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跨国针对维吾尔人的控制策略：郑国恩与托乎提的新研究
详细分析显示，跨国控制策略如何使研究人员噤声并使海外流散社区分化，从而带来长期后果。
作者：马西莫·因特罗维涅（Massimo Introvigne）
郑国恩（Adrian Zenz）。
2026年7月22日，加州大学出版社的《共产主义与后共产主义研究》（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发表了郑国恩（Adrian Zenz）与穆特尔·托乎提（Muetter Tohti）合著的论文，题为《如果你飞上天，我能抓着你的脚把你拽下来》[1]。该文是对中国针对维吾尔海外流散研究人员和活动人士的跨国威权控制进行的最强有力的剖析之一。它揭示了一个旨在波及无论身处何处的维吾尔发声者的系统，该系统采用的策略运作隐蔽、持久且精准，旨在重塑中国国境之外的个人及社区的生活。作者将对维吾尔研究人员和活动人士的访谈与包括《新疆公安文件》（Xinjiang Police Files）[2]在内的中国内部文件相结合，展示了北京如何制定出一种跨越洲际、历时多年的多层次策略。
郑国恩和托乎提提出了一个理解中国领土外策略的多维框架。他们认为，北京沿着三个轴线调整其策略：打压、拉拢和合法化。他们引入了“越轨性”（transgressiveness）的概念，用以衡量某种策略在多大程度上违反了国际准则或国内法律界限。这一概念解释了为什么北京越来越倾向于采用低越轨性、高影响力的策略。这些策略旨在发挥效用的同时保持可否认性，从而允许国家在不引发外交后果的情况下使证人噤声。威权韧性依赖于削弱海外流散社区凝聚力并阻碍国际问责的手段。
作者对11位维吾尔海外流散研究人员和活动人士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他们揭示了面临威胁、监控和心理压力的个人的亲身经历。作者承认合著者托乎提与该社区在情感上的亲近性，并描述了他们为保持方法论严谨性而采取的保障措施，包括同行评审、系统性事后汇报和匿名化处理。这些预防措施是必要的，因为受访者讲述的经历饱含恐惧、创伤，并且他们时刻意识到自己的言论可能会给新疆的亲人带来后果。
第一手资料分析源于泄露的内部文件。这些文件展示了中国政府如何指示官员塑造叙事、监控海外流散成员并控制舆论认知。访谈与内部文件的结合描绘了北京战略意图的全面图景。作者将海外流散群体的叙事与国家指令相对应，展示了个人经历是如何与官方政策相吻合的。其结果描绘了一个以官僚纪律和心理操控精密运作的系统画像。
实证研究结果揭示了一项既有层次又毫不留情的策略。作者指出了中国跨国策略的五个主要影响：阻碍证据收集、滋生恐惧和自我审查、抹黑研究人员、导致心理痛苦以及瓦解海外流散社区的社会凝聚力。这些影响相互强化，创造出一种让研究人员不敢发声、活动人士减少参与、社区失去组织能力的氛围。郑国恩和托乎提展示了这些影响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累积，从而产生削弱海外流散群体抵抗能力的长期后果。
许多案例阐明了中国当局如何采用各种形式的骚扰和控制来针对国外的维吾尔流散成员。例如，阿不都外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曾遭遇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没收其护照的经历，大使馆威胁称，除非他与新疆当局“积极配合”，否则将使其处于无国籍状态。同样，麦麦提江·艾尔肯（Memutcan Erkin）报告称，他在土耳其旅行期间曾遭到不明人士尾随并与他和他的女儿对质，他和他的家人面临着日益严密的监视和威胁。在另一个案例中，维吾尔活动人士“X”在公开谈论新疆的人权侵害后，受到了国内亲属的警告，称其面临升级的监控，这导致他的活动参与度显著下降。这些手段——吊销护照、威胁、监控和直接恐吓——旨在威吓并阻止维吾尔人参与倡导或作证，从而有效地使异见人士噤声并阻挠记录工作。
阿不都外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
作者注意到，手段已从公开打压转向拉拢。他们展示了北京如何利用有条件的准入（例如家庭团聚）来诱使海外流散成员妥协默许。个人因为担心自己或亲人面临后果，从而变得不愿公开发声。访谈显示，前往新疆的旅行已被常态化，而参与活动的意愿则日益降低。作者将此解释为拉拢策略行之有效的证据。这一策略是微妙且长期的。它不依赖于可见的强迫，而是依赖于情感纽带和个人软肋。它将家庭联系转化为了政治控制的工具。
文章还描述了中国政府如何通过虚假信息攻势、冒充身份和虚假指控来抹黑研究人员。这些策略破坏了可信度并阻碍了国际问责。其造成的心理伤害是严重的。受访者描述了其遭遇的骚扰、监控和焦虑。作者展示了打压已超出了身体威胁的范围，并影响到了心理健康。这一心理维度是北京策略的核心。它降低了研究人员的工作能力，并使他们与自己的社区隔绝。它营造了一种使沉默成为生存策略的氛围。
维吾尔社区内部的社会撕裂是最严重的长期后果之一。社区成员因为害怕报复而与活动人士保持距离。社交聚会变成了监控或自我审查的场所。作者描述了甚至连普通的人际互动都受到了影响。这种撕裂削弱了集体韧性，并降低了进行有组织抵抗的可能性。这是一项隐蔽且逐步推进的策略，然而其影响却是深远的。它将社区转化为了充满戒备和怀疑的网络。
郑国恩和托乎提认为，北京的策略已经发生了演变。传统的打压仍然具有重要分量，但中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强调那些更不易察觉、越轨性较低但影响力更大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利用边境重新开放的机会，通过家庭团聚来拉拢海外流散成员，选择性地允许符合北京叙事目标的访问，并以恢复性措施为掩护鼓励合作。这一演变与关于威权适应性的更广泛文献相一致。它展示了各政权如何通过采用具有可否认性且难以直接归因于国家强迫的策略，来减轻国际社会的审视。
在伊斯坦布尔的反对中国的维吾尔抗议者。屏幕截图。
政策层面的启示迫在眉睫。作者坚持认为，目前主要关注公开打压的应对措施是不足的。他们所描述的隐秘和拉拢性措施在使证人噤声的同时，规避了法律和外交上的后果。他们倡导一种全面、长期的韧性建设方法，以应对人身威胁、心理压力和社会撕裂。他们强调，国际行动方有必要认识到低越轨性策略的重要性，并制定能够检测和应对这些策略的对策。这些对策应当保护海外流散社区免受微妙的胁迫和虚假信息的影响。
这项研究对于学者、政策制定者和人权倡导者都具有重要意义。它展示了北京的策略如何跨越国界、历经多年运作，以及打压、拉拢和合法化如何相互作用。它阐明了心理压力和社会撕裂如何削弱社区的抵抗能力。它展示了威权政权如何使用微妙的手段来使证人噤声并维持控制。跨国压迫的复杂性要求采取全面的应对措施。
马西莫·因特罗维涅（Massimo Introvigne，1955年6月14日出生于罗马）是一位意大利宗教社会学家。他是新兴宗教研究中心（CESNUR）的创始人兼常务董事，该中心是一个研究新兴宗教运动的国际学者网络。因特罗维涅在宗教社会学领域著有约70本书籍和100多篇论文。他是《意大利宗教百科全书》（Enciclopedia delle religioni in Italia）的主要作者。他是《跨学科宗教研究期刊》（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Research on Religion）的编委会成员，也是加州大学出版社《新宗教》（Nova Religio）执行委员会的成员[3]。2011年1月5日至12月31日，他曾担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打击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歧视，特别是针对基督徒及其他宗教成员歧视的代表”。2012年至2015年，他担任由意大利外交部设立的宗教自由观察站主席，以监控全球范围内的宗教自由问题。
作者：马西莫·因特罗维涅（Massimo Introvigne）
郑国恩（Adrian Zenz）。
2026年7月22日，加州大学出版社的《共产主义与后共产主义研究》（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发表了郑国恩（Adrian Zenz）与穆特尔·托乎提（Muetter Tohti）合著的论文，题为《如果你飞上天，我能抓着你的脚把你拽下来》[1]。该文是对中国针对维吾尔海外流散研究人员和活动人士的跨国威权控制进行的最强有力的剖析之一。它揭示了一个旨在波及无论身处何处的维吾尔发声者的系统，该系统采用的策略运作隐蔽、持久且精准，旨在重塑中国国境之外的个人及社区的生活。作者将对维吾尔研究人员和活动人士的访谈与包括《新疆公安文件》（Xinjiang Police Files）[2]在内的中国内部文件相结合，展示了北京如何制定出一种跨越洲际、历时多年的多层次策略。
郑国恩和托乎提提出了一个理解中国领土外策略的多维框架。他们认为，北京沿着三个轴线调整其策略：打压、拉拢和合法化。他们引入了“越轨性”（transgressiveness）的概念，用以衡量某种策略在多大程度上违反了国际准则或国内法律界限。这一概念解释了为什么北京越来越倾向于采用低越轨性、高影响力的策略。这些策略旨在发挥效用的同时保持可否认性，从而允许国家在不引发外交后果的情况下使证人噤声。威权韧性依赖于削弱海外流散社区凝聚力并阻碍国际问责的手段。
作者对11位维吾尔海外流散研究人员和活动人士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他们揭示了面临威胁、监控和心理压力的个人的亲身经历。作者承认合著者托乎提与该社区在情感上的亲近性，并描述了他们为保持方法论严谨性而采取的保障措施，包括同行评审、系统性事后汇报和匿名化处理。这些预防措施是必要的，因为受访者讲述的经历饱含恐惧、创伤，并且他们时刻意识到自己的言论可能会给新疆的亲人带来后果。
第一手资料分析源于泄露的内部文件。这些文件展示了中国政府如何指示官员塑造叙事、监控海外流散成员并控制舆论认知。访谈与内部文件的结合描绘了北京战略意图的全面图景。作者将海外流散群体的叙事与国家指令相对应，展示了个人经历是如何与官方政策相吻合的。其结果描绘了一个以官僚纪律和心理操控精密运作的系统画像。
实证研究结果揭示了一项既有层次又毫不留情的策略。作者指出了中国跨国策略的五个主要影响：阻碍证据收集、滋生恐惧和自我审查、抹黑研究人员、导致心理痛苦以及瓦解海外流散社区的社会凝聚力。这些影响相互强化，创造出一种让研究人员不敢发声、活动人士减少参与、社区失去组织能力的氛围。郑国恩和托乎提展示了这些影响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累积，从而产生削弱海外流散群体抵抗能力的长期后果。
许多案例阐明了中国当局如何采用各种形式的骚扰和控制来针对国外的维吾尔流散成员。例如，阿不都外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曾遭遇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没收其护照的经历，大使馆威胁称，除非他与新疆当局“积极配合”，否则将使其处于无国籍状态。同样，麦麦提江·艾尔肯（Memutcan Erkin）报告称，他在土耳其旅行期间曾遭到不明人士尾随并与他和他的女儿对质，他和他的家人面临着日益严密的监视和威胁。在另一个案例中，维吾尔活动人士“X”在公开谈论新疆的人权侵害后，受到了国内亲属的警告，称其面临升级的监控，这导致他的活动参与度显著下降。这些手段——吊销护照、威胁、监控和直接恐吓——旨在威吓并阻止维吾尔人参与倡导或作证，从而有效地使异见人士噤声并阻挠记录工作。
阿不都外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
作者注意到，手段已从公开打压转向拉拢。他们展示了北京如何利用有条件的准入（例如家庭团聚）来诱使海外流散成员妥协默许。个人因为担心自己或亲人面临后果，从而变得不愿公开发声。访谈显示，前往新疆的旅行已被常态化，而参与活动的意愿则日益降低。作者将此解释为拉拢策略行之有效的证据。这一策略是微妙且长期的。它不依赖于可见的强迫，而是依赖于情感纽带和个人软肋。它将家庭联系转化为了政治控制的工具。
文章还描述了中国政府如何通过虚假信息攻势、冒充身份和虚假指控来抹黑研究人员。这些策略破坏了可信度并阻碍了国际问责。其造成的心理伤害是严重的。受访者描述了其遭遇的骚扰、监控和焦虑。作者展示了打压已超出了身体威胁的范围，并影响到了心理健康。这一心理维度是北京策略的核心。它降低了研究人员的工作能力，并使他们与自己的社区隔绝。它营造了一种使沉默成为生存策略的氛围。
维吾尔社区内部的社会撕裂是最严重的长期后果之一。社区成员因为害怕报复而与活动人士保持距离。社交聚会变成了监控或自我审查的场所。作者描述了甚至连普通的人际互动都受到了影响。这种撕裂削弱了集体韧性，并降低了进行有组织抵抗的可能性。这是一项隐蔽且逐步推进的策略，然而其影响却是深远的。它将社区转化为了充满戒备和怀疑的网络。
郑国恩和托乎提认为，北京的策略已经发生了演变。传统的打压仍然具有重要分量，但中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强调那些更不易察觉、越轨性较低但影响力更大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利用边境重新开放的机会，通过家庭团聚来拉拢海外流散成员，选择性地允许符合北京叙事目标的访问，并以恢复性措施为掩护鼓励合作。这一演变与关于威权适应性的更广泛文献相一致。它展示了各政权如何通过采用具有可否认性且难以直接归因于国家强迫的策略，来减轻国际社会的审视。
在伊斯坦布尔的反对中国的维吾尔抗议者。屏幕截图。
政策层面的启示迫在眉睫。作者坚持认为，目前主要关注公开打压的应对措施是不足的。他们所描述的隐秘和拉拢性措施在使证人噤声的同时，规避了法律和外交上的后果。他们倡导一种全面、长期的韧性建设方法，以应对人身威胁、心理压力和社会撕裂。他们强调，国际行动方有必要认识到低越轨性策略的重要性，并制定能够检测和应对这些策略的对策。这些对策应当保护海外流散社区免受微妙的胁迫和虚假信息的影响。
这项研究对于学者、政策制定者和人权倡导者都具有重要意义。它展示了北京的策略如何跨越国界、历经多年运作，以及打压、拉拢和合法化如何相互作用。它阐明了心理压力和社会撕裂如何削弱社区的抵抗能力。它展示了威权政权如何使用微妙的手段来使证人噤声并维持控制。跨国压迫的复杂性要求采取全面的应对措施。
马西莫·因特罗维涅（Massimo Introvigne，1955年6月14日出生于罗马）是一位意大利宗教社会学家。他是新兴宗教研究中心（CESNUR）的创始人兼常务董事，该中心是一个研究新兴宗教运动的国际学者网络。因特罗维涅在宗教社会学领域著有约70本书籍和100多篇论文。他是《意大利宗教百科全书》（Enciclopedia delle religioni in Italia）的主要作者。他是《跨学科宗教研究期刊》（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Research on Religion）的编委会成员，也是加州大学出版社《新宗教》（Nova Religio）执行委员会的成员[3]。2011年1月5日至12月31日，他曾担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打击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歧视，特别是针对基督徒及其他宗教成员歧视的代表”。2012年至2015年，他担任由意大利外交部设立的宗教自由观察站主席，以监控全球范围内的宗教自由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