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随身携带的国度——探讨两千年来犹太人流亡的意义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两千年的争论”系列文章第三部分，探讨犹太民族在流亡岁月中的作为。
这里有一个值得思考的谜题。两千年来，犹太社区散布在从巴格达、开罗、托莱多、克拉科夫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世界各地，生活在波斯统治者、穆斯林哈里发、基督教国王和现代共和国的统治之下，说着不同的语言，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之间的距离需要数月的旅程才能跨越。
然而，他们却遵守着同样的法律。
不是大致相同的法律。而是绝对相同的法律，在惊人的细节上保持一致。因此，一个来自科隆的犹太人如果回到1200年的开罗，会发现那里的人们以同样的方式遵守安息日，按照同样的规则准备食物，法庭适用同样的证据标准，结婚证书按照同样的格式书写。如果你今天在安特卫普和墨尔本之间做同样的事情，你也会发现完全一样的情况。
现代政治思维很难理解这一点，因为现代政治思维假设法律需要一个国家来作为后盾。但犹太人的经验说明了另一种可能，而这种机制在过去和现在是如何运作的，正是本文的主题。
自我管理的城镇
让我们从在其中这种安排最容易被看清的中世纪世界开始。任何规模的犹太社区，从西班牙到波兰的任何地方，都是围绕着一套在地球上任何其他犹太社区都能被认出的机构组织起来的。
那里有一个由学者组成的法庭，处理犹太人之间的纠纷：合同、损害赔偿、继承、结婚和离婚。有一个穷人基金，而且在大多数地方会有好几个，以区分需要每周食物津贴的家庭和需要过夜住宿的旅行者。有一个用于赎回被俘者的基金，这在海盗猖獗和任意监禁的世界中至关重要，而且法律将其视为所有慈善义务中最紧迫的一项。还有一个志愿的墓葬协会。以及，那里有一所学校。
最后一点需要强调，因为它不寻常到了甚至有些奇怪的程度。犹太法律要求每个男孩都必须接受教育，而且无论父母是否付得起学费，社区都有义务提供老师。结果是，在一个阅读是一项主要局限于神职人员和贵族的专业技能的时代，一个分散的少数族裔人口却拥有着广泛的识字率。当时的访客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这些机构中没有一个是为了流亡条件而临时拼凑的。法庭、慈善、教育和赎回俘虏本身就是《妥拉》的义务，而无论在开罗还是克拉科夫，社区都完全按照法律一贯规定的那样履行着这些义务。
是什么维系了这一切
在那些世纪里，犹太社区也享有一定程度的法律自治。国王和哈里发们通常发现，让少数群体管理其内部事务是很方便的，因此犹太法庭拥有真正的管辖权，社区可以向其成员征税，而且作为最后的手段，社区可以正式将某人开除出其生活圈子。
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这就是解释。遵守法律是因为社区有权力执行它，这就是谜团的全部答案。
然后，现代时代到来了，这个解释受到了考验。
考验
从18世纪末开始，欧洲国家逐步瓦解了犹太社区的自治权。“解放运动”赋予犹太人作为个体的公民身份，并剥夺了社区作为法人团体的地位。犹太法庭失去了管辖权。社区失去了征税的权力。旧有的制裁变成了没有分量的空话。在几代人的时间里，一个接一个的国家里，每一个据说维系着这个系统运作的外部结构都被拆除了。
按照强制执行的逻辑，犹太法律本应在那个时刻就瓦解了。
但它并没有。两个世纪后，在那些不会强制执行任何这些法律的国家里，位于六大洲的社区仍然在细节上遵守着同样的法律。拉比法庭在伦敦、莱克伍德和耶路撒冷开庭审理案件，当事人们自愿前来，因为他们仍然相信一个适用《妥拉》的犹太法庭正在做着上帝的工作。慈善基金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数量倍增：无息贷款协会、向买不起安息日食物的家庭运送食物的基金、为贫穷新娘筹备婚礼的组织，以及志愿救护车队。墓葬协会仍然在清洗和准备死者，仍然由志愿者组成，仍然没有报酬。学校从一项社区义务发展成为一个教育数十万儿童的网络，由父母和捐赠者提供资金，没有任何政府强制要求其中的任何部分。
脚手架倒塌了，但建筑却依然屹立。这才是为什么有人愿意听从的真正答案。这不是因为法庭的权力（那已经不复存在了），也不是因为被开除的威胁（那已成为回忆）。人们遵守法律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上帝的法律，而这种信仰不需要一个国家，这也正是为什么移除国家并没有改变任何事情的原因。
网络
还有一个要描述的机构，它是所有机构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也是几乎没有外人听说过的一个。
当出现一个当地学者无法解决的难题时，他们会写信向其他地方更权威的学者请教。这封信会随着商人、商队和船只一起旅行，有时需要一年或更长的时间；而回信也会沿着同样的路途返回。两者都会被抄写，这些抄本会流传开来，被其他面临类似问题的学者收集和研究。巴比伦各学院的院长回答来自北非和西班牙的问题。在开罗，迈蒙尼德（Maimonides）回答来自也门和法国南部的问题。成千上万的此类通信被保留了下来，它们是现存的关于中世纪世界日常生活的最好历史资料，因为这些问题涉及真正的问题：合伙关系破裂、寡妇的索赔、货物在海上遗失、关于符合教规食物法律的问题。
这个网络就是一个分散的民族在已知世界中维持一个统一法律体系的方式。不是通过命令，因为没有人可以命令任何事情，而是通过学者向知识更渊博的学者请教，每个人都将答案视为具有约束力，因为每个人都接受同样的权威来源。
而且这个网络从未关闭过。今天，它以中世纪学者无法想象的庞大体量在运转：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通过摆满图书馆的已出版裁决集，以及通过位于耶路撒冷、纽约和伦敦的权威人士，他们回答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问题。这条道路更快了。但上面行驶的交通流量本质上是一样的。
架子上的书
有一件文物捕捉到了整个这种安排的全貌，而今天几乎每个虔诚的犹太家庭中都摆放着它。
在16世纪，圣地采法特（Tzfat）的一位学者编纂了一部全面的犹太法律法典，将传承下来的传统组织成一部极其清晰的单一著作。它反映了他所来自的塞法迪世界（Sephardic world）的实践。此后不久，克拉科夫（Krakow）的一位学者写了一组注释，记录了阿什肯纳兹（Ashkenazic）实践中不同的地方，并且这两部著作被合并印刷在一起。
想想这意味着什么。一部在中东编纂、在波兰被注释的法典，在整个欧洲和奥斯曼世界被印刷和运送，被那些没有共同政府、没有共同语言、也没有任何方式来对彼此强制执行任何事情的社区公认为权威。他们接受它，是因为他们在其中认出了他们都曾从同一个来源领受过，并且一直都在遵守的法律。
没有议会通过它。没有军队在它背后支持。将近五个世纪之后，它仍然是地球上所有地方犹太实践的工作参考，今天早上在一百个国家被人们查阅，而如果人们无视它，也不会产生任何政府会注意到的后果。
流亡是为了什么
退后一步，看看它的全貌。一个被逐出自己土地、散布在各个大陆、在任何地方都不掌握权力的民族，建立并运行了一个拥有法庭、福利、普及教育、国际法律通信以及一套统一法律体系的文明。它维持这一切的时间，比大多数国家的存续时间还要长；当每一个外部支撑都被剥除时，它仅凭信仰就继续走了下去。
现代民族主义在看着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时，看到的是一个等待解决的问题。那些世纪里的犹太人并没有把自己体验为一个问题，而今天仍然这样生活的他们的后代也同样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他们有一项使命，这项使命附带了详细的指示，而无论发现自己身在哪个国家，他们都执行了这项使命。他们今天仍在执行着它。
“两千年的争论”系列文章第三部分，探讨犹太民族在流亡岁月中的作为。
这里有一个值得思考的谜题。两千年来，犹太社区散布在从巴格达、开罗、托莱多、克拉科夫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世界各地，生活在波斯统治者、穆斯林哈里发、基督教国王和现代共和国的统治之下，说着不同的语言，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之间的距离需要数月的旅程才能跨越。
然而，他们却遵守着同样的法律。
不是大致相同的法律。而是绝对相同的法律，在惊人的细节上保持一致。因此，一个来自科隆的犹太人如果回到1200年的开罗，会发现那里的人们以同样的方式遵守安息日，按照同样的规则准备食物，法庭适用同样的证据标准，结婚证书按照同样的格式书写。如果你今天在安特卫普和墨尔本之间做同样的事情，你也会发现完全一样的情况。
现代政治思维很难理解这一点，因为现代政治思维假设法律需要一个国家来作为后盾。但犹太人的经验说明了另一种可能，而这种机制在过去和现在是如何运作的，正是本文的主题。
自我管理的城镇
让我们从在其中这种安排最容易被看清的中世纪世界开始。任何规模的犹太社区，从西班牙到波兰的任何地方，都是围绕着一套在地球上任何其他犹太社区都能被认出的机构组织起来的。
那里有一个由学者组成的法庭，处理犹太人之间的纠纷：合同、损害赔偿、继承、结婚和离婚。有一个穷人基金，而且在大多数地方会有好几个，以区分需要每周食物津贴的家庭和需要过夜住宿的旅行者。有一个用于赎回被俘者的基金，这在海盗猖獗和任意监禁的世界中至关重要，而且法律将其视为所有慈善义务中最紧迫的一项。还有一个志愿的墓葬协会。以及，那里有一所学校。
最后一点需要强调，因为它不寻常到了甚至有些奇怪的程度。犹太法律要求每个男孩都必须接受教育，而且无论父母是否付得起学费，社区都有义务提供老师。结果是，在一个阅读是一项主要局限于神职人员和贵族的专业技能的时代，一个分散的少数族裔人口却拥有着广泛的识字率。当时的访客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这些机构中没有一个是为了流亡条件而临时拼凑的。法庭、慈善、教育和赎回俘虏本身就是《妥拉》的义务，而无论在开罗还是克拉科夫，社区都完全按照法律一贯规定的那样履行着这些义务。
是什么维系了这一切
在那些世纪里，犹太社区也享有一定程度的法律自治。国王和哈里发们通常发现，让少数群体管理其内部事务是很方便的，因此犹太法庭拥有真正的管辖权，社区可以向其成员征税，而且作为最后的手段，社区可以正式将某人开除出其生活圈子。
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这就是解释。遵守法律是因为社区有权力执行它，这就是谜团的全部答案。
然后，现代时代到来了，这个解释受到了考验。
考验
从18世纪末开始，欧洲国家逐步瓦解了犹太社区的自治权。“解放运动”赋予犹太人作为个体的公民身份，并剥夺了社区作为法人团体的地位。犹太法庭失去了管辖权。社区失去了征税的权力。旧有的制裁变成了没有分量的空话。在几代人的时间里，一个接一个的国家里，每一个据说维系着这个系统运作的外部结构都被拆除了。
按照强制执行的逻辑，犹太法律本应在那个时刻就瓦解了。
但它并没有。两个世纪后，在那些不会强制执行任何这些法律的国家里，位于六大洲的社区仍然在细节上遵守着同样的法律。拉比法庭在伦敦、莱克伍德和耶路撒冷开庭审理案件，当事人们自愿前来，因为他们仍然相信一个适用《妥拉》的犹太法庭正在做着上帝的工作。慈善基金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数量倍增：无息贷款协会、向买不起安息日食物的家庭运送食物的基金、为贫穷新娘筹备婚礼的组织，以及志愿救护车队。墓葬协会仍然在清洗和准备死者，仍然由志愿者组成，仍然没有报酬。学校从一项社区义务发展成为一个教育数十万儿童的网络，由父母和捐赠者提供资金，没有任何政府强制要求其中的任何部分。
脚手架倒塌了，但建筑却依然屹立。这才是为什么有人愿意听从的真正答案。这不是因为法庭的权力（那已经不复存在了），也不是因为被开除的威胁（那已成为回忆）。人们遵守法律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上帝的法律，而这种信仰不需要一个国家，这也正是为什么移除国家并没有改变任何事情的原因。
网络
还有一个要描述的机构，它是所有机构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也是几乎没有外人听说过的一个。
当出现一个当地学者无法解决的难题时，他们会写信向其他地方更权威的学者请教。这封信会随着商人、商队和船只一起旅行，有时需要一年或更长的时间；而回信也会沿着同样的路途返回。两者都会被抄写，这些抄本会流传开来，被其他面临类似问题的学者收集和研究。巴比伦各学院的院长回答来自北非和西班牙的问题。在开罗，迈蒙尼德（Maimonides）回答来自也门和法国南部的问题。成千上万的此类通信被保留了下来，它们是现存的关于中世纪世界日常生活的最好历史资料，因为这些问题涉及真正的问题：合伙关系破裂、寡妇的索赔、货物在海上遗失、关于符合教规食物法律的问题。
这个网络就是一个分散的民族在已知世界中维持一个统一法律体系的方式。不是通过命令，因为没有人可以命令任何事情，而是通过学者向知识更渊博的学者请教，每个人都将答案视为具有约束力，因为每个人都接受同样的权威来源。
而且这个网络从未关闭过。今天，它以中世纪学者无法想象的庞大体量在运转：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通过摆满图书馆的已出版裁决集，以及通过位于耶路撒冷、纽约和伦敦的权威人士，他们回答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问题。这条道路更快了。但上面行驶的交通流量本质上是一样的。
架子上的书
有一件文物捕捉到了整个这种安排的全貌，而今天几乎每个虔诚的犹太家庭中都摆放着它。
在16世纪，圣地采法特（Tzfat）的一位学者编纂了一部全面的犹太法律法典，将传承下来的传统组织成一部极其清晰的单一著作。它反映了他所来自的塞法迪世界（Sephardic world）的实践。此后不久，克拉科夫（Krakow）的一位学者写了一组注释，记录了阿什肯纳兹（Ashkenazic）实践中不同的地方，并且这两部著作被合并印刷在一起。
想想这意味着什么。一部在中东编纂、在波兰被注释的法典，在整个欧洲和奥斯曼世界被印刷和运送，被那些没有共同政府、没有共同语言、也没有任何方式来对彼此强制执行任何事情的社区公认为权威。他们接受它，是因为他们在其中认出了他们都曾从同一个来源领受过，并且一直都在遵守的法律。
没有议会通过它。没有军队在它背后支持。将近五个世纪之后，它仍然是地球上所有地方犹太实践的工作参考，今天早上在一百个国家被人们查阅，而如果人们无视它，也不会产生任何政府会注意到的后果。
流亡是为了什么
退后一步，看看它的全貌。一个被逐出自己土地、散布在各个大陆、在任何地方都不掌握权力的民族，建立并运行了一个拥有法庭、福利、普及教育、国际法律通信以及一套统一法律体系的文明。它维持这一切的时间，比大多数国家的存续时间还要长；当每一个外部支撑都被剥除时，它仅凭信仰就继续走了下去。
现代民族主义在看着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时，看到的是一个等待解决的问题。那些世纪里的犹太人并没有把自己体验为一个问题，而今天仍然这样生活的他们的后代也同样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他们有一项使命，这项使命附带了详细的指示，而无论发现自己身在哪个国家，他们都执行了这项使命。他们今天仍在执行着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