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校教师：中国新的民族团结法从“管理”走向“同化”
一名党校教师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评论揭示了该法规如何将同化少数民族确立为国家教条。
作者：胡自莫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1]
7月13日，中央党校民族学家陈珊珊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新《民族团结法》的评论，对中国当前民族政策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异常坦率的解释。中央党校是培训党的高级干部的场所，她的评论可以被视为半官方性质。
文章将新的《民族团结法》描述为一个转折点，即从对少数民族的行政管理转向将其同化到汉族文化中。陈珊珊指出，民族治理正从所谓的“事务性治理”向“整体性治理”转变。前一个词指的是对具体问题和关系的日常管理。后一个词则指构建一个具有共同文化认同和共同价值观的单一（以汉族为中心的）国家共同体。该评论将这一过渡呈现为一种自然演变。它还揭示了一项已经改变了多个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
陈珊珊的文章解释说，该法将民族工作从行政实践上升为法律规范。她表示，中国已经确立了民族治理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原则，且该法吸纳了“成功经验”。然而，该评论并未定义何为“成功”。它没有提到在核心课程中用汉语取代蒙古语后，在南蒙古（被政权称为内蒙古）引发的抗议活动。它没有提到对西藏文化表达所实施的限制。它也没有提到害怕自身认同被侵蚀的维吾尔人[2]的焦虑。它仅仅将该法呈现为对既有成果的巩固。
陈珊珊将该法与习近平[3]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号召联系起来。她将民族事务描述为领土完整、发展和稳定的基石。她表示，该法将民族工作与更广泛的国家安全观相挂钩，并强调爱国主义教育。它要求对破坏民族团结和分裂国家的人员及组织（包括海外人员和组织）追究责任。因此，该法律的管辖范围超出了中国的国界。它延伸到了海外流亡社群。它将文化表达界定为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问题。
该评论还强调了推广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标准汉语）的重要性。它警告说，阻碍其使用将导致法律制裁。这一警告呼应了已在南蒙古和其他地区实施的政策，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语言在公共生活中的使用空间已被缩减。该评论将这些变化呈现为加强各民族之间联系、为经济发展奠定共同基础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它没有回应那些认为文化多样性正被压缩为单一性的人们的担忧。
《民族团结法》于7月1日正式生效。这是第一部专门用于构建北京所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立法。《北京日报》的评论将该法描述为从引导走向法制化。文章指出，此前的民族工作主要依靠政策导向、行政推动、典型示范和实践积累。它强调，现在的立法提供了一个更加稳定的框架。它宣称，民族工作将不再取决于某些地方的重视程度或某些时期的宣传力度。这传递出的信息是，同化现已制度化且将长期持续。
中央党校内毛泽东手书的标语“实事求是”。[4]
该评论为人们了解塑造中国民族政策的意识形态体系提供了一个窗口。它展示了党校如何将认同、文化和治理概念化，国家如何解读多样性，以及法律如何将政治目标转化为法律义务。它还证实了，“共同体建设”的话语可以被用来为缩减少数民族表达空间的措施提供合理依据。
《民族团结法》标榜自身是一项促进团结的工程。然而，其付诸实施的过程则表明，这是一项旨在吞噬和吸收的计划。
中国的民族政策一直与国家安全紧密相连。新法律加深了这一联系。它扩大了国家对文化生活的控制权。它使那些已经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语言使用和艺术表达的实践得以合法化。《北京日报》的评论将这些变化定性为进步。它不承认那些目睹自身传统变得脆弱的人们的恐惧，忽略了团结与多样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忽视了将文化认同视为可管理变量的政策所带来的代价。
陈珊珊将该法呈现为迈向稳定的一步。然而，对于许多少数民族社群而言，这可能会成为走向消失的一步。
（作者因安全原因使用化名。）
参考资料
[1] 来源：Wikimedia Commons（https://commons.wikimedia.org/ ... hina_(20220722103827).jpg）
[2] 维吾尔人：中国新疆地区人口中比例最大的群体（46.5%）。通过政府资助的旨在汉化的移民计划，当地汉族人口已增长至39%。维吾尔人在族裔上不属于汉族，使用其独特的突厥语支维吾尔语。许多维吾尔人不会说汉语。绝大多数维吾尔人是伊斯兰教逊尼派信徒。他们正经历严厉的宗教迫害，有上百万人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去极端化”再教育营。
[3] 习近平：自2012年起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自2013年起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推行个人极权和令人联想到毛泽东主席的个人崇拜，并对所有宗教进行比过去几十年更严厉的打压，这在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中得到了法律体现。
[4] 来源：Wikimedia Commons（https://commons.wikimedia.org/ ... hool_(20090624093934).jpg）
作者：胡自莫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1]
7月13日，中央党校民族学家陈珊珊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新《民族团结法》的评论，对中国当前民族政策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异常坦率的解释。中央党校是培训党的高级干部的场所，她的评论可以被视为半官方性质。
文章将新的《民族团结法》描述为一个转折点，即从对少数民族的行政管理转向将其同化到汉族文化中。陈珊珊指出，民族治理正从所谓的“事务性治理”向“整体性治理”转变。前一个词指的是对具体问题和关系的日常管理。后一个词则指构建一个具有共同文化认同和共同价值观的单一（以汉族为中心的）国家共同体。该评论将这一过渡呈现为一种自然演变。它还揭示了一项已经改变了多个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
陈珊珊的文章解释说，该法将民族工作从行政实践上升为法律规范。她表示，中国已经确立了民族治理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原则，且该法吸纳了“成功经验”。然而，该评论并未定义何为“成功”。它没有提到在核心课程中用汉语取代蒙古语后，在南蒙古（被政权称为内蒙古）引发的抗议活动。它没有提到对西藏文化表达所实施的限制。它也没有提到害怕自身认同被侵蚀的维吾尔人[2]的焦虑。它仅仅将该法呈现为对既有成果的巩固。
陈珊珊将该法与习近平[3]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号召联系起来。她将民族事务描述为领土完整、发展和稳定的基石。她表示，该法将民族工作与更广泛的国家安全观相挂钩，并强调爱国主义教育。它要求对破坏民族团结和分裂国家的人员及组织（包括海外人员和组织）追究责任。因此，该法律的管辖范围超出了中国的国界。它延伸到了海外流亡社群。它将文化表达界定为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问题。
该评论还强调了推广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标准汉语）的重要性。它警告说，阻碍其使用将导致法律制裁。这一警告呼应了已在南蒙古和其他地区实施的政策，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语言在公共生活中的使用空间已被缩减。该评论将这些变化呈现为加强各民族之间联系、为经济发展奠定共同基础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它没有回应那些认为文化多样性正被压缩为单一性的人们的担忧。
《民族团结法》于7月1日正式生效。这是第一部专门用于构建北京所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立法。《北京日报》的评论将该法描述为从引导走向法制化。文章指出，此前的民族工作主要依靠政策导向、行政推动、典型示范和实践积累。它强调，现在的立法提供了一个更加稳定的框架。它宣称，民族工作将不再取决于某些地方的重视程度或某些时期的宣传力度。这传递出的信息是，同化现已制度化且将长期持续。
中央党校内毛泽东手书的标语“实事求是”。[4]
该评论为人们了解塑造中国民族政策的意识形态体系提供了一个窗口。它展示了党校如何将认同、文化和治理概念化，国家如何解读多样性，以及法律如何将政治目标转化为法律义务。它还证实了，“共同体建设”的话语可以被用来为缩减少数民族表达空间的措施提供合理依据。
《民族团结法》标榜自身是一项促进团结的工程。然而，其付诸实施的过程则表明，这是一项旨在吞噬和吸收的计划。
中国的民族政策一直与国家安全紧密相连。新法律加深了这一联系。它扩大了国家对文化生活的控制权。它使那些已经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语言使用和艺术表达的实践得以合法化。《北京日报》的评论将这些变化定性为进步。它不承认那些目睹自身传统变得脆弱的人们的恐惧，忽略了团结与多样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忽视了将文化认同视为可管理变量的政策所带来的代价。
陈珊珊将该法呈现为迈向稳定的一步。然而，对于许多少数民族社群而言，这可能会成为走向消失的一步。
（作者因安全原因使用化名。）
参考资料
[1] 来源：Wikimedia Commons（https://commons.wikimedia.org/ ... hina_(20220722103827).jpg）
[2] 维吾尔人：中国新疆地区人口中比例最大的群体（46.5%）。通过政府资助的旨在汉化的移民计划，当地汉族人口已增长至39%。维吾尔人在族裔上不属于汉族，使用其独特的突厥语支维吾尔语。许多维吾尔人不会说汉语。绝大多数维吾尔人是伊斯兰教逊尼派信徒。他们正经历严厉的宗教迫害，有上百万人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去极端化”再教育营。
[3] 习近平：自2012年起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自2013年起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推行个人极权和令人联想到毛泽东主席的个人崇拜，并对所有宗教进行比过去几十年更严厉的打压，这在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中得到了法律体现。
[4] 来源：Wikimedia Commons（https://commons.wikimedia.org/ ... hool_(20090624093934).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