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情发生时，拉比们是怎么说的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这是《基帕（Kippah）与国旗》系列的第二篇文章，探讨宗教锡安主义，以及它如何融入、或者说为何无法融入犹太宗教。第1部分见此处。
一个世纪前，当宗教锡安主义出现时，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托拉》（Torah）权威们亲眼目睹了它的发生，并做出了他们的判决。让我们来检视一下。
首先定下一条基本原则，这样这些证言才能被恰当地衡量。在《托拉》的世界里，“权威”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自封的头衔。它指的是每一代人中，那些对犹太律法的精通得到极其广泛认可的精英《托拉》学者，世界各地虔诚的社区都会把最棘手的问题提交给他们。他们的名字被附在那些正统犹太人至今仍在学习的标准律法著作上。这就是即将作证的见证人们，在犹太世界里，没有比他们地位更高的见证人了。
维尔纳的一张海报
先从一个场景说起。20世纪30年代，因其代表作而被尊称为“哈宗·伊什”（Chazon Ish）的亚伯拉罕·耶沙亚·卡雷利茨拉比，在维尔纳看到了一张广告海报，宣传一所新的“宗教锡安主义”学校的开办。他从墙上撕下海报，当着学生们的面把它撕得粉碎。然后他解释了自己的做法。他告诉他们，仅仅是“宗教民族主义”这个名字，就宣告了问题所在：它“表达了一种向宗教中添加东西的需求”，宣称犹太民族的国族身份是独立于其宗教之外的东西，并进而将《托拉》可以被附加其上。哈宗·伊什说，这就背离了信仰本身，那是一种不同的宗教，而不是犹太教。
他的反对并非关乎政治，也不是关于边界或政府的争吵。他反对的是那种深植于该运动名称本身的说法，即犹太身份包含一个独立于《托拉》的民族成分，然后可以把《托拉》附加在这个成分上。哈宗·伊什说，这是一种不同的宗教，而不是犹太教。
请注意，不久之后哈宗·伊什就定居在以色列地的贝内贝拉克，他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并成为了该国最受追捧的《托拉》律法权威。他的反对从来不是针对犹太律法所珍视的那片土地，也不是针对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他自己就住在那里。他反对的是那种虚假的意识形态。
形诸文字的判决
维尔纳的这一场景也有着文字上的对应。埃尔乔农·沃瑟曼拉比是巴拉诺维奇伟大经学院的院长，也是被整个犹太世界尊为二十世纪初最圣洁人物“查菲茨·哈伊姆”（Chofetz Chaim）最亲密的弟子。在关于那个时代危机的文章中，沃瑟曼拉比用一句话对这场新运动做出了裁决：他写道，民族主义是一种异端教义，而宗教民族主义则是贴上了“天堂之名”（上帝之名）的同一种异端教义。换句话说，附加上上帝的名字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1941 年，沃瑟曼拉比与他的学生们一起被纳粹杀害。如今，他在整个虔诚信仰的世界中被尊为殉道者，他那些年的文章被作为经典来学习。这绝不是为了论战的便利而找出的某个边缘声音。这是绝对主流中的主流，并且白纸黑字印在纸上。
同样的裁决也来自耶路撒冷。伊扎克·泽夫·索洛维奇克拉比，人称“布里斯克拉比”，他是现代最著名塔木德分析学派王朝的继承人，他拒绝认为宗教版本的锡安主义比世俗版本的锡安主义更高尚。当被追问对这两个阵营的看法时，他的回答是，从根本上说，他们犯的是同一个错误，只不过一个穿上了宗教的外衣，另一个没有。对他来说，这层外衣丝毫没有改变其底层的意识形态。
诚实的清点
然而，事情还有另一面，我们不会隐瞒。在二十世纪初，一派拉比创立了宗教锡安主义运动——米兹拉希。本系列的第四篇文章将审视其思想，并追踪这些思想导致了什么。
但是，那个时代被认可的权威们的立场分量，并不是一个势均力敌的问题。在虔诚世界的各个地区和各个学派——立陶宛的经学院院长们、波兰和匈牙利的哈西德派大师们、德国的伟大社区中，领袖们全都站在了同一边。1912年，当虔诚的犹太世界建立其国际公共组织“以色列联盟”时，一个核心目的恰恰就是为了与民族主义运动及其宗教分支划清界限。
普通的新闻读者从未听说过这些，这说明了媒体的一些问题，但丝毫无法改变历史记录。
来自内部的证言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文件或许来自几十年后，美国的宗教锡安主义阵营内部。
波士顿的约瑟夫·B·索洛维奇克拉比，是布里斯克拉比的侄子，他成为了美国宗教锡安主义的首要权威，也是该运动几代拉比的导师。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该运动内部没有任何人的分量能超过他。然而，到了晚年，在反思他的社区变成了什么样时，他说了这样的话：“在情感上，我觉得锡安主义——宗教锡安主义——已经取代了《托拉》。”
出于公平起见，我们需要提供上下文，而这上下文非但没有软化，反而更加尖锐地突出了这一点。记录了这段话的谈话出版商解释说，索洛维奇克拉比是在悲伤中说出这番话的，这是一种批评：宗教锡安主义已经把锡安主义变成了宗教的焦点，而《托拉》才应该是它真正且唯一的焦点，生活在以色列地固然重要，但也只是众多诫命中的一条。
他并不是在背弃他的运动。他是在以该运动最高法官的身份作证，证明这种异端的嫁接已经完全按照欧洲权威们所警告的方向发展了。民族主义不再是他社区信仰的附加物。在它的核心，它已经变成了信仰本身，而领导该运动在美国发展的人，大声说出了这一点。
历史记录确立了什么
把这些文件并排放在一起，第一篇文章答案的轮廓就清晰了。一个世纪前，当宗教锡安主义诞生时，犹太教公认的权威们对其进行了审查，并以书面形式将其定性为一种异端嫁接。一小部分人依然我行我素。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氛围完成了剩下的工作，将这种情绪远远地传播到了这个小团体之外，传播给了无数从未见过这些文件、也从未被告知这些文件存在的真诚的犹太人。然后，世界的镜头拍下了这个结果，并给它加上了“犹太教”的标题。
历史记录是无法在事后捏造的，也没有被捏造。这些记录是在水泥未干时写下的，由那些有责任知晓真相的人写下。下一篇文章将近距离审视他们当时警告的内容：神圣约柜旁的国旗、祈祷书中的国家独立日，以及那个能够区分舶来品与诫命的简单测试。
这是《基帕（Kippah）与国旗》系列的第二篇文章，探讨宗教锡安主义，以及它如何融入、或者说为何无法融入犹太宗教。第1部分见此处。
一个世纪前，当宗教锡安主义出现时，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托拉》（Torah）权威们亲眼目睹了它的发生，并做出了他们的判决。让我们来检视一下。
首先定下一条基本原则，这样这些证言才能被恰当地衡量。在《托拉》的世界里，“权威”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自封的头衔。它指的是每一代人中，那些对犹太律法的精通得到极其广泛认可的精英《托拉》学者，世界各地虔诚的社区都会把最棘手的问题提交给他们。他们的名字被附在那些正统犹太人至今仍在学习的标准律法著作上。这就是即将作证的见证人们，在犹太世界里，没有比他们地位更高的见证人了。
维尔纳的一张海报
先从一个场景说起。20世纪30年代，因其代表作而被尊称为“哈宗·伊什”（Chazon Ish）的亚伯拉罕·耶沙亚·卡雷利茨拉比，在维尔纳看到了一张广告海报，宣传一所新的“宗教锡安主义”学校的开办。他从墙上撕下海报，当着学生们的面把它撕得粉碎。然后他解释了自己的做法。他告诉他们，仅仅是“宗教民族主义”这个名字，就宣告了问题所在：它“表达了一种向宗教中添加东西的需求”，宣称犹太民族的国族身份是独立于其宗教之外的东西，并进而将《托拉》可以被附加其上。哈宗·伊什说，这就背离了信仰本身，那是一种不同的宗教，而不是犹太教。
他的反对并非关乎政治，也不是关于边界或政府的争吵。他反对的是那种深植于该运动名称本身的说法，即犹太身份包含一个独立于《托拉》的民族成分，然后可以把《托拉》附加在这个成分上。哈宗·伊什说，这是一种不同的宗教，而不是犹太教。
请注意，不久之后哈宗·伊什就定居在以色列地的贝内贝拉克，他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并成为了该国最受追捧的《托拉》律法权威。他的反对从来不是针对犹太律法所珍视的那片土地，也不是针对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他自己就住在那里。他反对的是那种虚假的意识形态。
形诸文字的判决
维尔纳的这一场景也有着文字上的对应。埃尔乔农·沃瑟曼拉比是巴拉诺维奇伟大经学院的院长，也是被整个犹太世界尊为二十世纪初最圣洁人物“查菲茨·哈伊姆”（Chofetz Chaim）最亲密的弟子。在关于那个时代危机的文章中，沃瑟曼拉比用一句话对这场新运动做出了裁决：他写道，民族主义是一种异端教义，而宗教民族主义则是贴上了“天堂之名”（上帝之名）的同一种异端教义。换句话说，附加上上帝的名字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1941 年，沃瑟曼拉比与他的学生们一起被纳粹杀害。如今，他在整个虔诚信仰的世界中被尊为殉道者，他那些年的文章被作为经典来学习。这绝不是为了论战的便利而找出的某个边缘声音。这是绝对主流中的主流，并且白纸黑字印在纸上。
同样的裁决也来自耶路撒冷。伊扎克·泽夫·索洛维奇克拉比，人称“布里斯克拉比”，他是现代最著名塔木德分析学派王朝的继承人，他拒绝认为宗教版本的锡安主义比世俗版本的锡安主义更高尚。当被追问对这两个阵营的看法时，他的回答是，从根本上说，他们犯的是同一个错误，只不过一个穿上了宗教的外衣，另一个没有。对他来说，这层外衣丝毫没有改变其底层的意识形态。
诚实的清点
然而，事情还有另一面，我们不会隐瞒。在二十世纪初，一派拉比创立了宗教锡安主义运动——米兹拉希。本系列的第四篇文章将审视其思想，并追踪这些思想导致了什么。
但是，那个时代被认可的权威们的立场分量，并不是一个势均力敌的问题。在虔诚世界的各个地区和各个学派——立陶宛的经学院院长们、波兰和匈牙利的哈西德派大师们、德国的伟大社区中，领袖们全都站在了同一边。1912年，当虔诚的犹太世界建立其国际公共组织“以色列联盟”时，一个核心目的恰恰就是为了与民族主义运动及其宗教分支划清界限。
普通的新闻读者从未听说过这些，这说明了媒体的一些问题，但丝毫无法改变历史记录。
来自内部的证言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文件或许来自几十年后，美国的宗教锡安主义阵营内部。
波士顿的约瑟夫·B·索洛维奇克拉比，是布里斯克拉比的侄子，他成为了美国宗教锡安主义的首要权威，也是该运动几代拉比的导师。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该运动内部没有任何人的分量能超过他。然而，到了晚年，在反思他的社区变成了什么样时，他说了这样的话：“在情感上，我觉得锡安主义——宗教锡安主义——已经取代了《托拉》。”
出于公平起见，我们需要提供上下文，而这上下文非但没有软化，反而更加尖锐地突出了这一点。记录了这段话的谈话出版商解释说，索洛维奇克拉比是在悲伤中说出这番话的，这是一种批评：宗教锡安主义已经把锡安主义变成了宗教的焦点，而《托拉》才应该是它真正且唯一的焦点，生活在以色列地固然重要，但也只是众多诫命中的一条。
他并不是在背弃他的运动。他是在以该运动最高法官的身份作证，证明这种异端的嫁接已经完全按照欧洲权威们所警告的方向发展了。民族主义不再是他社区信仰的附加物。在它的核心，它已经变成了信仰本身，而领导该运动在美国发展的人，大声说出了这一点。
历史记录确立了什么
把这些文件并排放在一起，第一篇文章答案的轮廓就清晰了。一个世纪前，当宗教锡安主义诞生时，犹太教公认的权威们对其进行了审查，并以书面形式将其定性为一种异端嫁接。一小部分人依然我行我素。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氛围完成了剩下的工作，将这种情绪远远地传播到了这个小团体之外，传播给了无数从未见过这些文件、也从未被告知这些文件存在的真诚的犹太人。然后，世界的镜头拍下了这个结果，并给它加上了“犹太教”的标题。
历史记录是无法在事后捏造的，也没有被捏造。这些记录是在水泥未干时写下的，由那些有责任知晓真相的人写下。下一篇文章将近距离审视他们当时警告的内容：神圣约柜旁的国旗、祈祷书中的国家独立日，以及那个能够区分舶来品与诫命的简单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