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党校教师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评论揭示了该法规如何将同化少数民族确立为国家教条。

作者：胡自莫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1]

7月13日，中央党校民族学家陈珊珊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新《民族团结法》的评论，对中国当前民族政策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异常坦率的解释。中央党校是培训党的高级干部的场所，她的评论可以被视为半官方性质。

文章将新的《民族团结法》描述为一个转折点，即从对少数民族的行政管理转向将其同化到汉族文化中。陈珊珊指出，民族治理正从所谓的“事务性治理”向“整体性治理”转变。前一个词指的是对具体问题和关系的日常管理。后一个词则指构建一个具有共同文化认同和共同价值观的单一（以汉族为中心的）国家共同体。该评论将这一过渡呈现为一种自然演变。它还揭示了一项已经改变了多个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

陈珊珊的文章解释说，该法将民族工作从行政实践上升为法律规范。她表示，中国已经确立了民族治理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原则，且该法吸纳了“成功经验”。然而，该评论并未定义何为“成功”。它没有提到在核心课程中用汉语取代蒙古语后，在南蒙古（被政权称为内蒙古）引发的抗议活动。它没有提到对西藏文化表达所实施的限制。它也没有提到害怕自身认同被侵蚀的维吾尔人[2]的焦虑。它仅仅将该法呈现为对既有成果的巩固。

陈珊珊将该法与习近平[3]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号召联系起来。她将民族事务描述为领土完整、发展和稳定的基石。她表示，该法将民族工作与更广泛的国家安全观相挂钩，并强调爱国主义教育。它要求对破坏民族团结和分裂国家的人员及组织（包括海外人员和组织）追究责任。因此，该法律的管辖范围超出了中国的国界。它延伸到了海外流亡社群。它将文化表达界定为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问题。

该评论还强调了推广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标准汉语）的重要性。它警告说，阻碍其使用将导致法律制裁。这一警告呼应了已在南蒙古和其他地区实施的政策，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语言在公共生活中的使用空间已被缩减。该评论将这些变化呈现为加强各民族之间联系、为经济发展奠定共同基础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它没有回应那些认为文化多样性正被压缩为单一性的人们的担忧。

《民族团结法》于7月1日正式生效。这是第一部专门用于构建北京所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立法。《北京日报》的评论将该法描述为从引导走向法制化。文章指出，此前的民族工作主要依靠政策导向、行政推动、典型示范和实践积累。它强调，现在的立法提供了一个更加稳定的框架。它宣称，民族工作将不再取决于某些地方的重视程度或某些时期的宣传力度。这传递出的信息是，同化现已制度化且将长期持续。


中央党校内毛泽东手书的标语“实事求是”。[4]

该评论为人们了解塑造中国民族政策的意识形态体系提供了一个窗口。它展示了党校如何将认同、文化和治理概念化，国家如何解读多样性，以及法律如何将政治目标转化为法律义务。它还证实了，“共同体建设”的话语可以被用来为缩减少数民族表达空间的措施提供合理依据。

《民族团结法》标榜自身是一项促进团结的工程。然而，其付诸实施的过程则表明，这是一项旨在吞噬和吸收的计划。

中国的民族政策一直与国家安全紧密相连。新法律加深了这一联系。它扩大了国家对文化生活的控制权。它使那些已经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语言使用和艺术表达的实践得以合法化。《北京日报》的评论将这些变化定性为进步。它不承认那些目睹自身传统变得脆弱的人们的恐惧，忽略了团结与多样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忽视了将文化认同视为可管理变量的政策所带来的代价。

陈珊珊将该法呈现为迈向稳定的一步。然而，对于许多少数民族社群而言，这可能会成为走向消失的一步。

（作者因安全原因使用化名。）

参考资料
[1] 来源：Wikimedia Commons（https://commons.wikimedia.org/ ... hina_(20220722103827).jpg）
[2] 维吾尔人：中国新疆地区人口中比例最大的群体（46.5%）。通过政府资助的旨在汉化的移民计划，当地汉族人口已增长至39%。维吾尔人在族裔上不属于汉族，使用其独特的突厥语支维吾尔语。许多维吾尔人不会说汉语。绝大多数维吾尔人是伊斯兰教逊尼派信徒。他们正经历严厉的宗教迫害，有上百万人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去极端化”再教育营。
[3] 习近平：自2012年起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自2013年起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推行个人极权和令人联想到毛泽东主席的个人崇拜，并对所有宗教进行比过去几十年更严厉的打压，这在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中得到了法律体现。
[4] 来源：Wikimedia Commons（https://commons.wikimedia.org/ ... hool_(20090624093934).jpg）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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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经生效了一个多月。

北京方面声称，该法律将促进凝聚力并保护少数民族的权益。

而实际上，它所产生的效果已经适得其反。

生效仅一个月，这项法律就已经在对维吾尔人、其他族群以及异见人士造成伤害。

在为时已晚之前，各国政府必须采取果断行动质疑这项法律，并保护海外流散群体。

正如许多消息人士警告的那样，这项新法律以法律形式固定了对哪怕是形式上的区域自治承诺的彻底摒弃，转而将习近平的强制同化运动融入到政府和公共生活的几乎每一个层面。

这样做本身就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宪法。

2017年，一位中国官员总结了政府针对维吾尔人的策略：“断其血脉，断其根，断其联系，断其源头。”从那时起，中国当局系统性地拆解了维吾尔人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生活；美国政府和多个国家议会已正式将这一行为认定为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

维吾尔人在拘留营中遭受的洗脑——即当局试图用对中共的忠诚取代伊斯兰教和维吾尔身份认同——如今正在维吾尔人的故乡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日常生活中全面贯彻。

变化在于：曾经只能被称为区域性运动的政府行为，如今已被植入到国家立法之中。

这些限制措施将变得更容易扩张，也更难受到挑战。

新法律规定学校、宗教机构、各级政府乃至家庭都有责任灌输和执行中共对“民族团结”的定义。它要求家长“教育引导未成年人热爱中国共产党”，从学前教育开始用普通话取代双语教育，并要求宗教机构坚持宗教的“中国化”。

换句话说，所有孩子都必须被培养成热爱中共，所有语言都必须为普通话让路，而任何信仰只有在被重塑为服务于国家时才被允许存在。

这项法律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

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城市街道上的维吾尔语标识正在被拆除，并换成中文。

在中共干部的监视下，维吾尔人无法反抗，甚至不敢表现出悲伤。

任何消极反应都可能被贴上对抗“民族团结”的标签，使人面临审问、拘留和逮捕的风险。

据报道，就在该法生效仅三天后，两名维吾尔姐妹和她们的母亲因向远在土耳其的另一位姐妹寄送商品而被捕。

她们因协助其生意而被指控“支持恐怖主义”。

虽然当局因维吾尔人联系海外亲人而惩罚他们并非新鲜事，但民族团结法赋予了这个本就充满侵害的体制更广泛的措辞，将正常的家庭联系、文化表达和海外联系定性为对国家团结的威胁。

这种危险还延伸到了中国国境之外的个人。

正如许多人警告的那样，该法第63条规定，海外组织和个人如果从事北京声称破坏民族团结或制造民族分裂的活动，可能会被追究责任。

中国官员公开为政府根据该条款针对海外人员的权力进行辩护，为针对维吾尔人、藏人、南蒙古人以及其他海外流散群体或异见人士的跨国镇压制造了又一个借口。

在哈萨克斯坦，维吾尔人以及其他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有联系的人表示，自该法颁布以来，他们“感到了压力”。

多鲁坤·艾沙（Dolkun Isa）——一位知名的维吾尔活动人士、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以及德国公民——最近在前往参加宗教自由会议途中在摩洛哥被拘留并驱逐出境。

此类案例表明，中国如何利用其影响力施压其他国家政府，代表其限制或恐吓维吾尔人。

海外个人可能因“破坏民族团结”而承担法律责任这一主张，应当引起每一个政府的警惕。

维吾尔人、藏人、香港人、法轮功学员、中国异见人士和台湾倡议者不应该陷入担忧：在海外行使自由权利是否会让自己或亲人陷入危险。

迄今为止，国际社会的反响还远远不够，仅限于口头声明，缺乏可操作的行动承诺。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Volker Turk）呼吁废除该法律。

8名联合国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表达了严重关切。

欧洲议会敦促中国废除该法，欧洲联盟和台湾则对其域外效力提出了警告。

据报道，澳大利亚官员向中国官员提出了关切。

尤其是美国显得异常安静，特朗普政府尚未公开发表立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该措施“存在问题”，国会议员也敦促作出更强烈的回应，但非正式表态和国会声明是远远不够的。

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应当公开发表明确谴责，要求废除该法，并明确指出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合法言论没有任何管辖权。

此外，各国政府应当进行协调，保护海外流散群体不受该法律所许可的跨国镇压。

为在美国实现这一点。国会应当通过《2025年维吾尔政策法案》（维吾尔 Policy Act of 2025）和《跨国镇压政策法案》（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Policy Act）。

中国民族团结法所造成的危害已不再仅仅是假设。

在强制同化和跨国镇压变得更加根深蒂固之前，各国政府必须紧急作出回应。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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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团结法》争议：联合国警告少数群体权利受限

背景：《民族团结法》争议是什么？

中国全国人大通过的《民族团结法》将于2026年7月1日生效。人权组织担心，该法会加强同化政策，削弱少数群体权利。

摘要

据Uyghur Times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呼吁中国废除《民族团结法》，并结束相关同化和反恐政策。


图片说明：联合国人权高专沃尔克·图尔克在报告中对维吾尔、藏人和其他少数群体处境表达关切。

日内瓦，2026年6月15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在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作全球情况通报时，对中国影响维吾尔、藏人及其他少数群体的政策表示关切。

图尔克表示，他对中国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的反恐及同化政策感到担忧。他警告称，中国新通过的《民族团结法》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在语言、教育、宗教、文化、表达和和平集会方面的自由。

“我对中国的反恐和同化政策深感忧虑，特别是这些政策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内蒙古和西藏地区少数群体的影响。这部新的民族团结法有加剧限制语言、教育、宗教实践、文化、表达和集会自由的风险，并可能惩罚少数群体行使权利的和平行为。我呼吁废除该法律，并终止这些做法。”图尔克说道。

该法由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2026年3月通过，定于7月1日生效，旨在根据中国政府的政策促进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人权组织和研究人员担心，该法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对维吾尔、藏族和蒙古族语言、文化及宗教习俗的保护。

图尔克还对更广泛的全球人权挑战发出警告，指出许多国家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日益增加，对人权捍卫者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

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人权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对联合国人权高专废除该法的呼吁表示欢迎。 查看全部

网络转帖
来源：美国之音
副标题：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谴责新法对少数民族人口造成严重后果
摘要：美国之音报道，欧洲议会于2026年4月30日通过决议，呼吁中国政府撤销《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文章重点涉及欧洲议会决议、中国民族团结法、西藏、新疆、内蒙古、人权和少数民族政策。


资料照片：飘扬在欧洲议会大楼前的欧盟旗帜。

美国之音

2026年4月30日 22:11

欧洲议会星期四(4月30日)通过一项决议，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撤销《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决议谴责这部新法律对源自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的人口造成严重后果。

欧洲议会在决议中谴责这部法律鼓励同化政策并限制文化、宗教与语言自由，违反了中国依据国际法必须承担的义务。

决议还要求中国释放政治犯，包括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他在2014年被中国政府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2019年，欧洲议会向身陷囹圄的伊利哈木颁发了欧洲最高人权奖“萨哈罗夫奖”。

议员们还强调，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继承人问题属于宗教事务，只能由藏传佛教传统来决定。

决议还警告说，推出和执行这部法律将对欧盟与中国的关系造成严重后果。

议员们还谴责中国在欧盟境内针对个人的跨国镇压，并敦促成员国暂停与中国的引渡条约。

议员们还呼吁欧盟理事会对那些对这部新法律负有责任的人员实施欧盟全球人权制裁机制。

中国在今年3月通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该法定于从今年7月1日起实施。

欧洲议会是有27个成员国的欧洲联盟的立法机构，议员由直选产生。

这项决议以439票支持、52票反对和71票弃权获得通过。

决议推动者是来自立陶宛的代纽斯·扎利马斯(Dainius Žalimas)和来自斯洛伐克的米里亚姆·莱克斯曼(Miriam Lexmann)。莱克斯曼是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的共同主席，扎利马斯是该联盟成员，担任过立陶宛的宪法法院院长。

上个月，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另一位共同主席约翰·穆勒纳尔(John Moolenaar)领导的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中国出台民族团结法后也谴责说：“中共新出台的‘民族团结’法是其日益加剧的奥威尔式‘中国化’运动的幌子。它暴露了中共统战战略的真正目的：对党国绝对服从和奴役。”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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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BBC中文
副标题：海外异议者、藏人、维吾尔人与内蒙古社群为何担忧这部新法？
摘要：BBC中文报道讨论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否可能被用于针对海外批评者。文章围绕民族团结法、海外异议者、藏人维吾尔人与内蒙古社群、跨境压力和言论风险，梳理外界对这部法律外溢影响的担忧。


居于海外的中国政府批评者担心这项新法律会对他们带来影响

碧嘉兰（Laura Bicker）

BBC驻中国记者

2026年7月1日

23岁的张雅笛，又名Tara，原本应在英国一所著名大学就读。

然而，外界相信，她现正被关押于中国。

她于社交平台X的其中一则最后的发文中，她祝愿达赖喇嘛90岁生日快乐。她在法国求学期间，曾经协助一个促进西藏人权的中文网上平台进行编辑工作。

她在海外发表支持西藏人的言论，被认为是导致她入狱的原因。

北京将这位流亡精神领袖视为分裂分子，并认为其于1950年并入的西藏自治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据报道，张雅笛于去年7月到访中国云南省香格里拉期间被捕，并被认为正面临“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指控。

在一项新法律生效之际，她的经历让外界看到中国对异见人士、或其所称的分裂行为的容忍度：该法律甚至可能赋予政府针对境外人士的权力。

北京长期被指控在海外恐吓异议人士，包括向维吾尔活动人士施压、追踪流亡的政府批评者，以及悬赏通缉香港的民主派人士。然而，星期三（7月1日）生效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为中国政府这些行动提供法律依据。


2025年7月，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出席祈祷活动。

这一切发生之际，北京正致力于改善其海外形象，并巩固其作为全球大国的地位。

中国正在向外国领袖和游客打开大门。多位国际领袖，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及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爵士（Sir Keir Starmer），都曾经走过人民大会堂外的红地毯，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握手。

随着放宽签证限制及网上的宣传活动，中国正鼓励多达77个国家的民众前来旅游，其中包括大部分欧洲国家。社交媒体上，网红们分享他们走访中国各地的经历，包括到访西藏和新疆等严格管控的地区，内容聚焦于国家多元化的地理环境与自然美景。

这项新法律或许有助习近平控制中国海外的批评者，因为他们的说法与叙事挑战北京及其自身的名声。然而，该法律亦可能对其带来损害。

欧洲议会的成员已致函警告各成员国考虑暂停与中国的引渡条约，并表示若该法律针对欧洲公民，可能“对欧中关系造成严重后果”。

为何海外批评者感到忧虑？

这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旨在于中国56个民族之间建立其形容为“团结”、“社会和谐”及“共同”的国家认同，其中包括过去曾反抗中国统治的藏人与维吾尔人。

然而，批评人士担心，该法将进一步削弱西藏、新疆及内蒙古等地少数民族群体的权利。

该法律中隐藏着一条条款，特别引起了许多海外中国公民的关注。

第63条赋予中国当局权力，可对中国境外“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组织及个人采取行动。这似乎为中国政府提供法律依据，针对居于海外的少数民族倡议者。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副区域主任白舒然（Sarah Brooks）表示：“这项法律并非保护多元与平等，而是要求一致性。”

“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以和平方式倡议中国少数民族的权利，都可能被界定为破坏‘民族团结’。这项法律为那些严重侵害维吾尔人、藏人及其他非汉族群体权利的政策提供了全国层面的法律框架。”


在伦敦皮卡迪利广场的集会，抗议者出席声援西藏。

该法律在外国难以执行，专家认为，这更有可能是为了阻止任何辩论。

对于身处海外、但仍有家人在中国的知名活动人士而言，这是一个讯号，即使相隔遥远，他们所说的话也可能对国内的亲人带来实际后果。而他们亦可能无法再安全返回家乡。

多位身处海外、曾就中国政府对藏人、维吾尔人及蒙古人等少数民族的待遇表达关注的知名人士向人权团体表示，过去一年，他们在中国的家人正面临日益加剧的威胁。

流亡的藏人特别忧虑，因为该法律于达赖喇嘛91岁生日前数日生效。

中国的“中国化”

自200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开始推动其形容为“中国化”的少数民族政策，旨在透过将各民族同化至以汉族为主的文化，建立更为统一的国家认同。汉族人口占中国14亿总人口的九成以上。

习近平本人亦多次呼吁少数民族加强融合，曾表示要“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建设更强大的中国。

这项新法律相关努力的一部分。从文件上看，该法声称将透过教育与住屋等措施，促进以汉族为主导、各民族之间更多的融合。法例规定，所有儿童在入读幼稚园前，直至高中毕业期间都需要学习普通话。以往，学生可用自身民族的语言完成大部分课程，包括藏语、维吾尔语或蒙古语。

北京方面认为，此举旨在为下一代提供机会，因为学习普通话——即中国各省多数人使用的语言——有助提升少数民族的就业前景。

但批评人士指出，同化政策往往强加于少数民族身上——在习近平对异见与抗议采取更强硬立场的情况下，这一国家主导的政策已在加速。

在西藏，当局曾经拘捕僧人，并且接管寺院的控制，以确保他们不会崇拜达赖喇嘛。BBC去年7月曾走访一座曾是藏人抗争核心的寺院，当地僧人表示他们生活在恐惧与威吓之中。

在新疆，人权组织记录显示，多达一百万名维吾尔穆斯林被拘押于中国政府所称的“再教育”营中，而联合国则指控北京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2017年新疆喀什街头的维族女士

2020年，中国北方的蒙古人曾罕见地举行集会，反对加强汉语教学及减少以蒙古语授课。有家长甚至拒绝让子女上学以示抗议，部分蒙古族人认为此举威胁其文化身份。当局迅速展开打压，抗议活动随即沉寂下来。

这项新法律同时为起诉家长或监护人提供法律依据，若他们向儿童灌输被形容为“有害”、影响民族和谐的观点。法律亦提出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部分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导致以少数民族为主的社区被拆散。

在上月介绍该法律的记者会上，司法部副部长胡卫列批评外国媒体将其形容为“长臂管辖”是对法律的“抹黑”。他表示，该法律是“正当合法、必要且可行的法律规定”。

他补充说：“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与社会稳定，是各国的主权，也是国际法确立的基本准则。”


在蒙古国，一场抗议北京对内蒙古政策的示威。

但批评人士持相反意见。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笔会（PEN America）与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发表一份报告，声称记录了中国网络平台上，蒙古语内容被系统性清除的情况——社交媒体群组被关闭、帐号被删除，以及非正式的数码社群被解散。

美国笔会芭比写作自由中心（PEN/Barbey）高级经理埃里卡·阮（Erika Nguyen）表示：“随着《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中国政府将持续收紧其锁压的手段，并将毫不掩饰地把文化机构、科技及媒体武器化，以进一步推行国家控制的蒙古文化版本。”

她同时也是《拯救我们的母语：中国境内对蒙古文化的网络打压与消除》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

她认为，该法第63条应“被视为对其他国家采取行动的呼吁，以加强对流亡藏人、维吾尔人、蒙古族这些民族的作家、艺术家、记者与活动人士的保护与支持，他们在继续自身工作的时候，亦承受着巨大的个人风险”。

随着该法律生效，人权团体认为，少数民族的语言将会被进一步排除于学校教育及官方生活之外，在中国境内，只有更少地方可以教授或使用这些语言。他们亦害怕，这项法律会堵塞讨论其意义的空间，甚至延伸至中国境外。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