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穆斯林需要重新认识奥斯曼历史？集体失忆与身份重建深度解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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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muslims-collective-amnesia-of-the-ottoman-past-and-why-we-should-reclaim-our-history
原文标题：Muslims’ Collective Amnesia of the Ottoman Past—and Why We Should Reclaim Our History
作者：Dr. Yakoob Ahmed
作者简介：雅各布·艾哈迈德博士（Dr. Yakoob Ahmed）：雅各布·艾哈迈德博士毕业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语言与文化系，获得博士学位。他此前还在该校获得了近东和中东研究硕士学位，专注于奥斯曼帝国历史和土耳其政治。他的研究重点包括奥斯曼帝国晚期历史、十九至二十世纪的穆斯林思想、伊斯兰宪政、民族国家构建、奥斯曼帝国晚期的乌理玛（学者）历史，以及身份认同与集体记忆的构建。
副标题：奥斯曼历史对当代穆斯林有什么影响？从遗忘到重新理解自身文明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对奥斯曼历史的集体失忆，以及这种遗忘如何影响当代穆斯林的身份、政治想象和文明自信。作者提醒，重新认识历史不是怀旧，而是为了更清醒地理解自身处境和未来责任。
结论
因此，奥斯曼王朝六百年的历史，是一部政治安排与传统不断转型与演变的历史。 这是一个关于曾经的全球伊斯兰超级大国如何崛起、鼎盛并最终经历痛苦崩溃的非凡故事。 然而，毫不夸张地说，直到最近，穆斯林对伊斯兰世界最后一个哈里发国的兴趣一直相对淡薄。 关于奥斯曼帝国的过去为何会出现集体失忆，原因有很多。 意识形态和权力是穆斯林未能投入精力去了解仅仅一百年前还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的主要原因。 有些人可能会反驳说，没有理由在伊斯兰历史中给予奥斯曼帝国比其他实体更高的地位。 但我并不是在主张非此即彼，因为我相信穆斯林应该致力于学习所有的伊斯兰历史——这本质上要求对每一个阶段和时代都给予应有的重视。
奥斯曼帝国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特的案例，是因为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关于穆斯林世界的历史叙事一直受到知识、意识形态和权力范式的影响，而这些范式与穆斯林的主体性背道而驰。 关于最后一个伊斯兰哈里发国历史书写及其崩溃的东方主义叙事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穆斯林简单地接受了关于伊斯兰与权力、伊斯兰治理、权威、知识、身份、记忆、“伊斯兰主义”、民族主义和穆斯林主体性本质的几个有问题的结论。 尽管所有这些争论在今天的穆斯林中仍有回响，但我们对此的大部分方法和观点都依赖于东方主义和民族主义对穆斯林历史——尤其是奥斯曼帝国晚期历史——的解读。
作为一名历史讲师，我总是强调，我们需要寻找新的方法，为穆斯林提供理解自身历史所需的工具。 在伊斯兰早期，我们有着由乌理玛（学者）撰写的丰富的史学传统。 史学著作和传记的撰写初衷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传统，后来演变为一种叙事，使穆斯林群体能够将自己的叙事与其他文明的叙事并列，例如塔巴里的著作中所展现的那样。 随着现代教育中专业化的出现，历史研究在传统经学院中被降为次要学科，转而让位于被认为更为紧迫的问题。 新的教育范式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我们的世界观，以至于从伊斯兰视角教授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不再被视为优先事项，这导致了对东方主义、现代化和世俗化叙事的依赖。
这导致伊斯兰历史的学习和撰写变得高度依赖西方学术界，而西方学术界将历史学习视为一种“客观”分析，而非一种教化或启迪性的努力。 尽管如此，毫无疑问，受过学术训练的历史学家已经发展出复杂且可靠的方法论，用于考察各种各样的史料。 官方和私人档案、回忆录、报纸、期刊、官方数据、照片，以及关于意识形态、叙事、记忆和话语的著作，都产生了对专业历史学家的需求。 在理想的情况下，学术界的穆斯林和乌理玛应该共同努力，弥合因东方主义和非伊斯兰视角解读过去而造成的知识鸿沟和混淆。
奥斯曼研究深受西方学术界著作的影响，这些著作被框定在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的叙事中，将奥斯曼世界视为西方凝视的对象，而非一个独立于此的存在。 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一些修正主义尝试，旨在探讨东方主义对奥斯曼历史描述的影响，但几乎没有研究是在学术空间或学术世界观之外进行的。 当穆斯林做出回应时，要么是反动式的驳斥，要么是怀旧式的赞美，这些回应既没有恰当地反驳东方主义的立场，也没有帮助穆斯林群体更好地理解奥斯曼历史是如何成为特定政治和意识形态叙事牺牲品的。 尽管存在这种争议，年轻一代的穆斯林仍然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奥斯曼历史对他们如此重要。 或许，近期土耳其历史剧和电视节目的流行是一个受欢迎的解药，它们在激发人们对奥斯曼历史的兴趣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这方面，学者和历史学家都必须审视这种现象为土耳其历史带来的新形象，尤其是全球穆斯林正开始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
西方学术界研究奥斯曼历史的大多数研究人员，仍在以牺牲前奥斯曼帝国领土上的民众（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的利益为代价，来服务于西方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利益。 值得探讨的是，伊斯兰世界是如何不仅影响了穆斯林文化，也影响了非穆斯林文化的；在伊斯兰统治下，来自不同宗教派别的民众能够长期共存。
无论是接受西方关于奥斯曼历史霸权叙事的学者（东方主义者），还是批评这些叙事的学者（修正主义者），在过去一两个世纪里，都深受该地区及其历史的主流叙事影响。 西方学术界盛行的大多数叙事并非产生于前奥斯曼领土，当然也不是由穆斯林所构建的。 然而，这些叙事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仍然将“苏丹”等词汇视为专制的代名词，却未意识到自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媒体一直刻意将这些内涵强加于非西方国家的制度之上，且至今仍在继续。 19世纪末，西方媒体将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描绘成一位东方专制君主，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负面含义竟被穆斯林内化了，以至于穆斯林的政治心理甚至开始将任何苏丹的统治视为一种不幸或不合时宜的事件，而非伊斯兰历史现实的体现。
当然，西方史学将奥斯曼历史置于西方视角之下审视，这并不令人意外。 然而，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所谓的“欧洲帝国”，或者至少是一个处于欧洲边境地区的国家，其与欧洲之间相互的系统性影响长期被严重忽视，值得我们给予更多关注。 奥斯曼历史的叙事往往呈现出奥斯曼帝国相对于欧洲的劣势，特别是在18世纪以后，认为它只是在模仿西方邻国，却没有任何回馈；这些叙事延续了更广泛的欧洲叙事，即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没有为世界，更不用说为欧洲，提供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 有人可能会说，在主流空间中，穆斯林及其贡献的呈现方式并没有太大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奥斯曼帝国的叙事一直受到欧洲史学的影响，但被忽略的一点是，在过去几百年里，奥斯曼帝国作为拥有共同利益、人民和传统的共同参与者，在塑造欧洲历史和身份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反，主要从东方主义视角撰写的奥斯曼历史，将欧洲身份塑造为奥斯曼帝国的对立面，将其描绘成一个需要被恐惧和鄙视的外部“他者”。 如前所述，从欧洲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了解的是欧洲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却很少了解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教对欧洲的影响，即使是在所谓的苏莱曼大帝统治下的奥斯曼“黄金时代”也是如此。 这一事实被忽视，不仅导致穆斯林在西方史学贡献方面的主体性丧失，更严重的是，欧洲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描述仍在延续一种叙事，这种叙事几乎没有承认伊斯兰教在西方社会及其政治格局中的存在。
但奥斯曼帝国不应仅仅被简化为它与欧洲的关系。 奥斯曼帝国疆域的复杂性在于它横跨了欧洲、亚洲和非洲这三大洲。 奥斯曼帝国关于其邻国以及与非洲部分地区、俄罗斯、亚洲次大陆和中国的互动，受到的关注极少。 我们尚未了解所有这些不同的民族、国家、文化和传统是如何与奥斯曼帝国进行交流的，反之亦然。 奥斯曼人不仅关注西方，也关注东方、北方和南方；他们的社会反映了伊斯兰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多元文化保护区。 因此，对奥斯曼帝国的深入研究，实际上就是对全球历史的研究，以及伊斯兰疆域如何包容世界多元文化的研究。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强调我之前的观点，即奥斯曼历史对所有穆斯林都很重要，因为奥斯曼疆域不仅仅是土耳其的，也不是一个属于欧洲的边境领地；它既是一个非洲和亚洲国家，也是一个欧洲国家。 事实上，奥斯曼帝国在非洲的互动研究得太少了，以至于我们无法对奥斯曼在非洲的存在是总体积极还是消极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分析。 研究奥斯曼历史的这一领域变得更加迫切，因为非洲是一个穆斯林大陆，穆斯林民族、政府和当局之间的互动，需要从伊斯兰文化和传统的角度进行比西方学术界所提供的叙事更为细致的审视。 此外，太多的叙事侧重于统治结构，但从其人民和所代表的思想对奥斯曼疆域进行更深入的审视表明，奥斯曼世界确实是一个多民族的世界，包容了不同教派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 穆斯林在奥斯曼世界的研究中大有可为。
最难的问题是：该从哪里入手？ 在这个读者渴望通过简单的入门书就能解答大部分问题的时代，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只能直言：没有捷径可走。 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穆斯林能主动要求了解奥斯曼的历史，从而促使我们这些专家更好地满足穆斯林的需求和兴趣。 虽然西方学术界已经出版了大量入门书籍，其中也不乏鸿篇巨制，但我建议第一步还是应联系那些穆斯林历史学家，让他们更多地参与到社区中来，从而建立一种不局限于大学图书馆的学习渠道。 然而，目前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学术界依然是研究奥斯曼历史的最佳场所。 如果传统经学院的学者与现代学术界的学者能够携手合作，共同制定相关项目，让穆斯林能够从自身传统出发，同时兼顾撰写历史所需的各类文献资料，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那将是非常合适的。 学者天生并非为了成为活动家，但当今时代恰恰需要我们这样做。
正如之前所强调的，书写伊斯兰历史和我们的过去，本质上是一个关于主体性、控制权和存在的问题。 我们理应掌握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如何与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穆斯林群体（乌玛）建立联系的主动权。 为了建立这种联系，穆斯林必须意识到，西方学术界不仅存在许多盲点，而且其研究历史的方式也并非旨在为穆斯林提供意义。 虽然穆斯林可能会觉得通过在学术界谋求职业发展就能建立这种意义，但他们同样需要为更广泛的穆斯林群体创作相关文献。 互联网带来的知识民主化使得传统知识结构趋于分散，这意味着在向感兴趣的学生教授伊斯兰历史时，我们可以探索多种途径。 在消费文化中，虽然许多读者可能想了解更多关于伊斯兰过去的历史，但作为一个群体，我们也需要营造一种环境，让我们重新成为穆斯林社区知识的生产者，服务于当下和未来。 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掌握关于我们过去的历史叙事，以便我们能够重新确立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感。 诚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作为穆斯林，我们必须对安拉和这个穆斯林群体（ummah）抱有希望。
我在本文开头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我进一步强调，古兰经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关于书写伊斯兰过去历史的伊斯兰视角，应当成为穆斯林历史学家的核心关注点。 然而，毫无疑问，目前大量的写作正发生在更世俗的领域。 因此，我认为穆斯林必须尝试构建或塑造一种奥斯曼历史的书写方式，这种方式既能从伊斯兰视角中找到意义，同时又能意识到学术界中某些受意识形态驱动的叙事。 奥斯曼历史研究需要穆斯林更多地参与到奥斯曼过去的历史书写中，将其视为伊斯兰历史的一部分，并以穆斯林在这个世界上应有的生存方式，包容穆斯林的声音。 我希望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强加任何结论，而是能开启一场讨论，鼓励更多的穆斯林去思考为什么学习我们的历史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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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一切荣耀和赞美都归于安拉，因为他是全知者。 本文中任何有价值的内容都来自他，而任何没有价值的内容都仅出自于我个人。 如果我在本文的任何地方诽谤或歪曲了任何我所写到的人，我祈求安拉宽恕我。
• 我要感谢 Nameera Akhtar 博士为编辑本文所付出的努力，并感谢她提供的宝贵反馈。 我也要感谢匿名审稿人提供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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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祖尔，《学术性地研究伊斯兰》，第40-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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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感谢罕扎·阿扎姆·贡达尔（Humza Azam Gondal）为撰写本文提供的见解与贡献。
• https://www.jamesgmartin.cente ... 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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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感谢利雅得努拉公主大学（Princess Nourah University）讲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毕业生布尔钦·卡甘·穆斯塔法（Dr. Burcin Kagan Mustafa）博士，感谢他就这些观点与我进行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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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米德时期”（Hamidian）是用于描述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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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克尔，《奥斯曼之梦》，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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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必将征服君士坦丁堡。 那是多么出色的统帅，那是多么出色的军队！” 由比希尔·哈特米（Bishir al-Khath’ami）或加纳维（al-Ghanawi）传述，见于：艾哈迈德，《穆斯奈德圣训集》第14卷，第331页。
• 阿奇尔（Atçıl），《早期现代奥斯曼帝国的学者与苏丹》，第59-100页。
• 此处我提到的“devlet”或“国家”，并非指现代概念所代表的含义，而是指奥斯曼帝国时期各种权力集团的构成，这反映了奥斯曼家族是代表哈里发制度的主要王朝权力。 必须强调的是，在整个奥斯曼历史中，“国家”是一个流动的实体，随着政治格局的演变而不断转型。
• 我在此处使用“din”（宗教/信仰）一词，意指“世界观”而非“宗教”，因为这正是奥斯曼世界对其的理解方式。
• 同上。
• 塞拉哈丁·坦塞尔（Selâhattin Tansel），《亚武兹苏丹塞利姆》（安卡拉，1969年），第118-120页；另见侯赛因·伊尔马兹（Hüseyin Yılmaz），《重新定义的哈里发——奥斯曼政治思想中的神秘主义转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1-64页。
• 芬克尔（Finkle），《奥斯曼之梦》，第280页。
• 伊尔马兹（Yılmaz），《重新定义的哈里发》，第64-107页。
• 巴基·泰兹詹（Baki Tezcan），《第二个奥斯曼帝国：早期现代世界的政治与社会转型》（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
• 同上，第191-226页。
• 侯赛因·伊尔马兹（Hüseyin Yılmaz），《遏制苏丹权威：现代性之前的奥斯曼帝国宪政主义》。 《奥斯曼研究杂志》，第XLV期（2015年）。
• “正义之环”（Circle of Justice）这一术语由十六世纪奥斯曼思想家兼学者基纳利扎德（Kinalizade）提出。 它描述了十九世纪之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更多信息请参阅琳达·达林（Linda Darling）在《伊斯兰百科全书》（第三版）中的“正义之环”词条，2019年1月6日在线查阅。
• 泰兹詹（Tezcan），《第二个奥斯曼帝国》，第115-184页。
• S·图凡·布兹皮纳尔（S. Tufan Buzpinar），《最后几位奥斯曼苏丹统治下的哈里发问题》，载于《奥斯曼改革与穆斯林复兴》（I.B. Taurus，伦敦，2005年）。 第17-20页。
• 同上，第20-25页。
• 达娜·萨吉迪（Dana Sajdi），《衰落、其不满与奥斯曼文化史：导论》，载于《奥斯曼郁金香，奥斯曼咖啡：十八世纪的休闲与生活方式》（伦敦：I. B. Tauris出版社，2014年），第1-40页。
• 关于奥斯曼帝国衰落的穆斯林回应，可以参考阿布·哈桑·纳德维（Abul Hassan al-Nadwi）等人的思想，他审视了穆斯林文明的危机及其复兴之路。 复兴主义的前提是衰落，这在穆斯林作家的作品中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主题。 参见《伊斯兰与世界：穆斯林的兴衰及其对人类的影响》，穆罕默德·阿西夫（Mohammed Assif）译（英国：英国伊斯兰研究与出版学院，2005年）。
• 阿里·亚伊乔卢（Ali Yaycioğlu），《帝国的伙伴——革命时代奥斯曼秩序的危机》（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8-64页。
• 哈立德·法赫米（Khaled Fahmy），《帕夏的男人们：穆罕默德·阿里、他的军队与现代埃及的缔造》（开罗：开罗美国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0页。
• 弗雷德里克·F·安斯科姆（Frederick F. Anscombe），《奥斯曼及后奥斯曼土地上的国家、信仰与民族》（剑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1-90页。
• 关于这场辩论的回应，参见同上，第83-87页。
• 布特鲁斯·阿布-曼内（Butrus Abu-Manneh），《花厅御诏的伊斯兰根源》，载于《伊斯兰世界》（Die Welt Des Islams）第34卷，第2期（1994年）：173–203页；布特鲁斯·阿布-曼内，《坦志麦特时期的两种国家概念：花厅御诏与帝国御诏》，凯特·弗利特（Kate Fleet）编，《土耳其历史评论 - 布里尔》（Turkish Historical Review - Brill）第6卷，第2期。
• 弗雷德里克·F·安斯科姆（Frederick F. Anscombe），《奥斯曼及后奥斯曼土地上的国家、信仰与民族》。
• 布特鲁斯·阿布-曼内（Butrus Abu-Manneh），《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与苏丹马哈茂德二世：一场冲突的起源》，载于《土耳其历史评论》第1卷（2010年），第1-24页。
• 谢里夫·马尔丁（Şerif Mardin），《青年奥斯曼思想的起源：土耳其政治思想现代化研究》，雪城大学出版社第1版，《中东现代知识与政治史丛书》（纽约州雪城 ：雪城大学出版社，2000年）。
• 萨米·阿尤布（Samy Ayoub），《麦哲拉、沙里亚与奥斯曼国家：十九至二十世纪伊斯兰法的塑造与重塑》，载于《奥斯曼与土耳其研究协会杂志》第2卷第1期（2015年），第121-146页。
• Jun Akiba，《奥斯曼尼扎米耶法院的沙里亚法官，1864-1908》，载于《奥斯曼研究/奥斯曼研究杂志》，第51卷，2018年，第209-237页；Samy Ayoub，《麦哲莱、沙里亚与奥斯曼国家》，第121-146页。 关于另一种解读，请参阅 Murteza Bedir，《从费格赫到法律：通过课程实现的世俗化》，载于《伊斯兰法律与社会》，2004年。
• Ahmet A. Ersoy，《建筑与晚期奥斯曼的历史想象——在现代化的帝国中重构建筑的过去》，Routledge出版社，2015年，第2-18页。
• Selim Deringil，《受保护的疆域：奥斯曼帝国1876-1909年的意识形态与权力合法化》（伦敦：I. B. Tauris出版社，1998年）。
• Feroze Yasamee，《奥斯曼外交：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与大国1878-1888》，载于《奥斯曼外交史研究》；（伊斯坦布尔：Isis出版社，1996年），第20-21页。
• Nader Sohrabi，《奥斯曼帝国与伊朗的革命与宪政》，重印版（剑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2-250页。
• İsmail Kara，《伊斯兰主义者的政治观点》（Dergah出版社，2001年）。
• Nader Sohrabi，“全球浪潮，本土行动者：青年土耳其党人对其他革命的了解及其重要性”，载于《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第44卷，第01期（2002年1月），第45-79页。
• Eugene Rogan，《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中东的大战，1914-1920》（伦敦，企鹅出版社，2016年）。
• Gail Minault，《哈里发运动——印度的宗教象征主义与政治动员》（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65-207页。
• Mona Hassan，《对失落哈里发的渴望：跨区域历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8-252页。
• Madawi al-Rasheed 与 Carool Kersten，《揭秘哈里发》，哥伦比亚，Hurts出版社，2013年。
• Cameron Michael Amin, Benjamin C. Fortna, 和 Elizabeth B. Frierson，《现代中东——历史资料汇编》，第viii-xi页。
• 同上。
• Halil İnalcık，《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奥斯曼帝国及其在欧洲历史中的地位》（伊斯坦布尔，Kronik图书，2017年），第11-12页。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muslims-collective-amnesia-of-the-ottoman-past-and-why-we-should-reclaim-our-history
原文标题：Muslims’ Collective Amnesia of the Ottoman Past—and Why We Should Reclaim Our History
作者：Dr. Yakoob Ahmed
作者简介：雅各布·艾哈迈德博士（Dr. Yakoob Ahmed）：雅各布·艾哈迈德博士毕业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语言与文化系，获得博士学位。他此前还在该校获得了近东和中东研究硕士学位，专注于奥斯曼帝国历史和土耳其政治。他的研究重点包括奥斯曼帝国晚期历史、十九至二十世纪的穆斯林思想、伊斯兰宪政、民族国家构建、奥斯曼帝国晚期的乌理玛（学者）历史，以及身份认同与集体记忆的构建。
副标题：奥斯曼历史对当代穆斯林有什么影响？从遗忘到重新理解自身文明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对奥斯曼历史的集体失忆，以及这种遗忘如何影响当代穆斯林的身份、政治想象和文明自信。作者提醒，重新认识历史不是怀旧，而是为了更清醒地理解自身处境和未来责任。
结论
因此，奥斯曼王朝六百年的历史，是一部政治安排与传统不断转型与演变的历史。 这是一个关于曾经的全球伊斯兰超级大国如何崛起、鼎盛并最终经历痛苦崩溃的非凡故事。 然而，毫不夸张地说，直到最近，穆斯林对伊斯兰世界最后一个哈里发国的兴趣一直相对淡薄。 关于奥斯曼帝国的过去为何会出现集体失忆，原因有很多。 意识形态和权力是穆斯林未能投入精力去了解仅仅一百年前还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的主要原因。 有些人可能会反驳说，没有理由在伊斯兰历史中给予奥斯曼帝国比其他实体更高的地位。 但我并不是在主张非此即彼，因为我相信穆斯林应该致力于学习所有的伊斯兰历史——这本质上要求对每一个阶段和时代都给予应有的重视。
奥斯曼帝国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特的案例，是因为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关于穆斯林世界的历史叙事一直受到知识、意识形态和权力范式的影响，而这些范式与穆斯林的主体性背道而驰。 关于最后一个伊斯兰哈里发国历史书写及其崩溃的东方主义叙事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穆斯林简单地接受了关于伊斯兰与权力、伊斯兰治理、权威、知识、身份、记忆、“伊斯兰主义”、民族主义和穆斯林主体性本质的几个有问题的结论。 尽管所有这些争论在今天的穆斯林中仍有回响，但我们对此的大部分方法和观点都依赖于东方主义和民族主义对穆斯林历史——尤其是奥斯曼帝国晚期历史——的解读。
作为一名历史讲师，我总是强调，我们需要寻找新的方法，为穆斯林提供理解自身历史所需的工具。 在伊斯兰早期，我们有着由乌理玛（学者）撰写的丰富的史学传统。 史学著作和传记的撰写初衷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传统，后来演变为一种叙事，使穆斯林群体能够将自己的叙事与其他文明的叙事并列，例如塔巴里的著作中所展现的那样。 随着现代教育中专业化的出现，历史研究在传统经学院中被降为次要学科，转而让位于被认为更为紧迫的问题。 新的教育范式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我们的世界观，以至于从伊斯兰视角教授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不再被视为优先事项，这导致了对东方主义、现代化和世俗化叙事的依赖。
这导致伊斯兰历史的学习和撰写变得高度依赖西方学术界，而西方学术界将历史学习视为一种“客观”分析，而非一种教化或启迪性的努力。 尽管如此，毫无疑问，受过学术训练的历史学家已经发展出复杂且可靠的方法论，用于考察各种各样的史料。 官方和私人档案、回忆录、报纸、期刊、官方数据、照片，以及关于意识形态、叙事、记忆和话语的著作，都产生了对专业历史学家的需求。 在理想的情况下，学术界的穆斯林和乌理玛应该共同努力，弥合因东方主义和非伊斯兰视角解读过去而造成的知识鸿沟和混淆。
奥斯曼研究深受西方学术界著作的影响，这些著作被框定在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的叙事中，将奥斯曼世界视为西方凝视的对象，而非一个独立于此的存在。 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一些修正主义尝试，旨在探讨东方主义对奥斯曼历史描述的影响，但几乎没有研究是在学术空间或学术世界观之外进行的。 当穆斯林做出回应时，要么是反动式的驳斥，要么是怀旧式的赞美，这些回应既没有恰当地反驳东方主义的立场，也没有帮助穆斯林群体更好地理解奥斯曼历史是如何成为特定政治和意识形态叙事牺牲品的。 尽管存在这种争议，年轻一代的穆斯林仍然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奥斯曼历史对他们如此重要。 或许，近期土耳其历史剧和电视节目的流行是一个受欢迎的解药，它们在激发人们对奥斯曼历史的兴趣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这方面，学者和历史学家都必须审视这种现象为土耳其历史带来的新形象，尤其是全球穆斯林正开始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
西方学术界研究奥斯曼历史的大多数研究人员，仍在以牺牲前奥斯曼帝国领土上的民众（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的利益为代价，来服务于西方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利益。 值得探讨的是，伊斯兰世界是如何不仅影响了穆斯林文化，也影响了非穆斯林文化的；在伊斯兰统治下，来自不同宗教派别的民众能够长期共存。
无论是接受西方关于奥斯曼历史霸权叙事的学者（东方主义者），还是批评这些叙事的学者（修正主义者），在过去一两个世纪里，都深受该地区及其历史的主流叙事影响。 西方学术界盛行的大多数叙事并非产生于前奥斯曼领土，当然也不是由穆斯林所构建的。 然而，这些叙事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仍然将“苏丹”等词汇视为专制的代名词，却未意识到自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媒体一直刻意将这些内涵强加于非西方国家的制度之上，且至今仍在继续。 19世纪末，西方媒体将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描绘成一位东方专制君主，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负面含义竟被穆斯林内化了，以至于穆斯林的政治心理甚至开始将任何苏丹的统治视为一种不幸或不合时宜的事件，而非伊斯兰历史现实的体现。
当然，西方史学将奥斯曼历史置于西方视角之下审视，这并不令人意外。 然而，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所谓的“欧洲帝国”，或者至少是一个处于欧洲边境地区的国家，其与欧洲之间相互的系统性影响长期被严重忽视，值得我们给予更多关注。 奥斯曼历史的叙事往往呈现出奥斯曼帝国相对于欧洲的劣势，特别是在18世纪以后，认为它只是在模仿西方邻国，却没有任何回馈；这些叙事延续了更广泛的欧洲叙事，即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没有为世界，更不用说为欧洲，提供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 有人可能会说，在主流空间中，穆斯林及其贡献的呈现方式并没有太大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奥斯曼帝国的叙事一直受到欧洲史学的影响，但被忽略的一点是，在过去几百年里，奥斯曼帝国作为拥有共同利益、人民和传统的共同参与者，在塑造欧洲历史和身份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反，主要从东方主义视角撰写的奥斯曼历史，将欧洲身份塑造为奥斯曼帝国的对立面，将其描绘成一个需要被恐惧和鄙视的外部“他者”。 如前所述，从欧洲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了解的是欧洲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却很少了解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教对欧洲的影响，即使是在所谓的苏莱曼大帝统治下的奥斯曼“黄金时代”也是如此。 这一事实被忽视，不仅导致穆斯林在西方史学贡献方面的主体性丧失，更严重的是，欧洲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描述仍在延续一种叙事，这种叙事几乎没有承认伊斯兰教在西方社会及其政治格局中的存在。
但奥斯曼帝国不应仅仅被简化为它与欧洲的关系。 奥斯曼帝国疆域的复杂性在于它横跨了欧洲、亚洲和非洲这三大洲。 奥斯曼帝国关于其邻国以及与非洲部分地区、俄罗斯、亚洲次大陆和中国的互动，受到的关注极少。 我们尚未了解所有这些不同的民族、国家、文化和传统是如何与奥斯曼帝国进行交流的，反之亦然。 奥斯曼人不仅关注西方，也关注东方、北方和南方；他们的社会反映了伊斯兰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多元文化保护区。 因此，对奥斯曼帝国的深入研究，实际上就是对全球历史的研究，以及伊斯兰疆域如何包容世界多元文化的研究。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强调我之前的观点，即奥斯曼历史对所有穆斯林都很重要，因为奥斯曼疆域不仅仅是土耳其的，也不是一个属于欧洲的边境领地；它既是一个非洲和亚洲国家，也是一个欧洲国家。 事实上，奥斯曼帝国在非洲的互动研究得太少了，以至于我们无法对奥斯曼在非洲的存在是总体积极还是消极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分析。 研究奥斯曼历史的这一领域变得更加迫切，因为非洲是一个穆斯林大陆，穆斯林民族、政府和当局之间的互动，需要从伊斯兰文化和传统的角度进行比西方学术界所提供的叙事更为细致的审视。 此外，太多的叙事侧重于统治结构，但从其人民和所代表的思想对奥斯曼疆域进行更深入的审视表明，奥斯曼世界确实是一个多民族的世界，包容了不同教派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 穆斯林在奥斯曼世界的研究中大有可为。
最难的问题是：该从哪里入手？ 在这个读者渴望通过简单的入门书就能解答大部分问题的时代，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只能直言：没有捷径可走。 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穆斯林能主动要求了解奥斯曼的历史，从而促使我们这些专家更好地满足穆斯林的需求和兴趣。 虽然西方学术界已经出版了大量入门书籍，其中也不乏鸿篇巨制，但我建议第一步还是应联系那些穆斯林历史学家，让他们更多地参与到社区中来，从而建立一种不局限于大学图书馆的学习渠道。 然而，目前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学术界依然是研究奥斯曼历史的最佳场所。 如果传统经学院的学者与现代学术界的学者能够携手合作，共同制定相关项目，让穆斯林能够从自身传统出发，同时兼顾撰写历史所需的各类文献资料，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那将是非常合适的。 学者天生并非为了成为活动家，但当今时代恰恰需要我们这样做。
正如之前所强调的，书写伊斯兰历史和我们的过去，本质上是一个关于主体性、控制权和存在的问题。 我们理应掌握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如何与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穆斯林群体（乌玛）建立联系的主动权。 为了建立这种联系，穆斯林必须意识到，西方学术界不仅存在许多盲点，而且其研究历史的方式也并非旨在为穆斯林提供意义。 虽然穆斯林可能会觉得通过在学术界谋求职业发展就能建立这种意义，但他们同样需要为更广泛的穆斯林群体创作相关文献。 互联网带来的知识民主化使得传统知识结构趋于分散，这意味着在向感兴趣的学生教授伊斯兰历史时，我们可以探索多种途径。 在消费文化中，虽然许多读者可能想了解更多关于伊斯兰过去的历史，但作为一个群体，我们也需要营造一种环境，让我们重新成为穆斯林社区知识的生产者，服务于当下和未来。 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掌握关于我们过去的历史叙事，以便我们能够重新确立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感。 诚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作为穆斯林，我们必须对安拉和这个穆斯林群体（ummah）抱有希望。
我在本文开头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我进一步强调，古兰经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关于书写伊斯兰过去历史的伊斯兰视角，应当成为穆斯林历史学家的核心关注点。 然而，毫无疑问，目前大量的写作正发生在更世俗的领域。 因此，我认为穆斯林必须尝试构建或塑造一种奥斯曼历史的书写方式，这种方式既能从伊斯兰视角中找到意义，同时又能意识到学术界中某些受意识形态驱动的叙事。 奥斯曼历史研究需要穆斯林更多地参与到奥斯曼过去的历史书写中，将其视为伊斯兰历史的一部分，并以穆斯林在这个世界上应有的生存方式，包容穆斯林的声音。 我希望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强加任何结论，而是能开启一场讨论，鼓励更多的穆斯林去思考为什么学习我们的历史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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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一切荣耀和赞美都归于安拉，因为他是全知者。 本文中任何有价值的内容都来自他，而任何没有价值的内容都仅出自于我个人。 如果我在本文的任何地方诽谤或歪曲了任何我所写到的人，我祈求安拉宽恕我。
• 我要感谢 Nameera Akhtar 博士为编辑本文所付出的努力，并感谢她提供的宝贵反馈。 我也要感谢匿名审稿人提供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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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感谢罕扎·阿扎姆·贡达尔（Humza Azam Gondal）为撰写本文提供的见解与贡献。
• https://www.jamesgmartin.cente ... 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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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必将征服君士坦丁堡。 那是多么出色的统帅，那是多么出色的军队！” 由比希尔·哈特米（Bishir al-Khath’ami）或加纳维（al-Ghanawi）传述，见于：艾哈迈德，《穆斯奈德圣训集》第14卷，第331页。
• 阿奇尔（Atçıl），《早期现代奥斯曼帝国的学者与苏丹》，第59-100页。
• 此处我提到的“devlet”或“国家”，并非指现代概念所代表的含义，而是指奥斯曼帝国时期各种权力集团的构成，这反映了奥斯曼家族是代表哈里发制度的主要王朝权力。 必须强调的是，在整个奥斯曼历史中，“国家”是一个流动的实体，随着政治格局的演变而不断转型。
• 我在此处使用“din”（宗教/信仰）一词，意指“世界观”而非“宗教”，因为这正是奥斯曼世界对其的理解方式。
• 同上。
• 塞拉哈丁·坦塞尔（Selâhattin Tansel），《亚武兹苏丹塞利姆》（安卡拉，1969年），第118-120页；另见侯赛因·伊尔马兹（Hüseyin Yılmaz），《重新定义的哈里发——奥斯曼政治思想中的神秘主义转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1-64页。
• 芬克尔（Finkle），《奥斯曼之梦》，第280页。
• 伊尔马兹（Yılmaz），《重新定义的哈里发》，第64-107页。
• 巴基·泰兹詹（Baki Tezcan），《第二个奥斯曼帝国：早期现代世界的政治与社会转型》（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
• 同上，第191-226页。
• 侯赛因·伊尔马兹（Hüseyin Yılmaz），《遏制苏丹权威：现代性之前的奥斯曼帝国宪政主义》。 《奥斯曼研究杂志》，第XLV期（2015年）。
• “正义之环”（Circle of Justice）这一术语由十六世纪奥斯曼思想家兼学者基纳利扎德（Kinalizade）提出。 它描述了十九世纪之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更多信息请参阅琳达·达林（Linda Darling）在《伊斯兰百科全书》（第三版）中的“正义之环”词条，2019年1月6日在线查阅。
• 泰兹詹（Tezcan），《第二个奥斯曼帝国》，第115-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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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第20-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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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奥斯曼帝国衰落的穆斯林回应，可以参考阿布·哈桑·纳德维（Abul Hassan al-Nadwi）等人的思想，他审视了穆斯林文明的危机及其复兴之路。 复兴主义的前提是衰落，这在穆斯林作家的作品中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主题。 参见《伊斯兰与世界：穆斯林的兴衰及其对人类的影响》，穆罕默德·阿西夫（Mohammed Assif）译（英国：英国伊斯兰研究与出版学院，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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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立德·法赫米（Khaled Fahmy），《帕夏的男人们：穆罕默德·阿里、他的军队与现代埃及的缔造》（开罗：开罗美国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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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场辩论的回应，参见同上，第8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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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雷德里克·F·安斯科姆（Frederick F. Anscombe），《奥斯曼及后奥斯曼土地上的国家、信仰与民族》。
• 布特鲁斯·阿布-曼内（Butrus Abu-Manneh），《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与苏丹马哈茂德二世：一场冲突的起源》，载于《土耳其历史评论》第1卷（2010年），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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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 Halil İnalcık，《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奥斯曼帝国及其在欧洲历史中的地位》（伊斯坦布尔，Kronik图书，2017年），第11-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