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苍生
回水湾里的《问苍生》：从26分钟AI短剧反思中国穆斯林群体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尊严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9 次浏览 • 2026-09-20 21:18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回水湾里的《问苍生》：从26分钟AI短剧反思中国穆斯林群体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尊严
摘要：
AI短剧《问苍生》在网络热播引发强烈共鸣。本文由前统战系统体制内亲历者马瑞林撰写，借剧中官兵查验妖异的志怪隐喻，深度反思中国穆斯林在极权统治下的退让困境与忠诚审查。文章呼吁穆斯林社群摆脱跪姿与恐惧，重新找回站立的尊严与历史真相记录的力量。
一部26分钟的AI短剧《问苍生》，在B站上热播。按照八月下旬的报道，它上线五天，播放量便突破千万。人们最初惊叹于影像制作，随后，讨论集中到了故事，集中到了那些让人停下来、反复听、反复转发的台词上。甚至有人好奇，这样一部“如此反动”的片子，为什么还没有被禁封。
“我知道你们怕，怕官兵，怕连坐，怕死，怕死了以后家里人连尸都不敢收。我也怕，我怕今天之后，你们很多人再也回不了家，我怕我说的太平你们到死也看不见，我怕后世史书写我们‘妖贼’二字，我怕你们的名字一个都留不下来，可是我更怕，再过十年、二十年、五十年还是跪在墙根下求一滴泥水，你们的娘被打死前还要谢皇恩浩荡，你们活着像草，死了像土，连喊一声疼都要被说成妖言。”
剧中的这段话触到了我长久以来的追问：一个共同体为什么需要一代又一代地证明自己无害、忠诚、值得被允许存在？我也希望，那些在恐惧中弯曲了太久的膝盖，能够重新获得站起来的力量。
让中国穆斯林重新活得像个样子。这是我最朴素的愿望。
《问苍生》借古代志怪与黄巾起义的背景，讲述裴令史奉命查验妖异的故事。他逐渐发现，怪事背后藏着人的苦难。有时候，为了保住当事人的性命，他必须把人做的事写成妖异。然而，这些记录传到后世，人的遭遇也可能随之消失，只剩下供人猎奇的鬼怪。
一支笔可以暂时救人，也可以让人从历史中失去自己的面目。后人翻开卷宗，看到的是妖贼、匪徒、乱民。他们怎样耕种、抚养孩子，又是在怎样的逼迫下走到那一步，都被一个定性覆盖了。
我熟悉这种定性的力量。我曾在统战系统工作多年，知道一个活生生的人如何进入表格，成为某一类对象；知道复杂的社会关系如何被压缩成风险，一个人的信仰如何被解释成隐患。文字进入文件之后，常常便获得了比当事人的申辩更坚硬的地位。
也因此，我不停地追问：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模仿周围的人，用膝盖说话，用跪着的视角仰望权势的？
所谓用膝盖说话，是话还没有出口，自己的位置已经低了下去。要求公道之前，先声明绝无冒犯；讲述伤害之前，先保证自己感恩；连维护信仰，也要证明这种信仰对统治有用。我们熟悉上面的脸色，熟悉怎样让一句真话显得足够温顺，却渐渐不敢确认，自己本来就有开口的资格。
这当然不可能只有一个起点。周围社会的等级伦理，针对穆斯林的特殊压力，共同体内部的求生策略，都值得逐一考察。我尤其想知道：一种迫不得已的姿态，怎样成为值得赞颂的品德；一次危难中的退让，怎样成为子孙必须继承的义务。
那个最难的问题始终在我心里：如果当初我们不跪下来，会不会更坏？
一次又一次的退让究竟避免了什么，换来的保护维持了多久，承诺是否兑现？如果下一代仍然必须重新跪一次，而且要跪得更低，那么我们至少应当检查，这条被称为生存智慧的道路，究竟把人带到了哪里。
不能把退让之后幸存的一切都算作退让的功劳，又把拒绝退让之后发生的一切灾难都算在拒绝者头上。这样的解释也许永远不会出错，因为施压者已经被排除在责任之外。
在中共治下，这种困境反复出现。近百年来，中国的回回们高唱“爱国爱教”，不断解释自己的信仰、历史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却仍然需要面对下一轮更没有底线的忠诚审查。那些昨天被认可的表达，今天可能不够；昨天被允许保留的东西，今天又需要改造。
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其公开主张是不寻求独立，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争取真正自治。但这种妥协方向，并没有使北京得到满足而接受，中方公开表述仍将其主张视为具有独立性质的政治诉求。
梵蒂冈则选择通过协议与持续交涉争取教会空间。它也确实报告过具体成果，例如2024年天津主教石鸿祯获得官方承认。但若由此相信让步已经换来可靠保障，同样言之过早。有关主教任命的争议，以及信仰生活能否获得稳定保护，仍不能仅凭协议的存在来回答。
我们反复面对同一个问题：当我们的让步必须立即落实，而对方的承诺缺乏约束，退让就可能成为它下一次索取的起点。对方未必能够理解我们的善意，只要发现继续施压能够得到更多服从，就有继续施压的动力。
有些人退让，是清楚局势之后争取一点时间；有些人却把暂时喘息解释成了权力的仁慈，再要求所有人继续相信。前者的无奈应当被理解，后者的判断必须接受检验。天真的幻觉可能会安慰自己，但不会换来魔鬼的同情。但理解一个人为什么跪下，不能使“他本来就该跪下”成为道理。
“在这个世道里，人说的话不算数，只有妖说的话，朝廷才会怕。”
我在统战系统工作多年，清楚体制容许怎样的声音。有些话可以说，说完也会得到几句客气的回应，事情却停在那里；更多的话，人还没有开口，就已经知道不能说。能够进入汇报的内容，与自己知道的事实之间，往往隔着一段必须保持沉默的距离。
当我走出来，把那些事实公开讲述，让它们留在中共无法单方面删改的公共记录中，我在他们眼中的身份便改变了。一个曾经参与内部工作的人，开始向外界讲述内部的事情，也明确说出自己对他们所行之恶的反对。也许，这便是我的成“妖”之路。
我所知道的事情，没有因为我越过国境就变成谎言。但权力可以给讲述者换一个称呼，再要求所有人从这个称呼出发，重新理解他说过的话，以及他身边发生的一切。
近来，从国内传来的最多声音，就是我的行为“惹怒了习近平”，使别人跟着受了惩罚。民间将一些与我毫无交集、甚至此前从未听说的事情，也放到我的名下。仿佛只要我没有开口，那些早已推进的政策就不会继续，那些握着惩罚权的人便会收手。
我理解他们的害怕，也不愿追究那些怨言。日复一日的恐惧像毒液，渗入每一个被压迫者的生计、亲情与日常判断。人要养家，要顾及老人和孩子，有些愤怒只能咽回去，有些名字连埋怨时也不敢提。习近平成了不能触碰的禁忌，那个公开说出事实的人，却仍然可以被责怪。
于是，惩罚来自权力，怨恨却落到说话者身上。“惹怒了习近平”这几个字，也已经默认了他有权惩罚，剩下的只是追究谁使他不高兴。
我能体谅人在恐惧中的迁怒，也体谅这种环境下责任倒置的无奈。刀握在谁手里，政策由谁制定，惩罚由谁执行，这些都有明确的指向。但不能因为不敢朝那个方向看，总是一味把罪责推卸给那个看见刀锋、大喝一声的人。
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同了。人的经历可以越过边界，可以留下多份记录，一个地方压住的声音，可能在另一个地方被听见。《问苍生》本身就是这样的例子：一个创作者借助新技术，借用古人把当代中共治下的恐惧和对极权的厌恶送到世人面前。播放量不能证明所有观众都有同样的政治判断，但那些台词能够引起共鸣，至少说明其中的处境并不陌生。
习近平及其统治下的中共，仍在拼命把中国倒拖进中世纪式的王朝帝国，拖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拖回以天下为一家之私产、以万民为臣仆的“家天下”。
机构是现代的，技术也是现代的，权力要求所有世人跪着默不作声。承受是本分，感恩是义务，忠诚必须不断表演，公正只能等待恩赐。一个人挺直脊梁，仿佛便冒犯了整个秩序。它的力量仍然很大，大到足以毁掉许多人的一生。但我不再把它的声势当作世界的边界。
在我看来，它只是一个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回水湾。它会倒灌，会吞没人，会冲毁许多人赖以生活的堤岸。身在其中的人，可能觉得水流只有这一个方向。但这个回水湾，无权替整条河流宣布去向。
我相信，人已经获得的对于尊严、自由与平等的认识，不可能被一个政权彻底收回。它可以迫使人否认自己知道的事情，却无法使所有后人永远相信，有些人天生就该跪着。
这份相信并不能替我们确定胜利的日期。回水湾对于长河或许只是局部，对于被它淹没的人，却是全部的一生。那些生命，不能被一句“历史终将前进”轻轻带过。
也正因此，《问苍生》中的另一句话，使我瞬间泪目：
“这不是赢不赢的事，你看，墙拆了，树砍了，人也杀了，但是有些东西还是飞起来了。”
我清楚，我个人大概无法赢得现世。但我确信，自己的声音已经搅动了这潭死水。我看见，那些制造恐惧、借恐惧支配他人的人，在凄惶与愤恨中彼此倾轧。当他们施加于他人的恶意回旋到自己身上，那是他们应当承担的后果。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亲眼看见现世的清算。但我确信，在安拉面前，没有任何权力可以永久豁免自己的罪责。
我们所能做的，是把知道的事情写下来。有些话应该被听见，有些经历应该被保存，后来出生的孩子更应该知道，他们的父辈受过苦，害怕过，也曾努力守住自己的尊严。这不能补偿失去的生命，却可以阻止施暴者轻易占有死者的身后。我们要让后人知道，父辈的苦难不是皇恩，沉默不是拥护，他们终于发出的声音，不该只剩下卷宗里的一个定性。
我们还要让那些藏在光环后面的魑魅魍魉显出原形，让那些安于跪姿、又以此训诫他人的奴才，不能继续占据道德高处，替所有人规定站立的限度。一个人可以因恐惧而低头，却没有资格把别人的脊梁也压下去。
至于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人，我确信安拉知道他们。世人眼中最卑微的灵魂，那些因信仰受辱、因善良受苦、在恐惧中仍不肯作恶的人，在安拉那里有他们的情分，有他们的回赐。没有被法庭受理的冤屈，没有被史书记下的疼痛，不会因此从最终的审判中消失。
我们在安拉面前叩首，在人的面前，应当能够站立。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回水湾里的《问苍生》：从26分钟AI短剧反思中国穆斯林群体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尊严
摘要：
AI短剧《问苍生》在网络热播引发强烈共鸣。本文由前统战系统体制内亲历者马瑞林撰写，借剧中官兵查验妖异的志怪隐喻，深度反思中国穆斯林在极权统治下的退让困境与忠诚审查。文章呼吁穆斯林社群摆脱跪姿与恐惧，重新找回站立的尊严与历史真相记录的力量。
一部26分钟的AI短剧《问苍生》，在B站上热播。按照八月下旬的报道，它上线五天，播放量便突破千万。人们最初惊叹于影像制作，随后，讨论集中到了故事，集中到了那些让人停下来、反复听、反复转发的台词上。甚至有人好奇，这样一部“如此反动”的片子，为什么还没有被禁封。
“我知道你们怕，怕官兵，怕连坐，怕死，怕死了以后家里人连尸都不敢收。我也怕，我怕今天之后，你们很多人再也回不了家，我怕我说的太平你们到死也看不见，我怕后世史书写我们‘妖贼’二字，我怕你们的名字一个都留不下来，可是我更怕，再过十年、二十年、五十年还是跪在墙根下求一滴泥水，你们的娘被打死前还要谢皇恩浩荡，你们活着像草，死了像土，连喊一声疼都要被说成妖言。”
剧中的这段话触到了我长久以来的追问：一个共同体为什么需要一代又一代地证明自己无害、忠诚、值得被允许存在？我也希望，那些在恐惧中弯曲了太久的膝盖，能够重新获得站起来的力量。
让中国穆斯林重新活得像个样子。这是我最朴素的愿望。
《问苍生》借古代志怪与黄巾起义的背景，讲述裴令史奉命查验妖异的故事。他逐渐发现，怪事背后藏着人的苦难。有时候，为了保住当事人的性命，他必须把人做的事写成妖异。然而，这些记录传到后世，人的遭遇也可能随之消失，只剩下供人猎奇的鬼怪。
一支笔可以暂时救人，也可以让人从历史中失去自己的面目。后人翻开卷宗，看到的是妖贼、匪徒、乱民。他们怎样耕种、抚养孩子，又是在怎样的逼迫下走到那一步，都被一个定性覆盖了。
我熟悉这种定性的力量。我曾在统战系统工作多年，知道一个活生生的人如何进入表格，成为某一类对象；知道复杂的社会关系如何被压缩成风险，一个人的信仰如何被解释成隐患。文字进入文件之后，常常便获得了比当事人的申辩更坚硬的地位。
也因此，我不停地追问：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模仿周围的人，用膝盖说话，用跪着的视角仰望权势的？
所谓用膝盖说话，是话还没有出口，自己的位置已经低了下去。要求公道之前，先声明绝无冒犯；讲述伤害之前，先保证自己感恩；连维护信仰，也要证明这种信仰对统治有用。我们熟悉上面的脸色，熟悉怎样让一句真话显得足够温顺，却渐渐不敢确认，自己本来就有开口的资格。
这当然不可能只有一个起点。周围社会的等级伦理，针对穆斯林的特殊压力，共同体内部的求生策略，都值得逐一考察。我尤其想知道：一种迫不得已的姿态，怎样成为值得赞颂的品德；一次危难中的退让，怎样成为子孙必须继承的义务。
那个最难的问题始终在我心里：如果当初我们不跪下来，会不会更坏？
一次又一次的退让究竟避免了什么，换来的保护维持了多久，承诺是否兑现？如果下一代仍然必须重新跪一次，而且要跪得更低，那么我们至少应当检查，这条被称为生存智慧的道路，究竟把人带到了哪里。
不能把退让之后幸存的一切都算作退让的功劳，又把拒绝退让之后发生的一切灾难都算在拒绝者头上。这样的解释也许永远不会出错，因为施压者已经被排除在责任之外。
在中共治下，这种困境反复出现。近百年来，中国的回回们高唱“爱国爱教”，不断解释自己的信仰、历史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却仍然需要面对下一轮更没有底线的忠诚审查。那些昨天被认可的表达，今天可能不够；昨天被允许保留的东西，今天又需要改造。
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其公开主张是不寻求独立，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争取真正自治。但这种妥协方向，并没有使北京得到满足而接受，中方公开表述仍将其主张视为具有独立性质的政治诉求。
梵蒂冈则选择通过协议与持续交涉争取教会空间。它也确实报告过具体成果，例如2024年天津主教石鸿祯获得官方承认。但若由此相信让步已经换来可靠保障，同样言之过早。有关主教任命的争议，以及信仰生活能否获得稳定保护，仍不能仅凭协议的存在来回答。
我们反复面对同一个问题：当我们的让步必须立即落实，而对方的承诺缺乏约束，退让就可能成为它下一次索取的起点。对方未必能够理解我们的善意，只要发现继续施压能够得到更多服从，就有继续施压的动力。
有些人退让，是清楚局势之后争取一点时间；有些人却把暂时喘息解释成了权力的仁慈，再要求所有人继续相信。前者的无奈应当被理解，后者的判断必须接受检验。天真的幻觉可能会安慰自己，但不会换来魔鬼的同情。但理解一个人为什么跪下，不能使“他本来就该跪下”成为道理。
“在这个世道里，人说的话不算数，只有妖说的话，朝廷才会怕。”
我在统战系统工作多年，清楚体制容许怎样的声音。有些话可以说，说完也会得到几句客气的回应，事情却停在那里；更多的话，人还没有开口，就已经知道不能说。能够进入汇报的内容，与自己知道的事实之间，往往隔着一段必须保持沉默的距离。
当我走出来，把那些事实公开讲述，让它们留在中共无法单方面删改的公共记录中，我在他们眼中的身份便改变了。一个曾经参与内部工作的人，开始向外界讲述内部的事情，也明确说出自己对他们所行之恶的反对。也许，这便是我的成“妖”之路。
我所知道的事情，没有因为我越过国境就变成谎言。但权力可以给讲述者换一个称呼，再要求所有人从这个称呼出发，重新理解他说过的话，以及他身边发生的一切。
近来，从国内传来的最多声音，就是我的行为“惹怒了习近平”，使别人跟着受了惩罚。民间将一些与我毫无交集、甚至此前从未听说的事情，也放到我的名下。仿佛只要我没有开口，那些早已推进的政策就不会继续，那些握着惩罚权的人便会收手。
我理解他们的害怕，也不愿追究那些怨言。日复一日的恐惧像毒液，渗入每一个被压迫者的生计、亲情与日常判断。人要养家，要顾及老人和孩子，有些愤怒只能咽回去，有些名字连埋怨时也不敢提。习近平成了不能触碰的禁忌，那个公开说出事实的人，却仍然可以被责怪。
于是，惩罚来自权力，怨恨却落到说话者身上。“惹怒了习近平”这几个字，也已经默认了他有权惩罚，剩下的只是追究谁使他不高兴。
我能体谅人在恐惧中的迁怒，也体谅这种环境下责任倒置的无奈。刀握在谁手里，政策由谁制定，惩罚由谁执行，这些都有明确的指向。但不能因为不敢朝那个方向看，总是一味把罪责推卸给那个看见刀锋、大喝一声的人。
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同了。人的经历可以越过边界，可以留下多份记录，一个地方压住的声音，可能在另一个地方被听见。《问苍生》本身就是这样的例子：一个创作者借助新技术，借用古人把当代中共治下的恐惧和对极权的厌恶送到世人面前。播放量不能证明所有观众都有同样的政治判断，但那些台词能够引起共鸣，至少说明其中的处境并不陌生。
习近平及其统治下的中共，仍在拼命把中国倒拖进中世纪式的王朝帝国，拖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拖回以天下为一家之私产、以万民为臣仆的“家天下”。
机构是现代的，技术也是现代的，权力要求所有世人跪着默不作声。承受是本分，感恩是义务，忠诚必须不断表演，公正只能等待恩赐。一个人挺直脊梁，仿佛便冒犯了整个秩序。它的力量仍然很大，大到足以毁掉许多人的一生。但我不再把它的声势当作世界的边界。
在我看来，它只是一个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回水湾。它会倒灌，会吞没人，会冲毁许多人赖以生活的堤岸。身在其中的人，可能觉得水流只有这一个方向。但这个回水湾，无权替整条河流宣布去向。
我相信，人已经获得的对于尊严、自由与平等的认识，不可能被一个政权彻底收回。它可以迫使人否认自己知道的事情，却无法使所有后人永远相信，有些人天生就该跪着。
这份相信并不能替我们确定胜利的日期。回水湾对于长河或许只是局部，对于被它淹没的人，却是全部的一生。那些生命，不能被一句“历史终将前进”轻轻带过。
也正因此，《问苍生》中的另一句话，使我瞬间泪目：
“这不是赢不赢的事，你看，墙拆了，树砍了，人也杀了，但是有些东西还是飞起来了。”
我清楚，我个人大概无法赢得现世。但我确信，自己的声音已经搅动了这潭死水。我看见，那些制造恐惧、借恐惧支配他人的人，在凄惶与愤恨中彼此倾轧。当他们施加于他人的恶意回旋到自己身上，那是他们应当承担的后果。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亲眼看见现世的清算。但我确信，在安拉面前，没有任何权力可以永久豁免自己的罪责。
我们所能做的，是把知道的事情写下来。有些话应该被听见，有些经历应该被保存，后来出生的孩子更应该知道，他们的父辈受过苦，害怕过，也曾努力守住自己的尊严。这不能补偿失去的生命，却可以阻止施暴者轻易占有死者的身后。我们要让后人知道，父辈的苦难不是皇恩，沉默不是拥护，他们终于发出的声音，不该只剩下卷宗里的一个定性。
我们还要让那些藏在光环后面的魑魅魍魉显出原形，让那些安于跪姿、又以此训诫他人的奴才，不能继续占据道德高处，替所有人规定站立的限度。一个人可以因恐惧而低头，却没有资格把别人的脊梁也压下去。
至于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人，我确信安拉知道他们。世人眼中最卑微的灵魂，那些因信仰受辱、因善良受苦、在恐惧中仍不肯作恶的人，在安拉那里有他们的情分，有他们的回赐。没有被法庭受理的冤屈，没有被史书记下的疼痛，不会因此从最终的审判中消失。
我们在安拉面前叩首，在人的面前，应当能够站立。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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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回水湾里的《问苍生》：从26分钟AI短剧反思中国穆斯林群体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尊严
摘要：
AI短剧《问苍生》在网络热播引发强烈共鸣。本文由前统战系统体制内亲历者马瑞林撰写，借剧中官兵查验妖异的志怪隐喻，深度反思中国穆斯林在极权统治下的退让困境与忠诚审查。文章呼吁穆斯林社群摆脱跪姿与恐惧，重新找回站立的尊严与历史真相记录的力量。
一部26分钟的AI短剧《问苍生》，在B站上热播。按照八月下旬的报道，它上线五天，播放量便突破千万。人们最初惊叹于影像制作，随后，讨论集中到了故事，集中到了那些让人停下来、反复听、反复转发的台词上。甚至有人好奇，这样一部“如此反动”的片子，为什么还没有被禁封。
剧中的这段话触到了我长久以来的追问：一个共同体为什么需要一代又一代地证明自己无害、忠诚、值得被允许存在？我也希望，那些在恐惧中弯曲了太久的膝盖，能够重新获得站起来的力量。
让中国穆斯林重新活得像个样子。这是我最朴素的愿望。
《问苍生》借古代志怪与黄巾起义的背景，讲述裴令史奉命查验妖异的故事。他逐渐发现，怪事背后藏着人的苦难。有时候，为了保住当事人的性命，他必须把人做的事写成妖异。然而，这些记录传到后世，人的遭遇也可能随之消失，只剩下供人猎奇的鬼怪。
一支笔可以暂时救人，也可以让人从历史中失去自己的面目。后人翻开卷宗，看到的是妖贼、匪徒、乱民。他们怎样耕种、抚养孩子，又是在怎样的逼迫下走到那一步，都被一个定性覆盖了。
我熟悉这种定性的力量。我曾在统战系统工作多年，知道一个活生生的人如何进入表格，成为某一类对象；知道复杂的社会关系如何被压缩成风险，一个人的信仰如何被解释成隐患。文字进入文件之后，常常便获得了比当事人的申辩更坚硬的地位。
也因此，我不停地追问：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模仿周围的人，用膝盖说话，用跪着的视角仰望权势的？
所谓用膝盖说话，是话还没有出口，自己的位置已经低了下去。要求公道之前，先声明绝无冒犯；讲述伤害之前，先保证自己感恩；连维护信仰，也要证明这种信仰对统治有用。我们熟悉上面的脸色，熟悉怎样让一句真话显得足够温顺，却渐渐不敢确认，自己本来就有开口的资格。
这当然不可能只有一个起点。周围社会的等级伦理，针对穆斯林的特殊压力，共同体内部的求生策略，都值得逐一考察。我尤其想知道：一种迫不得已的姿态，怎样成为值得赞颂的品德；一次危难中的退让，怎样成为子孙必须继承的义务。
那个最难的问题始终在我心里：如果当初我们不跪下来，会不会更坏？
一次又一次的退让究竟避免了什么，换来的保护维持了多久，承诺是否兑现？如果下一代仍然必须重新跪一次，而且要跪得更低，那么我们至少应当检查，这条被称为生存智慧的道路，究竟把人带到了哪里。
不能把退让之后幸存的一切都算作退让的功劳，又把拒绝退让之后发生的一切灾难都算在拒绝者头上。这样的解释也许永远不会出错，因为施压者已经被排除在责任之外。
在中共治下，这种困境反复出现。近百年来，中国的回回们高唱“爱国爱教”，不断解释自己的信仰、历史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却仍然需要面对下一轮更没有底线的忠诚审查。那些昨天被认可的表达，今天可能不够；昨天被允许保留的东西，今天又需要改造。
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其公开主张是不寻求独立，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争取真正自治。但这种妥协方向，并没有使北京得到满足而接受，中方公开表述仍将其主张视为具有独立性质的政治诉求。
梵蒂冈则选择通过协议与持续交涉争取教会空间。它也确实报告过具体成果，例如2024年天津主教石鸿祯获得官方承认。但若由此相信让步已经换来可靠保障，同样言之过早。有关主教任命的争议，以及信仰生活能否获得稳定保护，仍不能仅凭协议的存在来回答。
我们反复面对同一个问题：当我们的让步必须立即落实，而对方的承诺缺乏约束，退让就可能成为它下一次索取的起点。对方未必能够理解我们的善意，只要发现继续施压能够得到更多服从，就有继续施压的动力。
有些人退让，是清楚局势之后争取一点时间；有些人却把暂时喘息解释成了权力的仁慈，再要求所有人继续相信。前者的无奈应当被理解，后者的判断必须接受检验。天真的幻觉可能会安慰自己，但不会换来魔鬼的同情。但理解一个人为什么跪下，不能使“他本来就该跪下”成为道理。
“在这个世道里，人说的话不算数，只有妖说的话，朝廷才会怕。”
我在统战系统工作多年，清楚体制容许怎样的声音。有些话可以说，说完也会得到几句客气的回应，事情却停在那里；更多的话，人还没有开口，就已经知道不能说。能够进入汇报的内容，与自己知道的事实之间，往往隔着一段必须保持沉默的距离。
当我走出来，把那些事实公开讲述，让它们留在中共无法单方面删改的公共记录中，我在他们眼中的身份便改变了。一个曾经参与内部工作的人，开始向外界讲述内部的事情，也明确说出自己对他们所行之恶的反对。也许，这便是我的成“妖”之路。
我所知道的事情，没有因为我越过国境就变成谎言。但权力可以给讲述者换一个称呼，再要求所有人从这个称呼出发，重新理解他说过的话，以及他身边发生的一切。
近来，从国内传来的最多声音，就是我的行为“惹怒了习近平”，使别人跟着受了惩罚。民间将一些与我毫无交集、甚至此前从未听说的事情，也放到我的名下。仿佛只要我没有开口，那些早已推进的政策就不会继续，那些握着惩罚权的人便会收手。
我理解他们的害怕，也不愿追究那些怨言。日复一日的恐惧像毒液，渗入每一个被压迫者的生计、亲情与日常判断。人要养家，要顾及老人和孩子，有些愤怒只能咽回去，有些名字连埋怨时也不敢提。习近平成了不能触碰的禁忌，那个公开说出事实的人，却仍然可以被责怪。
于是，惩罚来自权力，怨恨却落到说话者身上。“惹怒了习近平”这几个字，也已经默认了他有权惩罚，剩下的只是追究谁使他不高兴。
我能体谅人在恐惧中的迁怒，也体谅这种环境下责任倒置的无奈。刀握在谁手里，政策由谁制定，惩罚由谁执行，这些都有明确的指向。但不能因为不敢朝那个方向看，总是一味把罪责推卸给那个看见刀锋、大喝一声的人。
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同了。人的经历可以越过边界，可以留下多份记录，一个地方压住的声音，可能在另一个地方被听见。《问苍生》本身就是这样的例子：一个创作者借助新技术，借用古人把当代中共治下的恐惧和对极权的厌恶送到世人面前。播放量不能证明所有观众都有同样的政治判断，但那些台词能够引起共鸣，至少说明其中的处境并不陌生。
习近平及其统治下的中共，仍在拼命把中国倒拖进中世纪式的王朝帝国，拖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拖回以天下为一家之私产、以万民为臣仆的“家天下”。
机构是现代的，技术也是现代的，权力要求所有世人跪着默不作声。承受是本分，感恩是义务，忠诚必须不断表演，公正只能等待恩赐。一个人挺直脊梁，仿佛便冒犯了整个秩序。它的力量仍然很大，大到足以毁掉许多人的一生。但我不再把它的声势当作世界的边界。
在我看来，它只是一个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回水湾。它会倒灌，会吞没人，会冲毁许多人赖以生活的堤岸。身在其中的人，可能觉得水流只有这一个方向。但这个回水湾，无权替整条河流宣布去向。
我相信，人已经获得的对于尊严、自由与平等的认识，不可能被一个政权彻底收回。它可以迫使人否认自己知道的事情，却无法使所有后人永远相信，有些人天生就该跪着。
这份相信并不能替我们确定胜利的日期。回水湾对于长河或许只是局部，对于被它淹没的人，却是全部的一生。那些生命，不能被一句“历史终将前进”轻轻带过。
也正因此，《问苍生》中的另一句话，使我瞬间泪目：
我清楚，我个人大概无法赢得现世。但我确信，自己的声音已经搅动了这潭死水。我看见，那些制造恐惧、借恐惧支配他人的人，在凄惶与愤恨中彼此倾轧。当他们施加于他人的恶意回旋到自己身上，那是他们应当承担的后果。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亲眼看见现世的清算。但我确信，在安拉面前，没有任何权力可以永久豁免自己的罪责。
我们所能做的，是把知道的事情写下来。有些话应该被听见，有些经历应该被保存，后来出生的孩子更应该知道，他们的父辈受过苦，害怕过，也曾努力守住自己的尊严。这不能补偿失去的生命，却可以阻止施暴者轻易占有死者的身后。我们要让后人知道，父辈的苦难不是皇恩，沉默不是拥护，他们终于发出的声音，不该只剩下卷宗里的一个定性。
我们还要让那些藏在光环后面的魑魅魍魉显出原形，让那些安于跪姿、又以此训诫他人的奴才，不能继续占据道德高处，替所有人规定站立的限度。一个人可以因恐惧而低头，却没有资格把别人的脊梁也压下去。
至于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人，我确信安拉知道他们。世人眼中最卑微的灵魂，那些因信仰受辱、因善良受苦、在恐惧中仍不肯作恶的人，在安拉那里有他们的情分，有他们的回赐。没有被法庭受理的冤屈，没有被史书记下的疼痛，不会因此从最终的审判中消失。
我们在安拉面前叩首，在人的面前，应当能够站立。
作者：马瑞林
回水湾里的《问苍生》：从26分钟AI短剧反思中国穆斯林群体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尊严
摘要：
AI短剧《问苍生》在网络热播引发强烈共鸣。本文由前统战系统体制内亲历者马瑞林撰写，借剧中官兵查验妖异的志怪隐喻，深度反思中国穆斯林在极权统治下的退让困境与忠诚审查。文章呼吁穆斯林社群摆脱跪姿与恐惧，重新找回站立的尊严与历史真相记录的力量。
一部26分钟的AI短剧《问苍生》，在B站上热播。按照八月下旬的报道，它上线五天，播放量便突破千万。人们最初惊叹于影像制作，随后，讨论集中到了故事，集中到了那些让人停下来、反复听、反复转发的台词上。甚至有人好奇，这样一部“如此反动”的片子，为什么还没有被禁封。
“我知道你们怕，怕官兵，怕连坐，怕死，怕死了以后家里人连尸都不敢收。我也怕，我怕今天之后，你们很多人再也回不了家，我怕我说的太平你们到死也看不见，我怕后世史书写我们‘妖贼’二字，我怕你们的名字一个都留不下来，可是我更怕，再过十年、二十年、五十年还是跪在墙根下求一滴泥水，你们的娘被打死前还要谢皇恩浩荡，你们活着像草，死了像土，连喊一声疼都要被说成妖言。”
剧中的这段话触到了我长久以来的追问：一个共同体为什么需要一代又一代地证明自己无害、忠诚、值得被允许存在？我也希望，那些在恐惧中弯曲了太久的膝盖，能够重新获得站起来的力量。
让中国穆斯林重新活得像个样子。这是我最朴素的愿望。
《问苍生》借古代志怪与黄巾起义的背景，讲述裴令史奉命查验妖异的故事。他逐渐发现，怪事背后藏着人的苦难。有时候，为了保住当事人的性命，他必须把人做的事写成妖异。然而，这些记录传到后世，人的遭遇也可能随之消失，只剩下供人猎奇的鬼怪。
一支笔可以暂时救人，也可以让人从历史中失去自己的面目。后人翻开卷宗，看到的是妖贼、匪徒、乱民。他们怎样耕种、抚养孩子，又是在怎样的逼迫下走到那一步，都被一个定性覆盖了。
我熟悉这种定性的力量。我曾在统战系统工作多年，知道一个活生生的人如何进入表格，成为某一类对象；知道复杂的社会关系如何被压缩成风险，一个人的信仰如何被解释成隐患。文字进入文件之后，常常便获得了比当事人的申辩更坚硬的地位。
也因此，我不停地追问：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模仿周围的人，用膝盖说话，用跪着的视角仰望权势的？
所谓用膝盖说话，是话还没有出口，自己的位置已经低了下去。要求公道之前，先声明绝无冒犯；讲述伤害之前，先保证自己感恩；连维护信仰，也要证明这种信仰对统治有用。我们熟悉上面的脸色，熟悉怎样让一句真话显得足够温顺，却渐渐不敢确认，自己本来就有开口的资格。
这当然不可能只有一个起点。周围社会的等级伦理，针对穆斯林的特殊压力，共同体内部的求生策略，都值得逐一考察。我尤其想知道：一种迫不得已的姿态，怎样成为值得赞颂的品德；一次危难中的退让，怎样成为子孙必须继承的义务。
那个最难的问题始终在我心里：如果当初我们不跪下来，会不会更坏？
一次又一次的退让究竟避免了什么，换来的保护维持了多久，承诺是否兑现？如果下一代仍然必须重新跪一次，而且要跪得更低，那么我们至少应当检查，这条被称为生存智慧的道路，究竟把人带到了哪里。
不能把退让之后幸存的一切都算作退让的功劳，又把拒绝退让之后发生的一切灾难都算在拒绝者头上。这样的解释也许永远不会出错，因为施压者已经被排除在责任之外。
在中共治下，这种困境反复出现。近百年来，中国的回回们高唱“爱国爱教”，不断解释自己的信仰、历史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却仍然需要面对下一轮更没有底线的忠诚审查。那些昨天被认可的表达，今天可能不够；昨天被允许保留的东西，今天又需要改造。
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其公开主张是不寻求独立，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争取真正自治。但这种妥协方向，并没有使北京得到满足而接受，中方公开表述仍将其主张视为具有独立性质的政治诉求。
梵蒂冈则选择通过协议与持续交涉争取教会空间。它也确实报告过具体成果，例如2024年天津主教石鸿祯获得官方承认。但若由此相信让步已经换来可靠保障，同样言之过早。有关主教任命的争议，以及信仰生活能否获得稳定保护，仍不能仅凭协议的存在来回答。
我们反复面对同一个问题：当我们的让步必须立即落实，而对方的承诺缺乏约束，退让就可能成为它下一次索取的起点。对方未必能够理解我们的善意，只要发现继续施压能够得到更多服从，就有继续施压的动力。
有些人退让，是清楚局势之后争取一点时间；有些人却把暂时喘息解释成了权力的仁慈，再要求所有人继续相信。前者的无奈应当被理解，后者的判断必须接受检验。天真的幻觉可能会安慰自己，但不会换来魔鬼的同情。但理解一个人为什么跪下，不能使“他本来就该跪下”成为道理。
“在这个世道里，人说的话不算数，只有妖说的话，朝廷才会怕。”
我在统战系统工作多年，清楚体制容许怎样的声音。有些话可以说，说完也会得到几句客气的回应，事情却停在那里；更多的话，人还没有开口，就已经知道不能说。能够进入汇报的内容，与自己知道的事实之间，往往隔着一段必须保持沉默的距离。
当我走出来，把那些事实公开讲述，让它们留在中共无法单方面删改的公共记录中，我在他们眼中的身份便改变了。一个曾经参与内部工作的人，开始向外界讲述内部的事情，也明确说出自己对他们所行之恶的反对。也许，这便是我的成“妖”之路。
我所知道的事情，没有因为我越过国境就变成谎言。但权力可以给讲述者换一个称呼，再要求所有人从这个称呼出发，重新理解他说过的话，以及他身边发生的一切。
近来，从国内传来的最多声音，就是我的行为“惹怒了习近平”，使别人跟着受了惩罚。民间将一些与我毫无交集、甚至此前从未听说的事情，也放到我的名下。仿佛只要我没有开口，那些早已推进的政策就不会继续，那些握着惩罚权的人便会收手。
我理解他们的害怕，也不愿追究那些怨言。日复一日的恐惧像毒液，渗入每一个被压迫者的生计、亲情与日常判断。人要养家，要顾及老人和孩子，有些愤怒只能咽回去，有些名字连埋怨时也不敢提。习近平成了不能触碰的禁忌，那个公开说出事实的人，却仍然可以被责怪。
于是，惩罚来自权力，怨恨却落到说话者身上。“惹怒了习近平”这几个字，也已经默认了他有权惩罚，剩下的只是追究谁使他不高兴。
我能体谅人在恐惧中的迁怒，也体谅这种环境下责任倒置的无奈。刀握在谁手里，政策由谁制定，惩罚由谁执行，这些都有明确的指向。但不能因为不敢朝那个方向看，总是一味把罪责推卸给那个看见刀锋、大喝一声的人。
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同了。人的经历可以越过边界，可以留下多份记录，一个地方压住的声音，可能在另一个地方被听见。《问苍生》本身就是这样的例子：一个创作者借助新技术，借用古人把当代中共治下的恐惧和对极权的厌恶送到世人面前。播放量不能证明所有观众都有同样的政治判断，但那些台词能够引起共鸣，至少说明其中的处境并不陌生。
习近平及其统治下的中共，仍在拼命把中国倒拖进中世纪式的王朝帝国，拖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拖回以天下为一家之私产、以万民为臣仆的“家天下”。
机构是现代的，技术也是现代的，权力要求所有世人跪着默不作声。承受是本分，感恩是义务，忠诚必须不断表演，公正只能等待恩赐。一个人挺直脊梁，仿佛便冒犯了整个秩序。它的力量仍然很大，大到足以毁掉许多人的一生。但我不再把它的声势当作世界的边界。
在我看来，它只是一个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回水湾。它会倒灌，会吞没人，会冲毁许多人赖以生活的堤岸。身在其中的人，可能觉得水流只有这一个方向。但这个回水湾，无权替整条河流宣布去向。
我相信，人已经获得的对于尊严、自由与平等的认识，不可能被一个政权彻底收回。它可以迫使人否认自己知道的事情，却无法使所有后人永远相信，有些人天生就该跪着。
这份相信并不能替我们确定胜利的日期。回水湾对于长河或许只是局部，对于被它淹没的人，却是全部的一生。那些生命，不能被一句“历史终将前进”轻轻带过。
也正因此，《问苍生》中的另一句话，使我瞬间泪目：
“这不是赢不赢的事，你看，墙拆了，树砍了，人也杀了，但是有些东西还是飞起来了。”
我清楚，我个人大概无法赢得现世。但我确信，自己的声音已经搅动了这潭死水。我看见，那些制造恐惧、借恐惧支配他人的人，在凄惶与愤恨中彼此倾轧。当他们施加于他人的恶意回旋到自己身上，那是他们应当承担的后果。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亲眼看见现世的清算。但我确信，在安拉面前，没有任何权力可以永久豁免自己的罪责。
我们所能做的，是把知道的事情写下来。有些话应该被听见，有些经历应该被保存，后来出生的孩子更应该知道，他们的父辈受过苦，害怕过，也曾努力守住自己的尊严。这不能补偿失去的生命，却可以阻止施暴者轻易占有死者的身后。我们要让后人知道，父辈的苦难不是皇恩，沉默不是拥护，他们终于发出的声音，不该只剩下卷宗里的一个定性。
我们还要让那些藏在光环后面的魑魅魍魉显出原形，让那些安于跪姿、又以此训诫他人的奴才，不能继续占据道德高处，替所有人规定站立的限度。一个人可以因恐惧而低头，却没有资格把别人的脊梁也压下去。
至于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人，我确信安拉知道他们。世人眼中最卑微的灵魂，那些因信仰受辱、因善良受苦、在恐惧中仍不肯作恶的人，在安拉那里有他们的情分，有他们的回赐。没有被法庭受理的冤屈，没有被史书记下的疼痛，不会因此从最终的审判中消失。
我们在安拉面前叩首，在人的面前，应当能够站立。
回水湾里的《问苍生》：从26分钟AI短剧反思中国穆斯林群体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尊严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9 次浏览 • 2026-09-20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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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回水湾里的《问苍生》：从26分钟AI短剧反思中国穆斯林群体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尊严
摘要：
AI短剧《问苍生》在网络热播引发强烈共鸣。本文由前统战系统体制内亲历者马瑞林撰写，借剧中官兵查验妖异的志怪隐喻，深度反思中国穆斯林在极权统治下的退让困境与忠诚审查。文章呼吁穆斯林社群摆脱跪姿与恐惧，重新找回站立的尊严与历史真相记录的力量。
一部26分钟的AI短剧《问苍生》，在B站上热播。按照八月下旬的报道，它上线五天，播放量便突破千万。人们最初惊叹于影像制作，随后，讨论集中到了故事，集中到了那些让人停下来、反复听、反复转发的台词上。甚至有人好奇，这样一部“如此反动”的片子，为什么还没有被禁封。
“我知道你们怕，怕官兵，怕连坐，怕死，怕死了以后家里人连尸都不敢收。我也怕，我怕今天之后，你们很多人再也回不了家，我怕我说的太平你们到死也看不见，我怕后世史书写我们‘妖贼’二字，我怕你们的名字一个都留不下来，可是我更怕，再过十年、二十年、五十年还是跪在墙根下求一滴泥水，你们的娘被打死前还要谢皇恩浩荡，你们活着像草，死了像土，连喊一声疼都要被说成妖言。”
剧中的这段话触到了我长久以来的追问：一个共同体为什么需要一代又一代地证明自己无害、忠诚、值得被允许存在？我也希望，那些在恐惧中弯曲了太久的膝盖，能够重新获得站起来的力量。
让中国穆斯林重新活得像个样子。这是我最朴素的愿望。
《问苍生》借古代志怪与黄巾起义的背景，讲述裴令史奉命查验妖异的故事。他逐渐发现，怪事背后藏着人的苦难。有时候，为了保住当事人的性命，他必须把人做的事写成妖异。然而，这些记录传到后世，人的遭遇也可能随之消失，只剩下供人猎奇的鬼怪。
一支笔可以暂时救人，也可以让人从历史中失去自己的面目。后人翻开卷宗，看到的是妖贼、匪徒、乱民。他们怎样耕种、抚养孩子，又是在怎样的逼迫下走到那一步，都被一个定性覆盖了。
我熟悉这种定性的力量。我曾在统战系统工作多年，知道一个活生生的人如何进入表格，成为某一类对象；知道复杂的社会关系如何被压缩成风险，一个人的信仰如何被解释成隐患。文字进入文件之后，常常便获得了比当事人的申辩更坚硬的地位。
也因此，我不停地追问：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模仿周围的人，用膝盖说话，用跪着的视角仰望权势的？
所谓用膝盖说话，是话还没有出口，自己的位置已经低了下去。要求公道之前，先声明绝无冒犯；讲述伤害之前，先保证自己感恩；连维护信仰，也要证明这种信仰对统治有用。我们熟悉上面的脸色，熟悉怎样让一句真话显得足够温顺，却渐渐不敢确认，自己本来就有开口的资格。
这当然不可能只有一个起点。周围社会的等级伦理，针对穆斯林的特殊压力，共同体内部的求生策略，都值得逐一考察。我尤其想知道：一种迫不得已的姿态，怎样成为值得赞颂的品德；一次危难中的退让，怎样成为子孙必须继承的义务。
那个最难的问题始终在我心里：如果当初我们不跪下来，会不会更坏？
一次又一次的退让究竟避免了什么，换来的保护维持了多久，承诺是否兑现？如果下一代仍然必须重新跪一次，而且要跪得更低，那么我们至少应当检查，这条被称为生存智慧的道路，究竟把人带到了哪里。
不能把退让之后幸存的一切都算作退让的功劳，又把拒绝退让之后发生的一切灾难都算在拒绝者头上。这样的解释也许永远不会出错，因为施压者已经被排除在责任之外。
在中共治下，这种困境反复出现。近百年来，中国的回回们高唱“爱国爱教”，不断解释自己的信仰、历史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却仍然需要面对下一轮更没有底线的忠诚审查。那些昨天被认可的表达，今天可能不够；昨天被允许保留的东西，今天又需要改造。
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其公开主张是不寻求独立，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争取真正自治。但这种妥协方向，并没有使北京得到满足而接受，中方公开表述仍将其主张视为具有独立性质的政治诉求。
梵蒂冈则选择通过协议与持续交涉争取教会空间。它也确实报告过具体成果，例如2024年天津主教石鸿祯获得官方承认。但若由此相信让步已经换来可靠保障，同样言之过早。有关主教任命的争议，以及信仰生活能否获得稳定保护，仍不能仅凭协议的存在来回答。
我们反复面对同一个问题：当我们的让步必须立即落实，而对方的承诺缺乏约束，退让就可能成为它下一次索取的起点。对方未必能够理解我们的善意，只要发现继续施压能够得到更多服从，就有继续施压的动力。
有些人退让，是清楚局势之后争取一点时间；有些人却把暂时喘息解释成了权力的仁慈，再要求所有人继续相信。前者的无奈应当被理解，后者的判断必须接受检验。天真的幻觉可能会安慰自己，但不会换来魔鬼的同情。但理解一个人为什么跪下，不能使“他本来就该跪下”成为道理。
“在这个世道里，人说的话不算数，只有妖说的话，朝廷才会怕。”
我在统战系统工作多年，清楚体制容许怎样的声音。有些话可以说，说完也会得到几句客气的回应，事情却停在那里；更多的话，人还没有开口，就已经知道不能说。能够进入汇报的内容，与自己知道的事实之间，往往隔着一段必须保持沉默的距离。
当我走出来，把那些事实公开讲述，让它们留在中共无法单方面删改的公共记录中，我在他们眼中的身份便改变了。一个曾经参与内部工作的人，开始向外界讲述内部的事情，也明确说出自己对他们所行之恶的反对。也许，这便是我的成“妖”之路。
我所知道的事情，没有因为我越过国境就变成谎言。但权力可以给讲述者换一个称呼，再要求所有人从这个称呼出发，重新理解他说过的话，以及他身边发生的一切。
近来，从国内传来的最多声音，就是我的行为“惹怒了习近平”，使别人跟着受了惩罚。民间将一些与我毫无交集、甚至此前从未听说的事情，也放到我的名下。仿佛只要我没有开口，那些早已推进的政策就不会继续，那些握着惩罚权的人便会收手。
我理解他们的害怕，也不愿追究那些怨言。日复一日的恐惧像毒液，渗入每一个被压迫者的生计、亲情与日常判断。人要养家，要顾及老人和孩子，有些愤怒只能咽回去，有些名字连埋怨时也不敢提。习近平成了不能触碰的禁忌，那个公开说出事实的人，却仍然可以被责怪。
于是，惩罚来自权力，怨恨却落到说话者身上。“惹怒了习近平”这几个字，也已经默认了他有权惩罚，剩下的只是追究谁使他不高兴。
我能体谅人在恐惧中的迁怒，也体谅这种环境下责任倒置的无奈。刀握在谁手里，政策由谁制定，惩罚由谁执行，这些都有明确的指向。但不能因为不敢朝那个方向看，总是一味把罪责推卸给那个看见刀锋、大喝一声的人。
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同了。人的经历可以越过边界，可以留下多份记录，一个地方压住的声音，可能在另一个地方被听见。《问苍生》本身就是这样的例子：一个创作者借助新技术，借用古人把当代中共治下的恐惧和对极权的厌恶送到世人面前。播放量不能证明所有观众都有同样的政治判断，但那些台词能够引起共鸣，至少说明其中的处境并不陌生。
习近平及其统治下的中共，仍在拼命把中国倒拖进中世纪式的王朝帝国，拖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拖回以天下为一家之私产、以万民为臣仆的“家天下”。
机构是现代的，技术也是现代的，权力要求所有世人跪着默不作声。承受是本分，感恩是义务，忠诚必须不断表演，公正只能等待恩赐。一个人挺直脊梁，仿佛便冒犯了整个秩序。它的力量仍然很大，大到足以毁掉许多人的一生。但我不再把它的声势当作世界的边界。
在我看来，它只是一个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回水湾。它会倒灌，会吞没人，会冲毁许多人赖以生活的堤岸。身在其中的人，可能觉得水流只有这一个方向。但这个回水湾，无权替整条河流宣布去向。
我相信，人已经获得的对于尊严、自由与平等的认识，不可能被一个政权彻底收回。它可以迫使人否认自己知道的事情，却无法使所有后人永远相信，有些人天生就该跪着。
这份相信并不能替我们确定胜利的日期。回水湾对于长河或许只是局部，对于被它淹没的人，却是全部的一生。那些生命，不能被一句“历史终将前进”轻轻带过。
也正因此，《问苍生》中的另一句话，使我瞬间泪目：
“这不是赢不赢的事，你看，墙拆了，树砍了，人也杀了，但是有些东西还是飞起来了。”
我清楚，我个人大概无法赢得现世。但我确信，自己的声音已经搅动了这潭死水。我看见，那些制造恐惧、借恐惧支配他人的人，在凄惶与愤恨中彼此倾轧。当他们施加于他人的恶意回旋到自己身上，那是他们应当承担的后果。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亲眼看见现世的清算。但我确信，在安拉面前，没有任何权力可以永久豁免自己的罪责。
我们所能做的，是把知道的事情写下来。有些话应该被听见，有些经历应该被保存，后来出生的孩子更应该知道，他们的父辈受过苦，害怕过，也曾努力守住自己的尊严。这不能补偿失去的生命，却可以阻止施暴者轻易占有死者的身后。我们要让后人知道，父辈的苦难不是皇恩，沉默不是拥护，他们终于发出的声音，不该只剩下卷宗里的一个定性。
我们还要让那些藏在光环后面的魑魅魍魉显出原形，让那些安于跪姿、又以此训诫他人的奴才，不能继续占据道德高处，替所有人规定站立的限度。一个人可以因恐惧而低头，却没有资格把别人的脊梁也压下去。
至于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人，我确信安拉知道他们。世人眼中最卑微的灵魂，那些因信仰受辱、因善良受苦、在恐惧中仍不肯作恶的人，在安拉那里有他们的情分，有他们的回赐。没有被法庭受理的冤屈，没有被史书记下的疼痛，不会因此从最终的审判中消失。
我们在安拉面前叩首，在人的面前，应当能够站立。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回水湾里的《问苍生》：从26分钟AI短剧反思中国穆斯林群体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尊严
摘要：
AI短剧《问苍生》在网络热播引发强烈共鸣。本文由前统战系统体制内亲历者马瑞林撰写，借剧中官兵查验妖异的志怪隐喻，深度反思中国穆斯林在极权统治下的退让困境与忠诚审查。文章呼吁穆斯林社群摆脱跪姿与恐惧，重新找回站立的尊严与历史真相记录的力量。
一部26分钟的AI短剧《问苍生》，在B站上热播。按照八月下旬的报道，它上线五天，播放量便突破千万。人们最初惊叹于影像制作，随后，讨论集中到了故事，集中到了那些让人停下来、反复听、反复转发的台词上。甚至有人好奇，这样一部“如此反动”的片子，为什么还没有被禁封。
“我知道你们怕，怕官兵，怕连坐，怕死，怕死了以后家里人连尸都不敢收。我也怕，我怕今天之后，你们很多人再也回不了家，我怕我说的太平你们到死也看不见，我怕后世史书写我们‘妖贼’二字，我怕你们的名字一个都留不下来，可是我更怕，再过十年、二十年、五十年还是跪在墙根下求一滴泥水，你们的娘被打死前还要谢皇恩浩荡，你们活着像草，死了像土，连喊一声疼都要被说成妖言。”
剧中的这段话触到了我长久以来的追问：一个共同体为什么需要一代又一代地证明自己无害、忠诚、值得被允许存在？我也希望，那些在恐惧中弯曲了太久的膝盖，能够重新获得站起来的力量。
让中国穆斯林重新活得像个样子。这是我最朴素的愿望。
《问苍生》借古代志怪与黄巾起义的背景，讲述裴令史奉命查验妖异的故事。他逐渐发现，怪事背后藏着人的苦难。有时候，为了保住当事人的性命，他必须把人做的事写成妖异。然而，这些记录传到后世，人的遭遇也可能随之消失，只剩下供人猎奇的鬼怪。
一支笔可以暂时救人，也可以让人从历史中失去自己的面目。后人翻开卷宗，看到的是妖贼、匪徒、乱民。他们怎样耕种、抚养孩子，又是在怎样的逼迫下走到那一步，都被一个定性覆盖了。
我熟悉这种定性的力量。我曾在统战系统工作多年，知道一个活生生的人如何进入表格，成为某一类对象；知道复杂的社会关系如何被压缩成风险，一个人的信仰如何被解释成隐患。文字进入文件之后，常常便获得了比当事人的申辩更坚硬的地位。
也因此，我不停地追问：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模仿周围的人，用膝盖说话，用跪着的视角仰望权势的？
所谓用膝盖说话，是话还没有出口，自己的位置已经低了下去。要求公道之前，先声明绝无冒犯；讲述伤害之前，先保证自己感恩；连维护信仰，也要证明这种信仰对统治有用。我们熟悉上面的脸色，熟悉怎样让一句真话显得足够温顺，却渐渐不敢确认，自己本来就有开口的资格。
这当然不可能只有一个起点。周围社会的等级伦理，针对穆斯林的特殊压力，共同体内部的求生策略，都值得逐一考察。我尤其想知道：一种迫不得已的姿态，怎样成为值得赞颂的品德；一次危难中的退让，怎样成为子孙必须继承的义务。
那个最难的问题始终在我心里：如果当初我们不跪下来，会不会更坏？
一次又一次的退让究竟避免了什么，换来的保护维持了多久，承诺是否兑现？如果下一代仍然必须重新跪一次，而且要跪得更低，那么我们至少应当检查，这条被称为生存智慧的道路，究竟把人带到了哪里。
不能把退让之后幸存的一切都算作退让的功劳，又把拒绝退让之后发生的一切灾难都算在拒绝者头上。这样的解释也许永远不会出错，因为施压者已经被排除在责任之外。
在中共治下，这种困境反复出现。近百年来，中国的回回们高唱“爱国爱教”，不断解释自己的信仰、历史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却仍然需要面对下一轮更没有底线的忠诚审查。那些昨天被认可的表达，今天可能不够；昨天被允许保留的东西，今天又需要改造。
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其公开主张是不寻求独立，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争取真正自治。但这种妥协方向，并没有使北京得到满足而接受，中方公开表述仍将其主张视为具有独立性质的政治诉求。
梵蒂冈则选择通过协议与持续交涉争取教会空间。它也确实报告过具体成果，例如2024年天津主教石鸿祯获得官方承认。但若由此相信让步已经换来可靠保障，同样言之过早。有关主教任命的争议，以及信仰生活能否获得稳定保护，仍不能仅凭协议的存在来回答。
我们反复面对同一个问题：当我们的让步必须立即落实，而对方的承诺缺乏约束，退让就可能成为它下一次索取的起点。对方未必能够理解我们的善意，只要发现继续施压能够得到更多服从，就有继续施压的动力。
有些人退让，是清楚局势之后争取一点时间；有些人却把暂时喘息解释成了权力的仁慈，再要求所有人继续相信。前者的无奈应当被理解，后者的判断必须接受检验。天真的幻觉可能会安慰自己，但不会换来魔鬼的同情。但理解一个人为什么跪下，不能使“他本来就该跪下”成为道理。
“在这个世道里，人说的话不算数，只有妖说的话，朝廷才会怕。”
我在统战系统工作多年，清楚体制容许怎样的声音。有些话可以说，说完也会得到几句客气的回应，事情却停在那里；更多的话，人还没有开口，就已经知道不能说。能够进入汇报的内容，与自己知道的事实之间，往往隔着一段必须保持沉默的距离。
当我走出来，把那些事实公开讲述，让它们留在中共无法单方面删改的公共记录中，我在他们眼中的身份便改变了。一个曾经参与内部工作的人，开始向外界讲述内部的事情，也明确说出自己对他们所行之恶的反对。也许，这便是我的成“妖”之路。
我所知道的事情，没有因为我越过国境就变成谎言。但权力可以给讲述者换一个称呼，再要求所有人从这个称呼出发，重新理解他说过的话，以及他身边发生的一切。
近来，从国内传来的最多声音，就是我的行为“惹怒了习近平”，使别人跟着受了惩罚。民间将一些与我毫无交集、甚至此前从未听说的事情，也放到我的名下。仿佛只要我没有开口，那些早已推进的政策就不会继续，那些握着惩罚权的人便会收手。
我理解他们的害怕，也不愿追究那些怨言。日复一日的恐惧像毒液，渗入每一个被压迫者的生计、亲情与日常判断。人要养家，要顾及老人和孩子，有些愤怒只能咽回去，有些名字连埋怨时也不敢提。习近平成了不能触碰的禁忌，那个公开说出事实的人，却仍然可以被责怪。
于是，惩罚来自权力，怨恨却落到说话者身上。“惹怒了习近平”这几个字，也已经默认了他有权惩罚，剩下的只是追究谁使他不高兴。
我能体谅人在恐惧中的迁怒，也体谅这种环境下责任倒置的无奈。刀握在谁手里，政策由谁制定，惩罚由谁执行，这些都有明确的指向。但不能因为不敢朝那个方向看，总是一味把罪责推卸给那个看见刀锋、大喝一声的人。
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同了。人的经历可以越过边界，可以留下多份记录，一个地方压住的声音，可能在另一个地方被听见。《问苍生》本身就是这样的例子：一个创作者借助新技术，借用古人把当代中共治下的恐惧和对极权的厌恶送到世人面前。播放量不能证明所有观众都有同样的政治判断，但那些台词能够引起共鸣，至少说明其中的处境并不陌生。
习近平及其统治下的中共，仍在拼命把中国倒拖进中世纪式的王朝帝国，拖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拖回以天下为一家之私产、以万民为臣仆的“家天下”。
机构是现代的，技术也是现代的，权力要求所有世人跪着默不作声。承受是本分，感恩是义务，忠诚必须不断表演，公正只能等待恩赐。一个人挺直脊梁，仿佛便冒犯了整个秩序。它的力量仍然很大，大到足以毁掉许多人的一生。但我不再把它的声势当作世界的边界。
在我看来，它只是一个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回水湾。它会倒灌，会吞没人，会冲毁许多人赖以生活的堤岸。身在其中的人，可能觉得水流只有这一个方向。但这个回水湾，无权替整条河流宣布去向。
我相信，人已经获得的对于尊严、自由与平等的认识，不可能被一个政权彻底收回。它可以迫使人否认自己知道的事情，却无法使所有后人永远相信，有些人天生就该跪着。
这份相信并不能替我们确定胜利的日期。回水湾对于长河或许只是局部，对于被它淹没的人，却是全部的一生。那些生命，不能被一句“历史终将前进”轻轻带过。
也正因此，《问苍生》中的另一句话，使我瞬间泪目：
“这不是赢不赢的事，你看，墙拆了，树砍了，人也杀了，但是有些东西还是飞起来了。”
我清楚，我个人大概无法赢得现世。但我确信，自己的声音已经搅动了这潭死水。我看见，那些制造恐惧、借恐惧支配他人的人，在凄惶与愤恨中彼此倾轧。当他们施加于他人的恶意回旋到自己身上，那是他们应当承担的后果。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亲眼看见现世的清算。但我确信，在安拉面前，没有任何权力可以永久豁免自己的罪责。
我们所能做的，是把知道的事情写下来。有些话应该被听见，有些经历应该被保存，后来出生的孩子更应该知道，他们的父辈受过苦，害怕过，也曾努力守住自己的尊严。这不能补偿失去的生命，却可以阻止施暴者轻易占有死者的身后。我们要让后人知道，父辈的苦难不是皇恩，沉默不是拥护，他们终于发出的声音，不该只剩下卷宗里的一个定性。
我们还要让那些藏在光环后面的魑魅魍魉显出原形，让那些安于跪姿、又以此训诫他人的奴才，不能继续占据道德高处，替所有人规定站立的限度。一个人可以因恐惧而低头，却没有资格把别人的脊梁也压下去。
至于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人，我确信安拉知道他们。世人眼中最卑微的灵魂，那些因信仰受辱、因善良受苦、在恐惧中仍不肯作恶的人，在安拉那里有他们的情分，有他们的回赐。没有被法庭受理的冤屈，没有被史书记下的疼痛，不会因此从最终的审判中消失。
我们在安拉面前叩首，在人的面前，应当能够站立。 查看全部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回水湾里的《问苍生》：从26分钟AI短剧反思中国穆斯林群体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尊严
摘要：
AI短剧《问苍生》在网络热播引发强烈共鸣。本文由前统战系统体制内亲历者马瑞林撰写，借剧中官兵查验妖异的志怪隐喻，深度反思中国穆斯林在极权统治下的退让困境与忠诚审查。文章呼吁穆斯林社群摆脱跪姿与恐惧，重新找回站立的尊严与历史真相记录的力量。
一部26分钟的AI短剧《问苍生》，在B站上热播。按照八月下旬的报道，它上线五天，播放量便突破千万。人们最初惊叹于影像制作，随后，讨论集中到了故事，集中到了那些让人停下来、反复听、反复转发的台词上。甚至有人好奇，这样一部“如此反动”的片子，为什么还没有被禁封。
剧中的这段话触到了我长久以来的追问：一个共同体为什么需要一代又一代地证明自己无害、忠诚、值得被允许存在？我也希望，那些在恐惧中弯曲了太久的膝盖，能够重新获得站起来的力量。
让中国穆斯林重新活得像个样子。这是我最朴素的愿望。
《问苍生》借古代志怪与黄巾起义的背景，讲述裴令史奉命查验妖异的故事。他逐渐发现，怪事背后藏着人的苦难。有时候，为了保住当事人的性命，他必须把人做的事写成妖异。然而，这些记录传到后世，人的遭遇也可能随之消失，只剩下供人猎奇的鬼怪。
一支笔可以暂时救人，也可以让人从历史中失去自己的面目。后人翻开卷宗，看到的是妖贼、匪徒、乱民。他们怎样耕种、抚养孩子，又是在怎样的逼迫下走到那一步，都被一个定性覆盖了。
我熟悉这种定性的力量。我曾在统战系统工作多年，知道一个活生生的人如何进入表格，成为某一类对象；知道复杂的社会关系如何被压缩成风险，一个人的信仰如何被解释成隐患。文字进入文件之后，常常便获得了比当事人的申辩更坚硬的地位。
也因此，我不停地追问：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模仿周围的人，用膝盖说话，用跪着的视角仰望权势的？
所谓用膝盖说话，是话还没有出口，自己的位置已经低了下去。要求公道之前，先声明绝无冒犯；讲述伤害之前，先保证自己感恩；连维护信仰，也要证明这种信仰对统治有用。我们熟悉上面的脸色，熟悉怎样让一句真话显得足够温顺，却渐渐不敢确认，自己本来就有开口的资格。
这当然不可能只有一个起点。周围社会的等级伦理，针对穆斯林的特殊压力，共同体内部的求生策略，都值得逐一考察。我尤其想知道：一种迫不得已的姿态，怎样成为值得赞颂的品德；一次危难中的退让，怎样成为子孙必须继承的义务。
那个最难的问题始终在我心里：如果当初我们不跪下来，会不会更坏？
一次又一次的退让究竟避免了什么，换来的保护维持了多久，承诺是否兑现？如果下一代仍然必须重新跪一次，而且要跪得更低，那么我们至少应当检查，这条被称为生存智慧的道路，究竟把人带到了哪里。
不能把退让之后幸存的一切都算作退让的功劳，又把拒绝退让之后发生的一切灾难都算在拒绝者头上。这样的解释也许永远不会出错，因为施压者已经被排除在责任之外。
在中共治下，这种困境反复出现。近百年来，中国的回回们高唱“爱国爱教”，不断解释自己的信仰、历史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却仍然需要面对下一轮更没有底线的忠诚审查。那些昨天被认可的表达，今天可能不够；昨天被允许保留的东西，今天又需要改造。
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其公开主张是不寻求独立，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争取真正自治。但这种妥协方向，并没有使北京得到满足而接受，中方公开表述仍将其主张视为具有独立性质的政治诉求。
梵蒂冈则选择通过协议与持续交涉争取教会空间。它也确实报告过具体成果，例如2024年天津主教石鸿祯获得官方承认。但若由此相信让步已经换来可靠保障，同样言之过早。有关主教任命的争议，以及信仰生活能否获得稳定保护，仍不能仅凭协议的存在来回答。
我们反复面对同一个问题：当我们的让步必须立即落实，而对方的承诺缺乏约束，退让就可能成为它下一次索取的起点。对方未必能够理解我们的善意，只要发现继续施压能够得到更多服从，就有继续施压的动力。
有些人退让，是清楚局势之后争取一点时间；有些人却把暂时喘息解释成了权力的仁慈，再要求所有人继续相信。前者的无奈应当被理解，后者的判断必须接受检验。天真的幻觉可能会安慰自己，但不会换来魔鬼的同情。但理解一个人为什么跪下，不能使“他本来就该跪下”成为道理。
“在这个世道里，人说的话不算数，只有妖说的话，朝廷才会怕。”
我在统战系统工作多年，清楚体制容许怎样的声音。有些话可以说，说完也会得到几句客气的回应，事情却停在那里；更多的话，人还没有开口，就已经知道不能说。能够进入汇报的内容，与自己知道的事实之间，往往隔着一段必须保持沉默的距离。
当我走出来，把那些事实公开讲述，让它们留在中共无法单方面删改的公共记录中，我在他们眼中的身份便改变了。一个曾经参与内部工作的人，开始向外界讲述内部的事情，也明确说出自己对他们所行之恶的反对。也许，这便是我的成“妖”之路。
我所知道的事情，没有因为我越过国境就变成谎言。但权力可以给讲述者换一个称呼，再要求所有人从这个称呼出发，重新理解他说过的话，以及他身边发生的一切。
近来，从国内传来的最多声音，就是我的行为“惹怒了习近平”，使别人跟着受了惩罚。民间将一些与我毫无交集、甚至此前从未听说的事情，也放到我的名下。仿佛只要我没有开口，那些早已推进的政策就不会继续，那些握着惩罚权的人便会收手。
我理解他们的害怕，也不愿追究那些怨言。日复一日的恐惧像毒液，渗入每一个被压迫者的生计、亲情与日常判断。人要养家，要顾及老人和孩子，有些愤怒只能咽回去，有些名字连埋怨时也不敢提。习近平成了不能触碰的禁忌，那个公开说出事实的人，却仍然可以被责怪。
于是，惩罚来自权力，怨恨却落到说话者身上。“惹怒了习近平”这几个字，也已经默认了他有权惩罚，剩下的只是追究谁使他不高兴。
我能体谅人在恐惧中的迁怒，也体谅这种环境下责任倒置的无奈。刀握在谁手里，政策由谁制定，惩罚由谁执行，这些都有明确的指向。但不能因为不敢朝那个方向看，总是一味把罪责推卸给那个看见刀锋、大喝一声的人。
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同了。人的经历可以越过边界，可以留下多份记录，一个地方压住的声音，可能在另一个地方被听见。《问苍生》本身就是这样的例子：一个创作者借助新技术，借用古人把当代中共治下的恐惧和对极权的厌恶送到世人面前。播放量不能证明所有观众都有同样的政治判断，但那些台词能够引起共鸣，至少说明其中的处境并不陌生。
习近平及其统治下的中共，仍在拼命把中国倒拖进中世纪式的王朝帝国，拖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拖回以天下为一家之私产、以万民为臣仆的“家天下”。
机构是现代的，技术也是现代的，权力要求所有世人跪着默不作声。承受是本分，感恩是义务，忠诚必须不断表演，公正只能等待恩赐。一个人挺直脊梁，仿佛便冒犯了整个秩序。它的力量仍然很大，大到足以毁掉许多人的一生。但我不再把它的声势当作世界的边界。
在我看来，它只是一个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回水湾。它会倒灌，会吞没人，会冲毁许多人赖以生活的堤岸。身在其中的人，可能觉得水流只有这一个方向。但这个回水湾，无权替整条河流宣布去向。
我相信，人已经获得的对于尊严、自由与平等的认识，不可能被一个政权彻底收回。它可以迫使人否认自己知道的事情，却无法使所有后人永远相信，有些人天生就该跪着。
这份相信并不能替我们确定胜利的日期。回水湾对于长河或许只是局部，对于被它淹没的人，却是全部的一生。那些生命，不能被一句“历史终将前进”轻轻带过。
也正因此，《问苍生》中的另一句话，使我瞬间泪目：
我清楚，我个人大概无法赢得现世。但我确信，自己的声音已经搅动了这潭死水。我看见，那些制造恐惧、借恐惧支配他人的人，在凄惶与愤恨中彼此倾轧。当他们施加于他人的恶意回旋到自己身上，那是他们应当承担的后果。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亲眼看见现世的清算。但我确信，在安拉面前，没有任何权力可以永久豁免自己的罪责。
我们所能做的，是把知道的事情写下来。有些话应该被听见，有些经历应该被保存，后来出生的孩子更应该知道，他们的父辈受过苦，害怕过，也曾努力守住自己的尊严。这不能补偿失去的生命，却可以阻止施暴者轻易占有死者的身后。我们要让后人知道，父辈的苦难不是皇恩，沉默不是拥护，他们终于发出的声音，不该只剩下卷宗里的一个定性。
我们还要让那些藏在光环后面的魑魅魍魉显出原形，让那些安于跪姿、又以此训诫他人的奴才，不能继续占据道德高处，替所有人规定站立的限度。一个人可以因恐惧而低头，却没有资格把别人的脊梁也压下去。
至于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人，我确信安拉知道他们。世人眼中最卑微的灵魂，那些因信仰受辱、因善良受苦、在恐惧中仍不肯作恶的人，在安拉那里有他们的情分，有他们的回赐。没有被法庭受理的冤屈，没有被史书记下的疼痛，不会因此从最终的审判中消失。
我们在安拉面前叩首，在人的面前，应当能够站立。
作者：马瑞林
回水湾里的《问苍生》：从26分钟AI短剧反思中国穆斯林群体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尊严
摘要：
AI短剧《问苍生》在网络热播引发强烈共鸣。本文由前统战系统体制内亲历者马瑞林撰写，借剧中官兵查验妖异的志怪隐喻，深度反思中国穆斯林在极权统治下的退让困境与忠诚审查。文章呼吁穆斯林社群摆脱跪姿与恐惧，重新找回站立的尊严与历史真相记录的力量。
一部26分钟的AI短剧《问苍生》，在B站上热播。按照八月下旬的报道，它上线五天，播放量便突破千万。人们最初惊叹于影像制作，随后，讨论集中到了故事，集中到了那些让人停下来、反复听、反复转发的台词上。甚至有人好奇，这样一部“如此反动”的片子，为什么还没有被禁封。
“我知道你们怕，怕官兵，怕连坐，怕死，怕死了以后家里人连尸都不敢收。我也怕，我怕今天之后，你们很多人再也回不了家，我怕我说的太平你们到死也看不见，我怕后世史书写我们‘妖贼’二字，我怕你们的名字一个都留不下来，可是我更怕，再过十年、二十年、五十年还是跪在墙根下求一滴泥水，你们的娘被打死前还要谢皇恩浩荡，你们活着像草，死了像土，连喊一声疼都要被说成妖言。”
剧中的这段话触到了我长久以来的追问：一个共同体为什么需要一代又一代地证明自己无害、忠诚、值得被允许存在？我也希望，那些在恐惧中弯曲了太久的膝盖，能够重新获得站起来的力量。
让中国穆斯林重新活得像个样子。这是我最朴素的愿望。
《问苍生》借古代志怪与黄巾起义的背景，讲述裴令史奉命查验妖异的故事。他逐渐发现，怪事背后藏着人的苦难。有时候，为了保住当事人的性命，他必须把人做的事写成妖异。然而，这些记录传到后世，人的遭遇也可能随之消失，只剩下供人猎奇的鬼怪。
一支笔可以暂时救人，也可以让人从历史中失去自己的面目。后人翻开卷宗，看到的是妖贼、匪徒、乱民。他们怎样耕种、抚养孩子，又是在怎样的逼迫下走到那一步，都被一个定性覆盖了。
我熟悉这种定性的力量。我曾在统战系统工作多年，知道一个活生生的人如何进入表格，成为某一类对象；知道复杂的社会关系如何被压缩成风险，一个人的信仰如何被解释成隐患。文字进入文件之后，常常便获得了比当事人的申辩更坚硬的地位。
也因此，我不停地追问：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模仿周围的人，用膝盖说话，用跪着的视角仰望权势的？
所谓用膝盖说话，是话还没有出口，自己的位置已经低了下去。要求公道之前，先声明绝无冒犯；讲述伤害之前，先保证自己感恩；连维护信仰，也要证明这种信仰对统治有用。我们熟悉上面的脸色，熟悉怎样让一句真话显得足够温顺，却渐渐不敢确认，自己本来就有开口的资格。
这当然不可能只有一个起点。周围社会的等级伦理，针对穆斯林的特殊压力，共同体内部的求生策略，都值得逐一考察。我尤其想知道：一种迫不得已的姿态，怎样成为值得赞颂的品德；一次危难中的退让，怎样成为子孙必须继承的义务。
那个最难的问题始终在我心里：如果当初我们不跪下来，会不会更坏？
一次又一次的退让究竟避免了什么，换来的保护维持了多久，承诺是否兑现？如果下一代仍然必须重新跪一次，而且要跪得更低，那么我们至少应当检查，这条被称为生存智慧的道路，究竟把人带到了哪里。
不能把退让之后幸存的一切都算作退让的功劳，又把拒绝退让之后发生的一切灾难都算在拒绝者头上。这样的解释也许永远不会出错，因为施压者已经被排除在责任之外。
在中共治下，这种困境反复出现。近百年来，中国的回回们高唱“爱国爱教”，不断解释自己的信仰、历史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却仍然需要面对下一轮更没有底线的忠诚审查。那些昨天被认可的表达，今天可能不够；昨天被允许保留的东西，今天又需要改造。
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其公开主张是不寻求独立，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争取真正自治。但这种妥协方向，并没有使北京得到满足而接受，中方公开表述仍将其主张视为具有独立性质的政治诉求。
梵蒂冈则选择通过协议与持续交涉争取教会空间。它也确实报告过具体成果，例如2024年天津主教石鸿祯获得官方承认。但若由此相信让步已经换来可靠保障，同样言之过早。有关主教任命的争议，以及信仰生活能否获得稳定保护，仍不能仅凭协议的存在来回答。
我们反复面对同一个问题：当我们的让步必须立即落实，而对方的承诺缺乏约束，退让就可能成为它下一次索取的起点。对方未必能够理解我们的善意，只要发现继续施压能够得到更多服从，就有继续施压的动力。
有些人退让，是清楚局势之后争取一点时间；有些人却把暂时喘息解释成了权力的仁慈，再要求所有人继续相信。前者的无奈应当被理解，后者的判断必须接受检验。天真的幻觉可能会安慰自己，但不会换来魔鬼的同情。但理解一个人为什么跪下，不能使“他本来就该跪下”成为道理。
“在这个世道里，人说的话不算数，只有妖说的话，朝廷才会怕。”
我在统战系统工作多年，清楚体制容许怎样的声音。有些话可以说，说完也会得到几句客气的回应，事情却停在那里；更多的话，人还没有开口，就已经知道不能说。能够进入汇报的内容，与自己知道的事实之间，往往隔着一段必须保持沉默的距离。
当我走出来，把那些事实公开讲述，让它们留在中共无法单方面删改的公共记录中，我在他们眼中的身份便改变了。一个曾经参与内部工作的人，开始向外界讲述内部的事情，也明确说出自己对他们所行之恶的反对。也许，这便是我的成“妖”之路。
我所知道的事情，没有因为我越过国境就变成谎言。但权力可以给讲述者换一个称呼，再要求所有人从这个称呼出发，重新理解他说过的话，以及他身边发生的一切。
近来，从国内传来的最多声音，就是我的行为“惹怒了习近平”，使别人跟着受了惩罚。民间将一些与我毫无交集、甚至此前从未听说的事情，也放到我的名下。仿佛只要我没有开口，那些早已推进的政策就不会继续，那些握着惩罚权的人便会收手。
我理解他们的害怕，也不愿追究那些怨言。日复一日的恐惧像毒液，渗入每一个被压迫者的生计、亲情与日常判断。人要养家，要顾及老人和孩子，有些愤怒只能咽回去，有些名字连埋怨时也不敢提。习近平成了不能触碰的禁忌，那个公开说出事实的人，却仍然可以被责怪。
于是，惩罚来自权力，怨恨却落到说话者身上。“惹怒了习近平”这几个字，也已经默认了他有权惩罚，剩下的只是追究谁使他不高兴。
我能体谅人在恐惧中的迁怒，也体谅这种环境下责任倒置的无奈。刀握在谁手里，政策由谁制定，惩罚由谁执行，这些都有明确的指向。但不能因为不敢朝那个方向看，总是一味把罪责推卸给那个看见刀锋、大喝一声的人。
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同了。人的经历可以越过边界，可以留下多份记录，一个地方压住的声音，可能在另一个地方被听见。《问苍生》本身就是这样的例子：一个创作者借助新技术，借用古人把当代中共治下的恐惧和对极权的厌恶送到世人面前。播放量不能证明所有观众都有同样的政治判断，但那些台词能够引起共鸣，至少说明其中的处境并不陌生。
习近平及其统治下的中共，仍在拼命把中国倒拖进中世纪式的王朝帝国，拖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拖回以天下为一家之私产、以万民为臣仆的“家天下”。
机构是现代的，技术也是现代的，权力要求所有世人跪着默不作声。承受是本分，感恩是义务，忠诚必须不断表演，公正只能等待恩赐。一个人挺直脊梁，仿佛便冒犯了整个秩序。它的力量仍然很大，大到足以毁掉许多人的一生。但我不再把它的声势当作世界的边界。
在我看来，它只是一个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回水湾。它会倒灌，会吞没人，会冲毁许多人赖以生活的堤岸。身在其中的人，可能觉得水流只有这一个方向。但这个回水湾，无权替整条河流宣布去向。
我相信，人已经获得的对于尊严、自由与平等的认识，不可能被一个政权彻底收回。它可以迫使人否认自己知道的事情，却无法使所有后人永远相信，有些人天生就该跪着。
这份相信并不能替我们确定胜利的日期。回水湾对于长河或许只是局部，对于被它淹没的人，却是全部的一生。那些生命，不能被一句“历史终将前进”轻轻带过。
也正因此，《问苍生》中的另一句话，使我瞬间泪目：
“这不是赢不赢的事，你看，墙拆了，树砍了，人也杀了，但是有些东西还是飞起来了。”
我清楚，我个人大概无法赢得现世。但我确信，自己的声音已经搅动了这潭死水。我看见，那些制造恐惧、借恐惧支配他人的人，在凄惶与愤恨中彼此倾轧。当他们施加于他人的恶意回旋到自己身上，那是他们应当承担的后果。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亲眼看见现世的清算。但我确信，在安拉面前，没有任何权力可以永久豁免自己的罪责。
我们所能做的，是把知道的事情写下来。有些话应该被听见，有些经历应该被保存，后来出生的孩子更应该知道，他们的父辈受过苦，害怕过，也曾努力守住自己的尊严。这不能补偿失去的生命，却可以阻止施暴者轻易占有死者的身后。我们要让后人知道，父辈的苦难不是皇恩，沉默不是拥护，他们终于发出的声音，不该只剩下卷宗里的一个定性。
我们还要让那些藏在光环后面的魑魅魍魉显出原形，让那些安于跪姿、又以此训诫他人的奴才，不能继续占据道德高处，替所有人规定站立的限度。一个人可以因恐惧而低头，却没有资格把别人的脊梁也压下去。
至于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人，我确信安拉知道他们。世人眼中最卑微的灵魂，那些因信仰受辱、因善良受苦、在恐惧中仍不肯作恶的人，在安拉那里有他们的情分，有他们的回赐。没有被法庭受理的冤屈，没有被史书记下的疼痛，不会因此从最终的审判中消失。
我们在安拉面前叩首，在人的面前，应当能够站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