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Fatima Knight
 
团结稳麦：促进与维吾尔族穆斯林团结一致的策略
 
引言
 
对于穆斯林而言，与社群的联系是信仰生活蓬勃发展的核心要素 [1]，它提供了一种归属感——在心理学领域，这通常指人类对被接纳、被理解以及成为一个更宏大整体之部分的渴望。 [2] 对应稳麦（*Ummah*）中兄弟情谊（*ukhuwwa*）的伊斯兰概念，我们挚爱的使者 ﷺ 告诉我们：“信士们在互爱、互怜、互同情方面的比喻，就像一个身体。当任何一个肢体疼痛时，全身都会以失眠和发热来回应。” [3]
 
在本文中，我们借鉴先知传记（*sīra*），探讨先知 ﷺ 如何通过在迁徙期间于美地那的辅士（*anṣār*）和麦加的迁士（*muhājirūn*）之间建立归属感和社群整合，从而实现兄弟/姐妹情谊的概念。本文将以全球离散的维吾尔族穆斯林作为现代“迁士”的案例研究，他们逃离迫害，迫切需要融入更广泛的穆斯林稳麦。这项定性研究利用访谈，概述了维吾尔族移民和难民所经历的心理健康挑战、归属感的丧失、与稳麦的疏离，以及制度和社群联系的丧失。
 
正如本文稍后详细介绍的维吾尔族访谈所揭示的那样，人们认为自愿施舍（*ṣadaqa*）和同情心远未达到稳麦应有的预期。穆斯林国家与中国持续的联盟和经济依赖、西方穆斯林社区对维吾尔族迫害缺乏了解、稳麦缺乏公众抗议，以及缺乏具体的政治行动和倡导，这些都是削弱维吾尔族社区对大穆斯林社区归属感的主要绊脚石。在本文中，一些穆斯林社区和清真寺的权力结构似乎给予某些种族优于其他种族的特权，特别是那些不属于主导群体（即阿拉伯人、南亚人）的人被边缘化了（例如：黑人、新穆斯林、马来西亚人、波斯尼亚人、阿富汗人、罗兴亚人、维吾尔族及许多其他群体）。本文将探讨清真寺的先知模式，将其呈现为不仅是礼拜场所，而且是社群整合的空间、无家可归者的避难所、医院和教育场所等。由此，我们将进行类比，强调清真寺在当今维吾尔族移民和难民社群整合中的核心作用。最后，本文将提出建议，探讨如何在当今的稳麦中复兴这种社群同理心和团结的先知模式以及清真寺的整体功能，让穆斯林社区成为支持维吾尔族恢复归属感的脚手架。
 
场景速写
 
*阿珠多年来一直努力联系穆斯林社区成员和领导者，寻求他们对反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抗议活动的支持。她孜孜不倦地给她能找到的每一位伊玛目、谢赫或学者发邮件、打电话，但得到的反应充其量只是冷淡。终于，抗议的日子到了。阿珠走下公共汽车，扫视着在公共广场聚集的人群。虽然她看到了大约一百名维吾尔族姐妹和兄弟参加抗议，手里拿着海报和横幅，但在集会上，她只数出了两名来自更广泛穆斯林社区的人。她拿起横幅加入了示威人群。在抗议时，一名男子走到她面前说：“色兰（Al-salām ʿalaykum），姐妹。”阿珠回应了他的问候，满怀希望地以为又有一位来自更广泛穆斯林社区的成员来参加抗议了。然而，他却大声斥责道：“姐妹，你为什么要抗议中国？为什么不抗议以色列、美国或印度？”阿珠感到热泪顺着脸颊流下，她冲他大喊：“数百万无辜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正在集中营里！中国正在进行种族灭绝！”那人没有回答，只是对抗议的人群拍了一张照片，然后走开了。*
 
本文的第一作者在多年前由于在一个穆斯林姐妹组织做志愿者而与阿珠结识，并首次了解了阿珠为维吾尔族社区进行的倡导工作。从那时起，她们一起合作了多个项目，包括组织政治集会和社区教育活动，她们的孩子也就读于同一所伊斯兰学校。阿珠在为本文做准备时重新讲述了这个故事；她说，在听到那个男人严厉的斥责后，“我内心的一部分已经放弃了。”
 
背景下的维吾尔人
 
大约 1300 万维吾尔人居住在中国西北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人称之为东突厥斯坦，其中大多数是穆斯林，属于突厥语系民族。居住在维吾尔家园的穆斯林突厥部落在 4 世纪/10 世纪改信伊斯兰教，并已在那里居住了几个世纪。 [4] 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压制和殖民东突厥斯坦，将穆斯林身份视为对权力的威胁。 [5] 自 2017 年以来，维吾尔人一直面临着残酷的对待，政府试图通过强行将维吾尔人同化进主流文化来消除维吾尔文化。 [6] 数百万 [7] 维吾尔族穆斯林男女被关进强迫劳动集中营，在那里他们经历了旨在消除其信仰的、充满羞辱和痛苦的“再教育”过程。 [8] 当局实施了严厉的宗教压制；礼拜行为如礼拜、诵读《古兰经》和在拉马丹月封斋都被宣布为非法。 [9] 还有关于难以想象的暴行的报告，范围从器官摘取 [10] 到大规模绝育 [11] 和轮奸。 [12] 正如我们研究中的一位参与者所分享的：
 
> 年轻的[维吾尔族]男子成为仇恨和恐怖的目标。他们中很多人都很虔诚……他们只是想遵循自己的信仰……但政府开始将宗教外表与暴力行动联系起来。年轻人被刑事化并开始失踪。家庭在很多方面破碎了。它的影响超出了被拘留的人本人……[政府]把伊斯兰教说成是一种疾病——一种传播仇恨的病毒或癌症，需要根除。为了建立集中营系统，你必须让人口非人化，而将[维吾尔族穆斯林]视为恐怖分子使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作为回应，成千上万的维吾尔族穆斯林逃离。许多人定居在世界各地的 50 多个国家。绝大多数定居在其他突厥民族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土耳其、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而较小的人口迁移到了美国（8,000-10,000） [13]、加拿大（不到 2,000） [14]、澳大利亚（5,000-10,000） [15]、瑞典（2,000） [16]、德国（750）和其他国家。 [17]
 
迁徙后宗教社区的重要性
 
迁徙和安置过程通常充满了动荡、悲伤和不确定性。当这与诸如酷刑威胁和种族灭绝之类的创伤性事件交织在一起时，心理健康问题如痛苦、抑郁、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便成为紧迫的担忧。 [18] 例如，我们研究中的一位参与者分享了迁徙后的时光如何“不是创伤后，而是持续的创伤”，因为维吾尔人正在与亲人遭受酷刑和拘留的消息作斗争。即使在迁徙后，维吾尔人也必须应对持续的监视和审查威胁，这削弱了维吾尔社区内部的信任。一位参与者解释说：“[维吾尔族]社区内部有很多怀疑。有些人担心维吾尔人是线人……[结果]人们变得越来越孤立。”
 
正如移民经历中常见的，维吾尔族离散群体感到社会资本匮乏。然而，为了应对这一问题，研究表明，成为宗教社区的一员通常会为会众提供一种群体团结感、共同的价值观和身份、对信仰的认可以及归属感。 [19] 在遭受损失后，共享的社群宗教性可以成为一种保护因素，帮助人们度过悲伤过程，这与个人宗教性不同，后者不具有同样的影响。 [20] 社群宗教参与增强了社会联系、社会支持网络，并增加了建立友谊的可能性。 [21] 它还提供了一个共享语言、文化和种族的空间。由于这些原因，在迁徙后于自己的宗教社区中寻找归属感可以加速融入并预防心理健康问题。 [22]
 
除了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外，许多礼拜场所和信仰组织还可以为新来者提供重要的服务，从食品银行、住房援助、语言培训到就业寻找援助。 [23] 上述发现宗教性与归属感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大多数研究衡量的是社群宗教性，即一个人的信仰不局限于私生活，而是与更广泛的宗教社区联系在一起。支持这些发现的还有雅其恩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对不同宗教性概况及其与心理健康联系的分析，该分析也发现，将一个人的宗教生活局限于个人和私域（例如：仅在自己家中从事个人仪式性的礼拜行为，如礼拜和阅读《古兰经》）与心理健康益处无关。 [24] 相比之下，那些通过个人崇拜和连接到更广泛的稳麦来全面践行信仰的人，体验到了宗教性的全部心理健康益处，因为他们将伊斯兰教实现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
 
研究发现，对于离散的维吾尔人来说，伊斯兰教可以成为深刻意义、赋权和身份的源泉。 [25] 对于多年来一直遭受宗教迫害的维吾尔人来说，在迁徙后重新与穆斯林社区建立联系，对于他们信仰的健康至关重要。
 
稳麦：创建一个归属感的社区
 
在我们的信仰中，稳麦（*Ummah*）的概念发挥着核心作用。稳麦是一个信士群体，所有人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崇拜安拉 ﷻ 。这个信士群体超越了民族国家、种族、文化、种族和语言的界限。正如安拉 ﷻ 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的：“你们的这个稳麦确是一个统一的稳麦，我是你们的主，所以你们应当敬畏我。” [26]
 
归属于一个更大的信仰社区是我们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兄弟情谊经文”提醒我们的：“信士们都为兄弟（*ikhwa*），故你们应当排解兄弟间的纷争，并当敬畏安拉 ﷻ ，以便你们蒙受怜悯。” [27]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知道兄弟情谊的纽带并非消极地结成。事实上，在我们的信仰中，信士被鼓励在创建社区和促进他人归属感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例如，我们挚爱的先知 ﷺ 建议我们：“如果你们只有三个人，不要让其中两个人背着另一个人私下交谈。”此外，在另一段传述中，先知 ﷺ 说：“不要让两个人背着一个人私下交谈，因为那会伤害信士，而全能的安拉 ﷻ 厌恶信士受到伤害。” [28]
 
在积极整合兄弟姐妹进入稳麦方面，没有比迁徙到美地那的故事（*hijra*）更好的例子了。在先知生平（*sīrah*）中这个美丽的时刻，美地那的居民和辅士（*anṣār*）对进入他们城市的麦加迁士（*muhājirūn*）所表现出的慷慨大度是令人惊叹的。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借鉴这一整合模式，审视宗教性及其对全球维吾尔族离散群体的归属感和心理健康的影响。
 
复兴积极整合的圣行
 
在积极兄弟情谊（*ukhuwwa*）最非凡的例子中，先知 ﷺ 呼吁他的稳麦在辅士和迁士到达美地那后，建立正式的兄弟/姐妹关系（*muʾākhā*）。 [29] 这种纽带非常深厚，以至于最初规定他们甚至可以互相继承。 [30] 安拉 ﷻ 在《古兰经》中赞美辅士的慷慨：
 
> 还有那些在他们（迁士）之前就居住在美地那并确立了信仰的人。他们喜爱那些迁徙到他们那里的人，对于迁士所获得的东西，他们心中不怀嫉妒，即便自己正处于匮乏中，也宁愿先人后己。凡能戒除自身贪吝的人，才是成功的。 [31]
 
迁士们被辅士压倒性的慷慨行为深深感动，他们对先知 ﷺ 说：
 
> 安拉 ﷻ 的使者啊！我们从未见过比我们所居住的这些人更愿意在富有的时候做出牺牲、在贫穷的时候更具耐心的人了…… [32]
 
迁士萨阿德·本·鲁比（Saʿad b. al-Rabīʿ）叙述道：
 
> 当迁士们到达美地那后，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在阿卜杜·拉赫曼·本·奥夫（ʿAbd al-Raḥmān b. ʿAwf）和萨阿德·本·鲁比之间建立了兄弟关系（*muʾākhā*）。萨阿德对阿卜杜·拉赫曼说：“我是所有辅士中最富有的，所以我想把我的财产（在我们之间）平分。我有两个妻子，你看看你喜欢哪一个就告诉我，我可以休了她，等她待婚期（即 *ʿidda*）满后，你就可以娶她。”阿卜杜·拉赫曼说：“愿安拉 ﷻ 为你赐福你的家人和财产。你的市场在哪里？”于是他们带他去了盖奴卡（Qaynuqāʿ）市场。他[去了那里并]带回了干酸奶和黄油形式的利润。他继续[去市场]直到有一天，他身上带着黄色粉末的痕迹回来。先知 ﷺ 问：“这是什么？”他回答说：“我结婚了。”先知 ﷺ 问：“你给了她多少聘礼（*mahr*）？”他回答说：“我给了她一粒枣核重的黄金，或一块等重黄金。”
 
在通用俗语中，我们称慷慨的人为“愿意脱下自己的衬衫送给别人”的人。然而，辅士萨阿德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慷慨行为远超于此。这也是关于迁士阿卜杜·拉赫曼感激兄弟的慷慨、但寻求靠自己立足手段的美丽叙述。
 
在另一段传述中提到，辅士[对先知 ﷺ]说：“请在我们和他们[即迁士]之间分配椰枣树。”先知 ﷺ 说：“不。”辅士说：“那就让他们[即迁士]在果园里为我们劳动，并与我们分享椰枣果实。”迁士们说：“我们接受。” [34]
 
这就是当我们纯粹为了安拉 ﷻ 的面子而施予时，慷慨所产生的力量。在这里，辅士们准备拿出他们最渴望的生计——他们的椰枣树——而先知 ﷺ 再次赞赏这一提议，但坚持认为迁士们应该劳动并为生活而奋斗。先知 ﷺ 以其深邃的智慧，深知创建一个建立在社会联系基础上的社区的力量，同时也为迁士提供了真正的参与机会。被给予工作和诚实生活的机会带给人荣誉和尊严，这一情感在我们今天呼吁为移民和难民群体提供生活工资和技能衔接计划中得到了体现。 [35]
 
研究表明，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即新来者有机会在东道国利用他们在迁徙前获得的技能，如何对心理健康结果产生积极影响。 [36] 大多数人都渴望生产力以及为社会做出有意义贡献的机会，这反过来又创造了尊严和归属感。 [37]
 
凭借深切的同情心和远见，先知 ﷺ 还在清真寺内为那些无法在美地那立足（如安家或结婚）、而是选择过一种致力于崇拜和精神服务的生活的迁士提供了避难所。这些伙伴被称为“平台之民”（*ahl al-ṣuffa*）或“平台同伴”（*aṣḥāb al-ṣuffa*）。阿布·胡莱勒（愿安拉 ﷻ 怜悯他）谈到他们的贫困时说：“我看到七十位‘平台同伴’，他们的处境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完整的衣服。他们每人都有一张布单系在脖子上。有些人的布单长达脚踝，有些人的布单仅到膝盖以下。他们每人都用手抓着布单的边缘，以免身体暴露。” [38]
 
我们挚爱的先知 ﷺ 深深关怀“平台之民”，并会给他们施舍并供养他们，或者经常鼓励他的同伴这样做。关怀处境不利的人是一项集体努力。一些同伴会带来食物，而另一些人则通过教授“平台之民”《古兰经》和写作来提供知识的滋养。 [39]
 
居住在先知清真寺（*al-Masjid al-Nabawī*）使“平台之民”的成员，如阿布·胡莱勒，由于靠近先知 ﷺ 并有能力传播他的圣行，而获得了极高的声望和尊严。在清真寺和稳麦的这一先知愿景中，每个人都有参与和归属的机会。先知 ﷺ 甚至审慎地为“平台之民”提供施舍（*ṣadaqa*）的机会 [40]，因为他知道施予力量所具有的转化效应。 [41]
 
以这一整合和社区建设的先知框架作为当前研究的灵感，显然，扩大清真寺的准入将为新来者提供避难、参与和支持的场所。诸如简历工作坊、育儿支持小组、食品银行、施食处和志愿者方案等倡议，将为人们提供回馈社区的机会，并帮助在今天实现清真寺和稳麦的先知愿景。在清真寺内建立新来者家庭匹配计划或“伙伴系统”，将新搬来的家庭与社区中已经稳定的家庭匹配，也是新家庭建立社会资本并增加归属感的有力方式。 [42]
 
有许多类似的项目通过安置机构和基督徒信仰社区提供。研究发现，维吾尔族离散群体正在应对文化适应的焦虑。许多维吾尔族父母担心他们的孩子在迁徙后会疏离伊斯兰教，并感到他们培养维吾尔文化和伊斯兰身份的努力受到主流文化和流行世界观影响的破坏。 [43] 将维吾尔族家庭融入清真寺和更广泛的稳麦，是抵消这些意识形态力量的一种方式。
 
研究方法
 
在这项定性研究中，我们访谈了居住在全球各地的维吾尔族穆斯林，以探讨以下研究问题：
 
1) 维吾尔族穆斯林在迁徙后面临哪些安置和心理健康挑战？他们如何应对？
2) 维吾尔族穆斯林在迁徙后是否感受到了社区感和归属感？
3) 维吾尔族穆斯林对于需要做些什么（例如项目、倡议）来培育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福祉有什么建议，因为他们正努力应对迁徙后持续的创伤？
 
抽样
 
参与者通过社交媒体以及维吾尔族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的宣传进行招募。招募和数据收集工作从 2020 年 6 月持续到 7 月（即 COVID-19 疫情期间），共计 6 周。 [44] 由于维吾尔族人口难以接触，研究采取了便利抽样和滚雪球式招募。因此，由于抽样和招募方法的原因，本研究可能存在选择偏倚。
 
我们访谈了五名男性和五名女性，他们都有过与维吾尔族离散群体工作的经验。 [45] 受访者包括 7 名积极为当地社区发声的维吾尔族倡导者，以及 3 名在第一线与维吾尔族移民工作的非维吾尔族工作人员。所有访谈均以英语进行，在需要时，由讲维吾尔语的社区志愿者在 Zoom 小组通话访谈中进行口译。这些参与者是根据半结构化访谈指南接受访谈的。参与者被问及一系列话题，包括他们在安置后面临的具体挑战、生活中情绪低落的原因、寻求支持的行为，以及他们在东道国的归属感。参与者还被问及他们应对东突厥斯坦创伤记忆的策略，以及与当地宗教社区的联系如何影响他们的归属感。最后，维吾尔人还被要求集思广益，讨论需要建立哪些社区和政府项目来支持维吾尔族社区。与非维吾尔族活动家的访谈则围绕他们与维吾尔族社区合作的具体经历展开。为了确保研究的严谨性，我们与维吾尔族离散群体的成员进行了成员核查（member checking） [46]，以确保研究结果和对发现的解释能与他们的生活经验产生共鸣。此外，研究人员还对自我反思性和立场性进行了思考（附录 A）。访谈记录使用反思性主题分析法进行了分析。 [47]
 
研究结果
 
定性发现
 
在 2019 年的一次穆斯林心理健康会议上，心理健康教育者和倡导者扎因·沙蒙（Zain Shamoon）博士解释说：“种族灭绝发生在两个层面：它发生在对一个民族的根除，以及对他们故事的根除。见证某人的故事而不去打断它，这其中蕴含着治愈的力量。” [48] 由于数字无法向我们展示全貌，我们将尝试通过收集到的访谈，用维吾尔族离散群体的原话来传达他们的生活经历，以尊重他们的故事。
 
*不同程度的孤立*
 
维吾尔族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谈到了由于与家人和亲人断绝联系而面临的日益深重的孤立感。正如一位定居在美国的维吾尔人所解释的：“我身边不能有童年的朋友和亲戚。”此外，维吾尔人在迁徙后还要应对持续的监视威胁，这导致了对居住在国外的同胞的不信任，削弱了他们的社会网络和安全感。一位与联合国合作的非维吾尔族盟友进一步解释了这种信任的丧失：“当新面孔出现时，他们会问为什么要来这里？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之间有一种真实的怀疑。甚至有维吾尔人向中国报告消息的情况。”
 
在另一个层面，也是本文关注的焦点，维吾尔人谈到了感到被非维吾尔族穆斯林社区抛弃。一位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人分享道：
 
> 我感到得不到支持，因为我们希望看到来自我们穆斯林社区的[支持]……哪怕只是为我们做祈祷（*duʿāʾ*），即使他们不筹集资金。我们的问题是，在我们的穆斯林社区中，我们没有被提及……没有多少人谈论我们。他们在做祈祷时忘记了提到我们。我们的问题不是关于一百个人或一千个人的。就像新西兰发生袭击时，人数是 56 人，但我们依然记得他们，提到他们，谈论他们。但数百万维吾尔人正面临危险……并且正在失去他们的伊斯兰信仰……你怎么能忽视它呢？
 
除了穆斯林社区外，参与者还谈到了他们在东道国遭受歧视、仇外和疏离的经历。正如一位非维吾尔族联合国工作人员解释的那样：“通常当人们看着维吾尔人时，他们会想，‘他们不会说英语’或‘他们看起来不一样’。”
 
来自更广泛穆斯林社区的多层次抛弃
 
参与者广泛讨论了更广泛的穆斯林社区未能为维吾尔族离散群体提供归属感的问题。从歧视的多层次视角 [49] 来看，被更广泛穆斯林社区抛弃和剥夺权利的经历被认为是多层次的，发生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个人、社区和系统层面）。在与更广泛穆斯林社区的日常互动中，个人层面上报告了微观层面的抛弃，表现为被感知为“空洞的”慰问辞（鉴于缺乏针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政治倡导）。正如美国的一位维吾尔族参与者所言：“大多数人[更广泛的穆斯林社区]要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要么只是表达一下同情。”
 
在中观层面，参与者报告说，他们或他们曾共事的维吾尔人在清真寺内经历过抛弃。这表现为在社群祈祷（*duʿāʾ*）中被遗漏（而其他受压迫的穆斯林被提及），在清真寺不被欢迎，以及清真寺缺乏为维吾尔族事业进行的筹款。虽然参与者谈到了中国监视的持续威胁，这种威胁在维吾尔社区成员之间造成了怀疑和不信任，但与此同时，维吾尔社区往往被视为唯一的慰藉来源和分享悲伤的安全空间。正如加拿大的一位维吾尔人叙述道：
 
> 疫情之前，我们过去每周在多伦多维吾尔清真寺聚会一次。那里也是一个文化中心。我们聚在一起，尝试互相分享故事，或者私下拜访社区成员，共度时光并分享共同经历以缓解压力。那是精神上的支持。我们现在经常祈祷，因为我们感到无助和无能为力，而外部世界对我们面临的挑战的反应令人非常失望。那么，你能做什么呢？我们无法改变现状，邪恶在继续。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和你自己社区的人交谈，他们理解你、为你祈祷并互相安慰。那是你从自己社区得到的唯一精神支持，或者给予生活在绝望之地的人们更多支持。基本上，我们得不到来自任何地方的支持，只能孤独面对。一句好话是令人安慰的，但解决不了问题。
 
把我们的财富花费在受压迫和被剥夺权利的人身上是他们的权利，因为我们的生计（*rizq*）是由我们的供养者和养育者（安拉 ﷻ ）赐予我们的，我们只是被暂时托付了这些财富。捐赠我们的财富以支持维吾尔族事业并抵制涉及维吾尔族强迫劳动的商品，都是为了更符合伦理地花费财富，以履行我们伊斯兰教关于“激进利他主义”的责任。 [50] 研究还发现，多层次的权利剥夺甚至让维吾尔人对为维吾尔族事业工作的伊斯兰慈善组织感到不信任。例如，一位参与者分享了维吾尔人如何“不那么信任慈善组织，因为不清楚钱是否去往了正确的地方”。人们感觉到，尽管伊斯兰慈善组织可能声称支持维吾尔族事业，但许多维吾尔人并不觉得钱真的用在了维吾尔族事业上。这可能表明在穆斯林慈善组织内部缺乏桥梁建设、维吾尔社区的参与度，以及维吾尔人缺乏担任权力的职位。
 
最后，在宏观层面，维吾尔人谈到了政治上的抛弃，即穆斯林国家的政府与中国结盟，不对正在发生的暴行公开发声。居住在北半球国家的穆斯林也被认为表现出了这种冷漠，导致了政治上的不作为和抗议的缺失。加拿大的一位维吾尔人表达了他们的沮丧：
 
> 加拿大的穆斯林社区没有表现出任何愤慨、抗议或愤怒。这些反应反而是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土耳其没有任何反应……土耳其政府不允许针对中国的“虚假”宣传，所以甚至土耳其媒体也在过滤信息。沙特[阿拉伯]正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接受中国的援助。这些基本上完全背离了神圣《古兰经》的教诲。穆斯林国家为了金钱出卖了他们的维吾尔族兄弟姐妹。
 
穆斯林“他者”与同理心
 
为了更好地理解参与者访谈中所分享的现实，有必要“打开特权的隐形背包” [51]，并审视权力结构和种族主义的相互作用，这可能是维吾尔社区部分成员经历孤立和抛弃的背后原因。众所周知，我们的社区中存在着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今天 [52]，这被称为“反黑人的伊斯兰恐惧症”。 [53] 穆斯林“他者化”也存在于我们的社区中，交织在一起的权力结构给予某些种族优于其他种族的特权 [54]；那些不属于主导群体（即阿拉伯人、南亚人）的人 [55] 被降级到边缘（例如：维吾尔人、黑人、新穆斯林、中国回族穆斯林、波斯尼亚人、罗兴亚人及无数其他群体）。
 
这种阶级和“穆斯林程度” [56] 的等级制度的存在，可以说是新殖民主义的证据，即我们在自己的社区内发明了区分内部群体与外部群体或“他者”的新分类方式。 [57, 58] 正如普利策奖得主、记者伊莎贝尔·威尔克森（Isabel Wilkerson）所写：“人类建立等级制度的冲动贯穿于各社会和文化。” [59] 她还解释道：
 
> 正是在新大陆的建立过程中，欧洲人变成了白色，非洲人变成了黑色，而其他所有人变成了黄色、红色或棕色。正是在新大陆的建立过程中，人类根据其外貌被区分开来，仅在彼此的对比中被识别，并被排定等级，形成了一个建立在新的种族概念基础上的种姓制度。 [60]
 
然而，为了体现同理心、怜悯和慷慨的先知美德，我们必须超越这种以自我（*nafsī*）为中心的生活框架，体现先知的智慧，即：“你们中任何一个人都不算拥有真信，直到他为他的兄弟喜爱他为自己所喜爱的东西。” [61] 确实，一个社会的健康状况可以通过其社会资本的水平来衡量，社会资本是一个社会的价值或资产，它衡量了群体中的社会连接程度，并与社会成员彼此表达的同理心程度相关联。 [62] 正如我们挚爱的先知 ﷺ 告诉我们的：“信士们在互爱、互怜、互同情方面的比喻，就像一个身体。当任何一个肢体疼痛时，全身都会以失眠和发热来回应。” [63]
 
这是一份关于激进同理心（radical empathy）的号召。同理心要求人们通过他人的眼睛看世界，而激进同理心则要求人们更进一步，实际地去创造改变并致力于社会正义，即使这会损害我们的经济或社会繁荣。 [64] 正如安拉 ﷻ 在《古兰经》中提醒我们的：“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维护公道，当为安拉 ﷻ 而作证，即便不利于你们自身，或不利于父母和至亲。无论被证的人是富足的，还是贫窘的，安拉 ﷻ 都是更亲近他们的。你们不要顺从私欲，以致偏私。如果你们歪曲事实或拒绝作证，那么安拉 ﷻ 确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 [65] 关于稳麦的先知愿景是社会资本繁荣的愿景，其中每个信士都感受到与他们的创造主之间的亲密纽带，以及与他们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深厚联系。
 
相比之下，当我们将“他者”视为与我们自己非常不同时，就会发生同理心疏离（empathetic distancing），从而形成同理心发展的障碍。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只有当我们认为某人与我们相似时，我们才能充分地同情理解他们。 [66] 因此，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往往只同情那些在长相、谈吐、思维和行为上与我们足够相似的人。然而，我们挚爱的使者 ﷺ 提醒我们：“信士对信士就像墙上的砖块，彼此强化。” [67] 因此，尽管我们存在差异，我们也可以且必须通过反省和刻意的努力来弥补同理心鸿沟。
 
建议：成为一个有良知和同情心的社区
 
作为信士，我们被敦促进行持续的自我完善（*iṣlāḥ*）以提升自己。通过这种自我审视的过程，我们常常发现自己的盲点、虚伪的阴影，或者是傲慢与压迫的种子，并且必须努力纠正心灵的这些弱点。这确实就是磨砺灵魂（*jihād al-nafs*）的真谛。正如苏富扬·萨里（Sufyān al-Thawrī，愿安拉 ﷻ 怜悯他）所说：“我从未处理过比我自己的灵魂更难对付的东西。有时它与我作对，有时它顺从于我。” [68] 我们的使者 ﷺ 也说：“奋斗者（*mujāhid*）是那些磨砺其私欲的人。” [69] 在我们被教导在离开家门时念诵的美丽祈祷（*duʿāʾ*）中，我们向安拉 ﷻ 寻求庇护，以免于“成为压迫者或被压迫者”。 [70] 自我反思和自我完善是先知 ﷺ 的实践，我们应该在每种情境中都努力体现。接下来，我们概述了维吾尔族参与者提出的关于培育对维吾尔族困境的同理心和同情心的建议。
 
1. 审视我们的特权
 
有时，我们的无意识压迫 [71] 是由于对自身特权的缺乏认知造成的。对于我们这些来自“主导”穆斯林群体的人来说，花时间反思我们每个人以各种形式携带的“特权的隐形背包”，可以使我们的灵魂（*nafs*）谦卑，并抑制我们的自我（ego）。基于佩吉·麦金托什（Peggy McIntosh）在《白人特权：打开隐形的背包》一书中的研究 [72]，我们开发了以下问题，作为一项增强同理心的活动，旨在更好地理解维吾尔人和其他非主导穆斯林社区每天所经历的疏离感。
 
| 问题 | 是 | 否 |
| :--- | :---: | :---: |
| 当我进入穆斯林空间时，会受到热情问候；如果没受到问候，我会感到惊讶。 | ⬜ | ⬜ |
| 我的族群在社群祈祷（*duʿāʾ*）中被经常提及。 | ⬜ | ⬜ |
| 我能列举至少五位具有我的民族文化/种族背景，且被广大穆斯林社区熟知的穆斯林领导者和学者。 | ⬜ | ⬜ |
| 我族群最紧迫的问题会在周五主麻聚礼的演讲中被提及。 | ⬜ | ⬜ |
| 当我进入穆斯林空间时，我预期人们会知道如何发音我的名字，并熟悉我的家乡。 | ⬜ | ⬜ |
| 我期望在穆斯林社区或清真寺的开斋餐（*iftar*）或其他活动中吃到我家乡文化的食物。 | ⬜ | ⬜ |
| 当我进入清真寺或其他穆斯林聚会时，人们用他们的母语和我交谈，并假定我来自他们的社区。 | ⬜ | ⬜ |
| 穆斯林社区的筹款活动定期支持对我的族群重要的问题。 | ⬜ | ⬜ |
| 当我进入穆斯林空间时，那里有其他人长得像我。 | ⬜ | ⬜ |
| 清真寺管委会成员和其他穆斯林社区领导职位的人说我的母语。 | ⬜ | ⬜ |
| 当我进入一个穆斯林聚会时，其他穆斯林把我当作他们的一员来问候。 | ⬜ | ⬜ |
| 我在清真寺和其他穆斯林空间经常能听到有人说我的母语。 | ⬜ | ⬜ |
| 我的母语有多种版本的《古兰经》译本和其他伊斯兰著作。 | ⬜ | ⬜ |
| 在伊斯兰会议上，有演讲者长得像我，谈吐也像我。 | ⬜ | ⬜ |
| 当我所在的社区发生悲剧时，广大穆斯林社区的成员会联系我提供慰问和祈祷。 | ⬜ | ⬜ |
| 伊斯兰学者在他们的演讲和著作中引用我族群的学者。 | ⬜ | ⬜ |
| 没有穆斯林质疑过我是否是穆斯林。 | ⬜ | ⬜ |
| 在开斋节或其他穆斯林社群聚会的庆祝活动中，我可以预期看到有人穿着我文化的传统服饰。 | ⬜ | ⬜ |
| 当我所在的社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发生悲剧时，我期望穆斯林社区成员会通过政治倡导、集会、抵制、筹款等方式来表达支持。 | ⬜ | ⬜ |
 
特权就像盲点。如果在完成这项练习后，你注意到你对大多数问题的回答都是“是”，请反思你的特权可能让你忽视了稳麦内部的哪些现实，以及你如何利用你的特权，作为盟友支持那些在清真寺和稳麦中没有同样归属感的人。如果你选择继续戴着这些眼罩，你将如何战胜你内心的压迫者？
 
2. 弥补同理心鸿沟
 
有时，我们的同理心鸿沟需要通过一些内省来揭示我们可能对某些“外群体”持有的内隐偏见。重要的是要反思主导文化是如何在我们心中灌输内隐偏见的（无论是通过媒体、学校还是朋友等），我们的父母/照顾者是否表现出偏见，我们是否有多元化的朋友圈，以及我们的工作场所、社区和清真寺是什么样的。这将帮助我们更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偏见，从而有能力审视它们。
 
弥补同理心鸿沟的一个切实方法是通过扩大我们获取宗教知识的途径，来打破对“穆斯林程度”的狭隘定义。加倍努力去向非主导穆斯林群体的学者（如维吾尔学者穆罕默德·萨利赫·哈吉姆谢赫）学习历史和宗教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稳麦所有成员的理解和赞赏。为了理解伊斯兰教是一种超越主导群体的宗教，我们需要向来自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学者寻求知识，由于历史性的边缘化，他们可能并不那么广为人知或容易接触。正如塞内加尔图巴的伟大学者谢赫·阿赫马杜·班巴（Sh. Ahmadou Bamba）曾说：“不要仅仅因为我是黑人就拒绝我的作品。”作为盟友，我们有责任放大这些声音。弥补同理心鸿沟的另一个切实方法是，通过把自己推向舒适区之外，来打破我们单一和同质化的环境。这可能表现为去维吾尔清真寺（如果你所在的城市有的话）参加周五主麻聚礼，倡导你的清真寺举办关于维吾尔人的社区活动，或者举办关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历史的项目，加入维吾尔人的抗议活动，或者参加维吾尔人的活动。了解他人使我们能够欣赏我们共同的人性，而我们不能在远处做到这一点。正如伊莎贝尔·威尔克森所写：“当你面对面看到一个人因为失去亲人而擦拭泪水，就像你也会流泪一样，你就很难将其非人化……” [73] 正如安拉 ﷻ 优美地提醒我们的：“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部落，以便你们互相认识。” [74]
 
3. 接受教育
 
真正的同理心需要盟友身份的积极展示。了解正在发生的维吾尔族种族灭绝是重要的第一步。正如美国的一位维吾尔人所分享的：“是的，他们绝对需要接受教育；大多数[穆斯林社区成员]只是同情，并没有真正的政治支持。”另一位美国的维吾尔人谈到了感到的伤害：
 
> 很难看到穆斯林社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令人心痛。当他们相信中国媒体而不是我们时，这令人心痛。我相信穆斯林社区总体上是好的，但他们没有得到正确的信息。中国方面制作了超过 4.5 亿个机器人账号之类的东西作为误导信息，以及虚假视频来欺骗穆斯林社区……我希望这里的[美国]穆斯林能为我们发声。
 
在“虚假新闻”和宣传时代揭开真相需要英勇的努力。寻求提供更平衡的关于维吾尔族种族灭绝报道的新闻来源至关重要，例如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 [75] 除此之外，与维吾尔社区成员交谈并聆听他们的故事也是获取信息和建立全面理解的重要方式。
 
4. 采取行动
 
采取行动是下一步。我们需要跳出传统的“施舍”（*ṣadaqah*）框架。盟友身份的力量在于主导或多数群体的成员与边缘化群体共同合作，积极支持、进行社会接触并为受压迫的民族发声。 [76] 作为压迫的见证者，我们必须维护正义。
 
我们的使者 ﷺ 告诫我们：“你们中谁看见邪恶之事，让他用手去纠正它；如果不能，就用舌头去纠正；如果还不能，就用心去憎恶它，而那是信仰最微弱的层次。” [77]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不仅见证了维吾尔人面临的种族灭绝，我们的维吾尔族兄弟姐妹也勇敢地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我们认识到自己在这种压迫中的角色。正如先知 ﷺ 提醒我们的：“信士是其兄弟的镜子。如果他在兄弟身上看到了错误，他应该纠正它。” [78] 参与者分享了更广泛的穆斯林社区站出来并展示同理心是多么重要。虽然伊斯兰恐惧症/仇外心理很可能导致了这种孤立（如访谈所示），但更广泛的穆斯林社区也参与其中。这令人心碎。与更广泛的穆斯林社区建立联系是健康的宗教社会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79] 我们不能继续把我们的兄弟姐妹推向边缘。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展现积极的团结：
 
1. 针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进行政治动员和倡导。通过联系你当地的政治代表或参加集会等公民参与方式，是你产生改变的有力途径。
2. 在你的清真寺开展欢迎计划，让维吾尔人和其他被边缘化的穆斯林社区成员感到自己有归属感。这是我们体现辅士（*anṣār*）欢迎迁士（*muhājirūn*）进入美地那的先知模式的一种方式。
3. 联系你的清真寺管委会，寻求参与的方式。你还可以确保每年投票选出一个更具多元化和代表性的管理会。
4. 筹款，以支持你所在社区的维吾尔族兄弟姐妹建立维吾尔礼拜区（*musallā*），如果社区规模较大，甚至可以建立专门的清真寺。正如一位参与者所分享的：“宗教空间很重要。我居住的地区没有任何维吾尔清真寺。如果更广泛的穆斯林社区能够支持他们，那将非常有用。”
 
你可以通过了解哪些产品和品牌与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有关，从而抵制它们。 [80] 正如一位维吾尔族参与者建议的那样，穆斯林社区可以采取行动的一种方式是：“停止购买来自中国的、包含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或来自集中营的产品。”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布了一份优秀的报告，列出了 83 家使用维吾尔族强迫劳动的公司，应当予以抵制。 [81]
 
5. 定期组织围绕维吾尔食物、艺术和文化的社区聚会。这可以帮助我们的维吾尔族兄弟姐妹感到归属感，这可以简单到在拉马丹月的清真寺开斋活动中加入传统的维吾尔食物。 [82] 举办此类活动越频繁，维吾尔人在我们面前就越有“可见度”。
6. 促进维吾尔语（Uyghurche）的教学，通过在当地清真寺、社区中心或其他合适场所获取免费空间来开展该项目。这一建议在我们的参与者访谈中反复出现：
 
> ……支持维吾尔族孩子学习他们自己的文化、语言和传统。[加拿大的]维吾尔社区[人数较少]，不足以维持……可持续性，因此维吾尔人将被同化并整合进加拿大文化。[维吾尔族]家庭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学习并保留他们的语言和传统。
 
> [租金]非常昂贵。[维吾尔族]社区很小且分散在[加拿大的]大多伦多地区。让人们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带孩子过来很困难……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语言、传统和知识的丧失是维吾尔民族最大的悲哀源泉之一。剥夺一个民族的母语是文化种族灭绝中使用的一种特别阴险的策略，通过根除一个民族的语言并强加一种外来语言，导致系统性地破坏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纽带，以及对自身历史和生活方式的无根感。 [83] 在这方面，加拿大政府建立的寄宿学校系统的残酷性及其对加拿大原住民一代又一代的持续破坏，在维吾尔人的处境中产生了令人痛心的回响。 [84]
 
虽然一些维吾尔团体已成功推动当地市政政府建立维吾尔语学校，但这仅发生在维吾尔人口较多的选区。正如一位参与者所言：“这在小型[维吾尔族]社区行不通，因为没有那么多选票。他们往往被边缘化和忽视。”为孩子们提供学习维吾尔语的空间，是广大穆斯林社区展示团结并培育维吾尔族对稳麦归属感的一种非常具体的方式。允许受压迫的人民重新夺回其语言和故事的所有权，这本身就是一种赋权。一位参与者谈到了这种“失语”的挣扎：“维吾尔社区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们的挣扎在于无法用自己的语言正确地讲述他们的故事。”
 
结论
 
作为穆斯林社区内主导群体的成员，或者作为通过公民身份或财务获得赋权的人，我们有机会站出来，充当维吾尔族兄弟姐妹的盟友。我们作为稳麦（*Ummah*）的力量在于我们是一个具有觉知的民族——对安拉 ﷻ 有觉知，也对自己有觉知。我们作为稳麦的力量在于我们是一个信仰共同体，通过兄弟情谊（*ukhuwwa*）的纽带而得到强化，在这里，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齐心协力，服务于安拉 ﷻ 的宗教（*dīn*）并崇拜我们的创造主。
 
我们有一个真正的机会与维吾尔族兄弟姐妹作为盟友共同努力，让他们能够重新发声。当一个受压迫的人告诉我们，我们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通过排斥、边缘化和抛弃促成了对他们的压迫时，我们应该停下来倾听。在我们的社区中可能存在一些陌生的面孔，他们感到自己被推向了边缘。兄弟情谊是如此关键，以至于没有它，我们就不能称自己为信士。
 
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说：
 
> 以那掌握我生命的主宰起誓！你们不会进入乐园，直到你们归信；而你们不会真正归信，直到你们互爱。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吗？如果你们做了，你们就会彼此相爱。那就是在你们中间传播“色兰”（*salām*，祝安问候）。 [85]
 
当一位辅士表达了对先知 ﷺ 可能会回到麦加而离开他们的担忧时，我们的使者 ﷺ 用最富有诗意的总结之一回答道：
 
> 你们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
>
> 你们属于我，我也属于你们。
>
> 你们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
>
> 你们的盟友就是我的盟友。 [86]
 
在先知的辞朝演说中，这位“对全世界的怜悯”提醒我们：
 
> 众人啊！你们的主是一个，你们的父亲是一个。阿拉伯人不优于非阿拉伯人，非阿拉伯人也不优于阿拉伯人；白种人不优于黑种人，黑种人也不优于白种人，除非凭借虔诚。 [87]
 
这份告诫之所以赐予我们，正是因为它难以做到。因为排名、排序、建立等级制度的倾向，以及偏袒自己部落的偏好，深深根植于我们内心。这就是为什么反对种族主义、种姓制度、部落主义和各种形式的偏见——首先从我们内心开始——是一种勇敢的崇拜行为。
 
愿安拉 ﷻ 承接我们为维吾尔族兄弟姐妹展示同情心并为了祂而欢迎他们进入我们社区的努力，并愿祂因此提升我们在乐园（*jannah*）中的品级。愿祂将公正和怜悯赐予世界上所有受压迫的民族。
 
自我反思与立场性
 
由于本文关注身份的交织性，研究人员分享了她们对自身立场的反思。法拉·伊斯兰（Farah Islam）博士自认是一名来自“主导”穆斯林离散群体（棕色人种/南亚/孟加拉裔）的穆斯林，她所属的民族曾经历过种族灭绝（当时西巴基斯坦对孟加拉人民实施了种族灭绝，导致约 300 万孟加拉人死亡，50 万妇女被强奸 [88]）。因此，内部人/外部人的空间、离散的移民社区以及被遗忘的种族灭绝历史，都是她在本项目中所居住和认同的领域。
 
沙赫德·福拉思·汗（Shahd Fulath Khan）是一名居住在加拿大的穆斯林。她的祖父母从突厥斯坦（现乌兹别克斯坦）迁徙并定居在麦加，为了获得实践伊斯兰教的自由。她的外祖父母从叙利亚移民到沙特阿拉伯，以逃离压迫政权。为了更高目标而进行的迁徙（*hijrah*）主题以及迁士（*muhājirūn*）的牺牲，一直贯穿并影响着她在本项目中的工作。
 
哈拉·布切里（Hala Bucheeri）自认是一名阿拉伯穆斯林，目前居住在巴林。迁徙的概念在巴林并不陌生，因为该国少数居民来自不同的种族背景（波斯、非洲、南亚、东南亚），希望能找到家园、经济保障和政治稳定。尽管巴林具有文化多样性，但文化胜任力（cultural competency）仍然缺乏。因此，该项目强调了理解和解决少数民族特定文化和宗教需求的重要性。
 
最后，阿珠·古尔（Arzu Gul）和迪尔木拉提·马合木提（Dilmurat Mahmut）博士都是居住在离散社区的维吾尔族倡导者。
 
注释
 
[1] ^ 这一组成部分在雅其恩的整体宗教性衡量标准 BASIC 中被称为“制度连接”（Institutional Connection）。它指的是一个人参与穆斯林社区并与之建立联系的情况，包括一个人对清真寺（*masjid*）、伊斯兰中心和其他穆斯林机构的情感。这种连接还包括参加社区活动以及对社区产生的情感依恋。见 Tamer Desouky 和 Osman Umarji，“穆斯林宗教性对福祉结果的影响”，雅其恩（*Yaqeen*），2021 年 9 月 15 日，[链接](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basic)；Jihad Saafir 和 Osman Umarji，“如何培养虔诚的青少年：一种自我决定理论方法”，雅其恩（*Yaqeen*），2022 年 10 月 24 日，[链接](https://yaqeeninstitute.ca/read/paper/how-to-raise-religious-teens-a-self-determination-theory-approach)。
 
[2] ^ 亚伯拉罕·马斯洛，《迈向存在心理学》（纽约：D. Van Nostrand，1968），45。
 
[3]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6011 号；《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2586 号；鉴定等级：布哈里和穆斯林一致认可的传述（*muttafaq ʿalayh*）。
 
[4] ^ 斯瓦特·索塞克，《内亚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84。
 
[5] ^ Toqa Badran 和 Aydin Anwar，“对哈比卜·阿里·吉夫里关于维吾尔人评论的回应”，*Muslim Matters*，2020 年，[链接](https://muslimmatters.org/2020/05/13/a-response-to-habib-ali-al-jifris-comments-on-uyghurs/)。
 
[6] ^ 爱德华·黄和克里斯·巴克利，“美国称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压制是‘种族灭绝’”，《纽约时报》，2021 年 1 月 19 日，[链接](https://www.nytimes.com/2021/0 ... g.html)；萨米尔·斯维达-梅特瓦利，“为了正义而进行的伦理消费：穆斯林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回应”，雅其恩，2021 年，[链接](https://yaqeeninstitute.ca/read/paper/spending-ethically-for-justice-a-muslim-response-to-the-uyghur-genocide)。
 
[7] ^ 虽然报告显示有一百万维吾尔族男女被监禁，但一些维吾尔社区成员和活动人士对这一数字持有异议，他们声称这是当局试图压制真实迫害规模的一部分。维吾尔社区成员和活动人士估计，集中营中的维吾尔人可能多达 3500 万。
 
[8] ^ 伊娃·杜和艾琳·坎宁安，“谁是维吾尔人，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华盛顿邮报》，2022 年 5 月 24 日，[链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1/02/11/china-uighurs-genocide-xinjiang/)。
 
[9] ^ “毁灭性的打击：新疆维吾尔人的宗教压制”，人权观察，2005 年 4 月 11 日，[链接](https://www.hrw.org/report/2005/04/11/devastating-blows/religious-repression-uighurs-xinjiang)。
 
[10] ^ 埃维琳娜·U·奥查布，“联合国关注中国的器官摘取”，《福布斯》，2021 年 7 月 8 日，[链接](https://www.forbes.com/sites/ewelinaochab/2021/07/08/united-nations-concerned-about-organ-harvesting-in-china/?sh=7e514da942dd)。
 
[11] ^ “报告称，中国强迫维吾尔人避孕以抑制人口”，BBC，2020 年 6 月 29 日，[链接](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53220713)。
 
[12] ^ 伊万·沃森和勒贝卡·赖特，“关于中国拘留营内学生被锁和轮奸的指控”，CNN，2021 年 2 月 19 日，[链接](https://www.cnn.com/2021/02/18/asia/china-xinjiang-teacher-abuse-allegations-intl-hnk-dst/index.html)。
 
[13] ^ 美国维吾尔协会，[https://www.uyghuraa.org/latestnews](https://www.uyghuraa.org/latestnews)。
 
[14] ^ “2016 年人口普查概况 - 加拿大”，*Statistics*，2017 年 2 月 8 日，[链接](https://www12.statcan.gc.ca/census-recensement/index-eng.cfm)。这是加拿大“自报”的维吾尔人数量，极有可能存在瞒报。
 
[15] ^ 关碧华，“维吾尔人受虐待：敦促澳大利亚对中国实施制裁”，2018 年 9 月 18 日，[(http://www.sbs.com.au)。]www.sbs.com.au](http://www.sbs.com.au)。
 
[16] ^ 伯蒂尔·林特纳，“维吾尔人可以自由存在的地方”，《亚洲时报》，2019 年 10 月 31 日，[链接](https://asiatimes.com/2019/10/where-the-uighurs-are-free-to-be/)。
 
[17] ^ 希肖尔，“干扰价值：德国的维吾尔族激进主义与北京-柏林关系”，《当代中国杂志》22, no. 82 (2013): 612–29。
 
[18] ^ Jutta Lindert 等，“劳工移民和难民中的抑郁和焦虑：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Social Science Medicine* 69 (2009): 246–57；Mina Fazel 等，“定居西方国家的 7000 名难民中严重精神疾病的患病率：系统回顾”，*Lancet* 365 (2005): 1309–14；Zachary Steel 等，“酷刑和其他潜在创伤性事件与暴露于大规模冲突和流离失所的人群心理健康结果的关联：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JAMA* 302 (2009): 537–49；Laurence J. Kirmayer 等，“移民和难民中的常见心理健康问题：初级保健的一般方法”，《加拿大医学协会杂志》，183, no. 12 (2011): E959–E967，[https://doi.org/10.1503/cmaj.090292](https://doi.org/10.1503/cmaj.090292)。
 
[19] ^ 安东尼·P·科恩，《社区的象征性建构》（纽约：Routledge，2013）；张韩松（音译）等，“意识形态同质化对宗教归属感和意义的影响：智识谦逊的作用”，《宗教与灵性心理学》10 (2018): 72–78。
 
[20] ^ Eva-Maria Stelzer 等，“丧亲背景下个人和社群宗教性的作用”，《社区预防与干预杂志》48, no. 1 (2002): 64–80。
 
[21] ^ Christopher G. Ellison 和 Linda K. George，“东南社区中的宗教参与、社会联系和社会支持”，《宗教科学研究杂志》33, no. 1 (1994): 46–61；罗伯特·武斯诺，“宗教参与和跨地位社会资本”，《宗教科学研究杂志》41, no. 4 (2002): 669–84。
 
[22] ^ 威廉·赫伯格，《新教、天主教、犹太教：美国宗教社会学随笔》（花园城：Doubleday and Company，1955）。
 
[23] ^ Helen Rose Ebaugh 和 Janet Saltzman Chafetz，《宗教与新移民：移民会众中的延续与适应》（纽约：AltaMira Press，2000）；R. Stephen Warner 和 Judith G. Wittner 编，《离散者的集会：宗教社区与新移民》（费城：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8）；Stephanie Nawyn，“忠诚地提供庇护：宗教组织在难民援助和倡导中的作用”，比较移民研究中心工作论文 15（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2005）；Jessica Eby 等，“信仰社区在美国难民安置中的作用”，*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 24, no. 3 (2011): 586–605。
 
[24] ^ Osman Umarji 和 Tamer Desouky，“BASIC 第 3 章”（即将出版）。
 
[25] ^ 贝杜拉（Beydulla），梅图尔松（Mettursun）。“维吾尔人迁徙到土耳其和美国的经历：宗教、法律、社会、居住和公民身份问题。” 载于《迁徙与伊斯兰伦理》，174-195 页。Brill，2019。
 
[26] ^ 《古兰经》23:52。
 
[27] ^ 《古兰经》49:10。
 
[28] ^ 《提尔米济圣训集》，第 2825 号。
 
[29] ^ “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在我们家中建立了迁士和辅士之间的盟约（兄弟关系）。他被问到：‘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不是说过：“伊斯兰教中没有私下的盟约”吗？’他回答说：‘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在我们家中建立了迁士和辅士之间的盟约。’他说了两三次。”《阿布·达乌德圣训集》，第 2926 号。
 
[30] ^ 这一规定后来被《古兰经》33:6 废止。
 
[31] ^ 《古兰经》59:9。
 
[32] ^ 《提尔米济圣训集》，第 2487 号。
 
[33]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3780 号。
 
[34]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3782 号。
 
[35] ^ Ruth Marie Wilson 等，《艰难工作，贫困生活：黑溪地区种族化群体面临的就业和收入不安全及其对健康的影响》（多伦多：Access Alliance Multicultural Health and Community Services，2011）。
 
[36] ^ Farah Islam 等，“也许一旦我找到一份好工作，我就会好起来：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小孟加拉寻找心理健康服务”，*Journal of Concurrent Disorders* 2, no. 1 (2020): 35–55。
 
[37] ^ 迁徙后生活在不稳定的就业和收入不安全的持续压力下，对家庭和儿童有严重后果，包括：心理健康问题、慢性疲劳、皮质醇水平升高、高血压、冠心病等。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期处于收入不安全状态会导致移民和难民家庭健康恶化和失去赋权。已发现社会经济地位是人类生命每个阶段健康和发展的最强大预测因素。Boyce, W. Thomas. *The orchid and the dandelion: Why sensitive people struggle and how all can thrive*. Pan MacMillan, 2019, pp. 134–35; Wilson et al., “Working Rough, Living Poor.”
 
[38] ^ 《提尔米济圣训集》，第 2477 号。
 
[39]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602 号。
 
[40] ^ 《提尔米济圣训集》，第 2477 号，等级：正确（*ṣaḥīḥ*）。
 
[41] ^ Carolyn Schwartz 等，“利他的社会兴趣行为与更好的心理健康相关”，*Psychosomatic Medicine* 65, no. 5 (2003): 778–85。
 
[42] ^ Shireen Salti，“‘一起计划’（Together Project）欢迎小组对政府资助难民社会资本的影响”，2021；Celine de Richoufftz，“从研究到外联到行动：蒙特利尔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整合的社群方法”，*Samuel Center for Social Connectedness*，2018，[链接](http://www.socialconnectedness.org/wp-content/uploads/2019/10/Community-based-approaches-to-the-integration-of-refugees-and-asylum-seekers-in-Montreal-1.pdf)。
 
[43] ^ Dilmurat Mahmut，“加拿大的教育观念冲突：受过良好教育的维吾尔族移民视角”，*Diaspora, Indigenous and Minority Education* 15, no. 1 (2021): 34-46; Dilmurat Mahmut 和 Edmund Waite，“迷失在翻译中：探索加拿大的维吾尔族身份，禁忌”，*The Journal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20, no. 1 (2021): 173–91，[链接](https://digitalscholarship.unl ... Dtaboo)；Rebecca Clothey 和 Brian McCommons，“美国的维吾尔族大学生：创伤与适应挑战”，*Diaspora, Indigenous, and Minority Education* 16, no. 2 (2022): 106–18。
 
[44] ^ 问卷调查大约需要 30 分钟完成。参与者自认其族裔为维吾尔族和/或混合维吾尔族。由于本研究中采用的心理量表之前从未在维吾尔族人群中使用过，量表项目和措辞经过了相应的调整，以使调查对参与者来说易于理解且具有相关性。调查结束时，所有参与者都有机会选择向 Darman 基金会（一个支持维吾尔族移民和难民的加拿大组织）捐赠 10 加元；获得价值 10 加元的亚马逊电子礼品卡；获得价值 10 加元的星巴克电子礼品卡；将 10 加元通过电子转账发送至他们的银行账户；或拒绝这些选项。
 
[45] ^ 访谈是通过参与者选择的各种平台进行的，如 WebEx、Google Meet、Zoom、电子邮件或 WhatsApp。
 
[46] ^ Margarete Sandelowski，“定性研究中的严谨性问题”，*Advances in Nursing Science* 8, no. 3 (1986): 27–37。
 
[47] ^ Virginia Braun 和 Victoria Clarke，“在心理学中使用主题分析法”，*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3, no. 2 (2006): 77–101。
 
[48] ^ “付诸行动：穆斯林社区心理健康的服务与倡导”，第 11 届穆斯林心理健康年会，2019 年 4 月 4-6 日。
 
[49] ^ Coretta Phillips，“制度性种族主义与族裔不平等：一个扩展的多层次框架”，*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40, no. 1 (2011): 173–92。
 
[50] ^ Sweida-Metwally，“为了正义而进行的伦理消费”。
 
[51] ^ McIntosh, Peggy. “白人特权：打开隐形的背包。” (1990), 29–34 页。
 
[52] ^ Samia Errazzouki，“在‘黄皮肤敌人’与‘黑皮肤奴隶’之间：萨阿德时期摩洛哥种族与奴隶制的早期近代谱系”，*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2021): 1–11；Chouki El Hamel，《黑色摩洛哥：奴隶制、种族和伊斯兰教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Mariam Durrani，“#BlackOutEid：抵制数字穆斯林生活中的反黑人情绪”，*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31, no. 2 (2021): 298–303。
 
[53] ^ Delice Mugabo，“在岩石与硬地之间：对反伊斯兰恐惧症组织中反黑人情绪的反思”，*Critical Ethnic Studies* 2, no. 2 (2016): 159–83；Fatimah Jackson-Best，“加拿大的黑人穆斯林：系统性回顾”，2019，[链接](https://blackmusliminitiative.ca/bmic%3A-systematic-review)。
 
[54] ^ 例如，某些学者将“阿拉伯穆斯林”优越于所有其他穆斯林的等级排序称为“阿拉伯沙文主义”。见：Rudolph T. Ware III，《行走的古兰经：西非的伊斯兰教育、具体化的知识与历史》（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14）。
 
[55] ^ Pasha-Zaidi 等，“在美国伊斯兰中心促进南亚和阿拉伯穆斯林对黑人和拉丁裔穆斯林的盟友关系”，载于《迈向伊斯兰和穆斯林的积极心理学：灵性、奋斗和社会正义》（2021）：307-331，[链接](https://doi.org/10.1007/978-3-030-72606-5_14)。在此之中还存在更细微的等级制度，阿拉伯人在“穆斯林程度”上被认为优越于南亚人。这些群体内部还存在基于肤色主义（种族内的反黑人倾向）、阶级、语言等的更细微分类。例如，巴基斯坦穆斯林可能被认为在“穆斯林程度”上高于斯里兰卡或孟加拉国穆斯林（因为讲乌尔都语的巴基斯坦人的语言与阿拉伯语更相似，且肤色通常较浅，以及其他原因）。
 
[56] ^ Jeanine Elif Dağyeli 等编，“在全域背景下声称并塑造穆斯林世界：宗教与社会”（柏林：de Gruyter，2021），299。
 
[57] ^ Wilkerson, Isabel. 《种姓：我们不满的起源》。Random House, 2020。
 
[58] ^ Jean-Louis Triaud，“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伊斯兰教命名：分类学的一次冒险”，*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55, no. 1 (2014): 3–15。
 
[59] ^ Wilkerson, *Caste*, 67。
 
[60] ^ Wilkerson, *Caste*, 53。
 
[61]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13 号；《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45 号；鉴定等级：布哈里和穆斯林一致认可的传述（*muttafaq ʿalayh*）。
 
[62] ^ Jayant Venkatanathan 等，“模拟和预测同理心的网络科学方法”，载于《2013 年 IEEE/ACM 社会网络分析与挖掘国际会议论文集》（2013）：1395–1400；Pat Dolan，“社会支持、同理心、社会资本与公民参与：青少年发展的交织理论”，*Education, Citizenship and Social Justice* 17 no. 3 (2002): 255–67。
 
[63]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6011 号；《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2586 号；鉴定等级：*muttafaq ʿalayh*。
 
[64] ^ Terri Givens，《激进同理心：寻找弥补种族鸿沟的路径》（布里斯托：Policy Press，2021）。
 
[65] ^ 《古兰经》4:135。
 
[66] ^ 见：Lynne Layton，“种族身份、种族表演与规范性的无意识过程”，*The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75, no. 1 (2006): 237–69；Lynne M. Jacobs，“学会爱上白人的羞耻与负罪感：在种族分裂国家作为白人治疗师工作的技能”，*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tic Self Psychology* 9, no. 4 (2014): 297–312。
 
[67]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481 号；《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2585 号。
 
[68] ^ 阿布·努艾姆·伊斯法哈尼，《圣徒的装饰与精选者的等级》（开罗：Maṭbaʿat al-Saʿāda，1974），7:5。
 
[69] ^ 《提尔米济圣训集》，第 1621 号，等级：正确（*ṣaḥīḥ*）。
 
[70] ^ 每当先知 ﷺ 走出家门时，他都会说：“以安拉 ﷻ 之名，我信托安拉 ﷻ 。安拉 ﷻ 啊！我向你寻求庇护，以免于误导他人或被他人误导；以免于失足或使他人失足；以免于压迫他人或被他人压迫；以免于无知对待他人或被人无知对待。”《阿布·达乌德圣训集》，第 5094 号。
 
[71] ^ McIntosh, “White Privilege”。
 
[72] ^ 同上。
 
[73] ^ Wilkerson, *Caste*, 141。
 
[74] ^ 《古兰经》49:13。
 
[75] ^ 见 [https://www.aljazeera.com/tag/uighur/](https://www.aljazeera.com/tag/uighur/)。
 
[76] ^ Jamie Washington 和 Nancy J. Evans，“成为盟友”，载于《超越宽容：校园内的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Nancy J. Evans 和 Vernon A. Wall 编（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1991），195–204；Joshua C. Collins 和 Dominique T. Chlup，“实践中的批判性：工作中社会正义盟友的循环发展过程”，*Advances in Developing Human Resources* 16, no. 4 (2014): 481–98；Kendrick T. Brown 和 Joan M. Ostrove，“成为盟友意味着什么？从有色人种视角的盟友感知”，*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3, no. 11 (2013): 2211–22。
 
[77] ^ 《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49 号，等级：穆斯林大和尚认定的传述正确（*ṣaḥīḥ*）。
 
[78] ^ 《文学修养圣训集》，第 239 号，等级：阿尔巴尼认定的良好（*ḥasan*）。
 
[79] ^ Saafir 和 Umarji，“如何培养虔诚的青少年”。
 
[80] ^ Sweida-Metwally，“为了正义而进行的伦理消费”。
 
[81] ^ Vicky Xiuzhong Xu 等，“待售的维吾尔人”，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1 (2020): 20。
 
[82] ^ Erin Handley 和 Sean Manteso，“维吾尔人在中国面临‘文化灭绝’，但在澳大利亚他们正为自己的历史而战”，ABC 新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2019 年 11 月 19 日，[链接](https://www.abc.net.au/news/2019-11-10/uyghur-culture-under-threat-in-china-thrives-in-australia/1167363)。
 
[83] ^ Elisa Novic，“文化灭绝的概念：历史-法律视角”，载于《文化灭绝的概念：国际法视角》（牛津：Oxford Academic，2016），[链接](https://doi-org.libaccess.lib.mcmaster.ca/10.1093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