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IR 呼吁 ICE 释放一名记录维吾尔“集中营”情况的中国男子

2025年12月15日 下午 12:58
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倡导组织 CAIR 今天公开呼吁，要求 ICE（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释放一名叫 Heng Guan 的中国公民。Heng Guan 此前因记录中国政府设立维吾尔“集中营”的情况，目前正被 ICE 拘押。

据报道，Heng Guan 是在收集了针对维吾尔族群侵犯人权的证据后逃离中国的。他在被 ICE 扣留后，目前正面临被遣返回中国的风险。

CAIR 的传播总监 Ibrahim Hooper 对此表示：
 “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实施了种族灭绝政策。历史记录显示，任何敢于曝光这些罪行的人，往往都会被当局‘强行’消失。”

 Ibrahim Hooper 补充道：“我们敦促 Trump 政府立即释放 Heng Guan 先生，并确保他的安全，免受中国政府的任何报复。” 查看全部

武汉博齐科技是一家总部位于中国的汽车内饰公司，根据它的网站介绍，它给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主要汽车制造商供货。

博齐的两大股东背景完全不同。一个是总部在南卡罗来纳州的Sage Automotive Interiors。另一个是武汉裕达华纺织服装集团，它是博齐的主要原材料供应商——而Kharon的一项调查发现，这个集团的供应链跟新疆地区的强制劳动相关政府项目有联系。

这就意味着，有问题的纺织品可能通过博齐流向全球客户的手里，而现在汽车进口在美国正受到《维吾尔强制劳动预防法》（UFLPA）的特别审查。

新疆供应链

武汉裕达华纺织服装集团的网络和供应商里有几个跟新疆棉花和面料有明显联系的点：

它在2019年和2020年收到了新疆政府的补贴，用来运棉花——这是唯一两年公开这类数据的年份。
它的一家全资子公司，武汉裕泰华贸易，有至少三个供应商也拿到了这个补贴，其中一个就在新疆一个高风险工业园区。
另一家子公司，武汉裕达华纺织，全资拥有新疆的一家采购纺织品、面料、合成材料、化工和石油产品、棉花及其他原材料的公司，叫新疆裕达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它位于另一个UFLPA高风险的工业园区——而且武汉裕达华纺织是它最大的客户。

Kharon的用户可以通过ClearView平台更详细地查看武汉博齐的供应链。

放大看：那个工业园区是Kunyu经济技术开发区，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控制，通过北京新疆援疆指挥部的投资建立。这两个都跟强制劳动有红旗警示。

Kunyu区里有好几家公司，包括纺织公司，它们参与了“扶贫”和劳动培训项目，这些跟美国政府在《新疆供应链商业咨询》里提到的更多红旗警示相符，或者收到了新疆援疆发展资金。

为什么这对汽车制造商重要：这个新疆区看起来是博齐科技供应链的一个潜在起点。

更多跟美国和墨西哥的联系

博齐的财务披露显示，它的美国第二大股东Sage Automotive Interiors，也是博齐产品的重要进口商，还有Sage在墨西哥的子公司。（贸易记录显示，Sage Wuhan——以前是Sage的子公司，现在完全由博齐拥有——最近这个月还向Sage发了“100%聚酯汽车座椅面料”货运。）

“Sage Automotive Interiors从裕达华在武汉中国的运营中只买了很少量的机织合成材料，”Sage的采购、人力资源和沟通副总裁Sidney Locke在给The Brief的声明中说。“我们跟新疆地区的任何运营都没有联系。”

顺便说一句：中国汽车制造商自己越来越在墨西哥建厂。正因为这样，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报告说，9月份在UFLPA下扣了五批从墨西哥来的汽车货运，总值超过240万美元。

这里的强制劳动供应链风险更多涉及金属而不是纺织品。美国劳工部去年秋天的报告指出，墨西哥现在是中国铝的最大出口市场，而且“墨西哥生产的成品车和汽车零件大约85%进口到美国”。

报告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的强制劳动明显有风险，会进入墨西哥生产的汽车零件和车辆，然后进口到美国。有文件证据显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铝和含铝汽车零件生产中存在强制劳动。”


在UFLPA下清除汽车制造风险，可能需要一层一层追查供应商，一直追溯到某些材料来源地。

如果供应链跟新疆有联系，进口商就得加倍审查。如果那些联系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疆政府补贴或其他像新疆援疆这样的红旗项目，风险和审查要求就更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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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人为什么要纪念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
作者: Abdurehim Gheni Uyghur | 2025年11月14日 

一位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孤独维吾尔”抗议者关于11月16日的重要性和美好之处的证词。


所有图片均指今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纪念活动。
 

一个不纪念自己国庆节的民族，是一个历史痕迹已经消失的民族。一个拥有值得纪念的国庆节和民族英雄，却未能这样做的国家是无知的。这样的民族将被历史舞台淘汰，逐渐被遗忘。

从2018年6月23日开始，我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的单独抗议活动中最引人注目、最吸引人的一点——旨在让全世界了解中国政府在其占领下的家园东突厥斯坦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以及最让来自世界各国游客感到震惊的方面，并非是中国政府正在维吾尔人的祖籍地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人实施的种族灭绝。而是维吾尔人的家园被中国变成了一个殖民地，被剥夺了拥有主权和所有权的国家的地位，沦落为一个自治区和少数民族的程度。

向世界讲述东突厥斯坦的真相
即使是来自世界上最偏远角落的游客也清楚地知道，中国已经将西藏吞并为殖民地。然而，许多人甚至从未听说过东突厥斯坦这个名字——它是西藏的邻居和命运共同的受难者——更不用说这片土地的所有者“维吾尔”人的名字了。

因此，在我的和平抗议中，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他们展示这片土地的地图。当我解释说维吾尔人的祖籍地东突厥斯坦被中国侵略者入侵，并被重新命名为一个殖民地名称“新疆”时，他们都惊呆了。
接着，当我向他们展示我“维吾尔历史”海报上维吾尔人的简史——从匈奴帝国一直到最后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他们都目瞪口呆。有人说他们了解维吾尔历史，说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尚武而又有文化的民族，我的心就会激动不已。在阿姆斯特丹的抗议活动中，这样的时刻经常发生。

德国游客的感触
有一天，一位来自德国的游客，仔细查看了我海报上的所有照片——这些照片与维吾尔历史和维吾尔种族灭绝并列放置——他走近我，说道：“年轻人，我远远地看到你头上戴的朵帕就认出你是维吾尔人了。十五年前，我曾去过你的家乡，参观了乌鲁木齐、吐鲁番、伊犁、喀什和阿克苏等城市，对维吾尔文化相当熟悉。维吾尔人非常尊重外国游客，热情好客，经常邀请他们到家中做客。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我从未见过像维吾尔人这样热情好客的民族。我无法用言语来描述古代喀什给我留下的印象，那里拥有露天的天然音乐氛围”。
“当我从你的海报上详细了解到这个创造了丝绸之路文化、向世界传播了文明、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现在正成为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受害者，并在中国政府的统治下遭受种族灭绝时，维吾尔人的简史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他说。那一刻，泪水情不自禁地从我的眼中流淌下来。
他继续说道：“我理解你现在的情绪。永远不要灰心；一个民族通过勇敢创造的历史会被铭记，它充满血泪的历史也会成为后代的教训。我通过维吾尔人的光荣事迹来回忆他们的历史，并对你们的悲惨命运深感同情”。
 


对维吾尔历史的认可
他对我们的历史非常熟悉。他记得以蒙古草原为中心的斡尔浑回鹘汗国曾统治着中亚和北亚的广大地区，留下了辉煌的文化印记。在蒙古及周边地区发现的永恒的石碑就是证明。
当唐朝即将崩溃，甚至连首都都失守时，它向维吾尔斡尔浑国家求助以获得拯救。维吾尔汗王巴彦楚尔汗没有抓住机会占领唐朝的领土，而是派出了一支5000人的精锐部队提供援助。在短时间内，维吾尔军队果断击败了叛军，将唐朝从毁灭中拯救出来。
“当时，维吾尔人本可以征服唐朝并殖民化中国人，但他们没有。这表明维吾尔人是多么有人性，”这位德国游客说道。

1949年，中国共产政权建立并进入东突厥斯坦时，它欺骗世界说：“我们将帮助维吾尔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在五年内离开”，结果却在此后长期殖民我们，而现在它正在进行种族灭绝。

“中国的这种邪恶行径必将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反抗！”这位德国人补充道。“在你的宣传中，你有效地将维吾尔历史和身份与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联系起来，为游客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信息。我支持你的事业，并希望你早日从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

中国共产政权像苏联政权一样崩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你们独立的机会一定会到来——保持希望！”然后，他在一块白布上写道：“东突厥斯坦独立！关闭中国占领的东突厥斯坦的集中营！”并和我合影留念后告别。

在我单独抗议期间，我与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进行了许多这样的对话，他们明白维吾尔人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们告诉我的话是：“你们面临的压迫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恶劣的人权记录，而是因为你们的国家已经沦为中国的殖民地。中国比任何其他殖民者都更卑鄙、更贪婪、更丑恶。他们的目标是确保你们永远无法再次崛起，并最终消灭你们。既然你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即使在这里也要自由——要坚强，把独立的梦想变成信念，不要忽视在你们的孩子身上培养民族精神。”许多人这样对我说。

唤醒民族精神与国家意识
我们如何才能唤醒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如何才能确立我们的建国理念？我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作为维吾尔人——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民族——我们是乌玛（Ummah，穆斯林共同体）的一部分，然而今天，乌玛的意识在穆斯林中已经消失了。中国人深知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敢于在穆斯林世界面前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
由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民族中根深蒂固了数千年，中国一直将其他民族视为敌人。今天，它正在消灭这些高贵的民族。
现在，我们存在的价值和基础是什么？民族意识和一个民族国家。真主创造了我们维吾尔人，并将东突厥斯坦赐予我们作为我们的土地。每个民族的独特性都是真主的一个标志，保护它是一种信仰的要求。
维吾尔人的土地以及对这片土地的所有权属于维吾尔人——这种意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灵魂中、在我们的思想中、在我们的头脑中、在我们的行动中实现独立。

纪念共和国日的意义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首先，我们需要向全世界广泛传播这些信息；实现这一目标有许多方法和途径。其中最重要的是每年纪念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
东突厥斯坦人民曾两次相继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一次是1933年11月12日在喀什，另一次是1944年11月12日在伊犁。这两个神圣的共和国是以我们成千上万烈士的热血为代价建立的，多年来一直被我们的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所珍视，每年的11月12日，我们的共和国日都在国外得到纪念。

通过纪念这一天，我们展示了维吾尔民族渴望自由，拥有自治能力，并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同时，我们也向世界宣告了东突厥斯坦人民争取自由的民族意志。
这两个共和国是我们家园东突厥斯坦民族独立的象征。此外，这两个共和国留下的宝贵经验、教训和尚武精神，是我们今天继续进行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指路明灯和精神食粮。时刻铭记这两个共和国并继承它们的精神，是我们所有人的民族和良心责任。

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上的旗帜
自从我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开始单独抗议以来，我一直在观察被殖民民族纪念他们自己国家独立日的活动。受到他们国庆日活动的启发，我认为在阿姆斯特丹广场纪念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是我对民族的责任和义务。在2019年11月16日，我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举行了第一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纪念活动。

大约有200名维吾尔人参加了这次活动。活动以雄壮的东突厥斯坦国歌开始，接着是升旗仪式，蓝色的新月和星辰旗帜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上空飘扬。然后，我用三种语言解释了这次活动的意义，并进行了现场直播。为了这次纪念活动，我展示了十多张不同主题的海报，反映了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以及关于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和维吾尔历史的海报。

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印有我们的两个共和国的简短历史图片的共和国日活动海报和维吾尔历史海报。我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通过网络看到这次活动的同情者的无数祝贺信息。几乎所有人都表达了对维吾尔人能够从中国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并建立自己国家的良好祝愿——阅读这些信息使我心潮澎湃。

我为创造了这一光辉历史的祖先感到自豪。我为他们的灵魂祈祷。在感受到这次活动的实际意义后，我决定每年都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组织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庆祝活动，继承我们祖先的精神，永不让他们点燃的火炬熄灭——这成为了我的责任和义务，我一直坚持了下来。从那时起，我每年都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举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纪念活动。不幸的是，在2024年11月，由于以色列足球流氓和亲巴勒斯坦示威者之间的冲突，水坝广场的活动曾一度被暂时禁止，因此我无法举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纪念活动，感到深切的沮丧。

行动起来，实现独立梦想
在我们的家园建立国家之前，让我们首先在我们的心中建立它，并通过我们的行动将其变为现实。让我们以各种形式纪念一年一度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让我们聚集在一起，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方式庆祝我们的国庆节！让我们向世界宣告维吾尔人争取独立的意志。
今年，我也将在11月16日纪念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所以，在2025年11月16日，来到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吧！让我们一起纪念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让我们一起向世界宣告我们的独立梦想！让我们在我们的灵魂中、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在我们的思维中、在我们的活动中、在我们的实际行动中实现独立！


作者简介：
Abdurehim Gheni Uyghur 是一位居住在荷兰的维吾尔活动家，他因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的单独抗议而闻名。他还向游客宣传维吾尔人种族灭绝的真相。 查看全部

在学术界和人权界，有越来越多的说法称，中国政府对研究维吾尔族的学者所施加的压力和学术限制，甚至已经扩大到了西方学术机构。
 


最近几天在欧洲学术界被广泛讨论的Laura Murphy教授的案例，就是这些指控的最新例证。

据国际新闻媒体报道，由于中国政府的威胁和商业压力，位于英国的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因向Laura Murphy教授施压而受到审查，Laura Murphy教授在过去两年中一直在进行人权和现代奴役方面的研究，而此次审查是源于她针对维吾尔族相关的工作。

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卫报》（The Guardian）根据2022年至2024年的大学内部通信进行报道，揭示了该大学被迫在其商业利益和学术自由之间做出选择。

2022年，中国政府因为Murphy教授对维吾尔族强迫劳动的研究，限制了该大学可以与中国学生连接的网站和通信网络。2024年4月，三名中国国家安全部官员访问了该大学在中国的办公室，对工作人员就未来的研究课题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讯问，并明确表示该大学的网站在中国被屏蔽是由于“对维吾尔族强迫劳动的研究”。

同年，中国政府谴责Murphy教授关于强迫劳动的研究是“诽谤”，并提出了正式投诉。在该诉讼之后，该大学援引正在进行的法律程序，宣布不会公布该研究的发现。
在2025年初，该大学表示将暂停对维吾尔族强迫劳动的研究，理由是“研究保险覆盖范围到期以及其对英国员工的责任”。

Murphy教授提起了法律上诉，以便她主要由维吾尔族人组成的研究团队能够继续他们的工作。在国际媒体介入后，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正式道歉并允许她恢复研究。
当该事件在西方媒体获得关注时，我与Laura Murphy教授进行了交谈。她说她将继续对与维吾尔族强迫劳动相关的某些技术和战略基础设施进行研究，并补充说，许多研究维吾尔族问题的突厥学家都害怕来自大学行政部门的压力。她表示：“我希望我们大学发生的这件事能作为一个例子，防止行政人员再次干涉我们记录和反对压迫维吾尔族社区的自由。”

社会学家兼欧洲维吾尔研究所所长Dilnur Reyhan博士在一次采访中告诉我，欧洲国家研究和高等教育资金的减少，使得大学越来越依赖富裕的、威权主义的国家——这种令人不安的局面一直在加深，尤其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她评论道：“Laura Murphy教授身上发生的事情，对那些自视为自由捍卫者的西欧国家来说，是巨大的耻辱。”
著名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和研究员Abduweli Ayup表示，Laura Murphy是少数坚持不懈揭露中国现代奴役政策的西方学者之一。他认为，该大学在中国面前的退缩无异于接受奴役，他补充说：“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科学。不捍卫学术自由，我们就无法抵制势力范围。不抵制势力范围，我们就无法反对威权主义。我们希望此类事件永远不会再发生。”
该大学因涉嫌直接与中国情报机构谈判，以维持进入利润丰厚的中国学生市场的渠道，而面临来自人权倡导者和学术界的严厉批评。
中国对西方学术机构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意味着对敏感话题的审查更加严格，对研究人员的恐吓也日益加剧。
人权观察组织的中国专家Yalqun Ulughyo’l指出，近年来，中国“正在利用各种方法，通过利用民主国家的法律机制来压制海外活动家、批评性学者和维吾尔族人。”他补充说：“这些最近的事件对世界各国来说是一个强烈的警告。各国政府必须保护学者和活动家免受中国跨国镇压策略的侵害。”

Laura Murphy强调，西方机构应立即向地方当局报告外国政府的威胁，并将解决权留给本国政府。她补充说：
“我从我的维吾尔族同事那里汲取灵感，他们因拒绝保持沉默而付出了更高的代价。我将通过我的研究继续支持他们。我们不能允许中国掩盖其行为。仔细且有充分记录的研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中国对研究维吾尔族的西方研究人员的威胁和限制早已为人所知。丹麦人类学家Rune Steenberg曾对维吾尔族拘留营进行研究，他被禁止进入中国。2025年，他还被拒绝进入哈萨克斯坦。Steenberg表示，中国试图通过威胁、间谍活动和恐吓来阻挠从事维吾尔族问题研究的研究人员，他说：“受中国镇压影响最深的是海外的突厥民族，例如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我们知道与我合作或交谈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受到了中国的伤害。这些压力使我们的研究变得越来越困难。”

Steenberg还指出，中国当局一直积极试图阻止通过欧盟区域发展项目资助的维吾尔族研究，但欧盟和帕拉茨基大学（Palacký University）都拒绝屈服于北京的威胁。
Dilnur Reyhan博士因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投诉而接受了三年的审判，她表示中国正试图通过欧洲机构操纵和利用学术自由的概念。她表示：
“针对我的威胁旨在阻止我通过我的著作、讲座和会议揭露中国政府的真面目——它的罪行。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用的法律手段，抵制中国利用其金融影响力破坏欧洲大学学术自由的企图。”

最后，尽管人权捍卫者和研究维吾尔族问题的突厥学家面临的压力日益增加，种类和严重程度也在加剧，但西方政府和法律机构尚未就如何保护这些学者的安全和学术自由发表明确声明。

本报告译自新成立的维吾尔语媒体《维吾尔邮报》（The Uyghur Post）上发表的文章。
İhsan Ismail Umun是一位常驻巴黎的维吾尔族记者、编辑和分析师，拥有社会学和法国研究背景。他为新成立的维吾尔语媒体《维吾尔邮报》（The Uyghur Post）撰写人权、侨民问题和全球事务方面的文章。他毕业于土耳其阿克登尼兹大学（Akdeniz University）（2020年），曾为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并为土耳其媒体如Medyascope、Gazete Duvar和Serbestiyet撰稿。他的工作涵盖新闻、分析和文学，诗歌发表在维吾尔语诗集。İhsan使用维吾尔语、土耳其语和法语写作。 查看全部

2025年11月11日｜阿斯娅（Asiye Uyghur）


十一月十二日，这个日期在维吾尔民族的历史中闪耀着两次独立的光。1933年，第一座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诞生；十一年后，1944年，同样在这一天，第二座共和国再次升起。两次共和国虽都短暂，却在民族命运的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2025年的今天，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再次纪念这两段历史，以此重申：自由可以被剥夺，但渴望自由的意志，从未被征服。

1933年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在旧秩序崩塌、民族觉醒高涨的时代中诞生的。那时的中亚与所谓的中华民国动荡不安，帝国主义的重新崛起与地方军阀的争斗让维吾尔人民陷入苦难。清朝末年，随着立宪运动的兴起，出现了“五族大同”①的思想，希望在清朝的统治框架下实现各民族——特别是汉、满、蒙、维（回）、藏——共同组成新中国的理想，追求和谐共处。然而，清朝灭亡后成立的中华民国却逐渐走向极端民族主义的方向，把“国家一体化”变成了对非汉民族的同化与压制①。对于维吾尔人来说，这种趋势意味着他们的土地、语言、宗教与民族身份将被彻底吞没。在这种情况下，维吾尔人民别无选择，只能举起自由与独立的旗帜，以坚定的决心抗争，守护属于自己的尊严与未来。虽然第一共和国在外部势力的夹击与内部困难中仅维持数月，但它是维吾尔民族第一次以国家形式表达“自决”的意志。这一短暂的尝试，开启了维吾尔人民现代政治觉醒的篇章，也为后来无数人的信仰与奋斗奠定了精神根基。

国家的宣布不仅是政治边界的划定，更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彰显。一国的建立，意味着人民集体对自身历史、文化与未来的重新主张；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想象力在公共领域被唤醒。对当时的维吾尔人而言，共和国的成立既是对过往压迫的答复，也是对未来自主治理可能性的试验——无论结局如何，这一尝试本身就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

十一年后，1944年11月12日，第二座共和国在更为险恶的局势中燃起自由的火焰。它不再只是理想的象征，而是实践的勇气。共和国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军队、教育与外交体系，在短短五年间展示了民族自我治理的能力③。这一时期，不只是机构的建构，更是社会生活和文化再造的过程：语言教育、社会服务与社区组织的运作，证明了民族自我管理的可能性。尽管在大国政治的博弈与妥协下，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最终被迫解体，但它留下的治理经验与集体记忆，继续在维吾尔人的政治想象中发酵与延续。

回顾两次共和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主权的实现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在长期的抗争、探索与牺牲中逐步累积的。共和国的建立与崩溃，折射出的是一个民族在全球与区域权力格局中追求尊严与自决的复杂道路。历史并非单线的胜利或失败，而是持续的实践与记忆的堆叠。

七十多年过去，历史的轮回似乎从未在这片土地上消失。维吾尔人在中共统治下依然未能摆脱殖民的命运。在中共国极端民族主义的阴影之下，维吾尔人自“土改”至“文革”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政治迫害。文革结束后，中共国推行所谓的“改革开放”，向西方敞开大门，经济与社会结构迅速转型。然而，这场改革并未给维吾尔人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或福祉。

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中共中央以“新疆建设兵团比地方更具备先富起来的条件”为由 ④，将兵团与沿海开放城市同等对待，使其享受优先发展的政策和资源。与此同时，维吾尔人却被排除在改革的红利之外，被边缘化、污名化和系统性地贫困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维吾尔人已经成为中共国境内最贫困的群体之一。⑤

讽刺的是，这种贫困的真实原因——政策性的剥夺与结构性的压迫——却被有意掩盖。官方舆论把维吾尔人的贫困归咎于所谓的“宗教极端思想”和“文化落后”，并以此为借口提出“帮助维吾尔人摆脱贫困，走向文明”的口号。然而，正是这种逻辑，使“扶贫”与“去极端化”合二为一，成为新的统治工具。

中共国以“反恐”和“去极端化”的名义，开设集中营、强迫劳动、实施宗教禁令、压制维吾尔语言、摧毁文化遗迹——这些政策不仅摧毁了一个民族的身份与精神，也在法律与行政层面上形成了事实上的种族灭绝。维吾尔人的灵魂在这一过程中被剥离，而世界的沉默则成为压迫者更大的底气。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纪念与记忆的实践显得尤为重要。它们不仅是民族存在感的维系，更是对自由与尊严的持续呼唤。唯有通过记忆的延续与真相的讲述，维吾尔民族才能在被抹除的历史中重新确认自我存在的意义。

当下的压迫并非仅是政治或法律层面的统治，它亦穿透家庭、语言与教育的日常生活。文化空间被收缩，传统仪式变得隐秘，公共表达受限，甚至历史教化也遭到阻隔。在这样的环境中，纪念日不只是缅怀过去的事件，它成为了集体身份的维系机制——通过讲述、通过仪式、通过教育，一代又一代将那些可能被抹去的记忆重新带回公共领域。

然而，维吾尔人没有放弃。他们在流亡中守护历史，在学术、艺术与人权工作中继续发声。有人用学术记录真相，有人用艺术传递信念，有人用语言守护记忆。他们明白，记忆本身就是抵抗，而讲述是对遗忘的拒绝。每年的共和国纪念日，维吾尔人以升旗、祈祷、讲述历史、诵读诗歌、发表演讲、教育子女等形式，在不同的角落延续民族的精神。这些纪念不仅仅是仪式，更是一种集体的誓言——宣告维吾尔民族依然存在，依然在为自由而奋斗。

对维吾尔人而言，自由不是浪漫的口号，而是生存的意义。它存在于母亲偷偷教孩子说母语的课堂上，存在于学者在流亡中讲述被禁历史的讲座中，存在于流亡者夜深时的祈祷与诗句里。自由，是血脉相传的信念，是即便在黑暗中也不肯低头的意志。也许自由不会立刻到来，但希望从未离开。信念如火种，穿越压迫与时空，在每一个维吾尔人的心中延续。

纪念1933年与1944年的两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不是为了沉湎过去，而是为了延续精神。这种精神，象征着尊严、勇气与自决，是在历史最黑暗时刻点燃的光。今日的纪念，是对压迫的回击，也是对未来的召唤。我们必须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政治权力的更迭不会自动带来公正，唯有通过持续的社会实践、跨代的教育与国际的声援，民族的权利与记忆才能得以维护与再生。

结语并非简单的慰藉，而是行动与反思的号召。只要心念不灭，维吾尔人就不会消失；只要维吾尔人还在，他们的家园就不会消失；而他们的自由梦，终将成为现实。火焰不灭，自由不息。谨以此文，纪念1933与1944年的两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参考资料 / References:

① 周锡瑞：《清末宪政运动与民族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相关学术讨论链接：https://www.lhp.sdu.edu.cn/__l ... 8.pdf）

② 刘晓原：《从“ 五族共和 ”到五域统合——辛亥革命和中国国家形态近代转型》, 收录论文稿（学术论文PDF）。（下载链接：https://newdoc.nccu.edu.tw/tea ... 7.pdf）

③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M.E. Sharpe, 1990.（Google Books：https://books.google.com/books ... tjZcC）

④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委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WorldCat目录：https://search.worldcat.org/title/303275227）

⑤ 新疆统计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年鉴（2020）》及历年数据。（年鉴条目：https://www.zgtjnj.org/naviboo ... .html；新疆统计局主页：https://tjj.xinjiang.gov.cn/） 查看全部

由记者阿斯娅(Asiye Uyghur)撰写的维吾尔人权项目观点

二十世纪中叶，维吾尔人两度尝试建立独立国家。最引人注目的尝试，是1944年至1949年在苏联支持下出现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然而，雅尔塔会议之后达成的大国交易，以及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抹去了维吾尔主权的可能性。这些决定是在维吾尔人没有席位的房间里做出的，并且直到今天仍在塑造世界对民族与自决的理解。

民族自决原则写入《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二款），被视为现代国际法的基石之一。它旨在保障所有人民可以选择自身的政治命运。然而在实践中，这一原则很少被一以贯之地适用。对非洲和亚洲众多新近脱殖民的国家而言，《宪章》提供了独立与建国的法律基础；但对另一些群体——例如维吾尔人——这一原则却被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考量所压制。

在雅尔塔会议之前，苏联出于意识形态与战略的双重原因支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莫斯科的支持反映了其更广泛的反帝叙事与在中亚建立影响力的愿望。支持伊犁地区由维吾尔人主导的政权，同时削弱了中国国民政府，并在苏联边境一线限制了西方势力——此处所指的“西方势力”，主要是英美阵营，因为当时英国与美国都支持中华民国政府。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虽短暂，但确实为地方治理与事实上的自治腾出了空间。

雅尔塔会议之后，一切发生了变化。苏联调整了优先事项，以承认外蒙古独立为交换，转而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这种务实的权衡反映出更宏观的策略：巩固东部边界的稳定，避免与西方进一步对抗。对维吾尔人而言，这意味着他们的政治追求被摆上了大国外交的祭坛。到1946年，在苏联压力下，东突方面被迫在南京与中国政府谈判；共和国被改划为新疆省，事实上终结了其独立地位。三年后，苏联支持彻底撤离。1949年，数位维吾尔关键领导人在赴北京途中遭遇神秘空难，他们的建国试验至此以悲剧收场。

1949年至1971年间，中国政府通过军事部署、行政调整以及一系列政治运动，巩固了对维吾尔地区的控制。同一时期，海外维吾尔流亡群体低调寻求国际承认，或至少试图提升关注度，但他们的呼吁被阵营对抗的逻辑所淹没。世界进入了美苏冷战时代。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脱钩，转而投向由苏联领导的东方阵营。

这种态势在1971年被进一步固化。联合国通过第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将中华民国（台湾）逐出其席位。虽然这一举措被界定为对外交代表权的务实校正，但它从未重新审视“何谓中国”的疆域与人民构成。无论是维吾尔人、藏人，还是台湾人，都未被视为独立的政治主体。该决定把“中国”编码为单一且不可分割的实体——在国际想象中为北京的领土主张背书，同时抹除了其他主权方案的存在空间。

然而，这一结果并非必然。1971年之前，联合国从未就何者真正代表“中华”版图上的所有土地作出明确裁决。这种虽小却真实存在的模糊地带，尚且为不同身份的讨论与承认留下了一线余地。第2758号决议则完全关上了这扇窗。自那以后，国际法事实上将“中国”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不再顾及其版图内各族群的历史与愿望。

“中国”这个词曾经更多指涉一个辽阔多元的文化空间，更像“欧洲”或“非洲”，而非当代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当联合国将其确认为统一的主权单位，复杂的历史现实被凝固为一种单一的政治事实。这种语言与法律的转向带来了深远后果：它把具有国家经验的维吾尔人，转化为一个被纳入更大实体之内的“少数群体”；他们的政治身份并非被战争压制，而是被国际术语的静默之力所湮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北京塑造出一种多民族团结的形象——通过人口普查、文化承认与“民族团结”的政治话语来呈现。然而，这些举措始终在“主权不可分”的前提下运转。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步观念以及随后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民族主义叙事相结合，由联合国所确立并被中国国家意识形态所强化的框架，为一项广泛的同化工程提供了正当性。国际机构提供了主权的语言，国内政治补上了行动的理由。两者共同搭起结构，使维吾尔的历史与文化得以在世人注视之下被系统性地抹除。

维吾尔国家地位的消失，并不仅仅是国内压制的产物。它同样源于全球抉择——由强权国家作出并被国际法所确认的决定。雅尔塔会议标志着苏联以务实取代原则的时刻；第2758号决议则确保此后再无全球机构会质疑中国的领土主张。两者共同塑造出一种法律与外交的环境，使一个民族从“国家地图”上悄然退场成为可能。

至今，这段历史余音未绝。那些二十世纪中期决策的遗产，继续界定着国际同情与承认的边界。当全球社会把主权视为不可更动的准则时，也就默认了秩序的代价是沉默。铭记维吾尔的奋斗，不只是回望过去——更是在追问：我们所建构的世界，是否为那些没有席位的人民留有一席之地？ 查看全部

Mr. Ted Pick
首席执行官
摩根士丹利公司（Morgan Stanley & Co.）
麦迪逊大道383号
纽约州，纽约市 10179

尊敬的Mr. Pick：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正在审查美国金融机构参与承销与中国军方或非法劳工行为有已知关联的中国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IPOs）的情况。当美国金融机构与被指控与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有关的中国公司进行业务往来时，它们就破坏了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强迫劳动的目标。美国承销商通过为这些公司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提供便利，使其能够扩大业务并从事更多的强迫劳动，这直接违反了美国法律的意图。

我们致函要求提供关于摩根士丹利公司（Morgan Stanley）在2025年紫金国际黄金公司（Zijin Gold）香港首次公开募股中所扮演角色的更多信息。摩根士丹利的参与引发了对其对一家被列入美国政府实体名单、与人权侵犯有关并与中国共产党（CCP）保持深厚联系的公司的尽职调查是否充分的严重潜在担忧。

2025年9月，摩根士丹利协助紫金国际黄金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帮助其母公司紫金矿业集团（Zijin Mining Group Co.）通过出售其非中国黄金开采资产并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来筹集资金。此项交易似乎经过结构设计，将紫金矿业的海外黄金资产整合到一个独立的实体下，同时允许紫金矿业保持控股股东地位。

美国政府因紫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Zijin Mining Group Co., Ltd）在中国使用强迫劳动而将其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实体清单。在其首次公开募股的八个月前，美国政府已将紫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美国政府在做出此举时，认定“基于具体且可清晰阐明的信息，有合理理由相信紫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材料来源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强制要求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适用一项可反驳的推定，即完全或部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采、生产或制造的商品，或由《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上所列实体生产的商品，被禁止进口到美国，除非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局长通过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判定这些商品不是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于2022年6月开始执行《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自那时起，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已根据《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审查了超过17,000批货物，价值超过37亿美元。所有这些努力都推进了美国政府终止强迫劳动这一令人憎恶的做法的目标。摩根士丹利协助该公司进行首次公开募股的行为破坏了这一目标。

贵公司的行为也引出了您是否协助紫金矿业规避《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禁令的问题。当紫金矿业被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后，其商品便受到《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可反驳的推定约束。《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仅在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明确指示时才适用于公司的子公司。然而，截至本函发出之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清单不包括紫金矿业的子公司，因此新的紫金国际黄金子公司将不受这些禁令的约束。考虑到您在紫金矿业被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清单八个月后协助其进行首次公开募股，并且紫金矿业在新疆拥有黄金资产，这引出了您的首次公开募股是否协助紫金矿业规避《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禁令的问题。既然紫金矿业控制了一家不受《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禁令约束的黄金开采子公司，它就可以通过将其强迫劳动所得黄金与子公司非强迫劳动所得黄金混合，声称所有黄金都来自其子公司，从而“清洗”强迫劳动所得黄金，规避《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禁令。

报告表明，紫金矿业有人权侵犯记录。即使粗略看一下有关紫金矿业的报告，也会发现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犯下的可怕人权侵犯记录。从新疆到塞尔维亚再到哥伦比亚，多个团体已确认紫金矿业是一家惯犯人权侵犯者。

在新疆，紫金矿业经营着全球最大的铜加工企业之一。紫金矿业拥有位于阿勒泰阿舍勒铜矿的多数股权，该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北部。紫金矿业还在新疆经营其他铜矿和金矿。紫金矿业的阿舍勒铜矿参与了“万企帮万村”项目，该项目与维吾尔族地区的小村庄合作。紫金矿业甚至公开声明，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它“解决了800名当地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然而，正如您所知，这种措辞掩盖了真相。美国政府发现“基于具体且可清晰阐明的信息，有合理理由相信”紫金矿业的材料来源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于2025年1月将该公司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实体清单。

自2016年以来，中国共产党至少已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维吾尔族和其它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群体实施了种族灭绝、国家强迫劳动和危害人类罪。中国共产党实现这一种族灭绝目标的一种方式是通过伪装成“扶贫”的劳动力转移，这正是紫金矿业公开承认的做法。我们深感关切的是，贵公司在一家公司被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后，仍与其合作。

自2018年以来，紫金矿业还在塞尔维亚博尔经营着一座铜矿联合企业。有证据表明，该运营中存在严重的劳工剥削。 2021年，工人们公开抗议该公司的虐待行为，指出了每周工作84小时、住宿拥挤、工资延迟发放以及不合标准的制服导致他们受冻。工人进一步描述了完全剥夺他们自主权的条件，包括被迫签署空白合同、护照被没收以及被限制在缺乏健康和卫生标准的宿舍内。

新疆和塞尔维亚的这些例子只是已报告证据的一小部分，这些证据突显了紫金矿业所犯下的侵权行为——所有这些都是公开可查的。

摩根士丹利承销紫金国际黄金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恰恰展示了美国政府试图阻止的商业活动类型。通过参与紫金国际黄金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摩根士丹利将自身及其美国投资者置于监管、财务和声誉受损的严重风险之中。

鉴于上述情况，我要求您不迟于2025年11月27日提供以下有关贵公司在紫金国际黄金公司首次公开募股中所扮演角色的信息：

1.所有与摩根士丹利参与紫金国际黄金公司香港公开募股有关的文件和通讯，其中提及或涉及紫金国际黄金公司与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或人权侵犯行为（包括美国政府黑名单上的任何实体）的关联。这些文件和通讯应包括但不限于与上述紫金国际黄金公司关联的尽职调查、分析或风险评估相关的材料，以及与现场访问、设施检查和其它面对面活动相关的材料。
2.在摩根士丹利参与紫金国际黄金公司香港公开募股的背景下，摩根士丹利向紫金国际黄金公司首次公开募股的潜在投资者提供的所有文件，其中提及或涉及紫金国际黄金公司与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国防承包商、中国的军民融合生态系统或人权侵犯行为（包括美国政府黑名单上的任何实体）的关联。这些文件应包括但不限于俗称“交易手册”的文件以及提供给投资者的其他文件。
3.所有与摩根士丹利参与紫金国际黄金公司香港公开募股有关的文件和通讯，其中提及或涉及紫金国际黄金公司或中国当局对摩根士丹利获取与紫金国际黄金公司和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国防承包商、中国的军民融合生态系统或人权侵犯行为（包括美国政府黑名单上的任何实体）的关联相关的文件或信息所施加的任何限制、条件、拒绝或制约。
4.确定参与此项交易的合规人员，包括他们在评估交易是否应进行中的作用。

众议院第5号决议授权特设委员会广泛的权力，以调查和提交关于应对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经济、技术、安全和意识形态威胁的政策建议。
如需安排回复并组织简报会，请联系特设委员会工作人员，电话是 (202) 226-9678。
 

此致，
John Moolenaar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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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纳尔要求摩根士丹利回答有关与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有关的中国矿业公司的问题

2025年11月13日

今天，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John Moolenaar，密歇根州共和党籍）致函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泰德·皮克，要求提供更多信息，说明该公司承销紫金矿业集团子公司紫金国际黄金公司首次公开募股（IPO）的情况，紫金矿业集团是一家被列入美国政府《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实体清单的公司。
穆勒纳尔在信中写道：“当美国金融机构与被指控与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有关的中国公司进行业务往来时，它们就破坏了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强迫劳动的目标。美国承销商通过为这些公司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提供便利，使其能够扩大业务并从事更多的强迫劳动，这直接违反了美国法律的意图。”

穆勒纳尔继续说道：“报告显示，紫金矿业有人权侵犯记录。即使粗略看一下有关紫金矿业的报告，也会发现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犯下的可怕人权侵犯记录。从新疆到塞尔维亚再到哥伦比亚，多个团体已确认紫金矿业是一家惯犯人权侵犯者。”“摩根士丹利承销紫金国际黄金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恰恰展示了美国政府试图阻止的商业活动类型。通过参与紫金国际黄金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摩根士丹利将自身及其美国投资者置于监管、财务和声誉受损的严重风险之中。”

今年七月，穆勒纳尔曾就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在承销中国军工企业宁德时代首次公开募股中所扮演的角色，向其发出传票要求提供文件。 查看全部

 
维吾尔族是居住在中国西北部的1160万突厥语民族。自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他们实施了严重的人权侵犯，人权观察组织和独立的法律专家认为这构成了危害人类罪。有数十万维吾尔人生活在海外，估计有5万人把土耳其称为家。由于民族和文化渊源，土耳其长期以来一直是维吾尔人的安全港，包括通过优惠的移民政策，允许维吾尔人成为长期居民和公民。
但是，自2022年以来，随着土耳其与中国关系的升温，以及土耳其采取日益严格的反移民政策，对于没有土耳其公民身份的维吾尔人来说，土耳其的安全性降低了。土耳其当局武断地给维吾尔人和其他移民贴上了“限制代码”，将他们标记为“公共安全威胁”，通常没有合理的理由，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构成任何威胁。此类代码（通常是“G87”代码）的分配可能导致一系列负面且往往是毁灭性的后果：拒绝给予公民身份、国际保护或其他赋予居留权的身份，实际上使他们成为“非正常移民”，有些人最终会收到驱逐出境的决定。当这些人被警察或移民官员拦下或因任何原因与他们接触时，他们可能会被送往拘留中心。

如果被送回中国，尤其是从土耳其这种被中国政府视为“敏感”的国家遣返，维吾尔人可能会面临拘留、审讯、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土耳其政府声称从未直接将维吾尔人驱逐到中国。但至少有一起已报告的事件发生在2018年5月，据报道土耳其当局当时直接将至少三名维吾尔人驱逐到中国。也有间接遣返至中国的报道：2019年6月，土耳其当局将一名维吾尔族妇女和她的两个幼女驱逐到塔吉克斯坦，之后据报道塔吉克斯坦当局将她们遣送回了中国。
此外，人权观察组织发现媒体报道称，2018年12月至2025年10月期间，有33名维吾尔人在土耳其的拘留中心被拘留。实际数字可能更高：一家不愿透露姓名的土耳其非政府组织表示，仅在2024年，他们就记录了土耳其当局在拘留中心关押了100多名维吾尔人。

在拘留中心，土耳其移民当局曾对维吾尔被拘留者施压，有时是强迫他们签署“自愿回国”表格。这已成为土耳其影响其他移民群体（包括叙利亚人和阿富汗人）的普遍做法。人权观察组织采访的维吾尔人中，至少有三人表示他们签署了此类表格。其中一人于2019年被驱逐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该国自2008年起与中国签订了引渡条约。此人后来前往了其他几个国家，最终才得以安全。在此期间，他受到中国政府特工的骚扰，被当地移民当局拘留了两次，并且收留国政府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要求将其遣返。另一位维吾尔人告诉人权观察组织，2019年土耳其警察将他带到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机场准备驱逐出境，但他通过在机场制造事端得以阻止了这次尝试。
近年来土耳其对移民的镇压，伴随着维吾尔人在当地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优惠待遇的显著削弱。这些优惠待遇包括维吾尔人有资格在不满足所有要求的情况下申请长期居留许可，并随后通过专门针对突厥族裔的途径申请土耳其公民身份。

如前所述，维吾尔人正越来越多地遭受“限制代码”的标记，这种标记被附加到警务和移民数据库中的个人居留或护照记录上，实际上使先前授予的特权失效。限制代码的分配与土耳其第6458号《外国人与国际保护法》的实施有关，但目前如何以及为何分配这些代码尚不清楚，实际上它们的使用范围似乎远远超出了该法的初衷。根据人权观察组织采访的维吾尔人和律师以及审查的法庭文件，在具体案例中，这种做法往往缺乏合理理由、确凿证据，或与不当行为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同样，当局以构成“公共安全威胁”为由，在未提供支持证据的情况下，立即取消了维吾尔人的居留许可或拒绝了他们的居留或公民身份申请。

邻居的一个简单投诉、卷入刑事案件（即使后来被判无罪）都可能导致应用限制代码的决定。土耳其当局还会根据其他政府提供的情报来设置这些代码。在某些情况下，中国政府向土耳其当局提交了一份名单，其中包括被北京方面贴上“恐怖分子”标签的人，而这个词被混用于新疆地区和平的维吾尔身份表达或维权行动。名单上的人最终被贴上了限制代码。
一位了解情况的土耳其官员表示，移民系统使用限制代码给维吾尔人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并“将人们的生活推向了一个完全未知境地”。
为人权观察组织的这份报告，我们总共进行了20次访谈，其中13次与维吾尔人进行，这13人中有两人是土耳其维吾尔公民社会团体的代表；6次与在土耳其处理维吾尔人案件的移民律师进行；1次与一位了解情况的土耳其政府官员进行。

在人权观察组织采访的13名维吾尔人中，有9人因限制代码至少一次被关进拘留中心。有5人目前在土耳其没有合法身份，并表示害怕出门，因为土耳其警察或移民官员正在严厉打击非正常移民。其中两名受访者被认定为“有条件难民”，这是一种在土耳其提供的准难民身份，为他们提供国际保护，但当局仍取消了他们的身份，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当局裁定两人现在都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命运。

人权观察组织审查了土耳其内政部负责该国移民和国际保护事务的机构——移民管理局（PMM）发布的12份驱逐出境决定和4份拒绝维吾尔人居留许可的决定，以及人口和公民事务总局发布的3份拒绝公民身份申请的决定。所有这些文件，日期介于2018年至2025年之间，都使用了宽泛的措辞，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解释、引用或评估，无法让人评估决定的合理性。

根据土耳其法律，个人可以对这些驱逐出境决定提出上诉，但一位多次提出此类上诉的律师表示，“法官看到限制代码时，通常会为了安全起见做出不利的裁决。”
人权观察组织审查了2024年和2025年发布的五份关于被视为威胁公共秩序和安全的维吾尔人的驱逐令的法院裁决。在每起案件中，法院裁决都支持驱逐令，但没有说明这些个人做了什么构成了所谓的对公共安全和秩序的威胁。令人担忧的是，法院裁定不驱回原则不适用于维吾尔人，称他们没有证明维吾尔人如果被送往中国将面临受虐待和酷刑的风险。
受访者还报告了在拘留中心遭受的虐待和恶劣条件。其中四人曾被脱衣搜查。

2017年，土耳其政府与中国签署了一项引渡协议，但土耳其议会尚未批准该协议。如果该引渡协议生效，将对土耳其的维吾尔人构成重大且额外的威胁。
土耳其政府有义务尊重国际法不驱回原则，该原则禁止国家将任何人送回他们将面临真正的迫害、酷刑或其他严重虐待、生命威胁或其他类似严重人权侵犯风险的地方。不驱回原则被土耳其加入的三项人权条约——《欧洲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以及1951年《难民公约》和习惯国际法所禁止。该禁令已纳入土耳其第6458号《外国人与国际保护法》。

鉴于维吾尔人遭受的普遍和系统性迫害，人权观察组织认为，居住在中国的维吾尔人有充分理由担心一旦被强行遣返就会遭受迫害。
人权观察组织敦促土耳其和所有其他政府初步承认他们为难民。因此，土耳其政府应立即停止所有驱逐行动并暂停影响维吾尔人的驱逐决定，包括驱逐到第三国，因为在那里发生连锁驱逐导致不驱回的风险更高。

中国政府应停止在新疆实施的危害人类罪，并停止对海外维吾尔人的一切形式的跨国镇压。
其他国家政府在评估申请从土耳其重新安置或经过土耳其后申请庇护的维吾尔人案件时，不应将土耳其视为安全国家。即使他们在土耳其可能持有居留许可或国际保护身份，情况也是如此，因为这些身份不再安全。

方法
为人权观察组织的这份报告，我们总共进行了20次访谈，其中13次与维吾尔人进行。所有接受采访的13名维吾尔人均在2014年之后离开中国，并曾或目前以各种居留身份居住在土耳其。其中9人仍留在土耳其，有4人于2019年至2025年期间离开了土耳其。
由于中国政府对该社区的高度监视，对维吾尔人进行访谈具有挑战性。另有五名维吾尔人最初同意向人权观察组织分享他们的经历，但后来因担心遭到中国政府报复而撤回同意或停止回应。他们的案例未纳入本报告的任何部分。
人权观察组织于2025年3月至7月期间，通过线上和面对面方式，使用维吾尔语和土耳其语进行了访谈。所有受访者均被告知访谈的目的和自愿性质。他们被告知可以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提供不记录在案的回答，并可随时结束访谈。本报告中引用的引语基于访谈期间所做的书面记录。人权观察组织没有向受访者提供任何报酬、服务或其他个人利益。
人权观察组织为撰写本报告，审查了土耳其政府的相关政策和文件，例如驱逐决定、案件记录、通函命令、官方文件以及五份与维吾尔人相关的法院裁决。人权观察组织还审查了2018年12月至2025年10月期间被关押在拘留中心的33名维吾尔人的公开案件。
人权观察组织于2025年9月23日和2025年10月27日致函土耳其当局，询问有关维吾尔人在土耳其境况的信息，但在撰写本报告时未收到回复。信函副本附于本报告附录中。
为保护机密性，人权观察组织对所有受访者的身份进行了匿名处理，并只提供了最少的访谈信息。
 
基本背景
 
中国政府在新疆犯下的危害人类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或XUAR）位于中国西北部，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人口居住地。这些突厥语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与中国占多数的汉族有所不同。一些维吾尔人将该地区称为“东突厥斯坦”。
自2近平主席于2012年底上任以来，中国政府加快了在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并积极推行针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1]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实施压制性政策。[2]但自2016年底以来，中国政府作为其“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的一部分，大幅升级了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3]这些侵犯行为包括任意拘留和监禁、酷刑、强迫失踪、大规模监视、文化和宗教迫害、家庭分离以及强迫劳动。[4]研究人员还记录了性暴力和侵犯生殖权利的行为。[5]
中国政府强迫几乎所有维吾尔人交出护照，并以其他方式控制他们的行动，使他们极难逃离虐待。[6]它为这些政策和更广泛的镇压辩护，称其是打击恐怖主义所必需的，利用过去归咎于维吾尔人实施的暴力事件，建立了一个影响数百万人的控制和压制制度，并将维吾尔人的和平活动（例如手机中存储有《古兰经》诵读）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混为一谈。[7]
人权观察组织在2021年的一份报告中得出结论，此类侵犯行为构成危害人类罪，即作为针对任何平民人口的广泛或系统性攻击的一部分而故意实施的严重特定罪行——例如谋杀、酷刑和强奸。[8]
在这场镇压开始近十年后，估计仍有50万人（其中包括许多杰出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物）被关押在新疆的监狱中，服着长期而任意的刑期。[9]中国政府继续在新疆维持高水平的压制和监视，并严格控制维吾尔人的言论和行为。[10]
关于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施暴的国际报道促使全球对此类待遇进行广泛谴责。2021年，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欧盟对对这些侵犯行为负有责任的中国和新疆政府官员实施了有针对性的制裁，同时美国还颁布了《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以阻止沾染强迫劳动的产品流入美国。[11]但穆斯林多数国家和伊斯兰合作组织大多保持沉默。[12]
2022年8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发布了一份重要报告，结论是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暴行“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这促使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进行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投票来讨论该报告。[13]然而，由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它勉强躲过了这种审查。[14]在该报告发布两周年之际，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福尔克尔·图尔克表示，在新疆，“许多有问题的法律和政策仍然存在”。[15]
中国当局否认这些侵犯行为。他们试图通过宣传和虚假信息在全球范围内操纵有关这些侵犯行为的话语权，并消除追究他们责任的国际压力。[16]他们还驳斥了人权高专办的报告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并继续拒绝其所有建议。[17]

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跨国镇压
海外的维吾尔人也无法免受中国政府的镇压。中国政府严密监视和恐吓散居海外的人们，拘留和监禁流亡异见人士的家人，并强迫一些维吾尔人回国。
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跨国镇压”是一种长期做法，但自2016年底以来，其严重程度显著升级。作为“严厉打击专项行动”的一部分，新疆当局加强了对有外国关系的人的审查。[18]维吾尔人如果去过一份“26个敏感国家”名单中的国家（其中主要是土耳其、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穆斯林多数国家），或在那里有家人，或以其他方式与那里的人交流，都受到过审讯、拘留，并在许多情况下被任意监禁。[19]

中国政府试图强迫逃离中国或居住在海外的维吾尔人回国，在那里他们很可能面临严重伤害。它经常指控维吾尔人，尤其是那些政治活跃人士，如世界维吾尔大会前主席多里坤·艾沙，为“恐怖分子”，并寻求其他政府的合作来逮捕他们，包括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系统。[20]

中国政府也成功地在没有发出引渡令或通过正式双边法律渠道的情况下，强行遣返了维吾尔人，而是利用其对收留国政府的政治或财政影响力。跨国镇压的实际行动，包括拘留、逮捕或引渡，往往是通过中国与收留国安全部门合作完成的。允许这些引渡的政府违反了国际法对不驱回的保护。[21]

在泰国发生过特别臭名昭著的大规模强行驱回事件。2014年，泰国当局以违反移民法规为由起诉了数百名维吾尔人（其中许多人是为了逃避日益加剧的镇压而逃离的），并将他们关押在拘留中心。2015年，虽然泰国当局释放了大约170名被拘留的维吾尔妇女和儿童到土耳其，但他们也强行将100多名维吾尔男子遣返中国。[22]剩下的数十名维吾尔人被无限期拘留，直到2025年2月，泰国强行将另外40名维吾尔男子遣送回中国。[23]

然而，其他国家也发生过类似事件。值得注意的是，自2017年以来，埃及当局任意逮捕了数十名维吾尔人，允许中国官员在开罗审讯他们，并将其中许多人驱逐到中国。[24]在马来西亚、柬埔寨、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和塔吉克斯坦，也有记录在案的任意逮捕、拘留和驱逐出境案件，这些通常是应中国政府的要求进行的。[25]
维吾尔人在土耳其-中国关系中的位置

估计有5万维吾尔人居住在土耳其，使其成为继中亚各国之后世界上最大的维吾尔海外侨民群体之一。[26]在双边和国际层面，土耳其历来对维吾尔地区的人权侵犯表示担忧。
十多年前，在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演变为民族冲突之后，政府对维吾尔人进行了镇压，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挑战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之一。埃尔多安称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是“种族灭绝”。[27]

同样，2019年，土耳其外交部发表声明，对维吾尔地区的拘留营表示担忧。[28]2020年，土耳其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敦促中国尊重和保障维吾尔人的文化和宗教身份。[29]2021年，土耳其与其他42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对中国在维吾尔地区的镇压表示担忧并呼吁其停止镇压。[30]2022年9月，土耳其还在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关于维吾尔地区的报告发布后发表声明，指出：
我们对维吾尔土耳其人生活富裕安宁以及他们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保护的期望和关注，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的双边接触以及在国际平台，特别是联合国，都得到了强调。[31]
在中国政府的“严厉打击专项行动”之后，2022年12月，土耳其前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公开批评中国政府阻止土耳其访问维吾尔地区长达五年。[32]
土耳其还接收了逃离中国但未能离开东南亚的寻求庇护者和难民，包括2015年7月从泰国获释的170多名妇女和儿童。

事实上，土耳其长期以来一直对维吾尔人保持优惠的移民政策，他们在土耳其通常被称为“维吾尔土耳其人”，并且该政策的某些方面仍然存在。[33]例如，自2017年以来，维吾尔人能够以其他移民所没有的方式，通过移民管理局（PMM）申请长期居留许可。[34]由于对维吾尔人的优惠政策，他们无需满足其他群体面临的某些要求即可获得长期居留许可的资格，例如必须在土耳其居住至少八年。获得长期居留许可后，维吾尔人可以申请土耳其公民身份。

长期居留许可为维吾尔人在获得公民身份之前提供了最安全的移民身份，而人道主义居留许可和有条件难民身份是最不安全的。没有有效护照或签证抵达的维吾尔人通常会获得人道主义居留许可。
根据土耳其政府截至2021年12月的统计数据，有17,997名维吾尔人持有长期居留许可，6,787人已入籍土耳其公民，另有2,000人的公民身份申请正在等待审批。[35]此后没有公布其他关于维吾尔人移民身份的统计数据。没有关于持有其他许可或有条件难民身份的维吾尔人的可用数据。[36]

然而，自2022年以来，土耳其政府对其对维吾尔人困境的关注似乎明显有所收敛。这可能是由于多种因素，包括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与土耳其不断增长的贸易和投资，以及中国政府通过其统战工作部的宣传和影响行动。[37]
在中国政府允许土耳其驻北京大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2023年7月和2024年4月）两次访问新疆后，中国官方媒体援引土耳其大使的话，赞扬新疆的“快速经济发展”和享受“发展权规定的经济和社会权利”，而没有提及任何侵犯人权的行为。[38]2024年6月，在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访问中国和新疆期间，中国官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报道称，这位外长评论了安卡拉对中国领土完整和其“一个中国”政策的坚定承诺。[39]

土耳其亲政府报纸开始刊登赞扬中国共产党成就的报道，这些报道更像是广告而非客观报道。与此同时，土耳其国有媒体的记者参加了中国政府资助的新疆媒体考察团，助长了中国政府对该地区暴行的粉饰，而亲政府和反政府媒体都对报道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侵犯行为进行自我审查。[40]
与此同时，据报道，中国政府继续在土耳其进行间谍活动，目标是维吾尔团体和土耳其官员。[41]

中国政府还胁迫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与国家代理人（包括中国领事馆和大使馆）合作，通过对他们国内的家人施压，要求他们提供有关其他维吾尔人的信息。[42]
土耳其当局也一再阻止维吾尔人组织抗议中国政府的活动，并以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为由拒绝了一些组织者的公民身份申请。[43]
土耳其的反移民政策
 
土耳其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接收国之一。截至2025年8月，有超过250万叙利亚人拥有临时保护身份，这是为2011年后抵达土耳其的叙利亚国民、难民和无国籍人士提供的特殊身份。此外，截至2023年8月，有超过29万人来自其他非欧洲国家，拥有某种形式的有条件难民身份。[44]除了庞大的叙利亚人口外，土耳其政府将大多数来自非欧洲国家的人视为非正常移民，并严格限制他们申请国际保护的途径，经常驱逐大批人，并在边境进行大规模的即时推回。[45]
在2023年5月的选举活动中，反对派政客越来越多地利用仇外情绪。政府当局非法将叙利亚男子和一些男孩驱逐到土耳其占领的叙利亚北部地区。他们通过常用的做法，即胁迫他们签署自愿回国表格来进行。2023年5月的一项宪法法院裁决认定，以自愿遣返为幌子的强行遣返违反了多项人权。[46]
根据移民管理局的年度报告，土耳其在2024年驱逐了142,536人，比2023年的130,611人、2022年的120,484人和2021年的46,845人显著增加。[47]
 
被黑色印章标记：“限制代码”
 
土耳其当局武断地对维吾尔人施加限制代码
近年来，土耳其当局对一些维吾尔人，尤其是那些移民身份不太安全的维吾尔人，分配了限制代码。限制代码是土耳其警务和移民系统中的字母和数字组合。当局可以向在土耳其的任何被认为违反移民相关规定或土耳其法律，或更普遍地因未指明的原因被认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分配此类代码。[48]像维吾尔人这样的移民和难民经常被分配G87代码，将其标记为对一般公共安全的威胁。

法律框架
第6458号《外国人与国际保护法》第9条规定，移民管理局（PMM）“可以对因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或公共卫生原因而反对进入土耳其的外国人实施入境禁令。”2019年12月6日的法律修正案使得可以对已居住在土耳其的外国人实施入境禁令（这意味着任何被施加此类禁令的人在离开土耳其后将被拒绝再次入境）。[49]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法律的第54（2）条允许土耳其当局对那些正在寻求或已经获得国际保护身份的人发出遣返决定，如果他们被认为对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或公共卫生构成威胁，这违反了他们受国际保护的权利。[50]
尽管这两条都没有提到“限制代码”一词，但当局在发布这些代码时经常将其作为原始法律来源引用。此外，移民管理局发布了一项关于如何行使发布入境禁令和向外国人分配“限制代码”的权力的法规和通函。[51]根据人权观察组织获得的该通函副本，G类别适用于在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或公共卫生方面被认为不宜进入土耳其的外国人。
通函的附件提供了可能触发G代码指定的广泛原因清单，赋予了当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例如，如果根据一项投诉应用了限制代码，而该投诉根据土耳其法律也构成刑事犯罪，则即使该人被判无罪或调查被撤销，该代码也不会被删除。事实上，在人权观察组织审查的一个案件中，一名个人试图撤销驱逐令，法院裁定驱逐决定是合法的，尽管该个人被判所指控的罪行无罪。法院引用了移民管理局允许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通函作为其裁决的理由。
被指定限制代码可能导致一系列负面后果，从取消居留和/或国际保护身份，到遭受行政移民拘留和驱逐出境，以及被禁止再次进入土耳其。然而，证据表明，宽泛的标准和授予的自由裁量权导致G代码被应用于那些根本不对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或公共卫生构成任何威胁的人。对于居住在土耳其的外国国民来说，成为投诉的对象可能意味着他们的身份立即变为非正常，如果他们在例行检查中被拦下，他们可能会被送往拘留中心并被驱逐出境。
尽管限制代码的指定对各种权利具有深远影响，但移民管理局的通函并未在线发布或以其他方式公开获取。人权观察组织与之交谈的一些从事移民法的律师表示，他们没有或无法获得该通函的副本。[52]

外国情报在发布限制代码中的作用

如上所述，移民和难民经常被分配G87代码。[53]在这些情况下，移民管理局根据其他机构（通常是安全总局和国家情报局）的建议施加限制代码，这些机构会考虑来自其他政府的情报等信息。
土耳其当局可能根据其他政府提供的情报来设置这些限制代码，这为中国等专制政府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它们将反恐运动武器化以进行镇压。根据一位在土耳其代表难民（包括维吾尔人）的律师的说法：
在土耳其拥有大量人口和异见人士的国家正在利用和剥削这些做法。他们向土耳其当局发送“恐怖分子”名单，并给批评他们的人打上“代码”。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正在这样做。[54]

有一些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已将他们指控为恐怖分子的维吾尔人姓名发送给土耳其当局，寻求将他们遣返。[55]伊德里斯·哈桑就是其中之一。哈桑因被分配G87代码而多次被土耳其警方逮捕，有一次被拘留了长达一年多。[56]后来他才发现，中国政府也以“属于恐怖组织”为由将他列入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在土耳其，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知通常会导致G87限制代码，而无需相关当局进行调查。[57]后来，在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下，国际刑警组织取消了该通知，因为哈桑在逃离土耳其后于2021年在摩洛哥被捕并面临被驱逐到中国。[58]哈桑于2025年3月获准前往美国，并于2025年9月在加拿大与家人团聚。[59]
另一位维吾尔人告诉人权观察组织，他也被中国政府指控为“恐怖分子”。因为他是土耳其公民，他被审讯后获释。[60]
2016年未遂政变之后，土耳其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当局广泛使用其公共安全和反恐权力，但通常是以滥用和非法的方式。[61]虽然紧急状态于2018年结束，但这些权力的滥用仍在继续。在土耳其，对居住的移民常规性地不透明和武断地指定G87代码就是这种滥用的一个例子。根据土耳其非政府组织MAZLUMDER（被压迫者人权与团结协会）的一份报告，官员现在将“带有G87或G89等与安全相关的限制代码的个人视为‘恐怖分子’”。[62]
律师们报告说，土耳其法院在被要求撤销代码指定时，越来越多地根据警方记录和移民管理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做出裁决，而没有审查有效司法审查所必需的要素，例如确凿证据、客观条件或合理理由。

一位了解该国维吾尔人情况的土耳其政府官员告诉人权观察组织，反移民政策和中国政府日益增大的压力相结合，意味着维吾尔人像其他移民一样被分配限制代码，尽管维吾尔人面临的已知风险。这位官员说，“通过法院移除这些代码变得非常困难。”[63]他强调，这种做法给该国广大维吾尔人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并“将人们的生活推向了一个完全未知境地”。

G87代码的实际应用
移民管理局决策过程的缺乏透明度意味着G87代码的分配通常是武断的，缺乏正当程序，没有关于潜在不当行为的任何确凿证据。根据对维吾尔人、代表他们的律师以及对涉及维吾尔人的五份法院裁决的审查，往往很难知道为什么维吾尔人会获得该代码。
在人权观察组织审查的五起涉及被分配G87代码的个人的驱逐令的法院案件中，法院裁定驱逐决定是合法的，尽管这些决定是基于一般性的、抽象的陈述。裁决未能解释法院接受个人行为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断言的依据，而是服从于他们声称来自国家主权权利的国家当局的广泛自由裁量权。
此外，法院裁决未能对国际公认的维吾尔人在中国的处境做出任何评估。法官们以“解释和支持文件不足”为由，无视维吾尔人关于如果被驱逐到中国将面临风险的说法。在这五起案件中，法院都裁定该个人不受不驱回原则的保护。
人权观察组织审查的法院裁决或拒绝居留许可的移民管理局决定都没有包含针对维吾尔人采取行动的具体理由。接受采访的维吾尔人告诉人权观察组织，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推断出可能导致他们获得G87代码的原因。例如，有些人被指控违反移民法规。一名于2016年持有效旅行证件与家人来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告诉人权观察组织，他可能因为警察未能识别其移民文件的有效性而获得了G87代码：

2019年初，我在一个警察检查站被拦下，并被送往拘留中心。当时，我带着我的居留申请证明（Müraacat），但警察不承认它是有效的居留许可。我在拘留中心待了一年。后来，我发现我有一个G87代码。我不知道是在被拘留之前就有了这个代码，还是因为我的拘留才给我加的。直到今天，这仍然不清楚。[64]
另一位维吾尔人告诉人权观察组织，他可能是在违反移民法规之后，以及在土耳其当局收到关于他的匿名投诉之后获得了G87代码。土耳其当局取消了他的有条件难民保护身份，导致了驱逐令：

我于2016年持有效的中国护照来到土耳其。我最初申请了短期旅游许可。2017年，我试图非法穿越土耳其边境，导致我在各种拘留中心被拘留了数月。[然而]，我没有被起诉，也没有被认定有罪，我被无条件释放了……
之后，我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申请了难民身份……我收到了有条件难民卡，不久之后，我被传唤到移民局，后来因匿名投诉我经营地下枪支店而被拘留。[65]

我真的以为这是个笑话，因为我当时和我的家人生活在受保护之下……我被拘留了一个多月，并被带到法院，法院判我无罪并裁定我应被无条件释放。
在我被释放之前，移民当局取消了我的难民署保护，并给我颁发了有效期为两年的人道主义居留许可。然而，移民局最近拒绝了我的续期请求，并告诉我我有一个驱逐决定和G87限制代码。[66]

虽然宪法法院驳回了该男子对该驱逐决定的上诉，但他向行政法院上诉拒绝其居留许可申请的决定是成功的。结果，移民管理局给他颁发了人道主义居留许可。然而，该律师表示担心，由于现有的驱逐决定和G87代码，他将来在需要续签许可时可能会面临进一步的问题。
另一位代表维吾尔人的律师告诉人权观察组织，武断性是那些被分配限制代码导致其居留许可被取消的维吾尔人中非常普遍的经历，他说：“我的许多客户不知道土耳其当局收到了关于他们的什么原因或负面信息导致了限制代码。”[67]

另一位律师对“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威胁”的模糊定义提出了类似的担忧：
这个术语基本上意味着移民当局或情报部门对申请持负面看法。然而，这些当局没有提供他们得出这个结论的具体证据。这种做法破坏了无罪推定原则。[68]
另一位律师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的含义在土耳其法律中是开放解释的……当外国人卷入任何司法程序时，无论决定的结果或所指控行为的严重性如何，都有一个名为GÖKSEM的部门决定该行为是否需要驱逐出境。[69]

那位律师随后举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说明移民很容易被分配G87代码；即使在涉及其他人的司法调查中被点名，也足以构成限制代码的原因：
在某些情况下，与可疑人员通过电话的人可能会被分配代码。例如，有一名维吾尔人因涉嫌“恐怖主义”而被拘留，但后来因缺乏证据被无条件释放。然而，在调查期间，所有与该人通过电话的人都获得了G87代码，因为调查与恐怖主义有关。该人被释放了，但在那些获得G87代码的人中，有人正面临严重的移民身份问题。[70]
另一位律师也表示，将在“司法程序中出现姓名的外国人”置于行政移民拘留是土耳其的普遍做法。[71]

一位维吾尔受访者分享了另一个同样引人注目的案例，一个与邻居的简单误解导致了移民拘留和驱逐决定。根据这位受访者的说法：
警察来到我家，告诉我有人投诉我。在初步审讯之后，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带到拘留中心三个多月。即使那位邻居撤回了他们的投诉，也改变不了任何事情。我被释放了，但条件是我必须在三个月内离开该国，在此期间我必须向警察和移民局报到。现在，因为我没有任何法律文件，我甚至害怕出门，连买菜这种简单的事情都不敢，因为我不想再次被关进拘留中心。[72]

一位代表维吾尔人的律师解释了即使在法庭上，上诉限制代码的决定也几乎不可能：
当我们对限制代码提出上诉时，我们通常会要求相关当局提供他们的评估、理由和证据。换句话说，我们（首先）要求当局提供一份官方文件，证明该代码（对该人）存在，然后才能用来在法庭上对该决定提出上诉。然而，几乎不可能获得这些文件，这使我们更难处理此类案件。[73]
另一位律师对上诉行政决定（例如驱逐决定）的难度表示了类似的担忧：
该系统的问题始于简单的怀疑就触发行政部门发出驱逐决定，之后移民或难民几乎不可能对该决定提出上诉。它还可能导致长期行政拘留。[74]
虽然个人有权向行政法院上诉其武断分配的限制代码，但一位多次提出此类上诉的律师告诉人权观察组织，“法官看到此类代码时，通常会为了安全起见做出不利的裁决。”[75]律师在某些情况下成功地提出了此类上诉，但通常没有成功。在最近的2025年案件中，尽管宪法法院裁定撤销了遣返决定，当局仍驱逐了土库曼活动家阿里舍尔·萨哈托夫和阿卜杜拉·奥鲁索夫。[76]

维吾尔人获得居留许可的困难日益增加

大约从2023年初开始，维吾尔人、伊斯坦布尔维吾尔组织代表以及代表维吾尔人的律师报告称，没有土耳其公民身份的维吾尔人获得居留许可的难度越来越大，被拘留在拘留中心的风险也越来越高。他们表示，土耳其当局武断地取消了维吾尔人的居留许可，或拒绝了他们的居留或公民身份申请，通常是基于该个人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而没有为指控提供支持证据。一位律师告诉人权观察组织，“现在维吾尔人甚至得不到人道主义（居留）许可。”[77]
如上所述，人权观察组织审查了移民管理局拒绝维吾尔人居留许可的四份决定，其中三份涉及长期居留许可，一份涉及人道主义居留许可。
在两份长期居留拒绝决定中，移民管理局引用“未能满足移民政策委员会设定的条件”作为拒绝长期居留许可申请的理由。而在另一份决定中，当局还补充了“对该个人有驱逐令”作为拒绝理由之一。虽然该个人被告知有权对该决定提出上诉，但该决定本身并未具体说明哪些条件未得到满足，也没有提供关于该个人不知道存在的驱逐令的任何信息，包括其签发日期或构成其基础的事实或事件。因此，该个人无法获得明确的上诉理由。
移民管理局拒绝人道主义居留许可的决定同样不透明。它在没有具体事实、理由或评估的情况下拒绝了申请，只是抽象地说明“申请人没有满足第6458号《外国人与国际保护法》第46条规定的条件”，尽管申请人表面上确实属于应给予人道主义许可的类别。[78]
人权观察组织还审查了人口和公民事务总局发布的三份拒绝维吾尔人公民身份申请的决定。拒绝理由声称存在“公共秩序障碍”和“国家安全”问题，引用了第5901号《土耳其公民法》第12条。

一位代表维吾尔人的律师告诉人权观察组织，维吾尔人在移民系统中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
有很多案例是政府取消了维吾尔人的长期居留许可，转而给了他们人道主义居留许可。这个决定是武断的。我的一些客户的人道主义居留许可也被取消或拒绝续签。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会被关在这些中心长达一年。然后他们将在没有合法身份的情况下被释放。然后，几天后，另一次警察检查可能会导致他们再次被拘留。对于那些没有适当文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土耳其对维吾尔人来说正日益成为一个不宜居住的地方。[79]
一位律师告诉人权观察组织，仅仅被关押在拘留中心就足以成为当局取消居留许可的理由：
当局也可以拒绝人道主义居留许可申请……因为（申请人）有被行政拘留的记录，无论理由是否有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将受到严重影响。[80]
一位驻土耳其的维吾尔非政府组织代表，他本人在申请居留许可时也遇到过困难，他告诉人权观察组织：
根据我们记录的，仅在2024年，土耳其当局就将100多名维吾尔人送往拘留中心。这些人通常没有长期居留许可，而是持有人道主义居留许可。当他们去续签人道主义居留权时，许多人开始遇到问题，在没有有效许可的情况下，他们最终被拘留。没有人有关于这些事件的明确统计数据。[81]

一名维吾尔人说，他不能在土耳其申请居留许可，因为他被关押在拘留中心，尽管法院判他导致他被拘留的罪行无罪。他离开了土耳其，现在正在一个欧洲国家寻求庇护。他告诉人权观察组织：
2024年，土耳其警察拘留了我，声称我与ISIS（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有联系，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我在拘留中心待了一个月，因为被发现无罪而获释。然而，当局取消了我的居留许可，并拒绝了我的重新申请。我没有任何犯罪记录，我要求如果他们继续怀疑，就进行调查，否则……他们应该续签我的居留许可。我的律师告诉我（他知道）我是无辜的，但他无法在移民系统方面帮助我。我有一本有效的中国护照，所以我决定冒险离开并找到安全的地方——因为我（很快）可能会再次被行政移民拘留或被驱逐到第三国，正如移民官员告诉我的那样。我知道许多维吾尔人处于类似情况，他们生活在对土耳其的恐惧之中。[82]

一位居留许可申请被当局拒绝的维吾尔人分享了类似的武断拘留和屡次未能续签居留许可的故事：
我被当作有罪的人对待。我在拘留中心待了一年……我多次尝试续签我的居留许可，但都失败了。移民局告诉我，在我最新的居留许可申请被拒绝后，我有10天的时间离开该国。然后，我决定离开该国。我拿着我的中国护照，所以订了一张飞往第三国的航班，这将是我前往欧洲安全地点的途径。土耳其当局在机场拘留了我，并给我施加了两年入境禁令。
我的妻子和孩子仍然在土耳其。他们有长期居留许可，并已申请土耳其公民身份。他们的公民身份申请被无故拒绝，我不知道如何才能与他们团聚。[83]
另一位在土耳其没有有效居留许可的维吾尔人告诉人权观察组织他是如何生活在恐惧之中的：
我刚到土耳其时申请了人道主义（居留）许可，后来土耳其当局开始给予维吾尔人这种例外时，我又申请了长期居留许可。但我的申请被拒绝了，所以我重新申请了人道主义居留许可。一年前，移民当局要求我每月报到一次，并告诉我我有一个（限制）代码。但我不知道这是关于什么的。他们没有向我提供任何相关文件。它不透明且不合理。我至少两次被武断拘留和审讯，每次两个小时，因为我的居留许可有问题——我有一个驱逐决定。现在我生活在恐惧之中，即使白天出门，我也不觉得安全，因为警察可以拦下我，把我带到拘留中心。我知道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84]

那些没有有效护照来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现在甚至难以获得人道主义居留许可。其中一人告诉人权观察组织，当他试图了解为什么得不到许可时，一名移民官员威胁他并说：“如果你继续吵闹，我就把你关起来。”[85]
一位一直在处理此类案件的律师强调，土耳其当局可能因为中国而对处理维吾尔人的国际保护犹豫不决：
人道主义居留许可是个政治问题。政府不想因为中国而给予维吾尔人国际保护（作为有条件难民）；因此，他们发放人道主义居留许可。当这些被拒绝时，维吾尔人就没有其他途径了。有时，人道主义居留许可的拒绝可能导致一个“代码”，而不是反过来，官员认为它可能会因为一个“原因”而被拒绝，而没有证据支持。[86]
人权观察组织采访的所有维吾尔人都表示，土耳其当局没有提供导致他们被施加限制代码或拒绝其居留或公民身份申请的理由的证据。他们使用了“公共安全威胁”这个模糊的术语，但没有解释他们构成了什么威胁以及基于什么。所有接受采访的律师都表示，上诉这些限制代码，或居留许可的取消或拒绝变得极其困难。
一位从事移民和难民权利工作并代表一些维吾尔人的律师告诉人权观察组织，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使某些维吾尔人特别脆弱：
归根结底，这与土耳其的安全、移民和难民政策有关。这些案件涉及各种因素，例如来自中国的情报信息，例如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知，以及个人因素，例如在没有有效护照的情况下抵达土耳其。有时当局可以以模糊的（声称他们）“危及公共安全”为由拒绝人们的居留许可或公民身份申请，而没有对这些案件进行适当的调查。[87]
人权观察组织致函土耳其当局，除其他问题外，要求提供自2018年以来居留许可申请被撤销或续签被拒绝的维吾尔人数量的数据，但在撰写本报告时未收到回复。
不再受保护：“我被当作罪犯对待”
 

拘留中心的条件
根据土耳其法律，一个人可以被拘留长达六个月的移民拘留（一种非刑事或行政拘留），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延长最多额外六个月。[88]
本报告的所有受访者，包括经常访问关押此类被拘留者（土耳其语为Geri Gönderme Merkezi）的拘留中心的律师，都对中心的恶劣条件和对被拘留者的虐待表示担忧。一位律师说，“不幸的是，在拘留中心存在酷刑和虐待，我看到有人头骨或四肢骨折。”[89]另一位律师说：“存在虐待。即使作为律师，我们也要排长队才能见到我们的客户。我们会议的持续时间是武断的。这些设施没有标准。”[90]
2022年，人权观察组织记录了土耳其拘留中心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条件和虐待。[91]前被拘留者告诉人权观察组织，他们经常从一个拘留中心转移到另一个拘留中心，有时甚至在转移到另一个中心后又返回到同一个中心。这似乎是由于中心过度拥挤造成的，但这些频繁的转移加剧了焦虑，使被拘留者极难与寻求提供法律、物质或精神支持的律师或外界人士建立和保持联系。最近的访谈表明情况基本没有改变。
人权观察组织采访了土耳其当局在2017年至2025年不同时期送往拘留中心的维吾尔人。其中一些受访者在此期间经历了多次拘留，包括最近在2025年初。
一名在各种拘留中心度过了数月的维吾尔人告诉人权观察组织：
条件非常差。有一次，设施连续九天没有提供合适的食物。在一个拘留中心，我在水泥地上睡了一个星期，和另外两个人共用一条毯子。一个狭小的牢房里有20个人，那里没有任何卫生可言。我目睹了有人感染了虱子。[92]

另一名维吾尔人向人权观察组织描述了他与土耳其警察的初次互动：
在警察局的初步审讯中，我受到了非常恶劣的对待。他们反复问我为什么在土耳其。我回答说我逃离了中国的压迫，来寻求保护。我告诉他们，我把你们视为我的兄弟。他们大喊着回答：“我们这里不欢迎你。滚开。你这狗屎。肮脏的混蛋。滚回你来的地方。”
该男子随后在各种拘留中心被关押了两个月，并描述了他遭受的一些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后来我被转移到一个拘留中心，那里的官员在其他警察和女警察面前对我进行了脱衣搜查，侮辱了我。官员强迫我脱掉所有的衣服，包括内衣。[93]
人权观察组织采访的其他三人表示，官员在拘留中心对他们进行了脱衣搜查。
土耳其法律没有为进行脱衣搜查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特别是对因行政原因（包括移民原因）被拘留的人进行脱衣搜查。[94]如果没有符合国际人权规范的明确法律依据，对土耳其拘留中心的移民进行任何形式的搜查都是非法的，脱衣搜查违反了禁止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的规定。
 
土耳其的驱逐风险
 
土耳其当局声称从未将任何维吾尔人驱逐到中国。尽管在2018年和2019年否认，但至少有六人，包括两名儿童，可能已被从土耳其驱逐到中国。据报道，2018年5月，土耳其当局直接将至少三名维吾尔人——布尔汗·克里木、穆罕默德·阿里和托赫蒂·阿迪尔江驱逐到中国。[95]2019年6月，土耳其当局将津尼古尔·图尔逊和她的两个幼女希拉尔·谢希努尔和巴努·阿卜杜拉驱逐到塔吉克斯坦，之后塔吉克斯坦当局将她们遣送回了中国。[96]她在土耳其的姐姐说，津尼古尔从此再无音讯。[97]
此外，人权观察组织对土耳其和维吾尔消息来源的审查发现，有新闻文章和社交媒体帖子描述了2018年12月至2025年10月期间，总共有33名维吾尔人在土耳其拘留中心被拘留。人权观察组织无法追踪这些人中是否有人最终被遣返。当地非政府组织和律师的估计表明，为驱逐目的而被拘留的实际人数可能要高得多。
所有接受采访的人，包括律师，都告诉人权观察组织，土耳其移民当局向被拘留者施压，要求他们签署“自愿回国”表格。人权观察组织与之交谈的维吾尔人中，至少有三人签署了该表格，其中一人被驱逐到与中国签订了引渡条约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第二名维吾尔人分享了他2019年差点被驱逐到中国的经历；这没有发生，因为他在机场大声喧哗，但这仍然让人质疑土耳其当局声称没有人被驱逐到中国的说法：

当时是凌晨4点，官员们把我带上了车。他们没有告诉我他们要把我带到哪里。我问他们，他们回答说：“我们正把你送到中国。”他们把我带到机场，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国际出发。我惊慌失措，求他们不要驱逐我。我告诉他们，“现在就杀了我，也不要送我去中国。”我的手被铐着，但在（护照检查）处他们解开了手铐。后来，我继续反抗，引起了许多其他人的注意。然后，官员们与其他人进行了沟通，将我转移到国内出发处；然后我被送往土耳其的另一个拘留中心。[98]
根据人权观察组织进行的访谈，移民官员经常向外国人施压，无论其保护身份如何，要求他们签署“自愿回国”表格。一位处理移民和难民非法驱逐案件的律师说：“99%被驱逐的人，无论他们是否是维吾尔人，都是在压力下签署的；所有这些（驱逐）都是非法的。”[99]

一位在拘留中心待了一个月的维吾尔人告诉人权观察组织：
我受到了恶劣的对待，仿佛我是个罪犯。在拘留时，官员们审讯我，要求我签署一份土耳其语和中文的文件。我无法完全理解这两种语言。拘留中心有一名翻译，但这份文件没有为我翻译。官员们告诉我签署这些文件，说这对我自己有好处。我没有律师。最终，我签了字。我不知道这是一份“自愿回国”表格。幸运的是，我的案子被公开了，所以我被释放了。但从那以后，我有一个驱逐决定和G87限制代码，这使得我在土耳其无法获得合法居留权。[100]
另一位律师向人权观察组织证实，当局强迫拘留中心的被拘留者签署自愿驱逐表格，这是违法的：
一旦人们进入拘留中心，他们通常会被要求，有时是被强迫，签署自愿驱逐表格。我见过一位维吾尔客户被要求签署此类文件。我没有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如果我没有干预，那个人可能已经登上了飞往中国的飞机。每个人都被要求签署这份表格。不识字或不理解他们正在阅读的语言的人仍然被要求签署。在这些设施工作的人员不知道这样做是非法的。在特殊情况下，不驱回原则适用，尤其是在维吾尔人的案件中。[101]

土耳其通常将维吾尔人驱逐到他们可以持中国护照免签证进入的国家，例如巴尔干地区、海湾地区、中亚国家，以及在一个案例中，驱逐到北非的一个国家。所有这些国家都与中国签订了引渡条约，这使得任何从土耳其被驱逐到第三国的维吾尔人都面临被驱逐到中国的严重风险。

人权观察组织审查了12份驱逐决定和5份与上诉相关的法院文件，其中大部分来自2023年至2025年。行政法院多次无视维吾尔人关于如果被遣返中国将遭受迫害的说法。法院裁决声称没有严重、确凿的证据表明在法庭上的个人如果被遣返中国将遭受迫害。[102]在其中一项法院裁决中，法院裁定将一名维吾尔人从土耳其驱逐到吉尔吉斯斯坦或厄瓜多尔并不违反第6454号《外国人与国际保护法》第54（1）（d）条，因为该人“对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或公共卫生构成威胁”。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签订了引渡条约。厄瓜多尔已与中国签署了一项引渡条约，正等待批准。法院没有考虑这些国家可能发生强行驱回的危险。人权观察组织证实，其中一人已安全抵达一个欧洲国家，另一人目前持人道主义居留许可居住在伊斯坦布尔，而无法追踪其余维吾尔人的现状。

一位处理维吾尔人案件的律师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并告诉人权观察组织，行政法院的上诉裁决使维吾尔人面临危险：
根据第6458号法律（该法律规范不驱回），不应有关于维吾尔人的驱逐决定。然而，在实践中，当我们过去收到移民当局的驱逐决定时，法院会接受维吾尔人的上诉并表示，“将该个人驱逐到原籍国是有问题的，但他们可以自愿或被驱逐到第三国。”但最新的法院裁决说，“驱逐到原籍国——中国——没有问题。”也许当局声称没有直接驱逐到中国，但维吾尔人在土耳其的外国人身份使他们的恐惧显著增加。[103]

正如关于该国难民权利的学术文章所强调的那样，土耳其行政法院也存在不一致性。正如一位学者在确定了2014年至2021年行政法院裁决中的多重不一致性后总结的那样，“行政法院的决策仍然太像一场抽奖。”[104]
另一位律师表达了对进入拘留中心的每个人的武断决定的担忧，并强调对于那些面临被驱逐出境的维吾尔人来说，没有一个他们可以持中国护照免签证进入的安全第三国。他还指出，法院过去会考虑中国的情况，但现在考虑得越来越少，甚至可能根本不考虑：
当一名维吾尔人进入拘留中心时，过去的（导致当局区别对待这些案件）方法已经结束了。移民当局对每个人都做出了驱逐决定。这是非法的，但他们坚持这样做。过去，行政法院会推翻（涉及维吾尔人的）驱逐令。法院首次在几起此类案件中确认了移民机构的决定。我们应该记住，对于那些面临持中国护照被驱逐的维吾尔人来说，安全第三国的概念是不存在的。[105]

寻求安全
中国咄咄逼人的跨国镇压、它对土耳其当局施加的压力、中土关系的升温以及土耳其日益严格的反移民政策相结合，使维吾尔人感到他们在土耳其不再受到保护和安全。没有关于维吾尔人离开土耳其的公开统计数据，但有一些人正试图前往欧洲寻求安全，如上所述，包括为本报告采访的四名维吾尔人。
维吾尔人的另一个选择是加拿大，此前加拿大下议院于2023年2月通过了一项动议M62，旨在通过其难民和人道主义安置计划“加快1万名需要保护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进入该国。[106]人权观察组织为本报告采访了13名维吾尔人，其中目前在土耳其的七人中，有六人已申请了M62计划。
一位维吾尔活动家告诉人权观察组织，土耳其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正试图在其他地方寻求安全，尤其是那些移民身份不太安全的人：
对土耳其维吾尔人的跨国镇压正在将维吾尔人推出土耳其，有时甚至包括拥有土耳其公民身份的维吾尔人。但受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没有居留许可的人。在我们的小社区里，至少有两名维吾尔人被无故拘留。当局在这些案件中没有提供信息，也没有遵循正当程序。这促使他们到其他地方寻求安全。[107]

人权观察组织采访了一名“自愿”驱逐自己的维吾尔难民，他描述了为前往安全地带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他告诉我们，在他离开土耳其后，中国政府曾向他寻求庇护的第三国政府要求将他遣返。中国当局还向他施压，要求他提供有关其他维吾尔人的信息，以及他认为是威胁性的提及他在新疆的家人：
我决定离开——自我驱逐——因为我对土耳其感到非常失望。我在离开时被施加了G87代码，禁止我五年内再次进入土耳其。土耳其当局将我驱逐到一个对持有中国护照的人不需要签证的国家。我没有钱，在那里也不认识任何人，所以我决定去另一个也与中国有免签证协议的国家。

我在那里非法居住了几年，躲藏起来，打各种零工。然而，我甚至不能开银行账户或去看医生。我最终进了监狱，在那里我受到了恶劣的对待，身体出现了健康问题。由于我是中国公民，当地警察向中国大使馆报告了我。他们在不到半年内几次来找我。幸运的是，当局拒绝了驱逐我，尽管中国政府施加了压力，因为那将违反国际法。
之后，我去了另一个国家，并在那里试图开始新的生活。我结了婚。我有了居留许可。我也变得政治活跃起来。这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注意，他们也开始在这个新地方骚扰我。我申请了难民署的保护。但那里的一名工作人员私下告诉我：“你的情况很危险；中国政府正在找你。”

最后，我也决定离开那个国家，因为那个国家与中国关系密切，也因为我面临的恐吓。我冒险非法越过许多边境，到达了一个我现在居住的安全国家。即使现在，中国政府仍然联系我，询问有关其他维吾尔人的问题。即使他们威胁要（拘留）我的家人，我也拒绝为他们工作。尽管经历了这一切，我仍然坚守我的价值观。[108]
 
相关国际法

土耳其是《欧洲人权公约》（ECHR）、《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CAT）以及1951年《难民公约》的缔约国，所有这些都与本报告中发现的针对维吾尔人的侵权行为特别相关。[109]
国际法要求各国政府尊重不驱回原则，即禁止将任何人转移到他们将面临真正的迫害、酷刑或其他虐待风险或生命威胁的地方。这适用于无论是直接转移到可能发生迫害或虐待的地方，还是通过连锁驱回间接转移。不驱回原则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包含在土耳其加入的上述人权条约中，并已纳入土耳其法律。
《欧洲人权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分别在第3条和第7条）都规定了绝对禁止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其中包括绝对禁止将任何人送往该个人将面临遭受此类待遇风险的国家。《禁止酷刑公约》第3条明确规定，禁止将一个人送往“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将面临遭受酷刑危险”的地方。
作为1951年《难民公约》的缔约国，尽管土耳其对其适用范围保持地理限制，但它仍受该条约第33条规定的不驱回原则的约束。[110]
土耳其第6458号《外国人与国际保护法》第4条反映了其不驱回义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遣返到可能遭受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惩罚或待遇的地方，或因其种族、宗教、国籍、特定社会团体的成员身份或政治见解而其生命或自由将受到威胁的地方。”[111]同一法律的第55条列出了不应发出遣返决定的人员类别，其中包括“有严重迹象相信他们将被遣返的国家遭受死刑、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的人。然而，它没有明确提及那些因种族、宗教、国籍、特定社会团体的成员身份或政治见解而有充分理由担心遭受迫害的人。[112]

禁止有辱人格的待遇

《欧洲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禁止酷刑公约》中对酷刑和其他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的绝对禁止涵盖了当局对被剥夺自由的个人，或更普遍地对执法人员的个体所进行的一切待遇，包括拘留条件。人权观察组织被告知执法部门对维吾尔人进行的各种虐待行为，从言语侮辱到脱衣搜查和身体攻击，以及恶劣的拘留条件。
 
有辱人格的待遇

虐待必须达到最低严重程度才能违反绝对禁止，但严重程度取决于案件的所有情况，例如待遇的持续时间、其身体或精神影响，有时还有受害者的性别、年龄和健康状况。[113]然而，欧洲人权法院一再重申，执法部门对被拘留者使用任何武力，如果不是被拘留者的行为严格必要的，就会损害人的尊严，执法人员对个人的任何有损人类尊严的行为均构成对《欧洲人权公约》的侵犯。[114]

关于脱衣搜查，虽然有时可以为了确保监狱安全或防止混乱或犯罪而进行，但法院发现，与这两个目标都没有既定联系的搜查很可能违反禁止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的规定。很难以任何一个理由证明对因移民原因被拘留的人进行脱衣搜查是合理的。法院还强调，如果此类搜查是合法进行的，则应始终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充分尊重人的尊严，并出于合法目的。如果搜查的方式带有有辱人格的成分，显着加剧了该程序不可避免的屈辱感，例如，强迫男性囚犯在女性官员面前脱衣服，或在嘲笑和辱骂囚犯的警卫面前进行搜查，则将构成侵犯。[115]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对何时允许脱衣搜查以及为防止被禁止的待遇而需要采取的保障措施规定了类似的标准。[116]

拘留条件

评估因移民原因被拘留的移民的拘留条件是否合适，直接取决于他们是因移民原因被拘留，而不是因为他们正在服刑或面临刑事诉讼。国家必须确保“拘留条件与尊重人的尊严相符，并且被拘留者不会遭受超过拘留固有的不可避免的痛苦程度的痛苦或困境，并确保他们的健康和福祉得到适当保障。”[117]欧洲法院曾多次认定土耳其因移民的拘留条件而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118]

禁止任意拘留

《欧洲人权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分别在第5条和第9条）禁止对任何人进行任意逮捕或拘留。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关于任意拘留的第35号一般性意见中明确指出，拘留不仅在缺乏法律依据时是武断的，而且在不相称、不适当或不公正时；缺乏合理性和必要性要素时；或者未遵循正当程序时（例如未能尊重司法审查、获得律师或提供逮捕理由）也是武断的。[119]
《欧洲人权公约》第5（1）条要求拘留必须符合法律，这意味着它必须在国家法律中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且必须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欧洲人权法院还一再强调，所有拘留决定都应基于个性化的司法推理。[120]
第5（1）（f）条允许为了驱逐出境或引渡而进行拘留，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任意拘留，当局有义务考虑遣返是否是现实的前景，以及为了遣返而进行的拘留是否从一开始就是，或继续是合理的。[121]

土耳其对维吾尔人进行的非刑事拘留，通常是长期拘留，似乎是武断的，未能尊重法治。就其与遣返决定相关而言，尽管存在明确的强行驱回风险，本应使遣返无法进行，但这凸显了这些拘留的武断和非法性质。

获得有效补救的权利

面临驱逐决定的人有权获得有效的补救措施来质疑该决定的合法性，包括质疑执行该决定是否可能导致强行驱回。具体而言，《欧洲人权公约》第13条要求土耳其向包括寻求国际保护的移民在内的每个人提供“对声称存在有充分理由担心真正风险遭受违反（公约）待遇的索赔进行独立和严格审查的机会，以及暂停执行被质疑措施的可能性。”[122]证据表明，土耳其的行政法院未能向面临被土耳其驱逐威胁的维吾尔人提供这种保障。 查看全部

1988年，六月十五日不仅仅是一个日期——它代表着维吾尔人的荣誉、勇气和反抗。一段个人回忆。

作者：多里坤·艾沙

自1988年以来的每一年，六月十五日都被纪念为维吾尔人和所有珍视自由与正义的人的重要日子——学生示威的周年纪念日，这是维吾尔历史上最难忘的抗议行动之一。2025年是第37个周年，再次提醒世界，那天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年轻人领导的一场抗议，而是维吾尔人民在新疆/东突厥斯坦争取民主、人权和自由斗争中的一个转折点。
 
 


多里坤·艾沙和他的同学们在1988年9月被新疆大学开除时的照片。


那时候，我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大学生。领导这场运动不仅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荣誉。即使现在，我还记得那些日子的激动和痛苦，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通过这条消息，我想向那一天的精神致敬，向我的同志们、我们失去的领导人和维吾尔人民的勇气致敬。

**1988年6月15日：学生们打破沉默的那一天**

大学行政部门支持学生科学文化联盟活动的信函。



引发抗议的火花来自于多年对维吾尔学生的系统性歧视和羞辱。1988年5月5日，在乌鲁木齐新疆大学物理系的厕所里，有人涂写了种族主义和侮辱性的涂鸦。这些字包括恶毒的口号，比如：“让维吾尔男人当奴隶，把他们的女孩变成妓女。”

尽管这件事非常可耻，大学行政部门和当局保持沉默。维吾尔学生试图通过合法和官方渠道表达他们的关切，提交请愿书并寻求对话。所有努力要么被拒绝，要么被忽视。很明显——不能再沉默了。

6月15日上午，数千名学生聚集在新疆大学举行”反对民族歧视集会”。然后他们手举横幅、口喊口号涌上街头：“我们抗议民族歧视！”“人权万岁！”“我们需要民主”“我们需要平等权利”“反对中国的奴役政策！”

街上不仅充满了年轻人的愤怒，也充满了人民的支持。有些人哭着拥抱年轻的抗议者。这不仅仅是抗议——这是为尊严而战。

**学生科学文化联盟的成立**

这场运动不是自发的。1987年，新疆大学的维吾尔学生已经建立了一个有组织的结构：学生科学文化联盟。我担任主席。我的副手是茹仙·阿巴斯和已故的阿卜力米提·麦麦提。我们的总书记是瓦里斯·阿巴白克力，他不幸于2019年11月在中国的拘留营中去世。



学生科学文化联盟会员卡。

我们联盟的努力不仅是思想上的，也是实际的。我们派志愿教师去条件差的地区，组织文化和法律扫盲课程，举办摄影展，通过戏剧、讲座和艺术活动推广爱国教育。我们发起了一场培养维吾尔人民意识和精神的运动。

**中国的镇压：强制沉默**

六·一五抗议震动了中国当局。虽然它被镇压了，但它的影响持续了下来。这次事件被称为”六·一五事件”。作为学生领袖，我们成了调查的目标。数百名高级官员和警察监视、审问和骚扰我们。我们走的每一步都在监控之下。我被软禁了。

经过四个月的审问，瓦里斯·阿巴白克力和我被大学开除了。其他人毕业后被调到农村地区，被拒绝就业。许多人今天仍然在国家的监控之下。瓦里斯在集中营里失去了生命。我在1994年设法逃到国外，获得了自由。



红头文件说明为什么作者应该被大学开除(维吾尔文和中文原始文件的副本)。
 


红头文件说明为什么作者应该被大学开除(维吾尔文和中文原始文件的副本)。

**今天：面对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

80年代开始的歧视，现在已经升级为全面的种族灭绝。数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民族被关押在中国的集中营、强制劳动中心和变成露天监狱的城市里。清真寺被拆毁，古兰经学校被取缔，家庭被拆散。我们的文化和身份正在被系统性地抹去。

这不仅仅是同化——这是种族灭绝。

正如我们在1988年发出声音一样，我们今天必须再次发声。世界的沉默只会助长压迫。保持沉默就是成为罪行的帮凶。

**对今天和明天的教训**

1988年6月15日，不仅仅是一段记忆，而是今天和未来的路线图。那一天，维吾尔青年挺身而出争取自由，藐视羞辱，拒绝屈服于镇压。这种精神今天仍然活在我们人民心中。自由不是特权；它是基本人权。要求它不是犯罪，而是道德责任。

这次示威是维吾尔历史上最重要的民主起义之一。把这种反抗的遗产传给下一代是我们的责任。记住就是反抗。如果我们忘记，我们就会重复历史。如果我们记住，我们就会再次站起来。

六月十五日不仅仅是一个日期——它代表着荣誉、勇气和反抗。我怀着深深的敬意记住所有在这场斗争中参与、支持和牺牲生命的人。他们点燃的自由火炬总有一天会照亮东突厥斯坦的天空。​​​​​​​​​​​​​​​​ 查看全部

丝绸之路与监控：援助如何在新疆变成控制的工具



把镇压包装成”援助”是中国宣传新疆的主要手段。一份报告揭穿了一个基于谎言的策略。

作者：马西莫·因特罗维涅

新疆女工在工厂里工作。图片来自网络。

在这个到处是光鲜基础设施和电视转播剪彩仪式的时代，发展已经成了证明合法性的语言。但在《武器化的发展：新疆援助如何推动镇压》这份报告中，维吾尔人权监察组织提供了一个让人清醒的相反故事。这份研究细致的报告揭示了中国新疆地区由国家主导的援助不是中立的善举，而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控制机制，在进步的旗号下重塑着地貌、身份和信仰。

报告开篇就提出了一个直白的观点：“新疆的发展援助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增长——它是强制意识形态统一和瓦解维吾尔人身份的工具。“从一开始，它就质疑了道路、学校和工业园区本质上是好事的假设。相反，它展示了这些项目是如何嵌入到一个更广泛的同化、监控和镇压策略中的。援助不是为了赋权给社区，而是为了重新改造他们。作者追溯了国家补贴、职业培训和扶贫项目是如何与政治忠诚、宗教服从和文化抹杀挂钩的。

报告中最有说服力的部分之一是检查”对口援疆”政策的作用，这是一项让富裕省份负责支持新疆发展的政策。表面上看，这是地区间团结互助的典范。实际上，这是输出意识形态的管道。“对口援疆项目不仅是经济性的——它们是输出以汉族为中心的治理方式、压制维吾尔文化自治的政治工具。“在这些计划下建起的工厂，经常雇用那些经历过”再教育”的维吾尔人，他们的劳动通过数字监控系统被监视着。报告记录了援助资金是如何被用来建造”模范村”的，在那里党的口号取代了宗教标志，清真寺的拆除被说成是”城市更新”。

作者还剖析了发展这个词本身的语言。像”扶贫”、“现代化”和”融合”这样的词被证明是流离失所和控制的委婉说法。国家的援助项目是为了重塑维吾尔社会，而不是赋权给它。比如职业培训中心，被说成是向上流动的机会,但实际上是灌输思想的场所。宗教实践被劝阻或完全禁止，参加国家仪式成了获得工作、住房和教育的前提条件。

报告的封面。

让这份报告特别有力的是它使用第一手资料——政府文件、预算分配和政策指令——来建立它的论据。它不依赖猜测或道听途说。它一行一行地展示发展是如何被武器化的。作者强调援助是如何通过国有企业和地方党委输送的，创造了一个奖励服从、惩罚异议的系统。甚至文化节日和旅游项目都被重新利用，来推广一个经过净化的维吾尔身份版本，剥离了宗教和政治意义。

对于那些对权力美学敏感的读者——在那里建筑、语言和政策交汇——这份报告帮助解码软性专制主义。它的影响超越了新疆，指向了发展作为镇压工具的全球影响。作者警告说，类似的模式正在被输出到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可能还会输出到更远的地方。报告的语气克制但紧迫，它的文字直白但富有感染力。它邀请我们透过脚手架看到本质，问一问：谁受益了，谁消失了？

简单说，《武器化的发展》对任何想理解援助如何既是礼物又是武器的人来说都是必读的。文笔优雅，引用细致，道德上犀利，它带来了一个警告。它提醒我们，没有自由的进步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控制。​​​​​​​​​​​​​​​​ 查看全部

从伊斯坦布尔到东突厥斯坦：努赫剧院为遭受种族灭绝的的维吾尔人发声

2025年10月22日 肖海提·侯舒尔

演一场戏剧，可以成为引起全世界关注一场无声种族灭绝的有力方式。

作者：肖海提·侯舒尔

这张是这部戏的海报。其他图片展示的是这部戏和演员们。

听说伊斯坦布尔的努赫剧院协会在10月11日演出了一部叫《蓝天在哪里？》的戏剧，为维吾尔人的遭遇发声，我们特别高兴。

这场艺术演出给我们这些流亡在外、思乡心切、饱受煎熬的东突厥斯坦（中国叫新疆）兄弟姐妹们带来了巨大的安慰和勇气。

我坚信，虽然这个消息可能不会马上或直接传到他们那里，但最终——哪怕是间接地——也会传到家乡那些在集中营里受苦的同胞耳朵里。这会让他们感觉到，他们不是孤独的，这个世界没有完全抛弃他们。

组织和演出这部戏的人们，做的事情比他们想象的更有功德，因为他们在我们最黑暗的日子里支持了我们的人民。我们民族今天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悲剧——一场结合了现代科技、原始共产主义手段和残暴沙文主义思想的无声种族灭绝。

这场戏剧演出是否取得艺术上的成功，或者吸引了大批观众，这些都不重要。把我们的遭遇和苦难搬上舞台，让人们围绕它聚集起来，这本身对我们来说就很珍贵。

今天的世界为那些死在炸弹下的人哀悼，却无视像我们这样被悄无声息地窒息的人。杀人流血的凶手会被谴责，但像中国这样喝血的杀手却擦干净嘴巴，站在国际舞台上大谈和平。更让人痛心的是，我们许多穆斯林兄弟和突厥民族国家还为这种虚伪鼓掌。

我们这些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尽管能力有限，冒着家人在国内遭殃的风险，也要让世界听到我们在集中营里的兄弟姐妹的呐喊。就在我们的处境开始在西方世界被认定为种族灭绝的时候，我们的一些穆斯林兄弟却被中国的钱收买，否认我们的存在。

比如说，巴勒斯坦领导人马哈茂德·阿巴斯和沙特阿拉伯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子，把中国的罪行说成是”反恐措施”，为它辩护。迪拜来的假学者背叛我们，声称”维吾尔人生活得很幸福”。土耳其那些跟着多乌·佩林切克的人，被中国出钱的旅游和宴会诱惑，厚颜无耻地宣称”东突厥斯坦没有集中营”。甚至一些土耳其政客——我们曾经把他们看作民族主义者和穆斯林大家庭（乌玛）的捍卫者——竟然把我们千百倍的呐喊贬低为”美国的把戏”，无视我们的牺牲，伤透了我们的心。

在这样痛苦和悲伤的日子里，通过你们的戏剧，你们为我们正在被抹去的语言、文化和身份的一部分苦难发出了声音。为你们的敏感点赞，愿真主赐福你们的忠诚。通过你们的演出和你们的品德，你们在对那些沉默地看着维吾尔人遭受种族灭绝、甚至站在压迫者一边的人的良心说话。通过这个平台，我们想对土耳其政客们说：如果我们的事业对你们来说成了负担，如果它跟你们的利益冲突，如果它危及你们从中国得到的援助，那么你们就反对我们吧。如果你们愿意，就叫我们”恐怖分子”或”分裂分子”吧。但请不要把我们神圣的独立斗争叫做”美国的把戏”。那会伤害我们的民族尊严。

如果你们那样说，你们不仅是在否定这项事业。你们会背叛这一代在国内外奋斗的维吾尔人，也会否定过去一个世纪为我们民族自由流血牺牲的数百万烈士。你们会抹去我们前任主席们——萨比特·达莫拉、和加·尼亚孜·哈吉、阿里汗·托热和艾合买提江·卡斯木——的历史地位，否定我们民族领袖麦麦提艾明·布格拉和伊萨·玉素甫·艾勒普特金为这个事业在流亡中奋斗了五十年的终生努力。美国基于人道主义向我们敞开大门已经二十多年了。但东突厥斯坦的民族解放斗争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维吾尔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千年。

我们的民族理想不否认任何人的合法权利。像我们的祖先一样，我们想在自己的家乡作为维吾尔突厥人生活。我们说：我们不会成为中国人，我们不会成为共产主义者，我们不会放弃伊斯兰。我们要求所有人享有的基本人权——言论和结社自由。当然，我们不会把我们被占领的家乡叫”新疆”，而是叫东突厥斯坦。

我们不想把任何人从地球上抹去；我们只要求中国退回到它自己的长城边界里。我们想和所有邻国——包括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和平友好地生活。

但中国不能接受这个。它靠我们地下和地面的财富养得肥肥的，现在对着全世界狂妄地咆哮。它通过我们家乡的战略位置向世界扩张。我们的土地，对中国来说，是称霸世界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生存和尊严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能也不会放弃这个事业，直到最后一个维吾尔人流尽最后一滴血。

今天，你们在支持这样一个神圣而关键的斗争。你们在给一个疲惫、被太阳晒焦、踉跄了一个世纪的英雄民族送上一滴水。愿真主丰厚地回赐你们。​​​​​​​​​​​​​​​​ 查看全部

 

美国国务院在周二(9月26日)的一份书面声明中宣布对美国政府2021年发布的《更新版新疆供应链工商咨询公报》(Updated Xinjiang Supply Chain Business Advisory)进行增订。（此报道来自美国之音）
 
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Matthew Miller)的这份声明说，这次增订是由美国国务院与财政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及劳工部联合进行的，旨在让人们关注“中国人民共和国(PRC)在新疆持续的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以及在当地普遍使用强迫劳动的证据”。




声明说，这次增订凸显以下内容：

来自政府和非政府信息源的报告，其内容包含国家支持的在新疆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对供应链构成持续、大面积和无所不在的风险的信息。
工商界采取《防止进口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强迫劳动开采、生产或制造产品的策略》(Strategy to Prevent the Importation of Goods Mined, Produced, or Manufactured with Forced Labo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所描述的人权尽职调查措施的紧迫性。该指导方针是根据《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颁布的。

这份声明还说：“美国将继续通过全政府式努力并与私营部门和我们的盟友与伙伴密切协调来推动对PRC的暴行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追责。”

美国政府说，中国政府在新疆严重践踏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权，犯下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还大量使用强迫劳动。中国政府坚决否认侵犯人权，并称在新疆采取的措施是为了反恐和脱贫。

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劳工部最早在2020年7月1日发布了《新疆供应链工商咨询公报》(Xinjiang Supply Chain Business Advisory)，并在2021年7月13日进行了更新。

增订版的工商咨询公报说，自从总统签署《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以来，有大量报告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持续发生侵犯人权行为，包括使用强迫劳动。

2021年12月23日，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签署了获得国会参众两院一致通过的《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这部法案包含的一项核心概念为“可反驳的推定”（rebuttable presumption）制度，意即除非得到美国当局的无强迫劳动的认证，否则一律推定凡在新疆开采、生产或制造的产品均使用了强迫劳动，因而按照美国法律禁止进口。这项法律在2022年6月21日正式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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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三家中国公司因涉新疆强迫劳动而被美国纳入制裁名单
 
华盛顿 — 美国国土安全部周二(9月26日)宣布，作为防止强迫劳动的执法结果，又有三家中国纺织品制造商因被怀疑在其生产线中使用强迫劳动而被禁止向美国进口产品。

国际监督组织指责中国政府在中国西北地区新疆设立拘留营地，用强迫方式榨取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和吉尔吉斯族(柯尔克孜族)等其他突厥语系民族的劳动。

美国情报部门相信这三家总部在新疆的公司与中国政府合作，在新疆地区奴役和进一步迫害穆斯林少数民族。

由美国国土安全部牵头的跨机构组织强迫劳动执法工作组(FLETF)表决将这三家公司纳入《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UFLPA)实体清单。

这三家公司是：新疆众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音译，Xinjiang Zhongtai Group Co. Ltd.)、新疆天山羊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音译，Xinjiang Tianshan Wool Textile Co. Ltd.)和新疆天棉基业纺织有限公司(Xinjiang Tianmian Foundation Textile Co.)。

国土安全部宣布，从9月27日开始，这三家公司的产品将被限制进入美国，这是由于这些公司“参与了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被迫害群体成员，包括维吾尔少数民族的商业实践。”

国土安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Alejandro Mayorkas)在声明中谈到这项决定时说：“我们不容忍使用强迫劳动、为了牟取利润而侵犯人权的公司。”

“美国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容忍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进入我国，”强迫劳动执法工作组主席、负责战略、政策和计划的国土安全部副部长罗伯特·西尔弗斯(Robert Silvers)说。 “通过今天采取的执法行动，强迫劳动执法工作组再次表明了我国维护全球供应链公平、公正和安全的决心。”

同天，美国国务院宣布对美国政府2021年发布的《更新版新疆供应链工商咨询公报》(Updated Xinjiang Supply Chain Business Advisory)进行增订。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这次增订是由美国国务院与财政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及劳工部联合进行的，旨在让人们关注“中国人民共和国(PRC)在新疆持续的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以及在当地普遍使用强迫劳动的证据”。

北京否认侵犯人权和使用强迫劳动等指控。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提到美国将三家中国公司列入UFLPA清单的决定，称其没有事实依据，并说这是典型的经济胁迫手法。

刘鹏宇表示中国强烈反对并谴责这一行动。他还在回应美国之音(VOA)媒体查询时否认了在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任何指控。

刘鹏宇对美国之音表示：“新疆根本不存在所谓‘强迫劳动’。美方编造、炒作子虚乌有的谎言，肆意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是借‘人权’之名，行单边霸凌之实，破坏新疆繁荣稳定。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在增加这三家公司之后，被列入UFLPA实体清单的企业达到27家。但是，批评人士说，这个数字还远远不够。

曾帮助推出《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的共和党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说，“可能有数以千计的中国公司和实体涉入奴工，”美国制裁的“缓慢步伐壮大了那些从奴工牟利者的胆量”。

2021年12月，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签署了获得国会参众两院一致通过的《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这部法案包含的一项核心概念为“可反驳的推定”（rebuttable presumption）制度，意即除非得到美国当局的无强迫劳动的认证，否则一律推定凡在新疆开采、生产或制造的产品均使用了强迫劳动，因而按照美国法律禁止进口。

按照这部法律，凡在新疆制造或被列入UFLPA实体清单的实体制造的产品皆不得进入美国，除非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专员能够提供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这些产品不是使用强迫劳动生产。

在美国政府周二公布这项禁令的一个月前，美国将另外两家总部在中国的公司纳入UFLPA实体清单。

被加入UFLPA实体清单的公司必须能够证明他们没有使用强迫劳动，才能将自己从这份黑名单中移除。 查看全部

开斋节早晨醒来，做晨礼；再叫醒小女儿，和她一起开车来到社区的清真寺礼节日拜。
 


清真寺门前，早已聚集了一大群穿着各自民族盛装的大人小孩、男女老少。由头饰和穿戴可以判断大多数是阿富汗人、巴基斯坦人；我女儿也是维吾尔特色穿戴，穿着艾德莱斯裙，头戴美丽的朵帕（维吾尔花帽），天真、艳丽。

可以看出，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欢乐；除我和女儿之外，大多数似乎都是朋友、邻里一起来礼拜，他们各自用自己的语言交谈。我和女儿则稍显孤独，没有亲人在身边，也没有可以同来的邻里可以交流。

我带着女儿快步走进清真寺，找了个角落坐下，等待礼拜的开始；我心不在焉的回答着女儿的提问，思想却似脱缰的野马，驰骋于小时在曲鲁海、哈密，大学时在大连，工作后在石河子等家园土地上，礼开斋节的时刻，沉浸在回忆和亲人、邻里、朋友共庆开斋节的、那一去不复返的酸甜苦辣人生。

记忆中的第一次礼开斋节是在曲鲁海乡；那一次的礼拜，是在爷爷的果园里悄悄进行的。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爷爷的清真寺，早已改成公社的木工房，爷爷也是被监督改造的对象。因而，公开礼拜是不可能的。

果园很大，爷爷留下奶奶和姑姑留在前院放哨，领着前来礼拜的20 – 30位亲戚邻里，来到果园后墙前的果树下，大家铺开几个毛毡坐下；爷爷让叔叔先爬到墙上看看四周是否有人，确认没有打探者之后，爷爷开始压低嗓门讲解《古兰经》、讲解开斋节的意义。然后就是礼拜，礼完拜，大家相互拥抱握手，悄声庆贺开斋节。

对我们小孩子而言，过节，最令我们激动和高兴的部分，是爷爷和其他大人给我们的节日零花钱，多则五毛，少则一毛；当时，那可是一大笔钱。另一个欢乐节目是大哥哥们的碰鸡蛋比赛；鸡蛋尖头对尖头，轮流相互小心翼翼的砰击，看谁的鸡蛋先破，谁的鸡蛋硬；被敲破的鸡蛋归赢者；幸运者，一天下来能赢好多鸡蛋。

碰鸡蛋比赛，乡里民兵抓住了，最多是按赌博没收鸡蛋，开会点名批判；但如果抓住做礼拜的，则判刑入狱。因而，那时候，每次过节，大多数人因恐惧而不敢做礼拜，但碰鸡蛋游戏却可以不声不响地举行；似乎，乡里的维吾尔村官和民兵也都放之任之。

在哈密的第一次开斋节礼拜，是和父亲一起，大早晨骑上自行车来到城郊乡，在一位著名维吾尔伊斯兰学者家的大院里礼拜，人很多，满院子都是男女老少，礼拜基本上是半公开的；礼完拜，回到家等着父亲给零花钱，等着锅里的羊肉熟了吃个过瘾。

那是，已是文化大革命的强弩之末，大家都已饿的没有精力相互监视、揭发，相互批斗、批判了。

后来，所谓的‘改革开放’了，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混乱，濒临经济崩溃的中共政权，似乎忙于巩固其权利，无暇顾及维吾尔人；借机，维吾尔人开始重建信仰、复兴文化、反思历史。

无论是曲鲁海的清真寺，还是哈密的清真寺，或者是其他地方的清真寺，都有维吾尔人自筹资金进行了修缮、装饰，礼拜堂地面铺上了崭新地毯，扩建了清真寺大小净房。但是，开斋节、宰牲节，清真寺仍然是人满为患，很多来晚的人不得不站在清真寺外面做礼拜。

记得上大学离开哈密之前那几年，父亲每次都是早早起来叫醒我，我们天不亮就出发，来到铁路清真寺，坐在第一排。礼拜完毕，大家互相致意，握手、拥抱。走出清真寺；门口早已是人山人海，伴随手鼓、唢呐欢快的旋律，年轻人开始了粗犷豪放的“萨马”舞；父亲高兴了，也会即兴跳几圈。

每到这种时候，令我遗憾的是，我这个被中华‘文明’滋润的民考汉，只能羡慕地旁观，而无法如父亲或其他维吾尔人一样，潇洒豪迈地放松自己，加入节日欢乐人群一起伴随鼓点，跳“萨马”舞，享受欢乐的节日气氛。

到了大学，大连只有一个回民清真寺，每次节日，开斋节、宰牲节，我们民族学生，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男女学生都会起大早，坐公共汽车、转有轨电车，到市区内的清真寺礼拜。同学当中有几个来自兵团的，自小到大没有进过清真寺，没有礼过拜，根本不知道伊斯兰信仰；但他们在前后五年和我们共同庆祝节日礼拜中，了解了伊斯兰，找到了自己的民族身份。

每次礼完拜，大家一起到天津街马家清真饺子馆吃饭，然后回校。我们男生最喜欢到女生宿舍拜年；因为女生宿舍家乡味儿的囊、馓子都不缺，有的还有瓜果、葡萄干儿，特别丰盛；高兴了，我们还会放上家乡音乐跳起舞。那是，尽管我们远离家园，但大家年轻气盛，和父母兄妹书信往来，频繁交流；始终，父母、亲朋在心中，信仰、传统在行动中，民族文化、身份在聚会中，欢乐和理想在歌声中，希望和未来在努力中，从未感到孤独，遑论恐怖与绝望。

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到石河子当老师，有了自己的家；每次开斋节，节日早上起大早，穿戴一新赶往老街清真寺礼拜；和大学时代一样，石河子的清真寺也是维吾尔、哈萨克等信仰伊斯兰兄弟民族一起礼拜。在石河子礼节日拜唯一的缺憾是，礼拜完清真寺没有手鼓和唢呐，也没有粗犷的“萨马”舞。

在石河子工作15年，这15年中，礼拜完回到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学校领导虚心假意慰问拜年之前逃离家。我最讨厌校领导一进家门就先道貌岸然讲党恩、讲民族团结，批判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给我们上完政治大课；然后就是风卷残云般吃喝，把为过年摆到桌子上的馓子、瓜果和肉扫荡一空，还美其名曰维吾尔人煮的羊肉好吃，似乎维吾尔人的羊肉不卖给汉人是的。

后来出国，第一个开斋节礼拜是在马来西亚吉隆玻；尽管马来西亚人的热情和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氛围让我兴奋，但真正让我感触最深的是，至今还回响在我耳边的、一位维吾尔留学生的哀怨。

那一年，马来西亚政府依据伊斯兰学者的建议，宣布了开斋节日期，那一天早晨我们都起早准备好要去清真寺礼拜，但一位维吾尔留学生说：“伊利夏提大哥，我今天不去礼开斋节拜，我要明天去。”我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在家乡，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宣布明天是开斋节，这意味着我父母家人只能在明天庆祝开斋节；大哥，你知道的，我们远离家乡，只有当我们和他们在同一天庆祝节日，心里才能感觉到节日的气氛，不是吗？”这话，不仅使我无语，更使我在开斋节的早晨，陷入到了无边无际的痛苦中。

当时，对我而言，回去和父母家人团聚，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但能通电话使我还能和他们保持心灵的沟通，体会父母的关爱；和弟妹交流、分享欢乐与痛苦；至少，可以在开斋节、宰牲节早上，拿起电话对父母、弟妹说声“Essalamu Eleykum (愿你享受和平快乐)！开斋节快乐！”

再后来，到美国和维吾尔社区同胞一起礼开斋节拜；电话那边父母的话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但至少还能通个话，还能说声开斋节快乐，到2014年大妹妹因我而被抓捕后，只剩父亲接电话，基本上是拿起电话立即打断我的问候，快速告诉我他们都很好，然后就是一句沉重的“保重儿子”挂断电话。但能听到父亲的声音，至少给我些许的心灵安慰。

2016年4月5日，父亲去世，8月份和母亲最后一次通话，至今，我不知道母亲和三个妹妹是否活着，2020年由《纽约客》杂志得知，两个妹妹和丈夫、女儿在奎屯集中营，母亲没有任何消息。

和家乡亲人的通讯完全失去之后，已经过了7个开斋节、7个宰牲节， 7个母亲节、7个诺鲁兹节、7个新年；和家人失去联系之后，母亲过了7个生日，三个妹妹也过了7个生日。这7年中，我没有能向他们送去一声祝福。

开斋节、宰牲节，任何的节日，没有父母、弟妹在身边，没有亲朋好友，听不到他们的欢声笑语，没有他们的祝福之声，对我们维吾尔人，对我个人而言，已不再是节庆，只是个宗教义务，是在煎熬中要保持的信仰和传统。

现在，在家乡开斋节礼拜已成了特选人群的表演性任务；普通维吾尔人，现在已经无法复制文化大革命时期，爷爷果园和哈密伊斯兰学者大院里的礼拜；爷爷走了、哈密的伊斯兰学者走了；继承他们的一代维吾尔精英，无论其为宗教学者、还是知识精英，也都被抓走了，他们消失在集中营、监狱；甚至，维吾尔人的家也没有了，遑论果园和大院？就算有个院子，门口也是虎视眈眈的摄像头，哪有人敢私自礼拜？

清真寺唤礼员的唤礼声，中断了我的思绪；很快，礼拜结束了，没有人和我握手致意，也没有人拥抱我；在鱼贯而出的拥挤人群中，我悲哀孤寂地走出清真寺；在清真寺门口，我停下脚步，紧握着女儿的手，强作笑脸向她郑重祝贺开斋节；心里，也默默地为那些不知是否还活着的远方亲人，送去了“开斋节快乐！”的祝福。 查看全部

维吾尔维权组织敦促美国会废除拜登的太阳能紧急公告
 
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维吾尔人权项目本星期发布了一份书面声明，敦促美国众议院支持一项旨在废除拜登总统关于从亚洲进口太阳能设备的紧急公告的法案。

去年6月，在维吾尔强制劳动预防法颁布前不久，拜登发布了太阳能紧急公告，允许对在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或越南完成并使用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和组件的某些晶体硅光伏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暂停征税。
 
据维吾尔人权项目全球宣传主任路易莎·格蕾乌(Louisa Greve)称，民主共和两党共同提出的H.J. Res 39法案旨在废除拜登政府的太阳能紧急公告，因为这项公告保护了中国的太阳能设备制造商。

根据格蕾乌的声明，中国多晶硅和太阳能组件行业高度依赖维吾尔地区的采矿和制造业。

“允许从维吾尔强迫劳动中获利的中国太阳能制造商免于遵守美国贸易法是站不住脚的，”格蕾乌在声明中说。

美国政府已正式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民族犯下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这些侵权行为包括国家强迫劳动、大规模强制绝育、大规模强迫失踪和任意拘留。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去年8月还报告称，中国正在实施“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然而，北京否认所有指控，并将其视为旨在遏制中国发展而捏造的谎言。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和国际压力，但中国没有改变立场，继续否认该地区存在任何侵犯人权的行为。

在众议院的听证会上，筹款委员会的议员对该决议进行了投票，最终以26票赞成和13票反对通过了该决议。

针对中国在新疆虐待维吾尔人的行为，美国政府已采取行动，通过《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禁止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包括太阳能设备。

该法案的关键条款之一是“可反驳的推定”，即禁止在维吾尔地区开采、种植或制造的所有产品进入美国。这意味着来自该地区的商品进口商必须提供证据证明他们的产品不是使用强迫劳动或其他虐待劳工做法生产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的产品将不被允许进入美国市场。

“无论特定行业的需求或替代供应的稀缺性如何，该法律都适用，”格蕾乌说。

根据格蕾乌的说法，很明显，中国太阳能制造商的太阳能设备——无论这些产品是来自中国还是中国控制的东南亚工厂——都直接支持了中国太阳能行业使用维吾尔强迫劳工。

根据政府数据，自2019年以来，从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进口的太阳能电池和组件增长了69%。

“任何经济或环境要求都不能证明从维吾尔强迫劳动中获利是正当的，”她说。 查看全部

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持不同政见者继续成为中共安全和情报官员在美国领土上进行恐吓活动的目标，鉴于此，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以及国会众议院两党议员日前重新提起一项议案，以加强对流亡美国的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人的支持。

鲁比奥参议员办公室星期四（4月20日）发表声明说，卢比奥参议员已经重新提出了《维吾尔政策法》（Uyghur Policy Act），称这项两党法案将增加美国对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流亡的维吾尔族侨民的支持，并倡导改善在中国遭受中共侵犯人权的维吾尔人的状况。

鲁比奥说，“中共正在对维吾尔人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族群进行令人作呕的种族灭绝和侵犯人权运动。面对这种可怕的虐待，美国不能保持沉默。我很自豪能够重新提出法案，以提高对维吾尔人的认识和支持，我敦促我的同事迅速通过这项法案。”

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籍众议员金映玉（Young Kim）民主党籍众议员艾米·贝拉（Ami Bera）在众议院提出了配套的法案。

金映玉说，“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集中营里一再被噤声、拘留、监禁、酷刑和洗脑。我们必须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和中共一再的虚假信息、胁迫和虐待说不。《维吾尔政策法》为美国提供了必要的工具，以支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基本人权和独特身份，这些少数民族受到中共的非人道待遇。”

担任众议院印太事务小组委员会高级成员的贝拉议员说，“《维吾尔政策法》重申了美国在国外捍卫民主价值观的承诺，并通过确保机构间合作和向国务院提供有效应对这场危机的资源来加强我们对这些暴行的反应。

该法案的具体内容包括：

指示美国国务院将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纳入其美国演讲者计划，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公共外交论坛上就新疆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镇压发表讲话。
要求国务院制定战略，说明国务院将如何利用与中共官员的外交会晤，进入新疆的拘留设施，确保被拘留的维吾尔人获释。
要求美国国务卿向外交官提供维吾尔语培训。
要求每个美国驻中国、土耳其和其他有维吾尔族侨民的国家的外交和领事使团，至少有一名讲维吾尔语的外交官。

--指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反对任何阻止在联合国活动中审议与维吾尔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关问题的动议。

《维吾尔政策法》曾经被多次提出，上一次提出是在2022年4月份，也是由鲁比奥提出的。在众议院方面，也是由共和党籍议员金映玉和民主党籍议员贝拉在同年7月在众议院推出了配套的法案。 查看全部

下周五，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将结束长达一个月的斋戒期庆祝开斋节。

昨天，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和倡导组织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谴责中国政府使用间谍阻止维吾尔穆斯林遵守伊斯兰教五大支柱之一的斋月。

“据报道，中国政府在斋月期间使用间谍破坏穆斯林维吾尔人的宗教仪式，这侵犯了他们最基本的人格尊严和关于宗教自由的国际法，”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副执行主任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Edward Ahmed Mitchell)在一份声明中说。 “中国共产党必须结束在新疆对伊斯兰教的战争。”

米歇尔发表声明之前，自由亚洲电台本周一报道说，中国当局正在使用被称为“耳朵”的间谍来监视和确保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穆斯林在斋月期间没有斋戒。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些间谍来自普通市民、警察和居委会成员。

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称，中国政府在2017年开始禁止新疆的穆斯林斋戒，当时当局开始在“再教育”营地任意拘留维吾尔人。尽管在2021年和2022年部分取消了限制，允许65岁以上的人斋戒，并且警方减少了家庭搜查和街道巡逻活动的次数。但是今年政府禁止所有人斋戒，不分年龄、性别或职业。

今年在斋月的第一周，当局传唤了56名维吾尔居民，其中包括前被拘留者，审问他们的日常活动，并确定其中54人因斋戒而违法，一名来自吐鲁番的警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中国政府一贯奉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它们不过是反华势力抹黑中国的常用手段，”刘鹏宇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美国之音。“作为穆斯林人口最多的省份，新疆高度重视宗教工作，充分尊重和保障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自由，包括斋月期间的斋戒自由。” 查看全部

一本感人的维吾尔诗歌和短篇小说集在网上出版
 
虽然北半球已经迎来了春天，但中国西北部新疆地区的维吾尔人仍在等待他们的春天到来，期盼能够摆脱中国政府的压迫。这是一份由与东突厥斯坦有关系的作家撰写的15首诗歌和短篇小说组成的在线文集中表达出来的主要情感。

亚美尼亚裔作家工作坊于3月20日发布了《春天将至：东突厥斯坦文集》（Spring Will Come: Writings from East Turkistan），正值努鲁孜节前夕。在此时，维吾尔族和其他土耳其穆斯林会庆祝旧年结束、新年开始，并迎接春分日（通常为3月21日）。

这些文章反映了殖民主义带来的影响、从过去失败中汲取教训以及对未来发出警告。它们还涉及精神抵抗、决心、坚持目标和自由希望。

“通过‘春天将至’这个标题，我们表达了我们渴望并相信，在残酷寒冬之后必定会有一个属于我们大地上漫长而充满生机勃勃的春天。”哈佛大学研究员Munawwar Abdulla说道，他还翻译了一些文章。

她所指的“残酷寒冬”是指自2017年以来中国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裔少数民族在新疆地区进行的镇压。当时，当局开始将维吾尔人关押在“再教育”营中，强迫他们学习汉语，并有时遭受酷刑、性侵和强制劳动。

尽管有证据和目击证言证明这种滥用行为存在，但北京方面仍然坚称这些营地是职业培训中心，旨在防止该不安定地区发生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Abdulla表示：“春天传递着希望、抵抗、恢复力量以及所有美好事物的信息。
 
冬天什么时候结束？

这个收藏品以著名的维吾尔诗人阿布杜热合木·艾特库尔的诗歌《呼唤春天》开篇，第一节诗如下：

这漫长冬季何时才能过去？

我每次呼吸都在期盼着春天。

像夜晚疼痛咆哮的雄狮，

我呐喊着等待春天到来。

该出版物发布之际，国际社会要求采取具体措施追究中国对维吾尔族所实施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的责任。美国政府和几个西方议会已经发表了相关言论。

这些作品也是对中国政府试图消灭维吾尔文化、语言和宗教以汉化该地区努力的驳斥。近年来，在打压中，当局拘留了许多维吾尔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艺术家、知名商人、著名运动员、伊斯兰神职人员和学者。

“当世界上更多的人认识到维吾尔民族成为种族灭绝受害者时，让世界知道维吾尔民族是一个拥有独特文化的文明人民非常重要，”英国艺术家拉希玛·马胡特说道。她还翻译了该收藏品中的一些作品。

“他们在每个领域都有作家、诗人、艺术家和才华横溢的人，”她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中国把维吾尔族描绘成没有受过教育、未开化的人必须‘再教育’。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努力以负面形象描绘维吾尔族。这就是出版这本书的主要目的。”

流亡者之声

该收藏品包括上世纪40年代在新疆写作的诗歌和去年流亡维吾尔人用英语创作的诗歌，同时也包含了伦敦世界维吾尔大会（一个为保障维吾尔权利而设立组织）英国总监拉希玛·马胡特所翻译部分内容。

“它展现了流亡中与祖国联系紧密的情感”，她说。

伊曼娜（Ilminur）被海外流亡者称为Efvan，在其2017年被捕的亲戚中创作了诗歌《我的恳求》。第一节诗如下：

哦，天山，

你背后是尸体，

你前面是骚动的寂静。

有多少条河流在深红色中流淌

在你的峡谷里？

哦，叛逆野蛮的狼群，

你们的咆哮能拯救世界吗？

她说，中国当局把伊曼娜（Ilminur）父母送进集中营，并判处其他亲戚10至18年监禁。

“这些事件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写下这首诗希望我们在天山之下的土地上自由”，伊曼娜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黑暗中的光芒”

英国艺术家Mahmut表示，她特别被Ilminur的诗和Abdurrahim Imin的诗《心爱者将来》所感动。

Mahmut说：“Efvan的诗描绘了我们人民正在遭受巨大痛苦，而世界却置若罔闻。”

同时，Imin的诗表达了希望：尽管面对困难和压迫，终究会有美好时光到来，维吾尔人将获得自由。

“那首诗给我们读者带来了希望，并告诉他们在黑暗中仍有一线光明。总有一天我们会获得自由。” Mahmut说道。

从开始到结束，Mahmut和Abudulla都参与了这个项目。他们收集作品、翻译成英文并在亚裔美国作家工作坊于2022年6月首次联系他们后进行编辑。

该系列还包括Muyesser Abdulehed 的《如需要》， Munawwar Abdulla 的《围攻之家挽歌》，Zunun Qadiri 的短篇小说《法令》以及目前在新疆监狱中的维吾尔作家（包括Abduqadir Jalalidin 的《无聊》和Perhat Tursun 的 《客人》）的作品。

该系列还包括两位哈萨克斯坦作家的作品。

“全球社区不仅应看到我们求助、痛苦和苦难，” Mahmut说，“我希望他们通过阅读我们诗人的作品也能感受到我们是勇敢、有韧性的人。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