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经验
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是什么？前现代穆斯林如何面对大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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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eve-been-here-before-plague-and-pestilence-in-pre-modern-islamic-history
原文标题：We’ve Been Here Before: Plague and Pestilence in Pre-Modern Islamic History
作者：Abdul Rahman Latif
作者简介：阿卜杜勒·拉赫曼·拉蒂夫（Abdul Rahman Latif）：阿卜杜勒·拉赫曼拥有杜克大学宗教文学学士学位、哈佛神学院硕士学位，目前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副标题：瘟疫、疫情与穆斯林社会时间线：历史经验如何回应今天
摘要：本文回顾前现代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和传染病经验，说明穆斯林社会曾多次面对大规模灾难。作者通过历史案例展示，信仰、医学、公共措施和社群韧性如何共同影响穆斯林对疫情的回应。
图：我们曾经历过：前现代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与流行病
引言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每逢赖哲卜月（Rajab）27日，穆斯林传统上会聚集在大马士革的倭马亚清真寺，纪念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登霄（Miʿrāj）。 伊本·凯西尔（Ibn Kathīr）记载道，在黑死病肆虐期间的伊斯兰历749年那一天，“人们没有像往常一样聚集，因为许多人已经离世，还有许多人正忙于照顾病患和处理亡者。”
在伊斯兰历1441年的赖哲卜月27日，大多数清真寺的社区聚会再次无法举行。
我们曾经历过这一切，尽管这次的死亡率远低于过去，且卫生习惯、医疗护理和公众意识的进步让我们深感庆幸。 安拉的伟大并未减损，我们穆斯林群体的韧性亦然。
在这篇短文中，我简要回顾了前现代伊斯兰历史中发生的一些瘟疫事件及其应对方式。 本文的目的并非积累历史人口普查信息，也不是要撰写一份单一的综合报告，而是从我们先辈穆斯林的经历中汲取一些教训。 穆斯林在过去所做的一切并非都是神圣的，但它们深刻地体现了人性。像我们一样，他们也在努力理解伊斯兰、造物主的旨意以及我们所继承的不断发展的传统，即使他们对事件的理解和解读并不总是与我们相同。
早期对瘟疫起源的认知
瘟疫与流行病，即 ṭāʿūn 和 wabāʾ ——尽管这些术语的确切含义比这些翻译所表达的更为复杂——在整个伊斯兰历史上屡见不鲜。 正如我们努力理解此类疾病的成因一样，过去的穆斯林也将广泛传播的疾病归因于医学和/或精神因素。 在前现代时期，穆斯林认为由污浊空气（瘴气）引起的体内体液失衡引发了瘟疫和流行病。 有时，他们甚至将此类疾病的出现归因于邪恶精灵（Jinn）的刺伤。 科学认知可能是不准确的（或者至少与今天不同），但最终许多人都在努力理解这些现象，即便当时普遍认为这一切取决于安拉的旨意。 寻找病因与接受安拉的权能并不相互排斥。 采取预防措施与信赖安拉也不冲突——在当时，采取预防措施可能意味着在空气流通的开阔地带停留；而今天，这意味着隔离并遵循医学专家的共识。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将瘟疫描述为对信士的怜悯和殉道，而对其他人则可能是惩罚。 在一则因符合科学建议而常被引用的圣训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关于瘟疫说道：“如果你听说某个地方爆发了瘟疫，就不要进入；但如果瘟疫在你所在的地方爆发，就不要离开那个地方。” 当瘟疫在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之）的哈里发时期袭击叙利亚时，圣门弟子们讨论了上述圣训的含义，并试图确定保护驻扎在那里的军队的最佳方法。 他们共同展示了谨慎与恐惧之间的区别；他们接受所发生的一切作为安拉的定然；他们并不担心死亡，但尽了最大努力去预防它。
古代晚期对疾病的一些本能的“人性”反应
正如我们所处的困难时期往往会激发非常人性化的反应一样，那些先于我们的人，包括我们的虔诚先辈，也同样展示和/或见证了对瘟疫非常人性化的反应。 早期社区直接遭遇的第一次有记录的流行病可能是麦地那的疾病。 许多迁士（Muhājirūn）在迁徙到麦地那时，不适应当地气候，患上了严重的疾病。 《布哈里圣训实录》中记载，多处历史文献也提到，艾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和比拉勒（愿安拉喜悦之）都感染了这种疾病。 叙述如下：
当艾布·伯克尔的发烧加重时，他会吟诵（这首诗句）：“每个人都与他的族人共存，然而死亡比他的鞋带更接近他。” 而比拉勒在退烧后会吟诵：“但愿我能在山谷中过夜，那里环绕着香草（idhkhir 和 jalil）。 但愿有一天我能喝到马詹纳（Majanna）的水，但愿沙马（Shāmah）和塔菲尔（Tafil）这两座山能出现在我眼前！”
他们的反应是利用诗歌来描述自己的处境或愿望。 作为一种古典表达方式，无论是在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还是在整个伊斯兰历史上，用诗歌来表达内心深处的情感并不令人惊讶。 审美反应有助于我们处理和理解自己的处境。 艾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利用他的疾病来思考死亡，我们也应该以此为契机，铭记我们的终有一死和坟墓。 比拉勒（愿安拉喜悦之）思念他的家乡麦加，并且毫不掩饰这一点。 他并不是在抱怨身处麦地那，但他也不是坚忍不拔的化身。 面对困难时，我们可以表现出人性，我们可以也应该感受到失落、悲伤和怀旧——我们只需要不断地转向安拉。
在上述袭击叙利亚的同一场瘟疫中，几位圣门弟子去世了，包括穆阿兹·本·贾巴尔（Muʿādh b. Jabal）、 艾布·乌拜达（Abū ʿUbaydah）、法德勒·本·阿拔斯（Faḍl b. ʿAbbās） 和艾布·詹达勒（Abū Jandal）。 这场瘟疫最终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 雅库比（al-Yaʿqūbī）写道，物价飞涨，人们开始囤积财富。 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之）通过禁止囤积来应对。 今天由于恐慌性购买导致的杂货店短缺并非现代独有，尽管激进的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无疑放大了这一趋势。 囤积在当时是错误的，现在也是错误的。
在一则流传甚广的记载中，一位早期的阿拔斯王朝官员访问了大马士革。 大马士革在倭马亚时期和前伊斯兰时期曾多次遭受瘟疫和流行病的袭击。 现在，在阿拔斯王朝的统治下，没有发生流行病。 这位官员认为这是阿拔斯统治的福分，并告诉人们要为此感恩。 有人反驳道：“造物主太公正了，不会让你们同时统治我们并降下瘟疫！” 此人意指造物主以其无限的公正，绝不会让大马士革人民同时遭受瘟疫和阿拔斯王朝隐含的灾难性统治。 这则轶事表明流行病有所减少，也反映了前倭马亚据点对阿拔斯王朝真实或想象中的地方不满。 但这个故事之所以被频繁引用，主要原因可能是其幽默的共鸣。 穆斯林学者喜欢精彩的文学反击，而这无疑符合要求。 正如今天的网络模因（meme）一样，在这些困境中可以找到一些轻松的成分——这是人类面对困难时韧性的体现。
14世纪关于瘟疫的讨论：伊本·瓦尔迪（Ibn al-Wardī）的论文
在大多数历史记载中——以及我们大部分的西方教育中——对黑死病的讨论几乎完全集中在欧洲。 即使是这场大流行病高峰期的日期（1347年至1351年），也侧重于它在欧洲的传播。 穆斯林绝非对这场悲剧性的瘟疫免疫——斯图尔特·博施（Stuart Borsch）估计，到15世纪末，埃及近一半的人口因该疾病或其社会影响而丧生。 伊本·瓦尔迪在马穆鲁克领地亲身经历了这场瘟疫，并最终死于此病。 他写了一篇关于瘟疫的诗意论文，非常值得单独简要研读。
他认为瘟疫是安拉的惩罚，但他没有纠结于这种惩罚，而是寻求庇护，并希望借此机会实现道德和精神上的提升。 他评论道：“我们祈求造物主宽恕我们灵魂的邪念；瘟疫无疑是他惩罚的一部分。 我们从他的愤怒中寻求他的喜悦，从他的惩罚中寻求他的救赎。”
在描述瘟疫的成因时，他引用了当时关于“恶气”的说法，写道：“他们说：空气的腐败导致死亡。 我说：腐败的贪欲才会导致死亡。” 无论今天的疫情是否被视为一种惩罚，伊本·瓦尔迪的说法都没有错。 我们看到，当今的腐败——尤其是贪婪——正是导致这场疫情无法得到妥善处理、导致如此多人陷入危险的原因。 囤积医疗物资、缺乏医疗投入、为了大公司利益坚持开放经济、哄抬物价——这种对积累的痴迷，例子不胜枚举。 腐败确实会杀人。
伊本·瓦尔迪像先前的圣门弟子一样，将所发生的一切视为安拉的定然，甚至在痛苦的境遇中找到了乐观的理由。 他写道：“我不像其他人那样惧怕瘟疫。 它不过是两种‘幸福’结局之一：如果我死了，我就从敌人那里解脱了；如果我活着，我耳目的疾病就会减轻。”
伊本·瓦尔迪阐明了接受安拉的定然与宿命论之间的关键区别。 通过撰写关于瘟疫的文章，通过在瘟疫造成的破坏中坚持写作，他并没有屈服于悲剧，而是在记录正在发生的事情，并继续尝试理解它。 接受并不意味着放弃行动。 他写道：“当穆斯林遭遇不幸时，忍耐就是他的功修。” 伊斯兰教中的忍耐概念并非消极被动。
中世纪虔诚者对疾病和灾难的反应
当黑死病及后来的反复瘟疫在14和15世纪袭击开罗时，死者之多，以至于送葬队伍看起来就像骆驼商队。 有时尸体被遗弃在街头或扔进河里。 但尽管当时充满恐惧，穆斯林仍尽最大努力保持礼仪上的洁净并继续埋葬死者。 正常生活虽然被打乱，但他们对信仰的坚持始终如一，对彼此的义务也得以履行。 如今我们无法进行聚礼（Jumuʿah），但我们可以坚持礼拜和斋戒，并发现隐居带来的精神益处。 我们可以利用科技向那些久未联系的人，以及我们平时经常见面的人致以问候（Salām）。 当黑死病爆发时，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可能是世界末日。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并没有被末日恐惧所瘫痪。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如果复生日已经来临，而你们手中正好有一棵树苗，那就把它种下去。” 即使世界末日来临，我们也应坚持力所能及的善行，完成我们能做出的努力。
当瘟疫和流行病袭来时，前现代的穆斯林通常会以大量的功修来应对，而不仅仅是过度的谨慎。 伊斯兰历449年，瘟疫席卷了阿瓦兹。 伊本·贾兹描述人们的反应是回归安拉，增加善行，摒弃一切罪恶行为，他写道：“所有人都忏悔了。 他们将大部分财富用于慈善，倒掉了所有的酒……”面对开罗的黑死病，人们在城市沙漠边缘举行了祈求宽恕的仪式，类似于干旱时祈雨的仪式。 人们还进行了额外的斋戒。 诵读整部《布哈里圣训实录》的活动也开始了。 这类诵读，加上对《古兰经》的诵读，是应对瘟疫和灾难的传统方式。 伊斯兰历749年，当瘟疫袭击附近的安纳托利亚时，大马士革的法官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他见到了先知穆罕默德 ﷺ，先知说人们应该诵读《努哈章》（Sūrat Nūḥ）三千三百六十遍，并祈求安拉解除当前的困境。 不出所料，该章的内容涉及祈求保护，并提醒人们在灾难面前要学会生存。 人们随后进行了诵读。 他们为自己的罪过祈求宽恕，并宰杀了许多牲畜将肉分发给穷人。 无论瘟疫是慈悯、惩罚还是两者皆非，我们今天的反应不应是绝望、遗憾和自私的残忍，而应是虔诚、忏悔和无私的慈善。
因瘟疫关闭清真寺的案例
当今穆斯林在当前危机中最艰难的经历之一，就是面对清真寺的关闭。 然而，这绝不是清真寺第一次因疾病而关闭，尽管目前关闭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伊斯兰历395年，由于瘟疫，位于现代突尼斯的凯鲁万清真寺空无一人。 凯鲁万在历史上以学术和宗教中心而闻名，因此这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 伊斯兰历448年，安达卢斯的清真寺因瘟疫和饥荒而关闭。 在埃及的黑死病期间，许多清真寺和圣陵也被关闭。 在这些事件中，关闭的原因可能不像今天这样是为了预防，因为他们对疾病的理解不同。 这很可能是因为太多人病倒、太多人死亡，以及太多人忙于照顾病人。 无论哪种情况，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对生命保护的关注都是关闭清真寺的正当理由。
结语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卒于伊斯兰历874年）在他主要关注埃及的中世纪编年史中，反复提到了8世纪和9世纪瘟疫的发生。 在讨论著名人物时，他常用的一个说法是某人死于瘟疫。 他有时会比较不同瘟疫对人口造成的破坏程度。 他关于瘟疫的记载读起来非常令人沮丧，但一线希望在于他的历史叙述总是在向前推进；瘟疫消退了，他意识到曲线及其峰值的存在，或者其他特定事件将他的注意力从疾病中转移开来。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经历了反复的瘟疫，但这并不是他历史记录的全部；这只是发生在他所处时代的事情，而非他唯一的焦点。
我们目前的处境，安拉意欲（inshāAllah），终有一天会过去。 它将成为历史的一行，编年史中的一个片段。 会有高峰，也会有回落。 愿安拉保护我们，甚至可能会有反复。 我们认识的人可能会死于这种疾病，我们听说过的人可能会离世。 世界可能会改变，但历史终将继续前行。 我们正在经历重大的事情，但正如伊本·塔格里比尔迪的编年史一样，这并不是正在发生的一切，也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例如，我们仍然有斋月的精神祝福值得思考，世界上仍有受压迫的穆斯林需要我们去帮助。 历史记载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以谨慎、耐心、增加功修和彼此关怀来应对。 它们也告诉我们，我们过去曾走出过困境。 正如安拉在《古兰经》“拉赫曼”章（Sūrah Raḥmān）第26-27节中所言：“大地上的一切终将毁灭。 唯有你那拥有威严与尊贵的主的容颜永存。”
延伸阅读建议
如果您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伊斯兰历史上的瘟疫与流行病，苏尤蒂（al-Suyūṭī）在此处列举了各种相关记载。 我曾大量引用的迈克尔·多尔斯（Michael Dols）在该领域有许多英文著作。 伊莱恩·范·达伦博士（Dr. Elaine van Dalen）最近在此处整理了一份关于伊斯兰历史中流行病的优秀英文和阿拉伯文资料清单。 最后，“奥斯曼历史播客”（Ottoman History Podcast）制作了一期关于近代早期及现代瘟疫的节目，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额外且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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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伊本·凯西尔（Ibn Kathīr），《始与终》（al-Bidāyah wa-al-nihāyah）（贝鲁特：Dār Iḥyāʾ al-Turāth al-ʿArabī出版社，1988年），第14卷，第263页。
• 我想简要说明，许多早期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或准确性很难确认——这并非指瘟疫或疾病未曾发生，而是指特定人物是否真的说过归于他们名下的那些话。 但我们应当记住，对于穆斯林历史学家而言，准确性并非他们关注的唯一重点，甚至不是最重要的。 他们通过这些历史叙述来表达对自身时代的看法，进行教化、批判，并做了更多其他事情。 我们无法总是确切地还原发生了什么，但可以从中了解当时的历史学家或他们所书写时代的人们，是如何理解当时所发生之事的。
• 参见劳伦斯·I·康拉德（Lawrence I. Conrad），《瘟疫与流行病》（Tāūn and Wabā），载于《东方经济与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第25卷，第3期（1982年）：第268–307页。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5728段。
• 迈克尔·W·多尔斯（Michael W. Dols），《早期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载于《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94卷，第3期（1974年）：第376–77页。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1889段。
• 伊本·凯西尔，《始与终》，第6卷，第226页。
• 非常感谢沙比尔·阿迦·阿巴斯（Shabir Agha Abbas）提供此引用资源。 雅库比（Al-Yaʿqūbī），《雅库比史》（Tārīkh al-Yaʿqūbī）（贝鲁特：Dār ṣādir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第2卷，第150页。
• 多尔斯，《早期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第380页。
• 斯图尔特·J·博什（Stuart J. Borsch），《埃及与英国的黑死病：一项比较研究》，第1版（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 伊本·瓦尔迪（Ibn al-Wardī），《关于瘟疫的报告》（Risala an-naba' 'an al-waba'），载于《近东钱币学、图像学、铭文学与历史：乔治·C·迈尔斯荣誉文集》（Near Eastern Numismatics, Iconography, Epigraphy and History: Studies in Honor of George C. Miles），迪克兰·K·库伊姆吉安（Dickran K. Kouymjian）编， 迈克尔·多尔斯译（贝鲁特：贝鲁特美国大学，1974年），第454页。
• 伊本·瓦尔迪，第454页。
• 这两行诗由凯文·布兰肯希普（Kevin Blankenship）翻译并分享在社交媒体上。 感谢达尼什·法鲁基（Daanish Faruqi）。
• 伊本·瓦尔迪，第454页。
• 迈克尔·W·多尔斯，《中东的黑死病》（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40、245页，ACLS人文电子书。
• 《艾哈迈德圣训集》（Musnad Aḥmad），第12491段。
• 伊本·贾兹（Ibn al-Jawzī），《列王与民族通史》（al-Muntaẓam fī tārīkh al-mulūk wa-al-umam）（贝鲁特：Dār al-Kutub al-ʿIlmīyah出版社，1992年），第16卷，第17页。
• 多尔斯，《中东的黑死病》，第247–48页。
•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Ibn Taghrībirdī），《埃及与开罗列王星宿史》（al-Nujūm al-zāhirah fī mulūk Miṣr wa-al-Qāhirah）（开罗：Dar al-Kutub出版社），第10卷，第203页。
• 伊本·伊达里（Ibn Idhārī），《安达卢斯与马格里布列王史》（Kitāb al-bayān al-mughrib fī akhbār mulūk al-Andalus wa-al-Maghrib）（贝鲁特：Dār al-Thiqāfah出版社，1983年），第1卷，第257页。
• 宰海比（al-Dhahabī），《伊斯兰大史》（Tārīkh al-Islām al-kabīr）（贝鲁特：Dār al-Kitāb al-ʿArabī出版社，1993年），第30卷，第25页。
• 多尔斯，《中东的黑死病》，第246页。
•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星宿史》，第15卷，第218页。
•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第15卷，第156页。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eve-been-here-before-plague-and-pestilence-in-pre-modern-islamic-history
原文标题：We’ve Been Here Before: Plague and Pestilence in Pre-Modern Islamic History
作者：Abdul Rahman Latif
作者简介：阿卜杜勒·拉赫曼·拉蒂夫（Abdul Rahman Latif）：阿卜杜勒·拉赫曼拥有杜克大学宗教文学学士学位、哈佛神学院硕士学位，目前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副标题：瘟疫、疫情与穆斯林社会时间线：历史经验如何回应今天
摘要：本文回顾前现代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和传染病经验，说明穆斯林社会曾多次面对大规模灾难。作者通过历史案例展示，信仰、医学、公共措施和社群韧性如何共同影响穆斯林对疫情的回应。
图：我们曾经历过：前现代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与流行病
引言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每逢赖哲卜月（Rajab）27日，穆斯林传统上会聚集在大马士革的倭马亚清真寺，纪念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登霄（Miʿrāj）。 伊本·凯西尔（Ibn Kathīr）记载道，在黑死病肆虐期间的伊斯兰历749年那一天，“人们没有像往常一样聚集，因为许多人已经离世，还有许多人正忙于照顾病患和处理亡者。”
在伊斯兰历1441年的赖哲卜月27日，大多数清真寺的社区聚会再次无法举行。
我们曾经历过这一切，尽管这次的死亡率远低于过去，且卫生习惯、医疗护理和公众意识的进步让我们深感庆幸。 安拉的伟大并未减损，我们穆斯林群体的韧性亦然。
在这篇短文中，我简要回顾了前现代伊斯兰历史中发生的一些瘟疫事件及其应对方式。 本文的目的并非积累历史人口普查信息，也不是要撰写一份单一的综合报告，而是从我们先辈穆斯林的经历中汲取一些教训。 穆斯林在过去所做的一切并非都是神圣的，但它们深刻地体现了人性。像我们一样，他们也在努力理解伊斯兰、造物主的旨意以及我们所继承的不断发展的传统，即使他们对事件的理解和解读并不总是与我们相同。
早期对瘟疫起源的认知
瘟疫与流行病，即 ṭāʿūn 和 wabāʾ ——尽管这些术语的确切含义比这些翻译所表达的更为复杂——在整个伊斯兰历史上屡见不鲜。 正如我们努力理解此类疾病的成因一样，过去的穆斯林也将广泛传播的疾病归因于医学和/或精神因素。 在前现代时期，穆斯林认为由污浊空气（瘴气）引起的体内体液失衡引发了瘟疫和流行病。 有时，他们甚至将此类疾病的出现归因于邪恶精灵（Jinn）的刺伤。 科学认知可能是不准确的（或者至少与今天不同），但最终许多人都在努力理解这些现象，即便当时普遍认为这一切取决于安拉的旨意。 寻找病因与接受安拉的权能并不相互排斥。 采取预防措施与信赖安拉也不冲突——在当时，采取预防措施可能意味着在空气流通的开阔地带停留；而今天，这意味着隔离并遵循医学专家的共识。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将瘟疫描述为对信士的怜悯和殉道，而对其他人则可能是惩罚。 在一则因符合科学建议而常被引用的圣训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关于瘟疫说道：“如果你听说某个地方爆发了瘟疫，就不要进入；但如果瘟疫在你所在的地方爆发，就不要离开那个地方。” 当瘟疫在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之）的哈里发时期袭击叙利亚时，圣门弟子们讨论了上述圣训的含义，并试图确定保护驻扎在那里的军队的最佳方法。 他们共同展示了谨慎与恐惧之间的区别；他们接受所发生的一切作为安拉的定然；他们并不担心死亡，但尽了最大努力去预防它。
古代晚期对疾病的一些本能的“人性”反应
正如我们所处的困难时期往往会激发非常人性化的反应一样，那些先于我们的人，包括我们的虔诚先辈，也同样展示和/或见证了对瘟疫非常人性化的反应。 早期社区直接遭遇的第一次有记录的流行病可能是麦地那的疾病。 许多迁士（Muhājirūn）在迁徙到麦地那时，不适应当地气候，患上了严重的疾病。 《布哈里圣训实录》中记载，多处历史文献也提到，艾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和比拉勒（愿安拉喜悦之）都感染了这种疾病。 叙述如下：
当艾布·伯克尔的发烧加重时，他会吟诵（这首诗句）：“每个人都与他的族人共存，然而死亡比他的鞋带更接近他。” 而比拉勒在退烧后会吟诵：“但愿我能在山谷中过夜，那里环绕着香草（idhkhir 和 jalil）。 但愿有一天我能喝到马詹纳（Majanna）的水，但愿沙马（Shāmah）和塔菲尔（Tafil）这两座山能出现在我眼前！”
他们的反应是利用诗歌来描述自己的处境或愿望。 作为一种古典表达方式，无论是在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还是在整个伊斯兰历史上，用诗歌来表达内心深处的情感并不令人惊讶。 审美反应有助于我们处理和理解自己的处境。 艾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利用他的疾病来思考死亡，我们也应该以此为契机，铭记我们的终有一死和坟墓。 比拉勒（愿安拉喜悦之）思念他的家乡麦加，并且毫不掩饰这一点。 他并不是在抱怨身处麦地那，但他也不是坚忍不拔的化身。 面对困难时，我们可以表现出人性，我们可以也应该感受到失落、悲伤和怀旧——我们只需要不断地转向安拉。
在上述袭击叙利亚的同一场瘟疫中，几位圣门弟子去世了，包括穆阿兹·本·贾巴尔（Muʿādh b. Jabal）、 艾布·乌拜达（Abū ʿUbaydah）、法德勒·本·阿拔斯（Faḍl b. ʿAbbās） 和艾布·詹达勒（Abū Jandal）。 这场瘟疫最终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 雅库比（al-Yaʿqūbī）写道，物价飞涨，人们开始囤积财富。 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之）通过禁止囤积来应对。 今天由于恐慌性购买导致的杂货店短缺并非现代独有，尽管激进的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无疑放大了这一趋势。 囤积在当时是错误的，现在也是错误的。
在一则流传甚广的记载中，一位早期的阿拔斯王朝官员访问了大马士革。 大马士革在倭马亚时期和前伊斯兰时期曾多次遭受瘟疫和流行病的袭击。 现在，在阿拔斯王朝的统治下，没有发生流行病。 这位官员认为这是阿拔斯统治的福分，并告诉人们要为此感恩。 有人反驳道：“造物主太公正了，不会让你们同时统治我们并降下瘟疫！” 此人意指造物主以其无限的公正，绝不会让大马士革人民同时遭受瘟疫和阿拔斯王朝隐含的灾难性统治。 这则轶事表明流行病有所减少，也反映了前倭马亚据点对阿拔斯王朝真实或想象中的地方不满。 但这个故事之所以被频繁引用，主要原因可能是其幽默的共鸣。 穆斯林学者喜欢精彩的文学反击，而这无疑符合要求。 正如今天的网络模因（meme）一样，在这些困境中可以找到一些轻松的成分——这是人类面对困难时韧性的体现。
14世纪关于瘟疫的讨论：伊本·瓦尔迪（Ibn al-Wardī）的论文
在大多数历史记载中——以及我们大部分的西方教育中——对黑死病的讨论几乎完全集中在欧洲。 即使是这场大流行病高峰期的日期（1347年至1351年），也侧重于它在欧洲的传播。 穆斯林绝非对这场悲剧性的瘟疫免疫——斯图尔特·博施（Stuart Borsch）估计，到15世纪末，埃及近一半的人口因该疾病或其社会影响而丧生。 伊本·瓦尔迪在马穆鲁克领地亲身经历了这场瘟疫，并最终死于此病。 他写了一篇关于瘟疫的诗意论文，非常值得单独简要研读。
他认为瘟疫是安拉的惩罚，但他没有纠结于这种惩罚，而是寻求庇护，并希望借此机会实现道德和精神上的提升。 他评论道：“我们祈求造物主宽恕我们灵魂的邪念；瘟疫无疑是他惩罚的一部分。 我们从他的愤怒中寻求他的喜悦，从他的惩罚中寻求他的救赎。”
在描述瘟疫的成因时，他引用了当时关于“恶气”的说法，写道：“他们说：空气的腐败导致死亡。 我说：腐败的贪欲才会导致死亡。” 无论今天的疫情是否被视为一种惩罚，伊本·瓦尔迪的说法都没有错。 我们看到，当今的腐败——尤其是贪婪——正是导致这场疫情无法得到妥善处理、导致如此多人陷入危险的原因。 囤积医疗物资、缺乏医疗投入、为了大公司利益坚持开放经济、哄抬物价——这种对积累的痴迷，例子不胜枚举。 腐败确实会杀人。
伊本·瓦尔迪像先前的圣门弟子一样，将所发生的一切视为安拉的定然，甚至在痛苦的境遇中找到了乐观的理由。 他写道：“我不像其他人那样惧怕瘟疫。 它不过是两种‘幸福’结局之一：如果我死了，我就从敌人那里解脱了；如果我活着，我耳目的疾病就会减轻。”
伊本·瓦尔迪阐明了接受安拉的定然与宿命论之间的关键区别。 通过撰写关于瘟疫的文章，通过在瘟疫造成的破坏中坚持写作，他并没有屈服于悲剧，而是在记录正在发生的事情，并继续尝试理解它。 接受并不意味着放弃行动。 他写道：“当穆斯林遭遇不幸时，忍耐就是他的功修。” 伊斯兰教中的忍耐概念并非消极被动。
中世纪虔诚者对疾病和灾难的反应
当黑死病及后来的反复瘟疫在14和15世纪袭击开罗时，死者之多，以至于送葬队伍看起来就像骆驼商队。 有时尸体被遗弃在街头或扔进河里。 但尽管当时充满恐惧，穆斯林仍尽最大努力保持礼仪上的洁净并继续埋葬死者。 正常生活虽然被打乱，但他们对信仰的坚持始终如一，对彼此的义务也得以履行。 如今我们无法进行聚礼（Jumuʿah），但我们可以坚持礼拜和斋戒，并发现隐居带来的精神益处。 我们可以利用科技向那些久未联系的人，以及我们平时经常见面的人致以问候（Salām）。 当黑死病爆发时，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可能是世界末日。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并没有被末日恐惧所瘫痪。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如果复生日已经来临，而你们手中正好有一棵树苗，那就把它种下去。” 即使世界末日来临，我们也应坚持力所能及的善行，完成我们能做出的努力。
当瘟疫和流行病袭来时，前现代的穆斯林通常会以大量的功修来应对，而不仅仅是过度的谨慎。 伊斯兰历449年，瘟疫席卷了阿瓦兹。 伊本·贾兹描述人们的反应是回归安拉，增加善行，摒弃一切罪恶行为，他写道：“所有人都忏悔了。 他们将大部分财富用于慈善，倒掉了所有的酒……”面对开罗的黑死病，人们在城市沙漠边缘举行了祈求宽恕的仪式，类似于干旱时祈雨的仪式。 人们还进行了额外的斋戒。 诵读整部《布哈里圣训实录》的活动也开始了。 这类诵读，加上对《古兰经》的诵读，是应对瘟疫和灾难的传统方式。 伊斯兰历749年，当瘟疫袭击附近的安纳托利亚时，大马士革的法官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他见到了先知穆罕默德 ﷺ，先知说人们应该诵读《努哈章》（Sūrat Nūḥ）三千三百六十遍，并祈求安拉解除当前的困境。 不出所料，该章的内容涉及祈求保护，并提醒人们在灾难面前要学会生存。 人们随后进行了诵读。 他们为自己的罪过祈求宽恕，并宰杀了许多牲畜将肉分发给穷人。 无论瘟疫是慈悯、惩罚还是两者皆非，我们今天的反应不应是绝望、遗憾和自私的残忍，而应是虔诚、忏悔和无私的慈善。
因瘟疫关闭清真寺的案例
当今穆斯林在当前危机中最艰难的经历之一，就是面对清真寺的关闭。 然而，这绝不是清真寺第一次因疾病而关闭，尽管目前关闭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伊斯兰历395年，由于瘟疫，位于现代突尼斯的凯鲁万清真寺空无一人。 凯鲁万在历史上以学术和宗教中心而闻名，因此这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 伊斯兰历448年，安达卢斯的清真寺因瘟疫和饥荒而关闭。 在埃及的黑死病期间，许多清真寺和圣陵也被关闭。 在这些事件中，关闭的原因可能不像今天这样是为了预防，因为他们对疾病的理解不同。 这很可能是因为太多人病倒、太多人死亡，以及太多人忙于照顾病人。 无论哪种情况，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对生命保护的关注都是关闭清真寺的正当理由。
结语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卒于伊斯兰历874年）在他主要关注埃及的中世纪编年史中，反复提到了8世纪和9世纪瘟疫的发生。 在讨论著名人物时，他常用的一个说法是某人死于瘟疫。 他有时会比较不同瘟疫对人口造成的破坏程度。 他关于瘟疫的记载读起来非常令人沮丧，但一线希望在于他的历史叙述总是在向前推进；瘟疫消退了，他意识到曲线及其峰值的存在，或者其他特定事件将他的注意力从疾病中转移开来。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经历了反复的瘟疫，但这并不是他历史记录的全部；这只是发生在他所处时代的事情，而非他唯一的焦点。
我们目前的处境，安拉意欲（inshāAllah），终有一天会过去。 它将成为历史的一行，编年史中的一个片段。 会有高峰，也会有回落。 愿安拉保护我们，甚至可能会有反复。 我们认识的人可能会死于这种疾病，我们听说过的人可能会离世。 世界可能会改变，但历史终将继续前行。 我们正在经历重大的事情，但正如伊本·塔格里比尔迪的编年史一样，这并不是正在发生的一切，也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例如，我们仍然有斋月的精神祝福值得思考，世界上仍有受压迫的穆斯林需要我们去帮助。 历史记载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以谨慎、耐心、增加功修和彼此关怀来应对。 它们也告诉我们，我们过去曾走出过困境。 正如安拉在《古兰经》“拉赫曼”章（Sūrah Raḥmān）第26-27节中所言：“大地上的一切终将毁灭。 唯有你那拥有威严与尊贵的主的容颜永存。”
延伸阅读建议
如果您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伊斯兰历史上的瘟疫与流行病，苏尤蒂（al-Suyūṭī）在此处列举了各种相关记载。 我曾大量引用的迈克尔·多尔斯（Michael Dols）在该领域有许多英文著作。 伊莱恩·范·达伦博士（Dr. Elaine van Dalen）最近在此处整理了一份关于伊斯兰历史中流行病的优秀英文和阿拉伯文资料清单。 最后，“奥斯曼历史播客”（Ottoman History Podcast）制作了一期关于近代早期及现代瘟疫的节目，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额外且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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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伊本·凯西尔（Ibn Kathīr），《始与终》（al-Bidāyah wa-al-nihāyah）（贝鲁特：Dār Iḥyāʾ al-Turāth al-ʿArabī出版社，1988年），第14卷，第263页。
• 我想简要说明，许多早期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或准确性很难确认——这并非指瘟疫或疾病未曾发生，而是指特定人物是否真的说过归于他们名下的那些话。 但我们应当记住，对于穆斯林历史学家而言，准确性并非他们关注的唯一重点，甚至不是最重要的。 他们通过这些历史叙述来表达对自身时代的看法，进行教化、批判，并做了更多其他事情。 我们无法总是确切地还原发生了什么，但可以从中了解当时的历史学家或他们所书写时代的人们，是如何理解当时所发生之事的。
• 参见劳伦斯·I·康拉德（Lawrence I. Conrad），《瘟疫与流行病》（Tāūn and Wabā），载于《东方经济与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第25卷，第3期（1982年）：第268–307页。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5728段。
• 迈克尔·W·多尔斯（Michael W. Dols），《早期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载于《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94卷，第3期（1974年）：第376–77页。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1889段。
• 伊本·凯西尔，《始与终》，第6卷，第226页。
• 非常感谢沙比尔·阿迦·阿巴斯（Shabir Agha Abbas）提供此引用资源。 雅库比（Al-Yaʿqūbī），《雅库比史》（Tārīkh al-Yaʿqūbī）（贝鲁特：Dār ṣādir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第2卷，第150页。
• 多尔斯，《早期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第380页。
• 斯图尔特·J·博什（Stuart J. Borsch），《埃及与英国的黑死病：一项比较研究》，第1版（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 伊本·瓦尔迪（Ibn al-Wardī），《关于瘟疫的报告》（Risala an-naba' 'an al-waba'），载于《近东钱币学、图像学、铭文学与历史：乔治·C·迈尔斯荣誉文集》（Near Eastern Numismatics, Iconography, Epigraphy and History: Studies in Honor of George C. Miles），迪克兰·K·库伊姆吉安（Dickran K. Kouymjian）编， 迈克尔·多尔斯译（贝鲁特：贝鲁特美国大学，1974年），第454页。
• 伊本·瓦尔迪，第454页。
• 这两行诗由凯文·布兰肯希普（Kevin Blankenship）翻译并分享在社交媒体上。 感谢达尼什·法鲁基（Daanish Faruqi）。
• 伊本·瓦尔迪，第454页。
• 迈克尔·W·多尔斯，《中东的黑死病》（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40、245页，ACLS人文电子书。
• 《艾哈迈德圣训集》（Musnad Aḥmad），第12491段。
• 伊本·贾兹（Ibn al-Jawzī），《列王与民族通史》（al-Muntaẓam fī tārīkh al-mulūk wa-al-umam）（贝鲁特：Dār al-Kutub al-ʿIlmīyah出版社，1992年），第16卷，第17页。
• 多尔斯，《中东的黑死病》，第247–48页。
•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Ibn Taghrībirdī），《埃及与开罗列王星宿史》（al-Nujūm al-zāhirah fī mulūk Miṣr wa-al-Qāhirah）（开罗：Dar al-Kutub出版社），第10卷，第203页。
• 伊本·伊达里（Ibn Idhārī），《安达卢斯与马格里布列王史》（Kitāb al-bayān al-mughrib fī akhbār mulūk al-Andalus wa-al-Maghrib）（贝鲁特：Dār al-Thiqāfah出版社，1983年），第1卷，第257页。
• 宰海比（al-Dhahabī），《伊斯兰大史》（Tārīkh al-Islām al-kabīr）（贝鲁特：Dār al-Kitāb al-ʿArabī出版社，1993年），第30卷，第25页。
• 多尔斯，《中东的黑死病》，第246页。
•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星宿史》，第15卷，第218页。
•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第15卷，第156页。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eve-been-here-before-plague-and-pestilence-in-pre-modern-islamic-history
原文标题：We’ve Been Here Before: Plague and Pestilence in Pre-Modern Islamic History
作者：Abdul Rahman Latif
作者简介：阿卜杜勒·拉赫曼·拉蒂夫（Abdul Rahman Latif）：阿卜杜勒·拉赫曼拥有杜克大学宗教文学学士学位、哈佛神学院硕士学位，目前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副标题：瘟疫、疫情与穆斯林社会时间线：历史经验如何回应今天
摘要：本文回顾前现代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和传染病经验，说明穆斯林社会曾多次面对大规模灾难。作者通过历史案例展示，信仰、医学、公共措施和社群韧性如何共同影响穆斯林对疫情的回应。
图：我们曾经历过：前现代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与流行病
引言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每逢赖哲卜月（Rajab）27日，穆斯林传统上会聚集在大马士革的倭马亚清真寺，纪念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登霄（Miʿrāj）。 伊本·凯西尔（Ibn Kathīr）记载道，在黑死病肆虐期间的伊斯兰历749年那一天，“人们没有像往常一样聚集，因为许多人已经离世，还有许多人正忙于照顾病患和处理亡者。”
在伊斯兰历1441年的赖哲卜月27日，大多数清真寺的社区聚会再次无法举行。
我们曾经历过这一切，尽管这次的死亡率远低于过去，且卫生习惯、医疗护理和公众意识的进步让我们深感庆幸。 安拉的伟大并未减损，我们穆斯林群体的韧性亦然。
在这篇短文中，我简要回顾了前现代伊斯兰历史中发生的一些瘟疫事件及其应对方式。 本文的目的并非积累历史人口普查信息，也不是要撰写一份单一的综合报告，而是从我们先辈穆斯林的经历中汲取一些教训。 穆斯林在过去所做的一切并非都是神圣的，但它们深刻地体现了人性。像我们一样，他们也在努力理解伊斯兰、造物主的旨意以及我们所继承的不断发展的传统，即使他们对事件的理解和解读并不总是与我们相同。
早期对瘟疫起源的认知
瘟疫与流行病，即 ṭāʿūn 和 wabāʾ ——尽管这些术语的确切含义比这些翻译所表达的更为复杂——在整个伊斯兰历史上屡见不鲜。 正如我们努力理解此类疾病的成因一样，过去的穆斯林也将广泛传播的疾病归因于医学和/或精神因素。 在前现代时期，穆斯林认为由污浊空气（瘴气）引起的体内体液失衡引发了瘟疫和流行病。 有时，他们甚至将此类疾病的出现归因于邪恶精灵（Jinn）的刺伤。 科学认知可能是不准确的（或者至少与今天不同），但最终许多人都在努力理解这些现象，即便当时普遍认为这一切取决于安拉的旨意。 寻找病因与接受安拉的权能并不相互排斥。 采取预防措施与信赖安拉也不冲突——在当时，采取预防措施可能意味着在空气流通的开阔地带停留；而今天，这意味着隔离并遵循医学专家的共识。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将瘟疫描述为对信士的怜悯和殉道，而对其他人则可能是惩罚。 在一则因符合科学建议而常被引用的圣训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关于瘟疫说道：“如果你听说某个地方爆发了瘟疫，就不要进入；但如果瘟疫在你所在的地方爆发，就不要离开那个地方。” 当瘟疫在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之）的哈里发时期袭击叙利亚时，圣门弟子们讨论了上述圣训的含义，并试图确定保护驻扎在那里的军队的最佳方法。 他们共同展示了谨慎与恐惧之间的区别；他们接受所发生的一切作为安拉的定然；他们并不担心死亡，但尽了最大努力去预防它。
古代晚期对疾病的一些本能的“人性”反应
正如我们所处的困难时期往往会激发非常人性化的反应一样，那些先于我们的人，包括我们的虔诚先辈，也同样展示和/或见证了对瘟疫非常人性化的反应。 早期社区直接遭遇的第一次有记录的流行病可能是麦地那的疾病。 许多迁士（Muhājirūn）在迁徙到麦地那时，不适应当地气候，患上了严重的疾病。 《布哈里圣训实录》中记载，多处历史文献也提到，艾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和比拉勒（愿安拉喜悦之）都感染了这种疾病。 叙述如下：
他们的反应是利用诗歌来描述自己的处境或愿望。 作为一种古典表达方式，无论是在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还是在整个伊斯兰历史上，用诗歌来表达内心深处的情感并不令人惊讶。 审美反应有助于我们处理和理解自己的处境。 艾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利用他的疾病来思考死亡，我们也应该以此为契机，铭记我们的终有一死和坟墓。 比拉勒（愿安拉喜悦之）思念他的家乡麦加，并且毫不掩饰这一点。 他并不是在抱怨身处麦地那，但他也不是坚忍不拔的化身。 面对困难时，我们可以表现出人性，我们可以也应该感受到失落、悲伤和怀旧——我们只需要不断地转向安拉。
在上述袭击叙利亚的同一场瘟疫中，几位圣门弟子去世了，包括穆阿兹·本·贾巴尔（Muʿādh b. Jabal）、 艾布·乌拜达（Abū ʿUbaydah）、法德勒·本·阿拔斯（Faḍl b. ʿAbbās） 和艾布·詹达勒（Abū Jandal）。 这场瘟疫最终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 雅库比（al-Yaʿqūbī）写道，物价飞涨，人们开始囤积财富。 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之）通过禁止囤积来应对。 今天由于恐慌性购买导致的杂货店短缺并非现代独有，尽管激进的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无疑放大了这一趋势。 囤积在当时是错误的，现在也是错误的。
在一则流传甚广的记载中，一位早期的阿拔斯王朝官员访问了大马士革。 大马士革在倭马亚时期和前伊斯兰时期曾多次遭受瘟疫和流行病的袭击。 现在，在阿拔斯王朝的统治下，没有发生流行病。 这位官员认为这是阿拔斯统治的福分，并告诉人们要为此感恩。 有人反驳道：“造物主太公正了，不会让你们同时统治我们并降下瘟疫！” 此人意指造物主以其无限的公正，绝不会让大马士革人民同时遭受瘟疫和阿拔斯王朝隐含的灾难性统治。 这则轶事表明流行病有所减少，也反映了前倭马亚据点对阿拔斯王朝真实或想象中的地方不满。 但这个故事之所以被频繁引用，主要原因可能是其幽默的共鸣。 穆斯林学者喜欢精彩的文学反击，而这无疑符合要求。 正如今天的网络模因（meme）一样，在这些困境中可以找到一些轻松的成分——这是人类面对困难时韧性的体现。
14世纪关于瘟疫的讨论：伊本·瓦尔迪（Ibn al-Wardī）的论文
在大多数历史记载中——以及我们大部分的西方教育中——对黑死病的讨论几乎完全集中在欧洲。 即使是这场大流行病高峰期的日期（1347年至1351年），也侧重于它在欧洲的传播。 穆斯林绝非对这场悲剧性的瘟疫免疫——斯图尔特·博施（Stuart Borsch）估计，到15世纪末，埃及近一半的人口因该疾病或其社会影响而丧生。 伊本·瓦尔迪在马穆鲁克领地亲身经历了这场瘟疫，并最终死于此病。 他写了一篇关于瘟疫的诗意论文，非常值得单独简要研读。
他认为瘟疫是安拉的惩罚，但他没有纠结于这种惩罚，而是寻求庇护，并希望借此机会实现道德和精神上的提升。 他评论道：“我们祈求造物主宽恕我们灵魂的邪念；瘟疫无疑是他惩罚的一部分。 我们从他的愤怒中寻求他的喜悦，从他的惩罚中寻求他的救赎。”
在描述瘟疫的成因时，他引用了当时关于“恶气”的说法，写道：“他们说：空气的腐败导致死亡。 我说：腐败的贪欲才会导致死亡。” 无论今天的疫情是否被视为一种惩罚，伊本·瓦尔迪的说法都没有错。 我们看到，当今的腐败——尤其是贪婪——正是导致这场疫情无法得到妥善处理、导致如此多人陷入危险的原因。 囤积医疗物资、缺乏医疗投入、为了大公司利益坚持开放经济、哄抬物价——这种对积累的痴迷，例子不胜枚举。 腐败确实会杀人。
伊本·瓦尔迪像先前的圣门弟子一样，将所发生的一切视为安拉的定然，甚至在痛苦的境遇中找到了乐观的理由。 他写道：“我不像其他人那样惧怕瘟疫。 它不过是两种‘幸福’结局之一：如果我死了，我就从敌人那里解脱了；如果我活着，我耳目的疾病就会减轻。”
伊本·瓦尔迪阐明了接受安拉的定然与宿命论之间的关键区别。 通过撰写关于瘟疫的文章，通过在瘟疫造成的破坏中坚持写作，他并没有屈服于悲剧，而是在记录正在发生的事情，并继续尝试理解它。 接受并不意味着放弃行动。 他写道：“当穆斯林遭遇不幸时，忍耐就是他的功修。” 伊斯兰教中的忍耐概念并非消极被动。
中世纪虔诚者对疾病和灾难的反应
当黑死病及后来的反复瘟疫在14和15世纪袭击开罗时，死者之多，以至于送葬队伍看起来就像骆驼商队。 有时尸体被遗弃在街头或扔进河里。 但尽管当时充满恐惧，穆斯林仍尽最大努力保持礼仪上的洁净并继续埋葬死者。 正常生活虽然被打乱，但他们对信仰的坚持始终如一，对彼此的义务也得以履行。 如今我们无法进行聚礼（Jumuʿah），但我们可以坚持礼拜和斋戒，并发现隐居带来的精神益处。 我们可以利用科技向那些久未联系的人，以及我们平时经常见面的人致以问候（Salām）。 当黑死病爆发时，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可能是世界末日。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并没有被末日恐惧所瘫痪。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如果复生日已经来临，而你们手中正好有一棵树苗，那就把它种下去。” 即使世界末日来临，我们也应坚持力所能及的善行，完成我们能做出的努力。
当瘟疫和流行病袭来时，前现代的穆斯林通常会以大量的功修来应对，而不仅仅是过度的谨慎。 伊斯兰历449年，瘟疫席卷了阿瓦兹。 伊本·贾兹描述人们的反应是回归安拉，增加善行，摒弃一切罪恶行为，他写道：“所有人都忏悔了。 他们将大部分财富用于慈善，倒掉了所有的酒……”面对开罗的黑死病，人们在城市沙漠边缘举行了祈求宽恕的仪式，类似于干旱时祈雨的仪式。 人们还进行了额外的斋戒。 诵读整部《布哈里圣训实录》的活动也开始了。 这类诵读，加上对《古兰经》的诵读，是应对瘟疫和灾难的传统方式。 伊斯兰历749年，当瘟疫袭击附近的安纳托利亚时，大马士革的法官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他见到了先知穆罕默德 ﷺ，先知说人们应该诵读《努哈章》（Sūrat Nūḥ）三千三百六十遍，并祈求安拉解除当前的困境。 不出所料，该章的内容涉及祈求保护，并提醒人们在灾难面前要学会生存。 人们随后进行了诵读。 他们为自己的罪过祈求宽恕，并宰杀了许多牲畜将肉分发给穷人。 无论瘟疫是慈悯、惩罚还是两者皆非，我们今天的反应不应是绝望、遗憾和自私的残忍，而应是虔诚、忏悔和无私的慈善。
因瘟疫关闭清真寺的案例
当今穆斯林在当前危机中最艰难的经历之一，就是面对清真寺的关闭。 然而，这绝不是清真寺第一次因疾病而关闭，尽管目前关闭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伊斯兰历395年，由于瘟疫，位于现代突尼斯的凯鲁万清真寺空无一人。 凯鲁万在历史上以学术和宗教中心而闻名，因此这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 伊斯兰历448年，安达卢斯的清真寺因瘟疫和饥荒而关闭。 在埃及的黑死病期间，许多清真寺和圣陵也被关闭。 在这些事件中，关闭的原因可能不像今天这样是为了预防，因为他们对疾病的理解不同。 这很可能是因为太多人病倒、太多人死亡，以及太多人忙于照顾病人。 无论哪种情况，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对生命保护的关注都是关闭清真寺的正当理由。
结语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卒于伊斯兰历874年）在他主要关注埃及的中世纪编年史中，反复提到了8世纪和9世纪瘟疫的发生。 在讨论著名人物时，他常用的一个说法是某人死于瘟疫。 他有时会比较不同瘟疫对人口造成的破坏程度。 他关于瘟疫的记载读起来非常令人沮丧，但一线希望在于他的历史叙述总是在向前推进；瘟疫消退了，他意识到曲线及其峰值的存在，或者其他特定事件将他的注意力从疾病中转移开来。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经历了反复的瘟疫，但这并不是他历史记录的全部；这只是发生在他所处时代的事情，而非他唯一的焦点。
我们目前的处境，安拉意欲（inshāAllah），终有一天会过去。 它将成为历史的一行，编年史中的一个片段。 会有高峰，也会有回落。 愿安拉保护我们，甚至可能会有反复。 我们认识的人可能会死于这种疾病，我们听说过的人可能会离世。 世界可能会改变，但历史终将继续前行。 我们正在经历重大的事情，但正如伊本·塔格里比尔迪的编年史一样，这并不是正在发生的一切，也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例如，我们仍然有斋月的精神祝福值得思考，世界上仍有受压迫的穆斯林需要我们去帮助。 历史记载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以谨慎、耐心、增加功修和彼此关怀来应对。 它们也告诉我们，我们过去曾走出过困境。 正如安拉在《古兰经》“拉赫曼”章（Sūrah Raḥmān）第26-27节中所言：“大地上的一切终将毁灭。 唯有你那拥有威严与尊贵的主的容颜永存。”
延伸阅读建议
如果您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伊斯兰历史上的瘟疫与流行病，苏尤蒂（al-Suyūṭī）在此处列举了各种相关记载。 我曾大量引用的迈克尔·多尔斯（Michael Dols）在该领域有许多英文著作。 伊莱恩·范·达伦博士（Dr. Elaine van Dalen）最近在此处整理了一份关于伊斯兰历史中流行病的优秀英文和阿拉伯文资料清单。 最后，“奥斯曼历史播客”（Ottoman History Podcast）制作了一期关于近代早期及现代瘟疫的节目，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额外且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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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伊本·凯西尔（Ibn Kathīr），《始与终》（al-Bidāyah wa-al-nihāyah）（贝鲁特：Dār Iḥyāʾ al-Turāth al-ʿArabī出版社，1988年），第14卷，第263页。
• 我想简要说明，许多早期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或准确性很难确认——这并非指瘟疫或疾病未曾发生，而是指特定人物是否真的说过归于他们名下的那些话。 但我们应当记住，对于穆斯林历史学家而言，准确性并非他们关注的唯一重点，甚至不是最重要的。 他们通过这些历史叙述来表达对自身时代的看法，进行教化、批判，并做了更多其他事情。 我们无法总是确切地还原发生了什么，但可以从中了解当时的历史学家或他们所书写时代的人们，是如何理解当时所发生之事的。
• 参见劳伦斯·I·康拉德（Lawrence I. Conrad），《瘟疫与流行病》（Tāūn and Wabā），载于《东方经济与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第25卷，第3期（1982年）：第268–307页。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5728段。
• 迈克尔·W·多尔斯（Michael W. Dols），《早期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载于《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94卷，第3期（1974年）：第376–77页。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1889段。
• 伊本·凯西尔，《始与终》，第6卷，第226页。
• 非常感谢沙比尔·阿迦·阿巴斯（Shabir Agha Abbas）提供此引用资源。 雅库比（Al-Yaʿqūbī），《雅库比史》（Tārīkh al-Yaʿqūbī）（贝鲁特：Dār ṣādir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第2卷，第150页。
• 多尔斯，《早期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第380页。
• 斯图尔特·J·博什（Stuart J. Borsch），《埃及与英国的黑死病：一项比较研究》，第1版（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 伊本·瓦尔迪（Ibn al-Wardī），《关于瘟疫的报告》（Risala an-naba' 'an al-waba'），载于《近东钱币学、图像学、铭文学与历史：乔治·C·迈尔斯荣誉文集》（Near Eastern Numismatics, Iconography, Epigraphy and History: Studies in Honor of George C. Miles），迪克兰·K·库伊姆吉安（Dickran K. Kouymjian）编， 迈克尔·多尔斯译（贝鲁特：贝鲁特美国大学，1974年），第454页。
• 伊本·瓦尔迪，第454页。
• 这两行诗由凯文·布兰肯希普（Kevin Blankenship）翻译并分享在社交媒体上。 感谢达尼什·法鲁基（Daanish Faruqi）。
• 伊本·瓦尔迪，第454页。
• 迈克尔·W·多尔斯，《中东的黑死病》（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40、245页，ACLS人文电子书。
• 《艾哈迈德圣训集》（Musnad Aḥmad），第12491段。
• 伊本·贾兹（Ibn al-Jawzī），《列王与民族通史》（al-Muntaẓam fī tārīkh al-mulūk wa-al-umam）（贝鲁特：Dār al-Kutub al-ʿIlmīyah出版社，1992年），第16卷，第17页。
• 多尔斯，《中东的黑死病》，第247–48页。
•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Ibn Taghrībirdī），《埃及与开罗列王星宿史》（al-Nujūm al-zāhirah fī mulūk Miṣr wa-al-Qāhirah）（开罗：Dar al-Kutub出版社），第10卷，第203页。
• 伊本·伊达里（Ibn Idhārī），《安达卢斯与马格里布列王史》（Kitāb al-bayān al-mughrib fī akhbār mulūk al-Andalus wa-al-Maghrib）（贝鲁特：Dār al-Thiqāfah出版社，1983年），第1卷，第257页。
• 宰海比（al-Dhahabī），《伊斯兰大史》（Tārīkh al-Islām al-kabīr）（贝鲁特：Dār al-Kitāb al-ʿArabī出版社，1993年），第30卷，第25页。
• 多尔斯，《中东的黑死病》，第246页。
•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星宿史》，第15卷，第218页。
•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第15卷，第156页。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eve-been-here-before-plague-and-pestilence-in-pre-modern-islamic-history
原文标题：We’ve Been Here Before: Plague and Pestilence in Pre-Modern Islamic History
作者：Abdul Rahman Latif
作者简介：阿卜杜勒·拉赫曼·拉蒂夫（Abdul Rahman Latif）：阿卜杜勒·拉赫曼拥有杜克大学宗教文学学士学位、哈佛神学院硕士学位，目前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副标题：瘟疫、疫情与穆斯林社会时间线：历史经验如何回应今天
摘要：本文回顾前现代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和传染病经验，说明穆斯林社会曾多次面对大规模灾难。作者通过历史案例展示，信仰、医学、公共措施和社群韧性如何共同影响穆斯林对疫情的回应。
图：我们曾经历过：前现代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与流行病
引言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每逢赖哲卜月（Rajab）27日，穆斯林传统上会聚集在大马士革的倭马亚清真寺，纪念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登霄（Miʿrāj）。 伊本·凯西尔（Ibn Kathīr）记载道，在黑死病肆虐期间的伊斯兰历749年那一天，“人们没有像往常一样聚集，因为许多人已经离世，还有许多人正忙于照顾病患和处理亡者。”
在伊斯兰历1441年的赖哲卜月27日，大多数清真寺的社区聚会再次无法举行。
我们曾经历过这一切，尽管这次的死亡率远低于过去，且卫生习惯、医疗护理和公众意识的进步让我们深感庆幸。 安拉的伟大并未减损，我们穆斯林群体的韧性亦然。
在这篇短文中，我简要回顾了前现代伊斯兰历史中发生的一些瘟疫事件及其应对方式。 本文的目的并非积累历史人口普查信息，也不是要撰写一份单一的综合报告，而是从我们先辈穆斯林的经历中汲取一些教训。 穆斯林在过去所做的一切并非都是神圣的，但它们深刻地体现了人性。像我们一样，他们也在努力理解伊斯兰、造物主的旨意以及我们所继承的不断发展的传统，即使他们对事件的理解和解读并不总是与我们相同。
早期对瘟疫起源的认知
瘟疫与流行病，即 ṭāʿūn 和 wabāʾ ——尽管这些术语的确切含义比这些翻译所表达的更为复杂——在整个伊斯兰历史上屡见不鲜。 正如我们努力理解此类疾病的成因一样，过去的穆斯林也将广泛传播的疾病归因于医学和/或精神因素。 在前现代时期，穆斯林认为由污浊空气（瘴气）引起的体内体液失衡引发了瘟疫和流行病。 有时，他们甚至将此类疾病的出现归因于邪恶精灵（Jinn）的刺伤。 科学认知可能是不准确的（或者至少与今天不同），但最终许多人都在努力理解这些现象，即便当时普遍认为这一切取决于安拉的旨意。 寻找病因与接受安拉的权能并不相互排斥。 采取预防措施与信赖安拉也不冲突——在当时，采取预防措施可能意味着在空气流通的开阔地带停留；而今天，这意味着隔离并遵循医学专家的共识。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将瘟疫描述为对信士的怜悯和殉道，而对其他人则可能是惩罚。 在一则因符合科学建议而常被引用的圣训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关于瘟疫说道：“如果你听说某个地方爆发了瘟疫，就不要进入；但如果瘟疫在你所在的地方爆发，就不要离开那个地方。” 当瘟疫在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之）的哈里发时期袭击叙利亚时，圣门弟子们讨论了上述圣训的含义，并试图确定保护驻扎在那里的军队的最佳方法。 他们共同展示了谨慎与恐惧之间的区别；他们接受所发生的一切作为安拉的定然；他们并不担心死亡，但尽了最大努力去预防它。
古代晚期对疾病的一些本能的“人性”反应
正如我们所处的困难时期往往会激发非常人性化的反应一样，那些先于我们的人，包括我们的虔诚先辈，也同样展示和/或见证了对瘟疫非常人性化的反应。 早期社区直接遭遇的第一次有记录的流行病可能是麦地那的疾病。 许多迁士（Muhājirūn）在迁徙到麦地那时，不适应当地气候，患上了严重的疾病。 《布哈里圣训实录》中记载，多处历史文献也提到，艾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和比拉勒（愿安拉喜悦之）都感染了这种疾病。 叙述如下：
当艾布·伯克尔的发烧加重时，他会吟诵（这首诗句）：“每个人都与他的族人共存，然而死亡比他的鞋带更接近他。” 而比拉勒在退烧后会吟诵：“但愿我能在山谷中过夜，那里环绕着香草（idhkhir 和 jalil）。 但愿有一天我能喝到马詹纳（Majanna）的水，但愿沙马（Shāmah）和塔菲尔（Tafil）这两座山能出现在我眼前！”
他们的反应是利用诗歌来描述自己的处境或愿望。 作为一种古典表达方式，无论是在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还是在整个伊斯兰历史上，用诗歌来表达内心深处的情感并不令人惊讶。 审美反应有助于我们处理和理解自己的处境。 艾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利用他的疾病来思考死亡，我们也应该以此为契机，铭记我们的终有一死和坟墓。 比拉勒（愿安拉喜悦之）思念他的家乡麦加，并且毫不掩饰这一点。 他并不是在抱怨身处麦地那，但他也不是坚忍不拔的化身。 面对困难时，我们可以表现出人性，我们可以也应该感受到失落、悲伤和怀旧——我们只需要不断地转向安拉。
在上述袭击叙利亚的同一场瘟疫中，几位圣门弟子去世了，包括穆阿兹·本·贾巴尔（Muʿādh b. Jabal）、 艾布·乌拜达（Abū ʿUbaydah）、法德勒·本·阿拔斯（Faḍl b. ʿAbbās） 和艾布·詹达勒（Abū Jandal）。 这场瘟疫最终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 雅库比（al-Yaʿqūbī）写道，物价飞涨，人们开始囤积财富。 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之）通过禁止囤积来应对。 今天由于恐慌性购买导致的杂货店短缺并非现代独有，尽管激进的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无疑放大了这一趋势。 囤积在当时是错误的，现在也是错误的。
在一则流传甚广的记载中，一位早期的阿拔斯王朝官员访问了大马士革。 大马士革在倭马亚时期和前伊斯兰时期曾多次遭受瘟疫和流行病的袭击。 现在，在阿拔斯王朝的统治下，没有发生流行病。 这位官员认为这是阿拔斯统治的福分，并告诉人们要为此感恩。 有人反驳道：“造物主太公正了，不会让你们同时统治我们并降下瘟疫！” 此人意指造物主以其无限的公正，绝不会让大马士革人民同时遭受瘟疫和阿拔斯王朝隐含的灾难性统治。 这则轶事表明流行病有所减少，也反映了前倭马亚据点对阿拔斯王朝真实或想象中的地方不满。 但这个故事之所以被频繁引用，主要原因可能是其幽默的共鸣。 穆斯林学者喜欢精彩的文学反击，而这无疑符合要求。 正如今天的网络模因（meme）一样，在这些困境中可以找到一些轻松的成分——这是人类面对困难时韧性的体现。
14世纪关于瘟疫的讨论：伊本·瓦尔迪（Ibn al-Wardī）的论文
在大多数历史记载中——以及我们大部分的西方教育中——对黑死病的讨论几乎完全集中在欧洲。 即使是这场大流行病高峰期的日期（1347年至1351年），也侧重于它在欧洲的传播。 穆斯林绝非对这场悲剧性的瘟疫免疫——斯图尔特·博施（Stuart Borsch）估计，到15世纪末，埃及近一半的人口因该疾病或其社会影响而丧生。 伊本·瓦尔迪在马穆鲁克领地亲身经历了这场瘟疫，并最终死于此病。 他写了一篇关于瘟疫的诗意论文，非常值得单独简要研读。
他认为瘟疫是安拉的惩罚，但他没有纠结于这种惩罚，而是寻求庇护，并希望借此机会实现道德和精神上的提升。 他评论道：“我们祈求造物主宽恕我们灵魂的邪念；瘟疫无疑是他惩罚的一部分。 我们从他的愤怒中寻求他的喜悦，从他的惩罚中寻求他的救赎。”
在描述瘟疫的成因时，他引用了当时关于“恶气”的说法，写道：“他们说：空气的腐败导致死亡。 我说：腐败的贪欲才会导致死亡。” 无论今天的疫情是否被视为一种惩罚，伊本·瓦尔迪的说法都没有错。 我们看到，当今的腐败——尤其是贪婪——正是导致这场疫情无法得到妥善处理、导致如此多人陷入危险的原因。 囤积医疗物资、缺乏医疗投入、为了大公司利益坚持开放经济、哄抬物价——这种对积累的痴迷，例子不胜枚举。 腐败确实会杀人。
伊本·瓦尔迪像先前的圣门弟子一样，将所发生的一切视为安拉的定然，甚至在痛苦的境遇中找到了乐观的理由。 他写道：“我不像其他人那样惧怕瘟疫。 它不过是两种‘幸福’结局之一：如果我死了，我就从敌人那里解脱了；如果我活着，我耳目的疾病就会减轻。”
伊本·瓦尔迪阐明了接受安拉的定然与宿命论之间的关键区别。 通过撰写关于瘟疫的文章，通过在瘟疫造成的破坏中坚持写作，他并没有屈服于悲剧，而是在记录正在发生的事情，并继续尝试理解它。 接受并不意味着放弃行动。 他写道：“当穆斯林遭遇不幸时，忍耐就是他的功修。” 伊斯兰教中的忍耐概念并非消极被动。
中世纪虔诚者对疾病和灾难的反应
当黑死病及后来的反复瘟疫在14和15世纪袭击开罗时，死者之多，以至于送葬队伍看起来就像骆驼商队。 有时尸体被遗弃在街头或扔进河里。 但尽管当时充满恐惧，穆斯林仍尽最大努力保持礼仪上的洁净并继续埋葬死者。 正常生活虽然被打乱，但他们对信仰的坚持始终如一，对彼此的义务也得以履行。 如今我们无法进行聚礼（Jumuʿah），但我们可以坚持礼拜和斋戒，并发现隐居带来的精神益处。 我们可以利用科技向那些久未联系的人，以及我们平时经常见面的人致以问候（Salām）。 当黑死病爆发时，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可能是世界末日。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并没有被末日恐惧所瘫痪。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如果复生日已经来临，而你们手中正好有一棵树苗，那就把它种下去。” 即使世界末日来临，我们也应坚持力所能及的善行，完成我们能做出的努力。
当瘟疫和流行病袭来时，前现代的穆斯林通常会以大量的功修来应对，而不仅仅是过度的谨慎。 伊斯兰历449年，瘟疫席卷了阿瓦兹。 伊本·贾兹描述人们的反应是回归安拉，增加善行，摒弃一切罪恶行为，他写道：“所有人都忏悔了。 他们将大部分财富用于慈善，倒掉了所有的酒……”面对开罗的黑死病，人们在城市沙漠边缘举行了祈求宽恕的仪式，类似于干旱时祈雨的仪式。 人们还进行了额外的斋戒。 诵读整部《布哈里圣训实录》的活动也开始了。 这类诵读，加上对《古兰经》的诵读，是应对瘟疫和灾难的传统方式。 伊斯兰历749年，当瘟疫袭击附近的安纳托利亚时，大马士革的法官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他见到了先知穆罕默德 ﷺ，先知说人们应该诵读《努哈章》（Sūrat Nūḥ）三千三百六十遍，并祈求安拉解除当前的困境。 不出所料，该章的内容涉及祈求保护，并提醒人们在灾难面前要学会生存。 人们随后进行了诵读。 他们为自己的罪过祈求宽恕，并宰杀了许多牲畜将肉分发给穷人。 无论瘟疫是慈悯、惩罚还是两者皆非，我们今天的反应不应是绝望、遗憾和自私的残忍，而应是虔诚、忏悔和无私的慈善。
因瘟疫关闭清真寺的案例
当今穆斯林在当前危机中最艰难的经历之一，就是面对清真寺的关闭。 然而，这绝不是清真寺第一次因疾病而关闭，尽管目前关闭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伊斯兰历395年，由于瘟疫，位于现代突尼斯的凯鲁万清真寺空无一人。 凯鲁万在历史上以学术和宗教中心而闻名，因此这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 伊斯兰历448年，安达卢斯的清真寺因瘟疫和饥荒而关闭。 在埃及的黑死病期间，许多清真寺和圣陵也被关闭。 在这些事件中，关闭的原因可能不像今天这样是为了预防，因为他们对疾病的理解不同。 这很可能是因为太多人病倒、太多人死亡，以及太多人忙于照顾病人。 无论哪种情况，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对生命保护的关注都是关闭清真寺的正当理由。
结语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卒于伊斯兰历874年）在他主要关注埃及的中世纪编年史中，反复提到了8世纪和9世纪瘟疫的发生。 在讨论著名人物时，他常用的一个说法是某人死于瘟疫。 他有时会比较不同瘟疫对人口造成的破坏程度。 他关于瘟疫的记载读起来非常令人沮丧，但一线希望在于他的历史叙述总是在向前推进；瘟疫消退了，他意识到曲线及其峰值的存在，或者其他特定事件将他的注意力从疾病中转移开来。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经历了反复的瘟疫，但这并不是他历史记录的全部；这只是发生在他所处时代的事情，而非他唯一的焦点。
我们目前的处境，安拉意欲（inshāAllah），终有一天会过去。 它将成为历史的一行，编年史中的一个片段。 会有高峰，也会有回落。 愿安拉保护我们，甚至可能会有反复。 我们认识的人可能会死于这种疾病，我们听说过的人可能会离世。 世界可能会改变，但历史终将继续前行。 我们正在经历重大的事情，但正如伊本·塔格里比尔迪的编年史一样，这并不是正在发生的一切，也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例如，我们仍然有斋月的精神祝福值得思考，世界上仍有受压迫的穆斯林需要我们去帮助。 历史记载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以谨慎、耐心、增加功修和彼此关怀来应对。 它们也告诉我们，我们过去曾走出过困境。 正如安拉在《古兰经》“拉赫曼”章（Sūrah Raḥmān）第26-27节中所言：“大地上的一切终将毁灭。 唯有你那拥有威严与尊贵的主的容颜永存。”
延伸阅读建议
如果您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伊斯兰历史上的瘟疫与流行病，苏尤蒂（al-Suyūṭī）在此处列举了各种相关记载。 我曾大量引用的迈克尔·多尔斯（Michael Dols）在该领域有许多英文著作。 伊莱恩·范·达伦博士（Dr. Elaine van Dalen）最近在此处整理了一份关于伊斯兰历史中流行病的优秀英文和阿拉伯文资料清单。 最后，“奥斯曼历史播客”（Ottoman History Podcast）制作了一期关于近代早期及现代瘟疫的节目，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额外且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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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伊本·凯西尔（Ibn Kathīr），《始与终》（al-Bidāyah wa-al-nihāyah）（贝鲁特：Dār Iḥyāʾ al-Turāth al-ʿArabī出版社，1988年），第14卷，第263页。
• 我想简要说明，许多早期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或准确性很难确认——这并非指瘟疫或疾病未曾发生，而是指特定人物是否真的说过归于他们名下的那些话。 但我们应当记住，对于穆斯林历史学家而言，准确性并非他们关注的唯一重点，甚至不是最重要的。 他们通过这些历史叙述来表达对自身时代的看法，进行教化、批判，并做了更多其他事情。 我们无法总是确切地还原发生了什么，但可以从中了解当时的历史学家或他们所书写时代的人们，是如何理解当时所发生之事的。
• 参见劳伦斯·I·康拉德（Lawrence I. Conrad），《瘟疫与流行病》（Tāūn and Wabā），载于《东方经济与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第25卷，第3期（1982年）：第268–307页。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5728段。
• 迈克尔·W·多尔斯（Michael W. Dols），《早期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载于《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94卷，第3期（1974年）：第376–77页。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1889段。
• 伊本·凯西尔，《始与终》，第6卷，第226页。
• 非常感谢沙比尔·阿迦·阿巴斯（Shabir Agha Abbas）提供此引用资源。 雅库比（Al-Yaʿqūbī），《雅库比史》（Tārīkh al-Yaʿqūbī）（贝鲁特：Dār ṣādir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第2卷，第150页。
• 多尔斯，《早期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第380页。
• 斯图尔特·J·博什（Stuart J. Borsch），《埃及与英国的黑死病：一项比较研究》，第1版（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 伊本·瓦尔迪（Ibn al-Wardī），《关于瘟疫的报告》（Risala an-naba' 'an al-waba'），载于《近东钱币学、图像学、铭文学与历史：乔治·C·迈尔斯荣誉文集》（Near Eastern Numismatics, Iconography, Epigraphy and History: Studies in Honor of George C. Miles），迪克兰·K·库伊姆吉安（Dickran K. Kouymjian）编， 迈克尔·多尔斯译（贝鲁特：贝鲁特美国大学，1974年），第454页。
• 伊本·瓦尔迪，第454页。
• 这两行诗由凯文·布兰肯希普（Kevin Blankenship）翻译并分享在社交媒体上。 感谢达尼什·法鲁基（Daanish Faruqi）。
• 伊本·瓦尔迪，第454页。
• 迈克尔·W·多尔斯，《中东的黑死病》（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40、245页，ACLS人文电子书。
• 《艾哈迈德圣训集》（Musnad Aḥmad），第12491段。
• 伊本·贾兹（Ibn al-Jawzī），《列王与民族通史》（al-Muntaẓam fī tārīkh al-mulūk wa-al-umam）（贝鲁特：Dār al-Kutub al-ʿIlmīyah出版社，1992年），第16卷，第17页。
• 多尔斯，《中东的黑死病》，第247–48页。
•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Ibn Taghrībirdī），《埃及与开罗列王星宿史》（al-Nujūm al-zāhirah fī mulūk Miṣr wa-al-Qāhirah）（开罗：Dar al-Kutub出版社），第10卷，第203页。
• 伊本·伊达里（Ibn Idhārī），《安达卢斯与马格里布列王史》（Kitāb al-bayān al-mughrib fī akhbār mulūk al-Andalus wa-al-Maghrib）（贝鲁特：Dār al-Thiqāfah出版社，1983年），第1卷，第257页。
• 宰海比（al-Dhahabī），《伊斯兰大史》（Tārīkh al-Islām al-kabīr）（贝鲁特：Dār al-Kitāb al-ʿArabī出版社，1993年），第30卷，第25页。
• 多尔斯，《中东的黑死病》，第246页。
•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星宿史》，第15卷，第218页。
•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第15卷，第156页。
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是什么？前现代穆斯林如何面对大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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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eve-been-here-before-plague-and-pestilence-in-pre-modern-islamic-history
原文标题：We’ve Been Here Before: Plague and Pestilence in Pre-Modern Islamic History
作者：Abdul Rahman Latif
作者简介：阿卜杜勒·拉赫曼·拉蒂夫（Abdul Rahman Latif）：阿卜杜勒·拉赫曼拥有杜克大学宗教文学学士学位、哈佛神学院硕士学位，目前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副标题：瘟疫、疫情与穆斯林社会时间线：历史经验如何回应今天
摘要：本文回顾前现代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和传染病经验，说明穆斯林社会曾多次面对大规模灾难。作者通过历史案例展示，信仰、医学、公共措施和社群韧性如何共同影响穆斯林对疫情的回应。
图：我们曾经历过：前现代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与流行病
引言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每逢赖哲卜月（Rajab）27日，穆斯林传统上会聚集在大马士革的倭马亚清真寺，纪念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登霄（Miʿrāj）。 伊本·凯西尔（Ibn Kathīr）记载道，在黑死病肆虐期间的伊斯兰历749年那一天，“人们没有像往常一样聚集，因为许多人已经离世，还有许多人正忙于照顾病患和处理亡者。”
在伊斯兰历1441年的赖哲卜月27日，大多数清真寺的社区聚会再次无法举行。
我们曾经历过这一切，尽管这次的死亡率远低于过去，且卫生习惯、医疗护理和公众意识的进步让我们深感庆幸。 安拉的伟大并未减损，我们穆斯林群体的韧性亦然。
在这篇短文中，我简要回顾了前现代伊斯兰历史中发生的一些瘟疫事件及其应对方式。 本文的目的并非积累历史人口普查信息，也不是要撰写一份单一的综合报告，而是从我们先辈穆斯林的经历中汲取一些教训。 穆斯林在过去所做的一切并非都是神圣的，但它们深刻地体现了人性。像我们一样，他们也在努力理解伊斯兰、造物主的旨意以及我们所继承的不断发展的传统，即使他们对事件的理解和解读并不总是与我们相同。
早期对瘟疫起源的认知
瘟疫与流行病，即 ṭāʿūn 和 wabāʾ ——尽管这些术语的确切含义比这些翻译所表达的更为复杂——在整个伊斯兰历史上屡见不鲜。 正如我们努力理解此类疾病的成因一样，过去的穆斯林也将广泛传播的疾病归因于医学和/或精神因素。 在前现代时期，穆斯林认为由污浊空气（瘴气）引起的体内体液失衡引发了瘟疫和流行病。 有时，他们甚至将此类疾病的出现归因于邪恶精灵（Jinn）的刺伤。 科学认知可能是不准确的（或者至少与今天不同），但最终许多人都在努力理解这些现象，即便当时普遍认为这一切取决于安拉的旨意。 寻找病因与接受安拉的权能并不相互排斥。 采取预防措施与信赖安拉也不冲突——在当时，采取预防措施可能意味着在空气流通的开阔地带停留；而今天，这意味着隔离并遵循医学专家的共识。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将瘟疫描述为对信士的怜悯和殉道，而对其他人则可能是惩罚。 在一则因符合科学建议而常被引用的圣训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关于瘟疫说道：“如果你听说某个地方爆发了瘟疫，就不要进入；但如果瘟疫在你所在的地方爆发，就不要离开那个地方。” 当瘟疫在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之）的哈里发时期袭击叙利亚时，圣门弟子们讨论了上述圣训的含义，并试图确定保护驻扎在那里的军队的最佳方法。 他们共同展示了谨慎与恐惧之间的区别；他们接受所发生的一切作为安拉的定然；他们并不担心死亡，但尽了最大努力去预防它。
古代晚期对疾病的一些本能的“人性”反应
正如我们所处的困难时期往往会激发非常人性化的反应一样，那些先于我们的人，包括我们的虔诚先辈，也同样展示和/或见证了对瘟疫非常人性化的反应。 早期社区直接遭遇的第一次有记录的流行病可能是麦地那的疾病。 许多迁士（Muhājirūn）在迁徙到麦地那时，不适应当地气候，患上了严重的疾病。 《布哈里圣训实录》中记载，多处历史文献也提到，艾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和比拉勒（愿安拉喜悦之）都感染了这种疾病。 叙述如下：
当艾布·伯克尔的发烧加重时，他会吟诵（这首诗句）：“每个人都与他的族人共存，然而死亡比他的鞋带更接近他。” 而比拉勒在退烧后会吟诵：“但愿我能在山谷中过夜，那里环绕着香草（idhkhir 和 jalil）。 但愿有一天我能喝到马詹纳（Majanna）的水，但愿沙马（Shāmah）和塔菲尔（Tafil）这两座山能出现在我眼前！”
他们的反应是利用诗歌来描述自己的处境或愿望。 作为一种古典表达方式，无论是在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还是在整个伊斯兰历史上，用诗歌来表达内心深处的情感并不令人惊讶。 审美反应有助于我们处理和理解自己的处境。 艾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利用他的疾病来思考死亡，我们也应该以此为契机，铭记我们的终有一死和坟墓。 比拉勒（愿安拉喜悦之）思念他的家乡麦加，并且毫不掩饰这一点。 他并不是在抱怨身处麦地那，但他也不是坚忍不拔的化身。 面对困难时，我们可以表现出人性，我们可以也应该感受到失落、悲伤和怀旧——我们只需要不断地转向安拉。
在上述袭击叙利亚的同一场瘟疫中，几位圣门弟子去世了，包括穆阿兹·本·贾巴尔（Muʿādh b. Jabal）、 艾布·乌拜达（Abū ʿUbaydah）、法德勒·本·阿拔斯（Faḍl b. ʿAbbās） 和艾布·詹达勒（Abū Jandal）。 这场瘟疫最终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 雅库比（al-Yaʿqūbī）写道，物价飞涨，人们开始囤积财富。 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之）通过禁止囤积来应对。 今天由于恐慌性购买导致的杂货店短缺并非现代独有，尽管激进的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无疑放大了这一趋势。 囤积在当时是错误的，现在也是错误的。
在一则流传甚广的记载中，一位早期的阿拔斯王朝官员访问了大马士革。 大马士革在倭马亚时期和前伊斯兰时期曾多次遭受瘟疫和流行病的袭击。 现在，在阿拔斯王朝的统治下，没有发生流行病。 这位官员认为这是阿拔斯统治的福分，并告诉人们要为此感恩。 有人反驳道：“造物主太公正了，不会让你们同时统治我们并降下瘟疫！” 此人意指造物主以其无限的公正，绝不会让大马士革人民同时遭受瘟疫和阿拔斯王朝隐含的灾难性统治。 这则轶事表明流行病有所减少，也反映了前倭马亚据点对阿拔斯王朝真实或想象中的地方不满。 但这个故事之所以被频繁引用，主要原因可能是其幽默的共鸣。 穆斯林学者喜欢精彩的文学反击，而这无疑符合要求。 正如今天的网络模因（meme）一样，在这些困境中可以找到一些轻松的成分——这是人类面对困难时韧性的体现。
14世纪关于瘟疫的讨论：伊本·瓦尔迪（Ibn al-Wardī）的论文
在大多数历史记载中——以及我们大部分的西方教育中——对黑死病的讨论几乎完全集中在欧洲。 即使是这场大流行病高峰期的日期（1347年至1351年），也侧重于它在欧洲的传播。 穆斯林绝非对这场悲剧性的瘟疫免疫——斯图尔特·博施（Stuart Borsch）估计，到15世纪末，埃及近一半的人口因该疾病或其社会影响而丧生。 伊本·瓦尔迪在马穆鲁克领地亲身经历了这场瘟疫，并最终死于此病。 他写了一篇关于瘟疫的诗意论文，非常值得单独简要研读。
他认为瘟疫是安拉的惩罚，但他没有纠结于这种惩罚，而是寻求庇护，并希望借此机会实现道德和精神上的提升。 他评论道：“我们祈求造物主宽恕我们灵魂的邪念；瘟疫无疑是他惩罚的一部分。 我们从他的愤怒中寻求他的喜悦，从他的惩罚中寻求他的救赎。”
在描述瘟疫的成因时，他引用了当时关于“恶气”的说法，写道：“他们说：空气的腐败导致死亡。 我说：腐败的贪欲才会导致死亡。” 无论今天的疫情是否被视为一种惩罚，伊本·瓦尔迪的说法都没有错。 我们看到，当今的腐败——尤其是贪婪——正是导致这场疫情无法得到妥善处理、导致如此多人陷入危险的原因。 囤积医疗物资、缺乏医疗投入、为了大公司利益坚持开放经济、哄抬物价——这种对积累的痴迷，例子不胜枚举。 腐败确实会杀人。
伊本·瓦尔迪像先前的圣门弟子一样，将所发生的一切视为安拉的定然，甚至在痛苦的境遇中找到了乐观的理由。 他写道：“我不像其他人那样惧怕瘟疫。 它不过是两种‘幸福’结局之一：如果我死了，我就从敌人那里解脱了；如果我活着，我耳目的疾病就会减轻。”
伊本·瓦尔迪阐明了接受安拉的定然与宿命论之间的关键区别。 通过撰写关于瘟疫的文章，通过在瘟疫造成的破坏中坚持写作，他并没有屈服于悲剧，而是在记录正在发生的事情，并继续尝试理解它。 接受并不意味着放弃行动。 他写道：“当穆斯林遭遇不幸时，忍耐就是他的功修。” 伊斯兰教中的忍耐概念并非消极被动。
中世纪虔诚者对疾病和灾难的反应
当黑死病及后来的反复瘟疫在14和15世纪袭击开罗时，死者之多，以至于送葬队伍看起来就像骆驼商队。 有时尸体被遗弃在街头或扔进河里。 但尽管当时充满恐惧，穆斯林仍尽最大努力保持礼仪上的洁净并继续埋葬死者。 正常生活虽然被打乱，但他们对信仰的坚持始终如一，对彼此的义务也得以履行。 如今我们无法进行聚礼（Jumuʿah），但我们可以坚持礼拜和斋戒，并发现隐居带来的精神益处。 我们可以利用科技向那些久未联系的人，以及我们平时经常见面的人致以问候（Salām）。 当黑死病爆发时，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可能是世界末日。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并没有被末日恐惧所瘫痪。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如果复生日已经来临，而你们手中正好有一棵树苗，那就把它种下去。” 即使世界末日来临，我们也应坚持力所能及的善行，完成我们能做出的努力。
当瘟疫和流行病袭来时，前现代的穆斯林通常会以大量的功修来应对，而不仅仅是过度的谨慎。 伊斯兰历449年，瘟疫席卷了阿瓦兹。 伊本·贾兹描述人们的反应是回归安拉，增加善行，摒弃一切罪恶行为，他写道：“所有人都忏悔了。 他们将大部分财富用于慈善，倒掉了所有的酒……”面对开罗的黑死病，人们在城市沙漠边缘举行了祈求宽恕的仪式，类似于干旱时祈雨的仪式。 人们还进行了额外的斋戒。 诵读整部《布哈里圣训实录》的活动也开始了。 这类诵读，加上对《古兰经》的诵读，是应对瘟疫和灾难的传统方式。 伊斯兰历749年，当瘟疫袭击附近的安纳托利亚时，大马士革的法官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他见到了先知穆罕默德 ﷺ，先知说人们应该诵读《努哈章》（Sūrat Nūḥ）三千三百六十遍，并祈求安拉解除当前的困境。 不出所料，该章的内容涉及祈求保护，并提醒人们在灾难面前要学会生存。 人们随后进行了诵读。 他们为自己的罪过祈求宽恕，并宰杀了许多牲畜将肉分发给穷人。 无论瘟疫是慈悯、惩罚还是两者皆非，我们今天的反应不应是绝望、遗憾和自私的残忍，而应是虔诚、忏悔和无私的慈善。
因瘟疫关闭清真寺的案例
当今穆斯林在当前危机中最艰难的经历之一，就是面对清真寺的关闭。 然而，这绝不是清真寺第一次因疾病而关闭，尽管目前关闭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伊斯兰历395年，由于瘟疫，位于现代突尼斯的凯鲁万清真寺空无一人。 凯鲁万在历史上以学术和宗教中心而闻名，因此这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 伊斯兰历448年，安达卢斯的清真寺因瘟疫和饥荒而关闭。 在埃及的黑死病期间，许多清真寺和圣陵也被关闭。 在这些事件中，关闭的原因可能不像今天这样是为了预防，因为他们对疾病的理解不同。 这很可能是因为太多人病倒、太多人死亡，以及太多人忙于照顾病人。 无论哪种情况，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对生命保护的关注都是关闭清真寺的正当理由。
结语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卒于伊斯兰历874年）在他主要关注埃及的中世纪编年史中，反复提到了8世纪和9世纪瘟疫的发生。 在讨论著名人物时，他常用的一个说法是某人死于瘟疫。 他有时会比较不同瘟疫对人口造成的破坏程度。 他关于瘟疫的记载读起来非常令人沮丧，但一线希望在于他的历史叙述总是在向前推进；瘟疫消退了，他意识到曲线及其峰值的存在，或者其他特定事件将他的注意力从疾病中转移开来。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经历了反复的瘟疫，但这并不是他历史记录的全部；这只是发生在他所处时代的事情，而非他唯一的焦点。
我们目前的处境，安拉意欲（inshāAllah），终有一天会过去。 它将成为历史的一行，编年史中的一个片段。 会有高峰，也会有回落。 愿安拉保护我们，甚至可能会有反复。 我们认识的人可能会死于这种疾病，我们听说过的人可能会离世。 世界可能会改变，但历史终将继续前行。 我们正在经历重大的事情，但正如伊本·塔格里比尔迪的编年史一样，这并不是正在发生的一切，也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例如，我们仍然有斋月的精神祝福值得思考，世界上仍有受压迫的穆斯林需要我们去帮助。 历史记载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以谨慎、耐心、增加功修和彼此关怀来应对。 它们也告诉我们，我们过去曾走出过困境。 正如安拉在《古兰经》“拉赫曼”章（Sūrah Raḥmān）第26-27节中所言：“大地上的一切终将毁灭。 唯有你那拥有威严与尊贵的主的容颜永存。”
延伸阅读建议
如果您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伊斯兰历史上的瘟疫与流行病，苏尤蒂（al-Suyūṭī）在此处列举了各种相关记载。 我曾大量引用的迈克尔·多尔斯（Michael Dols）在该领域有许多英文著作。 伊莱恩·范·达伦博士（Dr. Elaine van Dalen）最近在此处整理了一份关于伊斯兰历史中流行病的优秀英文和阿拉伯文资料清单。 最后，“奥斯曼历史播客”（Ottoman History Podcast）制作了一期关于近代早期及现代瘟疫的节目，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额外且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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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伊本·凯西尔（Ibn Kathīr），《始与终》（al-Bidāyah wa-al-nihāyah）（贝鲁特：Dār Iḥyāʾ al-Turāth al-ʿArabī出版社，1988年），第14卷，第263页。
• 我想简要说明，许多早期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或准确性很难确认——这并非指瘟疫或疾病未曾发生，而是指特定人物是否真的说过归于他们名下的那些话。 但我们应当记住，对于穆斯林历史学家而言，准确性并非他们关注的唯一重点，甚至不是最重要的。 他们通过这些历史叙述来表达对自身时代的看法，进行教化、批判，并做了更多其他事情。 我们无法总是确切地还原发生了什么，但可以从中了解当时的历史学家或他们所书写时代的人们，是如何理解当时所发生之事的。
• 参见劳伦斯·I·康拉德（Lawrence I. Conrad），《瘟疫与流行病》（Tāūn and Wabā），载于《东方经济与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第25卷，第3期（1982年）：第268–307页。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5728段。
• 迈克尔·W·多尔斯（Michael W. Dols），《早期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载于《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94卷，第3期（1974年）：第376–77页。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1889段。
• 伊本·凯西尔，《始与终》，第6卷，第226页。
• 非常感谢沙比尔·阿迦·阿巴斯（Shabir Agha Abbas）提供此引用资源。 雅库比（Al-Yaʿqūbī），《雅库比史》（Tārīkh al-Yaʿqūbī）（贝鲁特：Dār ṣādir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第2卷，第150页。
• 多尔斯，《早期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第380页。
• 斯图尔特·J·博什（Stuart J. Borsch），《埃及与英国的黑死病：一项比较研究》，第1版（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 伊本·瓦尔迪（Ibn al-Wardī），《关于瘟疫的报告》（Risala an-naba' 'an al-waba'），载于《近东钱币学、图像学、铭文学与历史：乔治·C·迈尔斯荣誉文集》（Near Eastern Numismatics, Iconography, Epigraphy and History: Studies in Honor of George C. Miles），迪克兰·K·库伊姆吉安（Dickran K. Kouymjian）编， 迈克尔·多尔斯译（贝鲁特：贝鲁特美国大学，1974年），第454页。
• 伊本·瓦尔迪，第454页。
• 这两行诗由凯文·布兰肯希普（Kevin Blankenship）翻译并分享在社交媒体上。 感谢达尼什·法鲁基（Daanish Faruqi）。
• 伊本·瓦尔迪，第454页。
• 迈克尔·W·多尔斯，《中东的黑死病》（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40、245页，ACLS人文电子书。
• 《艾哈迈德圣训集》（Musnad Aḥmad），第12491段。
• 伊本·贾兹（Ibn al-Jawzī），《列王与民族通史》（al-Muntaẓam fī tārīkh al-mulūk wa-al-umam）（贝鲁特：Dār al-Kutub al-ʿIlmīyah出版社，1992年），第16卷，第17页。
• 多尔斯，《中东的黑死病》，第247–48页。
•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Ibn Taghrībirdī），《埃及与开罗列王星宿史》（al-Nujūm al-zāhirah fī mulūk Miṣr wa-al-Qāhirah）（开罗：Dar al-Kutub出版社），第10卷，第203页。
• 伊本·伊达里（Ibn Idhārī），《安达卢斯与马格里布列王史》（Kitāb al-bayān al-mughrib fī akhbār mulūk al-Andalus wa-al-Maghrib）（贝鲁特：Dār al-Thiqāfah出版社，1983年），第1卷，第257页。
• 宰海比（al-Dhahabī），《伊斯兰大史》（Tārīkh al-Islām al-kabīr）（贝鲁特：Dār al-Kitāb al-ʿArabī出版社，1993年），第30卷，第25页。
• 多尔斯，《中东的黑死病》，第246页。
•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星宿史》，第15卷，第218页。
•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第15卷，第156页。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eve-been-here-before-plague-and-pestilence-in-pre-modern-islamic-history
原文标题：We’ve Been Here Before: Plague and Pestilence in Pre-Modern Islamic History
作者：Abdul Rahman Latif
作者简介：阿卜杜勒·拉赫曼·拉蒂夫（Abdul Rahman Latif）：阿卜杜勒·拉赫曼拥有杜克大学宗教文学学士学位、哈佛神学院硕士学位，目前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副标题：瘟疫、疫情与穆斯林社会时间线：历史经验如何回应今天
摘要：本文回顾前现代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和传染病经验，说明穆斯林社会曾多次面对大规模灾难。作者通过历史案例展示，信仰、医学、公共措施和社群韧性如何共同影响穆斯林对疫情的回应。
图：我们曾经历过：前现代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与流行病
引言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每逢赖哲卜月（Rajab）27日，穆斯林传统上会聚集在大马士革的倭马亚清真寺，纪念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登霄（Miʿrāj）。 伊本·凯西尔（Ibn Kathīr）记载道，在黑死病肆虐期间的伊斯兰历749年那一天，“人们没有像往常一样聚集，因为许多人已经离世，还有许多人正忙于照顾病患和处理亡者。”
在伊斯兰历1441年的赖哲卜月27日，大多数清真寺的社区聚会再次无法举行。
我们曾经历过这一切，尽管这次的死亡率远低于过去，且卫生习惯、医疗护理和公众意识的进步让我们深感庆幸。 安拉的伟大并未减损，我们穆斯林群体的韧性亦然。
在这篇短文中，我简要回顾了前现代伊斯兰历史中发生的一些瘟疫事件及其应对方式。 本文的目的并非积累历史人口普查信息，也不是要撰写一份单一的综合报告，而是从我们先辈穆斯林的经历中汲取一些教训。 穆斯林在过去所做的一切并非都是神圣的，但它们深刻地体现了人性。像我们一样，他们也在努力理解伊斯兰、造物主的旨意以及我们所继承的不断发展的传统，即使他们对事件的理解和解读并不总是与我们相同。
早期对瘟疫起源的认知
瘟疫与流行病，即 ṭāʿūn 和 wabāʾ ——尽管这些术语的确切含义比这些翻译所表达的更为复杂——在整个伊斯兰历史上屡见不鲜。 正如我们努力理解此类疾病的成因一样，过去的穆斯林也将广泛传播的疾病归因于医学和/或精神因素。 在前现代时期，穆斯林认为由污浊空气（瘴气）引起的体内体液失衡引发了瘟疫和流行病。 有时，他们甚至将此类疾病的出现归因于邪恶精灵（Jinn）的刺伤。 科学认知可能是不准确的（或者至少与今天不同），但最终许多人都在努力理解这些现象，即便当时普遍认为这一切取决于安拉的旨意。 寻找病因与接受安拉的权能并不相互排斥。 采取预防措施与信赖安拉也不冲突——在当时，采取预防措施可能意味着在空气流通的开阔地带停留；而今天，这意味着隔离并遵循医学专家的共识。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将瘟疫描述为对信士的怜悯和殉道，而对其他人则可能是惩罚。 在一则因符合科学建议而常被引用的圣训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关于瘟疫说道：“如果你听说某个地方爆发了瘟疫，就不要进入；但如果瘟疫在你所在的地方爆发，就不要离开那个地方。” 当瘟疫在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之）的哈里发时期袭击叙利亚时，圣门弟子们讨论了上述圣训的含义，并试图确定保护驻扎在那里的军队的最佳方法。 他们共同展示了谨慎与恐惧之间的区别；他们接受所发生的一切作为安拉的定然；他们并不担心死亡，但尽了最大努力去预防它。
古代晚期对疾病的一些本能的“人性”反应
正如我们所处的困难时期往往会激发非常人性化的反应一样，那些先于我们的人，包括我们的虔诚先辈，也同样展示和/或见证了对瘟疫非常人性化的反应。 早期社区直接遭遇的第一次有记录的流行病可能是麦地那的疾病。 许多迁士（Muhājirūn）在迁徙到麦地那时，不适应当地气候，患上了严重的疾病。 《布哈里圣训实录》中记载，多处历史文献也提到，艾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和比拉勒（愿安拉喜悦之）都感染了这种疾病。 叙述如下：
当艾布·伯克尔的发烧加重时，他会吟诵（这首诗句）：“每个人都与他的族人共存，然而死亡比他的鞋带更接近他。” 而比拉勒在退烧后会吟诵：“但愿我能在山谷中过夜，那里环绕着香草（idhkhir 和 jalil）。 但愿有一天我能喝到马詹纳（Majanna）的水，但愿沙马（Shāmah）和塔菲尔（Tafil）这两座山能出现在我眼前！”
他们的反应是利用诗歌来描述自己的处境或愿望。 作为一种古典表达方式，无论是在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还是在整个伊斯兰历史上，用诗歌来表达内心深处的情感并不令人惊讶。 审美反应有助于我们处理和理解自己的处境。 艾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利用他的疾病来思考死亡，我们也应该以此为契机，铭记我们的终有一死和坟墓。 比拉勒（愿安拉喜悦之）思念他的家乡麦加，并且毫不掩饰这一点。 他并不是在抱怨身处麦地那，但他也不是坚忍不拔的化身。 面对困难时，我们可以表现出人性，我们可以也应该感受到失落、悲伤和怀旧——我们只需要不断地转向安拉。
在上述袭击叙利亚的同一场瘟疫中，几位圣门弟子去世了，包括穆阿兹·本·贾巴尔（Muʿādh b. Jabal）、 艾布·乌拜达（Abū ʿUbaydah）、法德勒·本·阿拔斯（Faḍl b. ʿAbbās） 和艾布·詹达勒（Abū Jandal）。 这场瘟疫最终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 雅库比（al-Yaʿqūbī）写道，物价飞涨，人们开始囤积财富。 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之）通过禁止囤积来应对。 今天由于恐慌性购买导致的杂货店短缺并非现代独有，尽管激进的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无疑放大了这一趋势。 囤积在当时是错误的，现在也是错误的。
在一则流传甚广的记载中，一位早期的阿拔斯王朝官员访问了大马士革。 大马士革在倭马亚时期和前伊斯兰时期曾多次遭受瘟疫和流行病的袭击。 现在，在阿拔斯王朝的统治下，没有发生流行病。 这位官员认为这是阿拔斯统治的福分，并告诉人们要为此感恩。 有人反驳道：“造物主太公正了，不会让你们同时统治我们并降下瘟疫！” 此人意指造物主以其无限的公正，绝不会让大马士革人民同时遭受瘟疫和阿拔斯王朝隐含的灾难性统治。 这则轶事表明流行病有所减少，也反映了前倭马亚据点对阿拔斯王朝真实或想象中的地方不满。 但这个故事之所以被频繁引用，主要原因可能是其幽默的共鸣。 穆斯林学者喜欢精彩的文学反击，而这无疑符合要求。 正如今天的网络模因（meme）一样，在这些困境中可以找到一些轻松的成分——这是人类面对困难时韧性的体现。
14世纪关于瘟疫的讨论：伊本·瓦尔迪（Ibn al-Wardī）的论文
在大多数历史记载中——以及我们大部分的西方教育中——对黑死病的讨论几乎完全集中在欧洲。 即使是这场大流行病高峰期的日期（1347年至1351年），也侧重于它在欧洲的传播。 穆斯林绝非对这场悲剧性的瘟疫免疫——斯图尔特·博施（Stuart Borsch）估计，到15世纪末，埃及近一半的人口因该疾病或其社会影响而丧生。 伊本·瓦尔迪在马穆鲁克领地亲身经历了这场瘟疫，并最终死于此病。 他写了一篇关于瘟疫的诗意论文，非常值得单独简要研读。
他认为瘟疫是安拉的惩罚，但他没有纠结于这种惩罚，而是寻求庇护，并希望借此机会实现道德和精神上的提升。 他评论道：“我们祈求造物主宽恕我们灵魂的邪念；瘟疫无疑是他惩罚的一部分。 我们从他的愤怒中寻求他的喜悦，从他的惩罚中寻求他的救赎。”
在描述瘟疫的成因时，他引用了当时关于“恶气”的说法，写道：“他们说：空气的腐败导致死亡。 我说：腐败的贪欲才会导致死亡。” 无论今天的疫情是否被视为一种惩罚，伊本·瓦尔迪的说法都没有错。 我们看到，当今的腐败——尤其是贪婪——正是导致这场疫情无法得到妥善处理、导致如此多人陷入危险的原因。 囤积医疗物资、缺乏医疗投入、为了大公司利益坚持开放经济、哄抬物价——这种对积累的痴迷，例子不胜枚举。 腐败确实会杀人。
伊本·瓦尔迪像先前的圣门弟子一样，将所发生的一切视为安拉的定然，甚至在痛苦的境遇中找到了乐观的理由。 他写道：“我不像其他人那样惧怕瘟疫。 它不过是两种‘幸福’结局之一：如果我死了，我就从敌人那里解脱了；如果我活着，我耳目的疾病就会减轻。”
伊本·瓦尔迪阐明了接受安拉的定然与宿命论之间的关键区别。 通过撰写关于瘟疫的文章，通过在瘟疫造成的破坏中坚持写作，他并没有屈服于悲剧，而是在记录正在发生的事情，并继续尝试理解它。 接受并不意味着放弃行动。 他写道：“当穆斯林遭遇不幸时，忍耐就是他的功修。” 伊斯兰教中的忍耐概念并非消极被动。
中世纪虔诚者对疾病和灾难的反应
当黑死病及后来的反复瘟疫在14和15世纪袭击开罗时，死者之多，以至于送葬队伍看起来就像骆驼商队。 有时尸体被遗弃在街头或扔进河里。 但尽管当时充满恐惧，穆斯林仍尽最大努力保持礼仪上的洁净并继续埋葬死者。 正常生活虽然被打乱，但他们对信仰的坚持始终如一，对彼此的义务也得以履行。 如今我们无法进行聚礼（Jumuʿah），但我们可以坚持礼拜和斋戒，并发现隐居带来的精神益处。 我们可以利用科技向那些久未联系的人，以及我们平时经常见面的人致以问候（Salām）。 当黑死病爆发时，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可能是世界末日。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并没有被末日恐惧所瘫痪。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如果复生日已经来临，而你们手中正好有一棵树苗，那就把它种下去。” 即使世界末日来临，我们也应坚持力所能及的善行，完成我们能做出的努力。
当瘟疫和流行病袭来时，前现代的穆斯林通常会以大量的功修来应对，而不仅仅是过度的谨慎。 伊斯兰历449年，瘟疫席卷了阿瓦兹。 伊本·贾兹描述人们的反应是回归安拉，增加善行，摒弃一切罪恶行为，他写道：“所有人都忏悔了。 他们将大部分财富用于慈善，倒掉了所有的酒……”面对开罗的黑死病，人们在城市沙漠边缘举行了祈求宽恕的仪式，类似于干旱时祈雨的仪式。 人们还进行了额外的斋戒。 诵读整部《布哈里圣训实录》的活动也开始了。 这类诵读，加上对《古兰经》的诵读，是应对瘟疫和灾难的传统方式。 伊斯兰历749年，当瘟疫袭击附近的安纳托利亚时，大马士革的法官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他见到了先知穆罕默德 ﷺ，先知说人们应该诵读《努哈章》（Sūrat Nūḥ）三千三百六十遍，并祈求安拉解除当前的困境。 不出所料，该章的内容涉及祈求保护，并提醒人们在灾难面前要学会生存。 人们随后进行了诵读。 他们为自己的罪过祈求宽恕，并宰杀了许多牲畜将肉分发给穷人。 无论瘟疫是慈悯、惩罚还是两者皆非，我们今天的反应不应是绝望、遗憾和自私的残忍，而应是虔诚、忏悔和无私的慈善。
因瘟疫关闭清真寺的案例
当今穆斯林在当前危机中最艰难的经历之一，就是面对清真寺的关闭。 然而，这绝不是清真寺第一次因疾病而关闭，尽管目前关闭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伊斯兰历395年，由于瘟疫，位于现代突尼斯的凯鲁万清真寺空无一人。 凯鲁万在历史上以学术和宗教中心而闻名，因此这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 伊斯兰历448年，安达卢斯的清真寺因瘟疫和饥荒而关闭。 在埃及的黑死病期间，许多清真寺和圣陵也被关闭。 在这些事件中，关闭的原因可能不像今天这样是为了预防，因为他们对疾病的理解不同。 这很可能是因为太多人病倒、太多人死亡，以及太多人忙于照顾病人。 无论哪种情况，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对生命保护的关注都是关闭清真寺的正当理由。
结语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卒于伊斯兰历874年）在他主要关注埃及的中世纪编年史中，反复提到了8世纪和9世纪瘟疫的发生。 在讨论著名人物时，他常用的一个说法是某人死于瘟疫。 他有时会比较不同瘟疫对人口造成的破坏程度。 他关于瘟疫的记载读起来非常令人沮丧，但一线希望在于他的历史叙述总是在向前推进；瘟疫消退了，他意识到曲线及其峰值的存在，或者其他特定事件将他的注意力从疾病中转移开来。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经历了反复的瘟疫，但这并不是他历史记录的全部；这只是发生在他所处时代的事情，而非他唯一的焦点。
我们目前的处境，安拉意欲（inshāAllah），终有一天会过去。 它将成为历史的一行，编年史中的一个片段。 会有高峰，也会有回落。 愿安拉保护我们，甚至可能会有反复。 我们认识的人可能会死于这种疾病，我们听说过的人可能会离世。 世界可能会改变，但历史终将继续前行。 我们正在经历重大的事情，但正如伊本·塔格里比尔迪的编年史一样，这并不是正在发生的一切，也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例如，我们仍然有斋月的精神祝福值得思考，世界上仍有受压迫的穆斯林需要我们去帮助。 历史记载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以谨慎、耐心、增加功修和彼此关怀来应对。 它们也告诉我们，我们过去曾走出过困境。 正如安拉在《古兰经》“拉赫曼”章（Sūrah Raḥmān）第26-27节中所言：“大地上的一切终将毁灭。 唯有你那拥有威严与尊贵的主的容颜永存。”
延伸阅读建议
如果您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伊斯兰历史上的瘟疫与流行病，苏尤蒂（al-Suyūṭī）在此处列举了各种相关记载。 我曾大量引用的迈克尔·多尔斯（Michael Dols）在该领域有许多英文著作。 伊莱恩·范·达伦博士（Dr. Elaine van Dalen）最近在此处整理了一份关于伊斯兰历史中流行病的优秀英文和阿拉伯文资料清单。 最后，“奥斯曼历史播客”（Ottoman History Podcast）制作了一期关于近代早期及现代瘟疫的节目，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额外且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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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伊本·凯西尔（Ibn Kathīr），《始与终》（al-Bidāyah wa-al-nihāyah）（贝鲁特：Dār Iḥyāʾ al-Turāth al-ʿArabī出版社，1988年），第14卷，第263页。
• 我想简要说明，许多早期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或准确性很难确认——这并非指瘟疫或疾病未曾发生，而是指特定人物是否真的说过归于他们名下的那些话。 但我们应当记住，对于穆斯林历史学家而言，准确性并非他们关注的唯一重点，甚至不是最重要的。 他们通过这些历史叙述来表达对自身时代的看法，进行教化、批判，并做了更多其他事情。 我们无法总是确切地还原发生了什么，但可以从中了解当时的历史学家或他们所书写时代的人们，是如何理解当时所发生之事的。
• 参见劳伦斯·I·康拉德（Lawrence I. Conrad），《瘟疫与流行病》（Tāūn and Wabā），载于《东方经济与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第25卷，第3期（1982年）：第268–307页。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5728段。
• 迈克尔·W·多尔斯（Michael W. Dols），《早期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载于《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94卷，第3期（1974年）：第376–77页。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1889段。
• 伊本·凯西尔，《始与终》，第6卷，第226页。
• 非常感谢沙比尔·阿迦·阿巴斯（Shabir Agha Abbas）提供此引用资源。 雅库比（Al-Yaʿqūbī），《雅库比史》（Tārīkh al-Yaʿqūbī）（贝鲁特：Dār ṣādir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第2卷，第150页。
• 多尔斯，《早期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第380页。
• 斯图尔特·J·博什（Stuart J. Borsch），《埃及与英国的黑死病：一项比较研究》，第1版（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 伊本·瓦尔迪（Ibn al-Wardī），《关于瘟疫的报告》（Risala an-naba' 'an al-waba'），载于《近东钱币学、图像学、铭文学与历史：乔治·C·迈尔斯荣誉文集》（Near Eastern Numismatics, Iconography, Epigraphy and History: Studies in Honor of George C. Miles），迪克兰·K·库伊姆吉安（Dickran K. Kouymjian）编， 迈克尔·多尔斯译（贝鲁特：贝鲁特美国大学，1974年），第454页。
• 伊本·瓦尔迪，第454页。
• 这两行诗由凯文·布兰肯希普（Kevin Blankenship）翻译并分享在社交媒体上。 感谢达尼什·法鲁基（Daanish Faruqi）。
• 伊本·瓦尔迪，第454页。
• 迈克尔·W·多尔斯，《中东的黑死病》（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40、245页，ACLS人文电子书。
• 《艾哈迈德圣训集》（Musnad Aḥmad），第12491段。
• 伊本·贾兹（Ibn al-Jawzī），《列王与民族通史》（al-Muntaẓam fī tārīkh al-mulūk wa-al-umam）（贝鲁特：Dār al-Kutub al-ʿIlmīyah出版社，1992年），第16卷，第17页。
• 多尔斯，《中东的黑死病》，第247–48页。
•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Ibn Taghrībirdī），《埃及与开罗列王星宿史》（al-Nujūm al-zāhirah fī mulūk Miṣr wa-al-Qāhirah）（开罗：Dar al-Kutub出版社），第10卷，第203页。
• 伊本·伊达里（Ibn Idhārī），《安达卢斯与马格里布列王史》（Kitāb al-bayān al-mughrib fī akhbār mulūk al-Andalus wa-al-Maghrib）（贝鲁特：Dār al-Thiqāfah出版社，1983年），第1卷，第257页。
• 宰海比（al-Dhahabī），《伊斯兰大史》（Tārīkh al-Islām al-kabīr）（贝鲁特：Dār al-Kitāb al-ʿArabī出版社，1993年），第30卷，第25页。
• 多尔斯，《中东的黑死病》，第246页。
•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星宿史》，第15卷，第218页。
•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第15卷，第156页。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eve-been-here-before-plague-and-pestilence-in-pre-modern-islamic-history
原文标题：We’ve Been Here Before: Plague and Pestilence in Pre-Modern Islamic History
作者：Abdul Rahman Latif
作者简介：阿卜杜勒·拉赫曼·拉蒂夫（Abdul Rahman Latif）：阿卜杜勒·拉赫曼拥有杜克大学宗教文学学士学位、哈佛神学院硕士学位，目前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副标题：瘟疫、疫情与穆斯林社会时间线：历史经验如何回应今天
摘要：本文回顾前现代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和传染病经验，说明穆斯林社会曾多次面对大规模灾难。作者通过历史案例展示，信仰、医学、公共措施和社群韧性如何共同影响穆斯林对疫情的回应。
图：我们曾经历过：前现代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与流行病
引言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每逢赖哲卜月（Rajab）27日，穆斯林传统上会聚集在大马士革的倭马亚清真寺，纪念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登霄（Miʿrāj）。 伊本·凯西尔（Ibn Kathīr）记载道，在黑死病肆虐期间的伊斯兰历749年那一天，“人们没有像往常一样聚集，因为许多人已经离世，还有许多人正忙于照顾病患和处理亡者。”
在伊斯兰历1441年的赖哲卜月27日，大多数清真寺的社区聚会再次无法举行。
我们曾经历过这一切，尽管这次的死亡率远低于过去，且卫生习惯、医疗护理和公众意识的进步让我们深感庆幸。 安拉的伟大并未减损，我们穆斯林群体的韧性亦然。
在这篇短文中，我简要回顾了前现代伊斯兰历史中发生的一些瘟疫事件及其应对方式。 本文的目的并非积累历史人口普查信息，也不是要撰写一份单一的综合报告，而是从我们先辈穆斯林的经历中汲取一些教训。 穆斯林在过去所做的一切并非都是神圣的，但它们深刻地体现了人性。像我们一样，他们也在努力理解伊斯兰、造物主的旨意以及我们所继承的不断发展的传统，即使他们对事件的理解和解读并不总是与我们相同。
早期对瘟疫起源的认知
瘟疫与流行病，即 ṭāʿūn 和 wabāʾ ——尽管这些术语的确切含义比这些翻译所表达的更为复杂——在整个伊斯兰历史上屡见不鲜。 正如我们努力理解此类疾病的成因一样，过去的穆斯林也将广泛传播的疾病归因于医学和/或精神因素。 在前现代时期，穆斯林认为由污浊空气（瘴气）引起的体内体液失衡引发了瘟疫和流行病。 有时，他们甚至将此类疾病的出现归因于邪恶精灵（Jinn）的刺伤。 科学认知可能是不准确的（或者至少与今天不同），但最终许多人都在努力理解这些现象，即便当时普遍认为这一切取决于安拉的旨意。 寻找病因与接受安拉的权能并不相互排斥。 采取预防措施与信赖安拉也不冲突——在当时，采取预防措施可能意味着在空气流通的开阔地带停留；而今天，这意味着隔离并遵循医学专家的共识。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将瘟疫描述为对信士的怜悯和殉道，而对其他人则可能是惩罚。 在一则因符合科学建议而常被引用的圣训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关于瘟疫说道：“如果你听说某个地方爆发了瘟疫，就不要进入；但如果瘟疫在你所在的地方爆发，就不要离开那个地方。” 当瘟疫在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之）的哈里发时期袭击叙利亚时，圣门弟子们讨论了上述圣训的含义，并试图确定保护驻扎在那里的军队的最佳方法。 他们共同展示了谨慎与恐惧之间的区别；他们接受所发生的一切作为安拉的定然；他们并不担心死亡，但尽了最大努力去预防它。
古代晚期对疾病的一些本能的“人性”反应
正如我们所处的困难时期往往会激发非常人性化的反应一样，那些先于我们的人，包括我们的虔诚先辈，也同样展示和/或见证了对瘟疫非常人性化的反应。 早期社区直接遭遇的第一次有记录的流行病可能是麦地那的疾病。 许多迁士（Muhājirūn）在迁徙到麦地那时，不适应当地气候，患上了严重的疾病。 《布哈里圣训实录》中记载，多处历史文献也提到，艾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和比拉勒（愿安拉喜悦之）都感染了这种疾病。 叙述如下：
他们的反应是利用诗歌来描述自己的处境或愿望。 作为一种古典表达方式，无论是在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还是在整个伊斯兰历史上，用诗歌来表达内心深处的情感并不令人惊讶。 审美反应有助于我们处理和理解自己的处境。 艾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利用他的疾病来思考死亡，我们也应该以此为契机，铭记我们的终有一死和坟墓。 比拉勒（愿安拉喜悦之）思念他的家乡麦加，并且毫不掩饰这一点。 他并不是在抱怨身处麦地那，但他也不是坚忍不拔的化身。 面对困难时，我们可以表现出人性，我们可以也应该感受到失落、悲伤和怀旧——我们只需要不断地转向安拉。
在上述袭击叙利亚的同一场瘟疫中，几位圣门弟子去世了，包括穆阿兹·本·贾巴尔（Muʿādh b. Jabal）、 艾布·乌拜达（Abū ʿUbaydah）、法德勒·本·阿拔斯（Faḍl b. ʿAbbās） 和艾布·詹达勒（Abū Jandal）。 这场瘟疫最终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 雅库比（al-Yaʿqūbī）写道，物价飞涨，人们开始囤积财富。 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之）通过禁止囤积来应对。 今天由于恐慌性购买导致的杂货店短缺并非现代独有，尽管激进的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无疑放大了这一趋势。 囤积在当时是错误的，现在也是错误的。
在一则流传甚广的记载中，一位早期的阿拔斯王朝官员访问了大马士革。 大马士革在倭马亚时期和前伊斯兰时期曾多次遭受瘟疫和流行病的袭击。 现在，在阿拔斯王朝的统治下，没有发生流行病。 这位官员认为这是阿拔斯统治的福分，并告诉人们要为此感恩。 有人反驳道：“造物主太公正了，不会让你们同时统治我们并降下瘟疫！” 此人意指造物主以其无限的公正，绝不会让大马士革人民同时遭受瘟疫和阿拔斯王朝隐含的灾难性统治。 这则轶事表明流行病有所减少，也反映了前倭马亚据点对阿拔斯王朝真实或想象中的地方不满。 但这个故事之所以被频繁引用，主要原因可能是其幽默的共鸣。 穆斯林学者喜欢精彩的文学反击，而这无疑符合要求。 正如今天的网络模因（meme）一样，在这些困境中可以找到一些轻松的成分——这是人类面对困难时韧性的体现。
14世纪关于瘟疫的讨论：伊本·瓦尔迪（Ibn al-Wardī）的论文
在大多数历史记载中——以及我们大部分的西方教育中——对黑死病的讨论几乎完全集中在欧洲。 即使是这场大流行病高峰期的日期（1347年至1351年），也侧重于它在欧洲的传播。 穆斯林绝非对这场悲剧性的瘟疫免疫——斯图尔特·博施（Stuart Borsch）估计，到15世纪末，埃及近一半的人口因该疾病或其社会影响而丧生。 伊本·瓦尔迪在马穆鲁克领地亲身经历了这场瘟疫，并最终死于此病。 他写了一篇关于瘟疫的诗意论文，非常值得单独简要研读。
他认为瘟疫是安拉的惩罚，但他没有纠结于这种惩罚，而是寻求庇护，并希望借此机会实现道德和精神上的提升。 他评论道：“我们祈求造物主宽恕我们灵魂的邪念；瘟疫无疑是他惩罚的一部分。 我们从他的愤怒中寻求他的喜悦，从他的惩罚中寻求他的救赎。”
在描述瘟疫的成因时，他引用了当时关于“恶气”的说法，写道：“他们说：空气的腐败导致死亡。 我说：腐败的贪欲才会导致死亡。” 无论今天的疫情是否被视为一种惩罚，伊本·瓦尔迪的说法都没有错。 我们看到，当今的腐败——尤其是贪婪——正是导致这场疫情无法得到妥善处理、导致如此多人陷入危险的原因。 囤积医疗物资、缺乏医疗投入、为了大公司利益坚持开放经济、哄抬物价——这种对积累的痴迷，例子不胜枚举。 腐败确实会杀人。
伊本·瓦尔迪像先前的圣门弟子一样，将所发生的一切视为安拉的定然，甚至在痛苦的境遇中找到了乐观的理由。 他写道：“我不像其他人那样惧怕瘟疫。 它不过是两种‘幸福’结局之一：如果我死了，我就从敌人那里解脱了；如果我活着，我耳目的疾病就会减轻。”
伊本·瓦尔迪阐明了接受安拉的定然与宿命论之间的关键区别。 通过撰写关于瘟疫的文章，通过在瘟疫造成的破坏中坚持写作，他并没有屈服于悲剧，而是在记录正在发生的事情，并继续尝试理解它。 接受并不意味着放弃行动。 他写道：“当穆斯林遭遇不幸时，忍耐就是他的功修。” 伊斯兰教中的忍耐概念并非消极被动。
中世纪虔诚者对疾病和灾难的反应
当黑死病及后来的反复瘟疫在14和15世纪袭击开罗时，死者之多，以至于送葬队伍看起来就像骆驼商队。 有时尸体被遗弃在街头或扔进河里。 但尽管当时充满恐惧，穆斯林仍尽最大努力保持礼仪上的洁净并继续埋葬死者。 正常生活虽然被打乱，但他们对信仰的坚持始终如一，对彼此的义务也得以履行。 如今我们无法进行聚礼（Jumuʿah），但我们可以坚持礼拜和斋戒，并发现隐居带来的精神益处。 我们可以利用科技向那些久未联系的人，以及我们平时经常见面的人致以问候（Salām）。 当黑死病爆发时，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可能是世界末日。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并没有被末日恐惧所瘫痪。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如果复生日已经来临，而你们手中正好有一棵树苗，那就把它种下去。” 即使世界末日来临，我们也应坚持力所能及的善行，完成我们能做出的努力。
当瘟疫和流行病袭来时，前现代的穆斯林通常会以大量的功修来应对，而不仅仅是过度的谨慎。 伊斯兰历449年，瘟疫席卷了阿瓦兹。 伊本·贾兹描述人们的反应是回归安拉，增加善行，摒弃一切罪恶行为，他写道：“所有人都忏悔了。 他们将大部分财富用于慈善，倒掉了所有的酒……”面对开罗的黑死病，人们在城市沙漠边缘举行了祈求宽恕的仪式，类似于干旱时祈雨的仪式。 人们还进行了额外的斋戒。 诵读整部《布哈里圣训实录》的活动也开始了。 这类诵读，加上对《古兰经》的诵读，是应对瘟疫和灾难的传统方式。 伊斯兰历749年，当瘟疫袭击附近的安纳托利亚时，大马士革的法官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他见到了先知穆罕默德 ﷺ，先知说人们应该诵读《努哈章》（Sūrat Nūḥ）三千三百六十遍，并祈求安拉解除当前的困境。 不出所料，该章的内容涉及祈求保护，并提醒人们在灾难面前要学会生存。 人们随后进行了诵读。 他们为自己的罪过祈求宽恕，并宰杀了许多牲畜将肉分发给穷人。 无论瘟疫是慈悯、惩罚还是两者皆非，我们今天的反应不应是绝望、遗憾和自私的残忍，而应是虔诚、忏悔和无私的慈善。
因瘟疫关闭清真寺的案例
当今穆斯林在当前危机中最艰难的经历之一，就是面对清真寺的关闭。 然而，这绝不是清真寺第一次因疾病而关闭，尽管目前关闭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伊斯兰历395年，由于瘟疫，位于现代突尼斯的凯鲁万清真寺空无一人。 凯鲁万在历史上以学术和宗教中心而闻名，因此这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 伊斯兰历448年，安达卢斯的清真寺因瘟疫和饥荒而关闭。 在埃及的黑死病期间，许多清真寺和圣陵也被关闭。 在这些事件中，关闭的原因可能不像今天这样是为了预防，因为他们对疾病的理解不同。 这很可能是因为太多人病倒、太多人死亡，以及太多人忙于照顾病人。 无论哪种情况，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对生命保护的关注都是关闭清真寺的正当理由。
结语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卒于伊斯兰历874年）在他主要关注埃及的中世纪编年史中，反复提到了8世纪和9世纪瘟疫的发生。 在讨论著名人物时，他常用的一个说法是某人死于瘟疫。 他有时会比较不同瘟疫对人口造成的破坏程度。 他关于瘟疫的记载读起来非常令人沮丧，但一线希望在于他的历史叙述总是在向前推进；瘟疫消退了，他意识到曲线及其峰值的存在，或者其他特定事件将他的注意力从疾病中转移开来。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经历了反复的瘟疫，但这并不是他历史记录的全部；这只是发生在他所处时代的事情，而非他唯一的焦点。
我们目前的处境，安拉意欲（inshāAllah），终有一天会过去。 它将成为历史的一行，编年史中的一个片段。 会有高峰，也会有回落。 愿安拉保护我们，甚至可能会有反复。 我们认识的人可能会死于这种疾病，我们听说过的人可能会离世。 世界可能会改变，但历史终将继续前行。 我们正在经历重大的事情，但正如伊本·塔格里比尔迪的编年史一样，这并不是正在发生的一切，也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例如，我们仍然有斋月的精神祝福值得思考，世界上仍有受压迫的穆斯林需要我们去帮助。 历史记载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以谨慎、耐心、增加功修和彼此关怀来应对。 它们也告诉我们，我们过去曾走出过困境。 正如安拉在《古兰经》“拉赫曼”章（Sūrah Raḥmān）第26-27节中所言：“大地上的一切终将毁灭。 唯有你那拥有威严与尊贵的主的容颜永存。”
延伸阅读建议
如果您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伊斯兰历史上的瘟疫与流行病，苏尤蒂（al-Suyūṭī）在此处列举了各种相关记载。 我曾大量引用的迈克尔·多尔斯（Michael Dols）在该领域有许多英文著作。 伊莱恩·范·达伦博士（Dr. Elaine van Dalen）最近在此处整理了一份关于伊斯兰历史中流行病的优秀英文和阿拉伯文资料清单。 最后，“奥斯曼历史播客”（Ottoman History Podcast）制作了一期关于近代早期及现代瘟疫的节目，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额外且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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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伊本·凯西尔（Ibn Kathīr），《始与终》（al-Bidāyah wa-al-nihāyah）（贝鲁特：Dār Iḥyāʾ al-Turāth al-ʿArabī出版社，1988年），第14卷，第263页。
• 我想简要说明，许多早期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或准确性很难确认——这并非指瘟疫或疾病未曾发生，而是指特定人物是否真的说过归于他们名下的那些话。 但我们应当记住，对于穆斯林历史学家而言，准确性并非他们关注的唯一重点，甚至不是最重要的。 他们通过这些历史叙述来表达对自身时代的看法，进行教化、批判，并做了更多其他事情。 我们无法总是确切地还原发生了什么，但可以从中了解当时的历史学家或他们所书写时代的人们，是如何理解当时所发生之事的。
• 参见劳伦斯·I·康拉德（Lawrence I. Conrad），《瘟疫与流行病》（Tāūn and Wabā），载于《东方经济与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第25卷，第3期（1982年）：第268–307页。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5728段。
• 迈克尔·W·多尔斯（Michael W. Dols），《早期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载于《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94卷，第3期（1974年）：第376–77页。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1889段。
• 伊本·凯西尔，《始与终》，第6卷，第226页。
• 非常感谢沙比尔·阿迦·阿巴斯（Shabir Agha Abbas）提供此引用资源。 雅库比（Al-Yaʿqūbī），《雅库比史》（Tārīkh al-Yaʿqūbī）（贝鲁特：Dār ṣādir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第2卷，第150页。
• 多尔斯，《早期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第380页。
• 斯图尔特·J·博什（Stuart J. Borsch），《埃及与英国的黑死病：一项比较研究》，第1版（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 伊本·瓦尔迪（Ibn al-Wardī），《关于瘟疫的报告》（Risala an-naba' 'an al-waba'），载于《近东钱币学、图像学、铭文学与历史：乔治·C·迈尔斯荣誉文集》（Near Eastern Numismatics, Iconography, Epigraphy and History: Studies in Honor of George C. Miles），迪克兰·K·库伊姆吉安（Dickran K. Kouymjian）编， 迈克尔·多尔斯译（贝鲁特：贝鲁特美国大学，1974年），第454页。
• 伊本·瓦尔迪，第454页。
• 这两行诗由凯文·布兰肯希普（Kevin Blankenship）翻译并分享在社交媒体上。 感谢达尼什·法鲁基（Daanish Faruqi）。
• 伊本·瓦尔迪，第454页。
• 迈克尔·W·多尔斯，《中东的黑死病》（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40、245页，ACLS人文电子书。
• 《艾哈迈德圣训集》（Musnad Aḥmad），第12491段。
• 伊本·贾兹（Ibn al-Jawzī），《列王与民族通史》（al-Muntaẓam fī tārīkh al-mulūk wa-al-umam）（贝鲁特：Dār al-Kutub al-ʿIlmīyah出版社，1992年），第16卷，第17页。
• 多尔斯，《中东的黑死病》，第247–48页。
•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Ibn Taghrībirdī），《埃及与开罗列王星宿史》（al-Nujūm al-zāhirah fī mulūk Miṣr wa-al-Qāhirah）（开罗：Dar al-Kutub出版社），第10卷，第203页。
• 伊本·伊达里（Ibn Idhārī），《安达卢斯与马格里布列王史》（Kitāb al-bayān al-mughrib fī akhbār mulūk al-Andalus wa-al-Maghrib）（贝鲁特：Dār al-Thiqāfah出版社，1983年），第1卷，第257页。
• 宰海比（al-Dhahabī），《伊斯兰大史》（Tārīkh al-Islām al-kabīr）（贝鲁特：Dār al-Kitāb al-ʿArabī出版社，1993年），第30卷，第25页。
• 多尔斯，《中东的黑死病》，第246页。
•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星宿史》，第15卷，第218页。
•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第15卷，第156页。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eve-been-here-before-plague-and-pestilence-in-pre-modern-islamic-history
原文标题：We’ve Been Here Before: Plague and Pestilence in Pre-Modern Islamic History
作者：Abdul Rahman Latif
作者简介：阿卜杜勒·拉赫曼·拉蒂夫（Abdul Rahman Latif）：阿卜杜勒·拉赫曼拥有杜克大学宗教文学学士学位、哈佛神学院硕士学位，目前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副标题：瘟疫、疫情与穆斯林社会时间线：历史经验如何回应今天
摘要：本文回顾前现代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和传染病经验，说明穆斯林社会曾多次面对大规模灾难。作者通过历史案例展示，信仰、医学、公共措施和社群韧性如何共同影响穆斯林对疫情的回应。
图：我们曾经历过：前现代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与流行病
引言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每逢赖哲卜月（Rajab）27日，穆斯林传统上会聚集在大马士革的倭马亚清真寺，纪念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登霄（Miʿrāj）。 伊本·凯西尔（Ibn Kathīr）记载道，在黑死病肆虐期间的伊斯兰历749年那一天，“人们没有像往常一样聚集，因为许多人已经离世，还有许多人正忙于照顾病患和处理亡者。”
在伊斯兰历1441年的赖哲卜月27日，大多数清真寺的社区聚会再次无法举行。
我们曾经历过这一切，尽管这次的死亡率远低于过去，且卫生习惯、医疗护理和公众意识的进步让我们深感庆幸。 安拉的伟大并未减损，我们穆斯林群体的韧性亦然。
在这篇短文中，我简要回顾了前现代伊斯兰历史中发生的一些瘟疫事件及其应对方式。 本文的目的并非积累历史人口普查信息，也不是要撰写一份单一的综合报告，而是从我们先辈穆斯林的经历中汲取一些教训。 穆斯林在过去所做的一切并非都是神圣的，但它们深刻地体现了人性。像我们一样，他们也在努力理解伊斯兰、造物主的旨意以及我们所继承的不断发展的传统，即使他们对事件的理解和解读并不总是与我们相同。
早期对瘟疫起源的认知
瘟疫与流行病，即 ṭāʿūn 和 wabāʾ ——尽管这些术语的确切含义比这些翻译所表达的更为复杂——在整个伊斯兰历史上屡见不鲜。 正如我们努力理解此类疾病的成因一样，过去的穆斯林也将广泛传播的疾病归因于医学和/或精神因素。 在前现代时期，穆斯林认为由污浊空气（瘴气）引起的体内体液失衡引发了瘟疫和流行病。 有时，他们甚至将此类疾病的出现归因于邪恶精灵（Jinn）的刺伤。 科学认知可能是不准确的（或者至少与今天不同），但最终许多人都在努力理解这些现象，即便当时普遍认为这一切取决于安拉的旨意。 寻找病因与接受安拉的权能并不相互排斥。 采取预防措施与信赖安拉也不冲突——在当时，采取预防措施可能意味着在空气流通的开阔地带停留；而今天，这意味着隔离并遵循医学专家的共识。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将瘟疫描述为对信士的怜悯和殉道，而对其他人则可能是惩罚。 在一则因符合科学建议而常被引用的圣训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关于瘟疫说道：“如果你听说某个地方爆发了瘟疫，就不要进入；但如果瘟疫在你所在的地方爆发，就不要离开那个地方。” 当瘟疫在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之）的哈里发时期袭击叙利亚时，圣门弟子们讨论了上述圣训的含义，并试图确定保护驻扎在那里的军队的最佳方法。 他们共同展示了谨慎与恐惧之间的区别；他们接受所发生的一切作为安拉的定然；他们并不担心死亡，但尽了最大努力去预防它。
古代晚期对疾病的一些本能的“人性”反应
正如我们所处的困难时期往往会激发非常人性化的反应一样，那些先于我们的人，包括我们的虔诚先辈，也同样展示和/或见证了对瘟疫非常人性化的反应。 早期社区直接遭遇的第一次有记录的流行病可能是麦地那的疾病。 许多迁士（Muhājirūn）在迁徙到麦地那时，不适应当地气候，患上了严重的疾病。 《布哈里圣训实录》中记载，多处历史文献也提到，艾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和比拉勒（愿安拉喜悦之）都感染了这种疾病。 叙述如下：
当艾布·伯克尔的发烧加重时，他会吟诵（这首诗句）：“每个人都与他的族人共存，然而死亡比他的鞋带更接近他。” 而比拉勒在退烧后会吟诵：“但愿我能在山谷中过夜，那里环绕着香草（idhkhir 和 jalil）。 但愿有一天我能喝到马詹纳（Majanna）的水，但愿沙马（Shāmah）和塔菲尔（Tafil）这两座山能出现在我眼前！”
他们的反应是利用诗歌来描述自己的处境或愿望。 作为一种古典表达方式，无论是在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还是在整个伊斯兰历史上，用诗歌来表达内心深处的情感并不令人惊讶。 审美反应有助于我们处理和理解自己的处境。 艾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利用他的疾病来思考死亡，我们也应该以此为契机，铭记我们的终有一死和坟墓。 比拉勒（愿安拉喜悦之）思念他的家乡麦加，并且毫不掩饰这一点。 他并不是在抱怨身处麦地那，但他也不是坚忍不拔的化身。 面对困难时，我们可以表现出人性，我们可以也应该感受到失落、悲伤和怀旧——我们只需要不断地转向安拉。
在上述袭击叙利亚的同一场瘟疫中，几位圣门弟子去世了，包括穆阿兹·本·贾巴尔（Muʿādh b. Jabal）、 艾布·乌拜达（Abū ʿUbaydah）、法德勒·本·阿拔斯（Faḍl b. ʿAbbās） 和艾布·詹达勒（Abū Jandal）。 这场瘟疫最终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 雅库比（al-Yaʿqūbī）写道，物价飞涨，人们开始囤积财富。 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之）通过禁止囤积来应对。 今天由于恐慌性购买导致的杂货店短缺并非现代独有，尽管激进的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无疑放大了这一趋势。 囤积在当时是错误的，现在也是错误的。
在一则流传甚广的记载中，一位早期的阿拔斯王朝官员访问了大马士革。 大马士革在倭马亚时期和前伊斯兰时期曾多次遭受瘟疫和流行病的袭击。 现在，在阿拔斯王朝的统治下，没有发生流行病。 这位官员认为这是阿拔斯统治的福分，并告诉人们要为此感恩。 有人反驳道：“造物主太公正了，不会让你们同时统治我们并降下瘟疫！” 此人意指造物主以其无限的公正，绝不会让大马士革人民同时遭受瘟疫和阿拔斯王朝隐含的灾难性统治。 这则轶事表明流行病有所减少，也反映了前倭马亚据点对阿拔斯王朝真实或想象中的地方不满。 但这个故事之所以被频繁引用，主要原因可能是其幽默的共鸣。 穆斯林学者喜欢精彩的文学反击，而这无疑符合要求。 正如今天的网络模因（meme）一样，在这些困境中可以找到一些轻松的成分——这是人类面对困难时韧性的体现。
14世纪关于瘟疫的讨论：伊本·瓦尔迪（Ibn al-Wardī）的论文
在大多数历史记载中——以及我们大部分的西方教育中——对黑死病的讨论几乎完全集中在欧洲。 即使是这场大流行病高峰期的日期（1347年至1351年），也侧重于它在欧洲的传播。 穆斯林绝非对这场悲剧性的瘟疫免疫——斯图尔特·博施（Stuart Borsch）估计，到15世纪末，埃及近一半的人口因该疾病或其社会影响而丧生。 伊本·瓦尔迪在马穆鲁克领地亲身经历了这场瘟疫，并最终死于此病。 他写了一篇关于瘟疫的诗意论文，非常值得单独简要研读。
他认为瘟疫是安拉的惩罚，但他没有纠结于这种惩罚，而是寻求庇护，并希望借此机会实现道德和精神上的提升。 他评论道：“我们祈求造物主宽恕我们灵魂的邪念；瘟疫无疑是他惩罚的一部分。 我们从他的愤怒中寻求他的喜悦，从他的惩罚中寻求他的救赎。”
在描述瘟疫的成因时，他引用了当时关于“恶气”的说法，写道：“他们说：空气的腐败导致死亡。 我说：腐败的贪欲才会导致死亡。” 无论今天的疫情是否被视为一种惩罚，伊本·瓦尔迪的说法都没有错。 我们看到，当今的腐败——尤其是贪婪——正是导致这场疫情无法得到妥善处理、导致如此多人陷入危险的原因。 囤积医疗物资、缺乏医疗投入、为了大公司利益坚持开放经济、哄抬物价——这种对积累的痴迷，例子不胜枚举。 腐败确实会杀人。
伊本·瓦尔迪像先前的圣门弟子一样，将所发生的一切视为安拉的定然，甚至在痛苦的境遇中找到了乐观的理由。 他写道：“我不像其他人那样惧怕瘟疫。 它不过是两种‘幸福’结局之一：如果我死了，我就从敌人那里解脱了；如果我活着，我耳目的疾病就会减轻。”
伊本·瓦尔迪阐明了接受安拉的定然与宿命论之间的关键区别。 通过撰写关于瘟疫的文章，通过在瘟疫造成的破坏中坚持写作，他并没有屈服于悲剧，而是在记录正在发生的事情，并继续尝试理解它。 接受并不意味着放弃行动。 他写道：“当穆斯林遭遇不幸时，忍耐就是他的功修。” 伊斯兰教中的忍耐概念并非消极被动。
中世纪虔诚者对疾病和灾难的反应
当黑死病及后来的反复瘟疫在14和15世纪袭击开罗时，死者之多，以至于送葬队伍看起来就像骆驼商队。 有时尸体被遗弃在街头或扔进河里。 但尽管当时充满恐惧，穆斯林仍尽最大努力保持礼仪上的洁净并继续埋葬死者。 正常生活虽然被打乱，但他们对信仰的坚持始终如一，对彼此的义务也得以履行。 如今我们无法进行聚礼（Jumuʿah），但我们可以坚持礼拜和斋戒，并发现隐居带来的精神益处。 我们可以利用科技向那些久未联系的人，以及我们平时经常见面的人致以问候（Salām）。 当黑死病爆发时，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可能是世界末日。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并没有被末日恐惧所瘫痪。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如果复生日已经来临，而你们手中正好有一棵树苗，那就把它种下去。” 即使世界末日来临，我们也应坚持力所能及的善行，完成我们能做出的努力。
当瘟疫和流行病袭来时，前现代的穆斯林通常会以大量的功修来应对，而不仅仅是过度的谨慎。 伊斯兰历449年，瘟疫席卷了阿瓦兹。 伊本·贾兹描述人们的反应是回归安拉，增加善行，摒弃一切罪恶行为，他写道：“所有人都忏悔了。 他们将大部分财富用于慈善，倒掉了所有的酒……”面对开罗的黑死病，人们在城市沙漠边缘举行了祈求宽恕的仪式，类似于干旱时祈雨的仪式。 人们还进行了额外的斋戒。 诵读整部《布哈里圣训实录》的活动也开始了。 这类诵读，加上对《古兰经》的诵读，是应对瘟疫和灾难的传统方式。 伊斯兰历749年，当瘟疫袭击附近的安纳托利亚时，大马士革的法官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他见到了先知穆罕默德 ﷺ，先知说人们应该诵读《努哈章》（Sūrat Nūḥ）三千三百六十遍，并祈求安拉解除当前的困境。 不出所料，该章的内容涉及祈求保护，并提醒人们在灾难面前要学会生存。 人们随后进行了诵读。 他们为自己的罪过祈求宽恕，并宰杀了许多牲畜将肉分发给穷人。 无论瘟疫是慈悯、惩罚还是两者皆非，我们今天的反应不应是绝望、遗憾和自私的残忍，而应是虔诚、忏悔和无私的慈善。
因瘟疫关闭清真寺的案例
当今穆斯林在当前危机中最艰难的经历之一，就是面对清真寺的关闭。 然而，这绝不是清真寺第一次因疾病而关闭，尽管目前关闭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伊斯兰历395年，由于瘟疫，位于现代突尼斯的凯鲁万清真寺空无一人。 凯鲁万在历史上以学术和宗教中心而闻名，因此这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 伊斯兰历448年，安达卢斯的清真寺因瘟疫和饥荒而关闭。 在埃及的黑死病期间，许多清真寺和圣陵也被关闭。 在这些事件中，关闭的原因可能不像今天这样是为了预防，因为他们对疾病的理解不同。 这很可能是因为太多人病倒、太多人死亡，以及太多人忙于照顾病人。 无论哪种情况，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对生命保护的关注都是关闭清真寺的正当理由。
结语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卒于伊斯兰历874年）在他主要关注埃及的中世纪编年史中，反复提到了8世纪和9世纪瘟疫的发生。 在讨论著名人物时，他常用的一个说法是某人死于瘟疫。 他有时会比较不同瘟疫对人口造成的破坏程度。 他关于瘟疫的记载读起来非常令人沮丧，但一线希望在于他的历史叙述总是在向前推进；瘟疫消退了，他意识到曲线及其峰值的存在，或者其他特定事件将他的注意力从疾病中转移开来。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经历了反复的瘟疫，但这并不是他历史记录的全部；这只是发生在他所处时代的事情，而非他唯一的焦点。
我们目前的处境，安拉意欲（inshāAllah），终有一天会过去。 它将成为历史的一行，编年史中的一个片段。 会有高峰，也会有回落。 愿安拉保护我们，甚至可能会有反复。 我们认识的人可能会死于这种疾病，我们听说过的人可能会离世。 世界可能会改变，但历史终将继续前行。 我们正在经历重大的事情，但正如伊本·塔格里比尔迪的编年史一样，这并不是正在发生的一切，也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例如，我们仍然有斋月的精神祝福值得思考，世界上仍有受压迫的穆斯林需要我们去帮助。 历史记载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以谨慎、耐心、增加功修和彼此关怀来应对。 它们也告诉我们，我们过去曾走出过困境。 正如安拉在《古兰经》“拉赫曼”章（Sūrah Raḥmān）第26-27节中所言：“大地上的一切终将毁灭。 唯有你那拥有威严与尊贵的主的容颜永存。”
延伸阅读建议
如果您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伊斯兰历史上的瘟疫与流行病，苏尤蒂（al-Suyūṭī）在此处列举了各种相关记载。 我曾大量引用的迈克尔·多尔斯（Michael Dols）在该领域有许多英文著作。 伊莱恩·范·达伦博士（Dr. Elaine van Dalen）最近在此处整理了一份关于伊斯兰历史中流行病的优秀英文和阿拉伯文资料清单。 最后，“奥斯曼历史播客”（Ottoman History Podcast）制作了一期关于近代早期及现代瘟疫的节目，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额外且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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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伊本·凯西尔（Ibn Kathīr），《始与终》（al-Bidāyah wa-al-nihāyah）（贝鲁特：Dār Iḥyāʾ al-Turāth al-ʿArabī出版社，1988年），第14卷，第263页。
• 我想简要说明，许多早期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或准确性很难确认——这并非指瘟疫或疾病未曾发生，而是指特定人物是否真的说过归于他们名下的那些话。 但我们应当记住，对于穆斯林历史学家而言，准确性并非他们关注的唯一重点，甚至不是最重要的。 他们通过这些历史叙述来表达对自身时代的看法，进行教化、批判，并做了更多其他事情。 我们无法总是确切地还原发生了什么，但可以从中了解当时的历史学家或他们所书写时代的人们，是如何理解当时所发生之事的。
• 参见劳伦斯·I·康拉德（Lawrence I. Conrad），《瘟疫与流行病》（Tāūn and Wabā），载于《东方经济与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第25卷，第3期（1982年）：第268–307页。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5728段。
• 迈克尔·W·多尔斯（Michael W. Dols），《早期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载于《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94卷，第3期（1974年）：第376–77页。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1889段。
• 伊本·凯西尔，《始与终》，第6卷，第226页。
• 非常感谢沙比尔·阿迦·阿巴斯（Shabir Agha Abbas）提供此引用资源。 雅库比（Al-Yaʿqūbī），《雅库比史》（Tārīkh al-Yaʿqūbī）（贝鲁特：Dār ṣādir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第2卷，第150页。
• 多尔斯，《早期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第380页。
• 斯图尔特·J·博什（Stuart J. Borsch），《埃及与英国的黑死病：一项比较研究》，第1版（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 伊本·瓦尔迪（Ibn al-Wardī），《关于瘟疫的报告》（Risala an-naba' 'an al-waba'），载于《近东钱币学、图像学、铭文学与历史：乔治·C·迈尔斯荣誉文集》（Near Eastern Numismatics, Iconography, Epigraphy and History: Studies in Honor of George C. Miles），迪克兰·K·库伊姆吉安（Dickran K. Kouymjian）编， 迈克尔·多尔斯译（贝鲁特：贝鲁特美国大学，1974年），第454页。
• 伊本·瓦尔迪，第454页。
• 这两行诗由凯文·布兰肯希普（Kevin Blankenship）翻译并分享在社交媒体上。 感谢达尼什·法鲁基（Daanish Faruqi）。
• 伊本·瓦尔迪，第454页。
• 迈克尔·W·多尔斯，《中东的黑死病》（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40、245页，ACLS人文电子书。
• 《艾哈迈德圣训集》（Musnad Aḥmad），第12491段。
• 伊本·贾兹（Ibn al-Jawzī），《列王与民族通史》（al-Muntaẓam fī tārīkh al-mulūk wa-al-umam）（贝鲁特：Dār al-Kutub al-ʿIlmīyah出版社，1992年），第16卷，第17页。
• 多尔斯，《中东的黑死病》，第247–48页。
•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Ibn Taghrībirdī），《埃及与开罗列王星宿史》（al-Nujūm al-zāhirah fī mulūk Miṣr wa-al-Qāhirah）（开罗：Dar al-Kutub出版社），第10卷，第203页。
• 伊本·伊达里（Ibn Idhārī），《安达卢斯与马格里布列王史》（Kitāb al-bayān al-mughrib fī akhbār mulūk al-Andalus wa-al-Maghrib）（贝鲁特：Dār al-Thiqāfah出版社，1983年），第1卷，第257页。
• 宰海比（al-Dhahabī），《伊斯兰大史》（Tārīkh al-Islām al-kabīr）（贝鲁特：Dār al-Kitāb al-ʿArabī出版社，1993年），第30卷，第25页。
• 多尔斯，《中东的黑死病》，第246页。
•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星宿史》，第15卷，第218页。
•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第15卷，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