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羞辱穆斯林成了他们晋升的阶梯：体制内官僚机制与穆斯林群体的现实困局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当羞辱穆斯林成了他们晋升的阶梯：体制内官僚机制与穆斯林群体的现实困局
摘要：
在当前体制与社会语境下，对穆斯林文化的污名化与打压沦为部分官僚博取政治晋升的筹码。作者结合自身体制内工作经历，揭露权力如何将复杂信仰压缩为“安全风险”，剖析制度性偏见与底层互害的深层逻辑，为关心中华民族多元与穆斯林人权的读者提供一手见解。
8月27日，马聚连续发文，披露甘肃广河县委书记陈启智的有关情况。
随后，一位长期关注我的读者发来私信，提到一件与马聚帖文相互印证的事情：陈启智曾到当地清真寺，直接坐在大殿的台子上抽烟，在场的穆斯林公职人员心中愤怒，却没有人敢出声。有关情况仍需进一步核实。但是，把它与此前披露的广河中学斋月陪餐事件放在一起，所呈现出来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官员生活作风粗鄙，而是一种非常明确的权力姿态。
据公开披露，2026年2月24日，正值穆斯林斋月。陈启智到广河中学检查工作，中午突然要求学校领导班子中所有副科级以上公职人员陪他到食堂吃饭。
广河县是回族、东乡族等穆斯林人口高度集中的地方。一个县委书记不可能不知道，当地一些穆斯林公职人员正在封斋；正如一个进入清真寺的人，也不可能不知道大殿和讲经台在穆斯林心中的意义。无论是在斋月要求穆斯林干部当面吃饭，还是坐上清真寺大殿的台子抽烟，都不能简单解释成“不懂民族习惯”。
一个在广河主政的县委书记，若连这些都不懂，只能说明他根本不配治理这个地方；如果他明明知道，那就更清楚了：这不是无知，而是刻意羞辱。
他抽的并不只是一支烟，检验的是在场的人敢不敢阻止他；要求的也不只是一顿午饭，检验的是穆斯林干部愿意服从自己的信仰，还是先服从县委书记的脸色。他要看到的，或许正是那些人心有愤怒，却仍然低头沉默的样子。权力只有确认别人不敢反抗，才能获得那种自我膨胀的快感。
这正是此类行为最卑劣的地方。他并不是不知道别人的信仰，而是因为知道，才选择那个地方；并不是不知道穆斯林正在封斋，而是因为知道，才把午饭变成一场服从测试。
无知有时会造成冒犯，傲慢则需要一个被冒犯者在场。
今天，中共正在系统性地压缩中国穆斯林的宗教生活。清真寺被改造，经文和阿拉伯文标识被清除，未成年人被阻止进入宗教场所，宗教人员被备案、考核，日常信仰不断被推入政治忠诚审查。
就在这个时候，总会有一些人突然兴奋起来，他们像闻到腐尸的气味一样，骨子里的恶被唤醒。
他们发现，羞辱穆斯林不仅变得安全，甚至可能成为一种政治资本；侵犯宗教生活可以被包装成“贯彻中央精神”；原本粗鄙、失礼甚至可能挑起民族矛盾的行为，只要披上“宗教中国化”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外衣，便可能被上级看作政治坚定。
这种人不需要中央逐条下达命令。他们最擅长的，就是从上面的风向中嗅出机会，然后主动加码。
上面说党员干部不得信教，他就把逼人吃饭变成忠诚检验；上面说宗教中国化，他就把清真寺当成展示个人权威的场所；上面说防范宗教极端主义，他就把普通穆斯林的尊严视为可以随意踩踏的东西。
他们把自己的恶叫作政治敏锐，把粗暴叫作敢于斗争，把对弱者的羞辱叫作执行中央政策。
但这种人在民众面前是恶犬，到了更高的权力面前，仍然只是奴才和哈巴狗。
他之所以敢坐在清真寺的台子上抽烟，不是因为他勇敢，而是因为他知道在场的人害怕他的职务；他之所以敢要求正在封斋的人陪他吃饭，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信念，而是因为他确认这些公职人员不敢失去工作。
他挑选的永远是不能还手的人。
这类人有时确实能够凭借出格行为暂时蹿升。中共官场中的一些官员，会把激化社会矛盾当作“敢抓敢管”，把侵犯公民权利当作“政治立场坚定”。尤其在习近平时代，所有人都害怕被认为执行不力，于是争相加码，竞相表忠。
可是，这种蹿升通常不会带来真正的安全。今天的中共官场已经扭曲到一种程度：官员必须不断猜测最高领袖的意图，又随时可能因为猜错、站错队、失去利用价值，或者仅仅因为权力需要寻找新的祭品而被抛弃。
新疆已经留下了足够多的前车之鉴。
努尔·白克力长期担任新疆重要领导职务，曾使用“铲除宗教极端思想毒瘤”一类政治语言，后来升任正部级的国家能源局局长。2019年，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李鹏新从2016年至2021年担任新疆党委副书记，任职时间覆盖大规模集中关押和“再教育营”全面运转的时期。2025年，他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以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杨发森2017年进入和田领导层，2018年至2021年担任和田地委书记，后来又升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新疆党委常委、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和田正是集中关押和宗教清洗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杨发森一度飞黄腾达，最终于2024年落马，2025年因受贿1.47亿余元被判处无期徒刑，个人财产全部被没收。
窦万贵从2013年至2021年长期担任阿克苏地委书记，同样经历了新疆高压政策最残酷的时期。后来他升任新疆政协副主席，2024年被查。
这些人被查，并不意味着中共追究了他们在新疆参与迫害的责任。恰恰相反，他们对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做过什么，在中共的案件里根本不是罪名。中共处理他们，是因为他们在权力和利益分配中出了问题。
但这恰好说明：替中共作恶，并不能换来中共的免死金牌。
它可以利用你的贪婪，释放你的恶，奖励你一时的凶狠；当你失去利用价值，也会像处理一件废弃工具一样处理你。昨天的“反恐功臣”，可以成为今天的阶下囚；昨天坐在主席台上教训别人的人，明天可能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决定。
陈启智以及所有正在穆斯林地区寻找政治机会的人，都应当看看这些人的结局。
不要以为逼迫几个穆斯林干部打断斋戒，就能成为中共的功臣；不要以为在清真寺里表现几次傲慢，就证明了自己的政治坚定；也不要以为拆掉几块宗教标识、羞辱几个不敢反抗的人，就能换来主子的永久信任。
中共可以奖励一条卖力的恶犬，却绝不会因此将恶犬视为同类；可以利用一个投机的小人，也绝不会给予小人真正的尊重与安全。 在权力眼中，工具永远是工具。恶人以为自己在“向上投机”，实际上不过是被榨取、被消耗、随时准备被抛弃的耗材。恶人比普通人更懂如何毫无底线地作恶，但他们往往参不透，主子对他们的使用和对他们的轻蔑是同时存在的。
马聚和我今天公开这些事情，甚至可能暂时成为陈启智向上邀赏的材料。他完全可以告诉上级，自己因为“坚定执行民族宗教政策”，遭到了所谓“境外势力攻击”。
这正是这种体制惯用的把戏：先伤害别人，再把受害者的控诉变成自己的功劳。
我知道，我清楚地知道，深陷中共极权迷局的那些陈启智们，永远无法理解马聚和我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们会按照自己的生存逻辑解释一切：既然没有利益，为什么要发声？既然可能遭到报复，为什么还要记录？既然不能立即改变一个人的职位，为什么还要把这些事情告诉世界？
在他们的世界里，一个人的每一次行动都必须指向权力、利益和晋升。因此，他们无法理解，有人说话只是因为看见了羞辱，有人记录只是因为不愿让受害者独自沉默，有人愿意承担代价，只是不肯与作恶者站在一起。
马聚劝他们去读一点汉娜·阿伦特。他们大概不会认真去读。
即使读了，也未必是为了理解极权主义怎样摧毁人的判断、责任和尊严。他们更可能从书中寻找一条反向的晋升通道：研究权力害怕什么，学习怎样更准确地替权力发现敌人；了解极权如何运转，不是为了拒绝成为其中的齿轮，而是为了让自己成为转得最快的那一枚。
阿伦特试图解释，人如何在体制中停止思考；他们读完以后，首先想到的却可能是：怎样利用那些已经停止思考的人。这正是极权最深的迷局。
它不只让人服从权力，还把权力变成衡量一切行为的尺度。良知被理解成幼稚，勇气被解释为野心，拒绝合作被视为没有认清形势，承担责任反而成了“不识时务”。
于是，他们无法理解，马聚和我记录这些，并不是因为我们手中握有什么权力，而是因为我们拒绝让权力成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我们今天或许没有能力立即影响陈启智的职位，也无法马上阻止他继续滥用权力。但这不等于记录毫无意义。
中共仍然控制着中国境内的媒体、学校和互联网，却永远也无法完全控制这个时代。一条消息可以在当地被压下，一段私信或许不敢公开，一个公职人员可以在现场保持沉默，但发生过的事情仍然可能越过它筑起的高墙。
过去，许多基层官员敢于肆无忌惮，是因为他们相信受害者没有声音，相信一个围墙之外没有人知道，相信若干年后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今天，这种条件已经改变。
我们不会为了攻击陈启智，就把所有未经核实的私人传闻都当成事实。那样只是在模仿中共制造罪名的方式。我们要记录的，是能够核实的公共行为，是不同来源反复指向的权力姿态，也是一个官员如何在穆斯林的沉默中膨胀自己。
谁在权力转向迫害时突然兴奋起来，谁主动越过了文明底线，谁把别人的信仰和尊严当作自己的晋升阶梯——这些都应该被留下。
当地的人今天不敢说话，并不意味着世界听不见。
陈启智们以为自己嗅到了政治机会。其实，他们闻到的只是一个腐烂体制散发出来的气味。围着腐尸争食的恶犬可能一时吃得肥壮，却不会因此获得尊严，更不会获得安全。
他们错把羞辱穆斯林当作晋升的阶梯。我们则把他们踩在这架阶梯上的每一个脚印，记录下来。
让今天的人看见他们怎样对待手无寸铁的民众，也让未来的人知道：当中国穆斯林的尊严被一点点踩入尘土时，哪些人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兴奋地冲了上去。
作者：马瑞林
当羞辱穆斯林成了他们晋升的阶梯：体制内官僚机制与穆斯林群体的现实困局
摘要：
在当前体制与社会语境下，对穆斯林文化的污名化与打压沦为部分官僚博取政治晋升的筹码。作者结合自身体制内工作经历，揭露权力如何将复杂信仰压缩为“安全风险”，剖析制度性偏见与底层互害的深层逻辑，为关心中华民族多元与穆斯林人权的读者提供一手见解。
8月27日，马聚连续发文，披露甘肃广河县委书记陈启智的有关情况。
随后，一位长期关注我的读者发来私信，提到一件与马聚帖文相互印证的事情：陈启智曾到当地清真寺，直接坐在大殿的台子上抽烟，在场的穆斯林公职人员心中愤怒，却没有人敢出声。有关情况仍需进一步核实。但是，把它与此前披露的广河中学斋月陪餐事件放在一起，所呈现出来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官员生活作风粗鄙，而是一种非常明确的权力姿态。
据公开披露，2026年2月24日，正值穆斯林斋月。陈启智到广河中学检查工作，中午突然要求学校领导班子中所有副科级以上公职人员陪他到食堂吃饭。
广河县是回族、东乡族等穆斯林人口高度集中的地方。一个县委书记不可能不知道，当地一些穆斯林公职人员正在封斋；正如一个进入清真寺的人，也不可能不知道大殿和讲经台在穆斯林心中的意义。无论是在斋月要求穆斯林干部当面吃饭，还是坐上清真寺大殿的台子抽烟，都不能简单解释成“不懂民族习惯”。
一个在广河主政的县委书记，若连这些都不懂，只能说明他根本不配治理这个地方；如果他明明知道，那就更清楚了：这不是无知，而是刻意羞辱。
他抽的并不只是一支烟，检验的是在场的人敢不敢阻止他；要求的也不只是一顿午饭，检验的是穆斯林干部愿意服从自己的信仰，还是先服从县委书记的脸色。他要看到的，或许正是那些人心有愤怒，却仍然低头沉默的样子。权力只有确认别人不敢反抗，才能获得那种自我膨胀的快感。
这正是此类行为最卑劣的地方。他并不是不知道别人的信仰，而是因为知道，才选择那个地方；并不是不知道穆斯林正在封斋，而是因为知道，才把午饭变成一场服从测试。
无知有时会造成冒犯，傲慢则需要一个被冒犯者在场。
今天，中共正在系统性地压缩中国穆斯林的宗教生活。清真寺被改造，经文和阿拉伯文标识被清除，未成年人被阻止进入宗教场所，宗教人员被备案、考核，日常信仰不断被推入政治忠诚审查。
就在这个时候，总会有一些人突然兴奋起来，他们像闻到腐尸的气味一样，骨子里的恶被唤醒。
他们发现，羞辱穆斯林不仅变得安全，甚至可能成为一种政治资本；侵犯宗教生活可以被包装成“贯彻中央精神”；原本粗鄙、失礼甚至可能挑起民族矛盾的行为，只要披上“宗教中国化”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外衣，便可能被上级看作政治坚定。
这种人不需要中央逐条下达命令。他们最擅长的，就是从上面的风向中嗅出机会，然后主动加码。
上面说党员干部不得信教，他就把逼人吃饭变成忠诚检验；上面说宗教中国化，他就把清真寺当成展示个人权威的场所；上面说防范宗教极端主义，他就把普通穆斯林的尊严视为可以随意踩踏的东西。
他们把自己的恶叫作政治敏锐，把粗暴叫作敢于斗争，把对弱者的羞辱叫作执行中央政策。
但这种人在民众面前是恶犬，到了更高的权力面前，仍然只是奴才和哈巴狗。
他之所以敢坐在清真寺的台子上抽烟，不是因为他勇敢，而是因为他知道在场的人害怕他的职务；他之所以敢要求正在封斋的人陪他吃饭，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信念，而是因为他确认这些公职人员不敢失去工作。
他挑选的永远是不能还手的人。
这类人有时确实能够凭借出格行为暂时蹿升。中共官场中的一些官员，会把激化社会矛盾当作“敢抓敢管”，把侵犯公民权利当作“政治立场坚定”。尤其在习近平时代，所有人都害怕被认为执行不力，于是争相加码，竞相表忠。
可是，这种蹿升通常不会带来真正的安全。今天的中共官场已经扭曲到一种程度：官员必须不断猜测最高领袖的意图，又随时可能因为猜错、站错队、失去利用价值，或者仅仅因为权力需要寻找新的祭品而被抛弃。
新疆已经留下了足够多的前车之鉴。
努尔·白克力长期担任新疆重要领导职务，曾使用“铲除宗教极端思想毒瘤”一类政治语言，后来升任正部级的国家能源局局长。2019年，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李鹏新从2016年至2021年担任新疆党委副书记，任职时间覆盖大规模集中关押和“再教育营”全面运转的时期。2025年，他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以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杨发森2017年进入和田领导层，2018年至2021年担任和田地委书记，后来又升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新疆党委常委、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和田正是集中关押和宗教清洗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杨发森一度飞黄腾达，最终于2024年落马，2025年因受贿1.47亿余元被判处无期徒刑，个人财产全部被没收。
窦万贵从2013年至2021年长期担任阿克苏地委书记，同样经历了新疆高压政策最残酷的时期。后来他升任新疆政协副主席，2024年被查。
这些人被查，并不意味着中共追究了他们在新疆参与迫害的责任。恰恰相反，他们对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做过什么，在中共的案件里根本不是罪名。中共处理他们，是因为他们在权力和利益分配中出了问题。
但这恰好说明：替中共作恶，并不能换来中共的免死金牌。
它可以利用你的贪婪，释放你的恶，奖励你一时的凶狠；当你失去利用价值，也会像处理一件废弃工具一样处理你。昨天的“反恐功臣”，可以成为今天的阶下囚；昨天坐在主席台上教训别人的人，明天可能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决定。
陈启智以及所有正在穆斯林地区寻找政治机会的人，都应当看看这些人的结局。
不要以为逼迫几个穆斯林干部打断斋戒，就能成为中共的功臣；不要以为在清真寺里表现几次傲慢，就证明了自己的政治坚定；也不要以为拆掉几块宗教标识、羞辱几个不敢反抗的人，就能换来主子的永久信任。
中共可以奖励一条卖力的恶犬，却绝不会因此将恶犬视为同类；可以利用一个投机的小人，也绝不会给予小人真正的尊重与安全。 在权力眼中，工具永远是工具。恶人以为自己在“向上投机”，实际上不过是被榨取、被消耗、随时准备被抛弃的耗材。恶人比普通人更懂如何毫无底线地作恶，但他们往往参不透，主子对他们的使用和对他们的轻蔑是同时存在的。
马聚和我今天公开这些事情，甚至可能暂时成为陈启智向上邀赏的材料。他完全可以告诉上级，自己因为“坚定执行民族宗教政策”，遭到了所谓“境外势力攻击”。
这正是这种体制惯用的把戏：先伤害别人，再把受害者的控诉变成自己的功劳。
我知道，我清楚地知道，深陷中共极权迷局的那些陈启智们，永远无法理解马聚和我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们会按照自己的生存逻辑解释一切：既然没有利益，为什么要发声？既然可能遭到报复，为什么还要记录？既然不能立即改变一个人的职位，为什么还要把这些事情告诉世界？
在他们的世界里，一个人的每一次行动都必须指向权力、利益和晋升。因此，他们无法理解，有人说话只是因为看见了羞辱，有人记录只是因为不愿让受害者独自沉默，有人愿意承担代价，只是不肯与作恶者站在一起。
马聚劝他们去读一点汉娜·阿伦特。他们大概不会认真去读。
即使读了，也未必是为了理解极权主义怎样摧毁人的判断、责任和尊严。他们更可能从书中寻找一条反向的晋升通道：研究权力害怕什么，学习怎样更准确地替权力发现敌人；了解极权如何运转，不是为了拒绝成为其中的齿轮，而是为了让自己成为转得最快的那一枚。
阿伦特试图解释，人如何在体制中停止思考；他们读完以后，首先想到的却可能是：怎样利用那些已经停止思考的人。这正是极权最深的迷局。
它不只让人服从权力，还把权力变成衡量一切行为的尺度。良知被理解成幼稚，勇气被解释为野心，拒绝合作被视为没有认清形势，承担责任反而成了“不识时务”。
于是，他们无法理解，马聚和我记录这些，并不是因为我们手中握有什么权力，而是因为我们拒绝让权力成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我们今天或许没有能力立即影响陈启智的职位，也无法马上阻止他继续滥用权力。但这不等于记录毫无意义。
中共仍然控制着中国境内的媒体、学校和互联网，却永远也无法完全控制这个时代。一条消息可以在当地被压下，一段私信或许不敢公开，一个公职人员可以在现场保持沉默，但发生过的事情仍然可能越过它筑起的高墙。
过去，许多基层官员敢于肆无忌惮，是因为他们相信受害者没有声音，相信一个围墙之外没有人知道，相信若干年后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今天，这种条件已经改变。
我们不会为了攻击陈启智，就把所有未经核实的私人传闻都当成事实。那样只是在模仿中共制造罪名的方式。我们要记录的，是能够核实的公共行为，是不同来源反复指向的权力姿态，也是一个官员如何在穆斯林的沉默中膨胀自己。
谁在权力转向迫害时突然兴奋起来，谁主动越过了文明底线，谁把别人的信仰和尊严当作自己的晋升阶梯——这些都应该被留下。
当地的人今天不敢说话，并不意味着世界听不见。
陈启智们以为自己嗅到了政治机会。其实，他们闻到的只是一个腐烂体制散发出来的气味。围着腐尸争食的恶犬可能一时吃得肥壮，却不会因此获得尊严，更不会获得安全。
他们错把羞辱穆斯林当作晋升的阶梯。我们则把他们踩在这架阶梯上的每一个脚印，记录下来。
让今天的人看见他们怎样对待手无寸铁的民众，也让未来的人知道：当中国穆斯林的尊严被一点点踩入尘土时，哪些人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兴奋地冲了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