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百崎郭氏回族（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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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篇文章围绕“泉州百崎郭氏回族（上篇）”展开，适合关注穆斯林生活、清真信息、伊斯兰文化和中文网络转帖内容的读者阅读。
泉州百崎郭氏回族（上篇）（上篇）
在泉州城以东12公里的百崎回族乡，生活着一万多名郭姓回族，称为“白奇郭”或“九乡郭”。“九乡郭”的名字来自清代以来郭氏居住的白奇、下埭、埭上（莲埭）、田岑（田吟）、里春、大山、贺厝、山兜、后海9个村子，实际上郭氏还生活在克圃、斗门头、梁墓、后塘、加坑5个村子。
百崎在明清地方志和族谱中称为“百奇”、“白奇”或“白崎”。1949年后统一称为白奇，1990年8月成立回族乡时改名百崎。
一、元代以前的历史
在白奇郭氏的各种族谱中，关于定居白奇以前的记载模糊不清又互相矛盾，而且很可能有攀附和杜撰现象。但是通过对各种族谱的梳理，比照当时的历史背景，还是能得到一个相对合理的推测。其中厦门大学石奕龙教授的《百崎回族早期历史中的若干问题》和泉州师范大学吴幼雄教授的《百崎郭姓渊源与经堂教育》都是比较有价值的研究。
1、祖先是汾阳王郭子仪？
白奇郭氏以汾阳王郭子仪为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明宣德年间（1426-1435）年的《毅轩公行实》：“先世汾阳忠武王派分，逮及五季之衰，支分叶茂，蔓延四方。”这时距郭氏定居白奇只有数十年的时间。
虽然以郭子仪为祖先，但郭氏族谱中并没有提供可靠的谱系依据，只说“罹于烽火，谱牒遗忘，莫考其续。”
宋元以来，族谱的编撰逐渐成为儒家伦理道德和宗族凝聚的重要组成部分，私家修谱越来越多。明代以后，许多普通人家的家谱也开始采用大宗的形式，出现追溯几十世的谱系，祖先中出现古代帝王、显赫世系、高等官爵。郭子仪在1388年（明洪武二十一年）作为古今功臣列入明朝的历代帝王庙，是重要的郭姓名人，许多明清郭氏族谱都以郭子仪为祖先。巧合的是，在百崎回族乡东北70里的泉港区郭厝村生活着另一支郭氏回族，他们和白奇郭氏并没有直接联系，但同样以郭子仪为祖先。
2、祖先是归信伊斯兰教的汉人？
以郭子仪为祖先，就要解决为什么身为汉人却信仰伊斯兰教的问题。《郭氏族谱》中郭肇汾作于1807年（嘉庆十二年）的《适回辩》就探讨了这个问题。郭肇汾说之前在郭氏族人中有“从妈教”与“本是回”两种说法，但他认为都不合理，因此提出了“适回”的第三种说法。也就是说郭氏祖先因为跟穆斯林交往密切，转而信仰了伊斯兰教。
“适回”确实是相对合理的说法，因为白奇郭氏在元末明初完全没有受到和其他色目人一样的冲击，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而且来到白奇后不久就建立了家庙和家谱，这些我们在后面会详细的介绍。
3、郭氏来泉始祖
根据族谱记载，郭氏曾经生活在杭州富阳的郭家村，元代来到泉州。关于郭氏最早来泉州的始祖有两种说法，主流说法是郭德广（《白奇郭氏族谱·仲远公行实》和《奇山家谱》等），另一种说法是郭德广的父亲郭章（《华山郭氏四房家谱》和《温陵惠邑华山郭氏族谱》等）。
在记载郭章是入泉始祖的谱牒中写有“章公生二子，长德广公，次德昭公。”，以及“德广公分流石头、百奇；德昭公分杏宅、东街等处”的记载。就是说郭章生有郭德广和郭德昭兄弟，郭德广的后人住在法石石头街和百奇，郭德昭的后人生活在杏宅村和泉州东街。这种说法是将白奇郭氏与居住在泉州杏宅回族村的郡东郭氏联系在了一起。
在泉州城东洛江区的杏宅回族村等地生活着几千郭姓回族，他们的族谱序言中写有“一世祖仝，字孟良，号乐樵处士。浙之富阳人，元末随囗囗囗囗司提举，乐泉山水之趣，因籍于泉。”郭孟良因为居住在泉州东街，因此他的后人称为郡东郭氏。后来郭孟良的五世孙郭源和郭洤在明成化年间迁到杏宅，之后又分散到各地。
关于郡东郭氏一世祖郭孟良在《泉州府志》中也有记载“郭仝字孟良号乐樵，本浙江富阳人。元末随其从祖钦任泉州盐司提举”，另外郭孟良妻子何氏的墓志铭上也记载有“嫁适同里郭孟良，郭氏之光淛乃富阳人，元之季侍其始祖钦耒官闽中。”
这里说到郭孟良是跟随他的从祖“钦”从富阳来到的泉州的。而白奇郭氏的始祖郭德广的名字正是“钦”。《百奇郭氏族谱》中记载：“公官名钦，字德广，浙江富阳郭家村后人。”府志中的“从祖”指的祖父的兄弟，因此郭孟良很可能是就是郭德昭的晚辈，随郭德广一起从浙江富阳来到的泉州。
在白奇郭氏的《奇山郭氏家谱引》里，曾记载郭德广一开始生活在泉州行春门外，后来才迁到法石。行春门是唐代泉州子城的东城门，元代后并入城内，位置就在泉州东街的中段，这正是郡东郭氏始祖郭孟良的居住地。
因此根据目前的文献推测，郭德广可能是和晚辈郭孟良先后从浙江富阳郭家村来到泉州东街定居。
4、住在法石的郭德广
法石村在泉州城东郊的晋江北岸，是宋元泉州港的重要通商码头。元代法石的美山到坂头有数里长的临江石头街。1346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到泉州港，他在《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写道：“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们看到港内停有大船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这个港口是一个伸入陆地的巨大港湾，以至与大江会合。”
法石港的江口码头位于法石村石头街尾江海交汇处 ， 是宋元时代的贸易枢纽。江口码头曾经有8个渡头，至今仍保留有美山渡码头和文兴渡码头两处。
由于多年淤积，河床上升形成江心洲，又被房地产开发，现在的江面已经不复当年面貌。
美山渡码头由花岗岩筑砌，现存上层为近代筑砌，下层为宋代到清代不同时期的叠压，多用丁顺砌法。
文兴渡码头同样由花岗岩砌筑，以错缝筑砌为主。可见残长近20米，其余部分陷入江中。
作为泉州重要的贸易港口，法石在宋元时期有许多来自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商人居住。明清以后仍然有金、夏、郭三家回民居住。1959年，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调查组在法石美山的金厝山“西墓园”发现了数座须弥座式伊斯兰教石墓。
5、郭德广的墓碑——郭氏来自波斯？
1956年，法石村石头街村民在俗称“柳公砌”的地方平整土地时，将一座规模很大的“蕃客墓”挖掉平整成园地。据村民说这座墓有一个石砌四方大平台，分上下两层，各有两座须弥座式伊斯兰教石墓，在上层的首端有一块墓碑，被村民敲断成两截，抬回村中铺集体仓库的地板。
泉州海交馆藏元代须弥座式伊斯兰教石墓，柳公砌的这两座石墓可能形制类似：
1959年和1974年，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调查组根据《白崎郭氏族谱》的线索，在法石村多番调查，终于发现了这块写有阿拉伯文的郭氏祖坟墓碑，并于1978年移至泉州海交馆收藏。
这块墓碑的右上角竖刻篆体“庭坡”，下面刻“晋”，代表晋江县法石庭坡；左上角竖刻篆体“百奇”，下面刻“惠”，代表惠安县百奇，这两处是白奇郭氏先后居住的地方。下面竖刻楷体“元郭氏祖坟茔”。
墓碑汉字的部分都很好解释，但阿拉伯文的释义就有很大难度。80年代初，泉州海交馆的馆长陈达生的观点成为主流。他将阿拉伯文释义为“lbn Qds Daqqaq Nam”，即 “伊本·库斯·德广贡·纳姆”，并因为纳姆（nam）是波斯语“著名”的意思而认为白奇郭氏是波斯人的后代。
而泉州师范大学教授吴幼熊在《百崎郭姓渊源与经堂教育》中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吴幼雄请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阿拉伯文部主任后，认为这段是用阿拉伯文拼写的闽南话“Yin Go Zi Ta-gag Mou”，即“元郭氏德广墓”，因为之前解读的人都不熟悉闽南话所以没有译出，郭氏源自波斯的证据也根本不存在。
用阿拉伯文拼写汉语的方式叫做“小儿经”或“小儿锦”，也叫做“消经”，是学习伊斯兰教经典是时用来注解的。据郭氏族谱记载曾多次重修郭德广墓，这块墓碑很有可能是清代由信仰伊斯兰教的郭氏后人重新树立的。关于郭氏后人在清代重新进行经堂教育的经历，在后文会详细讲述。
二、明初定居百奇
1、是否因元末明初的民族动荡而避居白奇？
郭德广的孙子郭仲远在明洪武年间从法石迁到了后渚港对岸的白奇铺居住，形成了现在的百崎回族乡。许多相关的研究都说到郭仲远迁居是因为元末的战乱和明初对色目人的压迫，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1357年到1366年间，泉州爆发了由波斯籍色目人组织的“亦思巴奚战乱”，对泉州造成了空前的劫难，破坏严重。战争结束后，泉州掀起了排斥色目人的风潮，大批色目人遭到仇杀，据 《清源金氏族谱·丽史》记载：“是役也，凡西域人尽歼之，胡发高鼻有误杀者，闭门行诛三日。”幸存的泉州“番人”许多逃出泉州避居。
根推族谱测据，郭德广的生日应在1283-1303年左右，1367-1387年左右去世。郭德广晚年正是泉州排斥色目人的高峰，但族谱中普遍记录郭德广“洪武初以例占籍法石”，《奇山家谱笔序》更是详细到“洪武九年（1376）依例占籍，卜居法石”，1376年正是明军控制泉州的第二年，明朝控制泉州后就开始整顿户籍，郭德广一家正是在这时编入明朝户籍。
郭德广在法石一直居住到去世，“以疾而终”，死后就葬在法石。郭德广的儿子郭子洪享年49岁，1366年去世，一生都在法石从未离开，死后也葬在法石，他的妻子翁氏去世于1372，同样葬在法石。另据《坡庭族谱》记载，郭子洪留在法石的三子郭季渊的长子郭仕泉在1411年通过乡试中举并在县里做官“永乐九年（1411年）乡科作县，择籍江右。”，说明当时郭仕泉起码接受了稳定的教育。
由此看来，郭德广一家在亦思巴奚战乱和之后对色目人的仇杀中不仅没有留下遭难的记载，还在明朝占领泉州后编入户籍，之后又培养后代科举做官。
2、郭仲远迁居的原因
再看郭仲远迁居白奇的原因，据《百奇郭氏族谱》中《仲远公行实》记载，郭仲远“珠积寸累而底有成，乃择地筑室于本县二十三都奇山之下。”这说的是郭仲远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决定外出创业。在《白奇郭氏族谱序》中则记载：“仲远公生五子，性好山水之乐，择地于惠邑海滨奇山下，筑室居焉。”也完全没有提到战乱和外逃。
郭德广以降，郭氏几代都有长子外出开基，幼子留居旧址的习惯。郭德广和弟弟郭德昭的后代郭孟良一开始住在泉州东街，后来郭德广开基法石，郭孟良留在东街。郭德广生独子郭子洪，郭子洪的三个儿子就是长子郭卿公迁居江西，次子郭仲远开基白奇，只有三子郭季渊留在法石坡庭。郭仲远本来住在白奇铺的埭上（莲埭），他的四个儿子也是长子住在白奇，次子住在里春，三子外出漳州，只有四子留居埭上（莲埭）。因此，郭仲远从法石迁居白奇，很可能是宗族社会常见的“树大分支”的结果。
经过元末明初的动乱，泉州的海上贸易严重受损，法石港口的繁荣不再。进入明朝以后，洪武年间前后6次发布禁海令，据《明实录》记载，“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禁民间用番香番货”，“寸板不许下海”。郭氏很有可能在这一时期转商为农，郭仲远和大哥相继外出谋生，大哥远走江西，二哥迁往后渚港对岸，只留下小弟照顾祖居祖坟，管理祭祖事宜。
另外根据石奕龙《陈埭回族宗教信仰的演变及其原因初探》中分析，泉州的另一支回族陈埭丁氏也也没有受到元末明初对色目人的压迫，他们迁居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明初海上贸易被禁后又商业改为农业。因此，明初对海上贸易的禁令很可能才是郭仲远来到白奇的主要原因。
3、明初的白奇铺
白奇铺位于泉州湾的洛阳江口东侧，隔江与泉州后渚港相对，有大片的海湾滩涂，人口稀少。白奇铺周围当时生活着郑、梁、孙、陈、李、杨、江、傅、贺八姓汉人，都是元末从外地迁过来的外来户，没有任何本地大户。 对面远处就是泉州后渚港
郭仲远来到白奇铺后安心务农，族谱《家谱阙疑·祖置田地·宅契》中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备资承买得孙府埭田，坐落惠安二十三都百奇等处，载租囗千余石，纳秋粮囗囗囗。”这里的“孙府埭田”指的是当时生活在龙头山麓的孙姓人家，就是如今的埭上（莲埭）村，这也是郭仲远生活的地方。
另外郭仲远还修砌道路，据族谱《仲远公行实》记载“自佣砌石路三百里（步），以利行者”，桥尾石桥路在20世纪60年代还保存完好。
据郭氏族谱《复遵回回教序》记载，郭仲远在白奇建立了清真寺，并收藏有许多伊斯兰教经典：我祖自开基白奇以来，曾贮天经三十部，创礼拜寺，尊重经教，认主为本。
不过这是清代重新入教的郭氏后人所写，并没有其他更早的史料可以佐证。
4、 白奇石亭
白奇石亭原名桥尾亭，据说由郭仲远修建于明洪武年间，是白奇渡口的凉亭，全部由花岗岩构成。亭盖呈伞形，下面呈正方形，亭柱分内外两层，内层四根外侧十二根，组成“回”字型的两个正方形。
传说中，1417年（永乐十五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曾与郭仲远在清净寺结识，郑和受邀前往白奇，郭仲远在石亭迎接，于是得名接官亭。但这一事件并没有文献记载。
乾隆和光绪年间石亭两次重修，现存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重修碑。
1986年11月《中国旅游》杂志上的白奇石亭，当时里面还住着人家，现在的石亭是2005年重修后的面貌。
5、郭仲远夫妇墓
郭仲远去世于1422年，享年75岁。他的妻子陈氏去世于1433年，享年82岁。他们安葬在下埭村东龙头山下， 俗称“石狮公墓” 。
郭仲远夫妇墓是典型的宋元泉州穆斯林须弥座式石墓，这种石墓座上有石墓盖的墓葬被郭氏称为“教墓”，俗称“糕仔墓”，代表着伊斯兰教。
石墓用泉州常见的花岗岩制成，分为五层。第一层雕刻六足和如意图案，第二层雕刻连续花枝，第三层雕刻覆莲瓣。第四层左侧陈氏墓雕刻莲花与枝叶图案，右侧郭仲远墓的墓刻有阿拉伯文《古兰经》第55章第26节和27节 ：
凡在大地上的，都要毁灭；惟有你的主的本体，具有尊严与大德，将永恒存在。
这段经文在泉州宋元穆斯林墓盖石上大量出现，三亚穆斯林古墓上最常雕刻的也是这段。
泉州海交馆藏写有《古兰经》第55章第26节和27节的墓碑：
两座石墓并排置于石台之上，后面砌筑马蹄形挡土墙，挡土墙正中有一块云月形石碑，这种图形也能在泉州的宋元伊斯兰教石墓中见到。
墓葬的两侧的石构件，似为石狮和龙头。
如今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清净寺和灵山圣墓都能见到大量和郭仲远墓相似的宋元伊斯兰须弥座式石墓。明代以后，泉州的白奇郭氏和陈埭丁氏继续沿用这种形制，另外在扬州普哈丁墓园、杭州丁鹤年墓等东南地区明代伊斯兰墓葬中都能看到类似的形制。
典型的泉州伊斯兰须弥座式石墓：
出自05版《泉州宗教石刻》
出自05版《泉州宗教石刻》
泉州海交馆藏宋元伊斯兰须弥座石墓，是目前所见最华丽的一座。
泉州灵山圣墓的伊斯兰须弥座式石墓
泉州陈埭丁氏后人的须弥座式石墓
杭州西湖畔大诗人丁鹤年的伊斯兰须弥座石墓，卒于1424年，仅比郭仲远晚两年。
扬州普哈丁墓园的伊斯兰须弥座石墓
6、郭孟伟夫妇墓
郭孟伟是郭仲远长子郭仕初的次子，去世于1480年，享年77岁。他的妻子黄氏去世于1474年，享年69岁。他们夫妻二人去世后葬在紧邻郭仲远墓旁边，同样是伊斯兰须弥座式石墓，但没有任何花纹。墓后是1983年的重修碑。
1986年11月《中国旅游》杂志上的郭孟伟墓
郭仲远和郭孟伟的墓旁还有一对石狮。
7、郭仕源家族墓
郭仕源是郭仲远的次子，去世于1407年，年仅34岁，去世后葬于里春村东，俗称“二房公墓”。
郭仕源同样是伊斯兰须弥座式石墓，墓盖前面为阴雕云月图案，底座四周有连枝花纹图案。
郭仕源墓旁边有两座伊斯兰须弥座石墓，东边葬有郭仕源的妻子陈氏，西边葬有郭仕源长子郭邦永的妻子曾氏。陈氏去世于1457年，石墓没有花纹，曾氏去世于明成化年间（ 1465-1487 ），石墓有连枝花纹图案。
另外在郭仕源墓的后面还葬有郭仕源后代的石墓：
郭仕源长孙四世郭益钦墓，去世于1504年。
郭益钦原配王氏墓，卒年不详。 郭益钦续配李氏墓，卒年不详。 郭益钦长子五世郭续元墓，卒于1526年。 郭益钦三弟四世郭怀钦墓和妻子胡氏墓1994年因原址建设迁建于此。 郭氏信房（五房）五世郭廉夫和妻子莆氏1997年因原址建设迁建于此。 因我去郭仕源陵园时大门关闭，因此后面的墓葬我未能得见。
郭仕初夫妇墓
郭仕初是郭仲远的长子，去世于1448年（明正统十三年），享年79岁。他的妻子邬氏去世于1439年（明正统四年），享年57岁。他们去世后葬于田吟村西，俗称“长房公墓”，是四层辉绿岩须弥座石墓。
来自05版《泉州宗教石刻》
20世纪70年代百奇围海开垦工地时出土了一块花岗岩石刻，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束腰处的档垛石，上面刻有阿拉伯文：“他——真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你们都将归向他”
来自05版《泉州宗教石刻》
典型的须弥座祭坛式伊斯兰石墓
来自05版《泉州宗教石刻》
然而这些伊斯兰教墓葬是否经过后人的重修仍然无法定论。清康熙年后白奇郭氏曾再次皈依伊斯兰教，最先入教的郭宏隆就将他父亲郭慕程的汉式棺木改为伊斯兰教石墓。据《郭氏本房本支世系》记载：
慕程公先时已出教，及其子宏隆入教，后修墓再将公之葬在棺木改作回葬，于今尚是骸坟之象。
除了这一记载外，清代再未出现须弥座式墓座+墓盖石形式的穆斯林石墓。清代的穆斯林墓葬改为使用砖砌或石砌，墓座和墓盖以三合灰仿造明代的墓葬而作。
三、宗族化?
在王珂教授2017年的著作《消失的国民——近代中国的“民族”话语与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第一章从“穆斯林”到“中国人”中，王珂教授向我们介绍了泉州另一大回族群体陈埭丁氏在明代通过“在地化”、“宗族化”和“科举化”，从而实现“本土化”的过程。陈埭丁氏在第八、九、十世的时期逐渐形成了严格的字辈，编纂了族谱，在科举上取得了硕果，最终不再信仰伊斯兰教。
而白奇丁氏则有很大的不同。除了一座座须弥座式石墓和清代再次入教的后人关于400年前祖先信仰的描述外，明代前期的白奇郭氏好像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国南方儒家系统的宗族社会，这从白奇郭氏的家庙与家谱就能有所体现。
1、郭氏家庙
白奇郭氏家庙由郭仲远长子郭仕初建于1432年（明宣德七年），俗称“大祠堂”。原为 “三间张”大厝 ， 乾隆年间重修时扩展为“五间张”大厝， 1873年（同治十二年）再次重修。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大祠堂因火灾被毁，宣统和民国初年由四位郭姓族人捐资重修。
精美繁复的闽南木雕
过去白奇大祠堂内供奉着郭德广、郭子洪、郭仲远夫妇，郭仲远的五个儿子郭仕初、郭仕源、郭仕壁、郭仕敏、郭仕昭及夫人，长房三世郭孟俊、四世郭孟伟十六位神主牌位。民国初年重修后又增加了四位捐资人的祖先神主牌位。
在郭氏家庙的前面还有“午门”遗址
2、郭氏家谱
郭仲远有五位儿子，其中四位嫡子，另有一子侧室所生。因此一开始分为仁、义、礼、智四房，后来由西田公创立五房信房，由此形成白奇郭氏仁义礼智信五大房。其中长房郭仕初住在白奇；二房郭仕源和五房郭仕昭住在里春，后来二房扩展到田岑（田吟）、后海、斗门头、梁墓、后塘、加坑，五房住在梁墓；三房郭仕璧住在山兜；四房郭仕敏留在父亲居住的埭上（莲埭），后来四房又扩展到下埭、大山、克圃（桔圃）。
《郭氏家谱》最早在1436年（明正统元年）由郭仲远长子郭仕初修纂。1436年郭仕初写下了《家谱题辞》，里面提到：苟不于斯而明其昭穆，序其尊卑，以别其亲疏，逮夫枝繁世远，岂不至于宗族相遇如涂人耶？”这里明确的提到了修纂族谱是为了加强“宗族”的凝聚力。
族谱中另有1422年（永乐二十年）郭仲远去世前留下的《毅轩公家训》：
凡为家长，谨守礼法。以振家声，以树勋烈。尊卑有序，男女有别。昆弟安和，岁祀丰洁。子孙谦恭，孝敬毋阙。勿习怠荒，勤勉学业。从善孽孽，企仰光喆。宗戚有恩，馈问毋辍。奴婢服劳，须辨优劣。田园所收，费用有节。乡邻熙熙，毋相欺灭。凡此数端，不可违越。倘或不遵，是谓凶孽。异时相逢，虽悔难雪。
里面提到的“尊卑有序，男女有别，子孙谦恭，孝敬勿阙。”等都是典型的儒家宗族社会的表现。
白奇村景
下埭村景
3、克圃村三世祖厝
2013年， 泉州水下考古陆地调查队在百崎乡克圃村发现了一座祖厝， 保存着闽南特色建筑“出砖入石” 的早期风格，花岗岩石块间的缝隙用红色瓦片、碎石片填充，纵向错缝叠压。
据郭氏后人郭家琳老人说，这里是郭仲远四子郭仕敏之子三世祖郭谏平（1419-1487）居住的地方。
三、明万历年间出教
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郭氏不再信仰伊斯兰教。
郭氏族谱《适回辩》记载：“传至八世、九世乃出教，谅在明万历年间。”这里的“八世、九世”是以郭德广计算，如以郭仲远计算则是“六世、七世。”
《郭氏本房本支世系》记载：“稽吾家前之出教，谅在明万历三十五年。”
关于出教的原因，郭氏族谱《复遵回回教序》记载是因为战乱而遭到焚烧破坏，失去了掌教：本期世世尊重，历代不忘。孰意传至五世后，遭兵燹之间关，掌教失传，遂至迷染外教之风，竟蒙昧正教之则。
这里提到的战乱，很可能是明代著名的“嘉靖倭患”。嘉靖倭患始于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 ，徽州海商王直联合福建的海盗集团率领大批“倭寇”侵扰浙江福建。《明世宗实录》卷三八四记载：“漳、泉海贼勾引倭奴万余人，驾船千余艘……”
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倭寇”进攻泉州，攻陷了白奇以东20公里专门抵挡倭寇的崇武城， 泉州卫指挥使站战死，惠安县接连遭到劫掠，白奇以北5公里的鸭山曾多次发生战斗。
直到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俞大猷和戚继光率军来到泉州抗击，泉州“倭乱”才终于在1569年（ 隆庆三年） 平息。
与此同时，泉州另一大回族陈埭丁氏几乎在同时一时间不再信仰伊斯兰教。丁氏十世祖丁衍夏（1516-1597？）在族谱《祖教说》中记载，他童年时陈埭丁氏还保持着礼拜、封斋、不吃猪肉、宰牲、土葬等伊斯兰教规，而到了16世纪后期丁衍夏著述时，陈埭丁氏已经改用木葬，不礼拜，不封斋，不宰牲，吃猪肉了。这之后陈埭丁氏多人考取科举，大量兴修宗祠，伊斯兰教在17世纪彻底消失。
据丁衍夏1562年所作《宗聚说》中记载，陈埭丁氏在1561年受到了倭寇的严重洗劫，损失惨重，许多丁氏族人寓居城中躲避灾祸，陈埭丁氏最终放弃伊斯兰教很可能也跟嘉靖倭乱有关。
如今陈埭丁氏的庙宇：
其实16世纪到17世纪间整个泉州的伊斯兰教都在衰退之中。据1607年《重修清净寺碑记》记载：“故清净氏之言天堂，反不如释氏之言地狱，虽其先守教之家，今亦掉臂而叛去，此教之所由衰，而寺之所由圮，乃末趋渐失使然耳，岂其初立教之本旨哉！”
其中提到的“虽其先守教之家，今亦掉臂而叛去”，指的很可能就有刚刚出教的白奇郭氏和陈埭丁氏。
四、清康熙年复入教
1、移居清净寺
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福建汀延邵等处地方总兵官左都督陈有功来到泉州，重兴教门，在清净寺中办学教进行经堂教育。当时郭氏四房八世郭宏隆因为“强干弱枝之分”，从白奇铺贺厝搬到清净寺居住，皈依了伊斯兰教。宏隆入教后，不断有去泉州城做生意的郭氏族人来到清净寺入教。随着入教人数的增加，在陈有功的资助下，在郭氏四房居住的埭上村修建了礼拜寺。据《汾阳郭氏迁居泉郡通淮街支派图》记载：
康熙己丑年间，陈都督讳有功仕于泉中协参府，重新教门，百奇叔侄来城贸易，复入教多矣。埭上礼拜寺系陈公建造焉。
郭宏隆入教后，他的后代大多搬到泉州清净寺附近居住，另一些在埭上礼拜寺居住。据《汾阳郭氏迁居泉郡通淮街支派图》记载，乾隆年间郭宏隆的孙子郭士富生活在泉州清净寺附近，而另一个孙子郭士礼则住在埭上礼拜寺。据族谱《义斋公行述》中记载，郭士富曾在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和漳州左营副将白云汉一同重修清真寺。
清净寺始建于1009年（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309年（元至大二年）由波斯设拉子人艾哈默德重建。“清净寺”本名艾苏哈卜（Ashab）清真寺，译为“圣友寺” ，“清净寺”原是泉州城南的另一座建于南宋的清真寺，后因原清净寺的碑刻被放到圣友寺中，导致两寺名称混淆。
白奇郭氏重新入教的康熙年间，清净寺的礼拜大殿奉天坛已经因年久失修而坍塌，包括白奇郭氏在内的一些穆斯林就在奉天坛内盖房居住。
1936年，成达师范学校毕业生张玉光阿訇前来住持泉州教务，他1937年在《月华》杂志上发表了《回教入华与泉州回教概况》，说到当时仍有4户白奇郭氏居住在清净寺礼拜大殿之内。
1986年11月《中国旅游》拍摄的清净寺，当年的4户白奇郭氏就住在这里，直到1986年重修时被迁出。
奉天坛倾塌后，北侧的明善堂改为礼拜场所。1818年重修为传统四合院建筑， 1871年又重建为闽南特色的小三间建筑，1952年重建为水泥木框的简易瓦片平屋， 1998年重建恢复1871年的面貌。
据郭氏族谱《复遵回回教序》记载，郭氏重新入教后，由八世孙郭思致、十世孙郭志全带领下，经过“庄师”、“葛师”两位阿訇的教育，有一百多人加入了伊斯兰教，其中以郭宏隆所属的四房为主：
及八世孙思致公、十世孙志全公及下教亲景公，并数位至辈已得庄师之启传，复得葛师之化成，于是我族重遵此教者，至是有百余人矣。葛师之挚意，感真主之厚恩，追溯祖宗诚斋礼拜之风，晓谕养猪、食猪之谬。
但1807年（嘉庆十二年）郭肇汾在族谱《载修葺义斋郭公墓文》中也写到，当时白奇郭氏仍然没有翻译伊斯兰经典：“教所纂经典，如引绳，音殊字别，至今仍而不译，李衷一先生取其不译，有得于古之至真焉。”
2、清代伊斯兰教石墓
清代重新入教后的郭氏穆斯林已不再使用明代的须弥座式石墓。在百崎乡后海村西的“海潭边”有十五世郭淑献和其三子之墓。郭淑献去世于1875年，享年67岁。墓葬是三合土平台，台上有两座三合土墓葬，墓桌前横嵌一块花岗岩石刻，刻有伊斯兰教的“总信言”：“ 我信仰真主，他具有一切尊名和一切美德，我接受他的一切教律。”
来自05版《泉州宗教石刻》
来自05版《泉州宗教石刻》
灵山圣墓旁的白奇郭氏近代墓葬。
五、伊斯兰教与本土信仰
1、通过条例规范禁止民间佛道信仰
清代复入教时，民间佛道信仰在白奇已经蓬勃发展，因此，教信仰伊斯兰教的郭氏四房族长曾设法规范习俗，抑制民间佛道信仰的发展。
郭宏隆的后代郭肇汾在1808年（嘉庆十三年）续修的《郭氏族谱》中收录了他所写的一系列抑制佛道信仰的条例，包括《开列儆戒后嗣妄言先世所从教门》、《开列禁条以训后嗣》、《开列祀先人所不用之品味乎》、《开列丧制宜戒条项》4篇48条，从这些条例中可以看出19世纪初期白奇郭氏宗教信仰的一些情况。
第一篇《开列儆戒后嗣妄言先世所从教门》是解释白奇郭氏后人对伊斯兰教的一些误解。其中包括：
“戒妄言清真教必宰牛”，这是一些郭氏后人已经不了解清真饮食的内涵，简化为只准宰牛。
“戒妄言葬用笼布袋”，这是一些郭氏后人已经不知道归真后用白布的习俗缘由。
“戒妄言同葬一窟”，这是已经不了解穆斯林的墓葬习俗。
第二篇《开列禁条以训后嗣》则是规定严格禁止信仰民间佛道宗教，第一条就是“家禁用道释教”，后面则有更加详细的说明：
“家禁用功果追荐冥金、冥纸、冥人及一概纸料。”
“家禁用尼姑超渡神囗邪说”
“家禁用神佛医法”
“家禁用时俗术家替身过关”
“家禁用冥金、冥银于祀毕之候”，后面郭肇汾又注释：此又吾家之所最忌也。
“家禁用火葬瓦（罐）葬”
“家禁用线戏”，线戏就是提线木偶戏，郭肇汾指出“此乃道释谢神体制，禁之于今凡五世矣。”
第三篇《开列祀先人所不用之品味乎》则是对祭祀祖先时的规范，这些都是对祖先伊斯兰教信仰的尊重，包括：
“祀禁用鼓乐”
“祀用素服”
“祀刲牲治具，必昉教门”
“祀禁用水族而非卵生者”
“祀禁用水族介类”
“家禁用豚”
第四篇《开列丧制宜戒条项》则是丧葬中禁止出现民间佛道信仰，包括：
“丧事戒用鼓乐”
“丧事戒用道释引路”
“丧葬戒献纸钱”
“丧事戒竖幡打成恶习”
2、伊斯兰教与儒家——不背教亦不泥教
“读圣贤书，学圣贤事，不背教亦不泥教。”这是清嘉庆版《郭氏族谱》中郭肇汾引用儒学家丁自申的主张。丁自申出身于泉州另一支回族陈埭丁氏，是明代后期陈埭丁氏儒化的关键人物。
《郭氏族谱》中郭肇汾作于1807年（嘉庆十二年）的《适回辩》开头就列举了三种不同的宗教信仰。第一种是“从儒而兼道释之教”，也就是汉俗；第二种是“回而兼吾儒之道”，也就是泉州城当时坚持伊斯兰教信仰的金、丁、夏、马、迭几家；第三种是“从儒而存乎回之教”，也就是郭氏一族。从这里可以看出，白奇郭氏当时已经将自己和泉州城的穆斯林区分开来，认为自己首先遵从的是儒家，而将伊斯兰教作为保留祖先的习俗。
在郭肇汾制订的四篇条例中，也可以明显的看出这些条例实际上并仅是为了维护伊斯兰教信仰本身，更为了让后嗣以儒家思想遵从祖先的信仰习俗。条例中多次强调遵从祖先的伊斯兰教习俗是为了遵从儒道：
“前代既经验之，后之子孙，其当之戒，以乎无忘家规，以无忝乎儒道。”
“凡近道释邪教，一切摒除，以囗儒道为崇尚”。
在祭祀祖先时，郭肇汾写有一条“祀用儒家礼兼之”，后面解释道“清真教从禋祀之礼，而今本族先禋祀而后祭祀。”这更是说明了清代白奇郭氏的儒回兼用。
六、伊斯兰教的最终消逝
清末时，埭上村的清真寺因年久失修而坍塌，清真寺转移到更为偏僻的大山村，由本村的阿訇“桶叔”主持教务。“桶叔”传“草鸟”，“草鸟”再传“卯叔”。这三代阿訇都是大山村郭氏族人，同属一个近亲房支，其中“桶叔”和“草鸟”都曾到泉州清净寺学习。“卯叔”名叫郭兴发，是郭氏自行培养的阿訇。
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大山村有30多名穆斯林，基本上是阿訇同一房支的族人，其中女性占近半数。每周五大山村清真寺进行主麻聚礼，阿訇用阿拉伯语诵读《古兰经》，再用闽南话宣传伊斯兰教教义。每逢或宰牛时，都要找阿訇诵经。
当时大山村的穆斯林对教义了解的都不多，有些人同时也拜关帝等民间佛道神仙，阿訇也并不干涉。
1986年11月《中国旅游》在白奇拍摄的手抄本《古兰经》。
郭志超《伊斯兰教在百崎回族文化变迁中的地位》、郭秋君《惠安回族——白奇郭》和叶文程《惠安百崎回族丧葬礼仪及其特点》中记载了20世纪30、40年代大山村的葬礼仪式：
人死后，要脱去死者的衣服，盖上白布单然后“净体”。尸体洗涤后，男性死者缠上白布，女性死者穿上对襟白长衫，头戴白色高顶帽，脚船白长袜。用三条白布分别扎着小腿、腹部和胸部。然后由长子背到临时作为灵堂的本房支宗祠祖厅。灵床由两条长凳和三块铺板搭成，灵桌上放一个香炉，两边各摆一盘二十四块由米磨粉炸成的油香，有的丧家也摆几盘素菜。这时阿訇头戴蓝色尖顶六合帽，身穿蓝色长衫，在灵桌前交椅上朝西盘坐，开始读《古兰经》。
出殡前将死者装入便棺，便棺四面是木板，底部是活动的。出殡时，将便棺盖上棺罩，阿訇在前面引导，三个小孩跟随，后面四个人抬棺，后面尾随着穿白色丧服戴白色孝帽的孝男孝女，最后是腰缠或臂缠白布（腰白）的送葬人群。
到墓地后，将香料撒在石棺底下。石棺由两长两短四块石板围成，底下见土。四个人分别站在墓穴四角，拉开红毯遮住墓穴。然后将死者身上的白布条提起，抽出便棺底板，死者便落入墓穴之中。将五块红土分别放在死者的头、两手和两脚，盖上七块石板（七星板），堆上土，有的人家过段时间还会用灰浆抹盖。
在40年代以前，不少白奇郭氏也有为死者请阿訇的习俗，并按照伊斯兰习惯处理尸体和速葬。当时白奇村聘请了一位来自安徽寿县的阿訇铁凯臣，主要是主持葬礼和祭祖时的宗教礼仪。铁阿訇不在时，还有一位郭氏族人郭修业跟天津的刘阿訇读过几天经，家中有三十部经学典籍。铁阿訇在抗日战争期间归真，从此白奇郭氏只剩下郭兴发一位阿訇。
摘要：这篇文章围绕“泉州百崎郭氏回族（上篇）”展开，适合关注穆斯林生活、清真信息、伊斯兰文化和中文网络转帖内容的读者阅读。
泉州百崎郭氏回族（上篇）（上篇）
在泉州城以东12公里的百崎回族乡，生活着一万多名郭姓回族，称为“白奇郭”或“九乡郭”。“九乡郭”的名字来自清代以来郭氏居住的白奇、下埭、埭上（莲埭）、田岑（田吟）、里春、大山、贺厝、山兜、后海9个村子，实际上郭氏还生活在克圃、斗门头、梁墓、后塘、加坑5个村子。
百崎在明清地方志和族谱中称为“百奇”、“白奇”或“白崎”。1949年后统一称为白奇，1990年8月成立回族乡时改名百崎。
一、元代以前的历史
在白奇郭氏的各种族谱中，关于定居白奇以前的记载模糊不清又互相矛盾，而且很可能有攀附和杜撰现象。但是通过对各种族谱的梳理，比照当时的历史背景，还是能得到一个相对合理的推测。其中厦门大学石奕龙教授的《百崎回族早期历史中的若干问题》和泉州师范大学吴幼雄教授的《百崎郭姓渊源与经堂教育》都是比较有价值的研究。
1、祖先是汾阳王郭子仪？
白奇郭氏以汾阳王郭子仪为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明宣德年间（1426-1435）年的《毅轩公行实》：“先世汾阳忠武王派分，逮及五季之衰，支分叶茂，蔓延四方。”这时距郭氏定居白奇只有数十年的时间。
虽然以郭子仪为祖先，但郭氏族谱中并没有提供可靠的谱系依据，只说“罹于烽火，谱牒遗忘，莫考其续。”
宋元以来，族谱的编撰逐渐成为儒家伦理道德和宗族凝聚的重要组成部分，私家修谱越来越多。明代以后，许多普通人家的家谱也开始采用大宗的形式，出现追溯几十世的谱系，祖先中出现古代帝王、显赫世系、高等官爵。郭子仪在1388年（明洪武二十一年）作为古今功臣列入明朝的历代帝王庙，是重要的郭姓名人，许多明清郭氏族谱都以郭子仪为祖先。巧合的是，在百崎回族乡东北70里的泉港区郭厝村生活着另一支郭氏回族，他们和白奇郭氏并没有直接联系，但同样以郭子仪为祖先。
2、祖先是归信伊斯兰教的汉人？
以郭子仪为祖先，就要解决为什么身为汉人却信仰伊斯兰教的问题。《郭氏族谱》中郭肇汾作于1807年（嘉庆十二年）的《适回辩》就探讨了这个问题。郭肇汾说之前在郭氏族人中有“从妈教”与“本是回”两种说法，但他认为都不合理，因此提出了“适回”的第三种说法。也就是说郭氏祖先因为跟穆斯林交往密切，转而信仰了伊斯兰教。
“适回”确实是相对合理的说法，因为白奇郭氏在元末明初完全没有受到和其他色目人一样的冲击，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而且来到白奇后不久就建立了家庙和家谱，这些我们在后面会详细的介绍。
3、郭氏来泉始祖
根据族谱记载，郭氏曾经生活在杭州富阳的郭家村，元代来到泉州。关于郭氏最早来泉州的始祖有两种说法，主流说法是郭德广（《白奇郭氏族谱·仲远公行实》和《奇山家谱》等），另一种说法是郭德广的父亲郭章（《华山郭氏四房家谱》和《温陵惠邑华山郭氏族谱》等）。
在记载郭章是入泉始祖的谱牒中写有“章公生二子，长德广公，次德昭公。”，以及“德广公分流石头、百奇；德昭公分杏宅、东街等处”的记载。就是说郭章生有郭德广和郭德昭兄弟，郭德广的后人住在法石石头街和百奇，郭德昭的后人生活在杏宅村和泉州东街。这种说法是将白奇郭氏与居住在泉州杏宅回族村的郡东郭氏联系在了一起。
在泉州城东洛江区的杏宅回族村等地生活着几千郭姓回族，他们的族谱序言中写有“一世祖仝，字孟良，号乐樵处士。浙之富阳人，元末随囗囗囗囗司提举，乐泉山水之趣，因籍于泉。”郭孟良因为居住在泉州东街，因此他的后人称为郡东郭氏。后来郭孟良的五世孙郭源和郭洤在明成化年间迁到杏宅，之后又分散到各地。
关于郡东郭氏一世祖郭孟良在《泉州府志》中也有记载“郭仝字孟良号乐樵，本浙江富阳人。元末随其从祖钦任泉州盐司提举”，另外郭孟良妻子何氏的墓志铭上也记载有“嫁适同里郭孟良，郭氏之光淛乃富阳人，元之季侍其始祖钦耒官闽中。”
这里说到郭孟良是跟随他的从祖“钦”从富阳来到的泉州的。而白奇郭氏的始祖郭德广的名字正是“钦”。《百奇郭氏族谱》中记载：“公官名钦，字德广，浙江富阳郭家村后人。”府志中的“从祖”指的祖父的兄弟，因此郭孟良很可能是就是郭德昭的晚辈，随郭德广一起从浙江富阳来到的泉州。
在白奇郭氏的《奇山郭氏家谱引》里，曾记载郭德广一开始生活在泉州行春门外，后来才迁到法石。行春门是唐代泉州子城的东城门，元代后并入城内，位置就在泉州东街的中段，这正是郡东郭氏始祖郭孟良的居住地。
因此根据目前的文献推测，郭德广可能是和晚辈郭孟良先后从浙江富阳郭家村来到泉州东街定居。
4、住在法石的郭德广
法石村在泉州城东郊的晋江北岸，是宋元泉州港的重要通商码头。元代法石的美山到坂头有数里长的临江石头街。1346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到泉州港，他在《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写道：“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们看到港内停有大船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这个港口是一个伸入陆地的巨大港湾，以至与大江会合。”
法石港的江口码头位于法石村石头街尾江海交汇处 ， 是宋元时代的贸易枢纽。江口码头曾经有8个渡头，至今仍保留有美山渡码头和文兴渡码头两处。
由于多年淤积，河床上升形成江心洲，又被房地产开发，现在的江面已经不复当年面貌。
美山渡码头由花岗岩筑砌，现存上层为近代筑砌，下层为宋代到清代不同时期的叠压，多用丁顺砌法。
文兴渡码头同样由花岗岩砌筑，以错缝筑砌为主。可见残长近20米，其余部分陷入江中。
作为泉州重要的贸易港口，法石在宋元时期有许多来自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商人居住。明清以后仍然有金、夏、郭三家回民居住。1959年，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调查组在法石美山的金厝山“西墓园”发现了数座须弥座式伊斯兰教石墓。
5、郭德广的墓碑——郭氏来自波斯？
1956年，法石村石头街村民在俗称“柳公砌”的地方平整土地时，将一座规模很大的“蕃客墓”挖掉平整成园地。据村民说这座墓有一个石砌四方大平台，分上下两层，各有两座须弥座式伊斯兰教石墓，在上层的首端有一块墓碑，被村民敲断成两截，抬回村中铺集体仓库的地板。
泉州海交馆藏元代须弥座式伊斯兰教石墓，柳公砌的这两座石墓可能形制类似：
1959年和1974年，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调查组根据《白崎郭氏族谱》的线索，在法石村多番调查，终于发现了这块写有阿拉伯文的郭氏祖坟墓碑，并于1978年移至泉州海交馆收藏。
这块墓碑的右上角竖刻篆体“庭坡”，下面刻“晋”，代表晋江县法石庭坡；左上角竖刻篆体“百奇”，下面刻“惠”，代表惠安县百奇，这两处是白奇郭氏先后居住的地方。下面竖刻楷体“元郭氏祖坟茔”。
墓碑汉字的部分都很好解释，但阿拉伯文的释义就有很大难度。80年代初，泉州海交馆的馆长陈达生的观点成为主流。他将阿拉伯文释义为“lbn Qds Daqqaq Nam”，即 “伊本·库斯·德广贡·纳姆”，并因为纳姆（nam）是波斯语“著名”的意思而认为白奇郭氏是波斯人的后代。
而泉州师范大学教授吴幼熊在《百崎郭姓渊源与经堂教育》中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吴幼雄请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阿拉伯文部主任后，认为这段是用阿拉伯文拼写的闽南话“Yin Go Zi Ta-gag Mou”，即“元郭氏德广墓”，因为之前解读的人都不熟悉闽南话所以没有译出，郭氏源自波斯的证据也根本不存在。
用阿拉伯文拼写汉语的方式叫做“小儿经”或“小儿锦”，也叫做“消经”，是学习伊斯兰教经典是时用来注解的。据郭氏族谱记载曾多次重修郭德广墓，这块墓碑很有可能是清代由信仰伊斯兰教的郭氏后人重新树立的。关于郭氏后人在清代重新进行经堂教育的经历，在后文会详细讲述。
二、明初定居百奇
1、是否因元末明初的民族动荡而避居白奇？
郭德广的孙子郭仲远在明洪武年间从法石迁到了后渚港对岸的白奇铺居住，形成了现在的百崎回族乡。许多相关的研究都说到郭仲远迁居是因为元末的战乱和明初对色目人的压迫，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1357年到1366年间，泉州爆发了由波斯籍色目人组织的“亦思巴奚战乱”，对泉州造成了空前的劫难，破坏严重。战争结束后，泉州掀起了排斥色目人的风潮，大批色目人遭到仇杀，据 《清源金氏族谱·丽史》记载：“是役也，凡西域人尽歼之，胡发高鼻有误杀者，闭门行诛三日。”幸存的泉州“番人”许多逃出泉州避居。
根推族谱测据，郭德广的生日应在1283-1303年左右，1367-1387年左右去世。郭德广晚年正是泉州排斥色目人的高峰，但族谱中普遍记录郭德广“洪武初以例占籍法石”，《奇山家谱笔序》更是详细到“洪武九年（1376）依例占籍，卜居法石”，1376年正是明军控制泉州的第二年，明朝控制泉州后就开始整顿户籍，郭德广一家正是在这时编入明朝户籍。
郭德广在法石一直居住到去世，“以疾而终”，死后就葬在法石。郭德广的儿子郭子洪享年49岁，1366年去世，一生都在法石从未离开，死后也葬在法石，他的妻子翁氏去世于1372，同样葬在法石。另据《坡庭族谱》记载，郭子洪留在法石的三子郭季渊的长子郭仕泉在1411年通过乡试中举并在县里做官“永乐九年（1411年）乡科作县，择籍江右。”，说明当时郭仕泉起码接受了稳定的教育。
由此看来，郭德广一家在亦思巴奚战乱和之后对色目人的仇杀中不仅没有留下遭难的记载，还在明朝占领泉州后编入户籍，之后又培养后代科举做官。
2、郭仲远迁居的原因
再看郭仲远迁居白奇的原因，据《百奇郭氏族谱》中《仲远公行实》记载，郭仲远“珠积寸累而底有成，乃择地筑室于本县二十三都奇山之下。”这说的是郭仲远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决定外出创业。在《白奇郭氏族谱序》中则记载：“仲远公生五子，性好山水之乐，择地于惠邑海滨奇山下，筑室居焉。”也完全没有提到战乱和外逃。
郭德广以降，郭氏几代都有长子外出开基，幼子留居旧址的习惯。郭德广和弟弟郭德昭的后代郭孟良一开始住在泉州东街，后来郭德广开基法石，郭孟良留在东街。郭德广生独子郭子洪，郭子洪的三个儿子就是长子郭卿公迁居江西，次子郭仲远开基白奇，只有三子郭季渊留在法石坡庭。郭仲远本来住在白奇铺的埭上（莲埭），他的四个儿子也是长子住在白奇，次子住在里春，三子外出漳州，只有四子留居埭上（莲埭）。因此，郭仲远从法石迁居白奇，很可能是宗族社会常见的“树大分支”的结果。
经过元末明初的动乱，泉州的海上贸易严重受损，法石港口的繁荣不再。进入明朝以后，洪武年间前后6次发布禁海令，据《明实录》记载，“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禁民间用番香番货”，“寸板不许下海”。郭氏很有可能在这一时期转商为农，郭仲远和大哥相继外出谋生，大哥远走江西，二哥迁往后渚港对岸，只留下小弟照顾祖居祖坟，管理祭祖事宜。
另外根据石奕龙《陈埭回族宗教信仰的演变及其原因初探》中分析，泉州的另一支回族陈埭丁氏也也没有受到元末明初对色目人的压迫，他们迁居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明初海上贸易被禁后又商业改为农业。因此，明初对海上贸易的禁令很可能才是郭仲远来到白奇的主要原因。
3、明初的白奇铺
白奇铺位于泉州湾的洛阳江口东侧，隔江与泉州后渚港相对，有大片的海湾滩涂，人口稀少。白奇铺周围当时生活着郑、梁、孙、陈、李、杨、江、傅、贺八姓汉人，都是元末从外地迁过来的外来户，没有任何本地大户。 对面远处就是泉州后渚港
郭仲远来到白奇铺后安心务农，族谱《家谱阙疑·祖置田地·宅契》中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备资承买得孙府埭田，坐落惠安二十三都百奇等处，载租囗千余石，纳秋粮囗囗囗。”这里的“孙府埭田”指的是当时生活在龙头山麓的孙姓人家，就是如今的埭上（莲埭）村，这也是郭仲远生活的地方。
另外郭仲远还修砌道路，据族谱《仲远公行实》记载“自佣砌石路三百里（步），以利行者”，桥尾石桥路在20世纪60年代还保存完好。
据郭氏族谱《复遵回回教序》记载，郭仲远在白奇建立了清真寺，并收藏有许多伊斯兰教经典：我祖自开基白奇以来，曾贮天经三十部，创礼拜寺，尊重经教，认主为本。
不过这是清代重新入教的郭氏后人所写，并没有其他更早的史料可以佐证。
4、 白奇石亭
白奇石亭原名桥尾亭，据说由郭仲远修建于明洪武年间，是白奇渡口的凉亭，全部由花岗岩构成。亭盖呈伞形，下面呈正方形，亭柱分内外两层，内层四根外侧十二根，组成“回”字型的两个正方形。
传说中，1417年（永乐十五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曾与郭仲远在清净寺结识，郑和受邀前往白奇，郭仲远在石亭迎接，于是得名接官亭。但这一事件并没有文献记载。
乾隆和光绪年间石亭两次重修，现存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重修碑。
1986年11月《中国旅游》杂志上的白奇石亭，当时里面还住着人家，现在的石亭是2005年重修后的面貌。
5、郭仲远夫妇墓
郭仲远去世于1422年，享年75岁。他的妻子陈氏去世于1433年，享年82岁。他们安葬在下埭村东龙头山下， 俗称“石狮公墓” 。
郭仲远夫妇墓是典型的宋元泉州穆斯林须弥座式石墓，这种石墓座上有石墓盖的墓葬被郭氏称为“教墓”，俗称“糕仔墓”，代表着伊斯兰教。
石墓用泉州常见的花岗岩制成，分为五层。第一层雕刻六足和如意图案，第二层雕刻连续花枝，第三层雕刻覆莲瓣。第四层左侧陈氏墓雕刻莲花与枝叶图案，右侧郭仲远墓的墓刻有阿拉伯文《古兰经》第55章第26节和27节 ：
凡在大地上的，都要毁灭；惟有你的主的本体，具有尊严与大德，将永恒存在。
这段经文在泉州宋元穆斯林墓盖石上大量出现，三亚穆斯林古墓上最常雕刻的也是这段。
泉州海交馆藏写有《古兰经》第55章第26节和27节的墓碑：
两座石墓并排置于石台之上，后面砌筑马蹄形挡土墙，挡土墙正中有一块云月形石碑，这种图形也能在泉州的宋元伊斯兰教石墓中见到。
墓葬的两侧的石构件，似为石狮和龙头。
如今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清净寺和灵山圣墓都能见到大量和郭仲远墓相似的宋元伊斯兰须弥座式石墓。明代以后，泉州的白奇郭氏和陈埭丁氏继续沿用这种形制，另外在扬州普哈丁墓园、杭州丁鹤年墓等东南地区明代伊斯兰墓葬中都能看到类似的形制。
典型的泉州伊斯兰须弥座式石墓：
出自05版《泉州宗教石刻》
出自05版《泉州宗教石刻》
泉州海交馆藏宋元伊斯兰须弥座石墓，是目前所见最华丽的一座。
泉州灵山圣墓的伊斯兰须弥座式石墓
泉州陈埭丁氏后人的须弥座式石墓
杭州西湖畔大诗人丁鹤年的伊斯兰须弥座石墓，卒于1424年，仅比郭仲远晚两年。
扬州普哈丁墓园的伊斯兰须弥座石墓
6、郭孟伟夫妇墓
郭孟伟是郭仲远长子郭仕初的次子，去世于1480年，享年77岁。他的妻子黄氏去世于1474年，享年69岁。他们夫妻二人去世后葬在紧邻郭仲远墓旁边，同样是伊斯兰须弥座式石墓，但没有任何花纹。墓后是1983年的重修碑。
1986年11月《中国旅游》杂志上的郭孟伟墓
郭仲远和郭孟伟的墓旁还有一对石狮。
7、郭仕源家族墓
郭仕源是郭仲远的次子，去世于1407年，年仅34岁，去世后葬于里春村东，俗称“二房公墓”。
郭仕源同样是伊斯兰须弥座式石墓，墓盖前面为阴雕云月图案，底座四周有连枝花纹图案。
郭仕源墓旁边有两座伊斯兰须弥座石墓，东边葬有郭仕源的妻子陈氏，西边葬有郭仕源长子郭邦永的妻子曾氏。陈氏去世于1457年，石墓没有花纹，曾氏去世于明成化年间（ 1465-1487 ），石墓有连枝花纹图案。
另外在郭仕源墓的后面还葬有郭仕源后代的石墓：
郭仕源长孙四世郭益钦墓，去世于1504年。
郭益钦原配王氏墓，卒年不详。 郭益钦续配李氏墓，卒年不详。 郭益钦长子五世郭续元墓，卒于1526年。 郭益钦三弟四世郭怀钦墓和妻子胡氏墓1994年因原址建设迁建于此。 郭氏信房（五房）五世郭廉夫和妻子莆氏1997年因原址建设迁建于此。 因我去郭仕源陵园时大门关闭，因此后面的墓葬我未能得见。
郭仕初夫妇墓
郭仕初是郭仲远的长子，去世于1448年（明正统十三年），享年79岁。他的妻子邬氏去世于1439年（明正统四年），享年57岁。他们去世后葬于田吟村西，俗称“长房公墓”，是四层辉绿岩须弥座石墓。
来自05版《泉州宗教石刻》
20世纪70年代百奇围海开垦工地时出土了一块花岗岩石刻，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束腰处的档垛石，上面刻有阿拉伯文：“他——真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你们都将归向他”
来自05版《泉州宗教石刻》
典型的须弥座祭坛式伊斯兰石墓
来自05版《泉州宗教石刻》
然而这些伊斯兰教墓葬是否经过后人的重修仍然无法定论。清康熙年后白奇郭氏曾再次皈依伊斯兰教，最先入教的郭宏隆就将他父亲郭慕程的汉式棺木改为伊斯兰教石墓。据《郭氏本房本支世系》记载：
慕程公先时已出教，及其子宏隆入教，后修墓再将公之葬在棺木改作回葬，于今尚是骸坟之象。
除了这一记载外，清代再未出现须弥座式墓座+墓盖石形式的穆斯林石墓。清代的穆斯林墓葬改为使用砖砌或石砌，墓座和墓盖以三合灰仿造明代的墓葬而作。
三、宗族化?
在王珂教授2017年的著作《消失的国民——近代中国的“民族”话语与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第一章从“穆斯林”到“中国人”中，王珂教授向我们介绍了泉州另一大回族群体陈埭丁氏在明代通过“在地化”、“宗族化”和“科举化”，从而实现“本土化”的过程。陈埭丁氏在第八、九、十世的时期逐渐形成了严格的字辈，编纂了族谱，在科举上取得了硕果，最终不再信仰伊斯兰教。
而白奇丁氏则有很大的不同。除了一座座须弥座式石墓和清代再次入教的后人关于400年前祖先信仰的描述外，明代前期的白奇郭氏好像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国南方儒家系统的宗族社会，这从白奇郭氏的家庙与家谱就能有所体现。
1、郭氏家庙
白奇郭氏家庙由郭仲远长子郭仕初建于1432年（明宣德七年），俗称“大祠堂”。原为 “三间张”大厝 ， 乾隆年间重修时扩展为“五间张”大厝， 1873年（同治十二年）再次重修。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大祠堂因火灾被毁，宣统和民国初年由四位郭姓族人捐资重修。
精美繁复的闽南木雕
过去白奇大祠堂内供奉着郭德广、郭子洪、郭仲远夫妇，郭仲远的五个儿子郭仕初、郭仕源、郭仕壁、郭仕敏、郭仕昭及夫人，长房三世郭孟俊、四世郭孟伟十六位神主牌位。民国初年重修后又增加了四位捐资人的祖先神主牌位。
在郭氏家庙的前面还有“午门”遗址
2、郭氏家谱
郭仲远有五位儿子，其中四位嫡子，另有一子侧室所生。因此一开始分为仁、义、礼、智四房，后来由西田公创立五房信房，由此形成白奇郭氏仁义礼智信五大房。其中长房郭仕初住在白奇；二房郭仕源和五房郭仕昭住在里春，后来二房扩展到田岑（田吟）、后海、斗门头、梁墓、后塘、加坑，五房住在梁墓；三房郭仕璧住在山兜；四房郭仕敏留在父亲居住的埭上（莲埭），后来四房又扩展到下埭、大山、克圃（桔圃）。
《郭氏家谱》最早在1436年（明正统元年）由郭仲远长子郭仕初修纂。1436年郭仕初写下了《家谱题辞》，里面提到：苟不于斯而明其昭穆，序其尊卑，以别其亲疏，逮夫枝繁世远，岂不至于宗族相遇如涂人耶？”这里明确的提到了修纂族谱是为了加强“宗族”的凝聚力。
族谱中另有1422年（永乐二十年）郭仲远去世前留下的《毅轩公家训》：
凡为家长，谨守礼法。以振家声，以树勋烈。尊卑有序，男女有别。昆弟安和，岁祀丰洁。子孙谦恭，孝敬毋阙。勿习怠荒，勤勉学业。从善孽孽，企仰光喆。宗戚有恩，馈问毋辍。奴婢服劳，须辨优劣。田园所收，费用有节。乡邻熙熙，毋相欺灭。凡此数端，不可违越。倘或不遵，是谓凶孽。异时相逢，虽悔难雪。
里面提到的“尊卑有序，男女有别，子孙谦恭，孝敬勿阙。”等都是典型的儒家宗族社会的表现。
白奇村景
下埭村景
3、克圃村三世祖厝
2013年， 泉州水下考古陆地调查队在百崎乡克圃村发现了一座祖厝， 保存着闽南特色建筑“出砖入石” 的早期风格，花岗岩石块间的缝隙用红色瓦片、碎石片填充，纵向错缝叠压。
据郭氏后人郭家琳老人说，这里是郭仲远四子郭仕敏之子三世祖郭谏平（1419-1487）居住的地方。
三、明万历年间出教
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郭氏不再信仰伊斯兰教。
郭氏族谱《适回辩》记载：“传至八世、九世乃出教，谅在明万历年间。”这里的“八世、九世”是以郭德广计算，如以郭仲远计算则是“六世、七世。”
《郭氏本房本支世系》记载：“稽吾家前之出教，谅在明万历三十五年。”
关于出教的原因，郭氏族谱《复遵回回教序》记载是因为战乱而遭到焚烧破坏，失去了掌教：本期世世尊重，历代不忘。孰意传至五世后，遭兵燹之间关，掌教失传，遂至迷染外教之风，竟蒙昧正教之则。
这里提到的战乱，很可能是明代著名的“嘉靖倭患”。嘉靖倭患始于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 ，徽州海商王直联合福建的海盗集团率领大批“倭寇”侵扰浙江福建。《明世宗实录》卷三八四记载：“漳、泉海贼勾引倭奴万余人，驾船千余艘……”
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倭寇”进攻泉州，攻陷了白奇以东20公里专门抵挡倭寇的崇武城， 泉州卫指挥使站战死，惠安县接连遭到劫掠，白奇以北5公里的鸭山曾多次发生战斗。
直到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俞大猷和戚继光率军来到泉州抗击，泉州“倭乱”才终于在1569年（ 隆庆三年） 平息。
与此同时，泉州另一大回族陈埭丁氏几乎在同时一时间不再信仰伊斯兰教。丁氏十世祖丁衍夏（1516-1597？）在族谱《祖教说》中记载，他童年时陈埭丁氏还保持着礼拜、封斋、不吃猪肉、宰牲、土葬等伊斯兰教规，而到了16世纪后期丁衍夏著述时，陈埭丁氏已经改用木葬，不礼拜，不封斋，不宰牲，吃猪肉了。这之后陈埭丁氏多人考取科举，大量兴修宗祠，伊斯兰教在17世纪彻底消失。
据丁衍夏1562年所作《宗聚说》中记载，陈埭丁氏在1561年受到了倭寇的严重洗劫，损失惨重，许多丁氏族人寓居城中躲避灾祸，陈埭丁氏最终放弃伊斯兰教很可能也跟嘉靖倭乱有关。
如今陈埭丁氏的庙宇：
其实16世纪到17世纪间整个泉州的伊斯兰教都在衰退之中。据1607年《重修清净寺碑记》记载：“故清净氏之言天堂，反不如释氏之言地狱，虽其先守教之家，今亦掉臂而叛去，此教之所由衰，而寺之所由圮，乃末趋渐失使然耳，岂其初立教之本旨哉！”
其中提到的“虽其先守教之家，今亦掉臂而叛去”，指的很可能就有刚刚出教的白奇郭氏和陈埭丁氏。
四、清康熙年复入教
1、移居清净寺
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福建汀延邵等处地方总兵官左都督陈有功来到泉州，重兴教门，在清净寺中办学教进行经堂教育。当时郭氏四房八世郭宏隆因为“强干弱枝之分”，从白奇铺贺厝搬到清净寺居住，皈依了伊斯兰教。宏隆入教后，不断有去泉州城做生意的郭氏族人来到清净寺入教。随着入教人数的增加，在陈有功的资助下，在郭氏四房居住的埭上村修建了礼拜寺。据《汾阳郭氏迁居泉郡通淮街支派图》记载：
康熙己丑年间，陈都督讳有功仕于泉中协参府，重新教门，百奇叔侄来城贸易，复入教多矣。埭上礼拜寺系陈公建造焉。
郭宏隆入教后，他的后代大多搬到泉州清净寺附近居住，另一些在埭上礼拜寺居住。据《汾阳郭氏迁居泉郡通淮街支派图》记载，乾隆年间郭宏隆的孙子郭士富生活在泉州清净寺附近，而另一个孙子郭士礼则住在埭上礼拜寺。据族谱《义斋公行述》中记载，郭士富曾在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和漳州左营副将白云汉一同重修清真寺。
清净寺始建于1009年（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309年（元至大二年）由波斯设拉子人艾哈默德重建。“清净寺”本名艾苏哈卜（Ashab）清真寺，译为“圣友寺” ，“清净寺”原是泉州城南的另一座建于南宋的清真寺，后因原清净寺的碑刻被放到圣友寺中，导致两寺名称混淆。
白奇郭氏重新入教的康熙年间，清净寺的礼拜大殿奉天坛已经因年久失修而坍塌，包括白奇郭氏在内的一些穆斯林就在奉天坛内盖房居住。
1936年，成达师范学校毕业生张玉光阿訇前来住持泉州教务，他1937年在《月华》杂志上发表了《回教入华与泉州回教概况》，说到当时仍有4户白奇郭氏居住在清净寺礼拜大殿之内。
1986年11月《中国旅游》拍摄的清净寺，当年的4户白奇郭氏就住在这里，直到1986年重修时被迁出。
奉天坛倾塌后，北侧的明善堂改为礼拜场所。1818年重修为传统四合院建筑， 1871年又重建为闽南特色的小三间建筑，1952年重建为水泥木框的简易瓦片平屋， 1998年重建恢复1871年的面貌。
据郭氏族谱《复遵回回教序》记载，郭氏重新入教后，由八世孙郭思致、十世孙郭志全带领下，经过“庄师”、“葛师”两位阿訇的教育，有一百多人加入了伊斯兰教，其中以郭宏隆所属的四房为主：
及八世孙思致公、十世孙志全公及下教亲景公，并数位至辈已得庄师之启传，复得葛师之化成，于是我族重遵此教者，至是有百余人矣。葛师之挚意，感真主之厚恩，追溯祖宗诚斋礼拜之风，晓谕养猪、食猪之谬。
但1807年（嘉庆十二年）郭肇汾在族谱《载修葺义斋郭公墓文》中也写到，当时白奇郭氏仍然没有翻译伊斯兰经典：“教所纂经典，如引绳，音殊字别，至今仍而不译，李衷一先生取其不译，有得于古之至真焉。”
2、清代伊斯兰教石墓
清代重新入教后的郭氏穆斯林已不再使用明代的须弥座式石墓。在百崎乡后海村西的“海潭边”有十五世郭淑献和其三子之墓。郭淑献去世于1875年，享年67岁。墓葬是三合土平台，台上有两座三合土墓葬，墓桌前横嵌一块花岗岩石刻，刻有伊斯兰教的“总信言”：“ 我信仰真主，他具有一切尊名和一切美德，我接受他的一切教律。”
来自05版《泉州宗教石刻》
来自05版《泉州宗教石刻》
灵山圣墓旁的白奇郭氏近代墓葬。
五、伊斯兰教与本土信仰
1、通过条例规范禁止民间佛道信仰
清代复入教时，民间佛道信仰在白奇已经蓬勃发展，因此，教信仰伊斯兰教的郭氏四房族长曾设法规范习俗，抑制民间佛道信仰的发展。
郭宏隆的后代郭肇汾在1808年（嘉庆十三年）续修的《郭氏族谱》中收录了他所写的一系列抑制佛道信仰的条例，包括《开列儆戒后嗣妄言先世所从教门》、《开列禁条以训后嗣》、《开列祀先人所不用之品味乎》、《开列丧制宜戒条项》4篇48条，从这些条例中可以看出19世纪初期白奇郭氏宗教信仰的一些情况。
第一篇《开列儆戒后嗣妄言先世所从教门》是解释白奇郭氏后人对伊斯兰教的一些误解。其中包括：
“戒妄言清真教必宰牛”，这是一些郭氏后人已经不了解清真饮食的内涵，简化为只准宰牛。
“戒妄言葬用笼布袋”，这是一些郭氏后人已经不知道归真后用白布的习俗缘由。
“戒妄言同葬一窟”，这是已经不了解穆斯林的墓葬习俗。
第二篇《开列禁条以训后嗣》则是规定严格禁止信仰民间佛道宗教，第一条就是“家禁用道释教”，后面则有更加详细的说明：
“家禁用功果追荐冥金、冥纸、冥人及一概纸料。”
“家禁用尼姑超渡神囗邪说”
“家禁用神佛医法”
“家禁用时俗术家替身过关”
“家禁用冥金、冥银于祀毕之候”，后面郭肇汾又注释：此又吾家之所最忌也。
“家禁用火葬瓦（罐）葬”
“家禁用线戏”，线戏就是提线木偶戏，郭肇汾指出“此乃道释谢神体制，禁之于今凡五世矣。”
第三篇《开列祀先人所不用之品味乎》则是对祭祀祖先时的规范，这些都是对祖先伊斯兰教信仰的尊重，包括：
“祀禁用鼓乐”
“祀用素服”
“祀刲牲治具，必昉教门”
“祀禁用水族而非卵生者”
“祀禁用水族介类”
“家禁用豚”
第四篇《开列丧制宜戒条项》则是丧葬中禁止出现民间佛道信仰，包括：
“丧事戒用鼓乐”
“丧事戒用道释引路”
“丧葬戒献纸钱”
“丧事戒竖幡打成恶习”
2、伊斯兰教与儒家——不背教亦不泥教
“读圣贤书，学圣贤事，不背教亦不泥教。”这是清嘉庆版《郭氏族谱》中郭肇汾引用儒学家丁自申的主张。丁自申出身于泉州另一支回族陈埭丁氏，是明代后期陈埭丁氏儒化的关键人物。
《郭氏族谱》中郭肇汾作于1807年（嘉庆十二年）的《适回辩》开头就列举了三种不同的宗教信仰。第一种是“从儒而兼道释之教”，也就是汉俗；第二种是“回而兼吾儒之道”，也就是泉州城当时坚持伊斯兰教信仰的金、丁、夏、马、迭几家；第三种是“从儒而存乎回之教”，也就是郭氏一族。从这里可以看出，白奇郭氏当时已经将自己和泉州城的穆斯林区分开来，认为自己首先遵从的是儒家，而将伊斯兰教作为保留祖先的习俗。
在郭肇汾制订的四篇条例中，也可以明显的看出这些条例实际上并仅是为了维护伊斯兰教信仰本身，更为了让后嗣以儒家思想遵从祖先的信仰习俗。条例中多次强调遵从祖先的伊斯兰教习俗是为了遵从儒道：
“前代既经验之，后之子孙，其当之戒，以乎无忘家规，以无忝乎儒道。”
“凡近道释邪教，一切摒除，以囗儒道为崇尚”。
在祭祀祖先时，郭肇汾写有一条“祀用儒家礼兼之”，后面解释道“清真教从禋祀之礼，而今本族先禋祀而后祭祀。”这更是说明了清代白奇郭氏的儒回兼用。
六、伊斯兰教的最终消逝
清末时，埭上村的清真寺因年久失修而坍塌，清真寺转移到更为偏僻的大山村，由本村的阿訇“桶叔”主持教务。“桶叔”传“草鸟”，“草鸟”再传“卯叔”。这三代阿訇都是大山村郭氏族人，同属一个近亲房支，其中“桶叔”和“草鸟”都曾到泉州清净寺学习。“卯叔”名叫郭兴发，是郭氏自行培养的阿訇。
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大山村有30多名穆斯林，基本上是阿訇同一房支的族人，其中女性占近半数。每周五大山村清真寺进行主麻聚礼，阿訇用阿拉伯语诵读《古兰经》，再用闽南话宣传伊斯兰教教义。每逢或宰牛时，都要找阿訇诵经。
当时大山村的穆斯林对教义了解的都不多，有些人同时也拜关帝等民间佛道神仙，阿訇也并不干涉。
1986年11月《中国旅游》在白奇拍摄的手抄本《古兰经》。
郭志超《伊斯兰教在百崎回族文化变迁中的地位》、郭秋君《惠安回族——白奇郭》和叶文程《惠安百崎回族丧葬礼仪及其特点》中记载了20世纪30、40年代大山村的葬礼仪式：
人死后，要脱去死者的衣服，盖上白布单然后“净体”。尸体洗涤后，男性死者缠上白布，女性死者穿上对襟白长衫，头戴白色高顶帽，脚船白长袜。用三条白布分别扎着小腿、腹部和胸部。然后由长子背到临时作为灵堂的本房支宗祠祖厅。灵床由两条长凳和三块铺板搭成，灵桌上放一个香炉，两边各摆一盘二十四块由米磨粉炸成的油香，有的丧家也摆几盘素菜。这时阿訇头戴蓝色尖顶六合帽，身穿蓝色长衫，在灵桌前交椅上朝西盘坐，开始读《古兰经》。
出殡前将死者装入便棺，便棺四面是木板，底部是活动的。出殡时，将便棺盖上棺罩，阿訇在前面引导，三个小孩跟随，后面四个人抬棺，后面尾随着穿白色丧服戴白色孝帽的孝男孝女，最后是腰缠或臂缠白布（腰白）的送葬人群。
到墓地后，将香料撒在石棺底下。石棺由两长两短四块石板围成，底下见土。四个人分别站在墓穴四角，拉开红毯遮住墓穴。然后将死者身上的白布条提起，抽出便棺底板，死者便落入墓穴之中。将五块红土分别放在死者的头、两手和两脚，盖上七块石板（七星板），堆上土，有的人家过段时间还会用灰浆抹盖。
在40年代以前，不少白奇郭氏也有为死者请阿訇的习俗，并按照伊斯兰习惯处理尸体和速葬。当时白奇村聘请了一位来自安徽寿县的阿訇铁凯臣，主要是主持葬礼和祭祖时的宗教礼仪。铁阿訇不在时，还有一位郭氏族人郭修业跟天津的刘阿訇读过几天经，家中有三十部经学典籍。铁阿訇在抗日战争期间归真，从此白奇郭氏只剩下郭兴发一位阿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