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家的科学衰落叙事对穆斯林安全吗？伊斯兰文明科学史审视（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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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truktur-produktiviti-saintifik-dalam-tamadun-islam-dongengan-orientalis
原文标题：Struktur Produktiviti Saintifik dalam Tamadun Islam: Dongengan Orientalis
作者：Asadullah Ali Al-Andalusi
作者简介：阿萨杜拉·阿里·安达卢西（Asadullah Ali Al-Andalusi）：本尼迪克特大学西方哲学学士，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哲学硕士，马来亚大学伊斯兰研究博士候选人。
副标题：关于伊斯兰文明科学生产力的5个常见误解
摘要：本文反驳把伊斯兰文明科学衰落简单归咎于安萨里和宗教正统的流行叙事。作者通过历史资料、科学史研究和东方主义批评说明，穆斯林科学传统的兴衰远比这种单线解释复杂。
图：伊斯兰文明中科学生产力的结构：东方学者的虚构
引言
2001年9月11日悲剧发生三个月后，著名的巴基斯坦核物理学家佩尔韦兹·胡德博伊（Pervez Hoodbhoy）为《华盛顿邮报》撰写了一篇题为《伊斯兰教如何迷失方向：昔日的黄金成就》的文章，试图解释9/11袭击背后的原因以及当今伊斯兰世界所处的困境。 在整篇文章中，他提到了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一个理性与科学战胜宗教保守主义的时代。 他总结分析时，将这一辉煌时代的终结归咎于宗教正统观念——更具体地说，是将责任归咎于11和12世纪的神学家阿布·哈米德·穆罕默德·伊本·穆罕默德·安萨里（Abū Ḥāmid Muḥammad ibn Muḥammad Al-Ghazālī，卒于 1111年）：
然而在12世纪，以阿拉伯学者安萨里（Al-Ghazālī）为首的伊斯兰正统派卷土重来。 安萨里主张启示高于逻辑，宿命论高于自由意志。 他认为数学是反伊斯兰的，会使人心智迷乱并削弱信仰…… 被困在严苛的正统观念束缚中，伊斯兰的发展停滞了。 再也没有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学者聚集在皇宫中共同合作。 这是伊斯兰世界宽容、智慧和科学的终结。
除了安萨里是阿拉伯人这一奇怪的说法（他实际上是波斯人）之外，胡德博伊并没有解释一个人是如何能够摧毁整个文明的——更不用说他指控此人否定自由意志和数学与9/11有任何关联——但很明显，他认为这位著名的学者应对伊斯兰世界引入削弱性的、持久的非理性负责，从而导致了极端主义、暴力、政治动荡以及诺贝尔奖的匮乏。
十多年后，在戛纳国际创意节上，著名的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和科学教育家尼尔·德格拉塞·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也重复了同样悲惨的故事，讲述了曾经被伊斯兰文明照亮的过去，以及它如何被这位“伊斯兰版伏地魔”所终结，此人通过忽视数学的功用和否定因果之间的必然联系，单枪匹马地击败了理性。
但当代伊斯兰世界面临的所有问题，真的都是源于一个人的思想所引发的反理性、反科学精神的结果吗？ 两位来自世界和文化不同背景的科学家，不仅在伊斯兰文明科学生产力的兴衰问题上达成一致，而且还能以被视为该领域权威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观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因为他们的观点显然与他们作为科学家的资格无关。 相反，他们的观点似乎反映了一种流行且长期未受挑战的看法——直到最近。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些科学史学家将这一叙事置于显微镜下，审视其基本假设以及对历史数据不合理的调整：这是一种受西方自身意识形态历史（即启蒙运动与教会的对立）所启发的投射。
那么，伊斯兰文明的科学生产力是如何提升的呢？ 其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 随后的衰落真的是因为赤裸裸的宗教保守主义吗？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分析历史数据和关于这些数据的流行概念，同时审视最新的替代理论。 然而，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定义对本次论述至关重要的许多术语，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一主题。
术语定义
关于“伊斯兰文明科学生产力兴衰”背后的论述，首先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它应该如何进行；也就是说，在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之前，需要确定哪些关键术语和概念？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知识探究的提问，无论是涉及科学、神学、哲学、法律还是历史。 因此，第一个需要定义的术语就是“科学”本身。 然而，尽管有些人想当然，但这并非易事，因为该术语根据其使用的语境可以包含多种不同的含义。 例如，科学哲学家奥斯曼·巴卡尔（Osman Bakar）指出：
科学并不是一个对所有人来说都清晰明确的实体…… 首先，对于术语本身的使用存在分歧，即“科学”一词所指的知识领域是仅限于自然科学，还是扩展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有些人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使用这个词。
总的来说，“科学”只能被定义为“知识体系”。 在这方面，科学哲学家阿尔帕斯兰·阿奇根奇（Alparslan Açikgenç）提出，要被视为“科学”，必须具备四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它必须有一个“主体”或“研究对象”，即“不包括所有不相关的研究课题”。 其次，它必须有一种“方法”或“进行科学调查的方式”。 再次，它必须有一种“理论”或“作为特定问题临时解决方案的表述”。 最后，它必须有一种“传统”或获取新信息的功能，这种功能可以被命名并组织起来，从而导致科学共同体的形成。
然而，尽管这些定义在更广泛的分析中可能有用，但围绕任何文明中科学兴衰这一历史现象的当代讨论，往往强调对“科学”更具体的理解，即“通过观察和实验对物理和自然世界进行系统研究的智力和实践活动”及其应用（即技术）。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规范中嵌入了一个流行的概念，即科学代表了一种以价值和目标为中心的企业，完全脱离了科学家本人的主观性。 然而，这是错误的，并将在本次讨论中受到严厉挑战。 正如科学哲学家和博学家齐亚乌丁·萨达尔（Ziauddin Sardar）所言：
可以说，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是科学之外的。 因为在科学中，科学方法通过遵循严格的逻辑——观察、实验、推理和无价值判断的结论——来确保中立性和客观性。 但科学家并不是孤立地进行观察。 所有的观察都发生在明确的理论之内。 观察及其相关数据的收集，旨在反驳理论或为其提供支持。 而理论本身并非凭空产生。 理论存在于范式之中——即一套信仰和教条。
这种观点的含义可能看起来很荒谬；事实并非“客观”，而是完全依赖于科学家为了完美理解其外部世界经验而构建的理论。 事实上，“范式”这一概念已成为当今学术界理解科学本质的关键，并为确定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动机、范围和重要性提供了基础。 在解释这一概念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卒于 1996年）——他在其巨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创造了这个术语——解释说，尽管人类的经验确实是普遍的，但我们对这些经验的理解却根据我们的信仰背景而有所不同：
如果两个人站在同一个地方，盯着同一个方向，我们必须…… 得出结论，他们接受了相似的刺激。 （如果两人能把眼睛放在同一个位置，刺激将是相同的。） 但人们看到的不是刺激；我们对它们的知识是非常理论化和抽象的。 相反，他们有刺激，我们不必认为我们两个观察者的刺激是相同的。 （怀疑论者可能记得，在约翰·道尔顿1794年的描述之前，色盲从未被发现。）
因此，科学的实践和应用绝非中立，而是完全依赖于科学家自身的价值论和形而上学动机。 例如，世俗社会中科学生产力的本质，在目标和产出上可能与更倾向于宗教的社会截然不同，因为每个文明中科学家的价值观和信仰差异巨大。 虽然前者可能纯粹专注于与维护和运作非宗教国家及其公民相关的问题和目标，但后者将受到一套完全不同的信仰和条件的激励。 换句话说，文化，或“一个群体的思想、习俗和社会行为”，决定了什么是“科学”，包括用于解释经验数据（即“事实”）的理论。 因此，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主流科学传统实际上是“西方科学”，而本研究论文讨论的是伊斯兰文明科学的兴衰（即“伊斯兰科学”），因为它发生在伊斯兰文化框架的语境中，展现了穆斯林科学家的价值观和信仰。
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是否也影响了我们对文明科学史的分析？ 当然。 例如，如果我们采用上述“中立”观点，那么关于科学在伊斯兰文明中“兴起”和“衰落”的说法，将不过是一种时代错乱的解释，是我们对自己今天科学经验的投射。 这种观点的结果将导致我们得出荒谬的结论，即科学要么在当代伊斯兰世界不存在，要么处于灭绝的边缘。 事实远非如此，科学在穆斯林中依然活跃且状况良好——从iPhone到最新的医疗技术——只是不再从伊斯兰视角进行开创。 因此，“承载价值”的概念更符合历史和现实。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科学哲学家，如乔治·萨利巴（George Saliba），将一个文明科学活动的“衰落”定义为“一个文明开始成为科学思想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的时代”。
尽管有这种逻辑，科学作为中立的概念在公众中仍然最受欢迎。 因此，重置某些历史类别以更好地反映对其解释至关重要的文化因素是有帮助的。 因此，我建议将“兴起”和“衰落”的类别重新概念化为“生产力时代”和“依赖时代”。 这两个标签既不暗示科学脱离文化影响的中立视角，也不会让我们陷入困惑，去解释为什么尽管当代穆斯林拥有像西方一样多的科学产品，科学在伊斯兰文明中却“衰落”了。 相反，它们更准确地代表了伊斯兰科学的现状，即一个曾经最富有成效、现在却已过去并依赖外部因素的企业。 因此，为了完整起见，术语“兴起”和“衰落”仍将被全面引用，但应被视为可以通过上述修订建议进行调整的内容。
最后，有必要了解代表任何科学传统兴衰背后主要影响的术语。 这些影响很重要，因为它们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伊斯兰科学兴衰背后的原因，还为我们在其发生时提供了一种衡量方法。 科学史学家托比·哈夫（Toby Huff）将这些影响分为两类：“内部影响”和“外部影响”。 前者代表了“科学的方法、理论、范式和工具”，即为科学探究在社会和文明的智力生活中提供安全空间的文化和制度结构。 换句话说，内部影响是特定文明的抽象感知和实践，而外部影响是促进这些感知表现和应用的更物质的因素（例如，政府资助的研究设施、图书馆、大学等）。 因此，我还将把战争、经济繁荣与衰退、自然灾害、瘟疫等纳入哈夫对“外部影响”的定义中，因为这些现象在决定一个社会是否会专注于维护其科学传统以及其延续程度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
图1
科学传统“兴起”与“衰落”的重新概念化
根据上述讨论，将对伊斯兰文明生产力时代背后的历史进行简要分析。 虽然本文的范围不包括解释历史上关于此事的各种观点全貌，但将提供流行叙事及其伴随问题的摘要，以提供背景，解释伊斯兰科学历史发展背后的主要影响。
“经典叙事”与学术分歧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时，拜占庭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的力量因行政、军事殖民、经济方面的缺陷以及彼此之间无休止的冲突而开始衰落。 当时的穆斯林利用这些弱点，在短短几十年内征服了这两个帝国。 随着权力平衡的转移，新的伊斯兰法律允许分配资源和时间，以建立一个符合其自身利益的世界。 正如迪米特里·古塔斯（Dimitri Gutas）所记录的那样：
阿拉伯征服的历史意义不可低估。 埃及和新月沃地自亚历山大大帝时代以来，首次在政治、行政，最重要的是在经济上与波斯和印度重新统一…… 在伊斯兰兴起前的一千年里，将文明世界隔开的巨大经济和文化鸿沟，即由两条大河在双方创造敌对力量而形成的东方与西方之间的边界，已不复存在。 这使得原材料和制成品、农产品和奢侈品、劳动力和服务、技术和技能，以及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能够自由流动。
尽管如此，穆斯林最终还是无法保持他们的主导地位，并开始依赖外国的思想和发明来与邻国竞争。 结果，权力平衡再次发生转移，穆斯林不再拥有他们曾经拥有的自主权和主导地位。 当代伊斯兰文明的现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它在西方分裂、军事打击以及全球经济和技术垄断的压力下艰难求存。
然而，在讨论伊斯兰文明的科学生产力提升时，历史学家往往会构建一种叙事，贬低伊斯兰价值观的内在影响，同时夸大外部地缘政治因素作为主要驱动力。 相反，这些研究人员在解释其衰落时，却毫不犹豫地归咎于这些价值观的影响。 这种受东方主义者启发的版本，即所谓的“经典叙事”，不幸地在西方文明中成为了几个世纪以来流行的分析框架，如今在穆斯林群体中也广为流传，导致了几十年来欺骗性的观点未受质疑，且相关证据被压制。 话虽如此，近年来已有尝试提供替代性观点。 例如，科学史学家乔治·萨利巴（George Saliba）在揭露这一理论及其偏见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伊斯兰科学与欧洲文艺复兴的诞生》（Islamic Scien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中总结了主要假设：
这一叙事似乎始于一种假设，即伊斯兰文明是一个远离城市生活的沙漠文明，几乎没有机会发展出能够吸引其他文化的科学。 该文明只有在接触到被认为更先进的古老文明时，才开始发展科学思想……这些周边文明通常拥有悠久的历史，具备高水平的科学产出（至少在历史上某个时期），并拥有沙漠伊斯兰文明中不可能存在的智力水平。
同样的叙事也从未忘记讲述伊斯兰时期确实进行的一项事业：通过严谨的翻译过程，积极传播这些文明的科学。 据说这场翻译运动涵盖了那些古老文明所产生的所有科学和哲学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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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很少有作者会将伊斯兰黄金时代描述为不仅仅是古希腊辉煌的重演…… 有些人有时可能会说，伊斯兰的科学产出确实为希腊科学知识增加了一些特征，但这些增加通常被描述为如果希腊人有足够的时间，他们也能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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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经典叙事始终坚持认为，由这些大规模翻译所推动的科学知识，很快就与伊斯兰社会内部更传统的势力发生了冲突，这些势力通常被定义为某种形式的宗教正统派。 据说这些正统派所产生的反科学攻击，在12世纪神学家阿布·哈米德·安萨里（Abū Hamid Al-Ghazālī）的著名著作中达到了顶峰。
萨利巴也驳斥了这种叙事，称其为西方关于自身教会历史（即理性主义与宗教教条及机构之间的战争）的投射。这种投射的首要标志就是不公正地将伊斯兰科学的兴起归功于伊斯兰价值观之外的因素，同时却将其作为导致其衰亡的主要原因。
伊斯兰学者穆扎法尔·伊克巴尔（Muzaffar Iqbal）指出，这种投射可以追溯到东方主义者伊格纳兹·戈德齐赫（Ignáz Goldziher，1921年）及其著作《正统伊斯兰对古代科学的态度》（The Attitude of Orthodox Islam towards the Ancient Sciences）。他在书中提出，衰落是由于学者们对希腊和波斯的“外来科学”持负面态度，因为它们的教义与伊斯兰教义相对立。他的“冲突论”最终获得了动力，涵盖了从20世纪到当代许多著名历史学家的著作。 例如，赫夫（Huff）在写作时表达了这种态度：
如果科学思想和长期的创造力要保持自身并进入新的征服和创造领域，就必须存在各种自由的包容空间——即所谓的“中立区”，在那里，大批人可以追求智慧，而不受政治和宗教权威的谴责。 此外，某些形而上学和哲学假设必须伴随这种自由。 就科学而言，个人必须被视为被赋予了逻辑，世界必须被视为一个理性且一致的整体，并且必须提供各种普遍的代表性、参与和话语层面。 正是在这里，人们发现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作为现代科学孵化器的巨大弱点。
赫夫反思了对伊斯兰文明的神学和制度的明显偏见，甚至使用“阿拉伯语科学”这一短语，将翻译运动的注意力集中在语言/民族特征上，而不是宗教影响上。 根据这种观点，穆斯林在这一时期唯一的积极贡献是通过共同语言统一社会，以及吸收希腊哲学——这些艰苦的努力后来却自相矛盾地被伊斯兰本身固有的反科学精神所破坏。 然而，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反科学情绪在开始之前和期间就已存在，那么这种运动是如何发生的？ 换句话说，如果“外来科学”因为其与伊斯兰教义的对立性质而不可接受，那么很难确定它最初是如何被接受并长期实践的。
尽管“冲突论”影响巨大且非常流行，但在戈德齐赫的研究中发现了各种异常情况，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他的假设只能通过故意从伊斯兰学术文本中摘取断章取义的引文来形成。 因此，索尼娅·布伦特杰斯（Sonja Brentjes）、迪米特里·贡塔斯（Dimitri Guntas）、艾哈迈德·达拉尔（Ahmad Dallal）和乔治·萨利巴试图提供更多基于证据的伊斯兰科学史视角——我相信后者提供了最重要的解构，提出科学的兴起并非偶然地接管了希腊思想，更多是早期伊斯兰社会自身务实关切的结果。
萨利巴在批评经典叙事时，首先触及了这种复兴的起点，而不是仅仅假设它是由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阿布·贾法尔·阿卜杜拉·马蒙·本·哈伦·拉希德（Abū Jaʿfar Abdullāh al-M’amūn ibn Hārūn al-Rashīd，卒于833年）统治期间的翻译起源所驱动的。 833年，即公元813-833年之间。
根据传说，马蒙翻译希腊著作的愿望源于一次神秘的经历，他在梦中遇见了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告诉他应该开始获取科学知识。 虽然这一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未经证实——而且很可能是作为事后解释而编造的神话——但这并没有阻止经典叙事的支持者将其作为科学生产力如何在伊斯兰文明中奇迹般出现的证据。
萨利巴认识到这个起源故事的薄弱性质，发现复兴时期要早得多，讽刺的是，通过检查“梦境事件”背后的原始资料——10世纪波斯穆斯林历史学家穆罕默德·本·阿比·雅各布·伊沙克·纳迪姆（Muḥammad ibn Abī Ya’qūb Isḥāq al-Nadīm，卒于940年）。 他于公元987/988年撰写了一部伊斯兰文明思想史著作，名为《索引之书》（Kitab al-Fihrist）。 在书中，他不仅发现了马蒙的梦境故事，还发现了其他各种伪经。
通过一些事件，萨利巴得出结论，纳迪姆只是记录了他那个时代的流行故事，并没有打算将其作为获取真实历史叙事的方式。 经进一步检查，东方主义者对马蒙梦境的使用似乎有些不诚实，因为纳迪姆本人只是认为它对科学知识的传播有影响，而不是将其视为来源。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将这一特定事件命名为“提及为何古代哲学和科学书籍变得丰富的原因”，并将该故事视为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之一”。
同样，纳迪姆反驳了经典叙事，断言拜占庭认为他们自己的古代著作不值得学习，因为它们“违背了[基督教]先知教义”，并一直保持这种情绪直到伊斯兰帝国兴起。 换句话说，穆斯林并不是因为突然接触到拜占庭文化才对翻译这些文本感兴趣，相反，他们之前就已经有了科学倾向。 如果他们不知道这些希腊文本的价值，他们怎么会知道并寻找它们呢？ 正如达拉尔所言：
这场翻译运动为新兴的科学知识提供了基础。 但虽然这解释了部分图景，且被公认为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但它并没有对起源做出完整的解释。 例如，最初是什么社会政治条件和文化能力引发了对翻译和科学的兴趣？ 其次，是什么文化条件和文化能力使相关社会能够知道如何翻译复杂的科学文本，开发科学知识在两种语言之间转移所需的术语，理解翻译后的科学文本，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知识？ 从这个角度来看，翻译不是一个机械过程，而是复杂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不能仅仅归结为外部知识的转移；相反，它涉及接收文化内在的力量——最重要的是，翻译时伊斯兰文化中的认识论状况。
然而，支持经典叙事的学者在研究这些事件时会进行选择并不令人惊讶——他们选择根据预先考虑的倾向而不是批判性的评估来安排这些事件。 正如萨利巴之前所指出的，西方对宗教教条和机构的经验投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解释其他历史和文化事件的背景。 结果，东方主义者积极地只寻找那些看起来符合这种理解的证据片段。 与此一致，马蒙的梦境事件也成为了一种将额外历史数据与经典叙事联系起来的便捷方式——因为在他统治期间（公元813-833年）。 伊斯兰文明中发生了最大的神学争议之一：穆尔太齐赖派（Mu’tazilah）的兴起。
根据伊斯兰哲学家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Seyyed Hossein Nasr）的说法，穆尔太齐赖派是一群神学家，他们“在伊拉克主导神学一个多世纪，并发展出一种神学，强调在宗教相关事务中使用逻辑以及人类自由意志的重要性。” 他们对信仰基本教义的“理性”方法使他们相信被视为异端的观点，例如将安拉完全揭示为人类理智无法理解的纯粹抽象概念。 这与更正统的观点相左，即虽然神圣的本质无法完全理解，但他的属性——正如伊斯兰原始文本中所提到的——具有至少普通人可以理解的现实。 然而，穆尔太齐赖派从一个更具争议的观点中获得了知名度：即《古兰经》是被创造的，而不是安拉永恒的圣言。
但为什么这种神学争议对东方主义者如此重要？ 因为正是马蒙，在统治期间如此确信穆尔太齐赖派的真理，以至于他强制在更广泛的伊斯兰社会中推行其教义——甚至将其作为衡量一个人信仰有效性的试金石。 因此，那些寻找理性主义与宗教之间“战争”明确例子的人，可以追踪到马蒙梦境事件、穆尔太齐赖派的建立，以及随后伊斯兰文明中科学生产力兴起之间的平行线。 然而，除了对纳迪姆记录的明显误读外，这种情绪依赖于一个反对派团体的短暂影响（34年），该团体最终被社会中更保守的元素通过哈里发阿布·法德尔·贾法尔·本·穆罕默德·穆塔西姆·比拉·穆塔瓦基勒（Abū 'Faḍl Ja'far ibn Muḥammad al-Mu'taṣim bi'llāh al-Mutawakkil，卒于861年）的崛起而推翻。 861年。 换句话说，所谓的“理性主义者”——在短时间内统治——很难成为随后七个世纪科学进步和科学智慧的先驱，而这七个世纪是在他们的神学和知识对手的控制下度过的。
作为替代，萨利巴发现了一个更合理的事件，纳迪姆回忆起第二个倭马亚哈里发哈立德·本·耶齐德·本·穆阿维叶（Khalid ibn Yazīd ibn Mu'āwiya，卒于704年）如何命令一些哲学家将关于炼金术的希腊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目的不明。 704年。 他被发现将这一事件与第五个倭马亚哈里发阿卜杜勒·马利克·本·马尔万（'Abd al-Malik ibn Marwan，卒于705年）统治期间政府记录（dīwāns）中的后续翻译联系起来，他统治于公元685-705年，以及他在伊拉克的总督阿布·穆罕默德·哈贾吉·本·优素福（Abū Muḥammad al-Ḥajjāj ibn Yūsuf，卒于714年）： 705年。 714年。
哈立德·本·耶齐德·本·穆阿维叶被称为“马尔万家族的智者”。 他确实很聪明，对科学有兴趣和爱好。 因为那门[炼金术]艺术吸引了他的注意，他指示一群住在埃及城市的希腊哲学家去见他。 因为他担心阿拉伯语，他命令他们将关于那门艺术的书籍从希腊语和科普特语翻译成阿拉伯语。 这是伊斯兰教中第一次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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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哈贾吉[本·优素福]时期，那些波斯语的登记册被翻译成了阿拉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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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士革的记录是希腊语的…… 这些记录是在希沙姆·阿卜杜勒·马利克时期翻译的…… 也有人说这些记录是在阿卜杜勒·马利克[本·马尔万]时期翻译的。
故事的第一部分并没有被Al-Nadim准确解释，他只是提到了哈立德对科学的热爱。 这段简短的故事——其中包含了一些对上述内容的补充说明——被他认为是翻译工作的首次尝试。 然而，当我们研究关于这个故事的补充资料时，它们表明哈立德在激励阿卜杜勒·马利克翻译这些著作方面发挥了作用，这是基于后者希望将伊斯兰政治货币化的愿望。 在此之前，穆斯林仅依赖拜占庭和波斯的货币。 这表明，翻译和学习炼金术著作背后的主要动机，纯粹是为了让新成立的伊斯兰帝国能够摆脱对邻国的依赖，实现自给自足。
同样，政府记录的翻译也是出于务实的目的，因为这是国家韧性力量的基础。 至于这些记录最初为何用波斯语和希腊语记录？ 这与一个简单的事实有关，即波斯和拜占庭当时以其“处理分数等算术运算”的能力而闻名，而这种天赋正是产生此类记录所必需的。 因此，阿卜杜勒·马利克感到有必要将政府部门（dīwān）“阿拉伯化”，以便官员们能更好地查阅这些记录，并提高国家管理和财富流动的效率。
这种对国家国库透明度和高效管理的实际需求，带来了意想不到且有益的结果。 由于记录政府部门不仅需要算术技能，还需要天文学（有助于确定收税时间）、几何学（用于土地测量）以及度量衡知识（用于贸易），这导致了翻译与这些任务相关的科学著作的需求，同时也需要对想要申请政府职位的阿拉伯语母语者进行教育。 换句话说，新成立的伊斯兰帝国中的公共办公室成为了寻找、翻译和学习其他科学文本的跳板。 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也将促进与宗教实践（ībadah）相关的实际事务。 例如，天文学对于计算礼拜（ṣalāt）、斋月（Ramaḍān）和节日（‘Īd）等强制性宗教活动的特定时间也是必要的，从而有效地组织和管理了伊斯兰社会最重要的活动。
伊斯兰作为实践——科学作为工具
总结上述讨论，翻译运动并非在阿拔斯王朝时期突然发生，而是在倭马亚王朝时期就已经开始；这是出于当时与伊斯兰政策相关的实际原因。 换句话说，伊斯兰价值观的内在影响是获取和应用科学的主要动力。 尽管《古兰经》或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言行中从未明确宣扬过，但一种科学理性的形式已经在古典时代的穆斯林中扎根，其指导思想是基于伊斯兰传统本身来践行他们的价值观。 例如，《古兰经》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明确的实践动力：
“他为你们制服了天地间的一切，都是从他那里发出的。对于能思维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古兰经》，45:13） （《古兰经》，45:13）
事实上，先知穆罕默德 ﷺ 鼓励寻求知识以达到同样的效果，特别关注其用途：
“安拉的仆人在复生日将一直站立，直到他被问及他的时间（在世时）……以及他的知识，他是如何利用它的……”（《提尔米济圣训集》，第148段）
“无益的知识就像没有用于安拉之道的财富。” （《提尔米济圣训集》，第108段）
“安拉、众天使、天地间的一切，甚至巢中的蚂蚁和水中的鱼，都在为那些教导他人有益知识的人祈祷祝福。” （《提尔米济圣训集》，第422段）
这些圣训呼吁穆斯林寻求“有益”的知识并“加以利用”，这表明其价值不仅仅在于获取知识本身。 例如，许多人知道道德美德与道德罪恶之间的区别，但如果这种知识不被用来促进美德和克制私欲，那么它的价值为零。 同样，知道如何进行心脏手术如果一个人不准备去执行它或教给别人，是完全没有益处的。 因此，根据伊斯兰教义，仅仅知道某事不足以被视为“有益”。 萨达尔指出，这种对知识——特别是科学和技术——的务实看法，正是早期穆斯林所实践和执行的：
古典伊斯兰学者担心在追求知识时，必须关注社会需求，知识不能带来不必要的社会影响，因此它不应倾向于导致人类与世界以及人类之间相互疏离的抽象程度，或导致混乱而非启蒙。 在这个框架内，科学被引导向中道。 虽然它应该与社会相关，但纯粹的功利主义科学思想是被拒绝的。 此外，不存在所谓的“为科学而科学”；然而，为了人类完善而追求纯粹知识是受到鼓励的。 科学必须成为实现更高目标的必要工具，而不是作为目的本身来享受。
这种认知最终产生了伊斯兰科学传统的建立（即由伊斯兰价值观的意识和实践所驱动）。 但这种新科学有何不同之处？ 关于这一点，科学史学家贾米尔·雷格普在评论中世纪天文学实践时，指出了穆斯林科学家至今普遍采用的以下两种方法：
总的来说，人们可以识别出两种不同的方式，它们影响了中世纪伊斯兰天文学中的宗教影响。 首先，存在着赋予天文学宗教价值的尝试…… 宗教影响出现的第二种普遍方式是试图使天文学尽可能在形而上学上保持中立，以确保它不会直接挑战伊斯兰教义。
提到的第一种方式可以被认为是研究宇宙的“主动”方法，穆斯林科学家试图将他们的价值观直接与特定的科学实践联系起来。 例如，阿拉丁·阿里·伊本·易卜拉欣·伊本·沙提尔（卒于 1375年），大马士革倭马亚清真寺的一位穆瓦基特（计时员）。 虽然他除了确保每个人都知道礼拜的准确时间外没有其他职业，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拥有更大的抱负。 在空闲时间——很可能有很多——伊本·沙提尔制造了更精确的仪器（例如，日晷）并对天体运动进行了理论研究，以便更好地履行他的职责。 结果，由于他的额外活动，伊本·沙提尔能够建立行星模型，这些模型在近两个世纪后也被哥白尼用于发展其日心说理论。 这导致研究人员推测伊本·沙提尔可能在哥白尼的思想中发挥了作用。
穆斯林科学家接近其学科的另一种方式可以被视为更“被动”；他们不是将伊斯兰价值观直接与他们的研究和观察联系起来，而是经常避免任何被视为与这些价值观相冲突的问题或想法。 这并不奇怪，因为如果任何调查与伊斯兰的基本原则发生冲突，那么将科学视为支持这些价值观并为这些价值观服务的工具的认知就会受到损害。 然而，这种被动实践似乎与伊斯兰教鼓励寻求知识的要求相矛盾。 无论如何，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反映了一种过时的科学观，即认为科学是一个“中立”的实体——因为所获得的知识类型是由文化价值观决定的。 因此，这些自我强加的限制并不一定会造成损害。 例如，穆斯林科学家最终能够通过抛弃早期学者（即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的旧范式，将天文学领域向更进步的方向发展，这些旧范式支持许多与伊斯兰教义相冲突的概念，如占星术。 萨利巴总结了这场科学革命如下：
关于宗教与天文学的交集，以及通过它科学与宗教的交集…… 新的天文学（hay'a）是随着早期伊斯兰宗教需求的发展而发展的。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种新的天文学可以被定义为以宗教为导向的占星术。 在反占星术团体的压力下，这些团体通常具有宗教性质或与军队结盟，天文学需要重新定位自己，成为一门旨在对物理世界行为进行现象学描述的学科，并远离调查其在月下区域的影响，正如占星术所要求的那样。
这种被动方法成功体现的一个显著例子可以在阿拉丁·阿里·本·穆罕默德·库什吉（卒于 1474年）的作品中找到，他是15世纪的天文学家。 他在撒马尔罕长大——当时世界科学中心之一——后来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在伊斯坦布尔的阿亚索菲亚清真寺获得了教授天文学和数学的职位。 在评论这一时期神学对天文学的阻碍时，雷格普记录了库什吉在捍卫其科学实践的同时试图吸引神学家的尝试：
库什吉显然对阿什阿里派（神学家）关于因果关系的立场很敏感，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察，即他们对他的一些反对意见，至少在天文学方面，与占星术反对轨道位置和地面事件（特别是“异常情况”）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关。 为了克服这些反对意见，库什吉坚持认为天文学不需要哲学，因为一个人只需使用几何学、合理的假设、适当的结论和临时假设，就可以构建天文学事业所需的所有轨道结构。 这些前提允许天文学家[用库什吉的话说]：“从可能的途径中构想{takhayyalū}出各种行星状况和不规则性，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安排，以便于在他们可能希望的任何时刻确定这些行星的位置和合相，并符合感知{ḥiss}和观察{'iyān}。”
……
库什吉的观点之所以如此有趣，是因为他的天文学著作产生了一些影响。 由于他声称它不再受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原则的束缚，他感到可以自由地探索其他可能性，包括地球的自转。
由于库什吉为了自己的实践价值观而忽视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旧秩序”，这不仅通过更好的天文模型挑战了他那个时代的传统天文学，而且还引发了关于地球自转可能性的辩论，从而为不到一个世纪后哥白尼构建日心说范式铺平了道路。 换句话说，在研究自然界运作方式时，强加给伊斯兰思想的限制，也作为一种独立于过时范式的替代方案，并以重要和革命性的方式帮助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然而，仅仅知道为什么穆斯林以这种方式接近科学并不能真正告诉我们这些替代方案是如何构建的——这只是其计算的一部分。 知道它的形式与知道它的材料是不同的。 我们还需要知道是什么特定的价值观决定了伊斯兰科学事业的本质，以及是什么促使穆斯林科学家以他们的方式探索自然世界。 在这方面，许多当代学者试图为“伊斯兰科学价值观”提供具体的标准。 例如，萨达尔指出，1981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一次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科学家试图建立这些价值观的清单。 会议上达成一致的内容包括十个概念。 前四个被认为是独立的，并成为其他概念的基础：
1) 认主独一（Tawḥīd）：
你说（穆罕默德）：“他是安拉，是独一的主；安拉是万物所仰赖的；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没有任何物可以做他的匹敌。”（《古兰经》，112: 1-4）
安拉独一的概念，或统一性，是伊斯兰教义的核心；《古兰经》中甚至有一整章专门用于解释它。 因此，穆斯林不仅有义务相信这一原则——以及安拉的所有特定属性——而且不相信任何与之有丝毫冲突的东西。 其含义是，伊斯兰的立场在一个人对现实的理解以及他们的科学认知方面都是至高无上的。 这个概念也激励一个人在现实的所有其他方面推导出统一性，例如与人类（即反种族主义、反仇外心理等）以及知识与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2) 代治者（Khilāfah）：
当时，你的主对众天使说：“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治者。” 他们问（关于主决定的智慧说）：“你要在大地上设置作恶和流血的人吗？而我们是赞颂你、赞美你并使你神圣的。” 主说：“我确实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 （《古兰经》，2:30）
“大卫啊！我确已任命你为大地上的代治者，所以你要在人们之间以真理（启示给你的伊斯兰教法）进行裁决；不要追随私欲，因为它会使你偏离安拉的道路。” 那些偏离安拉正道的人，在清算之日必将遭受严厉的惩罚，这是因为他们遗忘了（安拉的正道）。 （《古兰经》，38:26）
人类在地球上作为“受托者”（amanah）的概念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人类应如何理解自身在存在中的位置：即作为对造物主所托付给他们的整个创造物所负有的责任和义务。 由于安拉将人类安置在地球上执行这一使命，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一责任。 这一概念的内涵体现在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关切、其对健康、动物及世间其他生物的影响，以及科学技术应如何被应用等方面。
3) 崇拜（Ibadah）：
我创造精灵和人类，只为让他们崇拜和敬奉我。 （《古兰经》，51:56）
遵循“受托者”的概念，穆斯林也从安拉那里获知，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崇拜他。 与此相一致，保护和维护地球，以及所有有生命和无生命事物的义务，被明确视为崇拜行为本身。 因此，理解自然世界并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应用这些知识，无论是通过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工程学、医学等领域， 都是符合伊斯兰教义、实现穆斯林人生目标的行为。
4) 知识（‘Ilm）：
在天地万物的创造中，在昼夜的更替中，对于有理智的人，确有许多迹象（安拉的权能、智慧和广博慈悯的明证）；他们站着、坐着、躺着都在记念安拉，并思考天地的创造（同时祈祷）：“我们的主啊！ 你创造这一切并非徒劳，赞美你超绝万物，求你保护我们免受火狱的惩罚。” （《古兰经》，3:190-191）
如前所述，追求有益的知识是伊斯兰教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穆斯林通过《古兰经》不断被引导去“反思”创造的迹象，并运用他们的理性来确认世界的奇妙及其存在背后的智慧。
虽然被认为同样重要，但接下来的六个价值观依赖于前述的四个，并以三对不同的形式发挥作用：
5-6) 合法（Ḥalāl）与 非法（Ḥarām）：
信道的人们啊！ 饮酒、赌博、拜偶像、求签，都是污秽的，是恶魔的行为。 你们应当远离它，以便你们成功。 （《古兰经》，5:90）
伊斯兰教所认为的“值得赞扬”和“应当谴责”的事物，对于穆斯林科学家如何对待他们的领域至关重要。 例如，穆斯林被要求生产不含酒精或特定被定为“污秽”（如猪）动物成分的药物。 因此，来自伊斯兰传统的医生更倾向于寻找可能对患者产生更好效果的替代材料。 此外，涉及占卜（如占星术）等不切实际且毫无根据的做法是被禁止的，这使得穆斯林能够专注于更现实、更有效的实验方法及其后续应用。
7-8) 公正（‘Adl）与 不义（Ẓulm）：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应当维护公正，为了安拉而作证，即使是对你们自己、父母或亲属不利。 无论对方是富人还是穷人（你们都不要因为偏袒而放弃作证），因为安拉比你们更关怀他们。 所以，你们不要顺从私欲，以免偏离公正。 如果你歪曲事实或拒绝作证，那么安拉确实深知你们所做的一切。 （《古兰经》，4:135）
在反对不义的基础上建立公正，也是穆斯林科学家视角的重要方面，并促成了有益且无害的科学实践的发展。 例如，任何导致对他人或环境不公的自然界研究方法必须立即摒弃；任何仅为个人私利而牺牲他人利益的科学研究也是被禁止的。
9-10) 公益（Istislah/Maslahah）与 浪费（‘Isrāf/Tabdhīr）：
你应当把亲属、贫民和旅客应得的权利交给他们，不要挥霍浪费。 挥霍者确是恶魔的兄弟，而恶魔对其主是极度忘恩负义的。 如果你因为等待从主那里期望获得的恩惠而不得不暂时拒绝他们，那么请对他们说温和的话。 （《古兰经》，17:26-28）
最后一对概念继续引导穆斯林科学家的伦理观，通过限制他们的目标以造福人类，并防止他们因过度行为而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例如，特定能源、燃料、食物来源或建筑材料的生产，应以维护人类生存和福祉为目的，但不得过度生产，以免产生不必要的污染物，最终损害那些本应受益的人群或其生存环境。
尽管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份清单并不完整，但它确实是构建伊斯兰科学价值观最终清单的唯一尝试。 这种构建也有助于展示伊斯兰学术事业的精髓，反映了早期伊斯兰社会的历史现实及其对待自然界的方法。 在许多其他方面，穆斯林科学家理解现实并从中获取利益的尝试，正是他们坚定遵循自身精神特质的体现。 因此，尽管伊斯兰教本身在构建特定的科学理解方面并未明确表述，但它或许可以被视为激励穆斯林形成其科学实践和理论的主要范式——无论这些实践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并促进了在几个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希腊思想之外，产生真正的科学发现。
穆斯林科学家实践其领域并透过自身价值观观察世界的方式，在科学史上并非孤立现象，也与当今当代科学的实践方式并无二致。 相反，许多有影响力的思想家都接受了这种认知。 其中一位是约翰·杜威（John Dewey，卒于 1952年），他提出了“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一词来描述这种规范性的科学实践：
物理科学的基础在于了解事物的属性和关系，这些属性和关系可被用作工具；物理科学声称揭示的仅仅是事物之间决定结果的关系，而非事物的内在属性，因此可以作为一种手段来使用。
杜威是挑战科学实在论（即理论和事实完全从属于现实的观点）的先驱之一。 作为一名反实在论者，他认为科学并非衡量真理的尺度，而是以目标为导向，并受到科学家自身意图和愿望的限制。 没有人能获得关于物理世界的完整信息，因为没有人拥有完整的数据，而且他们也无法跳出各自的文化语境来定义和组织他们的经验。 因此，理论构建是一个完全主观的过程，其中“真理”并非绝对定义，而是取决于什么能实现最终目标；最好的理论就是那些能带来最好结果的理论。
杜威的观点后来继续启发其他科学哲学家，包括威拉德·奎因（Willard Quine，卒于 2000年）以及前面提到的托马斯·库恩，形成了今天被称为“实用主义”的哲学传统。尽管这种对科学的理解被认为相当新——因为它是对公元20世纪一系列问题的回应——但从这一传统得出结论的哲学家，已经把他们的观点推广为最符合、也最适用于历史上规范性科学实践的理解。 遗憾的是，科学是“中立”和“客观”的观点在公众群体中仍然是一个主导范式。 这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及如何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这种疏离关系（对此的分析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此外，实用主义的构想似乎更准确地代表了早期伊斯兰科学实践的历史现实，仅仅因为基于科学实在论的“经典叙事”在认为伊斯兰价值观与科学生产力无关或不相容这一核心假设上，显然是错误的。
因此，将伊斯兰科学概括为一种在伊斯兰价值观方面采取工具主义方法的努力是合理的。 同样，我们可以将当代科学定义为一种使用世俗工具主义形式的媒介，因为西方精神特质在当代占据主导地位且最具影响力。
然而，在了解了内部影响对科学生产力提升的作用后，它与伊斯兰文明之外的影响有何关联呢？ 除了伊斯兰价值观的协同作用外，当时穆斯林所处的周边环境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换句话说，通过统一语言和行政协议来高效运作社区的愿望，也是出于生存和与包围伊斯兰政治体系的其他敌对帝国（即拜占庭和萨珊帝国）竞争的需要。 因此，科学的获取及其随后的翻译，不仅是由伊斯兰社会共同的价值观所驱动，也是由那些能够产生、表达并保护这些价值观的条件所驱动的。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truktur-produktiviti-saintifik-dalam-tamadun-islam-dongengan-orientalis
原文标题：Struktur Produktiviti Saintifik dalam Tamadun Islam: Dongengan Orientalis
作者：Asadullah Ali Al-Andalusi
作者简介：阿萨杜拉·阿里·安达卢西（Asadullah Ali Al-Andalusi）：本尼迪克特大学西方哲学学士，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哲学硕士，马来亚大学伊斯兰研究博士候选人。
副标题：关于伊斯兰文明科学生产力的5个常见误解
摘要：本文反驳把伊斯兰文明科学衰落简单归咎于安萨里和宗教正统的流行叙事。作者通过历史资料、科学史研究和东方主义批评说明，穆斯林科学传统的兴衰远比这种单线解释复杂。
图：伊斯兰文明中科学生产力的结构：东方学者的虚构
引言
2001年9月11日悲剧发生三个月后，著名的巴基斯坦核物理学家佩尔韦兹·胡德博伊（Pervez Hoodbhoy）为《华盛顿邮报》撰写了一篇题为《伊斯兰教如何迷失方向：昔日的黄金成就》的文章，试图解释9/11袭击背后的原因以及当今伊斯兰世界所处的困境。 在整篇文章中，他提到了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一个理性与科学战胜宗教保守主义的时代。 他总结分析时，将这一辉煌时代的终结归咎于宗教正统观念——更具体地说，是将责任归咎于11和12世纪的神学家阿布·哈米德·穆罕默德·伊本·穆罕默德·安萨里（Abū Ḥāmid Muḥammad ibn Muḥammad Al-Ghazālī，卒于 1111年）：
然而在12世纪，以阿拉伯学者安萨里（Al-Ghazālī）为首的伊斯兰正统派卷土重来。 安萨里主张启示高于逻辑，宿命论高于自由意志。 他认为数学是反伊斯兰的，会使人心智迷乱并削弱信仰…… 被困在严苛的正统观念束缚中，伊斯兰的发展停滞了。 再也没有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学者聚集在皇宫中共同合作。 这是伊斯兰世界宽容、智慧和科学的终结。
除了安萨里是阿拉伯人这一奇怪的说法（他实际上是波斯人）之外，胡德博伊并没有解释一个人是如何能够摧毁整个文明的——更不用说他指控此人否定自由意志和数学与9/11有任何关联——但很明显，他认为这位著名的学者应对伊斯兰世界引入削弱性的、持久的非理性负责，从而导致了极端主义、暴力、政治动荡以及诺贝尔奖的匮乏。
十多年后，在戛纳国际创意节上，著名的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和科学教育家尼尔·德格拉塞·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也重复了同样悲惨的故事，讲述了曾经被伊斯兰文明照亮的过去，以及它如何被这位“伊斯兰版伏地魔”所终结，此人通过忽视数学的功用和否定因果之间的必然联系，单枪匹马地击败了理性。
但当代伊斯兰世界面临的所有问题，真的都是源于一个人的思想所引发的反理性、反科学精神的结果吗？ 两位来自世界和文化不同背景的科学家，不仅在伊斯兰文明科学生产力的兴衰问题上达成一致，而且还能以被视为该领域权威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观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因为他们的观点显然与他们作为科学家的资格无关。 相反，他们的观点似乎反映了一种流行且长期未受挑战的看法——直到最近。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些科学史学家将这一叙事置于显微镜下，审视其基本假设以及对历史数据不合理的调整：这是一种受西方自身意识形态历史（即启蒙运动与教会的对立）所启发的投射。
那么，伊斯兰文明的科学生产力是如何提升的呢？ 其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 随后的衰落真的是因为赤裸裸的宗教保守主义吗？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分析历史数据和关于这些数据的流行概念，同时审视最新的替代理论。 然而，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定义对本次论述至关重要的许多术语，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一主题。
术语定义
关于“伊斯兰文明科学生产力兴衰”背后的论述，首先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它应该如何进行；也就是说，在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之前，需要确定哪些关键术语和概念？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知识探究的提问，无论是涉及科学、神学、哲学、法律还是历史。 因此，第一个需要定义的术语就是“科学”本身。 然而，尽管有些人想当然，但这并非易事，因为该术语根据其使用的语境可以包含多种不同的含义。 例如，科学哲学家奥斯曼·巴卡尔（Osman Bakar）指出：
科学并不是一个对所有人来说都清晰明确的实体…… 首先，对于术语本身的使用存在分歧，即“科学”一词所指的知识领域是仅限于自然科学，还是扩展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有些人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使用这个词。
总的来说，“科学”只能被定义为“知识体系”。 在这方面，科学哲学家阿尔帕斯兰·阿奇根奇（Alparslan Açikgenç）提出，要被视为“科学”，必须具备四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它必须有一个“主体”或“研究对象”，即“不包括所有不相关的研究课题”。 其次，它必须有一种“方法”或“进行科学调查的方式”。 再次，它必须有一种“理论”或“作为特定问题临时解决方案的表述”。 最后，它必须有一种“传统”或获取新信息的功能，这种功能可以被命名并组织起来，从而导致科学共同体的形成。
然而，尽管这些定义在更广泛的分析中可能有用，但围绕任何文明中科学兴衰这一历史现象的当代讨论，往往强调对“科学”更具体的理解，即“通过观察和实验对物理和自然世界进行系统研究的智力和实践活动”及其应用（即技术）。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规范中嵌入了一个流行的概念，即科学代表了一种以价值和目标为中心的企业，完全脱离了科学家本人的主观性。 然而，这是错误的，并将在本次讨论中受到严厉挑战。 正如科学哲学家和博学家齐亚乌丁·萨达尔（Ziauddin Sardar）所言：
可以说，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是科学之外的。 因为在科学中，科学方法通过遵循严格的逻辑——观察、实验、推理和无价值判断的结论——来确保中立性和客观性。 但科学家并不是孤立地进行观察。 所有的观察都发生在明确的理论之内。 观察及其相关数据的收集，旨在反驳理论或为其提供支持。 而理论本身并非凭空产生。 理论存在于范式之中——即一套信仰和教条。
这种观点的含义可能看起来很荒谬；事实并非“客观”，而是完全依赖于科学家为了完美理解其外部世界经验而构建的理论。 事实上，“范式”这一概念已成为当今学术界理解科学本质的关键，并为确定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动机、范围和重要性提供了基础。 在解释这一概念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卒于 1996年）——他在其巨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创造了这个术语——解释说，尽管人类的经验确实是普遍的，但我们对这些经验的理解却根据我们的信仰背景而有所不同：
如果两个人站在同一个地方，盯着同一个方向，我们必须…… 得出结论，他们接受了相似的刺激。 （如果两人能把眼睛放在同一个位置，刺激将是相同的。） 但人们看到的不是刺激；我们对它们的知识是非常理论化和抽象的。 相反，他们有刺激，我们不必认为我们两个观察者的刺激是相同的。 （怀疑论者可能记得，在约翰·道尔顿1794年的描述之前，色盲从未被发现。）
因此，科学的实践和应用绝非中立，而是完全依赖于科学家自身的价值论和形而上学动机。 例如，世俗社会中科学生产力的本质，在目标和产出上可能与更倾向于宗教的社会截然不同，因为每个文明中科学家的价值观和信仰差异巨大。 虽然前者可能纯粹专注于与维护和运作非宗教国家及其公民相关的问题和目标，但后者将受到一套完全不同的信仰和条件的激励。 换句话说，文化，或“一个群体的思想、习俗和社会行为”，决定了什么是“科学”，包括用于解释经验数据（即“事实”）的理论。 因此，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主流科学传统实际上是“西方科学”，而本研究论文讨论的是伊斯兰文明科学的兴衰（即“伊斯兰科学”），因为它发生在伊斯兰文化框架的语境中，展现了穆斯林科学家的价值观和信仰。
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是否也影响了我们对文明科学史的分析？ 当然。 例如，如果我们采用上述“中立”观点，那么关于科学在伊斯兰文明中“兴起”和“衰落”的说法，将不过是一种时代错乱的解释，是我们对自己今天科学经验的投射。 这种观点的结果将导致我们得出荒谬的结论，即科学要么在当代伊斯兰世界不存在，要么处于灭绝的边缘。 事实远非如此，科学在穆斯林中依然活跃且状况良好——从iPhone到最新的医疗技术——只是不再从伊斯兰视角进行开创。 因此，“承载价值”的概念更符合历史和现实。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科学哲学家，如乔治·萨利巴（George Saliba），将一个文明科学活动的“衰落”定义为“一个文明开始成为科学思想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的时代”。
尽管有这种逻辑，科学作为中立的概念在公众中仍然最受欢迎。 因此，重置某些历史类别以更好地反映对其解释至关重要的文化因素是有帮助的。 因此，我建议将“兴起”和“衰落”的类别重新概念化为“生产力时代”和“依赖时代”。 这两个标签既不暗示科学脱离文化影响的中立视角，也不会让我们陷入困惑，去解释为什么尽管当代穆斯林拥有像西方一样多的科学产品，科学在伊斯兰文明中却“衰落”了。 相反，它们更准确地代表了伊斯兰科学的现状，即一个曾经最富有成效、现在却已过去并依赖外部因素的企业。 因此，为了完整起见，术语“兴起”和“衰落”仍将被全面引用，但应被视为可以通过上述修订建议进行调整的内容。
最后，有必要了解代表任何科学传统兴衰背后主要影响的术语。 这些影响很重要，因为它们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伊斯兰科学兴衰背后的原因，还为我们在其发生时提供了一种衡量方法。 科学史学家托比·哈夫（Toby Huff）将这些影响分为两类：“内部影响”和“外部影响”。 前者代表了“科学的方法、理论、范式和工具”，即为科学探究在社会和文明的智力生活中提供安全空间的文化和制度结构。 换句话说，内部影响是特定文明的抽象感知和实践，而外部影响是促进这些感知表现和应用的更物质的因素（例如，政府资助的研究设施、图书馆、大学等）。 因此，我还将把战争、经济繁荣与衰退、自然灾害、瘟疫等纳入哈夫对“外部影响”的定义中，因为这些现象在决定一个社会是否会专注于维护其科学传统以及其延续程度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
图1
科学传统“兴起”与“衰落”的重新概念化
根据上述讨论，将对伊斯兰文明生产力时代背后的历史进行简要分析。 虽然本文的范围不包括解释历史上关于此事的各种观点全貌，但将提供流行叙事及其伴随问题的摘要，以提供背景，解释伊斯兰科学历史发展背后的主要影响。
“经典叙事”与学术分歧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时，拜占庭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的力量因行政、军事殖民、经济方面的缺陷以及彼此之间无休止的冲突而开始衰落。 当时的穆斯林利用这些弱点，在短短几十年内征服了这两个帝国。 随着权力平衡的转移，新的伊斯兰法律允许分配资源和时间，以建立一个符合其自身利益的世界。 正如迪米特里·古塔斯（Dimitri Gutas）所记录的那样：
阿拉伯征服的历史意义不可低估。 埃及和新月沃地自亚历山大大帝时代以来，首次在政治、行政，最重要的是在经济上与波斯和印度重新统一…… 在伊斯兰兴起前的一千年里，将文明世界隔开的巨大经济和文化鸿沟，即由两条大河在双方创造敌对力量而形成的东方与西方之间的边界，已不复存在。 这使得原材料和制成品、农产品和奢侈品、劳动力和服务、技术和技能，以及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能够自由流动。
尽管如此，穆斯林最终还是无法保持他们的主导地位，并开始依赖外国的思想和发明来与邻国竞争。 结果，权力平衡再次发生转移，穆斯林不再拥有他们曾经拥有的自主权和主导地位。 当代伊斯兰文明的现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它在西方分裂、军事打击以及全球经济和技术垄断的压力下艰难求存。
然而，在讨论伊斯兰文明的科学生产力提升时，历史学家往往会构建一种叙事，贬低伊斯兰价值观的内在影响，同时夸大外部地缘政治因素作为主要驱动力。 相反，这些研究人员在解释其衰落时，却毫不犹豫地归咎于这些价值观的影响。 这种受东方主义者启发的版本，即所谓的“经典叙事”，不幸地在西方文明中成为了几个世纪以来流行的分析框架，如今在穆斯林群体中也广为流传，导致了几十年来欺骗性的观点未受质疑，且相关证据被压制。 话虽如此，近年来已有尝试提供替代性观点。 例如，科学史学家乔治·萨利巴（George Saliba）在揭露这一理论及其偏见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伊斯兰科学与欧洲文艺复兴的诞生》（Islamic Scien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中总结了主要假设：
这一叙事似乎始于一种假设，即伊斯兰文明是一个远离城市生活的沙漠文明，几乎没有机会发展出能够吸引其他文化的科学。 该文明只有在接触到被认为更先进的古老文明时，才开始发展科学思想……这些周边文明通常拥有悠久的历史，具备高水平的科学产出（至少在历史上某个时期），并拥有沙漠伊斯兰文明中不可能存在的智力水平。
同样的叙事也从未忘记讲述伊斯兰时期确实进行的一项事业：通过严谨的翻译过程，积极传播这些文明的科学。 据说这场翻译运动涵盖了那些古老文明所产生的所有科学和哲学文本。
….
在这种背景下，很少有作者会将伊斯兰黄金时代描述为不仅仅是古希腊辉煌的重演…… 有些人有时可能会说，伊斯兰的科学产出确实为希腊科学知识增加了一些特征，但这些增加通常被描述为如果希腊人有足够的时间，他们也能做到的事情。
….
然而，这些经典叙事始终坚持认为，由这些大规模翻译所推动的科学知识，很快就与伊斯兰社会内部更传统的势力发生了冲突，这些势力通常被定义为某种形式的宗教正统派。 据说这些正统派所产生的反科学攻击，在12世纪神学家阿布·哈米德·安萨里（Abū Hamid Al-Ghazālī）的著名著作中达到了顶峰。
萨利巴也驳斥了这种叙事，称其为西方关于自身教会历史（即理性主义与宗教教条及机构之间的战争）的投射。这种投射的首要标志就是不公正地将伊斯兰科学的兴起归功于伊斯兰价值观之外的因素，同时却将其作为导致其衰亡的主要原因。
伊斯兰学者穆扎法尔·伊克巴尔（Muzaffar Iqbal）指出，这种投射可以追溯到东方主义者伊格纳兹·戈德齐赫（Ignáz Goldziher，1921年）及其著作《正统伊斯兰对古代科学的态度》（The Attitude of Orthodox Islam towards the Ancient Sciences）。他在书中提出，衰落是由于学者们对希腊和波斯的“外来科学”持负面态度，因为它们的教义与伊斯兰教义相对立。他的“冲突论”最终获得了动力，涵盖了从20世纪到当代许多著名历史学家的著作。 例如，赫夫（Huff）在写作时表达了这种态度：
如果科学思想和长期的创造力要保持自身并进入新的征服和创造领域，就必须存在各种自由的包容空间——即所谓的“中立区”，在那里，大批人可以追求智慧，而不受政治和宗教权威的谴责。 此外，某些形而上学和哲学假设必须伴随这种自由。 就科学而言，个人必须被视为被赋予了逻辑，世界必须被视为一个理性且一致的整体，并且必须提供各种普遍的代表性、参与和话语层面。 正是在这里，人们发现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作为现代科学孵化器的巨大弱点。
赫夫反思了对伊斯兰文明的神学和制度的明显偏见，甚至使用“阿拉伯语科学”这一短语，将翻译运动的注意力集中在语言/民族特征上，而不是宗教影响上。 根据这种观点，穆斯林在这一时期唯一的积极贡献是通过共同语言统一社会，以及吸收希腊哲学——这些艰苦的努力后来却自相矛盾地被伊斯兰本身固有的反科学精神所破坏。 然而，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反科学情绪在开始之前和期间就已存在，那么这种运动是如何发生的？ 换句话说，如果“外来科学”因为其与伊斯兰教义的对立性质而不可接受，那么很难确定它最初是如何被接受并长期实践的。
尽管“冲突论”影响巨大且非常流行，但在戈德齐赫的研究中发现了各种异常情况，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他的假设只能通过故意从伊斯兰学术文本中摘取断章取义的引文来形成。 因此，索尼娅·布伦特杰斯（Sonja Brentjes）、迪米特里·贡塔斯（Dimitri Guntas）、艾哈迈德·达拉尔（Ahmad Dallal）和乔治·萨利巴试图提供更多基于证据的伊斯兰科学史视角——我相信后者提供了最重要的解构，提出科学的兴起并非偶然地接管了希腊思想，更多是早期伊斯兰社会自身务实关切的结果。
萨利巴在批评经典叙事时，首先触及了这种复兴的起点，而不是仅仅假设它是由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阿布·贾法尔·阿卜杜拉·马蒙·本·哈伦·拉希德（Abū Jaʿfar Abdullāh al-M’amūn ibn Hārūn al-Rashīd，卒于833年）统治期间的翻译起源所驱动的。 833年，即公元813-833年之间。
根据传说，马蒙翻译希腊著作的愿望源于一次神秘的经历，他在梦中遇见了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告诉他应该开始获取科学知识。 虽然这一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未经证实——而且很可能是作为事后解释而编造的神话——但这并没有阻止经典叙事的支持者将其作为科学生产力如何在伊斯兰文明中奇迹般出现的证据。
萨利巴认识到这个起源故事的薄弱性质，发现复兴时期要早得多，讽刺的是，通过检查“梦境事件”背后的原始资料——10世纪波斯穆斯林历史学家穆罕默德·本·阿比·雅各布·伊沙克·纳迪姆（Muḥammad ibn Abī Ya’qūb Isḥāq al-Nadīm，卒于940年）。 他于公元987/988年撰写了一部伊斯兰文明思想史著作，名为《索引之书》（Kitab al-Fihrist）。 在书中，他不仅发现了马蒙的梦境故事，还发现了其他各种伪经。
通过一些事件，萨利巴得出结论，纳迪姆只是记录了他那个时代的流行故事，并没有打算将其作为获取真实历史叙事的方式。 经进一步检查，东方主义者对马蒙梦境的使用似乎有些不诚实，因为纳迪姆本人只是认为它对科学知识的传播有影响，而不是将其视为来源。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将这一特定事件命名为“提及为何古代哲学和科学书籍变得丰富的原因”，并将该故事视为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之一”。
同样，纳迪姆反驳了经典叙事，断言拜占庭认为他们自己的古代著作不值得学习，因为它们“违背了[基督教]先知教义”，并一直保持这种情绪直到伊斯兰帝国兴起。 换句话说，穆斯林并不是因为突然接触到拜占庭文化才对翻译这些文本感兴趣，相反，他们之前就已经有了科学倾向。 如果他们不知道这些希腊文本的价值，他们怎么会知道并寻找它们呢？ 正如达拉尔所言：
这场翻译运动为新兴的科学知识提供了基础。 但虽然这解释了部分图景，且被公认为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但它并没有对起源做出完整的解释。 例如，最初是什么社会政治条件和文化能力引发了对翻译和科学的兴趣？ 其次，是什么文化条件和文化能力使相关社会能够知道如何翻译复杂的科学文本，开发科学知识在两种语言之间转移所需的术语，理解翻译后的科学文本，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知识？ 从这个角度来看，翻译不是一个机械过程，而是复杂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不能仅仅归结为外部知识的转移；相反，它涉及接收文化内在的力量——最重要的是，翻译时伊斯兰文化中的认识论状况。
然而，支持经典叙事的学者在研究这些事件时会进行选择并不令人惊讶——他们选择根据预先考虑的倾向而不是批判性的评估来安排这些事件。 正如萨利巴之前所指出的，西方对宗教教条和机构的经验投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解释其他历史和文化事件的背景。 结果，东方主义者积极地只寻找那些看起来符合这种理解的证据片段。 与此一致，马蒙的梦境事件也成为了一种将额外历史数据与经典叙事联系起来的便捷方式——因为在他统治期间（公元813-833年）。 伊斯兰文明中发生了最大的神学争议之一：穆尔太齐赖派（Mu’tazilah）的兴起。
根据伊斯兰哲学家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Seyyed Hossein Nasr）的说法，穆尔太齐赖派是一群神学家，他们“在伊拉克主导神学一个多世纪，并发展出一种神学，强调在宗教相关事务中使用逻辑以及人类自由意志的重要性。” 他们对信仰基本教义的“理性”方法使他们相信被视为异端的观点，例如将安拉完全揭示为人类理智无法理解的纯粹抽象概念。 这与更正统的观点相左，即虽然神圣的本质无法完全理解，但他的属性——正如伊斯兰原始文本中所提到的——具有至少普通人可以理解的现实。 然而，穆尔太齐赖派从一个更具争议的观点中获得了知名度：即《古兰经》是被创造的，而不是安拉永恒的圣言。
但为什么这种神学争议对东方主义者如此重要？ 因为正是马蒙，在统治期间如此确信穆尔太齐赖派的真理，以至于他强制在更广泛的伊斯兰社会中推行其教义——甚至将其作为衡量一个人信仰有效性的试金石。 因此，那些寻找理性主义与宗教之间“战争”明确例子的人，可以追踪到马蒙梦境事件、穆尔太齐赖派的建立，以及随后伊斯兰文明中科学生产力兴起之间的平行线。 然而，除了对纳迪姆记录的明显误读外，这种情绪依赖于一个反对派团体的短暂影响（34年），该团体最终被社会中更保守的元素通过哈里发阿布·法德尔·贾法尔·本·穆罕默德·穆塔西姆·比拉·穆塔瓦基勒（Abū 'Faḍl Ja'far ibn Muḥammad al-Mu'taṣim bi'llāh al-Mutawakkil，卒于861年）的崛起而推翻。 861年。 换句话说，所谓的“理性主义者”——在短时间内统治——很难成为随后七个世纪科学进步和科学智慧的先驱，而这七个世纪是在他们的神学和知识对手的控制下度过的。
作为替代，萨利巴发现了一个更合理的事件，纳迪姆回忆起第二个倭马亚哈里发哈立德·本·耶齐德·本·穆阿维叶（Khalid ibn Yazīd ibn Mu'āwiya，卒于704年）如何命令一些哲学家将关于炼金术的希腊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目的不明。 704年。 他被发现将这一事件与第五个倭马亚哈里发阿卜杜勒·马利克·本·马尔万（'Abd al-Malik ibn Marwan，卒于705年）统治期间政府记录（dīwāns）中的后续翻译联系起来，他统治于公元685-705年，以及他在伊拉克的总督阿布·穆罕默德·哈贾吉·本·优素福（Abū Muḥammad al-Ḥajjāj ibn Yūsuf，卒于714年）： 705年。 714年。
哈立德·本·耶齐德·本·穆阿维叶被称为“马尔万家族的智者”。 他确实很聪明，对科学有兴趣和爱好。 因为那门[炼金术]艺术吸引了他的注意，他指示一群住在埃及城市的希腊哲学家去见他。 因为他担心阿拉伯语，他命令他们将关于那门艺术的书籍从希腊语和科普特语翻译成阿拉伯语。 这是伊斯兰教中第一次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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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哈贾吉[本·优素福]时期，那些波斯语的登记册被翻译成了阿拉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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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士革的记录是希腊语的…… 这些记录是在希沙姆·阿卜杜勒·马利克时期翻译的…… 也有人说这些记录是在阿卜杜勒·马利克[本·马尔万]时期翻译的。
故事的第一部分并没有被Al-Nadim准确解释，他只是提到了哈立德对科学的热爱。 这段简短的故事——其中包含了一些对上述内容的补充说明——被他认为是翻译工作的首次尝试。 然而，当我们研究关于这个故事的补充资料时，它们表明哈立德在激励阿卜杜勒·马利克翻译这些著作方面发挥了作用，这是基于后者希望将伊斯兰政治货币化的愿望。 在此之前，穆斯林仅依赖拜占庭和波斯的货币。 这表明，翻译和学习炼金术著作背后的主要动机，纯粹是为了让新成立的伊斯兰帝国能够摆脱对邻国的依赖，实现自给自足。
同样，政府记录的翻译也是出于务实的目的，因为这是国家韧性力量的基础。 至于这些记录最初为何用波斯语和希腊语记录？ 这与一个简单的事实有关，即波斯和拜占庭当时以其“处理分数等算术运算”的能力而闻名，而这种天赋正是产生此类记录所必需的。 因此，阿卜杜勒·马利克感到有必要将政府部门（dīwān）“阿拉伯化”，以便官员们能更好地查阅这些记录，并提高国家管理和财富流动的效率。
这种对国家国库透明度和高效管理的实际需求，带来了意想不到且有益的结果。 由于记录政府部门不仅需要算术技能，还需要天文学（有助于确定收税时间）、几何学（用于土地测量）以及度量衡知识（用于贸易），这导致了翻译与这些任务相关的科学著作的需求，同时也需要对想要申请政府职位的阿拉伯语母语者进行教育。 换句话说，新成立的伊斯兰帝国中的公共办公室成为了寻找、翻译和学习其他科学文本的跳板。 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也将促进与宗教实践（ībadah）相关的实际事务。 例如，天文学对于计算礼拜（ṣalāt）、斋月（Ramaḍān）和节日（‘Īd）等强制性宗教活动的特定时间也是必要的，从而有效地组织和管理了伊斯兰社会最重要的活动。
伊斯兰作为实践——科学作为工具
总结上述讨论，翻译运动并非在阿拔斯王朝时期突然发生，而是在倭马亚王朝时期就已经开始；这是出于当时与伊斯兰政策相关的实际原因。 换句话说，伊斯兰价值观的内在影响是获取和应用科学的主要动力。 尽管《古兰经》或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言行中从未明确宣扬过，但一种科学理性的形式已经在古典时代的穆斯林中扎根，其指导思想是基于伊斯兰传统本身来践行他们的价值观。 例如，《古兰经》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明确的实践动力：
“他为你们制服了天地间的一切，都是从他那里发出的。对于能思维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古兰经》，45:13） （《古兰经》，45:13）
事实上，先知穆罕默德 ﷺ 鼓励寻求知识以达到同样的效果，特别关注其用途：
“安拉的仆人在复生日将一直站立，直到他被问及他的时间（在世时）……以及他的知识，他是如何利用它的……”（《提尔米济圣训集》，第148段）
“无益的知识就像没有用于安拉之道的财富。” （《提尔米济圣训集》，第108段）
“安拉、众天使、天地间的一切，甚至巢中的蚂蚁和水中的鱼，都在为那些教导他人有益知识的人祈祷祝福。” （《提尔米济圣训集》，第422段）
这些圣训呼吁穆斯林寻求“有益”的知识并“加以利用”，这表明其价值不仅仅在于获取知识本身。 例如，许多人知道道德美德与道德罪恶之间的区别，但如果这种知识不被用来促进美德和克制私欲，那么它的价值为零。 同样，知道如何进行心脏手术如果一个人不准备去执行它或教给别人，是完全没有益处的。 因此，根据伊斯兰教义，仅仅知道某事不足以被视为“有益”。 萨达尔指出，这种对知识——特别是科学和技术——的务实看法，正是早期穆斯林所实践和执行的：
古典伊斯兰学者担心在追求知识时，必须关注社会需求，知识不能带来不必要的社会影响，因此它不应倾向于导致人类与世界以及人类之间相互疏离的抽象程度，或导致混乱而非启蒙。 在这个框架内，科学被引导向中道。 虽然它应该与社会相关，但纯粹的功利主义科学思想是被拒绝的。 此外，不存在所谓的“为科学而科学”；然而，为了人类完善而追求纯粹知识是受到鼓励的。 科学必须成为实现更高目标的必要工具，而不是作为目的本身来享受。
这种认知最终产生了伊斯兰科学传统的建立（即由伊斯兰价值观的意识和实践所驱动）。 但这种新科学有何不同之处？ 关于这一点，科学史学家贾米尔·雷格普在评论中世纪天文学实践时，指出了穆斯林科学家至今普遍采用的以下两种方法：
总的来说，人们可以识别出两种不同的方式，它们影响了中世纪伊斯兰天文学中的宗教影响。 首先，存在着赋予天文学宗教价值的尝试…… 宗教影响出现的第二种普遍方式是试图使天文学尽可能在形而上学上保持中立，以确保它不会直接挑战伊斯兰教义。
提到的第一种方式可以被认为是研究宇宙的“主动”方法，穆斯林科学家试图将他们的价值观直接与特定的科学实践联系起来。 例如，阿拉丁·阿里·伊本·易卜拉欣·伊本·沙提尔（卒于 1375年），大马士革倭马亚清真寺的一位穆瓦基特（计时员）。 虽然他除了确保每个人都知道礼拜的准确时间外没有其他职业，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拥有更大的抱负。 在空闲时间——很可能有很多——伊本·沙提尔制造了更精确的仪器（例如，日晷）并对天体运动进行了理论研究，以便更好地履行他的职责。 结果，由于他的额外活动，伊本·沙提尔能够建立行星模型，这些模型在近两个世纪后也被哥白尼用于发展其日心说理论。 这导致研究人员推测伊本·沙提尔可能在哥白尼的思想中发挥了作用。
穆斯林科学家接近其学科的另一种方式可以被视为更“被动”；他们不是将伊斯兰价值观直接与他们的研究和观察联系起来，而是经常避免任何被视为与这些价值观相冲突的问题或想法。 这并不奇怪，因为如果任何调查与伊斯兰的基本原则发生冲突，那么将科学视为支持这些价值观并为这些价值观服务的工具的认知就会受到损害。 然而，这种被动实践似乎与伊斯兰教鼓励寻求知识的要求相矛盾。 无论如何，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反映了一种过时的科学观，即认为科学是一个“中立”的实体——因为所获得的知识类型是由文化价值观决定的。 因此，这些自我强加的限制并不一定会造成损害。 例如，穆斯林科学家最终能够通过抛弃早期学者（即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的旧范式，将天文学领域向更进步的方向发展，这些旧范式支持许多与伊斯兰教义相冲突的概念，如占星术。 萨利巴总结了这场科学革命如下：
关于宗教与天文学的交集，以及通过它科学与宗教的交集…… 新的天文学（hay'a）是随着早期伊斯兰宗教需求的发展而发展的。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种新的天文学可以被定义为以宗教为导向的占星术。 在反占星术团体的压力下，这些团体通常具有宗教性质或与军队结盟，天文学需要重新定位自己，成为一门旨在对物理世界行为进行现象学描述的学科，并远离调查其在月下区域的影响，正如占星术所要求的那样。
这种被动方法成功体现的一个显著例子可以在阿拉丁·阿里·本·穆罕默德·库什吉（卒于 1474年）的作品中找到，他是15世纪的天文学家。 他在撒马尔罕长大——当时世界科学中心之一——后来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在伊斯坦布尔的阿亚索菲亚清真寺获得了教授天文学和数学的职位。 在评论这一时期神学对天文学的阻碍时，雷格普记录了库什吉在捍卫其科学实践的同时试图吸引神学家的尝试：
库什吉显然对阿什阿里派（神学家）关于因果关系的立场很敏感，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察，即他们对他的一些反对意见，至少在天文学方面，与占星术反对轨道位置和地面事件（特别是“异常情况”）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关。 为了克服这些反对意见，库什吉坚持认为天文学不需要哲学，因为一个人只需使用几何学、合理的假设、适当的结论和临时假设，就可以构建天文学事业所需的所有轨道结构。 这些前提允许天文学家[用库什吉的话说]：“从可能的途径中构想{takhayyalū}出各种行星状况和不规则性，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安排，以便于在他们可能希望的任何时刻确定这些行星的位置和合相，并符合感知{ḥiss}和观察{'iyān}。”
……
库什吉的观点之所以如此有趣，是因为他的天文学著作产生了一些影响。 由于他声称它不再受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原则的束缚，他感到可以自由地探索其他可能性，包括地球的自转。
由于库什吉为了自己的实践价值观而忽视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旧秩序”，这不仅通过更好的天文模型挑战了他那个时代的传统天文学，而且还引发了关于地球自转可能性的辩论，从而为不到一个世纪后哥白尼构建日心说范式铺平了道路。 换句话说，在研究自然界运作方式时，强加给伊斯兰思想的限制，也作为一种独立于过时范式的替代方案，并以重要和革命性的方式帮助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然而，仅仅知道为什么穆斯林以这种方式接近科学并不能真正告诉我们这些替代方案是如何构建的——这只是其计算的一部分。 知道它的形式与知道它的材料是不同的。 我们还需要知道是什么特定的价值观决定了伊斯兰科学事业的本质，以及是什么促使穆斯林科学家以他们的方式探索自然世界。 在这方面，许多当代学者试图为“伊斯兰科学价值观”提供具体的标准。 例如，萨达尔指出，1981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一次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科学家试图建立这些价值观的清单。 会议上达成一致的内容包括十个概念。 前四个被认为是独立的，并成为其他概念的基础：
1) 认主独一（Tawḥīd）：
你说（穆罕默德）：“他是安拉，是独一的主；安拉是万物所仰赖的；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没有任何物可以做他的匹敌。”（《古兰经》，112: 1-4）
安拉独一的概念，或统一性，是伊斯兰教义的核心；《古兰经》中甚至有一整章专门用于解释它。 因此，穆斯林不仅有义务相信这一原则——以及安拉的所有特定属性——而且不相信任何与之有丝毫冲突的东西。 其含义是，伊斯兰的立场在一个人对现实的理解以及他们的科学认知方面都是至高无上的。 这个概念也激励一个人在现实的所有其他方面推导出统一性，例如与人类（即反种族主义、反仇外心理等）以及知识与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2) 代治者（Khilāfah）：
当时，你的主对众天使说：“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治者。” 他们问（关于主决定的智慧说）：“你要在大地上设置作恶和流血的人吗？而我们是赞颂你、赞美你并使你神圣的。” 主说：“我确实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 （《古兰经》，2:30）
“大卫啊！我确已任命你为大地上的代治者，所以你要在人们之间以真理（启示给你的伊斯兰教法）进行裁决；不要追随私欲，因为它会使你偏离安拉的道路。” 那些偏离安拉正道的人，在清算之日必将遭受严厉的惩罚，这是因为他们遗忘了（安拉的正道）。 （《古兰经》，38:26）
人类在地球上作为“受托者”（amanah）的概念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人类应如何理解自身在存在中的位置：即作为对造物主所托付给他们的整个创造物所负有的责任和义务。 由于安拉将人类安置在地球上执行这一使命，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一责任。 这一概念的内涵体现在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关切、其对健康、动物及世间其他生物的影响，以及科学技术应如何被应用等方面。
3) 崇拜（Ibadah）：
我创造精灵和人类，只为让他们崇拜和敬奉我。 （《古兰经》，51:56）
遵循“受托者”的概念，穆斯林也从安拉那里获知，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崇拜他。 与此相一致，保护和维护地球，以及所有有生命和无生命事物的义务，被明确视为崇拜行为本身。 因此，理解自然世界并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应用这些知识，无论是通过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工程学、医学等领域， 都是符合伊斯兰教义、实现穆斯林人生目标的行为。
4) 知识（‘Ilm）：
在天地万物的创造中，在昼夜的更替中，对于有理智的人，确有许多迹象（安拉的权能、智慧和广博慈悯的明证）；他们站着、坐着、躺着都在记念安拉，并思考天地的创造（同时祈祷）：“我们的主啊！ 你创造这一切并非徒劳，赞美你超绝万物，求你保护我们免受火狱的惩罚。” （《古兰经》，3:190-191）
如前所述，追求有益的知识是伊斯兰教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穆斯林通过《古兰经》不断被引导去“反思”创造的迹象，并运用他们的理性来确认世界的奇妙及其存在背后的智慧。
虽然被认为同样重要，但接下来的六个价值观依赖于前述的四个，并以三对不同的形式发挥作用：
5-6) 合法（Ḥalāl）与 非法（Ḥarām）：
信道的人们啊！ 饮酒、赌博、拜偶像、求签，都是污秽的，是恶魔的行为。 你们应当远离它，以便你们成功。 （《古兰经》，5:90）
伊斯兰教所认为的“值得赞扬”和“应当谴责”的事物，对于穆斯林科学家如何对待他们的领域至关重要。 例如，穆斯林被要求生产不含酒精或特定被定为“污秽”（如猪）动物成分的药物。 因此，来自伊斯兰传统的医生更倾向于寻找可能对患者产生更好效果的替代材料。 此外，涉及占卜（如占星术）等不切实际且毫无根据的做法是被禁止的，这使得穆斯林能够专注于更现实、更有效的实验方法及其后续应用。
7-8) 公正（‘Adl）与 不义（Ẓulm）：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应当维护公正，为了安拉而作证，即使是对你们自己、父母或亲属不利。 无论对方是富人还是穷人（你们都不要因为偏袒而放弃作证），因为安拉比你们更关怀他们。 所以，你们不要顺从私欲，以免偏离公正。 如果你歪曲事实或拒绝作证，那么安拉确实深知你们所做的一切。 （《古兰经》，4:135）
在反对不义的基础上建立公正，也是穆斯林科学家视角的重要方面，并促成了有益且无害的科学实践的发展。 例如，任何导致对他人或环境不公的自然界研究方法必须立即摒弃；任何仅为个人私利而牺牲他人利益的科学研究也是被禁止的。
9-10) 公益（Istislah/Maslahah）与 浪费（‘Isrāf/Tabdhīr）：
你应当把亲属、贫民和旅客应得的权利交给他们，不要挥霍浪费。 挥霍者确是恶魔的兄弟，而恶魔对其主是极度忘恩负义的。 如果你因为等待从主那里期望获得的恩惠而不得不暂时拒绝他们，那么请对他们说温和的话。 （《古兰经》，17:26-28）
最后一对概念继续引导穆斯林科学家的伦理观，通过限制他们的目标以造福人类，并防止他们因过度行为而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例如，特定能源、燃料、食物来源或建筑材料的生产，应以维护人类生存和福祉为目的，但不得过度生产，以免产生不必要的污染物，最终损害那些本应受益的人群或其生存环境。
尽管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份清单并不完整，但它确实是构建伊斯兰科学价值观最终清单的唯一尝试。 这种构建也有助于展示伊斯兰学术事业的精髓，反映了早期伊斯兰社会的历史现实及其对待自然界的方法。 在许多其他方面，穆斯林科学家理解现实并从中获取利益的尝试，正是他们坚定遵循自身精神特质的体现。 因此，尽管伊斯兰教本身在构建特定的科学理解方面并未明确表述，但它或许可以被视为激励穆斯林形成其科学实践和理论的主要范式——无论这些实践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并促进了在几个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希腊思想之外，产生真正的科学发现。
穆斯林科学家实践其领域并透过自身价值观观察世界的方式，在科学史上并非孤立现象，也与当今当代科学的实践方式并无二致。 相反，许多有影响力的思想家都接受了这种认知。 其中一位是约翰·杜威（John Dewey，卒于 1952年），他提出了“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一词来描述这种规范性的科学实践：
物理科学的基础在于了解事物的属性和关系，这些属性和关系可被用作工具；物理科学声称揭示的仅仅是事物之间决定结果的关系，而非事物的内在属性，因此可以作为一种手段来使用。
杜威是挑战科学实在论（即理论和事实完全从属于现实的观点）的先驱之一。 作为一名反实在论者，他认为科学并非衡量真理的尺度，而是以目标为导向，并受到科学家自身意图和愿望的限制。 没有人能获得关于物理世界的完整信息，因为没有人拥有完整的数据，而且他们也无法跳出各自的文化语境来定义和组织他们的经验。 因此，理论构建是一个完全主观的过程，其中“真理”并非绝对定义，而是取决于什么能实现最终目标；最好的理论就是那些能带来最好结果的理论。
杜威的观点后来继续启发其他科学哲学家，包括威拉德·奎因（Willard Quine，卒于 2000年）以及前面提到的托马斯·库恩，形成了今天被称为“实用主义”的哲学传统。尽管这种对科学的理解被认为相当新——因为它是对公元20世纪一系列问题的回应——但从这一传统得出结论的哲学家，已经把他们的观点推广为最符合、也最适用于历史上规范性科学实践的理解。 遗憾的是，科学是“中立”和“客观”的观点在公众群体中仍然是一个主导范式。 这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及如何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这种疏离关系（对此的分析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此外，实用主义的构想似乎更准确地代表了早期伊斯兰科学实践的历史现实，仅仅因为基于科学实在论的“经典叙事”在认为伊斯兰价值观与科学生产力无关或不相容这一核心假设上，显然是错误的。
因此，将伊斯兰科学概括为一种在伊斯兰价值观方面采取工具主义方法的努力是合理的。 同样，我们可以将当代科学定义为一种使用世俗工具主义形式的媒介，因为西方精神特质在当代占据主导地位且最具影响力。
然而，在了解了内部影响对科学生产力提升的作用后，它与伊斯兰文明之外的影响有何关联呢？ 除了伊斯兰价值观的协同作用外，当时穆斯林所处的周边环境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换句话说，通过统一语言和行政协议来高效运作社区的愿望，也是出于生存和与包围伊斯兰政治体系的其他敌对帝国（即拜占庭和萨珊帝国）竞争的需要。 因此，科学的获取及其随后的翻译，不仅是由伊斯兰社会共同的价值观所驱动，也是由那些能够产生、表达并保护这些价值观的条件所驱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