚力坤·肉孜因其在维吾尔文学领域的工作而闻名。
据维吾尔运动组织称，肉孜参与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维吾尔文学教科书的编写。
据悉，肉孜在2001年至2011年间参与编写了90多本教科书和课外教材，他的作品涉及维吾尔语言、历史、文化和身份认同。
肉孜同时也是维吾尔运动秘书长卡马尔图克·亚力坤的父亲。
2016年被捕，获刑15年
根据维吾尔运动提供的信息，亚力坤·肉孜于2016年10月被捕，随后被判处15年监禁。
该组织认为，肉孜被捕与他在维吾尔文学和教育领域的工作有关，并声称对他的拘留是非法的。
里夏提·阿巴斯：国际关注意义重大
维吾尔学院院长里夏提·阿巴斯博士在颁奖典礼上的讲话中表示，他们认为肉孜的工作获得国际奖项的认可非常重要。
“亚力坤·肉孜对维吾尔社会的深远贡献能通过这个奖项得到认可，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感谢 CADAL 表彰他的工作，并呼吁大家更多地关注维吾尔人民的斗争。”
阿巴斯还将肉孜及其妹妹古丽仙·阿巴斯博士被关押的问题提上日程，并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呼吁。
维吾尔运动呼吁将其释放
维吾尔运动在其声明中重申了释放亚力坤·肉孜的呼吁。
除了肉孜，该组织还要求国际社会更多地关注古丽仙·阿巴斯博士和其他在中国被关押的维吾尔人的处境。
声明指出，该奖项对于亚力坤·肉孜在文学和教育领域的工作获得国际层面的认可，以及使他的被捕再次成为焦点具有重要意义。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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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维吾尔文学的杰出人物之一亚力坤·肉孜，荣获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颁发的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肉孜自2016年起在中国被捕并被判处15年监禁。维吾尔族组织的代表在阿根廷举行的仪式上代他领奖。
维吾尔知识分子、文学评论家、作家和出版商亚力坤·肉孜，荣获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 (CADAL) 颁发的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该奖项于8月23日在阿根廷举行的纪念极权主义受害者日的仪式上颁发。
CADAL 颁发的这一奖项旨在表彰在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限制的国家中捍卫人权的个人和组织。
其家人代为领奖
维吾尔学院院长里夏提·阿巴斯博士、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茹仙·阿巴斯、维吾尔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阿卜杜哈基姆·伊德里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吐尔逊江·阿拉吾丁以及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主席兼前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出席了仪式。
该奖项由亚力坤·肉孜的家人代领，里夏提·阿巴斯博士发表了获奖感言。
参与了90多本教科书和教材的编写工作
亚力坤·肉孜因其在维吾尔文学领域的工作而闻名。
据维吾尔运动组织称，肉孜参与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维吾尔文学教科书的编写。
据悉，肉孜在2001年至2011年间参与编写了90多本教科书和课外教材，他的作品涉及维吾尔语言、历史、文化和身份认同。
肉孜同时也是维吾尔运动秘书长卡马尔图克·亚力坤的父亲。
2016年被捕，获刑15年
根据维吾尔运动提供的信息，亚力坤·肉孜于2016年10月被捕，随后被判处15年监禁。
该组织认为，肉孜被捕与他在维吾尔文学和教育领域的工作有关，并声称对他的拘留是非法的。
里夏提·阿巴斯：国际关注意义重大
维吾尔学院院长里夏提·阿巴斯博士在颁奖典礼上的讲话中表示，他们认为肉孜的工作获得国际奖项的认可非常重要。
“亚力坤·肉孜对维吾尔社会的深远贡献能通过这个奖项得到认可，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感谢 CADAL 表彰他的工作，并呼吁大家更多地关注维吾尔人民的斗争。”
阿巴斯还将肉孜及其妹妹古丽仙·阿巴斯博士被关押的问题提上日程，并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呼吁。
维吾尔运动呼吁将其释放
维吾尔运动在其声明中重申了释放亚力坤·肉孜的呼吁。
除了肉孜，该组织还要求国际社会更多地关注古丽仙·阿巴斯博士和其他在中国被关押的维吾尔人的处境。
声明指出，该奖项对于亚力坤·肉孜在文学和教育领域的工作获得国际层面的认可，以及使他的被捕再次成为焦点具有重要意义。
被囚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维吾尔文学的杰出人物之一亚力坤·肉孜，荣获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颁发的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肉孜自2016年起在中国被捕并被判处15年监禁。维吾尔族组织的代表在阿根廷举行的仪式上代他领奖。
维吾尔知识分子、文学评论家、作家和出版商亚力坤·肉孜，荣获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 (CADAL) 颁发的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该奖项于8月23日在阿根廷举行的纪念极权主义受害者日的仪式上颁发。
CADAL 颁发的这一奖项旨在表彰在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限制的国家中捍卫人权的个人和组织。
其家人代为领奖
维吾尔学院院长里夏提·阿巴斯博士、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茹仙·阿巴斯、维吾尔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阿卜杜哈基姆·伊德里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吐尔逊江·阿拉吾丁以及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主席兼前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出席了仪式。
该奖项由亚力坤·肉孜的家人代领，里夏提·阿巴斯博士发表了获奖感言。
参与了90多本教科书和教材的编写工作
亚力坤·肉孜因其在维吾尔文学领域的工作而闻名。
据维吾尔运动组织称，肉孜参与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维吾尔文学教科书的编写。
据悉，肉孜在2001年至2011年间参与编写了90多本教科书和课外教材，他的作品涉及维吾尔语言、历史、文化和身份认同。
肉孜同时也是维吾尔运动秘书长卡马尔图克·亚力坤的父亲。
2016年被捕，获刑15年
根据维吾尔运动提供的信息，亚力坤·肉孜于2016年10月被捕，随后被判处15年监禁。
该组织认为，肉孜被捕与他在维吾尔文学和教育领域的工作有关，并声称对他的拘留是非法的。
里夏提·阿巴斯：国际关注意义重大
维吾尔学院院长里夏提·阿巴斯博士在颁奖典礼上的讲话中表示，他们认为肉孜的工作获得国际奖项的认可非常重要。
“亚力坤·肉孜对维吾尔社会的深远贡献能通过这个奖项得到认可，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感谢 CADAL 表彰他的工作，并呼吁大家更多地关注维吾尔人民的斗争。”
阿巴斯还将肉孜及其妹妹古丽仙·阿巴斯博士被关押的问题提上日程，并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呼吁。
维吾尔运动呼吁将其释放
维吾尔运动在其声明中重申了释放亚力坤·肉孜的呼吁。
除了肉孜，该组织还要求国际社会更多地关注古丽仙·阿巴斯博士和其他在中国被关押的维吾尔人的处境。
声明指出，该奖项对于亚力坤·肉孜在文学和教育领域的工作获得国际层面的认可，以及使他的被捕再次成为焦点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维吾尔裔政治家Arfiya Eri访问中亚，使用母语维吾尔语和老人交流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7 次浏览 • 2026-08-27 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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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外务省官员、维吾尔裔政治家英利阿尔菲亚（Arfiya Eri）访问中亚（突厥斯坦）地区展开外交活动时，做出了一件非常吸引眼球的事——她直接用起了自己的母语维吾尔语。而与此同时，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教育和公共生活中逐步限制使用维吾尔语的政策仍在继续。
在访问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期间，阿尔菲亚不仅与官方接洽，还特别看重同当地普通老百姓面对面交流，强调要建立“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感情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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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外务省官员、维吾尔裔政治家英利阿尔菲亚（Arfiya Eri）访问中亚（突厥斯坦）地区展开外交活动时，做出了一件非常吸引眼球的事——她直接用起了自己的母语维吾尔语。而与此同时，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教育和公共生活中逐步限制使用维吾尔语的政策仍在继续。
在访问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期间，阿尔菲亚不仅与官方接洽，还特别看重同当地普通老百姓面对面交流，强调要建立“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感情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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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外务省官员、维吾尔裔政治家英利阿尔菲亚（Arfiya Eri）访问中亚（突厥斯坦）地区展开外交活动时，做出了一件非常吸引眼球的事——她直接用起了自己的母语维吾尔语。而与此同时，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教育和公共生活中逐步限制使用维吾尔语的政策仍在继续。
在访问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期间，阿尔菲亚不仅与官方接洽，还特别看重同当地普通老百姓面对面交流，强调要建立“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感情连接”。
在日本外务省官员、维吾尔裔政治家英利阿尔菲亚（Arfiya Eri）访问中亚（突厥斯坦）地区展开外交活动时，做出了一件非常吸引眼球的事——她直接用起了自己的母语维吾尔语。而与此同时，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教育和公共生活中逐步限制使用维吾尔语的政策仍在继续。
在访问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期间，阿尔菲亚不仅与官方接洽，还特别看重同当地普通老百姓面对面交流，强调要建立“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感情连接”。
伊斯坦布尔逾1500名维吾尔族儿童齐聚一堂：“这场文化节是对抗同化政策的生动斗争”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1 次浏览 • 2026-08-26 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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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逾1500名维吾尔族儿童齐聚一堂：“这场文化节是对抗同化政策的生动斗争”
来源：土耳其主流大报《卡拉尔报》（Karar）
发布时间：2026年8月26日
图片说明：逾1500名维吾尔族儿童与家长在伊斯坦布尔库丘克切克梅杰区齐聚一堂，共同参加传统文化与民俗游戏节。（图源：Karar）
由东突厥斯坦努祖古姆文化与家庭协会（Doğu Türkistan Nuzugum Kültür ve Aile Derneği）青年部在伊斯坦布尔库丘克切克梅杰区（Küçükçekmece）主办的传统民俗游戏与文化节，吸引了超过1500名维吾尔族儿童及其家庭热情参与。协会主席穆奈维尔·厄兹维吾尔（Münevver Özuygur）在活动中明确指出：“让我们的孩子们亲身体验并守护自己的民族文化，正是我们对抗中国同化政策所进行的最切实的斗争。”
东突厥斯坦努祖古姆文化与家庭协会举办此次意义深远的活动，旨在保护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族儿童的民族与宗教认同，并将宝贵的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给后代。在协会青年部的精心组织下，这场在伊斯坦布尔库丘克切克梅杰区举行的儿童与文化节，在各界民众的热烈响应与积极参与中圆满落下帷幕。
图片说明：维吾尔族儿童身穿传统民族服饰在绿茵场上参与传统拔河游戏。（图源：Karar）
去年在泽伊廷布尔努区（Zeytinburnu）举办的同类活动吸引了约1000人参加，而今年在维吾尔族人口聚居的库丘克切克梅杰区举办的这场盛会，参与儿童人数突破了1500人，创下了历史新高。
在对本次活动的主旨以及东突厥斯坦当前局势发表引人深思的讲话时，东突厥斯坦努祖古姆文化与家庭协会主席穆奈维尔·厄兹维吾尔着重强调：传统民俗街头游戏与文化聚会对于身处海外的维吾尔族儿童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生命意义。
图片说明：孩子们在文化节现场热情洋溢地参与民俗集体互动。（图源：Karar）
厄兹维吾尔谈到了户外街头传统游戏对儿童社交与情感发育的重要价值，他在致辞中动情地表示：
“户外民俗游戏对我们的孩子们而言始终具有非凡的价值；让孩子们能够面对面交流沟通、远离社交网络与电子屏幕并自由表达真实情感，这是极其珍贵的。然而，对于维吾尔族儿童而言，这绝非一场普通的游戏娱乐活动，它承载着远为深沉的精神内涵。在东突厥斯坦本土，当局企图彻底斩断我们与民族和宗教认同的一切纽带。为了将我们的孩子们彻底中国化同化，从我们的语言到民俗传统，从民族服饰到饮食文化，所有属于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都在被系统性地抹杀消灭。我们的孩子们被强行关押进集中营与寄宿学校，甚至连说母语的权利都被彻底剥夺。”
图片说明：维吾尔族家长与孩子们在伊斯坦布尔活动现场共同庆祝民族文化传统。（图源：Karar）
厄兹维吾尔进一步指出，在土耳其举办此类活动绝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休闲娱乐，更是一场捍卫民族身份与尊严的坚韧努力。他表示：“面对如此严酷的高压环境，我们与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族孩子们齐聚一堂、传承和弘扬我们的文化，这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同化政策所做出的最直接、最坚决的抗争。去年我们在泽伊廷布尔努接待了大约一千人，今年库丘克切克梅杰区展现出的热烈反响和突破1500人的参与规模，令我们感到无比欣慰与振奋。”
为本次活动提供大力支持的孤儿基金会（Yetimler Vakfı）伊斯坦布尔代表泽赫拉·伊希克（Zehra Işık）也出席了活动，并表示他们始终坚定地与维吾尔族家庭和儿童站在一起。伊希克特别强调了孩子们身着民族传统服饰参加活动、在沉浸式实践中体悟和学习自身文化的重要性，她指出：
图片说明：维吾尔族儿童身穿特色传统服饰在活动现场欢笑交流。（图源：Karar）
“努祖古姆文化与团结协会为了传承东突厥斯坦的文化与传统、将其代代相传给年轻一代而组织了这场意义重大的活动，我们孤儿基金会非常荣幸能够作为兄弟伙伴与大家并肩同行。一个民族守护自身的文化与核心价值，对于留存历史记忆与集体认同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我们深切了解维吾尔族兄弟姐妹们所经受的巨大苦难与挑战；我们将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守护与延续民族认同的全部努力。”
在文化节现场，孩子们身穿色彩鲜艳的东突厥斯坦传统民族服饰，兴高采烈地玩起了各式各样的传统民俗游戏，勾勒出一幅充满活力与温情的生动画面。整场文化节在持续一整天的丰富活动、互动游戏和特色传统美食品尝后，在欢声笑语中圆满结束。 查看全部
伊斯坦布尔逾1500名维吾尔族儿童齐聚一堂：“这场文化节是对抗同化政策的生动斗争”
来源：土耳其主流大报《卡拉尔报》（Karar）
发布时间：2026年8月26日
图片说明：逾1500名维吾尔族儿童与家长在伊斯坦布尔库丘克切克梅杰区齐聚一堂，共同参加传统文化与民俗游戏节。（图源：Karar）
由东突厥斯坦努祖古姆文化与家庭协会（Doğu Türkistan Nuzugum Kültür ve Aile Derneği）青年部在伊斯坦布尔库丘克切克梅杰区（Küçükçekmece）主办的传统民俗游戏与文化节，吸引了超过1500名维吾尔族儿童及其家庭热情参与。协会主席穆奈维尔·厄兹维吾尔（Münevver Özuygur）在活动中明确指出：“让我们的孩子们亲身体验并守护自己的民族文化，正是我们对抗中国同化政策所进行的最切实的斗争。”
东突厥斯坦努祖古姆文化与家庭协会举办此次意义深远的活动，旨在保护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族儿童的民族与宗教认同，并将宝贵的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给后代。在协会青年部的精心组织下，这场在伊斯坦布尔库丘克切克梅杰区举行的儿童与文化节，在各界民众的热烈响应与积极参与中圆满落下帷幕。
图片说明：维吾尔族儿童身穿传统民族服饰在绿茵场上参与传统拔河游戏。（图源：Karar）
去年在泽伊廷布尔努区（Zeytinburnu）举办的同类活动吸引了约1000人参加，而今年在维吾尔族人口聚居的库丘克切克梅杰区举办的这场盛会，参与儿童人数突破了1500人，创下了历史新高。
在对本次活动的主旨以及东突厥斯坦当前局势发表引人深思的讲话时，东突厥斯坦努祖古姆文化与家庭协会主席穆奈维尔·厄兹维吾尔着重强调：传统民俗街头游戏与文化聚会对于身处海外的维吾尔族儿童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生命意义。
图片说明：孩子们在文化节现场热情洋溢地参与民俗集体互动。（图源：Karar）
厄兹维吾尔谈到了户外街头传统游戏对儿童社交与情感发育的重要价值，他在致辞中动情地表示：
“户外民俗游戏对我们的孩子们而言始终具有非凡的价值；让孩子们能够面对面交流沟通、远离社交网络与电子屏幕并自由表达真实情感，这是极其珍贵的。然而，对于维吾尔族儿童而言，这绝非一场普通的游戏娱乐活动，它承载着远为深沉的精神内涵。在东突厥斯坦本土，当局企图彻底斩断我们与民族和宗教认同的一切纽带。为了将我们的孩子们彻底中国化同化，从我们的语言到民俗传统，从民族服饰到饮食文化，所有属于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都在被系统性地抹杀消灭。我们的孩子们被强行关押进集中营与寄宿学校，甚至连说母语的权利都被彻底剥夺。”
图片说明：维吾尔族家长与孩子们在伊斯坦布尔活动现场共同庆祝民族文化传统。（图源：Karar）
厄兹维吾尔进一步指出，在土耳其举办此类活动绝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休闲娱乐，更是一场捍卫民族身份与尊严的坚韧努力。他表示：“面对如此严酷的高压环境，我们与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族孩子们齐聚一堂、传承和弘扬我们的文化，这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同化政策所做出的最直接、最坚决的抗争。去年我们在泽伊廷布尔努接待了大约一千人，今年库丘克切克梅杰区展现出的热烈反响和突破1500人的参与规模，令我们感到无比欣慰与振奋。”
为本次活动提供大力支持的孤儿基金会（Yetimler Vakfı）伊斯坦布尔代表泽赫拉·伊希克（Zehra Işık）也出席了活动，并表示他们始终坚定地与维吾尔族家庭和儿童站在一起。伊希克特别强调了孩子们身着民族传统服饰参加活动、在沉浸式实践中体悟和学习自身文化的重要性，她指出：
图片说明：维吾尔族儿童身穿特色传统服饰在活动现场欢笑交流。（图源：Karar）
“努祖古姆文化与团结协会为了传承东突厥斯坦的文化与传统、将其代代相传给年轻一代而组织了这场意义重大的活动，我们孤儿基金会非常荣幸能够作为兄弟伙伴与大家并肩同行。一个民族守护自身的文化与核心价值，对于留存历史记忆与集体认同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我们深切了解维吾尔族兄弟姐妹们所经受的巨大苦难与挑战；我们将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守护与延续民族认同的全部努力。”
在文化节现场，孩子们身穿色彩鲜艳的东突厥斯坦传统民族服饰，兴高采烈地玩起了各式各样的传统民俗游戏，勾勒出一幅充满活力与温情的生动画面。整场文化节在持续一整天的丰富活动、互动游戏和特色传统美食品尝后，在欢声笑语中圆满结束。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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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逾1500名维吾尔族儿童齐聚一堂：“这场文化节是对抗同化政策的生动斗争”
来源：土耳其主流大报《卡拉尔报》（Karar）
发布时间：2026年8月26日
图片说明：逾1500名维吾尔族儿童与家长在伊斯坦布尔库丘克切克梅杰区齐聚一堂，共同参加传统文化与民俗游戏节。（图源：Karar）
由东突厥斯坦努祖古姆文化与家庭协会（Doğu Türkistan Nuzugum Kültür ve Aile Derneği）青年部在伊斯坦布尔库丘克切克梅杰区（Küçükçekmece）主办的传统民俗游戏与文化节，吸引了超过1500名维吾尔族儿童及其家庭热情参与。协会主席穆奈维尔·厄兹维吾尔（Münevver Özuygur）在活动中明确指出：“让我们的孩子们亲身体验并守护自己的民族文化，正是我们对抗中国同化政策所进行的最切实的斗争。”
东突厥斯坦努祖古姆文化与家庭协会举办此次意义深远的活动，旨在保护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族儿童的民族与宗教认同，并将宝贵的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给后代。在协会青年部的精心组织下，这场在伊斯坦布尔库丘克切克梅杰区举行的儿童与文化节，在各界民众的热烈响应与积极参与中圆满落下帷幕。
图片说明：维吾尔族儿童身穿传统民族服饰在绿茵场上参与传统拔河游戏。（图源：Karar）
去年在泽伊廷布尔努区（Zeytinburnu）举办的同类活动吸引了约1000人参加，而今年在维吾尔族人口聚居的库丘克切克梅杰区举办的这场盛会，参与儿童人数突破了1500人，创下了历史新高。
在对本次活动的主旨以及东突厥斯坦当前局势发表引人深思的讲话时，东突厥斯坦努祖古姆文化与家庭协会主席穆奈维尔·厄兹维吾尔着重强调：传统民俗街头游戏与文化聚会对于身处海外的维吾尔族儿童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生命意义。
图片说明：孩子们在文化节现场热情洋溢地参与民俗集体互动。（图源：Karar）
厄兹维吾尔谈到了户外街头传统游戏对儿童社交与情感发育的重要价值，他在致辞中动情地表示：
“户外民俗游戏对我们的孩子们而言始终具有非凡的价值；让孩子们能够面对面交流沟通、远离社交网络与电子屏幕并自由表达真实情感，这是极其珍贵的。然而，对于维吾尔族儿童而言，这绝非一场普通的游戏娱乐活动，它承载着远为深沉的精神内涵。在东突厥斯坦本土，当局企图彻底斩断我们与民族和宗教认同的一切纽带。为了将我们的孩子们彻底中国化同化，从我们的语言到民俗传统，从民族服饰到饮食文化，所有属于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都在被系统性地抹杀消灭。我们的孩子们被强行关押进集中营与寄宿学校，甚至连说母语的权利都被彻底剥夺。”
图片说明：维吾尔族家长与孩子们在伊斯坦布尔活动现场共同庆祝民族文化传统。（图源：Karar）
厄兹维吾尔进一步指出，在土耳其举办此类活动绝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休闲娱乐，更是一场捍卫民族身份与尊严的坚韧努力。他表示：“面对如此严酷的高压环境，我们与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族孩子们齐聚一堂、传承和弘扬我们的文化，这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同化政策所做出的最直接、最坚决的抗争。去年我们在泽伊廷布尔努接待了大约一千人，今年库丘克切克梅杰区展现出的热烈反响和突破1500人的参与规模，令我们感到无比欣慰与振奋。”
为本次活动提供大力支持的孤儿基金会（Yetimler Vakfı）伊斯坦布尔代表泽赫拉·伊希克（Zehra Işık）也出席了活动，并表示他们始终坚定地与维吾尔族家庭和儿童站在一起。伊希克特别强调了孩子们身着民族传统服饰参加活动、在沉浸式实践中体悟和学习自身文化的重要性，她指出：
图片说明：维吾尔族儿童身穿特色传统服饰在活动现场欢笑交流。（图源：Karar）
“努祖古姆文化与团结协会为了传承东突厥斯坦的文化与传统、将其代代相传给年轻一代而组织了这场意义重大的活动，我们孤儿基金会非常荣幸能够作为兄弟伙伴与大家并肩同行。一个民族守护自身的文化与核心价值，对于留存历史记忆与集体认同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我们深切了解维吾尔族兄弟姐妹们所经受的巨大苦难与挑战；我们将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守护与延续民族认同的全部努力。”
在文化节现场，孩子们身穿色彩鲜艳的东突厥斯坦传统民族服饰，兴高采烈地玩起了各式各样的传统民俗游戏，勾勒出一幅充满活力与温情的生动画面。整场文化节在持续一整天的丰富活动、互动游戏和特色传统美食品尝后，在欢声笑语中圆满结束。
伊斯坦布尔逾1500名维吾尔族儿童齐聚一堂：“这场文化节是对抗同化政策的生动斗争”
来源：土耳其主流大报《卡拉尔报》（Karar）
发布时间：2026年8月26日
图片说明：逾1500名维吾尔族儿童与家长在伊斯坦布尔库丘克切克梅杰区齐聚一堂，共同参加传统文化与民俗游戏节。（图源：Karar）
由东突厥斯坦努祖古姆文化与家庭协会（Doğu Türkistan Nuzugum Kültür ve Aile Derneği）青年部在伊斯坦布尔库丘克切克梅杰区（Küçükçekmece）主办的传统民俗游戏与文化节，吸引了超过1500名维吾尔族儿童及其家庭热情参与。协会主席穆奈维尔·厄兹维吾尔（Münevver Özuygur）在活动中明确指出：“让我们的孩子们亲身体验并守护自己的民族文化，正是我们对抗中国同化政策所进行的最切实的斗争。”
东突厥斯坦努祖古姆文化与家庭协会举办此次意义深远的活动，旨在保护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族儿童的民族与宗教认同，并将宝贵的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给后代。在协会青年部的精心组织下，这场在伊斯坦布尔库丘克切克梅杰区举行的儿童与文化节，在各界民众的热烈响应与积极参与中圆满落下帷幕。
图片说明：维吾尔族儿童身穿传统民族服饰在绿茵场上参与传统拔河游戏。（图源：Karar）
去年在泽伊廷布尔努区（Zeytinburnu）举办的同类活动吸引了约1000人参加，而今年在维吾尔族人口聚居的库丘克切克梅杰区举办的这场盛会，参与儿童人数突破了1500人，创下了历史新高。
在对本次活动的主旨以及东突厥斯坦当前局势发表引人深思的讲话时，东突厥斯坦努祖古姆文化与家庭协会主席穆奈维尔·厄兹维吾尔着重强调：传统民俗街头游戏与文化聚会对于身处海外的维吾尔族儿童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生命意义。
图片说明：孩子们在文化节现场热情洋溢地参与民俗集体互动。（图源：Karar）
厄兹维吾尔谈到了户外街头传统游戏对儿童社交与情感发育的重要价值，他在致辞中动情地表示：
“户外民俗游戏对我们的孩子们而言始终具有非凡的价值；让孩子们能够面对面交流沟通、远离社交网络与电子屏幕并自由表达真实情感，这是极其珍贵的。然而，对于维吾尔族儿童而言，这绝非一场普通的游戏娱乐活动，它承载着远为深沉的精神内涵。在东突厥斯坦本土，当局企图彻底斩断我们与民族和宗教认同的一切纽带。为了将我们的孩子们彻底中国化同化，从我们的语言到民俗传统，从民族服饰到饮食文化，所有属于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都在被系统性地抹杀消灭。我们的孩子们被强行关押进集中营与寄宿学校，甚至连说母语的权利都被彻底剥夺。”
图片说明：维吾尔族家长与孩子们在伊斯坦布尔活动现场共同庆祝民族文化传统。（图源：Karar）
厄兹维吾尔进一步指出，在土耳其举办此类活动绝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休闲娱乐，更是一场捍卫民族身份与尊严的坚韧努力。他表示：“面对如此严酷的高压环境，我们与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族孩子们齐聚一堂、传承和弘扬我们的文化，这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同化政策所做出的最直接、最坚决的抗争。去年我们在泽伊廷布尔努接待了大约一千人，今年库丘克切克梅杰区展现出的热烈反响和突破1500人的参与规模，令我们感到无比欣慰与振奋。”
为本次活动提供大力支持的孤儿基金会（Yetimler Vakfı）伊斯坦布尔代表泽赫拉·伊希克（Zehra Işık）也出席了活动，并表示他们始终坚定地与维吾尔族家庭和儿童站在一起。伊希克特别强调了孩子们身着民族传统服饰参加活动、在沉浸式实践中体悟和学习自身文化的重要性，她指出：
图片说明：维吾尔族儿童身穿特色传统服饰在活动现场欢笑交流。（图源：Karar）
“努祖古姆文化与团结协会为了传承东突厥斯坦的文化与传统、将其代代相传给年轻一代而组织了这场意义重大的活动，我们孤儿基金会非常荣幸能够作为兄弟伙伴与大家并肩同行。一个民族守护自身的文化与核心价值，对于留存历史记忆与集体认同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我们深切了解维吾尔族兄弟姐妹们所经受的巨大苦难与挑战；我们将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守护与延续民族认同的全部努力。”
在文化节现场，孩子们身穿色彩鲜艳的东突厥斯坦传统民族服饰，兴高采烈地玩起了各式各样的传统民俗游戏，勾勒出一幅充满活力与温情的生动画面。整场文化节在持续一整天的丰富活动、互动游戏和特色传统美食品尝后，在欢声笑语中圆满结束。
新疆，是中国共产党实行少数民族文化灭绝政策的试验田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3 次浏览 • 2026-08-26 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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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控制的网络。
中国共产党在维吾尔地区的镇压，通常被人们作为一场区域性的人权危机来进行讨论。然而，它的内涵远不止于此。该地区实际上已经充当了一座实验室，用于测试一种将发展、福利、文化政策、家庭纽带、商业、媒体和警务融为一体的政治控制治理模式。
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绝非仅仅是经济援助；“民族团结”绝非仅仅是对相互尊重的呼吁；“结对认亲”也绝非仅仅是一项社会福利项目。这些都是用于侵入私人生活、收集个人信息、重塑政治认同以及确保对党国体制忠诚的统治工具。
同样的治理逻辑也延伸到了中国国境之外。它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商业网络、友好城市伙伴关系、文化机构、媒体、华文教育、外国汉学家以及海外警务联络机制而在全球范围内运作。
在维吾尔地区内部，这一体系是通过直接的强制力来强制推行的。而在海外，它则是通过组织渗透、渠道准入、经济纽带、政治动员和叙事控制来推进的。两者的推行手段虽有不同，但其政治目的却毫无二致：那就是通过将人际关系转化为国家基础设施，以此无限延伸北京的权力触角。
2024年7月《人民政协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公开阐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从来都不仅是一项纯粹的经济工作。”
这一体系通过干部派驻、国有企业、学校、投资、工业项目、文化交流以及常设行政机构，将中国内地的十九个省市与维吾尔地区紧密绑定在一起。其官方宣称的战略目标是实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一篇文章还引述了习近平关于“文化润疆”的战略论述。官方将其明确解释为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认同以及“人心向背”的战略举措。
这正是该政策的核心本质所在：将经济援助用作换取政治顺从的筹码；教育、文化、就业、基层治理与投资，全部沦为北京试图重塑其统治下民众民族认同的工具。
新华社在2025年关于该地区成立七十周年的报道中，同样大肆赞颂了该地区融入国家整体发展、资源开发、“一带一路”走廊以及欧亚物流大通道的进程。报道高度赞扬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文化融合，以及维吾尔地区与十九个对口援疆省市之间日益深化的紧密联系。
官方的宣传叙事将政治统治精心包装成了一部施恩布惠的温情故事。它将维吾尔家园彻底纳入中国的安全、经济与地缘政治战略版图的行径，美化成了所谓民族和谐的生动证据。
图片说明：习近平在新疆：民族和谐的虚构神话。
这种治理模式在国内最赤裸的表现，就是国家直接将汉族官员强行安插进维吾尔人的家庭之中。
2014年，一份中共官方出版物宣布，到2016年，将有20万名干部通过“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简称“访惠聚”）驻村工作，每人在基层驻扎一年。该运动的明确任务包括改善民生、加强民族团结、管理宗教事务、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宣传教育以及强化基层控制。
同一出版物还详细描述了如何为每家每户建立家庭档案、监控人员流动，并构建一套能够使官员全天候掌握每名居民行踪的严密系统。
随后，这项运动通过“结对认亲”活动进一步升级扩大。主要由汉族构成的官员直接住进维吾尔人家中，与当地家庭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调查报告中详实记录了这一过程：驻家官员被严格要求在维吾尔家庭内部识别并向上汇报所谓的“问题思想”，包括宗教虔诚程度的迹象、未经批准的宗教读物、祈祷行为、着装风格，以及对国家政策哪怕最轻微的不满情绪。
因此，“结对认亲”的实质就是彻底摧毁私人生活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所有界限。中共将人际亲密关系、家庭生活和好客传统，异化成了用于实施国家监控和政治规训的强制性渠道。
北京在海外同样推行着一套平行的统治逻辑：海外华人社区绝不被视为在政治上独立于中国的群体，而是被定义为国家力量在全球的有机延伸。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2024年1月发布的《关于新时代侨务工作的报告》中，明确将侨务工作定性为“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
这种政策定性对于理解北京的全球策略至关重要。海外侨务工作被全面整合进中共的统一战线体系之中。统战部的核心职责，就是通过动员党外群体、非国家组织以及国际网络，来服务于党国的核心政治战略目标。
国务院的上述报告明确要求在海外积极培植“友我力量”；利用地缘、血缘和亲情纽带深化与海外华人的联系；引导海外侨胞在讲好中国故事、维护国家统一、促进中外经贸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026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全球六千多万海外华侨华人称作“宝贵的战略资源”，盛赞他们“心系桑梓”、融通中外，强调要将海外侨胞的力量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新华社在2026年7月发表的另一篇深度报道中，进一步阐明了这种制度逻辑：它将海外侨务工作直接置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核心大局之中，要求海外侨社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
党国体制的立场是极其明确的：海外华人社群构成了中国国家力量在海外的延伸网络，是协助实现地缘政治目标、收集外部信息、引导国际舆论以及压制海外异见声音的重要依托。
海外华人网络被动员起来，绝非仅仅用于一般的商业往来或常规文化交流。它们还被用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背书北京关于维吾尔地区的官方宣传叙事。
《中国日报》（China Daily）在2015年的一篇专题报道中，广泛收集了海外华人商界代表、侨团领袖以及华文媒体负责人的公开发言，他们高度赞扬了中共在维吾尔地区的反恐政策与发展成就，将其描绘为打击极端主义和维护社会繁荣的必要举措。
这种动员在政治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含义：生活在境内的维吾尔人被完全剥夺了公开质疑官方叙事的自由；而生活在海外的侨民网络则被组织起来，在国际舞台上重复并放大党国的宣传话语，从而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出一种广泛支持官方政策的虚假民意表象。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2025年的工作综述中，将涉疆工作、民族政策、宗教事务、侨务工作以及海外统战工作，全部统摄在党领导下的“凝心聚力”大统战格局之中。综述将海外侨务工作描述为捍卫中国“核心利益”、推进民族复兴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维吾尔地区的国内高压治理，与对中国全球国家形象的海外公关运作，绝非彼此割裂的两项政策。它们是同属于党国整体战略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图片说明：作为两座城市合作的一部分，巴塞罗那启动“2026上海之夏”。（图源：X）
“友好城市”外交构成了这一渗透基础设施的另一重要层级。
北京将城市与城市之间、省份与省份之间的结对关系描绘为纯粹的民间友好交往。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这些渠道被系统性地构建成连接外国地方官员、商业协会、文化机构、大学院校、旅游机构以及海外华人社团的制度化网络，用以服务于中国更为广泛的国家战略议程。
中国-西班牙商会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上海与巴塞罗那之间的友好城市关系，为政府间对话、商业市场准入以及西班牙企业在上海的业务扩张提供了重要平台。该商会将自身定位为连接公共权力机构与企业实体的战略桥梁。
表面上使用的是友谊的温情修辞，实质上发挥的则是政治与经济渗透的准入功能。
深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在20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表述得更为直白：它将国际友城关系直接定性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渠道”。文章详细描述了一种“市-区-节点”联动的立体网络模式，通过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的紧密协同，将地方外事部门与企业、港口、机场、学校、医院、文化机构以及科研机构紧密串联在一起。
该官方报道进一步将友城工作描述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搭建经贸投资平台、设立海外创新中心、开展对外文化传播、提供对外援助以及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抓手，并将深圳与巴塞罗那之间的经贸投资往来作为典型案例予以重点推介。
这绝非仅仅是象征性的礼仪外交，而是一种在外国社会和公共机构内部建立长期、稳固渗透渠道的制度化手段。
2017年在海牙举行的中荷友城大会，被明确置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框架下举办。中方代表指出，此次大会释放出两国地方政府将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信号。中国与荷兰的地方政府机构、商界领袖、海外侨团以及文化机构，被全部整合进同一个统战与合作网络之中。
这正是北京在国内推行的“对口援建”逻辑在海外的精确翻版。在维吾尔地区，党利用对口援助机制将一个被统治的边缘区域，与来自中国内地其他省份的行政机构、国企巨头、学校院校和干部队伍牢牢绑定在一起；而在欧洲，它则利用友城外交将外国地方机构与商业网络，紧紧绑定在中国的经济与地缘战略战车之上。
同样的运作逻辑，也清晰体现在中国对其对外援助项目的官方定调之中。
“人民网”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理论文章中明确辩称，对外援助绝非“打肿脸充胖子”的单向施舍。文章公开指出，对外援助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巨大机遇，充当了对外劳务承包工程的先导开拓渠道，并有力带动了中国优势产品、装备与中国技术标准的全面出海。
这一点至关重要：官方频繁使用援助的修辞，是为了将国家权力的扩张与渗透伪装成具有人道主义、纯技术性或互利共赢的善举。而官方自身的历史档案却毫不避讳地承认了对外援助、商业准入、输出中国标准与拓展地缘战略影响力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种底层逻辑与北京在维吾尔地区的统治手段如出一辙：物质层面的利益援助从来都不是政治中立的。它系统性地构建出一种依附与从属关系，强行打开受援方的制度大门与市场准入，并将接收方置于中国国家主导的庞大控制网络之中。
海外“110”报警服务台网络的设立，则集中展现了如何通过“便民服务”的旗号将国家强制权力直接延伸至海外。
2022年1月，福州市公安局正式开通了面向海外福州籍侨胞的“海外110”报警服务台。官方公告将该项目描述为“平安福州”向海外延伸的创新举措，建立了一条由福州公安机关直接受理海外涉侨警情、并可根据需要在国内层层上报至公安部的跨境执法渠道。
这一官方平台仅仅是更为庞大的跨境警务网络的一个局部缩影。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在详尽的调查报告中证实，中国在全球至少五十三国家设立了多达102个海外警察服务站。调查发现充分证据表明，其中部分站点直接参与了绕过所在国正规司法与引渡程序的海外“劝返”秘密行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在深入调查中指出，这些海外警察服务站通常直接挂靠或嵌入在当地的海外华人同乡会及侨团商会之中。其内在逻辑与在维吾尔地区打磨成熟的维稳机制完全一致：提供便民服务是为了获得社会准入；社会准入是为了高效收集情报；而情报的大量掌握最终则是为了实施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
图片说明：中国宣传画中的汉维友谊形象。
北京同时还在积极致力于将外国学者培植为服务于其国际大外宣体系的战略工具。
《中国日报》在2024年12月发表的两篇专题文章中，明确呼吁将外国汉学家视作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资产。其中一篇文章将外国汉学家形象地比喻为播撒在海外“土壤”中的中华文化“种子”，强调要通过精心培育来降低当地环境对中国话语的“排异反应”，呼吁汉学家协助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积极在海外为中国发声。
另一篇文章则针对外国汉学家提出了更加精细的“一人一史”建档跟踪战略。该战略要求系统收集并深入分析外国学者的个人动机、学术履历、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对华认知态度、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反应，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程度。
其明确目标在于建立庞大的学者数据库，精准识别行为模式，研判潜在政治风险，定向投放学术资源，从而精准指导中国的国际传播与统战策略。文章甚至公开要求外国青年汉学家学会运用“中国思维”来理解中国与当代世界。
这根本不是平等的学术交流，而是为了服务于北京对外大外宣叙事而对外国学术权威进行的政治招安与制度化培育。
生活在铁腕统治下的维吾尔人，在长期的切肤之痛中最清楚北京这套政治话语在现实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经济发展”可能意味着剥夺传统生计与强迫同化；“对口援助”可能意味着行政力量与监控体系的全面渗透；“民族团结”可能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对私人家庭生活的蛮横践踏；“便民服务”可能蜕变为全天候的特务监控；“文化润疆”可能意味着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宗教、历史记忆与独特认同的彻底抹杀。在精心编织的繁荣故事背后，掩盖的始终是一整套冷酷运转的高压镇压机器。
正是同一个党国体制，如今正在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友城合作纽带、经贸投资、文化交流、华文媒体、教育渗透、学术招安、对外援助以及跨境警务联络等多元渠道，将其政治影响力不可阻挡地向全球延伸。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毫不掩饰地将这些跨国网络定义为汇聚各方人群、调度战略资源、掌控国际叙事以及聚拢政治效忠的有力武器，全力服务于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全球扩张。
维吾尔地区的遭遇，以最公开、最赤裸、最强制的形式向世人揭示了这一整套治理逻辑的本质运作机制；而在中国国境之外，同样的治理逻辑正在通过地方渠道准入、高度组织化的网络渗透、经济依附绑定、文化合法性伪装以及政治动员手段隐蔽而高效地运转着。
尽管在不同语境下所使用的宣传话语不断变换，但其背后的极权控制体系与政治野心却始终如一。 查看全部
图片说明：控制的网络。
中国共产党在维吾尔地区的镇压，通常被人们作为一场区域性的人权危机来进行讨论。然而，它的内涵远不止于此。该地区实际上已经充当了一座实验室，用于测试一种将发展、福利、文化政策、家庭纽带、商业、媒体和警务融为一体的政治控制治理模式。
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绝非仅仅是经济援助；“民族团结”绝非仅仅是对相互尊重的呼吁；“结对认亲”也绝非仅仅是一项社会福利项目。这些都是用于侵入私人生活、收集个人信息、重塑政治认同以及确保对党国体制忠诚的统治工具。
同样的治理逻辑也延伸到了中国国境之外。它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商业网络、友好城市伙伴关系、文化机构、媒体、华文教育、外国汉学家以及海外警务联络机制而在全球范围内运作。
在维吾尔地区内部，这一体系是通过直接的强制力来强制推行的。而在海外，它则是通过组织渗透、渠道准入、经济纽带、政治动员和叙事控制来推进的。两者的推行手段虽有不同，但其政治目的却毫无二致：那就是通过将人际关系转化为国家基础设施，以此无限延伸北京的权力触角。
2024年7月《人民政协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公开阐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从来都不仅是一项纯粹的经济工作。”
这一体系通过干部派驻、国有企业、学校、投资、工业项目、文化交流以及常设行政机构，将中国内地的十九个省市与维吾尔地区紧密绑定在一起。其官方宣称的战略目标是实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一篇文章还引述了习近平关于“文化润疆”的战略论述。官方将其明确解释为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认同以及“人心向背”的战略举措。
这正是该政策的核心本质所在：将经济援助用作换取政治顺从的筹码；教育、文化、就业、基层治理与投资，全部沦为北京试图重塑其统治下民众民族认同的工具。
新华社在2025年关于该地区成立七十周年的报道中，同样大肆赞颂了该地区融入国家整体发展、资源开发、“一带一路”走廊以及欧亚物流大通道的进程。报道高度赞扬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文化融合，以及维吾尔地区与十九个对口援疆省市之间日益深化的紧密联系。
官方的宣传叙事将政治统治精心包装成了一部施恩布惠的温情故事。它将维吾尔家园彻底纳入中国的安全、经济与地缘政治战略版图的行径，美化成了所谓民族和谐的生动证据。
图片说明：习近平在新疆：民族和谐的虚构神话。
这种治理模式在国内最赤裸的表现，就是国家直接将汉族官员强行安插进维吾尔人的家庭之中。
2014年，一份中共官方出版物宣布，到2016年，将有20万名干部通过“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简称“访惠聚”）驻村工作，每人在基层驻扎一年。该运动的明确任务包括改善民生、加强民族团结、管理宗教事务、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宣传教育以及强化基层控制。
同一出版物还详细描述了如何为每家每户建立家庭档案、监控人员流动，并构建一套能够使官员全天候掌握每名居民行踪的严密系统。
随后，这项运动通过“结对认亲”活动进一步升级扩大。主要由汉族构成的官员直接住进维吾尔人家中，与当地家庭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调查报告中详实记录了这一过程：驻家官员被严格要求在维吾尔家庭内部识别并向上汇报所谓的“问题思想”，包括宗教虔诚程度的迹象、未经批准的宗教读物、祈祷行为、着装风格，以及对国家政策哪怕最轻微的不满情绪。
因此，“结对认亲”的实质就是彻底摧毁私人生活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所有界限。中共将人际亲密关系、家庭生活和好客传统，异化成了用于实施国家监控和政治规训的强制性渠道。
北京在海外同样推行着一套平行的统治逻辑：海外华人社区绝不被视为在政治上独立于中国的群体，而是被定义为国家力量在全球的有机延伸。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2024年1月发布的《关于新时代侨务工作的报告》中，明确将侨务工作定性为“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
这种政策定性对于理解北京的全球策略至关重要。海外侨务工作被全面整合进中共的统一战线体系之中。统战部的核心职责，就是通过动员党外群体、非国家组织以及国际网络，来服务于党国的核心政治战略目标。
国务院的上述报告明确要求在海外积极培植“友我力量”；利用地缘、血缘和亲情纽带深化与海外华人的联系；引导海外侨胞在讲好中国故事、维护国家统一、促进中外经贸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026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全球六千多万海外华侨华人称作“宝贵的战略资源”，盛赞他们“心系桑梓”、融通中外，强调要将海外侨胞的力量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新华社在2026年7月发表的另一篇深度报道中，进一步阐明了这种制度逻辑：它将海外侨务工作直接置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核心大局之中，要求海外侨社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
党国体制的立场是极其明确的：海外华人社群构成了中国国家力量在海外的延伸网络，是协助实现地缘政治目标、收集外部信息、引导国际舆论以及压制海外异见声音的重要依托。
海外华人网络被动员起来，绝非仅仅用于一般的商业往来或常规文化交流。它们还被用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背书北京关于维吾尔地区的官方宣传叙事。
《中国日报》（China Daily）在2015年的一篇专题报道中，广泛收集了海外华人商界代表、侨团领袖以及华文媒体负责人的公开发言，他们高度赞扬了中共在维吾尔地区的反恐政策与发展成就，将其描绘为打击极端主义和维护社会繁荣的必要举措。
这种动员在政治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含义：生活在境内的维吾尔人被完全剥夺了公开质疑官方叙事的自由；而生活在海外的侨民网络则被组织起来，在国际舞台上重复并放大党国的宣传话语，从而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出一种广泛支持官方政策的虚假民意表象。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2025年的工作综述中，将涉疆工作、民族政策、宗教事务、侨务工作以及海外统战工作，全部统摄在党领导下的“凝心聚力”大统战格局之中。综述将海外侨务工作描述为捍卫中国“核心利益”、推进民族复兴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维吾尔地区的国内高压治理，与对中国全球国家形象的海外公关运作，绝非彼此割裂的两项政策。它们是同属于党国整体战略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图片说明：作为两座城市合作的一部分，巴塞罗那启动“2026上海之夏”。（图源：X）
“友好城市”外交构成了这一渗透基础设施的另一重要层级。
北京将城市与城市之间、省份与省份之间的结对关系描绘为纯粹的民间友好交往。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这些渠道被系统性地构建成连接外国地方官员、商业协会、文化机构、大学院校、旅游机构以及海外华人社团的制度化网络，用以服务于中国更为广泛的国家战略议程。
中国-西班牙商会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上海与巴塞罗那之间的友好城市关系，为政府间对话、商业市场准入以及西班牙企业在上海的业务扩张提供了重要平台。该商会将自身定位为连接公共权力机构与企业实体的战略桥梁。
表面上使用的是友谊的温情修辞，实质上发挥的则是政治与经济渗透的准入功能。
深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在20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表述得更为直白：它将国际友城关系直接定性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渠道”。文章详细描述了一种“市-区-节点”联动的立体网络模式，通过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的紧密协同，将地方外事部门与企业、港口、机场、学校、医院、文化机构以及科研机构紧密串联在一起。
该官方报道进一步将友城工作描述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搭建经贸投资平台、设立海外创新中心、开展对外文化传播、提供对外援助以及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抓手，并将深圳与巴塞罗那之间的经贸投资往来作为典型案例予以重点推介。
这绝非仅仅是象征性的礼仪外交，而是一种在外国社会和公共机构内部建立长期、稳固渗透渠道的制度化手段。
2017年在海牙举行的中荷友城大会，被明确置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框架下举办。中方代表指出，此次大会释放出两国地方政府将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信号。中国与荷兰的地方政府机构、商界领袖、海外侨团以及文化机构，被全部整合进同一个统战与合作网络之中。
这正是北京在国内推行的“对口援建”逻辑在海外的精确翻版。在维吾尔地区，党利用对口援助机制将一个被统治的边缘区域，与来自中国内地其他省份的行政机构、国企巨头、学校院校和干部队伍牢牢绑定在一起；而在欧洲，它则利用友城外交将外国地方机构与商业网络，紧紧绑定在中国的经济与地缘战略战车之上。
同样的运作逻辑，也清晰体现在中国对其对外援助项目的官方定调之中。
“人民网”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理论文章中明确辩称，对外援助绝非“打肿脸充胖子”的单向施舍。文章公开指出，对外援助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巨大机遇，充当了对外劳务承包工程的先导开拓渠道，并有力带动了中国优势产品、装备与中国技术标准的全面出海。
这一点至关重要：官方频繁使用援助的修辞，是为了将国家权力的扩张与渗透伪装成具有人道主义、纯技术性或互利共赢的善举。而官方自身的历史档案却毫不避讳地承认了对外援助、商业准入、输出中国标准与拓展地缘战略影响力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种底层逻辑与北京在维吾尔地区的统治手段如出一辙：物质层面的利益援助从来都不是政治中立的。它系统性地构建出一种依附与从属关系，强行打开受援方的制度大门与市场准入，并将接收方置于中国国家主导的庞大控制网络之中。
海外“110”报警服务台网络的设立，则集中展现了如何通过“便民服务”的旗号将国家强制权力直接延伸至海外。
2022年1月，福州市公安局正式开通了面向海外福州籍侨胞的“海外110”报警服务台。官方公告将该项目描述为“平安福州”向海外延伸的创新举措，建立了一条由福州公安机关直接受理海外涉侨警情、并可根据需要在国内层层上报至公安部的跨境执法渠道。
这一官方平台仅仅是更为庞大的跨境警务网络的一个局部缩影。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在详尽的调查报告中证实，中国在全球至少五十三国家设立了多达102个海外警察服务站。调查发现充分证据表明，其中部分站点直接参与了绕过所在国正规司法与引渡程序的海外“劝返”秘密行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在深入调查中指出，这些海外警察服务站通常直接挂靠或嵌入在当地的海外华人同乡会及侨团商会之中。其内在逻辑与在维吾尔地区打磨成熟的维稳机制完全一致：提供便民服务是为了获得社会准入；社会准入是为了高效收集情报；而情报的大量掌握最终则是为了实施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
图片说明：中国宣传画中的汉维友谊形象。
北京同时还在积极致力于将外国学者培植为服务于其国际大外宣体系的战略工具。
《中国日报》在2024年12月发表的两篇专题文章中，明确呼吁将外国汉学家视作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资产。其中一篇文章将外国汉学家形象地比喻为播撒在海外“土壤”中的中华文化“种子”，强调要通过精心培育来降低当地环境对中国话语的“排异反应”，呼吁汉学家协助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积极在海外为中国发声。
另一篇文章则针对外国汉学家提出了更加精细的“一人一史”建档跟踪战略。该战略要求系统收集并深入分析外国学者的个人动机、学术履历、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对华认知态度、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反应，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程度。
其明确目标在于建立庞大的学者数据库，精准识别行为模式，研判潜在政治风险，定向投放学术资源，从而精准指导中国的国际传播与统战策略。文章甚至公开要求外国青年汉学家学会运用“中国思维”来理解中国与当代世界。
这根本不是平等的学术交流，而是为了服务于北京对外大外宣叙事而对外国学术权威进行的政治招安与制度化培育。
生活在铁腕统治下的维吾尔人，在长期的切肤之痛中最清楚北京这套政治话语在现实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经济发展”可能意味着剥夺传统生计与强迫同化；“对口援助”可能意味着行政力量与监控体系的全面渗透；“民族团结”可能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对私人家庭生活的蛮横践踏；“便民服务”可能蜕变为全天候的特务监控；“文化润疆”可能意味着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宗教、历史记忆与独特认同的彻底抹杀。在精心编织的繁荣故事背后，掩盖的始终是一整套冷酷运转的高压镇压机器。
正是同一个党国体制，如今正在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友城合作纽带、经贸投资、文化交流、华文媒体、教育渗透、学术招安、对外援助以及跨境警务联络等多元渠道，将其政治影响力不可阻挡地向全球延伸。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毫不掩饰地将这些跨国网络定义为汇聚各方人群、调度战略资源、掌控国际叙事以及聚拢政治效忠的有力武器，全力服务于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全球扩张。
维吾尔地区的遭遇，以最公开、最赤裸、最强制的形式向世人揭示了这一整套治理逻辑的本质运作机制；而在中国国境之外，同样的治理逻辑正在通过地方渠道准入、高度组织化的网络渗透、经济依附绑定、文化合法性伪装以及政治动员手段隐蔽而高效地运转着。
尽管在不同语境下所使用的宣传话语不断变换，但其背后的极权控制体系与政治野心却始终如一。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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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控制的网络。
中国共产党在维吾尔地区的镇压，通常被人们作为一场区域性的人权危机来进行讨论。然而，它的内涵远不止于此。该地区实际上已经充当了一座实验室，用于测试一种将发展、福利、文化政策、家庭纽带、商业、媒体和警务融为一体的政治控制治理模式。
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绝非仅仅是经济援助；“民族团结”绝非仅仅是对相互尊重的呼吁；“结对认亲”也绝非仅仅是一项社会福利项目。这些都是用于侵入私人生活、收集个人信息、重塑政治认同以及确保对党国体制忠诚的统治工具。
同样的治理逻辑也延伸到了中国国境之外。它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商业网络、友好城市伙伴关系、文化机构、媒体、华文教育、外国汉学家以及海外警务联络机制而在全球范围内运作。
在维吾尔地区内部，这一体系是通过直接的强制力来强制推行的。而在海外，它则是通过组织渗透、渠道准入、经济纽带、政治动员和叙事控制来推进的。两者的推行手段虽有不同，但其政治目的却毫无二致：那就是通过将人际关系转化为国家基础设施，以此无限延伸北京的权力触角。
2024年7月《人民政协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公开阐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从来都不仅是一项纯粹的经济工作。”
这一体系通过干部派驻、国有企业、学校、投资、工业项目、文化交流以及常设行政机构，将中国内地的十九个省市与维吾尔地区紧密绑定在一起。其官方宣称的战略目标是实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一篇文章还引述了习近平关于“文化润疆”的战略论述。官方将其明确解释为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认同以及“人心向背”的战略举措。
这正是该政策的核心本质所在：将经济援助用作换取政治顺从的筹码；教育、文化、就业、基层治理与投资，全部沦为北京试图重塑其统治下民众民族认同的工具。
新华社在2025年关于该地区成立七十周年的报道中，同样大肆赞颂了该地区融入国家整体发展、资源开发、“一带一路”走廊以及欧亚物流大通道的进程。报道高度赞扬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文化融合，以及维吾尔地区与十九个对口援疆省市之间日益深化的紧密联系。
官方的宣传叙事将政治统治精心包装成了一部施恩布惠的温情故事。它将维吾尔家园彻底纳入中国的安全、经济与地缘政治战略版图的行径，美化成了所谓民族和谐的生动证据。
图片说明：习近平在新疆：民族和谐的虚构神话。
这种治理模式在国内最赤裸的表现，就是国家直接将汉族官员强行安插进维吾尔人的家庭之中。
2014年，一份中共官方出版物宣布，到2016年，将有20万名干部通过“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简称“访惠聚”）驻村工作，每人在基层驻扎一年。该运动的明确任务包括改善民生、加强民族团结、管理宗教事务、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宣传教育以及强化基层控制。
同一出版物还详细描述了如何为每家每户建立家庭档案、监控人员流动，并构建一套能够使官员全天候掌握每名居民行踪的严密系统。
随后，这项运动通过“结对认亲”活动进一步升级扩大。主要由汉族构成的官员直接住进维吾尔人家中，与当地家庭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调查报告中详实记录了这一过程：驻家官员被严格要求在维吾尔家庭内部识别并向上汇报所谓的“问题思想”，包括宗教虔诚程度的迹象、未经批准的宗教读物、祈祷行为、着装风格，以及对国家政策哪怕最轻微的不满情绪。
因此，“结对认亲”的实质就是彻底摧毁私人生活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所有界限。中共将人际亲密关系、家庭生活和好客传统，异化成了用于实施国家监控和政治规训的强制性渠道。
北京在海外同样推行着一套平行的统治逻辑：海外华人社区绝不被视为在政治上独立于中国的群体，而是被定义为国家力量在全球的有机延伸。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2024年1月发布的《关于新时代侨务工作的报告》中，明确将侨务工作定性为“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
这种政策定性对于理解北京的全球策略至关重要。海外侨务工作被全面整合进中共的统一战线体系之中。统战部的核心职责，就是通过动员党外群体、非国家组织以及国际网络，来服务于党国的核心政治战略目标。
国务院的上述报告明确要求在海外积极培植“友我力量”；利用地缘、血缘和亲情纽带深化与海外华人的联系；引导海外侨胞在讲好中国故事、维护国家统一、促进中外经贸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026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全球六千多万海外华侨华人称作“宝贵的战略资源”，盛赞他们“心系桑梓”、融通中外，强调要将海外侨胞的力量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新华社在2026年7月发表的另一篇深度报道中，进一步阐明了这种制度逻辑：它将海外侨务工作直接置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核心大局之中，要求海外侨社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
党国体制的立场是极其明确的：海外华人社群构成了中国国家力量在海外的延伸网络，是协助实现地缘政治目标、收集外部信息、引导国际舆论以及压制海外异见声音的重要依托。
海外华人网络被动员起来，绝非仅仅用于一般的商业往来或常规文化交流。它们还被用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背书北京关于维吾尔地区的官方宣传叙事。
《中国日报》（China Daily）在2015年的一篇专题报道中，广泛收集了海外华人商界代表、侨团领袖以及华文媒体负责人的公开发言，他们高度赞扬了中共在维吾尔地区的反恐政策与发展成就，将其描绘为打击极端主义和维护社会繁荣的必要举措。
这种动员在政治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含义：生活在境内的维吾尔人被完全剥夺了公开质疑官方叙事的自由；而生活在海外的侨民网络则被组织起来，在国际舞台上重复并放大党国的宣传话语，从而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出一种广泛支持官方政策的虚假民意表象。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2025年的工作综述中，将涉疆工作、民族政策、宗教事务、侨务工作以及海外统战工作，全部统摄在党领导下的“凝心聚力”大统战格局之中。综述将海外侨务工作描述为捍卫中国“核心利益”、推进民族复兴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维吾尔地区的国内高压治理，与对中国全球国家形象的海外公关运作，绝非彼此割裂的两项政策。它们是同属于党国整体战略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图片说明：作为两座城市合作的一部分，巴塞罗那启动“2026上海之夏”。（图源：X）
“友好城市”外交构成了这一渗透基础设施的另一重要层级。
北京将城市与城市之间、省份与省份之间的结对关系描绘为纯粹的民间友好交往。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这些渠道被系统性地构建成连接外国地方官员、商业协会、文化机构、大学院校、旅游机构以及海外华人社团的制度化网络，用以服务于中国更为广泛的国家战略议程。
中国-西班牙商会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上海与巴塞罗那之间的友好城市关系，为政府间对话、商业市场准入以及西班牙企业在上海的业务扩张提供了重要平台。该商会将自身定位为连接公共权力机构与企业实体的战略桥梁。
表面上使用的是友谊的温情修辞，实质上发挥的则是政治与经济渗透的准入功能。
深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在20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表述得更为直白：它将国际友城关系直接定性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渠道”。文章详细描述了一种“市-区-节点”联动的立体网络模式，通过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的紧密协同，将地方外事部门与企业、港口、机场、学校、医院、文化机构以及科研机构紧密串联在一起。
该官方报道进一步将友城工作描述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搭建经贸投资平台、设立海外创新中心、开展对外文化传播、提供对外援助以及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抓手，并将深圳与巴塞罗那之间的经贸投资往来作为典型案例予以重点推介。
这绝非仅仅是象征性的礼仪外交，而是一种在外国社会和公共机构内部建立长期、稳固渗透渠道的制度化手段。
2017年在海牙举行的中荷友城大会，被明确置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框架下举办。中方代表指出，此次大会释放出两国地方政府将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信号。中国与荷兰的地方政府机构、商界领袖、海外侨团以及文化机构，被全部整合进同一个统战与合作网络之中。
这正是北京在国内推行的“对口援建”逻辑在海外的精确翻版。在维吾尔地区，党利用对口援助机制将一个被统治的边缘区域，与来自中国内地其他省份的行政机构、国企巨头、学校院校和干部队伍牢牢绑定在一起；而在欧洲，它则利用友城外交将外国地方机构与商业网络，紧紧绑定在中国的经济与地缘战略战车之上。
同样的运作逻辑，也清晰体现在中国对其对外援助项目的官方定调之中。
“人民网”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理论文章中明确辩称，对外援助绝非“打肿脸充胖子”的单向施舍。文章公开指出，对外援助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巨大机遇，充当了对外劳务承包工程的先导开拓渠道，并有力带动了中国优势产品、装备与中国技术标准的全面出海。
这一点至关重要：官方频繁使用援助的修辞，是为了将国家权力的扩张与渗透伪装成具有人道主义、纯技术性或互利共赢的善举。而官方自身的历史档案却毫不避讳地承认了对外援助、商业准入、输出中国标准与拓展地缘战略影响力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种底层逻辑与北京在维吾尔地区的统治手段如出一辙：物质层面的利益援助从来都不是政治中立的。它系统性地构建出一种依附与从属关系，强行打开受援方的制度大门与市场准入，并将接收方置于中国国家主导的庞大控制网络之中。
海外“110”报警服务台网络的设立，则集中展现了如何通过“便民服务”的旗号将国家强制权力直接延伸至海外。
2022年1月，福州市公安局正式开通了面向海外福州籍侨胞的“海外110”报警服务台。官方公告将该项目描述为“平安福州”向海外延伸的创新举措，建立了一条由福州公安机关直接受理海外涉侨警情、并可根据需要在国内层层上报至公安部的跨境执法渠道。
这一官方平台仅仅是更为庞大的跨境警务网络的一个局部缩影。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在详尽的调查报告中证实，中国在全球至少五十三国家设立了多达102个海外警察服务站。调查发现充分证据表明，其中部分站点直接参与了绕过所在国正规司法与引渡程序的海外“劝返”秘密行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在深入调查中指出，这些海外警察服务站通常直接挂靠或嵌入在当地的海外华人同乡会及侨团商会之中。其内在逻辑与在维吾尔地区打磨成熟的维稳机制完全一致：提供便民服务是为了获得社会准入；社会准入是为了高效收集情报；而情报的大量掌握最终则是为了实施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
图片说明：中国宣传画中的汉维友谊形象。
北京同时还在积极致力于将外国学者培植为服务于其国际大外宣体系的战略工具。
《中国日报》在2024年12月发表的两篇专题文章中，明确呼吁将外国汉学家视作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资产。其中一篇文章将外国汉学家形象地比喻为播撒在海外“土壤”中的中华文化“种子”，强调要通过精心培育来降低当地环境对中国话语的“排异反应”，呼吁汉学家协助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积极在海外为中国发声。
另一篇文章则针对外国汉学家提出了更加精细的“一人一史”建档跟踪战略。该战略要求系统收集并深入分析外国学者的个人动机、学术履历、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对华认知态度、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反应，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程度。
其明确目标在于建立庞大的学者数据库，精准识别行为模式，研判潜在政治风险，定向投放学术资源，从而精准指导中国的国际传播与统战策略。文章甚至公开要求外国青年汉学家学会运用“中国思维”来理解中国与当代世界。
这根本不是平等的学术交流，而是为了服务于北京对外大外宣叙事而对外国学术权威进行的政治招安与制度化培育。
生活在铁腕统治下的维吾尔人，在长期的切肤之痛中最清楚北京这套政治话语在现实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经济发展”可能意味着剥夺传统生计与强迫同化；“对口援助”可能意味着行政力量与监控体系的全面渗透；“民族团结”可能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对私人家庭生活的蛮横践踏；“便民服务”可能蜕变为全天候的特务监控；“文化润疆”可能意味着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宗教、历史记忆与独特认同的彻底抹杀。在精心编织的繁荣故事背后，掩盖的始终是一整套冷酷运转的高压镇压机器。
正是同一个党国体制，如今正在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友城合作纽带、经贸投资、文化交流、华文媒体、教育渗透、学术招安、对外援助以及跨境警务联络等多元渠道，将其政治影响力不可阻挡地向全球延伸。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毫不掩饰地将这些跨国网络定义为汇聚各方人群、调度战略资源、掌控国际叙事以及聚拢政治效忠的有力武器，全力服务于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全球扩张。
维吾尔地区的遭遇，以最公开、最赤裸、最强制的形式向世人揭示了这一整套治理逻辑的本质运作机制；而在中国国境之外，同样的治理逻辑正在通过地方渠道准入、高度组织化的网络渗透、经济依附绑定、文化合法性伪装以及政治动员手段隐蔽而高效地运转着。
尽管在不同语境下所使用的宣传话语不断变换，但其背后的极权控制体系与政治野心却始终如一。
图片说明：控制的网络。
中国共产党在维吾尔地区的镇压，通常被人们作为一场区域性的人权危机来进行讨论。然而，它的内涵远不止于此。该地区实际上已经充当了一座实验室，用于测试一种将发展、福利、文化政策、家庭纽带、商业、媒体和警务融为一体的政治控制治理模式。
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绝非仅仅是经济援助；“民族团结”绝非仅仅是对相互尊重的呼吁；“结对认亲”也绝非仅仅是一项社会福利项目。这些都是用于侵入私人生活、收集个人信息、重塑政治认同以及确保对党国体制忠诚的统治工具。
同样的治理逻辑也延伸到了中国国境之外。它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商业网络、友好城市伙伴关系、文化机构、媒体、华文教育、外国汉学家以及海外警务联络机制而在全球范围内运作。
在维吾尔地区内部，这一体系是通过直接的强制力来强制推行的。而在海外，它则是通过组织渗透、渠道准入、经济纽带、政治动员和叙事控制来推进的。两者的推行手段虽有不同，但其政治目的却毫无二致：那就是通过将人际关系转化为国家基础设施，以此无限延伸北京的权力触角。
2024年7月《人民政协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公开阐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从来都不仅是一项纯粹的经济工作。”
这一体系通过干部派驻、国有企业、学校、投资、工业项目、文化交流以及常设行政机构，将中国内地的十九个省市与维吾尔地区紧密绑定在一起。其官方宣称的战略目标是实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一篇文章还引述了习近平关于“文化润疆”的战略论述。官方将其明确解释为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认同以及“人心向背”的战略举措。
这正是该政策的核心本质所在：将经济援助用作换取政治顺从的筹码；教育、文化、就业、基层治理与投资，全部沦为北京试图重塑其统治下民众民族认同的工具。
新华社在2025年关于该地区成立七十周年的报道中，同样大肆赞颂了该地区融入国家整体发展、资源开发、“一带一路”走廊以及欧亚物流大通道的进程。报道高度赞扬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文化融合，以及维吾尔地区与十九个对口援疆省市之间日益深化的紧密联系。
官方的宣传叙事将政治统治精心包装成了一部施恩布惠的温情故事。它将维吾尔家园彻底纳入中国的安全、经济与地缘政治战略版图的行径，美化成了所谓民族和谐的生动证据。
图片说明：习近平在新疆：民族和谐的虚构神话。
这种治理模式在国内最赤裸的表现，就是国家直接将汉族官员强行安插进维吾尔人的家庭之中。
2014年，一份中共官方出版物宣布，到2016年，将有20万名干部通过“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简称“访惠聚”）驻村工作，每人在基层驻扎一年。该运动的明确任务包括改善民生、加强民族团结、管理宗教事务、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宣传教育以及强化基层控制。
同一出版物还详细描述了如何为每家每户建立家庭档案、监控人员流动，并构建一套能够使官员全天候掌握每名居民行踪的严密系统。
随后，这项运动通过“结对认亲”活动进一步升级扩大。主要由汉族构成的官员直接住进维吾尔人家中，与当地家庭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调查报告中详实记录了这一过程：驻家官员被严格要求在维吾尔家庭内部识别并向上汇报所谓的“问题思想”，包括宗教虔诚程度的迹象、未经批准的宗教读物、祈祷行为、着装风格，以及对国家政策哪怕最轻微的不满情绪。
因此，“结对认亲”的实质就是彻底摧毁私人生活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所有界限。中共将人际亲密关系、家庭生活和好客传统，异化成了用于实施国家监控和政治规训的强制性渠道。
北京在海外同样推行着一套平行的统治逻辑：海外华人社区绝不被视为在政治上独立于中国的群体，而是被定义为国家力量在全球的有机延伸。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2024年1月发布的《关于新时代侨务工作的报告》中，明确将侨务工作定性为“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
这种政策定性对于理解北京的全球策略至关重要。海外侨务工作被全面整合进中共的统一战线体系之中。统战部的核心职责，就是通过动员党外群体、非国家组织以及国际网络，来服务于党国的核心政治战略目标。
国务院的上述报告明确要求在海外积极培植“友我力量”；利用地缘、血缘和亲情纽带深化与海外华人的联系；引导海外侨胞在讲好中国故事、维护国家统一、促进中外经贸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026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全球六千多万海外华侨华人称作“宝贵的战略资源”，盛赞他们“心系桑梓”、融通中外，强调要将海外侨胞的力量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新华社在2026年7月发表的另一篇深度报道中，进一步阐明了这种制度逻辑：它将海外侨务工作直接置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核心大局之中，要求海外侨社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
党国体制的立场是极其明确的：海外华人社群构成了中国国家力量在海外的延伸网络，是协助实现地缘政治目标、收集外部信息、引导国际舆论以及压制海外异见声音的重要依托。
海外华人网络被动员起来，绝非仅仅用于一般的商业往来或常规文化交流。它们还被用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背书北京关于维吾尔地区的官方宣传叙事。
《中国日报》（China Daily）在2015年的一篇专题报道中，广泛收集了海外华人商界代表、侨团领袖以及华文媒体负责人的公开发言，他们高度赞扬了中共在维吾尔地区的反恐政策与发展成就，将其描绘为打击极端主义和维护社会繁荣的必要举措。
这种动员在政治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含义：生活在境内的维吾尔人被完全剥夺了公开质疑官方叙事的自由；而生活在海外的侨民网络则被组织起来，在国际舞台上重复并放大党国的宣传话语，从而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出一种广泛支持官方政策的虚假民意表象。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2025年的工作综述中，将涉疆工作、民族政策、宗教事务、侨务工作以及海外统战工作，全部统摄在党领导下的“凝心聚力”大统战格局之中。综述将海外侨务工作描述为捍卫中国“核心利益”、推进民族复兴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维吾尔地区的国内高压治理，与对中国全球国家形象的海外公关运作，绝非彼此割裂的两项政策。它们是同属于党国整体战略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图片说明：作为两座城市合作的一部分，巴塞罗那启动“2026上海之夏”。（图源：X）
“友好城市”外交构成了这一渗透基础设施的另一重要层级。
北京将城市与城市之间、省份与省份之间的结对关系描绘为纯粹的民间友好交往。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这些渠道被系统性地构建成连接外国地方官员、商业协会、文化机构、大学院校、旅游机构以及海外华人社团的制度化网络，用以服务于中国更为广泛的国家战略议程。
中国-西班牙商会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上海与巴塞罗那之间的友好城市关系，为政府间对话、商业市场准入以及西班牙企业在上海的业务扩张提供了重要平台。该商会将自身定位为连接公共权力机构与企业实体的战略桥梁。
表面上使用的是友谊的温情修辞，实质上发挥的则是政治与经济渗透的准入功能。
深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在20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表述得更为直白：它将国际友城关系直接定性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渠道”。文章详细描述了一种“市-区-节点”联动的立体网络模式，通过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的紧密协同，将地方外事部门与企业、港口、机场、学校、医院、文化机构以及科研机构紧密串联在一起。
该官方报道进一步将友城工作描述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搭建经贸投资平台、设立海外创新中心、开展对外文化传播、提供对外援助以及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抓手，并将深圳与巴塞罗那之间的经贸投资往来作为典型案例予以重点推介。
这绝非仅仅是象征性的礼仪外交，而是一种在外国社会和公共机构内部建立长期、稳固渗透渠道的制度化手段。
2017年在海牙举行的中荷友城大会，被明确置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框架下举办。中方代表指出，此次大会释放出两国地方政府将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信号。中国与荷兰的地方政府机构、商界领袖、海外侨团以及文化机构，被全部整合进同一个统战与合作网络之中。
这正是北京在国内推行的“对口援建”逻辑在海外的精确翻版。在维吾尔地区，党利用对口援助机制将一个被统治的边缘区域，与来自中国内地其他省份的行政机构、国企巨头、学校院校和干部队伍牢牢绑定在一起；而在欧洲，它则利用友城外交将外国地方机构与商业网络，紧紧绑定在中国的经济与地缘战略战车之上。
同样的运作逻辑，也清晰体现在中国对其对外援助项目的官方定调之中。
“人民网”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理论文章中明确辩称，对外援助绝非“打肿脸充胖子”的单向施舍。文章公开指出，对外援助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巨大机遇，充当了对外劳务承包工程的先导开拓渠道，并有力带动了中国优势产品、装备与中国技术标准的全面出海。
这一点至关重要：官方频繁使用援助的修辞，是为了将国家权力的扩张与渗透伪装成具有人道主义、纯技术性或互利共赢的善举。而官方自身的历史档案却毫不避讳地承认了对外援助、商业准入、输出中国标准与拓展地缘战略影响力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种底层逻辑与北京在维吾尔地区的统治手段如出一辙：物质层面的利益援助从来都不是政治中立的。它系统性地构建出一种依附与从属关系，强行打开受援方的制度大门与市场准入，并将接收方置于中国国家主导的庞大控制网络之中。
海外“110”报警服务台网络的设立，则集中展现了如何通过“便民服务”的旗号将国家强制权力直接延伸至海外。
2022年1月，福州市公安局正式开通了面向海外福州籍侨胞的“海外110”报警服务台。官方公告将该项目描述为“平安福州”向海外延伸的创新举措，建立了一条由福州公安机关直接受理海外涉侨警情、并可根据需要在国内层层上报至公安部的跨境执法渠道。
这一官方平台仅仅是更为庞大的跨境警务网络的一个局部缩影。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在详尽的调查报告中证实，中国在全球至少五十三国家设立了多达102个海外警察服务站。调查发现充分证据表明，其中部分站点直接参与了绕过所在国正规司法与引渡程序的海外“劝返”秘密行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在深入调查中指出，这些海外警察服务站通常直接挂靠或嵌入在当地的海外华人同乡会及侨团商会之中。其内在逻辑与在维吾尔地区打磨成熟的维稳机制完全一致：提供便民服务是为了获得社会准入；社会准入是为了高效收集情报；而情报的大量掌握最终则是为了实施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
图片说明：中国宣传画中的汉维友谊形象。
北京同时还在积极致力于将外国学者培植为服务于其国际大外宣体系的战略工具。
《中国日报》在2024年12月发表的两篇专题文章中，明确呼吁将外国汉学家视作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资产。其中一篇文章将外国汉学家形象地比喻为播撒在海外“土壤”中的中华文化“种子”，强调要通过精心培育来降低当地环境对中国话语的“排异反应”，呼吁汉学家协助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积极在海外为中国发声。
另一篇文章则针对外国汉学家提出了更加精细的“一人一史”建档跟踪战略。该战略要求系统收集并深入分析外国学者的个人动机、学术履历、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对华认知态度、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反应，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程度。
其明确目标在于建立庞大的学者数据库，精准识别行为模式，研判潜在政治风险，定向投放学术资源，从而精准指导中国的国际传播与统战策略。文章甚至公开要求外国青年汉学家学会运用“中国思维”来理解中国与当代世界。
这根本不是平等的学术交流，而是为了服务于北京对外大外宣叙事而对外国学术权威进行的政治招安与制度化培育。
生活在铁腕统治下的维吾尔人，在长期的切肤之痛中最清楚北京这套政治话语在现实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经济发展”可能意味着剥夺传统生计与强迫同化；“对口援助”可能意味着行政力量与监控体系的全面渗透；“民族团结”可能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对私人家庭生活的蛮横践踏；“便民服务”可能蜕变为全天候的特务监控；“文化润疆”可能意味着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宗教、历史记忆与独特认同的彻底抹杀。在精心编织的繁荣故事背后，掩盖的始终是一整套冷酷运转的高压镇压机器。
正是同一个党国体制，如今正在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友城合作纽带、经贸投资、文化交流、华文媒体、教育渗透、学术招安、对外援助以及跨境警务联络等多元渠道，将其政治影响力不可阻挡地向全球延伸。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毫不掩饰地将这些跨国网络定义为汇聚各方人群、调度战略资源、掌控国际叙事以及聚拢政治效忠的有力武器，全力服务于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全球扩张。
维吾尔地区的遭遇，以最公开、最赤裸、最强制的形式向世人揭示了这一整套治理逻辑的本质运作机制；而在中国国境之外，同样的治理逻辑正在通过地方渠道准入、高度组织化的网络渗透、经济依附绑定、文化合法性伪装以及政治动员手段隐蔽而高效地运转着。
尽管在不同语境下所使用的宣传话语不断变换，但其背后的极权控制体系与政治野心却始终如一。
现场视频曝光：新疆乌苏市派出所内张贴“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引发强制同化关切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97 次浏览 • 2026-08-21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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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视频曝光：乌鲁木齐派出所内张贴“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引发强制同化关切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多力昆·伊萨（Dolkun Isa）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来自新疆乌苏市基层派出所的现场实拍视频，记录了当地在基层执法机构全面推行语言管控的真实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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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乌苏市某派出所内部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的“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
派出所窗口明确指令：“讲国语，说普通话”
多力昆·伊萨指出，这是观察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新疆）推行同化政策的一个极其触目惊心的真实微观窗口。
现场视频清晰显示，位于乌苏市的一家派出所内部办事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着明确的指令性标语：“讲国语，说普通话。”
新《民族团结法》下的制度化同化与母语空间压缩
多力昆·伊萨在推文中深入分析道，这段现场画面与事实，极其直观地向国际社会揭示了于 2026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施行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现实基层的具体执行面貌：
“这标志着在所谓的‘民族团结’旗号下，加速推进同化政策的进一步制度化落地，其根本目标正是针对维吾尔人的语言、文化与民族身份认同。”
国家机器主导的强制性同化政策
多力昆·伊萨强调：“当维吾尔人甚至在走进派出所等基层公共与执法办事机构时，都被明令限制必须讲哪种语言、被强制剥夺使用自己母语交流的权利，这早已绝非普通的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政策——而是由国家机器强力推行的国家级强制同化。”
在推文最后，多力昆·伊萨郑重指出：“维吾尔语言是我们民族身份认同、深厚文化底蕴与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绝不容被抹除。” 查看全部
现场视频曝光：乌鲁木齐派出所内张贴“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引发强制同化关切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多力昆·伊萨（Dolkun Isa）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来自新疆乌苏市基层派出所的现场实拍视频，记录了当地在基层执法机构全面推行语言管控的真实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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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乌苏市某派出所内部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的“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
派出所窗口明确指令：“讲国语，说普通话”
多力昆·伊萨指出，这是观察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新疆）推行同化政策的一个极其触目惊心的真实微观窗口。
现场视频清晰显示，位于乌苏市的一家派出所内部办事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着明确的指令性标语：“讲国语，说普通话。”
新《民族团结法》下的制度化同化与母语空间压缩
多力昆·伊萨在推文中深入分析道，这段现场画面与事实，极其直观地向国际社会揭示了于 2026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施行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现实基层的具体执行面貌：
“这标志着在所谓的‘民族团结’旗号下，加速推进同化政策的进一步制度化落地，其根本目标正是针对维吾尔人的语言、文化与民族身份认同。”
国家机器主导的强制性同化政策
多力昆·伊萨强调：“当维吾尔人甚至在走进派出所等基层公共与执法办事机构时，都被明令限制必须讲哪种语言、被强制剥夺使用自己母语交流的权利，这早已绝非普通的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政策——而是由国家机器强力推行的国家级强制同化。”
在推文最后，多力昆·伊萨郑重指出：“维吾尔语言是我们民族身份认同、深厚文化底蕴与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绝不容被抹除。”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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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视频曝光：乌鲁木齐派出所内张贴“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引发强制同化关切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多力昆·伊萨（Dolkun Isa）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来自新疆乌苏市基层派出所的现场实拍视频，记录了当地在基层执法机构全面推行语言管控的真实一幕。
图片说明：乌苏市某派出所内部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的“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
派出所窗口明确指令：“讲国语，说普通话”
多力昆·伊萨指出，这是观察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新疆）推行同化政策的一个极其触目惊心的真实微观窗口。
现场视频清晰显示，位于乌苏市的一家派出所内部办事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着明确的指令性标语：“讲国语，说普通话。”
新《民族团结法》下的制度化同化与母语空间压缩
多力昆·伊萨在推文中深入分析道，这段现场画面与事实，极其直观地向国际社会揭示了于 2026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施行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现实基层的具体执行面貌：
“这标志着在所谓的‘民族团结’旗号下，加速推进同化政策的进一步制度化落地，其根本目标正是针对维吾尔人的语言、文化与民族身份认同。”
国家机器主导的强制性同化政策
多力昆·伊萨强调：“当维吾尔人甚至在走进派出所等基层公共与执法办事机构时，都被明令限制必须讲哪种语言、被强制剥夺使用自己母语交流的权利，这早已绝非普通的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政策——而是由国家机器强力推行的国家级强制同化。”
在推文最后，多力昆·伊萨郑重指出：“维吾尔语言是我们民族身份认同、深厚文化底蕴与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绝不容被抹除。”
现场视频曝光：乌鲁木齐派出所内张贴“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引发强制同化关切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多力昆·伊萨（Dolkun Isa）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来自新疆乌苏市基层派出所的现场实拍视频，记录了当地在基层执法机构全面推行语言管控的真实一幕。
图片说明：乌苏市某派出所内部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的“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
派出所窗口明确指令：“讲国语，说普通话”
多力昆·伊萨指出，这是观察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新疆）推行同化政策的一个极其触目惊心的真实微观窗口。
现场视频清晰显示，位于乌苏市的一家派出所内部办事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着明确的指令性标语：“讲国语，说普通话。”
新《民族团结法》下的制度化同化与母语空间压缩
多力昆·伊萨在推文中深入分析道，这段现场画面与事实，极其直观地向国际社会揭示了于 2026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施行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现实基层的具体执行面貌：
“这标志着在所谓的‘民族团结’旗号下，加速推进同化政策的进一步制度化落地，其根本目标正是针对维吾尔人的语言、文化与民族身份认同。”
国家机器主导的强制性同化政策
多力昆·伊萨强调：“当维吾尔人甚至在走进派出所等基层公共与执法办事机构时，都被明令限制必须讲哪种语言、被强制剥夺使用自己母语交流的权利，这早已绝非普通的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政策——而是由国家机器强力推行的国家级强制同化。”
在推文最后，多力昆·伊萨郑重指出：“维吾尔语言是我们民族身份认同、深厚文化底蕴与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绝不容被抹除。”
第十一届伊斯坦布尔国际阿拉伯语书展：维吾尔主题出版物与专题研讨会引发广泛关注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95 次浏览 • 2026-08-21 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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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伊斯坦布尔国际阿拉伯语书展：维吾尔主题出版物与专题研讨会引发广泛关注
2026 年 8 月 21 日，正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 11 届国际阿拉伯语书展（Uluslararası Arapça Kitap Fuarı）迎来第四天日程。当天傍晚，由独立电视台（İstiqlal TV）牵头主办的一场专题研讨座谈会顺利举行，会议重点围绕新疆当前最新局势、官方治理政策以及人权现状展开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东突厥斯坦学者联盟、维吾尔科学与文明研究基金会、东突厥斯坦人权观察协会以及突厥斯坦图书馆等多家机构代表共同出席了本次会议。
图片说明：伊斯坦布尔叶尼卡皮第 11 届国际阿拉伯语书展专题研讨会现场。
书展特设“真相与受限媒体之间”专题论坛
在由 İstiqlal TV 策划主办的专题论坛上，与会学者和媒体人深入探讨了新闻媒体在将维吾尔议题推向国际公共舆论场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论坛重点对比并剖析了信息自由流通与媒体严格受限之间所产生的巨大认知差距及其对国际社会的深远影响。
阿卜杜勒瓦里斯·阿卜杜勒哈利克系统综述当前局势
在会议上首先发言的 İstiqlal TV 总经理阿卜杜勒瓦里斯·阿卜杜勒哈利克（Abdulvaris Abdulhalik），对新疆当前的整体局势进行了系统评估。阿卜杜勒哈利克深入阐述了当地强硬管控政策的历史背景，并特别强调：准确理解侵犯人权的严峻现实、并以客观真实的方式向全世界传播真相，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图片说明：多位学者与媒体代表在专题论坛上就涉疆信息传播发表见解。
向伊斯兰世界发出强烈呼吁：提供道义与实质支持至关重要
第九频道（Kanal 9）节目总监哈立德·谢里夫（Halid Şerif）在发言中着重强调：整个伊斯兰世界必须在维吾尔议题上提供坚定的道义支持与实质性援助。谢里夫指出，这一议题绝不仅仅是某一个特定群体的孤立诉求，更是检验整个人类社会与伊斯兰世界共同良知的试金石。
媒体的关键角色与多语种传播策略
İstiqlal TV 阿拉伯语播音协调人兼资深主持人贾瓦德·阿布·埃米尔（Cevad Ebu Emir）指出，必须采用精准、专业且有效的方法，将新疆的真实发展动态传递给不同语言社群与不同国家公众。阿布·埃米尔表示，媒体工作者必须在专业翻译、精准背景铺垫以及权威信源引用等核心能力上持续提升，这样才能显著增强新闻信息的传播力与公信力。
图片说明：国际阿拉伯语书展展位上陈列的维吾尔历史文化与人权专著。
阿拉伯语专著亮相展会引发热烈反响
在伊斯坦布尔叶尼卡皮欧亚演艺与艺术中心（Yenikapı Avrasya Gösteri ve Sanat Merkezi）举办的本次大型书展中，现场展出的一系列阿拉伯语图书与学术专著受到了国际观展者的广泛关注与浓厚兴趣。多家知名阿拉伯出版社在各自展位上集中陈列了关于维吾尔历史、文化与人权现状的专著，这极大地提升了该议题在广大阿拉伯语受众群体中的曝光度与影响力。
在书展期间展出的丰富文献与举办的系列研讨活动，对于推动涉疆议题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舆论场具有重要积极意义。这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与出版交流，也将持续推动全球公众对相关议题的深入思考。 查看全部
第十一届伊斯坦布尔国际阿拉伯语书展：维吾尔主题出版物与专题研讨会引发广泛关注
2026 年 8 月 21 日，正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 11 届国际阿拉伯语书展（Uluslararası Arapça Kitap Fuarı）迎来第四天日程。当天傍晚，由独立电视台（İstiqlal TV）牵头主办的一场专题研讨座谈会顺利举行，会议重点围绕新疆当前最新局势、官方治理政策以及人权现状展开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东突厥斯坦学者联盟、维吾尔科学与文明研究基金会、东突厥斯坦人权观察协会以及突厥斯坦图书馆等多家机构代表共同出席了本次会议。
图片说明：伊斯坦布尔叶尼卡皮第 11 届国际阿拉伯语书展专题研讨会现场。
书展特设“真相与受限媒体之间”专题论坛
在由 İstiqlal TV 策划主办的专题论坛上，与会学者和媒体人深入探讨了新闻媒体在将维吾尔议题推向国际公共舆论场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论坛重点对比并剖析了信息自由流通与媒体严格受限之间所产生的巨大认知差距及其对国际社会的深远影响。
阿卜杜勒瓦里斯·阿卜杜勒哈利克系统综述当前局势
在会议上首先发言的 İstiqlal TV 总经理阿卜杜勒瓦里斯·阿卜杜勒哈利克（Abdulvaris Abdulhalik），对新疆当前的整体局势进行了系统评估。阿卜杜勒哈利克深入阐述了当地强硬管控政策的历史背景，并特别强调：准确理解侵犯人权的严峻现实、并以客观真实的方式向全世界传播真相，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图片说明：多位学者与媒体代表在专题论坛上就涉疆信息传播发表见解。
向伊斯兰世界发出强烈呼吁：提供道义与实质支持至关重要
第九频道（Kanal 9）节目总监哈立德·谢里夫（Halid Şerif）在发言中着重强调：整个伊斯兰世界必须在维吾尔议题上提供坚定的道义支持与实质性援助。谢里夫指出，这一议题绝不仅仅是某一个特定群体的孤立诉求，更是检验整个人类社会与伊斯兰世界共同良知的试金石。
媒体的关键角色与多语种传播策略
İstiqlal TV 阿拉伯语播音协调人兼资深主持人贾瓦德·阿布·埃米尔（Cevad Ebu Emir）指出，必须采用精准、专业且有效的方法，将新疆的真实发展动态传递给不同语言社群与不同国家公众。阿布·埃米尔表示，媒体工作者必须在专业翻译、精准背景铺垫以及权威信源引用等核心能力上持续提升，这样才能显著增强新闻信息的传播力与公信力。
图片说明：国际阿拉伯语书展展位上陈列的维吾尔历史文化与人权专著。
阿拉伯语专著亮相展会引发热烈反响
在伊斯坦布尔叶尼卡皮欧亚演艺与艺术中心（Yenikapı Avrasya Gösteri ve Sanat Merkezi）举办的本次大型书展中，现场展出的一系列阿拉伯语图书与学术专著受到了国际观展者的广泛关注与浓厚兴趣。多家知名阿拉伯出版社在各自展位上集中陈列了关于维吾尔历史、文化与人权现状的专著，这极大地提升了该议题在广大阿拉伯语受众群体中的曝光度与影响力。
在书展期间展出的丰富文献与举办的系列研讨活动，对于推动涉疆议题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舆论场具有重要积极意义。这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与出版交流，也将持续推动全球公众对相关议题的深入思考。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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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伊斯坦布尔国际阿拉伯语书展：维吾尔主题出版物与专题研讨会引发广泛关注
2026 年 8 月 21 日，正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 11 届国际阿拉伯语书展（Uluslararası Arapça Kitap Fuarı）迎来第四天日程。当天傍晚，由独立电视台（İstiqlal TV）牵头主办的一场专题研讨座谈会顺利举行，会议重点围绕新疆当前最新局势、官方治理政策以及人权现状展开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东突厥斯坦学者联盟、维吾尔科学与文明研究基金会、东突厥斯坦人权观察协会以及突厥斯坦图书馆等多家机构代表共同出席了本次会议。
图片说明：伊斯坦布尔叶尼卡皮第 11 届国际阿拉伯语书展专题研讨会现场。
书展特设“真相与受限媒体之间”专题论坛
在由 İstiqlal TV 策划主办的专题论坛上，与会学者和媒体人深入探讨了新闻媒体在将维吾尔议题推向国际公共舆论场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论坛重点对比并剖析了信息自由流通与媒体严格受限之间所产生的巨大认知差距及其对国际社会的深远影响。
阿卜杜勒瓦里斯·阿卜杜勒哈利克系统综述当前局势
在会议上首先发言的 İstiqlal TV 总经理阿卜杜勒瓦里斯·阿卜杜勒哈利克（Abdulvaris Abdulhalik），对新疆当前的整体局势进行了系统评估。阿卜杜勒哈利克深入阐述了当地强硬管控政策的历史背景，并特别强调：准确理解侵犯人权的严峻现实、并以客观真实的方式向全世界传播真相，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图片说明：多位学者与媒体代表在专题论坛上就涉疆信息传播发表见解。
向伊斯兰世界发出强烈呼吁：提供道义与实质支持至关重要
第九频道（Kanal 9）节目总监哈立德·谢里夫（Halid Şerif）在发言中着重强调：整个伊斯兰世界必须在维吾尔议题上提供坚定的道义支持与实质性援助。谢里夫指出，这一议题绝不仅仅是某一个特定群体的孤立诉求，更是检验整个人类社会与伊斯兰世界共同良知的试金石。
媒体的关键角色与多语种传播策略
İstiqlal TV 阿拉伯语播音协调人兼资深主持人贾瓦德·阿布·埃米尔（Cevad Ebu Emir）指出，必须采用精准、专业且有效的方法，将新疆的真实发展动态传递给不同语言社群与不同国家公众。阿布·埃米尔表示，媒体工作者必须在专业翻译、精准背景铺垫以及权威信源引用等核心能力上持续提升，这样才能显著增强新闻信息的传播力与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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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语专著亮相展会引发热烈反响
在伊斯坦布尔叶尼卡皮欧亚演艺与艺术中心（Yenikapı Avrasya Gösteri ve Sanat Merkezi）举办的本次大型书展中，现场展出的一系列阿拉伯语图书与学术专著受到了国际观展者的广泛关注与浓厚兴趣。多家知名阿拉伯出版社在各自展位上集中陈列了关于维吾尔历史、文化与人权现状的专著，这极大地提升了该议题在广大阿拉伯语受众群体中的曝光度与影响力。
在书展期间展出的丰富文献与举办的系列研讨活动，对于推动涉疆议题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舆论场具有重要积极意义。这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与出版交流，也将持续推动全球公众对相关议题的深入思考。
第十一届伊斯坦布尔国际阿拉伯语书展：维吾尔主题出版物与专题研讨会引发广泛关注
2026 年 8 月 21 日，正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 11 届国际阿拉伯语书展（Uluslararası Arapça Kitap Fuarı）迎来第四天日程。当天傍晚，由独立电视台（İstiqlal TV）牵头主办的一场专题研讨座谈会顺利举行，会议重点围绕新疆当前最新局势、官方治理政策以及人权现状展开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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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勒瓦里斯·阿卜杜勒哈利克系统综述当前局势
在会议上首先发言的 İstiqlal TV 总经理阿卜杜勒瓦里斯·阿卜杜勒哈利克（Abdulvaris Abdulhalik），对新疆当前的整体局势进行了系统评估。阿卜杜勒哈利克深入阐述了当地强硬管控政策的历史背景，并特别强调：准确理解侵犯人权的严峻现实、并以客观真实的方式向全世界传播真相，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图片说明：多位学者与媒体代表在专题论坛上就涉疆信息传播发表见解。
向伊斯兰世界发出强烈呼吁：提供道义与实质支持至关重要
第九频道（Kanal 9）节目总监哈立德·谢里夫（Halid Şerif）在发言中着重强调：整个伊斯兰世界必须在维吾尔议题上提供坚定的道义支持与实质性援助。谢里夫指出，这一议题绝不仅仅是某一个特定群体的孤立诉求，更是检验整个人类社会与伊斯兰世界共同良知的试金石。
媒体的关键角色与多语种传播策略
İstiqlal TV 阿拉伯语播音协调人兼资深主持人贾瓦德·阿布·埃米尔（Cevad Ebu Emir）指出，必须采用精准、专业且有效的方法，将新疆的真实发展动态传递给不同语言社群与不同国家公众。阿布·埃米尔表示，媒体工作者必须在专业翻译、精准背景铺垫以及权威信源引用等核心能力上持续提升，这样才能显著增强新闻信息的传播力与公信力。
图片说明：国际阿拉伯语书展展位上陈列的维吾尔历史文化与人权专著。
阿拉伯语专著亮相展会引发热烈反响
在伊斯坦布尔叶尼卡皮欧亚演艺与艺术中心（Yenikapı Avrasya Gösteri ve Sanat Merkezi）举办的本次大型书展中，现场展出的一系列阿拉伯语图书与学术专著受到了国际观展者的广泛关注与浓厚兴趣。多家知名阿拉伯出版社在各自展位上集中陈列了关于维吾尔历史、文化与人权现状的专著，这极大地提升了该议题在广大阿拉伯语受众群体中的曝光度与影响力。
在书展期间展出的丰富文献与举办的系列研讨活动，对于推动涉疆议题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舆论场具有重要积极意义。这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与出版交流，也将持续推动全球公众对相关议题的深入思考。
高志凯深度专访：中国应当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并实行人民币统一结算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8 次浏览 • 2026-08-21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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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凯深度专访：中国应当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并实行人民币统一结算
【观察者网专栏作家、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志凯接受深度专访，系统阐述利用稀土战略王牌反制美西方涉疆制裁的开创性构想】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7 月下旬，美国出台了针对所谓“强迫劳动”的 301 关税以及扩大的《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实体清单等一系列打压措施，并向 60 个贸易伙伴施压，要求其按照美国制定的标准设立进口禁令，否则将面临惩罚性关税。在您看来，美国为何选择在临近中期选举的关键节点再次大肆炒作新疆议题？美国是否正在将原本针对新疆的特定工具，演变为针对中国全产业链的制度性经贸武器？
高志凯：
首先，针对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死死抓住新疆问题不放，持续对中国进行抹黑、歪曲、造谣和各种敌对行径，我想再次提出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性建议：鉴于稀土对于全球高科技产业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以及中国稀土出口在国际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我郑重建议国家正式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对全国所有的稀土出口业务实行统筹统一管理。
为什么必须这么做？
中国稀土产业链非常庞大且极为复杂。国内众多稀土生产加工企业并不属于中央直属国企，有些甚至也不是地方国有企业，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民营企业，产业网络覆盖极为广泛。在过去的出口流程中，市场经营主体繁多、出口渠道多元复杂，容易产生管理上的漏洞，同时也容易被外部敌对势力钻空子。
因此，我建议必须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这家公司不一定必须是中央央企，甚至不一定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国企，但关键在于它必须承担起代表国家对稀土出口实行统一定价、统一配额、统一审批和统一管理的战略职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也是整套反制方案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一环：**我建议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法定总部设立在中国新疆**。
图片说明：中国西北新疆富蕴县可可托海三号稀土矿坑全景。
大家看看美国在 7 月 31 日所采取的恶劣行径：美国紧盯着新疆问题不放，捏造各种荒谬借口，全面禁止进口产自新疆的番茄酱、棉花、服装鞋帽、纺织品、多晶硅矿产及机械设备等各类产品。
既然美国一意孤行、无理取闹、肆意颠倒黑白，那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合情合法的对等反制措施：美西方国家的高端制造和军工产业不是极度依赖中国的稀土吗？如果你认为自己具备采购资格，并能顺利获得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的合规审批，那么欢迎你来洽谈采购业务。
但是，你们必须到哪里来谈？不是去上海，也不是去深圳或广州，而是**必须统一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商务谈判达成后，所有的采购合同必须统一与注册并常驻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正式签署。与此同时，所有出口稀土产品的外包装上，都必须堂堂正正、醒目清晰地印上“中国新疆”字样！
不仅如此，在采购中国稀土时，付款结算方式必须且只能使用人民币。我们坚决不接受美元、日元、欧元或任何其他西方货币，一律只收人民币！作为一名学者，我始终坚信这是一个极具战略智慧和可操作性的绝佳反制方案，因此我一直持续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真考虑并采纳这一构想。
为什么这一方案在现实中完全具备可行性？
首先，它能从根本上强化国家对战略稀土资源的统一出口管理，这本身就关乎国家核心利益。
其次，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总部设在新疆，正好可以借此让全世界看清楚：那些成天叫嚣着要全面抵制所谓“新疆制造”的西方国家和跨国企业，在面临自身产业生死攸关的稀土资源时，究竟敢不敢因为稀土出自新疆而拒绝采购？
我敢断定，为了拿到维持其高科技运转所必需的稀土，他们就算用爬的，也得爬到新疆来谈！即便你百般阻拦，他们也会削尖了脑袋非签不可。为了买到中国稀土，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把手中的美元、欧元和日元兑换成人民币来付款。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用更大的战略智慧、更大的胆魄和更高超的跨部门统筹能力，来打赢这场经贸博弈？
这样一来，我们一方面真正把国家稀土出口命脉管好、管严；另一方面，也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彻底粉碎美国相关部门在 7 月 31 日出台的涉疆制裁法案。
无论美国怎么折腾，无论其他西方政客如何叫嚣，我们的应对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口头抗议。中国如今国力日益强盛，我们完全应该拥有更多智慧、更大气魄和更坚定的决心，出台让对方真正感受到切肤之痛、让其明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实质性举措。
图片说明：科研人员展示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从月球背面带回的珍贵月壤样本。
这就像 2024 年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成功降落月球背面并带回珍贵的月壤样本后，美国航天机构迫切希望能分享获取中国的月壤。当时我们就完全可以说：美国国会自己白纸黑字通过了《沃尔夫条款》，明文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与中国开展任何航天合作。既然美国想要中国的月壤，那就必须美国自己先修改国内法、撤销相关限制。这是美国自己立法绑住了自己的手脚。
如今在新疆经贸议题上，美西方给我们提供了完全相同的反制良机。
因此，我再次强烈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尽快研究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不管是美国企业、日本企业，还是欧洲企业，只要自认为符合资质，统统请到乌鲁木齐来谈。所有出口统筹经由新疆总公司办理，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胆量拒买中国稀土。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和严谨研判，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胆量。
到头来，他们只能自打嘴巴，并被迫吞下苦果——不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其他西方政客，长期在新疆问题上借题发挥，第一根本动摇不了中国的原则立场，第二只会让自己深陷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根本解决不了自身的供应链危机。
图片说明：高志凯在半岛电视台《正面交锋》与《底线》等栏目就国际大势与中国外交政策展开激烈辩论。
国际舆论交锋与涉疆历史真相
这么多年来，在各种国际多边舞台上，我同西方主流媒体和智库进行了无数次正面的激辩与交锋，用大家的话说，我早已经“身中数弹、弹痕累累”。
但我依然坚持在国际讲坛上同他们坚决斗争，因为我们必须把事实真相向国际社会讲清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的维吾尔族同胞是我们休戚与共的骨肉兄弟姐妹。任何国家都绝不要抱有能把新疆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的任何幻想，那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新疆的内部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新疆治理好、发展好，根本轮不到任何外部势力横加指责、指手画脚。
在我看来，美国政府此时此刻再次死死揪住新疆问题大做文章，本质上暴露了两点：
第一，美国反华敌对势力从未真正放弃对华遏制与敌视图谋；
第二，美国从未放弃过企图将中国一举击垮的霸权幻想。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究竟该如何破局？
这极其关键。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稳扎稳打，同时要有一双洞察秋毫的慧眼，看穿他们背后的真实图谋。此外，我们的对外交往绝不能长期停留在“道德外交”层面，必须坚定跨入“法治外交”的新境界！我们手里必须握有强有力的法定反制权和精准反制工具，才能真正打疼对方、打醒对方，让其彻底恢复理智。
无论在经贸往来、关税争端，还是在涉及国家政治制度、人权、涉疆、涉台、涉港、涉藏等原则问题上，我们不仅要有站在道义制高点的道德力量，更要有坚实的法治力量！我们必须能够拿出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具有高度公信力、能够被国际主流社会所理解并接受的高质量反制方案。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美国是否正在借所谓“人权”之名，将其国内法律和供应链标准强加给整个世界？这是否反映出美国并不真正关心其盟友利益，而是企图利用关税大棒逼迫各国臣服于美国制定的霸权规则？
高志凯：
我认为，眼看着美国已经肆无忌惮地走到今天这一步，国际社会所有人都应当彻底认清一个冷酷的现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去年曾公开说过类似的话：“我根本不需要国际法，唯一能阻止我的只有我自己的道德和我自己的头脑。”当一个大国的领导人都已经把话讲得如此露骨直白时，我们如果还在对国际规则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岂不是太天真了吗？
既然那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根本就没打算遵守国际法，甚至根本不按常理出牌，那么我们就必须拿出自己专属的应对工具箱和强硬反制手段。
我刚才提到的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构想，正是这样一个精准有效的王牌工具。一旦落地实施，就能迫使对方不得不做出实质妥协；否则，他们就只能选择不买中国稀土。
但如果他们选择不买，那绝不是因为中国不卖。我们的规则在国际上公开、透明、公道：只要你满足合规采购条件，欢迎你亲自到新疆乌鲁木齐来，与注册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谈协议、签合同；采购中国稀土，统一使用人民币结算。这一切完全符合市场化经济规律与合规商业惯例，美西方政客又有什么资格和理由提出反对？
如果美方每次出台打压新疆的霸权法案，我们的回应永远只是千篇一律地口头抗议几句、声明谴责一番，那是远远不够的。
在过去国家综合国力和外部条件相对受限的时期，我们不得不采取那种反应方式，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今时不同往日，我们手里已经拥有了丰富多样的反制资源。我们完全可以集思广益、汇聚全国智识，挑选出几条最有力、最合情合理且最具穿透力的方法，对美西方的遏制进行强力回击。
中国和西方都有相似的格言，叫作“得寸进尺”（Give him an inch and he will take a mile）。如果你在原则问题上退让一步，对方就会步步进逼，最终甚至会骑到你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方面我们必须展现清晰坚定的战略姿态：中美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两国之间，唯一正确的相处之道是“必然和平”。任何人都不要妄想用战争来威胁恐吓中国。挑起战争绝不可能在摧毁中国的同时，还能让美国自身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因此，不要同我谈什么中美战争，中美之间必须谈和平。
另一方面，稀土如今绝对是我们手里一张极具分量的战略王牌。在美国率先挑起对华关税战之前，中国从未轻易打出稀土这张牌。是美方首先破坏了国际自由贸易规则、将我们一步步逼到这个份上，中国才真正开始认真考虑将稀土作为有效的反制手段。即便在今天，中国在稀土出口上的管控措施依然是完全合理、合法且合规的。
只要国际客户拥有正当、合理的民用需求，中国依然会充分予以满足。
但是，当美方再次掀起风浪，肆无忌惮地造谣中伤、抹黑打压中国涉疆政策，甚至企图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声势把新疆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割裂出去、在全世界散布大量负面影响时，难道我们就要任由他们无底线打压吗？别人打了我们的左脸，难道我们还要把右脸也伸过去让他打吗？
我坚决认为，我们绝不能这样做！
西方在哪个领域无理打压中国，我们就应当在该领域进行极其深入的研究，并制定出针锋相对的有效反制方法。对方打过来，我们必须坚决打回去！但我们的反击绝不会采用对方那种见不得人的下三滥手段，更不屑于搞背后的下作勾当。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合乎国际法准则与国际自由贸易规则的对等措施展开有力反制。
这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感到格外紧迫的心声。我们绝不能允许外部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无理打压我们、折腾我们、霸凌我们。我们必须真正运用中国人的智慧与头脑，出台硬招实招来打破外部封锁与僵局，这已经成为当前涉外经贸与涉疆舆论斗争的当务之急！ 查看全部
高志凯深度专访：中国应当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并实行人民币统一结算
【观察者网专栏作家、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志凯接受深度专访，系统阐述利用稀土战略王牌反制美西方涉疆制裁的开创性构想】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7 月下旬，美国出台了针对所谓“强迫劳动”的 301 关税以及扩大的《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实体清单等一系列打压措施，并向 60 个贸易伙伴施压，要求其按照美国制定的标准设立进口禁令，否则将面临惩罚性关税。在您看来，美国为何选择在临近中期选举的关键节点再次大肆炒作新疆议题？美国是否正在将原本针对新疆的特定工具，演变为针对中国全产业链的制度性经贸武器？
高志凯：
首先，针对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死死抓住新疆问题不放，持续对中国进行抹黑、歪曲、造谣和各种敌对行径，我想再次提出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性建议：鉴于稀土对于全球高科技产业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以及中国稀土出口在国际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我郑重建议国家正式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对全国所有的稀土出口业务实行统筹统一管理。
为什么必须这么做？
中国稀土产业链非常庞大且极为复杂。国内众多稀土生产加工企业并不属于中央直属国企，有些甚至也不是地方国有企业，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民营企业，产业网络覆盖极为广泛。在过去的出口流程中，市场经营主体繁多、出口渠道多元复杂，容易产生管理上的漏洞，同时也容易被外部敌对势力钻空子。
因此，我建议必须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这家公司不一定必须是中央央企，甚至不一定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国企，但关键在于它必须承担起代表国家对稀土出口实行统一定价、统一配额、统一审批和统一管理的战略职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也是整套反制方案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一环：**我建议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法定总部设立在中国新疆**。
图片说明：中国西北新疆富蕴县可可托海三号稀土矿坑全景。
大家看看美国在 7 月 31 日所采取的恶劣行径：美国紧盯着新疆问题不放，捏造各种荒谬借口，全面禁止进口产自新疆的番茄酱、棉花、服装鞋帽、纺织品、多晶硅矿产及机械设备等各类产品。
既然美国一意孤行、无理取闹、肆意颠倒黑白，那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合情合法的对等反制措施：美西方国家的高端制造和军工产业不是极度依赖中国的稀土吗？如果你认为自己具备采购资格，并能顺利获得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的合规审批，那么欢迎你来洽谈采购业务。
但是，你们必须到哪里来谈？不是去上海，也不是去深圳或广州，而是**必须统一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商务谈判达成后，所有的采购合同必须统一与注册并常驻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正式签署。与此同时，所有出口稀土产品的外包装上，都必须堂堂正正、醒目清晰地印上“中国新疆”字样！
不仅如此，在采购中国稀土时，付款结算方式必须且只能使用人民币。我们坚决不接受美元、日元、欧元或任何其他西方货币，一律只收人民币！作为一名学者，我始终坚信这是一个极具战略智慧和可操作性的绝佳反制方案，因此我一直持续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真考虑并采纳这一构想。
为什么这一方案在现实中完全具备可行性？
首先，它能从根本上强化国家对战略稀土资源的统一出口管理，这本身就关乎国家核心利益。
其次，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总部设在新疆，正好可以借此让全世界看清楚：那些成天叫嚣着要全面抵制所谓“新疆制造”的西方国家和跨国企业，在面临自身产业生死攸关的稀土资源时，究竟敢不敢因为稀土出自新疆而拒绝采购？
我敢断定，为了拿到维持其高科技运转所必需的稀土，他们就算用爬的，也得爬到新疆来谈！即便你百般阻拦，他们也会削尖了脑袋非签不可。为了买到中国稀土，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把手中的美元、欧元和日元兑换成人民币来付款。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用更大的战略智慧、更大的胆魄和更高超的跨部门统筹能力，来打赢这场经贸博弈？
这样一来，我们一方面真正把国家稀土出口命脉管好、管严；另一方面，也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彻底粉碎美国相关部门在 7 月 31 日出台的涉疆制裁法案。
无论美国怎么折腾，无论其他西方政客如何叫嚣，我们的应对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口头抗议。中国如今国力日益强盛，我们完全应该拥有更多智慧、更大气魄和更坚定的决心，出台让对方真正感受到切肤之痛、让其明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实质性举措。
图片说明：科研人员展示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从月球背面带回的珍贵月壤样本。
这就像 2024 年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成功降落月球背面并带回珍贵的月壤样本后，美国航天机构迫切希望能分享获取中国的月壤。当时我们就完全可以说：美国国会自己白纸黑字通过了《沃尔夫条款》，明文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与中国开展任何航天合作。既然美国想要中国的月壤，那就必须美国自己先修改国内法、撤销相关限制。这是美国自己立法绑住了自己的手脚。
如今在新疆经贸议题上，美西方给我们提供了完全相同的反制良机。
因此，我再次强烈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尽快研究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不管是美国企业、日本企业，还是欧洲企业，只要自认为符合资质，统统请到乌鲁木齐来谈。所有出口统筹经由新疆总公司办理，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胆量拒买中国稀土。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和严谨研判，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胆量。
到头来，他们只能自打嘴巴，并被迫吞下苦果——不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其他西方政客，长期在新疆问题上借题发挥，第一根本动摇不了中国的原则立场，第二只会让自己深陷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根本解决不了自身的供应链危机。
图片说明：高志凯在半岛电视台《正面交锋》与《底线》等栏目就国际大势与中国外交政策展开激烈辩论。
国际舆论交锋与涉疆历史真相
这么多年来，在各种国际多边舞台上，我同西方主流媒体和智库进行了无数次正面的激辩与交锋，用大家的话说，我早已经“身中数弹、弹痕累累”。
但我依然坚持在国际讲坛上同他们坚决斗争，因为我们必须把事实真相向国际社会讲清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的维吾尔族同胞是我们休戚与共的骨肉兄弟姐妹。任何国家都绝不要抱有能把新疆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的任何幻想，那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新疆的内部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新疆治理好、发展好，根本轮不到任何外部势力横加指责、指手画脚。
在我看来，美国政府此时此刻再次死死揪住新疆问题大做文章，本质上暴露了两点：
第一，美国反华敌对势力从未真正放弃对华遏制与敌视图谋；
第二，美国从未放弃过企图将中国一举击垮的霸权幻想。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究竟该如何破局？
这极其关键。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稳扎稳打，同时要有一双洞察秋毫的慧眼，看穿他们背后的真实图谋。此外，我们的对外交往绝不能长期停留在“道德外交”层面，必须坚定跨入“法治外交”的新境界！我们手里必须握有强有力的法定反制权和精准反制工具，才能真正打疼对方、打醒对方，让其彻底恢复理智。
无论在经贸往来、关税争端，还是在涉及国家政治制度、人权、涉疆、涉台、涉港、涉藏等原则问题上，我们不仅要有站在道义制高点的道德力量，更要有坚实的法治力量！我们必须能够拿出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具有高度公信力、能够被国际主流社会所理解并接受的高质量反制方案。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美国是否正在借所谓“人权”之名，将其国内法律和供应链标准强加给整个世界？这是否反映出美国并不真正关心其盟友利益，而是企图利用关税大棒逼迫各国臣服于美国制定的霸权规则？
高志凯：
我认为，眼看着美国已经肆无忌惮地走到今天这一步，国际社会所有人都应当彻底认清一个冷酷的现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去年曾公开说过类似的话：“我根本不需要国际法，唯一能阻止我的只有我自己的道德和我自己的头脑。”当一个大国的领导人都已经把话讲得如此露骨直白时，我们如果还在对国际规则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岂不是太天真了吗？
既然那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根本就没打算遵守国际法，甚至根本不按常理出牌，那么我们就必须拿出自己专属的应对工具箱和强硬反制手段。
我刚才提到的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构想，正是这样一个精准有效的王牌工具。一旦落地实施，就能迫使对方不得不做出实质妥协；否则，他们就只能选择不买中国稀土。
但如果他们选择不买，那绝不是因为中国不卖。我们的规则在国际上公开、透明、公道：只要你满足合规采购条件，欢迎你亲自到新疆乌鲁木齐来，与注册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谈协议、签合同；采购中国稀土，统一使用人民币结算。这一切完全符合市场化经济规律与合规商业惯例，美西方政客又有什么资格和理由提出反对？
如果美方每次出台打压新疆的霸权法案，我们的回应永远只是千篇一律地口头抗议几句、声明谴责一番，那是远远不够的。
在过去国家综合国力和外部条件相对受限的时期，我们不得不采取那种反应方式，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今时不同往日，我们手里已经拥有了丰富多样的反制资源。我们完全可以集思广益、汇聚全国智识，挑选出几条最有力、最合情合理且最具穿透力的方法，对美西方的遏制进行强力回击。
中国和西方都有相似的格言，叫作“得寸进尺”（Give him an inch and he will take a mile）。如果你在原则问题上退让一步，对方就会步步进逼，最终甚至会骑到你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方面我们必须展现清晰坚定的战略姿态：中美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两国之间，唯一正确的相处之道是“必然和平”。任何人都不要妄想用战争来威胁恐吓中国。挑起战争绝不可能在摧毁中国的同时，还能让美国自身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因此，不要同我谈什么中美战争，中美之间必须谈和平。
另一方面，稀土如今绝对是我们手里一张极具分量的战略王牌。在美国率先挑起对华关税战之前，中国从未轻易打出稀土这张牌。是美方首先破坏了国际自由贸易规则、将我们一步步逼到这个份上，中国才真正开始认真考虑将稀土作为有效的反制手段。即便在今天，中国在稀土出口上的管控措施依然是完全合理、合法且合规的。
只要国际客户拥有正当、合理的民用需求，中国依然会充分予以满足。
但是，当美方再次掀起风浪，肆无忌惮地造谣中伤、抹黑打压中国涉疆政策，甚至企图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声势把新疆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割裂出去、在全世界散布大量负面影响时，难道我们就要任由他们无底线打压吗？别人打了我们的左脸，难道我们还要把右脸也伸过去让他打吗？
我坚决认为，我们绝不能这样做！
西方在哪个领域无理打压中国，我们就应当在该领域进行极其深入的研究，并制定出针锋相对的有效反制方法。对方打过来，我们必须坚决打回去！但我们的反击绝不会采用对方那种见不得人的下三滥手段，更不屑于搞背后的下作勾当。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合乎国际法准则与国际自由贸易规则的对等措施展开有力反制。
这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感到格外紧迫的心声。我们绝不能允许外部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无理打压我们、折腾我们、霸凌我们。我们必须真正运用中国人的智慧与头脑，出台硬招实招来打破外部封锁与僵局，这已经成为当前涉外经贸与涉疆舆论斗争的当务之急！ 查看全部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高志凯深度专访：中国应当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并实行人民币统一结算
【观察者网专栏作家、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志凯接受深度专访，系统阐述利用稀土战略王牌反制美西方涉疆制裁的开创性构想】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7 月下旬，美国出台了针对所谓“强迫劳动”的 301 关税以及扩大的《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实体清单等一系列打压措施，并向 60 个贸易伙伴施压，要求其按照美国制定的标准设立进口禁令，否则将面临惩罚性关税。在您看来，美国为何选择在临近中期选举的关键节点再次大肆炒作新疆议题？美国是否正在将原本针对新疆的特定工具，演变为针对中国全产业链的制度性经贸武器？
高志凯：
首先，针对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死死抓住新疆问题不放，持续对中国进行抹黑、歪曲、造谣和各种敌对行径，我想再次提出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性建议：鉴于稀土对于全球高科技产业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以及中国稀土出口在国际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我郑重建议国家正式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对全国所有的稀土出口业务实行统筹统一管理。
为什么必须这么做？
中国稀土产业链非常庞大且极为复杂。国内众多稀土生产加工企业并不属于中央直属国企，有些甚至也不是地方国有企业，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民营企业，产业网络覆盖极为广泛。在过去的出口流程中，市场经营主体繁多、出口渠道多元复杂，容易产生管理上的漏洞，同时也容易被外部敌对势力钻空子。
因此，我建议必须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这家公司不一定必须是中央央企，甚至不一定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国企，但关键在于它必须承担起代表国家对稀土出口实行统一定价、统一配额、统一审批和统一管理的战略职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也是整套反制方案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一环：**我建议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法定总部设立在中国新疆**。
图片说明：中国西北新疆富蕴县可可托海三号稀土矿坑全景。
大家看看美国在 7 月 31 日所采取的恶劣行径：美国紧盯着新疆问题不放，捏造各种荒谬借口，全面禁止进口产自新疆的番茄酱、棉花、服装鞋帽、纺织品、多晶硅矿产及机械设备等各类产品。
既然美国一意孤行、无理取闹、肆意颠倒黑白，那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合情合法的对等反制措施：美西方国家的高端制造和军工产业不是极度依赖中国的稀土吗？如果你认为自己具备采购资格，并能顺利获得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的合规审批，那么欢迎你来洽谈采购业务。
但是，你们必须到哪里来谈？不是去上海，也不是去深圳或广州，而是**必须统一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商务谈判达成后，所有的采购合同必须统一与注册并常驻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正式签署。与此同时，所有出口稀土产品的外包装上，都必须堂堂正正、醒目清晰地印上“中国新疆”字样！
不仅如此，在采购中国稀土时，付款结算方式必须且只能使用人民币。我们坚决不接受美元、日元、欧元或任何其他西方货币，一律只收人民币！作为一名学者，我始终坚信这是一个极具战略智慧和可操作性的绝佳反制方案，因此我一直持续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真考虑并采纳这一构想。
为什么这一方案在现实中完全具备可行性？
首先，它能从根本上强化国家对战略稀土资源的统一出口管理，这本身就关乎国家核心利益。
其次，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总部设在新疆，正好可以借此让全世界看清楚：那些成天叫嚣着要全面抵制所谓“新疆制造”的西方国家和跨国企业，在面临自身产业生死攸关的稀土资源时，究竟敢不敢因为稀土出自新疆而拒绝采购？
我敢断定，为了拿到维持其高科技运转所必需的稀土，他们就算用爬的，也得爬到新疆来谈！即便你百般阻拦，他们也会削尖了脑袋非签不可。为了买到中国稀土，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把手中的美元、欧元和日元兑换成人民币来付款。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用更大的战略智慧、更大的胆魄和更高超的跨部门统筹能力，来打赢这场经贸博弈？
这样一来，我们一方面真正把国家稀土出口命脉管好、管严；另一方面，也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彻底粉碎美国相关部门在 7 月 31 日出台的涉疆制裁法案。
无论美国怎么折腾，无论其他西方政客如何叫嚣，我们的应对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口头抗议。中国如今国力日益强盛，我们完全应该拥有更多智慧、更大气魄和更坚定的决心，出台让对方真正感受到切肤之痛、让其明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实质性举措。
图片说明：科研人员展示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从月球背面带回的珍贵月壤样本。
这就像 2024 年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成功降落月球背面并带回珍贵的月壤样本后，美国航天机构迫切希望能分享获取中国的月壤。当时我们就完全可以说：美国国会自己白纸黑字通过了《沃尔夫条款》，明文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与中国开展任何航天合作。既然美国想要中国的月壤，那就必须美国自己先修改国内法、撤销相关限制。这是美国自己立法绑住了自己的手脚。
如今在新疆经贸议题上，美西方给我们提供了完全相同的反制良机。
因此，我再次强烈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尽快研究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不管是美国企业、日本企业，还是欧洲企业，只要自认为符合资质，统统请到乌鲁木齐来谈。所有出口统筹经由新疆总公司办理，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胆量拒买中国稀土。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和严谨研判，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胆量。
到头来，他们只能自打嘴巴，并被迫吞下苦果——不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其他西方政客，长期在新疆问题上借题发挥，第一根本动摇不了中国的原则立场，第二只会让自己深陷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根本解决不了自身的供应链危机。
图片说明：高志凯在半岛电视台《正面交锋》与《底线》等栏目就国际大势与中国外交政策展开激烈辩论。
国际舆论交锋与涉疆历史真相
这么多年来，在各种国际多边舞台上，我同西方主流媒体和智库进行了无数次正面的激辩与交锋，用大家的话说，我早已经“身中数弹、弹痕累累”。
但我依然坚持在国际讲坛上同他们坚决斗争，因为我们必须把事实真相向国际社会讲清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的维吾尔族同胞是我们休戚与共的骨肉兄弟姐妹。任何国家都绝不要抱有能把新疆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的任何幻想，那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新疆的内部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新疆治理好、发展好，根本轮不到任何外部势力横加指责、指手画脚。
在我看来，美国政府此时此刻再次死死揪住新疆问题大做文章，本质上暴露了两点：
第一，美国反华敌对势力从未真正放弃对华遏制与敌视图谋；
第二，美国从未放弃过企图将中国一举击垮的霸权幻想。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究竟该如何破局？
这极其关键。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稳扎稳打，同时要有一双洞察秋毫的慧眼，看穿他们背后的真实图谋。此外，我们的对外交往绝不能长期停留在“道德外交”层面，必须坚定跨入“法治外交”的新境界！我们手里必须握有强有力的法定反制权和精准反制工具，才能真正打疼对方、打醒对方，让其彻底恢复理智。
无论在经贸往来、关税争端，还是在涉及国家政治制度、人权、涉疆、涉台、涉港、涉藏等原则问题上，我们不仅要有站在道义制高点的道德力量，更要有坚实的法治力量！我们必须能够拿出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具有高度公信力、能够被国际主流社会所理解并接受的高质量反制方案。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美国是否正在借所谓“人权”之名，将其国内法律和供应链标准强加给整个世界？这是否反映出美国并不真正关心其盟友利益，而是企图利用关税大棒逼迫各国臣服于美国制定的霸权规则？
高志凯：
我认为，眼看着美国已经肆无忌惮地走到今天这一步，国际社会所有人都应当彻底认清一个冷酷的现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去年曾公开说过类似的话：“我根本不需要国际法，唯一能阻止我的只有我自己的道德和我自己的头脑。”当一个大国的领导人都已经把话讲得如此露骨直白时，我们如果还在对国际规则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岂不是太天真了吗？
既然那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根本就没打算遵守国际法，甚至根本不按常理出牌，那么我们就必须拿出自己专属的应对工具箱和强硬反制手段。
我刚才提到的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构想，正是这样一个精准有效的王牌工具。一旦落地实施，就能迫使对方不得不做出实质妥协；否则，他们就只能选择不买中国稀土。
但如果他们选择不买，那绝不是因为中国不卖。我们的规则在国际上公开、透明、公道：只要你满足合规采购条件，欢迎你亲自到新疆乌鲁木齐来，与注册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谈协议、签合同；采购中国稀土，统一使用人民币结算。这一切完全符合市场化经济规律与合规商业惯例，美西方政客又有什么资格和理由提出反对？
如果美方每次出台打压新疆的霸权法案，我们的回应永远只是千篇一律地口头抗议几句、声明谴责一番，那是远远不够的。
在过去国家综合国力和外部条件相对受限的时期，我们不得不采取那种反应方式，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今时不同往日，我们手里已经拥有了丰富多样的反制资源。我们完全可以集思广益、汇聚全国智识，挑选出几条最有力、最合情合理且最具穿透力的方法，对美西方的遏制进行强力回击。
中国和西方都有相似的格言，叫作“得寸进尺”（Give him an inch and he will take a mile）。如果你在原则问题上退让一步，对方就会步步进逼，最终甚至会骑到你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方面我们必须展现清晰坚定的战略姿态：中美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两国之间，唯一正确的相处之道是“必然和平”。任何人都不要妄想用战争来威胁恐吓中国。挑起战争绝不可能在摧毁中国的同时，还能让美国自身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因此，不要同我谈什么中美战争，中美之间必须谈和平。
另一方面，稀土如今绝对是我们手里一张极具分量的战略王牌。在美国率先挑起对华关税战之前，中国从未轻易打出稀土这张牌。是美方首先破坏了国际自由贸易规则、将我们一步步逼到这个份上，中国才真正开始认真考虑将稀土作为有效的反制手段。即便在今天，中国在稀土出口上的管控措施依然是完全合理、合法且合规的。
只要国际客户拥有正当、合理的民用需求，中国依然会充分予以满足。
但是，当美方再次掀起风浪，肆无忌惮地造谣中伤、抹黑打压中国涉疆政策，甚至企图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声势把新疆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割裂出去、在全世界散布大量负面影响时，难道我们就要任由他们无底线打压吗？别人打了我们的左脸，难道我们还要把右脸也伸过去让他打吗？
我坚决认为，我们绝不能这样做！
西方在哪个领域无理打压中国，我们就应当在该领域进行极其深入的研究，并制定出针锋相对的有效反制方法。对方打过来，我们必须坚决打回去！但我们的反击绝不会采用对方那种见不得人的下三滥手段，更不屑于搞背后的下作勾当。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合乎国际法准则与国际自由贸易规则的对等措施展开有力反制。
这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感到格外紧迫的心声。我们绝不能允许外部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无理打压我们、折腾我们、霸凌我们。我们必须真正运用中国人的智慧与头脑，出台硬招实招来打破外部封锁与僵局，这已经成为当前涉外经贸与涉疆舆论斗争的当务之急！
高志凯深度专访：中国应当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并实行人民币统一结算
【观察者网专栏作家、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志凯接受深度专访，系统阐述利用稀土战略王牌反制美西方涉疆制裁的开创性构想】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7 月下旬，美国出台了针对所谓“强迫劳动”的 301 关税以及扩大的《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实体清单等一系列打压措施，并向 60 个贸易伙伴施压，要求其按照美国制定的标准设立进口禁令，否则将面临惩罚性关税。在您看来，美国为何选择在临近中期选举的关键节点再次大肆炒作新疆议题？美国是否正在将原本针对新疆的特定工具，演变为针对中国全产业链的制度性经贸武器？
高志凯：
首先，针对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死死抓住新疆问题不放，持续对中国进行抹黑、歪曲、造谣和各种敌对行径，我想再次提出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性建议：鉴于稀土对于全球高科技产业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以及中国稀土出口在国际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我郑重建议国家正式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对全国所有的稀土出口业务实行统筹统一管理。
为什么必须这么做？
中国稀土产业链非常庞大且极为复杂。国内众多稀土生产加工企业并不属于中央直属国企，有些甚至也不是地方国有企业，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民营企业，产业网络覆盖极为广泛。在过去的出口流程中，市场经营主体繁多、出口渠道多元复杂，容易产生管理上的漏洞，同时也容易被外部敌对势力钻空子。
因此，我建议必须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这家公司不一定必须是中央央企，甚至不一定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国企，但关键在于它必须承担起代表国家对稀土出口实行统一定价、统一配额、统一审批和统一管理的战略职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也是整套反制方案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一环：**我建议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法定总部设立在中国新疆**。
图片说明：中国西北新疆富蕴县可可托海三号稀土矿坑全景。
大家看看美国在 7 月 31 日所采取的恶劣行径：美国紧盯着新疆问题不放，捏造各种荒谬借口，全面禁止进口产自新疆的番茄酱、棉花、服装鞋帽、纺织品、多晶硅矿产及机械设备等各类产品。
既然美国一意孤行、无理取闹、肆意颠倒黑白，那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合情合法的对等反制措施：美西方国家的高端制造和军工产业不是极度依赖中国的稀土吗？如果你认为自己具备采购资格，并能顺利获得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的合规审批，那么欢迎你来洽谈采购业务。
但是，你们必须到哪里来谈？不是去上海，也不是去深圳或广州，而是**必须统一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商务谈判达成后，所有的采购合同必须统一与注册并常驻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正式签署。与此同时，所有出口稀土产品的外包装上，都必须堂堂正正、醒目清晰地印上“中国新疆”字样！
不仅如此，在采购中国稀土时，付款结算方式必须且只能使用人民币。我们坚决不接受美元、日元、欧元或任何其他西方货币，一律只收人民币！作为一名学者，我始终坚信这是一个极具战略智慧和可操作性的绝佳反制方案，因此我一直持续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真考虑并采纳这一构想。
为什么这一方案在现实中完全具备可行性？
首先，它能从根本上强化国家对战略稀土资源的统一出口管理，这本身就关乎国家核心利益。
其次，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总部设在新疆，正好可以借此让全世界看清楚：那些成天叫嚣着要全面抵制所谓“新疆制造”的西方国家和跨国企业，在面临自身产业生死攸关的稀土资源时，究竟敢不敢因为稀土出自新疆而拒绝采购？
我敢断定，为了拿到维持其高科技运转所必需的稀土，他们就算用爬的，也得爬到新疆来谈！即便你百般阻拦，他们也会削尖了脑袋非签不可。为了买到中国稀土，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把手中的美元、欧元和日元兑换成人民币来付款。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用更大的战略智慧、更大的胆魄和更高超的跨部门统筹能力，来打赢这场经贸博弈？
这样一来，我们一方面真正把国家稀土出口命脉管好、管严；另一方面，也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彻底粉碎美国相关部门在 7 月 31 日出台的涉疆制裁法案。
无论美国怎么折腾，无论其他西方政客如何叫嚣，我们的应对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口头抗议。中国如今国力日益强盛，我们完全应该拥有更多智慧、更大气魄和更坚定的决心，出台让对方真正感受到切肤之痛、让其明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实质性举措。
图片说明：科研人员展示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从月球背面带回的珍贵月壤样本。
这就像 2024 年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成功降落月球背面并带回珍贵的月壤样本后，美国航天机构迫切希望能分享获取中国的月壤。当时我们就完全可以说：美国国会自己白纸黑字通过了《沃尔夫条款》，明文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与中国开展任何航天合作。既然美国想要中国的月壤，那就必须美国自己先修改国内法、撤销相关限制。这是美国自己立法绑住了自己的手脚。
如今在新疆经贸议题上，美西方给我们提供了完全相同的反制良机。
因此，我再次强烈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尽快研究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不管是美国企业、日本企业，还是欧洲企业，只要自认为符合资质，统统请到乌鲁木齐来谈。所有出口统筹经由新疆总公司办理，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胆量拒买中国稀土。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和严谨研判，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胆量。
到头来，他们只能自打嘴巴，并被迫吞下苦果——不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其他西方政客，长期在新疆问题上借题发挥，第一根本动摇不了中国的原则立场，第二只会让自己深陷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根本解决不了自身的供应链危机。
图片说明：高志凯在半岛电视台《正面交锋》与《底线》等栏目就国际大势与中国外交政策展开激烈辩论。
国际舆论交锋与涉疆历史真相
这么多年来，在各种国际多边舞台上，我同西方主流媒体和智库进行了无数次正面的激辩与交锋，用大家的话说，我早已经“身中数弹、弹痕累累”。
但我依然坚持在国际讲坛上同他们坚决斗争，因为我们必须把事实真相向国际社会讲清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的维吾尔族同胞是我们休戚与共的骨肉兄弟姐妹。任何国家都绝不要抱有能把新疆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的任何幻想，那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新疆的内部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新疆治理好、发展好，根本轮不到任何外部势力横加指责、指手画脚。
在我看来，美国政府此时此刻再次死死揪住新疆问题大做文章，本质上暴露了两点：
第一，美国反华敌对势力从未真正放弃对华遏制与敌视图谋；
第二，美国从未放弃过企图将中国一举击垮的霸权幻想。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究竟该如何破局？
这极其关键。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稳扎稳打，同时要有一双洞察秋毫的慧眼，看穿他们背后的真实图谋。此外，我们的对外交往绝不能长期停留在“道德外交”层面，必须坚定跨入“法治外交”的新境界！我们手里必须握有强有力的法定反制权和精准反制工具，才能真正打疼对方、打醒对方，让其彻底恢复理智。
无论在经贸往来、关税争端，还是在涉及国家政治制度、人权、涉疆、涉台、涉港、涉藏等原则问题上，我们不仅要有站在道义制高点的道德力量，更要有坚实的法治力量！我们必须能够拿出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具有高度公信力、能够被国际主流社会所理解并接受的高质量反制方案。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美国是否正在借所谓“人权”之名，将其国内法律和供应链标准强加给整个世界？这是否反映出美国并不真正关心其盟友利益，而是企图利用关税大棒逼迫各国臣服于美国制定的霸权规则？
高志凯：
我认为，眼看着美国已经肆无忌惮地走到今天这一步，国际社会所有人都应当彻底认清一个冷酷的现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去年曾公开说过类似的话：“我根本不需要国际法，唯一能阻止我的只有我自己的道德和我自己的头脑。”当一个大国的领导人都已经把话讲得如此露骨直白时，我们如果还在对国际规则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岂不是太天真了吗？
既然那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根本就没打算遵守国际法，甚至根本不按常理出牌，那么我们就必须拿出自己专属的应对工具箱和强硬反制手段。
我刚才提到的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构想，正是这样一个精准有效的王牌工具。一旦落地实施，就能迫使对方不得不做出实质妥协；否则，他们就只能选择不买中国稀土。
但如果他们选择不买，那绝不是因为中国不卖。我们的规则在国际上公开、透明、公道：只要你满足合规采购条件，欢迎你亲自到新疆乌鲁木齐来，与注册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谈协议、签合同；采购中国稀土，统一使用人民币结算。这一切完全符合市场化经济规律与合规商业惯例，美西方政客又有什么资格和理由提出反对？
如果美方每次出台打压新疆的霸权法案，我们的回应永远只是千篇一律地口头抗议几句、声明谴责一番，那是远远不够的。
在过去国家综合国力和外部条件相对受限的时期，我们不得不采取那种反应方式，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今时不同往日，我们手里已经拥有了丰富多样的反制资源。我们完全可以集思广益、汇聚全国智识，挑选出几条最有力、最合情合理且最具穿透力的方法，对美西方的遏制进行强力回击。
中国和西方都有相似的格言，叫作“得寸进尺”（Give him an inch and he will take a mile）。如果你在原则问题上退让一步，对方就会步步进逼，最终甚至会骑到你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方面我们必须展现清晰坚定的战略姿态：中美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两国之间，唯一正确的相处之道是“必然和平”。任何人都不要妄想用战争来威胁恐吓中国。挑起战争绝不可能在摧毁中国的同时，还能让美国自身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因此，不要同我谈什么中美战争，中美之间必须谈和平。
另一方面，稀土如今绝对是我们手里一张极具分量的战略王牌。在美国率先挑起对华关税战之前，中国从未轻易打出稀土这张牌。是美方首先破坏了国际自由贸易规则、将我们一步步逼到这个份上，中国才真正开始认真考虑将稀土作为有效的反制手段。即便在今天，中国在稀土出口上的管控措施依然是完全合理、合法且合规的。
只要国际客户拥有正当、合理的民用需求，中国依然会充分予以满足。
但是，当美方再次掀起风浪，肆无忌惮地造谣中伤、抹黑打压中国涉疆政策，甚至企图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声势把新疆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割裂出去、在全世界散布大量负面影响时，难道我们就要任由他们无底线打压吗？别人打了我们的左脸，难道我们还要把右脸也伸过去让他打吗？
我坚决认为，我们绝不能这样做！
西方在哪个领域无理打压中国，我们就应当在该领域进行极其深入的研究，并制定出针锋相对的有效反制方法。对方打过来，我们必须坚决打回去！但我们的反击绝不会采用对方那种见不得人的下三滥手段，更不屑于搞背后的下作勾当。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合乎国际法准则与国际自由贸易规则的对等措施展开有力反制。
这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感到格外紧迫的心声。我们绝不能允许外部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无理打压我们、折腾我们、霸凌我们。我们必须真正运用中国人的智慧与头脑，出台硬招实招来打破外部封锁与僵局，这已经成为当前涉外经贸与涉疆舆论斗争的当务之急！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在澳大利亚针对维吾尔人的骚扰与恐吓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4 次浏览 • 2026-08-21 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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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在澳大利亚针对维吾尔人的骚扰与恐吓
据土耳其主流媒体《尼达报》（Haber Nida）报道，总部位于欧洲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DUK）针对近期国际人权机构披露的澳大利亚维吾尔居民遭受跨国骚扰事件，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正式声明，对针对海外流亡维吾尔社群的长臂管辖和恐吓行径表示最强烈的谴责。
图片说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就海外维吾尔人处境发表官方声明。
呼吁民主国家切实保护本国公民安全
世维会发言人在声明中严正指出，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维吾尔族居民依法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任何外国情报和安全机构通过微信监听、威胁电话以及扣押国内无辜家属作为人质的手段，都是对主权国家法律秩序的肆意践踏。
敦促西方盟友联手实施精准制裁
世维会敦促澳大利亚政府联合美、英、加等盟友，依据各自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直接策划、下令并实施跨国恐吓镇压的责任官员及实体采取冻结资产、禁止入境等定向制裁措施，并在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构上发起专项调查动议。 查看全部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在澳大利亚针对维吾尔人的骚扰与恐吓
据土耳其主流媒体《尼达报》（Haber Nida）报道，总部位于欧洲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DUK）针对近期国际人权机构披露的澳大利亚维吾尔居民遭受跨国骚扰事件，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正式声明，对针对海外流亡维吾尔社群的长臂管辖和恐吓行径表示最强烈的谴责。
图片说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就海外维吾尔人处境发表官方声明。
呼吁民主国家切实保护本国公民安全
世维会发言人在声明中严正指出，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维吾尔族居民依法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任何外国情报和安全机构通过微信监听、威胁电话以及扣押国内无辜家属作为人质的手段，都是对主权国家法律秩序的肆意践踏。
敦促西方盟友联手实施精准制裁
世维会敦促澳大利亚政府联合美、英、加等盟友，依据各自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直接策划、下令并实施跨国恐吓镇压的责任官员及实体采取冻结资产、禁止入境等定向制裁措施，并在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构上发起专项调查动议。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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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在澳大利亚针对维吾尔人的骚扰与恐吓
据土耳其主流媒体《尼达报》（Haber Nida）报道，总部位于欧洲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DUK）针对近期国际人权机构披露的澳大利亚维吾尔居民遭受跨国骚扰事件，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正式声明，对针对海外流亡维吾尔社群的长臂管辖和恐吓行径表示最强烈的谴责。
图片说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就海外维吾尔人处境发表官方声明。
呼吁民主国家切实保护本国公民安全
世维会发言人在声明中严正指出，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维吾尔族居民依法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任何外国情报和安全机构通过微信监听、威胁电话以及扣押国内无辜家属作为人质的手段，都是对主权国家法律秩序的肆意践踏。
敦促西方盟友联手实施精准制裁
世维会敦促澳大利亚政府联合美、英、加等盟友，依据各自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直接策划、下令并实施跨国恐吓镇压的责任官员及实体采取冻结资产、禁止入境等定向制裁措施，并在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构上发起专项调查动议。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在澳大利亚针对维吾尔人的骚扰与恐吓
据土耳其主流媒体《尼达报》（Haber Nida）报道，总部位于欧洲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DUK）针对近期国际人权机构披露的澳大利亚维吾尔居民遭受跨国骚扰事件，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正式声明，对针对海外流亡维吾尔社群的长臂管辖和恐吓行径表示最强烈的谴责。
图片说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就海外维吾尔人处境发表官方声明。
呼吁民主国家切实保护本国公民安全
世维会发言人在声明中严正指出，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维吾尔族居民依法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任何外国情报和安全机构通过微信监听、威胁电话以及扣押国内无辜家属作为人质的手段，都是对主权国家法律秩序的肆意践踏。
敦促西方盟友联手实施精准制裁
世维会敦促澳大利亚政府联合美、英、加等盟友，依据各自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直接策划、下令并实施跨国恐吓镇压的责任官员及实体采取冻结资产、禁止入境等定向制裁措施，并在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构上发起专项调查动议。
深度剖析：国际反恐合作话语如何演变为针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治理工具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99 次浏览 • 2026-08-21 20:36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深度剖析：国际反恐合作话语如何演变为针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治理工具
天主教亚洲通讯社（UCA News）发表长篇深度调查与分析文章，系统梳理并揭示了自 2001 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官方是如何巧妙借用并重塑全球“反恐战争”的国际话语体系，将原有的国内民族矛盾与边疆治理，一步步包装成所谓的“反恐与去极端化”工程，进而对新疆维吾尔族及其他穆斯林群体实施系统性管控的全部过程。
图片说明：在“反恐”与“去极端化”名义下设立的新疆预防性拘押设施与严密安保网络。
话语包装的战略转向：从“反分裂”到“全球反恐”
文章指出，在“9·11”事件之前，中国官方对新疆地区少数民族表达不满或抗议行为的定性，主要使用“地方民族主义”、“反革命”或“民族分裂势力”等政治标签。
然而，“9·11”事件发生后，随着国际社会把焦点全面转向打击跨国恐怖主义，北京迅速抓住了这一国际契机，将其对新疆维吾尔人的长期管控与国际反恐大势直接挂钩，把所有的文化诉求、宗教实践以及对地方政策的批评，统统重新归类为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以此换取国际社会对其强硬治理手段的默许。
立法规制与日常习俗的“罪名化”
随着“反恐”概念的不断泛化，中国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新疆实施办法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
调查深入指出，这些法规通过模糊不清的法律条文，将维吾尔群众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遍、正常的文化与宗教习惯全面“极端化”和“罪名化”：
1. **日常生活禁令**：蓄留非传统长胡须、女性穿戴蒙面罩袍或希贾布头巾、在公共场合互相使用传统穆斯林问候语，都被列为涉嫌极端的行为特征。
2. **宗教活动受限**：非官方指定清真寺的聚会、私下教授《古兰经》、在家中做礼拜或封斋过开斋节，均被定性为“非法宗教活动”。
3. **语言文化边缘化**：在中小学全面取缔维吾尔母语授课，将传统民族文学书籍和历史出版物列为“问题教材”进行清查。
“人民反恐战争”掩护下的大规模拘押与社会改造
在所谓“人民反恐战争”的政治动员下，新疆各地建立起了庞大的预防性拘押网络——即外界所称的再教育集中营。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等少数民族穆斯林在没有经过任何正当法律审判、没有出示合法搜查逮捕证件的情况下，被长期关押在封闭式设施内，被迫接受政治思想灌输、强制汉语学习并参加流水线强制劳动。
此外，为了切断文化传承，当局还将父母被拘押的未成年儿童强行集中送入全封闭寄宿学校，实施母语剥离与同化教育。
株连海外发声者：茹仙·阿巴斯与古丽仙医生的典型案例
UCA News 在长篇报道中特别重点援引了“维吾尔运动”创始人兼主席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的亲身经历。
茹仙·阿巴斯回忆道，2018 年她在华盛顿智库公开发表关于新疆集中营真相的演讲仅仅 6 天后，她留在乌鲁木齐、早已退休且从不涉足政治的亲姐姐——古丽仙·阿巴斯医生（Dr. Gulshan Abbas）就在家中被秘密带走，随后被中国法院以莫须有的“恐怖主义”罪名重判 20 年有期徒刑。
茹仙·阿巴斯愤慨地指出：“北京当局将整整一个民族和宗教群体整体打上了‘安全威胁’的烙印，其根本目的根本不是反恐，而是为了以此为借口，对维吾尔人实施集体惩罚并彻底抹去我们的民族身份与文化根基。”
“9·11”二十五周年之际的历史警示
在即将迎来“9·11”事件二十五周年之际，天主教亚洲通讯社在文章结尾发出深刻警示：国际社会绝不能允许合法的反恐努力被任何威权政权挪用和歪曲，成为推行国家恐怖主义、践踏基本人权与实施危害人类罪的合法遮羞布。捍卫人类尊严与宗教自由，依然是全球文明社会必须共同坚守的底线。 查看全部
深度剖析：国际反恐合作话语如何演变为针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治理工具
天主教亚洲通讯社（UCA News）发表长篇深度调查与分析文章，系统梳理并揭示了自 2001 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官方是如何巧妙借用并重塑全球“反恐战争”的国际话语体系，将原有的国内民族矛盾与边疆治理，一步步包装成所谓的“反恐与去极端化”工程，进而对新疆维吾尔族及其他穆斯林群体实施系统性管控的全部过程。
图片说明：在“反恐”与“去极端化”名义下设立的新疆预防性拘押设施与严密安保网络。
话语包装的战略转向：从“反分裂”到“全球反恐”
文章指出，在“9·11”事件之前，中国官方对新疆地区少数民族表达不满或抗议行为的定性，主要使用“地方民族主义”、“反革命”或“民族分裂势力”等政治标签。
然而，“9·11”事件发生后，随着国际社会把焦点全面转向打击跨国恐怖主义，北京迅速抓住了这一国际契机，将其对新疆维吾尔人的长期管控与国际反恐大势直接挂钩，把所有的文化诉求、宗教实践以及对地方政策的批评，统统重新归类为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以此换取国际社会对其强硬治理手段的默许。
立法规制与日常习俗的“罪名化”
随着“反恐”概念的不断泛化，中国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新疆实施办法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
调查深入指出，这些法规通过模糊不清的法律条文，将维吾尔群众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遍、正常的文化与宗教习惯全面“极端化”和“罪名化”：
1. **日常生活禁令**：蓄留非传统长胡须、女性穿戴蒙面罩袍或希贾布头巾、在公共场合互相使用传统穆斯林问候语，都被列为涉嫌极端的行为特征。
2. **宗教活动受限**：非官方指定清真寺的聚会、私下教授《古兰经》、在家中做礼拜或封斋过开斋节，均被定性为“非法宗教活动”。
3. **语言文化边缘化**：在中小学全面取缔维吾尔母语授课，将传统民族文学书籍和历史出版物列为“问题教材”进行清查。
“人民反恐战争”掩护下的大规模拘押与社会改造
在所谓“人民反恐战争”的政治动员下，新疆各地建立起了庞大的预防性拘押网络——即外界所称的再教育集中营。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等少数民族穆斯林在没有经过任何正当法律审判、没有出示合法搜查逮捕证件的情况下，被长期关押在封闭式设施内，被迫接受政治思想灌输、强制汉语学习并参加流水线强制劳动。
此外，为了切断文化传承，当局还将父母被拘押的未成年儿童强行集中送入全封闭寄宿学校，实施母语剥离与同化教育。
株连海外发声者：茹仙·阿巴斯与古丽仙医生的典型案例
UCA News 在长篇报道中特别重点援引了“维吾尔运动”创始人兼主席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的亲身经历。
茹仙·阿巴斯回忆道，2018 年她在华盛顿智库公开发表关于新疆集中营真相的演讲仅仅 6 天后，她留在乌鲁木齐、早已退休且从不涉足政治的亲姐姐——古丽仙·阿巴斯医生（Dr. Gulshan Abbas）就在家中被秘密带走，随后被中国法院以莫须有的“恐怖主义”罪名重判 20 年有期徒刑。
茹仙·阿巴斯愤慨地指出：“北京当局将整整一个民族和宗教群体整体打上了‘安全威胁’的烙印，其根本目的根本不是反恐，而是为了以此为借口，对维吾尔人实施集体惩罚并彻底抹去我们的民族身份与文化根基。”
“9·11”二十五周年之际的历史警示
在即将迎来“9·11”事件二十五周年之际，天主教亚洲通讯社在文章结尾发出深刻警示：国际社会绝不能允许合法的反恐努力被任何威权政权挪用和歪曲，成为推行国家恐怖主义、践踏基本人权与实施危害人类罪的合法遮羞布。捍卫人类尊严与宗教自由，依然是全球文明社会必须共同坚守的底线。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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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剖析：国际反恐合作话语如何演变为针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治理工具
天主教亚洲通讯社（UCA News）发表长篇深度调查与分析文章，系统梳理并揭示了自 2001 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官方是如何巧妙借用并重塑全球“反恐战争”的国际话语体系，将原有的国内民族矛盾与边疆治理，一步步包装成所谓的“反恐与去极端化”工程，进而对新疆维吾尔族及其他穆斯林群体实施系统性管控的全部过程。
图片说明：在“反恐”与“去极端化”名义下设立的新疆预防性拘押设施与严密安保网络。
话语包装的战略转向：从“反分裂”到“全球反恐”
文章指出，在“9·11”事件之前，中国官方对新疆地区少数民族表达不满或抗议行为的定性，主要使用“地方民族主义”、“反革命”或“民族分裂势力”等政治标签。
然而，“9·11”事件发生后，随着国际社会把焦点全面转向打击跨国恐怖主义，北京迅速抓住了这一国际契机，将其对新疆维吾尔人的长期管控与国际反恐大势直接挂钩，把所有的文化诉求、宗教实践以及对地方政策的批评，统统重新归类为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以此换取国际社会对其强硬治理手段的默许。
立法规制与日常习俗的“罪名化”
随着“反恐”概念的不断泛化，中国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新疆实施办法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
调查深入指出，这些法规通过模糊不清的法律条文，将维吾尔群众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遍、正常的文化与宗教习惯全面“极端化”和“罪名化”：
1. **日常生活禁令**：蓄留非传统长胡须、女性穿戴蒙面罩袍或希贾布头巾、在公共场合互相使用传统穆斯林问候语，都被列为涉嫌极端的行为特征。
2. **宗教活动受限**：非官方指定清真寺的聚会、私下教授《古兰经》、在家中做礼拜或封斋过开斋节，均被定性为“非法宗教活动”。
3. **语言文化边缘化**：在中小学全面取缔维吾尔母语授课，将传统民族文学书籍和历史出版物列为“问题教材”进行清查。
“人民反恐战争”掩护下的大规模拘押与社会改造
在所谓“人民反恐战争”的政治动员下，新疆各地建立起了庞大的预防性拘押网络——即外界所称的再教育集中营。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等少数民族穆斯林在没有经过任何正当法律审判、没有出示合法搜查逮捕证件的情况下，被长期关押在封闭式设施内，被迫接受政治思想灌输、强制汉语学习并参加流水线强制劳动。
此外，为了切断文化传承，当局还将父母被拘押的未成年儿童强行集中送入全封闭寄宿学校，实施母语剥离与同化教育。
株连海外发声者：茹仙·阿巴斯与古丽仙医生的典型案例
UCA News 在长篇报道中特别重点援引了“维吾尔运动”创始人兼主席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的亲身经历。
茹仙·阿巴斯回忆道，2018 年她在华盛顿智库公开发表关于新疆集中营真相的演讲仅仅 6 天后，她留在乌鲁木齐、早已退休且从不涉足政治的亲姐姐——古丽仙·阿巴斯医生（Dr. Gulshan Abbas）就在家中被秘密带走，随后被中国法院以莫须有的“恐怖主义”罪名重判 20 年有期徒刑。
茹仙·阿巴斯愤慨地指出：“北京当局将整整一个民族和宗教群体整体打上了‘安全威胁’的烙印，其根本目的根本不是反恐，而是为了以此为借口，对维吾尔人实施集体惩罚并彻底抹去我们的民族身份与文化根基。”
“9·11”二十五周年之际的历史警示
在即将迎来“9·11”事件二十五周年之际，天主教亚洲通讯社在文章结尾发出深刻警示：国际社会绝不能允许合法的反恐努力被任何威权政权挪用和歪曲，成为推行国家恐怖主义、践踏基本人权与实施危害人类罪的合法遮羞布。捍卫人类尊严与宗教自由，依然是全球文明社会必须共同坚守的底线。
深度剖析：国际反恐合作话语如何演变为针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治理工具
天主教亚洲通讯社（UCA News）发表长篇深度调查与分析文章，系统梳理并揭示了自 2001 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官方是如何巧妙借用并重塑全球“反恐战争”的国际话语体系，将原有的国内民族矛盾与边疆治理，一步步包装成所谓的“反恐与去极端化”工程，进而对新疆维吾尔族及其他穆斯林群体实施系统性管控的全部过程。
图片说明：在“反恐”与“去极端化”名义下设立的新疆预防性拘押设施与严密安保网络。
话语包装的战略转向：从“反分裂”到“全球反恐”
文章指出，在“9·11”事件之前，中国官方对新疆地区少数民族表达不满或抗议行为的定性，主要使用“地方民族主义”、“反革命”或“民族分裂势力”等政治标签。
然而，“9·11”事件发生后，随着国际社会把焦点全面转向打击跨国恐怖主义，北京迅速抓住了这一国际契机，将其对新疆维吾尔人的长期管控与国际反恐大势直接挂钩，把所有的文化诉求、宗教实践以及对地方政策的批评，统统重新归类为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以此换取国际社会对其强硬治理手段的默许。
立法规制与日常习俗的“罪名化”
随着“反恐”概念的不断泛化，中国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新疆实施办法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
调查深入指出，这些法规通过模糊不清的法律条文，将维吾尔群众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遍、正常的文化与宗教习惯全面“极端化”和“罪名化”：
1. **日常生活禁令**：蓄留非传统长胡须、女性穿戴蒙面罩袍或希贾布头巾、在公共场合互相使用传统穆斯林问候语，都被列为涉嫌极端的行为特征。
2. **宗教活动受限**：非官方指定清真寺的聚会、私下教授《古兰经》、在家中做礼拜或封斋过开斋节，均被定性为“非法宗教活动”。
3. **语言文化边缘化**：在中小学全面取缔维吾尔母语授课，将传统民族文学书籍和历史出版物列为“问题教材”进行清查。
“人民反恐战争”掩护下的大规模拘押与社会改造
在所谓“人民反恐战争”的政治动员下，新疆各地建立起了庞大的预防性拘押网络——即外界所称的再教育集中营。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等少数民族穆斯林在没有经过任何正当法律审判、没有出示合法搜查逮捕证件的情况下，被长期关押在封闭式设施内，被迫接受政治思想灌输、强制汉语学习并参加流水线强制劳动。
此外，为了切断文化传承，当局还将父母被拘押的未成年儿童强行集中送入全封闭寄宿学校，实施母语剥离与同化教育。
株连海外发声者：茹仙·阿巴斯与古丽仙医生的典型案例
UCA News 在长篇报道中特别重点援引了“维吾尔运动”创始人兼主席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的亲身经历。
茹仙·阿巴斯回忆道，2018 年她在华盛顿智库公开发表关于新疆集中营真相的演讲仅仅 6 天后，她留在乌鲁木齐、早已退休且从不涉足政治的亲姐姐——古丽仙·阿巴斯医生（Dr. Gulshan Abbas）就在家中被秘密带走，随后被中国法院以莫须有的“恐怖主义”罪名重判 20 年有期徒刑。
茹仙·阿巴斯愤慨地指出：“北京当局将整整一个民族和宗教群体整体打上了‘安全威胁’的烙印，其根本目的根本不是反恐，而是为了以此为借口，对维吾尔人实施集体惩罚并彻底抹去我们的民族身份与文化根基。”
“9·11”二十五周年之际的历史警示
在即将迎来“9·11”事件二十五周年之际，天主教亚洲通讯社在文章结尾发出深刻警示：国际社会绝不能允许合法的反恐努力被任何威权政权挪用和歪曲，成为推行国家恐怖主义、践踏基本人权与实施危害人类罪的合法遮羞布。捍卫人类尊严与宗教自由，依然是全球文明社会必须共同坚守的底线。
亲情与尊严之间：海外维吾尔人被迫面对的人生抉择与困境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7 次浏览 • 2026-08-21 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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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与尊严之间：海外维吾尔人被迫面对的人生抉择与困境
作者：伊利夏提·哈桑·阔克博尔（维吾尔人权项目专栏）
对于一个背井离乡、远离故土的人来说，“回家”本是一个再普通、再朴素不过的愿望。
谁不想念自己年迈的父母？想在母亲满头白发之前再抱一抱她；想在父亲走不动路之前陪他坐着聊聊天；想回去看看家乡熟悉的街道，听一听亲切的乡音。这些人之常情的愿望，本来不应该掺杂任何政治色彩，更不应该变成一种沉重的人性折磨。
图片说明：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发布的深度观察特写配图。
回家愿望被政治化：横亘在亲情面前的高墙
然而对千千万万生活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回家却变成了一条充满险阻的坎坷之路。要拿到回家的许可，往往意味着要接受严苛的政治审查，甚至被迫做出出卖良知、向权势低头的妥协。许多人因为担心自己公开的一句话、一次集会会给国内的父母亲人招来无妄之灾，不得不断绝与家乡亲人的一切联络。
尊严与道义的艰难坚守
在日复一日的痛苦思念中，海外维吾尔人每天都在经历着亲情与尊严的激烈拉扯：是选择向不公低头换取一线回家的可能，还是坚守做人的尊严、继续为无辜同胞发声？作者写道，坚守对事实的陈述和对人权价值的追求，是支撑许多流亡者在绝境中走下去的精神灯塔。无论前路多么艰难，捍卫良知与尊严永远是每个海外维吾尔人最宝贵的人生底色。 查看全部
亲情与尊严之间：海外维吾尔人被迫面对的人生抉择与困境
作者：伊利夏提·哈桑·阔克博尔（维吾尔人权项目专栏）
对于一个背井离乡、远离故土的人来说，“回家”本是一个再普通、再朴素不过的愿望。
谁不想念自己年迈的父母？想在母亲满头白发之前再抱一抱她；想在父亲走不动路之前陪他坐着聊聊天；想回去看看家乡熟悉的街道，听一听亲切的乡音。这些人之常情的愿望，本来不应该掺杂任何政治色彩，更不应该变成一种沉重的人性折磨。
图片说明：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发布的深度观察特写配图。
回家愿望被政治化：横亘在亲情面前的高墙
然而对千千万万生活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回家却变成了一条充满险阻的坎坷之路。要拿到回家的许可，往往意味着要接受严苛的政治审查，甚至被迫做出出卖良知、向权势低头的妥协。许多人因为担心自己公开的一句话、一次集会会给国内的父母亲人招来无妄之灾，不得不断绝与家乡亲人的一切联络。
尊严与道义的艰难坚守
在日复一日的痛苦思念中，海外维吾尔人每天都在经历着亲情与尊严的激烈拉扯：是选择向不公低头换取一线回家的可能，还是坚守做人的尊严、继续为无辜同胞发声？作者写道，坚守对事实的陈述和对人权价值的追求，是支撑许多流亡者在绝境中走下去的精神灯塔。无论前路多么艰难，捍卫良知与尊严永远是每个海外维吾尔人最宝贵的人生底色。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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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与尊严之间：海外维吾尔人被迫面对的人生抉择与困境
作者：伊利夏提·哈桑·阔克博尔（维吾尔人权项目专栏）
对于一个背井离乡、远离故土的人来说，“回家”本是一个再普通、再朴素不过的愿望。
谁不想念自己年迈的父母？想在母亲满头白发之前再抱一抱她；想在父亲走不动路之前陪他坐着聊聊天；想回去看看家乡熟悉的街道，听一听亲切的乡音。这些人之常情的愿望，本来不应该掺杂任何政治色彩，更不应该变成一种沉重的人性折磨。
图片说明：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发布的深度观察特写配图。
回家愿望被政治化：横亘在亲情面前的高墙
然而对千千万万生活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回家却变成了一条充满险阻的坎坷之路。要拿到回家的许可，往往意味着要接受严苛的政治审查，甚至被迫做出出卖良知、向权势低头的妥协。许多人因为担心自己公开的一句话、一次集会会给国内的父母亲人招来无妄之灾，不得不断绝与家乡亲人的一切联络。
尊严与道义的艰难坚守
在日复一日的痛苦思念中，海外维吾尔人每天都在经历着亲情与尊严的激烈拉扯：是选择向不公低头换取一线回家的可能，还是坚守做人的尊严、继续为无辜同胞发声？作者写道，坚守对事实的陈述和对人权价值的追求，是支撑许多流亡者在绝境中走下去的精神灯塔。无论前路多么艰难，捍卫良知与尊严永远是每个海外维吾尔人最宝贵的人生底色。
亲情与尊严之间：海外维吾尔人被迫面对的人生抉择与困境
作者：伊利夏提·哈桑·阔克博尔（维吾尔人权项目专栏）
对于一个背井离乡、远离故土的人来说，“回家”本是一个再普通、再朴素不过的愿望。
谁不想念自己年迈的父母？想在母亲满头白发之前再抱一抱她；想在父亲走不动路之前陪他坐着聊聊天；想回去看看家乡熟悉的街道，听一听亲切的乡音。这些人之常情的愿望，本来不应该掺杂任何政治色彩，更不应该变成一种沉重的人性折磨。
图片说明：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发布的深度观察特写配图。
回家愿望被政治化：横亘在亲情面前的高墙
然而对千千万万生活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回家却变成了一条充满险阻的坎坷之路。要拿到回家的许可，往往意味着要接受严苛的政治审查，甚至被迫做出出卖良知、向权势低头的妥协。许多人因为担心自己公开的一句话、一次集会会给国内的父母亲人招来无妄之灾，不得不断绝与家乡亲人的一切联络。
尊严与道义的艰难坚守
在日复一日的痛苦思念中，海外维吾尔人每天都在经历着亲情与尊严的激烈拉扯：是选择向不公低头换取一线回家的可能，还是坚守做人的尊严、继续为无辜同胞发声？作者写道，坚守对事实的陈述和对人权价值的追求，是支撑许多流亡者在绝境中走下去的精神灯塔。无论前路多么艰难，捍卫良知与尊严永远是每个海外维吾尔人最宝贵的人生底色。
新疆寄宿学校与儿童安置设施数量持续增加引发国际人权关切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6 次浏览 • 2026-08-21 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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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寄宿学校与儿童安置设施数量持续增加引发国际人权关切
据土耳其《维吾尔新闻》（Uygur Haber）援引多家国际人权研究机构与最新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在新疆各地，专门用来安置父母被拘押或外出务工家庭的儿童寄宿学校与集中育儿设施数量，依然在持续增加。
图片说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设立的儿童寄宿与教育管理设施。
封闭式寄宿管理与母语环境剥离
多份专题调查报告披露，这些设施大多实行全封闭式、半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孩子们从小被集中送进寄宿学校，在校内被要求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学习和日常交流，维吾尔母语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原本传统的民族习俗和宗教文化课程也被大幅削减。
专家与国际机构的人道担忧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以及多位国际社会学专家指出，把年幼的孩子过早且长期与父母、原生家庭和本土文化环境彻底隔离开来，很容易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情感发育和民族文化认同造成不可逆转的长远伤害。人权组织强烈呼吁保障最基本的家庭团聚权，让孩子们能够回到父母身边，在健全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快乐成长。 查看全部
新疆寄宿学校与儿童安置设施数量持续增加引发国际人权关切
据土耳其《维吾尔新闻》（Uygur Haber）援引多家国际人权研究机构与最新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在新疆各地，专门用来安置父母被拘押或外出务工家庭的儿童寄宿学校与集中育儿设施数量，依然在持续增加。
图片说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设立的儿童寄宿与教育管理设施。
封闭式寄宿管理与母语环境剥离
多份专题调查报告披露，这些设施大多实行全封闭式、半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孩子们从小被集中送进寄宿学校，在校内被要求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学习和日常交流，维吾尔母语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原本传统的民族习俗和宗教文化课程也被大幅削减。
专家与国际机构的人道担忧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以及多位国际社会学专家指出，把年幼的孩子过早且长期与父母、原生家庭和本土文化环境彻底隔离开来，很容易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情感发育和民族文化认同造成不可逆转的长远伤害。人权组织强烈呼吁保障最基本的家庭团聚权，让孩子们能够回到父母身边，在健全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快乐成长。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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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寄宿学校与儿童安置设施数量持续增加引发国际人权关切
据土耳其《维吾尔新闻》（Uygur Haber）援引多家国际人权研究机构与最新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在新疆各地，专门用来安置父母被拘押或外出务工家庭的儿童寄宿学校与集中育儿设施数量，依然在持续增加。
图片说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设立的儿童寄宿与教育管理设施。
封闭式寄宿管理与母语环境剥离
多份专题调查报告披露，这些设施大多实行全封闭式、半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孩子们从小被集中送进寄宿学校，在校内被要求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学习和日常交流，维吾尔母语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原本传统的民族习俗和宗教文化课程也被大幅削减。
专家与国际机构的人道担忧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以及多位国际社会学专家指出，把年幼的孩子过早且长期与父母、原生家庭和本土文化环境彻底隔离开来，很容易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情感发育和民族文化认同造成不可逆转的长远伤害。人权组织强烈呼吁保障最基本的家庭团聚权，让孩子们能够回到父母身边，在健全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快乐成长。
新疆寄宿学校与儿童安置设施数量持续增加引发国际人权关切
据土耳其《维吾尔新闻》（Uygur Haber）援引多家国际人权研究机构与最新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在新疆各地，专门用来安置父母被拘押或外出务工家庭的儿童寄宿学校与集中育儿设施数量，依然在持续增加。
图片说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设立的儿童寄宿与教育管理设施。
封闭式寄宿管理与母语环境剥离
多份专题调查报告披露，这些设施大多实行全封闭式、半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孩子们从小被集中送进寄宿学校，在校内被要求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学习和日常交流，维吾尔母语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原本传统的民族习俗和宗教文化课程也被大幅削减。
专家与国际机构的人道担忧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以及多位国际社会学专家指出，把年幼的孩子过早且长期与父母、原生家庭和本土文化环境彻底隔离开来，很容易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情感发育和民族文化认同造成不可逆转的长远伤害。人权组织强烈呼吁保障最基本的家庭团聚权，让孩子们能够回到父母身边，在健全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快乐成长。
荷兰中国大使馆前维吾尔与藏人社群举行集会示威活动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2 次浏览 • 2026-08-21 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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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中国大使馆前维吾尔与藏人社群举行集会示威活动
作者：阿布都热依木·艾尼（Abdurehim Gheni Uyghur）
2026年8月2日，全球藏人及各界人权倡导人士举行纪念活动，悼念一个月前（即2026年7月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抗议的藏人青年。在荷兰海牙，维吾尔族、藏族以及各界支持者也纷纷聚集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门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
图片说明：示威人士在海牙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
抗议民族政策与法规条文
在抗议现场，集会人士公开撕毁并焚烧了新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材料。示威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这类法规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对维吾尔族和藏族的传统语言、宗教文化以及生活习俗构成了严重冲击，加剧了对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同化压力。
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关注与支持
集会发起人阿布都热依木·艾尼向现场群众发表了演讲，强烈抗议对边疆少数民族实施的高压管控与跨国骚扰行为。现场群众齐声高呼口号，要求保障基本人权、宗教自由与母语教育权利，并向荷兰政府和欧盟机构发出呼吁，希望欧洲在国际外交事务中坚守人权底线，采取切实行动帮助受压迫的族群。 查看全部
荷兰中国大使馆前维吾尔与藏人社群举行集会示威活动
作者：阿布都热依木·艾尼（Abdurehim Gheni Uyghur）
2026年8月2日，全球藏人及各界人权倡导人士举行纪念活动，悼念一个月前（即2026年7月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抗议的藏人青年。在荷兰海牙，维吾尔族、藏族以及各界支持者也纷纷聚集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门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
图片说明：示威人士在海牙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
抗议民族政策与法规条文
在抗议现场，集会人士公开撕毁并焚烧了新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材料。示威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这类法规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对维吾尔族和藏族的传统语言、宗教文化以及生活习俗构成了严重冲击，加剧了对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同化压力。
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关注与支持
集会发起人阿布都热依木·艾尼向现场群众发表了演讲，强烈抗议对边疆少数民族实施的高压管控与跨国骚扰行为。现场群众齐声高呼口号，要求保障基本人权、宗教自由与母语教育权利，并向荷兰政府和欧盟机构发出呼吁，希望欧洲在国际外交事务中坚守人权底线，采取切实行动帮助受压迫的族群。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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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中国大使馆前维吾尔与藏人社群举行集会示威活动
作者：阿布都热依木·艾尼（Abdurehim Gheni Uyghur）
2026年8月2日，全球藏人及各界人权倡导人士举行纪念活动，悼念一个月前（即2026年7月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抗议的藏人青年。在荷兰海牙，维吾尔族、藏族以及各界支持者也纷纷聚集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门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
图片说明：示威人士在海牙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
抗议民族政策与法规条文
在抗议现场，集会人士公开撕毁并焚烧了新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材料。示威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这类法规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对维吾尔族和藏族的传统语言、宗教文化以及生活习俗构成了严重冲击，加剧了对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同化压力。
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关注与支持
集会发起人阿布都热依木·艾尼向现场群众发表了演讲，强烈抗议对边疆少数民族实施的高压管控与跨国骚扰行为。现场群众齐声高呼口号，要求保障基本人权、宗教自由与母语教育权利，并向荷兰政府和欧盟机构发出呼吁，希望欧洲在国际外交事务中坚守人权底线，采取切实行动帮助受压迫的族群。
荷兰中国大使馆前维吾尔与藏人社群举行集会示威活动
作者：阿布都热依木·艾尼（Abdurehim Gheni Uyghur）
2026年8月2日，全球藏人及各界人权倡导人士举行纪念活动，悼念一个月前（即2026年7月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抗议的藏人青年。在荷兰海牙，维吾尔族、藏族以及各界支持者也纷纷聚集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门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
图片说明：示威人士在海牙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
抗议民族政策与法规条文
在抗议现场，集会人士公开撕毁并焚烧了新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材料。示威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这类法规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对维吾尔族和藏族的传统语言、宗教文化以及生活习俗构成了严重冲击，加剧了对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同化压力。
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关注与支持
集会发起人阿布都热依木·艾尼向现场群众发表了演讲，强烈抗议对边疆少数民族实施的高压管控与跨国骚扰行为。现场群众齐声高呼口号，要求保障基本人权、宗教自由与母语教育权利，并向荷兰政府和欧盟机构发出呼吁，希望欧洲在国际外交事务中坚守人权底线，采取切实行动帮助受压迫的族群。
维吾尔活动人士多尔昆·伊萨（Dolkun Isa）：“习近平对我们的社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
维吾尔穆斯林种族灭绝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5 次浏览 • 2 天前
转载翻译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多尔坤·伊萨（REUTERS/Denis Balibouse）
30多年来，多尔昆·伊萨一直未能回到他出生的土地。他也已经很多年没有家人的消息了。他的名字被列入黑名单和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他的“罪行”？属于中国新疆维吾尔族社区。
从很小的时候起，在他的家乡阿克苏，他就开始意识到他的人民仅仅因为宗教信仰而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歧视。 1984年至1988年在大学期间，他组织维吾尔族学生加强农村地区人民接受的不稳定教育，并领导动员要求更好的条件、平等和民主选举。这一举措被中国政府视为一种挑衅态度：多尔昆最终被软禁，被大学开除，后来被流放，先是到土耳其，然后到德国，他在那里申请政治庇护，目前居住在德国。
此后，他进行了不竭的维权行动，向世界揭露维吾尔族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自习近平2013年上台以来，迫害呈指数级增长。伊萨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UC）的第三任主席，目前担任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UZDM）的主席，这使他被列入该政权的黑名单，面临第三国的逮捕，并不断受到这个亚洲巨人的威胁。事实上，在他最近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期间，他再次成为该政权镇压手段的受害者：应中国大使馆的要求，阿根廷外交部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议会暂停了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组织的一项活动，该活动将在多尔昆的参与下辩论21世纪的极权主义。
在阿根廷首都之行期间，这位维吾尔活动家与 Infobae 谈论了数十年来该国人民遭受的“种族灭绝”。他还详细介绍了被关押在集中营中的维吾尔人所遭受的苦难。
-我想首先谈谈您，在中国政权的压迫下成长的感觉，以及您今天倡导的要求尊重人民权利的激进主义是如何诞生的。
-我是维吾尔族。我出生在阿克苏，我们所说的东突厥斯坦的城市之一；中国称其为新疆。 1984年至1988年，我在新疆大学学习物理。学生期间，我成立了一个学生文化协会，其主要目标是在暑假和寒假期间，动员数千名维吾尔族学生到农村、到村庄，教我们的人民字母，改善教育制度。因为在一些地方——事实上是相当多的地方——农村地区或城镇没有学校。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维吾尔人是文盲，日常生活中我们目睹了很多歧视。中国人和维吾尔人之间存在着很多不平等。所以当我上大学时，我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歧视？”如果你看一下中国宪法，这个自治区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根据自治法，我们拥有许多权利。从宪法上讲，我们享有相同的权利，但在日常生活中，现实却有所不同。这是因为这里的所有人，我的人民，都不知道他们拥有什么权利。首先你必须理解它，然后你必须和平地斗争并主张你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首先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人民，提高教育水平。这是主要目标，首要目标；然后发动学生自愿参加。但当我们开始这样做时，中国政府不太高兴。 1988年6月15日，我们组织了一次大型示威活动，反对歧视政策。那天，我和我的一位同事与中国政府以及共产党的高级官员进行了六个小时的辩论，以谈判条件。但我们未能达成协议。我们回到大学，我带领八千多名学生走上街头，要求平等，支持民主选举。但他们软禁了我。而且，那是我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我被开除了，所以我无法毕业。这就是我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继续反对歧视。 1994年，我离开祖国前往土耳其攻读硕士学位。我把专业改为政治学。然后，1996 年，我搬到了德国，并在那里申请了政治庇护。我们创办了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后来我们成立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你能在某个时候回到中国吗？
-不。快三十三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回去过。我不能，因为我的名字在黑名单上。我的名字出现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上。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么多边境被拦住的原因。我在美国、印度、韩国、瑞士、意大利，甚至在德国都发生过这种事。二十年前，没有人非常了解维吾尔族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您是恐怖分子，警察会立即检查您的背景并对您进行登记。有时是几个小时，有时是几天。例如，有一次，当我受邀参加在首尔举行的国际会议时，我在护照检查处被拦住并被拘留。我差点被驱逐回中国。近四名中国警察来自北京；他们想带我去中国。但我是德国公民。由于德国和美国的压力，我在最后一刻被驱逐到德国。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利用其经济实力、外交实力，不正当地利用国际秩序。
- 在他的 X 帐户中，他发布了一条消息，其中他说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收到他兄弟的消息了。他还提到他的家人因他的活动而受到惩罚，甚至讲述了他在政权集中营中去世的母亲的情况。关于他的家人遭受的迫害，您能告诉我们什么吗？
-我于1994年离开，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家人。直到 2017 年我才可以打电话。在非常基础的层面上。我刚刚给我妈妈打电话。 “你好吗？”; “好，好。”只要两分钟，每个月都会如此。但无论如何，直到2017年4月我才能够通话。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无法联系到他们。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许多维吾尔活动人士身上：我们与亲戚失去了联系。但是，有时，如果家里发生什么事情，消息就会传到我们那里。 2018年6月中旬，我收到了澳大利亚朋友的消息。他说：“嘿，过去十四个月里你和你妈妈谈过话吗？”他最后一次和她说话是在去年四月。他告诉我：“你的母亲去世了。”我很震惊。我试图打电话，但打不通。我无法得到任何消息；我真的很想确认一下我的母亲是否去世了。后来，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维吾尔广播电台自由亚洲维吾尔广播电台向警方、官员报警……然后他们向我证实，我的母亲已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死于其中一个集中营。但我在 6 月 12 日发现了这一消息，差不多三周后。然后到了2020年，我得知父亲去世了。我也是从中国媒体了解到这一点的。 2021年，我又收到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弟弟被判无期徒刑。我哥哥被判了二十年徒刑。我的整个家族都是不参与政治的人，也不是像我这样的积极分子。我的母亲是一个很简单的女人，一个普通的70多岁的家庭主妇；我父亲80多岁了。我哥哥是一名数学老师，与政治无关。 “犯罪”是因为我的种族血统。仅出于这个原因，就不存在犯罪，什么都没有。我也有姐姐们。 2021年或2020年，我在中国社交媒体、中国电视上看到制作了一部关于我的姐妹和我的其他亲戚的纪录片。在那里我看到姐姐谴责我。如果你看视频，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正在读一张纸上写着中文的文字，上面写着：“多尔坤，你是个骗子。你不是我的兄弟……我的父母因为年龄、健康问题而去世了。他们从来没有去过集中营。中国政府对我们很好”，等等，等等......在视频中你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带我的侄女去按摩、去餐馆、吃饭；这就是它所显示的。我从这个视频中得知我的父亲去世了。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年、哪月、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在集中营里？在家里？;它在哪个墓地？不知道。这就是我家的整个可怕处境。
-她也在一个政权集中营里，在那里她被迫读那段文字？
-不，她不从事任何领域。我的一些哥哥也反对我。但在视频中反对我的不是我的哥哥，而是他的儿子和他的妻子。这是正常的；这是政府宣传的一部分。
维吾尔人在新疆政权的集中营中遭受酷刑
-国际上有许多关于这些集中营中的人遭受酷刑的报告和投诉。我想，作为一名活动家，你已经能够与在场的人取得联系。这些政权集中营的镇压动态如何？
-自2017年以来，不仅从营地，而且从整个东突厥斯坦祖国获取信息都非常困难。但从 2018 年底开始，一些难民营幸存者设法离开，因为她们是外国公民，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外国公民的妻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在其他国家的压力下释放了他们。所以他们去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等地。但在他们离开中国之前，政府威胁他们：“你们必须保持沉默。如果你们说什么，你们的家人还会在这里。”所以这是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保持沉默。但有些人正在见证，他们都讲述了一个非常相似的故事。有人讲死刑，他们说早上六点钟你要起床批评自己，都坐在床上。他们没有权利看别人或与人交谈。 “我是一名罪犯。我受到激进主义、恐怖主义的感染。我有罪，”他们让他们重复。他们必须自我批评，到处都有监控摄像头，还有警察。他们必须表现出对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的忠诚。比如，在喝水之前，你应该说：“噢，谢谢中国共产党。谢谢习近平。没有习近平，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生命，没有水，没有食物。”你必须大声说出来，但要发自内心，因为到处都有摄像头。这些相机还可以识别情绪；如果有人怀疑你不是故意的，他们就会折磨你。许多死亡病例正在发生。每天早上你都要练习中文；晚餐时禁止讲维吾尔语。如果有人说他们的母语，他们就会折磨他们。还有几起强奸案，因为难民营的许多幸存者都是女性。他们都说发生了很多强奸案，还给她们注射了绝育药物。从2016年创建再教育营到2019年，近三年的时间里，他们只是被灌输、洗脑。但随后，在 2019 年初，其中一些人——中国政府认为洗脑不起作用——被判处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徒刑。以前，如果你与政府或政治问题有矛盾，或者是活动人士的亲戚，他们会把你送进监狱。在田间地头，他们还遭受强迫劳动。
-我们开始谈论你在新疆的青少年时期，八十年代。从你的描述来看，自从习近平上任以来，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是的，完全正确。他使过去和现在有所不同。在八十年代，当我还是一名学生时，也存在歧视，但至少我们走上街头，我们示威，我们与政府交谈;现在不可能了。你连想都不敢想。渐渐地，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政策变得越来越激进，而现在习近平上台后，这种同化和歧视政策已经变成了种族灭绝政策。人口的强制转移以及日常的政治和经济歧视以及经济剥削都存在。但自从习近平实行彻底变革后，他彻底消除了维吾尔人的身份，而这就是再教育营的目的，以实施这种种族灭绝政策。
-根据你告诉我的情况，去年我有机会采访了一位维吾尔族活动人士，他也告诉我，该政权的主要目标是让维吾尔族人口消失。
-我完全同意。今年7月1日，中国开始实施《民族团结法》。该法于3月获得批准，并于7月1日生效。事实上，该法对于维吾尔族来说已经实施了好几年了，但现在它只是合法化，因为如果你看看中国宪法和自治法，维吾尔语是官方语言。而且，根据法律规定，每个人都有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权利。但学校和工作场所的维吾尔语已经被消灭。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维吾尔族学生是用维吾尔语授课的。致中国学生，用中文。但截至2004年，该大学只用中文授课。然后渐渐地，到了2010年，或者说之前，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只用中文授课了。教育应该是双语的，尽管事实并非如此。现在中国的教育是用普通话进行的。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2021年发布报告指出，八千多座清真寺被彻底拆除。另有八千人可能已被部分摧毁。禁止诵读《古兰经》和斋戒；禁止一切宗教活动和习俗。大约十五年前，这一点开始被一点一点地应用。但最近，在过去的两年里，随着这个计算机问题的出现和很大的国际压力，中国政府被迫说：“好吧，我必须将其合法化。”因为政府不断收到国际社会的警告，要求其尊重自己的法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在通过了这部民族团结法。但实际上，中国政府提出的彻底消除维吾尔族身份的建议才是习近平的首要目标。
-随着这种合法化，我们可以预期迫害会增加吗？
-压力越来越大，是的，情况非常糟糕。正如我们所说，中国政府的意图是让维吾尔人完全不复存在。这是主要目标。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高认识，当然这不仅是针对维吾尔人的法律，也是针对藏人的法律。中国有56个少数民族。但是，除了维吾尔人和藏人之外，其他人都已经被同化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失去了自己的身份、文化和语言。但我们维吾尔人和藏人努力生存。这让政府很头疼，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接受多元化。因此，这部民族团结法是基于“一个中国”的原则：一个人民、一个民族、一种语言。这意味着其他语言、其他文化和其他种族必须消失。这就是为什么西藏人也知道我们在联合国这样做的原因。因此，如果全世界只是袖手旁观，而不采取具体行动，我们不知道十年或十五年后下一代维吾尔人会发生什么。政府说我们有一千二百万维吾尔人，但我们相信我们至少有两千万。超过一百万维吾尔人散居海外。让两千万、一千二百万维吾尔人消失并不容易。当然，有些可能已经消失了。共产党不仅是对维吾尔人和藏人的威胁，也是对中国人民本身的威胁。营地内关押着十万中国人。比如获得诺贝尔奖的刘晓波，要么死在农村，要么死在监狱里。所以我认为中国人民也应该享有民主。习近平可能还会继续执政五年或十年。他是一个人，他终究会死。现在他正在对许多士兵采取行动。有不少军人对习近平的政策不满意。这是一场内部权力斗争，因为他是一个独裁者。总有一天这个系统会崩溃。所以我希望这种迫害政策能改变，以后能和现在不一样。
-几天前，《外交政策》杂志报道称，近年来，中国一直秘密允许一些人前往新疆，以允许家人团聚，以换取宣传、沉默和合作。然而，这并未公开宣布或转化为政府措施。你知道吗？
-我认识不少维吾尔人被允许探望家人。直到 2018 年，政府切断了一切：互联网、通讯。 2014年和2015年，他们没收了《古兰经》并禁止禁食，因为宗教对维吾尔族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是你看，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没有一个穆斯林组织反对它，没有人说过任何话。然后在2016年，它还对护照实行了限制。旅行、表达自己和言论的自由受到限制。只有国际特赦组织和一些国际组织发表了声明，但大多数国家只是袖手旁观。没有人注意。我们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走遍了美国，我们访问了国会、参议院、欧盟委员会……2018年，联合国第三委员会审查了中国的报告。然后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中国代表团和联合国专家一起到达，他们收集了所有证据并进行了交谈。随后中国面临压力。公民和联合国成员国都在谈论这个问题，媒体也是如此。此后，中国改变了立场，起初否认：“不，我们没有任何油田。我们什么都没有。”然后证据就出来了。然后中国政府说：“是的，我们有一个职业培训中心。我们教育人们。”然后中国说：“我正在打击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它正在改变话语。联合国报告发表；十个国家议会已认可有关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动议。美国政府已经承认了这一点。随后，所有可见的检查站再次被拆除，中国于 2023 年和 2024 年组织了来自世界各国、特别是穆斯林国家的宣传之旅。还没等他们整理好，就有记者说：“我们去了新疆，一切都正常了。”然后，从2025年开始，任何维吾尔人都可以去，但有一个条件：他们必须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并传播。回国后，中国政府利用这些维吾尔人作为宣传工具。我个人在过去一年或最近见过至少两三个访问过东突厥斯坦的人。起初他们对我说，“你最近访问过东突厥斯坦吗？一切都很顺利”之类的话。 “三年前，我的父母去世了，”其中一位妇女告诉我。 “那你能去墓地参观一下吗？”我问她，她开始哭了。不，他不能，只是我们是穆斯林。 “你能参加你父亲的葬礼吗？”我又问了一遍，他还是哭了。人们建议你闭嘴。她告诉我，“我本来应该待两个月，但两周后我就回来了。但是请不要说出我的名字。”一切都是保密的。如果他们说出真相，如果他们说真话，那么他们未被拘留的亲属就会返回集中营。尽管如此，很少有目击者敢于发声。有些人改了名字，有些人不说自己的名字，但继续说话。有些人确实会保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因为有家人作为人质而保持沉默。情况就是这样。政府确实允许一些人离开和返回。甚至一些亲戚、父母也到欧洲国家或美国看望他们。但条件是家庭成员仍然被绑架，条件是他们说一切都很好，没有问题。他们试图帮助掩盖种族灭绝。
-来自国际使馆的压力是否也协同让此事严格保持沉默？
-是的，中国大使馆在各国都非常活跃。他们打电话来。如果任何国家有维吾尔族社区，他们都会打电话告诉我们：“你可以去看望你的亲戚。我们知道你在做什么。”因此，在2021年和2022年，大量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年轻活动人士利用社交网络，作证、发言、提高认识。但超过 80-90% 的人保持沉默。现在他们已经失踪了，因为其中一些人已被释放给亲戚。他们打电话给他们并告诉他们：“我有空。不要做任何事情。”然后他们就消失了。
- 当局是否告诉您在旅行期间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是的，你必须接受他们告诉你的，甚至签署一些东西。尽管如此，一些维吾尔人现在仍无法前往。因为中国人有一份参与政治或参加过示威或集会的人的名单；政府甚至向维吾尔族社区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参加任何政治或文化活动。几年前，当我们在中国大使馆前组织示威时，有100人参加。现在只有一对夫妇来。这给我们带来了困难。
-说到这些外交压力，上周应中国大使馆的要求取消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论坛，你就是这种镇压机制的受害者。您对此有何评论？您对阿根廷当局的决定感到惊讶吗？
-是的，我很惊讶。阿根廷是一个民主国家，更是一个法治国家。这是一次非常正常的人权会议，我被邀请作为发言人。但迫于中国大使馆的压力，该委员会将总部迁往其他地点。这是不可接受的。这正在摧毁阿根廷的国家主权，正在摧毁阿根廷的法治和民主价值观。不仅仅是我在很多国家被拘留过。我已经习惯了。这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我想说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中国政府已经向阿根廷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在边境拦截我。也许就是这样。但我很幸运，我没有遇到任何问题，没有一个问题。所以我有点失望。在一些专制国家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并不感到惊讶。仅仅30年前，阿根廷就遭遇了独裁政权，那里发生了失踪事件，并造成了许多不公正现象。阿根廷人民从这些政权中吸取了教训。因此，像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向阿根廷施加压力，而当局却说“好吧”，这是不可接受的。
-您认为根本原因是什么，也许是经济问题？
-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商业问题，一个由于经济联系而产生的商业问题。当然，所有国家都与中国有经济关系。但现在不是继续一切照旧的合适时机，因为存在强迫劳动，人们正在死亡；一些国际品牌靠一些维吾尔人的鲜血致富，这就是我们发起这项活动的原因。我们必须停止与中国做生意，因为人们正在死去。所有国家都有法律义务制止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每个人都有道德义务阻止它。一些国家和一些企业停止与中国开展业务；美国已经通过了《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案》。来自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任何其他产品均被禁止进入美国。但一些欧洲国家，比如我国德国，也和中国有生意往来。同意，经济关系可以维持，我们无法阻止。但是，尽管存在经济关系，但如果民主价值观被破坏，就会对社会构成威胁。中国没有极限；如果你给他一根手指，那么他就会要你的整只手。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发生的事情是危险的。如果你真的相信民主价值观，如果你真的反对独裁政权，如果你真的吸取了独裁政权的教训，你就必须抵制这一点。你必须保护你的系统。
-最后两个问题。 7月，联合国发布了一份新报告，呼吁关闭新疆营地。近年来，举报和投诉不少，但情况没有改变。您对国际社会对维吾尔族人镇压的反应有何看法？
——国际社会的反应也非常令人失望。这些难民营中的维吾尔人问题以及种族灭绝问题已在联合国进行了讨论，并发布了一份联合国报告。但我们还没有看到会员国采取任何具体行动。其中大部分是由于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利用其经济实力试图将其独裁政权强加于其他国家。如今，用于监控维吾尔人的监控技术已出口到全球三十多个国家。以中国和俄罗斯为首的威权国家正在团结起来，但民主社会也存在分裂。遗憾的是，国际社会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事件的反应非常缓慢。而联合国的报告虽然发表了，但现任高级专员沃尔克·蒂尔克不但没有提及，甚至连他的报告也没有提出。而成员们却什么也没做。中国正试图垄断联合国人权体系。我亲眼目睹了这一点。我们参加人权理事会的所有或几乎所有会议。它几乎已经失去了意义。它是讨论人权的最高机构，但现在好像中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其他威权国家都是该理事会的成员。它大部分被专制国家占领。
- 近年来，地缘政治焦点一直集中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发生的事情上，以及最近的中东战争上。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发现中国在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各种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习近平政权加大了对台湾的威胁，与美国正处于贸易战之中，并与华盛顿在人工智能的领导权问题上存在争议。面对如此复杂的背景，您认为习近平的伟大地缘政治目标是什么？他的主要野心是未来入侵台湾吗？
——习近平有伟大的“中国梦”。他想成为继毛泽东之后中国历史上伟大的领导人，毛泽东创立了中华民国，但即使他也无法统一台湾。这是他的伟大野心之一：占领台湾，无视国际压力，能够说“我是中国历史的英雄”。其次，他也有一带一路的梦想。八十多个国家参与了这一领土扩张计划。习近平在基础设施上花费了数万亿美元，并向邻国提供贷款。如今用兵占领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但他们已经实现了经济占领。对于中亚来说，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各个国家都是相关的。中国政府向他们提供贷款、信贷。所有这些国家都非常腐败，中国政府对此非常清楚。例如，中巴经济走廊，一个耗资650亿美元的项目。巴基斯坦这个政府也非常腐败。中国政府非常清楚，巴基斯坦政府永远不会归还这笔钱。但没关系。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也有这样的例子。也许 20-30% 实际上用于此目的。另外 50-60% 则直接落入几位部长的口袋。那么他们就无法付款。五年后，中国政府要求返还资金。有关政府回应称，它没有这笔钱，但作为交换，它提供了土地。所以习近平一方面利用经济力量进行领土扩张计划，另一方面也利用所谓的军事干预来统一台湾。 查看全部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多尔坤·伊萨（REUTERS/Denis Balibouse）
30多年来，多尔昆·伊萨一直未能回到他出生的土地。他也已经很多年没有家人的消息了。他的名字被列入黑名单和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他的“罪行”？属于中国新疆维吾尔族社区。
从很小的时候起，在他的家乡阿克苏，他就开始意识到他的人民仅仅因为宗教信仰而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歧视。 1984年至1988年在大学期间，他组织维吾尔族学生加强农村地区人民接受的不稳定教育，并领导动员要求更好的条件、平等和民主选举。这一举措被中国政府视为一种挑衅态度：多尔昆最终被软禁，被大学开除，后来被流放，先是到土耳其，然后到德国，他在那里申请政治庇护，目前居住在德国。
此后，他进行了不竭的维权行动，向世界揭露维吾尔族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自习近平2013年上台以来，迫害呈指数级增长。伊萨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UC）的第三任主席，目前担任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UZDM）的主席，这使他被列入该政权的黑名单，面临第三国的逮捕，并不断受到这个亚洲巨人的威胁。事实上，在他最近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期间，他再次成为该政权镇压手段的受害者：应中国大使馆的要求，阿根廷外交部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议会暂停了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组织的一项活动，该活动将在多尔昆的参与下辩论21世纪的极权主义。
在阿根廷首都之行期间，这位维吾尔活动家与 Infobae 谈论了数十年来该国人民遭受的“种族灭绝”。他还详细介绍了被关押在集中营中的维吾尔人所遭受的苦难。
-我想首先谈谈您，在中国政权的压迫下成长的感觉，以及您今天倡导的要求尊重人民权利的激进主义是如何诞生的。
-我是维吾尔族。我出生在阿克苏，我们所说的东突厥斯坦的城市之一；中国称其为新疆。 1984年至1988年，我在新疆大学学习物理。学生期间，我成立了一个学生文化协会，其主要目标是在暑假和寒假期间，动员数千名维吾尔族学生到农村、到村庄，教我们的人民字母，改善教育制度。因为在一些地方——事实上是相当多的地方——农村地区或城镇没有学校。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维吾尔人是文盲，日常生活中我们目睹了很多歧视。中国人和维吾尔人之间存在着很多不平等。所以当我上大学时，我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歧视？”如果你看一下中国宪法，这个自治区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根据自治法，我们拥有许多权利。从宪法上讲，我们享有相同的权利，但在日常生活中，现实却有所不同。这是因为这里的所有人，我的人民，都不知道他们拥有什么权利。首先你必须理解它，然后你必须和平地斗争并主张你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首先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人民，提高教育水平。这是主要目标，首要目标；然后发动学生自愿参加。但当我们开始这样做时，中国政府不太高兴。 1988年6月15日，我们组织了一次大型示威活动，反对歧视政策。那天，我和我的一位同事与中国政府以及共产党的高级官员进行了六个小时的辩论，以谈判条件。但我们未能达成协议。我们回到大学，我带领八千多名学生走上街头，要求平等，支持民主选举。但他们软禁了我。而且，那是我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我被开除了，所以我无法毕业。这就是我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继续反对歧视。 1994年，我离开祖国前往土耳其攻读硕士学位。我把专业改为政治学。然后，1996 年，我搬到了德国，并在那里申请了政治庇护。我们创办了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后来我们成立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你能在某个时候回到中国吗？
-不。快三十三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回去过。我不能，因为我的名字在黑名单上。我的名字出现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上。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么多边境被拦住的原因。我在美国、印度、韩国、瑞士、意大利，甚至在德国都发生过这种事。二十年前，没有人非常了解维吾尔族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您是恐怖分子，警察会立即检查您的背景并对您进行登记。有时是几个小时，有时是几天。例如，有一次，当我受邀参加在首尔举行的国际会议时，我在护照检查处被拦住并被拘留。我差点被驱逐回中国。近四名中国警察来自北京；他们想带我去中国。但我是德国公民。由于德国和美国的压力，我在最后一刻被驱逐到德国。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利用其经济实力、外交实力，不正当地利用国际秩序。
- 在他的 X 帐户中，他发布了一条消息，其中他说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收到他兄弟的消息了。他还提到他的家人因他的活动而受到惩罚，甚至讲述了他在政权集中营中去世的母亲的情况。关于他的家人遭受的迫害，您能告诉我们什么吗？
-我于1994年离开，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家人。直到 2017 年我才可以打电话。在非常基础的层面上。我刚刚给我妈妈打电话。 “你好吗？”; “好，好。”只要两分钟，每个月都会如此。但无论如何，直到2017年4月我才能够通话。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无法联系到他们。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许多维吾尔活动人士身上：我们与亲戚失去了联系。但是，有时，如果家里发生什么事情，消息就会传到我们那里。 2018年6月中旬，我收到了澳大利亚朋友的消息。他说：“嘿，过去十四个月里你和你妈妈谈过话吗？”他最后一次和她说话是在去年四月。他告诉我：“你的母亲去世了。”我很震惊。我试图打电话，但打不通。我无法得到任何消息；我真的很想确认一下我的母亲是否去世了。后来，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维吾尔广播电台自由亚洲维吾尔广播电台向警方、官员报警……然后他们向我证实，我的母亲已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死于其中一个集中营。但我在 6 月 12 日发现了这一消息，差不多三周后。然后到了2020年，我得知父亲去世了。我也是从中国媒体了解到这一点的。 2021年，我又收到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弟弟被判无期徒刑。我哥哥被判了二十年徒刑。我的整个家族都是不参与政治的人，也不是像我这样的积极分子。我的母亲是一个很简单的女人，一个普通的70多岁的家庭主妇；我父亲80多岁了。我哥哥是一名数学老师，与政治无关。 “犯罪”是因为我的种族血统。仅出于这个原因，就不存在犯罪，什么都没有。我也有姐姐们。 2021年或2020年，我在中国社交媒体、中国电视上看到制作了一部关于我的姐妹和我的其他亲戚的纪录片。在那里我看到姐姐谴责我。如果你看视频，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正在读一张纸上写着中文的文字，上面写着：“多尔坤，你是个骗子。你不是我的兄弟……我的父母因为年龄、健康问题而去世了。他们从来没有去过集中营。中国政府对我们很好”，等等，等等......在视频中你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带我的侄女去按摩、去餐馆、吃饭；这就是它所显示的。我从这个视频中得知我的父亲去世了。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年、哪月、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在集中营里？在家里？;它在哪个墓地？不知道。这就是我家的整个可怕处境。
-她也在一个政权集中营里，在那里她被迫读那段文字？
-不，她不从事任何领域。我的一些哥哥也反对我。但在视频中反对我的不是我的哥哥，而是他的儿子和他的妻子。这是正常的；这是政府宣传的一部分。
维吾尔人在新疆政权的集中营中遭受酷刑
-国际上有许多关于这些集中营中的人遭受酷刑的报告和投诉。我想，作为一名活动家，你已经能够与在场的人取得联系。这些政权集中营的镇压动态如何？
-自2017年以来，不仅从营地，而且从整个东突厥斯坦祖国获取信息都非常困难。但从 2018 年底开始，一些难民营幸存者设法离开，因为她们是外国公民，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外国公民的妻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在其他国家的压力下释放了他们。所以他们去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等地。但在他们离开中国之前，政府威胁他们：“你们必须保持沉默。如果你们说什么，你们的家人还会在这里。”所以这是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保持沉默。但有些人正在见证，他们都讲述了一个非常相似的故事。有人讲死刑，他们说早上六点钟你要起床批评自己，都坐在床上。他们没有权利看别人或与人交谈。 “我是一名罪犯。我受到激进主义、恐怖主义的感染。我有罪，”他们让他们重复。他们必须自我批评，到处都有监控摄像头，还有警察。他们必须表现出对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的忠诚。比如，在喝水之前，你应该说：“噢，谢谢中国共产党。谢谢习近平。没有习近平，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生命，没有水，没有食物。”你必须大声说出来，但要发自内心，因为到处都有摄像头。这些相机还可以识别情绪；如果有人怀疑你不是故意的，他们就会折磨你。许多死亡病例正在发生。每天早上你都要练习中文；晚餐时禁止讲维吾尔语。如果有人说他们的母语，他们就会折磨他们。还有几起强奸案，因为难民营的许多幸存者都是女性。他们都说发生了很多强奸案，还给她们注射了绝育药物。从2016年创建再教育营到2019年，近三年的时间里，他们只是被灌输、洗脑。但随后，在 2019 年初，其中一些人——中国政府认为洗脑不起作用——被判处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徒刑。以前，如果你与政府或政治问题有矛盾，或者是活动人士的亲戚，他们会把你送进监狱。在田间地头，他们还遭受强迫劳动。
-我们开始谈论你在新疆的青少年时期，八十年代。从你的描述来看，自从习近平上任以来，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是的，完全正确。他使过去和现在有所不同。在八十年代，当我还是一名学生时，也存在歧视，但至少我们走上街头，我们示威，我们与政府交谈;现在不可能了。你连想都不敢想。渐渐地，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政策变得越来越激进，而现在习近平上台后，这种同化和歧视政策已经变成了种族灭绝政策。人口的强制转移以及日常的政治和经济歧视以及经济剥削都存在。但自从习近平实行彻底变革后，他彻底消除了维吾尔人的身份，而这就是再教育营的目的，以实施这种种族灭绝政策。
-根据你告诉我的情况，去年我有机会采访了一位维吾尔族活动人士，他也告诉我，该政权的主要目标是让维吾尔族人口消失。
-我完全同意。今年7月1日，中国开始实施《民族团结法》。该法于3月获得批准，并于7月1日生效。事实上，该法对于维吾尔族来说已经实施了好几年了，但现在它只是合法化，因为如果你看看中国宪法和自治法，维吾尔语是官方语言。而且，根据法律规定，每个人都有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权利。但学校和工作场所的维吾尔语已经被消灭。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维吾尔族学生是用维吾尔语授课的。致中国学生，用中文。但截至2004年，该大学只用中文授课。然后渐渐地，到了2010年，或者说之前，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只用中文授课了。教育应该是双语的，尽管事实并非如此。现在中国的教育是用普通话进行的。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2021年发布报告指出，八千多座清真寺被彻底拆除。另有八千人可能已被部分摧毁。禁止诵读《古兰经》和斋戒；禁止一切宗教活动和习俗。大约十五年前，这一点开始被一点一点地应用。但最近，在过去的两年里，随着这个计算机问题的出现和很大的国际压力，中国政府被迫说：“好吧，我必须将其合法化。”因为政府不断收到国际社会的警告，要求其尊重自己的法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在通过了这部民族团结法。但实际上，中国政府提出的彻底消除维吾尔族身份的建议才是习近平的首要目标。
-随着这种合法化，我们可以预期迫害会增加吗？
-压力越来越大，是的，情况非常糟糕。正如我们所说，中国政府的意图是让维吾尔人完全不复存在。这是主要目标。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高认识，当然这不仅是针对维吾尔人的法律，也是针对藏人的法律。中国有56个少数民族。但是，除了维吾尔人和藏人之外，其他人都已经被同化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失去了自己的身份、文化和语言。但我们维吾尔人和藏人努力生存。这让政府很头疼，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接受多元化。因此，这部民族团结法是基于“一个中国”的原则：一个人民、一个民族、一种语言。这意味着其他语言、其他文化和其他种族必须消失。这就是为什么西藏人也知道我们在联合国这样做的原因。因此，如果全世界只是袖手旁观，而不采取具体行动，我们不知道十年或十五年后下一代维吾尔人会发生什么。政府说我们有一千二百万维吾尔人，但我们相信我们至少有两千万。超过一百万维吾尔人散居海外。让两千万、一千二百万维吾尔人消失并不容易。当然，有些可能已经消失了。共产党不仅是对维吾尔人和藏人的威胁，也是对中国人民本身的威胁。营地内关押着十万中国人。比如获得诺贝尔奖的刘晓波，要么死在农村，要么死在监狱里。所以我认为中国人民也应该享有民主。习近平可能还会继续执政五年或十年。他是一个人，他终究会死。现在他正在对许多士兵采取行动。有不少军人对习近平的政策不满意。这是一场内部权力斗争，因为他是一个独裁者。总有一天这个系统会崩溃。所以我希望这种迫害政策能改变，以后能和现在不一样。
-几天前，《外交政策》杂志报道称，近年来，中国一直秘密允许一些人前往新疆，以允许家人团聚，以换取宣传、沉默和合作。然而，这并未公开宣布或转化为政府措施。你知道吗？
-我认识不少维吾尔人被允许探望家人。直到 2018 年，政府切断了一切：互联网、通讯。 2014年和2015年，他们没收了《古兰经》并禁止禁食，因为宗教对维吾尔族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是你看，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没有一个穆斯林组织反对它，没有人说过任何话。然后在2016年，它还对护照实行了限制。旅行、表达自己和言论的自由受到限制。只有国际特赦组织和一些国际组织发表了声明，但大多数国家只是袖手旁观。没有人注意。我们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走遍了美国，我们访问了国会、参议院、欧盟委员会……2018年，联合国第三委员会审查了中国的报告。然后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中国代表团和联合国专家一起到达，他们收集了所有证据并进行了交谈。随后中国面临压力。公民和联合国成员国都在谈论这个问题，媒体也是如此。此后，中国改变了立场，起初否认：“不，我们没有任何油田。我们什么都没有。”然后证据就出来了。然后中国政府说：“是的，我们有一个职业培训中心。我们教育人们。”然后中国说：“我正在打击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它正在改变话语。联合国报告发表；十个国家议会已认可有关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动议。美国政府已经承认了这一点。随后，所有可见的检查站再次被拆除，中国于 2023 年和 2024 年组织了来自世界各国、特别是穆斯林国家的宣传之旅。还没等他们整理好，就有记者说：“我们去了新疆，一切都正常了。”然后，从2025年开始，任何维吾尔人都可以去，但有一个条件：他们必须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并传播。回国后，中国政府利用这些维吾尔人作为宣传工具。我个人在过去一年或最近见过至少两三个访问过东突厥斯坦的人。起初他们对我说，“你最近访问过东突厥斯坦吗？一切都很顺利”之类的话。 “三年前，我的父母去世了，”其中一位妇女告诉我。 “那你能去墓地参观一下吗？”我问她，她开始哭了。不，他不能，只是我们是穆斯林。 “你能参加你父亲的葬礼吗？”我又问了一遍，他还是哭了。人们建议你闭嘴。她告诉我，“我本来应该待两个月，但两周后我就回来了。但是请不要说出我的名字。”一切都是保密的。如果他们说出真相，如果他们说真话，那么他们未被拘留的亲属就会返回集中营。尽管如此，很少有目击者敢于发声。有些人改了名字，有些人不说自己的名字，但继续说话。有些人确实会保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因为有家人作为人质而保持沉默。情况就是这样。政府确实允许一些人离开和返回。甚至一些亲戚、父母也到欧洲国家或美国看望他们。但条件是家庭成员仍然被绑架，条件是他们说一切都很好，没有问题。他们试图帮助掩盖种族灭绝。
-来自国际使馆的压力是否也协同让此事严格保持沉默？
-是的，中国大使馆在各国都非常活跃。他们打电话来。如果任何国家有维吾尔族社区，他们都会打电话告诉我们：“你可以去看望你的亲戚。我们知道你在做什么。”因此，在2021年和2022年，大量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年轻活动人士利用社交网络，作证、发言、提高认识。但超过 80-90% 的人保持沉默。现在他们已经失踪了，因为其中一些人已被释放给亲戚。他们打电话给他们并告诉他们：“我有空。不要做任何事情。”然后他们就消失了。
- 当局是否告诉您在旅行期间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是的，你必须接受他们告诉你的，甚至签署一些东西。尽管如此，一些维吾尔人现在仍无法前往。因为中国人有一份参与政治或参加过示威或集会的人的名单；政府甚至向维吾尔族社区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参加任何政治或文化活动。几年前，当我们在中国大使馆前组织示威时，有100人参加。现在只有一对夫妇来。这给我们带来了困难。
-说到这些外交压力，上周应中国大使馆的要求取消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论坛，你就是这种镇压机制的受害者。您对此有何评论？您对阿根廷当局的决定感到惊讶吗？
-是的，我很惊讶。阿根廷是一个民主国家，更是一个法治国家。这是一次非常正常的人权会议，我被邀请作为发言人。但迫于中国大使馆的压力，该委员会将总部迁往其他地点。这是不可接受的。这正在摧毁阿根廷的国家主权，正在摧毁阿根廷的法治和民主价值观。不仅仅是我在很多国家被拘留过。我已经习惯了。这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我想说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中国政府已经向阿根廷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在边境拦截我。也许就是这样。但我很幸运，我没有遇到任何问题，没有一个问题。所以我有点失望。在一些专制国家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并不感到惊讶。仅仅30年前，阿根廷就遭遇了独裁政权，那里发生了失踪事件，并造成了许多不公正现象。阿根廷人民从这些政权中吸取了教训。因此，像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向阿根廷施加压力，而当局却说“好吧”，这是不可接受的。
-您认为根本原因是什么，也许是经济问题？
-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商业问题，一个由于经济联系而产生的商业问题。当然，所有国家都与中国有经济关系。但现在不是继续一切照旧的合适时机，因为存在强迫劳动，人们正在死亡；一些国际品牌靠一些维吾尔人的鲜血致富，这就是我们发起这项活动的原因。我们必须停止与中国做生意，因为人们正在死去。所有国家都有法律义务制止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每个人都有道德义务阻止它。一些国家和一些企业停止与中国开展业务；美国已经通过了《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案》。来自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任何其他产品均被禁止进入美国。但一些欧洲国家，比如我国德国，也和中国有生意往来。同意，经济关系可以维持，我们无法阻止。但是，尽管存在经济关系，但如果民主价值观被破坏，就会对社会构成威胁。中国没有极限；如果你给他一根手指，那么他就会要你的整只手。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发生的事情是危险的。如果你真的相信民主价值观，如果你真的反对独裁政权，如果你真的吸取了独裁政权的教训，你就必须抵制这一点。你必须保护你的系统。
-最后两个问题。 7月，联合国发布了一份新报告，呼吁关闭新疆营地。近年来，举报和投诉不少，但情况没有改变。您对国际社会对维吾尔族人镇压的反应有何看法？
——国际社会的反应也非常令人失望。这些难民营中的维吾尔人问题以及种族灭绝问题已在联合国进行了讨论，并发布了一份联合国报告。但我们还没有看到会员国采取任何具体行动。其中大部分是由于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利用其经济实力试图将其独裁政权强加于其他国家。如今，用于监控维吾尔人的监控技术已出口到全球三十多个国家。以中国和俄罗斯为首的威权国家正在团结起来，但民主社会也存在分裂。遗憾的是，国际社会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事件的反应非常缓慢。而联合国的报告虽然发表了，但现任高级专员沃尔克·蒂尔克不但没有提及，甚至连他的报告也没有提出。而成员们却什么也没做。中国正试图垄断联合国人权体系。我亲眼目睹了这一点。我们参加人权理事会的所有或几乎所有会议。它几乎已经失去了意义。它是讨论人权的最高机构，但现在好像中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其他威权国家都是该理事会的成员。它大部分被专制国家占领。
- 近年来，地缘政治焦点一直集中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发生的事情上，以及最近的中东战争上。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发现中国在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各种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习近平政权加大了对台湾的威胁，与美国正处于贸易战之中，并与华盛顿在人工智能的领导权问题上存在争议。面对如此复杂的背景，您认为习近平的伟大地缘政治目标是什么？他的主要野心是未来入侵台湾吗？
——习近平有伟大的“中国梦”。他想成为继毛泽东之后中国历史上伟大的领导人，毛泽东创立了中华民国，但即使他也无法统一台湾。这是他的伟大野心之一：占领台湾，无视国际压力，能够说“我是中国历史的英雄”。其次，他也有一带一路的梦想。八十多个国家参与了这一领土扩张计划。习近平在基础设施上花费了数万亿美元，并向邻国提供贷款。如今用兵占领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但他们已经实现了经济占领。对于中亚来说，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各个国家都是相关的。中国政府向他们提供贷款、信贷。所有这些国家都非常腐败，中国政府对此非常清楚。例如，中巴经济走廊，一个耗资650亿美元的项目。巴基斯坦这个政府也非常腐败。中国政府非常清楚，巴基斯坦政府永远不会归还这笔钱。但没关系。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也有这样的例子。也许 20-30% 实际上用于此目的。另外 50-60% 则直接落入几位部长的口袋。那么他们就无法付款。五年后，中国政府要求返还资金。有关政府回应称，它没有这笔钱，但作为交换，它提供了土地。所以习近平一方面利用经济力量进行领土扩张计划，另一方面也利用所谓的军事干预来统一台湾。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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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多尔坤·伊萨（REUTERS/Denis Balibouse）
30多年来，多尔昆·伊萨一直未能回到他出生的土地。他也已经很多年没有家人的消息了。他的名字被列入黑名单和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他的“罪行”？属于中国新疆维吾尔族社区。
从很小的时候起，在他的家乡阿克苏，他就开始意识到他的人民仅仅因为宗教信仰而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歧视。 1984年至1988年在大学期间，他组织维吾尔族学生加强农村地区人民接受的不稳定教育，并领导动员要求更好的条件、平等和民主选举。这一举措被中国政府视为一种挑衅态度：多尔昆最终被软禁，被大学开除，后来被流放，先是到土耳其，然后到德国，他在那里申请政治庇护，目前居住在德国。
此后，他进行了不竭的维权行动，向世界揭露维吾尔族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自习近平2013年上台以来，迫害呈指数级增长。伊萨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UC）的第三任主席，目前担任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UZDM）的主席，这使他被列入该政权的黑名单，面临第三国的逮捕，并不断受到这个亚洲巨人的威胁。事实上，在他最近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期间，他再次成为该政权镇压手段的受害者：应中国大使馆的要求，阿根廷外交部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议会暂停了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组织的一项活动，该活动将在多尔昆的参与下辩论21世纪的极权主义。
在阿根廷首都之行期间，这位维吾尔活动家与 Infobae 谈论了数十年来该国人民遭受的“种族灭绝”。他还详细介绍了被关押在集中营中的维吾尔人所遭受的苦难。
-我想首先谈谈您，在中国政权的压迫下成长的感觉，以及您今天倡导的要求尊重人民权利的激进主义是如何诞生的。
-我是维吾尔族。我出生在阿克苏，我们所说的东突厥斯坦的城市之一；中国称其为新疆。 1984年至1988年，我在新疆大学学习物理。学生期间，我成立了一个学生文化协会，其主要目标是在暑假和寒假期间，动员数千名维吾尔族学生到农村、到村庄，教我们的人民字母，改善教育制度。因为在一些地方——事实上是相当多的地方——农村地区或城镇没有学校。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维吾尔人是文盲，日常生活中我们目睹了很多歧视。中国人和维吾尔人之间存在着很多不平等。所以当我上大学时，我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歧视？”如果你看一下中国宪法，这个自治区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根据自治法，我们拥有许多权利。从宪法上讲，我们享有相同的权利，但在日常生活中，现实却有所不同。这是因为这里的所有人，我的人民，都不知道他们拥有什么权利。首先你必须理解它，然后你必须和平地斗争并主张你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首先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人民，提高教育水平。这是主要目标，首要目标；然后发动学生自愿参加。但当我们开始这样做时，中国政府不太高兴。 1988年6月15日，我们组织了一次大型示威活动，反对歧视政策。那天，我和我的一位同事与中国政府以及共产党的高级官员进行了六个小时的辩论，以谈判条件。但我们未能达成协议。我们回到大学，我带领八千多名学生走上街头，要求平等，支持民主选举。但他们软禁了我。而且，那是我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我被开除了，所以我无法毕业。这就是我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继续反对歧视。 1994年，我离开祖国前往土耳其攻读硕士学位。我把专业改为政治学。然后，1996 年，我搬到了德国，并在那里申请了政治庇护。我们创办了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后来我们成立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你能在某个时候回到中国吗？
-不。快三十三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回去过。我不能，因为我的名字在黑名单上。我的名字出现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上。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么多边境被拦住的原因。我在美国、印度、韩国、瑞士、意大利，甚至在德国都发生过这种事。二十年前，没有人非常了解维吾尔族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您是恐怖分子，警察会立即检查您的背景并对您进行登记。有时是几个小时，有时是几天。例如，有一次，当我受邀参加在首尔举行的国际会议时，我在护照检查处被拦住并被拘留。我差点被驱逐回中国。近四名中国警察来自北京；他们想带我去中国。但我是德国公民。由于德国和美国的压力，我在最后一刻被驱逐到德国。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利用其经济实力、外交实力，不正当地利用国际秩序。
- 在他的 X 帐户中，他发布了一条消息，其中他说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收到他兄弟的消息了。他还提到他的家人因他的活动而受到惩罚，甚至讲述了他在政权集中营中去世的母亲的情况。关于他的家人遭受的迫害，您能告诉我们什么吗？
-我于1994年离开，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家人。直到 2017 年我才可以打电话。在非常基础的层面上。我刚刚给我妈妈打电话。 “你好吗？”; “好，好。”只要两分钟，每个月都会如此。但无论如何，直到2017年4月我才能够通话。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无法联系到他们。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许多维吾尔活动人士身上：我们与亲戚失去了联系。但是，有时，如果家里发生什么事情，消息就会传到我们那里。 2018年6月中旬，我收到了澳大利亚朋友的消息。他说：“嘿，过去十四个月里你和你妈妈谈过话吗？”他最后一次和她说话是在去年四月。他告诉我：“你的母亲去世了。”我很震惊。我试图打电话，但打不通。我无法得到任何消息；我真的很想确认一下我的母亲是否去世了。后来，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维吾尔广播电台自由亚洲维吾尔广播电台向警方、官员报警……然后他们向我证实，我的母亲已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死于其中一个集中营。但我在 6 月 12 日发现了这一消息，差不多三周后。然后到了2020年，我得知父亲去世了。我也是从中国媒体了解到这一点的。 2021年，我又收到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弟弟被判无期徒刑。我哥哥被判了二十年徒刑。我的整个家族都是不参与政治的人，也不是像我这样的积极分子。我的母亲是一个很简单的女人，一个普通的70多岁的家庭主妇；我父亲80多岁了。我哥哥是一名数学老师，与政治无关。 “犯罪”是因为我的种族血统。仅出于这个原因，就不存在犯罪，什么都没有。我也有姐姐们。 2021年或2020年，我在中国社交媒体、中国电视上看到制作了一部关于我的姐妹和我的其他亲戚的纪录片。在那里我看到姐姐谴责我。如果你看视频，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正在读一张纸上写着中文的文字，上面写着：“多尔坤，你是个骗子。你不是我的兄弟……我的父母因为年龄、健康问题而去世了。他们从来没有去过集中营。中国政府对我们很好”，等等，等等......在视频中你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带我的侄女去按摩、去餐馆、吃饭；这就是它所显示的。我从这个视频中得知我的父亲去世了。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年、哪月、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在集中营里？在家里？;它在哪个墓地？不知道。这就是我家的整个可怕处境。
-她也在一个政权集中营里，在那里她被迫读那段文字？
-不，她不从事任何领域。我的一些哥哥也反对我。但在视频中反对我的不是我的哥哥，而是他的儿子和他的妻子。这是正常的；这是政府宣传的一部分。
维吾尔人在新疆政权的集中营中遭受酷刑
-国际上有许多关于这些集中营中的人遭受酷刑的报告和投诉。我想，作为一名活动家，你已经能够与在场的人取得联系。这些政权集中营的镇压动态如何？
-自2017年以来，不仅从营地，而且从整个东突厥斯坦祖国获取信息都非常困难。但从 2018 年底开始，一些难民营幸存者设法离开，因为她们是外国公民，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外国公民的妻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在其他国家的压力下释放了他们。所以他们去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等地。但在他们离开中国之前，政府威胁他们：“你们必须保持沉默。如果你们说什么，你们的家人还会在这里。”所以这是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保持沉默。但有些人正在见证，他们都讲述了一个非常相似的故事。有人讲死刑，他们说早上六点钟你要起床批评自己，都坐在床上。他们没有权利看别人或与人交谈。 “我是一名罪犯。我受到激进主义、恐怖主义的感染。我有罪，”他们让他们重复。他们必须自我批评，到处都有监控摄像头，还有警察。他们必须表现出对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的忠诚。比如，在喝水之前，你应该说：“噢，谢谢中国共产党。谢谢习近平。没有习近平，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生命，没有水，没有食物。”你必须大声说出来，但要发自内心，因为到处都有摄像头。这些相机还可以识别情绪；如果有人怀疑你不是故意的，他们就会折磨你。许多死亡病例正在发生。每天早上你都要练习中文；晚餐时禁止讲维吾尔语。如果有人说他们的母语，他们就会折磨他们。还有几起强奸案，因为难民营的许多幸存者都是女性。他们都说发生了很多强奸案，还给她们注射了绝育药物。从2016年创建再教育营到2019年，近三年的时间里，他们只是被灌输、洗脑。但随后，在 2019 年初，其中一些人——中国政府认为洗脑不起作用——被判处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徒刑。以前，如果你与政府或政治问题有矛盾，或者是活动人士的亲戚，他们会把你送进监狱。在田间地头，他们还遭受强迫劳动。
-我们开始谈论你在新疆的青少年时期，八十年代。从你的描述来看，自从习近平上任以来，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是的，完全正确。他使过去和现在有所不同。在八十年代，当我还是一名学生时，也存在歧视，但至少我们走上街头，我们示威，我们与政府交谈;现在不可能了。你连想都不敢想。渐渐地，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政策变得越来越激进，而现在习近平上台后，这种同化和歧视政策已经变成了种族灭绝政策。人口的强制转移以及日常的政治和经济歧视以及经济剥削都存在。但自从习近平实行彻底变革后，他彻底消除了维吾尔人的身份，而这就是再教育营的目的，以实施这种种族灭绝政策。
-根据你告诉我的情况，去年我有机会采访了一位维吾尔族活动人士，他也告诉我，该政权的主要目标是让维吾尔族人口消失。
-我完全同意。今年7月1日，中国开始实施《民族团结法》。该法于3月获得批准，并于7月1日生效。事实上，该法对于维吾尔族来说已经实施了好几年了，但现在它只是合法化，因为如果你看看中国宪法和自治法，维吾尔语是官方语言。而且，根据法律规定，每个人都有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权利。但学校和工作场所的维吾尔语已经被消灭。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维吾尔族学生是用维吾尔语授课的。致中国学生，用中文。但截至2004年，该大学只用中文授课。然后渐渐地，到了2010年，或者说之前，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只用中文授课了。教育应该是双语的，尽管事实并非如此。现在中国的教育是用普通话进行的。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2021年发布报告指出，八千多座清真寺被彻底拆除。另有八千人可能已被部分摧毁。禁止诵读《古兰经》和斋戒；禁止一切宗教活动和习俗。大约十五年前，这一点开始被一点一点地应用。但最近，在过去的两年里，随着这个计算机问题的出现和很大的国际压力，中国政府被迫说：“好吧，我必须将其合法化。”因为政府不断收到国际社会的警告，要求其尊重自己的法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在通过了这部民族团结法。但实际上，中国政府提出的彻底消除维吾尔族身份的建议才是习近平的首要目标。
-随着这种合法化，我们可以预期迫害会增加吗？
-压力越来越大，是的，情况非常糟糕。正如我们所说，中国政府的意图是让维吾尔人完全不复存在。这是主要目标。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高认识，当然这不仅是针对维吾尔人的法律，也是针对藏人的法律。中国有56个少数民族。但是，除了维吾尔人和藏人之外，其他人都已经被同化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失去了自己的身份、文化和语言。但我们维吾尔人和藏人努力生存。这让政府很头疼，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接受多元化。因此，这部民族团结法是基于“一个中国”的原则：一个人民、一个民族、一种语言。这意味着其他语言、其他文化和其他种族必须消失。这就是为什么西藏人也知道我们在联合国这样做的原因。因此，如果全世界只是袖手旁观，而不采取具体行动，我们不知道十年或十五年后下一代维吾尔人会发生什么。政府说我们有一千二百万维吾尔人，但我们相信我们至少有两千万。超过一百万维吾尔人散居海外。让两千万、一千二百万维吾尔人消失并不容易。当然，有些可能已经消失了。共产党不仅是对维吾尔人和藏人的威胁，也是对中国人民本身的威胁。营地内关押着十万中国人。比如获得诺贝尔奖的刘晓波，要么死在农村，要么死在监狱里。所以我认为中国人民也应该享有民主。习近平可能还会继续执政五年或十年。他是一个人，他终究会死。现在他正在对许多士兵采取行动。有不少军人对习近平的政策不满意。这是一场内部权力斗争，因为他是一个独裁者。总有一天这个系统会崩溃。所以我希望这种迫害政策能改变，以后能和现在不一样。
-几天前，《外交政策》杂志报道称，近年来，中国一直秘密允许一些人前往新疆，以允许家人团聚，以换取宣传、沉默和合作。然而，这并未公开宣布或转化为政府措施。你知道吗？
-我认识不少维吾尔人被允许探望家人。直到 2018 年，政府切断了一切：互联网、通讯。 2014年和2015年，他们没收了《古兰经》并禁止禁食，因为宗教对维吾尔族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是你看，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没有一个穆斯林组织反对它，没有人说过任何话。然后在2016年，它还对护照实行了限制。旅行、表达自己和言论的自由受到限制。只有国际特赦组织和一些国际组织发表了声明，但大多数国家只是袖手旁观。没有人注意。我们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走遍了美国，我们访问了国会、参议院、欧盟委员会……2018年，联合国第三委员会审查了中国的报告。然后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中国代表团和联合国专家一起到达，他们收集了所有证据并进行了交谈。随后中国面临压力。公民和联合国成员国都在谈论这个问题，媒体也是如此。此后，中国改变了立场，起初否认：“不，我们没有任何油田。我们什么都没有。”然后证据就出来了。然后中国政府说：“是的，我们有一个职业培训中心。我们教育人们。”然后中国说：“我正在打击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它正在改变话语。联合国报告发表；十个国家议会已认可有关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动议。美国政府已经承认了这一点。随后，所有可见的检查站再次被拆除，中国于 2023 年和 2024 年组织了来自世界各国、特别是穆斯林国家的宣传之旅。还没等他们整理好，就有记者说：“我们去了新疆，一切都正常了。”然后，从2025年开始，任何维吾尔人都可以去，但有一个条件：他们必须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并传播。回国后，中国政府利用这些维吾尔人作为宣传工具。我个人在过去一年或最近见过至少两三个访问过东突厥斯坦的人。起初他们对我说，“你最近访问过东突厥斯坦吗？一切都很顺利”之类的话。 “三年前，我的父母去世了，”其中一位妇女告诉我。 “那你能去墓地参观一下吗？”我问她，她开始哭了。不，他不能，只是我们是穆斯林。 “你能参加你父亲的葬礼吗？”我又问了一遍，他还是哭了。人们建议你闭嘴。她告诉我，“我本来应该待两个月，但两周后我就回来了。但是请不要说出我的名字。”一切都是保密的。如果他们说出真相，如果他们说真话，那么他们未被拘留的亲属就会返回集中营。尽管如此，很少有目击者敢于发声。有些人改了名字，有些人不说自己的名字，但继续说话。有些人确实会保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因为有家人作为人质而保持沉默。情况就是这样。政府确实允许一些人离开和返回。甚至一些亲戚、父母也到欧洲国家或美国看望他们。但条件是家庭成员仍然被绑架，条件是他们说一切都很好，没有问题。他们试图帮助掩盖种族灭绝。
-来自国际使馆的压力是否也协同让此事严格保持沉默？
-是的，中国大使馆在各国都非常活跃。他们打电话来。如果任何国家有维吾尔族社区，他们都会打电话告诉我们：“你可以去看望你的亲戚。我们知道你在做什么。”因此，在2021年和2022年，大量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年轻活动人士利用社交网络，作证、发言、提高认识。但超过 80-90% 的人保持沉默。现在他们已经失踪了，因为其中一些人已被释放给亲戚。他们打电话给他们并告诉他们：“我有空。不要做任何事情。”然后他们就消失了。
- 当局是否告诉您在旅行期间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是的，你必须接受他们告诉你的，甚至签署一些东西。尽管如此，一些维吾尔人现在仍无法前往。因为中国人有一份参与政治或参加过示威或集会的人的名单；政府甚至向维吾尔族社区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参加任何政治或文化活动。几年前，当我们在中国大使馆前组织示威时，有100人参加。现在只有一对夫妇来。这给我们带来了困难。
-说到这些外交压力，上周应中国大使馆的要求取消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论坛，你就是这种镇压机制的受害者。您对此有何评论？您对阿根廷当局的决定感到惊讶吗？
-是的，我很惊讶。阿根廷是一个民主国家，更是一个法治国家。这是一次非常正常的人权会议，我被邀请作为发言人。但迫于中国大使馆的压力，该委员会将总部迁往其他地点。这是不可接受的。这正在摧毁阿根廷的国家主权，正在摧毁阿根廷的法治和民主价值观。不仅仅是我在很多国家被拘留过。我已经习惯了。这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我想说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中国政府已经向阿根廷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在边境拦截我。也许就是这样。但我很幸运，我没有遇到任何问题，没有一个问题。所以我有点失望。在一些专制国家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并不感到惊讶。仅仅30年前，阿根廷就遭遇了独裁政权，那里发生了失踪事件，并造成了许多不公正现象。阿根廷人民从这些政权中吸取了教训。因此，像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向阿根廷施加压力，而当局却说“好吧”，这是不可接受的。
-您认为根本原因是什么，也许是经济问题？
-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商业问题，一个由于经济联系而产生的商业问题。当然，所有国家都与中国有经济关系。但现在不是继续一切照旧的合适时机，因为存在强迫劳动，人们正在死亡；一些国际品牌靠一些维吾尔人的鲜血致富，这就是我们发起这项活动的原因。我们必须停止与中国做生意，因为人们正在死去。所有国家都有法律义务制止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每个人都有道德义务阻止它。一些国家和一些企业停止与中国开展业务；美国已经通过了《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案》。来自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任何其他产品均被禁止进入美国。但一些欧洲国家，比如我国德国，也和中国有生意往来。同意，经济关系可以维持，我们无法阻止。但是，尽管存在经济关系，但如果民主价值观被破坏，就会对社会构成威胁。中国没有极限；如果你给他一根手指，那么他就会要你的整只手。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发生的事情是危险的。如果你真的相信民主价值观，如果你真的反对独裁政权，如果你真的吸取了独裁政权的教训，你就必须抵制这一点。你必须保护你的系统。
-最后两个问题。 7月，联合国发布了一份新报告，呼吁关闭新疆营地。近年来，举报和投诉不少，但情况没有改变。您对国际社会对维吾尔族人镇压的反应有何看法？
——国际社会的反应也非常令人失望。这些难民营中的维吾尔人问题以及种族灭绝问题已在联合国进行了讨论，并发布了一份联合国报告。但我们还没有看到会员国采取任何具体行动。其中大部分是由于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利用其经济实力试图将其独裁政权强加于其他国家。如今，用于监控维吾尔人的监控技术已出口到全球三十多个国家。以中国和俄罗斯为首的威权国家正在团结起来，但民主社会也存在分裂。遗憾的是，国际社会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事件的反应非常缓慢。而联合国的报告虽然发表了，但现任高级专员沃尔克·蒂尔克不但没有提及，甚至连他的报告也没有提出。而成员们却什么也没做。中国正试图垄断联合国人权体系。我亲眼目睹了这一点。我们参加人权理事会的所有或几乎所有会议。它几乎已经失去了意义。它是讨论人权的最高机构，但现在好像中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其他威权国家都是该理事会的成员。它大部分被专制国家占领。
- 近年来，地缘政治焦点一直集中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发生的事情上，以及最近的中东战争上。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发现中国在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各种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习近平政权加大了对台湾的威胁，与美国正处于贸易战之中，并与华盛顿在人工智能的领导权问题上存在争议。面对如此复杂的背景，您认为习近平的伟大地缘政治目标是什么？他的主要野心是未来入侵台湾吗？
——习近平有伟大的“中国梦”。他想成为继毛泽东之后中国历史上伟大的领导人，毛泽东创立了中华民国，但即使他也无法统一台湾。这是他的伟大野心之一：占领台湾，无视国际压力，能够说“我是中国历史的英雄”。其次，他也有一带一路的梦想。八十多个国家参与了这一领土扩张计划。习近平在基础设施上花费了数万亿美元，并向邻国提供贷款。如今用兵占领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但他们已经实现了经济占领。对于中亚来说，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各个国家都是相关的。中国政府向他们提供贷款、信贷。所有这些国家都非常腐败，中国政府对此非常清楚。例如，中巴经济走廊，一个耗资650亿美元的项目。巴基斯坦这个政府也非常腐败。中国政府非常清楚，巴基斯坦政府永远不会归还这笔钱。但没关系。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也有这样的例子。也许 20-30% 实际上用于此目的。另外 50-60% 则直接落入几位部长的口袋。那么他们就无法付款。五年后，中国政府要求返还资金。有关政府回应称，它没有这笔钱，但作为交换，它提供了土地。所以习近平一方面利用经济力量进行领土扩张计划，另一方面也利用所谓的军事干预来统一台湾。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多尔坤·伊萨（REUTERS/Denis Balibouse）
30多年来，多尔昆·伊萨一直未能回到他出生的土地。他也已经很多年没有家人的消息了。他的名字被列入黑名单和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他的“罪行”？属于中国新疆维吾尔族社区。
从很小的时候起，在他的家乡阿克苏，他就开始意识到他的人民仅仅因为宗教信仰而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歧视。 1984年至1988年在大学期间，他组织维吾尔族学生加强农村地区人民接受的不稳定教育，并领导动员要求更好的条件、平等和民主选举。这一举措被中国政府视为一种挑衅态度：多尔昆最终被软禁，被大学开除，后来被流放，先是到土耳其，然后到德国，他在那里申请政治庇护，目前居住在德国。
此后，他进行了不竭的维权行动，向世界揭露维吾尔族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自习近平2013年上台以来，迫害呈指数级增长。伊萨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UC）的第三任主席，目前担任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UZDM）的主席，这使他被列入该政权的黑名单，面临第三国的逮捕，并不断受到这个亚洲巨人的威胁。事实上，在他最近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期间，他再次成为该政权镇压手段的受害者：应中国大使馆的要求，阿根廷外交部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议会暂停了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组织的一项活动，该活动将在多尔昆的参与下辩论21世纪的极权主义。
在阿根廷首都之行期间，这位维吾尔活动家与 Infobae 谈论了数十年来该国人民遭受的“种族灭绝”。他还详细介绍了被关押在集中营中的维吾尔人所遭受的苦难。
-我想首先谈谈您，在中国政权的压迫下成长的感觉，以及您今天倡导的要求尊重人民权利的激进主义是如何诞生的。
-我是维吾尔族。我出生在阿克苏，我们所说的东突厥斯坦的城市之一；中国称其为新疆。 1984年至1988年，我在新疆大学学习物理。学生期间，我成立了一个学生文化协会，其主要目标是在暑假和寒假期间，动员数千名维吾尔族学生到农村、到村庄，教我们的人民字母，改善教育制度。因为在一些地方——事实上是相当多的地方——农村地区或城镇没有学校。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维吾尔人是文盲，日常生活中我们目睹了很多歧视。中国人和维吾尔人之间存在着很多不平等。所以当我上大学时，我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歧视？”如果你看一下中国宪法，这个自治区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根据自治法，我们拥有许多权利。从宪法上讲，我们享有相同的权利，但在日常生活中，现实却有所不同。这是因为这里的所有人，我的人民，都不知道他们拥有什么权利。首先你必须理解它，然后你必须和平地斗争并主张你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首先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人民，提高教育水平。这是主要目标，首要目标；然后发动学生自愿参加。但当我们开始这样做时，中国政府不太高兴。 1988年6月15日，我们组织了一次大型示威活动，反对歧视政策。那天，我和我的一位同事与中国政府以及共产党的高级官员进行了六个小时的辩论，以谈判条件。但我们未能达成协议。我们回到大学，我带领八千多名学生走上街头，要求平等，支持民主选举。但他们软禁了我。而且，那是我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我被开除了，所以我无法毕业。这就是我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继续反对歧视。 1994年，我离开祖国前往土耳其攻读硕士学位。我把专业改为政治学。然后，1996 年，我搬到了德国，并在那里申请了政治庇护。我们创办了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后来我们成立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你能在某个时候回到中国吗？
-不。快三十三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回去过。我不能，因为我的名字在黑名单上。我的名字出现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上。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么多边境被拦住的原因。我在美国、印度、韩国、瑞士、意大利，甚至在德国都发生过这种事。二十年前，没有人非常了解维吾尔族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您是恐怖分子，警察会立即检查您的背景并对您进行登记。有时是几个小时，有时是几天。例如，有一次，当我受邀参加在首尔举行的国际会议时，我在护照检查处被拦住并被拘留。我差点被驱逐回中国。近四名中国警察来自北京；他们想带我去中国。但我是德国公民。由于德国和美国的压力，我在最后一刻被驱逐到德国。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利用其经济实力、外交实力，不正当地利用国际秩序。
- 在他的 X 帐户中，他发布了一条消息，其中他说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收到他兄弟的消息了。他还提到他的家人因他的活动而受到惩罚，甚至讲述了他在政权集中营中去世的母亲的情况。关于他的家人遭受的迫害，您能告诉我们什么吗？
-我于1994年离开，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家人。直到 2017 年我才可以打电话。在非常基础的层面上。我刚刚给我妈妈打电话。 “你好吗？”; “好，好。”只要两分钟，每个月都会如此。但无论如何，直到2017年4月我才能够通话。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无法联系到他们。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许多维吾尔活动人士身上：我们与亲戚失去了联系。但是，有时，如果家里发生什么事情，消息就会传到我们那里。 2018年6月中旬，我收到了澳大利亚朋友的消息。他说：“嘿，过去十四个月里你和你妈妈谈过话吗？”他最后一次和她说话是在去年四月。他告诉我：“你的母亲去世了。”我很震惊。我试图打电话，但打不通。我无法得到任何消息；我真的很想确认一下我的母亲是否去世了。后来，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维吾尔广播电台自由亚洲维吾尔广播电台向警方、官员报警……然后他们向我证实，我的母亲已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死于其中一个集中营。但我在 6 月 12 日发现了这一消息，差不多三周后。然后到了2020年，我得知父亲去世了。我也是从中国媒体了解到这一点的。 2021年，我又收到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弟弟被判无期徒刑。我哥哥被判了二十年徒刑。我的整个家族都是不参与政治的人，也不是像我这样的积极分子。我的母亲是一个很简单的女人，一个普通的70多岁的家庭主妇；我父亲80多岁了。我哥哥是一名数学老师，与政治无关。 “犯罪”是因为我的种族血统。仅出于这个原因，就不存在犯罪，什么都没有。我也有姐姐们。 2021年或2020年，我在中国社交媒体、中国电视上看到制作了一部关于我的姐妹和我的其他亲戚的纪录片。在那里我看到姐姐谴责我。如果你看视频，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正在读一张纸上写着中文的文字，上面写着：“多尔坤，你是个骗子。你不是我的兄弟……我的父母因为年龄、健康问题而去世了。他们从来没有去过集中营。中国政府对我们很好”，等等，等等......在视频中你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带我的侄女去按摩、去餐馆、吃饭；这就是它所显示的。我从这个视频中得知我的父亲去世了。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年、哪月、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在集中营里？在家里？;它在哪个墓地？不知道。这就是我家的整个可怕处境。
-她也在一个政权集中营里，在那里她被迫读那段文字？
-不，她不从事任何领域。我的一些哥哥也反对我。但在视频中反对我的不是我的哥哥，而是他的儿子和他的妻子。这是正常的；这是政府宣传的一部分。
维吾尔人在新疆政权的集中营中遭受酷刑
-国际上有许多关于这些集中营中的人遭受酷刑的报告和投诉。我想，作为一名活动家，你已经能够与在场的人取得联系。这些政权集中营的镇压动态如何？
-自2017年以来，不仅从营地，而且从整个东突厥斯坦祖国获取信息都非常困难。但从 2018 年底开始，一些难民营幸存者设法离开，因为她们是外国公民，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外国公民的妻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在其他国家的压力下释放了他们。所以他们去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等地。但在他们离开中国之前，政府威胁他们：“你们必须保持沉默。如果你们说什么，你们的家人还会在这里。”所以这是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保持沉默。但有些人正在见证，他们都讲述了一个非常相似的故事。有人讲死刑，他们说早上六点钟你要起床批评自己，都坐在床上。他们没有权利看别人或与人交谈。 “我是一名罪犯。我受到激进主义、恐怖主义的感染。我有罪，”他们让他们重复。他们必须自我批评，到处都有监控摄像头，还有警察。他们必须表现出对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的忠诚。比如，在喝水之前，你应该说：“噢，谢谢中国共产党。谢谢习近平。没有习近平，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生命，没有水，没有食物。”你必须大声说出来，但要发自内心，因为到处都有摄像头。这些相机还可以识别情绪；如果有人怀疑你不是故意的，他们就会折磨你。许多死亡病例正在发生。每天早上你都要练习中文；晚餐时禁止讲维吾尔语。如果有人说他们的母语，他们就会折磨他们。还有几起强奸案，因为难民营的许多幸存者都是女性。他们都说发生了很多强奸案，还给她们注射了绝育药物。从2016年创建再教育营到2019年，近三年的时间里，他们只是被灌输、洗脑。但随后，在 2019 年初，其中一些人——中国政府认为洗脑不起作用——被判处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徒刑。以前，如果你与政府或政治问题有矛盾，或者是活动人士的亲戚，他们会把你送进监狱。在田间地头，他们还遭受强迫劳动。
-我们开始谈论你在新疆的青少年时期，八十年代。从你的描述来看，自从习近平上任以来，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是的，完全正确。他使过去和现在有所不同。在八十年代，当我还是一名学生时，也存在歧视，但至少我们走上街头，我们示威，我们与政府交谈;现在不可能了。你连想都不敢想。渐渐地，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政策变得越来越激进，而现在习近平上台后，这种同化和歧视政策已经变成了种族灭绝政策。人口的强制转移以及日常的政治和经济歧视以及经济剥削都存在。但自从习近平实行彻底变革后，他彻底消除了维吾尔人的身份，而这就是再教育营的目的，以实施这种种族灭绝政策。
-根据你告诉我的情况，去年我有机会采访了一位维吾尔族活动人士，他也告诉我，该政权的主要目标是让维吾尔族人口消失。
-我完全同意。今年7月1日，中国开始实施《民族团结法》。该法于3月获得批准，并于7月1日生效。事实上，该法对于维吾尔族来说已经实施了好几年了，但现在它只是合法化，因为如果你看看中国宪法和自治法，维吾尔语是官方语言。而且，根据法律规定，每个人都有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权利。但学校和工作场所的维吾尔语已经被消灭。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维吾尔族学生是用维吾尔语授课的。致中国学生，用中文。但截至2004年，该大学只用中文授课。然后渐渐地，到了2010年，或者说之前，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只用中文授课了。教育应该是双语的，尽管事实并非如此。现在中国的教育是用普通话进行的。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2021年发布报告指出，八千多座清真寺被彻底拆除。另有八千人可能已被部分摧毁。禁止诵读《古兰经》和斋戒；禁止一切宗教活动和习俗。大约十五年前，这一点开始被一点一点地应用。但最近，在过去的两年里，随着这个计算机问题的出现和很大的国际压力，中国政府被迫说：“好吧，我必须将其合法化。”因为政府不断收到国际社会的警告，要求其尊重自己的法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在通过了这部民族团结法。但实际上，中国政府提出的彻底消除维吾尔族身份的建议才是习近平的首要目标。
-随着这种合法化，我们可以预期迫害会增加吗？
-压力越来越大，是的，情况非常糟糕。正如我们所说，中国政府的意图是让维吾尔人完全不复存在。这是主要目标。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高认识，当然这不仅是针对维吾尔人的法律，也是针对藏人的法律。中国有56个少数民族。但是，除了维吾尔人和藏人之外，其他人都已经被同化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失去了自己的身份、文化和语言。但我们维吾尔人和藏人努力生存。这让政府很头疼，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接受多元化。因此，这部民族团结法是基于“一个中国”的原则：一个人民、一个民族、一种语言。这意味着其他语言、其他文化和其他种族必须消失。这就是为什么西藏人也知道我们在联合国这样做的原因。因此，如果全世界只是袖手旁观，而不采取具体行动，我们不知道十年或十五年后下一代维吾尔人会发生什么。政府说我们有一千二百万维吾尔人，但我们相信我们至少有两千万。超过一百万维吾尔人散居海外。让两千万、一千二百万维吾尔人消失并不容易。当然，有些可能已经消失了。共产党不仅是对维吾尔人和藏人的威胁，也是对中国人民本身的威胁。营地内关押着十万中国人。比如获得诺贝尔奖的刘晓波，要么死在农村，要么死在监狱里。所以我认为中国人民也应该享有民主。习近平可能还会继续执政五年或十年。他是一个人，他终究会死。现在他正在对许多士兵采取行动。有不少军人对习近平的政策不满意。这是一场内部权力斗争，因为他是一个独裁者。总有一天这个系统会崩溃。所以我希望这种迫害政策能改变，以后能和现在不一样。
-几天前，《外交政策》杂志报道称，近年来，中国一直秘密允许一些人前往新疆，以允许家人团聚，以换取宣传、沉默和合作。然而，这并未公开宣布或转化为政府措施。你知道吗？
-我认识不少维吾尔人被允许探望家人。直到 2018 年，政府切断了一切：互联网、通讯。 2014年和2015年，他们没收了《古兰经》并禁止禁食，因为宗教对维吾尔族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是你看，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没有一个穆斯林组织反对它，没有人说过任何话。然后在2016年，它还对护照实行了限制。旅行、表达自己和言论的自由受到限制。只有国际特赦组织和一些国际组织发表了声明，但大多数国家只是袖手旁观。没有人注意。我们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走遍了美国，我们访问了国会、参议院、欧盟委员会……2018年，联合国第三委员会审查了中国的报告。然后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中国代表团和联合国专家一起到达，他们收集了所有证据并进行了交谈。随后中国面临压力。公民和联合国成员国都在谈论这个问题，媒体也是如此。此后，中国改变了立场，起初否认：“不，我们没有任何油田。我们什么都没有。”然后证据就出来了。然后中国政府说：“是的，我们有一个职业培训中心。我们教育人们。”然后中国说：“我正在打击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它正在改变话语。联合国报告发表；十个国家议会已认可有关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动议。美国政府已经承认了这一点。随后，所有可见的检查站再次被拆除，中国于 2023 年和 2024 年组织了来自世界各国、特别是穆斯林国家的宣传之旅。还没等他们整理好，就有记者说：“我们去了新疆，一切都正常了。”然后，从2025年开始，任何维吾尔人都可以去，但有一个条件：他们必须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并传播。回国后，中国政府利用这些维吾尔人作为宣传工具。我个人在过去一年或最近见过至少两三个访问过东突厥斯坦的人。起初他们对我说，“你最近访问过东突厥斯坦吗？一切都很顺利”之类的话。 “三年前，我的父母去世了，”其中一位妇女告诉我。 “那你能去墓地参观一下吗？”我问她，她开始哭了。不，他不能，只是我们是穆斯林。 “你能参加你父亲的葬礼吗？”我又问了一遍，他还是哭了。人们建议你闭嘴。她告诉我，“我本来应该待两个月，但两周后我就回来了。但是请不要说出我的名字。”一切都是保密的。如果他们说出真相，如果他们说真话，那么他们未被拘留的亲属就会返回集中营。尽管如此，很少有目击者敢于发声。有些人改了名字，有些人不说自己的名字，但继续说话。有些人确实会保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因为有家人作为人质而保持沉默。情况就是这样。政府确实允许一些人离开和返回。甚至一些亲戚、父母也到欧洲国家或美国看望他们。但条件是家庭成员仍然被绑架，条件是他们说一切都很好，没有问题。他们试图帮助掩盖种族灭绝。
-来自国际使馆的压力是否也协同让此事严格保持沉默？
-是的，中国大使馆在各国都非常活跃。他们打电话来。如果任何国家有维吾尔族社区，他们都会打电话告诉我们：“你可以去看望你的亲戚。我们知道你在做什么。”因此，在2021年和2022年，大量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年轻活动人士利用社交网络，作证、发言、提高认识。但超过 80-90% 的人保持沉默。现在他们已经失踪了，因为其中一些人已被释放给亲戚。他们打电话给他们并告诉他们：“我有空。不要做任何事情。”然后他们就消失了。
- 当局是否告诉您在旅行期间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是的，你必须接受他们告诉你的，甚至签署一些东西。尽管如此，一些维吾尔人现在仍无法前往。因为中国人有一份参与政治或参加过示威或集会的人的名单；政府甚至向维吾尔族社区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参加任何政治或文化活动。几年前，当我们在中国大使馆前组织示威时，有100人参加。现在只有一对夫妇来。这给我们带来了困难。
-说到这些外交压力，上周应中国大使馆的要求取消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论坛，你就是这种镇压机制的受害者。您对此有何评论？您对阿根廷当局的决定感到惊讶吗？
-是的，我很惊讶。阿根廷是一个民主国家，更是一个法治国家。这是一次非常正常的人权会议，我被邀请作为发言人。但迫于中国大使馆的压力，该委员会将总部迁往其他地点。这是不可接受的。这正在摧毁阿根廷的国家主权，正在摧毁阿根廷的法治和民主价值观。不仅仅是我在很多国家被拘留过。我已经习惯了。这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我想说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中国政府已经向阿根廷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在边境拦截我。也许就是这样。但我很幸运，我没有遇到任何问题，没有一个问题。所以我有点失望。在一些专制国家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并不感到惊讶。仅仅30年前，阿根廷就遭遇了独裁政权，那里发生了失踪事件，并造成了许多不公正现象。阿根廷人民从这些政权中吸取了教训。因此，像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向阿根廷施加压力，而当局却说“好吧”，这是不可接受的。
-您认为根本原因是什么，也许是经济问题？
-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商业问题，一个由于经济联系而产生的商业问题。当然，所有国家都与中国有经济关系。但现在不是继续一切照旧的合适时机，因为存在强迫劳动，人们正在死亡；一些国际品牌靠一些维吾尔人的鲜血致富，这就是我们发起这项活动的原因。我们必须停止与中国做生意，因为人们正在死去。所有国家都有法律义务制止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每个人都有道德义务阻止它。一些国家和一些企业停止与中国开展业务；美国已经通过了《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案》。来自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任何其他产品均被禁止进入美国。但一些欧洲国家，比如我国德国，也和中国有生意往来。同意，经济关系可以维持，我们无法阻止。但是，尽管存在经济关系，但如果民主价值观被破坏，就会对社会构成威胁。中国没有极限；如果你给他一根手指，那么他就会要你的整只手。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发生的事情是危险的。如果你真的相信民主价值观，如果你真的反对独裁政权，如果你真的吸取了独裁政权的教训，你就必须抵制这一点。你必须保护你的系统。
-最后两个问题。 7月，联合国发布了一份新报告，呼吁关闭新疆营地。近年来，举报和投诉不少，但情况没有改变。您对国际社会对维吾尔族人镇压的反应有何看法？
——国际社会的反应也非常令人失望。这些难民营中的维吾尔人问题以及种族灭绝问题已在联合国进行了讨论，并发布了一份联合国报告。但我们还没有看到会员国采取任何具体行动。其中大部分是由于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利用其经济实力试图将其独裁政权强加于其他国家。如今，用于监控维吾尔人的监控技术已出口到全球三十多个国家。以中国和俄罗斯为首的威权国家正在团结起来，但民主社会也存在分裂。遗憾的是，国际社会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事件的反应非常缓慢。而联合国的报告虽然发表了，但现任高级专员沃尔克·蒂尔克不但没有提及，甚至连他的报告也没有提出。而成员们却什么也没做。中国正试图垄断联合国人权体系。我亲眼目睹了这一点。我们参加人权理事会的所有或几乎所有会议。它几乎已经失去了意义。它是讨论人权的最高机构，但现在好像中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其他威权国家都是该理事会的成员。它大部分被专制国家占领。
- 近年来，地缘政治焦点一直集中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发生的事情上，以及最近的中东战争上。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发现中国在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各种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习近平政权加大了对台湾的威胁，与美国正处于贸易战之中，并与华盛顿在人工智能的领导权问题上存在争议。面对如此复杂的背景，您认为习近平的伟大地缘政治目标是什么？他的主要野心是未来入侵台湾吗？
——习近平有伟大的“中国梦”。他想成为继毛泽东之后中国历史上伟大的领导人，毛泽东创立了中华民国，但即使他也无法统一台湾。这是他的伟大野心之一：占领台湾，无视国际压力，能够说“我是中国历史的英雄”。其次，他也有一带一路的梦想。八十多个国家参与了这一领土扩张计划。习近平在基础设施上花费了数万亿美元，并向邻国提供贷款。如今用兵占领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但他们已经实现了经济占领。对于中亚来说，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各个国家都是相关的。中国政府向他们提供贷款、信贷。所有这些国家都非常腐败，中国政府对此非常清楚。例如，中巴经济走廊，一个耗资650亿美元的项目。巴基斯坦这个政府也非常腐败。中国政府非常清楚，巴基斯坦政府永远不会归还这笔钱。但没关系。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也有这样的例子。也许 20-30% 实际上用于此目的。另外 50-60% 则直接落入几位部长的口袋。那么他们就无法付款。五年后，中国政府要求返还资金。有关政府回应称，它没有这笔钱，但作为交换，它提供了土地。所以习近平一方面利用经济力量进行领土扩张计划，另一方面也利用所谓的军事干预来统一台湾。
维吾尔男子揭露沿海国企强迫劳动：日本维吾尔协会东京记者会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5 次浏览 • 2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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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维吾尔族青年揭露被跨省转移至江苏国企强迫劳动逾两年：支援团体在东京公布第一手口述实录
摘要：由在日维吾尔人组成的非营利组织“日本维吾尔协会”于2026年8月31日在东京都内举行记者会，公布了一名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30岁维吾尔族男子的亲历证词。该男子证实，在地方当局以威胁其家人相要挟下，他被迫违背自身意愿，随同当地80名维吾尔人被转运至5000公里外的江苏省苏州市国有食肉企业从事长达2年零3个月的强迫劳动。该男子随后甚至遭人身买卖贩运至东南亚诈骗园区，最终在人权组织营救下逃往欧美。日本媒体核实了其录音证词的真实性。
由居住在日本的维吾尔人组成的非营利组织（NPO法人）“日本维吾尔协会”于8月31日在东京都内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了一名来自中国西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30岁维吾尔族男性的核心证词。该证词披露，该男子在长达2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完全违背自身真实意愿，被强行安排在沿海地区的国有企业中从事劳动。该协会严厉谴责这种行径为实质上的“强迫劳动”。据透露，该男子在结束工厂劳动后，甚至遭到人身买卖被贩运至东南亚诈骗基地，历经周折最终成功逃亡至欧美国家。
日本维吾尔协会会长热泰普·阿合买提（Ahmet Letep / レテプ・アフメット）于6月下旬对该男子进行了长达约1个半小时的深入专访，以问答形式详细记录了他被送往沿海地区劳动的完整经过与遭遇。《朝日新闻》等日本主流媒体查听了部分采访对话录音，确认了该男子在录音中所讲述亲身经历的真实性与可信度。
根据该男子的口述记录，2021年，新疆当地政府官员多次勒令其参加以所谓“脱贫攻坚”为名、将少数民族群众集中派往中国沿海发达省份的“劳动力转移计划”。该男子起初明确表示拒绝参加，但当地官员随即对其施加政治高压，严厉逼问其“是否对政府怀有不满、思想政治上是否存在问题”，并直言不讳地暗示如果抗拒服从，其年迈母亲的人身安全与生活处境将会受到严重牵连。在家人安危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该男子最终被迫妥协同意参与。
与当地80名同胞一同被押送至5000公里外的国有企业
随后，该男子与当地大约80名维吾尔族同胞一起，跨越5000多公里的遥远距离，被统一转运至中国东部沿海的江苏省苏州市，在当地一家名为“苏州苏太企业”的国有食肉加工企业从事高强度劳动。在长达两年的工作期间，所有工人的外出自由与返乡探亲权利均受到极其严密的监控与严格限制，且劳动报酬几乎被全额剥夺扣留。
在工厂期满后，该男子于2024年3月又遭遇跨国人身贩运，被转手倒卖至位于柬埔寨的社交网络投资诈骗窝点。最终，在海外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协助筹措赎金进行紧急营救后，他才得以脱离险境并前往北美避难。
日本维吾尔协会透露，当事男子原计划在8月31日的东京记者会上通过线上视频连线实名出镜作证。然而，就在发布会召开前夕的8月29日起，中国公安机关对其仍在新疆境内的亲属实施了长达约24小时的紧急传唤与拘押施压，出于对国内亲属人身安全的极度担忧，该男子被迫取消了实时连线。日本维吾尔协会在记者会上呼吁在苏州市等地有业务往来的众多日资跨国企业，必须对自身供应链中存在的强迫劳动风险展开全面严格的尽职调查，坚决剔除一切涉嫌人权侵犯的合作厂商。 查看全部
副标题：维吾尔族青年揭露被跨省转移至江苏国企强迫劳动逾两年：支援团体在东京公布第一手口述实录
摘要：由在日维吾尔人组成的非营利组织“日本维吾尔协会”于2026年8月31日在东京都内举行记者会，公布了一名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30岁维吾尔族男子的亲历证词。该男子证实，在地方当局以威胁其家人相要挟下，他被迫违背自身意愿，随同当地80名维吾尔人被转运至5000公里外的江苏省苏州市国有食肉企业从事长达2年零3个月的强迫劳动。该男子随后甚至遭人身买卖贩运至东南亚诈骗园区，最终在人权组织营救下逃往欧美。日本媒体核实了其录音证词的真实性。
由居住在日本的维吾尔人组成的非营利组织（NPO法人）“日本维吾尔协会”于8月31日在东京都内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了一名来自中国西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30岁维吾尔族男性的核心证词。该证词披露，该男子在长达2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完全违背自身真实意愿，被强行安排在沿海地区的国有企业中从事劳动。该协会严厉谴责这种行径为实质上的“强迫劳动”。据透露，该男子在结束工厂劳动后，甚至遭到人身买卖被贩运至东南亚诈骗基地，历经周折最终成功逃亡至欧美国家。
日本维吾尔协会会长热泰普·阿合买提（Ahmet Letep / レテプ・アフメット）于6月下旬对该男子进行了长达约1个半小时的深入专访，以问答形式详细记录了他被送往沿海地区劳动的完整经过与遭遇。《朝日新闻》等日本主流媒体查听了部分采访对话录音，确认了该男子在录音中所讲述亲身经历的真实性与可信度。
根据该男子的口述记录，2021年，新疆当地政府官员多次勒令其参加以所谓“脱贫攻坚”为名、将少数民族群众集中派往中国沿海发达省份的“劳动力转移计划”。该男子起初明确表示拒绝参加，但当地官员随即对其施加政治高压，严厉逼问其“是否对政府怀有不满、思想政治上是否存在问题”，并直言不讳地暗示如果抗拒服从，其年迈母亲的人身安全与生活处境将会受到严重牵连。在家人安危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该男子最终被迫妥协同意参与。
与当地80名同胞一同被押送至5000公里外的国有企业
随后，该男子与当地大约80名维吾尔族同胞一起，跨越5000多公里的遥远距离，被统一转运至中国东部沿海的江苏省苏州市，在当地一家名为“苏州苏太企业”的国有食肉加工企业从事高强度劳动。在长达两年的工作期间，所有工人的外出自由与返乡探亲权利均受到极其严密的监控与严格限制，且劳动报酬几乎被全额剥夺扣留。
在工厂期满后，该男子于2024年3月又遭遇跨国人身贩运，被转手倒卖至位于柬埔寨的社交网络投资诈骗窝点。最终，在海外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协助筹措赎金进行紧急营救后，他才得以脱离险境并前往北美避难。
日本维吾尔协会透露，当事男子原计划在8月31日的东京记者会上通过线上视频连线实名出镜作证。然而，就在发布会召开前夕的8月29日起，中国公安机关对其仍在新疆境内的亲属实施了长达约24小时的紧急传唤与拘押施压，出于对国内亲属人身安全的极度担忧，该男子被迫取消了实时连线。日本维吾尔协会在记者会上呼吁在苏州市等地有业务往来的众多日资跨国企业，必须对自身供应链中存在的强迫劳动风险展开全面严格的尽职调查，坚决剔除一切涉嫌人权侵犯的合作厂商。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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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维吾尔族青年揭露被跨省转移至江苏国企强迫劳动逾两年：支援团体在东京公布第一手口述实录
摘要：由在日维吾尔人组成的非营利组织“日本维吾尔协会”于2026年8月31日在东京都内举行记者会，公布了一名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30岁维吾尔族男子的亲历证词。该男子证实，在地方当局以威胁其家人相要挟下，他被迫违背自身意愿，随同当地80名维吾尔人被转运至5000公里外的江苏省苏州市国有食肉企业从事长达2年零3个月的强迫劳动。该男子随后甚至遭人身买卖贩运至东南亚诈骗园区，最终在人权组织营救下逃往欧美。日本媒体核实了其录音证词的真实性。
由居住在日本的维吾尔人组成的非营利组织（NPO法人）“日本维吾尔协会”于8月31日在东京都内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了一名来自中国西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30岁维吾尔族男性的核心证词。该证词披露，该男子在长达2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完全违背自身真实意愿，被强行安排在沿海地区的国有企业中从事劳动。该协会严厉谴责这种行径为实质上的“强迫劳动”。据透露，该男子在结束工厂劳动后，甚至遭到人身买卖被贩运至东南亚诈骗基地，历经周折最终成功逃亡至欧美国家。
日本维吾尔协会会长热泰普·阿合买提（Ahmet Letep / レテプ・アフメット）于6月下旬对该男子进行了长达约1个半小时的深入专访，以问答形式详细记录了他被送往沿海地区劳动的完整经过与遭遇。《朝日新闻》等日本主流媒体查听了部分采访对话录音，确认了该男子在录音中所讲述亲身经历的真实性与可信度。
根据该男子的口述记录，2021年，新疆当地政府官员多次勒令其参加以所谓“脱贫攻坚”为名、将少数民族群众集中派往中国沿海发达省份的“劳动力转移计划”。该男子起初明确表示拒绝参加，但当地官员随即对其施加政治高压，严厉逼问其“是否对政府怀有不满、思想政治上是否存在问题”，并直言不讳地暗示如果抗拒服从，其年迈母亲的人身安全与生活处境将会受到严重牵连。在家人安危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该男子最终被迫妥协同意参与。
与当地80名同胞一同被押送至5000公里外的国有企业
随后，该男子与当地大约80名维吾尔族同胞一起，跨越5000多公里的遥远距离，被统一转运至中国东部沿海的江苏省苏州市，在当地一家名为“苏州苏太企业”的国有食肉加工企业从事高强度劳动。在长达两年的工作期间，所有工人的外出自由与返乡探亲权利均受到极其严密的监控与严格限制，且劳动报酬几乎被全额剥夺扣留。
在工厂期满后，该男子于2024年3月又遭遇跨国人身贩运，被转手倒卖至位于柬埔寨的社交网络投资诈骗窝点。最终，在海外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协助筹措赎金进行紧急营救后，他才得以脱离险境并前往北美避难。
日本维吾尔协会透露，当事男子原计划在8月31日的东京记者会上通过线上视频连线实名出镜作证。然而，就在发布会召开前夕的8月29日起，中国公安机关对其仍在新疆境内的亲属实施了长达约24小时的紧急传唤与拘押施压，出于对国内亲属人身安全的极度担忧，该男子被迫取消了实时连线。日本维吾尔协会在记者会上呼吁在苏州市等地有业务往来的众多日资跨国企业，必须对自身供应链中存在的强迫劳动风险展开全面严格的尽职调查，坚决剔除一切涉嫌人权侵犯的合作厂商。
副标题：维吾尔族青年揭露被跨省转移至江苏国企强迫劳动逾两年：支援团体在东京公布第一手口述实录
摘要：由在日维吾尔人组成的非营利组织“日本维吾尔协会”于2026年8月31日在东京都内举行记者会，公布了一名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30岁维吾尔族男子的亲历证词。该男子证实，在地方当局以威胁其家人相要挟下，他被迫违背自身意愿，随同当地80名维吾尔人被转运至5000公里外的江苏省苏州市国有食肉企业从事长达2年零3个月的强迫劳动。该男子随后甚至遭人身买卖贩运至东南亚诈骗园区，最终在人权组织营救下逃往欧美。日本媒体核实了其录音证词的真实性。
由居住在日本的维吾尔人组成的非营利组织（NPO法人）“日本维吾尔协会”于8月31日在东京都内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了一名来自中国西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30岁维吾尔族男性的核心证词。该证词披露，该男子在长达2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完全违背自身真实意愿，被强行安排在沿海地区的国有企业中从事劳动。该协会严厉谴责这种行径为实质上的“强迫劳动”。据透露，该男子在结束工厂劳动后，甚至遭到人身买卖被贩运至东南亚诈骗基地，历经周折最终成功逃亡至欧美国家。
日本维吾尔协会会长热泰普·阿合买提（Ahmet Letep / レテプ・アフメット）于6月下旬对该男子进行了长达约1个半小时的深入专访，以问答形式详细记录了他被送往沿海地区劳动的完整经过与遭遇。《朝日新闻》等日本主流媒体查听了部分采访对话录音，确认了该男子在录音中所讲述亲身经历的真实性与可信度。
根据该男子的口述记录，2021年，新疆当地政府官员多次勒令其参加以所谓“脱贫攻坚”为名、将少数民族群众集中派往中国沿海发达省份的“劳动力转移计划”。该男子起初明确表示拒绝参加，但当地官员随即对其施加政治高压，严厉逼问其“是否对政府怀有不满、思想政治上是否存在问题”，并直言不讳地暗示如果抗拒服从，其年迈母亲的人身安全与生活处境将会受到严重牵连。在家人安危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该男子最终被迫妥协同意参与。
与当地80名同胞一同被押送至5000公里外的国有企业
随后，该男子与当地大约80名维吾尔族同胞一起，跨越5000多公里的遥远距离，被统一转运至中国东部沿海的江苏省苏州市，在当地一家名为“苏州苏太企业”的国有食肉加工企业从事高强度劳动。在长达两年的工作期间，所有工人的外出自由与返乡探亲权利均受到极其严密的监控与严格限制，且劳动报酬几乎被全额剥夺扣留。
在工厂期满后，该男子于2024年3月又遭遇跨国人身贩运，被转手倒卖至位于柬埔寨的社交网络投资诈骗窝点。最终，在海外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协助筹措赎金进行紧急营救后，他才得以脱离险境并前往北美避难。
日本维吾尔协会透露，当事男子原计划在8月31日的东京记者会上通过线上视频连线实名出镜作证。然而，就在发布会召开前夕的8月29日起，中国公安机关对其仍在新疆境内的亲属实施了长达约24小时的紧急传唤与拘押施压，出于对国内亲属人身安全的极度担忧，该男子被迫取消了实时连线。日本维吾尔协会在记者会上呼吁在苏州市等地有业务往来的众多日资跨国企业，必须对自身供应链中存在的强迫劳动风险展开全面严格的尽职调查，坚决剔除一切涉嫌人权侵犯的合作厂商。
中国人权捍卫者：中国政府对人权侵犯的有罪不罚态势正在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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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里程碑报告发布四周年之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对大规模侵权行为采取果断行动
摘要：在联合国发布针对维吾尔地区人权侵害的里程碑报告四周年之际，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指出，中国政府对人权侵犯的有罪不罚态势正在加剧，而联合国及各成员国必须通过对针对维吾尔人的“危害人类罪”指控追究责任来扭转这一局面。即将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必须要求北京作出交代，并制定独立调查与问责策略。
里程碑报告发布四周年之际，人权理事会应对大规模人权侵犯采取行动
（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2026年8月31日）——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今天表示，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可以通过对针对维吾尔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的指控采取问责行动，从而扭转中国政府在人权侵犯方面日益加深的有罪不罚现象。8月31日是联合国发布关于这些暴行及其他侵权行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报告的四周年纪念日，然而中国官员在联合国至今尚未受到严肃的审查与问责。下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将于2026年9月7日正式开幕。
CHRD联合执行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表示：“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记录之所以逐年拉长，部分原因在于它没有为其施加的暴行付出任何实质代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人权理事会以及各成员国可以通过要求北京作出正面答复并制定明确的调查战略来改变这一现状。”
2022年8月31日，即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任期的最后一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OHCHR）发布了拖延已久的权威分析报告——《人权高专办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权问题的评估》。该报告得出结论认为，大规模任意和歧视性拘留的模式“可能构成国际罪行，特别是危害人类罪”。这份报告至今仍是联合国关于此类暴行最权威的官方文献，并得到了其他联合国人权专家、工作组及条约机构后续报告的有力补充与印证。
中国当局继续在整个维吾尔地区实施大范围的严重人权侵犯。CHRD涵盖2019年至2024年案例的深入研究发现，少数族群社区的良心犯在被非法拘押的人群中依然占有极不相称的高比例；该地区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被判处的平均刑期长达15年，是全国平均刑期的两倍以上。“维吾尔过渡时期司法数据库”（Uyghur Transitional Justice Database）已统计出超过12,600起被归类为“强迫失踪”的案件，而“新疆受害者数据库”（Xinjiang Victims Database）记录的涉案总数已超过100,000起。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26年5月基于卫星图像、政府采购文件、地方媒体报道及目击者证词所开展的一项深入调查显示，该地区的羁押拘留设施可关押约627,000人，“按人口比例计算，使其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拘押体系”。
在2025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依然坚称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然而当局却对进入该地区进行独立人权调查实施严苛限制与封锁。
中国当局还在海外持续压制批评声音。2026年8月24日，中国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向该市议会施压，强行要求其取消一场有维吾尔族人士发言的公开活动，迫使主办方在极短时间内紧急另寻场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所属的“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自2025年4月以来持续追踪发现，一场与中国政府关联的网络钓鱼和冒充诈骗活动，正在系统性针对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西藏人、台湾人以及香港活动人士与独立记者。
在评估报告发布的四年间，中国政府多次破坏和阻挠联合国审查其人权记录的各项努力。北京当局将人权高专办的报告斥为“完全非法和无效”，拒绝就包括酷刑在内的关键人权问题提交可信的履约报告，对试图与联合国人权机制接触的人权捍卫者实施报复，并对维权人士的国内家属实施株连式的集体惩罚。
在同一时期，尽管联合国特别程序独立专家、各条约机构以及公民社会组织反复发出呼吁，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始终未能就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及其不遵守联合国人权机制的行为举行专门辩论，也未设立专项监测机制。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至今尚未向理事会全面通报其办公室与中国政府就报告建议所展开的对话取得了何种实质进展。
CHRD强烈敦促于2026年7月连任第二任期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充分利用即将举行的人权理事会会议，向公众详尽阐明2022年报告建议的落实执行情况，包括中国当局所设置的各种阻碍。高级专员还应概述向受害者及幸存者提供人道救助、固定证据以及开展调查取证的具体方案。CHRD同时鼓励各关注国政府就后续行动向高级专员提出质询，并正式要求中国代表团允许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不受阻碍地进入维吾尔地区开展调查。
理查森表示：“中国外交官自认为已经成功逃避了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审查。联合国各机构及成员国应当展现决心，在受害者的名单变得更长之前，成功让北京对其暴行承担国际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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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里程碑报告发布四周年之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对大规模侵权行为采取果断行动
摘要：在联合国发布针对维吾尔地区人权侵害的里程碑报告四周年之际，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指出，中国政府对人权侵犯的有罪不罚态势正在加剧，而联合国及各成员国必须通过对针对维吾尔人的“危害人类罪”指控追究责任来扭转这一局面。即将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必须要求北京作出交代，并制定独立调查与问责策略。
里程碑报告发布四周年之际，人权理事会应对大规模人权侵犯采取行动
（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2026年8月31日）——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今天表示，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可以通过对针对维吾尔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的指控采取问责行动，从而扭转中国政府在人权侵犯方面日益加深的有罪不罚现象。8月31日是联合国发布关于这些暴行及其他侵权行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报告的四周年纪念日，然而中国官员在联合国至今尚未受到严肃的审查与问责。下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将于2026年9月7日正式开幕。
CHRD联合执行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表示：“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记录之所以逐年拉长，部分原因在于它没有为其施加的暴行付出任何实质代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人权理事会以及各成员国可以通过要求北京作出正面答复并制定明确的调查战略来改变这一现状。”
2022年8月31日，即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任期的最后一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OHCHR）发布了拖延已久的权威分析报告——《人权高专办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权问题的评估》。该报告得出结论认为，大规模任意和歧视性拘留的模式“可能构成国际罪行，特别是危害人类罪”。这份报告至今仍是联合国关于此类暴行最权威的官方文献，并得到了其他联合国人权专家、工作组及条约机构后续报告的有力补充与印证。
中国当局继续在整个维吾尔地区实施大范围的严重人权侵犯。CHRD涵盖2019年至2024年案例的深入研究发现，少数族群社区的良心犯在被非法拘押的人群中依然占有极不相称的高比例；该地区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被判处的平均刑期长达15年，是全国平均刑期的两倍以上。“维吾尔过渡时期司法数据库”（Uyghur Transitional Justice Database）已统计出超过12,600起被归类为“强迫失踪”的案件，而“新疆受害者数据库”（Xinjiang Victims Database）记录的涉案总数已超过100,000起。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26年5月基于卫星图像、政府采购文件、地方媒体报道及目击者证词所开展的一项深入调查显示，该地区的羁押拘留设施可关押约627,000人，“按人口比例计算，使其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拘押体系”。
在2025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依然坚称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然而当局却对进入该地区进行独立人权调查实施严苛限制与封锁。
中国当局还在海外持续压制批评声音。2026年8月24日，中国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向该市议会施压，强行要求其取消一场有维吾尔族人士发言的公开活动，迫使主办方在极短时间内紧急另寻场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所属的“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自2025年4月以来持续追踪发现，一场与中国政府关联的网络钓鱼和冒充诈骗活动，正在系统性针对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西藏人、台湾人以及香港活动人士与独立记者。
在评估报告发布的四年间，中国政府多次破坏和阻挠联合国审查其人权记录的各项努力。北京当局将人权高专办的报告斥为“完全非法和无效”，拒绝就包括酷刑在内的关键人权问题提交可信的履约报告，对试图与联合国人权机制接触的人权捍卫者实施报复，并对维权人士的国内家属实施株连式的集体惩罚。
在同一时期，尽管联合国特别程序独立专家、各条约机构以及公民社会组织反复发出呼吁，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始终未能就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及其不遵守联合国人权机制的行为举行专门辩论，也未设立专项监测机制。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至今尚未向理事会全面通报其办公室与中国政府就报告建议所展开的对话取得了何种实质进展。
CHRD强烈敦促于2026年7月连任第二任期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充分利用即将举行的人权理事会会议，向公众详尽阐明2022年报告建议的落实执行情况，包括中国当局所设置的各种阻碍。高级专员还应概述向受害者及幸存者提供人道救助、固定证据以及开展调查取证的具体方案。CHRD同时鼓励各关注国政府就后续行动向高级专员提出质询，并正式要求中国代表团允许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不受阻碍地进入维吾尔地区开展调查。
理查森表示：“中国外交官自认为已经成功逃避了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审查。联合国各机构及成员国应当展现决心，在受害者的名单变得更长之前，成功让北京对其暴行承担国际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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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里程碑报告发布四周年之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对大规模侵权行为采取果断行动
摘要：在联合国发布针对维吾尔地区人权侵害的里程碑报告四周年之际，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指出，中国政府对人权侵犯的有罪不罚态势正在加剧，而联合国及各成员国必须通过对针对维吾尔人的“危害人类罪”指控追究责任来扭转这一局面。即将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必须要求北京作出交代，并制定独立调查与问责策略。
里程碑报告发布四周年之际，人权理事会应对大规模人权侵犯采取行动
（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2026年8月31日）——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今天表示，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可以通过对针对维吾尔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的指控采取问责行动，从而扭转中国政府在人权侵犯方面日益加深的有罪不罚现象。8月31日是联合国发布关于这些暴行及其他侵权行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报告的四周年纪念日，然而中国官员在联合国至今尚未受到严肃的审查与问责。下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将于2026年9月7日正式开幕。
CHRD联合执行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表示：“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记录之所以逐年拉长，部分原因在于它没有为其施加的暴行付出任何实质代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人权理事会以及各成员国可以通过要求北京作出正面答复并制定明确的调查战略来改变这一现状。”
2022年8月31日，即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任期的最后一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OHCHR）发布了拖延已久的权威分析报告——《人权高专办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权问题的评估》。该报告得出结论认为，大规模任意和歧视性拘留的模式“可能构成国际罪行，特别是危害人类罪”。这份报告至今仍是联合国关于此类暴行最权威的官方文献，并得到了其他联合国人权专家、工作组及条约机构后续报告的有力补充与印证。
中国当局继续在整个维吾尔地区实施大范围的严重人权侵犯。CHRD涵盖2019年至2024年案例的深入研究发现，少数族群社区的良心犯在被非法拘押的人群中依然占有极不相称的高比例；该地区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被判处的平均刑期长达15年，是全国平均刑期的两倍以上。“维吾尔过渡时期司法数据库”（Uyghur Transitional Justice Database）已统计出超过12,600起被归类为“强迫失踪”的案件，而“新疆受害者数据库”（Xinjiang Victims Database）记录的涉案总数已超过100,000起。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26年5月基于卫星图像、政府采购文件、地方媒体报道及目击者证词所开展的一项深入调查显示，该地区的羁押拘留设施可关押约627,000人，“按人口比例计算，使其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拘押体系”。
在2025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依然坚称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然而当局却对进入该地区进行独立人权调查实施严苛限制与封锁。
中国当局还在海外持续压制批评声音。2026年8月24日，中国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向该市议会施压，强行要求其取消一场有维吾尔族人士发言的公开活动，迫使主办方在极短时间内紧急另寻场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所属的“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自2025年4月以来持续追踪发现，一场与中国政府关联的网络钓鱼和冒充诈骗活动，正在系统性针对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西藏人、台湾人以及香港活动人士与独立记者。
在评估报告发布的四年间，中国政府多次破坏和阻挠联合国审查其人权记录的各项努力。北京当局将人权高专办的报告斥为“完全非法和无效”，拒绝就包括酷刑在内的关键人权问题提交可信的履约报告，对试图与联合国人权机制接触的人权捍卫者实施报复，并对维权人士的国内家属实施株连式的集体惩罚。
在同一时期，尽管联合国特别程序独立专家、各条约机构以及公民社会组织反复发出呼吁，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始终未能就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及其不遵守联合国人权机制的行为举行专门辩论，也未设立专项监测机制。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至今尚未向理事会全面通报其办公室与中国政府就报告建议所展开的对话取得了何种实质进展。
CHRD强烈敦促于2026年7月连任第二任期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充分利用即将举行的人权理事会会议，向公众详尽阐明2022年报告建议的落实执行情况，包括中国当局所设置的各种阻碍。高级专员还应概述向受害者及幸存者提供人道救助、固定证据以及开展调查取证的具体方案。CHRD同时鼓励各关注国政府就后续行动向高级专员提出质询，并正式要求中国代表团允许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不受阻碍地进入维吾尔地区开展调查。
理查森表示：“中国外交官自认为已经成功逃避了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审查。联合国各机构及成员国应当展现决心，在受害者的名单变得更长之前，成功让北京对其暴行承担国际法责任。”
副标题：里程碑报告发布四周年之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对大规模侵权行为采取果断行动
摘要：在联合国发布针对维吾尔地区人权侵害的里程碑报告四周年之际，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指出，中国政府对人权侵犯的有罪不罚态势正在加剧，而联合国及各成员国必须通过对针对维吾尔人的“危害人类罪”指控追究责任来扭转这一局面。即将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必须要求北京作出交代，并制定独立调查与问责策略。
里程碑报告发布四周年之际，人权理事会应对大规模人权侵犯采取行动
（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2026年8月31日）——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今天表示，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可以通过对针对维吾尔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的指控采取问责行动，从而扭转中国政府在人权侵犯方面日益加深的有罪不罚现象。8月31日是联合国发布关于这些暴行及其他侵权行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报告的四周年纪念日，然而中国官员在联合国至今尚未受到严肃的审查与问责。下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将于2026年9月7日正式开幕。
CHRD联合执行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表示：“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记录之所以逐年拉长，部分原因在于它没有为其施加的暴行付出任何实质代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人权理事会以及各成员国可以通过要求北京作出正面答复并制定明确的调查战略来改变这一现状。”
2022年8月31日，即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任期的最后一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OHCHR）发布了拖延已久的权威分析报告——《人权高专办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权问题的评估》。该报告得出结论认为，大规模任意和歧视性拘留的模式“可能构成国际罪行，特别是危害人类罪”。这份报告至今仍是联合国关于此类暴行最权威的官方文献，并得到了其他联合国人权专家、工作组及条约机构后续报告的有力补充与印证。
中国当局继续在整个维吾尔地区实施大范围的严重人权侵犯。CHRD涵盖2019年至2024年案例的深入研究发现，少数族群社区的良心犯在被非法拘押的人群中依然占有极不相称的高比例；该地区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被判处的平均刑期长达15年，是全国平均刑期的两倍以上。“维吾尔过渡时期司法数据库”（Uyghur Transitional Justice Database）已统计出超过12,600起被归类为“强迫失踪”的案件，而“新疆受害者数据库”（Xinjiang Victims Database）记录的涉案总数已超过100,000起。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26年5月基于卫星图像、政府采购文件、地方媒体报道及目击者证词所开展的一项深入调查显示，该地区的羁押拘留设施可关押约627,000人，“按人口比例计算，使其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拘押体系”。
在2025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依然坚称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然而当局却对进入该地区进行独立人权调查实施严苛限制与封锁。
中国当局还在海外持续压制批评声音。2026年8月24日，中国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向该市议会施压，强行要求其取消一场有维吾尔族人士发言的公开活动，迫使主办方在极短时间内紧急另寻场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所属的“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自2025年4月以来持续追踪发现，一场与中国政府关联的网络钓鱼和冒充诈骗活动，正在系统性针对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西藏人、台湾人以及香港活动人士与独立记者。
在评估报告发布的四年间，中国政府多次破坏和阻挠联合国审查其人权记录的各项努力。北京当局将人权高专办的报告斥为“完全非法和无效”，拒绝就包括酷刑在内的关键人权问题提交可信的履约报告，对试图与联合国人权机制接触的人权捍卫者实施报复，并对维权人士的国内家属实施株连式的集体惩罚。
在同一时期，尽管联合国特别程序独立专家、各条约机构以及公民社会组织反复发出呼吁，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始终未能就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及其不遵守联合国人权机制的行为举行专门辩论，也未设立专项监测机制。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至今尚未向理事会全面通报其办公室与中国政府就报告建议所展开的对话取得了何种实质进展。
CHRD强烈敦促于2026年7月连任第二任期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充分利用即将举行的人权理事会会议，向公众详尽阐明2022年报告建议的落实执行情况，包括中国当局所设置的各种阻碍。高级专员还应概述向受害者及幸存者提供人道救助、固定证据以及开展调查取证的具体方案。CHRD同时鼓励各关注国政府就后续行动向高级专员提出质询，并正式要求中国代表团允许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不受阻碍地进入维吾尔地区开展调查。
理查森表示：“中国外交官自认为已经成功逃避了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审查。联合国各机构及成员国应当展现决心，在受害者的名单变得更长之前，成功让北京对其暴行承担国际法责任。”
“感谢”造访还是中共宣传？中国大使举止引关注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6 次浏览 • 2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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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感谢”造访还是中共宣传？中国大使的举止难逃社交媒体关注
摘要：土耳其网红伊斯梅尔·阿克达此前因在家中招待中国搭车游客走红，近日又在其家中接待了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姜学斌。然而，中国大使在普通民宅中背手巡视房间和厨房的傲慢作派引发了广泛批评，外界谴责这是中共企图洗白其在东突厥斯坦人权暴行的一场虚伪公关宣传。
名叫伊斯梅尔·阿克达（İsmail Akdağ）的网络用户此前曾因发布在路上搭顺风车的中国游客并在家中款待他们的视频而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而这一次，他又在家中接待了中国驻安卡拉大使姜学斌（Jiang Xuebin）。
阿克达因发布在家中接待中国大使姜学斌的视频而再次成为舆论批评的焦点。中国大使亲自到访一个普通家庭的举动引发了人们心中的疑虑，外界普遍指出这纯粹是一场公关宣传。
企图通过社交媒体操弄与改变外界认知
各界认为，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中共）政权为了在国际舆论面前树立亲民形象而制造的认知塑造手段之一；而与此同时，该政权正在东突厥斯坦威胁突厥与穆斯林身份认同，并对维吾尔突厥人施加各种酷刑与打压。
社交媒体用户敏锐地注意到，这位身为一国大使的外交官声称此行仅仅是为了感谢阿克达在家中接待中国游客，但在走访过程中，他却双手背在身后、摆出一副仿佛在视察下级一般巡视房间和打量厨房的傲慢姿态。
在许多网民发表评论提醒他维吾尔突厥人正在遭受的不人道待遇与种族灭绝之后，阿克达随即拉黑封禁了大量账号。 查看全部
副标题：“感谢”造访还是中共宣传？中国大使的举止难逃社交媒体关注
摘要：土耳其网红伊斯梅尔·阿克达此前因在家中招待中国搭车游客走红，近日又在其家中接待了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姜学斌。然而，中国大使在普通民宅中背手巡视房间和厨房的傲慢作派引发了广泛批评，外界谴责这是中共企图洗白其在东突厥斯坦人权暴行的一场虚伪公关宣传。
名叫伊斯梅尔·阿克达（İsmail Akdağ）的网络用户此前曾因发布在路上搭顺风车的中国游客并在家中款待他们的视频而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而这一次，他又在家中接待了中国驻安卡拉大使姜学斌（Jiang Xuebin）。
阿克达因发布在家中接待中国大使姜学斌的视频而再次成为舆论批评的焦点。中国大使亲自到访一个普通家庭的举动引发了人们心中的疑虑，外界普遍指出这纯粹是一场公关宣传。
企图通过社交媒体操弄与改变外界认知
各界认为，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中共）政权为了在国际舆论面前树立亲民形象而制造的认知塑造手段之一；而与此同时，该政权正在东突厥斯坦威胁突厥与穆斯林身份认同，并对维吾尔突厥人施加各种酷刑与打压。
社交媒体用户敏锐地注意到，这位身为一国大使的外交官声称此行仅仅是为了感谢阿克达在家中接待中国游客，但在走访过程中，他却双手背在身后、摆出一副仿佛在视察下级一般巡视房间和打量厨房的傲慢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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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感谢”造访还是中共宣传？中国大使的举止难逃社交媒体关注
摘要：土耳其网红伊斯梅尔·阿克达此前因在家中招待中国搭车游客走红，近日又在其家中接待了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姜学斌。然而，中国大使在普通民宅中背手巡视房间和厨房的傲慢作派引发了广泛批评，外界谴责这是中共企图洗白其在东突厥斯坦人权暴行的一场虚伪公关宣传。
名叫伊斯梅尔·阿克达（İsmail Akdağ）的网络用户此前曾因发布在路上搭顺风车的中国游客并在家中款待他们的视频而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而这一次，他又在家中接待了中国驻安卡拉大使姜学斌（Jiang Xuebin）。
阿克达因发布在家中接待中国大使姜学斌的视频而再次成为舆论批评的焦点。中国大使亲自到访一个普通家庭的举动引发了人们心中的疑虑，外界普遍指出这纯粹是一场公关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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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认为，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中共）政权为了在国际舆论面前树立亲民形象而制造的认知塑造手段之一；而与此同时，该政权正在东突厥斯坦威胁突厥与穆斯林身份认同，并对维吾尔突厥人施加各种酷刑与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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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耳其网红伊斯梅尔·阿克达此前因在家中招待中国搭车游客走红，近日又在其家中接待了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姜学斌。然而，中国大使在普通民宅中背手巡视房间和厨房的傲慢作派引发了广泛批评，外界谴责这是中共企图洗白其在东突厥斯坦人权暴行的一场虚伪公关宣传。
名叫伊斯梅尔·阿克达（İsmail Akdağ）的网络用户此前曾因发布在路上搭顺风车的中国游客并在家中款待他们的视频而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而这一次，他又在家中接待了中国驻安卡拉大使姜学斌（Jiang Xuebin）。
阿克达因发布在家中接待中国大使姜学斌的视频而再次成为舆论批评的焦点。中国大使亲自到访一个普通家庭的举动引发了人们心中的疑虑，外界普遍指出这纯粹是一场公关宣传。
企图通过社交媒体操弄与改变外界认知
各界认为，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中共）政权为了在国际舆论面前树立亲民形象而制造的认知塑造手段之一；而与此同时，该政权正在东突厥斯坦威胁突厥与穆斯林身份认同，并对维吾尔突厥人施加各种酷刑与打压。
社交媒体用户敏锐地注意到，这位身为一国大使的外交官声称此行仅仅是为了感谢阿克达在家中接待中国游客，但在走访过程中，他却双手背在身后、摆出一副仿佛在视察下级一般巡视房间和打量厨房的傲慢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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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的身份认同：中国政治宣传与维吾尔达瓦兹遗产之间的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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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的身份认同：中国国家话语与维吾尔族达瓦兹遗产之间的紧张关系
天山网2026年8月29日的新闻，以令人印象深刻的视觉语言和热情的传承叙事呈现了达瓦兹（维吾尔语“达瓦兹”——高空走绳杂技）：“何以中国”框架，强调“绵延千年”，英吉沙形容为“中国达瓦兹之乡”，创吉尼斯纪录的“身高王子”阿迪勒·霍苏尔，最后呼吁“游客前来阅读的目的是从文化遗产、身份和权力关系方面分析文本。
身份定位：维吾尔实践还是中国传承？
新闻的基本张力隐藏在其标题中：虽然达瓦兹被定义为“维吾尔族”（“Uyghur Davaz”）形容词，但叙事的最终地址却不是东突厥斯坦，而是“中国”的千年遗产。这种双重编码是近十年来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决定性转向”在文化领域的典型标志，即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定义转向提倡“中华民族大团结”；这一转变使同化主义统治正常化，该统治重塑了东突厥斯坦等被占领土的文化生活，并将文化同质化置于共产党长期稳定战略的中心。民族宣传的悠久传统——“我们都是一家人”的话语——已经建立了这样的机制：有关民族问题的公共信息和讨论都受到严格控制，以免扭曲“民族和谐的形象”，民族差异只有作为“家庭”中的和谐因素才能被凸显出来（Brady，2012）。因此，在达瓦兹的叙述中，维吾尔主义的功能不是文化的占有，而是文化的色彩；正如大学媒体的研究所记载的那样，“民族团结”的话语被用来建立非汉族民族的“我们”形象，而汉族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参与者，而是作为一个“几千年来由许多民族混合而成的群体”来呈现（Zhao＆Postiglione，2010）。就维吾尔族身份的可见性而言，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实践是可见的，其承载者是不可见的。
历史合法性的选择性：东汉和突厥人
哈伯将达瓦兹的起源追溯到两个来源：东汉时期张衡的《西京赋》文本中的走钢丝记录和写于 1072-1074 年的《Dîvânu Lugâti't-Türk》。应仔细阅读此选择。 《Dîvânu Lugâti't-Türk》由 Mahmud el-Kâşgarî 撰写，是土耳其语言、文学和土耳其文化地理学最基本的文献之一；这本词典中提到的达瓦兹这个名字是用土耳其/维吾尔文化背景的语言记录的传统。然而，在新闻中，这份文件并不是用来识别它的语言和语境，而只是为了证明“千年”绵绵不绝的过去——而被证明的过去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这相当于米尔沃德在史学批评中所展现的文化遗产领域的经典机制：以中国为中心的叙事将沦陷地的文化回溯性地表述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论断，这种表述以王朝分期、朝贡制度和汉化等概念起到了“消除史学多样性”的作用。即使在提到土耳其来源时，哈伯也更愿意将合法性链条与中国文明而不是维吾尔主义联系起来，在同一段中将其与中国来源等同起来。这一选择与官方史学通过追溯汉、唐、清时期的历史来合法化“新疆”主张的逻辑是一样的。 “中华民族正确历史观”的框架，已经赋予国家权力，将与这种叙事相反的解读打上“外来”的烙印。因此，《Dîvanu Lugâti't-Türk》不再带有自己的文化背景，而是成为试图“证明中国遗产的古老起源”的语言学印记。
从代际传承到国家机构：叙事的中心转变
哈伯正确地指出，达瓦兹“通过家庭和师徒关系代代相传”；但叙事的重心立即转移到国家机构和职业剧团：1953年的少数民族运动会、1990年职业达瓦兹队的巡回演出。然而，新闻中完全忽略了文化实践的社会生态——婚礼、假期、邻里生活、梅雷普传统、社区内传播。这种遗漏并非偶然：国家话语使社区内部的、自发的、不可控的文化层变得不可见；因为可见层——舞台、旅游、节日——是可控的。这种中心的转变与有记录的中国政府将维吾尔教育组织为“党国塑造年轻维吾尔人的心灵和思想的主要舞台”的过程属于同一范式的一部分：传统的传播链被国家机构取代，这一转变表现为“现代化”和“系统化”。
“新中国重生”与历史意识
“新中国成立后，达瓦斯又复活了”这句话，给人一种传统在现代国家面前被“低估”的印象；然而，新闻本身的数据——“持续一千年”、东汉和喀喇汗时期的消息来源、英吉沙的“祖国”地位——却证明了相反的情况。这种叙事形式系统地使某些时期变得不可见：达瓦斯1953年之前的半个世纪的社会历史、1949年之后的政治动荡、20世纪90年代的自由化时期和2000年代的文化活力，在一个“重生”的三段论中被抹去了。更关键的是2017年后的时期：据记载，劳改营的做法削弱了家庭联系，切断了社区联系，并消除了维吾尔族生活方式代际传承的机会。新闻中完全没有提及这一时期，意味着“保护”叙事跳过了最敏感的时期。
认可的力量：遗产名录是一种保护还是一种权力？
2006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国际法文献认识到这一类别的保护潜力，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攻击可能与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有关。另一方面，认可行为将定义、分类和重塑定义的权力转移给认可机构。当国家宣布一项实践为“遗产”时，它就假定有权定义该实践是什么、由谁以及在什么背景下实践。这项权利与国家重构文化的能力相结合，产生了具体的结果：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其他突厥语在教育中的地位实际上结束了（教育中的语言人权？，2013年；Yang等人，2025年），用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中文名称取代了大约630个村庄名称（Eruygur，2024年），以及所有名称的“汉化”名字改为个人名字，继承遗产。它表明其社会载体发生了转变，而其“形式”得以保留。就达瓦兹而言，这意味着保留绳索、平衡和杂技，同时改变周围的社会语言、宗教文化背景和家庭传承：奇观继续存在；载体已转换。这种悖论可以被描述为“博物馆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文化与其活的载体分离，变成了可展览的对象。
演出、旅游和“阿凡提”问题
新闻中最有趣的部分是达瓦兹在音乐马戏表演《你好，阿凡提》中的安排。阿凡提是纳斯雷丁·霍贾在维吾尔文化中的名字；突厥世界最具幽默感和民间智慧的人物之一作为“民俗人物”在中国国家的专业舞台上再现，是文化归属问题最明显的试验场。纳斯雷丁·霍贾的例子颇具启发性：一个受到不同社会喜爱和拥护的文化人物与一个国家将其“包装”到其国家文化政策范围内，是有质的区别的。第一个是有机的、多方的、社区内的所有权；其次，这个人物脱离了其种族、语言和幽默背景，依附于单一的舞台系统和单一的意识形态框架。官方媒体有意识地将维吾尔族文化元素与中国国家形象结合起来的做法，在CGTN的纪录片中都有记载；通过将维吾尔族表演与中国戏曲等其他传统的语法相融合来呈现在舞台上，是同一对齐逻辑的舞台延伸。达瓦兹加入音乐马戏团遵循了这样的语法：民间传说不是“现代化的”；而是“现代的”。它在另一种文化的舞台系统中被重新诠释。这是重构，而不是包容性。已有文献记载，通过将“民族文化和语言多样性”与“汉族统治下的统一”的话语交织在一起，非汉民族的文化被置于霸权框架内（Yang＆Tsung，2015）；你好，Afanti是这个框架的阶段版本。
旅游奇观维度在相同的边界上运作：文化的生存和消费之间的界限取决于一种实践是在其自身的社会背景下产生还是为了外部的注视而产生。将汉族以外的民族文化融入到展示表演中，向观众呈现“幸福的少数民族”形象，这是中国“少数民族”代表制度的一个长期记录的特征（Zhao & Postiglione，2010）。这条新闻以“游客，不要错过这场表演”作为结尾，公开承认了达瓦兹从一种生活实践转变为一种旅游产品的过程。
语言、记忆和外貌状况
最后一个基本问题是：一种文化的可见性是否等同于其自身身份的可见性？哈伯用维吾尔语名称来称呼达瓦士。但文本中唯一的维吾尔语单词就是这个名字。讲述这一传统的人是记者、机构代表和政府消息人士；对于维吾尔族社区如何定义其文化，没有直接的声音。这种沉默应该结合该语言的社会状况来解读：有记录表明，维吾尔语在书面和媒体语言中已经陷入了“汉语翻译”的境地，并且在一些东突厥斯坦地区面临着不再使用甚至被完全删除的危险（Baranovitch，2023）。虽然文化遗产的名称以其当地语言受到保护，但当使用该语言的社会范围缩小时，受到保护的是表演的形式；它的叙述并没有连同它的语言和社会记忆一起保存下来。当代际传播的条件被消除时——有记录显示，寄宿学校增加了76.9%，到2022年，维吾尔语在东突厥斯坦的教育体系中将“几乎没有特权空间”，代际文化传播的机会也被消除——达瓦兹在舞台上“活着”，以社会切断的脉络为食。将维吾尔族学生与家人分开的流离失所的教育体系，以及石榴花计划所产生的“强迫亲属关系”，将普通话确立为共同语言，并将对党国的热爱作为核心价值观（Anderson，2022），构成了这种破坏的制度架构。因此，“专业化”、“标准化”、“系统化教育”并不总是文化的保存；也可以理解为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组和控制。
结果：知名度、身份和权力
天山网的文字介绍了达瓦斯的最高知名度：国家遗产名录、吉尼斯纪录、500个旅游团、旅游吸引力。然而，这种可见度并不符合以维吾尔族身份出现的条件。在身份定位上，维吾尔族是肤色，所有权是民族；在历史合法性方面，土耳其的来源被简化为证据的印记；国家机构不是一种社会传播的生态，而是集中化的； “重生”的叙事让2017年后的时期变得不可见；舞台表演将文化人物转化为另一种民族叙事的语法，正如阿凡蒂的例子。谁来定义文化遗产的问题的答案在本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是社区定义它，而是国家承认它。只有当该文化的名称、语言、社会记忆和传播链（即其载体）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时，“保持文化活力”的主张才能得到科学验证。达瓦兹正走钢丝；真正的问题是绳索下的社会是否会停止。
脚注
1. 天山网（Tianshan.net）. “何以中国丨不系安全带的‘空中芭蕾’，新疆这个绝技为何火了千年？” 29 Ağustos 2026. https://www.ts.cn/xwzx/whxw/20 ... shtml
2. 阿凡提命名是纳斯雷丁·霍贾的中文命名。将纳斯雷丁·霍贾（Nasreddin Hodja）更名为中文名“阿凡提”，超出了简单的语音转换，导致该人物部分脱离了其原有的语言和文化语境，并在不同的民族文化框架中再现。在这方面，“阿凡提”的命名可以与纳斯雷丁·霍贾在维吾尔族和更广泛的土耳其文化记忆中的原始形象的弱化、转变和重新表征的过程联系起来。特别是，该人物的维吾尔名字、历史背景和与突厥世界的文化联系被推到幕后，并以中国名字呈现，作为“中国民间传说的丰富多彩和幽默的性格”提出了重新定义文化所有权的问题。
来源
1.安德森，E.（2022）。强迫亲属关系：石榴花计划与维吾尔儿童的强迫同化。
2.巴拉诺维奇，N.（2023）。 《永别了，我的维吾尔语言》：20世纪90年代至2010年代维吾尔诗歌和歌曲中的语言焦虑和抵抗。现代亚洲研究，57(6)，2022–2066。 https://doi.org/10.1017/s0026749x23000185
3.布雷迪，A.（2012）。 “我们都是一家人”：中国的民族宣传。时事杂志，41（4），159-181。 https://doi.org/10.1177/186810261204100406
4. 陈宇 (2010)。维吾尔族学生寄宿学校：讲维吾尔语作为粘合社会资本。侨民土著和少数民族教育，4(1), 4–16。 https://doi.org/10.1080/15595690903442231
5.埃鲁伊古尔，A.（2024）。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审视东突厥斯坦村名变迁。语言学研究，18(35)，221–241。 https://doi.org/10.54316/dilarastirmalari.1507981
6.戈洛德，V.（2025）。中国民族主义的双重维度：文明修辞与控制实践。文化与宗教研究杂志，13(11), 632。 https://doi.org/10.17265/2328-2177/2025.11.003
7. Kang, M. 和 Yeo, Y.-J。 （202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筑牢”：习近平时代少数民族政策的言辞与实质特征亚洲研究杂志，67(4), 245–272。 https://doi.org/10.31930/jas.2024.12.67.4.245
8.金，U.（2020）。现代新疆“最好”语言的探寻：实用性与审美性的语言意识形态多语言和多文化发展杂志，43(8), 787–795。 https://doi.org/10.1080/01434632.2020.1778708
9.Leibold, J. 和 Dorjee, T. (2023)。学习成为中国人：青藏高原殖民风格的寄宿学校。比较教育，60（1），118-137。 https://doi.org/10.1080/03050068.2023.2250969
10.Leibold, J. 和 Grose, T. (2019)。中国错位的少数民族教育体系中的文化和政治纪律。亚洲研究评论，43（1），16-35。 https://doi.org/10.1080/10357823.2018.1548571
11. 教育中的语言人权？ （2013）。 https://doi.org/10.4324/9781410605191-16
12.米尔沃德，J.A.（2024）。 “中国朝代”分期如何与“朝贡制度”和“汉化”一起消除中国史学的多样性并委婉地殖民主义。 https://doi.org/10.1017/s0018246x2300050x
13.Paauwe, J. 和 Pittalwala, J. (2021)。文化破坏与大规模暴行犯罪：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全球保护责任，13(4), 395–402。 https://doi.org/10.1163/1875-984x-13020015
14. 普施 B. (2008)。土耳其国际移民的各个方面：社会框架条件和个人生活环境。 https://doi.org/10.5771/9783956506857
15.王Y.（2025）。中华民族的历史视角：基于对外生史学批判的分析框架https://doi.org/10.1186/s41257-025-00140-y
16. 杨 B. 和 Tsung L. (2015)。当代中国多元一体的话语。载于《中国语言与话语研究》（第 201-220 页）。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 https://doi.org/10.1075/scld.4.12yan
17. 杨 L.、刘 Y. 和庄 Z. (2025)。中国少数民族和非自治学校的学习者身份：系统回顾。 https://doi.org/10.3389/feduc.2025.1529927
18.叶X（2023）。种族灭绝还是变迁：中国新疆维吾尔族语言教育政策转变的影响研究。教育心理学和公共媒体讲义，6(1), 248–254。 https://doi.org/10.54254/2753-7048/6/20220280
19. 赵 Z. 和 Postiglione, G. A. (2010)。中国大学媒体中的少数民族形象。教育文化政治中的话语研究，31(3), 319–334。 https://doi.org/10.1080/01596301003786928
20.周X.和郑J.(2023)。穆斯林少数民族形象的建构与媒介话语的国家形象传播——以中国CGTN新疆维吾尔族纪录片为例SHS 会议网络，159，2020。https://doi.org/10.1051/shsconf/202315902020 查看全部
微妙的身份认同：中国国家话语与维吾尔族达瓦兹遗产之间的紧张关系
天山网2026年8月29日的新闻，以令人印象深刻的视觉语言和热情的传承叙事呈现了达瓦兹（维吾尔语“达瓦兹”——高空走绳杂技）：“何以中国”框架，强调“绵延千年”，英吉沙形容为“中国达瓦兹之乡”，创吉尼斯纪录的“身高王子”阿迪勒·霍苏尔，最后呼吁“游客前来阅读的目的是从文化遗产、身份和权力关系方面分析文本。
身份定位：维吾尔实践还是中国传承？
新闻的基本张力隐藏在其标题中：虽然达瓦兹被定义为“维吾尔族”（“Uyghur Davaz”）形容词，但叙事的最终地址却不是东突厥斯坦，而是“中国”的千年遗产。这种双重编码是近十年来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决定性转向”在文化领域的典型标志，即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定义转向提倡“中华民族大团结”；这一转变使同化主义统治正常化，该统治重塑了东突厥斯坦等被占领土的文化生活，并将文化同质化置于共产党长期稳定战略的中心。民族宣传的悠久传统——“我们都是一家人”的话语——已经建立了这样的机制：有关民族问题的公共信息和讨论都受到严格控制，以免扭曲“民族和谐的形象”，民族差异只有作为“家庭”中的和谐因素才能被凸显出来（Brady，2012）。因此，在达瓦兹的叙述中，维吾尔主义的功能不是文化的占有，而是文化的色彩；正如大学媒体的研究所记载的那样，“民族团结”的话语被用来建立非汉族民族的“我们”形象，而汉族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参与者，而是作为一个“几千年来由许多民族混合而成的群体”来呈现（Zhao＆Postiglione，2010）。就维吾尔族身份的可见性而言，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实践是可见的，其承载者是不可见的。
历史合法性的选择性：东汉和突厥人
哈伯将达瓦兹的起源追溯到两个来源：东汉时期张衡的《西京赋》文本中的走钢丝记录和写于 1072-1074 年的《Dîvânu Lugâti't-Türk》。应仔细阅读此选择。 《Dîvânu Lugâti't-Türk》由 Mahmud el-Kâşgarî 撰写，是土耳其语言、文学和土耳其文化地理学最基本的文献之一；这本词典中提到的达瓦兹这个名字是用土耳其/维吾尔文化背景的语言记录的传统。然而，在新闻中，这份文件并不是用来识别它的语言和语境，而只是为了证明“千年”绵绵不绝的过去——而被证明的过去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这相当于米尔沃德在史学批评中所展现的文化遗产领域的经典机制：以中国为中心的叙事将沦陷地的文化回溯性地表述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论断，这种表述以王朝分期、朝贡制度和汉化等概念起到了“消除史学多样性”的作用。即使在提到土耳其来源时，哈伯也更愿意将合法性链条与中国文明而不是维吾尔主义联系起来，在同一段中将其与中国来源等同起来。这一选择与官方史学通过追溯汉、唐、清时期的历史来合法化“新疆”主张的逻辑是一样的。 “中华民族正确历史观”的框架，已经赋予国家权力，将与这种叙事相反的解读打上“外来”的烙印。因此，《Dîvanu Lugâti't-Türk》不再带有自己的文化背景，而是成为试图“证明中国遗产的古老起源”的语言学印记。
从代际传承到国家机构：叙事的中心转变
哈伯正确地指出，达瓦兹“通过家庭和师徒关系代代相传”；但叙事的重心立即转移到国家机构和职业剧团：1953年的少数民族运动会、1990年职业达瓦兹队的巡回演出。然而，新闻中完全忽略了文化实践的社会生态——婚礼、假期、邻里生活、梅雷普传统、社区内传播。这种遗漏并非偶然：国家话语使社区内部的、自发的、不可控的文化层变得不可见；因为可见层——舞台、旅游、节日——是可控的。这种中心的转变与有记录的中国政府将维吾尔教育组织为“党国塑造年轻维吾尔人的心灵和思想的主要舞台”的过程属于同一范式的一部分：传统的传播链被国家机构取代，这一转变表现为“现代化”和“系统化”。
“新中国重生”与历史意识
“新中国成立后，达瓦斯又复活了”这句话，给人一种传统在现代国家面前被“低估”的印象；然而，新闻本身的数据——“持续一千年”、东汉和喀喇汗时期的消息来源、英吉沙的“祖国”地位——却证明了相反的情况。这种叙事形式系统地使某些时期变得不可见：达瓦斯1953年之前的半个世纪的社会历史、1949年之后的政治动荡、20世纪90年代的自由化时期和2000年代的文化活力，在一个“重生”的三段论中被抹去了。更关键的是2017年后的时期：据记载，劳改营的做法削弱了家庭联系，切断了社区联系，并消除了维吾尔族生活方式代际传承的机会。新闻中完全没有提及这一时期，意味着“保护”叙事跳过了最敏感的时期。
认可的力量：遗产名录是一种保护还是一种权力？
2006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国际法文献认识到这一类别的保护潜力，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攻击可能与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有关。另一方面，认可行为将定义、分类和重塑定义的权力转移给认可机构。当国家宣布一项实践为“遗产”时，它就假定有权定义该实践是什么、由谁以及在什么背景下实践。这项权利与国家重构文化的能力相结合，产生了具体的结果：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其他突厥语在教育中的地位实际上结束了（教育中的语言人权？，2013年；Yang等人，2025年），用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中文名称取代了大约630个村庄名称（Eruygur，2024年），以及所有名称的“汉化”名字改为个人名字，继承遗产。它表明其社会载体发生了转变，而其“形式”得以保留。就达瓦兹而言，这意味着保留绳索、平衡和杂技，同时改变周围的社会语言、宗教文化背景和家庭传承：奇观继续存在；载体已转换。这种悖论可以被描述为“博物馆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文化与其活的载体分离，变成了可展览的对象。
演出、旅游和“阿凡提”问题
新闻中最有趣的部分是达瓦兹在音乐马戏表演《你好，阿凡提》中的安排。阿凡提是纳斯雷丁·霍贾在维吾尔文化中的名字；突厥世界最具幽默感和民间智慧的人物之一作为“民俗人物”在中国国家的专业舞台上再现，是文化归属问题最明显的试验场。纳斯雷丁·霍贾的例子颇具启发性：一个受到不同社会喜爱和拥护的文化人物与一个国家将其“包装”到其国家文化政策范围内，是有质的区别的。第一个是有机的、多方的、社区内的所有权；其次，这个人物脱离了其种族、语言和幽默背景，依附于单一的舞台系统和单一的意识形态框架。官方媒体有意识地将维吾尔族文化元素与中国国家形象结合起来的做法，在CGTN的纪录片中都有记载；通过将维吾尔族表演与中国戏曲等其他传统的语法相融合来呈现在舞台上，是同一对齐逻辑的舞台延伸。达瓦兹加入音乐马戏团遵循了这样的语法：民间传说不是“现代化的”；而是“现代的”。它在另一种文化的舞台系统中被重新诠释。这是重构，而不是包容性。已有文献记载，通过将“民族文化和语言多样性”与“汉族统治下的统一”的话语交织在一起，非汉民族的文化被置于霸权框架内（Yang＆Tsung，2015）；你好，Afanti是这个框架的阶段版本。
旅游奇观维度在相同的边界上运作：文化的生存和消费之间的界限取决于一种实践是在其自身的社会背景下产生还是为了外部的注视而产生。将汉族以外的民族文化融入到展示表演中，向观众呈现“幸福的少数民族”形象，这是中国“少数民族”代表制度的一个长期记录的特征（Zhao & Postiglione，2010）。这条新闻以“游客，不要错过这场表演”作为结尾，公开承认了达瓦兹从一种生活实践转变为一种旅游产品的过程。
语言、记忆和外貌状况
最后一个基本问题是：一种文化的可见性是否等同于其自身身份的可见性？哈伯用维吾尔语名称来称呼达瓦士。但文本中唯一的维吾尔语单词就是这个名字。讲述这一传统的人是记者、机构代表和政府消息人士；对于维吾尔族社区如何定义其文化，没有直接的声音。这种沉默应该结合该语言的社会状况来解读：有记录表明，维吾尔语在书面和媒体语言中已经陷入了“汉语翻译”的境地，并且在一些东突厥斯坦地区面临着不再使用甚至被完全删除的危险（Baranovitch，2023）。虽然文化遗产的名称以其当地语言受到保护，但当使用该语言的社会范围缩小时，受到保护的是表演的形式；它的叙述并没有连同它的语言和社会记忆一起保存下来。当代际传播的条件被消除时——有记录显示，寄宿学校增加了76.9%，到2022年，维吾尔语在东突厥斯坦的教育体系中将“几乎没有特权空间”，代际文化传播的机会也被消除——达瓦兹在舞台上“活着”，以社会切断的脉络为食。将维吾尔族学生与家人分开的流离失所的教育体系，以及石榴花计划所产生的“强迫亲属关系”，将普通话确立为共同语言，并将对党国的热爱作为核心价值观（Anderson，2022），构成了这种破坏的制度架构。因此，“专业化”、“标准化”、“系统化教育”并不总是文化的保存；也可以理解为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组和控制。
结果：知名度、身份和权力
天山网的文字介绍了达瓦斯的最高知名度：国家遗产名录、吉尼斯纪录、500个旅游团、旅游吸引力。然而，这种可见度并不符合以维吾尔族身份出现的条件。在身份定位上，维吾尔族是肤色，所有权是民族；在历史合法性方面，土耳其的来源被简化为证据的印记；国家机构不是一种社会传播的生态，而是集中化的； “重生”的叙事让2017年后的时期变得不可见；舞台表演将文化人物转化为另一种民族叙事的语法，正如阿凡蒂的例子。谁来定义文化遗产的问题的答案在本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是社区定义它，而是国家承认它。只有当该文化的名称、语言、社会记忆和传播链（即其载体）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时，“保持文化活力”的主张才能得到科学验证。达瓦兹正走钢丝；真正的问题是绳索下的社会是否会停止。
脚注
1. 天山网（Tianshan.net）. “何以中国丨不系安全带的‘空中芭蕾’，新疆这个绝技为何火了千年？” 29 Ağustos 2026. https://www.ts.cn/xwzx/whxw/20 ... shtml
2. 阿凡提命名是纳斯雷丁·霍贾的中文命名。将纳斯雷丁·霍贾（Nasreddin Hodja）更名为中文名“阿凡提”，超出了简单的语音转换，导致该人物部分脱离了其原有的语言和文化语境，并在不同的民族文化框架中再现。在这方面，“阿凡提”的命名可以与纳斯雷丁·霍贾在维吾尔族和更广泛的土耳其文化记忆中的原始形象的弱化、转变和重新表征的过程联系起来。特别是，该人物的维吾尔名字、历史背景和与突厥世界的文化联系被推到幕后，并以中国名字呈现，作为“中国民间传说的丰富多彩和幽默的性格”提出了重新定义文化所有权的问题。
来源
1.安德森，E.（2022）。强迫亲属关系：石榴花计划与维吾尔儿童的强迫同化。
2.巴拉诺维奇，N.（2023）。 《永别了，我的维吾尔语言》：20世纪90年代至2010年代维吾尔诗歌和歌曲中的语言焦虑和抵抗。现代亚洲研究，57(6)，2022–2066。 https://doi.org/10.1017/s0026749x23000185
3.布雷迪，A.（2012）。 “我们都是一家人”：中国的民族宣传。时事杂志，41（4），159-181。 https://doi.org/10.1177/186810261204100406
4. 陈宇 (2010)。维吾尔族学生寄宿学校：讲维吾尔语作为粘合社会资本。侨民土著和少数民族教育，4(1), 4–16。 https://doi.org/10.1080/15595690903442231
5.埃鲁伊古尔，A.（2024）。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审视东突厥斯坦村名变迁。语言学研究，18(35)，221–241。 https://doi.org/10.54316/dilarastirmalari.1507981
6.戈洛德，V.（2025）。中国民族主义的双重维度：文明修辞与控制实践。文化与宗教研究杂志，13(11), 632。 https://doi.org/10.17265/2328-2177/2025.11.003
7. Kang, M. 和 Yeo, Y.-J。 （202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筑牢”：习近平时代少数民族政策的言辞与实质特征亚洲研究杂志，67(4), 245–272。 https://doi.org/10.31930/jas.2024.12.67.4.245
8.金，U.（2020）。现代新疆“最好”语言的探寻：实用性与审美性的语言意识形态多语言和多文化发展杂志，43(8), 787–795。 https://doi.org/10.1080/01434632.2020.1778708
9.Leibold, J. 和 Dorjee, T. (2023)。学习成为中国人：青藏高原殖民风格的寄宿学校。比较教育，60（1），118-137。 https://doi.org/10.1080/03050068.2023.2250969
10.Leibold, J. 和 Grose, T. (2019)。中国错位的少数民族教育体系中的文化和政治纪律。亚洲研究评论，43（1），16-35。 https://doi.org/10.1080/10357823.2018.1548571
11. 教育中的语言人权？ （2013）。 https://doi.org/10.4324/9781410605191-16
12.米尔沃德，J.A.（2024）。 “中国朝代”分期如何与“朝贡制度”和“汉化”一起消除中国史学的多样性并委婉地殖民主义。 https://doi.org/10.1017/s0018246x2300050x
13.Paauwe, J. 和 Pittalwala, J. (2021)。文化破坏与大规模暴行犯罪：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全球保护责任，13(4), 395–402。 https://doi.org/10.1163/1875-984x-13020015
14. 普施 B. (2008)。土耳其国际移民的各个方面：社会框架条件和个人生活环境。 https://doi.org/10.5771/9783956506857
15.王Y.（2025）。中华民族的历史视角：基于对外生史学批判的分析框架https://doi.org/10.1186/s41257-025-00140-y
16. 杨 B. 和 Tsung L. (2015)。当代中国多元一体的话语。载于《中国语言与话语研究》（第 201-220 页）。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 https://doi.org/10.1075/scld.4.12yan
17. 杨 L.、刘 Y. 和庄 Z. (2025)。中国少数民族和非自治学校的学习者身份：系统回顾。 https://doi.org/10.3389/feduc.2025.1529927
18.叶X（2023）。种族灭绝还是变迁：中国新疆维吾尔族语言教育政策转变的影响研究。教育心理学和公共媒体讲义，6(1), 248–254。 https://doi.org/10.54254/2753-7048/6/20220280
19. 赵 Z. 和 Postiglione, G. A. (2010)。中国大学媒体中的少数民族形象。教育文化政治中的话语研究，31(3), 319–334。 https://doi.org/10.1080/01596301003786928
20.周X.和郑J.(2023)。穆斯林少数民族形象的建构与媒介话语的国家形象传播——以中国CGTN新疆维吾尔族纪录片为例SHS 会议网络，159，2020。https://doi.org/10.1051/shsconf/202315902020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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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的身份认同：中国国家话语与维吾尔族达瓦兹遗产之间的紧张关系
天山网2026年8月29日的新闻，以令人印象深刻的视觉语言和热情的传承叙事呈现了达瓦兹（维吾尔语“达瓦兹”——高空走绳杂技）：“何以中国”框架，强调“绵延千年”，英吉沙形容为“中国达瓦兹之乡”，创吉尼斯纪录的“身高王子”阿迪勒·霍苏尔，最后呼吁“游客前来阅读的目的是从文化遗产、身份和权力关系方面分析文本。
身份定位：维吾尔实践还是中国传承？
新闻的基本张力隐藏在其标题中：虽然达瓦兹被定义为“维吾尔族”（“Uyghur Davaz”）形容词，但叙事的最终地址却不是东突厥斯坦，而是“中国”的千年遗产。这种双重编码是近十年来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决定性转向”在文化领域的典型标志，即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定义转向提倡“中华民族大团结”；这一转变使同化主义统治正常化，该统治重塑了东突厥斯坦等被占领土的文化生活，并将文化同质化置于共产党长期稳定战略的中心。民族宣传的悠久传统——“我们都是一家人”的话语——已经建立了这样的机制：有关民族问题的公共信息和讨论都受到严格控制，以免扭曲“民族和谐的形象”，民族差异只有作为“家庭”中的和谐因素才能被凸显出来（Brady，2012）。因此，在达瓦兹的叙述中，维吾尔主义的功能不是文化的占有，而是文化的色彩；正如大学媒体的研究所记载的那样，“民族团结”的话语被用来建立非汉族民族的“我们”形象，而汉族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参与者，而是作为一个“几千年来由许多民族混合而成的群体”来呈现（Zhao＆Postiglione，2010）。就维吾尔族身份的可见性而言，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实践是可见的，其承载者是不可见的。
历史合法性的选择性：东汉和突厥人
哈伯将达瓦兹的起源追溯到两个来源：东汉时期张衡的《西京赋》文本中的走钢丝记录和写于 1072-1074 年的《Dîvânu Lugâti't-Türk》。应仔细阅读此选择。 《Dîvânu Lugâti't-Türk》由 Mahmud el-Kâşgarî 撰写，是土耳其语言、文学和土耳其文化地理学最基本的文献之一；这本词典中提到的达瓦兹这个名字是用土耳其/维吾尔文化背景的语言记录的传统。然而，在新闻中，这份文件并不是用来识别它的语言和语境，而只是为了证明“千年”绵绵不绝的过去——而被证明的过去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这相当于米尔沃德在史学批评中所展现的文化遗产领域的经典机制：以中国为中心的叙事将沦陷地的文化回溯性地表述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论断，这种表述以王朝分期、朝贡制度和汉化等概念起到了“消除史学多样性”的作用。即使在提到土耳其来源时，哈伯也更愿意将合法性链条与中国文明而不是维吾尔主义联系起来，在同一段中将其与中国来源等同起来。这一选择与官方史学通过追溯汉、唐、清时期的历史来合法化“新疆”主张的逻辑是一样的。 “中华民族正确历史观”的框架，已经赋予国家权力，将与这种叙事相反的解读打上“外来”的烙印。因此，《Dîvanu Lugâti't-Türk》不再带有自己的文化背景，而是成为试图“证明中国遗产的古老起源”的语言学印记。
从代际传承到国家机构：叙事的中心转变
哈伯正确地指出，达瓦兹“通过家庭和师徒关系代代相传”；但叙事的重心立即转移到国家机构和职业剧团：1953年的少数民族运动会、1990年职业达瓦兹队的巡回演出。然而，新闻中完全忽略了文化实践的社会生态——婚礼、假期、邻里生活、梅雷普传统、社区内传播。这种遗漏并非偶然：国家话语使社区内部的、自发的、不可控的文化层变得不可见；因为可见层——舞台、旅游、节日——是可控的。这种中心的转变与有记录的中国政府将维吾尔教育组织为“党国塑造年轻维吾尔人的心灵和思想的主要舞台”的过程属于同一范式的一部分：传统的传播链被国家机构取代，这一转变表现为“现代化”和“系统化”。
“新中国重生”与历史意识
“新中国成立后，达瓦斯又复活了”这句话，给人一种传统在现代国家面前被“低估”的印象；然而，新闻本身的数据——“持续一千年”、东汉和喀喇汗时期的消息来源、英吉沙的“祖国”地位——却证明了相反的情况。这种叙事形式系统地使某些时期变得不可见：达瓦斯1953年之前的半个世纪的社会历史、1949年之后的政治动荡、20世纪90年代的自由化时期和2000年代的文化活力，在一个“重生”的三段论中被抹去了。更关键的是2017年后的时期：据记载，劳改营的做法削弱了家庭联系，切断了社区联系，并消除了维吾尔族生活方式代际传承的机会。新闻中完全没有提及这一时期，意味着“保护”叙事跳过了最敏感的时期。
认可的力量：遗产名录是一种保护还是一种权力？
2006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国际法文献认识到这一类别的保护潜力，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攻击可能与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有关。另一方面，认可行为将定义、分类和重塑定义的权力转移给认可机构。当国家宣布一项实践为“遗产”时，它就假定有权定义该实践是什么、由谁以及在什么背景下实践。这项权利与国家重构文化的能力相结合，产生了具体的结果：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其他突厥语在教育中的地位实际上结束了（教育中的语言人权？，2013年；Yang等人，2025年），用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中文名称取代了大约630个村庄名称（Eruygur，2024年），以及所有名称的“汉化”名字改为个人名字，继承遗产。它表明其社会载体发生了转变，而其“形式”得以保留。就达瓦兹而言，这意味着保留绳索、平衡和杂技，同时改变周围的社会语言、宗教文化背景和家庭传承：奇观继续存在；载体已转换。这种悖论可以被描述为“博物馆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文化与其活的载体分离，变成了可展览的对象。
演出、旅游和“阿凡提”问题
新闻中最有趣的部分是达瓦兹在音乐马戏表演《你好，阿凡提》中的安排。阿凡提是纳斯雷丁·霍贾在维吾尔文化中的名字；突厥世界最具幽默感和民间智慧的人物之一作为“民俗人物”在中国国家的专业舞台上再现，是文化归属问题最明显的试验场。纳斯雷丁·霍贾的例子颇具启发性：一个受到不同社会喜爱和拥护的文化人物与一个国家将其“包装”到其国家文化政策范围内，是有质的区别的。第一个是有机的、多方的、社区内的所有权；其次，这个人物脱离了其种族、语言和幽默背景，依附于单一的舞台系统和单一的意识形态框架。官方媒体有意识地将维吾尔族文化元素与中国国家形象结合起来的做法，在CGTN的纪录片中都有记载；通过将维吾尔族表演与中国戏曲等其他传统的语法相融合来呈现在舞台上，是同一对齐逻辑的舞台延伸。达瓦兹加入音乐马戏团遵循了这样的语法：民间传说不是“现代化的”；而是“现代的”。它在另一种文化的舞台系统中被重新诠释。这是重构，而不是包容性。已有文献记载，通过将“民族文化和语言多样性”与“汉族统治下的统一”的话语交织在一起，非汉民族的文化被置于霸权框架内（Yang＆Tsung，2015）；你好，Afanti是这个框架的阶段版本。
旅游奇观维度在相同的边界上运作：文化的生存和消费之间的界限取决于一种实践是在其自身的社会背景下产生还是为了外部的注视而产生。将汉族以外的民族文化融入到展示表演中，向观众呈现“幸福的少数民族”形象，这是中国“少数民族”代表制度的一个长期记录的特征（Zhao & Postiglione，2010）。这条新闻以“游客，不要错过这场表演”作为结尾，公开承认了达瓦兹从一种生活实践转变为一种旅游产品的过程。
语言、记忆和外貌状况
最后一个基本问题是：一种文化的可见性是否等同于其自身身份的可见性？哈伯用维吾尔语名称来称呼达瓦士。但文本中唯一的维吾尔语单词就是这个名字。讲述这一传统的人是记者、机构代表和政府消息人士；对于维吾尔族社区如何定义其文化，没有直接的声音。这种沉默应该结合该语言的社会状况来解读：有记录表明，维吾尔语在书面和媒体语言中已经陷入了“汉语翻译”的境地，并且在一些东突厥斯坦地区面临着不再使用甚至被完全删除的危险（Baranovitch，2023）。虽然文化遗产的名称以其当地语言受到保护，但当使用该语言的社会范围缩小时，受到保护的是表演的形式；它的叙述并没有连同它的语言和社会记忆一起保存下来。当代际传播的条件被消除时——有记录显示，寄宿学校增加了76.9%，到2022年，维吾尔语在东突厥斯坦的教育体系中将“几乎没有特权空间”，代际文化传播的机会也被消除——达瓦兹在舞台上“活着”，以社会切断的脉络为食。将维吾尔族学生与家人分开的流离失所的教育体系，以及石榴花计划所产生的“强迫亲属关系”，将普通话确立为共同语言，并将对党国的热爱作为核心价值观（Anderson，2022），构成了这种破坏的制度架构。因此，“专业化”、“标准化”、“系统化教育”并不总是文化的保存；也可以理解为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组和控制。
结果：知名度、身份和权力
天山网的文字介绍了达瓦斯的最高知名度：国家遗产名录、吉尼斯纪录、500个旅游团、旅游吸引力。然而，这种可见度并不符合以维吾尔族身份出现的条件。在身份定位上，维吾尔族是肤色，所有权是民族；在历史合法性方面，土耳其的来源被简化为证据的印记；国家机构不是一种社会传播的生态，而是集中化的； “重生”的叙事让2017年后的时期变得不可见；舞台表演将文化人物转化为另一种民族叙事的语法，正如阿凡蒂的例子。谁来定义文化遗产的问题的答案在本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是社区定义它，而是国家承认它。只有当该文化的名称、语言、社会记忆和传播链（即其载体）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时，“保持文化活力”的主张才能得到科学验证。达瓦兹正走钢丝；真正的问题是绳索下的社会是否会停止。
脚注
1. 天山网（Tianshan.net）. “何以中国丨不系安全带的‘空中芭蕾’，新疆这个绝技为何火了千年？” 29 Ağustos 2026. https://www.ts.cn/xwzx/whxw/20 ... shtml
2. 阿凡提命名是纳斯雷丁·霍贾的中文命名。将纳斯雷丁·霍贾（Nasreddin Hodja）更名为中文名“阿凡提”，超出了简单的语音转换，导致该人物部分脱离了其原有的语言和文化语境，并在不同的民族文化框架中再现。在这方面，“阿凡提”的命名可以与纳斯雷丁·霍贾在维吾尔族和更广泛的土耳其文化记忆中的原始形象的弱化、转变和重新表征的过程联系起来。特别是，该人物的维吾尔名字、历史背景和与突厥世界的文化联系被推到幕后，并以中国名字呈现，作为“中国民间传说的丰富多彩和幽默的性格”提出了重新定义文化所有权的问题。
来源
1.安德森，E.（2022）。强迫亲属关系：石榴花计划与维吾尔儿童的强迫同化。
2.巴拉诺维奇，N.（2023）。 《永别了，我的维吾尔语言》：20世纪90年代至2010年代维吾尔诗歌和歌曲中的语言焦虑和抵抗。现代亚洲研究，57(6)，2022–2066。 https://doi.org/10.1017/s0026749x23000185
3.布雷迪，A.（2012）。 “我们都是一家人”：中国的民族宣传。时事杂志，41（4），159-181。 https://doi.org/10.1177/186810261204100406
4. 陈宇 (2010)。维吾尔族学生寄宿学校：讲维吾尔语作为粘合社会资本。侨民土著和少数民族教育，4(1), 4–16。 https://doi.org/10.1080/15595690903442231
5.埃鲁伊古尔，A.（2024）。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审视东突厥斯坦村名变迁。语言学研究，18(35)，221–241。 https://doi.org/10.54316/dilarastirmalari.1507981
6.戈洛德，V.（2025）。中国民族主义的双重维度：文明修辞与控制实践。文化与宗教研究杂志，13(11), 632。 https://doi.org/10.17265/2328-2177/2025.11.003
7. Kang, M. 和 Yeo, Y.-J。 （202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筑牢”：习近平时代少数民族政策的言辞与实质特征亚洲研究杂志，67(4), 245–272。 https://doi.org/10.31930/jas.2024.12.67.4.245
8.金，U.（2020）。现代新疆“最好”语言的探寻：实用性与审美性的语言意识形态多语言和多文化发展杂志，43(8), 787–795。 https://doi.org/10.1080/01434632.2020.1778708
9.Leibold, J. 和 Dorjee, T. (2023)。学习成为中国人：青藏高原殖民风格的寄宿学校。比较教育，60（1），118-137。 https://doi.org/10.1080/03050068.2023.2250969
10.Leibold, J. 和 Grose, T. (2019)。中国错位的少数民族教育体系中的文化和政治纪律。亚洲研究评论，43（1），16-35。 https://doi.org/10.1080/10357823.2018.1548571
11. 教育中的语言人权？ （2013）。 https://doi.org/10.4324/9781410605191-16
12.米尔沃德，J.A.（2024）。 “中国朝代”分期如何与“朝贡制度”和“汉化”一起消除中国史学的多样性并委婉地殖民主义。 https://doi.org/10.1017/s0018246x2300050x
13.Paauwe, J. 和 Pittalwala, J. (2021)。文化破坏与大规模暴行犯罪：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全球保护责任，13(4), 395–402。 https://doi.org/10.1163/1875-984x-13020015
14. 普施 B. (2008)。土耳其国际移民的各个方面：社会框架条件和个人生活环境。 https://doi.org/10.5771/9783956506857
15.王Y.（2025）。中华民族的历史视角：基于对外生史学批判的分析框架https://doi.org/10.1186/s41257-025-00140-y
16. 杨 B. 和 Tsung L. (2015)。当代中国多元一体的话语。载于《中国语言与话语研究》（第 201-220 页）。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 https://doi.org/10.1075/scld.4.12yan
17. 杨 L.、刘 Y. 和庄 Z. (2025)。中国少数民族和非自治学校的学习者身份：系统回顾。 https://doi.org/10.3389/feduc.2025.1529927
18.叶X（2023）。种族灭绝还是变迁：中国新疆维吾尔族语言教育政策转变的影响研究。教育心理学和公共媒体讲义，6(1), 248–254。 https://doi.org/10.54254/2753-7048/6/20220280
19. 赵 Z. 和 Postiglione, G. A. (2010)。中国大学媒体中的少数民族形象。教育文化政治中的话语研究，31(3), 319–334。 https://doi.org/10.1080/01596301003786928
20.周X.和郑J.(2023)。穆斯林少数民族形象的建构与媒介话语的国家形象传播——以中国CGTN新疆维吾尔族纪录片为例SHS 会议网络，159，2020。https://doi.org/10.1051/shsconf/202315902020
微妙的身份认同：中国国家话语与维吾尔族达瓦兹遗产之间的紧张关系
天山网2026年8月29日的新闻，以令人印象深刻的视觉语言和热情的传承叙事呈现了达瓦兹（维吾尔语“达瓦兹”——高空走绳杂技）：“何以中国”框架，强调“绵延千年”，英吉沙形容为“中国达瓦兹之乡”，创吉尼斯纪录的“身高王子”阿迪勒·霍苏尔，最后呼吁“游客前来阅读的目的是从文化遗产、身份和权力关系方面分析文本。
身份定位：维吾尔实践还是中国传承？
新闻的基本张力隐藏在其标题中：虽然达瓦兹被定义为“维吾尔族”（“Uyghur Davaz”）形容词，但叙事的最终地址却不是东突厥斯坦，而是“中国”的千年遗产。这种双重编码是近十年来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决定性转向”在文化领域的典型标志，即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定义转向提倡“中华民族大团结”；这一转变使同化主义统治正常化，该统治重塑了东突厥斯坦等被占领土的文化生活，并将文化同质化置于共产党长期稳定战略的中心。民族宣传的悠久传统——“我们都是一家人”的话语——已经建立了这样的机制：有关民族问题的公共信息和讨论都受到严格控制，以免扭曲“民族和谐的形象”，民族差异只有作为“家庭”中的和谐因素才能被凸显出来（Brady，2012）。因此，在达瓦兹的叙述中，维吾尔主义的功能不是文化的占有，而是文化的色彩；正如大学媒体的研究所记载的那样，“民族团结”的话语被用来建立非汉族民族的“我们”形象，而汉族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参与者，而是作为一个“几千年来由许多民族混合而成的群体”来呈现（Zhao＆Postiglione，2010）。就维吾尔族身份的可见性而言，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实践是可见的，其承载者是不可见的。
历史合法性的选择性：东汉和突厥人
哈伯将达瓦兹的起源追溯到两个来源：东汉时期张衡的《西京赋》文本中的走钢丝记录和写于 1072-1074 年的《Dîvânu Lugâti't-Türk》。应仔细阅读此选择。 《Dîvânu Lugâti't-Türk》由 Mahmud el-Kâşgarî 撰写，是土耳其语言、文学和土耳其文化地理学最基本的文献之一；这本词典中提到的达瓦兹这个名字是用土耳其/维吾尔文化背景的语言记录的传统。然而，在新闻中，这份文件并不是用来识别它的语言和语境，而只是为了证明“千年”绵绵不绝的过去——而被证明的过去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这相当于米尔沃德在史学批评中所展现的文化遗产领域的经典机制：以中国为中心的叙事将沦陷地的文化回溯性地表述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论断，这种表述以王朝分期、朝贡制度和汉化等概念起到了“消除史学多样性”的作用。即使在提到土耳其来源时，哈伯也更愿意将合法性链条与中国文明而不是维吾尔主义联系起来，在同一段中将其与中国来源等同起来。这一选择与官方史学通过追溯汉、唐、清时期的历史来合法化“新疆”主张的逻辑是一样的。 “中华民族正确历史观”的框架，已经赋予国家权力，将与这种叙事相反的解读打上“外来”的烙印。因此，《Dîvanu Lugâti't-Türk》不再带有自己的文化背景，而是成为试图“证明中国遗产的古老起源”的语言学印记。
从代际传承到国家机构：叙事的中心转变
哈伯正确地指出，达瓦兹“通过家庭和师徒关系代代相传”；但叙事的重心立即转移到国家机构和职业剧团：1953年的少数民族运动会、1990年职业达瓦兹队的巡回演出。然而，新闻中完全忽略了文化实践的社会生态——婚礼、假期、邻里生活、梅雷普传统、社区内传播。这种遗漏并非偶然：国家话语使社区内部的、自发的、不可控的文化层变得不可见；因为可见层——舞台、旅游、节日——是可控的。这种中心的转变与有记录的中国政府将维吾尔教育组织为“党国塑造年轻维吾尔人的心灵和思想的主要舞台”的过程属于同一范式的一部分：传统的传播链被国家机构取代，这一转变表现为“现代化”和“系统化”。
“新中国重生”与历史意识
“新中国成立后，达瓦斯又复活了”这句话，给人一种传统在现代国家面前被“低估”的印象；然而，新闻本身的数据——“持续一千年”、东汉和喀喇汗时期的消息来源、英吉沙的“祖国”地位——却证明了相反的情况。这种叙事形式系统地使某些时期变得不可见：达瓦斯1953年之前的半个世纪的社会历史、1949年之后的政治动荡、20世纪90年代的自由化时期和2000年代的文化活力，在一个“重生”的三段论中被抹去了。更关键的是2017年后的时期：据记载，劳改营的做法削弱了家庭联系，切断了社区联系，并消除了维吾尔族生活方式代际传承的机会。新闻中完全没有提及这一时期，意味着“保护”叙事跳过了最敏感的时期。
认可的力量：遗产名录是一种保护还是一种权力？
2006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国际法文献认识到这一类别的保护潜力，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攻击可能与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有关。另一方面，认可行为将定义、分类和重塑定义的权力转移给认可机构。当国家宣布一项实践为“遗产”时，它就假定有权定义该实践是什么、由谁以及在什么背景下实践。这项权利与国家重构文化的能力相结合，产生了具体的结果：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其他突厥语在教育中的地位实际上结束了（教育中的语言人权？，2013年；Yang等人，2025年），用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中文名称取代了大约630个村庄名称（Eruygur，2024年），以及所有名称的“汉化”名字改为个人名字，继承遗产。它表明其社会载体发生了转变，而其“形式”得以保留。就达瓦兹而言，这意味着保留绳索、平衡和杂技，同时改变周围的社会语言、宗教文化背景和家庭传承：奇观继续存在；载体已转换。这种悖论可以被描述为“博物馆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文化与其活的载体分离，变成了可展览的对象。
演出、旅游和“阿凡提”问题
新闻中最有趣的部分是达瓦兹在音乐马戏表演《你好，阿凡提》中的安排。阿凡提是纳斯雷丁·霍贾在维吾尔文化中的名字；突厥世界最具幽默感和民间智慧的人物之一作为“民俗人物”在中国国家的专业舞台上再现，是文化归属问题最明显的试验场。纳斯雷丁·霍贾的例子颇具启发性：一个受到不同社会喜爱和拥护的文化人物与一个国家将其“包装”到其国家文化政策范围内，是有质的区别的。第一个是有机的、多方的、社区内的所有权；其次，这个人物脱离了其种族、语言和幽默背景，依附于单一的舞台系统和单一的意识形态框架。官方媒体有意识地将维吾尔族文化元素与中国国家形象结合起来的做法，在CGTN的纪录片中都有记载；通过将维吾尔族表演与中国戏曲等其他传统的语法相融合来呈现在舞台上，是同一对齐逻辑的舞台延伸。达瓦兹加入音乐马戏团遵循了这样的语法：民间传说不是“现代化的”；而是“现代的”。它在另一种文化的舞台系统中被重新诠释。这是重构，而不是包容性。已有文献记载，通过将“民族文化和语言多样性”与“汉族统治下的统一”的话语交织在一起，非汉民族的文化被置于霸权框架内（Yang＆Tsung，2015）；你好，Afanti是这个框架的阶段版本。
旅游奇观维度在相同的边界上运作：文化的生存和消费之间的界限取决于一种实践是在其自身的社会背景下产生还是为了外部的注视而产生。将汉族以外的民族文化融入到展示表演中，向观众呈现“幸福的少数民族”形象，这是中国“少数民族”代表制度的一个长期记录的特征（Zhao & Postiglione，2010）。这条新闻以“游客，不要错过这场表演”作为结尾，公开承认了达瓦兹从一种生活实践转变为一种旅游产品的过程。
语言、记忆和外貌状况
最后一个基本问题是：一种文化的可见性是否等同于其自身身份的可见性？哈伯用维吾尔语名称来称呼达瓦士。但文本中唯一的维吾尔语单词就是这个名字。讲述这一传统的人是记者、机构代表和政府消息人士；对于维吾尔族社区如何定义其文化，没有直接的声音。这种沉默应该结合该语言的社会状况来解读：有记录表明，维吾尔语在书面和媒体语言中已经陷入了“汉语翻译”的境地，并且在一些东突厥斯坦地区面临着不再使用甚至被完全删除的危险（Baranovitch，2023）。虽然文化遗产的名称以其当地语言受到保护，但当使用该语言的社会范围缩小时，受到保护的是表演的形式；它的叙述并没有连同它的语言和社会记忆一起保存下来。当代际传播的条件被消除时——有记录显示，寄宿学校增加了76.9%，到2022年，维吾尔语在东突厥斯坦的教育体系中将“几乎没有特权空间”，代际文化传播的机会也被消除——达瓦兹在舞台上“活着”，以社会切断的脉络为食。将维吾尔族学生与家人分开的流离失所的教育体系，以及石榴花计划所产生的“强迫亲属关系”，将普通话确立为共同语言，并将对党国的热爱作为核心价值观（Anderson，2022），构成了这种破坏的制度架构。因此，“专业化”、“标准化”、“系统化教育”并不总是文化的保存；也可以理解为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组和控制。
结果：知名度、身份和权力
天山网的文字介绍了达瓦斯的最高知名度：国家遗产名录、吉尼斯纪录、500个旅游团、旅游吸引力。然而，这种可见度并不符合以维吾尔族身份出现的条件。在身份定位上，维吾尔族是肤色，所有权是民族；在历史合法性方面，土耳其的来源被简化为证据的印记；国家机构不是一种社会传播的生态，而是集中化的； “重生”的叙事让2017年后的时期变得不可见；舞台表演将文化人物转化为另一种民族叙事的语法，正如阿凡蒂的例子。谁来定义文化遗产的问题的答案在本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是社区定义它，而是国家承认它。只有当该文化的名称、语言、社会记忆和传播链（即其载体）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时，“保持文化活力”的主张才能得到科学验证。达瓦兹正走钢丝；真正的问题是绳索下的社会是否会停止。
脚注
1. 天山网（Tianshan.net）. “何以中国丨不系安全带的‘空中芭蕾’，新疆这个绝技为何火了千年？” 29 Ağustos 2026. https://www.ts.cn/xwzx/whxw/20 ... shtml
2. 阿凡提命名是纳斯雷丁·霍贾的中文命名。将纳斯雷丁·霍贾（Nasreddin Hodja）更名为中文名“阿凡提”，超出了简单的语音转换，导致该人物部分脱离了其原有的语言和文化语境，并在不同的民族文化框架中再现。在这方面，“阿凡提”的命名可以与纳斯雷丁·霍贾在维吾尔族和更广泛的土耳其文化记忆中的原始形象的弱化、转变和重新表征的过程联系起来。特别是，该人物的维吾尔名字、历史背景和与突厥世界的文化联系被推到幕后，并以中国名字呈现，作为“中国民间传说的丰富多彩和幽默的性格”提出了重新定义文化所有权的问题。
来源
1.安德森，E.（2022）。强迫亲属关系：石榴花计划与维吾尔儿童的强迫同化。
2.巴拉诺维奇，N.（2023）。 《永别了，我的维吾尔语言》：20世纪90年代至2010年代维吾尔诗歌和歌曲中的语言焦虑和抵抗。现代亚洲研究，57(6)，2022–2066。 https://doi.org/10.1017/s0026749x23000185
3.布雷迪，A.（2012）。 “我们都是一家人”：中国的民族宣传。时事杂志，41（4），159-181。 https://doi.org/10.1177/186810261204100406
4. 陈宇 (2010)。维吾尔族学生寄宿学校：讲维吾尔语作为粘合社会资本。侨民土著和少数民族教育，4(1), 4–16。 https://doi.org/10.1080/15595690903442231
5.埃鲁伊古尔，A.（2024）。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审视东突厥斯坦村名变迁。语言学研究，18(35)，221–241。 https://doi.org/10.54316/dilarastirmalari.150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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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7 次浏览 • 2026-08-27 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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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该奖项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颁发，旨在表彰在独裁统治国家中为捍卫基本权利和自由做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截至2026年，该全球性奖项旨在引起国际社会对因政治原因被剥夺自由的人士处境的关注。
维吾尔运动对被囚禁的维吾尔学者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奖表示欢迎。该奖项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于8月23日在阿根廷举行的“极权主义受害者纪念日”仪式上颁发。
这个奖项旨在表彰在限制公民和政治自由的独裁政权下捍卫人权的个人和组织，他们往往承担着巨大的个人风险。
维吾尔学院院长 Rishat Abbas 博士、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 Rushan Abbas、维吾尔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Abdulhakim Idris、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 Turgunjan Alawdun 以及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主席兼前世维会主席 Dolkun Isa 出席了颁奖典礼，代表肉孜先生的家人领奖，并由 Rishat Abbas 博士发表了获奖感言。
亚力坤·肉孜是一位杰出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也是维吾尔运动秘书长 Kamaltürk Yalkun 的父亲。作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作家和出版商，肉孜先生对维吾尔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编写了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的维吾尔文学教材。在2001年至2011年期间，他在90多本教科书和课外教育材料的开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帮助一代又一代的儿童加深了对维吾尔身份、历史和文化的理解。肉孜先生是正在进行的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受害者之一；他于2016年10月被捕，并因对维吾尔文学的贡献被判处15年监禁。他持续遭受的非正义监禁，代表了中国共产党试图消灭维吾尔身份、语言和文化的企图。
Rishat Abbas 博士说：
“通过这个奖项来认可亚力坤·肉孜对维吾尔社会的深远贡献，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感谢CADAL表彰他的工作，并让人们更加关注维吾尔人民的抗争。肉孜先生的持续被囚禁以及我妹妹 Gulshan Abbas 博士的非正义入狱，是对中共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跨国镇压的惊人提醒；这种对维吾尔身份的攻击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行动。”
维吾尔运动对这些著名维吾尔知识分子的贡献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深重压迫得到了重要认可表示欢迎。当亚力坤·肉孜仍被非正义地囚禁时，这个奖项重新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他的工作以及对维吾尔人民所受迫害的关注。维吾尔运动将继续倡导释放亚力坤·肉孜、Gulshan Abbas 博士以及所有被中共非正义囚禁的维吾尔族人和无辜者。我们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步骤，让共产党为其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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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该奖项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颁发，旨在表彰在独裁统治国家中为捍卫基本权利和自由做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截至2026年，该全球性奖项旨在引起国际社会对因政治原因被剥夺自由的人士处境的关注。
维吾尔运动对被囚禁的维吾尔学者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奖表示欢迎。该奖项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于8月23日在阿根廷举行的“极权主义受害者纪念日”仪式上颁发。
这个奖项旨在表彰在限制公民和政治自由的独裁政权下捍卫人权的个人和组织，他们往往承担着巨大的个人风险。
维吾尔学院院长 Rishat Abbas 博士、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 Rushan Abbas、维吾尔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Abdulhakim Idris、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 Turgunjan Alawdun 以及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主席兼前世维会主席 Dolkun Isa 出席了颁奖典礼，代表肉孜先生的家人领奖，并由 Rishat Abbas 博士发表了获奖感言。
亚力坤·肉孜是一位杰出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也是维吾尔运动秘书长 Kamaltürk Yalkun 的父亲。作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作家和出版商，肉孜先生对维吾尔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编写了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的维吾尔文学教材。在2001年至2011年期间，他在90多本教科书和课外教育材料的开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帮助一代又一代的儿童加深了对维吾尔身份、历史和文化的理解。肉孜先生是正在进行的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受害者之一；他于2016年10月被捕，并因对维吾尔文学的贡献被判处15年监禁。他持续遭受的非正义监禁，代表了中国共产党试图消灭维吾尔身份、语言和文化的企图。
Rishat Abbas 博士说：
“通过这个奖项来认可亚力坤·肉孜对维吾尔社会的深远贡献，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感谢CADAL表彰他的工作，并让人们更加关注维吾尔人民的抗争。肉孜先生的持续被囚禁以及我妹妹 Gulshan Abbas 博士的非正义入狱，是对中共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跨国镇压的惊人提醒；这种对维吾尔身份的攻击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行动。”
维吾尔运动对这些著名维吾尔知识分子的贡献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深重压迫得到了重要认可表示欢迎。当亚力坤·肉孜仍被非正义地囚禁时，这个奖项重新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他的工作以及对维吾尔人民所受迫害的关注。维吾尔运动将继续倡导释放亚力坤·肉孜、Gulshan Abbas 博士以及所有被中共非正义囚禁的维吾尔族人和无辜者。我们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步骤，让共产党为其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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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该奖项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颁发，旨在表彰在独裁统治国家中为捍卫基本权利和自由做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截至2026年，该全球性奖项旨在引起国际社会对因政治原因被剥夺自由的人士处境的关注。
维吾尔运动对被囚禁的维吾尔学者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奖表示欢迎。该奖项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于8月23日在阿根廷举行的“极权主义受害者纪念日”仪式上颁发。
这个奖项旨在表彰在限制公民和政治自由的独裁政权下捍卫人权的个人和组织，他们往往承担着巨大的个人风险。
维吾尔学院院长 Rishat Abbas 博士、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 Rushan Abbas、维吾尔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Abdulhakim Idris、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 Turgunjan Alawdun 以及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主席兼前世维会主席 Dolkun Isa 出席了颁奖典礼，代表肉孜先生的家人领奖，并由 Rishat Abbas 博士发表了获奖感言。
亚力坤·肉孜是一位杰出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也是维吾尔运动秘书长 Kamaltürk Yalkun 的父亲。作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作家和出版商，肉孜先生对维吾尔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编写了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的维吾尔文学教材。在2001年至2011年期间，他在90多本教科书和课外教育材料的开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帮助一代又一代的儿童加深了对维吾尔身份、历史和文化的理解。肉孜先生是正在进行的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受害者之一；他于2016年10月被捕，并因对维吾尔文学的贡献被判处15年监禁。他持续遭受的非正义监禁，代表了中国共产党试图消灭维吾尔身份、语言和文化的企图。
Rishat Abbas 博士说：
“通过这个奖项来认可亚力坤·肉孜对维吾尔社会的深远贡献，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感谢CADAL表彰他的工作，并让人们更加关注维吾尔人民的抗争。肉孜先生的持续被囚禁以及我妹妹 Gulshan Abbas 博士的非正义入狱，是对中共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跨国镇压的惊人提醒；这种对维吾尔身份的攻击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行动。”
维吾尔运动对这些著名维吾尔知识分子的贡献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深重压迫得到了重要认可表示欢迎。当亚力坤·肉孜仍被非正义地囚禁时，这个奖项重新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他的工作以及对维吾尔人民所受迫害的关注。维吾尔运动将继续倡导释放亚力坤·肉孜、Gulshan Abbas 博士以及所有被中共非正义囚禁的维吾尔族人和无辜者。我们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步骤，让共产党为其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
被囚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该奖项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颁发，旨在表彰在独裁统治国家中为捍卫基本权利和自由做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截至2026年，该全球性奖项旨在引起国际社会对因政治原因被剥夺自由的人士处境的关注。
维吾尔运动对被囚禁的维吾尔学者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奖表示欢迎。该奖项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于8月23日在阿根廷举行的“极权主义受害者纪念日”仪式上颁发。
这个奖项旨在表彰在限制公民和政治自由的独裁政权下捍卫人权的个人和组织，他们往往承担着巨大的个人风险。
维吾尔学院院长 Rishat Abbas 博士、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 Rushan Abbas、维吾尔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Abdulhakim Idris、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 Turgunjan Alawdun 以及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主席兼前世维会主席 Dolkun Isa 出席了颁奖典礼，代表肉孜先生的家人领奖，并由 Rishat Abbas 博士发表了获奖感言。
亚力坤·肉孜是一位杰出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也是维吾尔运动秘书长 Kamaltürk Yalkun 的父亲。作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作家和出版商，肉孜先生对维吾尔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编写了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的维吾尔文学教材。在2001年至2011年期间，他在90多本教科书和课外教育材料的开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帮助一代又一代的儿童加深了对维吾尔身份、历史和文化的理解。肉孜先生是正在进行的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受害者之一；他于2016年10月被捕，并因对维吾尔文学的贡献被判处15年监禁。他持续遭受的非正义监禁，代表了中国共产党试图消灭维吾尔身份、语言和文化的企图。
Rishat Abbas 博士说：
“通过这个奖项来认可亚力坤·肉孜对维吾尔社会的深远贡献，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感谢CADAL表彰他的工作，并让人们更加关注维吾尔人民的抗争。肉孜先生的持续被囚禁以及我妹妹 Gulshan Abbas 博士的非正义入狱，是对中共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跨国镇压的惊人提醒；这种对维吾尔身份的攻击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行动。”
维吾尔运动对这些著名维吾尔知识分子的贡献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深重压迫得到了重要认可表示欢迎。当亚力坤·肉孜仍被非正义地囚禁时，这个奖项重新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他的工作以及对维吾尔人民所受迫害的关注。维吾尔运动将继续倡导释放亚力坤·肉孜、Gulshan Abbas 博士以及所有被中共非正义囚禁的维吾尔族人和无辜者。我们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步骤，让共产党为其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
布尔汉丁·艾丁勒：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暴政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39 次浏览 • 2026-08-27 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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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汉丁·艾丁勒（Burhanettin Aydınlı）
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暴政
生活在中亚心脏地带的维吾尔族土耳其人多年来一直遭受着严重的压迫和侵犯人权，这也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自1949年以来通过高压统治着东突厥斯坦。近年来在东突厥斯坦的行径，展现出了一幅超越了常规安全措施的画面。卫星图像、证人证言和国际组织的声明显示，那些被高墙、瞭望塔和带刺铁丝网包围的中心正在扩大。联合国消息人士指出，约有100万穆斯林维吾尔族土耳其人被关押在中国所谓的“教育中心”的集中营里。
在镇压的时间线上，2009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文化和宗教限制从那以后开始增加。2014年，在该地区和中国其他地方发生袭击事件后，中国政府在“全民反恐战争”的幌子下启动了一个新进程。在此期间，对男性留胡须、女性穿长衣实施了限制；开始对宗教和社会生活进行更严格的监督。人们在婚礼上被迫饮酒的消息也属于这些行径之列。
随后，集中营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政府否认这些指控，将这些地方描述为“教育”、“改造”或“职业培训中心”。然而，来自现场的画面和证词却并非如此。据报道，独立消息来源曾试图探访这些集中营，但在接受调查的七个集中营周围，发现了高墙、保安亭、瞭望塔和带刺铁丝网。也有报道称，一些以前用作学校、医院和公共建筑的建筑物被改建成了小型集中营。
卫星图像也揭示了引人注目的数据。总部位于美国的地球崛起媒体（Earthrise Media）对39个集中营进行的分析显示，在2017年4月至2018年8月期间，这些中心所占面积扩大了三倍，总面积达到约140个足球场那么大。目前尚不清楚集中营的确切数量，但其中一些集中营是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建筑招标公告确定的。
数据背后的人类故事体现在证词中。凯拉特·萨马尔坎（Kayrat Samarkan）表示他曾被关押在其中一个营地里。他说，当他2017年返回东突厥斯坦时被叫到警察局，被锁在金属椅子上审问了三天，没有睡觉。后来他被送往一个“再教育中心”。他说，他被关在一个有15人的牢房里；他被迫背诵中文歌曲、写汉字并听数小时关于共产党的讲话。他还表示，他遭受了酷刑，并被锁在一个金属装置上。
镇压并没有仅仅局限在集中营的高墙内。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指责中国把东突厥斯坦变成了大型集中营。据报道，村庄内的安全检查有所增加，人员被安插在民众中间收集情报，可疑人员被举报给安全部门。
关于宗教生活受到压制的证词同样令人震惊。据讲述，回到喀什村里的古孜亚·莫格杜恩克孜（Gülziya Mogdunkyzy）被软禁，被迫签署了一份声明她拒绝信仰伊斯兰教的文件，她的亲戚也被带去了集中营。据报道，清真寺里张贴着呼吁忠诚于共产党的宣传海报，前来礼拜的人被摄像头记录下来，由于害怕被建档，清真寺一直空无一人。
总之，来自东突厥斯坦的这幅画面不应被视为各自独立的事件的总和。集中营的扩大、对宗教生活的监督、关于在没有法庭命令的情况下将人拘留的证词以及家庭的破裂，都是同一幅画面的不同部分。尽管中国政府用教育和安全政策来解释这些做法，但卫星图像、国际评估和维吾尔族证人的证词揭露了中国暴政的全部真相。
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现在已经不是保持沉默、视而不见或将问题仅仅隐藏在外交措辞背后的时候了。土耳其公众应该把维吾尔族土耳其人的经历提上日程；土耳其共和国也应该在国际平台上展现出更强有力、更明确的立场，以保护我们同胞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对于打压语言、信仰、文化和家庭纽带的行为，我们不应保持沉默。中国的安全和反恐理由不能使其侵犯无辜人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合法化。
东突厥斯坦发生的事情不应被遗忘，不应被掩盖，不应从世界公众的议程中消失。因为捍卫一个民族的身份和自由，并不是反对任何一个国家；而是站在人类尊严的一边。
土耳其是一个我们的情感纽带从东突厥斯坦延伸到巴尔干半岛、从高加索延伸到中亚的国家，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人们把目光转向土耳其并寄托希望。最具体的例子之一是我们的内政部长穆斯塔法·奇夫特吉（Mustafa Çiftçi）先生在2026年5月对两个孩子的母亲、维吾尔族土耳其人米赫里古丽·塔尤拉克（Mihrigül Tayurak）所采取的立场。塔尤拉克的居留许可申请被拒绝后，她被带到了库姆卡普（Kumkapı）遣返中心，面临被遣返回中国的风险。奇夫特吉部长介入此事，宣布将接受其国际保护申请，从而确保她获释。这一高尚的举动，是表明土耳其无论身在世界何处都能保护其同胞的重要且有意义的一步。
我感谢部长先生做出这高尚且人道的举动。但是，这种敏感度不应仅限于单一事件；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这种坚定的立场今后也必须继续保持。我们在加沙展现出的人道主义敏感度，也应该同样展现在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族土耳其人身上。
因为土耳其是其感情地理区域寄托希望的国家；成为东突厥斯坦的声音也是这一责任的要求。祝愿东突厥斯坦获得自由，并祝愿大家度过一个充满高附加值的美好一周。 查看全部
布尔汉丁·艾丁勒（Burhanettin Aydınlı）
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暴政
生活在中亚心脏地带的维吾尔族土耳其人多年来一直遭受着严重的压迫和侵犯人权，这也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自1949年以来通过高压统治着东突厥斯坦。近年来在东突厥斯坦的行径，展现出了一幅超越了常规安全措施的画面。卫星图像、证人证言和国际组织的声明显示，那些被高墙、瞭望塔和带刺铁丝网包围的中心正在扩大。联合国消息人士指出，约有100万穆斯林维吾尔族土耳其人被关押在中国所谓的“教育中心”的集中营里。
在镇压的时间线上，2009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文化和宗教限制从那以后开始增加。2014年，在该地区和中国其他地方发生袭击事件后，中国政府在“全民反恐战争”的幌子下启动了一个新进程。在此期间，对男性留胡须、女性穿长衣实施了限制；开始对宗教和社会生活进行更严格的监督。人们在婚礼上被迫饮酒的消息也属于这些行径之列。
随后，集中营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政府否认这些指控，将这些地方描述为“教育”、“改造”或“职业培训中心”。然而，来自现场的画面和证词却并非如此。据报道，独立消息来源曾试图探访这些集中营，但在接受调查的七个集中营周围，发现了高墙、保安亭、瞭望塔和带刺铁丝网。也有报道称，一些以前用作学校、医院和公共建筑的建筑物被改建成了小型集中营。
卫星图像也揭示了引人注目的数据。总部位于美国的地球崛起媒体（Earthrise Media）对39个集中营进行的分析显示，在2017年4月至2018年8月期间，这些中心所占面积扩大了三倍，总面积达到约140个足球场那么大。目前尚不清楚集中营的确切数量，但其中一些集中营是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建筑招标公告确定的。
数据背后的人类故事体现在证词中。凯拉特·萨马尔坎（Kayrat Samarkan）表示他曾被关押在其中一个营地里。他说，当他2017年返回东突厥斯坦时被叫到警察局，被锁在金属椅子上审问了三天，没有睡觉。后来他被送往一个“再教育中心”。他说，他被关在一个有15人的牢房里；他被迫背诵中文歌曲、写汉字并听数小时关于共产党的讲话。他还表示，他遭受了酷刑，并被锁在一个金属装置上。
镇压并没有仅仅局限在集中营的高墙内。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指责中国把东突厥斯坦变成了大型集中营。据报道，村庄内的安全检查有所增加，人员被安插在民众中间收集情报，可疑人员被举报给安全部门。
关于宗教生活受到压制的证词同样令人震惊。据讲述，回到喀什村里的古孜亚·莫格杜恩克孜（Gülziya Mogdunkyzy）被软禁，被迫签署了一份声明她拒绝信仰伊斯兰教的文件，她的亲戚也被带去了集中营。据报道，清真寺里张贴着呼吁忠诚于共产党的宣传海报，前来礼拜的人被摄像头记录下来，由于害怕被建档，清真寺一直空无一人。
总之，来自东突厥斯坦的这幅画面不应被视为各自独立的事件的总和。集中营的扩大、对宗教生活的监督、关于在没有法庭命令的情况下将人拘留的证词以及家庭的破裂，都是同一幅画面的不同部分。尽管中国政府用教育和安全政策来解释这些做法，但卫星图像、国际评估和维吾尔族证人的证词揭露了中国暴政的全部真相。
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现在已经不是保持沉默、视而不见或将问题仅仅隐藏在外交措辞背后的时候了。土耳其公众应该把维吾尔族土耳其人的经历提上日程；土耳其共和国也应该在国际平台上展现出更强有力、更明确的立场，以保护我们同胞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对于打压语言、信仰、文化和家庭纽带的行为，我们不应保持沉默。中国的安全和反恐理由不能使其侵犯无辜人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合法化。
东突厥斯坦发生的事情不应被遗忘，不应被掩盖，不应从世界公众的议程中消失。因为捍卫一个民族的身份和自由，并不是反对任何一个国家；而是站在人类尊严的一边。
土耳其是一个我们的情感纽带从东突厥斯坦延伸到巴尔干半岛、从高加索延伸到中亚的国家，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人们把目光转向土耳其并寄托希望。最具体的例子之一是我们的内政部长穆斯塔法·奇夫特吉（Mustafa Çiftçi）先生在2026年5月对两个孩子的母亲、维吾尔族土耳其人米赫里古丽·塔尤拉克（Mihrigül Tayurak）所采取的立场。塔尤拉克的居留许可申请被拒绝后，她被带到了库姆卡普（Kumkapı）遣返中心，面临被遣返回中国的风险。奇夫特吉部长介入此事，宣布将接受其国际保护申请，从而确保她获释。这一高尚的举动，是表明土耳其无论身在世界何处都能保护其同胞的重要且有意义的一步。
我感谢部长先生做出这高尚且人道的举动。但是，这种敏感度不应仅限于单一事件；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这种坚定的立场今后也必须继续保持。我们在加沙展现出的人道主义敏感度，也应该同样展现在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族土耳其人身上。
因为土耳其是其感情地理区域寄托希望的国家；成为东突厥斯坦的声音也是这一责任的要求。祝愿东突厥斯坦获得自由，并祝愿大家度过一个充满高附加值的美好一周。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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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汉丁·艾丁勒（Burhanettin Aydınlı）
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暴政
生活在中亚心脏地带的维吾尔族土耳其人多年来一直遭受着严重的压迫和侵犯人权，这也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自1949年以来通过高压统治着东突厥斯坦。近年来在东突厥斯坦的行径，展现出了一幅超越了常规安全措施的画面。卫星图像、证人证言和国际组织的声明显示，那些被高墙、瞭望塔和带刺铁丝网包围的中心正在扩大。联合国消息人士指出，约有100万穆斯林维吾尔族土耳其人被关押在中国所谓的“教育中心”的集中营里。
在镇压的时间线上，2009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文化和宗教限制从那以后开始增加。2014年，在该地区和中国其他地方发生袭击事件后，中国政府在“全民反恐战争”的幌子下启动了一个新进程。在此期间，对男性留胡须、女性穿长衣实施了限制；开始对宗教和社会生活进行更严格的监督。人们在婚礼上被迫饮酒的消息也属于这些行径之列。
随后，集中营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政府否认这些指控，将这些地方描述为“教育”、“改造”或“职业培训中心”。然而，来自现场的画面和证词却并非如此。据报道，独立消息来源曾试图探访这些集中营，但在接受调查的七个集中营周围，发现了高墙、保安亭、瞭望塔和带刺铁丝网。也有报道称，一些以前用作学校、医院和公共建筑的建筑物被改建成了小型集中营。
卫星图像也揭示了引人注目的数据。总部位于美国的地球崛起媒体（Earthrise Media）对39个集中营进行的分析显示，在2017年4月至2018年8月期间，这些中心所占面积扩大了三倍，总面积达到约140个足球场那么大。目前尚不清楚集中营的确切数量，但其中一些集中营是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建筑招标公告确定的。
数据背后的人类故事体现在证词中。凯拉特·萨马尔坎（Kayrat Samarkan）表示他曾被关押在其中一个营地里。他说，当他2017年返回东突厥斯坦时被叫到警察局，被锁在金属椅子上审问了三天，没有睡觉。后来他被送往一个“再教育中心”。他说，他被关在一个有15人的牢房里；他被迫背诵中文歌曲、写汉字并听数小时关于共产党的讲话。他还表示，他遭受了酷刑，并被锁在一个金属装置上。
镇压并没有仅仅局限在集中营的高墙内。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指责中国把东突厥斯坦变成了大型集中营。据报道，村庄内的安全检查有所增加，人员被安插在民众中间收集情报，可疑人员被举报给安全部门。
关于宗教生活受到压制的证词同样令人震惊。据讲述，回到喀什村里的古孜亚·莫格杜恩克孜（Gülziya Mogdunkyzy）被软禁，被迫签署了一份声明她拒绝信仰伊斯兰教的文件，她的亲戚也被带去了集中营。据报道，清真寺里张贴着呼吁忠诚于共产党的宣传海报，前来礼拜的人被摄像头记录下来，由于害怕被建档，清真寺一直空无一人。
总之，来自东突厥斯坦的这幅画面不应被视为各自独立的事件的总和。集中营的扩大、对宗教生活的监督、关于在没有法庭命令的情况下将人拘留的证词以及家庭的破裂，都是同一幅画面的不同部分。尽管中国政府用教育和安全政策来解释这些做法，但卫星图像、国际评估和维吾尔族证人的证词揭露了中国暴政的全部真相。
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现在已经不是保持沉默、视而不见或将问题仅仅隐藏在外交措辞背后的时候了。土耳其公众应该把维吾尔族土耳其人的经历提上日程；土耳其共和国也应该在国际平台上展现出更强有力、更明确的立场，以保护我们同胞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对于打压语言、信仰、文化和家庭纽带的行为，我们不应保持沉默。中国的安全和反恐理由不能使其侵犯无辜人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合法化。
东突厥斯坦发生的事情不应被遗忘，不应被掩盖，不应从世界公众的议程中消失。因为捍卫一个民族的身份和自由，并不是反对任何一个国家；而是站在人类尊严的一边。
土耳其是一个我们的情感纽带从东突厥斯坦延伸到巴尔干半岛、从高加索延伸到中亚的国家，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人们把目光转向土耳其并寄托希望。最具体的例子之一是我们的内政部长穆斯塔法·奇夫特吉（Mustafa Çiftçi）先生在2026年5月对两个孩子的母亲、维吾尔族土耳其人米赫里古丽·塔尤拉克（Mihrigül Tayurak）所采取的立场。塔尤拉克的居留许可申请被拒绝后，她被带到了库姆卡普（Kumkapı）遣返中心，面临被遣返回中国的风险。奇夫特吉部长介入此事，宣布将接受其国际保护申请，从而确保她获释。这一高尚的举动，是表明土耳其无论身在世界何处都能保护其同胞的重要且有意义的一步。
我感谢部长先生做出这高尚且人道的举动。但是，这种敏感度不应仅限于单一事件；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这种坚定的立场今后也必须继续保持。我们在加沙展现出的人道主义敏感度，也应该同样展现在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族土耳其人身上。
因为土耳其是其感情地理区域寄托希望的国家；成为东突厥斯坦的声音也是这一责任的要求。祝愿东突厥斯坦获得自由，并祝愿大家度过一个充满高附加值的美好一周。
布尔汉丁·艾丁勒（Burhanettin Aydınlı）
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暴政
生活在中亚心脏地带的维吾尔族土耳其人多年来一直遭受着严重的压迫和侵犯人权，这也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自1949年以来通过高压统治着东突厥斯坦。近年来在东突厥斯坦的行径，展现出了一幅超越了常规安全措施的画面。卫星图像、证人证言和国际组织的声明显示，那些被高墙、瞭望塔和带刺铁丝网包围的中心正在扩大。联合国消息人士指出，约有100万穆斯林维吾尔族土耳其人被关押在中国所谓的“教育中心”的集中营里。
在镇压的时间线上，2009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文化和宗教限制从那以后开始增加。2014年，在该地区和中国其他地方发生袭击事件后，中国政府在“全民反恐战争”的幌子下启动了一个新进程。在此期间，对男性留胡须、女性穿长衣实施了限制；开始对宗教和社会生活进行更严格的监督。人们在婚礼上被迫饮酒的消息也属于这些行径之列。
随后，集中营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政府否认这些指控，将这些地方描述为“教育”、“改造”或“职业培训中心”。然而，来自现场的画面和证词却并非如此。据报道，独立消息来源曾试图探访这些集中营，但在接受调查的七个集中营周围，发现了高墙、保安亭、瞭望塔和带刺铁丝网。也有报道称，一些以前用作学校、医院和公共建筑的建筑物被改建成了小型集中营。
卫星图像也揭示了引人注目的数据。总部位于美国的地球崛起媒体（Earthrise Media）对39个集中营进行的分析显示，在2017年4月至2018年8月期间，这些中心所占面积扩大了三倍，总面积达到约140个足球场那么大。目前尚不清楚集中营的确切数量，但其中一些集中营是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建筑招标公告确定的。
数据背后的人类故事体现在证词中。凯拉特·萨马尔坎（Kayrat Samarkan）表示他曾被关押在其中一个营地里。他说，当他2017年返回东突厥斯坦时被叫到警察局，被锁在金属椅子上审问了三天，没有睡觉。后来他被送往一个“再教育中心”。他说，他被关在一个有15人的牢房里；他被迫背诵中文歌曲、写汉字并听数小时关于共产党的讲话。他还表示，他遭受了酷刑，并被锁在一个金属装置上。
镇压并没有仅仅局限在集中营的高墙内。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指责中国把东突厥斯坦变成了大型集中营。据报道，村庄内的安全检查有所增加，人员被安插在民众中间收集情报，可疑人员被举报给安全部门。
关于宗教生活受到压制的证词同样令人震惊。据讲述，回到喀什村里的古孜亚·莫格杜恩克孜（Gülziya Mogdunkyzy）被软禁，被迫签署了一份声明她拒绝信仰伊斯兰教的文件，她的亲戚也被带去了集中营。据报道，清真寺里张贴着呼吁忠诚于共产党的宣传海报，前来礼拜的人被摄像头记录下来，由于害怕被建档，清真寺一直空无一人。
总之，来自东突厥斯坦的这幅画面不应被视为各自独立的事件的总和。集中营的扩大、对宗教生活的监督、关于在没有法庭命令的情况下将人拘留的证词以及家庭的破裂，都是同一幅画面的不同部分。尽管中国政府用教育和安全政策来解释这些做法，但卫星图像、国际评估和维吾尔族证人的证词揭露了中国暴政的全部真相。
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现在已经不是保持沉默、视而不见或将问题仅仅隐藏在外交措辞背后的时候了。土耳其公众应该把维吾尔族土耳其人的经历提上日程；土耳其共和国也应该在国际平台上展现出更强有力、更明确的立场，以保护我们同胞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对于打压语言、信仰、文化和家庭纽带的行为，我们不应保持沉默。中国的安全和反恐理由不能使其侵犯无辜人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合法化。
东突厥斯坦发生的事情不应被遗忘，不应被掩盖，不应从世界公众的议程中消失。因为捍卫一个民族的身份和自由，并不是反对任何一个国家；而是站在人类尊严的一边。
土耳其是一个我们的情感纽带从东突厥斯坦延伸到巴尔干半岛、从高加索延伸到中亚的国家，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人们把目光转向土耳其并寄托希望。最具体的例子之一是我们的内政部长穆斯塔法·奇夫特吉（Mustafa Çiftçi）先生在2026年5月对两个孩子的母亲、维吾尔族土耳其人米赫里古丽·塔尤拉克（Mihrigül Tayurak）所采取的立场。塔尤拉克的居留许可申请被拒绝后，她被带到了库姆卡普（Kumkapı）遣返中心，面临被遣返回中国的风险。奇夫特吉部长介入此事，宣布将接受其国际保护申请，从而确保她获释。这一高尚的举动，是表明土耳其无论身在世界何处都能保护其同胞的重要且有意义的一步。
我感谢部长先生做出这高尚且人道的举动。但是，这种敏感度不应仅限于单一事件；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这种坚定的立场今后也必须继续保持。我们在加沙展现出的人道主义敏感度，也应该同样展现在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族土耳其人身上。
因为土耳其是其感情地理区域寄托希望的国家；成为东突厥斯坦的声音也是这一责任的要求。祝愿东突厥斯坦获得自由，并祝愿大家度过一个充满高附加值的美好一周。
加拿大对维吾尔人的庇护承诺落空
文章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94 次浏览 • 2026-08-27 02:28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加拿大对维吾尔人的庇护承诺落空
2023年1月，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人士买买提·托赫提（Mehmet Tohti）接到了一个似乎来自香港的电话。维吾尔权利倡导项目（Uyghur Rights Advocacy Project）执行主任托赫提后来告诉加拿大外国干涉委员会，中国警察让一名亲属在电话那头告诉他，他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已经去世。他最终得知，他76岁的母亲死在了拘留营里。他说，这个时间点传递了一个明确无误的警告：如果他继续倡导权利，她母亲的死就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个电话发生在加拿大议会辩论一项重新安置1万名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的计划前几天。
2023年2月1日，下议院一致通过了M-62动议，呼吁加拿大重新安置1万名需要保护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然而，三年后的2026年3月，实际抵达的人数不足300人。按照这个速度，加拿大远未能兑现其定于2026年底结束的承诺。这种拖延不仅仅是移民积压问题。再加上北京对已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侨民的恐吓，这暴露了一个更广泛的失败：尽管加拿大已经认识到中国的镇压手段跨越了国际边界，但它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同样有效的保护系统。庇护不能仅仅意味着允许入境；它必须包括一条及时前往加拿大的路线，以及在维吾尔人抵达后对他们言论自由的保护。
保护的需求始于新疆，2022年联合国的一份评估报告记录了当地大规模的任意拘留、酷刑指控、侵入性监视以及对宗教和文化生活的严格限制。报告得出结论，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主要穆斯林群体的暴行可能构成反人类罪，尽管北京辩称其政策是旨在打击分裂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过去袭击的反恐措施。然而，联合国的评估发现，中国的反恐系统依赖于对“极端主义”模糊的定义和歧视性指标，这使得大规模任意拘留成为可能。因此，安全理由并不能解释它被用来证明其合理性的镇压广度。
M-62动议的重点是那些逃离中国但仍在“第三国”（即中国和加拿大以外的东道国或过境国）处于弱势的人，同时也承认北京对各国政府施加巨大压力，要求拘留并把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2025年2月，泰国在将40名维吾尔族男子关押十多年后将其遣返，尽管明知他们回到中国后将面临遭受酷刑和其他严重伤害的真正风险。因此，从第三国重新安置到加拿大的拖延，可能会延长维吾尔人面临拘留、驱逐出境或胁迫的风险。
重新安置过程并不简单。申请人通常需要联合国难民机构、指定组织或私人赞助者的推荐，并且必须通过医疗、犯罪和安全检查才能前往加拿大。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IRCC）声称，为保护申请人、员工和推荐合作伙伴，有时必须对操作细节保密。这些都是合理的限制，尤其是当很难获取证明文件，且第三国东道国政府可能不合作时。
然而，保密问题并不能解释加拿大政府在这个承诺上出现的巨大缺口。到2025年9月，已有140多人抵达加拿大，而仍有740多份申请在处理中。在2026年3月，一名高级部门官员报告说，到达加拿大的人数不到300人——不到议会设定的10,000人目标的百分之三。M-62是一项没有约束力的动议，而不是一项可强制执行的法律，但它获得一致通过，创造了一项政治承诺。当议会承诺提供如此规模的保护时，政府应配备足够的处理能力、难民名额，以及透明的综合数据报告。公布总数和时间表不会暴露申请人的身份；这能让公众判断这项承诺是否正在被兑现。
此外，抵达加拿大并不一定能让维吾尔人逃脱北京的控制。跨国镇压是指一国政府试图在其领土外监视、威胁或压制民众。向外国干涉委员会作证的加拿大维吾尔人描述了威胁电话、设备被黑客入侵、在抗议活动中被监视、网络骚扰以及针对中国亲属的施压。一名参与者还报告说，在位于中国领事馆外抗议时遭遇了身体和言语攻击。针对家庭成员的威胁尤为有效，因为它们将普通的交流变成了危险的来源。托赫提作证说，自1991年他离开家乡以来，他的亲属一直被拒绝发放护照，并解释说，许多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人避免与中国的家人联系，因为从国外打来的电话可能会引起当局不必要的注意。这种代理胁迫使北京能够在其法律管辖范围之外施加意愿，因为难民在加拿大可能人身安全，但出于对北京报复的恐惧，他们仍然无法抗议、组织或公开讲话。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加拿大已开始加强应对跨国镇压。C-70法案于2024年6月获得御准，扩大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共享信息的能力，更新了涉及与外国相关恐吓的犯罪条款，并创建了外国影响透明度登记册。然而，截至2026年3月，政府仍在努力落实该登记册及其专员办公室。这些改革一旦生效，将提高政府识别和起诉干涉行为的能力。尽管如此，它们不会自动为接到匿名电话、在观看抗议活动时被拍照或担心亲属受到惩罚的人提供方便的安全网。
因此，加拿大的出路很明确：必须让保护更容易获得。渥太华无法可靠地防止对中国境内亲属的报复，但它可以改善对在加拿大境内成为目标的人的支持。一个单一的多语种门户网站和热线应允许受害者举报可疑电话、数字入侵和抗议监控，而不必先决定该案件是否属于警察、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或其他机构管辖。受过训练的协调员可以将受害者转介给执法部门、网络安全专家、法律援助或创伤知情咨询服务，并解释可以进行哪些后续行动。各机构应主动向面临风险的社区通报情况，而不是等待受害者自己去摸索多个机构的办事程序。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IRCC）还应定期发布M-62动议的申请、批准和到达的汇总更新，同时保留身份和操作细节。这些措施将把渥太华单独对待的两个政策领域结合起来：难民重新安置和免受外国干涉的保护。
如果那些处于危险之中的人不能抵达，而抵达的人不能享有言论、新闻和结社自由的权利，加拿大对维吾尔人的承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象征性的。有意义的庇护既需要一条通往安全的路线，也需要免受迫使人们寻求庇护的政府的保护。 查看全部
加拿大对维吾尔人的庇护承诺落空
2023年1月，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人士买买提·托赫提（Mehmet Tohti）接到了一个似乎来自香港的电话。维吾尔权利倡导项目（Uyghur Rights Advocacy Project）执行主任托赫提后来告诉加拿大外国干涉委员会，中国警察让一名亲属在电话那头告诉他，他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已经去世。他最终得知，他76岁的母亲死在了拘留营里。他说，这个时间点传递了一个明确无误的警告：如果他继续倡导权利，她母亲的死就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个电话发生在加拿大议会辩论一项重新安置1万名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的计划前几天。
2023年2月1日，下议院一致通过了M-62动议，呼吁加拿大重新安置1万名需要保护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然而，三年后的2026年3月，实际抵达的人数不足300人。按照这个速度，加拿大远未能兑现其定于2026年底结束的承诺。这种拖延不仅仅是移民积压问题。再加上北京对已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侨民的恐吓，这暴露了一个更广泛的失败：尽管加拿大已经认识到中国的镇压手段跨越了国际边界，但它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同样有效的保护系统。庇护不能仅仅意味着允许入境；它必须包括一条及时前往加拿大的路线，以及在维吾尔人抵达后对他们言论自由的保护。
保护的需求始于新疆，2022年联合国的一份评估报告记录了当地大规模的任意拘留、酷刑指控、侵入性监视以及对宗教和文化生活的严格限制。报告得出结论，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主要穆斯林群体的暴行可能构成反人类罪，尽管北京辩称其政策是旨在打击分裂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过去袭击的反恐措施。然而，联合国的评估发现，中国的反恐系统依赖于对“极端主义”模糊的定义和歧视性指标，这使得大规模任意拘留成为可能。因此，安全理由并不能解释它被用来证明其合理性的镇压广度。
M-62动议的重点是那些逃离中国但仍在“第三国”（即中国和加拿大以外的东道国或过境国）处于弱势的人，同时也承认北京对各国政府施加巨大压力，要求拘留并把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2025年2月，泰国在将40名维吾尔族男子关押十多年后将其遣返，尽管明知他们回到中国后将面临遭受酷刑和其他严重伤害的真正风险。因此，从第三国重新安置到加拿大的拖延，可能会延长维吾尔人面临拘留、驱逐出境或胁迫的风险。
重新安置过程并不简单。申请人通常需要联合国难民机构、指定组织或私人赞助者的推荐，并且必须通过医疗、犯罪和安全检查才能前往加拿大。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IRCC）声称，为保护申请人、员工和推荐合作伙伴，有时必须对操作细节保密。这些都是合理的限制，尤其是当很难获取证明文件，且第三国东道国政府可能不合作时。
然而，保密问题并不能解释加拿大政府在这个承诺上出现的巨大缺口。到2025年9月，已有140多人抵达加拿大，而仍有740多份申请在处理中。在2026年3月，一名高级部门官员报告说，到达加拿大的人数不到300人——不到议会设定的10,000人目标的百分之三。M-62是一项没有约束力的动议，而不是一项可强制执行的法律，但它获得一致通过，创造了一项政治承诺。当议会承诺提供如此规模的保护时，政府应配备足够的处理能力、难民名额，以及透明的综合数据报告。公布总数和时间表不会暴露申请人的身份；这能让公众判断这项承诺是否正在被兑现。
此外，抵达加拿大并不一定能让维吾尔人逃脱北京的控制。跨国镇压是指一国政府试图在其领土外监视、威胁或压制民众。向外国干涉委员会作证的加拿大维吾尔人描述了威胁电话、设备被黑客入侵、在抗议活动中被监视、网络骚扰以及针对中国亲属的施压。一名参与者还报告说，在位于中国领事馆外抗议时遭遇了身体和言语攻击。针对家庭成员的威胁尤为有效，因为它们将普通的交流变成了危险的来源。托赫提作证说，自1991年他离开家乡以来，他的亲属一直被拒绝发放护照，并解释说，许多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人避免与中国的家人联系，因为从国外打来的电话可能会引起当局不必要的注意。这种代理胁迫使北京能够在其法律管辖范围之外施加意愿，因为难民在加拿大可能人身安全，但出于对北京报复的恐惧，他们仍然无法抗议、组织或公开讲话。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加拿大已开始加强应对跨国镇压。C-70法案于2024年6月获得御准，扩大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共享信息的能力，更新了涉及与外国相关恐吓的犯罪条款，并创建了外国影响透明度登记册。然而，截至2026年3月，政府仍在努力落实该登记册及其专员办公室。这些改革一旦生效，将提高政府识别和起诉干涉行为的能力。尽管如此，它们不会自动为接到匿名电话、在观看抗议活动时被拍照或担心亲属受到惩罚的人提供方便的安全网。
因此，加拿大的出路很明确：必须让保护更容易获得。渥太华无法可靠地防止对中国境内亲属的报复，但它可以改善对在加拿大境内成为目标的人的支持。一个单一的多语种门户网站和热线应允许受害者举报可疑电话、数字入侵和抗议监控，而不必先决定该案件是否属于警察、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或其他机构管辖。受过训练的协调员可以将受害者转介给执法部门、网络安全专家、法律援助或创伤知情咨询服务，并解释可以进行哪些后续行动。各机构应主动向面临风险的社区通报情况，而不是等待受害者自己去摸索多个机构的办事程序。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IRCC）还应定期发布M-62动议的申请、批准和到达的汇总更新，同时保留身份和操作细节。这些措施将把渥太华单独对待的两个政策领域结合起来：难民重新安置和免受外国干涉的保护。
如果那些处于危险之中的人不能抵达，而抵达的人不能享有言论、新闻和结社自由的权利，加拿大对维吾尔人的承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象征性的。有意义的庇护既需要一条通往安全的路线，也需要免受迫使人们寻求庇护的政府的保护。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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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对维吾尔人的庇护承诺落空
2023年1月，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人士买买提·托赫提（Mehmet Tohti）接到了一个似乎来自香港的电话。维吾尔权利倡导项目（Uyghur Rights Advocacy Project）执行主任托赫提后来告诉加拿大外国干涉委员会，中国警察让一名亲属在电话那头告诉他，他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已经去世。他最终得知，他76岁的母亲死在了拘留营里。他说，这个时间点传递了一个明确无误的警告：如果他继续倡导权利，她母亲的死就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个电话发生在加拿大议会辩论一项重新安置1万名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的计划前几天。
2023年2月1日，下议院一致通过了M-62动议，呼吁加拿大重新安置1万名需要保护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然而，三年后的2026年3月，实际抵达的人数不足300人。按照这个速度，加拿大远未能兑现其定于2026年底结束的承诺。这种拖延不仅仅是移民积压问题。再加上北京对已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侨民的恐吓，这暴露了一个更广泛的失败：尽管加拿大已经认识到中国的镇压手段跨越了国际边界，但它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同样有效的保护系统。庇护不能仅仅意味着允许入境；它必须包括一条及时前往加拿大的路线，以及在维吾尔人抵达后对他们言论自由的保护。
保护的需求始于新疆，2022年联合国的一份评估报告记录了当地大规模的任意拘留、酷刑指控、侵入性监视以及对宗教和文化生活的严格限制。报告得出结论，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主要穆斯林群体的暴行可能构成反人类罪，尽管北京辩称其政策是旨在打击分裂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过去袭击的反恐措施。然而，联合国的评估发现，中国的反恐系统依赖于对“极端主义”模糊的定义和歧视性指标，这使得大规模任意拘留成为可能。因此，安全理由并不能解释它被用来证明其合理性的镇压广度。
M-62动议的重点是那些逃离中国但仍在“第三国”（即中国和加拿大以外的东道国或过境国）处于弱势的人，同时也承认北京对各国政府施加巨大压力，要求拘留并把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2025年2月，泰国在将40名维吾尔族男子关押十多年后将其遣返，尽管明知他们回到中国后将面临遭受酷刑和其他严重伤害的真正风险。因此，从第三国重新安置到加拿大的拖延，可能会延长维吾尔人面临拘留、驱逐出境或胁迫的风险。
重新安置过程并不简单。申请人通常需要联合国难民机构、指定组织或私人赞助者的推荐，并且必须通过医疗、犯罪和安全检查才能前往加拿大。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IRCC）声称，为保护申请人、员工和推荐合作伙伴，有时必须对操作细节保密。这些都是合理的限制，尤其是当很难获取证明文件，且第三国东道国政府可能不合作时。
然而，保密问题并不能解释加拿大政府在这个承诺上出现的巨大缺口。到2025年9月，已有140多人抵达加拿大，而仍有740多份申请在处理中。在2026年3月，一名高级部门官员报告说，到达加拿大的人数不到300人——不到议会设定的10,000人目标的百分之三。M-62是一项没有约束力的动议，而不是一项可强制执行的法律，但它获得一致通过，创造了一项政治承诺。当议会承诺提供如此规模的保护时，政府应配备足够的处理能力、难民名额，以及透明的综合数据报告。公布总数和时间表不会暴露申请人的身份；这能让公众判断这项承诺是否正在被兑现。
此外，抵达加拿大并不一定能让维吾尔人逃脱北京的控制。跨国镇压是指一国政府试图在其领土外监视、威胁或压制民众。向外国干涉委员会作证的加拿大维吾尔人描述了威胁电话、设备被黑客入侵、在抗议活动中被监视、网络骚扰以及针对中国亲属的施压。一名参与者还报告说，在位于中国领事馆外抗议时遭遇了身体和言语攻击。针对家庭成员的威胁尤为有效，因为它们将普通的交流变成了危险的来源。托赫提作证说，自1991年他离开家乡以来，他的亲属一直被拒绝发放护照，并解释说，许多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人避免与中国的家人联系，因为从国外打来的电话可能会引起当局不必要的注意。这种代理胁迫使北京能够在其法律管辖范围之外施加意愿，因为难民在加拿大可能人身安全，但出于对北京报复的恐惧，他们仍然无法抗议、组织或公开讲话。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加拿大已开始加强应对跨国镇压。C-70法案于2024年6月获得御准，扩大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共享信息的能力，更新了涉及与外国相关恐吓的犯罪条款，并创建了外国影响透明度登记册。然而，截至2026年3月，政府仍在努力落实该登记册及其专员办公室。这些改革一旦生效，将提高政府识别和起诉干涉行为的能力。尽管如此，它们不会自动为接到匿名电话、在观看抗议活动时被拍照或担心亲属受到惩罚的人提供方便的安全网。
因此，加拿大的出路很明确：必须让保护更容易获得。渥太华无法可靠地防止对中国境内亲属的报复，但它可以改善对在加拿大境内成为目标的人的支持。一个单一的多语种门户网站和热线应允许受害者举报可疑电话、数字入侵和抗议监控，而不必先决定该案件是否属于警察、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或其他机构管辖。受过训练的协调员可以将受害者转介给执法部门、网络安全专家、法律援助或创伤知情咨询服务，并解释可以进行哪些后续行动。各机构应主动向面临风险的社区通报情况，而不是等待受害者自己去摸索多个机构的办事程序。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IRCC）还应定期发布M-62动议的申请、批准和到达的汇总更新，同时保留身份和操作细节。这些措施将把渥太华单独对待的两个政策领域结合起来：难民重新安置和免受外国干涉的保护。
如果那些处于危险之中的人不能抵达，而抵达的人不能享有言论、新闻和结社自由的权利，加拿大对维吾尔人的承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象征性的。有意义的庇护既需要一条通往安全的路线，也需要免受迫使人们寻求庇护的政府的保护。
加拿大对维吾尔人的庇护承诺落空
2023年1月，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人士买买提·托赫提（Mehmet Tohti）接到了一个似乎来自香港的电话。维吾尔权利倡导项目（Uyghur Rights Advocacy Project）执行主任托赫提后来告诉加拿大外国干涉委员会，中国警察让一名亲属在电话那头告诉他，他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已经去世。他最终得知，他76岁的母亲死在了拘留营里。他说，这个时间点传递了一个明确无误的警告：如果他继续倡导权利，她母亲的死就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个电话发生在加拿大议会辩论一项重新安置1万名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的计划前几天。
2023年2月1日，下议院一致通过了M-62动议，呼吁加拿大重新安置1万名需要保护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然而，三年后的2026年3月，实际抵达的人数不足300人。按照这个速度，加拿大远未能兑现其定于2026年底结束的承诺。这种拖延不仅仅是移民积压问题。再加上北京对已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侨民的恐吓，这暴露了一个更广泛的失败：尽管加拿大已经认识到中国的镇压手段跨越了国际边界，但它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同样有效的保护系统。庇护不能仅仅意味着允许入境；它必须包括一条及时前往加拿大的路线，以及在维吾尔人抵达后对他们言论自由的保护。
保护的需求始于新疆，2022年联合国的一份评估报告记录了当地大规模的任意拘留、酷刑指控、侵入性监视以及对宗教和文化生活的严格限制。报告得出结论，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主要穆斯林群体的暴行可能构成反人类罪，尽管北京辩称其政策是旨在打击分裂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过去袭击的反恐措施。然而，联合国的评估发现，中国的反恐系统依赖于对“极端主义”模糊的定义和歧视性指标，这使得大规模任意拘留成为可能。因此，安全理由并不能解释它被用来证明其合理性的镇压广度。
M-62动议的重点是那些逃离中国但仍在“第三国”（即中国和加拿大以外的东道国或过境国）处于弱势的人，同时也承认北京对各国政府施加巨大压力，要求拘留并把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2025年2月，泰国在将40名维吾尔族男子关押十多年后将其遣返，尽管明知他们回到中国后将面临遭受酷刑和其他严重伤害的真正风险。因此，从第三国重新安置到加拿大的拖延，可能会延长维吾尔人面临拘留、驱逐出境或胁迫的风险。
重新安置过程并不简单。申请人通常需要联合国难民机构、指定组织或私人赞助者的推荐，并且必须通过医疗、犯罪和安全检查才能前往加拿大。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IRCC）声称，为保护申请人、员工和推荐合作伙伴，有时必须对操作细节保密。这些都是合理的限制，尤其是当很难获取证明文件，且第三国东道国政府可能不合作时。
然而，保密问题并不能解释加拿大政府在这个承诺上出现的巨大缺口。到2025年9月，已有140多人抵达加拿大，而仍有740多份申请在处理中。在2026年3月，一名高级部门官员报告说，到达加拿大的人数不到300人——不到议会设定的10,000人目标的百分之三。M-62是一项没有约束力的动议，而不是一项可强制执行的法律，但它获得一致通过，创造了一项政治承诺。当议会承诺提供如此规模的保护时，政府应配备足够的处理能力、难民名额，以及透明的综合数据报告。公布总数和时间表不会暴露申请人的身份；这能让公众判断这项承诺是否正在被兑现。
此外，抵达加拿大并不一定能让维吾尔人逃脱北京的控制。跨国镇压是指一国政府试图在其领土外监视、威胁或压制民众。向外国干涉委员会作证的加拿大维吾尔人描述了威胁电话、设备被黑客入侵、在抗议活动中被监视、网络骚扰以及针对中国亲属的施压。一名参与者还报告说，在位于中国领事馆外抗议时遭遇了身体和言语攻击。针对家庭成员的威胁尤为有效，因为它们将普通的交流变成了危险的来源。托赫提作证说，自1991年他离开家乡以来，他的亲属一直被拒绝发放护照，并解释说，许多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人避免与中国的家人联系，因为从国外打来的电话可能会引起当局不必要的注意。这种代理胁迫使北京能够在其法律管辖范围之外施加意愿，因为难民在加拿大可能人身安全，但出于对北京报复的恐惧，他们仍然无法抗议、组织或公开讲话。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加拿大已开始加强应对跨国镇压。C-70法案于2024年6月获得御准，扩大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共享信息的能力，更新了涉及与外国相关恐吓的犯罪条款，并创建了外国影响透明度登记册。然而，截至2026年3月，政府仍在努力落实该登记册及其专员办公室。这些改革一旦生效，将提高政府识别和起诉干涉行为的能力。尽管如此，它们不会自动为接到匿名电话、在观看抗议活动时被拍照或担心亲属受到惩罚的人提供方便的安全网。
因此，加拿大的出路很明确：必须让保护更容易获得。渥太华无法可靠地防止对中国境内亲属的报复，但它可以改善对在加拿大境内成为目标的人的支持。一个单一的多语种门户网站和热线应允许受害者举报可疑电话、数字入侵和抗议监控，而不必先决定该案件是否属于警察、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或其他机构管辖。受过训练的协调员可以将受害者转介给执法部门、网络安全专家、法律援助或创伤知情咨询服务，并解释可以进行哪些后续行动。各机构应主动向面临风险的社区通报情况，而不是等待受害者自己去摸索多个机构的办事程序。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IRCC）还应定期发布M-62动议的申请、批准和到达的汇总更新，同时保留身份和操作细节。这些措施将把渥太华单独对待的两个政策领域结合起来：难民重新安置和免受外国干涉的保护。
如果那些处于危险之中的人不能抵达，而抵达的人不能享有言论、新闻和结社自由的权利，加拿大对维吾尔人的承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象征性的。有意义的庇护既需要一条通往安全的路线，也需要免受迫使人们寻求庇护的政府的保护。
被囚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文章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6 次浏览 • 2026-08-27 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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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维吾尔文学的杰出人物之一亚力坤·肉孜，荣获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颁发的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肉孜自2016年起在中国被捕并被判处15年监禁。维吾尔族组织的代表在阿根廷举行的仪式上代他领奖。
维吾尔知识分子、文学评论家、作家和出版商亚力坤·肉孜，荣获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 (CADAL) 颁发的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该奖项于8月23日在阿根廷举行的纪念极权主义受害者日的仪式上颁发。
CADAL 颁发的这一奖项旨在表彰在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限制的国家中捍卫人权的个人和组织。
其家人代为领奖
维吾尔学院院长里夏提·阿巴斯博士、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茹仙·阿巴斯、维吾尔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阿卜杜哈基姆·伊德里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吐尔逊江·阿拉吾丁以及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主席兼前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出席了仪式。
该奖项由亚力坤·肉孜的家人代领，里夏提·阿巴斯博士发表了获奖感言。
参与了90多本教科书和教材的编写工作
亚力坤·肉孜因其在维吾尔文学领域的工作而闻名。
据维吾尔运动组织称，肉孜参与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维吾尔文学教科书的编写。
据悉，肉孜在2001年至2011年间参与编写了90多本教科书和课外教材，他的作品涉及维吾尔语言、历史、文化和身份认同。
肉孜同时也是维吾尔运动秘书长卡马尔图克·亚力坤的父亲。
2016年被捕，获刑15年
根据维吾尔运动提供的信息，亚力坤·肉孜于2016年10月被捕，随后被判处15年监禁。
该组织认为，肉孜被捕与他在维吾尔文学和教育领域的工作有关，并声称对他的拘留是非法的。
里夏提·阿巴斯：国际关注意义重大
维吾尔学院院长里夏提·阿巴斯博士在颁奖典礼上的讲话中表示，他们认为肉孜的工作获得国际奖项的认可非常重要。
“亚力坤·肉孜对维吾尔社会的深远贡献能通过这个奖项得到认可，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感谢 CADAL 表彰他的工作，并呼吁大家更多地关注维吾尔人民的斗争。”
阿巴斯还将肉孜及其妹妹古丽仙·阿巴斯博士被关押的问题提上日程，并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呼吁。
维吾尔运动呼吁将其释放
维吾尔运动在其声明中重申了释放亚力坤·肉孜的呼吁。
除了肉孜，该组织还要求国际社会更多地关注古丽仙·阿巴斯博士和其他在中国被关押的维吾尔人的处境。
声明指出，该奖项对于亚力坤·肉孜在文学和教育领域的工作获得国际层面的认可，以及使他的被捕再次成为焦点具有重要意义。 查看全部
被囚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维吾尔文学的杰出人物之一亚力坤·肉孜，荣获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颁发的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肉孜自2016年起在中国被捕并被判处15年监禁。维吾尔族组织的代表在阿根廷举行的仪式上代他领奖。
维吾尔知识分子、文学评论家、作家和出版商亚力坤·肉孜，荣获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 (CADAL) 颁发的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该奖项于8月23日在阿根廷举行的纪念极权主义受害者日的仪式上颁发。
CADAL 颁发的这一奖项旨在表彰在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限制的国家中捍卫人权的个人和组织。
其家人代为领奖
维吾尔学院院长里夏提·阿巴斯博士、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茹仙·阿巴斯、维吾尔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阿卜杜哈基姆·伊德里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吐尔逊江·阿拉吾丁以及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主席兼前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出席了仪式。
该奖项由亚力坤·肉孜的家人代领，里夏提·阿巴斯博士发表了获奖感言。
参与了90多本教科书和教材的编写工作
亚力坤·肉孜因其在维吾尔文学领域的工作而闻名。
据维吾尔运动组织称，肉孜参与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维吾尔文学教科书的编写。
据悉，肉孜在2001年至2011年间参与编写了90多本教科书和课外教材，他的作品涉及维吾尔语言、历史、文化和身份认同。
肉孜同时也是维吾尔运动秘书长卡马尔图克·亚力坤的父亲。
2016年被捕，获刑15年
根据维吾尔运动提供的信息，亚力坤·肉孜于2016年10月被捕，随后被判处15年监禁。
该组织认为，肉孜被捕与他在维吾尔文学和教育领域的工作有关，并声称对他的拘留是非法的。
里夏提·阿巴斯：国际关注意义重大
维吾尔学院院长里夏提·阿巴斯博士在颁奖典礼上的讲话中表示，他们认为肉孜的工作获得国际奖项的认可非常重要。
“亚力坤·肉孜对维吾尔社会的深远贡献能通过这个奖项得到认可，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感谢 CADAL 表彰他的工作，并呼吁大家更多地关注维吾尔人民的斗争。”
阿巴斯还将肉孜及其妹妹古丽仙·阿巴斯博士被关押的问题提上日程，并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呼吁。
维吾尔运动呼吁将其释放
维吾尔运动在其声明中重申了释放亚力坤·肉孜的呼吁。
除了肉孜，该组织还要求国际社会更多地关注古丽仙·阿巴斯博士和其他在中国被关押的维吾尔人的处境。
声明指出，该奖项对于亚力坤·肉孜在文学和教育领域的工作获得国际层面的认可，以及使他的被捕再次成为焦点具有重要意义。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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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维吾尔文学的杰出人物之一亚力坤·肉孜，荣获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颁发的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肉孜自2016年起在中国被捕并被判处15年监禁。维吾尔族组织的代表在阿根廷举行的仪式上代他领奖。
维吾尔知识分子、文学评论家、作家和出版商亚力坤·肉孜，荣获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 (CADAL) 颁发的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该奖项于8月23日在阿根廷举行的纪念极权主义受害者日的仪式上颁发。
CADAL 颁发的这一奖项旨在表彰在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限制的国家中捍卫人权的个人和组织。
其家人代为领奖
维吾尔学院院长里夏提·阿巴斯博士、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茹仙·阿巴斯、维吾尔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阿卜杜哈基姆·伊德里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吐尔逊江·阿拉吾丁以及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主席兼前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出席了仪式。
该奖项由亚力坤·肉孜的家人代领，里夏提·阿巴斯博士发表了获奖感言。
参与了90多本教科书和教材的编写工作
亚力坤·肉孜因其在维吾尔文学领域的工作而闻名。
据维吾尔运动组织称，肉孜参与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维吾尔文学教科书的编写。
据悉，肉孜在2001年至2011年间参与编写了90多本教科书和课外教材，他的作品涉及维吾尔语言、历史、文化和身份认同。
肉孜同时也是维吾尔运动秘书长卡马尔图克·亚力坤的父亲。
2016年被捕，获刑15年
根据维吾尔运动提供的信息，亚力坤·肉孜于2016年10月被捕，随后被判处15年监禁。
该组织认为，肉孜被捕与他在维吾尔文学和教育领域的工作有关，并声称对他的拘留是非法的。
里夏提·阿巴斯：国际关注意义重大
维吾尔学院院长里夏提·阿巴斯博士在颁奖典礼上的讲话中表示，他们认为肉孜的工作获得国际奖项的认可非常重要。
“亚力坤·肉孜对维吾尔社会的深远贡献能通过这个奖项得到认可，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感谢 CADAL 表彰他的工作，并呼吁大家更多地关注维吾尔人民的斗争。”
阿巴斯还将肉孜及其妹妹古丽仙·阿巴斯博士被关押的问题提上日程，并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呼吁。
维吾尔运动呼吁将其释放
维吾尔运动在其声明中重申了释放亚力坤·肉孜的呼吁。
除了肉孜，该组织还要求国际社会更多地关注古丽仙·阿巴斯博士和其他在中国被关押的维吾尔人的处境。
声明指出，该奖项对于亚力坤·肉孜在文学和教育领域的工作获得国际层面的认可，以及使他的被捕再次成为焦点具有重要意义。
被囚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亚力坤·肉孜荣获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维吾尔文学的杰出人物之一亚力坤·肉孜，荣获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颁发的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肉孜自2016年起在中国被捕并被判处15年监禁。维吾尔族组织的代表在阿根廷举行的仪式上代他领奖。
维吾尔知识分子、文学评论家、作家和出版商亚力坤·肉孜，荣获由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 (CADAL) 颁发的2026年格拉谢拉·费尔南德斯·梅吉德人权奖。
该奖项于8月23日在阿根廷举行的纪念极权主义受害者日的仪式上颁发。
CADAL 颁发的这一奖项旨在表彰在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限制的国家中捍卫人权的个人和组织。
其家人代为领奖
维吾尔学院院长里夏提·阿巴斯博士、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茹仙·阿巴斯、维吾尔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阿卜杜哈基姆·伊德里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吐尔逊江·阿拉吾丁以及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主席兼前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出席了仪式。
该奖项由亚力坤·肉孜的家人代领，里夏提·阿巴斯博士发表了获奖感言。
参与了90多本教科书和教材的编写工作
亚力坤·肉孜因其在维吾尔文学领域的工作而闻名。
据维吾尔运动组织称，肉孜参与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维吾尔文学教科书的编写。
据悉，肉孜在2001年至2011年间参与编写了90多本教科书和课外教材，他的作品涉及维吾尔语言、历史、文化和身份认同。
肉孜同时也是维吾尔运动秘书长卡马尔图克·亚力坤的父亲。
2016年被捕，获刑15年
根据维吾尔运动提供的信息，亚力坤·肉孜于2016年10月被捕，随后被判处15年监禁。
该组织认为，肉孜被捕与他在维吾尔文学和教育领域的工作有关，并声称对他的拘留是非法的。
里夏提·阿巴斯：国际关注意义重大
维吾尔学院院长里夏提·阿巴斯博士在颁奖典礼上的讲话中表示，他们认为肉孜的工作获得国际奖项的认可非常重要。
“亚力坤·肉孜对维吾尔社会的深远贡献能通过这个奖项得到认可，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感谢 CADAL 表彰他的工作，并呼吁大家更多地关注维吾尔人民的斗争。”
阿巴斯还将肉孜及其妹妹古丽仙·阿巴斯博士被关押的问题提上日程，并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呼吁。
维吾尔运动呼吁将其释放
维吾尔运动在其声明中重申了释放亚力坤·肉孜的呼吁。
除了肉孜，该组织还要求国际社会更多地关注古丽仙·阿巴斯博士和其他在中国被关押的维吾尔人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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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维吾尔裔政治家Arfiya Eri访问中亚，使用母语维吾尔语和老人交流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7 次浏览 • 2026-08-27 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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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外务省官员、维吾尔裔政治家英利阿尔菲亚（Arfiya Eri）访问中亚（突厥斯坦）地区展开外交活动时，做出了一件非常吸引眼球的事——她直接用起了自己的母语维吾尔语。而与此同时，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教育和公共生活中逐步限制使用维吾尔语的政策仍在继续。
在访问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期间，阿尔菲亚不仅与官方接洽，还特别看重同当地普通老百姓面对面交流，强调要建立“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感情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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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外务省官员、维吾尔裔政治家英利阿尔菲亚（Arfiya Eri）访问中亚（突厥斯坦）地区展开外交活动时，做出了一件非常吸引眼球的事——她直接用起了自己的母语维吾尔语。而与此同时，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教育和公共生活中逐步限制使用维吾尔语的政策仍在继续。
在访问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期间，阿尔菲亚不仅与官方接洽，还特别看重同当地普通老百姓面对面交流，强调要建立“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感情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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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外务省官员、维吾尔裔政治家英利阿尔菲亚（Arfiya Eri）访问中亚（突厥斯坦）地区展开外交活动时，做出了一件非常吸引眼球的事——她直接用起了自己的母语维吾尔语。而与此同时，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教育和公共生活中逐步限制使用维吾尔语的政策仍在继续。
在访问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期间，阿尔菲亚不仅与官方接洽，还特别看重同当地普通老百姓面对面交流，强调要建立“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感情连接”。
在日本外务省官员、维吾尔裔政治家英利阿尔菲亚（Arfiya Eri）访问中亚（突厥斯坦）地区展开外交活动时，做出了一件非常吸引眼球的事——她直接用起了自己的母语维吾尔语。而与此同时，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教育和公共生活中逐步限制使用维吾尔语的政策仍在继续。
在访问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期间，阿尔菲亚不仅与官方接洽，还特别看重同当地普通老百姓面对面交流，强调要建立“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感情连接”。
伊斯坦布尔逾1500名维吾尔族儿童齐聚一堂：“这场文化节是对抗同化政策的生动斗争”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1 次浏览 • 2026-08-26 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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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逾1500名维吾尔族儿童齐聚一堂：“这场文化节是对抗同化政策的生动斗争”
来源：土耳其主流大报《卡拉尔报》（Karar）
发布时间：2026年8月26日
图片说明：逾1500名维吾尔族儿童与家长在伊斯坦布尔库丘克切克梅杰区齐聚一堂，共同参加传统文化与民俗游戏节。（图源：Karar）
由东突厥斯坦努祖古姆文化与家庭协会（Doğu Türkistan Nuzugum Kültür ve Aile Derneği）青年部在伊斯坦布尔库丘克切克梅杰区（Küçükçekmece）主办的传统民俗游戏与文化节，吸引了超过1500名维吾尔族儿童及其家庭热情参与。协会主席穆奈维尔·厄兹维吾尔（Münevver Özuygur）在活动中明确指出：“让我们的孩子们亲身体验并守护自己的民族文化，正是我们对抗中国同化政策所进行的最切实的斗争。”
东突厥斯坦努祖古姆文化与家庭协会举办此次意义深远的活动，旨在保护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族儿童的民族与宗教认同，并将宝贵的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给后代。在协会青年部的精心组织下，这场在伊斯坦布尔库丘克切克梅杰区举行的儿童与文化节，在各界民众的热烈响应与积极参与中圆满落下帷幕。
图片说明：维吾尔族儿童身穿传统民族服饰在绿茵场上参与传统拔河游戏。（图源：Karar）
去年在泽伊廷布尔努区（Zeytinburnu）举办的同类活动吸引了约1000人参加，而今年在维吾尔族人口聚居的库丘克切克梅杰区举办的这场盛会，参与儿童人数突破了1500人，创下了历史新高。
在对本次活动的主旨以及东突厥斯坦当前局势发表引人深思的讲话时，东突厥斯坦努祖古姆文化与家庭协会主席穆奈维尔·厄兹维吾尔着重强调：传统民俗街头游戏与文化聚会对于身处海外的维吾尔族儿童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生命意义。
图片说明：孩子们在文化节现场热情洋溢地参与民俗集体互动。（图源：Karar）
厄兹维吾尔谈到了户外街头传统游戏对儿童社交与情感发育的重要价值，他在致辞中动情地表示：
“户外民俗游戏对我们的孩子们而言始终具有非凡的价值；让孩子们能够面对面交流沟通、远离社交网络与电子屏幕并自由表达真实情感，这是极其珍贵的。然而，对于维吾尔族儿童而言，这绝非一场普通的游戏娱乐活动，它承载着远为深沉的精神内涵。在东突厥斯坦本土，当局企图彻底斩断我们与民族和宗教认同的一切纽带。为了将我们的孩子们彻底中国化同化，从我们的语言到民俗传统，从民族服饰到饮食文化，所有属于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都在被系统性地抹杀消灭。我们的孩子们被强行关押进集中营与寄宿学校，甚至连说母语的权利都被彻底剥夺。”
图片说明：维吾尔族家长与孩子们在伊斯坦布尔活动现场共同庆祝民族文化传统。（图源：Karar）
厄兹维吾尔进一步指出，在土耳其举办此类活动绝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休闲娱乐，更是一场捍卫民族身份与尊严的坚韧努力。他表示：“面对如此严酷的高压环境，我们与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族孩子们齐聚一堂、传承和弘扬我们的文化，这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同化政策所做出的最直接、最坚决的抗争。去年我们在泽伊廷布尔努接待了大约一千人，今年库丘克切克梅杰区展现出的热烈反响和突破1500人的参与规模，令我们感到无比欣慰与振奋。”
为本次活动提供大力支持的孤儿基金会（Yetimler Vakfı）伊斯坦布尔代表泽赫拉·伊希克（Zehra Işık）也出席了活动，并表示他们始终坚定地与维吾尔族家庭和儿童站在一起。伊希克特别强调了孩子们身着民族传统服饰参加活动、在沉浸式实践中体悟和学习自身文化的重要性，她指出：
图片说明：维吾尔族儿童身穿特色传统服饰在活动现场欢笑交流。（图源：Karar）
“努祖古姆文化与团结协会为了传承东突厥斯坦的文化与传统、将其代代相传给年轻一代而组织了这场意义重大的活动，我们孤儿基金会非常荣幸能够作为兄弟伙伴与大家并肩同行。一个民族守护自身的文化与核心价值，对于留存历史记忆与集体认同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我们深切了解维吾尔族兄弟姐妹们所经受的巨大苦难与挑战；我们将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守护与延续民族认同的全部努力。”
在文化节现场，孩子们身穿色彩鲜艳的东突厥斯坦传统民族服饰，兴高采烈地玩起了各式各样的传统民俗游戏，勾勒出一幅充满活力与温情的生动画面。整场文化节在持续一整天的丰富活动、互动游戏和特色传统美食品尝后，在欢声笑语中圆满结束。 查看全部
伊斯坦布尔逾1500名维吾尔族儿童齐聚一堂：“这场文化节是对抗同化政策的生动斗争”
来源：土耳其主流大报《卡拉尔报》（Karar）
发布时间：2026年8月26日
图片说明：逾1500名维吾尔族儿童与家长在伊斯坦布尔库丘克切克梅杰区齐聚一堂，共同参加传统文化与民俗游戏节。（图源：Karar）
由东突厥斯坦努祖古姆文化与家庭协会（Doğu Türkistan Nuzugum Kültür ve Aile Derneği）青年部在伊斯坦布尔库丘克切克梅杰区（Küçükçekmece）主办的传统民俗游戏与文化节，吸引了超过1500名维吾尔族儿童及其家庭热情参与。协会主席穆奈维尔·厄兹维吾尔（Münevver Özuygur）在活动中明确指出：“让我们的孩子们亲身体验并守护自己的民族文化，正是我们对抗中国同化政策所进行的最切实的斗争。”
东突厥斯坦努祖古姆文化与家庭协会举办此次意义深远的活动，旨在保护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族儿童的民族与宗教认同，并将宝贵的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给后代。在协会青年部的精心组织下，这场在伊斯坦布尔库丘克切克梅杰区举行的儿童与文化节，在各界民众的热烈响应与积极参与中圆满落下帷幕。
图片说明：维吾尔族儿童身穿传统民族服饰在绿茵场上参与传统拔河游戏。（图源：Karar）
去年在泽伊廷布尔努区（Zeytinburnu）举办的同类活动吸引了约1000人参加，而今年在维吾尔族人口聚居的库丘克切克梅杰区举办的这场盛会，参与儿童人数突破了1500人，创下了历史新高。
在对本次活动的主旨以及东突厥斯坦当前局势发表引人深思的讲话时，东突厥斯坦努祖古姆文化与家庭协会主席穆奈维尔·厄兹维吾尔着重强调：传统民俗街头游戏与文化聚会对于身处海外的维吾尔族儿童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生命意义。
图片说明：孩子们在文化节现场热情洋溢地参与民俗集体互动。（图源：Karar）
厄兹维吾尔谈到了户外街头传统游戏对儿童社交与情感发育的重要价值，他在致辞中动情地表示：
“户外民俗游戏对我们的孩子们而言始终具有非凡的价值；让孩子们能够面对面交流沟通、远离社交网络与电子屏幕并自由表达真实情感，这是极其珍贵的。然而，对于维吾尔族儿童而言，这绝非一场普通的游戏娱乐活动，它承载着远为深沉的精神内涵。在东突厥斯坦本土，当局企图彻底斩断我们与民族和宗教认同的一切纽带。为了将我们的孩子们彻底中国化同化，从我们的语言到民俗传统，从民族服饰到饮食文化，所有属于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都在被系统性地抹杀消灭。我们的孩子们被强行关押进集中营与寄宿学校，甚至连说母语的权利都被彻底剥夺。”
图片说明：维吾尔族家长与孩子们在伊斯坦布尔活动现场共同庆祝民族文化传统。（图源：Karar）
厄兹维吾尔进一步指出，在土耳其举办此类活动绝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休闲娱乐，更是一场捍卫民族身份与尊严的坚韧努力。他表示：“面对如此严酷的高压环境，我们与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族孩子们齐聚一堂、传承和弘扬我们的文化，这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同化政策所做出的最直接、最坚决的抗争。去年我们在泽伊廷布尔努接待了大约一千人，今年库丘克切克梅杰区展现出的热烈反响和突破1500人的参与规模，令我们感到无比欣慰与振奋。”
为本次活动提供大力支持的孤儿基金会（Yetimler Vakfı）伊斯坦布尔代表泽赫拉·伊希克（Zehra Işık）也出席了活动，并表示他们始终坚定地与维吾尔族家庭和儿童站在一起。伊希克特别强调了孩子们身着民族传统服饰参加活动、在沉浸式实践中体悟和学习自身文化的重要性，她指出：
图片说明：维吾尔族儿童身穿特色传统服饰在活动现场欢笑交流。（图源：Karar）
“努祖古姆文化与团结协会为了传承东突厥斯坦的文化与传统、将其代代相传给年轻一代而组织了这场意义重大的活动，我们孤儿基金会非常荣幸能够作为兄弟伙伴与大家并肩同行。一个民族守护自身的文化与核心价值，对于留存历史记忆与集体认同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我们深切了解维吾尔族兄弟姐妹们所经受的巨大苦难与挑战；我们将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守护与延续民族认同的全部努力。”
在文化节现场，孩子们身穿色彩鲜艳的东突厥斯坦传统民族服饰，兴高采烈地玩起了各式各样的传统民俗游戏，勾勒出一幅充满活力与温情的生动画面。整场文化节在持续一整天的丰富活动、互动游戏和特色传统美食品尝后，在欢声笑语中圆满结束。 查看全部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伊斯坦布尔逾1500名维吾尔族儿童齐聚一堂：“这场文化节是对抗同化政策的生动斗争”
来源：土耳其主流大报《卡拉尔报》（Karar）
发布时间：2026年8月26日
图片说明：逾1500名维吾尔族儿童与家长在伊斯坦布尔库丘克切克梅杰区齐聚一堂，共同参加传统文化与民俗游戏节。（图源：Karar）
由东突厥斯坦努祖古姆文化与家庭协会（Doğu Türkistan Nuzugum Kültür ve Aile Derneği）青年部在伊斯坦布尔库丘克切克梅杰区（Küçükçekmece）主办的传统民俗游戏与文化节，吸引了超过1500名维吾尔族儿童及其家庭热情参与。协会主席穆奈维尔·厄兹维吾尔（Münevver Özuygur）在活动中明确指出：“让我们的孩子们亲身体验并守护自己的民族文化，正是我们对抗中国同化政策所进行的最切实的斗争。”
东突厥斯坦努祖古姆文化与家庭协会举办此次意义深远的活动，旨在保护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族儿童的民族与宗教认同，并将宝贵的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给后代。在协会青年部的精心组织下，这场在伊斯坦布尔库丘克切克梅杰区举行的儿童与文化节，在各界民众的热烈响应与积极参与中圆满落下帷幕。
图片说明：维吾尔族儿童身穿传统民族服饰在绿茵场上参与传统拔河游戏。（图源：Karar）
去年在泽伊廷布尔努区（Zeytinburnu）举办的同类活动吸引了约1000人参加，而今年在维吾尔族人口聚居的库丘克切克梅杰区举办的这场盛会，参与儿童人数突破了1500人，创下了历史新高。
在对本次活动的主旨以及东突厥斯坦当前局势发表引人深思的讲话时，东突厥斯坦努祖古姆文化与家庭协会主席穆奈维尔·厄兹维吾尔着重强调：传统民俗街头游戏与文化聚会对于身处海外的维吾尔族儿童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生命意义。
图片说明：孩子们在文化节现场热情洋溢地参与民俗集体互动。（图源：Karar）
厄兹维吾尔谈到了户外街头传统游戏对儿童社交与情感发育的重要价值，他在致辞中动情地表示：
“户外民俗游戏对我们的孩子们而言始终具有非凡的价值；让孩子们能够面对面交流沟通、远离社交网络与电子屏幕并自由表达真实情感，这是极其珍贵的。然而，对于维吾尔族儿童而言，这绝非一场普通的游戏娱乐活动，它承载着远为深沉的精神内涵。在东突厥斯坦本土，当局企图彻底斩断我们与民族和宗教认同的一切纽带。为了将我们的孩子们彻底中国化同化，从我们的语言到民俗传统，从民族服饰到饮食文化，所有属于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都在被系统性地抹杀消灭。我们的孩子们被强行关押进集中营与寄宿学校，甚至连说母语的权利都被彻底剥夺。”
图片说明：维吾尔族家长与孩子们在伊斯坦布尔活动现场共同庆祝民族文化传统。（图源：Karar）
厄兹维吾尔进一步指出，在土耳其举办此类活动绝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休闲娱乐，更是一场捍卫民族身份与尊严的坚韧努力。他表示：“面对如此严酷的高压环境，我们与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族孩子们齐聚一堂、传承和弘扬我们的文化，这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同化政策所做出的最直接、最坚决的抗争。去年我们在泽伊廷布尔努接待了大约一千人，今年库丘克切克梅杰区展现出的热烈反响和突破1500人的参与规模，令我们感到无比欣慰与振奋。”
为本次活动提供大力支持的孤儿基金会（Yetimler Vakfı）伊斯坦布尔代表泽赫拉·伊希克（Zehra Işık）也出席了活动，并表示他们始终坚定地与维吾尔族家庭和儿童站在一起。伊希克特别强调了孩子们身着民族传统服饰参加活动、在沉浸式实践中体悟和学习自身文化的重要性，她指出：
图片说明：维吾尔族儿童身穿特色传统服饰在活动现场欢笑交流。（图源：Karar）
“努祖古姆文化与团结协会为了传承东突厥斯坦的文化与传统、将其代代相传给年轻一代而组织了这场意义重大的活动，我们孤儿基金会非常荣幸能够作为兄弟伙伴与大家并肩同行。一个民族守护自身的文化与核心价值，对于留存历史记忆与集体认同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我们深切了解维吾尔族兄弟姐妹们所经受的巨大苦难与挑战；我们将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守护与延续民族认同的全部努力。”
在文化节现场，孩子们身穿色彩鲜艳的东突厥斯坦传统民族服饰，兴高采烈地玩起了各式各样的传统民俗游戏，勾勒出一幅充满活力与温情的生动画面。整场文化节在持续一整天的丰富活动、互动游戏和特色传统美食品尝后，在欢声笑语中圆满结束。
伊斯坦布尔逾1500名维吾尔族儿童齐聚一堂：“这场文化节是对抗同化政策的生动斗争”
来源：土耳其主流大报《卡拉尔报》（Karar）
发布时间：2026年8月26日
图片说明：逾1500名维吾尔族儿童与家长在伊斯坦布尔库丘克切克梅杰区齐聚一堂，共同参加传统文化与民俗游戏节。（图源：Karar）
由东突厥斯坦努祖古姆文化与家庭协会（Doğu Türkistan Nuzugum Kültür ve Aile Derneği）青年部在伊斯坦布尔库丘克切克梅杰区（Küçükçekmece）主办的传统民俗游戏与文化节，吸引了超过1500名维吾尔族儿童及其家庭热情参与。协会主席穆奈维尔·厄兹维吾尔（Münevver Özuygur）在活动中明确指出：“让我们的孩子们亲身体验并守护自己的民族文化，正是我们对抗中国同化政策所进行的最切实的斗争。”
东突厥斯坦努祖古姆文化与家庭协会举办此次意义深远的活动，旨在保护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族儿童的民族与宗教认同，并将宝贵的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给后代。在协会青年部的精心组织下，这场在伊斯坦布尔库丘克切克梅杰区举行的儿童与文化节，在各界民众的热烈响应与积极参与中圆满落下帷幕。
图片说明：维吾尔族儿童身穿传统民族服饰在绿茵场上参与传统拔河游戏。（图源：Karar）
去年在泽伊廷布尔努区（Zeytinburnu）举办的同类活动吸引了约1000人参加，而今年在维吾尔族人口聚居的库丘克切克梅杰区举办的这场盛会，参与儿童人数突破了1500人，创下了历史新高。
在对本次活动的主旨以及东突厥斯坦当前局势发表引人深思的讲话时，东突厥斯坦努祖古姆文化与家庭协会主席穆奈维尔·厄兹维吾尔着重强调：传统民俗街头游戏与文化聚会对于身处海外的维吾尔族儿童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生命意义。
图片说明：孩子们在文化节现场热情洋溢地参与民俗集体互动。（图源：Karar）
厄兹维吾尔谈到了户外街头传统游戏对儿童社交与情感发育的重要价值，他在致辞中动情地表示：
“户外民俗游戏对我们的孩子们而言始终具有非凡的价值；让孩子们能够面对面交流沟通、远离社交网络与电子屏幕并自由表达真实情感，这是极其珍贵的。然而，对于维吾尔族儿童而言，这绝非一场普通的游戏娱乐活动，它承载着远为深沉的精神内涵。在东突厥斯坦本土，当局企图彻底斩断我们与民族和宗教认同的一切纽带。为了将我们的孩子们彻底中国化同化，从我们的语言到民俗传统，从民族服饰到饮食文化，所有属于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都在被系统性地抹杀消灭。我们的孩子们被强行关押进集中营与寄宿学校，甚至连说母语的权利都被彻底剥夺。”
图片说明：维吾尔族家长与孩子们在伊斯坦布尔活动现场共同庆祝民族文化传统。（图源：Karar）
厄兹维吾尔进一步指出，在土耳其举办此类活动绝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休闲娱乐，更是一场捍卫民族身份与尊严的坚韧努力。他表示：“面对如此严酷的高压环境，我们与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族孩子们齐聚一堂、传承和弘扬我们的文化，这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同化政策所做出的最直接、最坚决的抗争。去年我们在泽伊廷布尔努接待了大约一千人，今年库丘克切克梅杰区展现出的热烈反响和突破1500人的参与规模，令我们感到无比欣慰与振奋。”
为本次活动提供大力支持的孤儿基金会（Yetimler Vakfı）伊斯坦布尔代表泽赫拉·伊希克（Zehra Işık）也出席了活动，并表示他们始终坚定地与维吾尔族家庭和儿童站在一起。伊希克特别强调了孩子们身着民族传统服饰参加活动、在沉浸式实践中体悟和学习自身文化的重要性，她指出：
图片说明：维吾尔族儿童身穿特色传统服饰在活动现场欢笑交流。（图源：Karar）
“努祖古姆文化与团结协会为了传承东突厥斯坦的文化与传统、将其代代相传给年轻一代而组织了这场意义重大的活动，我们孤儿基金会非常荣幸能够作为兄弟伙伴与大家并肩同行。一个民族守护自身的文化与核心价值，对于留存历史记忆与集体认同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我们深切了解维吾尔族兄弟姐妹们所经受的巨大苦难与挑战；我们将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守护与延续民族认同的全部努力。”
在文化节现场，孩子们身穿色彩鲜艳的东突厥斯坦传统民族服饰，兴高采烈地玩起了各式各样的传统民俗游戏，勾勒出一幅充满活力与温情的生动画面。整场文化节在持续一整天的丰富活动、互动游戏和特色传统美食品尝后，在欢声笑语中圆满结束。
新疆，是中国共产党实行少数民族文化灭绝政策的试验田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3 次浏览 • 2026-08-26 23:47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图片说明：控制的网络。
中国共产党在维吾尔地区的镇压，通常被人们作为一场区域性的人权危机来进行讨论。然而，它的内涵远不止于此。该地区实际上已经充当了一座实验室，用于测试一种将发展、福利、文化政策、家庭纽带、商业、媒体和警务融为一体的政治控制治理模式。
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绝非仅仅是经济援助；“民族团结”绝非仅仅是对相互尊重的呼吁；“结对认亲”也绝非仅仅是一项社会福利项目。这些都是用于侵入私人生活、收集个人信息、重塑政治认同以及确保对党国体制忠诚的统治工具。
同样的治理逻辑也延伸到了中国国境之外。它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商业网络、友好城市伙伴关系、文化机构、媒体、华文教育、外国汉学家以及海外警务联络机制而在全球范围内运作。
在维吾尔地区内部，这一体系是通过直接的强制力来强制推行的。而在海外，它则是通过组织渗透、渠道准入、经济纽带、政治动员和叙事控制来推进的。两者的推行手段虽有不同，但其政治目的却毫无二致：那就是通过将人际关系转化为国家基础设施，以此无限延伸北京的权力触角。
2024年7月《人民政协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公开阐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从来都不仅是一项纯粹的经济工作。”
这一体系通过干部派驻、国有企业、学校、投资、工业项目、文化交流以及常设行政机构，将中国内地的十九个省市与维吾尔地区紧密绑定在一起。其官方宣称的战略目标是实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一篇文章还引述了习近平关于“文化润疆”的战略论述。官方将其明确解释为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认同以及“人心向背”的战略举措。
这正是该政策的核心本质所在：将经济援助用作换取政治顺从的筹码；教育、文化、就业、基层治理与投资，全部沦为北京试图重塑其统治下民众民族认同的工具。
新华社在2025年关于该地区成立七十周年的报道中，同样大肆赞颂了该地区融入国家整体发展、资源开发、“一带一路”走廊以及欧亚物流大通道的进程。报道高度赞扬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文化融合，以及维吾尔地区与十九个对口援疆省市之间日益深化的紧密联系。
官方的宣传叙事将政治统治精心包装成了一部施恩布惠的温情故事。它将维吾尔家园彻底纳入中国的安全、经济与地缘政治战略版图的行径，美化成了所谓民族和谐的生动证据。
图片说明：习近平在新疆：民族和谐的虚构神话。
这种治理模式在国内最赤裸的表现，就是国家直接将汉族官员强行安插进维吾尔人的家庭之中。
2014年，一份中共官方出版物宣布，到2016年，将有20万名干部通过“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简称“访惠聚”）驻村工作，每人在基层驻扎一年。该运动的明确任务包括改善民生、加强民族团结、管理宗教事务、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宣传教育以及强化基层控制。
同一出版物还详细描述了如何为每家每户建立家庭档案、监控人员流动，并构建一套能够使官员全天候掌握每名居民行踪的严密系统。
随后，这项运动通过“结对认亲”活动进一步升级扩大。主要由汉族构成的官员直接住进维吾尔人家中，与当地家庭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调查报告中详实记录了这一过程：驻家官员被严格要求在维吾尔家庭内部识别并向上汇报所谓的“问题思想”，包括宗教虔诚程度的迹象、未经批准的宗教读物、祈祷行为、着装风格，以及对国家政策哪怕最轻微的不满情绪。
因此，“结对认亲”的实质就是彻底摧毁私人生活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所有界限。中共将人际亲密关系、家庭生活和好客传统，异化成了用于实施国家监控和政治规训的强制性渠道。
北京在海外同样推行着一套平行的统治逻辑：海外华人社区绝不被视为在政治上独立于中国的群体，而是被定义为国家力量在全球的有机延伸。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2024年1月发布的《关于新时代侨务工作的报告》中，明确将侨务工作定性为“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
这种政策定性对于理解北京的全球策略至关重要。海外侨务工作被全面整合进中共的统一战线体系之中。统战部的核心职责，就是通过动员党外群体、非国家组织以及国际网络，来服务于党国的核心政治战略目标。
国务院的上述报告明确要求在海外积极培植“友我力量”；利用地缘、血缘和亲情纽带深化与海外华人的联系；引导海外侨胞在讲好中国故事、维护国家统一、促进中外经贸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026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全球六千多万海外华侨华人称作“宝贵的战略资源”，盛赞他们“心系桑梓”、融通中外，强调要将海外侨胞的力量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新华社在2026年7月发表的另一篇深度报道中，进一步阐明了这种制度逻辑：它将海外侨务工作直接置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核心大局之中，要求海外侨社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
党国体制的立场是极其明确的：海外华人社群构成了中国国家力量在海外的延伸网络，是协助实现地缘政治目标、收集外部信息、引导国际舆论以及压制海外异见声音的重要依托。
海外华人网络被动员起来，绝非仅仅用于一般的商业往来或常规文化交流。它们还被用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背书北京关于维吾尔地区的官方宣传叙事。
《中国日报》（China Daily）在2015年的一篇专题报道中，广泛收集了海外华人商界代表、侨团领袖以及华文媒体负责人的公开发言，他们高度赞扬了中共在维吾尔地区的反恐政策与发展成就，将其描绘为打击极端主义和维护社会繁荣的必要举措。
这种动员在政治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含义：生活在境内的维吾尔人被完全剥夺了公开质疑官方叙事的自由；而生活在海外的侨民网络则被组织起来，在国际舞台上重复并放大党国的宣传话语，从而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出一种广泛支持官方政策的虚假民意表象。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2025年的工作综述中，将涉疆工作、民族政策、宗教事务、侨务工作以及海外统战工作，全部统摄在党领导下的“凝心聚力”大统战格局之中。综述将海外侨务工作描述为捍卫中国“核心利益”、推进民族复兴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维吾尔地区的国内高压治理，与对中国全球国家形象的海外公关运作，绝非彼此割裂的两项政策。它们是同属于党国整体战略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图片说明：作为两座城市合作的一部分，巴塞罗那启动“2026上海之夏”。（图源：X）
“友好城市”外交构成了这一渗透基础设施的另一重要层级。
北京将城市与城市之间、省份与省份之间的结对关系描绘为纯粹的民间友好交往。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这些渠道被系统性地构建成连接外国地方官员、商业协会、文化机构、大学院校、旅游机构以及海外华人社团的制度化网络，用以服务于中国更为广泛的国家战略议程。
中国-西班牙商会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上海与巴塞罗那之间的友好城市关系，为政府间对话、商业市场准入以及西班牙企业在上海的业务扩张提供了重要平台。该商会将自身定位为连接公共权力机构与企业实体的战略桥梁。
表面上使用的是友谊的温情修辞，实质上发挥的则是政治与经济渗透的准入功能。
深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在20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表述得更为直白：它将国际友城关系直接定性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渠道”。文章详细描述了一种“市-区-节点”联动的立体网络模式，通过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的紧密协同，将地方外事部门与企业、港口、机场、学校、医院、文化机构以及科研机构紧密串联在一起。
该官方报道进一步将友城工作描述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搭建经贸投资平台、设立海外创新中心、开展对外文化传播、提供对外援助以及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抓手，并将深圳与巴塞罗那之间的经贸投资往来作为典型案例予以重点推介。
这绝非仅仅是象征性的礼仪外交，而是一种在外国社会和公共机构内部建立长期、稳固渗透渠道的制度化手段。
2017年在海牙举行的中荷友城大会，被明确置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框架下举办。中方代表指出，此次大会释放出两国地方政府将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信号。中国与荷兰的地方政府机构、商界领袖、海外侨团以及文化机构，被全部整合进同一个统战与合作网络之中。
这正是北京在国内推行的“对口援建”逻辑在海外的精确翻版。在维吾尔地区，党利用对口援助机制将一个被统治的边缘区域，与来自中国内地其他省份的行政机构、国企巨头、学校院校和干部队伍牢牢绑定在一起；而在欧洲，它则利用友城外交将外国地方机构与商业网络，紧紧绑定在中国的经济与地缘战略战车之上。
同样的运作逻辑，也清晰体现在中国对其对外援助项目的官方定调之中。
“人民网”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理论文章中明确辩称，对外援助绝非“打肿脸充胖子”的单向施舍。文章公开指出，对外援助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巨大机遇，充当了对外劳务承包工程的先导开拓渠道，并有力带动了中国优势产品、装备与中国技术标准的全面出海。
这一点至关重要：官方频繁使用援助的修辞，是为了将国家权力的扩张与渗透伪装成具有人道主义、纯技术性或互利共赢的善举。而官方自身的历史档案却毫不避讳地承认了对外援助、商业准入、输出中国标准与拓展地缘战略影响力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种底层逻辑与北京在维吾尔地区的统治手段如出一辙：物质层面的利益援助从来都不是政治中立的。它系统性地构建出一种依附与从属关系，强行打开受援方的制度大门与市场准入，并将接收方置于中国国家主导的庞大控制网络之中。
海外“110”报警服务台网络的设立，则集中展现了如何通过“便民服务”的旗号将国家强制权力直接延伸至海外。
2022年1月，福州市公安局正式开通了面向海外福州籍侨胞的“海外110”报警服务台。官方公告将该项目描述为“平安福州”向海外延伸的创新举措，建立了一条由福州公安机关直接受理海外涉侨警情、并可根据需要在国内层层上报至公安部的跨境执法渠道。
这一官方平台仅仅是更为庞大的跨境警务网络的一个局部缩影。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在详尽的调查报告中证实，中国在全球至少五十三国家设立了多达102个海外警察服务站。调查发现充分证据表明，其中部分站点直接参与了绕过所在国正规司法与引渡程序的海外“劝返”秘密行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在深入调查中指出，这些海外警察服务站通常直接挂靠或嵌入在当地的海外华人同乡会及侨团商会之中。其内在逻辑与在维吾尔地区打磨成熟的维稳机制完全一致：提供便民服务是为了获得社会准入；社会准入是为了高效收集情报；而情报的大量掌握最终则是为了实施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
图片说明：中国宣传画中的汉维友谊形象。
北京同时还在积极致力于将外国学者培植为服务于其国际大外宣体系的战略工具。
《中国日报》在2024年12月发表的两篇专题文章中，明确呼吁将外国汉学家视作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资产。其中一篇文章将外国汉学家形象地比喻为播撒在海外“土壤”中的中华文化“种子”，强调要通过精心培育来降低当地环境对中国话语的“排异反应”，呼吁汉学家协助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积极在海外为中国发声。
另一篇文章则针对外国汉学家提出了更加精细的“一人一史”建档跟踪战略。该战略要求系统收集并深入分析外国学者的个人动机、学术履历、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对华认知态度、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反应，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程度。
其明确目标在于建立庞大的学者数据库，精准识别行为模式，研判潜在政治风险，定向投放学术资源，从而精准指导中国的国际传播与统战策略。文章甚至公开要求外国青年汉学家学会运用“中国思维”来理解中国与当代世界。
这根本不是平等的学术交流，而是为了服务于北京对外大外宣叙事而对外国学术权威进行的政治招安与制度化培育。
生活在铁腕统治下的维吾尔人，在长期的切肤之痛中最清楚北京这套政治话语在现实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经济发展”可能意味着剥夺传统生计与强迫同化；“对口援助”可能意味着行政力量与监控体系的全面渗透；“民族团结”可能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对私人家庭生活的蛮横践踏；“便民服务”可能蜕变为全天候的特务监控；“文化润疆”可能意味着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宗教、历史记忆与独特认同的彻底抹杀。在精心编织的繁荣故事背后，掩盖的始终是一整套冷酷运转的高压镇压机器。
正是同一个党国体制，如今正在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友城合作纽带、经贸投资、文化交流、华文媒体、教育渗透、学术招安、对外援助以及跨境警务联络等多元渠道，将其政治影响力不可阻挡地向全球延伸。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毫不掩饰地将这些跨国网络定义为汇聚各方人群、调度战略资源、掌控国际叙事以及聚拢政治效忠的有力武器，全力服务于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全球扩张。
维吾尔地区的遭遇，以最公开、最赤裸、最强制的形式向世人揭示了这一整套治理逻辑的本质运作机制；而在中国国境之外，同样的治理逻辑正在通过地方渠道准入、高度组织化的网络渗透、经济依附绑定、文化合法性伪装以及政治动员手段隐蔽而高效地运转着。
尽管在不同语境下所使用的宣传话语不断变换，但其背后的极权控制体系与政治野心却始终如一。 查看全部
图片说明：控制的网络。
中国共产党在维吾尔地区的镇压，通常被人们作为一场区域性的人权危机来进行讨论。然而，它的内涵远不止于此。该地区实际上已经充当了一座实验室，用于测试一种将发展、福利、文化政策、家庭纽带、商业、媒体和警务融为一体的政治控制治理模式。
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绝非仅仅是经济援助；“民族团结”绝非仅仅是对相互尊重的呼吁；“结对认亲”也绝非仅仅是一项社会福利项目。这些都是用于侵入私人生活、收集个人信息、重塑政治认同以及确保对党国体制忠诚的统治工具。
同样的治理逻辑也延伸到了中国国境之外。它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商业网络、友好城市伙伴关系、文化机构、媒体、华文教育、外国汉学家以及海外警务联络机制而在全球范围内运作。
在维吾尔地区内部，这一体系是通过直接的强制力来强制推行的。而在海外，它则是通过组织渗透、渠道准入、经济纽带、政治动员和叙事控制来推进的。两者的推行手段虽有不同，但其政治目的却毫无二致：那就是通过将人际关系转化为国家基础设施，以此无限延伸北京的权力触角。
2024年7月《人民政协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公开阐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从来都不仅是一项纯粹的经济工作。”
这一体系通过干部派驻、国有企业、学校、投资、工业项目、文化交流以及常设行政机构，将中国内地的十九个省市与维吾尔地区紧密绑定在一起。其官方宣称的战略目标是实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一篇文章还引述了习近平关于“文化润疆”的战略论述。官方将其明确解释为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认同以及“人心向背”的战略举措。
这正是该政策的核心本质所在：将经济援助用作换取政治顺从的筹码；教育、文化、就业、基层治理与投资，全部沦为北京试图重塑其统治下民众民族认同的工具。
新华社在2025年关于该地区成立七十周年的报道中，同样大肆赞颂了该地区融入国家整体发展、资源开发、“一带一路”走廊以及欧亚物流大通道的进程。报道高度赞扬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文化融合，以及维吾尔地区与十九个对口援疆省市之间日益深化的紧密联系。
官方的宣传叙事将政治统治精心包装成了一部施恩布惠的温情故事。它将维吾尔家园彻底纳入中国的安全、经济与地缘政治战略版图的行径，美化成了所谓民族和谐的生动证据。
图片说明：习近平在新疆：民族和谐的虚构神话。
这种治理模式在国内最赤裸的表现，就是国家直接将汉族官员强行安插进维吾尔人的家庭之中。
2014年，一份中共官方出版物宣布，到2016年，将有20万名干部通过“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简称“访惠聚”）驻村工作，每人在基层驻扎一年。该运动的明确任务包括改善民生、加强民族团结、管理宗教事务、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宣传教育以及强化基层控制。
同一出版物还详细描述了如何为每家每户建立家庭档案、监控人员流动，并构建一套能够使官员全天候掌握每名居民行踪的严密系统。
随后，这项运动通过“结对认亲”活动进一步升级扩大。主要由汉族构成的官员直接住进维吾尔人家中，与当地家庭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调查报告中详实记录了这一过程：驻家官员被严格要求在维吾尔家庭内部识别并向上汇报所谓的“问题思想”，包括宗教虔诚程度的迹象、未经批准的宗教读物、祈祷行为、着装风格，以及对国家政策哪怕最轻微的不满情绪。
因此，“结对认亲”的实质就是彻底摧毁私人生活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所有界限。中共将人际亲密关系、家庭生活和好客传统，异化成了用于实施国家监控和政治规训的强制性渠道。
北京在海外同样推行着一套平行的统治逻辑：海外华人社区绝不被视为在政治上独立于中国的群体，而是被定义为国家力量在全球的有机延伸。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2024年1月发布的《关于新时代侨务工作的报告》中，明确将侨务工作定性为“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
这种政策定性对于理解北京的全球策略至关重要。海外侨务工作被全面整合进中共的统一战线体系之中。统战部的核心职责，就是通过动员党外群体、非国家组织以及国际网络，来服务于党国的核心政治战略目标。
国务院的上述报告明确要求在海外积极培植“友我力量”；利用地缘、血缘和亲情纽带深化与海外华人的联系；引导海外侨胞在讲好中国故事、维护国家统一、促进中外经贸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026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全球六千多万海外华侨华人称作“宝贵的战略资源”，盛赞他们“心系桑梓”、融通中外，强调要将海外侨胞的力量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新华社在2026年7月发表的另一篇深度报道中，进一步阐明了这种制度逻辑：它将海外侨务工作直接置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核心大局之中，要求海外侨社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
党国体制的立场是极其明确的：海外华人社群构成了中国国家力量在海外的延伸网络，是协助实现地缘政治目标、收集外部信息、引导国际舆论以及压制海外异见声音的重要依托。
海外华人网络被动员起来，绝非仅仅用于一般的商业往来或常规文化交流。它们还被用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背书北京关于维吾尔地区的官方宣传叙事。
《中国日报》（China Daily）在2015年的一篇专题报道中，广泛收集了海外华人商界代表、侨团领袖以及华文媒体负责人的公开发言，他们高度赞扬了中共在维吾尔地区的反恐政策与发展成就，将其描绘为打击极端主义和维护社会繁荣的必要举措。
这种动员在政治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含义：生活在境内的维吾尔人被完全剥夺了公开质疑官方叙事的自由；而生活在海外的侨民网络则被组织起来，在国际舞台上重复并放大党国的宣传话语，从而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出一种广泛支持官方政策的虚假民意表象。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2025年的工作综述中，将涉疆工作、民族政策、宗教事务、侨务工作以及海外统战工作，全部统摄在党领导下的“凝心聚力”大统战格局之中。综述将海外侨务工作描述为捍卫中国“核心利益”、推进民族复兴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维吾尔地区的国内高压治理，与对中国全球国家形象的海外公关运作，绝非彼此割裂的两项政策。它们是同属于党国整体战略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图片说明：作为两座城市合作的一部分，巴塞罗那启动“2026上海之夏”。（图源：X）
“友好城市”外交构成了这一渗透基础设施的另一重要层级。
北京将城市与城市之间、省份与省份之间的结对关系描绘为纯粹的民间友好交往。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这些渠道被系统性地构建成连接外国地方官员、商业协会、文化机构、大学院校、旅游机构以及海外华人社团的制度化网络，用以服务于中国更为广泛的国家战略议程。
中国-西班牙商会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上海与巴塞罗那之间的友好城市关系，为政府间对话、商业市场准入以及西班牙企业在上海的业务扩张提供了重要平台。该商会将自身定位为连接公共权力机构与企业实体的战略桥梁。
表面上使用的是友谊的温情修辞，实质上发挥的则是政治与经济渗透的准入功能。
深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在20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表述得更为直白：它将国际友城关系直接定性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渠道”。文章详细描述了一种“市-区-节点”联动的立体网络模式，通过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的紧密协同，将地方外事部门与企业、港口、机场、学校、医院、文化机构以及科研机构紧密串联在一起。
该官方报道进一步将友城工作描述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搭建经贸投资平台、设立海外创新中心、开展对外文化传播、提供对外援助以及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抓手，并将深圳与巴塞罗那之间的经贸投资往来作为典型案例予以重点推介。
这绝非仅仅是象征性的礼仪外交，而是一种在外国社会和公共机构内部建立长期、稳固渗透渠道的制度化手段。
2017年在海牙举行的中荷友城大会，被明确置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框架下举办。中方代表指出，此次大会释放出两国地方政府将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信号。中国与荷兰的地方政府机构、商界领袖、海外侨团以及文化机构，被全部整合进同一个统战与合作网络之中。
这正是北京在国内推行的“对口援建”逻辑在海外的精确翻版。在维吾尔地区，党利用对口援助机制将一个被统治的边缘区域，与来自中国内地其他省份的行政机构、国企巨头、学校院校和干部队伍牢牢绑定在一起；而在欧洲，它则利用友城外交将外国地方机构与商业网络，紧紧绑定在中国的经济与地缘战略战车之上。
同样的运作逻辑，也清晰体现在中国对其对外援助项目的官方定调之中。
“人民网”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理论文章中明确辩称，对外援助绝非“打肿脸充胖子”的单向施舍。文章公开指出，对外援助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巨大机遇，充当了对外劳务承包工程的先导开拓渠道，并有力带动了中国优势产品、装备与中国技术标准的全面出海。
这一点至关重要：官方频繁使用援助的修辞，是为了将国家权力的扩张与渗透伪装成具有人道主义、纯技术性或互利共赢的善举。而官方自身的历史档案却毫不避讳地承认了对外援助、商业准入、输出中国标准与拓展地缘战略影响力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种底层逻辑与北京在维吾尔地区的统治手段如出一辙：物质层面的利益援助从来都不是政治中立的。它系统性地构建出一种依附与从属关系，强行打开受援方的制度大门与市场准入，并将接收方置于中国国家主导的庞大控制网络之中。
海外“110”报警服务台网络的设立，则集中展现了如何通过“便民服务”的旗号将国家强制权力直接延伸至海外。
2022年1月，福州市公安局正式开通了面向海外福州籍侨胞的“海外110”报警服务台。官方公告将该项目描述为“平安福州”向海外延伸的创新举措，建立了一条由福州公安机关直接受理海外涉侨警情、并可根据需要在国内层层上报至公安部的跨境执法渠道。
这一官方平台仅仅是更为庞大的跨境警务网络的一个局部缩影。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在详尽的调查报告中证实，中国在全球至少五十三国家设立了多达102个海外警察服务站。调查发现充分证据表明，其中部分站点直接参与了绕过所在国正规司法与引渡程序的海外“劝返”秘密行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在深入调查中指出，这些海外警察服务站通常直接挂靠或嵌入在当地的海外华人同乡会及侨团商会之中。其内在逻辑与在维吾尔地区打磨成熟的维稳机制完全一致：提供便民服务是为了获得社会准入；社会准入是为了高效收集情报；而情报的大量掌握最终则是为了实施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
图片说明：中国宣传画中的汉维友谊形象。
北京同时还在积极致力于将外国学者培植为服务于其国际大外宣体系的战略工具。
《中国日报》在2024年12月发表的两篇专题文章中，明确呼吁将外国汉学家视作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资产。其中一篇文章将外国汉学家形象地比喻为播撒在海外“土壤”中的中华文化“种子”，强调要通过精心培育来降低当地环境对中国话语的“排异反应”，呼吁汉学家协助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积极在海外为中国发声。
另一篇文章则针对外国汉学家提出了更加精细的“一人一史”建档跟踪战略。该战略要求系统收集并深入分析外国学者的个人动机、学术履历、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对华认知态度、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反应，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程度。
其明确目标在于建立庞大的学者数据库，精准识别行为模式，研判潜在政治风险，定向投放学术资源，从而精准指导中国的国际传播与统战策略。文章甚至公开要求外国青年汉学家学会运用“中国思维”来理解中国与当代世界。
这根本不是平等的学术交流，而是为了服务于北京对外大外宣叙事而对外国学术权威进行的政治招安与制度化培育。
生活在铁腕统治下的维吾尔人，在长期的切肤之痛中最清楚北京这套政治话语在现实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经济发展”可能意味着剥夺传统生计与强迫同化；“对口援助”可能意味着行政力量与监控体系的全面渗透；“民族团结”可能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对私人家庭生活的蛮横践踏；“便民服务”可能蜕变为全天候的特务监控；“文化润疆”可能意味着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宗教、历史记忆与独特认同的彻底抹杀。在精心编织的繁荣故事背后，掩盖的始终是一整套冷酷运转的高压镇压机器。
正是同一个党国体制，如今正在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友城合作纽带、经贸投资、文化交流、华文媒体、教育渗透、学术招安、对外援助以及跨境警务联络等多元渠道，将其政治影响力不可阻挡地向全球延伸。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毫不掩饰地将这些跨国网络定义为汇聚各方人群、调度战略资源、掌控国际叙事以及聚拢政治效忠的有力武器，全力服务于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全球扩张。
维吾尔地区的遭遇，以最公开、最赤裸、最强制的形式向世人揭示了这一整套治理逻辑的本质运作机制；而在中国国境之外，同样的治理逻辑正在通过地方渠道准入、高度组织化的网络渗透、经济依附绑定、文化合法性伪装以及政治动员手段隐蔽而高效地运转着。
尽管在不同语境下所使用的宣传话语不断变换，但其背后的极权控制体系与政治野心却始终如一。 查看全部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图片说明：控制的网络。
中国共产党在维吾尔地区的镇压，通常被人们作为一场区域性的人权危机来进行讨论。然而，它的内涵远不止于此。该地区实际上已经充当了一座实验室，用于测试一种将发展、福利、文化政策、家庭纽带、商业、媒体和警务融为一体的政治控制治理模式。
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绝非仅仅是经济援助；“民族团结”绝非仅仅是对相互尊重的呼吁；“结对认亲”也绝非仅仅是一项社会福利项目。这些都是用于侵入私人生活、收集个人信息、重塑政治认同以及确保对党国体制忠诚的统治工具。
同样的治理逻辑也延伸到了中国国境之外。它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商业网络、友好城市伙伴关系、文化机构、媒体、华文教育、外国汉学家以及海外警务联络机制而在全球范围内运作。
在维吾尔地区内部，这一体系是通过直接的强制力来强制推行的。而在海外，它则是通过组织渗透、渠道准入、经济纽带、政治动员和叙事控制来推进的。两者的推行手段虽有不同，但其政治目的却毫无二致：那就是通过将人际关系转化为国家基础设施，以此无限延伸北京的权力触角。
2024年7月《人民政协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公开阐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从来都不仅是一项纯粹的经济工作。”
这一体系通过干部派驻、国有企业、学校、投资、工业项目、文化交流以及常设行政机构，将中国内地的十九个省市与维吾尔地区紧密绑定在一起。其官方宣称的战略目标是实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一篇文章还引述了习近平关于“文化润疆”的战略论述。官方将其明确解释为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认同以及“人心向背”的战略举措。
这正是该政策的核心本质所在：将经济援助用作换取政治顺从的筹码；教育、文化、就业、基层治理与投资，全部沦为北京试图重塑其统治下民众民族认同的工具。
新华社在2025年关于该地区成立七十周年的报道中，同样大肆赞颂了该地区融入国家整体发展、资源开发、“一带一路”走廊以及欧亚物流大通道的进程。报道高度赞扬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文化融合，以及维吾尔地区与十九个对口援疆省市之间日益深化的紧密联系。
官方的宣传叙事将政治统治精心包装成了一部施恩布惠的温情故事。它将维吾尔家园彻底纳入中国的安全、经济与地缘政治战略版图的行径，美化成了所谓民族和谐的生动证据。
图片说明：习近平在新疆：民族和谐的虚构神话。
这种治理模式在国内最赤裸的表现，就是国家直接将汉族官员强行安插进维吾尔人的家庭之中。
2014年，一份中共官方出版物宣布，到2016年，将有20万名干部通过“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简称“访惠聚”）驻村工作，每人在基层驻扎一年。该运动的明确任务包括改善民生、加强民族团结、管理宗教事务、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宣传教育以及强化基层控制。
同一出版物还详细描述了如何为每家每户建立家庭档案、监控人员流动，并构建一套能够使官员全天候掌握每名居民行踪的严密系统。
随后，这项运动通过“结对认亲”活动进一步升级扩大。主要由汉族构成的官员直接住进维吾尔人家中，与当地家庭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调查报告中详实记录了这一过程：驻家官员被严格要求在维吾尔家庭内部识别并向上汇报所谓的“问题思想”，包括宗教虔诚程度的迹象、未经批准的宗教读物、祈祷行为、着装风格，以及对国家政策哪怕最轻微的不满情绪。
因此，“结对认亲”的实质就是彻底摧毁私人生活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所有界限。中共将人际亲密关系、家庭生活和好客传统，异化成了用于实施国家监控和政治规训的强制性渠道。
北京在海外同样推行着一套平行的统治逻辑：海外华人社区绝不被视为在政治上独立于中国的群体，而是被定义为国家力量在全球的有机延伸。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2024年1月发布的《关于新时代侨务工作的报告》中，明确将侨务工作定性为“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
这种政策定性对于理解北京的全球策略至关重要。海外侨务工作被全面整合进中共的统一战线体系之中。统战部的核心职责，就是通过动员党外群体、非国家组织以及国际网络，来服务于党国的核心政治战略目标。
国务院的上述报告明确要求在海外积极培植“友我力量”；利用地缘、血缘和亲情纽带深化与海外华人的联系；引导海外侨胞在讲好中国故事、维护国家统一、促进中外经贸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026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全球六千多万海外华侨华人称作“宝贵的战略资源”，盛赞他们“心系桑梓”、融通中外，强调要将海外侨胞的力量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新华社在2026年7月发表的另一篇深度报道中，进一步阐明了这种制度逻辑：它将海外侨务工作直接置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核心大局之中，要求海外侨社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
党国体制的立场是极其明确的：海外华人社群构成了中国国家力量在海外的延伸网络，是协助实现地缘政治目标、收集外部信息、引导国际舆论以及压制海外异见声音的重要依托。
海外华人网络被动员起来，绝非仅仅用于一般的商业往来或常规文化交流。它们还被用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背书北京关于维吾尔地区的官方宣传叙事。
《中国日报》（China Daily）在2015年的一篇专题报道中，广泛收集了海外华人商界代表、侨团领袖以及华文媒体负责人的公开发言，他们高度赞扬了中共在维吾尔地区的反恐政策与发展成就，将其描绘为打击极端主义和维护社会繁荣的必要举措。
这种动员在政治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含义：生活在境内的维吾尔人被完全剥夺了公开质疑官方叙事的自由；而生活在海外的侨民网络则被组织起来，在国际舞台上重复并放大党国的宣传话语，从而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出一种广泛支持官方政策的虚假民意表象。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2025年的工作综述中，将涉疆工作、民族政策、宗教事务、侨务工作以及海外统战工作，全部统摄在党领导下的“凝心聚力”大统战格局之中。综述将海外侨务工作描述为捍卫中国“核心利益”、推进民族复兴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维吾尔地区的国内高压治理，与对中国全球国家形象的海外公关运作，绝非彼此割裂的两项政策。它们是同属于党国整体战略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图片说明：作为两座城市合作的一部分，巴塞罗那启动“2026上海之夏”。（图源：X）
“友好城市”外交构成了这一渗透基础设施的另一重要层级。
北京将城市与城市之间、省份与省份之间的结对关系描绘为纯粹的民间友好交往。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这些渠道被系统性地构建成连接外国地方官员、商业协会、文化机构、大学院校、旅游机构以及海外华人社团的制度化网络，用以服务于中国更为广泛的国家战略议程。
中国-西班牙商会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上海与巴塞罗那之间的友好城市关系，为政府间对话、商业市场准入以及西班牙企业在上海的业务扩张提供了重要平台。该商会将自身定位为连接公共权力机构与企业实体的战略桥梁。
表面上使用的是友谊的温情修辞，实质上发挥的则是政治与经济渗透的准入功能。
深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在20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表述得更为直白：它将国际友城关系直接定性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渠道”。文章详细描述了一种“市-区-节点”联动的立体网络模式，通过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的紧密协同，将地方外事部门与企业、港口、机场、学校、医院、文化机构以及科研机构紧密串联在一起。
该官方报道进一步将友城工作描述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搭建经贸投资平台、设立海外创新中心、开展对外文化传播、提供对外援助以及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抓手，并将深圳与巴塞罗那之间的经贸投资往来作为典型案例予以重点推介。
这绝非仅仅是象征性的礼仪外交，而是一种在外国社会和公共机构内部建立长期、稳固渗透渠道的制度化手段。
2017年在海牙举行的中荷友城大会，被明确置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框架下举办。中方代表指出，此次大会释放出两国地方政府将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信号。中国与荷兰的地方政府机构、商界领袖、海外侨团以及文化机构，被全部整合进同一个统战与合作网络之中。
这正是北京在国内推行的“对口援建”逻辑在海外的精确翻版。在维吾尔地区，党利用对口援助机制将一个被统治的边缘区域，与来自中国内地其他省份的行政机构、国企巨头、学校院校和干部队伍牢牢绑定在一起；而在欧洲，它则利用友城外交将外国地方机构与商业网络，紧紧绑定在中国的经济与地缘战略战车之上。
同样的运作逻辑，也清晰体现在中国对其对外援助项目的官方定调之中。
“人民网”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理论文章中明确辩称，对外援助绝非“打肿脸充胖子”的单向施舍。文章公开指出，对外援助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巨大机遇，充当了对外劳务承包工程的先导开拓渠道，并有力带动了中国优势产品、装备与中国技术标准的全面出海。
这一点至关重要：官方频繁使用援助的修辞，是为了将国家权力的扩张与渗透伪装成具有人道主义、纯技术性或互利共赢的善举。而官方自身的历史档案却毫不避讳地承认了对外援助、商业准入、输出中国标准与拓展地缘战略影响力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种底层逻辑与北京在维吾尔地区的统治手段如出一辙：物质层面的利益援助从来都不是政治中立的。它系统性地构建出一种依附与从属关系，强行打开受援方的制度大门与市场准入，并将接收方置于中国国家主导的庞大控制网络之中。
海外“110”报警服务台网络的设立，则集中展现了如何通过“便民服务”的旗号将国家强制权力直接延伸至海外。
2022年1月，福州市公安局正式开通了面向海外福州籍侨胞的“海外110”报警服务台。官方公告将该项目描述为“平安福州”向海外延伸的创新举措，建立了一条由福州公安机关直接受理海外涉侨警情、并可根据需要在国内层层上报至公安部的跨境执法渠道。
这一官方平台仅仅是更为庞大的跨境警务网络的一个局部缩影。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在详尽的调查报告中证实，中国在全球至少五十三国家设立了多达102个海外警察服务站。调查发现充分证据表明，其中部分站点直接参与了绕过所在国正规司法与引渡程序的海外“劝返”秘密行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在深入调查中指出，这些海外警察服务站通常直接挂靠或嵌入在当地的海外华人同乡会及侨团商会之中。其内在逻辑与在维吾尔地区打磨成熟的维稳机制完全一致：提供便民服务是为了获得社会准入；社会准入是为了高效收集情报；而情报的大量掌握最终则是为了实施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
图片说明：中国宣传画中的汉维友谊形象。
北京同时还在积极致力于将外国学者培植为服务于其国际大外宣体系的战略工具。
《中国日报》在2024年12月发表的两篇专题文章中，明确呼吁将外国汉学家视作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资产。其中一篇文章将外国汉学家形象地比喻为播撒在海外“土壤”中的中华文化“种子”，强调要通过精心培育来降低当地环境对中国话语的“排异反应”，呼吁汉学家协助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积极在海外为中国发声。
另一篇文章则针对外国汉学家提出了更加精细的“一人一史”建档跟踪战略。该战略要求系统收集并深入分析外国学者的个人动机、学术履历、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对华认知态度、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反应，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程度。
其明确目标在于建立庞大的学者数据库，精准识别行为模式，研判潜在政治风险，定向投放学术资源，从而精准指导中国的国际传播与统战策略。文章甚至公开要求外国青年汉学家学会运用“中国思维”来理解中国与当代世界。
这根本不是平等的学术交流，而是为了服务于北京对外大外宣叙事而对外国学术权威进行的政治招安与制度化培育。
生活在铁腕统治下的维吾尔人，在长期的切肤之痛中最清楚北京这套政治话语在现实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经济发展”可能意味着剥夺传统生计与强迫同化；“对口援助”可能意味着行政力量与监控体系的全面渗透；“民族团结”可能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对私人家庭生活的蛮横践踏；“便民服务”可能蜕变为全天候的特务监控；“文化润疆”可能意味着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宗教、历史记忆与独特认同的彻底抹杀。在精心编织的繁荣故事背后，掩盖的始终是一整套冷酷运转的高压镇压机器。
正是同一个党国体制，如今正在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友城合作纽带、经贸投资、文化交流、华文媒体、教育渗透、学术招安、对外援助以及跨境警务联络等多元渠道，将其政治影响力不可阻挡地向全球延伸。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毫不掩饰地将这些跨国网络定义为汇聚各方人群、调度战略资源、掌控国际叙事以及聚拢政治效忠的有力武器，全力服务于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全球扩张。
维吾尔地区的遭遇，以最公开、最赤裸、最强制的形式向世人揭示了这一整套治理逻辑的本质运作机制；而在中国国境之外，同样的治理逻辑正在通过地方渠道准入、高度组织化的网络渗透、经济依附绑定、文化合法性伪装以及政治动员手段隐蔽而高效地运转着。
尽管在不同语境下所使用的宣传话语不断变换，但其背后的极权控制体系与政治野心却始终如一。
图片说明：控制的网络。
中国共产党在维吾尔地区的镇压，通常被人们作为一场区域性的人权危机来进行讨论。然而，它的内涵远不止于此。该地区实际上已经充当了一座实验室，用于测试一种将发展、福利、文化政策、家庭纽带、商业、媒体和警务融为一体的政治控制治理模式。
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绝非仅仅是经济援助；“民族团结”绝非仅仅是对相互尊重的呼吁；“结对认亲”也绝非仅仅是一项社会福利项目。这些都是用于侵入私人生活、收集个人信息、重塑政治认同以及确保对党国体制忠诚的统治工具。
同样的治理逻辑也延伸到了中国国境之外。它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商业网络、友好城市伙伴关系、文化机构、媒体、华文教育、外国汉学家以及海外警务联络机制而在全球范围内运作。
在维吾尔地区内部，这一体系是通过直接的强制力来强制推行的。而在海外，它则是通过组织渗透、渠道准入、经济纽带、政治动员和叙事控制来推进的。两者的推行手段虽有不同，但其政治目的却毫无二致：那就是通过将人际关系转化为国家基础设施，以此无限延伸北京的权力触角。
2024年7月《人民政协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公开阐明了这一点：“对口援疆从来都不仅是一项纯粹的经济工作。”
这一体系通过干部派驻、国有企业、学校、投资、工业项目、文化交流以及常设行政机构，将中国内地的十九个省市与维吾尔地区紧密绑定在一起。其官方宣称的战略目标是实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一篇文章还引述了习近平关于“文化润疆”的战略论述。官方将其明确解释为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认同以及“人心向背”的战略举措。
这正是该政策的核心本质所在：将经济援助用作换取政治顺从的筹码；教育、文化、就业、基层治理与投资，全部沦为北京试图重塑其统治下民众民族认同的工具。
新华社在2025年关于该地区成立七十周年的报道中，同样大肆赞颂了该地区融入国家整体发展、资源开发、“一带一路”走廊以及欧亚物流大通道的进程。报道高度赞扬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文化融合，以及维吾尔地区与十九个对口援疆省市之间日益深化的紧密联系。
官方的宣传叙事将政治统治精心包装成了一部施恩布惠的温情故事。它将维吾尔家园彻底纳入中国的安全、经济与地缘政治战略版图的行径，美化成了所谓民族和谐的生动证据。
图片说明：习近平在新疆：民族和谐的虚构神话。
这种治理模式在国内最赤裸的表现，就是国家直接将汉族官员强行安插进维吾尔人的家庭之中。
2014年，一份中共官方出版物宣布，到2016年，将有20万名干部通过“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简称“访惠聚”）驻村工作，每人在基层驻扎一年。该运动的明确任务包括改善民生、加强民族团结、管理宗教事务、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宣传教育以及强化基层控制。
同一出版物还详细描述了如何为每家每户建立家庭档案、监控人员流动，并构建一套能够使官员全天候掌握每名居民行踪的严密系统。
随后，这项运动通过“结对认亲”活动进一步升级扩大。主要由汉族构成的官员直接住进维吾尔人家中，与当地家庭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调查报告中详实记录了这一过程：驻家官员被严格要求在维吾尔家庭内部识别并向上汇报所谓的“问题思想”，包括宗教虔诚程度的迹象、未经批准的宗教读物、祈祷行为、着装风格，以及对国家政策哪怕最轻微的不满情绪。
因此，“结对认亲”的实质就是彻底摧毁私人生活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所有界限。中共将人际亲密关系、家庭生活和好客传统，异化成了用于实施国家监控和政治规训的强制性渠道。
北京在海外同样推行着一套平行的统治逻辑：海外华人社区绝不被视为在政治上独立于中国的群体，而是被定义为国家力量在全球的有机延伸。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2024年1月发布的《关于新时代侨务工作的报告》中，明确将侨务工作定性为“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
这种政策定性对于理解北京的全球策略至关重要。海外侨务工作被全面整合进中共的统一战线体系之中。统战部的核心职责，就是通过动员党外群体、非国家组织以及国际网络，来服务于党国的核心政治战略目标。
国务院的上述报告明确要求在海外积极培植“友我力量”；利用地缘、血缘和亲情纽带深化与海外华人的联系；引导海外侨胞在讲好中国故事、维护国家统一、促进中外经贸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026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全球六千多万海外华侨华人称作“宝贵的战略资源”，盛赞他们“心系桑梓”、融通中外，强调要将海外侨胞的力量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新华社在2026年7月发表的另一篇深度报道中，进一步阐明了这种制度逻辑：它将海外侨务工作直接置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核心大局之中，要求海外侨社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
党国体制的立场是极其明确的：海外华人社群构成了中国国家力量在海外的延伸网络，是协助实现地缘政治目标、收集外部信息、引导国际舆论以及压制海外异见声音的重要依托。
海外华人网络被动员起来，绝非仅仅用于一般的商业往来或常规文化交流。它们还被用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背书北京关于维吾尔地区的官方宣传叙事。
《中国日报》（China Daily）在2015年的一篇专题报道中，广泛收集了海外华人商界代表、侨团领袖以及华文媒体负责人的公开发言，他们高度赞扬了中共在维吾尔地区的反恐政策与发展成就，将其描绘为打击极端主义和维护社会繁荣的必要举措。
这种动员在政治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含义：生活在境内的维吾尔人被完全剥夺了公开质疑官方叙事的自由；而生活在海外的侨民网络则被组织起来，在国际舞台上重复并放大党国的宣传话语，从而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出一种广泛支持官方政策的虚假民意表象。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2025年的工作综述中，将涉疆工作、民族政策、宗教事务、侨务工作以及海外统战工作，全部统摄在党领导下的“凝心聚力”大统战格局之中。综述将海外侨务工作描述为捍卫中国“核心利益”、推进民族复兴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维吾尔地区的国内高压治理，与对中国全球国家形象的海外公关运作，绝非彼此割裂的两项政策。它们是同属于党国整体战略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图片说明：作为两座城市合作的一部分，巴塞罗那启动“2026上海之夏”。（图源：X）
“友好城市”外交构成了这一渗透基础设施的另一重要层级。
北京将城市与城市之间、省份与省份之间的结对关系描绘为纯粹的民间友好交往。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这些渠道被系统性地构建成连接外国地方官员、商业协会、文化机构、大学院校、旅游机构以及海外华人社团的制度化网络，用以服务于中国更为广泛的国家战略议程。
中国-西班牙商会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上海与巴塞罗那之间的友好城市关系，为政府间对话、商业市场准入以及西班牙企业在上海的业务扩张提供了重要平台。该商会将自身定位为连接公共权力机构与企业实体的战略桥梁。
表面上使用的是友谊的温情修辞，实质上发挥的则是政治与经济渗透的准入功能。
深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在20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表述得更为直白：它将国际友城关系直接定性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渠道”。文章详细描述了一种“市-区-节点”联动的立体网络模式，通过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的紧密协同，将地方外事部门与企业、港口、机场、学校、医院、文化机构以及科研机构紧密串联在一起。
该官方报道进一步将友城工作描述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搭建经贸投资平台、设立海外创新中心、开展对外文化传播、提供对外援助以及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抓手，并将深圳与巴塞罗那之间的经贸投资往来作为典型案例予以重点推介。
这绝非仅仅是象征性的礼仪外交，而是一种在外国社会和公共机构内部建立长期、稳固渗透渠道的制度化手段。
2017年在海牙举行的中荷友城大会，被明确置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框架下举办。中方代表指出，此次大会释放出两国地方政府将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信号。中国与荷兰的地方政府机构、商界领袖、海外侨团以及文化机构，被全部整合进同一个统战与合作网络之中。
这正是北京在国内推行的“对口援建”逻辑在海外的精确翻版。在维吾尔地区，党利用对口援助机制将一个被统治的边缘区域，与来自中国内地其他省份的行政机构、国企巨头、学校院校和干部队伍牢牢绑定在一起；而在欧洲，它则利用友城外交将外国地方机构与商业网络，紧紧绑定在中国的经济与地缘战略战车之上。
同样的运作逻辑，也清晰体现在中国对其对外援助项目的官方定调之中。
“人民网”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理论文章中明确辩称，对外援助绝非“打肿脸充胖子”的单向施舍。文章公开指出，对外援助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巨大机遇，充当了对外劳务承包工程的先导开拓渠道，并有力带动了中国优势产品、装备与中国技术标准的全面出海。
这一点至关重要：官方频繁使用援助的修辞，是为了将国家权力的扩张与渗透伪装成具有人道主义、纯技术性或互利共赢的善举。而官方自身的历史档案却毫不避讳地承认了对外援助、商业准入、输出中国标准与拓展地缘战略影响力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种底层逻辑与北京在维吾尔地区的统治手段如出一辙：物质层面的利益援助从来都不是政治中立的。它系统性地构建出一种依附与从属关系，强行打开受援方的制度大门与市场准入，并将接收方置于中国国家主导的庞大控制网络之中。
海外“110”报警服务台网络的设立，则集中展现了如何通过“便民服务”的旗号将国家强制权力直接延伸至海外。
2022年1月，福州市公安局正式开通了面向海外福州籍侨胞的“海外110”报警服务台。官方公告将该项目描述为“平安福州”向海外延伸的创新举措，建立了一条由福州公安机关直接受理海外涉侨警情、并可根据需要在国内层层上报至公安部的跨境执法渠道。
这一官方平台仅仅是更为庞大的跨境警务网络的一个局部缩影。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在详尽的调查报告中证实，中国在全球至少五十三国家设立了多达102个海外警察服务站。调查发现充分证据表明，其中部分站点直接参与了绕过所在国正规司法与引渡程序的海外“劝返”秘密行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在深入调查中指出，这些海外警察服务站通常直接挂靠或嵌入在当地的海外华人同乡会及侨团商会之中。其内在逻辑与在维吾尔地区打磨成熟的维稳机制完全一致：提供便民服务是为了获得社会准入；社会准入是为了高效收集情报；而情报的大量掌握最终则是为了实施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
图片说明：中国宣传画中的汉维友谊形象。
北京同时还在积极致力于将外国学者培植为服务于其国际大外宣体系的战略工具。
《中国日报》在2024年12月发表的两篇专题文章中，明确呼吁将外国汉学家视作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资产。其中一篇文章将外国汉学家形象地比喻为播撒在海外“土壤”中的中华文化“种子”，强调要通过精心培育来降低当地环境对中国话语的“排异反应”，呼吁汉学家协助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积极在海外为中国发声。
另一篇文章则针对外国汉学家提出了更加精细的“一人一史”建档跟踪战略。该战略要求系统收集并深入分析外国学者的个人动机、学术履历、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对华认知态度、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反应，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程度。
其明确目标在于建立庞大的学者数据库，精准识别行为模式，研判潜在政治风险，定向投放学术资源，从而精准指导中国的国际传播与统战策略。文章甚至公开要求外国青年汉学家学会运用“中国思维”来理解中国与当代世界。
这根本不是平等的学术交流，而是为了服务于北京对外大外宣叙事而对外国学术权威进行的政治招安与制度化培育。
生活在铁腕统治下的维吾尔人，在长期的切肤之痛中最清楚北京这套政治话语在现实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经济发展”可能意味着剥夺传统生计与强迫同化；“对口援助”可能意味着行政力量与监控体系的全面渗透；“民族团结”可能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对私人家庭生活的蛮横践踏；“便民服务”可能蜕变为全天候的特务监控；“文化润疆”可能意味着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宗教、历史记忆与独特认同的彻底抹杀。在精心编织的繁荣故事背后，掩盖的始终是一整套冷酷运转的高压镇压机器。
正是同一个党国体制，如今正在通过海外华人社团、友城合作纽带、经贸投资、文化交流、华文媒体、教育渗透、学术招安、对外援助以及跨境警务联络等多元渠道，将其政治影响力不可阻挡地向全球延伸。北京自身的官方文件毫不掩饰地将这些跨国网络定义为汇聚各方人群、调度战略资源、掌控国际叙事以及聚拢政治效忠的有力武器，全力服务于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全球扩张。
维吾尔地区的遭遇，以最公开、最赤裸、最强制的形式向世人揭示了这一整套治理逻辑的本质运作机制；而在中国国境之外，同样的治理逻辑正在通过地方渠道准入、高度组织化的网络渗透、经济依附绑定、文化合法性伪装以及政治动员手段隐蔽而高效地运转着。
尽管在不同语境下所使用的宣传话语不断变换，但其背后的极权控制体系与政治野心却始终如一。
现场视频曝光：新疆乌苏市派出所内张贴“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引发强制同化关切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97 次浏览 • 2026-08-21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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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视频曝光：乌鲁木齐派出所内张贴“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引发强制同化关切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多力昆·伊萨（Dolkun Isa）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来自新疆乌苏市基层派出所的现场实拍视频，记录了当地在基层执法机构全面推行语言管控的真实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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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乌苏市某派出所内部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的“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
派出所窗口明确指令：“讲国语，说普通话”
多力昆·伊萨指出，这是观察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新疆）推行同化政策的一个极其触目惊心的真实微观窗口。
现场视频清晰显示，位于乌苏市的一家派出所内部办事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着明确的指令性标语：“讲国语，说普通话。”
新《民族团结法》下的制度化同化与母语空间压缩
多力昆·伊萨在推文中深入分析道，这段现场画面与事实，极其直观地向国际社会揭示了于 2026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施行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现实基层的具体执行面貌：
“这标志着在所谓的‘民族团结’旗号下，加速推进同化政策的进一步制度化落地，其根本目标正是针对维吾尔人的语言、文化与民族身份认同。”
国家机器主导的强制性同化政策
多力昆·伊萨强调：“当维吾尔人甚至在走进派出所等基层公共与执法办事机构时，都被明令限制必须讲哪种语言、被强制剥夺使用自己母语交流的权利，这早已绝非普通的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政策——而是由国家机器强力推行的国家级强制同化。”
在推文最后，多力昆·伊萨郑重指出：“维吾尔语言是我们民族身份认同、深厚文化底蕴与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绝不容被抹除。” 查看全部
现场视频曝光：乌鲁木齐派出所内张贴“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引发强制同化关切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多力昆·伊萨（Dolkun Isa）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来自新疆乌苏市基层派出所的现场实拍视频，记录了当地在基层执法机构全面推行语言管控的真实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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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乌苏市某派出所内部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的“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
派出所窗口明确指令：“讲国语，说普通话”
多力昆·伊萨指出，这是观察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新疆）推行同化政策的一个极其触目惊心的真实微观窗口。
现场视频清晰显示，位于乌苏市的一家派出所内部办事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着明确的指令性标语：“讲国语，说普通话。”
新《民族团结法》下的制度化同化与母语空间压缩
多力昆·伊萨在推文中深入分析道，这段现场画面与事实，极其直观地向国际社会揭示了于 2026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施行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现实基层的具体执行面貌：
“这标志着在所谓的‘民族团结’旗号下，加速推进同化政策的进一步制度化落地，其根本目标正是针对维吾尔人的语言、文化与民族身份认同。”
国家机器主导的强制性同化政策
多力昆·伊萨强调：“当维吾尔人甚至在走进派出所等基层公共与执法办事机构时，都被明令限制必须讲哪种语言、被强制剥夺使用自己母语交流的权利，这早已绝非普通的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政策——而是由国家机器强力推行的国家级强制同化。”
在推文最后，多力昆·伊萨郑重指出：“维吾尔语言是我们民族身份认同、深厚文化底蕴与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绝不容被抹除。”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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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多力昆·伊萨（Dolkun Isa）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来自新疆乌苏市基层派出所的现场实拍视频，记录了当地在基层执法机构全面推行语言管控的真实一幕。
图片说明：乌苏市某派出所内部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的“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
派出所窗口明确指令：“讲国语，说普通话”
多力昆·伊萨指出，这是观察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新疆）推行同化政策的一个极其触目惊心的真实微观窗口。
现场视频清晰显示，位于乌苏市的一家派出所内部办事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着明确的指令性标语：“讲国语，说普通话。”
新《民族团结法》下的制度化同化与母语空间压缩
多力昆·伊萨在推文中深入分析道，这段现场画面与事实，极其直观地向国际社会揭示了于 2026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施行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现实基层的具体执行面貌：
“这标志着在所谓的‘民族团结’旗号下，加速推进同化政策的进一步制度化落地，其根本目标正是针对维吾尔人的语言、文化与民族身份认同。”
国家机器主导的强制性同化政策
多力昆·伊萨强调：“当维吾尔人甚至在走进派出所等基层公共与执法办事机构时，都被明令限制必须讲哪种语言、被强制剥夺使用自己母语交流的权利，这早已绝非普通的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政策——而是由国家机器强力推行的国家级强制同化。”
在推文最后，多力昆·伊萨郑重指出：“维吾尔语言是我们民族身份认同、深厚文化底蕴与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绝不容被抹除。”
现场视频曝光：乌鲁木齐派出所内张贴“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引发强制同化关切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多力昆·伊萨（Dolkun Isa）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来自新疆乌苏市基层派出所的现场实拍视频，记录了当地在基层执法机构全面推行语言管控的真实一幕。
图片说明：乌苏市某派出所内部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的“讲国语、说普通话”标语。
派出所窗口明确指令：“讲国语，说普通话”
多力昆·伊萨指出，这是观察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新疆）推行同化政策的一个极其触目惊心的真实微观窗口。
现场视频清晰显示，位于乌苏市的一家派出所内部办事服务窗口前，赫然张贴着明确的指令性标语：“讲国语，说普通话。”
新《民族团结法》下的制度化同化与母语空间压缩
多力昆·伊萨在推文中深入分析道，这段现场画面与事实，极其直观地向国际社会揭示了于 2026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施行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现实基层的具体执行面貌：
“这标志着在所谓的‘民族团结’旗号下，加速推进同化政策的进一步制度化落地，其根本目标正是针对维吾尔人的语言、文化与民族身份认同。”
国家机器主导的强制性同化政策
多力昆·伊萨强调：“当维吾尔人甚至在走进派出所等基层公共与执法办事机构时，都被明令限制必须讲哪种语言、被强制剥夺使用自己母语交流的权利，这早已绝非普通的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政策——而是由国家机器强力推行的国家级强制同化。”
在推文最后，多力昆·伊萨郑重指出：“维吾尔语言是我们民族身份认同、深厚文化底蕴与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绝不容被抹除。”
第十一届伊斯坦布尔国际阿拉伯语书展：维吾尔主题出版物与专题研讨会引发广泛关注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95 次浏览 • 2026-08-21 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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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伊斯坦布尔国际阿拉伯语书展：维吾尔主题出版物与专题研讨会引发广泛关注
2026 年 8 月 21 日，正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 11 届国际阿拉伯语书展（Uluslararası Arapça Kitap Fuarı）迎来第四天日程。当天傍晚，由独立电视台（İstiqlal TV）牵头主办的一场专题研讨座谈会顺利举行，会议重点围绕新疆当前最新局势、官方治理政策以及人权现状展开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东突厥斯坦学者联盟、维吾尔科学与文明研究基金会、东突厥斯坦人权观察协会以及突厥斯坦图书馆等多家机构代表共同出席了本次会议。
图片说明：伊斯坦布尔叶尼卡皮第 11 届国际阿拉伯语书展专题研讨会现场。
书展特设“真相与受限媒体之间”专题论坛
在由 İstiqlal TV 策划主办的专题论坛上，与会学者和媒体人深入探讨了新闻媒体在将维吾尔议题推向国际公共舆论场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论坛重点对比并剖析了信息自由流通与媒体严格受限之间所产生的巨大认知差距及其对国际社会的深远影响。
阿卜杜勒瓦里斯·阿卜杜勒哈利克系统综述当前局势
在会议上首先发言的 İstiqlal TV 总经理阿卜杜勒瓦里斯·阿卜杜勒哈利克（Abdulvaris Abdulhalik），对新疆当前的整体局势进行了系统评估。阿卜杜勒哈利克深入阐述了当地强硬管控政策的历史背景，并特别强调：准确理解侵犯人权的严峻现实、并以客观真实的方式向全世界传播真相，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图片说明：多位学者与媒体代表在专题论坛上就涉疆信息传播发表见解。
向伊斯兰世界发出强烈呼吁：提供道义与实质支持至关重要
第九频道（Kanal 9）节目总监哈立德·谢里夫（Halid Şerif）在发言中着重强调：整个伊斯兰世界必须在维吾尔议题上提供坚定的道义支持与实质性援助。谢里夫指出，这一议题绝不仅仅是某一个特定群体的孤立诉求，更是检验整个人类社会与伊斯兰世界共同良知的试金石。
媒体的关键角色与多语种传播策略
İstiqlal TV 阿拉伯语播音协调人兼资深主持人贾瓦德·阿布·埃米尔（Cevad Ebu Emir）指出，必须采用精准、专业且有效的方法，将新疆的真实发展动态传递给不同语言社群与不同国家公众。阿布·埃米尔表示，媒体工作者必须在专业翻译、精准背景铺垫以及权威信源引用等核心能力上持续提升，这样才能显著增强新闻信息的传播力与公信力。
图片说明：国际阿拉伯语书展展位上陈列的维吾尔历史文化与人权专著。
阿拉伯语专著亮相展会引发热烈反响
在伊斯坦布尔叶尼卡皮欧亚演艺与艺术中心（Yenikapı Avrasya Gösteri ve Sanat Merkezi）举办的本次大型书展中，现场展出的一系列阿拉伯语图书与学术专著受到了国际观展者的广泛关注与浓厚兴趣。多家知名阿拉伯出版社在各自展位上集中陈列了关于维吾尔历史、文化与人权现状的专著，这极大地提升了该议题在广大阿拉伯语受众群体中的曝光度与影响力。
在书展期间展出的丰富文献与举办的系列研讨活动，对于推动涉疆议题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舆论场具有重要积极意义。这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与出版交流，也将持续推动全球公众对相关议题的深入思考。 查看全部
第十一届伊斯坦布尔国际阿拉伯语书展：维吾尔主题出版物与专题研讨会引发广泛关注
2026 年 8 月 21 日，正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 11 届国际阿拉伯语书展（Uluslararası Arapça Kitap Fuarı）迎来第四天日程。当天傍晚，由独立电视台（İstiqlal TV）牵头主办的一场专题研讨座谈会顺利举行，会议重点围绕新疆当前最新局势、官方治理政策以及人权现状展开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东突厥斯坦学者联盟、维吾尔科学与文明研究基金会、东突厥斯坦人权观察协会以及突厥斯坦图书馆等多家机构代表共同出席了本次会议。
图片说明：伊斯坦布尔叶尼卡皮第 11 届国际阿拉伯语书展专题研讨会现场。
书展特设“真相与受限媒体之间”专题论坛
在由 İstiqlal TV 策划主办的专题论坛上，与会学者和媒体人深入探讨了新闻媒体在将维吾尔议题推向国际公共舆论场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论坛重点对比并剖析了信息自由流通与媒体严格受限之间所产生的巨大认知差距及其对国际社会的深远影响。
阿卜杜勒瓦里斯·阿卜杜勒哈利克系统综述当前局势
在会议上首先发言的 İstiqlal TV 总经理阿卜杜勒瓦里斯·阿卜杜勒哈利克（Abdulvaris Abdulhalik），对新疆当前的整体局势进行了系统评估。阿卜杜勒哈利克深入阐述了当地强硬管控政策的历史背景，并特别强调：准确理解侵犯人权的严峻现实、并以客观真实的方式向全世界传播真相，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图片说明：多位学者与媒体代表在专题论坛上就涉疆信息传播发表见解。
向伊斯兰世界发出强烈呼吁：提供道义与实质支持至关重要
第九频道（Kanal 9）节目总监哈立德·谢里夫（Halid Şerif）在发言中着重强调：整个伊斯兰世界必须在维吾尔议题上提供坚定的道义支持与实质性援助。谢里夫指出，这一议题绝不仅仅是某一个特定群体的孤立诉求，更是检验整个人类社会与伊斯兰世界共同良知的试金石。
媒体的关键角色与多语种传播策略
İstiqlal TV 阿拉伯语播音协调人兼资深主持人贾瓦德·阿布·埃米尔（Cevad Ebu Emir）指出，必须采用精准、专业且有效的方法，将新疆的真实发展动态传递给不同语言社群与不同国家公众。阿布·埃米尔表示，媒体工作者必须在专业翻译、精准背景铺垫以及权威信源引用等核心能力上持续提升，这样才能显著增强新闻信息的传播力与公信力。
图片说明：国际阿拉伯语书展展位上陈列的维吾尔历史文化与人权专著。
阿拉伯语专著亮相展会引发热烈反响
在伊斯坦布尔叶尼卡皮欧亚演艺与艺术中心（Yenikapı Avrasya Gösteri ve Sanat Merkezi）举办的本次大型书展中，现场展出的一系列阿拉伯语图书与学术专著受到了国际观展者的广泛关注与浓厚兴趣。多家知名阿拉伯出版社在各自展位上集中陈列了关于维吾尔历史、文化与人权现状的专著，这极大地提升了该议题在广大阿拉伯语受众群体中的曝光度与影响力。
在书展期间展出的丰富文献与举办的系列研讨活动，对于推动涉疆议题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舆论场具有重要积极意义。这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与出版交流，也将持续推动全球公众对相关议题的深入思考。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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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伊斯坦布尔国际阿拉伯语书展：维吾尔主题出版物与专题研讨会引发广泛关注
2026 年 8 月 21 日，正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 11 届国际阿拉伯语书展（Uluslararası Arapça Kitap Fuarı）迎来第四天日程。当天傍晚，由独立电视台（İstiqlal TV）牵头主办的一场专题研讨座谈会顺利举行，会议重点围绕新疆当前最新局势、官方治理政策以及人权现状展开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东突厥斯坦学者联盟、维吾尔科学与文明研究基金会、东突厥斯坦人权观察协会以及突厥斯坦图书馆等多家机构代表共同出席了本次会议。
图片说明：伊斯坦布尔叶尼卡皮第 11 届国际阿拉伯语书展专题研讨会现场。
书展特设“真相与受限媒体之间”专题论坛
在由 İstiqlal TV 策划主办的专题论坛上，与会学者和媒体人深入探讨了新闻媒体在将维吾尔议题推向国际公共舆论场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论坛重点对比并剖析了信息自由流通与媒体严格受限之间所产生的巨大认知差距及其对国际社会的深远影响。
阿卜杜勒瓦里斯·阿卜杜勒哈利克系统综述当前局势
在会议上首先发言的 İstiqlal TV 总经理阿卜杜勒瓦里斯·阿卜杜勒哈利克（Abdulvaris Abdulhalik），对新疆当前的整体局势进行了系统评估。阿卜杜勒哈利克深入阐述了当地强硬管控政策的历史背景，并特别强调：准确理解侵犯人权的严峻现实、并以客观真实的方式向全世界传播真相，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图片说明：多位学者与媒体代表在专题论坛上就涉疆信息传播发表见解。
向伊斯兰世界发出强烈呼吁：提供道义与实质支持至关重要
第九频道（Kanal 9）节目总监哈立德·谢里夫（Halid Şerif）在发言中着重强调：整个伊斯兰世界必须在维吾尔议题上提供坚定的道义支持与实质性援助。谢里夫指出，这一议题绝不仅仅是某一个特定群体的孤立诉求，更是检验整个人类社会与伊斯兰世界共同良知的试金石。
媒体的关键角色与多语种传播策略
İstiqlal TV 阿拉伯语播音协调人兼资深主持人贾瓦德·阿布·埃米尔（Cevad Ebu Emir）指出，必须采用精准、专业且有效的方法，将新疆的真实发展动态传递给不同语言社群与不同国家公众。阿布·埃米尔表示，媒体工作者必须在专业翻译、精准背景铺垫以及权威信源引用等核心能力上持续提升，这样才能显著增强新闻信息的传播力与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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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语专著亮相展会引发热烈反响
在伊斯坦布尔叶尼卡皮欧亚演艺与艺术中心（Yenikapı Avrasya Gösteri ve Sanat Merkezi）举办的本次大型书展中，现场展出的一系列阿拉伯语图书与学术专著受到了国际观展者的广泛关注与浓厚兴趣。多家知名阿拉伯出版社在各自展位上集中陈列了关于维吾尔历史、文化与人权现状的专著，这极大地提升了该议题在广大阿拉伯语受众群体中的曝光度与影响力。
在书展期间展出的丰富文献与举办的系列研讨活动，对于推动涉疆议题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舆论场具有重要积极意义。这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与出版交流，也将持续推动全球公众对相关议题的深入思考。
第十一届伊斯坦布尔国际阿拉伯语书展：维吾尔主题出版物与专题研讨会引发广泛关注
2026 年 8 月 21 日，正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 11 届国际阿拉伯语书展（Uluslararası Arapça Kitap Fuarı）迎来第四天日程。当天傍晚，由独立电视台（İstiqlal TV）牵头主办的一场专题研讨座谈会顺利举行，会议重点围绕新疆当前最新局势、官方治理政策以及人权现状展开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东突厥斯坦学者联盟、维吾尔科学与文明研究基金会、东突厥斯坦人权观察协会以及突厥斯坦图书馆等多家机构代表共同出席了本次会议。
图片说明：伊斯坦布尔叶尼卡皮第 11 届国际阿拉伯语书展专题研讨会现场。
书展特设“真相与受限媒体之间”专题论坛
在由 İstiqlal TV 策划主办的专题论坛上，与会学者和媒体人深入探讨了新闻媒体在将维吾尔议题推向国际公共舆论场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论坛重点对比并剖析了信息自由流通与媒体严格受限之间所产生的巨大认知差距及其对国际社会的深远影响。
阿卜杜勒瓦里斯·阿卜杜勒哈利克系统综述当前局势
在会议上首先发言的 İstiqlal TV 总经理阿卜杜勒瓦里斯·阿卜杜勒哈利克（Abdulvaris Abdulhalik），对新疆当前的整体局势进行了系统评估。阿卜杜勒哈利克深入阐述了当地强硬管控政策的历史背景，并特别强调：准确理解侵犯人权的严峻现实、并以客观真实的方式向全世界传播真相，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图片说明：多位学者与媒体代表在专题论坛上就涉疆信息传播发表见解。
向伊斯兰世界发出强烈呼吁：提供道义与实质支持至关重要
第九频道（Kanal 9）节目总监哈立德·谢里夫（Halid Şerif）在发言中着重强调：整个伊斯兰世界必须在维吾尔议题上提供坚定的道义支持与实质性援助。谢里夫指出，这一议题绝不仅仅是某一个特定群体的孤立诉求，更是检验整个人类社会与伊斯兰世界共同良知的试金石。
媒体的关键角色与多语种传播策略
İstiqlal TV 阿拉伯语播音协调人兼资深主持人贾瓦德·阿布·埃米尔（Cevad Ebu Emir）指出，必须采用精准、专业且有效的方法，将新疆的真实发展动态传递给不同语言社群与不同国家公众。阿布·埃米尔表示，媒体工作者必须在专业翻译、精准背景铺垫以及权威信源引用等核心能力上持续提升，这样才能显著增强新闻信息的传播力与公信力。
图片说明：国际阿拉伯语书展展位上陈列的维吾尔历史文化与人权专著。
阿拉伯语专著亮相展会引发热烈反响
在伊斯坦布尔叶尼卡皮欧亚演艺与艺术中心（Yenikapı Avrasya Gösteri ve Sanat Merkezi）举办的本次大型书展中，现场展出的一系列阿拉伯语图书与学术专著受到了国际观展者的广泛关注与浓厚兴趣。多家知名阿拉伯出版社在各自展位上集中陈列了关于维吾尔历史、文化与人权现状的专著，这极大地提升了该议题在广大阿拉伯语受众群体中的曝光度与影响力。
在书展期间展出的丰富文献与举办的系列研讨活动，对于推动涉疆议题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舆论场具有重要积极意义。这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与出版交流，也将持续推动全球公众对相关议题的深入思考。
高志凯深度专访：中国应当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并实行人民币统一结算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8 次浏览 • 2026-08-21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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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凯深度专访：中国应当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并实行人民币统一结算
【观察者网专栏作家、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志凯接受深度专访，系统阐述利用稀土战略王牌反制美西方涉疆制裁的开创性构想】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7 月下旬，美国出台了针对所谓“强迫劳动”的 301 关税以及扩大的《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实体清单等一系列打压措施，并向 60 个贸易伙伴施压，要求其按照美国制定的标准设立进口禁令，否则将面临惩罚性关税。在您看来，美国为何选择在临近中期选举的关键节点再次大肆炒作新疆议题？美国是否正在将原本针对新疆的特定工具，演变为针对中国全产业链的制度性经贸武器？
高志凯：
首先，针对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死死抓住新疆问题不放，持续对中国进行抹黑、歪曲、造谣和各种敌对行径，我想再次提出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性建议：鉴于稀土对于全球高科技产业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以及中国稀土出口在国际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我郑重建议国家正式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对全国所有的稀土出口业务实行统筹统一管理。
为什么必须这么做？
中国稀土产业链非常庞大且极为复杂。国内众多稀土生产加工企业并不属于中央直属国企，有些甚至也不是地方国有企业，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民营企业，产业网络覆盖极为广泛。在过去的出口流程中，市场经营主体繁多、出口渠道多元复杂，容易产生管理上的漏洞，同时也容易被外部敌对势力钻空子。
因此，我建议必须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这家公司不一定必须是中央央企，甚至不一定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国企，但关键在于它必须承担起代表国家对稀土出口实行统一定价、统一配额、统一审批和统一管理的战略职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也是整套反制方案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一环：**我建议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法定总部设立在中国新疆**。
图片说明：中国西北新疆富蕴县可可托海三号稀土矿坑全景。
大家看看美国在 7 月 31 日所采取的恶劣行径：美国紧盯着新疆问题不放，捏造各种荒谬借口，全面禁止进口产自新疆的番茄酱、棉花、服装鞋帽、纺织品、多晶硅矿产及机械设备等各类产品。
既然美国一意孤行、无理取闹、肆意颠倒黑白，那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合情合法的对等反制措施：美西方国家的高端制造和军工产业不是极度依赖中国的稀土吗？如果你认为自己具备采购资格，并能顺利获得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的合规审批，那么欢迎你来洽谈采购业务。
但是，你们必须到哪里来谈？不是去上海，也不是去深圳或广州，而是**必须统一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商务谈判达成后，所有的采购合同必须统一与注册并常驻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正式签署。与此同时，所有出口稀土产品的外包装上，都必须堂堂正正、醒目清晰地印上“中国新疆”字样！
不仅如此，在采购中国稀土时，付款结算方式必须且只能使用人民币。我们坚决不接受美元、日元、欧元或任何其他西方货币，一律只收人民币！作为一名学者，我始终坚信这是一个极具战略智慧和可操作性的绝佳反制方案，因此我一直持续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真考虑并采纳这一构想。
为什么这一方案在现实中完全具备可行性？
首先，它能从根本上强化国家对战略稀土资源的统一出口管理，这本身就关乎国家核心利益。
其次，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总部设在新疆，正好可以借此让全世界看清楚：那些成天叫嚣着要全面抵制所谓“新疆制造”的西方国家和跨国企业，在面临自身产业生死攸关的稀土资源时，究竟敢不敢因为稀土出自新疆而拒绝采购？
我敢断定，为了拿到维持其高科技运转所必需的稀土，他们就算用爬的，也得爬到新疆来谈！即便你百般阻拦，他们也会削尖了脑袋非签不可。为了买到中国稀土，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把手中的美元、欧元和日元兑换成人民币来付款。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用更大的战略智慧、更大的胆魄和更高超的跨部门统筹能力，来打赢这场经贸博弈？
这样一来，我们一方面真正把国家稀土出口命脉管好、管严；另一方面，也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彻底粉碎美国相关部门在 7 月 31 日出台的涉疆制裁法案。
无论美国怎么折腾，无论其他西方政客如何叫嚣，我们的应对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口头抗议。中国如今国力日益强盛，我们完全应该拥有更多智慧、更大气魄和更坚定的决心，出台让对方真正感受到切肤之痛、让其明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实质性举措。
图片说明：科研人员展示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从月球背面带回的珍贵月壤样本。
这就像 2024 年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成功降落月球背面并带回珍贵的月壤样本后，美国航天机构迫切希望能分享获取中国的月壤。当时我们就完全可以说：美国国会自己白纸黑字通过了《沃尔夫条款》，明文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与中国开展任何航天合作。既然美国想要中国的月壤，那就必须美国自己先修改国内法、撤销相关限制。这是美国自己立法绑住了自己的手脚。
如今在新疆经贸议题上，美西方给我们提供了完全相同的反制良机。
因此，我再次强烈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尽快研究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不管是美国企业、日本企业，还是欧洲企业，只要自认为符合资质，统统请到乌鲁木齐来谈。所有出口统筹经由新疆总公司办理，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胆量拒买中国稀土。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和严谨研判，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胆量。
到头来，他们只能自打嘴巴，并被迫吞下苦果——不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其他西方政客，长期在新疆问题上借题发挥，第一根本动摇不了中国的原则立场，第二只会让自己深陷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根本解决不了自身的供应链危机。
图片说明：高志凯在半岛电视台《正面交锋》与《底线》等栏目就国际大势与中国外交政策展开激烈辩论。
国际舆论交锋与涉疆历史真相
这么多年来，在各种国际多边舞台上，我同西方主流媒体和智库进行了无数次正面的激辩与交锋，用大家的话说，我早已经“身中数弹、弹痕累累”。
但我依然坚持在国际讲坛上同他们坚决斗争，因为我们必须把事实真相向国际社会讲清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的维吾尔族同胞是我们休戚与共的骨肉兄弟姐妹。任何国家都绝不要抱有能把新疆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的任何幻想，那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新疆的内部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新疆治理好、发展好，根本轮不到任何外部势力横加指责、指手画脚。
在我看来，美国政府此时此刻再次死死揪住新疆问题大做文章，本质上暴露了两点：
第一，美国反华敌对势力从未真正放弃对华遏制与敌视图谋；
第二，美国从未放弃过企图将中国一举击垮的霸权幻想。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究竟该如何破局？
这极其关键。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稳扎稳打，同时要有一双洞察秋毫的慧眼，看穿他们背后的真实图谋。此外，我们的对外交往绝不能长期停留在“道德外交”层面，必须坚定跨入“法治外交”的新境界！我们手里必须握有强有力的法定反制权和精准反制工具，才能真正打疼对方、打醒对方，让其彻底恢复理智。
无论在经贸往来、关税争端，还是在涉及国家政治制度、人权、涉疆、涉台、涉港、涉藏等原则问题上，我们不仅要有站在道义制高点的道德力量，更要有坚实的法治力量！我们必须能够拿出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具有高度公信力、能够被国际主流社会所理解并接受的高质量反制方案。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美国是否正在借所谓“人权”之名，将其国内法律和供应链标准强加给整个世界？这是否反映出美国并不真正关心其盟友利益，而是企图利用关税大棒逼迫各国臣服于美国制定的霸权规则？
高志凯：
我认为，眼看着美国已经肆无忌惮地走到今天这一步，国际社会所有人都应当彻底认清一个冷酷的现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去年曾公开说过类似的话：“我根本不需要国际法，唯一能阻止我的只有我自己的道德和我自己的头脑。”当一个大国的领导人都已经把话讲得如此露骨直白时，我们如果还在对国际规则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岂不是太天真了吗？
既然那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根本就没打算遵守国际法，甚至根本不按常理出牌，那么我们就必须拿出自己专属的应对工具箱和强硬反制手段。
我刚才提到的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构想，正是这样一个精准有效的王牌工具。一旦落地实施，就能迫使对方不得不做出实质妥协；否则，他们就只能选择不买中国稀土。
但如果他们选择不买，那绝不是因为中国不卖。我们的规则在国际上公开、透明、公道：只要你满足合规采购条件，欢迎你亲自到新疆乌鲁木齐来，与注册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谈协议、签合同；采购中国稀土，统一使用人民币结算。这一切完全符合市场化经济规律与合规商业惯例，美西方政客又有什么资格和理由提出反对？
如果美方每次出台打压新疆的霸权法案，我们的回应永远只是千篇一律地口头抗议几句、声明谴责一番，那是远远不够的。
在过去国家综合国力和外部条件相对受限的时期，我们不得不采取那种反应方式，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今时不同往日，我们手里已经拥有了丰富多样的反制资源。我们完全可以集思广益、汇聚全国智识，挑选出几条最有力、最合情合理且最具穿透力的方法，对美西方的遏制进行强力回击。
中国和西方都有相似的格言，叫作“得寸进尺”（Give him an inch and he will take a mile）。如果你在原则问题上退让一步，对方就会步步进逼，最终甚至会骑到你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方面我们必须展现清晰坚定的战略姿态：中美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两国之间，唯一正确的相处之道是“必然和平”。任何人都不要妄想用战争来威胁恐吓中国。挑起战争绝不可能在摧毁中国的同时，还能让美国自身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因此，不要同我谈什么中美战争，中美之间必须谈和平。
另一方面，稀土如今绝对是我们手里一张极具分量的战略王牌。在美国率先挑起对华关税战之前，中国从未轻易打出稀土这张牌。是美方首先破坏了国际自由贸易规则、将我们一步步逼到这个份上，中国才真正开始认真考虑将稀土作为有效的反制手段。即便在今天，中国在稀土出口上的管控措施依然是完全合理、合法且合规的。
只要国际客户拥有正当、合理的民用需求，中国依然会充分予以满足。
但是，当美方再次掀起风浪，肆无忌惮地造谣中伤、抹黑打压中国涉疆政策，甚至企图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声势把新疆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割裂出去、在全世界散布大量负面影响时，难道我们就要任由他们无底线打压吗？别人打了我们的左脸，难道我们还要把右脸也伸过去让他打吗？
我坚决认为，我们绝不能这样做！
西方在哪个领域无理打压中国，我们就应当在该领域进行极其深入的研究，并制定出针锋相对的有效反制方法。对方打过来，我们必须坚决打回去！但我们的反击绝不会采用对方那种见不得人的下三滥手段，更不屑于搞背后的下作勾当。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合乎国际法准则与国际自由贸易规则的对等措施展开有力反制。
这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感到格外紧迫的心声。我们绝不能允许外部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无理打压我们、折腾我们、霸凌我们。我们必须真正运用中国人的智慧与头脑，出台硬招实招来打破外部封锁与僵局，这已经成为当前涉外经贸与涉疆舆论斗争的当务之急！ 查看全部
高志凯深度专访：中国应当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并实行人民币统一结算
【观察者网专栏作家、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志凯接受深度专访，系统阐述利用稀土战略王牌反制美西方涉疆制裁的开创性构想】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7 月下旬，美国出台了针对所谓“强迫劳动”的 301 关税以及扩大的《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实体清单等一系列打压措施，并向 60 个贸易伙伴施压，要求其按照美国制定的标准设立进口禁令，否则将面临惩罚性关税。在您看来，美国为何选择在临近中期选举的关键节点再次大肆炒作新疆议题？美国是否正在将原本针对新疆的特定工具，演变为针对中国全产业链的制度性经贸武器？
高志凯：
首先，针对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死死抓住新疆问题不放，持续对中国进行抹黑、歪曲、造谣和各种敌对行径，我想再次提出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性建议：鉴于稀土对于全球高科技产业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以及中国稀土出口在国际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我郑重建议国家正式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对全国所有的稀土出口业务实行统筹统一管理。
为什么必须这么做？
中国稀土产业链非常庞大且极为复杂。国内众多稀土生产加工企业并不属于中央直属国企，有些甚至也不是地方国有企业，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民营企业，产业网络覆盖极为广泛。在过去的出口流程中，市场经营主体繁多、出口渠道多元复杂，容易产生管理上的漏洞，同时也容易被外部敌对势力钻空子。
因此，我建议必须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这家公司不一定必须是中央央企，甚至不一定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国企，但关键在于它必须承担起代表国家对稀土出口实行统一定价、统一配额、统一审批和统一管理的战略职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也是整套反制方案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一环：**我建议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法定总部设立在中国新疆**。
图片说明：中国西北新疆富蕴县可可托海三号稀土矿坑全景。
大家看看美国在 7 月 31 日所采取的恶劣行径：美国紧盯着新疆问题不放，捏造各种荒谬借口，全面禁止进口产自新疆的番茄酱、棉花、服装鞋帽、纺织品、多晶硅矿产及机械设备等各类产品。
既然美国一意孤行、无理取闹、肆意颠倒黑白，那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合情合法的对等反制措施：美西方国家的高端制造和军工产业不是极度依赖中国的稀土吗？如果你认为自己具备采购资格，并能顺利获得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的合规审批，那么欢迎你来洽谈采购业务。
但是，你们必须到哪里来谈？不是去上海，也不是去深圳或广州，而是**必须统一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商务谈判达成后，所有的采购合同必须统一与注册并常驻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正式签署。与此同时，所有出口稀土产品的外包装上，都必须堂堂正正、醒目清晰地印上“中国新疆”字样！
不仅如此，在采购中国稀土时，付款结算方式必须且只能使用人民币。我们坚决不接受美元、日元、欧元或任何其他西方货币，一律只收人民币！作为一名学者，我始终坚信这是一个极具战略智慧和可操作性的绝佳反制方案，因此我一直持续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真考虑并采纳这一构想。
为什么这一方案在现实中完全具备可行性？
首先，它能从根本上强化国家对战略稀土资源的统一出口管理，这本身就关乎国家核心利益。
其次，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总部设在新疆，正好可以借此让全世界看清楚：那些成天叫嚣着要全面抵制所谓“新疆制造”的西方国家和跨国企业，在面临自身产业生死攸关的稀土资源时，究竟敢不敢因为稀土出自新疆而拒绝采购？
我敢断定，为了拿到维持其高科技运转所必需的稀土，他们就算用爬的，也得爬到新疆来谈！即便你百般阻拦，他们也会削尖了脑袋非签不可。为了买到中国稀土，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把手中的美元、欧元和日元兑换成人民币来付款。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用更大的战略智慧、更大的胆魄和更高超的跨部门统筹能力，来打赢这场经贸博弈？
这样一来，我们一方面真正把国家稀土出口命脉管好、管严；另一方面，也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彻底粉碎美国相关部门在 7 月 31 日出台的涉疆制裁法案。
无论美国怎么折腾，无论其他西方政客如何叫嚣，我们的应对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口头抗议。中国如今国力日益强盛，我们完全应该拥有更多智慧、更大气魄和更坚定的决心，出台让对方真正感受到切肤之痛、让其明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实质性举措。
图片说明：科研人员展示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从月球背面带回的珍贵月壤样本。
这就像 2024 年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成功降落月球背面并带回珍贵的月壤样本后，美国航天机构迫切希望能分享获取中国的月壤。当时我们就完全可以说：美国国会自己白纸黑字通过了《沃尔夫条款》，明文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与中国开展任何航天合作。既然美国想要中国的月壤，那就必须美国自己先修改国内法、撤销相关限制。这是美国自己立法绑住了自己的手脚。
如今在新疆经贸议题上，美西方给我们提供了完全相同的反制良机。
因此，我再次强烈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尽快研究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不管是美国企业、日本企业，还是欧洲企业，只要自认为符合资质，统统请到乌鲁木齐来谈。所有出口统筹经由新疆总公司办理，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胆量拒买中国稀土。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和严谨研判，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胆量。
到头来，他们只能自打嘴巴，并被迫吞下苦果——不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其他西方政客，长期在新疆问题上借题发挥，第一根本动摇不了中国的原则立场，第二只会让自己深陷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根本解决不了自身的供应链危机。
图片说明：高志凯在半岛电视台《正面交锋》与《底线》等栏目就国际大势与中国外交政策展开激烈辩论。
国际舆论交锋与涉疆历史真相
这么多年来，在各种国际多边舞台上，我同西方主流媒体和智库进行了无数次正面的激辩与交锋，用大家的话说，我早已经“身中数弹、弹痕累累”。
但我依然坚持在国际讲坛上同他们坚决斗争，因为我们必须把事实真相向国际社会讲清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的维吾尔族同胞是我们休戚与共的骨肉兄弟姐妹。任何国家都绝不要抱有能把新疆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的任何幻想，那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新疆的内部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新疆治理好、发展好，根本轮不到任何外部势力横加指责、指手画脚。
在我看来，美国政府此时此刻再次死死揪住新疆问题大做文章，本质上暴露了两点：
第一，美国反华敌对势力从未真正放弃对华遏制与敌视图谋；
第二，美国从未放弃过企图将中国一举击垮的霸权幻想。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究竟该如何破局？
这极其关键。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稳扎稳打，同时要有一双洞察秋毫的慧眼，看穿他们背后的真实图谋。此外，我们的对外交往绝不能长期停留在“道德外交”层面，必须坚定跨入“法治外交”的新境界！我们手里必须握有强有力的法定反制权和精准反制工具，才能真正打疼对方、打醒对方，让其彻底恢复理智。
无论在经贸往来、关税争端，还是在涉及国家政治制度、人权、涉疆、涉台、涉港、涉藏等原则问题上，我们不仅要有站在道义制高点的道德力量，更要有坚实的法治力量！我们必须能够拿出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具有高度公信力、能够被国际主流社会所理解并接受的高质量反制方案。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美国是否正在借所谓“人权”之名，将其国内法律和供应链标准强加给整个世界？这是否反映出美国并不真正关心其盟友利益，而是企图利用关税大棒逼迫各国臣服于美国制定的霸权规则？
高志凯：
我认为，眼看着美国已经肆无忌惮地走到今天这一步，国际社会所有人都应当彻底认清一个冷酷的现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去年曾公开说过类似的话：“我根本不需要国际法，唯一能阻止我的只有我自己的道德和我自己的头脑。”当一个大国的领导人都已经把话讲得如此露骨直白时，我们如果还在对国际规则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岂不是太天真了吗？
既然那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根本就没打算遵守国际法，甚至根本不按常理出牌，那么我们就必须拿出自己专属的应对工具箱和强硬反制手段。
我刚才提到的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构想，正是这样一个精准有效的王牌工具。一旦落地实施，就能迫使对方不得不做出实质妥协；否则，他们就只能选择不买中国稀土。
但如果他们选择不买，那绝不是因为中国不卖。我们的规则在国际上公开、透明、公道：只要你满足合规采购条件，欢迎你亲自到新疆乌鲁木齐来，与注册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谈协议、签合同；采购中国稀土，统一使用人民币结算。这一切完全符合市场化经济规律与合规商业惯例，美西方政客又有什么资格和理由提出反对？
如果美方每次出台打压新疆的霸权法案，我们的回应永远只是千篇一律地口头抗议几句、声明谴责一番，那是远远不够的。
在过去国家综合国力和外部条件相对受限的时期，我们不得不采取那种反应方式，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今时不同往日，我们手里已经拥有了丰富多样的反制资源。我们完全可以集思广益、汇聚全国智识，挑选出几条最有力、最合情合理且最具穿透力的方法，对美西方的遏制进行强力回击。
中国和西方都有相似的格言，叫作“得寸进尺”（Give him an inch and he will take a mile）。如果你在原则问题上退让一步，对方就会步步进逼，最终甚至会骑到你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方面我们必须展现清晰坚定的战略姿态：中美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两国之间，唯一正确的相处之道是“必然和平”。任何人都不要妄想用战争来威胁恐吓中国。挑起战争绝不可能在摧毁中国的同时，还能让美国自身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因此，不要同我谈什么中美战争，中美之间必须谈和平。
另一方面，稀土如今绝对是我们手里一张极具分量的战略王牌。在美国率先挑起对华关税战之前，中国从未轻易打出稀土这张牌。是美方首先破坏了国际自由贸易规则、将我们一步步逼到这个份上，中国才真正开始认真考虑将稀土作为有效的反制手段。即便在今天，中国在稀土出口上的管控措施依然是完全合理、合法且合规的。
只要国际客户拥有正当、合理的民用需求，中国依然会充分予以满足。
但是，当美方再次掀起风浪，肆无忌惮地造谣中伤、抹黑打压中国涉疆政策，甚至企图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声势把新疆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割裂出去、在全世界散布大量负面影响时，难道我们就要任由他们无底线打压吗？别人打了我们的左脸，难道我们还要把右脸也伸过去让他打吗？
我坚决认为，我们绝不能这样做！
西方在哪个领域无理打压中国，我们就应当在该领域进行极其深入的研究，并制定出针锋相对的有效反制方法。对方打过来，我们必须坚决打回去！但我们的反击绝不会采用对方那种见不得人的下三滥手段，更不屑于搞背后的下作勾当。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合乎国际法准则与国际自由贸易规则的对等措施展开有力反制。
这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感到格外紧迫的心声。我们绝不能允许外部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无理打压我们、折腾我们、霸凌我们。我们必须真正运用中国人的智慧与头脑，出台硬招实招来打破外部封锁与僵局，这已经成为当前涉外经贸与涉疆舆论斗争的当务之急！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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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专栏作家、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志凯接受深度专访，系统阐述利用稀土战略王牌反制美西方涉疆制裁的开创性构想】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7 月下旬，美国出台了针对所谓“强迫劳动”的 301 关税以及扩大的《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实体清单等一系列打压措施，并向 60 个贸易伙伴施压，要求其按照美国制定的标准设立进口禁令，否则将面临惩罚性关税。在您看来，美国为何选择在临近中期选举的关键节点再次大肆炒作新疆议题？美国是否正在将原本针对新疆的特定工具，演变为针对中国全产业链的制度性经贸武器？
高志凯：
首先，针对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死死抓住新疆问题不放，持续对中国进行抹黑、歪曲、造谣和各种敌对行径，我想再次提出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性建议：鉴于稀土对于全球高科技产业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以及中国稀土出口在国际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我郑重建议国家正式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对全国所有的稀土出口业务实行统筹统一管理。
为什么必须这么做？
中国稀土产业链非常庞大且极为复杂。国内众多稀土生产加工企业并不属于中央直属国企，有些甚至也不是地方国有企业，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民营企业，产业网络覆盖极为广泛。在过去的出口流程中，市场经营主体繁多、出口渠道多元复杂，容易产生管理上的漏洞，同时也容易被外部敌对势力钻空子。
因此，我建议必须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这家公司不一定必须是中央央企，甚至不一定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国企，但关键在于它必须承担起代表国家对稀土出口实行统一定价、统一配额、统一审批和统一管理的战略职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也是整套反制方案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一环：**我建议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法定总部设立在中国新疆**。
图片说明：中国西北新疆富蕴县可可托海三号稀土矿坑全景。
大家看看美国在 7 月 31 日所采取的恶劣行径：美国紧盯着新疆问题不放，捏造各种荒谬借口，全面禁止进口产自新疆的番茄酱、棉花、服装鞋帽、纺织品、多晶硅矿产及机械设备等各类产品。
既然美国一意孤行、无理取闹、肆意颠倒黑白，那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合情合法的对等反制措施：美西方国家的高端制造和军工产业不是极度依赖中国的稀土吗？如果你认为自己具备采购资格，并能顺利获得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的合规审批，那么欢迎你来洽谈采购业务。
但是，你们必须到哪里来谈？不是去上海，也不是去深圳或广州，而是**必须统一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商务谈判达成后，所有的采购合同必须统一与注册并常驻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正式签署。与此同时，所有出口稀土产品的外包装上，都必须堂堂正正、醒目清晰地印上“中国新疆”字样！
不仅如此，在采购中国稀土时，付款结算方式必须且只能使用人民币。我们坚决不接受美元、日元、欧元或任何其他西方货币，一律只收人民币！作为一名学者，我始终坚信这是一个极具战略智慧和可操作性的绝佳反制方案，因此我一直持续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真考虑并采纳这一构想。
为什么这一方案在现实中完全具备可行性？
首先，它能从根本上强化国家对战略稀土资源的统一出口管理，这本身就关乎国家核心利益。
其次，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总部设在新疆，正好可以借此让全世界看清楚：那些成天叫嚣着要全面抵制所谓“新疆制造”的西方国家和跨国企业，在面临自身产业生死攸关的稀土资源时，究竟敢不敢因为稀土出自新疆而拒绝采购？
我敢断定，为了拿到维持其高科技运转所必需的稀土，他们就算用爬的，也得爬到新疆来谈！即便你百般阻拦，他们也会削尖了脑袋非签不可。为了买到中国稀土，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把手中的美元、欧元和日元兑换成人民币来付款。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用更大的战略智慧、更大的胆魄和更高超的跨部门统筹能力，来打赢这场经贸博弈？
这样一来，我们一方面真正把国家稀土出口命脉管好、管严；另一方面，也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彻底粉碎美国相关部门在 7 月 31 日出台的涉疆制裁法案。
无论美国怎么折腾，无论其他西方政客如何叫嚣，我们的应对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口头抗议。中国如今国力日益强盛，我们完全应该拥有更多智慧、更大气魄和更坚定的决心，出台让对方真正感受到切肤之痛、让其明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实质性举措。
图片说明：科研人员展示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从月球背面带回的珍贵月壤样本。
这就像 2024 年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成功降落月球背面并带回珍贵的月壤样本后，美国航天机构迫切希望能分享获取中国的月壤。当时我们就完全可以说：美国国会自己白纸黑字通过了《沃尔夫条款》，明文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与中国开展任何航天合作。既然美国想要中国的月壤，那就必须美国自己先修改国内法、撤销相关限制。这是美国自己立法绑住了自己的手脚。
如今在新疆经贸议题上，美西方给我们提供了完全相同的反制良机。
因此，我再次强烈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尽快研究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不管是美国企业、日本企业，还是欧洲企业，只要自认为符合资质，统统请到乌鲁木齐来谈。所有出口统筹经由新疆总公司办理，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胆量拒买中国稀土。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和严谨研判，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胆量。
到头来，他们只能自打嘴巴，并被迫吞下苦果——不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其他西方政客，长期在新疆问题上借题发挥，第一根本动摇不了中国的原则立场，第二只会让自己深陷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根本解决不了自身的供应链危机。
图片说明：高志凯在半岛电视台《正面交锋》与《底线》等栏目就国际大势与中国外交政策展开激烈辩论。
国际舆论交锋与涉疆历史真相
这么多年来，在各种国际多边舞台上，我同西方主流媒体和智库进行了无数次正面的激辩与交锋，用大家的话说，我早已经“身中数弹、弹痕累累”。
但我依然坚持在国际讲坛上同他们坚决斗争，因为我们必须把事实真相向国际社会讲清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的维吾尔族同胞是我们休戚与共的骨肉兄弟姐妹。任何国家都绝不要抱有能把新疆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的任何幻想，那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新疆的内部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新疆治理好、发展好，根本轮不到任何外部势力横加指责、指手画脚。
在我看来，美国政府此时此刻再次死死揪住新疆问题大做文章，本质上暴露了两点：
第一，美国反华敌对势力从未真正放弃对华遏制与敌视图谋；
第二，美国从未放弃过企图将中国一举击垮的霸权幻想。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究竟该如何破局？
这极其关键。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稳扎稳打，同时要有一双洞察秋毫的慧眼，看穿他们背后的真实图谋。此外，我们的对外交往绝不能长期停留在“道德外交”层面，必须坚定跨入“法治外交”的新境界！我们手里必须握有强有力的法定反制权和精准反制工具，才能真正打疼对方、打醒对方，让其彻底恢复理智。
无论在经贸往来、关税争端，还是在涉及国家政治制度、人权、涉疆、涉台、涉港、涉藏等原则问题上，我们不仅要有站在道义制高点的道德力量，更要有坚实的法治力量！我们必须能够拿出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具有高度公信力、能够被国际主流社会所理解并接受的高质量反制方案。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美国是否正在借所谓“人权”之名，将其国内法律和供应链标准强加给整个世界？这是否反映出美国并不真正关心其盟友利益，而是企图利用关税大棒逼迫各国臣服于美国制定的霸权规则？
高志凯：
我认为，眼看着美国已经肆无忌惮地走到今天这一步，国际社会所有人都应当彻底认清一个冷酷的现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去年曾公开说过类似的话：“我根本不需要国际法，唯一能阻止我的只有我自己的道德和我自己的头脑。”当一个大国的领导人都已经把话讲得如此露骨直白时，我们如果还在对国际规则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岂不是太天真了吗？
既然那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根本就没打算遵守国际法，甚至根本不按常理出牌，那么我们就必须拿出自己专属的应对工具箱和强硬反制手段。
我刚才提到的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构想，正是这样一个精准有效的王牌工具。一旦落地实施，就能迫使对方不得不做出实质妥协；否则，他们就只能选择不买中国稀土。
但如果他们选择不买，那绝不是因为中国不卖。我们的规则在国际上公开、透明、公道：只要你满足合规采购条件，欢迎你亲自到新疆乌鲁木齐来，与注册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谈协议、签合同；采购中国稀土，统一使用人民币结算。这一切完全符合市场化经济规律与合规商业惯例，美西方政客又有什么资格和理由提出反对？
如果美方每次出台打压新疆的霸权法案，我们的回应永远只是千篇一律地口头抗议几句、声明谴责一番，那是远远不够的。
在过去国家综合国力和外部条件相对受限的时期，我们不得不采取那种反应方式，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今时不同往日，我们手里已经拥有了丰富多样的反制资源。我们完全可以集思广益、汇聚全国智识，挑选出几条最有力、最合情合理且最具穿透力的方法，对美西方的遏制进行强力回击。
中国和西方都有相似的格言，叫作“得寸进尺”（Give him an inch and he will take a mile）。如果你在原则问题上退让一步，对方就会步步进逼，最终甚至会骑到你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方面我们必须展现清晰坚定的战略姿态：中美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两国之间，唯一正确的相处之道是“必然和平”。任何人都不要妄想用战争来威胁恐吓中国。挑起战争绝不可能在摧毁中国的同时，还能让美国自身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因此，不要同我谈什么中美战争，中美之间必须谈和平。
另一方面，稀土如今绝对是我们手里一张极具分量的战略王牌。在美国率先挑起对华关税战之前，中国从未轻易打出稀土这张牌。是美方首先破坏了国际自由贸易规则、将我们一步步逼到这个份上，中国才真正开始认真考虑将稀土作为有效的反制手段。即便在今天，中国在稀土出口上的管控措施依然是完全合理、合法且合规的。
只要国际客户拥有正当、合理的民用需求，中国依然会充分予以满足。
但是，当美方再次掀起风浪，肆无忌惮地造谣中伤、抹黑打压中国涉疆政策，甚至企图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声势把新疆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割裂出去、在全世界散布大量负面影响时，难道我们就要任由他们无底线打压吗？别人打了我们的左脸，难道我们还要把右脸也伸过去让他打吗？
我坚决认为，我们绝不能这样做！
西方在哪个领域无理打压中国，我们就应当在该领域进行极其深入的研究，并制定出针锋相对的有效反制方法。对方打过来，我们必须坚决打回去！但我们的反击绝不会采用对方那种见不得人的下三滥手段，更不屑于搞背后的下作勾当。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合乎国际法准则与国际自由贸易规则的对等措施展开有力反制。
这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感到格外紧迫的心声。我们绝不能允许外部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无理打压我们、折腾我们、霸凌我们。我们必须真正运用中国人的智慧与头脑，出台硬招实招来打破外部封锁与僵局，这已经成为当前涉外经贸与涉疆舆论斗争的当务之急！
高志凯深度专访：中国应当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并实行人民币统一结算
【观察者网专栏作家、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志凯接受深度专访，系统阐述利用稀土战略王牌反制美西方涉疆制裁的开创性构想】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7 月下旬，美国出台了针对所谓“强迫劳动”的 301 关税以及扩大的《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UFLPA）实体清单等一系列打压措施，并向 60 个贸易伙伴施压，要求其按照美国制定的标准设立进口禁令，否则将面临惩罚性关税。在您看来，美国为何选择在临近中期选举的关键节点再次大肆炒作新疆议题？美国是否正在将原本针对新疆的特定工具，演变为针对中国全产业链的制度性经贸武器？
高志凯：
首先，针对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死死抓住新疆问题不放，持续对中国进行抹黑、歪曲、造谣和各种敌对行径，我想再次提出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性建议：鉴于稀土对于全球高科技产业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以及中国稀土出口在国际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我郑重建议国家正式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对全国所有的稀土出口业务实行统筹统一管理。
为什么必须这么做？
中国稀土产业链非常庞大且极为复杂。国内众多稀土生产加工企业并不属于中央直属国企，有些甚至也不是地方国有企业，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民营企业，产业网络覆盖极为广泛。在过去的出口流程中，市场经营主体繁多、出口渠道多元复杂，容易产生管理上的漏洞，同时也容易被外部敌对势力钻空子。
因此，我建议必须组建“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这家公司不一定必须是中央央企，甚至不一定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国企，但关键在于它必须承担起代表国家对稀土出口实行统一定价、统一配额、统一审批和统一管理的战略职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也是整套反制方案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一环：**我建议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法定总部设立在中国新疆**。
图片说明：中国西北新疆富蕴县可可托海三号稀土矿坑全景。
大家看看美国在 7 月 31 日所采取的恶劣行径：美国紧盯着新疆问题不放，捏造各种荒谬借口，全面禁止进口产自新疆的番茄酱、棉花、服装鞋帽、纺织品、多晶硅矿产及机械设备等各类产品。
既然美国一意孤行、无理取闹、肆意颠倒黑白，那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合情合法的对等反制措施：美西方国家的高端制造和军工产业不是极度依赖中国的稀土吗？如果你认为自己具备采购资格，并能顺利获得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的合规审批，那么欢迎你来洽谈采购业务。
但是，你们必须到哪里来谈？不是去上海，也不是去深圳或广州，而是**必须统一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商务谈判达成后，所有的采购合同必须统一与注册并常驻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正式签署。与此同时，所有出口稀土产品的外包装上，都必须堂堂正正、醒目清晰地印上“中国新疆”字样！
不仅如此，在采购中国稀土时，付款结算方式必须且只能使用人民币。我们坚决不接受美元、日元、欧元或任何其他西方货币，一律只收人民币！作为一名学者，我始终坚信这是一个极具战略智慧和可操作性的绝佳反制方案，因此我一直持续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真考虑并采纳这一构想。
为什么这一方案在现实中完全具备可行性？
首先，它能从根本上强化国家对战略稀土资源的统一出口管理，这本身就关乎国家核心利益。
其次，将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总部设在新疆，正好可以借此让全世界看清楚：那些成天叫嚣着要全面抵制所谓“新疆制造”的西方国家和跨国企业，在面临自身产业生死攸关的稀土资源时，究竟敢不敢因为稀土出自新疆而拒绝采购？
我敢断定，为了拿到维持其高科技运转所必需的稀土，他们就算用爬的，也得爬到新疆来谈！即便你百般阻拦，他们也会削尖了脑袋非签不可。为了买到中国稀土，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把手中的美元、欧元和日元兑换成人民币来付款。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用更大的战略智慧、更大的胆魄和更高超的跨部门统筹能力，来打赢这场经贸博弈？
这样一来，我们一方面真正把国家稀土出口命脉管好、管严；另一方面，也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彻底粉碎美国相关部门在 7 月 31 日出台的涉疆制裁法案。
无论美国怎么折腾，无论其他西方政客如何叫嚣，我们的应对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口头抗议。中国如今国力日益强盛，我们完全应该拥有更多智慧、更大气魄和更坚定的决心，出台让对方真正感受到切肤之痛、让其明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实质性举措。
图片说明：科研人员展示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从月球背面带回的珍贵月壤样本。
这就像 2024 年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成功降落月球背面并带回珍贵的月壤样本后，美国航天机构迫切希望能分享获取中国的月壤。当时我们就完全可以说：美国国会自己白纸黑字通过了《沃尔夫条款》，明文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与中国开展任何航天合作。既然美国想要中国的月壤，那就必须美国自己先修改国内法、撤销相关限制。这是美国自己立法绑住了自己的手脚。
如今在新疆经贸议题上，美西方给我们提供了完全相同的反制良机。
因此，我再次强烈呼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尽快研究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不管是美国企业、日本企业，还是欧洲企业，只要自认为符合资质，统统请到乌鲁木齐来谈。所有出口统筹经由新疆总公司办理，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胆量拒买中国稀土。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和严谨研判，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胆量。
到头来，他们只能自打嘴巴，并被迫吞下苦果——不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其他西方政客，长期在新疆问题上借题发挥，第一根本动摇不了中国的原则立场，第二只会让自己深陷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根本解决不了自身的供应链危机。
图片说明：高志凯在半岛电视台《正面交锋》与《底线》等栏目就国际大势与中国外交政策展开激烈辩论。
国际舆论交锋与涉疆历史真相
这么多年来，在各种国际多边舞台上，我同西方主流媒体和智库进行了无数次正面的激辩与交锋，用大家的话说，我早已经“身中数弹、弹痕累累”。
但我依然坚持在国际讲坛上同他们坚决斗争，因为我们必须把事实真相向国际社会讲清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的维吾尔族同胞是我们休戚与共的骨肉兄弟姐妹。任何国家都绝不要抱有能把新疆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的任何幻想，那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新疆的内部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新疆治理好、发展好，根本轮不到任何外部势力横加指责、指手画脚。
在我看来，美国政府此时此刻再次死死揪住新疆问题大做文章，本质上暴露了两点：
第一，美国反华敌对势力从未真正放弃对华遏制与敌视图谋；
第二，美国从未放弃过企图将中国一举击垮的霸权幻想。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究竟该如何破局？
这极其关键。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稳扎稳打，同时要有一双洞察秋毫的慧眼，看穿他们背后的真实图谋。此外，我们的对外交往绝不能长期停留在“道德外交”层面，必须坚定跨入“法治外交”的新境界！我们手里必须握有强有力的法定反制权和精准反制工具，才能真正打疼对方、打醒对方，让其彻底恢复理智。
无论在经贸往来、关税争端，还是在涉及国家政治制度、人权、涉疆、涉台、涉港、涉藏等原则问题上，我们不仅要有站在道义制高点的道德力量，更要有坚实的法治力量！我们必须能够拿出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具有高度公信力、能够被国际主流社会所理解并接受的高质量反制方案。
媒体提问（观察者网 / The China Academy）：
美国是否正在借所谓“人权”之名，将其国内法律和供应链标准强加给整个世界？这是否反映出美国并不真正关心其盟友利益，而是企图利用关税大棒逼迫各国臣服于美国制定的霸权规则？
高志凯：
我认为，眼看着美国已经肆无忌惮地走到今天这一步，国际社会所有人都应当彻底认清一个冷酷的现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去年曾公开说过类似的话：“我根本不需要国际法，唯一能阻止我的只有我自己的道德和我自己的头脑。”当一个大国的领导人都已经把话讲得如此露骨直白时，我们如果还在对国际规则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岂不是太天真了吗？
既然那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根本就没打算遵守国际法，甚至根本不按常理出牌，那么我们就必须拿出自己专属的应对工具箱和强硬反制手段。
我刚才提到的在新疆设立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的构想，正是这样一个精准有效的王牌工具。一旦落地实施，就能迫使对方不得不做出实质妥协；否则，他们就只能选择不买中国稀土。
但如果他们选择不买，那绝不是因为中国不卖。我们的规则在国际上公开、透明、公道：只要你满足合规采购条件，欢迎你亲自到新疆乌鲁木齐来，与注册在新疆的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谈协议、签合同；采购中国稀土，统一使用人民币结算。这一切完全符合市场化经济规律与合规商业惯例，美西方政客又有什么资格和理由提出反对？
如果美方每次出台打压新疆的霸权法案，我们的回应永远只是千篇一律地口头抗议几句、声明谴责一番，那是远远不够的。
在过去国家综合国力和外部条件相对受限的时期，我们不得不采取那种反应方式，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今时不同往日，我们手里已经拥有了丰富多样的反制资源。我们完全可以集思广益、汇聚全国智识，挑选出几条最有力、最合情合理且最具穿透力的方法，对美西方的遏制进行强力回击。
中国和西方都有相似的格言，叫作“得寸进尺”（Give him an inch and he will take a mile）。如果你在原则问题上退让一步，对方就会步步进逼，最终甚至会骑到你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方面我们必须展现清晰坚定的战略姿态：中美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两国之间，唯一正确的相处之道是“必然和平”。任何人都不要妄想用战争来威胁恐吓中国。挑起战争绝不可能在摧毁中国的同时，还能让美国自身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因此，不要同我谈什么中美战争，中美之间必须谈和平。
另一方面，稀土如今绝对是我们手里一张极具分量的战略王牌。在美国率先挑起对华关税战之前，中国从未轻易打出稀土这张牌。是美方首先破坏了国际自由贸易规则、将我们一步步逼到这个份上，中国才真正开始认真考虑将稀土作为有效的反制手段。即便在今天，中国在稀土出口上的管控措施依然是完全合理、合法且合规的。
只要国际客户拥有正当、合理的民用需求，中国依然会充分予以满足。
但是，当美方再次掀起风浪，肆无忌惮地造谣中伤、抹黑打压中国涉疆政策，甚至企图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声势把新疆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割裂出去、在全世界散布大量负面影响时，难道我们就要任由他们无底线打压吗？别人打了我们的左脸，难道我们还要把右脸也伸过去让他打吗？
我坚决认为，我们绝不能这样做！
西方在哪个领域无理打压中国，我们就应当在该领域进行极其深入的研究，并制定出针锋相对的有效反制方法。对方打过来，我们必须坚决打回去！但我们的反击绝不会采用对方那种见不得人的下三滥手段，更不屑于搞背后的下作勾当。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合乎国际法准则与国际自由贸易规则的对等措施展开有力反制。
这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感到格外紧迫的心声。我们绝不能允许外部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无理打压我们、折腾我们、霸凌我们。我们必须真正运用中国人的智慧与头脑，出台硬招实招来打破外部封锁与僵局，这已经成为当前涉外经贸与涉疆舆论斗争的当务之急！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在澳大利亚针对维吾尔人的骚扰与恐吓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4 次浏览 • 2026-08-21 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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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在澳大利亚针对维吾尔人的骚扰与恐吓
据土耳其主流媒体《尼达报》（Haber Nida）报道，总部位于欧洲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DUK）针对近期国际人权机构披露的澳大利亚维吾尔居民遭受跨国骚扰事件，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正式声明，对针对海外流亡维吾尔社群的长臂管辖和恐吓行径表示最强烈的谴责。
图片说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就海外维吾尔人处境发表官方声明。
呼吁民主国家切实保护本国公民安全
世维会发言人在声明中严正指出，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维吾尔族居民依法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任何外国情报和安全机构通过微信监听、威胁电话以及扣押国内无辜家属作为人质的手段，都是对主权国家法律秩序的肆意践踏。
敦促西方盟友联手实施精准制裁
世维会敦促澳大利亚政府联合美、英、加等盟友，依据各自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直接策划、下令并实施跨国恐吓镇压的责任官员及实体采取冻结资产、禁止入境等定向制裁措施，并在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构上发起专项调查动议。 查看全部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在澳大利亚针对维吾尔人的骚扰与恐吓
据土耳其主流媒体《尼达报》（Haber Nida）报道，总部位于欧洲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DUK）针对近期国际人权机构披露的澳大利亚维吾尔居民遭受跨国骚扰事件，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正式声明，对针对海外流亡维吾尔社群的长臂管辖和恐吓行径表示最强烈的谴责。
图片说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就海外维吾尔人处境发表官方声明。
呼吁民主国家切实保护本国公民安全
世维会发言人在声明中严正指出，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维吾尔族居民依法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任何外国情报和安全机构通过微信监听、威胁电话以及扣押国内无辜家属作为人质的手段，都是对主权国家法律秩序的肆意践踏。
敦促西方盟友联手实施精准制裁
世维会敦促澳大利亚政府联合美、英、加等盟友，依据各自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直接策划、下令并实施跨国恐吓镇压的责任官员及实体采取冻结资产、禁止入境等定向制裁措施，并在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构上发起专项调查动议。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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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在澳大利亚针对维吾尔人的骚扰与恐吓
据土耳其主流媒体《尼达报》（Haber Nida）报道，总部位于欧洲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DUK）针对近期国际人权机构披露的澳大利亚维吾尔居民遭受跨国骚扰事件，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正式声明，对针对海外流亡维吾尔社群的长臂管辖和恐吓行径表示最强烈的谴责。
图片说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就海外维吾尔人处境发表官方声明。
呼吁民主国家切实保护本国公民安全
世维会发言人在声明中严正指出，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维吾尔族居民依法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任何外国情报和安全机构通过微信监听、威胁电话以及扣押国内无辜家属作为人质的手段，都是对主权国家法律秩序的肆意践踏。
敦促西方盟友联手实施精准制裁
世维会敦促澳大利亚政府联合美、英、加等盟友，依据各自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直接策划、下令并实施跨国恐吓镇压的责任官员及实体采取冻结资产、禁止入境等定向制裁措施，并在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构上发起专项调查动议。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在澳大利亚针对维吾尔人的骚扰与恐吓
据土耳其主流媒体《尼达报》（Haber Nida）报道，总部位于欧洲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DUK）针对近期国际人权机构披露的澳大利亚维吾尔居民遭受跨国骚扰事件，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正式声明，对针对海外流亡维吾尔社群的长臂管辖和恐吓行径表示最强烈的谴责。
图片说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就海外维吾尔人处境发表官方声明。
呼吁民主国家切实保护本国公民安全
世维会发言人在声明中严正指出，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维吾尔族居民依法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任何外国情报和安全机构通过微信监听、威胁电话以及扣押国内无辜家属作为人质的手段，都是对主权国家法律秩序的肆意践踏。
敦促西方盟友联手实施精准制裁
世维会敦促澳大利亚政府联合美、英、加等盟友，依据各自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直接策划、下令并实施跨国恐吓镇压的责任官员及实体采取冻结资产、禁止入境等定向制裁措施，并在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构上发起专项调查动议。
深度剖析：国际反恐合作话语如何演变为针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治理工具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99 次浏览 • 2026-08-21 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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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剖析：国际反恐合作话语如何演变为针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治理工具
天主教亚洲通讯社（UCA News）发表长篇深度调查与分析文章，系统梳理并揭示了自 2001 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官方是如何巧妙借用并重塑全球“反恐战争”的国际话语体系，将原有的国内民族矛盾与边疆治理，一步步包装成所谓的“反恐与去极端化”工程，进而对新疆维吾尔族及其他穆斯林群体实施系统性管控的全部过程。
图片说明：在“反恐”与“去极端化”名义下设立的新疆预防性拘押设施与严密安保网络。
话语包装的战略转向：从“反分裂”到“全球反恐”
文章指出，在“9·11”事件之前，中国官方对新疆地区少数民族表达不满或抗议行为的定性，主要使用“地方民族主义”、“反革命”或“民族分裂势力”等政治标签。
然而，“9·11”事件发生后，随着国际社会把焦点全面转向打击跨国恐怖主义，北京迅速抓住了这一国际契机，将其对新疆维吾尔人的长期管控与国际反恐大势直接挂钩，把所有的文化诉求、宗教实践以及对地方政策的批评，统统重新归类为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以此换取国际社会对其强硬治理手段的默许。
立法规制与日常习俗的“罪名化”
随着“反恐”概念的不断泛化，中国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新疆实施办法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
调查深入指出，这些法规通过模糊不清的法律条文，将维吾尔群众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遍、正常的文化与宗教习惯全面“极端化”和“罪名化”：
1. **日常生活禁令**：蓄留非传统长胡须、女性穿戴蒙面罩袍或希贾布头巾、在公共场合互相使用传统穆斯林问候语，都被列为涉嫌极端的行为特征。
2. **宗教活动受限**：非官方指定清真寺的聚会、私下教授《古兰经》、在家中做礼拜或封斋过开斋节，均被定性为“非法宗教活动”。
3. **语言文化边缘化**：在中小学全面取缔维吾尔母语授课，将传统民族文学书籍和历史出版物列为“问题教材”进行清查。
“人民反恐战争”掩护下的大规模拘押与社会改造
在所谓“人民反恐战争”的政治动员下，新疆各地建立起了庞大的预防性拘押网络——即外界所称的再教育集中营。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等少数民族穆斯林在没有经过任何正当法律审判、没有出示合法搜查逮捕证件的情况下，被长期关押在封闭式设施内，被迫接受政治思想灌输、强制汉语学习并参加流水线强制劳动。
此外，为了切断文化传承，当局还将父母被拘押的未成年儿童强行集中送入全封闭寄宿学校，实施母语剥离与同化教育。
株连海外发声者：茹仙·阿巴斯与古丽仙医生的典型案例
UCA News 在长篇报道中特别重点援引了“维吾尔运动”创始人兼主席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的亲身经历。
茹仙·阿巴斯回忆道，2018 年她在华盛顿智库公开发表关于新疆集中营真相的演讲仅仅 6 天后，她留在乌鲁木齐、早已退休且从不涉足政治的亲姐姐——古丽仙·阿巴斯医生（Dr. Gulshan Abbas）就在家中被秘密带走，随后被中国法院以莫须有的“恐怖主义”罪名重判 20 年有期徒刑。
茹仙·阿巴斯愤慨地指出：“北京当局将整整一个民族和宗教群体整体打上了‘安全威胁’的烙印，其根本目的根本不是反恐，而是为了以此为借口，对维吾尔人实施集体惩罚并彻底抹去我们的民族身份与文化根基。”
“9·11”二十五周年之际的历史警示
在即将迎来“9·11”事件二十五周年之际，天主教亚洲通讯社在文章结尾发出深刻警示：国际社会绝不能允许合法的反恐努力被任何威权政权挪用和歪曲，成为推行国家恐怖主义、践踏基本人权与实施危害人类罪的合法遮羞布。捍卫人类尊严与宗教自由，依然是全球文明社会必须共同坚守的底线。 查看全部
深度剖析：国际反恐合作话语如何演变为针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治理工具
天主教亚洲通讯社（UCA News）发表长篇深度调查与分析文章，系统梳理并揭示了自 2001 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官方是如何巧妙借用并重塑全球“反恐战争”的国际话语体系，将原有的国内民族矛盾与边疆治理，一步步包装成所谓的“反恐与去极端化”工程，进而对新疆维吾尔族及其他穆斯林群体实施系统性管控的全部过程。
图片说明：在“反恐”与“去极端化”名义下设立的新疆预防性拘押设施与严密安保网络。
话语包装的战略转向：从“反分裂”到“全球反恐”
文章指出，在“9·11”事件之前，中国官方对新疆地区少数民族表达不满或抗议行为的定性，主要使用“地方民族主义”、“反革命”或“民族分裂势力”等政治标签。
然而，“9·11”事件发生后，随着国际社会把焦点全面转向打击跨国恐怖主义，北京迅速抓住了这一国际契机，将其对新疆维吾尔人的长期管控与国际反恐大势直接挂钩，把所有的文化诉求、宗教实践以及对地方政策的批评，统统重新归类为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以此换取国际社会对其强硬治理手段的默许。
立法规制与日常习俗的“罪名化”
随着“反恐”概念的不断泛化，中国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新疆实施办法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
调查深入指出，这些法规通过模糊不清的法律条文，将维吾尔群众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遍、正常的文化与宗教习惯全面“极端化”和“罪名化”：
1. **日常生活禁令**：蓄留非传统长胡须、女性穿戴蒙面罩袍或希贾布头巾、在公共场合互相使用传统穆斯林问候语，都被列为涉嫌极端的行为特征。
2. **宗教活动受限**：非官方指定清真寺的聚会、私下教授《古兰经》、在家中做礼拜或封斋过开斋节，均被定性为“非法宗教活动”。
3. **语言文化边缘化**：在中小学全面取缔维吾尔母语授课，将传统民族文学书籍和历史出版物列为“问题教材”进行清查。
“人民反恐战争”掩护下的大规模拘押与社会改造
在所谓“人民反恐战争”的政治动员下，新疆各地建立起了庞大的预防性拘押网络——即外界所称的再教育集中营。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等少数民族穆斯林在没有经过任何正当法律审判、没有出示合法搜查逮捕证件的情况下，被长期关押在封闭式设施内，被迫接受政治思想灌输、强制汉语学习并参加流水线强制劳动。
此外，为了切断文化传承，当局还将父母被拘押的未成年儿童强行集中送入全封闭寄宿学校，实施母语剥离与同化教育。
株连海外发声者：茹仙·阿巴斯与古丽仙医生的典型案例
UCA News 在长篇报道中特别重点援引了“维吾尔运动”创始人兼主席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的亲身经历。
茹仙·阿巴斯回忆道，2018 年她在华盛顿智库公开发表关于新疆集中营真相的演讲仅仅 6 天后，她留在乌鲁木齐、早已退休且从不涉足政治的亲姐姐——古丽仙·阿巴斯医生（Dr. Gulshan Abbas）就在家中被秘密带走，随后被中国法院以莫须有的“恐怖主义”罪名重判 20 年有期徒刑。
茹仙·阿巴斯愤慨地指出：“北京当局将整整一个民族和宗教群体整体打上了‘安全威胁’的烙印，其根本目的根本不是反恐，而是为了以此为借口，对维吾尔人实施集体惩罚并彻底抹去我们的民族身份与文化根基。”
“9·11”二十五周年之际的历史警示
在即将迎来“9·11”事件二十五周年之际，天主教亚洲通讯社在文章结尾发出深刻警示：国际社会绝不能允许合法的反恐努力被任何威权政权挪用和歪曲，成为推行国家恐怖主义、践踏基本人权与实施危害人类罪的合法遮羞布。捍卫人类尊严与宗教自由，依然是全球文明社会必须共同坚守的底线。 查看全部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深度剖析：国际反恐合作话语如何演变为针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治理工具
天主教亚洲通讯社（UCA News）发表长篇深度调查与分析文章，系统梳理并揭示了自 2001 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官方是如何巧妙借用并重塑全球“反恐战争”的国际话语体系，将原有的国内民族矛盾与边疆治理，一步步包装成所谓的“反恐与去极端化”工程，进而对新疆维吾尔族及其他穆斯林群体实施系统性管控的全部过程。
图片说明：在“反恐”与“去极端化”名义下设立的新疆预防性拘押设施与严密安保网络。
话语包装的战略转向：从“反分裂”到“全球反恐”
文章指出，在“9·11”事件之前，中国官方对新疆地区少数民族表达不满或抗议行为的定性，主要使用“地方民族主义”、“反革命”或“民族分裂势力”等政治标签。
然而，“9·11”事件发生后，随着国际社会把焦点全面转向打击跨国恐怖主义，北京迅速抓住了这一国际契机，将其对新疆维吾尔人的长期管控与国际反恐大势直接挂钩，把所有的文化诉求、宗教实践以及对地方政策的批评，统统重新归类为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以此换取国际社会对其强硬治理手段的默许。
立法规制与日常习俗的“罪名化”
随着“反恐”概念的不断泛化，中国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新疆实施办法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
调查深入指出，这些法规通过模糊不清的法律条文，将维吾尔群众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遍、正常的文化与宗教习惯全面“极端化”和“罪名化”：
1. **日常生活禁令**：蓄留非传统长胡须、女性穿戴蒙面罩袍或希贾布头巾、在公共场合互相使用传统穆斯林问候语，都被列为涉嫌极端的行为特征。
2. **宗教活动受限**：非官方指定清真寺的聚会、私下教授《古兰经》、在家中做礼拜或封斋过开斋节，均被定性为“非法宗教活动”。
3. **语言文化边缘化**：在中小学全面取缔维吾尔母语授课，将传统民族文学书籍和历史出版物列为“问题教材”进行清查。
“人民反恐战争”掩护下的大规模拘押与社会改造
在所谓“人民反恐战争”的政治动员下，新疆各地建立起了庞大的预防性拘押网络——即外界所称的再教育集中营。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等少数民族穆斯林在没有经过任何正当法律审判、没有出示合法搜查逮捕证件的情况下，被长期关押在封闭式设施内，被迫接受政治思想灌输、强制汉语学习并参加流水线强制劳动。
此外，为了切断文化传承，当局还将父母被拘押的未成年儿童强行集中送入全封闭寄宿学校，实施母语剥离与同化教育。
株连海外发声者：茹仙·阿巴斯与古丽仙医生的典型案例
UCA News 在长篇报道中特别重点援引了“维吾尔运动”创始人兼主席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的亲身经历。
茹仙·阿巴斯回忆道，2018 年她在华盛顿智库公开发表关于新疆集中营真相的演讲仅仅 6 天后，她留在乌鲁木齐、早已退休且从不涉足政治的亲姐姐——古丽仙·阿巴斯医生（Dr. Gulshan Abbas）就在家中被秘密带走，随后被中国法院以莫须有的“恐怖主义”罪名重判 20 年有期徒刑。
茹仙·阿巴斯愤慨地指出：“北京当局将整整一个民族和宗教群体整体打上了‘安全威胁’的烙印，其根本目的根本不是反恐，而是为了以此为借口，对维吾尔人实施集体惩罚并彻底抹去我们的民族身份与文化根基。”
“9·11”二十五周年之际的历史警示
在即将迎来“9·11”事件二十五周年之际，天主教亚洲通讯社在文章结尾发出深刻警示：国际社会绝不能允许合法的反恐努力被任何威权政权挪用和歪曲，成为推行国家恐怖主义、践踏基本人权与实施危害人类罪的合法遮羞布。捍卫人类尊严与宗教自由，依然是全球文明社会必须共同坚守的底线。
深度剖析：国际反恐合作话语如何演变为针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治理工具
天主教亚洲通讯社（UCA News）发表长篇深度调查与分析文章，系统梳理并揭示了自 2001 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官方是如何巧妙借用并重塑全球“反恐战争”的国际话语体系，将原有的国内民族矛盾与边疆治理，一步步包装成所谓的“反恐与去极端化”工程，进而对新疆维吾尔族及其他穆斯林群体实施系统性管控的全部过程。
图片说明：在“反恐”与“去极端化”名义下设立的新疆预防性拘押设施与严密安保网络。
话语包装的战略转向：从“反分裂”到“全球反恐”
文章指出，在“9·11”事件之前，中国官方对新疆地区少数民族表达不满或抗议行为的定性，主要使用“地方民族主义”、“反革命”或“民族分裂势力”等政治标签。
然而，“9·11”事件发生后，随着国际社会把焦点全面转向打击跨国恐怖主义，北京迅速抓住了这一国际契机，将其对新疆维吾尔人的长期管控与国际反恐大势直接挂钩，把所有的文化诉求、宗教实践以及对地方政策的批评，统统重新归类为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以此换取国际社会对其强硬治理手段的默许。
立法规制与日常习俗的“罪名化”
随着“反恐”概念的不断泛化，中国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新疆实施办法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
调查深入指出，这些法规通过模糊不清的法律条文，将维吾尔群众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遍、正常的文化与宗教习惯全面“极端化”和“罪名化”：
1. **日常生活禁令**：蓄留非传统长胡须、女性穿戴蒙面罩袍或希贾布头巾、在公共场合互相使用传统穆斯林问候语，都被列为涉嫌极端的行为特征。
2. **宗教活动受限**：非官方指定清真寺的聚会、私下教授《古兰经》、在家中做礼拜或封斋过开斋节，均被定性为“非法宗教活动”。
3. **语言文化边缘化**：在中小学全面取缔维吾尔母语授课，将传统民族文学书籍和历史出版物列为“问题教材”进行清查。
“人民反恐战争”掩护下的大规模拘押与社会改造
在所谓“人民反恐战争”的政治动员下，新疆各地建立起了庞大的预防性拘押网络——即外界所称的再教育集中营。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等少数民族穆斯林在没有经过任何正当法律审判、没有出示合法搜查逮捕证件的情况下，被长期关押在封闭式设施内，被迫接受政治思想灌输、强制汉语学习并参加流水线强制劳动。
此外，为了切断文化传承，当局还将父母被拘押的未成年儿童强行集中送入全封闭寄宿学校，实施母语剥离与同化教育。
株连海外发声者：茹仙·阿巴斯与古丽仙医生的典型案例
UCA News 在长篇报道中特别重点援引了“维吾尔运动”创始人兼主席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的亲身经历。
茹仙·阿巴斯回忆道，2018 年她在华盛顿智库公开发表关于新疆集中营真相的演讲仅仅 6 天后，她留在乌鲁木齐、早已退休且从不涉足政治的亲姐姐——古丽仙·阿巴斯医生（Dr. Gulshan Abbas）就在家中被秘密带走，随后被中国法院以莫须有的“恐怖主义”罪名重判 20 年有期徒刑。
茹仙·阿巴斯愤慨地指出：“北京当局将整整一个民族和宗教群体整体打上了‘安全威胁’的烙印，其根本目的根本不是反恐，而是为了以此为借口，对维吾尔人实施集体惩罚并彻底抹去我们的民族身份与文化根基。”
“9·11”二十五周年之际的历史警示
在即将迎来“9·11”事件二十五周年之际，天主教亚洲通讯社在文章结尾发出深刻警示：国际社会绝不能允许合法的反恐努力被任何威权政权挪用和歪曲，成为推行国家恐怖主义、践踏基本人权与实施危害人类罪的合法遮羞布。捍卫人类尊严与宗教自由，依然是全球文明社会必须共同坚守的底线。
亲情与尊严之间：海外维吾尔人被迫面对的人生抉择与困境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7 次浏览 • 2026-08-21 20:36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亲情与尊严之间：海外维吾尔人被迫面对的人生抉择与困境
作者：伊利夏提·哈桑·阔克博尔（维吾尔人权项目专栏）
对于一个背井离乡、远离故土的人来说，“回家”本是一个再普通、再朴素不过的愿望。
谁不想念自己年迈的父母？想在母亲满头白发之前再抱一抱她；想在父亲走不动路之前陪他坐着聊聊天；想回去看看家乡熟悉的街道，听一听亲切的乡音。这些人之常情的愿望，本来不应该掺杂任何政治色彩，更不应该变成一种沉重的人性折磨。
图片说明：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发布的深度观察特写配图。
回家愿望被政治化：横亘在亲情面前的高墙
然而对千千万万生活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回家却变成了一条充满险阻的坎坷之路。要拿到回家的许可，往往意味着要接受严苛的政治审查，甚至被迫做出出卖良知、向权势低头的妥协。许多人因为担心自己公开的一句话、一次集会会给国内的父母亲人招来无妄之灾，不得不断绝与家乡亲人的一切联络。
尊严与道义的艰难坚守
在日复一日的痛苦思念中，海外维吾尔人每天都在经历着亲情与尊严的激烈拉扯：是选择向不公低头换取一线回家的可能，还是坚守做人的尊严、继续为无辜同胞发声？作者写道，坚守对事实的陈述和对人权价值的追求，是支撑许多流亡者在绝境中走下去的精神灯塔。无论前路多么艰难，捍卫良知与尊严永远是每个海外维吾尔人最宝贵的人生底色。 查看全部
亲情与尊严之间：海外维吾尔人被迫面对的人生抉择与困境
作者：伊利夏提·哈桑·阔克博尔（维吾尔人权项目专栏）
对于一个背井离乡、远离故土的人来说，“回家”本是一个再普通、再朴素不过的愿望。
谁不想念自己年迈的父母？想在母亲满头白发之前再抱一抱她；想在父亲走不动路之前陪他坐着聊聊天；想回去看看家乡熟悉的街道，听一听亲切的乡音。这些人之常情的愿望，本来不应该掺杂任何政治色彩，更不应该变成一种沉重的人性折磨。
图片说明：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发布的深度观察特写配图。
回家愿望被政治化：横亘在亲情面前的高墙
然而对千千万万生活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回家却变成了一条充满险阻的坎坷之路。要拿到回家的许可，往往意味着要接受严苛的政治审查，甚至被迫做出出卖良知、向权势低头的妥协。许多人因为担心自己公开的一句话、一次集会会给国内的父母亲人招来无妄之灾，不得不断绝与家乡亲人的一切联络。
尊严与道义的艰难坚守
在日复一日的痛苦思念中，海外维吾尔人每天都在经历着亲情与尊严的激烈拉扯：是选择向不公低头换取一线回家的可能，还是坚守做人的尊严、继续为无辜同胞发声？作者写道，坚守对事实的陈述和对人权价值的追求，是支撑许多流亡者在绝境中走下去的精神灯塔。无论前路多么艰难，捍卫良知与尊严永远是每个海外维吾尔人最宝贵的人生底色。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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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与尊严之间：海外维吾尔人被迫面对的人生抉择与困境
作者：伊利夏提·哈桑·阔克博尔（维吾尔人权项目专栏）
对于一个背井离乡、远离故土的人来说，“回家”本是一个再普通、再朴素不过的愿望。
谁不想念自己年迈的父母？想在母亲满头白发之前再抱一抱她；想在父亲走不动路之前陪他坐着聊聊天；想回去看看家乡熟悉的街道，听一听亲切的乡音。这些人之常情的愿望，本来不应该掺杂任何政治色彩，更不应该变成一种沉重的人性折磨。
图片说明：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发布的深度观察特写配图。
回家愿望被政治化：横亘在亲情面前的高墙
然而对千千万万生活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回家却变成了一条充满险阻的坎坷之路。要拿到回家的许可，往往意味着要接受严苛的政治审查，甚至被迫做出出卖良知、向权势低头的妥协。许多人因为担心自己公开的一句话、一次集会会给国内的父母亲人招来无妄之灾，不得不断绝与家乡亲人的一切联络。
尊严与道义的艰难坚守
在日复一日的痛苦思念中，海外维吾尔人每天都在经历着亲情与尊严的激烈拉扯：是选择向不公低头换取一线回家的可能，还是坚守做人的尊严、继续为无辜同胞发声？作者写道，坚守对事实的陈述和对人权价值的追求，是支撑许多流亡者在绝境中走下去的精神灯塔。无论前路多么艰难，捍卫良知与尊严永远是每个海外维吾尔人最宝贵的人生底色。
亲情与尊严之间：海外维吾尔人被迫面对的人生抉择与困境
作者：伊利夏提·哈桑·阔克博尔（维吾尔人权项目专栏）
对于一个背井离乡、远离故土的人来说，“回家”本是一个再普通、再朴素不过的愿望。
谁不想念自己年迈的父母？想在母亲满头白发之前再抱一抱她；想在父亲走不动路之前陪他坐着聊聊天；想回去看看家乡熟悉的街道，听一听亲切的乡音。这些人之常情的愿望，本来不应该掺杂任何政治色彩，更不应该变成一种沉重的人性折磨。
图片说明：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发布的深度观察特写配图。
回家愿望被政治化：横亘在亲情面前的高墙
然而对千千万万生活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回家却变成了一条充满险阻的坎坷之路。要拿到回家的许可，往往意味着要接受严苛的政治审查，甚至被迫做出出卖良知、向权势低头的妥协。许多人因为担心自己公开的一句话、一次集会会给国内的父母亲人招来无妄之灾，不得不断绝与家乡亲人的一切联络。
尊严与道义的艰难坚守
在日复一日的痛苦思念中，海外维吾尔人每天都在经历着亲情与尊严的激烈拉扯：是选择向不公低头换取一线回家的可能，还是坚守做人的尊严、继续为无辜同胞发声？作者写道，坚守对事实的陈述和对人权价值的追求，是支撑许多流亡者在绝境中走下去的精神灯塔。无论前路多么艰难，捍卫良知与尊严永远是每个海外维吾尔人最宝贵的人生底色。
新疆寄宿学校与儿童安置设施数量持续增加引发国际人权关切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6 次浏览 • 2026-08-21 20:36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新疆寄宿学校与儿童安置设施数量持续增加引发国际人权关切
据土耳其《维吾尔新闻》（Uygur Haber）援引多家国际人权研究机构与最新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在新疆各地，专门用来安置父母被拘押或外出务工家庭的儿童寄宿学校与集中育儿设施数量，依然在持续增加。
图片说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设立的儿童寄宿与教育管理设施。
封闭式寄宿管理与母语环境剥离
多份专题调查报告披露，这些设施大多实行全封闭式、半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孩子们从小被集中送进寄宿学校，在校内被要求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学习和日常交流，维吾尔母语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原本传统的民族习俗和宗教文化课程也被大幅削减。
专家与国际机构的人道担忧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以及多位国际社会学专家指出，把年幼的孩子过早且长期与父母、原生家庭和本土文化环境彻底隔离开来，很容易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情感发育和民族文化认同造成不可逆转的长远伤害。人权组织强烈呼吁保障最基本的家庭团聚权，让孩子们能够回到父母身边，在健全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快乐成长。 查看全部
新疆寄宿学校与儿童安置设施数量持续增加引发国际人权关切
据土耳其《维吾尔新闻》（Uygur Haber）援引多家国际人权研究机构与最新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在新疆各地，专门用来安置父母被拘押或外出务工家庭的儿童寄宿学校与集中育儿设施数量，依然在持续增加。
图片说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设立的儿童寄宿与教育管理设施。
封闭式寄宿管理与母语环境剥离
多份专题调查报告披露，这些设施大多实行全封闭式、半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孩子们从小被集中送进寄宿学校，在校内被要求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学习和日常交流，维吾尔母语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原本传统的民族习俗和宗教文化课程也被大幅削减。
专家与国际机构的人道担忧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以及多位国际社会学专家指出，把年幼的孩子过早且长期与父母、原生家庭和本土文化环境彻底隔离开来，很容易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情感发育和民族文化认同造成不可逆转的长远伤害。人权组织强烈呼吁保障最基本的家庭团聚权，让孩子们能够回到父母身边，在健全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快乐成长。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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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寄宿学校与儿童安置设施数量持续增加引发国际人权关切
据土耳其《维吾尔新闻》（Uygur Haber）援引多家国际人权研究机构与最新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在新疆各地，专门用来安置父母被拘押或外出务工家庭的儿童寄宿学校与集中育儿设施数量，依然在持续增加。
图片说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设立的儿童寄宿与教育管理设施。
封闭式寄宿管理与母语环境剥离
多份专题调查报告披露，这些设施大多实行全封闭式、半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孩子们从小被集中送进寄宿学校，在校内被要求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学习和日常交流，维吾尔母语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原本传统的民族习俗和宗教文化课程也被大幅削减。
专家与国际机构的人道担忧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以及多位国际社会学专家指出，把年幼的孩子过早且长期与父母、原生家庭和本土文化环境彻底隔离开来，很容易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情感发育和民族文化认同造成不可逆转的长远伤害。人权组织强烈呼吁保障最基本的家庭团聚权，让孩子们能够回到父母身边，在健全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快乐成长。
新疆寄宿学校与儿童安置设施数量持续增加引发国际人权关切
据土耳其《维吾尔新闻》（Uygur Haber）援引多家国际人权研究机构与最新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在新疆各地，专门用来安置父母被拘押或外出务工家庭的儿童寄宿学校与集中育儿设施数量，依然在持续增加。
图片说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设立的儿童寄宿与教育管理设施。
封闭式寄宿管理与母语环境剥离
多份专题调查报告披露，这些设施大多实行全封闭式、半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孩子们从小被集中送进寄宿学校，在校内被要求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学习和日常交流，维吾尔母语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原本传统的民族习俗和宗教文化课程也被大幅削减。
专家与国际机构的人道担忧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以及多位国际社会学专家指出，把年幼的孩子过早且长期与父母、原生家庭和本土文化环境彻底隔离开来，很容易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情感发育和民族文化认同造成不可逆转的长远伤害。人权组织强烈呼吁保障最基本的家庭团聚权，让孩子们能够回到父母身边，在健全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快乐成长。
荷兰中国大使馆前维吾尔与藏人社群举行集会示威活动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2 次浏览 • 2026-08-21 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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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中国大使馆前维吾尔与藏人社群举行集会示威活动
作者：阿布都热依木·艾尼（Abdurehim Gheni Uyghur）
2026年8月2日，全球藏人及各界人权倡导人士举行纪念活动，悼念一个月前（即2026年7月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抗议的藏人青年。在荷兰海牙，维吾尔族、藏族以及各界支持者也纷纷聚集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门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
图片说明：示威人士在海牙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
抗议民族政策与法规条文
在抗议现场，集会人士公开撕毁并焚烧了新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材料。示威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这类法规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对维吾尔族和藏族的传统语言、宗教文化以及生活习俗构成了严重冲击，加剧了对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同化压力。
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关注与支持
集会发起人阿布都热依木·艾尼向现场群众发表了演讲，强烈抗议对边疆少数民族实施的高压管控与跨国骚扰行为。现场群众齐声高呼口号，要求保障基本人权、宗教自由与母语教育权利，并向荷兰政府和欧盟机构发出呼吁，希望欧洲在国际外交事务中坚守人权底线，采取切实行动帮助受压迫的族群。 查看全部
荷兰中国大使馆前维吾尔与藏人社群举行集会示威活动
作者：阿布都热依木·艾尼（Abdurehim Gheni Uyghur）
2026年8月2日，全球藏人及各界人权倡导人士举行纪念活动，悼念一个月前（即2026年7月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抗议的藏人青年。在荷兰海牙，维吾尔族、藏族以及各界支持者也纷纷聚集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门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
图片说明：示威人士在海牙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
抗议民族政策与法规条文
在抗议现场，集会人士公开撕毁并焚烧了新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材料。示威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这类法规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对维吾尔族和藏族的传统语言、宗教文化以及生活习俗构成了严重冲击，加剧了对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同化压力。
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关注与支持
集会发起人阿布都热依木·艾尼向现场群众发表了演讲，强烈抗议对边疆少数民族实施的高压管控与跨国骚扰行为。现场群众齐声高呼口号，要求保障基本人权、宗教自由与母语教育权利，并向荷兰政府和欧盟机构发出呼吁，希望欧洲在国际外交事务中坚守人权底线，采取切实行动帮助受压迫的族群。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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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中国大使馆前维吾尔与藏人社群举行集会示威活动
作者：阿布都热依木·艾尼（Abdurehim Gheni Uyghur）
2026年8月2日，全球藏人及各界人权倡导人士举行纪念活动，悼念一个月前（即2026年7月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抗议的藏人青年。在荷兰海牙，维吾尔族、藏族以及各界支持者也纷纷聚集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门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
图片说明：示威人士在海牙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
抗议民族政策与法规条文
在抗议现场，集会人士公开撕毁并焚烧了新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材料。示威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这类法规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对维吾尔族和藏族的传统语言、宗教文化以及生活习俗构成了严重冲击，加剧了对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同化压力。
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关注与支持
集会发起人阿布都热依木·艾尼向现场群众发表了演讲，强烈抗议对边疆少数民族实施的高压管控与跨国骚扰行为。现场群众齐声高呼口号，要求保障基本人权、宗教自由与母语教育权利，并向荷兰政府和欧盟机构发出呼吁，希望欧洲在国际外交事务中坚守人权底线，采取切实行动帮助受压迫的族群。
荷兰中国大使馆前维吾尔与藏人社群举行集会示威活动
作者：阿布都热依木·艾尼（Abdurehim Gheni Uyghur）
2026年8月2日，全球藏人及各界人权倡导人士举行纪念活动，悼念一个月前（即2026年7月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抗议的藏人青年。在荷兰海牙，维吾尔族、藏族以及各界支持者也纷纷聚集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门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
图片说明：示威人士在海牙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
抗议民族政策与法规条文
在抗议现场，集会人士公开撕毁并焚烧了新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材料。示威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这类法规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对维吾尔族和藏族的传统语言、宗教文化以及生活习俗构成了严重冲击，加剧了对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同化压力。
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关注与支持
集会发起人阿布都热依木·艾尼向现场群众发表了演讲，强烈抗议对边疆少数民族实施的高压管控与跨国骚扰行为。现场群众齐声高呼口号，要求保障基本人权、宗教自由与母语教育权利，并向荷兰政府和欧盟机构发出呼吁，希望欧洲在国际外交事务中坚守人权底线，采取切实行动帮助受压迫的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