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讨论
那时候我们还小：回望民间经堂教育与不可磨灭的童年信仰记忆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1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那时候我们还小：回望民间经堂教育与不可磨灭的童年信仰记忆
摘要：
“假期一到，家长像完成神圣使命一样送我们去清真寺念经……”作者以温情脉脉的笔触重温儿时在回民社区经堂学习《古兰经》的纯真岁月，生动还原民间自发宗教传承的质朴与温暖，有力击碎官方抹黑宗教教育的谎言，让信仰的根深深扎在代代心田。
那时候我们还小。
假期一到，家长像完成一项庄严的任务一样，把我们赶进清真寺。那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年代，也是信仰尚未被规训成“问题”的年代。
清真寺的课堂里，趁阿訇转身时我点燃鞭炮，响声很大、硝烟弥漫，大孩子们把我按在课桌上，阿訇气呼呼地举起戒尺就打，屁股真疼，但那疼里没有恐惧，擦掉眼泪笑嘻嘻地跟着阿訇继续念，那本蓝色封面繁体字的《杂学注解》“宁也提看热旦目……”。下午，清真寺厨房的大锅里洋芋熟了，孩子们抢得欢快。笑声、喊声、诵经声一起混成一条粗粝却温暖的河流。
那时的清真寺，不只是礼拜的地方。它是穆斯林社区的学校、食堂、托儿所，是一个族群最朴素的共同体。
大学假期结束，朋友们回来说起在清真寺支教的经历：辅导各年级学生功课，教拼音，讲数学题。那是他们对故乡的回馈，也是对童年那锅洋芋的偿还。清真寺依旧在，像一块耐心的土地，接纳一代又一代孩子。
毕业后我成了一名乡镇干部。
我所在的乡镇，有几个移民村。他们从临夏、定西的深山里搬出来，从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迁到平坦的秦王川。荒滩里没有阻挡的风吹歪了信号塔，天黑了只能紧闭门窗，听风在旷野里呼啸。
没有电视，没有娱乐，日子单调而艰辛。年轻人无事可做，只能生孩子。五年八胎——在那个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的年代，这几乎是一个荒诞的奇迹。移民点上的事务由原县区三两个移民办的人负责，心思都在捞钱和其他地方。计划生育成了谁碰谁倒霉的事情。乡政府接收治安、接收农业、接收道路，却始终绕开计划生育，谁敢啊，那是开除公职的大事。
而孩子们却真实地长大。
移民点上有几座清真寺，几间简易的瓦房，稍大一点的房子做礼拜殿，小的屋子给阿訇住，没有院墙，没有标识，孤零零地立在村边。我到乡镇报到的那月，一个刚在兰州西关大寺穿衣的年轻满拉也来了，身上挂满了大红被面，白净、稚嫩，依然一幅学生模样。
三年后，我骑着乡政府配发的摩托车路过那座清真寺。院子里挤满了没有户籍的学龄前孩子，年轻的阿訇带着他们玩“老鹰捉小鸡”，笑声在风里翻滚。曾经的帅气少年被秦王川的风吹得黢黑，几根山羊胡子挂在下巴上，那是他身份的印章。
移民村按“每对夫妻三个子女”规划建了小学，此刻早已超员。看护孩子的重担，落到了清真寺。
清真寺是托儿所，也是学校，成为最后的缓冲地带。
2015年，我回老家临潭，在西大寺做礼拜。晌礼尚未结束，院子里已是孩子们的喧闹。隔壁的临潭一小建教学楼，清真寺把自己的经学堂的所有教室无偿借给学校，不够的，还在院里搭起一圈活动板房作为教室。这一借就是三年。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学生们穿着统一校服，在清真寺院子里排队做操跳舞。被禁止了的户外宣礼的喇叭里播放着节奏明快的音乐和歌声，老师们站在中式古典样式礼拜殿的高高的台阶上领操。做礼拜的老人坐在殿门口的长椅上，静静等着。
那画面既温暖又和谐，又让人难以置信。
它像一个时代的缝隙：宗教与世俗并肩站立，彼此借力，互相补充。那一刻，伊斯兰对孩子以及对求知形式宽容的难以想象。
2018年在沙特朝觐期间，一位随团阿訇拿给我一段国内传给他的监控视频，广河县一个清真寺的院子里，假期班的孩子在玩耍。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进来，转了一圈离开。我一眼认出，那是我的同事，一个平日里跟在身后叫我“领导”叫我“阿哥”的回族干部。
第二天，那座清真寺被关门整顿。分管宗教的干部、领导都受到处分。
孩子的笑声，突然成了风险。
再后来，2019年斋月，我在小西湖吃过开斋饭，去旁边清真寺做泰拉外合礼拜。门口遇到开学阿訇，他热情相邀我去他的办公室吃开斋饭。我婉拒，只想安静礼拜。
那天的礼拜似乎被刻意推迟。寺管会主任拿着麦克风，带领着寺管会成员，满寺驱赶孩子，要求家长带着所有的孩子的马上离开。
“未成年人不得入内”——礼拜殿门口贴着硕大的字。
院子里骤然安静。
阿訇迟迟不进殿，领拜前反复强调必须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不得入寺的规定。他们只讲给我听——我这个统战部的处长。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清真寺已经不再是童年的那口大锅。它成了一个被邪恶注视的空间。每一个孩子的脚步声，都可能成为一纸处分的理由。
如今，所有清真寺、教堂、道观、寺庙，升旗、张贴标语、悬挂核心价值观、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扫黑除恶……色彩斑斓的口号层层叠叠。而最醒目的，是那一句冷冰冰的禁令：
未成年人不得入内。
城市里的清真寺，安静得像深山的山神庙。
没有孩子奔跑。
没有鞭炮。
没有抢洋芋的喧闹。
只剩下回声。
历史往往不是在宏大的叙事里转弯，而是在孩子被请出院门的那一刻悄然改变。
当一个族群的儿童被禁止进入自己的精神空间，那不仅仅是一条规定。那是对记忆的切断，是对传承的抽空，是对未来的预设。
我记得那根戒尺。
我记得那锅洋芋。
我记得秦王川的风。
我记得老人在礼拜殿门口等待孩子做完操的神情。
这些不是怀旧。
这是证词。
清真寺曾经是孩子的院子。
如今，它只剩下各種監控和人脸识别的大门。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那时候我们还小：回望民间经堂教育与不可磨灭的童年信仰记忆
摘要：
“假期一到，家长像完成神圣使命一样送我们去清真寺念经……”作者以温情脉脉的笔触重温儿时在回民社区经堂学习《古兰经》的纯真岁月，生动还原民间自发宗教传承的质朴与温暖，有力击碎官方抹黑宗教教育的谎言，让信仰的根深深扎在代代心田。
那时候我们还小。
假期一到，家长像完成一项庄严的任务一样，把我们赶进清真寺。那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年代，也是信仰尚未被规训成“问题”的年代。
清真寺的课堂里，趁阿訇转身时我点燃鞭炮，响声很大、硝烟弥漫，大孩子们把我按在课桌上，阿訇气呼呼地举起戒尺就打，屁股真疼，但那疼里没有恐惧，擦掉眼泪笑嘻嘻地跟着阿訇继续念，那本蓝色封面繁体字的《杂学注解》“宁也提看热旦目……”。下午，清真寺厨房的大锅里洋芋熟了，孩子们抢得欢快。笑声、喊声、诵经声一起混成一条粗粝却温暖的河流。
那时的清真寺，不只是礼拜的地方。它是穆斯林社区的学校、食堂、托儿所，是一个族群最朴素的共同体。
大学假期结束，朋友们回来说起在清真寺支教的经历：辅导各年级学生功课，教拼音，讲数学题。那是他们对故乡的回馈，也是对童年那锅洋芋的偿还。清真寺依旧在，像一块耐心的土地，接纳一代又一代孩子。
毕业后我成了一名乡镇干部。
我所在的乡镇，有几个移民村。他们从临夏、定西的深山里搬出来，从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迁到平坦的秦王川。荒滩里没有阻挡的风吹歪了信号塔，天黑了只能紧闭门窗，听风在旷野里呼啸。
没有电视，没有娱乐，日子单调而艰辛。年轻人无事可做，只能生孩子。五年八胎——在那个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的年代，这几乎是一个荒诞的奇迹。移民点上的事务由原县区三两个移民办的人负责，心思都在捞钱和其他地方。计划生育成了谁碰谁倒霉的事情。乡政府接收治安、接收农业、接收道路，却始终绕开计划生育，谁敢啊，那是开除公职的大事。
而孩子们却真实地长大。
移民点上有几座清真寺，几间简易的瓦房，稍大一点的房子做礼拜殿，小的屋子给阿訇住，没有院墙，没有标识，孤零零地立在村边。我到乡镇报到的那月，一个刚在兰州西关大寺穿衣的年轻满拉也来了，身上挂满了大红被面，白净、稚嫩，依然一幅学生模样。
三年后，我骑着乡政府配发的摩托车路过那座清真寺。院子里挤满了没有户籍的学龄前孩子，年轻的阿訇带着他们玩“老鹰捉小鸡”，笑声在风里翻滚。曾经的帅气少年被秦王川的风吹得黢黑，几根山羊胡子挂在下巴上，那是他身份的印章。
移民村按“每对夫妻三个子女”规划建了小学，此刻早已超员。看护孩子的重担，落到了清真寺。
清真寺是托儿所，也是学校，成为最后的缓冲地带。
2015年，我回老家临潭，在西大寺做礼拜。晌礼尚未结束，院子里已是孩子们的喧闹。隔壁的临潭一小建教学楼，清真寺把自己的经学堂的所有教室无偿借给学校，不够的，还在院里搭起一圈活动板房作为教室。这一借就是三年。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学生们穿着统一校服，在清真寺院子里排队做操跳舞。被禁止了的户外宣礼的喇叭里播放着节奏明快的音乐和歌声，老师们站在中式古典样式礼拜殿的高高的台阶上领操。做礼拜的老人坐在殿门口的长椅上，静静等着。
那画面既温暖又和谐，又让人难以置信。
它像一个时代的缝隙：宗教与世俗并肩站立，彼此借力，互相补充。那一刻，伊斯兰对孩子以及对求知形式宽容的难以想象。
2018年在沙特朝觐期间，一位随团阿訇拿给我一段国内传给他的监控视频，广河县一个清真寺的院子里，假期班的孩子在玩耍。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进来，转了一圈离开。我一眼认出，那是我的同事，一个平日里跟在身后叫我“领导”叫我“阿哥”的回族干部。
第二天，那座清真寺被关门整顿。分管宗教的干部、领导都受到处分。
孩子的笑声，突然成了风险。
再后来，2019年斋月，我在小西湖吃过开斋饭，去旁边清真寺做泰拉外合礼拜。门口遇到开学阿訇，他热情相邀我去他的办公室吃开斋饭。我婉拒，只想安静礼拜。
那天的礼拜似乎被刻意推迟。寺管会主任拿着麦克风，带领着寺管会成员，满寺驱赶孩子，要求家长带着所有的孩子的马上离开。
“未成年人不得入内”——礼拜殿门口贴着硕大的字。
院子里骤然安静。
阿訇迟迟不进殿，领拜前反复强调必须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不得入寺的规定。他们只讲给我听——我这个统战部的处长。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清真寺已经不再是童年的那口大锅。它成了一个被邪恶注视的空间。每一个孩子的脚步声，都可能成为一纸处分的理由。
如今，所有清真寺、教堂、道观、寺庙，升旗、张贴标语、悬挂核心价值观、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扫黑除恶……色彩斑斓的口号层层叠叠。而最醒目的，是那一句冷冰冰的禁令：
未成年人不得入内。
城市里的清真寺，安静得像深山的山神庙。
没有孩子奔跑。
没有鞭炮。
没有抢洋芋的喧闹。
只剩下回声。
历史往往不是在宏大的叙事里转弯，而是在孩子被请出院门的那一刻悄然改变。
当一个族群的儿童被禁止进入自己的精神空间，那不仅仅是一条规定。那是对记忆的切断，是对传承的抽空，是对未来的预设。
我记得那根戒尺。
我记得那锅洋芋。
我记得秦王川的风。
我记得老人在礼拜殿门口等待孩子做完操的神情。
这些不是怀旧。
这是证词。
清真寺曾经是孩子的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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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那时候我们还小：回望民间经堂教育与不可磨灭的童年信仰记忆
摘要：
“假期一到，家长像完成神圣使命一样送我们去清真寺念经……”作者以温情脉脉的笔触重温儿时在回民社区经堂学习《古兰经》的纯真岁月，生动还原民间自发宗教传承的质朴与温暖，有力击碎官方抹黑宗教教育的谎言，让信仰的根深深扎在代代心田。
那时候我们还小。
假期一到，家长像完成一项庄严的任务一样，把我们赶进清真寺。那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年代，也是信仰尚未被规训成“问题”的年代。
清真寺的课堂里，趁阿訇转身时我点燃鞭炮，响声很大、硝烟弥漫，大孩子们把我按在课桌上，阿訇气呼呼地举起戒尺就打，屁股真疼，但那疼里没有恐惧，擦掉眼泪笑嘻嘻地跟着阿訇继续念，那本蓝色封面繁体字的《杂学注解》“宁也提看热旦目……”。下午，清真寺厨房的大锅里洋芋熟了，孩子们抢得欢快。笑声、喊声、诵经声一起混成一条粗粝却温暖的河流。
那时的清真寺，不只是礼拜的地方。它是穆斯林社区的学校、食堂、托儿所，是一个族群最朴素的共同体。
大学假期结束，朋友们回来说起在清真寺支教的经历：辅导各年级学生功课，教拼音，讲数学题。那是他们对故乡的回馈，也是对童年那锅洋芋的偿还。清真寺依旧在，像一块耐心的土地，接纳一代又一代孩子。
毕业后我成了一名乡镇干部。
我所在的乡镇，有几个移民村。他们从临夏、定西的深山里搬出来，从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迁到平坦的秦王川。荒滩里没有阻挡的风吹歪了信号塔，天黑了只能紧闭门窗，听风在旷野里呼啸。
没有电视，没有娱乐，日子单调而艰辛。年轻人无事可做，只能生孩子。五年八胎——在那个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的年代，这几乎是一个荒诞的奇迹。移民点上的事务由原县区三两个移民办的人负责，心思都在捞钱和其他地方。计划生育成了谁碰谁倒霉的事情。乡政府接收治安、接收农业、接收道路，却始终绕开计划生育，谁敢啊，那是开除公职的大事。
而孩子们却真实地长大。
移民点上有几座清真寺，几间简易的瓦房，稍大一点的房子做礼拜殿，小的屋子给阿訇住，没有院墙，没有标识，孤零零地立在村边。我到乡镇报到的那月，一个刚在兰州西关大寺穿衣的年轻满拉也来了，身上挂满了大红被面，白净、稚嫩，依然一幅学生模样。
三年后，我骑着乡政府配发的摩托车路过那座清真寺。院子里挤满了没有户籍的学龄前孩子，年轻的阿訇带着他们玩“老鹰捉小鸡”，笑声在风里翻滚。曾经的帅气少年被秦王川的风吹得黢黑，几根山羊胡子挂在下巴上，那是他身份的印章。
移民村按“每对夫妻三个子女”规划建了小学，此刻早已超员。看护孩子的重担，落到了清真寺。
清真寺是托儿所，也是学校，成为最后的缓冲地带。
2015年，我回老家临潭，在西大寺做礼拜。晌礼尚未结束，院子里已是孩子们的喧闹。隔壁的临潭一小建教学楼，清真寺把自己的经学堂的所有教室无偿借给学校，不够的，还在院里搭起一圈活动板房作为教室。这一借就是三年。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学生们穿着统一校服，在清真寺院子里排队做操跳舞。被禁止了的户外宣礼的喇叭里播放着节奏明快的音乐和歌声，老师们站在中式古典样式礼拜殿的高高的台阶上领操。做礼拜的老人坐在殿门口的长椅上，静静等着。
那画面既温暖又和谐，又让人难以置信。
它像一个时代的缝隙：宗教与世俗并肩站立，彼此借力，互相补充。那一刻，伊斯兰对孩子以及对求知形式宽容的难以想象。
2018年在沙特朝觐期间，一位随团阿訇拿给我一段国内传给他的监控视频，广河县一个清真寺的院子里，假期班的孩子在玩耍。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进来，转了一圈离开。我一眼认出，那是我的同事，一个平日里跟在身后叫我“领导”叫我“阿哥”的回族干部。
第二天，那座清真寺被关门整顿。分管宗教的干部、领导都受到处分。
孩子的笑声，突然成了风险。
再后来，2019年斋月，我在小西湖吃过开斋饭，去旁边清真寺做泰拉外合礼拜。门口遇到开学阿訇，他热情相邀我去他的办公室吃开斋饭。我婉拒，只想安静礼拜。
那天的礼拜似乎被刻意推迟。寺管会主任拿着麦克风，带领着寺管会成员，满寺驱赶孩子，要求家长带着所有的孩子的马上离开。
“未成年人不得入内”——礼拜殿门口贴着硕大的字。
院子里骤然安静。
阿訇迟迟不进殿，领拜前反复强调必须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不得入寺的规定。他们只讲给我听——我这个统战部的处长。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清真寺已经不再是童年的那口大锅。它成了一个被邪恶注视的空间。每一个孩子的脚步声，都可能成为一纸处分的理由。
如今，所有清真寺、教堂、道观、寺庙，升旗、张贴标语、悬挂核心价值观、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扫黑除恶……色彩斑斓的口号层层叠叠。而最醒目的，是那一句冷冰冰的禁令：
未成年人不得入内。
城市里的清真寺，安静得像深山的山神庙。
没有孩子奔跑。
没有鞭炮。
没有抢洋芋的喧闹。
只剩下回声。
历史往往不是在宏大的叙事里转弯，而是在孩子被请出院门的那一刻悄然改变。
当一个族群的儿童被禁止进入自己的精神空间，那不仅仅是一条规定。那是对记忆的切断，是对传承的抽空，是对未来的预设。
我记得那根戒尺。
我记得那锅洋芋。
我记得秦王川的风。
我记得老人在礼拜殿门口等待孩子做完操的神情。
这些不是怀旧。
这是证词。
清真寺曾经是孩子的院子。
如今，它只剩下各種監控和人脸识别的大门。
作者：马瑞林
那时候我们还小：回望民间经堂教育与不可磨灭的童年信仰记忆
摘要：
“假期一到，家长像完成神圣使命一样送我们去清真寺念经……”作者以温情脉脉的笔触重温儿时在回民社区经堂学习《古兰经》的纯真岁月，生动还原民间自发宗教传承的质朴与温暖，有力击碎官方抹黑宗教教育的谎言，让信仰的根深深扎在代代心田。
那时候我们还小。
假期一到，家长像完成一项庄严的任务一样，把我们赶进清真寺。那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年代，也是信仰尚未被规训成“问题”的年代。
清真寺的课堂里，趁阿訇转身时我点燃鞭炮，响声很大、硝烟弥漫，大孩子们把我按在课桌上，阿訇气呼呼地举起戒尺就打，屁股真疼，但那疼里没有恐惧，擦掉眼泪笑嘻嘻地跟着阿訇继续念，那本蓝色封面繁体字的《杂学注解》“宁也提看热旦目……”。下午，清真寺厨房的大锅里洋芋熟了，孩子们抢得欢快。笑声、喊声、诵经声一起混成一条粗粝却温暖的河流。
那时的清真寺，不只是礼拜的地方。它是穆斯林社区的学校、食堂、托儿所，是一个族群最朴素的共同体。
大学假期结束，朋友们回来说起在清真寺支教的经历：辅导各年级学生功课，教拼音，讲数学题。那是他们对故乡的回馈，也是对童年那锅洋芋的偿还。清真寺依旧在，像一块耐心的土地，接纳一代又一代孩子。
毕业后我成了一名乡镇干部。
我所在的乡镇，有几个移民村。他们从临夏、定西的深山里搬出来，从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迁到平坦的秦王川。荒滩里没有阻挡的风吹歪了信号塔，天黑了只能紧闭门窗，听风在旷野里呼啸。
没有电视，没有娱乐，日子单调而艰辛。年轻人无事可做，只能生孩子。五年八胎——在那个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的年代，这几乎是一个荒诞的奇迹。移民点上的事务由原县区三两个移民办的人负责，心思都在捞钱和其他地方。计划生育成了谁碰谁倒霉的事情。乡政府接收治安、接收农业、接收道路，却始终绕开计划生育，谁敢啊，那是开除公职的大事。
而孩子们却真实地长大。
移民点上有几座清真寺，几间简易的瓦房，稍大一点的房子做礼拜殿，小的屋子给阿訇住，没有院墙，没有标识，孤零零地立在村边。我到乡镇报到的那月，一个刚在兰州西关大寺穿衣的年轻满拉也来了，身上挂满了大红被面，白净、稚嫩，依然一幅学生模样。
三年后，我骑着乡政府配发的摩托车路过那座清真寺。院子里挤满了没有户籍的学龄前孩子，年轻的阿訇带着他们玩“老鹰捉小鸡”，笑声在风里翻滚。曾经的帅气少年被秦王川的风吹得黢黑，几根山羊胡子挂在下巴上，那是他身份的印章。
移民村按“每对夫妻三个子女”规划建了小学，此刻早已超员。看护孩子的重担，落到了清真寺。
清真寺是托儿所，也是学校，成为最后的缓冲地带。
2015年，我回老家临潭，在西大寺做礼拜。晌礼尚未结束，院子里已是孩子们的喧闹。隔壁的临潭一小建教学楼，清真寺把自己的经学堂的所有教室无偿借给学校，不够的，还在院里搭起一圈活动板房作为教室。这一借就是三年。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学生们穿着统一校服，在清真寺院子里排队做操跳舞。被禁止了的户外宣礼的喇叭里播放着节奏明快的音乐和歌声，老师们站在中式古典样式礼拜殿的高高的台阶上领操。做礼拜的老人坐在殿门口的长椅上，静静等着。
那画面既温暖又和谐，又让人难以置信。
它像一个时代的缝隙：宗教与世俗并肩站立，彼此借力，互相补充。那一刻，伊斯兰对孩子以及对求知形式宽容的难以想象。
2018年在沙特朝觐期间，一位随团阿訇拿给我一段国内传给他的监控视频，广河县一个清真寺的院子里，假期班的孩子在玩耍。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进来，转了一圈离开。我一眼认出，那是我的同事，一个平日里跟在身后叫我“领导”叫我“阿哥”的回族干部。
第二天，那座清真寺被关门整顿。分管宗教的干部、领导都受到处分。
孩子的笑声，突然成了风险。
再后来，2019年斋月，我在小西湖吃过开斋饭，去旁边清真寺做泰拉外合礼拜。门口遇到开学阿訇，他热情相邀我去他的办公室吃开斋饭。我婉拒，只想安静礼拜。
那天的礼拜似乎被刻意推迟。寺管会主任拿着麦克风，带领着寺管会成员，满寺驱赶孩子，要求家长带着所有的孩子的马上离开。
“未成年人不得入内”——礼拜殿门口贴着硕大的字。
院子里骤然安静。
阿訇迟迟不进殿，领拜前反复强调必须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不得入寺的规定。他们只讲给我听——我这个统战部的处长。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清真寺已经不再是童年的那口大锅。它成了一个被邪恶注视的空间。每一个孩子的脚步声，都可能成为一纸处分的理由。
如今，所有清真寺、教堂、道观、寺庙，升旗、张贴标语、悬挂核心价值观、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扫黑除恶……色彩斑斓的口号层层叠叠。而最醒目的，是那一句冷冰冰的禁令：
未成年人不得入内。
城市里的清真寺，安静得像深山的山神庙。
没有孩子奔跑。
没有鞭炮。
没有抢洋芋的喧闹。
只剩下回声。
历史往往不是在宏大的叙事里转弯，而是在孩子被请出院门的那一刻悄然改变。
当一个族群的儿童被禁止进入自己的精神空间，那不仅仅是一条规定。那是对记忆的切断，是对传承的抽空，是对未来的预设。
我记得那根戒尺。
我记得那锅洋芋。
我记得秦王川的风。
我记得老人在礼拜殿门口等待孩子做完操的神情。
这些不是怀旧。
这是证词。
清真寺曾经是孩子的院子。
如今，它只剩下各種監控和人脸识别的大门。
昨天直播视频下的嘲笑：从体制权贵到海外异见者的尊严抉择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9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昨天直播视频下的嘲笑：从体制权贵到海外异见者的尊严抉择
摘要：
面对网络上因身份落差而来的讥诮与非议，作者泰然处之，袒露心声。本文剖析世俗功名利禄与内心道德清白之间的价值天平，指出脱去体制虚饰、勇敢站在真相与公义一边，才是人生最具尊严与价值的荣耀抉择。
昨天直播视频下看到一条戏谑嘲笑的留言：“以前当官的嘉宾，现在看起来像个蓝领工人，可惜了。”
但我觉得这是对我这两年多来的生活最大的肯定。
刚出国时，熟人打电话问我最多的是：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从他们的语气中能听出窥探和怀疑。如果是我落魄的消息，估计能多少安慰这些预期和刺探。五十岁了，在中共体制内混迹了半生。他们的想象里，一个离开体制的人，等于从“安全”跌入“危险”。
由于信仰，完全将自己托付给了安拉，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当一个人把自己的未来交付给唯一的最高主宰后，无论什么样的未知，对我，都是无惧的。因为出来之前，我已经完全明白，之前的那些“稳定”和“安全”，其实是一种被包装得很好的不自由。
我的还在体制内的曾经的“同事”们，看起来生活稳定：有编制带来的数不清的福利、有稳定且不错的收入、有所谓的“身份体面”、有“关系网络”提供的各种便利……。但如果你真正走近他们，会发现另一种状态，长期压抑、持续紧张、麻木无情。他们每天面对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来自上层的、不确定的压力，什么话不能说、学习笔记要达到多少个字、文件要怎么表述，背会了多少新词句和口号……。
那是一个自我审查最严格的群体，中共体制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有人在监控你，而是你时刻主动监控自己。他们动过滤表达、自动调整情绪，自动对齐“正确话语”、甚至在完全安全的场合，也无法真实表达。《1984》中说：当语言被控制，人不仅失去表达的自由，也逐渐失去思考的能力。久而久之，这种状态会变成一种“身体反应”，长期焦虑、失眠、慢性疲劳、情绪钝化。你能看到他们身体越来越差，但问题不只是身体，而是人格在被全面削弱。这也不只是单纯的心理问题，而是一种被制度长期塑造后的存在状态。
他们每天不停写的，是一种很脱离人类语言的奇怪文字：长篇大论、宏大叙事、空洞套话。那些文字看似复杂，但本质上没有信息，没有思想，也没有真实感。但另一种情绪在那种文字中疯狂弥漫：粗俗、恶毒、仇恨。他们一方面压抑真实，另一方面又通过扭曲的方式释放情绪。久而久之，每个人都会形成一种本能——把自己的语言变成党八股，而当语言变成工具，人也就逐渐失去了作为人的那部分。
因为那些文字，因为他们“创新”发明了层出不穷、互相折腾方法，于是他们很忙，很累，甚至累出一身病：他们不停歇地起草文件、修改文件；他们需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不停地表态、说套话、说空话；他们需要没完没了地拿方案、做流程，不停歇地给上面写汇报，给下面提要求，他们要应付各种名目繁多检查，也不停想尽办法去检查别人；但这些操劳，除了消耗社会资源之外，并没有转化成真正的能力。
他们都明白，那套东西是虚的、那套语言是假的、那套结构是压迫人的。他们也非常清楚，哪个他们依附的体制夺走了他们自主能力、面对不确定性的勇气和真实生活的经验。他们是一群被体制豢养废了的人，他们手无缚鸡之力、身无一技之长，完全失去了独立谋生的技能，只有一个病态的躯壳。离开体制的大气层，他们几乎无法生存。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而是那个封闭系统将他们被困在一个悖论里：明知不对，却不敢离开；明知压抑，却必须维持。这种状态并不是单纯的被压迫，而是一种逐渐形成的依附，是一种对自由本身的恐惧。
那种生活最让人窒息的，是一眼望到头的人生和“已经书写好的未来”。什么时候升职、什么时候退休、什么时候拿什么待遇、一切都在看得见的轨道上。但问题是轨道越稳定，人生越封闭。没有未知，没有变化，也没无从谈起真正的选择，所以他们会对任何变化都会产生恐惧，都会处于本能地抵触。
离开中国之后，我开始重新学习，靠自己解决问题，用体力换取收入，无论是开Uber送餐，还是后来在餐馆工作，各种苦活、累活、重活都做过。为的就是洗清身上“体制味”，这种在他们看来是“向下”的生活，他们以为我失去了很多，但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真正站在现实中。那种踏实感，是那个体制内从来都无法给予的。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昨天直播视频下的嘲笑：从体制权贵到海外异见者的尊严抉择
摘要：
面对网络上因身份落差而来的讥诮与非议，作者泰然处之，袒露心声。本文剖析世俗功名利禄与内心道德清白之间的价值天平，指出脱去体制虚饰、勇敢站在真相与公义一边，才是人生最具尊严与价值的荣耀抉择。
昨天直播视频下看到一条戏谑嘲笑的留言：“以前当官的嘉宾，现在看起来像个蓝领工人，可惜了。”
但我觉得这是对我这两年多来的生活最大的肯定。
刚出国时，熟人打电话问我最多的是：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从他们的语气中能听出窥探和怀疑。如果是我落魄的消息，估计能多少安慰这些预期和刺探。五十岁了，在中共体制内混迹了半生。他们的想象里，一个离开体制的人，等于从“安全”跌入“危险”。
由于信仰，完全将自己托付给了安拉，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当一个人把自己的未来交付给唯一的最高主宰后，无论什么样的未知，对我，都是无惧的。因为出来之前，我已经完全明白，之前的那些“稳定”和“安全”，其实是一种被包装得很好的不自由。
我的还在体制内的曾经的“同事”们，看起来生活稳定：有编制带来的数不清的福利、有稳定且不错的收入、有所谓的“身份体面”、有“关系网络”提供的各种便利……。但如果你真正走近他们，会发现另一种状态，长期压抑、持续紧张、麻木无情。他们每天面对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来自上层的、不确定的压力，什么话不能说、学习笔记要达到多少个字、文件要怎么表述，背会了多少新词句和口号……。
那是一个自我审查最严格的群体，中共体制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有人在监控你，而是你时刻主动监控自己。他们动过滤表达、自动调整情绪，自动对齐“正确话语”、甚至在完全安全的场合，也无法真实表达。《1984》中说：当语言被控制，人不仅失去表达的自由，也逐渐失去思考的能力。久而久之，这种状态会变成一种“身体反应”，长期焦虑、失眠、慢性疲劳、情绪钝化。你能看到他们身体越来越差，但问题不只是身体，而是人格在被全面削弱。这也不只是单纯的心理问题，而是一种被制度长期塑造后的存在状态。
他们每天不停写的，是一种很脱离人类语言的奇怪文字：长篇大论、宏大叙事、空洞套话。那些文字看似复杂，但本质上没有信息，没有思想，也没有真实感。但另一种情绪在那种文字中疯狂弥漫：粗俗、恶毒、仇恨。他们一方面压抑真实，另一方面又通过扭曲的方式释放情绪。久而久之，每个人都会形成一种本能——把自己的语言变成党八股，而当语言变成工具，人也就逐渐失去了作为人的那部分。
因为那些文字，因为他们“创新”发明了层出不穷、互相折腾方法，于是他们很忙，很累，甚至累出一身病：他们不停歇地起草文件、修改文件；他们需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不停地表态、说套话、说空话；他们需要没完没了地拿方案、做流程，不停歇地给上面写汇报，给下面提要求，他们要应付各种名目繁多检查，也不停想尽办法去检查别人；但这些操劳，除了消耗社会资源之外，并没有转化成真正的能力。
他们都明白，那套东西是虚的、那套语言是假的、那套结构是压迫人的。他们也非常清楚，哪个他们依附的体制夺走了他们自主能力、面对不确定性的勇气和真实生活的经验。他们是一群被体制豢养废了的人，他们手无缚鸡之力、身无一技之长，完全失去了独立谋生的技能，只有一个病态的躯壳。离开体制的大气层，他们几乎无法生存。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而是那个封闭系统将他们被困在一个悖论里：明知不对，却不敢离开；明知压抑，却必须维持。这种状态并不是单纯的被压迫，而是一种逐渐形成的依附，是一种对自由本身的恐惧。
那种生活最让人窒息的，是一眼望到头的人生和“已经书写好的未来”。什么时候升职、什么时候退休、什么时候拿什么待遇、一切都在看得见的轨道上。但问题是轨道越稳定，人生越封闭。没有未知，没有变化，也没无从谈起真正的选择，所以他们会对任何变化都会产生恐惧，都会处于本能地抵触。
离开中国之后，我开始重新学习，靠自己解决问题，用体力换取收入，无论是开Uber送餐，还是后来在餐馆工作，各种苦活、累活、重活都做过。为的就是洗清身上“体制味”，这种在他们看来是“向下”的生活，他们以为我失去了很多，但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真正站在现实中。那种踏实感，是那个体制内从来都无法给予的。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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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昨天直播视频下的嘲笑：从体制权贵到海外异见者的尊严抉择
摘要：
面对网络上因身份落差而来的讥诮与非议，作者泰然处之，袒露心声。本文剖析世俗功名利禄与内心道德清白之间的价值天平，指出脱去体制虚饰、勇敢站在真相与公义一边，才是人生最具尊严与价值的荣耀抉择。
昨天直播视频下看到一条戏谑嘲笑的留言：“以前当官的嘉宾，现在看起来像个蓝领工人，可惜了。”
但我觉得这是对我这两年多来的生活最大的肯定。
刚出国时，熟人打电话问我最多的是：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从他们的语气中能听出窥探和怀疑。如果是我落魄的消息，估计能多少安慰这些预期和刺探。五十岁了，在中共体制内混迹了半生。他们的想象里，一个离开体制的人，等于从“安全”跌入“危险”。
由于信仰，完全将自己托付给了安拉，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当一个人把自己的未来交付给唯一的最高主宰后，无论什么样的未知，对我，都是无惧的。因为出来之前，我已经完全明白，之前的那些“稳定”和“安全”，其实是一种被包装得很好的不自由。
我的还在体制内的曾经的“同事”们，看起来生活稳定：有编制带来的数不清的福利、有稳定且不错的收入、有所谓的“身份体面”、有“关系网络”提供的各种便利……。但如果你真正走近他们，会发现另一种状态，长期压抑、持续紧张、麻木无情。他们每天面对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来自上层的、不确定的压力，什么话不能说、学习笔记要达到多少个字、文件要怎么表述，背会了多少新词句和口号……。
那是一个自我审查最严格的群体，中共体制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有人在监控你，而是你时刻主动监控自己。他们动过滤表达、自动调整情绪，自动对齐“正确话语”、甚至在完全安全的场合，也无法真实表达。《1984》中说：当语言被控制，人不仅失去表达的自由，也逐渐失去思考的能力。久而久之，这种状态会变成一种“身体反应”，长期焦虑、失眠、慢性疲劳、情绪钝化。你能看到他们身体越来越差，但问题不只是身体，而是人格在被全面削弱。这也不只是单纯的心理问题，而是一种被制度长期塑造后的存在状态。
他们每天不停写的，是一种很脱离人类语言的奇怪文字：长篇大论、宏大叙事、空洞套话。那些文字看似复杂，但本质上没有信息，没有思想，也没有真实感。但另一种情绪在那种文字中疯狂弥漫：粗俗、恶毒、仇恨。他们一方面压抑真实，另一方面又通过扭曲的方式释放情绪。久而久之，每个人都会形成一种本能——把自己的语言变成党八股，而当语言变成工具，人也就逐渐失去了作为人的那部分。
因为那些文字，因为他们“创新”发明了层出不穷、互相折腾方法，于是他们很忙，很累，甚至累出一身病：他们不停歇地起草文件、修改文件；他们需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不停地表态、说套话、说空话；他们需要没完没了地拿方案、做流程，不停歇地给上面写汇报，给下面提要求，他们要应付各种名目繁多检查，也不停想尽办法去检查别人；但这些操劳，除了消耗社会资源之外，并没有转化成真正的能力。
他们都明白，那套东西是虚的、那套语言是假的、那套结构是压迫人的。他们也非常清楚，哪个他们依附的体制夺走了他们自主能力、面对不确定性的勇气和真实生活的经验。他们是一群被体制豢养废了的人，他们手无缚鸡之力、身无一技之长，完全失去了独立谋生的技能，只有一个病态的躯壳。离开体制的大气层，他们几乎无法生存。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而是那个封闭系统将他们被困在一个悖论里：明知不对，却不敢离开；明知压抑，却必须维持。这种状态并不是单纯的被压迫，而是一种逐渐形成的依附，是一种对自由本身的恐惧。
那种生活最让人窒息的，是一眼望到头的人生和“已经书写好的未来”。什么时候升职、什么时候退休、什么时候拿什么待遇、一切都在看得见的轨道上。但问题是轨道越稳定，人生越封闭。没有未知，没有变化，也没无从谈起真正的选择，所以他们会对任何变化都会产生恐惧，都会处于本能地抵触。
离开中国之后，我开始重新学习，靠自己解决问题，用体力换取收入，无论是开Uber送餐，还是后来在餐馆工作，各种苦活、累活、重活都做过。为的就是洗清身上“体制味”，这种在他们看来是“向下”的生活，他们以为我失去了很多，但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真正站在现实中。那种踏实感，是那个体制内从来都无法给予的。
作者：马瑞林
昨天直播视频下的嘲笑：从体制权贵到海外异见者的尊严抉择
摘要：
面对网络上因身份落差而来的讥诮与非议，作者泰然处之，袒露心声。本文剖析世俗功名利禄与内心道德清白之间的价值天平，指出脱去体制虚饰、勇敢站在真相与公义一边，才是人生最具尊严与价值的荣耀抉择。
昨天直播视频下看到一条戏谑嘲笑的留言：“以前当官的嘉宾，现在看起来像个蓝领工人，可惜了。”
但我觉得这是对我这两年多来的生活最大的肯定。
刚出国时，熟人打电话问我最多的是：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从他们的语气中能听出窥探和怀疑。如果是我落魄的消息，估计能多少安慰这些预期和刺探。五十岁了，在中共体制内混迹了半生。他们的想象里，一个离开体制的人，等于从“安全”跌入“危险”。
由于信仰，完全将自己托付给了安拉，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当一个人把自己的未来交付给唯一的最高主宰后，无论什么样的未知，对我，都是无惧的。因为出来之前，我已经完全明白，之前的那些“稳定”和“安全”，其实是一种被包装得很好的不自由。
我的还在体制内的曾经的“同事”们，看起来生活稳定：有编制带来的数不清的福利、有稳定且不错的收入、有所谓的“身份体面”、有“关系网络”提供的各种便利……。但如果你真正走近他们，会发现另一种状态，长期压抑、持续紧张、麻木无情。他们每天面对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来自上层的、不确定的压力，什么话不能说、学习笔记要达到多少个字、文件要怎么表述，背会了多少新词句和口号……。
那是一个自我审查最严格的群体，中共体制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有人在监控你，而是你时刻主动监控自己。他们动过滤表达、自动调整情绪，自动对齐“正确话语”、甚至在完全安全的场合，也无法真实表达。《1984》中说：当语言被控制，人不仅失去表达的自由，也逐渐失去思考的能力。久而久之，这种状态会变成一种“身体反应”，长期焦虑、失眠、慢性疲劳、情绪钝化。你能看到他们身体越来越差，但问题不只是身体，而是人格在被全面削弱。这也不只是单纯的心理问题，而是一种被制度长期塑造后的存在状态。
他们每天不停写的，是一种很脱离人类语言的奇怪文字：长篇大论、宏大叙事、空洞套话。那些文字看似复杂，但本质上没有信息，没有思想，也没有真实感。但另一种情绪在那种文字中疯狂弥漫：粗俗、恶毒、仇恨。他们一方面压抑真实，另一方面又通过扭曲的方式释放情绪。久而久之，每个人都会形成一种本能——把自己的语言变成党八股，而当语言变成工具，人也就逐渐失去了作为人的那部分。
因为那些文字，因为他们“创新”发明了层出不穷、互相折腾方法，于是他们很忙，很累，甚至累出一身病：他们不停歇地起草文件、修改文件；他们需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不停地表态、说套话、说空话；他们需要没完没了地拿方案、做流程，不停歇地给上面写汇报，给下面提要求，他们要应付各种名目繁多检查，也不停想尽办法去检查别人；但这些操劳，除了消耗社会资源之外，并没有转化成真正的能力。
他们都明白，那套东西是虚的、那套语言是假的、那套结构是压迫人的。他们也非常清楚，哪个他们依附的体制夺走了他们自主能力、面对不确定性的勇气和真实生活的经验。他们是一群被体制豢养废了的人，他们手无缚鸡之力、身无一技之长，完全失去了独立谋生的技能，只有一个病态的躯壳。离开体制的大气层，他们几乎无法生存。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而是那个封闭系统将他们被困在一个悖论里：明知不对，却不敢离开；明知压抑，却必须维持。这种状态并不是单纯的被压迫，而是一种逐渐形成的依附，是一种对自由本身的恐惧。
那种生活最让人窒息的，是一眼望到头的人生和“已经书写好的未来”。什么时候升职、什么时候退休、什么时候拿什么待遇、一切都在看得见的轨道上。但问题是轨道越稳定，人生越封闭。没有未知，没有变化，也没无从谈起真正的选择，所以他们会对任何变化都会产生恐惧，都会处于本能地抵触。
离开中国之后，我开始重新学习，靠自己解决问题，用体力换取收入，无论是开Uber送餐，还是后来在餐馆工作，各种苦活、累活、重活都做过。为的就是洗清身上“体制味”，这种在他们看来是“向下”的生活，他们以为我失去了很多，但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真正站在现实中。那种踏实感，是那个体制内从来都无法给予的。
《1984》与《美丽新世界》的交织：极权高科技监控下的人类生存预警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7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1984》与《美丽新世界》的交织：极权高科技监控下的人类生存预警
摘要：
奥威尔的残酷暴力恐惧与赫胥黎的娱乐麻醉欲望，在当代高科技极权社会中实现了完美合流。本文反思大数据、人脸识别与意识形态操纵对人类自由意志的扼杀，勉励每一个个体在技术利维坦的笼罩下守护思想的独立与灵魂的纯粹。
我一直在想，《1984》和《美丽新世界》，也许根本不是什么“预言小说”。
过去总以为，奥威尔和赫胥黎是在想象未来；但这些年再回头看，我越来越怀疑，它们其实更像是某些现代治理者的“参考书”。
当我看到中共随时按照需要修改数据、调整统计口径、重构记忆的时候；当我看到中共国层出不穷的新词、新概念、新口号被批量制造，并迅速替代旧语言的时候；当我看到“正确表达”逐渐取代真实表达，人们越来越只能在被允许的话语中思考的时候，我会想起奥威尔在《1984》中对“新话（Newspeak）”的描述：不是简单地禁止思想，而是通过改造语言，让人最终失去形成某种思想的能力。
而另一边，则越来越像《美丽新世界》：短视频、流量、情绪宣泄、娱乐至死。人们并不是被迫沉默，而是在持续不断的刺激、娱乐与信息洪流中，逐渐失去了深入思考的能力。不是不能接触真相，而是已经没有多少人还愿意停下来面对真相。
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在于，中共国的现实并没有单独走向《1984》或者《美丽新世界》，而是同时吸收了两者：一边是越来越精细的监控、统一叙事、自我审查与认知管理；另一边则是越来越娱乐化、碎片化、情绪化的社会结构。恐惧与麻醉同时存在，压迫与娱乐彼此配合。
我越来越觉得，中共国的那些治理设计者并不是“碰巧”走到了这一步，而是真的认真研究过这些东西，并将其中关于语言控制、情绪动员、认知塑造与社会驯化的逻辑，转化成了现实中的治理技术。
于是，《1984》和《美丽新世界》不再只是文学作品，而像是一份关于现代社会如何被塑造、如何被驯化的操作说明。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1984》与《美丽新世界》的交织：极权高科技监控下的人类生存预警
摘要：
奥威尔的残酷暴力恐惧与赫胥黎的娱乐麻醉欲望，在当代高科技极权社会中实现了完美合流。本文反思大数据、人脸识别与意识形态操纵对人类自由意志的扼杀，勉励每一个个体在技术利维坦的笼罩下守护思想的独立与灵魂的纯粹。
我一直在想，《1984》和《美丽新世界》，也许根本不是什么“预言小说”。
过去总以为，奥威尔和赫胥黎是在想象未来；但这些年再回头看，我越来越怀疑，它们其实更像是某些现代治理者的“参考书”。
当我看到中共随时按照需要修改数据、调整统计口径、重构记忆的时候；当我看到中共国层出不穷的新词、新概念、新口号被批量制造，并迅速替代旧语言的时候；当我看到“正确表达”逐渐取代真实表达，人们越来越只能在被允许的话语中思考的时候，我会想起奥威尔在《1984》中对“新话（Newspeak）”的描述：不是简单地禁止思想，而是通过改造语言，让人最终失去形成某种思想的能力。
而另一边，则越来越像《美丽新世界》：短视频、流量、情绪宣泄、娱乐至死。人们并不是被迫沉默，而是在持续不断的刺激、娱乐与信息洪流中，逐渐失去了深入思考的能力。不是不能接触真相，而是已经没有多少人还愿意停下来面对真相。
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在于，中共国的现实并没有单独走向《1984》或者《美丽新世界》，而是同时吸收了两者：一边是越来越精细的监控、统一叙事、自我审查与认知管理；另一边则是越来越娱乐化、碎片化、情绪化的社会结构。恐惧与麻醉同时存在，压迫与娱乐彼此配合。
我越来越觉得，中共国的那些治理设计者并不是“碰巧”走到了这一步，而是真的认真研究过这些东西，并将其中关于语言控制、情绪动员、认知塑造与社会驯化的逻辑，转化成了现实中的治理技术。
于是，《1984》和《美丽新世界》不再只是文学作品，而像是一份关于现代社会如何被塑造、如何被驯化的操作说明。 查看全部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1984》与《美丽新世界》的交织：极权高科技监控下的人类生存预警
摘要：
奥威尔的残酷暴力恐惧与赫胥黎的娱乐麻醉欲望，在当代高科技极权社会中实现了完美合流。本文反思大数据、人脸识别与意识形态操纵对人类自由意志的扼杀，勉励每一个个体在技术利维坦的笼罩下守护思想的独立与灵魂的纯粹。
我一直在想，《1984》和《美丽新世界》，也许根本不是什么“预言小说”。
过去总以为，奥威尔和赫胥黎是在想象未来；但这些年再回头看，我越来越怀疑，它们其实更像是某些现代治理者的“参考书”。
当我看到中共随时按照需要修改数据、调整统计口径、重构记忆的时候；当我看到中共国层出不穷的新词、新概念、新口号被批量制造，并迅速替代旧语言的时候；当我看到“正确表达”逐渐取代真实表达，人们越来越只能在被允许的话语中思考的时候，我会想起奥威尔在《1984》中对“新话（Newspeak）”的描述：不是简单地禁止思想，而是通过改造语言，让人最终失去形成某种思想的能力。
而另一边，则越来越像《美丽新世界》：短视频、流量、情绪宣泄、娱乐至死。人们并不是被迫沉默，而是在持续不断的刺激、娱乐与信息洪流中，逐渐失去了深入思考的能力。不是不能接触真相，而是已经没有多少人还愿意停下来面对真相。
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在于，中共国的现实并没有单独走向《1984》或者《美丽新世界》，而是同时吸收了两者：一边是越来越精细的监控、统一叙事、自我审查与认知管理；另一边则是越来越娱乐化、碎片化、情绪化的社会结构。恐惧与麻醉同时存在，压迫与娱乐彼此配合。
我越来越觉得，中共国的那些治理设计者并不是“碰巧”走到了这一步，而是真的认真研究过这些东西，并将其中关于语言控制、情绪动员、认知塑造与社会驯化的逻辑，转化成了现实中的治理技术。
于是，《1984》和《美丽新世界》不再只是文学作品，而像是一份关于现代社会如何被塑造、如何被驯化的操作说明。
作者：马瑞林
《1984》与《美丽新世界》的交织：极权高科技监控下的人类生存预警
摘要：
奥威尔的残酷暴力恐惧与赫胥黎的娱乐麻醉欲望，在当代高科技极权社会中实现了完美合流。本文反思大数据、人脸识别与意识形态操纵对人类自由意志的扼杀，勉励每一个个体在技术利维坦的笼罩下守护思想的独立与灵魂的纯粹。
我一直在想，《1984》和《美丽新世界》，也许根本不是什么“预言小说”。
过去总以为，奥威尔和赫胥黎是在想象未来；但这些年再回头看，我越来越怀疑，它们其实更像是某些现代治理者的“参考书”。
当我看到中共随时按照需要修改数据、调整统计口径、重构记忆的时候；当我看到中共国层出不穷的新词、新概念、新口号被批量制造，并迅速替代旧语言的时候；当我看到“正确表达”逐渐取代真实表达，人们越来越只能在被允许的话语中思考的时候，我会想起奥威尔在《1984》中对“新话（Newspeak）”的描述：不是简单地禁止思想，而是通过改造语言，让人最终失去形成某种思想的能力。
而另一边，则越来越像《美丽新世界》：短视频、流量、情绪宣泄、娱乐至死。人们并不是被迫沉默，而是在持续不断的刺激、娱乐与信息洪流中，逐渐失去了深入思考的能力。不是不能接触真相，而是已经没有多少人还愿意停下来面对真相。
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在于，中共国的现实并没有单独走向《1984》或者《美丽新世界》，而是同时吸收了两者：一边是越来越精细的监控、统一叙事、自我审查与认知管理；另一边则是越来越娱乐化、碎片化、情绪化的社会结构。恐惧与麻醉同时存在，压迫与娱乐彼此配合。
我越来越觉得，中共国的那些治理设计者并不是“碰巧”走到了这一步，而是真的认真研究过这些东西，并将其中关于语言控制、情绪动员、认知塑造与社会驯化的逻辑，转化成了现实中的治理技术。
于是，《1984》和《美丽新世界》不再只是文学作品，而像是一份关于现代社会如何被塑造、如何被驯化的操作说明。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虚妄：独裁者误判世界大势背后的战略盲动与灾难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1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虚妄：独裁者误判世界大势背后的战略盲动与灾难
摘要：
官方津津乐道的“东升西降”与“百年大变局”，实则是独裁者沉醉于权力幻象而产生的致命误判。本文剖析盲目反西方与全面树敌导致的国际孤立，论证背离人类主流文明价值的狂妄之举必将让国家与全体国民承担沉重代价。
习近平反复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很多人以为他是在兴奋地迎接一个新时代，仿佛中共正在主动塑造未来世界的新秩序。我认为，也许恰恰相反，这句话背后真正深层的情绪，其实是恐惧。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场巨大的历史变局，最终一定不属于他们。
中共当然希望利用变局。它希望美国衰落，希望西方内部撕裂，希望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逐渐瓦解，希望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强人政治重新崛起。因为只有旧秩序混乱，它才有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所以这些年，中共不断强调“东升西降”，不断制造一种“历史正在向我们转向”的宏大叙事，仿佛新时代属于中共，属于威权主义，属于所谓“中国方案”。
可问题在于，中共骨子里其实极度害怕真正的变化。因为它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真正具有开放性、创造力和文明自信的体系，而是一个高度依赖控制、稳定、封闭、信息垄断和权力集中来维系自身安全的结构。真正的大变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技术会重构社会，信息会不断流动，旧意识形态会逐渐失效，年轻人不再相信宏大叙事，人开始重新思考国家、民族、宗教、自由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变化，对开放社会来说或许意味着机会，但对极权体系来说，却意味着失控。
所以你会发现，习近平嘴上越强调“变局”，现实中却越拼命收紧。因为他们其实害怕一切真正不可控的东西：害怕自由思想，害怕宗教，害怕互联网失控，害怕年轻人不再相信，害怕历史被重新讨论，害怕人与世界重新建立连接。于是，他们一边高喊“新时代”，一边却不断退回到最传统、最封闭、最僵硬的治理方式之中。
而这种恐惧，也决定了今天整个中国官僚体系的气质变化。
如果让我来概括不同阶段中共官僚体系的变化，那么江胡时期，各级官员们表现出来的是“贪婪”和“欲壑难填”；而到了习近平时代，比拼的则越来越变成了“控制”和“下狠手”。官场提倡学习的“模板”也开始发生变化。过去全国学习的是“深圳经验”，习近平时代则是“新疆经验”。
所谓“新疆经验”，其核心是如何精准管控社会，如何通过高科技实现全面监控，如何建立网格化管理，如何利用大数据、摄像头、手机与身份系统追踪每一个人，如何通过“稳定压倒一切”的逻辑进入社会最细微之处。三年疫情，这种治理方式迅速全国化。疫情期间，中共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社会控制演练：健康码、行程码、社区封锁、全民核酸、出行审批、数据追踪、舆论统一、层层加码……过去很多原本只在维吾尔人身上的残暴方式，在疫情时期被整个社会全面体验了一遍。更重要的是，这种治理模式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退出。因为它会带来一种让权力极度上瘾的东西——“可控感”，菜刀打码栓铁链成为多地餐饮小贩的标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于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出现了：过去很多官员比拼的，是谁更会“搞经济”；当下越来越多官员比拼的，则是谁更会“控风险”和哪怕下死手也在所不惜。他们开始不断在各种领域层层加码：对社会更严厉地管理，对言论更激进地压制，对宗教、民族、文化更强力地收紧，对普通人更频繁地运动式整治。因为在这种结构里，“强硬”会被视为立场坚定，“收紧”会被理解为政治可靠，“不留余地”会被当作执行力。
所以，习近平口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面上像是在宣布一个新时代，实际上却更像是一个高度不安全的体系，对即将到来的未知世界发出的焦虑。他们希望利用世界旧秩序崩塌带来的机会，但又极度恐惧真正的变化最终会吞噬自己。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真正的历史大变局，往往不会按照权力设计者的意志发展。历史上很多统治者，都曾以为自己在驾驭时代，最后却被时代本身吞没。
对中共来说，更危险的地方在于：它今天所依赖的很多东西，恰恰是正在被这个时代慢慢侵蚀的。比如对信息的垄断、对语言的控制、对历史解释权的独占、对社会关系的封闭管理、对人精神世界的统一塑造。而AI、互联网、全球化残余、人口结构变化、经济下行、年轻人精神状态变化……这些东西，其实都在不断削弱这种控制模式。
所以他们才会越来越急切地强调忠诚、强调安全、强调统一、强调意识形态、强调“斗争”、强调“敢于亮剑”。因为越是害怕失去，才越会拼命抓紧。
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最没有未来感的，恰恰是这些拼命想冻结世界的人。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虚妄：独裁者误判世界大势背后的战略盲动与灾难
摘要：
官方津津乐道的“东升西降”与“百年大变局”，实则是独裁者沉醉于权力幻象而产生的致命误判。本文剖析盲目反西方与全面树敌导致的国际孤立，论证背离人类主流文明价值的狂妄之举必将让国家与全体国民承担沉重代价。
习近平反复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很多人以为他是在兴奋地迎接一个新时代，仿佛中共正在主动塑造未来世界的新秩序。我认为，也许恰恰相反，这句话背后真正深层的情绪，其实是恐惧。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场巨大的历史变局，最终一定不属于他们。
中共当然希望利用变局。它希望美国衰落，希望西方内部撕裂，希望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逐渐瓦解，希望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强人政治重新崛起。因为只有旧秩序混乱，它才有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所以这些年，中共不断强调“东升西降”，不断制造一种“历史正在向我们转向”的宏大叙事，仿佛新时代属于中共，属于威权主义，属于所谓“中国方案”。
可问题在于，中共骨子里其实极度害怕真正的变化。因为它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真正具有开放性、创造力和文明自信的体系，而是一个高度依赖控制、稳定、封闭、信息垄断和权力集中来维系自身安全的结构。真正的大变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技术会重构社会，信息会不断流动，旧意识形态会逐渐失效，年轻人不再相信宏大叙事，人开始重新思考国家、民族、宗教、自由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变化，对开放社会来说或许意味着机会，但对极权体系来说，却意味着失控。
所以你会发现，习近平嘴上越强调“变局”，现实中却越拼命收紧。因为他们其实害怕一切真正不可控的东西：害怕自由思想，害怕宗教，害怕互联网失控，害怕年轻人不再相信，害怕历史被重新讨论，害怕人与世界重新建立连接。于是，他们一边高喊“新时代”，一边却不断退回到最传统、最封闭、最僵硬的治理方式之中。
而这种恐惧，也决定了今天整个中国官僚体系的气质变化。
如果让我来概括不同阶段中共官僚体系的变化，那么江胡时期，各级官员们表现出来的是“贪婪”和“欲壑难填”；而到了习近平时代，比拼的则越来越变成了“控制”和“下狠手”。官场提倡学习的“模板”也开始发生变化。过去全国学习的是“深圳经验”，习近平时代则是“新疆经验”。
所谓“新疆经验”，其核心是如何精准管控社会，如何通过高科技实现全面监控，如何建立网格化管理，如何利用大数据、摄像头、手机与身份系统追踪每一个人，如何通过“稳定压倒一切”的逻辑进入社会最细微之处。三年疫情，这种治理方式迅速全国化。疫情期间，中共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社会控制演练：健康码、行程码、社区封锁、全民核酸、出行审批、数据追踪、舆论统一、层层加码……过去很多原本只在维吾尔人身上的残暴方式，在疫情时期被整个社会全面体验了一遍。更重要的是，这种治理模式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退出。因为它会带来一种让权力极度上瘾的东西——“可控感”，菜刀打码栓铁链成为多地餐饮小贩的标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于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出现了：过去很多官员比拼的，是谁更会“搞经济”；当下越来越多官员比拼的，则是谁更会“控风险”和哪怕下死手也在所不惜。他们开始不断在各种领域层层加码：对社会更严厉地管理，对言论更激进地压制，对宗教、民族、文化更强力地收紧，对普通人更频繁地运动式整治。因为在这种结构里，“强硬”会被视为立场坚定，“收紧”会被理解为政治可靠，“不留余地”会被当作执行力。
所以，习近平口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面上像是在宣布一个新时代，实际上却更像是一个高度不安全的体系，对即将到来的未知世界发出的焦虑。他们希望利用世界旧秩序崩塌带来的机会，但又极度恐惧真正的变化最终会吞噬自己。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真正的历史大变局，往往不会按照权力设计者的意志发展。历史上很多统治者，都曾以为自己在驾驭时代，最后却被时代本身吞没。
对中共来说，更危险的地方在于：它今天所依赖的很多东西，恰恰是正在被这个时代慢慢侵蚀的。比如对信息的垄断、对语言的控制、对历史解释权的独占、对社会关系的封闭管理、对人精神世界的统一塑造。而AI、互联网、全球化残余、人口结构变化、经济下行、年轻人精神状态变化……这些东西，其实都在不断削弱这种控制模式。
所以他们才会越来越急切地强调忠诚、强调安全、强调统一、强调意识形态、强调“斗争”、强调“敢于亮剑”。因为越是害怕失去，才越会拼命抓紧。
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最没有未来感的，恰恰是这些拼命想冻结世界的人。 查看全部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虚妄：独裁者误判世界大势背后的战略盲动与灾难
摘要：
官方津津乐道的“东升西降”与“百年大变局”，实则是独裁者沉醉于权力幻象而产生的致命误判。本文剖析盲目反西方与全面树敌导致的国际孤立，论证背离人类主流文明价值的狂妄之举必将让国家与全体国民承担沉重代价。
习近平反复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很多人以为他是在兴奋地迎接一个新时代，仿佛中共正在主动塑造未来世界的新秩序。我认为，也许恰恰相反，这句话背后真正深层的情绪，其实是恐惧。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场巨大的历史变局，最终一定不属于他们。
中共当然希望利用变局。它希望美国衰落，希望西方内部撕裂，希望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逐渐瓦解，希望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强人政治重新崛起。因为只有旧秩序混乱，它才有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所以这些年，中共不断强调“东升西降”，不断制造一种“历史正在向我们转向”的宏大叙事，仿佛新时代属于中共，属于威权主义，属于所谓“中国方案”。
可问题在于，中共骨子里其实极度害怕真正的变化。因为它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真正具有开放性、创造力和文明自信的体系，而是一个高度依赖控制、稳定、封闭、信息垄断和权力集中来维系自身安全的结构。真正的大变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技术会重构社会，信息会不断流动，旧意识形态会逐渐失效，年轻人不再相信宏大叙事，人开始重新思考国家、民族、宗教、自由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变化，对开放社会来说或许意味着机会，但对极权体系来说，却意味着失控。
所以你会发现，习近平嘴上越强调“变局”，现实中却越拼命收紧。因为他们其实害怕一切真正不可控的东西：害怕自由思想，害怕宗教，害怕互联网失控，害怕年轻人不再相信，害怕历史被重新讨论，害怕人与世界重新建立连接。于是，他们一边高喊“新时代”，一边却不断退回到最传统、最封闭、最僵硬的治理方式之中。
而这种恐惧，也决定了今天整个中国官僚体系的气质变化。
如果让我来概括不同阶段中共官僚体系的变化，那么江胡时期，各级官员们表现出来的是“贪婪”和“欲壑难填”；而到了习近平时代，比拼的则越来越变成了“控制”和“下狠手”。官场提倡学习的“模板”也开始发生变化。过去全国学习的是“深圳经验”，习近平时代则是“新疆经验”。
所谓“新疆经验”，其核心是如何精准管控社会，如何通过高科技实现全面监控，如何建立网格化管理，如何利用大数据、摄像头、手机与身份系统追踪每一个人，如何通过“稳定压倒一切”的逻辑进入社会最细微之处。三年疫情，这种治理方式迅速全国化。疫情期间，中共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社会控制演练：健康码、行程码、社区封锁、全民核酸、出行审批、数据追踪、舆论统一、层层加码……过去很多原本只在维吾尔人身上的残暴方式，在疫情时期被整个社会全面体验了一遍。更重要的是，这种治理模式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退出。因为它会带来一种让权力极度上瘾的东西——“可控感”，菜刀打码栓铁链成为多地餐饮小贩的标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于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出现了：过去很多官员比拼的，是谁更会“搞经济”；当下越来越多官员比拼的，则是谁更会“控风险”和哪怕下死手也在所不惜。他们开始不断在各种领域层层加码：对社会更严厉地管理，对言论更激进地压制，对宗教、民族、文化更强力地收紧，对普通人更频繁地运动式整治。因为在这种结构里，“强硬”会被视为立场坚定，“收紧”会被理解为政治可靠，“不留余地”会被当作执行力。
所以，习近平口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面上像是在宣布一个新时代，实际上却更像是一个高度不安全的体系，对即将到来的未知世界发出的焦虑。他们希望利用世界旧秩序崩塌带来的机会，但又极度恐惧真正的变化最终会吞噬自己。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真正的历史大变局，往往不会按照权力设计者的意志发展。历史上很多统治者，都曾以为自己在驾驭时代，最后却被时代本身吞没。
对中共来说，更危险的地方在于：它今天所依赖的很多东西，恰恰是正在被这个时代慢慢侵蚀的。比如对信息的垄断、对语言的控制、对历史解释权的独占、对社会关系的封闭管理、对人精神世界的统一塑造。而AI、互联网、全球化残余、人口结构变化、经济下行、年轻人精神状态变化……这些东西，其实都在不断削弱这种控制模式。
所以他们才会越来越急切地强调忠诚、强调安全、强调统一、强调意识形态、强调“斗争”、强调“敢于亮剑”。因为越是害怕失去，才越会拼命抓紧。
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最没有未来感的，恰恰是这些拼命想冻结世界的人。
作者：马瑞林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虚妄：独裁者误判世界大势背后的战略盲动与灾难
摘要：
官方津津乐道的“东升西降”与“百年大变局”，实则是独裁者沉醉于权力幻象而产生的致命误判。本文剖析盲目反西方与全面树敌导致的国际孤立，论证背离人类主流文明价值的狂妄之举必将让国家与全体国民承担沉重代价。
习近平反复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很多人以为他是在兴奋地迎接一个新时代，仿佛中共正在主动塑造未来世界的新秩序。我认为，也许恰恰相反，这句话背后真正深层的情绪，其实是恐惧。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场巨大的历史变局，最终一定不属于他们。
中共当然希望利用变局。它希望美国衰落，希望西方内部撕裂，希望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逐渐瓦解，希望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强人政治重新崛起。因为只有旧秩序混乱，它才有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所以这些年，中共不断强调“东升西降”，不断制造一种“历史正在向我们转向”的宏大叙事，仿佛新时代属于中共，属于威权主义，属于所谓“中国方案”。
可问题在于，中共骨子里其实极度害怕真正的变化。因为它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真正具有开放性、创造力和文明自信的体系，而是一个高度依赖控制、稳定、封闭、信息垄断和权力集中来维系自身安全的结构。真正的大变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技术会重构社会，信息会不断流动，旧意识形态会逐渐失效，年轻人不再相信宏大叙事，人开始重新思考国家、民族、宗教、自由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变化，对开放社会来说或许意味着机会，但对极权体系来说，却意味着失控。
所以你会发现，习近平嘴上越强调“变局”，现实中却越拼命收紧。因为他们其实害怕一切真正不可控的东西：害怕自由思想，害怕宗教，害怕互联网失控，害怕年轻人不再相信，害怕历史被重新讨论，害怕人与世界重新建立连接。于是，他们一边高喊“新时代”，一边却不断退回到最传统、最封闭、最僵硬的治理方式之中。
而这种恐惧，也决定了今天整个中国官僚体系的气质变化。
如果让我来概括不同阶段中共官僚体系的变化，那么江胡时期，各级官员们表现出来的是“贪婪”和“欲壑难填”；而到了习近平时代，比拼的则越来越变成了“控制”和“下狠手”。官场提倡学习的“模板”也开始发生变化。过去全国学习的是“深圳经验”，习近平时代则是“新疆经验”。
所谓“新疆经验”，其核心是如何精准管控社会，如何通过高科技实现全面监控，如何建立网格化管理，如何利用大数据、摄像头、手机与身份系统追踪每一个人，如何通过“稳定压倒一切”的逻辑进入社会最细微之处。三年疫情，这种治理方式迅速全国化。疫情期间，中共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社会控制演练：健康码、行程码、社区封锁、全民核酸、出行审批、数据追踪、舆论统一、层层加码……过去很多原本只在维吾尔人身上的残暴方式，在疫情时期被整个社会全面体验了一遍。更重要的是，这种治理模式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退出。因为它会带来一种让权力极度上瘾的东西——“可控感”，菜刀打码栓铁链成为多地餐饮小贩的标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于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出现了：过去很多官员比拼的，是谁更会“搞经济”；当下越来越多官员比拼的，则是谁更会“控风险”和哪怕下死手也在所不惜。他们开始不断在各种领域层层加码：对社会更严厉地管理，对言论更激进地压制，对宗教、民族、文化更强力地收紧，对普通人更频繁地运动式整治。因为在这种结构里，“强硬”会被视为立场坚定，“收紧”会被理解为政治可靠，“不留余地”会被当作执行力。
所以，习近平口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面上像是在宣布一个新时代，实际上却更像是一个高度不安全的体系，对即将到来的未知世界发出的焦虑。他们希望利用世界旧秩序崩塌带来的机会，但又极度恐惧真正的变化最终会吞噬自己。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真正的历史大变局，往往不会按照权力设计者的意志发展。历史上很多统治者，都曾以为自己在驾驭时代，最后却被时代本身吞没。
对中共来说，更危险的地方在于：它今天所依赖的很多东西，恰恰是正在被这个时代慢慢侵蚀的。比如对信息的垄断、对语言的控制、对历史解释权的独占、对社会关系的封闭管理、对人精神世界的统一塑造。而AI、互联网、全球化残余、人口结构变化、经济下行、年轻人精神状态变化……这些东西，其实都在不断削弱这种控制模式。
所以他们才会越来越急切地强调忠诚、强调安全、强调统一、强调意识形态、强调“斗争”、强调“敢于亮剑”。因为越是害怕失去，才越会拼命抓紧。
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最没有未来感的，恰恰是这些拼命想冻结世界的人。
吉庆日子里的感赞与思考：节日会礼中的纯洁信仰与现实社群责任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6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吉庆日子里的感赞与思考：节日会礼中的纯洁信仰与现实社群责任
摘要：
在充满对安拉感赞声的会礼时刻，信士的心灵获得难得的安宁。然而节日欢聚不仅是仪式，更是反思社群现状、扶危济困的重要契机。本文将对信仰的神圣体悟与对受苦同胞的现实关怀紧密结合，展现伊斯兰慈悯与社会责任相辅相成的真谛。
今天是一个吉庆的日子。在对安拉的感赞声中醒来，节日的会礼和中国西北味的美食让人愉悦，为迅速成长起来的纽约中国穆斯林社团忙前忙后，充满了吉庆和喜悦。傍晚，一则中国伊协古尔邦节的招待会的普通的新闻，让这一天的黄昏凝重。
很多年以来，从北京到地方，各级伊斯兰教协会都会在开斋节、古尔邦节期间举行一些所谓“庆祝活动”。过去，无非是那些半官半教的伊协干部，宴请统战、宗教事务等部门的官员，大家借着节日名义聚一聚、吃顿饭、讲几句场面话，除了联络感情，倒也没有太多实质内容。
可2016年之后，这一切迅速变味了。各级伊斯兰教协会举办的节庆不再像节庆，聚会不再像聚会。原本属于穆斯林感赞安拉、彼此祝福的日子，慢慢变成了自我检讨、自我批评和表忠输诚的会场。那些前来“祝贺”的官员，也越来越像监督员、督察队；除了会场上那一抹刺眼的红色会标，全场肃杀压抑，几乎感觉不到任何属于节日的温度。而那些中共统战部门发给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所谓“贺信”，更像是政治批判和栽赃公文。
随着杨发明阿訇一路成长为中共伊斯兰教协会的会长，拥有越来越明显的“官衔”之后，这种气氛更是被推向极致。每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或各种严肃场合时，他总是一脸肃穆，白帽笔挺而醒目，站在两千多万中国穆斯林的上方，他的开场往往是从自我泼粪开始，以谄媚表忠收尾。那一套套话术。一个个不伦不类的新词，配合着他专门练给权力看的“七伤拳”，字字句句都把中国穆斯林敲击到五脏六腑移位。
中共的伊斯兰教协会和其他四个宗教协会都是奇特的存在，那里边的工作人员更是奇葩中的奇葩，他们全都自诩为官员，有级有品的官员，于是这几个宗教的协会比大多数行政单位更官场更官僚。可在中共眼里，他们属于参公事业编，说白了啥也不是。当遇到党交代让他们对自己的信众时干脏活时，他们会自觉站位于中共官员的视角，先是用权威恐吓，实在不成就用教条诅咒。对于中共伊斯兰教协会的大大小小“类官员”而言，中国穆斯林既是他们向上攀爬的梯子，又是他们始终无法摆脱的“身份负担”。他们既依赖这个群体，又隐隐厌恶这个群体；既靠“代表穆斯林”获得位置，又拼命通过不断切割自身来证明自己“足够安全”。可他们也清楚，离开了穆斯林身份，他们在中共那里其实一文不值；可保留这个身份，他们又必须不断向权力证明，自己愿意亲手拆解自己的信仰、文化与群体。
看到新闻通稿里那些极其拧巴、令人窒息的讲话，那些所谓“宗教中国化”的表达，越来越像是在要求人们把信仰让位于权力，把教门降格为政治口号的附属品。那些荒诞而别扭的句子：一边顶着“伊斯兰”的名字，一边不断强调对世俗权力的绝对服从；一边口中念着信仰，一边又不得不反复表态“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最后连说话的人自己，脸上都只剩下一种无法掩饰的尴尬与疲惫。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与其这样强行把“伊斯兰”与“对权力绝对忠诚”硬缝在一起，不如让杨会长带领全国伊协大大小小“类干部”们，干脆另起炉灶，创立一个新的“宗教”算了。教义只有一条——对习近平忠诚。至少那样还诚实一些，也不至于把一句句本该属于信仰的话，硬生生扭曲成这种令人哭笑不得、前撕后裂的表述。创立一个宗教，专门干一件事：向权力效忠。也好过如今这种既不伦不类、又里外不是人的状态；好过这种脸上挂着尴尬与疲惫、嘴里却不得不继续高喊口号的表情；更好过一边被普通穆斯林咒骂，一边又永远无法真正获得权力信任的处境。
这些小丑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埋汰、扭曲甚至带坏中国两千多万穆斯林原本朴素而真实的信仰生活。因为真正的伊斯兰，从来不是用来侍奉权力的；真正的信仰，也从来不该被训练成一种政治表演。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吉庆日子里的感赞与思考：节日会礼中的纯洁信仰与现实社群责任
摘要：
在充满对安拉感赞声的会礼时刻，信士的心灵获得难得的安宁。然而节日欢聚不仅是仪式，更是反思社群现状、扶危济困的重要契机。本文将对信仰的神圣体悟与对受苦同胞的现实关怀紧密结合，展现伊斯兰慈悯与社会责任相辅相成的真谛。
今天是一个吉庆的日子。在对安拉的感赞声中醒来，节日的会礼和中国西北味的美食让人愉悦，为迅速成长起来的纽约中国穆斯林社团忙前忙后，充满了吉庆和喜悦。傍晚，一则中国伊协古尔邦节的招待会的普通的新闻，让这一天的黄昏凝重。
很多年以来，从北京到地方，各级伊斯兰教协会都会在开斋节、古尔邦节期间举行一些所谓“庆祝活动”。过去，无非是那些半官半教的伊协干部，宴请统战、宗教事务等部门的官员，大家借着节日名义聚一聚、吃顿饭、讲几句场面话，除了联络感情，倒也没有太多实质内容。
可2016年之后，这一切迅速变味了。各级伊斯兰教协会举办的节庆不再像节庆，聚会不再像聚会。原本属于穆斯林感赞安拉、彼此祝福的日子，慢慢变成了自我检讨、自我批评和表忠输诚的会场。那些前来“祝贺”的官员，也越来越像监督员、督察队；除了会场上那一抹刺眼的红色会标，全场肃杀压抑，几乎感觉不到任何属于节日的温度。而那些中共统战部门发给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所谓“贺信”，更像是政治批判和栽赃公文。
随着杨发明阿訇一路成长为中共伊斯兰教协会的会长，拥有越来越明显的“官衔”之后，这种气氛更是被推向极致。每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或各种严肃场合时，他总是一脸肃穆，白帽笔挺而醒目，站在两千多万中国穆斯林的上方，他的开场往往是从自我泼粪开始，以谄媚表忠收尾。那一套套话术。一个个不伦不类的新词，配合着他专门练给权力看的“七伤拳”，字字句句都把中国穆斯林敲击到五脏六腑移位。
中共的伊斯兰教协会和其他四个宗教协会都是奇特的存在，那里边的工作人员更是奇葩中的奇葩，他们全都自诩为官员，有级有品的官员，于是这几个宗教的协会比大多数行政单位更官场更官僚。可在中共眼里，他们属于参公事业编，说白了啥也不是。当遇到党交代让他们对自己的信众时干脏活时，他们会自觉站位于中共官员的视角，先是用权威恐吓，实在不成就用教条诅咒。对于中共伊斯兰教协会的大大小小“类官员”而言，中国穆斯林既是他们向上攀爬的梯子，又是他们始终无法摆脱的“身份负担”。他们既依赖这个群体，又隐隐厌恶这个群体；既靠“代表穆斯林”获得位置，又拼命通过不断切割自身来证明自己“足够安全”。可他们也清楚，离开了穆斯林身份，他们在中共那里其实一文不值；可保留这个身份，他们又必须不断向权力证明，自己愿意亲手拆解自己的信仰、文化与群体。
看到新闻通稿里那些极其拧巴、令人窒息的讲话，那些所谓“宗教中国化”的表达，越来越像是在要求人们把信仰让位于权力，把教门降格为政治口号的附属品。那些荒诞而别扭的句子：一边顶着“伊斯兰”的名字，一边不断强调对世俗权力的绝对服从；一边口中念着信仰，一边又不得不反复表态“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最后连说话的人自己，脸上都只剩下一种无法掩饰的尴尬与疲惫。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与其这样强行把“伊斯兰”与“对权力绝对忠诚”硬缝在一起，不如让杨会长带领全国伊协大大小小“类干部”们，干脆另起炉灶，创立一个新的“宗教”算了。教义只有一条——对习近平忠诚。至少那样还诚实一些，也不至于把一句句本该属于信仰的话，硬生生扭曲成这种令人哭笑不得、前撕后裂的表述。创立一个宗教，专门干一件事：向权力效忠。也好过如今这种既不伦不类、又里外不是人的状态；好过这种脸上挂着尴尬与疲惫、嘴里却不得不继续高喊口号的表情；更好过一边被普通穆斯林咒骂，一边又永远无法真正获得权力信任的处境。
这些小丑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埋汰、扭曲甚至带坏中国两千多万穆斯林原本朴素而真实的信仰生活。因为真正的伊斯兰，从来不是用来侍奉权力的；真正的信仰，也从来不该被训练成一种政治表演。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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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吉庆日子里的感赞与思考：节日会礼中的纯洁信仰与现实社群责任
摘要：
在充满对安拉感赞声的会礼时刻，信士的心灵获得难得的安宁。然而节日欢聚不仅是仪式，更是反思社群现状、扶危济困的重要契机。本文将对信仰的神圣体悟与对受苦同胞的现实关怀紧密结合，展现伊斯兰慈悯与社会责任相辅相成的真谛。
今天是一个吉庆的日子。在对安拉的感赞声中醒来，节日的会礼和中国西北味的美食让人愉悦，为迅速成长起来的纽约中国穆斯林社团忙前忙后，充满了吉庆和喜悦。傍晚，一则中国伊协古尔邦节的招待会的普通的新闻，让这一天的黄昏凝重。
很多年以来，从北京到地方，各级伊斯兰教协会都会在开斋节、古尔邦节期间举行一些所谓“庆祝活动”。过去，无非是那些半官半教的伊协干部，宴请统战、宗教事务等部门的官员，大家借着节日名义聚一聚、吃顿饭、讲几句场面话，除了联络感情，倒也没有太多实质内容。
可2016年之后，这一切迅速变味了。各级伊斯兰教协会举办的节庆不再像节庆，聚会不再像聚会。原本属于穆斯林感赞安拉、彼此祝福的日子，慢慢变成了自我检讨、自我批评和表忠输诚的会场。那些前来“祝贺”的官员，也越来越像监督员、督察队；除了会场上那一抹刺眼的红色会标，全场肃杀压抑，几乎感觉不到任何属于节日的温度。而那些中共统战部门发给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所谓“贺信”，更像是政治批判和栽赃公文。
随着杨发明阿訇一路成长为中共伊斯兰教协会的会长，拥有越来越明显的“官衔”之后，这种气氛更是被推向极致。每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或各种严肃场合时，他总是一脸肃穆，白帽笔挺而醒目，站在两千多万中国穆斯林的上方，他的开场往往是从自我泼粪开始，以谄媚表忠收尾。那一套套话术。一个个不伦不类的新词，配合着他专门练给权力看的“七伤拳”，字字句句都把中国穆斯林敲击到五脏六腑移位。
中共的伊斯兰教协会和其他四个宗教协会都是奇特的存在，那里边的工作人员更是奇葩中的奇葩，他们全都自诩为官员，有级有品的官员，于是这几个宗教的协会比大多数行政单位更官场更官僚。可在中共眼里，他们属于参公事业编，说白了啥也不是。当遇到党交代让他们对自己的信众时干脏活时，他们会自觉站位于中共官员的视角，先是用权威恐吓，实在不成就用教条诅咒。对于中共伊斯兰教协会的大大小小“类官员”而言，中国穆斯林既是他们向上攀爬的梯子，又是他们始终无法摆脱的“身份负担”。他们既依赖这个群体，又隐隐厌恶这个群体；既靠“代表穆斯林”获得位置，又拼命通过不断切割自身来证明自己“足够安全”。可他们也清楚，离开了穆斯林身份，他们在中共那里其实一文不值；可保留这个身份，他们又必须不断向权力证明，自己愿意亲手拆解自己的信仰、文化与群体。
看到新闻通稿里那些极其拧巴、令人窒息的讲话，那些所谓“宗教中国化”的表达，越来越像是在要求人们把信仰让位于权力，把教门降格为政治口号的附属品。那些荒诞而别扭的句子：一边顶着“伊斯兰”的名字，一边不断强调对世俗权力的绝对服从；一边口中念着信仰，一边又不得不反复表态“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最后连说话的人自己，脸上都只剩下一种无法掩饰的尴尬与疲惫。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与其这样强行把“伊斯兰”与“对权力绝对忠诚”硬缝在一起，不如让杨会长带领全国伊协大大小小“类干部”们，干脆另起炉灶，创立一个新的“宗教”算了。教义只有一条——对习近平忠诚。至少那样还诚实一些，也不至于把一句句本该属于信仰的话，硬生生扭曲成这种令人哭笑不得、前撕后裂的表述。创立一个宗教，专门干一件事：向权力效忠。也好过如今这种既不伦不类、又里外不是人的状态；好过这种脸上挂着尴尬与疲惫、嘴里却不得不继续高喊口号的表情；更好过一边被普通穆斯林咒骂，一边又永远无法真正获得权力信任的处境。
这些小丑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埋汰、扭曲甚至带坏中国两千多万穆斯林原本朴素而真实的信仰生活。因为真正的伊斯兰，从来不是用来侍奉权力的；真正的信仰，也从来不该被训练成一种政治表演。
作者：马瑞林
吉庆日子里的感赞与思考：节日会礼中的纯洁信仰与现实社群责任
摘要：
在充满对安拉感赞声的会礼时刻，信士的心灵获得难得的安宁。然而节日欢聚不仅是仪式，更是反思社群现状、扶危济困的重要契机。本文将对信仰的神圣体悟与对受苦同胞的现实关怀紧密结合，展现伊斯兰慈悯与社会责任相辅相成的真谛。
今天是一个吉庆的日子。在对安拉的感赞声中醒来，节日的会礼和中国西北味的美食让人愉悦，为迅速成长起来的纽约中国穆斯林社团忙前忙后，充满了吉庆和喜悦。傍晚，一则中国伊协古尔邦节的招待会的普通的新闻，让这一天的黄昏凝重。
很多年以来，从北京到地方，各级伊斯兰教协会都会在开斋节、古尔邦节期间举行一些所谓“庆祝活动”。过去，无非是那些半官半教的伊协干部，宴请统战、宗教事务等部门的官员，大家借着节日名义聚一聚、吃顿饭、讲几句场面话，除了联络感情，倒也没有太多实质内容。
可2016年之后，这一切迅速变味了。各级伊斯兰教协会举办的节庆不再像节庆，聚会不再像聚会。原本属于穆斯林感赞安拉、彼此祝福的日子，慢慢变成了自我检讨、自我批评和表忠输诚的会场。那些前来“祝贺”的官员，也越来越像监督员、督察队；除了会场上那一抹刺眼的红色会标，全场肃杀压抑，几乎感觉不到任何属于节日的温度。而那些中共统战部门发给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所谓“贺信”，更像是政治批判和栽赃公文。
随着杨发明阿訇一路成长为中共伊斯兰教协会的会长，拥有越来越明显的“官衔”之后，这种气氛更是被推向极致。每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或各种严肃场合时，他总是一脸肃穆，白帽笔挺而醒目，站在两千多万中国穆斯林的上方，他的开场往往是从自我泼粪开始，以谄媚表忠收尾。那一套套话术。一个个不伦不类的新词，配合着他专门练给权力看的“七伤拳”，字字句句都把中国穆斯林敲击到五脏六腑移位。
中共的伊斯兰教协会和其他四个宗教协会都是奇特的存在，那里边的工作人员更是奇葩中的奇葩，他们全都自诩为官员，有级有品的官员，于是这几个宗教的协会比大多数行政单位更官场更官僚。可在中共眼里，他们属于参公事业编，说白了啥也不是。当遇到党交代让他们对自己的信众时干脏活时，他们会自觉站位于中共官员的视角，先是用权威恐吓，实在不成就用教条诅咒。对于中共伊斯兰教协会的大大小小“类官员”而言，中国穆斯林既是他们向上攀爬的梯子，又是他们始终无法摆脱的“身份负担”。他们既依赖这个群体，又隐隐厌恶这个群体；既靠“代表穆斯林”获得位置，又拼命通过不断切割自身来证明自己“足够安全”。可他们也清楚，离开了穆斯林身份，他们在中共那里其实一文不值；可保留这个身份，他们又必须不断向权力证明，自己愿意亲手拆解自己的信仰、文化与群体。
看到新闻通稿里那些极其拧巴、令人窒息的讲话，那些所谓“宗教中国化”的表达，越来越像是在要求人们把信仰让位于权力，把教门降格为政治口号的附属品。那些荒诞而别扭的句子：一边顶着“伊斯兰”的名字，一边不断强调对世俗权力的绝对服从；一边口中念着信仰，一边又不得不反复表态“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最后连说话的人自己，脸上都只剩下一种无法掩饰的尴尬与疲惫。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与其这样强行把“伊斯兰”与“对权力绝对忠诚”硬缝在一起，不如让杨会长带领全国伊协大大小小“类干部”们，干脆另起炉灶，创立一个新的“宗教”算了。教义只有一条——对习近平忠诚。至少那样还诚实一些，也不至于把一句句本该属于信仰的话，硬生生扭曲成这种令人哭笑不得、前撕后裂的表述。创立一个宗教，专门干一件事：向权力效忠。也好过如今这种既不伦不类、又里外不是人的状态；好过这种脸上挂着尴尬与疲惫、嘴里却不得不继续高喊口号的表情；更好过一边被普通穆斯林咒骂，一边又永远无法真正获得权力信任的处境。
这些小丑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埋汰、扭曲甚至带坏中国两千多万穆斯林原本朴素而真实的信仰生活。因为真正的伊斯兰，从来不是用来侍奉权力的；真正的信仰，也从来不该被训练成一种政治表演。
安拉应答了我的祈祷：告别故土、完成精神希吉拉的迁徙感悟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8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安拉应答了我的祈祷：告别故土、完成精神希吉拉的迁徙感悟
摘要：
“离开熟悉的一切，踏上未知的土地，只为守住向安拉跪拜的自由。”作者深情记录自己经历重重险阻完成跨国迁徙的心路历程，将地理上的流亡转化为信仰上的“希吉拉”，展现穆斯林在面对精神窒息时决然追寻光明与自由的坚定信念。
安拉啊，您应答了我的祈祷。
我完成了迁徙，离开熟悉的一切，踏上通往未知的道路，流亡在遥远的异国他乡。
安拉啊，您应答了我的祈祷。
您让我与那些为真理奋斗的人们站在一起；您让我有勇气，向这个世界说出中共恶魔的真相，让我不再沉默，不再继续活在恐惧与伪装之中。
安拉啊，
您改造了我，让我一点点看清自己，也明白这个世界。是您把教门重新注入我的心里，是您让我重新认识伊斯兰，是您让我在彻底破碎之后，第一次真正明白什么是信仰、什么是敬畏、什么是归依。
安拉啊，
我一无所有；
可我又拥有所有，因为我拥有您。
安拉啊，求您佑助我。
纯洁我的信仰，擦亮我的双眼，用教门的知识填补我内心所有的空白。不要让我迷失在仇恨、愤怒与自我之中，不要让我在黑暗里忘记光明。
安拉啊，
求您让一切繁难变得容易；
求您不要给我无法承受的考验。
当我软弱时，请不要丢下我；当我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时，请让我的心仍然能够安静地记念您。
安拉啊，
我期盼您继续改造我，不要让我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偏离。让我在孤独时仍然坚定，在被误解时仍然善良，在遭受伤害时仍不失去对您的依靠。
安拉啊，
我只能向您求助。因为我越来越明白，人会离开，人会误解，人会背叛，人会软弱；只有您不会。
安拉啊，
求您怜悯那些已经离开尘世的亲人：我的父亲、爷爷奶奶、外爷外婆，以及所有归信您的穆斯林。求您宽恕他们，升高他们的品级，让他们在您的慈悯之下得享安宁。
安拉啊，
求您佑助巴勒斯坦人、罗兴亚人、维吾尔人，以及全世界正在战争、压迫与苦难中经受考验的穆斯林。求您护佑中国穆斯林，保护每一个因信仰而遭受迫害、恐吓与压制的穆斯林。求您让那些失去家园的人得到归宿，让那些活在恐惧中的人重新获得安宁，让那些在黑暗中哭泣的人，重新看见希望。
安拉啊，
在这个阿拉法日，我因向您祈祷而哭泣，也因向您祈求而感到幸福。因为我知道，哪怕这个世界充满黑暗、背叛与压迫，只要我还能向您抬起双手，我就不会被真正击垮。
安拉啊，
求您让我继续为主道而奋斗。求您遮盖我的丑恶，原谅我的过错，为我阻挡那些明显与暗中的伤害。不要让我在名利、愤怒和自我满足中迷失，不要让我高估自己而骄傲自满。
安拉啊，
求您赐予我养活自己与家人的能力。求您让我把这遥远国度里的难民社区建设好，让它成为漂泊穆斯林们温暖的家，让那些孤独、恐惧、无助的人，在这里仍能感受到信仰的光。
安拉啊，
如果我软弱，请扶持我；
如果我迷失，请引导我；
如果我骄傲，请让我看见自己的渺小；
如果我陷入黑暗，请不要让我的心远离您。
安拉啊，
我经历过黑暗，所以才更加坚信光明；
我看见过丑恶，所以才更加明白善良的珍贵。
安拉啊，
求您让我的终点，落在正道、光明与您的喜悦之中。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安拉应答了我的祈祷：告别故土、完成精神希吉拉的迁徙感悟
摘要：
“离开熟悉的一切，踏上未知的土地，只为守住向安拉跪拜的自由。”作者深情记录自己经历重重险阻完成跨国迁徙的心路历程，将地理上的流亡转化为信仰上的“希吉拉”，展现穆斯林在面对精神窒息时决然追寻光明与自由的坚定信念。
安拉啊，您应答了我的祈祷。
我完成了迁徙，离开熟悉的一切，踏上通往未知的道路，流亡在遥远的异国他乡。
安拉啊，您应答了我的祈祷。
您让我与那些为真理奋斗的人们站在一起；您让我有勇气，向这个世界说出中共恶魔的真相，让我不再沉默，不再继续活在恐惧与伪装之中。
安拉啊，
您改造了我，让我一点点看清自己，也明白这个世界。是您把教门重新注入我的心里，是您让我重新认识伊斯兰，是您让我在彻底破碎之后，第一次真正明白什么是信仰、什么是敬畏、什么是归依。
安拉啊，
我一无所有；
可我又拥有所有，因为我拥有您。
安拉啊，求您佑助我。
纯洁我的信仰，擦亮我的双眼，用教门的知识填补我内心所有的空白。不要让我迷失在仇恨、愤怒与自我之中，不要让我在黑暗里忘记光明。
安拉啊，
求您让一切繁难变得容易；
求您不要给我无法承受的考验。
当我软弱时，请不要丢下我；当我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时，请让我的心仍然能够安静地记念您。
安拉啊，
我期盼您继续改造我，不要让我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偏离。让我在孤独时仍然坚定，在被误解时仍然善良，在遭受伤害时仍不失去对您的依靠。
安拉啊，
我只能向您求助。因为我越来越明白，人会离开，人会误解，人会背叛，人会软弱；只有您不会。
安拉啊，
求您怜悯那些已经离开尘世的亲人：我的父亲、爷爷奶奶、外爷外婆，以及所有归信您的穆斯林。求您宽恕他们，升高他们的品级，让他们在您的慈悯之下得享安宁。
安拉啊，
求您佑助巴勒斯坦人、罗兴亚人、维吾尔人，以及全世界正在战争、压迫与苦难中经受考验的穆斯林。求您护佑中国穆斯林，保护每一个因信仰而遭受迫害、恐吓与压制的穆斯林。求您让那些失去家园的人得到归宿，让那些活在恐惧中的人重新获得安宁，让那些在黑暗中哭泣的人，重新看见希望。
安拉啊，
在这个阿拉法日，我因向您祈祷而哭泣，也因向您祈求而感到幸福。因为我知道，哪怕这个世界充满黑暗、背叛与压迫，只要我还能向您抬起双手，我就不会被真正击垮。
安拉啊，
求您让我继续为主道而奋斗。求您遮盖我的丑恶，原谅我的过错，为我阻挡那些明显与暗中的伤害。不要让我在名利、愤怒和自我满足中迷失，不要让我高估自己而骄傲自满。
安拉啊，
求您赐予我养活自己与家人的能力。求您让我把这遥远国度里的难民社区建设好，让它成为漂泊穆斯林们温暖的家，让那些孤独、恐惧、无助的人，在这里仍能感受到信仰的光。
安拉啊，
如果我软弱，请扶持我；
如果我迷失，请引导我；
如果我骄傲，请让我看见自己的渺小；
如果我陷入黑暗，请不要让我的心远离您。
安拉啊，
我经历过黑暗，所以才更加坚信光明；
我看见过丑恶，所以才更加明白善良的珍贵。
安拉啊，
求您让我的终点，落在正道、光明与您的喜悦之中。 查看全部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安拉应答了我的祈祷：告别故土、完成精神希吉拉的迁徙感悟
摘要：
“离开熟悉的一切，踏上未知的土地，只为守住向安拉跪拜的自由。”作者深情记录自己经历重重险阻完成跨国迁徙的心路历程，将地理上的流亡转化为信仰上的“希吉拉”，展现穆斯林在面对精神窒息时决然追寻光明与自由的坚定信念。
安拉啊，您应答了我的祈祷。
我完成了迁徙，离开熟悉的一切，踏上通往未知的道路，流亡在遥远的异国他乡。
安拉啊，您应答了我的祈祷。
您让我与那些为真理奋斗的人们站在一起；您让我有勇气，向这个世界说出中共恶魔的真相，让我不再沉默，不再继续活在恐惧与伪装之中。
安拉啊，
您改造了我，让我一点点看清自己，也明白这个世界。是您把教门重新注入我的心里，是您让我重新认识伊斯兰，是您让我在彻底破碎之后，第一次真正明白什么是信仰、什么是敬畏、什么是归依。
安拉啊，
我一无所有；
可我又拥有所有，因为我拥有您。
安拉啊，求您佑助我。
纯洁我的信仰，擦亮我的双眼，用教门的知识填补我内心所有的空白。不要让我迷失在仇恨、愤怒与自我之中，不要让我在黑暗里忘记光明。
安拉啊，
求您让一切繁难变得容易；
求您不要给我无法承受的考验。
当我软弱时，请不要丢下我；当我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时，请让我的心仍然能够安静地记念您。
安拉啊，
我期盼您继续改造我，不要让我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偏离。让我在孤独时仍然坚定，在被误解时仍然善良，在遭受伤害时仍不失去对您的依靠。
安拉啊，
我只能向您求助。因为我越来越明白，人会离开，人会误解，人会背叛，人会软弱；只有您不会。
安拉啊，
求您怜悯那些已经离开尘世的亲人：我的父亲、爷爷奶奶、外爷外婆，以及所有归信您的穆斯林。求您宽恕他们，升高他们的品级，让他们在您的慈悯之下得享安宁。
安拉啊，
求您佑助巴勒斯坦人、罗兴亚人、维吾尔人，以及全世界正在战争、压迫与苦难中经受考验的穆斯林。求您护佑中国穆斯林，保护每一个因信仰而遭受迫害、恐吓与压制的穆斯林。求您让那些失去家园的人得到归宿，让那些活在恐惧中的人重新获得安宁，让那些在黑暗中哭泣的人，重新看见希望。
安拉啊，
在这个阿拉法日，我因向您祈祷而哭泣，也因向您祈求而感到幸福。因为我知道，哪怕这个世界充满黑暗、背叛与压迫，只要我还能向您抬起双手，我就不会被真正击垮。
安拉啊，
求您让我继续为主道而奋斗。求您遮盖我的丑恶，原谅我的过错，为我阻挡那些明显与暗中的伤害。不要让我在名利、愤怒和自我满足中迷失，不要让我高估自己而骄傲自满。
安拉啊，
求您赐予我养活自己与家人的能力。求您让我把这遥远国度里的难民社区建设好，让它成为漂泊穆斯林们温暖的家，让那些孤独、恐惧、无助的人，在这里仍能感受到信仰的光。
安拉啊，
如果我软弱，请扶持我；
如果我迷失，请引导我；
如果我骄傲，请让我看见自己的渺小；
如果我陷入黑暗，请不要让我的心远离您。
安拉啊，
我经历过黑暗，所以才更加坚信光明；
我看见过丑恶，所以才更加明白善良的珍贵。
安拉啊，
求您让我的终点，落在正道、光明与您的喜悦之中。
作者：马瑞林
安拉应答了我的祈祷：告别故土、完成精神希吉拉的迁徙感悟
摘要：
“离开熟悉的一切，踏上未知的土地，只为守住向安拉跪拜的自由。”作者深情记录自己经历重重险阻完成跨国迁徙的心路历程，将地理上的流亡转化为信仰上的“希吉拉”，展现穆斯林在面对精神窒息时决然追寻光明与自由的坚定信念。
安拉啊，您应答了我的祈祷。
我完成了迁徙，离开熟悉的一切，踏上通往未知的道路，流亡在遥远的异国他乡。
安拉啊，您应答了我的祈祷。
您让我与那些为真理奋斗的人们站在一起；您让我有勇气，向这个世界说出中共恶魔的真相，让我不再沉默，不再继续活在恐惧与伪装之中。
安拉啊，
您改造了我，让我一点点看清自己，也明白这个世界。是您把教门重新注入我的心里，是您让我重新认识伊斯兰，是您让我在彻底破碎之后，第一次真正明白什么是信仰、什么是敬畏、什么是归依。
安拉啊，
我一无所有；
可我又拥有所有，因为我拥有您。
安拉啊，求您佑助我。
纯洁我的信仰，擦亮我的双眼，用教门的知识填补我内心所有的空白。不要让我迷失在仇恨、愤怒与自我之中，不要让我在黑暗里忘记光明。
安拉啊，
求您让一切繁难变得容易；
求您不要给我无法承受的考验。
当我软弱时，请不要丢下我；当我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时，请让我的心仍然能够安静地记念您。
安拉啊，
我期盼您继续改造我，不要让我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偏离。让我在孤独时仍然坚定，在被误解时仍然善良，在遭受伤害时仍不失去对您的依靠。
安拉啊，
我只能向您求助。因为我越来越明白，人会离开，人会误解，人会背叛，人会软弱；只有您不会。
安拉啊，
求您怜悯那些已经离开尘世的亲人：我的父亲、爷爷奶奶、外爷外婆，以及所有归信您的穆斯林。求您宽恕他们，升高他们的品级，让他们在您的慈悯之下得享安宁。
安拉啊，
求您佑助巴勒斯坦人、罗兴亚人、维吾尔人，以及全世界正在战争、压迫与苦难中经受考验的穆斯林。求您护佑中国穆斯林，保护每一个因信仰而遭受迫害、恐吓与压制的穆斯林。求您让那些失去家园的人得到归宿，让那些活在恐惧中的人重新获得安宁，让那些在黑暗中哭泣的人，重新看见希望。
安拉啊，
在这个阿拉法日，我因向您祈祷而哭泣，也因向您祈求而感到幸福。因为我知道，哪怕这个世界充满黑暗、背叛与压迫，只要我还能向您抬起双手，我就不会被真正击垮。
安拉啊，
求您让我继续为主道而奋斗。求您遮盖我的丑恶，原谅我的过错，为我阻挡那些明显与暗中的伤害。不要让我在名利、愤怒和自我满足中迷失，不要让我高估自己而骄傲自满。
安拉啊，
求您赐予我养活自己与家人的能力。求您让我把这遥远国度里的难民社区建设好，让它成为漂泊穆斯林们温暖的家，让那些孤独、恐惧、无助的人，在这里仍能感受到信仰的光。
安拉啊，
如果我软弱，请扶持我；
如果我迷失，请引导我；
如果我骄傲，请让我看见自己的渺小；
如果我陷入黑暗，请不要让我的心远离您。
安拉啊，
我经历过黑暗，所以才更加坚信光明；
我看见过丑恶，所以才更加明白善良的珍贵。
安拉啊，
求您让我的终点，落在正道、光明与您的喜悦之中。
汉服狂欢与文化独尊：传统服饰复兴表象下的狭隘政治隐喻与反思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9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汉服狂欢与文化独尊：传统服饰复兴表象下的狭隘政治隐喻与反思
摘要：
服饰本是人类审美的自然表达，但近年来被官方与极端民粹高度政治化的汉服热，却夹杂着强烈的文化独尊与排外冲动。本文在肯定传统服饰美感的同时，警惕其背后潜藏的大汉族主义意识形态，强调真正的文化自信在于包容与万紫千红。
并不是说今天的汉服不好看，也不是说传统服饰没有美感。事实上，很多经过现代改良的汉服确实很漂亮，拍照好看，视频出片，走在古城景区里仙气飘飘，放在短视频平台上点赞无数。
问题在于，当一些人开始把它上升到“民族复兴”“文化回归”“血脉觉醒”的高度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反而没人回答得出来：究竟恢复哪一种传统服饰？秦汉？魏晋？盛唐？两宋？明制？还是恢复清朝以前的一切？
如果唐朝算传统，那么宋朝算不算背离传统？如果明朝算传统，那么唐朝又算不算异端？如果所有朝代都算传统，那么所谓“恢复传统”究竟恢复的是什么？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服饰从来没有停止过变化。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时候，已经在引入外来元素；盛唐服饰里有大量西域风格；元代、明代、清代又各有各的特点。中国人穿什么，从来都是跟着时代走，而不是跟着祖宗走。
唐人觉得自己穿的是时尚，不会觉得自己在穿“传统服饰”；宋人也不会每天照着汉代画像给自己搭配衣服；明朝人更不会觉得自己应该穿回唐装才算文化自信。
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认为自己穿的是现代服饰。服饰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不断淘汰过去、创造当下的历史。
今天的人觉得唐装好看，唐朝人可能觉得那是最新潮流；明朝人觉得自己的衣服体面庄重，也不会认为自己在扮演古人。
说白了，人类在服饰上的审美规律其实很简单：永远是以当下为美，以过去为旧。这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全世界。
问题在于，日本、韩国以及许多中东国家，虽然服饰也发生过变化，但传统服饰从未彻底退出日常生活。今天的日本仍有人穿和服参加节庆和重要场合；韩国的韩服依然有现实生活场景；阿拉伯长袍至今仍是很多人的日常着装。因此这些服饰并没有真正断代。人们每天都能看见，自然不会觉得突兀。
可中国不一样。过去一百多年里，中国人的服饰经历了近乎断裂式的变化。长袍马褂退出历史舞台，旗袍与中山装兴起；后来全国满街军绿色和蓝灰色；改革开放后又迅速全面西化，牛仔裤、T恤、西装成为主流。几代人下来，中国人的审美体系、生活方式和身体习惯早已完成重构。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喜欢看汉服，却不喜欢穿汉服。喜欢别人穿，自己不穿；喜欢拍照穿，不喜欢上班穿；喜欢节庆穿，不喜欢买菜穿；喜欢在景区穿，不喜欢坐地铁穿。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传统服饰已经不是生活方式，而是表演道具。
它首先是一种文化符号，然后才是一件衣服。
所以今天很多所谓“传统服饰复兴”，复兴的其实并不是传统，而是现代人对于传统的想象。因为很多今天流行的汉服，本身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复原。有的领口像唐代，有的袖子像宋代，有的下摆像明代，再加一点现代剪裁、现代面料和现代审美，最后变成一种混合型产物。说得直白一点：很多所谓“汉服”，更像是历史元素的拼盘。这本来没什么问题。文化本来就允许创新。
真正荒唐的地方在于，当一种现代人重新创造出来的文化产品，被包装成唯一正确的“传统”，甚至进一步被赋予民族主义意义的时候，事情就开始变味了。
因为连创造它的人都说不清它究竟属于哪个时代，却开始要求别人接受它代表“中华传统”。
更荒唐的是，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自己平时穿着西装、运动鞋、牛仔裤，却热衷于让别人穿所谓传统服饰。
尤其当这种符号开始被强加到维吾尔人、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儿童身上的时候，那种荒诞感就达到顶峰。孩子们被穿上所谓“中华传统服饰”，站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可这些服饰既不是他们祖先的服饰，也不是今天中国人的日常服饰。它们更像一种政治戏服。这些孩子不是在展示文化，而是在完成一种身份表演。他们被要求通过服装告诉所有人：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应该成为谁。
于是最讽刺的一幕出现了。一个连自己都早已不穿传统服饰的社会，却开始热衷于让别人穿上它；一个连传统究竟是什么都说不清楚的群体，却开始替别人定义传统；一个早已完成现代化服饰转换的民族，却试图通过舞台表演向世界证明自己仍然活在古代。
真正的文化传承从来不是这样。真正的文化是活着的，是自然延续的，是人们愿意穿、愿意说、愿意相信、愿意代代相传的东西。
而不是从博物馆里翻出几张古画，从历史书里抄出几个元素，再经过现代设计重新缝制之后，披到别人身上，然后告诉全世界：
这就是传统。
如果文化需要靠行政命令去推广，需要靠政治力量去塑造，需要靠孩子们穿着戏服去证明它的存在，那么它所暴露出来的往往不是文化自信，而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焦虑。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汉服狂欢与文化独尊：传统服饰复兴表象下的狭隘政治隐喻与反思
摘要：
服饰本是人类审美的自然表达，但近年来被官方与极端民粹高度政治化的汉服热，却夹杂着强烈的文化独尊与排外冲动。本文在肯定传统服饰美感的同时，警惕其背后潜藏的大汉族主义意识形态，强调真正的文化自信在于包容与万紫千红。
并不是说今天的汉服不好看，也不是说传统服饰没有美感。事实上，很多经过现代改良的汉服确实很漂亮，拍照好看，视频出片，走在古城景区里仙气飘飘，放在短视频平台上点赞无数。
问题在于，当一些人开始把它上升到“民族复兴”“文化回归”“血脉觉醒”的高度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反而没人回答得出来：究竟恢复哪一种传统服饰？秦汉？魏晋？盛唐？两宋？明制？还是恢复清朝以前的一切？
如果唐朝算传统，那么宋朝算不算背离传统？如果明朝算传统，那么唐朝又算不算异端？如果所有朝代都算传统，那么所谓“恢复传统”究竟恢复的是什么？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服饰从来没有停止过变化。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时候，已经在引入外来元素；盛唐服饰里有大量西域风格；元代、明代、清代又各有各的特点。中国人穿什么，从来都是跟着时代走，而不是跟着祖宗走。
唐人觉得自己穿的是时尚，不会觉得自己在穿“传统服饰”；宋人也不会每天照着汉代画像给自己搭配衣服；明朝人更不会觉得自己应该穿回唐装才算文化自信。
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认为自己穿的是现代服饰。服饰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不断淘汰过去、创造当下的历史。
今天的人觉得唐装好看，唐朝人可能觉得那是最新潮流；明朝人觉得自己的衣服体面庄重，也不会认为自己在扮演古人。
说白了，人类在服饰上的审美规律其实很简单：永远是以当下为美，以过去为旧。这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全世界。
问题在于，日本、韩国以及许多中东国家，虽然服饰也发生过变化，但传统服饰从未彻底退出日常生活。今天的日本仍有人穿和服参加节庆和重要场合；韩国的韩服依然有现实生活场景；阿拉伯长袍至今仍是很多人的日常着装。因此这些服饰并没有真正断代。人们每天都能看见，自然不会觉得突兀。
可中国不一样。过去一百多年里，中国人的服饰经历了近乎断裂式的变化。长袍马褂退出历史舞台，旗袍与中山装兴起；后来全国满街军绿色和蓝灰色；改革开放后又迅速全面西化，牛仔裤、T恤、西装成为主流。几代人下来，中国人的审美体系、生活方式和身体习惯早已完成重构。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喜欢看汉服，却不喜欢穿汉服。喜欢别人穿，自己不穿；喜欢拍照穿，不喜欢上班穿；喜欢节庆穿，不喜欢买菜穿；喜欢在景区穿，不喜欢坐地铁穿。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传统服饰已经不是生活方式，而是表演道具。
它首先是一种文化符号，然后才是一件衣服。
所以今天很多所谓“传统服饰复兴”，复兴的其实并不是传统，而是现代人对于传统的想象。因为很多今天流行的汉服，本身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复原。有的领口像唐代，有的袖子像宋代，有的下摆像明代，再加一点现代剪裁、现代面料和现代审美，最后变成一种混合型产物。说得直白一点：很多所谓“汉服”，更像是历史元素的拼盘。这本来没什么问题。文化本来就允许创新。
真正荒唐的地方在于，当一种现代人重新创造出来的文化产品，被包装成唯一正确的“传统”，甚至进一步被赋予民族主义意义的时候，事情就开始变味了。
因为连创造它的人都说不清它究竟属于哪个时代，却开始要求别人接受它代表“中华传统”。
更荒唐的是，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自己平时穿着西装、运动鞋、牛仔裤，却热衷于让别人穿所谓传统服饰。
尤其当这种符号开始被强加到维吾尔人、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儿童身上的时候，那种荒诞感就达到顶峰。孩子们被穿上所谓“中华传统服饰”，站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可这些服饰既不是他们祖先的服饰，也不是今天中国人的日常服饰。它们更像一种政治戏服。这些孩子不是在展示文化，而是在完成一种身份表演。他们被要求通过服装告诉所有人：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应该成为谁。
于是最讽刺的一幕出现了。一个连自己都早已不穿传统服饰的社会，却开始热衷于让别人穿上它；一个连传统究竟是什么都说不清楚的群体，却开始替别人定义传统；一个早已完成现代化服饰转换的民族，却试图通过舞台表演向世界证明自己仍然活在古代。
真正的文化传承从来不是这样。真正的文化是活着的，是自然延续的，是人们愿意穿、愿意说、愿意相信、愿意代代相传的东西。
而不是从博物馆里翻出几张古画，从历史书里抄出几个元素，再经过现代设计重新缝制之后，披到别人身上，然后告诉全世界：
这就是传统。
如果文化需要靠行政命令去推广，需要靠政治力量去塑造，需要靠孩子们穿着戏服去证明它的存在，那么它所暴露出来的往往不是文化自信，而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焦虑。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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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汉服狂欢与文化独尊：传统服饰复兴表象下的狭隘政治隐喻与反思
摘要：
服饰本是人类审美的自然表达，但近年来被官方与极端民粹高度政治化的汉服热，却夹杂着强烈的文化独尊与排外冲动。本文在肯定传统服饰美感的同时，警惕其背后潜藏的大汉族主义意识形态，强调真正的文化自信在于包容与万紫千红。
并不是说今天的汉服不好看，也不是说传统服饰没有美感。事实上，很多经过现代改良的汉服确实很漂亮，拍照好看，视频出片，走在古城景区里仙气飘飘，放在短视频平台上点赞无数。
问题在于，当一些人开始把它上升到“民族复兴”“文化回归”“血脉觉醒”的高度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反而没人回答得出来：究竟恢复哪一种传统服饰？秦汉？魏晋？盛唐？两宋？明制？还是恢复清朝以前的一切？
如果唐朝算传统，那么宋朝算不算背离传统？如果明朝算传统，那么唐朝又算不算异端？如果所有朝代都算传统，那么所谓“恢复传统”究竟恢复的是什么？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服饰从来没有停止过变化。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时候，已经在引入外来元素；盛唐服饰里有大量西域风格；元代、明代、清代又各有各的特点。中国人穿什么，从来都是跟着时代走，而不是跟着祖宗走。
唐人觉得自己穿的是时尚，不会觉得自己在穿“传统服饰”；宋人也不会每天照着汉代画像给自己搭配衣服；明朝人更不会觉得自己应该穿回唐装才算文化自信。
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认为自己穿的是现代服饰。服饰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不断淘汰过去、创造当下的历史。
今天的人觉得唐装好看，唐朝人可能觉得那是最新潮流；明朝人觉得自己的衣服体面庄重，也不会认为自己在扮演古人。
说白了，人类在服饰上的审美规律其实很简单：永远是以当下为美，以过去为旧。这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全世界。
问题在于，日本、韩国以及许多中东国家，虽然服饰也发生过变化，但传统服饰从未彻底退出日常生活。今天的日本仍有人穿和服参加节庆和重要场合；韩国的韩服依然有现实生活场景；阿拉伯长袍至今仍是很多人的日常着装。因此这些服饰并没有真正断代。人们每天都能看见，自然不会觉得突兀。
可中国不一样。过去一百多年里，中国人的服饰经历了近乎断裂式的变化。长袍马褂退出历史舞台，旗袍与中山装兴起；后来全国满街军绿色和蓝灰色；改革开放后又迅速全面西化，牛仔裤、T恤、西装成为主流。几代人下来，中国人的审美体系、生活方式和身体习惯早已完成重构。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喜欢看汉服，却不喜欢穿汉服。喜欢别人穿，自己不穿；喜欢拍照穿，不喜欢上班穿；喜欢节庆穿，不喜欢买菜穿；喜欢在景区穿，不喜欢坐地铁穿。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传统服饰已经不是生活方式，而是表演道具。
它首先是一种文化符号，然后才是一件衣服。
所以今天很多所谓“传统服饰复兴”，复兴的其实并不是传统，而是现代人对于传统的想象。因为很多今天流行的汉服，本身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复原。有的领口像唐代，有的袖子像宋代，有的下摆像明代，再加一点现代剪裁、现代面料和现代审美，最后变成一种混合型产物。说得直白一点：很多所谓“汉服”，更像是历史元素的拼盘。这本来没什么问题。文化本来就允许创新。
真正荒唐的地方在于，当一种现代人重新创造出来的文化产品，被包装成唯一正确的“传统”，甚至进一步被赋予民族主义意义的时候，事情就开始变味了。
因为连创造它的人都说不清它究竟属于哪个时代，却开始要求别人接受它代表“中华传统”。
更荒唐的是，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自己平时穿着西装、运动鞋、牛仔裤，却热衷于让别人穿所谓传统服饰。
尤其当这种符号开始被强加到维吾尔人、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儿童身上的时候，那种荒诞感就达到顶峰。孩子们被穿上所谓“中华传统服饰”，站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可这些服饰既不是他们祖先的服饰，也不是今天中国人的日常服饰。它们更像一种政治戏服。这些孩子不是在展示文化，而是在完成一种身份表演。他们被要求通过服装告诉所有人：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应该成为谁。
于是最讽刺的一幕出现了。一个连自己都早已不穿传统服饰的社会，却开始热衷于让别人穿上它；一个连传统究竟是什么都说不清楚的群体，却开始替别人定义传统；一个早已完成现代化服饰转换的民族，却试图通过舞台表演向世界证明自己仍然活在古代。
真正的文化传承从来不是这样。真正的文化是活着的，是自然延续的，是人们愿意穿、愿意说、愿意相信、愿意代代相传的东西。
而不是从博物馆里翻出几张古画，从历史书里抄出几个元素，再经过现代设计重新缝制之后，披到别人身上，然后告诉全世界：
这就是传统。
如果文化需要靠行政命令去推广，需要靠政治力量去塑造，需要靠孩子们穿着戏服去证明它的存在，那么它所暴露出来的往往不是文化自信，而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焦虑。
作者：马瑞林
汉服狂欢与文化独尊：传统服饰复兴表象下的狭隘政治隐喻与反思
摘要：
服饰本是人类审美的自然表达，但近年来被官方与极端民粹高度政治化的汉服热，却夹杂着强烈的文化独尊与排外冲动。本文在肯定传统服饰美感的同时，警惕其背后潜藏的大汉族主义意识形态，强调真正的文化自信在于包容与万紫千红。
并不是说今天的汉服不好看，也不是说传统服饰没有美感。事实上，很多经过现代改良的汉服确实很漂亮，拍照好看，视频出片，走在古城景区里仙气飘飘，放在短视频平台上点赞无数。
问题在于，当一些人开始把它上升到“民族复兴”“文化回归”“血脉觉醒”的高度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反而没人回答得出来：究竟恢复哪一种传统服饰？秦汉？魏晋？盛唐？两宋？明制？还是恢复清朝以前的一切？
如果唐朝算传统，那么宋朝算不算背离传统？如果明朝算传统，那么唐朝又算不算异端？如果所有朝代都算传统，那么所谓“恢复传统”究竟恢复的是什么？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服饰从来没有停止过变化。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时候，已经在引入外来元素；盛唐服饰里有大量西域风格；元代、明代、清代又各有各的特点。中国人穿什么，从来都是跟着时代走，而不是跟着祖宗走。
唐人觉得自己穿的是时尚，不会觉得自己在穿“传统服饰”；宋人也不会每天照着汉代画像给自己搭配衣服；明朝人更不会觉得自己应该穿回唐装才算文化自信。
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认为自己穿的是现代服饰。服饰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不断淘汰过去、创造当下的历史。
今天的人觉得唐装好看，唐朝人可能觉得那是最新潮流；明朝人觉得自己的衣服体面庄重，也不会认为自己在扮演古人。
说白了，人类在服饰上的审美规律其实很简单：永远是以当下为美，以过去为旧。这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全世界。
问题在于，日本、韩国以及许多中东国家，虽然服饰也发生过变化，但传统服饰从未彻底退出日常生活。今天的日本仍有人穿和服参加节庆和重要场合；韩国的韩服依然有现实生活场景；阿拉伯长袍至今仍是很多人的日常着装。因此这些服饰并没有真正断代。人们每天都能看见，自然不会觉得突兀。
可中国不一样。过去一百多年里，中国人的服饰经历了近乎断裂式的变化。长袍马褂退出历史舞台，旗袍与中山装兴起；后来全国满街军绿色和蓝灰色；改革开放后又迅速全面西化，牛仔裤、T恤、西装成为主流。几代人下来，中国人的审美体系、生活方式和身体习惯早已完成重构。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喜欢看汉服，却不喜欢穿汉服。喜欢别人穿，自己不穿；喜欢拍照穿，不喜欢上班穿；喜欢节庆穿，不喜欢买菜穿；喜欢在景区穿，不喜欢坐地铁穿。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传统服饰已经不是生活方式，而是表演道具。
它首先是一种文化符号，然后才是一件衣服。
所以今天很多所谓“传统服饰复兴”，复兴的其实并不是传统，而是现代人对于传统的想象。因为很多今天流行的汉服，本身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复原。有的领口像唐代，有的袖子像宋代，有的下摆像明代，再加一点现代剪裁、现代面料和现代审美，最后变成一种混合型产物。说得直白一点：很多所谓“汉服”，更像是历史元素的拼盘。这本来没什么问题。文化本来就允许创新。
真正荒唐的地方在于，当一种现代人重新创造出来的文化产品，被包装成唯一正确的“传统”，甚至进一步被赋予民族主义意义的时候，事情就开始变味了。
因为连创造它的人都说不清它究竟属于哪个时代，却开始要求别人接受它代表“中华传统”。
更荒唐的是，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自己平时穿着西装、运动鞋、牛仔裤，却热衷于让别人穿所谓传统服饰。
尤其当这种符号开始被强加到维吾尔人、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儿童身上的时候，那种荒诞感就达到顶峰。孩子们被穿上所谓“中华传统服饰”，站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可这些服饰既不是他们祖先的服饰，也不是今天中国人的日常服饰。它们更像一种政治戏服。这些孩子不是在展示文化，而是在完成一种身份表演。他们被要求通过服装告诉所有人：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应该成为谁。
于是最讽刺的一幕出现了。一个连自己都早已不穿传统服饰的社会，却开始热衷于让别人穿上它；一个连传统究竟是什么都说不清楚的群体，却开始替别人定义传统；一个早已完成现代化服饰转换的民族，却试图通过舞台表演向世界证明自己仍然活在古代。
真正的文化传承从来不是这样。真正的文化是活着的，是自然延续的，是人们愿意穿、愿意说、愿意相信、愿意代代相传的东西。
而不是从博物馆里翻出几张古画，从历史书里抄出几个元素，再经过现代设计重新缝制之后，披到别人身上，然后告诉全世界：
这就是传统。
如果文化需要靠行政命令去推广，需要靠政治力量去塑造，需要靠孩子们穿着戏服去证明它的存在，那么它所暴露出来的往往不是文化自信，而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焦虑。
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权力交接真空与极权统治必然面临的内部裂变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6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权力交接真空与极权统治必然面临的内部裂变
摘要：
终身制独裁彻底摧毁了接班人机制，使最高权力的传承演变成悬在全社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本文结合古今中外专制政权覆灭史，论述独裁政权在权力暮年无可避免的信任崩塌与内部倾轧，为观察中国政治未来走向提供敏锐视角。
纵观人类历史，战争未必是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经济危机未必是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甚至民众的不满和国际制裁，也未必是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对于绝大多数独裁者而言，真正决定其命运的，往往是权力交接。
许多独裁者能够夺取权力，却未必能够安全地交出权力；能够统治国家几十年，却无法解决自己离开之后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几千年的政治史，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关于权力继承的历史。
因为权力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外部敌人，而是继承者。
古代帝王对此看得极其透彻。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最担心的不是匈奴，而是帝国如何传承；汉武帝晚年最大的精力放在太子问题上；唐太宗、康熙、雍正莫不如此。许多皇帝晚年最大的焦虑，不是疆域，不是财政，而是谁来接班。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死后最有能力推翻自己政治遗产的人，往往不是敌国，而是下一任统治者。
历史上弑父夺权、囚父夺权、兄弟相残的案例比比皆是。奥斯曼帝国长期存在兄弟相杀乃至弑亲继位的传统；莫卧儿帝国的奥朗则布推翻并囚禁自己的父亲沙贾汗；中国历史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以武力重塑继承秩序；朱棣则以“靖难”之名夺取侄子的皇位。这些故事说明了一个残酷事实：即使在血缘体系内部，权力也会腐蚀亲情。然而，尽管如此，纵观古今中外，父传子授依然是相对最安全的权力继承模式。原因并不复杂。儿子继承父亲，不仅继承权力，也继承家族命运。父亲留下的财富、盟友、军队、政治遗产以及历史评价，最终都会落到子孙身上。继承者维护前任的声誉，本质上也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性。
家天下虽然未必高明，却解决了一个核心问题：继承者与被继承者的利益高度一致。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王朝能够延续数代甚至数十代。因为血缘未必能够保证贤明，却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清算前任的动力。
而现代共产主义国家则面临完全不同的问题。它们否定世袭，却又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于是便产生了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继承者拥有与前任几乎同样巨大的权力，却没有与前任绑定的血缘利益。结果便是，切割前任往往成为继承者树立权威最快捷的方式。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下台后，其路线被重新调整；毛泽东死后，“四人帮”迅速垮台；华国锋失势后逐渐被边缘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交接同样如此。
对于新的统治者而言，最容易建立权威的方法，往往就是重新定义前任。推翻部分政策，否定部分路线，清理部分人马，重组整个权力结构。于是，“清算前朝”逐渐成为现代集权体制中的一种惯性。这种不安全感不仅存在于最高统治者身上，也存在于围绕其形成的整个权力集团之中。
古代有一句话叫“一朝天子一朝臣”。许多人把它理解成官场规律，但实际上它揭示的是权力继承最残酷的现实：当新的权力中心形成时，旧权力中心及其附属网络，天然会被视为潜在威胁。因此，权力交接不仅意味着最高统治者的更替，也意味着整个利益结构的重组。
习近平时代将这一规律以一种极其公开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二十大闭幕式上，已经退休十年的前总书记胡锦涛在全世界媒体镜头前被工作人员带离会场。无论外界如何解释这一事件，它都成为中国政治史上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幕。因为它向所有人展示了一个事实：即便是曾经的最高领导人，也未必能够真正脱离后来形成的新权力结构。与此同时，过去十余年间，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形成的大量政治网络、军队系统和官僚体系也经历了深刻重组。从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到孙政才等人的落马，无论官方如何定性，从政治结果来看，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前任时代留下的大量核心力量逐渐退出舞台，而新的权力体系不断建立。
这也是为什么独裁者晚年往往会陷入一种近乎病态的不安全感。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亲手打造的权力机器，一旦交到别人手中，也可能反过来指向自己。从这个角度看，现代集权体制最大的难题，其实从来不是如何获得权力，而是如何安全地离开权力。而这恰恰是共产党体制最脆弱的地方。古代帝王至少还有血缘继承作为最后的安全网。现代独裁者却往往失去了这种保障。对于他们而言，最危险的从来不是反对派，而是接班人；最难预测的从来不是敌人，而是未来。
因此，所有高度集权的统治者最终都会面对同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自己离开了权力中心，谁能够保证自己、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亲信以及自己所建立的一切仍然安全？这个问题，秦始皇没有解决，斯大林没有解决，毛泽东没有解决。直到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独裁体制，也依然没有解决。
如果把问题具体放到习近平身上，那么他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并不是如何继续掌权，而是如何安全地离开权力。他亲手拆毁了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集体领导、隔代指定与任期退出机制，将自己推上了一辆无法减速、更无法下车的单行道。于是乎，习近平离开的唯一渠道是将权力传授给他的子女（包括私生的），除此外，很难不被下一任刨了祖坟，灭了九族。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权力交接真空与极权统治必然面临的内部裂变
摘要：
终身制独裁彻底摧毁了接班人机制，使最高权力的传承演变成悬在全社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本文结合古今中外专制政权覆灭史，论述独裁政权在权力暮年无可避免的信任崩塌与内部倾轧，为观察中国政治未来走向提供敏锐视角。
纵观人类历史，战争未必是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经济危机未必是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甚至民众的不满和国际制裁，也未必是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对于绝大多数独裁者而言，真正决定其命运的，往往是权力交接。
许多独裁者能够夺取权力，却未必能够安全地交出权力；能够统治国家几十年，却无法解决自己离开之后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几千年的政治史，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关于权力继承的历史。
因为权力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外部敌人，而是继承者。
古代帝王对此看得极其透彻。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最担心的不是匈奴，而是帝国如何传承；汉武帝晚年最大的精力放在太子问题上；唐太宗、康熙、雍正莫不如此。许多皇帝晚年最大的焦虑，不是疆域，不是财政，而是谁来接班。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死后最有能力推翻自己政治遗产的人，往往不是敌国，而是下一任统治者。
历史上弑父夺权、囚父夺权、兄弟相残的案例比比皆是。奥斯曼帝国长期存在兄弟相杀乃至弑亲继位的传统；莫卧儿帝国的奥朗则布推翻并囚禁自己的父亲沙贾汗；中国历史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以武力重塑继承秩序；朱棣则以“靖难”之名夺取侄子的皇位。这些故事说明了一个残酷事实：即使在血缘体系内部，权力也会腐蚀亲情。然而，尽管如此，纵观古今中外，父传子授依然是相对最安全的权力继承模式。原因并不复杂。儿子继承父亲，不仅继承权力，也继承家族命运。父亲留下的财富、盟友、军队、政治遗产以及历史评价，最终都会落到子孙身上。继承者维护前任的声誉，本质上也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性。
家天下虽然未必高明，却解决了一个核心问题：继承者与被继承者的利益高度一致。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王朝能够延续数代甚至数十代。因为血缘未必能够保证贤明，却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清算前任的动力。
而现代共产主义国家则面临完全不同的问题。它们否定世袭，却又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于是便产生了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继承者拥有与前任几乎同样巨大的权力，却没有与前任绑定的血缘利益。结果便是，切割前任往往成为继承者树立权威最快捷的方式。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下台后，其路线被重新调整；毛泽东死后，“四人帮”迅速垮台；华国锋失势后逐渐被边缘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交接同样如此。
对于新的统治者而言，最容易建立权威的方法，往往就是重新定义前任。推翻部分政策，否定部分路线，清理部分人马，重组整个权力结构。于是，“清算前朝”逐渐成为现代集权体制中的一种惯性。这种不安全感不仅存在于最高统治者身上，也存在于围绕其形成的整个权力集团之中。
古代有一句话叫“一朝天子一朝臣”。许多人把它理解成官场规律，但实际上它揭示的是权力继承最残酷的现实：当新的权力中心形成时，旧权力中心及其附属网络，天然会被视为潜在威胁。因此，权力交接不仅意味着最高统治者的更替，也意味着整个利益结构的重组。
习近平时代将这一规律以一种极其公开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二十大闭幕式上，已经退休十年的前总书记胡锦涛在全世界媒体镜头前被工作人员带离会场。无论外界如何解释这一事件，它都成为中国政治史上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幕。因为它向所有人展示了一个事实：即便是曾经的最高领导人，也未必能够真正脱离后来形成的新权力结构。与此同时，过去十余年间，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形成的大量政治网络、军队系统和官僚体系也经历了深刻重组。从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到孙政才等人的落马，无论官方如何定性，从政治结果来看，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前任时代留下的大量核心力量逐渐退出舞台，而新的权力体系不断建立。
这也是为什么独裁者晚年往往会陷入一种近乎病态的不安全感。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亲手打造的权力机器，一旦交到别人手中，也可能反过来指向自己。从这个角度看，现代集权体制最大的难题，其实从来不是如何获得权力，而是如何安全地离开权力。而这恰恰是共产党体制最脆弱的地方。古代帝王至少还有血缘继承作为最后的安全网。现代独裁者却往往失去了这种保障。对于他们而言，最危险的从来不是反对派，而是接班人；最难预测的从来不是敌人，而是未来。
因此，所有高度集权的统治者最终都会面对同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自己离开了权力中心，谁能够保证自己、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亲信以及自己所建立的一切仍然安全？这个问题，秦始皇没有解决，斯大林没有解决，毛泽东没有解决。直到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独裁体制，也依然没有解决。
如果把问题具体放到习近平身上，那么他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并不是如何继续掌权，而是如何安全地离开权力。他亲手拆毁了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集体领导、隔代指定与任期退出机制，将自己推上了一辆无法减速、更无法下车的单行道。于是乎，习近平离开的唯一渠道是将权力传授给他的子女（包括私生的），除此外，很难不被下一任刨了祖坟，灭了九族。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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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权力交接真空与极权统治必然面临的内部裂变
摘要：
终身制独裁彻底摧毁了接班人机制，使最高权力的传承演变成悬在全社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本文结合古今中外专制政权覆灭史，论述独裁政权在权力暮年无可避免的信任崩塌与内部倾轧，为观察中国政治未来走向提供敏锐视角。
纵观人类历史，战争未必是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经济危机未必是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甚至民众的不满和国际制裁，也未必是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对于绝大多数独裁者而言，真正决定其命运的，往往是权力交接。
许多独裁者能够夺取权力，却未必能够安全地交出权力；能够统治国家几十年，却无法解决自己离开之后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几千年的政治史，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关于权力继承的历史。
因为权力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外部敌人，而是继承者。
古代帝王对此看得极其透彻。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最担心的不是匈奴，而是帝国如何传承；汉武帝晚年最大的精力放在太子问题上；唐太宗、康熙、雍正莫不如此。许多皇帝晚年最大的焦虑，不是疆域，不是财政，而是谁来接班。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死后最有能力推翻自己政治遗产的人，往往不是敌国，而是下一任统治者。
历史上弑父夺权、囚父夺权、兄弟相残的案例比比皆是。奥斯曼帝国长期存在兄弟相杀乃至弑亲继位的传统；莫卧儿帝国的奥朗则布推翻并囚禁自己的父亲沙贾汗；中国历史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以武力重塑继承秩序；朱棣则以“靖难”之名夺取侄子的皇位。这些故事说明了一个残酷事实：即使在血缘体系内部，权力也会腐蚀亲情。然而，尽管如此，纵观古今中外，父传子授依然是相对最安全的权力继承模式。原因并不复杂。儿子继承父亲，不仅继承权力，也继承家族命运。父亲留下的财富、盟友、军队、政治遗产以及历史评价，最终都会落到子孙身上。继承者维护前任的声誉，本质上也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性。
家天下虽然未必高明，却解决了一个核心问题：继承者与被继承者的利益高度一致。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王朝能够延续数代甚至数十代。因为血缘未必能够保证贤明，却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清算前任的动力。
而现代共产主义国家则面临完全不同的问题。它们否定世袭，却又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于是便产生了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继承者拥有与前任几乎同样巨大的权力，却没有与前任绑定的血缘利益。结果便是，切割前任往往成为继承者树立权威最快捷的方式。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下台后，其路线被重新调整；毛泽东死后，“四人帮”迅速垮台；华国锋失势后逐渐被边缘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交接同样如此。
对于新的统治者而言，最容易建立权威的方法，往往就是重新定义前任。推翻部分政策，否定部分路线，清理部分人马，重组整个权力结构。于是，“清算前朝”逐渐成为现代集权体制中的一种惯性。这种不安全感不仅存在于最高统治者身上，也存在于围绕其形成的整个权力集团之中。
古代有一句话叫“一朝天子一朝臣”。许多人把它理解成官场规律，但实际上它揭示的是权力继承最残酷的现实：当新的权力中心形成时，旧权力中心及其附属网络，天然会被视为潜在威胁。因此，权力交接不仅意味着最高统治者的更替，也意味着整个利益结构的重组。
习近平时代将这一规律以一种极其公开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二十大闭幕式上，已经退休十年的前总书记胡锦涛在全世界媒体镜头前被工作人员带离会场。无论外界如何解释这一事件，它都成为中国政治史上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幕。因为它向所有人展示了一个事实：即便是曾经的最高领导人，也未必能够真正脱离后来形成的新权力结构。与此同时，过去十余年间，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形成的大量政治网络、军队系统和官僚体系也经历了深刻重组。从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到孙政才等人的落马，无论官方如何定性，从政治结果来看，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前任时代留下的大量核心力量逐渐退出舞台，而新的权力体系不断建立。
这也是为什么独裁者晚年往往会陷入一种近乎病态的不安全感。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亲手打造的权力机器，一旦交到别人手中，也可能反过来指向自己。从这个角度看，现代集权体制最大的难题，其实从来不是如何获得权力，而是如何安全地离开权力。而这恰恰是共产党体制最脆弱的地方。古代帝王至少还有血缘继承作为最后的安全网。现代独裁者却往往失去了这种保障。对于他们而言，最危险的从来不是反对派，而是接班人；最难预测的从来不是敌人，而是未来。
因此，所有高度集权的统治者最终都会面对同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自己离开了权力中心，谁能够保证自己、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亲信以及自己所建立的一切仍然安全？这个问题，秦始皇没有解决，斯大林没有解决，毛泽东没有解决。直到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独裁体制，也依然没有解决。
如果把问题具体放到习近平身上，那么他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并不是如何继续掌权，而是如何安全地离开权力。他亲手拆毁了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集体领导、隔代指定与任期退出机制，将自己推上了一辆无法减速、更无法下车的单行道。于是乎，习近平离开的唯一渠道是将权力传授给他的子女（包括私生的），除此外，很难不被下一任刨了祖坟，灭了九族。
作者：马瑞林
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权力交接真空与极权统治必然面临的内部裂变
摘要：
终身制独裁彻底摧毁了接班人机制，使最高权力的传承演变成悬在全社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本文结合古今中外专制政权覆灭史，论述独裁政权在权力暮年无可避免的信任崩塌与内部倾轧，为观察中国政治未来走向提供敏锐视角。
纵观人类历史，战争未必是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经济危机未必是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甚至民众的不满和国际制裁，也未必是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对于绝大多数独裁者而言，真正决定其命运的，往往是权力交接。
许多独裁者能够夺取权力，却未必能够安全地交出权力；能够统治国家几十年，却无法解决自己离开之后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几千年的政治史，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关于权力继承的历史。
因为权力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外部敌人，而是继承者。
古代帝王对此看得极其透彻。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最担心的不是匈奴，而是帝国如何传承；汉武帝晚年最大的精力放在太子问题上；唐太宗、康熙、雍正莫不如此。许多皇帝晚年最大的焦虑，不是疆域，不是财政，而是谁来接班。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死后最有能力推翻自己政治遗产的人，往往不是敌国，而是下一任统治者。
历史上弑父夺权、囚父夺权、兄弟相残的案例比比皆是。奥斯曼帝国长期存在兄弟相杀乃至弑亲继位的传统；莫卧儿帝国的奥朗则布推翻并囚禁自己的父亲沙贾汗；中国历史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以武力重塑继承秩序；朱棣则以“靖难”之名夺取侄子的皇位。这些故事说明了一个残酷事实：即使在血缘体系内部，权力也会腐蚀亲情。然而，尽管如此，纵观古今中外，父传子授依然是相对最安全的权力继承模式。原因并不复杂。儿子继承父亲，不仅继承权力，也继承家族命运。父亲留下的财富、盟友、军队、政治遗产以及历史评价，最终都会落到子孙身上。继承者维护前任的声誉，本质上也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性。
家天下虽然未必高明，却解决了一个核心问题：继承者与被继承者的利益高度一致。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王朝能够延续数代甚至数十代。因为血缘未必能够保证贤明，却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清算前任的动力。
而现代共产主义国家则面临完全不同的问题。它们否定世袭，却又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于是便产生了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继承者拥有与前任几乎同样巨大的权力，却没有与前任绑定的血缘利益。结果便是，切割前任往往成为继承者树立权威最快捷的方式。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下台后，其路线被重新调整；毛泽东死后，“四人帮”迅速垮台；华国锋失势后逐渐被边缘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交接同样如此。
对于新的统治者而言，最容易建立权威的方法，往往就是重新定义前任。推翻部分政策，否定部分路线，清理部分人马，重组整个权力结构。于是，“清算前朝”逐渐成为现代集权体制中的一种惯性。这种不安全感不仅存在于最高统治者身上，也存在于围绕其形成的整个权力集团之中。
古代有一句话叫“一朝天子一朝臣”。许多人把它理解成官场规律，但实际上它揭示的是权力继承最残酷的现实：当新的权力中心形成时，旧权力中心及其附属网络，天然会被视为潜在威胁。因此，权力交接不仅意味着最高统治者的更替，也意味着整个利益结构的重组。
习近平时代将这一规律以一种极其公开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二十大闭幕式上，已经退休十年的前总书记胡锦涛在全世界媒体镜头前被工作人员带离会场。无论外界如何解释这一事件，它都成为中国政治史上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幕。因为它向所有人展示了一个事实：即便是曾经的最高领导人，也未必能够真正脱离后来形成的新权力结构。与此同时，过去十余年间，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形成的大量政治网络、军队系统和官僚体系也经历了深刻重组。从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到孙政才等人的落马，无论官方如何定性，从政治结果来看，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前任时代留下的大量核心力量逐渐退出舞台，而新的权力体系不断建立。
这也是为什么独裁者晚年往往会陷入一种近乎病态的不安全感。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亲手打造的权力机器，一旦交到别人手中，也可能反过来指向自己。从这个角度看，现代集权体制最大的难题，其实从来不是如何获得权力，而是如何安全地离开权力。而这恰恰是共产党体制最脆弱的地方。古代帝王至少还有血缘继承作为最后的安全网。现代独裁者却往往失去了这种保障。对于他们而言，最危险的从来不是反对派，而是接班人；最难预测的从来不是敌人，而是未来。
因此，所有高度集权的统治者最终都会面对同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自己离开了权力中心，谁能够保证自己、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亲信以及自己所建立的一切仍然安全？这个问题，秦始皇没有解决，斯大林没有解决，毛泽东没有解决。直到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独裁体制，也依然没有解决。
如果把问题具体放到习近平身上，那么他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并不是如何继续掌权，而是如何安全地离开权力。他亲手拆毁了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集体领导、隔代指定与任期退出机制，将自己推上了一辆无法减速、更无法下车的单行道。于是乎，习近平离开的唯一渠道是将权力传授给他的子女（包括私生的），除此外，很难不被下一任刨了祖坟，灭了九族。
紧急通知下的信仰考验：评地方伊协行政化指令对清真寺独立地位的侵蚀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4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紧急通知下的信仰考验：评地方伊协行政化指令对清真寺独立地位的侵蚀
摘要：
地方伊斯兰教协会下发行政指令、将宗教场所变成政策宣讲站的做法，严重违背了清真寺作为纯洁礼拜场所的本质。本文直面宗教管理机构官僚化对信众信仰生活的负面干扰，探讨在世俗高压下阿訇与坊民如何智慧守护神圣空间的信仰纯洁性。
近日，宁夏某地伊斯兰教协会的微信群通知要求各清真寺迅速组织人员，对教长室、图书室进行全毯式排查。指令简明而冷酷：凡是无正规出版社、无条形码、无价格、无销售商的“非法出版宗教书籍”，一律集中收缴，统一销毁。
标准如此精确，又如此荒诞——在权力的漏斗里，几百年的手抄经典、代代相传的信仰注解，因为没有贴上现代商业的商品标签，便沦为了等待付之一炬的废纸。
看到这份通知，我并不意外。这场针对文字与信仰的围猎，早已风干成了长达数年的日常。
涉伊斯兰教出版物的命运，是一幅政策尺度不断收紧的晴雨表。
2015年以前，审查虽如履薄冰，但生死门前还留有一条狭窄的缝隙。出版社为了避险，会将书稿送交省级宗教事务部门。我曾受托审核过几部译作，最终给出具的正式公函：“经审核，未发现违反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内容。”即便如此，一年能侥幸降生的作品也寥寥无几。
2015年开始，风向变了，出版社谈“伊”色变，谁也无法预知哪一个词汇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突然被确诊为“政治病毒”。
到了2018年前后，审查演变为一场浩大的政治考古。我的许多同事每人抱着一本《古兰经》汉译本或《圣训》汇编，逐字逐句地在字里行间掘进。他们用荧光笔在“战争”、“打击”、“杀死”等词汇上画圈，如获至宝，仿佛抓住了某种隐秘的罪证。兰州阿语中专学校就一次性被查抄了三大卡车图书，并拉到郊外付之一炬，巧合的是，专门负责烧那三车书的是兰州安全部门的一回族小伙。
影视剧里常有这样的定格：千年古寺，藏经阁巍然耸立，典籍汗牛充栋，仿佛知识本身都能堆满整座楼阁。然而现实中的中国清真寺却完全是另一番模样。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户照进空旷的礼拜殿，光束里漂浮着细小的尘埃。靠近窗台的角落，零零散散躺着几本已经被无数双手翻得卷边、开裂、泛黄的《古兰经》手抄本和影印本。除此之外，往往再无多少像样的宗教读物。没有成排书架，没有浩瀚典籍，没有代代累积的知识宝库，只有空旷的礼拜殿、沉默的阳光和几本顽强存活下来的旧书。仿佛整个时代留给中国穆斯林的知识遗产，都被浓缩在那几页已经发脆的纸张里。唯有官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中国穆斯林》杂志，整齐划一地摆放在每一座清真寺的书架上。而真正的神学经典、教法文献，长期处于被流放的状态。
有意思的是，大约2010年前后，宗教部门和党委宣传部门曾经大力推动所谓“农家书屋”进寺院活动。一些地方把农家书屋设在清真寺里，那些崭新的书架上，塞满了农技与政策，唯独容不下一本解释信仰的经典。
清真寺不仅是礼拜的场所，在长达千年的传统中，它更是一所传承语言、道德与神学的学校。
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禁入清真寺的铁律被严厉执行，信仰的脐带被拦腰斩断。当年轻一代无法接触经典、无法聆听导师、无法感知宗教教育的温度时，这种文明的物种便在统计学意义上走向了实质性的脑死亡。今天，收缴那些残存的、翻烂的旧教材，意味着最后一片精神自留地将被彻底沙化。书架空了，经堂静了，一个群体的灵魂便失去了栖息的肉身。
很多人以为，中共是在打击某些书。其实不是，他们是在争夺解释权。因为任何经典都会告诉人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义；什么应当服从，什么不应当服从。而对于高度集权的体制来说，最危险的从来不是一本书，而是书背后独立于权力之外的价值体系。任何宗教都意味着另一套判断标准，任何经典都意味着另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任何宗教共同体都意味着一种不完全依附于国家机器的组织结构。他们收走书籍，垄断经典的解释权；他们改写经文的注释，重新定义信仰的边界；他们干预宗教教育，塑造符合权力需要的宗教形态。这正是近年来所谓“宗教中国化”的核心逻辑。 2024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出版《古兰经节选简注》，其中大量加入习近平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宗教中国化”等内容，这实际上揭示了整个问题的核心。他们明白，无法让穆斯林放弃《古兰经》，那么就让《古兰经》按照他们的方式被阅读。他们真正害怕的，也不是书架上的纸张，而是书本之外那些无法被权力彻底控制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查禁图书。它更像是一场系统性的宗教与文化改造工程。其目的不仅是管理宗教，而是重塑宗教；不仅是规范信仰，而是重新定义信仰；不仅是控制今天，而是试图改造未来。
然而，即便如此，我依然不悲观。因为今天不是秦始皇时代，也不是纳粹时代，也不是靠几把火就能消灭思想的时代。
《古兰经》说：“他们妄图用口舌吹灭安拉的光明，然而安拉必定使他的光明圆满完成，即使不信道者再如何憎恶。”（9:32）这节经文放在今天，似乎比任何时代都更加贴切，清真寺里的书架可以清理，图书馆可以搬空，纸质书可以收缴、可以烧毁；但电子书烧不掉，互联网烧不掉，人工智能烧不掉，分散在全世界数十亿设备中的知识烧不掉。
历史上所有的焚书者，都产生过一种掌握了“时间线”的幻觉，以为烈火能烧死异端。可他们最终都会绝望地发现：那熊熊燃烧的火光，照亮的恰恰是他们自己的狂妄与愚蠢。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紧急通知下的信仰考验：评地方伊协行政化指令对清真寺独立地位的侵蚀
摘要：
地方伊斯兰教协会下发行政指令、将宗教场所变成政策宣讲站的做法，严重违背了清真寺作为纯洁礼拜场所的本质。本文直面宗教管理机构官僚化对信众信仰生活的负面干扰，探讨在世俗高压下阿訇与坊民如何智慧守护神圣空间的信仰纯洁性。
近日，宁夏某地伊斯兰教协会的微信群通知要求各清真寺迅速组织人员，对教长室、图书室进行全毯式排查。指令简明而冷酷：凡是无正规出版社、无条形码、无价格、无销售商的“非法出版宗教书籍”，一律集中收缴，统一销毁。
标准如此精确，又如此荒诞——在权力的漏斗里，几百年的手抄经典、代代相传的信仰注解，因为没有贴上现代商业的商品标签，便沦为了等待付之一炬的废纸。
看到这份通知，我并不意外。这场针对文字与信仰的围猎，早已风干成了长达数年的日常。
涉伊斯兰教出版物的命运，是一幅政策尺度不断收紧的晴雨表。
2015年以前，审查虽如履薄冰，但生死门前还留有一条狭窄的缝隙。出版社为了避险，会将书稿送交省级宗教事务部门。我曾受托审核过几部译作，最终给出具的正式公函：“经审核，未发现违反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内容。”即便如此，一年能侥幸降生的作品也寥寥无几。
2015年开始，风向变了，出版社谈“伊”色变，谁也无法预知哪一个词汇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突然被确诊为“政治病毒”。
到了2018年前后，审查演变为一场浩大的政治考古。我的许多同事每人抱着一本《古兰经》汉译本或《圣训》汇编，逐字逐句地在字里行间掘进。他们用荧光笔在“战争”、“打击”、“杀死”等词汇上画圈，如获至宝，仿佛抓住了某种隐秘的罪证。兰州阿语中专学校就一次性被查抄了三大卡车图书，并拉到郊外付之一炬，巧合的是，专门负责烧那三车书的是兰州安全部门的一回族小伙。
影视剧里常有这样的定格：千年古寺，藏经阁巍然耸立，典籍汗牛充栋，仿佛知识本身都能堆满整座楼阁。然而现实中的中国清真寺却完全是另一番模样。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户照进空旷的礼拜殿，光束里漂浮着细小的尘埃。靠近窗台的角落，零零散散躺着几本已经被无数双手翻得卷边、开裂、泛黄的《古兰经》手抄本和影印本。除此之外，往往再无多少像样的宗教读物。没有成排书架，没有浩瀚典籍，没有代代累积的知识宝库，只有空旷的礼拜殿、沉默的阳光和几本顽强存活下来的旧书。仿佛整个时代留给中国穆斯林的知识遗产，都被浓缩在那几页已经发脆的纸张里。唯有官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中国穆斯林》杂志，整齐划一地摆放在每一座清真寺的书架上。而真正的神学经典、教法文献，长期处于被流放的状态。
有意思的是，大约2010年前后，宗教部门和党委宣传部门曾经大力推动所谓“农家书屋”进寺院活动。一些地方把农家书屋设在清真寺里，那些崭新的书架上，塞满了农技与政策，唯独容不下一本解释信仰的经典。
清真寺不仅是礼拜的场所，在长达千年的传统中，它更是一所传承语言、道德与神学的学校。
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禁入清真寺的铁律被严厉执行，信仰的脐带被拦腰斩断。当年轻一代无法接触经典、无法聆听导师、无法感知宗教教育的温度时，这种文明的物种便在统计学意义上走向了实质性的脑死亡。今天，收缴那些残存的、翻烂的旧教材，意味着最后一片精神自留地将被彻底沙化。书架空了，经堂静了，一个群体的灵魂便失去了栖息的肉身。
很多人以为，中共是在打击某些书。其实不是，他们是在争夺解释权。因为任何经典都会告诉人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义；什么应当服从，什么不应当服从。而对于高度集权的体制来说，最危险的从来不是一本书，而是书背后独立于权力之外的价值体系。任何宗教都意味着另一套判断标准，任何经典都意味着另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任何宗教共同体都意味着一种不完全依附于国家机器的组织结构。他们收走书籍，垄断经典的解释权；他们改写经文的注释，重新定义信仰的边界；他们干预宗教教育，塑造符合权力需要的宗教形态。这正是近年来所谓“宗教中国化”的核心逻辑。 2024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出版《古兰经节选简注》，其中大量加入习近平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宗教中国化”等内容，这实际上揭示了整个问题的核心。他们明白，无法让穆斯林放弃《古兰经》，那么就让《古兰经》按照他们的方式被阅读。他们真正害怕的，也不是书架上的纸张，而是书本之外那些无法被权力彻底控制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查禁图书。它更像是一场系统性的宗教与文化改造工程。其目的不仅是管理宗教，而是重塑宗教；不仅是规范信仰，而是重新定义信仰；不仅是控制今天，而是试图改造未来。
然而，即便如此，我依然不悲观。因为今天不是秦始皇时代，也不是纳粹时代，也不是靠几把火就能消灭思想的时代。
《古兰经》说：“他们妄图用口舌吹灭安拉的光明，然而安拉必定使他的光明圆满完成，即使不信道者再如何憎恶。”（9:32）这节经文放在今天，似乎比任何时代都更加贴切，清真寺里的书架可以清理，图书馆可以搬空，纸质书可以收缴、可以烧毁；但电子书烧不掉，互联网烧不掉，人工智能烧不掉，分散在全世界数十亿设备中的知识烧不掉。
历史上所有的焚书者，都产生过一种掌握了“时间线”的幻觉，以为烈火能烧死异端。可他们最终都会绝望地发现：那熊熊燃烧的火光，照亮的恰恰是他们自己的狂妄与愚蠢。 查看全部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紧急通知下的信仰考验：评地方伊协行政化指令对清真寺独立地位的侵蚀
摘要：
地方伊斯兰教协会下发行政指令、将宗教场所变成政策宣讲站的做法，严重违背了清真寺作为纯洁礼拜场所的本质。本文直面宗教管理机构官僚化对信众信仰生活的负面干扰，探讨在世俗高压下阿訇与坊民如何智慧守护神圣空间的信仰纯洁性。
近日，宁夏某地伊斯兰教协会的微信群通知要求各清真寺迅速组织人员，对教长室、图书室进行全毯式排查。指令简明而冷酷：凡是无正规出版社、无条形码、无价格、无销售商的“非法出版宗教书籍”，一律集中收缴，统一销毁。
标准如此精确，又如此荒诞——在权力的漏斗里，几百年的手抄经典、代代相传的信仰注解，因为没有贴上现代商业的商品标签，便沦为了等待付之一炬的废纸。
看到这份通知，我并不意外。这场针对文字与信仰的围猎，早已风干成了长达数年的日常。
涉伊斯兰教出版物的命运，是一幅政策尺度不断收紧的晴雨表。
2015年以前，审查虽如履薄冰，但生死门前还留有一条狭窄的缝隙。出版社为了避险，会将书稿送交省级宗教事务部门。我曾受托审核过几部译作，最终给出具的正式公函：“经审核，未发现违反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内容。”即便如此，一年能侥幸降生的作品也寥寥无几。
2015年开始，风向变了，出版社谈“伊”色变，谁也无法预知哪一个词汇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突然被确诊为“政治病毒”。
到了2018年前后，审查演变为一场浩大的政治考古。我的许多同事每人抱着一本《古兰经》汉译本或《圣训》汇编，逐字逐句地在字里行间掘进。他们用荧光笔在“战争”、“打击”、“杀死”等词汇上画圈，如获至宝，仿佛抓住了某种隐秘的罪证。兰州阿语中专学校就一次性被查抄了三大卡车图书，并拉到郊外付之一炬，巧合的是，专门负责烧那三车书的是兰州安全部门的一回族小伙。
影视剧里常有这样的定格：千年古寺，藏经阁巍然耸立，典籍汗牛充栋，仿佛知识本身都能堆满整座楼阁。然而现实中的中国清真寺却完全是另一番模样。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户照进空旷的礼拜殿，光束里漂浮着细小的尘埃。靠近窗台的角落，零零散散躺着几本已经被无数双手翻得卷边、开裂、泛黄的《古兰经》手抄本和影印本。除此之外，往往再无多少像样的宗教读物。没有成排书架，没有浩瀚典籍，没有代代累积的知识宝库，只有空旷的礼拜殿、沉默的阳光和几本顽强存活下来的旧书。仿佛整个时代留给中国穆斯林的知识遗产，都被浓缩在那几页已经发脆的纸张里。唯有官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中国穆斯林》杂志，整齐划一地摆放在每一座清真寺的书架上。而真正的神学经典、教法文献，长期处于被流放的状态。
有意思的是，大约2010年前后，宗教部门和党委宣传部门曾经大力推动所谓“农家书屋”进寺院活动。一些地方把农家书屋设在清真寺里，那些崭新的书架上，塞满了农技与政策，唯独容不下一本解释信仰的经典。
清真寺不仅是礼拜的场所，在长达千年的传统中，它更是一所传承语言、道德与神学的学校。
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禁入清真寺的铁律被严厉执行，信仰的脐带被拦腰斩断。当年轻一代无法接触经典、无法聆听导师、无法感知宗教教育的温度时，这种文明的物种便在统计学意义上走向了实质性的脑死亡。今天，收缴那些残存的、翻烂的旧教材，意味着最后一片精神自留地将被彻底沙化。书架空了，经堂静了，一个群体的灵魂便失去了栖息的肉身。
很多人以为，中共是在打击某些书。其实不是，他们是在争夺解释权。因为任何经典都会告诉人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义；什么应当服从，什么不应当服从。而对于高度集权的体制来说，最危险的从来不是一本书，而是书背后独立于权力之外的价值体系。任何宗教都意味着另一套判断标准，任何经典都意味着另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任何宗教共同体都意味着一种不完全依附于国家机器的组织结构。他们收走书籍，垄断经典的解释权；他们改写经文的注释，重新定义信仰的边界；他们干预宗教教育，塑造符合权力需要的宗教形态。这正是近年来所谓“宗教中国化”的核心逻辑。 2024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出版《古兰经节选简注》，其中大量加入习近平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宗教中国化”等内容，这实际上揭示了整个问题的核心。他们明白，无法让穆斯林放弃《古兰经》，那么就让《古兰经》按照他们的方式被阅读。他们真正害怕的，也不是书架上的纸张，而是书本之外那些无法被权力彻底控制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查禁图书。它更像是一场系统性的宗教与文化改造工程。其目的不仅是管理宗教，而是重塑宗教；不仅是规范信仰，而是重新定义信仰；不仅是控制今天，而是试图改造未来。
然而，即便如此，我依然不悲观。因为今天不是秦始皇时代，也不是纳粹时代，也不是靠几把火就能消灭思想的时代。
《古兰经》说：“他们妄图用口舌吹灭安拉的光明，然而安拉必定使他的光明圆满完成，即使不信道者再如何憎恶。”（9:32）这节经文放在今天，似乎比任何时代都更加贴切，清真寺里的书架可以清理，图书馆可以搬空，纸质书可以收缴、可以烧毁；但电子书烧不掉，互联网烧不掉，人工智能烧不掉，分散在全世界数十亿设备中的知识烧不掉。
历史上所有的焚书者，都产生过一种掌握了“时间线”的幻觉，以为烈火能烧死异端。可他们最终都会绝望地发现：那熊熊燃烧的火光，照亮的恰恰是他们自己的狂妄与愚蠢。
作者：马瑞林
紧急通知下的信仰考验：评地方伊协行政化指令对清真寺独立地位的侵蚀
摘要：
地方伊斯兰教协会下发行政指令、将宗教场所变成政策宣讲站的做法，严重违背了清真寺作为纯洁礼拜场所的本质。本文直面宗教管理机构官僚化对信众信仰生活的负面干扰，探讨在世俗高压下阿訇与坊民如何智慧守护神圣空间的信仰纯洁性。
近日，宁夏某地伊斯兰教协会的微信群通知要求各清真寺迅速组织人员，对教长室、图书室进行全毯式排查。指令简明而冷酷：凡是无正规出版社、无条形码、无价格、无销售商的“非法出版宗教书籍”，一律集中收缴，统一销毁。
标准如此精确，又如此荒诞——在权力的漏斗里，几百年的手抄经典、代代相传的信仰注解，因为没有贴上现代商业的商品标签，便沦为了等待付之一炬的废纸。
看到这份通知，我并不意外。这场针对文字与信仰的围猎，早已风干成了长达数年的日常。
涉伊斯兰教出版物的命运，是一幅政策尺度不断收紧的晴雨表。
2015年以前，审查虽如履薄冰，但生死门前还留有一条狭窄的缝隙。出版社为了避险，会将书稿送交省级宗教事务部门。我曾受托审核过几部译作，最终给出具的正式公函：“经审核，未发现违反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内容。”即便如此，一年能侥幸降生的作品也寥寥无几。
2015年开始，风向变了，出版社谈“伊”色变，谁也无法预知哪一个词汇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突然被确诊为“政治病毒”。
到了2018年前后，审查演变为一场浩大的政治考古。我的许多同事每人抱着一本《古兰经》汉译本或《圣训》汇编，逐字逐句地在字里行间掘进。他们用荧光笔在“战争”、“打击”、“杀死”等词汇上画圈，如获至宝，仿佛抓住了某种隐秘的罪证。兰州阿语中专学校就一次性被查抄了三大卡车图书，并拉到郊外付之一炬，巧合的是，专门负责烧那三车书的是兰州安全部门的一回族小伙。
影视剧里常有这样的定格：千年古寺，藏经阁巍然耸立，典籍汗牛充栋，仿佛知识本身都能堆满整座楼阁。然而现实中的中国清真寺却完全是另一番模样。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户照进空旷的礼拜殿，光束里漂浮着细小的尘埃。靠近窗台的角落，零零散散躺着几本已经被无数双手翻得卷边、开裂、泛黄的《古兰经》手抄本和影印本。除此之外，往往再无多少像样的宗教读物。没有成排书架，没有浩瀚典籍，没有代代累积的知识宝库，只有空旷的礼拜殿、沉默的阳光和几本顽强存活下来的旧书。仿佛整个时代留给中国穆斯林的知识遗产，都被浓缩在那几页已经发脆的纸张里。唯有官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中国穆斯林》杂志，整齐划一地摆放在每一座清真寺的书架上。而真正的神学经典、教法文献，长期处于被流放的状态。
有意思的是，大约2010年前后，宗教部门和党委宣传部门曾经大力推动所谓“农家书屋”进寺院活动。一些地方把农家书屋设在清真寺里，那些崭新的书架上，塞满了农技与政策，唯独容不下一本解释信仰的经典。
清真寺不仅是礼拜的场所，在长达千年的传统中，它更是一所传承语言、道德与神学的学校。
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禁入清真寺的铁律被严厉执行，信仰的脐带被拦腰斩断。当年轻一代无法接触经典、无法聆听导师、无法感知宗教教育的温度时，这种文明的物种便在统计学意义上走向了实质性的脑死亡。今天，收缴那些残存的、翻烂的旧教材，意味着最后一片精神自留地将被彻底沙化。书架空了，经堂静了，一个群体的灵魂便失去了栖息的肉身。
很多人以为，中共是在打击某些书。其实不是，他们是在争夺解释权。因为任何经典都会告诉人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义；什么应当服从，什么不应当服从。而对于高度集权的体制来说，最危险的从来不是一本书，而是书背后独立于权力之外的价值体系。任何宗教都意味着另一套判断标准，任何经典都意味着另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任何宗教共同体都意味着一种不完全依附于国家机器的组织结构。他们收走书籍，垄断经典的解释权；他们改写经文的注释，重新定义信仰的边界；他们干预宗教教育，塑造符合权力需要的宗教形态。这正是近年来所谓“宗教中国化”的核心逻辑。 2024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出版《古兰经节选简注》，其中大量加入习近平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宗教中国化”等内容，这实际上揭示了整个问题的核心。他们明白，无法让穆斯林放弃《古兰经》，那么就让《古兰经》按照他们的方式被阅读。他们真正害怕的，也不是书架上的纸张，而是书本之外那些无法被权力彻底控制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查禁图书。它更像是一场系统性的宗教与文化改造工程。其目的不仅是管理宗教，而是重塑宗教；不仅是规范信仰，而是重新定义信仰；不仅是控制今天，而是试图改造未来。
然而，即便如此，我依然不悲观。因为今天不是秦始皇时代，也不是纳粹时代，也不是靠几把火就能消灭思想的时代。
《古兰经》说：“他们妄图用口舌吹灭安拉的光明，然而安拉必定使他的光明圆满完成，即使不信道者再如何憎恶。”（9:32）这节经文放在今天，似乎比任何时代都更加贴切，清真寺里的书架可以清理，图书馆可以搬空，纸质书可以收缴、可以烧毁；但电子书烧不掉，互联网烧不掉，人工智能烧不掉，分散在全世界数十亿设备中的知识烧不掉。
历史上所有的焚书者，都产生过一种掌握了“时间线”的幻觉，以为烈火能烧死异端。可他们最终都会绝望地发现：那熊熊燃烧的火光，照亮的恰恰是他们自己的狂妄与愚蠢。
给阿拉伯兄弟的一封真诚回信：关于中国穆斯林真实处境与穆斯林世界的道义责任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0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给阿拉伯兄弟的一封真诚回信：关于中国穆斯林真实处境与穆斯林世界的道义责任
摘要：
针对部分中东与阿拉伯世界友人对中国穆斯林境遇的误解与信息偏差，作者以虔诚穆斯林与亲历者身份展开真诚对话。信中系统阐述真实生存现状，呼吁全球乌玛超越地缘政治利益纠葛，切实秉持《古兰经》正义精神，关切支持华夏穆斯林同胞。
salam，亲爱的兄弟：祝您和您的家人古尔邦节吉庆（Eid Mubarak）。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来信，也感谢您对中国穆斯林的关心，以及对中国穆斯林群体的真诚关注。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您亲自前往兰州、西宁、循化和临夏等中国穆斯林聚居地区进行实地走访，亲眼观察和了解当地穆斯林的生活状况。太多关于中国穆斯林的讨论，往往是在没有真正倾听中国穆斯林声音的情况下进行的。
同时，我也希望您在亲眼见过这些社区之后，能够将近年来中国穆斯林所面临的真实处境，如实地转告给其他穆斯林国家和普通穆斯林民众。
遗憾的是，近年来中国穆斯林正在经历越来越严格的宗教、文化和身份认同方面的限制。在许多地区，大量清真寺被拆除、关闭，或者被强制改造，原有的伊斯兰建筑特征被移除。青少年学习伊斯兰教知识受到严格限制，许多宗教学习班和经堂教育被迫停止。部分地区的学生、公职人员和国有单位工作人员在斋月期间被禁止或变相禁止封斋。许多伊斯兰学校和民间宗教学习活动被取缔。
与此同时，“清真”概念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政治压力。有关部门以反对“清真泛化”为名，对清真标识、清真食品以及穆斯林日常宗教生活进行限制。在一些地方，穆斯林甚至被鼓励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饮食习惯。与此同时，穆斯林群体经常被置于安全和反恐的话语框架之下，社会上针对穆斯林的误解、污名化和偏见也明显增加。
许多中国穆斯林认为，正在发生的已经不仅仅是对宗教活动的管理，而是一种针对宗教身份、文化传统、语言习惯以及社区生活方式的系统性重塑。
关于您提到的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部分中国清真寺燃香的问题。
这属于伊斯兰教法中**“习俗（'Urf）”**的范畴。穆斯林历来喜爱香料，净化和熏香清真寺也是圣行（Sunnah）所鼓励的。但在历史上的中国，阿拉伯世界常见的香料或香炉不易获得，定居于此的穆斯林便利用当地带有香味的竹签线香作为替代品，以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久而久之，这种做法在某些地区演变为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视觉习惯。它并非把香当作崇拜对象，其本质依然是为了践行圣行中对“洁净与芳香”的要求。
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伊斯兰教义规定的宗教义务，而更多属于地方文化现象。事实上，中国许多清真寺并不存在燃香的习惯。
第二，关于部分地区穆斯林在葬礼上穿白色服饰的问题。
这恰恰是伊斯兰精神与中国本土文化最有趣的一次融合。在伊斯兰传统中，白色本就是先知最推崇的洁净之色，亡人的裹尸布（Kafan）亦为白色。而中国传统丧葬文化同样以白色为核心（即“喜红丧白”）。因此，中国汉语系穆斯林在葬礼上穿白色衣服，既符合伊斯兰对圣行颜色的要求，又在最大程度上顺应了本土社会的伦理习惯。这种文化互文，在波斯或南亚穆斯林世界也屡见不鲜。
不过，随着信息传播的发展以及伊斯兰教义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中国穆斯林开始按照更加符合主流伊斯兰教法的方式举行葬礼。因此，这种带有地方传统色彩的白色丧服习惯正在迅速减少。
第三，关于中国暂停2026年穆斯林朝觐的问题。
中国官方给出的解释是，由于美国、以色列、伊朗战争以及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朝觐地区的安全风险增加，因此暂停了本年度中国穆斯林赴麦加参加自费朝觐活动。
不过，许多中国穆斯林会将这一决定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理解。有人试图将其与某些个别事件联系起来，包括我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接受采访，公开谈论中国穆斯林所面临的问题。也有人认为这可能与相关舆论产生的影响有关。
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种解释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
如果把时间跨度拉长，从更长远的政策背景去观察，我们会发现，暂停朝觐并不像是针对某一个事件、某一个人所作出的临时决定，而更像是近年来中国民族与宗教政策整体发展方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过去十余年来，中国政府不断推进所谓“宗教中国化”政策。在这一框架下，各宗教被要求在组织管理、公共表达、宗教教育乃至部分宗教实践方面，与官方的政治叙事和国家目标保持一致。
因此，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某一年是否允许朝觐的问题。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宗教越来越不被视为一种独立存在的信仰体系，而被纳入国家管理和政治治理的整体框架之中。宗教活动需要审批，宗教解释需要引导，宗教实践也越来越受到制度化管理。
当一项宗教义务是否能够履行，需要经过行政审批、政治解释甚至意识形态考量的时候，这项宗教实践本身的性质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希望以上回答能够帮助您更好地理解中国穆斯林的处境和相关背景。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我非常愿意继续与您交流，并尽我所能如实地回答。
愿安拉赐予您平安、吉庆与引导。
马瑞林
美国纽约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给阿拉伯兄弟的一封真诚回信：关于中国穆斯林真实处境与穆斯林世界的道义责任
摘要：
针对部分中东与阿拉伯世界友人对中国穆斯林境遇的误解与信息偏差，作者以虔诚穆斯林与亲历者身份展开真诚对话。信中系统阐述真实生存现状，呼吁全球乌玛超越地缘政治利益纠葛，切实秉持《古兰经》正义精神，关切支持华夏穆斯林同胞。
salam，亲爱的兄弟：祝您和您的家人古尔邦节吉庆（Eid Mubarak）。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来信，也感谢您对中国穆斯林的关心，以及对中国穆斯林群体的真诚关注。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您亲自前往兰州、西宁、循化和临夏等中国穆斯林聚居地区进行实地走访，亲眼观察和了解当地穆斯林的生活状况。太多关于中国穆斯林的讨论，往往是在没有真正倾听中国穆斯林声音的情况下进行的。
同时，我也希望您在亲眼见过这些社区之后，能够将近年来中国穆斯林所面临的真实处境，如实地转告给其他穆斯林国家和普通穆斯林民众。
遗憾的是，近年来中国穆斯林正在经历越来越严格的宗教、文化和身份认同方面的限制。在许多地区，大量清真寺被拆除、关闭，或者被强制改造，原有的伊斯兰建筑特征被移除。青少年学习伊斯兰教知识受到严格限制，许多宗教学习班和经堂教育被迫停止。部分地区的学生、公职人员和国有单位工作人员在斋月期间被禁止或变相禁止封斋。许多伊斯兰学校和民间宗教学习活动被取缔。
与此同时，“清真”概念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政治压力。有关部门以反对“清真泛化”为名，对清真标识、清真食品以及穆斯林日常宗教生活进行限制。在一些地方，穆斯林甚至被鼓励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饮食习惯。与此同时，穆斯林群体经常被置于安全和反恐的话语框架之下，社会上针对穆斯林的误解、污名化和偏见也明显增加。
许多中国穆斯林认为，正在发生的已经不仅仅是对宗教活动的管理，而是一种针对宗教身份、文化传统、语言习惯以及社区生活方式的系统性重塑。
关于您提到的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部分中国清真寺燃香的问题。
这属于伊斯兰教法中**“习俗（'Urf）”**的范畴。穆斯林历来喜爱香料，净化和熏香清真寺也是圣行（Sunnah）所鼓励的。但在历史上的中国，阿拉伯世界常见的香料或香炉不易获得，定居于此的穆斯林便利用当地带有香味的竹签线香作为替代品，以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久而久之，这种做法在某些地区演变为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视觉习惯。它并非把香当作崇拜对象，其本质依然是为了践行圣行中对“洁净与芳香”的要求。
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伊斯兰教义规定的宗教义务，而更多属于地方文化现象。事实上，中国许多清真寺并不存在燃香的习惯。
第二，关于部分地区穆斯林在葬礼上穿白色服饰的问题。
这恰恰是伊斯兰精神与中国本土文化最有趣的一次融合。在伊斯兰传统中，白色本就是先知最推崇的洁净之色，亡人的裹尸布（Kafan）亦为白色。而中国传统丧葬文化同样以白色为核心（即“喜红丧白”）。因此，中国汉语系穆斯林在葬礼上穿白色衣服，既符合伊斯兰对圣行颜色的要求，又在最大程度上顺应了本土社会的伦理习惯。这种文化互文，在波斯或南亚穆斯林世界也屡见不鲜。
不过，随着信息传播的发展以及伊斯兰教义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中国穆斯林开始按照更加符合主流伊斯兰教法的方式举行葬礼。因此，这种带有地方传统色彩的白色丧服习惯正在迅速减少。
第三，关于中国暂停2026年穆斯林朝觐的问题。
中国官方给出的解释是，由于美国、以色列、伊朗战争以及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朝觐地区的安全风险增加，因此暂停了本年度中国穆斯林赴麦加参加自费朝觐活动。
不过，许多中国穆斯林会将这一决定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理解。有人试图将其与某些个别事件联系起来，包括我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接受采访，公开谈论中国穆斯林所面临的问题。也有人认为这可能与相关舆论产生的影响有关。
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种解释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
如果把时间跨度拉长，从更长远的政策背景去观察，我们会发现，暂停朝觐并不像是针对某一个事件、某一个人所作出的临时决定，而更像是近年来中国民族与宗教政策整体发展方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过去十余年来，中国政府不断推进所谓“宗教中国化”政策。在这一框架下，各宗教被要求在组织管理、公共表达、宗教教育乃至部分宗教实践方面，与官方的政治叙事和国家目标保持一致。
因此，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某一年是否允许朝觐的问题。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宗教越来越不被视为一种独立存在的信仰体系，而被纳入国家管理和政治治理的整体框架之中。宗教活动需要审批，宗教解释需要引导，宗教实践也越来越受到制度化管理。
当一项宗教义务是否能够履行，需要经过行政审批、政治解释甚至意识形态考量的时候，这项宗教实践本身的性质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希望以上回答能够帮助您更好地理解中国穆斯林的处境和相关背景。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我非常愿意继续与您交流，并尽我所能如实地回答。
愿安拉赐予您平安、吉庆与引导。
马瑞林
美国纽约 查看全部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给阿拉伯兄弟的一封真诚回信：关于中国穆斯林真实处境与穆斯林世界的道义责任
摘要：
针对部分中东与阿拉伯世界友人对中国穆斯林境遇的误解与信息偏差，作者以虔诚穆斯林与亲历者身份展开真诚对话。信中系统阐述真实生存现状，呼吁全球乌玛超越地缘政治利益纠葛，切实秉持《古兰经》正义精神，关切支持华夏穆斯林同胞。
salam，亲爱的兄弟：祝您和您的家人古尔邦节吉庆（Eid Mubarak）。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来信，也感谢您对中国穆斯林的关心，以及对中国穆斯林群体的真诚关注。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您亲自前往兰州、西宁、循化和临夏等中国穆斯林聚居地区进行实地走访，亲眼观察和了解当地穆斯林的生活状况。太多关于中国穆斯林的讨论，往往是在没有真正倾听中国穆斯林声音的情况下进行的。
同时，我也希望您在亲眼见过这些社区之后，能够将近年来中国穆斯林所面临的真实处境，如实地转告给其他穆斯林国家和普通穆斯林民众。
遗憾的是，近年来中国穆斯林正在经历越来越严格的宗教、文化和身份认同方面的限制。在许多地区，大量清真寺被拆除、关闭，或者被强制改造，原有的伊斯兰建筑特征被移除。青少年学习伊斯兰教知识受到严格限制，许多宗教学习班和经堂教育被迫停止。部分地区的学生、公职人员和国有单位工作人员在斋月期间被禁止或变相禁止封斋。许多伊斯兰学校和民间宗教学习活动被取缔。
与此同时，“清真”概念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政治压力。有关部门以反对“清真泛化”为名，对清真标识、清真食品以及穆斯林日常宗教生活进行限制。在一些地方，穆斯林甚至被鼓励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饮食习惯。与此同时，穆斯林群体经常被置于安全和反恐的话语框架之下，社会上针对穆斯林的误解、污名化和偏见也明显增加。
许多中国穆斯林认为，正在发生的已经不仅仅是对宗教活动的管理，而是一种针对宗教身份、文化传统、语言习惯以及社区生活方式的系统性重塑。
关于您提到的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部分中国清真寺燃香的问题。
这属于伊斯兰教法中**“习俗（'Urf）”**的范畴。穆斯林历来喜爱香料，净化和熏香清真寺也是圣行（Sunnah）所鼓励的。但在历史上的中国，阿拉伯世界常见的香料或香炉不易获得，定居于此的穆斯林便利用当地带有香味的竹签线香作为替代品，以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久而久之，这种做法在某些地区演变为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视觉习惯。它并非把香当作崇拜对象，其本质依然是为了践行圣行中对“洁净与芳香”的要求。
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伊斯兰教义规定的宗教义务，而更多属于地方文化现象。事实上，中国许多清真寺并不存在燃香的习惯。
第二，关于部分地区穆斯林在葬礼上穿白色服饰的问题。
这恰恰是伊斯兰精神与中国本土文化最有趣的一次融合。在伊斯兰传统中，白色本就是先知最推崇的洁净之色，亡人的裹尸布（Kafan）亦为白色。而中国传统丧葬文化同样以白色为核心（即“喜红丧白”）。因此，中国汉语系穆斯林在葬礼上穿白色衣服，既符合伊斯兰对圣行颜色的要求，又在最大程度上顺应了本土社会的伦理习惯。这种文化互文，在波斯或南亚穆斯林世界也屡见不鲜。
不过，随着信息传播的发展以及伊斯兰教义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中国穆斯林开始按照更加符合主流伊斯兰教法的方式举行葬礼。因此，这种带有地方传统色彩的白色丧服习惯正在迅速减少。
第三，关于中国暂停2026年穆斯林朝觐的问题。
中国官方给出的解释是，由于美国、以色列、伊朗战争以及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朝觐地区的安全风险增加，因此暂停了本年度中国穆斯林赴麦加参加自费朝觐活动。
不过，许多中国穆斯林会将这一决定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理解。有人试图将其与某些个别事件联系起来，包括我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接受采访，公开谈论中国穆斯林所面临的问题。也有人认为这可能与相关舆论产生的影响有关。
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种解释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
如果把时间跨度拉长，从更长远的政策背景去观察，我们会发现，暂停朝觐并不像是针对某一个事件、某一个人所作出的临时决定，而更像是近年来中国民族与宗教政策整体发展方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过去十余年来，中国政府不断推进所谓“宗教中国化”政策。在这一框架下，各宗教被要求在组织管理、公共表达、宗教教育乃至部分宗教实践方面，与官方的政治叙事和国家目标保持一致。
因此，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某一年是否允许朝觐的问题。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宗教越来越不被视为一种独立存在的信仰体系，而被纳入国家管理和政治治理的整体框架之中。宗教活动需要审批，宗教解释需要引导，宗教实践也越来越受到制度化管理。
当一项宗教义务是否能够履行，需要经过行政审批、政治解释甚至意识形态考量的时候，这项宗教实践本身的性质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希望以上回答能够帮助您更好地理解中国穆斯林的处境和相关背景。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我非常愿意继续与您交流，并尽我所能如实地回答。
愿安拉赐予您平安、吉庆与引导。
马瑞林
美国纽约
作者：马瑞林
给阿拉伯兄弟的一封真诚回信：关于中国穆斯林真实处境与穆斯林世界的道义责任
摘要：
针对部分中东与阿拉伯世界友人对中国穆斯林境遇的误解与信息偏差，作者以虔诚穆斯林与亲历者身份展开真诚对话。信中系统阐述真实生存现状，呼吁全球乌玛超越地缘政治利益纠葛，切实秉持《古兰经》正义精神，关切支持华夏穆斯林同胞。
salam，亲爱的兄弟：祝您和您的家人古尔邦节吉庆（Eid Mubarak）。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来信，也感谢您对中国穆斯林的关心，以及对中国穆斯林群体的真诚关注。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您亲自前往兰州、西宁、循化和临夏等中国穆斯林聚居地区进行实地走访，亲眼观察和了解当地穆斯林的生活状况。太多关于中国穆斯林的讨论，往往是在没有真正倾听中国穆斯林声音的情况下进行的。
同时，我也希望您在亲眼见过这些社区之后，能够将近年来中国穆斯林所面临的真实处境，如实地转告给其他穆斯林国家和普通穆斯林民众。
遗憾的是，近年来中国穆斯林正在经历越来越严格的宗教、文化和身份认同方面的限制。在许多地区，大量清真寺被拆除、关闭，或者被强制改造，原有的伊斯兰建筑特征被移除。青少年学习伊斯兰教知识受到严格限制，许多宗教学习班和经堂教育被迫停止。部分地区的学生、公职人员和国有单位工作人员在斋月期间被禁止或变相禁止封斋。许多伊斯兰学校和民间宗教学习活动被取缔。
与此同时，“清真”概念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政治压力。有关部门以反对“清真泛化”为名，对清真标识、清真食品以及穆斯林日常宗教生活进行限制。在一些地方，穆斯林甚至被鼓励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饮食习惯。与此同时，穆斯林群体经常被置于安全和反恐的话语框架之下，社会上针对穆斯林的误解、污名化和偏见也明显增加。
许多中国穆斯林认为，正在发生的已经不仅仅是对宗教活动的管理，而是一种针对宗教身份、文化传统、语言习惯以及社区生活方式的系统性重塑。
关于您提到的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部分中国清真寺燃香的问题。
这属于伊斯兰教法中**“习俗（'Urf）”**的范畴。穆斯林历来喜爱香料，净化和熏香清真寺也是圣行（Sunnah）所鼓励的。但在历史上的中国，阿拉伯世界常见的香料或香炉不易获得，定居于此的穆斯林便利用当地带有香味的竹签线香作为替代品，以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久而久之，这种做法在某些地区演变为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视觉习惯。它并非把香当作崇拜对象，其本质依然是为了践行圣行中对“洁净与芳香”的要求。
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伊斯兰教义规定的宗教义务，而更多属于地方文化现象。事实上，中国许多清真寺并不存在燃香的习惯。
第二，关于部分地区穆斯林在葬礼上穿白色服饰的问题。
这恰恰是伊斯兰精神与中国本土文化最有趣的一次融合。在伊斯兰传统中，白色本就是先知最推崇的洁净之色，亡人的裹尸布（Kafan）亦为白色。而中国传统丧葬文化同样以白色为核心（即“喜红丧白”）。因此，中国汉语系穆斯林在葬礼上穿白色衣服，既符合伊斯兰对圣行颜色的要求，又在最大程度上顺应了本土社会的伦理习惯。这种文化互文，在波斯或南亚穆斯林世界也屡见不鲜。
不过，随着信息传播的发展以及伊斯兰教义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中国穆斯林开始按照更加符合主流伊斯兰教法的方式举行葬礼。因此，这种带有地方传统色彩的白色丧服习惯正在迅速减少。
第三，关于中国暂停2026年穆斯林朝觐的问题。
中国官方给出的解释是，由于美国、以色列、伊朗战争以及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朝觐地区的安全风险增加，因此暂停了本年度中国穆斯林赴麦加参加自费朝觐活动。
不过，许多中国穆斯林会将这一决定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理解。有人试图将其与某些个别事件联系起来，包括我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接受采访，公开谈论中国穆斯林所面临的问题。也有人认为这可能与相关舆论产生的影响有关。
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种解释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
如果把时间跨度拉长，从更长远的政策背景去观察，我们会发现，暂停朝觐并不像是针对某一个事件、某一个人所作出的临时决定，而更像是近年来中国民族与宗教政策整体发展方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过去十余年来，中国政府不断推进所谓“宗教中国化”政策。在这一框架下，各宗教被要求在组织管理、公共表达、宗教教育乃至部分宗教实践方面，与官方的政治叙事和国家目标保持一致。
因此，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某一年是否允许朝觐的问题。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宗教越来越不被视为一种独立存在的信仰体系，而被纳入国家管理和政治治理的整体框架之中。宗教活动需要审批，宗教解释需要引导，宗教实践也越来越受到制度化管理。
当一项宗教义务是否能够履行，需要经过行政审批、政治解释甚至意识形态考量的时候，这项宗教实践本身的性质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希望以上回答能够帮助您更好地理解中国穆斯林的处境和相关背景。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我非常愿意继续与您交流，并尽我所能如实地回答。
愿安拉赐予您平安、吉庆与引导。
马瑞林
美国纽约
猥琐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透视皇汉民族主义的狂热根源与现实危害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5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猥琐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透视皇汉民族主义的狂热根源与现实危害
摘要：
每遇社会矛盾积聚，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煽动针对少数民族与异教徒的排外狂热，便成为转移矛盾的惯用伎俩。本文深刻解剖这一狭隘思维的虚伪与残忍，呼吁建立基于现代人权与自由平等的多元文明观，坚决抵制民粹仇恨对社会风气的毒害。
每遇社会压力聚积，执政者为转移矛盾，必会有意无意喊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很多人把它当作祖宗遗训，当作一种洞察人性的经验之谈，甚至当作处理民族关系的底层逻辑。
我从来都没有在这话中看出任何“智慧”，而是懒惰地将所有复杂性压缩成一个标签，用无耻的姿态莫名其妙的甩锅给毫不相干的弱势群体，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猥琐。
它告诉人们：不要了解他，不要接近他，不要倾听他，只需要确认一点——他是不是“我们”，同时，我们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都是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人造成的，它从不解决问题。它只是寻找替罪羊。这种甩锅下，剩下的你只要去仇恨就可以了。
只要稍微翻阅一下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极其尴尬的事实：在中国历史上，杀死汉人最多的，从来不是所谓的“异族”，而是汉人自己：黄巾之乱如此，三国战争如此，八王之乱如此，黄巢如此，张献忠如此，太平天国如此，军阀混战如此，国共内战亦如此。进入现代以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各种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主体，同样还是汉人。
仅太平天国战争一项，死亡人数便高达七千万至一亿人。而二十世纪数次政治灾难和人为饥荒所造成的人口损失，更是以千万计。
如果单纯从死亡人数统计，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屠杀者并不是所谓“非我族类”。恰恰相反，最大的灾难往往来自内部失控的权力、极端的意识形态以及一次次以拯救天下为名发动的内部战争。对此，历史闭上了眼睛。相反，一旦涉及少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便会被重新搬出来。
翻阅历朝历代正史，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会浮现出来。中原王朝的扩张往往被称为统一、开疆拓土、经营边疆。而周边民族进入中原，则被称为入侵、犯边、南下。同样是战争，同样是扩张，同样是争夺土地、人口与资源。但因为掌握史书的人不同，历史便拥有了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于是，一个巨大的幻觉被逐渐塑造出来：仿佛汉民族几千年来始终是受害者，而周边民族则始终是觊觎者和侵略者。
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穆斯林群体中的人，我对此有着切身感受。按照官方民族分类，我属于回族。但如果从语言、长相、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以及文化背景来看，我和绝大多数汉人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同一个汉语汉字，阅读同样的历史，我们生活在同样的社会。绝大多数回族和周边汉族的区别仅仅是不吃猪肉，仅此而已，
然而近代以来，这样一群人与汉人的共同历史不断被淡化、切割和重构，被区别、被定义、在被标签化，最终被固定进一张民族分类表格。当这种分类完成之后，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各种污名开始出现，各种伪史开始传播，各种关于忠诚度的怀疑不断重复。
一个人只要信仰伊斯兰教，似乎便天然具有某种危险性。清真寺被改造，宗教教育被限制，经典被查禁，宗教书籍被收缴，宗教身份被不断重塑。
所有这些手段的背后，其实都遵循着同一种技术路径：先在表格上定义风险，再在现实中实施改造。历史上所有走向文化灭绝与大规模迫害的悲剧，莫不始于这种对‘异类’的流水线化生产——先定义谁不是‘我们’，再恐吓人们去害怕他们，最后让整个社会习惯于他们的消失。
而历史上所有文化灭绝、种族灭绝和大规模迫害，几乎都遵循同一个逻辑：先定义谁不是“我们”，然后告诉人们为什么应该害怕他们，最后让人们习惯于他们遭受的一切。纳粹如此，卢旺达如此巴尔干如此，人类历史上的无数悲剧莫不如此。
所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真正可怕的地方，并不在于它是否正确，而在于它会成为一切歧视、一切污名化、一切迫害最方便的思想工具，它让人停止思考，停止理解，停止共情，最终停止把对方当作人。
然而，民族主义从来不会止步于对少数族裔的迫害。当一个社会习惯于用身份去划分敌人，当一个国家习惯于通过制造“异类”来维持团结，当人们习惯于用血统和标签代替事实与理性，那么这种逻辑最终一定会反噬自身，因为总会有新的异类被创造出来。
当一个社会开始依赖仇恨维持团结的时候，它迟早会发现：自己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外部世界。而是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仇恨。因此，我越来越觉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它更像是一句懦夫的话，一句拒绝理解世界的话，一句为未来埋下灾难种子的话。那些今天沉迷于民族主义狂欢的人或许终将发现：每一次针对少数族群的迫害，每一次针对差异的打压，每一次以统一和安全为名进行的文化清洗，最终都会成为伤害整个社会的回旋镖。
当一个国家开始习惯于用身份决定命运的时候，最后受伤的，从来不只是少数民族。而是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包括它口口声声要保护的汉民族自己。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猥琐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透视皇汉民族主义的狂热根源与现实危害
摘要：
每遇社会矛盾积聚，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煽动针对少数民族与异教徒的排外狂热，便成为转移矛盾的惯用伎俩。本文深刻解剖这一狭隘思维的虚伪与残忍，呼吁建立基于现代人权与自由平等的多元文明观，坚决抵制民粹仇恨对社会风气的毒害。
每遇社会压力聚积，执政者为转移矛盾，必会有意无意喊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很多人把它当作祖宗遗训，当作一种洞察人性的经验之谈，甚至当作处理民族关系的底层逻辑。
我从来都没有在这话中看出任何“智慧”，而是懒惰地将所有复杂性压缩成一个标签，用无耻的姿态莫名其妙的甩锅给毫不相干的弱势群体，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猥琐。
它告诉人们：不要了解他，不要接近他，不要倾听他，只需要确认一点——他是不是“我们”，同时，我们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都是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人造成的，它从不解决问题。它只是寻找替罪羊。这种甩锅下，剩下的你只要去仇恨就可以了。
只要稍微翻阅一下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极其尴尬的事实：在中国历史上，杀死汉人最多的，从来不是所谓的“异族”，而是汉人自己：黄巾之乱如此，三国战争如此，八王之乱如此，黄巢如此，张献忠如此，太平天国如此，军阀混战如此，国共内战亦如此。进入现代以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各种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主体，同样还是汉人。
仅太平天国战争一项，死亡人数便高达七千万至一亿人。而二十世纪数次政治灾难和人为饥荒所造成的人口损失，更是以千万计。
如果单纯从死亡人数统计，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屠杀者并不是所谓“非我族类”。恰恰相反，最大的灾难往往来自内部失控的权力、极端的意识形态以及一次次以拯救天下为名发动的内部战争。对此，历史闭上了眼睛。相反，一旦涉及少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便会被重新搬出来。
翻阅历朝历代正史，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会浮现出来。中原王朝的扩张往往被称为统一、开疆拓土、经营边疆。而周边民族进入中原，则被称为入侵、犯边、南下。同样是战争，同样是扩张，同样是争夺土地、人口与资源。但因为掌握史书的人不同，历史便拥有了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于是，一个巨大的幻觉被逐渐塑造出来：仿佛汉民族几千年来始终是受害者，而周边民族则始终是觊觎者和侵略者。
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穆斯林群体中的人，我对此有着切身感受。按照官方民族分类，我属于回族。但如果从语言、长相、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以及文化背景来看，我和绝大多数汉人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同一个汉语汉字，阅读同样的历史，我们生活在同样的社会。绝大多数回族和周边汉族的区别仅仅是不吃猪肉，仅此而已，
然而近代以来，这样一群人与汉人的共同历史不断被淡化、切割和重构，被区别、被定义、在被标签化，最终被固定进一张民族分类表格。当这种分类完成之后，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各种污名开始出现，各种伪史开始传播，各种关于忠诚度的怀疑不断重复。
一个人只要信仰伊斯兰教，似乎便天然具有某种危险性。清真寺被改造，宗教教育被限制，经典被查禁，宗教书籍被收缴，宗教身份被不断重塑。
所有这些手段的背后，其实都遵循着同一种技术路径：先在表格上定义风险，再在现实中实施改造。历史上所有走向文化灭绝与大规模迫害的悲剧，莫不始于这种对‘异类’的流水线化生产——先定义谁不是‘我们’，再恐吓人们去害怕他们，最后让整个社会习惯于他们的消失。
而历史上所有文化灭绝、种族灭绝和大规模迫害，几乎都遵循同一个逻辑：先定义谁不是“我们”，然后告诉人们为什么应该害怕他们，最后让人们习惯于他们遭受的一切。纳粹如此，卢旺达如此巴尔干如此，人类历史上的无数悲剧莫不如此。
所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真正可怕的地方，并不在于它是否正确，而在于它会成为一切歧视、一切污名化、一切迫害最方便的思想工具，它让人停止思考，停止理解，停止共情，最终停止把对方当作人。
然而，民族主义从来不会止步于对少数族裔的迫害。当一个社会习惯于用身份去划分敌人，当一个国家习惯于通过制造“异类”来维持团结，当人们习惯于用血统和标签代替事实与理性，那么这种逻辑最终一定会反噬自身，因为总会有新的异类被创造出来。
当一个社会开始依赖仇恨维持团结的时候，它迟早会发现：自己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外部世界。而是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仇恨。因此，我越来越觉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它更像是一句懦夫的话，一句拒绝理解世界的话，一句为未来埋下灾难种子的话。那些今天沉迷于民族主义狂欢的人或许终将发现：每一次针对少数族群的迫害，每一次针对差异的打压，每一次以统一和安全为名进行的文化清洗，最终都会成为伤害整个社会的回旋镖。
当一个国家开始习惯于用身份决定命运的时候，最后受伤的，从来不只是少数民族。而是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包括它口口声声要保护的汉民族自己。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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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猥琐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透视皇汉民族主义的狂热根源与现实危害
摘要：
每遇社会矛盾积聚，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煽动针对少数民族与异教徒的排外狂热，便成为转移矛盾的惯用伎俩。本文深刻解剖这一狭隘思维的虚伪与残忍，呼吁建立基于现代人权与自由平等的多元文明观，坚决抵制民粹仇恨对社会风气的毒害。
每遇社会压力聚积，执政者为转移矛盾，必会有意无意喊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很多人把它当作祖宗遗训，当作一种洞察人性的经验之谈，甚至当作处理民族关系的底层逻辑。
我从来都没有在这话中看出任何“智慧”，而是懒惰地将所有复杂性压缩成一个标签，用无耻的姿态莫名其妙的甩锅给毫不相干的弱势群体，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猥琐。
它告诉人们：不要了解他，不要接近他，不要倾听他，只需要确认一点——他是不是“我们”，同时，我们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都是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人造成的，它从不解决问题。它只是寻找替罪羊。这种甩锅下，剩下的你只要去仇恨就可以了。
只要稍微翻阅一下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极其尴尬的事实：在中国历史上，杀死汉人最多的，从来不是所谓的“异族”，而是汉人自己：黄巾之乱如此，三国战争如此，八王之乱如此，黄巢如此，张献忠如此，太平天国如此，军阀混战如此，国共内战亦如此。进入现代以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各种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主体，同样还是汉人。
仅太平天国战争一项，死亡人数便高达七千万至一亿人。而二十世纪数次政治灾难和人为饥荒所造成的人口损失，更是以千万计。
如果单纯从死亡人数统计，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屠杀者并不是所谓“非我族类”。恰恰相反，最大的灾难往往来自内部失控的权力、极端的意识形态以及一次次以拯救天下为名发动的内部战争。对此，历史闭上了眼睛。相反，一旦涉及少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便会被重新搬出来。
翻阅历朝历代正史，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会浮现出来。中原王朝的扩张往往被称为统一、开疆拓土、经营边疆。而周边民族进入中原，则被称为入侵、犯边、南下。同样是战争，同样是扩张，同样是争夺土地、人口与资源。但因为掌握史书的人不同，历史便拥有了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于是，一个巨大的幻觉被逐渐塑造出来：仿佛汉民族几千年来始终是受害者，而周边民族则始终是觊觎者和侵略者。
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穆斯林群体中的人，我对此有着切身感受。按照官方民族分类，我属于回族。但如果从语言、长相、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以及文化背景来看，我和绝大多数汉人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同一个汉语汉字，阅读同样的历史，我们生活在同样的社会。绝大多数回族和周边汉族的区别仅仅是不吃猪肉，仅此而已，
然而近代以来，这样一群人与汉人的共同历史不断被淡化、切割和重构，被区别、被定义、在被标签化，最终被固定进一张民族分类表格。当这种分类完成之后，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各种污名开始出现，各种伪史开始传播，各种关于忠诚度的怀疑不断重复。
一个人只要信仰伊斯兰教，似乎便天然具有某种危险性。清真寺被改造，宗教教育被限制，经典被查禁，宗教书籍被收缴，宗教身份被不断重塑。
所有这些手段的背后，其实都遵循着同一种技术路径：先在表格上定义风险，再在现实中实施改造。历史上所有走向文化灭绝与大规模迫害的悲剧，莫不始于这种对‘异类’的流水线化生产——先定义谁不是‘我们’，再恐吓人们去害怕他们，最后让整个社会习惯于他们的消失。
而历史上所有文化灭绝、种族灭绝和大规模迫害，几乎都遵循同一个逻辑：先定义谁不是“我们”，然后告诉人们为什么应该害怕他们，最后让人们习惯于他们遭受的一切。纳粹如此，卢旺达如此巴尔干如此，人类历史上的无数悲剧莫不如此。
所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真正可怕的地方，并不在于它是否正确，而在于它会成为一切歧视、一切污名化、一切迫害最方便的思想工具，它让人停止思考，停止理解，停止共情，最终停止把对方当作人。
然而，民族主义从来不会止步于对少数族裔的迫害。当一个社会习惯于用身份去划分敌人，当一个国家习惯于通过制造“异类”来维持团结，当人们习惯于用血统和标签代替事实与理性，那么这种逻辑最终一定会反噬自身，因为总会有新的异类被创造出来。
当一个社会开始依赖仇恨维持团结的时候，它迟早会发现：自己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外部世界。而是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仇恨。因此，我越来越觉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它更像是一句懦夫的话，一句拒绝理解世界的话，一句为未来埋下灾难种子的话。那些今天沉迷于民族主义狂欢的人或许终将发现：每一次针对少数族群的迫害，每一次针对差异的打压，每一次以统一和安全为名进行的文化清洗，最终都会成为伤害整个社会的回旋镖。
当一个国家开始习惯于用身份决定命运的时候，最后受伤的，从来不只是少数民族。而是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包括它口口声声要保护的汉民族自己。
作者：马瑞林
猥琐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透视皇汉民族主义的狂热根源与现实危害
摘要：
每遇社会矛盾积聚，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煽动针对少数民族与异教徒的排外狂热，便成为转移矛盾的惯用伎俩。本文深刻解剖这一狭隘思维的虚伪与残忍，呼吁建立基于现代人权与自由平等的多元文明观，坚决抵制民粹仇恨对社会风气的毒害。
每遇社会压力聚积，执政者为转移矛盾，必会有意无意喊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很多人把它当作祖宗遗训，当作一种洞察人性的经验之谈，甚至当作处理民族关系的底层逻辑。
我从来都没有在这话中看出任何“智慧”，而是懒惰地将所有复杂性压缩成一个标签，用无耻的姿态莫名其妙的甩锅给毫不相干的弱势群体，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猥琐。
它告诉人们：不要了解他，不要接近他，不要倾听他，只需要确认一点——他是不是“我们”，同时，我们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都是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人造成的，它从不解决问题。它只是寻找替罪羊。这种甩锅下，剩下的你只要去仇恨就可以了。
只要稍微翻阅一下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极其尴尬的事实：在中国历史上，杀死汉人最多的，从来不是所谓的“异族”，而是汉人自己：黄巾之乱如此，三国战争如此，八王之乱如此，黄巢如此，张献忠如此，太平天国如此，军阀混战如此，国共内战亦如此。进入现代以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各种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主体，同样还是汉人。
仅太平天国战争一项，死亡人数便高达七千万至一亿人。而二十世纪数次政治灾难和人为饥荒所造成的人口损失，更是以千万计。
如果单纯从死亡人数统计，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屠杀者并不是所谓“非我族类”。恰恰相反，最大的灾难往往来自内部失控的权力、极端的意识形态以及一次次以拯救天下为名发动的内部战争。对此，历史闭上了眼睛。相反，一旦涉及少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便会被重新搬出来。
翻阅历朝历代正史，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会浮现出来。中原王朝的扩张往往被称为统一、开疆拓土、经营边疆。而周边民族进入中原，则被称为入侵、犯边、南下。同样是战争，同样是扩张，同样是争夺土地、人口与资源。但因为掌握史书的人不同，历史便拥有了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于是，一个巨大的幻觉被逐渐塑造出来：仿佛汉民族几千年来始终是受害者，而周边民族则始终是觊觎者和侵略者。
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穆斯林群体中的人，我对此有着切身感受。按照官方民族分类，我属于回族。但如果从语言、长相、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以及文化背景来看，我和绝大多数汉人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同一个汉语汉字，阅读同样的历史，我们生活在同样的社会。绝大多数回族和周边汉族的区别仅仅是不吃猪肉，仅此而已，
然而近代以来，这样一群人与汉人的共同历史不断被淡化、切割和重构，被区别、被定义、在被标签化，最终被固定进一张民族分类表格。当这种分类完成之后，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各种污名开始出现，各种伪史开始传播，各种关于忠诚度的怀疑不断重复。
一个人只要信仰伊斯兰教，似乎便天然具有某种危险性。清真寺被改造，宗教教育被限制，经典被查禁，宗教书籍被收缴，宗教身份被不断重塑。
所有这些手段的背后，其实都遵循着同一种技术路径：先在表格上定义风险，再在现实中实施改造。历史上所有走向文化灭绝与大规模迫害的悲剧，莫不始于这种对‘异类’的流水线化生产——先定义谁不是‘我们’，再恐吓人们去害怕他们，最后让整个社会习惯于他们的消失。
而历史上所有文化灭绝、种族灭绝和大规模迫害，几乎都遵循同一个逻辑：先定义谁不是“我们”，然后告诉人们为什么应该害怕他们，最后让人们习惯于他们遭受的一切。纳粹如此，卢旺达如此巴尔干如此，人类历史上的无数悲剧莫不如此。
所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真正可怕的地方，并不在于它是否正确，而在于它会成为一切歧视、一切污名化、一切迫害最方便的思想工具，它让人停止思考，停止理解，停止共情，最终停止把对方当作人。
然而，民族主义从来不会止步于对少数族裔的迫害。当一个社会习惯于用身份去划分敌人，当一个国家习惯于通过制造“异类”来维持团结，当人们习惯于用血统和标签代替事实与理性，那么这种逻辑最终一定会反噬自身，因为总会有新的异类被创造出来。
当一个社会开始依赖仇恨维持团结的时候，它迟早会发现：自己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外部世界。而是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仇恨。因此，我越来越觉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它更像是一句懦夫的话，一句拒绝理解世界的话，一句为未来埋下灾难种子的话。那些今天沉迷于民族主义狂欢的人或许终将发现：每一次针对少数族群的迫害，每一次针对差异的打压，每一次以统一和安全为名进行的文化清洗，最终都会成为伤害整个社会的回旋镖。
当一个国家开始习惯于用身份决定命运的时候，最后受伤的，从来不只是少数民族。而是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包括它口口声声要保护的汉民族自己。
失语中国：全民噤声时代的言论封锁、思想窒息与破局之道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6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失语中国：全民噤声时代的言论封锁、思想窒息与破局之道
摘要：
全方位的网络审查、动辄封号喝茶的恐怖氛围，使得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国度沦为思想的无声荒原。本文剖析“失语”对民族创造力与精神健康的深重戕害，指出在严密监控中寻找缝隙、彼此传递真相与保持独立思考才是打破沉默的破局之道。
如果未来有人研究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精神史，或许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这个拥有数千年文字传统的文明，在互联网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工具之后，反而越来越不会说话了。
街头巷尾、高速公路的广告牌，那些原本属于文学、商业与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2015年前后一夜间，被铺天盖地的习近平的粗俗口语占据：“撸起袖子加油干”“发扬钉钉子精神”“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再后来，2018年开始的扫黑除恶运动中，人们又看到了另一种语言：“黑恶不除，国无宁日”“涉黑涉恶，斩草除根”“检举揭发有奖，包庇纵容必究”。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过带有明显株连和连坐色彩的标语，毁灭肉体、毁灭财产、毁灭血缘、毁灭未来，字里行间，充斥这恶毒的诅咒，充斥着赤裸裸的威胁。
一个文明最敏感的神经，往往藏在它的语言里。而一个时代最真实的面貌，也往往写在它的标语之中。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中国的语言环境其实相当耐人寻味。一边是越来越粗俗化、口号化和行政化的官方语言。另一边，则是越来越隐晦、扭曲和变形的民间语言。因为很多正常的话已经不能正常说，人们开始发明各种新的表达方式：数字代替文字、谐音代替本义、缩写代替完整句子、生僻字代替常用字、图片代替文字、表情包代替观点。满屏幕都是“敏感词”，超过古代帝国皇帝的领袖姓名“避讳制度”，人们逼迫不断发明新词汇，平台不断封禁新的词汇。有人销号、有人限流、有人被喝茶、有人被封禁，更多的人则学会了用隐喻生存，整个中国互联网逐渐变成了一部巨大的密码本。人们正在逐渐失去正常表达的能力，满世界满脑子都是围墙都是警戒线。
与民间不断发明新语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种语言正在迅速膨胀——体制内的党八股语言。各类文件、讲话、通稿、学习材料、宣传报道越来越像同一种东西。长长的标题套着长长的定语，一层层政治术语叠加在一起，一个段落往往能写上几百字，却很难说清楚一件简单的事情。人们阅读这些文字时，总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什么都写了，又似乎什么都没说。每一个字都认识，每一句话都能读懂，可整篇文章读完之后，却不知道作者究竟想表达什么。这种语言最大的特点，不是表达思想，而是回避思想；不是传递信息，而是完成表态；不是为了让人理解，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政治正确。更重要的是，它正在不断占据公共空间。从新闻报道到学校教材，从会议纪要到企业学习材料，从社区宣传栏到互联网平台，大量公共空间被这种低信息密度、高政治浓度的语言所填满。它们消耗着人们的阅读时间和注意力，却很少提供新的知识和信息。
这就是今天中国问题：一边是普通人在不断发明新的隐语、代号和暗示，以绕过审查表达真实想法；另一边则是体制内不断生产越来越冗长、越来越空洞、越来越缺乏信息量的标准文本。民间越来越不会说话，官方越来越不会说人话。
然而，并不仅仅是审查制度和宣传机器问题，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一个社会的语言究竟由谁创造。语言并不是自然生长的。一个社会真正创造语言的人，往往是作家、记者、学者、思想家和评论者。他们不断创造新的概念、新的表达和新的解释方式，把复杂的现实转化为可以被理解和讨论的公共语言。近代中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时刻。梁启超创造了大量现代政治词汇；胡适推动了白话文运动；鲁迅重塑了中国人的批判语言；陈独秀等人把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概念引入公共讨论。他们未必总是正确，但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为社会创造新的语言。
一个社会的创造力，往往首先体现在语言的创造力上。而一个社会的衰退，也往往首先表现为语言的贫困。当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性之后，他们便不再创造语言，而开始生产口号；不再解释现实，而开始解释政策；不再提出问题，而开始提供标准答案。于是，语言生产机制开始发生变化。原本由社会共同创造的语言，越来越多地由权力来定义。
什么词汇可以存在，什么词汇必须消失；什么概念可以讨论，什么概念成为禁区；什么表达可以传播，什么表达必须删除——越来越多的语言权力开始集中于少数机构之手。于是，人们逐渐失去了描述现实的工具。很多事情明明存在，却找不到能够公开使用的词汇去描述；很多感受明明真实，却只能隐藏在暗语和隐喻之中。当创造语言的人停止创造语言，普通人最终也会失去表达现实的能力。于是社会开始同时出现两种失语：一种是“不敢说”，另一种是“不会说”。前者来自审查，后者来自语言创造力的衰退。
历史上，这样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许多文明都曾经历过类似过程。当知识生产越来越依附权力，当学者越来越成为统治机器的一部分，思想创造力便会逐渐衰退。社会依然有学校，有学者，有出版物，甚至依然有文学，但越来越少有人真正创造新的观念和新的表达。一个文明最危险的时候，并不是没有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已经停止生产思想的时候。因为此时社会依然有大量文字，却越来越少有真正的信息；依然有大量声音，却越来越少有真实的表达。
回头再看那些遍布中国大街小巷的标语和简中互联内网里疯狂增长的敏感词，真正让人不安的地方，并不仅仅是粗俗、恶毒和充满戾气，而是，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大国，一边被迫把真实表达藏进密码和暗语之中，一边又被海量空洞的党八股不断填满公共空间。当一个社会既充满噪音，又失去声音的时候，最先枯萎的往往不是文学，而是思想。一个文明最大的危机，或许不是沉默，而是再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失语中国：全民噤声时代的言论封锁、思想窒息与破局之道
摘要：
全方位的网络审查、动辄封号喝茶的恐怖氛围，使得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国度沦为思想的无声荒原。本文剖析“失语”对民族创造力与精神健康的深重戕害，指出在严密监控中寻找缝隙、彼此传递真相与保持独立思考才是打破沉默的破局之道。
如果未来有人研究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精神史，或许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这个拥有数千年文字传统的文明，在互联网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工具之后，反而越来越不会说话了。
街头巷尾、高速公路的广告牌，那些原本属于文学、商业与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2015年前后一夜间，被铺天盖地的习近平的粗俗口语占据：“撸起袖子加油干”“发扬钉钉子精神”“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再后来，2018年开始的扫黑除恶运动中，人们又看到了另一种语言：“黑恶不除，国无宁日”“涉黑涉恶，斩草除根”“检举揭发有奖，包庇纵容必究”。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过带有明显株连和连坐色彩的标语，毁灭肉体、毁灭财产、毁灭血缘、毁灭未来，字里行间，充斥这恶毒的诅咒，充斥着赤裸裸的威胁。
一个文明最敏感的神经，往往藏在它的语言里。而一个时代最真实的面貌，也往往写在它的标语之中。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中国的语言环境其实相当耐人寻味。一边是越来越粗俗化、口号化和行政化的官方语言。另一边，则是越来越隐晦、扭曲和变形的民间语言。因为很多正常的话已经不能正常说，人们开始发明各种新的表达方式：数字代替文字、谐音代替本义、缩写代替完整句子、生僻字代替常用字、图片代替文字、表情包代替观点。满屏幕都是“敏感词”，超过古代帝国皇帝的领袖姓名“避讳制度”，人们逼迫不断发明新词汇，平台不断封禁新的词汇。有人销号、有人限流、有人被喝茶、有人被封禁，更多的人则学会了用隐喻生存，整个中国互联网逐渐变成了一部巨大的密码本。人们正在逐渐失去正常表达的能力，满世界满脑子都是围墙都是警戒线。
与民间不断发明新语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种语言正在迅速膨胀——体制内的党八股语言。各类文件、讲话、通稿、学习材料、宣传报道越来越像同一种东西。长长的标题套着长长的定语，一层层政治术语叠加在一起，一个段落往往能写上几百字，却很难说清楚一件简单的事情。人们阅读这些文字时，总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什么都写了，又似乎什么都没说。每一个字都认识，每一句话都能读懂，可整篇文章读完之后，却不知道作者究竟想表达什么。这种语言最大的特点，不是表达思想，而是回避思想；不是传递信息，而是完成表态；不是为了让人理解，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政治正确。更重要的是，它正在不断占据公共空间。从新闻报道到学校教材，从会议纪要到企业学习材料，从社区宣传栏到互联网平台，大量公共空间被这种低信息密度、高政治浓度的语言所填满。它们消耗着人们的阅读时间和注意力，却很少提供新的知识和信息。
这就是今天中国问题：一边是普通人在不断发明新的隐语、代号和暗示，以绕过审查表达真实想法；另一边则是体制内不断生产越来越冗长、越来越空洞、越来越缺乏信息量的标准文本。民间越来越不会说话，官方越来越不会说人话。
然而，并不仅仅是审查制度和宣传机器问题，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一个社会的语言究竟由谁创造。语言并不是自然生长的。一个社会真正创造语言的人，往往是作家、记者、学者、思想家和评论者。他们不断创造新的概念、新的表达和新的解释方式，把复杂的现实转化为可以被理解和讨论的公共语言。近代中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时刻。梁启超创造了大量现代政治词汇；胡适推动了白话文运动；鲁迅重塑了中国人的批判语言；陈独秀等人把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概念引入公共讨论。他们未必总是正确，但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为社会创造新的语言。
一个社会的创造力，往往首先体现在语言的创造力上。而一个社会的衰退，也往往首先表现为语言的贫困。当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性之后，他们便不再创造语言，而开始生产口号；不再解释现实，而开始解释政策；不再提出问题，而开始提供标准答案。于是，语言生产机制开始发生变化。原本由社会共同创造的语言，越来越多地由权力来定义。
什么词汇可以存在，什么词汇必须消失；什么概念可以讨论，什么概念成为禁区；什么表达可以传播，什么表达必须删除——越来越多的语言权力开始集中于少数机构之手。于是，人们逐渐失去了描述现实的工具。很多事情明明存在，却找不到能够公开使用的词汇去描述；很多感受明明真实，却只能隐藏在暗语和隐喻之中。当创造语言的人停止创造语言，普通人最终也会失去表达现实的能力。于是社会开始同时出现两种失语：一种是“不敢说”，另一种是“不会说”。前者来自审查，后者来自语言创造力的衰退。
历史上，这样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许多文明都曾经历过类似过程。当知识生产越来越依附权力，当学者越来越成为统治机器的一部分，思想创造力便会逐渐衰退。社会依然有学校，有学者，有出版物，甚至依然有文学，但越来越少有人真正创造新的观念和新的表达。一个文明最危险的时候，并不是没有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已经停止生产思想的时候。因为此时社会依然有大量文字，却越来越少有真正的信息；依然有大量声音，却越来越少有真实的表达。
回头再看那些遍布中国大街小巷的标语和简中互联内网里疯狂增长的敏感词，真正让人不安的地方，并不仅仅是粗俗、恶毒和充满戾气，而是，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大国，一边被迫把真实表达藏进密码和暗语之中，一边又被海量空洞的党八股不断填满公共空间。当一个社会既充满噪音，又失去声音的时候，最先枯萎的往往不是文学，而是思想。一个文明最大的危机，或许不是沉默，而是再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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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失语中国：全民噤声时代的言论封锁、思想窒息与破局之道
摘要：
全方位的网络审查、动辄封号喝茶的恐怖氛围，使得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国度沦为思想的无声荒原。本文剖析“失语”对民族创造力与精神健康的深重戕害，指出在严密监控中寻找缝隙、彼此传递真相与保持独立思考才是打破沉默的破局之道。
如果未来有人研究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精神史，或许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这个拥有数千年文字传统的文明，在互联网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工具之后，反而越来越不会说话了。
街头巷尾、高速公路的广告牌，那些原本属于文学、商业与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2015年前后一夜间，被铺天盖地的习近平的粗俗口语占据：“撸起袖子加油干”“发扬钉钉子精神”“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再后来，2018年开始的扫黑除恶运动中，人们又看到了另一种语言：“黑恶不除，国无宁日”“涉黑涉恶，斩草除根”“检举揭发有奖，包庇纵容必究”。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过带有明显株连和连坐色彩的标语，毁灭肉体、毁灭财产、毁灭血缘、毁灭未来，字里行间，充斥这恶毒的诅咒，充斥着赤裸裸的威胁。
一个文明最敏感的神经，往往藏在它的语言里。而一个时代最真实的面貌，也往往写在它的标语之中。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中国的语言环境其实相当耐人寻味。一边是越来越粗俗化、口号化和行政化的官方语言。另一边，则是越来越隐晦、扭曲和变形的民间语言。因为很多正常的话已经不能正常说，人们开始发明各种新的表达方式：数字代替文字、谐音代替本义、缩写代替完整句子、生僻字代替常用字、图片代替文字、表情包代替观点。满屏幕都是“敏感词”，超过古代帝国皇帝的领袖姓名“避讳制度”，人们逼迫不断发明新词汇，平台不断封禁新的词汇。有人销号、有人限流、有人被喝茶、有人被封禁，更多的人则学会了用隐喻生存，整个中国互联网逐渐变成了一部巨大的密码本。人们正在逐渐失去正常表达的能力，满世界满脑子都是围墙都是警戒线。
与民间不断发明新语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种语言正在迅速膨胀——体制内的党八股语言。各类文件、讲话、通稿、学习材料、宣传报道越来越像同一种东西。长长的标题套着长长的定语，一层层政治术语叠加在一起，一个段落往往能写上几百字，却很难说清楚一件简单的事情。人们阅读这些文字时，总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什么都写了，又似乎什么都没说。每一个字都认识，每一句话都能读懂，可整篇文章读完之后，却不知道作者究竟想表达什么。这种语言最大的特点，不是表达思想，而是回避思想；不是传递信息，而是完成表态；不是为了让人理解，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政治正确。更重要的是，它正在不断占据公共空间。从新闻报道到学校教材，从会议纪要到企业学习材料，从社区宣传栏到互联网平台，大量公共空间被这种低信息密度、高政治浓度的语言所填满。它们消耗着人们的阅读时间和注意力，却很少提供新的知识和信息。
这就是今天中国问题：一边是普通人在不断发明新的隐语、代号和暗示，以绕过审查表达真实想法；另一边则是体制内不断生产越来越冗长、越来越空洞、越来越缺乏信息量的标准文本。民间越来越不会说话，官方越来越不会说人话。
然而，并不仅仅是审查制度和宣传机器问题，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一个社会的语言究竟由谁创造。语言并不是自然生长的。一个社会真正创造语言的人，往往是作家、记者、学者、思想家和评论者。他们不断创造新的概念、新的表达和新的解释方式，把复杂的现实转化为可以被理解和讨论的公共语言。近代中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时刻。梁启超创造了大量现代政治词汇；胡适推动了白话文运动；鲁迅重塑了中国人的批判语言；陈独秀等人把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概念引入公共讨论。他们未必总是正确，但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为社会创造新的语言。
一个社会的创造力，往往首先体现在语言的创造力上。而一个社会的衰退，也往往首先表现为语言的贫困。当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性之后，他们便不再创造语言，而开始生产口号；不再解释现实，而开始解释政策；不再提出问题，而开始提供标准答案。于是，语言生产机制开始发生变化。原本由社会共同创造的语言，越来越多地由权力来定义。
什么词汇可以存在，什么词汇必须消失；什么概念可以讨论，什么概念成为禁区；什么表达可以传播，什么表达必须删除——越来越多的语言权力开始集中于少数机构之手。于是，人们逐渐失去了描述现实的工具。很多事情明明存在，却找不到能够公开使用的词汇去描述；很多感受明明真实，却只能隐藏在暗语和隐喻之中。当创造语言的人停止创造语言，普通人最终也会失去表达现实的能力。于是社会开始同时出现两种失语：一种是“不敢说”，另一种是“不会说”。前者来自审查，后者来自语言创造力的衰退。
历史上，这样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许多文明都曾经历过类似过程。当知识生产越来越依附权力，当学者越来越成为统治机器的一部分，思想创造力便会逐渐衰退。社会依然有学校，有学者，有出版物，甚至依然有文学，但越来越少有人真正创造新的观念和新的表达。一个文明最危险的时候，并不是没有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已经停止生产思想的时候。因为此时社会依然有大量文字，却越来越少有真正的信息；依然有大量声音，却越来越少有真实的表达。
回头再看那些遍布中国大街小巷的标语和简中互联内网里疯狂增长的敏感词，真正让人不安的地方，并不仅仅是粗俗、恶毒和充满戾气，而是，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大国，一边被迫把真实表达藏进密码和暗语之中，一边又被海量空洞的党八股不断填满公共空间。当一个社会既充满噪音，又失去声音的时候，最先枯萎的往往不是文学，而是思想。一个文明最大的危机，或许不是沉默，而是再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作者：马瑞林
失语中国：全民噤声时代的言论封锁、思想窒息与破局之道
摘要：
全方位的网络审查、动辄封号喝茶的恐怖氛围，使得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国度沦为思想的无声荒原。本文剖析“失语”对民族创造力与精神健康的深重戕害，指出在严密监控中寻找缝隙、彼此传递真相与保持独立思考才是打破沉默的破局之道。
如果未来有人研究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精神史，或许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这个拥有数千年文字传统的文明，在互联网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工具之后，反而越来越不会说话了。
街头巷尾、高速公路的广告牌，那些原本属于文学、商业与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2015年前后一夜间，被铺天盖地的习近平的粗俗口语占据：“撸起袖子加油干”“发扬钉钉子精神”“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再后来，2018年开始的扫黑除恶运动中，人们又看到了另一种语言：“黑恶不除，国无宁日”“涉黑涉恶，斩草除根”“检举揭发有奖，包庇纵容必究”。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过带有明显株连和连坐色彩的标语，毁灭肉体、毁灭财产、毁灭血缘、毁灭未来，字里行间，充斥这恶毒的诅咒，充斥着赤裸裸的威胁。
一个文明最敏感的神经，往往藏在它的语言里。而一个时代最真实的面貌，也往往写在它的标语之中。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中国的语言环境其实相当耐人寻味。一边是越来越粗俗化、口号化和行政化的官方语言。另一边，则是越来越隐晦、扭曲和变形的民间语言。因为很多正常的话已经不能正常说，人们开始发明各种新的表达方式：数字代替文字、谐音代替本义、缩写代替完整句子、生僻字代替常用字、图片代替文字、表情包代替观点。满屏幕都是“敏感词”，超过古代帝国皇帝的领袖姓名“避讳制度”，人们逼迫不断发明新词汇，平台不断封禁新的词汇。有人销号、有人限流、有人被喝茶、有人被封禁，更多的人则学会了用隐喻生存，整个中国互联网逐渐变成了一部巨大的密码本。人们正在逐渐失去正常表达的能力，满世界满脑子都是围墙都是警戒线。
与民间不断发明新语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种语言正在迅速膨胀——体制内的党八股语言。各类文件、讲话、通稿、学习材料、宣传报道越来越像同一种东西。长长的标题套着长长的定语，一层层政治术语叠加在一起，一个段落往往能写上几百字，却很难说清楚一件简单的事情。人们阅读这些文字时，总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什么都写了，又似乎什么都没说。每一个字都认识，每一句话都能读懂，可整篇文章读完之后，却不知道作者究竟想表达什么。这种语言最大的特点，不是表达思想，而是回避思想；不是传递信息，而是完成表态；不是为了让人理解，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政治正确。更重要的是，它正在不断占据公共空间。从新闻报道到学校教材，从会议纪要到企业学习材料，从社区宣传栏到互联网平台，大量公共空间被这种低信息密度、高政治浓度的语言所填满。它们消耗着人们的阅读时间和注意力，却很少提供新的知识和信息。
这就是今天中国问题：一边是普通人在不断发明新的隐语、代号和暗示，以绕过审查表达真实想法；另一边则是体制内不断生产越来越冗长、越来越空洞、越来越缺乏信息量的标准文本。民间越来越不会说话，官方越来越不会说人话。
然而，并不仅仅是审查制度和宣传机器问题，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一个社会的语言究竟由谁创造。语言并不是自然生长的。一个社会真正创造语言的人，往往是作家、记者、学者、思想家和评论者。他们不断创造新的概念、新的表达和新的解释方式，把复杂的现实转化为可以被理解和讨论的公共语言。近代中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时刻。梁启超创造了大量现代政治词汇；胡适推动了白话文运动；鲁迅重塑了中国人的批判语言；陈独秀等人把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概念引入公共讨论。他们未必总是正确，但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为社会创造新的语言。
一个社会的创造力，往往首先体现在语言的创造力上。而一个社会的衰退，也往往首先表现为语言的贫困。当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性之后，他们便不再创造语言，而开始生产口号；不再解释现实，而开始解释政策；不再提出问题，而开始提供标准答案。于是，语言生产机制开始发生变化。原本由社会共同创造的语言，越来越多地由权力来定义。
什么词汇可以存在，什么词汇必须消失；什么概念可以讨论，什么概念成为禁区；什么表达可以传播，什么表达必须删除——越来越多的语言权力开始集中于少数机构之手。于是，人们逐渐失去了描述现实的工具。很多事情明明存在，却找不到能够公开使用的词汇去描述；很多感受明明真实，却只能隐藏在暗语和隐喻之中。当创造语言的人停止创造语言，普通人最终也会失去表达现实的能力。于是社会开始同时出现两种失语：一种是“不敢说”，另一种是“不会说”。前者来自审查，后者来自语言创造力的衰退。
历史上，这样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许多文明都曾经历过类似过程。当知识生产越来越依附权力，当学者越来越成为统治机器的一部分，思想创造力便会逐渐衰退。社会依然有学校，有学者，有出版物，甚至依然有文学，但越来越少有人真正创造新的观念和新的表达。一个文明最危险的时候，并不是没有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已经停止生产思想的时候。因为此时社会依然有大量文字，却越来越少有真正的信息；依然有大量声音，却越来越少有真实的表达。
回头再看那些遍布中国大街小巷的标语和简中互联内网里疯狂增长的敏感词，真正让人不安的地方，并不仅仅是粗俗、恶毒和充满戾气，而是，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大国，一边被迫把真实表达藏进密码和暗语之中，一边又被海量空洞的党八股不断填满公共空间。当一个社会既充满噪音，又失去声音的时候，最先枯萎的往往不是文学，而是思想。一个文明最大的危机，或许不是沉默，而是再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被豢养的文人与知识分子：官僚体制下独立人格的丧失与道德沉沦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7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被豢养的文人与知识分子：官僚体制下独立人格的丧失与道德沉沦
摘要：
昔日承载社会良知的知识精英，在权力的利诱与威逼下纷纷沦为歌功颂德的御用弄臣。本文痛击当代部分体制内学者在民族宗教政策上的指鹿为马与助纣为虐，呼吁读书人守住起码的学术诚信与做人底线，重拾敢于直言的独立风骨。
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哪个群体像文人这样，一边被尊崇，一边被驯化。他们被供进孔庙，被写进县志，被刻进族谱，被视为家族荣耀和国家栋梁。可与此同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拿起书本的第一天起，便已经知道自己最终要去哪里，不是去寻找真理，不是去挑战权力，而是进入权力，被权力驯化，成为权力的一部分。这种被驯化并不是依靠暴力完成的，恰恰相反，它是通过荣耀完成的。
自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以后，中国文人与国家机器之间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共生关系。寒窗十年、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入朝为官，成为无数读书人的人生轨迹。多少人读书读到白发，不过是为了那一顶乌纱帽。于是，中国文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精神结构；他们批评现实，往往不是为了摆脱权力，而是为了获得参与权力的资格；他们反抗朝廷，往往不是为了限制权力，而是为了进入权力；他们读书写作，最终目的往往不是保持独立，而是获得朝廷承认。对于大多数士人而言，最大的成功不是说出真相，而是获得皇帝赏识；最大的荣耀不是保持风骨，而是被写进史书、进入庙堂。于是，为帝王修史成为职业，替朝廷立言成为责任，歌功颂德成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忠君报国成为道德的核心内容。久而久之，中国文人最擅长的事情，不再是监督权力，而是解释权力；不再是质疑权力，而是美化权力；不再是为社会提供独立思想，而是为朝廷生产合法性。这套体系之所以成功，并不在于它消灭了文人，而在于它让文人心甘情愿地成为了体制的一部分。
中国文人并非没有骨气之人，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拒绝被皇权驯化、保持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只是太过于稀少，而恰恰是因为稀少才被后世铭记。因为绝大多数文人最终都被纳入了国家机器之中，他们从来不是权力的监督者，而是权力的一部分，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北洋时期曾出现过极为短暂却灿烂的一页：鲁迅、胡适等人开始摆脱传统士大夫身份，尝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未必正确，也彼此争吵不休，但他们至少开始相信：知识分子的价值不在于进入权力，而在于保持与权力之间的距离。
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比历代王朝更彻底的改造，古代皇帝希望文人为自己服务。共产党则要求文人在思想上彻底属于自己。于是知识分子被重新定义。他们不再是“士农工商”中的第一位，而是“臭老九”，他们被批判、被改造、被监督、被组织化。文学被要求服务政治，学术被要求服务路线，艺术被要求服务阶级斗争，思想本身逐渐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
在这样的体系中，知识分子面临的选择往往十分简单：要么沉默，要么赞美，要么消失。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之一，或许就是郭沫若。郭沫若早年曾是才华横溢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然而进入毛泽东时代之后，他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他写下大量充满个人崇拜色彩的文字。曾经那个试图探索思想与文学边界的人，最终成为权力最卖力的歌颂者之一，他不再需要别人要求他赞美权力，因为赞美本身已经成为他的生存方式。 而郭沫若并不是个例，在极权体制下，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往往不是死亡，而是在活着的时候一点点失去独立人格。而另一部分人则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命运。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大量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他们中的许多人被送往甘肃夹边沟等劳改农场，在饥饿、寒冷和劳动中大量死去。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反对国家，他们只是没有学会赞美。
到了习近平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时代更多依靠政治运动改造知识分子，习近平时代则更倾向于通过制度、资源和职业体系塑造知识分子。今天的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和文艺团体依然存在，教授、作家和评论家依然数量庞大，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围绕权力组织自己的思想。许多学者花费大量时间研究的，不再是现实社会本身，而是如何正确解读领导讲话；许多作家越来越少描写真实的人，而越来越多书写正确的主题；许多评论者最大的能力，不再是发现问题，而是证明现有政策的合理性。
于是出现了一种颇为奇特的知识生产方式：每当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中央文件发布、政府工作报告出台，总会有大量专家学者、评论员和智库研究人员第一时间出现。他们像古代替皇帝解梦的术士一样，开始逐字逐句分析文件中的措辞变化：民主一词出现了多少次，法治和法制分别出现在哪里，改革与安全哪个词频更高，某个提法相比去年增加了几个字，某个领导人的名字排在什么位置。国内如此，海外一些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也往往如此。他们试图从字缝里寻找未来，从文件里推演方向，仿佛中国的命运就隐藏在这些词语排列组合之中。
然而大家都非常清楚的是，真正决定中共体制运行的，往往不是文件里写了什么，而是权力准备做什么。很多时候，文件只是宣传，而不是契约；只是表态，而不是约束。党真正想让人看到的东西，未必等于它真正准备去做的事情。可无数知识分子却把毕生精力消耗在对这些文本的反复阐释之中。于是，一个国家最聪明的一部分人，不再研究社会，不再研究市场，不再研究普通人的真实处境，而是在研究权力究竟想让自己看到什么。这种现象造成的损失，并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贫困，更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原本可以用于探索未知、创造知识、推动文明进步的大量智力资源，被消耗在对权力文本的无限解读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比单纯的歌功颂德更加令人遗憾。因为歌功颂德至少承认自己是在赞美权力，而这种无休止的“政策研究”“文件解读”“提法分析”，却披着学术的外衣，让人误以为自己仍然在进行独立思考。与此同时，普通人则在另一条道路上被迫适应现实。由于越来越多的话不能正常说，人们开始发明各种谐音、缩写、数字、暗语和隐喻。民间语言越来越像密码本，而官方语言越来越像公文堆。一个社会于是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却又彼此呼应的失语：普通人越来越不敢说话，知识分子越来越不会说话。前者来自审查，后者来自收编。于是，知识分子不再是社会与现实之间的解释者，而逐渐变成了权力与公众之间的翻译员；不再研究世界，而是研究文件；不再观察现实，而是揣摩风向。
苏联的故事几乎是同一个剧本的俄语版本。斯大林曾把作家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这里所谓的工程师，并不是塑造自由灵魂的人，而是塑造符合国家需要灵魂的人。于是整个文学界被纳入国家管理体系。配合者获得荣誉、住房、津贴与地位；拒绝配合者则可能失去发表机会、遭受迫害，甚至进入劳改营体系。 高尔基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这位曾经描写底层人民苦难的伟大作家，最终成为苏联体制最重要的文学象征之一，与此同时，无数拒绝配合的人则走向另一条道路。他们进入了古拉格群岛，进入了劳改营，进入西伯利亚。很多年以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向世界揭开了这套体系的真相。人们这才发现，一个政权最害怕的并不是武装反抗者，而是仍然坚持说真话的人。
更早的时候，伊斯兰世界也经历过类似过程。早期伊斯兰文明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信仰，更因为它曾拥有相对独立的知识共同体：学者可以批评统治者，法学家可以拒绝宫廷，许多著名伊玛目都曾拒绝为权力背书。从伊本·罕百里（Ahmad ibn Hanbal）拒绝屈服于官方神学而遭监禁，到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h）多次因挑战权威而入狱，早期伊斯兰传统中一直存在着知识分子拒绝为权力背书的传统，更有大量的。 然而随着帝国化进程深入，越来越多学者被纳入国家体系，独立知识共同体的空间不断缩小。法学逐渐官僚化，知识逐渐体制化。对于许多人而言，获得统治者认可开始变得比追求真理更重要，安全开始代替探索，仕途开始代替担当。学者越来越像官员，思想越来越像公文。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进入这套体系。当越来越多学者围绕权力组织思想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主动远离宫廷与政治。他们不再试图从现实权力中寻找出路，而是转身走向内心，走向灵性的探索。后来广泛发展的苏菲传统，很大程度上便承载了这种对权力保持距离的精神选择。当知识生产越来越围绕权力展开时，一个文明便会逐渐失去最重要的能力：自我更新。这或许不是伊斯兰世界后来停滞的唯一原因，却无疑削弱了它面对新时代挑战的能力。
尽管晚期中国、晚期奥斯曼和苏联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但它们都曾出现过类似现象：大学还在，学校还在，出版物还在，学者还在，甚至文学也还在，可真正独立的思想却越来越少。因为知识分子最大的价值，从来不是提供正确答案，而是提出危险问题；他们存在的意义，不是证明权力正确，而是提醒权力可能犯错。当一个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开始普遍依附权力时，文化便会逐渐停止生长。因为所有答案都已经提前写好，所有问题都已经提前规定，所有结论都已经提前批准。学问不再是发现未知，而是论证既定结论。文明表面上依然繁荣，实际上却正在失去创造未来的能力。
反观今天的西方社会，当然也存在亲近政府的学者、媒体人与公共知识分子。但决定其活力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人。而在于大量知识分子并不依附于国家机器。他们可以批评政府。可以攻击总统。可以反对战争。可以挑战主流观点。甚至可以公开嘲笑整个制度。他们未必总是正确。但他们拥有犯错的自由。而思想，恰恰是在这种自由中诞生的。
所以，一个文明真正的分水岭，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大学、多少教授、多少作家。而在于：它的知识分子究竟效忠于真理，还是效忠于权力。独裁者并不害怕没有知识分子，独裁者真正害怕的是不愿被收编的知识分子，因为军队只能控制人的身体，而知识分子能够塑造人的思想。一个政权最成功的统治，并不是消灭文人，而是让文人相信：为权力服务，就是自己的使命。因为所有被豢养的文人，最终都会成为权力的装饰品。而所有伟大的文明，都诞生于那些不愿被豢养的人。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被豢养的文人与知识分子：官僚体制下独立人格的丧失与道德沉沦
摘要：
昔日承载社会良知的知识精英，在权力的利诱与威逼下纷纷沦为歌功颂德的御用弄臣。本文痛击当代部分体制内学者在民族宗教政策上的指鹿为马与助纣为虐，呼吁读书人守住起码的学术诚信与做人底线，重拾敢于直言的独立风骨。
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哪个群体像文人这样，一边被尊崇，一边被驯化。他们被供进孔庙，被写进县志，被刻进族谱，被视为家族荣耀和国家栋梁。可与此同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拿起书本的第一天起，便已经知道自己最终要去哪里，不是去寻找真理，不是去挑战权力，而是进入权力，被权力驯化，成为权力的一部分。这种被驯化并不是依靠暴力完成的，恰恰相反，它是通过荣耀完成的。
自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以后，中国文人与国家机器之间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共生关系。寒窗十年、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入朝为官，成为无数读书人的人生轨迹。多少人读书读到白发，不过是为了那一顶乌纱帽。于是，中国文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精神结构；他们批评现实，往往不是为了摆脱权力，而是为了获得参与权力的资格；他们反抗朝廷，往往不是为了限制权力，而是为了进入权力；他们读书写作，最终目的往往不是保持独立，而是获得朝廷承认。对于大多数士人而言，最大的成功不是说出真相，而是获得皇帝赏识；最大的荣耀不是保持风骨，而是被写进史书、进入庙堂。于是，为帝王修史成为职业，替朝廷立言成为责任，歌功颂德成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忠君报国成为道德的核心内容。久而久之，中国文人最擅长的事情，不再是监督权力，而是解释权力；不再是质疑权力，而是美化权力；不再是为社会提供独立思想，而是为朝廷生产合法性。这套体系之所以成功，并不在于它消灭了文人，而在于它让文人心甘情愿地成为了体制的一部分。
中国文人并非没有骨气之人，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拒绝被皇权驯化、保持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只是太过于稀少，而恰恰是因为稀少才被后世铭记。因为绝大多数文人最终都被纳入了国家机器之中，他们从来不是权力的监督者，而是权力的一部分，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北洋时期曾出现过极为短暂却灿烂的一页：鲁迅、胡适等人开始摆脱传统士大夫身份，尝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未必正确，也彼此争吵不休，但他们至少开始相信：知识分子的价值不在于进入权力，而在于保持与权力之间的距离。
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比历代王朝更彻底的改造，古代皇帝希望文人为自己服务。共产党则要求文人在思想上彻底属于自己。于是知识分子被重新定义。他们不再是“士农工商”中的第一位，而是“臭老九”，他们被批判、被改造、被监督、被组织化。文学被要求服务政治，学术被要求服务路线，艺术被要求服务阶级斗争，思想本身逐渐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
在这样的体系中，知识分子面临的选择往往十分简单：要么沉默，要么赞美，要么消失。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之一，或许就是郭沫若。郭沫若早年曾是才华横溢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然而进入毛泽东时代之后，他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他写下大量充满个人崇拜色彩的文字。曾经那个试图探索思想与文学边界的人，最终成为权力最卖力的歌颂者之一，他不再需要别人要求他赞美权力，因为赞美本身已经成为他的生存方式。 而郭沫若并不是个例，在极权体制下，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往往不是死亡，而是在活着的时候一点点失去独立人格。而另一部分人则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命运。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大量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他们中的许多人被送往甘肃夹边沟等劳改农场，在饥饿、寒冷和劳动中大量死去。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反对国家，他们只是没有学会赞美。
到了习近平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时代更多依靠政治运动改造知识分子，习近平时代则更倾向于通过制度、资源和职业体系塑造知识分子。今天的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和文艺团体依然存在，教授、作家和评论家依然数量庞大，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围绕权力组织自己的思想。许多学者花费大量时间研究的，不再是现实社会本身，而是如何正确解读领导讲话；许多作家越来越少描写真实的人，而越来越多书写正确的主题；许多评论者最大的能力，不再是发现问题，而是证明现有政策的合理性。
于是出现了一种颇为奇特的知识生产方式：每当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中央文件发布、政府工作报告出台，总会有大量专家学者、评论员和智库研究人员第一时间出现。他们像古代替皇帝解梦的术士一样，开始逐字逐句分析文件中的措辞变化：民主一词出现了多少次，法治和法制分别出现在哪里，改革与安全哪个词频更高，某个提法相比去年增加了几个字，某个领导人的名字排在什么位置。国内如此，海外一些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也往往如此。他们试图从字缝里寻找未来，从文件里推演方向，仿佛中国的命运就隐藏在这些词语排列组合之中。
然而大家都非常清楚的是，真正决定中共体制运行的，往往不是文件里写了什么，而是权力准备做什么。很多时候，文件只是宣传，而不是契约；只是表态，而不是约束。党真正想让人看到的东西，未必等于它真正准备去做的事情。可无数知识分子却把毕生精力消耗在对这些文本的反复阐释之中。于是，一个国家最聪明的一部分人，不再研究社会，不再研究市场，不再研究普通人的真实处境，而是在研究权力究竟想让自己看到什么。这种现象造成的损失，并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贫困，更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原本可以用于探索未知、创造知识、推动文明进步的大量智力资源，被消耗在对权力文本的无限解读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比单纯的歌功颂德更加令人遗憾。因为歌功颂德至少承认自己是在赞美权力，而这种无休止的“政策研究”“文件解读”“提法分析”，却披着学术的外衣，让人误以为自己仍然在进行独立思考。与此同时，普通人则在另一条道路上被迫适应现实。由于越来越多的话不能正常说，人们开始发明各种谐音、缩写、数字、暗语和隐喻。民间语言越来越像密码本，而官方语言越来越像公文堆。一个社会于是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却又彼此呼应的失语：普通人越来越不敢说话，知识分子越来越不会说话。前者来自审查，后者来自收编。于是，知识分子不再是社会与现实之间的解释者，而逐渐变成了权力与公众之间的翻译员；不再研究世界，而是研究文件；不再观察现实，而是揣摩风向。
苏联的故事几乎是同一个剧本的俄语版本。斯大林曾把作家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这里所谓的工程师，并不是塑造自由灵魂的人，而是塑造符合国家需要灵魂的人。于是整个文学界被纳入国家管理体系。配合者获得荣誉、住房、津贴与地位；拒绝配合者则可能失去发表机会、遭受迫害，甚至进入劳改营体系。 高尔基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这位曾经描写底层人民苦难的伟大作家，最终成为苏联体制最重要的文学象征之一，与此同时，无数拒绝配合的人则走向另一条道路。他们进入了古拉格群岛，进入了劳改营，进入西伯利亚。很多年以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向世界揭开了这套体系的真相。人们这才发现，一个政权最害怕的并不是武装反抗者，而是仍然坚持说真话的人。
更早的时候，伊斯兰世界也经历过类似过程。早期伊斯兰文明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信仰，更因为它曾拥有相对独立的知识共同体：学者可以批评统治者，法学家可以拒绝宫廷，许多著名伊玛目都曾拒绝为权力背书。从伊本·罕百里（Ahmad ibn Hanbal）拒绝屈服于官方神学而遭监禁，到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h）多次因挑战权威而入狱，早期伊斯兰传统中一直存在着知识分子拒绝为权力背书的传统，更有大量的。 然而随着帝国化进程深入，越来越多学者被纳入国家体系，独立知识共同体的空间不断缩小。法学逐渐官僚化，知识逐渐体制化。对于许多人而言，获得统治者认可开始变得比追求真理更重要，安全开始代替探索，仕途开始代替担当。学者越来越像官员，思想越来越像公文。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进入这套体系。当越来越多学者围绕权力组织思想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主动远离宫廷与政治。他们不再试图从现实权力中寻找出路，而是转身走向内心，走向灵性的探索。后来广泛发展的苏菲传统，很大程度上便承载了这种对权力保持距离的精神选择。当知识生产越来越围绕权力展开时，一个文明便会逐渐失去最重要的能力：自我更新。这或许不是伊斯兰世界后来停滞的唯一原因，却无疑削弱了它面对新时代挑战的能力。
尽管晚期中国、晚期奥斯曼和苏联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但它们都曾出现过类似现象：大学还在，学校还在，出版物还在，学者还在，甚至文学也还在，可真正独立的思想却越来越少。因为知识分子最大的价值，从来不是提供正确答案，而是提出危险问题；他们存在的意义，不是证明权力正确，而是提醒权力可能犯错。当一个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开始普遍依附权力时，文化便会逐渐停止生长。因为所有答案都已经提前写好，所有问题都已经提前规定，所有结论都已经提前批准。学问不再是发现未知，而是论证既定结论。文明表面上依然繁荣，实际上却正在失去创造未来的能力。
反观今天的西方社会，当然也存在亲近政府的学者、媒体人与公共知识分子。但决定其活力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人。而在于大量知识分子并不依附于国家机器。他们可以批评政府。可以攻击总统。可以反对战争。可以挑战主流观点。甚至可以公开嘲笑整个制度。他们未必总是正确。但他们拥有犯错的自由。而思想，恰恰是在这种自由中诞生的。
所以，一个文明真正的分水岭，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大学、多少教授、多少作家。而在于：它的知识分子究竟效忠于真理，还是效忠于权力。独裁者并不害怕没有知识分子，独裁者真正害怕的是不愿被收编的知识分子，因为军队只能控制人的身体，而知识分子能够塑造人的思想。一个政权最成功的统治，并不是消灭文人，而是让文人相信：为权力服务，就是自己的使命。因为所有被豢养的文人，最终都会成为权力的装饰品。而所有伟大的文明，都诞生于那些不愿被豢养的人。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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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被豢养的文人与知识分子：官僚体制下独立人格的丧失与道德沉沦
摘要：
昔日承载社会良知的知识精英，在权力的利诱与威逼下纷纷沦为歌功颂德的御用弄臣。本文痛击当代部分体制内学者在民族宗教政策上的指鹿为马与助纣为虐，呼吁读书人守住起码的学术诚信与做人底线，重拾敢于直言的独立风骨。
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哪个群体像文人这样，一边被尊崇，一边被驯化。他们被供进孔庙，被写进县志，被刻进族谱，被视为家族荣耀和国家栋梁。可与此同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拿起书本的第一天起，便已经知道自己最终要去哪里，不是去寻找真理，不是去挑战权力，而是进入权力，被权力驯化，成为权力的一部分。这种被驯化并不是依靠暴力完成的，恰恰相反，它是通过荣耀完成的。
自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以后，中国文人与国家机器之间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共生关系。寒窗十年、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入朝为官，成为无数读书人的人生轨迹。多少人读书读到白发，不过是为了那一顶乌纱帽。于是，中国文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精神结构；他们批评现实，往往不是为了摆脱权力，而是为了获得参与权力的资格；他们反抗朝廷，往往不是为了限制权力，而是为了进入权力；他们读书写作，最终目的往往不是保持独立，而是获得朝廷承认。对于大多数士人而言，最大的成功不是说出真相，而是获得皇帝赏识；最大的荣耀不是保持风骨，而是被写进史书、进入庙堂。于是，为帝王修史成为职业，替朝廷立言成为责任，歌功颂德成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忠君报国成为道德的核心内容。久而久之，中国文人最擅长的事情，不再是监督权力，而是解释权力；不再是质疑权力，而是美化权力；不再是为社会提供独立思想，而是为朝廷生产合法性。这套体系之所以成功，并不在于它消灭了文人，而在于它让文人心甘情愿地成为了体制的一部分。
中国文人并非没有骨气之人，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拒绝被皇权驯化、保持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只是太过于稀少，而恰恰是因为稀少才被后世铭记。因为绝大多数文人最终都被纳入了国家机器之中，他们从来不是权力的监督者，而是权力的一部分，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北洋时期曾出现过极为短暂却灿烂的一页：鲁迅、胡适等人开始摆脱传统士大夫身份，尝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未必正确，也彼此争吵不休，但他们至少开始相信：知识分子的价值不在于进入权力，而在于保持与权力之间的距离。
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比历代王朝更彻底的改造，古代皇帝希望文人为自己服务。共产党则要求文人在思想上彻底属于自己。于是知识分子被重新定义。他们不再是“士农工商”中的第一位，而是“臭老九”，他们被批判、被改造、被监督、被组织化。文学被要求服务政治，学术被要求服务路线，艺术被要求服务阶级斗争，思想本身逐渐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
在这样的体系中，知识分子面临的选择往往十分简单：要么沉默，要么赞美，要么消失。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之一，或许就是郭沫若。郭沫若早年曾是才华横溢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然而进入毛泽东时代之后，他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他写下大量充满个人崇拜色彩的文字。曾经那个试图探索思想与文学边界的人，最终成为权力最卖力的歌颂者之一，他不再需要别人要求他赞美权力，因为赞美本身已经成为他的生存方式。 而郭沫若并不是个例，在极权体制下，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往往不是死亡，而是在活着的时候一点点失去独立人格。而另一部分人则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命运。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大量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他们中的许多人被送往甘肃夹边沟等劳改农场，在饥饿、寒冷和劳动中大量死去。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反对国家，他们只是没有学会赞美。
到了习近平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时代更多依靠政治运动改造知识分子，习近平时代则更倾向于通过制度、资源和职业体系塑造知识分子。今天的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和文艺团体依然存在，教授、作家和评论家依然数量庞大，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围绕权力组织自己的思想。许多学者花费大量时间研究的，不再是现实社会本身，而是如何正确解读领导讲话；许多作家越来越少描写真实的人，而越来越多书写正确的主题；许多评论者最大的能力，不再是发现问题，而是证明现有政策的合理性。
于是出现了一种颇为奇特的知识生产方式：每当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中央文件发布、政府工作报告出台，总会有大量专家学者、评论员和智库研究人员第一时间出现。他们像古代替皇帝解梦的术士一样，开始逐字逐句分析文件中的措辞变化：民主一词出现了多少次，法治和法制分别出现在哪里，改革与安全哪个词频更高，某个提法相比去年增加了几个字，某个领导人的名字排在什么位置。国内如此，海外一些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也往往如此。他们试图从字缝里寻找未来，从文件里推演方向，仿佛中国的命运就隐藏在这些词语排列组合之中。
然而大家都非常清楚的是，真正决定中共体制运行的，往往不是文件里写了什么，而是权力准备做什么。很多时候，文件只是宣传，而不是契约；只是表态，而不是约束。党真正想让人看到的东西，未必等于它真正准备去做的事情。可无数知识分子却把毕生精力消耗在对这些文本的反复阐释之中。于是，一个国家最聪明的一部分人，不再研究社会，不再研究市场，不再研究普通人的真实处境，而是在研究权力究竟想让自己看到什么。这种现象造成的损失，并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贫困，更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原本可以用于探索未知、创造知识、推动文明进步的大量智力资源，被消耗在对权力文本的无限解读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比单纯的歌功颂德更加令人遗憾。因为歌功颂德至少承认自己是在赞美权力，而这种无休止的“政策研究”“文件解读”“提法分析”，却披着学术的外衣，让人误以为自己仍然在进行独立思考。与此同时，普通人则在另一条道路上被迫适应现实。由于越来越多的话不能正常说，人们开始发明各种谐音、缩写、数字、暗语和隐喻。民间语言越来越像密码本，而官方语言越来越像公文堆。一个社会于是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却又彼此呼应的失语：普通人越来越不敢说话，知识分子越来越不会说话。前者来自审查，后者来自收编。于是，知识分子不再是社会与现实之间的解释者，而逐渐变成了权力与公众之间的翻译员；不再研究世界，而是研究文件；不再观察现实，而是揣摩风向。
苏联的故事几乎是同一个剧本的俄语版本。斯大林曾把作家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这里所谓的工程师，并不是塑造自由灵魂的人，而是塑造符合国家需要灵魂的人。于是整个文学界被纳入国家管理体系。配合者获得荣誉、住房、津贴与地位；拒绝配合者则可能失去发表机会、遭受迫害，甚至进入劳改营体系。 高尔基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这位曾经描写底层人民苦难的伟大作家，最终成为苏联体制最重要的文学象征之一，与此同时，无数拒绝配合的人则走向另一条道路。他们进入了古拉格群岛，进入了劳改营，进入西伯利亚。很多年以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向世界揭开了这套体系的真相。人们这才发现，一个政权最害怕的并不是武装反抗者，而是仍然坚持说真话的人。
更早的时候，伊斯兰世界也经历过类似过程。早期伊斯兰文明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信仰，更因为它曾拥有相对独立的知识共同体：学者可以批评统治者，法学家可以拒绝宫廷，许多著名伊玛目都曾拒绝为权力背书。从伊本·罕百里（Ahmad ibn Hanbal）拒绝屈服于官方神学而遭监禁，到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h）多次因挑战权威而入狱，早期伊斯兰传统中一直存在着知识分子拒绝为权力背书的传统，更有大量的。 然而随着帝国化进程深入，越来越多学者被纳入国家体系，独立知识共同体的空间不断缩小。法学逐渐官僚化，知识逐渐体制化。对于许多人而言，获得统治者认可开始变得比追求真理更重要，安全开始代替探索，仕途开始代替担当。学者越来越像官员，思想越来越像公文。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进入这套体系。当越来越多学者围绕权力组织思想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主动远离宫廷与政治。他们不再试图从现实权力中寻找出路，而是转身走向内心，走向灵性的探索。后来广泛发展的苏菲传统，很大程度上便承载了这种对权力保持距离的精神选择。当知识生产越来越围绕权力展开时，一个文明便会逐渐失去最重要的能力：自我更新。这或许不是伊斯兰世界后来停滞的唯一原因，却无疑削弱了它面对新时代挑战的能力。
尽管晚期中国、晚期奥斯曼和苏联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但它们都曾出现过类似现象：大学还在，学校还在，出版物还在，学者还在，甚至文学也还在，可真正独立的思想却越来越少。因为知识分子最大的价值，从来不是提供正确答案，而是提出危险问题；他们存在的意义，不是证明权力正确，而是提醒权力可能犯错。当一个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开始普遍依附权力时，文化便会逐渐停止生长。因为所有答案都已经提前写好，所有问题都已经提前规定，所有结论都已经提前批准。学问不再是发现未知，而是论证既定结论。文明表面上依然繁荣，实际上却正在失去创造未来的能力。
反观今天的西方社会，当然也存在亲近政府的学者、媒体人与公共知识分子。但决定其活力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人。而在于大量知识分子并不依附于国家机器。他们可以批评政府。可以攻击总统。可以反对战争。可以挑战主流观点。甚至可以公开嘲笑整个制度。他们未必总是正确。但他们拥有犯错的自由。而思想，恰恰是在这种自由中诞生的。
所以，一个文明真正的分水岭，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大学、多少教授、多少作家。而在于：它的知识分子究竟效忠于真理，还是效忠于权力。独裁者并不害怕没有知识分子，独裁者真正害怕的是不愿被收编的知识分子，因为军队只能控制人的身体，而知识分子能够塑造人的思想。一个政权最成功的统治，并不是消灭文人，而是让文人相信：为权力服务，就是自己的使命。因为所有被豢养的文人，最终都会成为权力的装饰品。而所有伟大的文明，都诞生于那些不愿被豢养的人。
作者：马瑞林
被豢养的文人与知识分子：官僚体制下独立人格的丧失与道德沉沦
摘要：
昔日承载社会良知的知识精英，在权力的利诱与威逼下纷纷沦为歌功颂德的御用弄臣。本文痛击当代部分体制内学者在民族宗教政策上的指鹿为马与助纣为虐，呼吁读书人守住起码的学术诚信与做人底线，重拾敢于直言的独立风骨。
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哪个群体像文人这样，一边被尊崇，一边被驯化。他们被供进孔庙，被写进县志，被刻进族谱，被视为家族荣耀和国家栋梁。可与此同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拿起书本的第一天起，便已经知道自己最终要去哪里，不是去寻找真理，不是去挑战权力，而是进入权力，被权力驯化，成为权力的一部分。这种被驯化并不是依靠暴力完成的，恰恰相反，它是通过荣耀完成的。
自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以后，中国文人与国家机器之间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共生关系。寒窗十年、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入朝为官，成为无数读书人的人生轨迹。多少人读书读到白发，不过是为了那一顶乌纱帽。于是，中国文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精神结构；他们批评现实，往往不是为了摆脱权力，而是为了获得参与权力的资格；他们反抗朝廷，往往不是为了限制权力，而是为了进入权力；他们读书写作，最终目的往往不是保持独立，而是获得朝廷承认。对于大多数士人而言，最大的成功不是说出真相，而是获得皇帝赏识；最大的荣耀不是保持风骨，而是被写进史书、进入庙堂。于是，为帝王修史成为职业，替朝廷立言成为责任，歌功颂德成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忠君报国成为道德的核心内容。久而久之，中国文人最擅长的事情，不再是监督权力，而是解释权力；不再是质疑权力，而是美化权力；不再是为社会提供独立思想，而是为朝廷生产合法性。这套体系之所以成功，并不在于它消灭了文人，而在于它让文人心甘情愿地成为了体制的一部分。
中国文人并非没有骨气之人，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拒绝被皇权驯化、保持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只是太过于稀少，而恰恰是因为稀少才被后世铭记。因为绝大多数文人最终都被纳入了国家机器之中，他们从来不是权力的监督者，而是权力的一部分，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北洋时期曾出现过极为短暂却灿烂的一页：鲁迅、胡适等人开始摆脱传统士大夫身份，尝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未必正确，也彼此争吵不休，但他们至少开始相信：知识分子的价值不在于进入权力，而在于保持与权力之间的距离。
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比历代王朝更彻底的改造，古代皇帝希望文人为自己服务。共产党则要求文人在思想上彻底属于自己。于是知识分子被重新定义。他们不再是“士农工商”中的第一位，而是“臭老九”，他们被批判、被改造、被监督、被组织化。文学被要求服务政治，学术被要求服务路线，艺术被要求服务阶级斗争，思想本身逐渐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
在这样的体系中，知识分子面临的选择往往十分简单：要么沉默，要么赞美，要么消失。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之一，或许就是郭沫若。郭沫若早年曾是才华横溢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然而进入毛泽东时代之后，他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他写下大量充满个人崇拜色彩的文字。曾经那个试图探索思想与文学边界的人，最终成为权力最卖力的歌颂者之一，他不再需要别人要求他赞美权力，因为赞美本身已经成为他的生存方式。 而郭沫若并不是个例，在极权体制下，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往往不是死亡，而是在活着的时候一点点失去独立人格。而另一部分人则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命运。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大量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他们中的许多人被送往甘肃夹边沟等劳改农场，在饥饿、寒冷和劳动中大量死去。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反对国家，他们只是没有学会赞美。
到了习近平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时代更多依靠政治运动改造知识分子，习近平时代则更倾向于通过制度、资源和职业体系塑造知识分子。今天的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和文艺团体依然存在，教授、作家和评论家依然数量庞大，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围绕权力组织自己的思想。许多学者花费大量时间研究的，不再是现实社会本身，而是如何正确解读领导讲话；许多作家越来越少描写真实的人，而越来越多书写正确的主题；许多评论者最大的能力，不再是发现问题，而是证明现有政策的合理性。
于是出现了一种颇为奇特的知识生产方式：每当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中央文件发布、政府工作报告出台，总会有大量专家学者、评论员和智库研究人员第一时间出现。他们像古代替皇帝解梦的术士一样，开始逐字逐句分析文件中的措辞变化：民主一词出现了多少次，法治和法制分别出现在哪里，改革与安全哪个词频更高，某个提法相比去年增加了几个字，某个领导人的名字排在什么位置。国内如此，海外一些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也往往如此。他们试图从字缝里寻找未来，从文件里推演方向，仿佛中国的命运就隐藏在这些词语排列组合之中。
然而大家都非常清楚的是，真正决定中共体制运行的，往往不是文件里写了什么，而是权力准备做什么。很多时候，文件只是宣传，而不是契约；只是表态，而不是约束。党真正想让人看到的东西，未必等于它真正准备去做的事情。可无数知识分子却把毕生精力消耗在对这些文本的反复阐释之中。于是，一个国家最聪明的一部分人，不再研究社会，不再研究市场，不再研究普通人的真实处境，而是在研究权力究竟想让自己看到什么。这种现象造成的损失，并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贫困，更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原本可以用于探索未知、创造知识、推动文明进步的大量智力资源，被消耗在对权力文本的无限解读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比单纯的歌功颂德更加令人遗憾。因为歌功颂德至少承认自己是在赞美权力，而这种无休止的“政策研究”“文件解读”“提法分析”，却披着学术的外衣，让人误以为自己仍然在进行独立思考。与此同时，普通人则在另一条道路上被迫适应现实。由于越来越多的话不能正常说，人们开始发明各种谐音、缩写、数字、暗语和隐喻。民间语言越来越像密码本，而官方语言越来越像公文堆。一个社会于是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却又彼此呼应的失语：普通人越来越不敢说话，知识分子越来越不会说话。前者来自审查，后者来自收编。于是，知识分子不再是社会与现实之间的解释者，而逐渐变成了权力与公众之间的翻译员；不再研究世界，而是研究文件；不再观察现实，而是揣摩风向。
苏联的故事几乎是同一个剧本的俄语版本。斯大林曾把作家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这里所谓的工程师，并不是塑造自由灵魂的人，而是塑造符合国家需要灵魂的人。于是整个文学界被纳入国家管理体系。配合者获得荣誉、住房、津贴与地位；拒绝配合者则可能失去发表机会、遭受迫害，甚至进入劳改营体系。 高尔基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这位曾经描写底层人民苦难的伟大作家，最终成为苏联体制最重要的文学象征之一，与此同时，无数拒绝配合的人则走向另一条道路。他们进入了古拉格群岛，进入了劳改营，进入西伯利亚。很多年以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向世界揭开了这套体系的真相。人们这才发现，一个政权最害怕的并不是武装反抗者，而是仍然坚持说真话的人。
更早的时候，伊斯兰世界也经历过类似过程。早期伊斯兰文明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信仰，更因为它曾拥有相对独立的知识共同体：学者可以批评统治者，法学家可以拒绝宫廷，许多著名伊玛目都曾拒绝为权力背书。从伊本·罕百里（Ahmad ibn Hanbal）拒绝屈服于官方神学而遭监禁，到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h）多次因挑战权威而入狱，早期伊斯兰传统中一直存在着知识分子拒绝为权力背书的传统，更有大量的。 然而随着帝国化进程深入，越来越多学者被纳入国家体系，独立知识共同体的空间不断缩小。法学逐渐官僚化，知识逐渐体制化。对于许多人而言，获得统治者认可开始变得比追求真理更重要，安全开始代替探索，仕途开始代替担当。学者越来越像官员，思想越来越像公文。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进入这套体系。当越来越多学者围绕权力组织思想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主动远离宫廷与政治。他们不再试图从现实权力中寻找出路，而是转身走向内心，走向灵性的探索。后来广泛发展的苏菲传统，很大程度上便承载了这种对权力保持距离的精神选择。当知识生产越来越围绕权力展开时，一个文明便会逐渐失去最重要的能力：自我更新。这或许不是伊斯兰世界后来停滞的唯一原因，却无疑削弱了它面对新时代挑战的能力。
尽管晚期中国、晚期奥斯曼和苏联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但它们都曾出现过类似现象：大学还在，学校还在，出版物还在，学者还在，甚至文学也还在，可真正独立的思想却越来越少。因为知识分子最大的价值，从来不是提供正确答案，而是提出危险问题；他们存在的意义，不是证明权力正确，而是提醒权力可能犯错。当一个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开始普遍依附权力时，文化便会逐渐停止生长。因为所有答案都已经提前写好，所有问题都已经提前规定，所有结论都已经提前批准。学问不再是发现未知，而是论证既定结论。文明表面上依然繁荣，实际上却正在失去创造未来的能力。
反观今天的西方社会，当然也存在亲近政府的学者、媒体人与公共知识分子。但决定其活力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人。而在于大量知识分子并不依附于国家机器。他们可以批评政府。可以攻击总统。可以反对战争。可以挑战主流观点。甚至可以公开嘲笑整个制度。他们未必总是正确。但他们拥有犯错的自由。而思想，恰恰是在这种自由中诞生的。
所以，一个文明真正的分水岭，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大学、多少教授、多少作家。而在于：它的知识分子究竟效忠于真理，还是效忠于权力。独裁者并不害怕没有知识分子，独裁者真正害怕的是不愿被收编的知识分子，因为军队只能控制人的身体，而知识分子能够塑造人的思想。一个政权最成功的统治，并不是消灭文人，而是让文人相信：为权力服务，就是自己的使命。因为所有被豢养的文人，最终都会成为权力的装饰品。而所有伟大的文明，都诞生于那些不愿被豢养的人。
赤色饕餮：极权体制对民间财富、精神信仰与社会活力的无情吞噬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6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赤色饕餮：极权体制对民间财富、精神信仰与社会活力的无情吞噬
摘要：
贪得无厌的国家垄断与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渗透，犹如一头赤色饕餮吞噬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本文系统剖析体制从掠夺民营企业、整肃民间组织到压制宗教生活的全方位收紧，论证极权扩张的内在毁灭性及其注定走向枯竭的最终命运。
6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官方账号“统战新语”从微信公众号扩展到了抖音，演员、企业家、经济学家、作家纷纷出镜站台，热闹喧哗，吸粉无数，这也意味着统战部的边界又向外扩张了一步。 。
在中国人的刻板印象里，统战意味着：握手、递烟、聊天、吃饭、联谊、一团和气地探听消息。而统战部长期以来也被视为一个没有多少实权的协调部门，它不像公安那样让人畏惧，也不像纪委那样令人紧张，更不像宣传部那样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但恰恰是这个看起来最没有攻击性的部门，在过去近十年里完成了中国官僚体系中最显著的扩张之一。我之所以对此格外敏感，是因为我几乎完整经历了这一过程。我看着它从一个相对边缘的协调部门，逐渐成长为覆盖民族、宗教、侨务、民营经济、新社会阶层乃至互联网领域的庞然大物。现在回头再看，才发现那更像一头不断进食的赤色饕餮。
最早的时候，统战部主要负责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民族宗教以及港澳台侨事务。后来，随着“大统战”格局的形成，它的触角不断向外延伸：从涉疆涉藏工作，到民营企业家、党外知识分子、新社会阶层人士、网络人士、自媒体群体、行业协会、商会、海外华人社区、高校和文化界。尤其是2018年机构改革之后，民族、宗教、侨务等职能进一步向统战系统集中，一个原本负责“团结人”的部门，开始越来越像一个负责“管理人”的部门。
很多人以为这只是统战部自身的发展，其实没这么简单，当我们把这些变化连在一起看时，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凡是可能形成独立影响力的地方，统战工作几乎都会逐步进入。观察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你会发现，统战部的影响力往往与社会自由度呈现出一种近乎反向的关系。统战工作被弱化的时候，社会往往还能保留一些自主空间；而每一次统战对象扩大、统战范围延伸、统战工作被提升到新的高度，也往往意味着原本独立存在的社会力量正在被进一步纳入管理体系之中。因为统战的核心逻辑，从来不是让不同力量自由发展，而是把这些力量纳入体制能够影响、覆盖和塑造的范围。当统战部把企业家、知识分子、宗教人士、自媒体、网络意见领袖、海外华人以及各种新兴社会群体陆续纳入自己的工作范围时，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正在发生：原本属于社会的领域，正在一点点变成权力的领域；原本能够自主生长的力量，正在一点点被纳入管理体系；每扩张一寸统战版图，社会便失去一寸自主空间。
统战部的扩张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需要，同时也是一场官僚体系内部的权力再分配。在中国官场里，权力意味着预算，意味着编制，意味着资源，意味着晋升空间。一个部门能够管理的对象越多，能够覆盖的领域越广，它的重要性就越高。于是每一次职能扩张，表面上是在加强工作，实际上也是在扩大自己的权力版图。今天统战企业家，明天统战网络人士，后天统战新的社会阶层，仿佛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两种东西：已经被统战的，以及等待被统战的。 每增加一个领域，就意味着增加一块地盘。每增加一项职责，就意味着增加一份资源。每增加一个统战对象，就意味着增加一种存在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统战部的成长史，也是中国官僚体系不断争权扩权的一部历史。当然，扩张的并不只是统战部。如果把视野放大，会发现几乎整个官僚体系都在同步膨胀。二十多年前，我曾在一个乡镇工作。那时当地派出所连正式民警、司机和临时工全部算进去，总共只有九个人。2020年，我偶然遇到一位仍在那里工作的老警官，顺口问起现在的情况。他告诉我，如今已经接近三百人了。听到这个数字时，让人头皮发麻。因为当地人口没有增长三十倍，治安案件没有增长三十倍，乡镇面积也没有扩大三十倍，但一个最基层的公安机构，却在十几年间膨胀了三十多倍。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许多机构似乎已经不再只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而越来越像一种不断自我繁殖的怪物。它们天然地追求更多编制、更多预算、更多职责、更多权力，以及更多存在感。至于社会问题是否因此同步减少，反而越来越少有人关心。
这种现象背后，其实隐藏着中国政治最顽固的传统之一：进入权力。对于许多人来说，人生最大的成功始终是成为权力体系的一部分。寒窗苦读是为了进入体制，考公务员是为了进入体制，企业做大希望进入体制，学者成名希望进入体制，宗教人士希望进入体制，商界精英同样希望进入体制。几乎所有人都在奔赴同一个方向。于是，一边是权力不断向外扩张的吸力，一边是社会不断向权力中心靠拢的推力，两股力量共同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巨大的漩涡。而漩涡的中心，则是一个越来越缺乏安全感的独裁者。
这种不安全感又进一步催生出中共体制最深处的本能——控制。从计划经济到计划生育，从粮票到户籍，从单位到社区，从现实空间到互联网空间，独裁者们始终相信，只要掌握足够多的信息、数据和权力，就能够掌握整个社会。我曾亲眼见过基层为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为适龄妇女建立详细档案，记录月经周期、避孕情况，甚至排卵时间。这种近乎偏执的管理逻辑背后，其实是同一种幻想：掌握得越细，就控制得越好。美国政治评论家约翰·欧苏利文说：“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也说：“官不扰民民自富。”中国今天很多问题，并非管理不足，而是管理过度。管得太宽，管得太细，管得太密，以至于没有给社会留下自由生长的空间。然而历史反复证明，一个试图管理一切的体制，最终会变成一个无所不管的体制；而一个无所不管的体制，也终将变成一个无力管理的体制。
更危险的是，在这种持续扩张之中，官员衡量政绩的标准也在悄悄发生变化。过去的政绩是发展经济，是招商引资，是修路建桥，在改善地方面貌的同时还能借机充实自己的钱包，满足自己的贪欲；而今天，扩大权力边界往往比创造财富更容易获得奖赏，增加管理事项往往比激发社会活力更容易形成政绩。于是，原本应该围绕公共利益运转的行政体系，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围绕权力边界展开的竞争：每个部门都希望自己更重要，每个系统都希望自己更庞大，每个机构都希望自己能够再多管一点，因为扩大权力远比创造财富更容易被上级看见，也更容易获得认可。
从这个角度看，统战部的不断壮大，并不仅仅是在执行某种政策，而是在参与一场庞大的权力再分配。它所吞下的每一个领域、每一种职能、每一类人群，背后都意味着新的资源、新的预算和新的权力。统战部的扩张，不过是这头赤色饕餮最容易被看见的一张嘴。
体制内部的人其实并非不明白这一切。他们知道机构越来越臃肿，知道财政压力越来越沉重，知道社会活力正在流失，也知道越来越多的管理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治理效果。因为对于任何官僚体系而言，扩张几乎是一种本能。权力一旦获得新的边界，便很少主动退回原来的位置；一个部门一旦获得新的职能，也很少愿意主动放弃。他们未必相信权力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却都知道，在现有规则下，拥有更多权力往往意味着拥有更多安全感、更大影响力以及更好的晋升前景。
这恰恰是中共当下面临的困境：它试图用更多控制解决控制带来的问题，用更多机构解决机构造成的问题，用更多权力解决权力制造的问题。大家都清楚这是饮鸩止渴，但任谁都无法停下来，停下就意味着被淘汰。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一杯毒酒，却又不得不争先恐后地喝下去，只为换取片刻的安全感和暂时的利益。
统战部的扩张只是一个缩影。透过它，我们看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发展轨迹，而是一头不断生长的饕餮。它吞噬社会，是为了获得安全；吞噬自由，是为了获得稳定；吞噬一切独立空间，是为了获得控制。历史上许多庞大的帝国最终都证明了一件事：没有什么怪物是被饿死的，它们大多死于自己的胃口。因为一个体系最大的危机，从来不是权力太少，而是权力已经多到看不见自己的边界。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赤色饕餮：极权体制对民间财富、精神信仰与社会活力的无情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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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得无厌的国家垄断与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渗透，犹如一头赤色饕餮吞噬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本文系统剖析体制从掠夺民营企业、整肃民间组织到压制宗教生活的全方位收紧，论证极权扩张的内在毁灭性及其注定走向枯竭的最终命运。
6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官方账号“统战新语”从微信公众号扩展到了抖音，演员、企业家、经济学家、作家纷纷出镜站台，热闹喧哗，吸粉无数，这也意味着统战部的边界又向外扩张了一步。 。
在中国人的刻板印象里，统战意味着：握手、递烟、聊天、吃饭、联谊、一团和气地探听消息。而统战部长期以来也被视为一个没有多少实权的协调部门，它不像公安那样让人畏惧，也不像纪委那样令人紧张，更不像宣传部那样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但恰恰是这个看起来最没有攻击性的部门，在过去近十年里完成了中国官僚体系中最显著的扩张之一。我之所以对此格外敏感，是因为我几乎完整经历了这一过程。我看着它从一个相对边缘的协调部门，逐渐成长为覆盖民族、宗教、侨务、民营经济、新社会阶层乃至互联网领域的庞然大物。现在回头再看，才发现那更像一头不断进食的赤色饕餮。
最早的时候，统战部主要负责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民族宗教以及港澳台侨事务。后来，随着“大统战”格局的形成，它的触角不断向外延伸：从涉疆涉藏工作，到民营企业家、党外知识分子、新社会阶层人士、网络人士、自媒体群体、行业协会、商会、海外华人社区、高校和文化界。尤其是2018年机构改革之后，民族、宗教、侨务等职能进一步向统战系统集中，一个原本负责“团结人”的部门，开始越来越像一个负责“管理人”的部门。
很多人以为这只是统战部自身的发展，其实没这么简单，当我们把这些变化连在一起看时，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凡是可能形成独立影响力的地方，统战工作几乎都会逐步进入。观察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你会发现，统战部的影响力往往与社会自由度呈现出一种近乎反向的关系。统战工作被弱化的时候，社会往往还能保留一些自主空间；而每一次统战对象扩大、统战范围延伸、统战工作被提升到新的高度，也往往意味着原本独立存在的社会力量正在被进一步纳入管理体系之中。因为统战的核心逻辑，从来不是让不同力量自由发展，而是把这些力量纳入体制能够影响、覆盖和塑造的范围。当统战部把企业家、知识分子、宗教人士、自媒体、网络意见领袖、海外华人以及各种新兴社会群体陆续纳入自己的工作范围时，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正在发生：原本属于社会的领域，正在一点点变成权力的领域；原本能够自主生长的力量，正在一点点被纳入管理体系；每扩张一寸统战版图，社会便失去一寸自主空间。
统战部的扩张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需要，同时也是一场官僚体系内部的权力再分配。在中国官场里，权力意味着预算，意味着编制，意味着资源，意味着晋升空间。一个部门能够管理的对象越多，能够覆盖的领域越广，它的重要性就越高。于是每一次职能扩张，表面上是在加强工作，实际上也是在扩大自己的权力版图。今天统战企业家，明天统战网络人士，后天统战新的社会阶层，仿佛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两种东西：已经被统战的，以及等待被统战的。 每增加一个领域，就意味着增加一块地盘。每增加一项职责，就意味着增加一份资源。每增加一个统战对象，就意味着增加一种存在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统战部的成长史，也是中国官僚体系不断争权扩权的一部历史。当然，扩张的并不只是统战部。如果把视野放大，会发现几乎整个官僚体系都在同步膨胀。二十多年前，我曾在一个乡镇工作。那时当地派出所连正式民警、司机和临时工全部算进去，总共只有九个人。2020年，我偶然遇到一位仍在那里工作的老警官，顺口问起现在的情况。他告诉我，如今已经接近三百人了。听到这个数字时，让人头皮发麻。因为当地人口没有增长三十倍，治安案件没有增长三十倍，乡镇面积也没有扩大三十倍，但一个最基层的公安机构，却在十几年间膨胀了三十多倍。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许多机构似乎已经不再只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而越来越像一种不断自我繁殖的怪物。它们天然地追求更多编制、更多预算、更多职责、更多权力，以及更多存在感。至于社会问题是否因此同步减少，反而越来越少有人关心。
这种现象背后，其实隐藏着中国政治最顽固的传统之一：进入权力。对于许多人来说，人生最大的成功始终是成为权力体系的一部分。寒窗苦读是为了进入体制，考公务员是为了进入体制，企业做大希望进入体制，学者成名希望进入体制，宗教人士希望进入体制，商界精英同样希望进入体制。几乎所有人都在奔赴同一个方向。于是，一边是权力不断向外扩张的吸力，一边是社会不断向权力中心靠拢的推力，两股力量共同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巨大的漩涡。而漩涡的中心，则是一个越来越缺乏安全感的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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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危险的是，在这种持续扩张之中，官员衡量政绩的标准也在悄悄发生变化。过去的政绩是发展经济，是招商引资，是修路建桥，在改善地方面貌的同时还能借机充实自己的钱包，满足自己的贪欲；而今天，扩大权力边界往往比创造财富更容易获得奖赏，增加管理事项往往比激发社会活力更容易形成政绩。于是，原本应该围绕公共利益运转的行政体系，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围绕权力边界展开的竞争：每个部门都希望自己更重要，每个系统都希望自己更庞大，每个机构都希望自己能够再多管一点，因为扩大权力远比创造财富更容易被上级看见，也更容易获得认可。
从这个角度看，统战部的不断壮大，并不仅仅是在执行某种政策，而是在参与一场庞大的权力再分配。它所吞下的每一个领域、每一种职能、每一类人群，背后都意味着新的资源、新的预算和新的权力。统战部的扩张，不过是这头赤色饕餮最容易被看见的一张嘴。
体制内部的人其实并非不明白这一切。他们知道机构越来越臃肿，知道财政压力越来越沉重，知道社会活力正在流失，也知道越来越多的管理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治理效果。因为对于任何官僚体系而言，扩张几乎是一种本能。权力一旦获得新的边界，便很少主动退回原来的位置；一个部门一旦获得新的职能，也很少愿意主动放弃。他们未必相信权力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却都知道，在现有规则下，拥有更多权力往往意味着拥有更多安全感、更大影响力以及更好的晋升前景。
这恰恰是中共当下面临的困境：它试图用更多控制解决控制带来的问题，用更多机构解决机构造成的问题，用更多权力解决权力制造的问题。大家都清楚这是饮鸩止渴，但任谁都无法停下来，停下就意味着被淘汰。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一杯毒酒，却又不得不争先恐后地喝下去，只为换取片刻的安全感和暂时的利益。
统战部的扩张只是一个缩影。透过它，我们看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发展轨迹，而是一头不断生长的饕餮。它吞噬社会，是为了获得安全；吞噬自由，是为了获得稳定；吞噬一切独立空间，是为了获得控制。历史上许多庞大的帝国最终都证明了一件事：没有什么怪物是被饿死的，它们大多死于自己的胃口。因为一个体系最大的危机，从来不是权力太少，而是权力已经多到看不见自己的边界。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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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赤色饕餮：极权体制对民间财富、精神信仰与社会活力的无情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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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得无厌的国家垄断与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渗透，犹如一头赤色饕餮吞噬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本文系统剖析体制从掠夺民营企业、整肃民间组织到压制宗教生活的全方位收紧，论证极权扩张的内在毁灭性及其注定走向枯竭的最终命运。
6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官方账号“统战新语”从微信公众号扩展到了抖音，演员、企业家、经济学家、作家纷纷出镜站台，热闹喧哗，吸粉无数，这也意味着统战部的边界又向外扩张了一步。 。
在中国人的刻板印象里，统战意味着：握手、递烟、聊天、吃饭、联谊、一团和气地探听消息。而统战部长期以来也被视为一个没有多少实权的协调部门，它不像公安那样让人畏惧，也不像纪委那样令人紧张，更不像宣传部那样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但恰恰是这个看起来最没有攻击性的部门，在过去近十年里完成了中国官僚体系中最显著的扩张之一。我之所以对此格外敏感，是因为我几乎完整经历了这一过程。我看着它从一个相对边缘的协调部门，逐渐成长为覆盖民族、宗教、侨务、民营经济、新社会阶层乃至互联网领域的庞然大物。现在回头再看，才发现那更像一头不断进食的赤色饕餮。
最早的时候，统战部主要负责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民族宗教以及港澳台侨事务。后来，随着“大统战”格局的形成，它的触角不断向外延伸：从涉疆涉藏工作，到民营企业家、党外知识分子、新社会阶层人士、网络人士、自媒体群体、行业协会、商会、海外华人社区、高校和文化界。尤其是2018年机构改革之后，民族、宗教、侨务等职能进一步向统战系统集中，一个原本负责“团结人”的部门，开始越来越像一个负责“管理人”的部门。
很多人以为这只是统战部自身的发展，其实没这么简单，当我们把这些变化连在一起看时，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凡是可能形成独立影响力的地方，统战工作几乎都会逐步进入。观察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你会发现，统战部的影响力往往与社会自由度呈现出一种近乎反向的关系。统战工作被弱化的时候，社会往往还能保留一些自主空间；而每一次统战对象扩大、统战范围延伸、统战工作被提升到新的高度，也往往意味着原本独立存在的社会力量正在被进一步纳入管理体系之中。因为统战的核心逻辑，从来不是让不同力量自由发展，而是把这些力量纳入体制能够影响、覆盖和塑造的范围。当统战部把企业家、知识分子、宗教人士、自媒体、网络意见领袖、海外华人以及各种新兴社会群体陆续纳入自己的工作范围时，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正在发生：原本属于社会的领域，正在一点点变成权力的领域；原本能够自主生长的力量，正在一点点被纳入管理体系；每扩张一寸统战版图，社会便失去一寸自主空间。
统战部的扩张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需要，同时也是一场官僚体系内部的权力再分配。在中国官场里，权力意味着预算，意味着编制，意味着资源，意味着晋升空间。一个部门能够管理的对象越多，能够覆盖的领域越广，它的重要性就越高。于是每一次职能扩张，表面上是在加强工作，实际上也是在扩大自己的权力版图。今天统战企业家，明天统战网络人士，后天统战新的社会阶层，仿佛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两种东西：已经被统战的，以及等待被统战的。 每增加一个领域，就意味着增加一块地盘。每增加一项职责，就意味着增加一份资源。每增加一个统战对象，就意味着增加一种存在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统战部的成长史，也是中国官僚体系不断争权扩权的一部历史。当然，扩张的并不只是统战部。如果把视野放大，会发现几乎整个官僚体系都在同步膨胀。二十多年前，我曾在一个乡镇工作。那时当地派出所连正式民警、司机和临时工全部算进去，总共只有九个人。2020年，我偶然遇到一位仍在那里工作的老警官，顺口问起现在的情况。他告诉我，如今已经接近三百人了。听到这个数字时，让人头皮发麻。因为当地人口没有增长三十倍，治安案件没有增长三十倍，乡镇面积也没有扩大三十倍，但一个最基层的公安机构，却在十几年间膨胀了三十多倍。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许多机构似乎已经不再只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而越来越像一种不断自我繁殖的怪物。它们天然地追求更多编制、更多预算、更多职责、更多权力，以及更多存在感。至于社会问题是否因此同步减少，反而越来越少有人关心。
这种现象背后，其实隐藏着中国政治最顽固的传统之一：进入权力。对于许多人来说，人生最大的成功始终是成为权力体系的一部分。寒窗苦读是为了进入体制，考公务员是为了进入体制，企业做大希望进入体制，学者成名希望进入体制，宗教人士希望进入体制，商界精英同样希望进入体制。几乎所有人都在奔赴同一个方向。于是，一边是权力不断向外扩张的吸力，一边是社会不断向权力中心靠拢的推力，两股力量共同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巨大的漩涡。而漩涡的中心，则是一个越来越缺乏安全感的独裁者。
这种不安全感又进一步催生出中共体制最深处的本能——控制。从计划经济到计划生育，从粮票到户籍，从单位到社区，从现实空间到互联网空间，独裁者们始终相信，只要掌握足够多的信息、数据和权力，就能够掌握整个社会。我曾亲眼见过基层为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为适龄妇女建立详细档案，记录月经周期、避孕情况，甚至排卵时间。这种近乎偏执的管理逻辑背后，其实是同一种幻想：掌握得越细，就控制得越好。美国政治评论家约翰·欧苏利文说：“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也说：“官不扰民民自富。”中国今天很多问题，并非管理不足，而是管理过度。管得太宽，管得太细，管得太密，以至于没有给社会留下自由生长的空间。然而历史反复证明，一个试图管理一切的体制，最终会变成一个无所不管的体制；而一个无所不管的体制，也终将变成一个无力管理的体制。
更危险的是，在这种持续扩张之中，官员衡量政绩的标准也在悄悄发生变化。过去的政绩是发展经济，是招商引资，是修路建桥，在改善地方面貌的同时还能借机充实自己的钱包，满足自己的贪欲；而今天，扩大权力边界往往比创造财富更容易获得奖赏，增加管理事项往往比激发社会活力更容易形成政绩。于是，原本应该围绕公共利益运转的行政体系，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围绕权力边界展开的竞争：每个部门都希望自己更重要，每个系统都希望自己更庞大，每个机构都希望自己能够再多管一点，因为扩大权力远比创造财富更容易被上级看见，也更容易获得认可。
从这个角度看，统战部的不断壮大，并不仅仅是在执行某种政策，而是在参与一场庞大的权力再分配。它所吞下的每一个领域、每一种职能、每一类人群，背后都意味着新的资源、新的预算和新的权力。统战部的扩张，不过是这头赤色饕餮最容易被看见的一张嘴。
体制内部的人其实并非不明白这一切。他们知道机构越来越臃肿，知道财政压力越来越沉重，知道社会活力正在流失，也知道越来越多的管理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治理效果。因为对于任何官僚体系而言，扩张几乎是一种本能。权力一旦获得新的边界，便很少主动退回原来的位置；一个部门一旦获得新的职能，也很少愿意主动放弃。他们未必相信权力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却都知道，在现有规则下，拥有更多权力往往意味着拥有更多安全感、更大影响力以及更好的晋升前景。
这恰恰是中共当下面临的困境：它试图用更多控制解决控制带来的问题，用更多机构解决机构造成的问题，用更多权力解决权力制造的问题。大家都清楚这是饮鸩止渴，但任谁都无法停下来，停下就意味着被淘汰。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一杯毒酒，却又不得不争先恐后地喝下去，只为换取片刻的安全感和暂时的利益。
统战部的扩张只是一个缩影。透过它，我们看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发展轨迹，而是一头不断生长的饕餮。它吞噬社会，是为了获得安全；吞噬自由，是为了获得稳定；吞噬一切独立空间，是为了获得控制。历史上许多庞大的帝国最终都证明了一件事：没有什么怪物是被饿死的，它们大多死于自己的胃口。因为一个体系最大的危机，从来不是权力太少，而是权力已经多到看不见自己的边界。
作者：马瑞林
赤色饕餮：极权体制对民间财富、精神信仰与社会活力的无情吞噬
摘要：
贪得无厌的国家垄断与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渗透，犹如一头赤色饕餮吞噬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本文系统剖析体制从掠夺民营企业、整肃民间组织到压制宗教生活的全方位收紧，论证极权扩张的内在毁灭性及其注定走向枯竭的最终命运。
6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官方账号“统战新语”从微信公众号扩展到了抖音，演员、企业家、经济学家、作家纷纷出镜站台，热闹喧哗，吸粉无数，这也意味着统战部的边界又向外扩张了一步。 。
在中国人的刻板印象里，统战意味着：握手、递烟、聊天、吃饭、联谊、一团和气地探听消息。而统战部长期以来也被视为一个没有多少实权的协调部门，它不像公安那样让人畏惧，也不像纪委那样令人紧张，更不像宣传部那样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但恰恰是这个看起来最没有攻击性的部门，在过去近十年里完成了中国官僚体系中最显著的扩张之一。我之所以对此格外敏感，是因为我几乎完整经历了这一过程。我看着它从一个相对边缘的协调部门，逐渐成长为覆盖民族、宗教、侨务、民营经济、新社会阶层乃至互联网领域的庞然大物。现在回头再看，才发现那更像一头不断进食的赤色饕餮。
最早的时候，统战部主要负责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民族宗教以及港澳台侨事务。后来，随着“大统战”格局的形成，它的触角不断向外延伸：从涉疆涉藏工作，到民营企业家、党外知识分子、新社会阶层人士、网络人士、自媒体群体、行业协会、商会、海外华人社区、高校和文化界。尤其是2018年机构改革之后，民族、宗教、侨务等职能进一步向统战系统集中，一个原本负责“团结人”的部门，开始越来越像一个负责“管理人”的部门。
很多人以为这只是统战部自身的发展，其实没这么简单，当我们把这些变化连在一起看时，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凡是可能形成独立影响力的地方，统战工作几乎都会逐步进入。观察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你会发现，统战部的影响力往往与社会自由度呈现出一种近乎反向的关系。统战工作被弱化的时候，社会往往还能保留一些自主空间；而每一次统战对象扩大、统战范围延伸、统战工作被提升到新的高度，也往往意味着原本独立存在的社会力量正在被进一步纳入管理体系之中。因为统战的核心逻辑，从来不是让不同力量自由发展，而是把这些力量纳入体制能够影响、覆盖和塑造的范围。当统战部把企业家、知识分子、宗教人士、自媒体、网络意见领袖、海外华人以及各种新兴社会群体陆续纳入自己的工作范围时，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正在发生：原本属于社会的领域，正在一点点变成权力的领域；原本能够自主生长的力量，正在一点点被纳入管理体系；每扩张一寸统战版图，社会便失去一寸自主空间。
统战部的扩张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需要，同时也是一场官僚体系内部的权力再分配。在中国官场里，权力意味着预算，意味着编制，意味着资源，意味着晋升空间。一个部门能够管理的对象越多，能够覆盖的领域越广，它的重要性就越高。于是每一次职能扩张，表面上是在加强工作，实际上也是在扩大自己的权力版图。今天统战企业家，明天统战网络人士，后天统战新的社会阶层，仿佛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两种东西：已经被统战的，以及等待被统战的。 每增加一个领域，就意味着增加一块地盘。每增加一项职责，就意味着增加一份资源。每增加一个统战对象，就意味着增加一种存在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统战部的成长史，也是中国官僚体系不断争权扩权的一部历史。当然，扩张的并不只是统战部。如果把视野放大，会发现几乎整个官僚体系都在同步膨胀。二十多年前，我曾在一个乡镇工作。那时当地派出所连正式民警、司机和临时工全部算进去，总共只有九个人。2020年，我偶然遇到一位仍在那里工作的老警官，顺口问起现在的情况。他告诉我，如今已经接近三百人了。听到这个数字时，让人头皮发麻。因为当地人口没有增长三十倍，治安案件没有增长三十倍，乡镇面积也没有扩大三十倍，但一个最基层的公安机构，却在十几年间膨胀了三十多倍。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许多机构似乎已经不再只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而越来越像一种不断自我繁殖的怪物。它们天然地追求更多编制、更多预算、更多职责、更多权力，以及更多存在感。至于社会问题是否因此同步减少，反而越来越少有人关心。
这种现象背后，其实隐藏着中国政治最顽固的传统之一：进入权力。对于许多人来说，人生最大的成功始终是成为权力体系的一部分。寒窗苦读是为了进入体制，考公务员是为了进入体制，企业做大希望进入体制，学者成名希望进入体制，宗教人士希望进入体制，商界精英同样希望进入体制。几乎所有人都在奔赴同一个方向。于是，一边是权力不断向外扩张的吸力，一边是社会不断向权力中心靠拢的推力，两股力量共同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巨大的漩涡。而漩涡的中心，则是一个越来越缺乏安全感的独裁者。
这种不安全感又进一步催生出中共体制最深处的本能——控制。从计划经济到计划生育，从粮票到户籍，从单位到社区，从现实空间到互联网空间，独裁者们始终相信，只要掌握足够多的信息、数据和权力，就能够掌握整个社会。我曾亲眼见过基层为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为适龄妇女建立详细档案，记录月经周期、避孕情况，甚至排卵时间。这种近乎偏执的管理逻辑背后，其实是同一种幻想：掌握得越细，就控制得越好。美国政治评论家约翰·欧苏利文说：“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也说：“官不扰民民自富。”中国今天很多问题，并非管理不足，而是管理过度。管得太宽，管得太细，管得太密，以至于没有给社会留下自由生长的空间。然而历史反复证明，一个试图管理一切的体制，最终会变成一个无所不管的体制；而一个无所不管的体制，也终将变成一个无力管理的体制。
更危险的是，在这种持续扩张之中，官员衡量政绩的标准也在悄悄发生变化。过去的政绩是发展经济，是招商引资，是修路建桥，在改善地方面貌的同时还能借机充实自己的钱包，满足自己的贪欲；而今天，扩大权力边界往往比创造财富更容易获得奖赏，增加管理事项往往比激发社会活力更容易形成政绩。于是，原本应该围绕公共利益运转的行政体系，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围绕权力边界展开的竞争：每个部门都希望自己更重要，每个系统都希望自己更庞大，每个机构都希望自己能够再多管一点，因为扩大权力远比创造财富更容易被上级看见，也更容易获得认可。
从这个角度看，统战部的不断壮大，并不仅仅是在执行某种政策，而是在参与一场庞大的权力再分配。它所吞下的每一个领域、每一种职能、每一类人群，背后都意味着新的资源、新的预算和新的权力。统战部的扩张，不过是这头赤色饕餮最容易被看见的一张嘴。
体制内部的人其实并非不明白这一切。他们知道机构越来越臃肿，知道财政压力越来越沉重，知道社会活力正在流失，也知道越来越多的管理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治理效果。因为对于任何官僚体系而言，扩张几乎是一种本能。权力一旦获得新的边界，便很少主动退回原来的位置；一个部门一旦获得新的职能，也很少愿意主动放弃。他们未必相信权力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却都知道，在现有规则下，拥有更多权力往往意味着拥有更多安全感、更大影响力以及更好的晋升前景。
这恰恰是中共当下面临的困境：它试图用更多控制解决控制带来的问题，用更多机构解决机构造成的问题，用更多权力解决权力制造的问题。大家都清楚这是饮鸩止渴，但任谁都无法停下来，停下就意味着被淘汰。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一杯毒酒，却又不得不争先恐后地喝下去，只为换取片刻的安全感和暂时的利益。
统战部的扩张只是一个缩影。透过它，我们看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发展轨迹，而是一头不断生长的饕餮。它吞噬社会，是为了获得安全；吞噬自由，是为了获得稳定；吞噬一切独立空间，是为了获得控制。历史上许多庞大的帝国最终都证明了一件事：没有什么怪物是被饿死的，它们大多死于自己的胃口。因为一个体系最大的危机，从来不是权力太少，而是权力已经多到看不见自己的边界。
“习主席笑了”：荒诞宣传秀背后的独裁者幻梦与社会底层真实疾苦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4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习主席笑了”：荒诞宣传秀背后的独裁者幻梦与社会底层真实疾苦
摘要：
党媒镜头前领袖的微笑与基层精心摆拍的“幸福祥和”，构成了当代最荒唐的超现实图景。本文刺破这一精心包装的宣传泡沫，将聚光灯投向被掩盖的失业困局、债务泥潭与底层绝望，揭示一人之笑建立在千万人苦难之上的残酷本质。
镜头里，戴着眼镜的习近平笑了，笑得很放松，很开心，甚至还带着几分久违的憨厚与满足。
习近平不是去访问朝鲜的，他只是去看了一场演出，一场为他一个人表演的演出，而平壤的演出无疑十分成功。从机场到街道，从广场到剧院，从鲜花到掌声，从灯光到队列，一切都经过精心设计。十几万人整齐列队，整座城市仿佛变成了一座巨大的舞台。每一个朝鲜人都是其中的一个像素点，每一个动作都严丝合缝，每一阵掌声都恰到好处。甚至当习近平的专机已经冲上云霄之后，金正恩依然站在机场挥手致意，直到飞机消失在天际。
独裁者总是懂得如何取悦另一个独裁者。因为他们知道对方真正想看的是什么。而金正恩显然深谙这门艺术。他给予习近平的并不仅仅是礼遇，更是在展示一种更加珍贵的东西：绝对控制。控制街道，控制广场，控制人群，控制掌声，控制欢呼，甚至控制每一个人的表情。对于普通人而言，这样的场面或许显得荒诞、夸张，甚至有些滑稽。但对于独裁者而言，这却是一种极具诱惑力的美学，因为这种美学所展示的，从来不是热闹，而是服从。
金正恩展示给习近平的，是一场超越现代技术的古典权力景观 。这种对人性的格式化，呈现出一种冷酷的机械感。现代人常常感到困惑：明明人类已经步入AI与太空时代，星链、无人机、硅基智能……，为何权力顶端的统治者们，最迷恋的却依然是那些古老的技术？他们依然钟情于宏大的广场、绝对整齐的队列、遮天蔽日的旗帜，以及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
几千年文明的发展仿佛从未发生过。从尼罗河畔的法老，到罗马皇帝的凯旋仪式；从秦始皇的宫阙，到希特勒的纽伦堡大会；从斯大林的红场阅兵，到平壤的团体操，再天安门广场无数次的团体表演，人类历史上所有高度集权的政权，最终都发展出了一套极其相似的审美。技术在变化，服装在变化，口号在变化，但权力展示自己的方式却几乎没有变化。
这种审美的核心从来不是美，而是服从。当十万人同时鼓掌的时候，独裁者看到的并不是十万人，而是十万个服从；当几十万人整齐划一地挥舞鲜花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也不是鲜花，而是被组织起来的人群。他们迷恋的从来不是表演本身，而是表演所传递的信息：人是可以被彻底组织起来的，社会是可以被彻底控制的，意志是可以被统一塑造的。
普通人往往并不会被这种场面真正打动，大多数人都清楚掌声是安排好的，欢呼是训练出来的，鲜花和笑容背后往往站着组织者、摄像机和纪律要求。很多时候，人们看着这些盛大场面，甚至会产生一种类似《皇帝的新衣》的感觉：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一场表演，却没有人说破。但独裁者似乎总能从中获得巨大的满足。他们当然知道这些掌声经过排练，也知道这些欢呼并非发自内心，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沉醉其中。因为这种表演真正发挥作用的对象，从来不是群众，而是统治者自己。
德国思想家埃利亚斯·卡内蒂在《群众与权力》中曾经指出，统治者最迷恋的并不是个人，而是群众。因为个人复杂、多变、难以预测，而群众则整齐、统一、容易塑造。对于独裁者而言，群众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消灭了个体。当几十万人同时鼓掌的时候，人不再是人，而只是数字、背景和像素，只是权力的回声。
这一切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独裁者最大的恐惧从来不是敌人，而是不确定性。自由的思想和看不透的人心都是不确定的，真正的民意更是不确定的。平壤恰恰为习近平展示了一个没有不确定性的世界。每一次鼓掌、每一次欢呼、每一个人的位置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和计算，整个国家仿佛变成了一部巨大而易于操控的精密机器。对于长期生活在猜疑与不安全感中的统治者而言，这种场景几乎具有宗教般的安慰作用。因为在那一刻，他会产生一种幻觉：自己真的掌握了一切。那一刻，镜头里的习近平笑得很放松。他沉醉于所有独裁者共同的梦想：一个没有杂音的世界，一个所有人都按照同样节拍生活的世界。
几乎所有独裁者都曾沉迷于这种幻觉。法老、罗马皇帝、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斯库……他们都曾相信：那些山呼万岁的声音代表忠诚，那些整齐划一的队伍代表拥护，那些铺天盖地的掌声代表爱戴。但历史一次次证明：广场上的掌声是真的，整齐的队伍是真的，震耳欲聋的欢呼也是真的，唯独掌声背后的忠诚未必是真的。
1989年12月21日，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站在布加勒斯特中央委员会大楼阳台上发表演讲，广场上依旧聚集着数万人，红旗依旧飘扬，扩音器依旧轰鸣，一切看上去都和过去几十年没有区别，他习惯性地向群众挥手，等待熟悉的掌声，然而几秒钟后，人群里突然传出嘘声，接着是骚动，然后是愤怒，最后是彻底失控。那个统治罗马尼亚二十四年的强人愣在原地，脸上的表情从错愕到惊恐，只用了短短几分钟。四天后，他和妻子被处决。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因为他相信了掌声，而掌声从来不是忠诚，它很多时候只是恐惧、习惯、服从和表演。
平壤的大戏终究会落幕，掌声也终究会停止。历史留给所有独裁者的最后一道题，其实始终没有改变：他们能够控制广场，能够安排掌声，能够组织欢呼，甚至能够让整个国家看起来整齐划一。但他们永远无法确认一件事——当掌声停止之后，人们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习主席笑了”：荒诞宣传秀背后的独裁者幻梦与社会底层真实疾苦
摘要：
党媒镜头前领袖的微笑与基层精心摆拍的“幸福祥和”，构成了当代最荒唐的超现实图景。本文刺破这一精心包装的宣传泡沫，将聚光灯投向被掩盖的失业困局、债务泥潭与底层绝望，揭示一人之笑建立在千万人苦难之上的残酷本质。
镜头里，戴着眼镜的习近平笑了，笑得很放松，很开心，甚至还带着几分久违的憨厚与满足。
习近平不是去访问朝鲜的，他只是去看了一场演出，一场为他一个人表演的演出，而平壤的演出无疑十分成功。从机场到街道，从广场到剧院，从鲜花到掌声，从灯光到队列，一切都经过精心设计。十几万人整齐列队，整座城市仿佛变成了一座巨大的舞台。每一个朝鲜人都是其中的一个像素点，每一个动作都严丝合缝，每一阵掌声都恰到好处。甚至当习近平的专机已经冲上云霄之后，金正恩依然站在机场挥手致意，直到飞机消失在天际。
独裁者总是懂得如何取悦另一个独裁者。因为他们知道对方真正想看的是什么。而金正恩显然深谙这门艺术。他给予习近平的并不仅仅是礼遇，更是在展示一种更加珍贵的东西：绝对控制。控制街道，控制广场，控制人群，控制掌声，控制欢呼，甚至控制每一个人的表情。对于普通人而言，这样的场面或许显得荒诞、夸张，甚至有些滑稽。但对于独裁者而言，这却是一种极具诱惑力的美学，因为这种美学所展示的，从来不是热闹，而是服从。
金正恩展示给习近平的，是一场超越现代技术的古典权力景观 。这种对人性的格式化，呈现出一种冷酷的机械感。现代人常常感到困惑：明明人类已经步入AI与太空时代，星链、无人机、硅基智能……，为何权力顶端的统治者们，最迷恋的却依然是那些古老的技术？他们依然钟情于宏大的广场、绝对整齐的队列、遮天蔽日的旗帜，以及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
几千年文明的发展仿佛从未发生过。从尼罗河畔的法老，到罗马皇帝的凯旋仪式；从秦始皇的宫阙，到希特勒的纽伦堡大会；从斯大林的红场阅兵，到平壤的团体操，再天安门广场无数次的团体表演，人类历史上所有高度集权的政权，最终都发展出了一套极其相似的审美。技术在变化，服装在变化，口号在变化，但权力展示自己的方式却几乎没有变化。
这种审美的核心从来不是美，而是服从。当十万人同时鼓掌的时候，独裁者看到的并不是十万人，而是十万个服从；当几十万人整齐划一地挥舞鲜花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也不是鲜花，而是被组织起来的人群。他们迷恋的从来不是表演本身，而是表演所传递的信息：人是可以被彻底组织起来的，社会是可以被彻底控制的，意志是可以被统一塑造的。
普通人往往并不会被这种场面真正打动，大多数人都清楚掌声是安排好的，欢呼是训练出来的，鲜花和笑容背后往往站着组织者、摄像机和纪律要求。很多时候，人们看着这些盛大场面，甚至会产生一种类似《皇帝的新衣》的感觉：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一场表演，却没有人说破。但独裁者似乎总能从中获得巨大的满足。他们当然知道这些掌声经过排练，也知道这些欢呼并非发自内心，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沉醉其中。因为这种表演真正发挥作用的对象，从来不是群众，而是统治者自己。
德国思想家埃利亚斯·卡内蒂在《群众与权力》中曾经指出，统治者最迷恋的并不是个人，而是群众。因为个人复杂、多变、难以预测，而群众则整齐、统一、容易塑造。对于独裁者而言，群众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消灭了个体。当几十万人同时鼓掌的时候，人不再是人，而只是数字、背景和像素，只是权力的回声。
这一切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独裁者最大的恐惧从来不是敌人，而是不确定性。自由的思想和看不透的人心都是不确定的，真正的民意更是不确定的。平壤恰恰为习近平展示了一个没有不确定性的世界。每一次鼓掌、每一次欢呼、每一个人的位置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和计算，整个国家仿佛变成了一部巨大而易于操控的精密机器。对于长期生活在猜疑与不安全感中的统治者而言，这种场景几乎具有宗教般的安慰作用。因为在那一刻，他会产生一种幻觉：自己真的掌握了一切。那一刻，镜头里的习近平笑得很放松。他沉醉于所有独裁者共同的梦想：一个没有杂音的世界，一个所有人都按照同样节拍生活的世界。
几乎所有独裁者都曾沉迷于这种幻觉。法老、罗马皇帝、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斯库……他们都曾相信：那些山呼万岁的声音代表忠诚，那些整齐划一的队伍代表拥护，那些铺天盖地的掌声代表爱戴。但历史一次次证明：广场上的掌声是真的，整齐的队伍是真的，震耳欲聋的欢呼也是真的，唯独掌声背后的忠诚未必是真的。
1989年12月21日，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站在布加勒斯特中央委员会大楼阳台上发表演讲，广场上依旧聚集着数万人，红旗依旧飘扬，扩音器依旧轰鸣，一切看上去都和过去几十年没有区别，他习惯性地向群众挥手，等待熟悉的掌声，然而几秒钟后，人群里突然传出嘘声，接着是骚动，然后是愤怒，最后是彻底失控。那个统治罗马尼亚二十四年的强人愣在原地，脸上的表情从错愕到惊恐，只用了短短几分钟。四天后，他和妻子被处决。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因为他相信了掌声，而掌声从来不是忠诚，它很多时候只是恐惧、习惯、服从和表演。
平壤的大戏终究会落幕，掌声也终究会停止。历史留给所有独裁者的最后一道题，其实始终没有改变：他们能够控制广场，能够安排掌声，能够组织欢呼，甚至能够让整个国家看起来整齐划一。但他们永远无法确认一件事——当掌声停止之后，人们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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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习主席笑了”：荒诞宣传秀背后的独裁者幻梦与社会底层真实疾苦
摘要：
党媒镜头前领袖的微笑与基层精心摆拍的“幸福祥和”，构成了当代最荒唐的超现实图景。本文刺破这一精心包装的宣传泡沫，将聚光灯投向被掩盖的失业困局、债务泥潭与底层绝望，揭示一人之笑建立在千万人苦难之上的残酷本质。
镜头里，戴着眼镜的习近平笑了，笑得很放松，很开心，甚至还带着几分久违的憨厚与满足。
习近平不是去访问朝鲜的，他只是去看了一场演出，一场为他一个人表演的演出，而平壤的演出无疑十分成功。从机场到街道，从广场到剧院，从鲜花到掌声，从灯光到队列，一切都经过精心设计。十几万人整齐列队，整座城市仿佛变成了一座巨大的舞台。每一个朝鲜人都是其中的一个像素点，每一个动作都严丝合缝，每一阵掌声都恰到好处。甚至当习近平的专机已经冲上云霄之后，金正恩依然站在机场挥手致意，直到飞机消失在天际。
独裁者总是懂得如何取悦另一个独裁者。因为他们知道对方真正想看的是什么。而金正恩显然深谙这门艺术。他给予习近平的并不仅仅是礼遇，更是在展示一种更加珍贵的东西：绝对控制。控制街道，控制广场，控制人群，控制掌声，控制欢呼，甚至控制每一个人的表情。对于普通人而言，这样的场面或许显得荒诞、夸张，甚至有些滑稽。但对于独裁者而言，这却是一种极具诱惑力的美学，因为这种美学所展示的，从来不是热闹，而是服从。
金正恩展示给习近平的，是一场超越现代技术的古典权力景观 。这种对人性的格式化，呈现出一种冷酷的机械感。现代人常常感到困惑：明明人类已经步入AI与太空时代，星链、无人机、硅基智能……，为何权力顶端的统治者们，最迷恋的却依然是那些古老的技术？他们依然钟情于宏大的广场、绝对整齐的队列、遮天蔽日的旗帜，以及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
几千年文明的发展仿佛从未发生过。从尼罗河畔的法老，到罗马皇帝的凯旋仪式；从秦始皇的宫阙，到希特勒的纽伦堡大会；从斯大林的红场阅兵，到平壤的团体操，再天安门广场无数次的团体表演，人类历史上所有高度集权的政权，最终都发展出了一套极其相似的审美。技术在变化，服装在变化，口号在变化，但权力展示自己的方式却几乎没有变化。
这种审美的核心从来不是美，而是服从。当十万人同时鼓掌的时候，独裁者看到的并不是十万人，而是十万个服从；当几十万人整齐划一地挥舞鲜花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也不是鲜花，而是被组织起来的人群。他们迷恋的从来不是表演本身，而是表演所传递的信息：人是可以被彻底组织起来的，社会是可以被彻底控制的，意志是可以被统一塑造的。
普通人往往并不会被这种场面真正打动，大多数人都清楚掌声是安排好的，欢呼是训练出来的，鲜花和笑容背后往往站着组织者、摄像机和纪律要求。很多时候，人们看着这些盛大场面，甚至会产生一种类似《皇帝的新衣》的感觉：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一场表演，却没有人说破。但独裁者似乎总能从中获得巨大的满足。他们当然知道这些掌声经过排练，也知道这些欢呼并非发自内心，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沉醉其中。因为这种表演真正发挥作用的对象，从来不是群众，而是统治者自己。
德国思想家埃利亚斯·卡内蒂在《群众与权力》中曾经指出，统治者最迷恋的并不是个人，而是群众。因为个人复杂、多变、难以预测，而群众则整齐、统一、容易塑造。对于独裁者而言，群众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消灭了个体。当几十万人同时鼓掌的时候，人不再是人，而只是数字、背景和像素，只是权力的回声。
这一切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独裁者最大的恐惧从来不是敌人，而是不确定性。自由的思想和看不透的人心都是不确定的，真正的民意更是不确定的。平壤恰恰为习近平展示了一个没有不确定性的世界。每一次鼓掌、每一次欢呼、每一个人的位置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和计算，整个国家仿佛变成了一部巨大而易于操控的精密机器。对于长期生活在猜疑与不安全感中的统治者而言，这种场景几乎具有宗教般的安慰作用。因为在那一刻，他会产生一种幻觉：自己真的掌握了一切。那一刻，镜头里的习近平笑得很放松。他沉醉于所有独裁者共同的梦想：一个没有杂音的世界，一个所有人都按照同样节拍生活的世界。
几乎所有独裁者都曾沉迷于这种幻觉。法老、罗马皇帝、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斯库……他们都曾相信：那些山呼万岁的声音代表忠诚，那些整齐划一的队伍代表拥护，那些铺天盖地的掌声代表爱戴。但历史一次次证明：广场上的掌声是真的，整齐的队伍是真的，震耳欲聋的欢呼也是真的，唯独掌声背后的忠诚未必是真的。
1989年12月21日，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站在布加勒斯特中央委员会大楼阳台上发表演讲，广场上依旧聚集着数万人，红旗依旧飘扬，扩音器依旧轰鸣，一切看上去都和过去几十年没有区别，他习惯性地向群众挥手，等待熟悉的掌声，然而几秒钟后，人群里突然传出嘘声，接着是骚动，然后是愤怒，最后是彻底失控。那个统治罗马尼亚二十四年的强人愣在原地，脸上的表情从错愕到惊恐，只用了短短几分钟。四天后，他和妻子被处决。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因为他相信了掌声，而掌声从来不是忠诚，它很多时候只是恐惧、习惯、服从和表演。
平壤的大戏终究会落幕，掌声也终究会停止。历史留给所有独裁者的最后一道题，其实始终没有改变：他们能够控制广场，能够安排掌声，能够组织欢呼，甚至能够让整个国家看起来整齐划一。但他们永远无法确认一件事——当掌声停止之后，人们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作者：马瑞林
“习主席笑了”：荒诞宣传秀背后的独裁者幻梦与社会底层真实疾苦
摘要：
党媒镜头前领袖的微笑与基层精心摆拍的“幸福祥和”，构成了当代最荒唐的超现实图景。本文刺破这一精心包装的宣传泡沫，将聚光灯投向被掩盖的失业困局、债务泥潭与底层绝望，揭示一人之笑建立在千万人苦难之上的残酷本质。
镜头里，戴着眼镜的习近平笑了，笑得很放松，很开心，甚至还带着几分久违的憨厚与满足。
习近平不是去访问朝鲜的，他只是去看了一场演出，一场为他一个人表演的演出，而平壤的演出无疑十分成功。从机场到街道，从广场到剧院，从鲜花到掌声，从灯光到队列，一切都经过精心设计。十几万人整齐列队，整座城市仿佛变成了一座巨大的舞台。每一个朝鲜人都是其中的一个像素点，每一个动作都严丝合缝，每一阵掌声都恰到好处。甚至当习近平的专机已经冲上云霄之后，金正恩依然站在机场挥手致意，直到飞机消失在天际。
独裁者总是懂得如何取悦另一个独裁者。因为他们知道对方真正想看的是什么。而金正恩显然深谙这门艺术。他给予习近平的并不仅仅是礼遇，更是在展示一种更加珍贵的东西：绝对控制。控制街道，控制广场，控制人群，控制掌声，控制欢呼，甚至控制每一个人的表情。对于普通人而言，这样的场面或许显得荒诞、夸张，甚至有些滑稽。但对于独裁者而言，这却是一种极具诱惑力的美学，因为这种美学所展示的，从来不是热闹，而是服从。
金正恩展示给习近平的，是一场超越现代技术的古典权力景观 。这种对人性的格式化，呈现出一种冷酷的机械感。现代人常常感到困惑：明明人类已经步入AI与太空时代，星链、无人机、硅基智能……，为何权力顶端的统治者们，最迷恋的却依然是那些古老的技术？他们依然钟情于宏大的广场、绝对整齐的队列、遮天蔽日的旗帜，以及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
几千年文明的发展仿佛从未发生过。从尼罗河畔的法老，到罗马皇帝的凯旋仪式；从秦始皇的宫阙，到希特勒的纽伦堡大会；从斯大林的红场阅兵，到平壤的团体操，再天安门广场无数次的团体表演，人类历史上所有高度集权的政权，最终都发展出了一套极其相似的审美。技术在变化，服装在变化，口号在变化，但权力展示自己的方式却几乎没有变化。
这种审美的核心从来不是美，而是服从。当十万人同时鼓掌的时候，独裁者看到的并不是十万人，而是十万个服从；当几十万人整齐划一地挥舞鲜花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也不是鲜花，而是被组织起来的人群。他们迷恋的从来不是表演本身，而是表演所传递的信息：人是可以被彻底组织起来的，社会是可以被彻底控制的，意志是可以被统一塑造的。
普通人往往并不会被这种场面真正打动，大多数人都清楚掌声是安排好的，欢呼是训练出来的，鲜花和笑容背后往往站着组织者、摄像机和纪律要求。很多时候，人们看着这些盛大场面，甚至会产生一种类似《皇帝的新衣》的感觉：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一场表演，却没有人说破。但独裁者似乎总能从中获得巨大的满足。他们当然知道这些掌声经过排练，也知道这些欢呼并非发自内心，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沉醉其中。因为这种表演真正发挥作用的对象，从来不是群众，而是统治者自己。
德国思想家埃利亚斯·卡内蒂在《群众与权力》中曾经指出，统治者最迷恋的并不是个人，而是群众。因为个人复杂、多变、难以预测，而群众则整齐、统一、容易塑造。对于独裁者而言，群众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消灭了个体。当几十万人同时鼓掌的时候，人不再是人，而只是数字、背景和像素，只是权力的回声。
这一切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独裁者最大的恐惧从来不是敌人，而是不确定性。自由的思想和看不透的人心都是不确定的，真正的民意更是不确定的。平壤恰恰为习近平展示了一个没有不确定性的世界。每一次鼓掌、每一次欢呼、每一个人的位置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和计算，整个国家仿佛变成了一部巨大而易于操控的精密机器。对于长期生活在猜疑与不安全感中的统治者而言，这种场景几乎具有宗教般的安慰作用。因为在那一刻，他会产生一种幻觉：自己真的掌握了一切。那一刻，镜头里的习近平笑得很放松。他沉醉于所有独裁者共同的梦想：一个没有杂音的世界，一个所有人都按照同样节拍生活的世界。
几乎所有独裁者都曾沉迷于这种幻觉。法老、罗马皇帝、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斯库……他们都曾相信：那些山呼万岁的声音代表忠诚，那些整齐划一的队伍代表拥护，那些铺天盖地的掌声代表爱戴。但历史一次次证明：广场上的掌声是真的，整齐的队伍是真的，震耳欲聋的欢呼也是真的，唯独掌声背后的忠诚未必是真的。
1989年12月21日，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站在布加勒斯特中央委员会大楼阳台上发表演讲，广场上依旧聚集着数万人，红旗依旧飘扬，扩音器依旧轰鸣，一切看上去都和过去几十年没有区别，他习惯性地向群众挥手，等待熟悉的掌声，然而几秒钟后，人群里突然传出嘘声，接着是骚动，然后是愤怒，最后是彻底失控。那个统治罗马尼亚二十四年的强人愣在原地，脸上的表情从错愕到惊恐，只用了短短几分钟。四天后，他和妻子被处决。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因为他相信了掌声，而掌声从来不是忠诚，它很多时候只是恐惧、习惯、服从和表演。
平壤的大戏终究会落幕，掌声也终究会停止。历史留给所有独裁者的最后一道题，其实始终没有改变：他们能够控制广场，能够安排掌声，能够组织欢呼，甚至能够让整个国家看起来整齐划一。但他们永远无法确认一件事——当掌声停止之后，人们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万人坑埋不住的记忆：暴政下的血泪历史与永恒的正义追问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4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万人坑埋不住的记忆：暴政下的血泪历史与永恒的正义追问
摘要：
在历次政治运动与镇压清洗中，无数无辜生命沦为极权机器下的牺牲品。本文直面被刻意隐匿与尘封的残酷真相，严正宣告肉体可以被毁灭，但安拉的公义审判与历史的公正裁判绝不会缺席，唯有直面苦难才能迎来民族精神的彻底洗礼。
几乎所有的暴政都相信同一件事：只要把人消灭掉，问题就解决了。他们焚烧书籍，销毁档案，封锁消息，枪决证人，把活人送进监狱，把死人送进万人坑。他们相信，只要埋得足够深，时间足够久，真相终究会和尸骨一起腐烂。然而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他们错了。
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它揭露了苏联劳改营的残酷。事实上，在苏联广袤的土地上，古拉格从来不是什么秘密。数百万家庭都知道有人被抓走，有人被流放，有人消失在西伯利亚的冰雪之中。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于，索尔仁尼琴把那些零散、破碎、彼此孤立的苦难重新连接起来。一个人的遭遇只是故事，十个人的遭遇是传闻，一百万人的遭遇，就是历史。从那一刻开始，古拉格不再只是无数受害者埋藏在心底的记忆，而成为整个世界都无法回避的事实。
斯大林拥有过军队、警察、监狱、法庭、报纸、广播电台以及世界上最庞大的宣传机器之一。但最终，人们记住的并不是他的演讲，不是他的口号，而是《古拉格群岛》。暴政总以为自己在书写历史，可最终写下历史的，往往是那些幸存下来的人。
这样的事情并非只发生在苏联。纳粹德国曾经试图彻底抹去欧洲犹太人的存在。集中营焚尸炉昼夜不停运转，档案被销毁，证据被焚烧，整个民族被推向灭绝的边缘。可后来出现了《安妮日记》，那并不是什么宏大的历史著作。它只是一个躲藏在阁楼里的犹太少女留下的日记。她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来，也不知道这些文字是否会被人读到，她只是记录，记录恐惧，记录希望，记录一个普通人在暴政阴影下的生活。后来，安妮死在集中营里，但她的日记活了下来。今天，人们或许已经记不清许多纳粹高官曾经发表过什么演讲，却依然记得那个在阁楼窗边写日记的女孩。
柬埔寨红色高棉如此，阿根廷军政府如此，南非种族隔离如此，几乎所有施暴者都犯过同样的错误，他们高估了权力，却低估了记忆。他们以为控制今天就能控制明天，控制档案就能控制历史，控制媒体就能控制真相。但历史真正的档案馆，从来不在政府机关里，而在人们的记忆里。记忆有时候会沉默，但沉默不是消失，它可能藏在地下，藏在墙缝中，藏在祖父母不愿提起的往事里，藏在海外流亡者的讲述里，藏在一本书、一封信、一段录音、一份手稿之中，然后在某一天重新出现，在万人坑上面向世界讲述真实的历史。
今天的中国同样有人相信，只要控制得足够严密，真相就会永远消失。他们控制媒体，封锁消息，审查网络，威胁证人。他们把无数受害者牢牢困在新疆，试图让外界听不见维吾尔人的声音；他们试图让土伯特人的记忆沉入高原，让蒙古人的伤痕消失在草原；他们试图让中国穆斯林忘记那些被拆毁的清真寺、被焚烧的经书、被判刑的人以及那些被迫消失的人。他们相信，煽动起来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会替他们完成遗忘；相信时间会冲淡伤痕；相信沉默终将变成遗忘。
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真正决定历史的从来不是施暴者的意志，而是记录者的存在。
施暴者试图消灭记忆，而记忆总会以另一种形式回来。索尔仁尼琴写《古拉格群岛》的时候，并不知道苏联是否会倒台。安妮躲在阁楼夹层里写日记的时候，也不知道世界有一天会如此认真地倾听那个犹太少女的声音。他们并没有推翻苏联，也没有打败纳粹，他们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法庭，没有监狱，他们只有纸和笔，可最终让把暴政者钉死在火狱最深处无法翻身的，恰恰是这些纸和笔。
暴政最害怕的，从来不是今天的抗议。而是害怕那些被枪决的人重新开口，害怕那些被关押的人重新翻案，害怕那些被掩埋的名字重新出现，害怕那些被篡改的历史重新被书写。所以我从来都不相信新疆发生的一切能够被永久掩盖，我不相信维吾尔人的记忆会消失，不相信土伯特人的记忆会消失，不相信蒙古人的记忆会消失，更不相信中国穆斯林的记忆会集体消失。今天他们或许无法说话，但沉默不是遗忘。沉默很多时候只是记忆在等待，等待一个能够说出来的时刻。维吾尔人会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有自己的安妮，土伯特人会有，蒙古人会有，中国穆斯林也会有。他们也许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代人。他们会记录每一次搜查，记录每一次抓捕，记录每一个判刑，记录每一本被焚毁的经书，记录每一座被拆除的清真寺，记录每一个消失的人。
历史总是这样：施暴者总以为自己掌握着历史。他们控制媒体，控制档案，控制学校，控制书籍，甚至试图控制人们的记忆。可最终决定历史的，往往不是他们留下的巨大雕像和刻在石碑上的赞歌，而是幸存者的讲述。暴政能够决定一个人如何死去，却无法决定后人如何记住这一切，万人坑埋得住尸骨，却埋不住记忆，更埋不住真相。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万人坑埋不住的记忆：暴政下的血泪历史与永恒的正义追问
摘要：
在历次政治运动与镇压清洗中，无数无辜生命沦为极权机器下的牺牲品。本文直面被刻意隐匿与尘封的残酷真相，严正宣告肉体可以被毁灭，但安拉的公义审判与历史的公正裁判绝不会缺席，唯有直面苦难才能迎来民族精神的彻底洗礼。
几乎所有的暴政都相信同一件事：只要把人消灭掉，问题就解决了。他们焚烧书籍，销毁档案，封锁消息，枪决证人，把活人送进监狱，把死人送进万人坑。他们相信，只要埋得足够深，时间足够久，真相终究会和尸骨一起腐烂。然而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他们错了。
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它揭露了苏联劳改营的残酷。事实上，在苏联广袤的土地上，古拉格从来不是什么秘密。数百万家庭都知道有人被抓走，有人被流放，有人消失在西伯利亚的冰雪之中。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于，索尔仁尼琴把那些零散、破碎、彼此孤立的苦难重新连接起来。一个人的遭遇只是故事，十个人的遭遇是传闻，一百万人的遭遇，就是历史。从那一刻开始，古拉格不再只是无数受害者埋藏在心底的记忆，而成为整个世界都无法回避的事实。
斯大林拥有过军队、警察、监狱、法庭、报纸、广播电台以及世界上最庞大的宣传机器之一。但最终，人们记住的并不是他的演讲，不是他的口号，而是《古拉格群岛》。暴政总以为自己在书写历史，可最终写下历史的，往往是那些幸存下来的人。
这样的事情并非只发生在苏联。纳粹德国曾经试图彻底抹去欧洲犹太人的存在。集中营焚尸炉昼夜不停运转，档案被销毁，证据被焚烧，整个民族被推向灭绝的边缘。可后来出现了《安妮日记》，那并不是什么宏大的历史著作。它只是一个躲藏在阁楼里的犹太少女留下的日记。她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来，也不知道这些文字是否会被人读到，她只是记录，记录恐惧，记录希望，记录一个普通人在暴政阴影下的生活。后来，安妮死在集中营里，但她的日记活了下来。今天，人们或许已经记不清许多纳粹高官曾经发表过什么演讲，却依然记得那个在阁楼窗边写日记的女孩。
柬埔寨红色高棉如此，阿根廷军政府如此，南非种族隔离如此，几乎所有施暴者都犯过同样的错误，他们高估了权力，却低估了记忆。他们以为控制今天就能控制明天，控制档案就能控制历史，控制媒体就能控制真相。但历史真正的档案馆，从来不在政府机关里，而在人们的记忆里。记忆有时候会沉默，但沉默不是消失，它可能藏在地下，藏在墙缝中，藏在祖父母不愿提起的往事里，藏在海外流亡者的讲述里，藏在一本书、一封信、一段录音、一份手稿之中，然后在某一天重新出现，在万人坑上面向世界讲述真实的历史。
今天的中国同样有人相信，只要控制得足够严密，真相就会永远消失。他们控制媒体，封锁消息，审查网络，威胁证人。他们把无数受害者牢牢困在新疆，试图让外界听不见维吾尔人的声音；他们试图让土伯特人的记忆沉入高原，让蒙古人的伤痕消失在草原；他们试图让中国穆斯林忘记那些被拆毁的清真寺、被焚烧的经书、被判刑的人以及那些被迫消失的人。他们相信，煽动起来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会替他们完成遗忘；相信时间会冲淡伤痕；相信沉默终将变成遗忘。
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真正决定历史的从来不是施暴者的意志，而是记录者的存在。
施暴者试图消灭记忆，而记忆总会以另一种形式回来。索尔仁尼琴写《古拉格群岛》的时候，并不知道苏联是否会倒台。安妮躲在阁楼夹层里写日记的时候，也不知道世界有一天会如此认真地倾听那个犹太少女的声音。他们并没有推翻苏联，也没有打败纳粹，他们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法庭，没有监狱，他们只有纸和笔，可最终让把暴政者钉死在火狱最深处无法翻身的，恰恰是这些纸和笔。
暴政最害怕的，从来不是今天的抗议。而是害怕那些被枪决的人重新开口，害怕那些被关押的人重新翻案，害怕那些被掩埋的名字重新出现，害怕那些被篡改的历史重新被书写。所以我从来都不相信新疆发生的一切能够被永久掩盖，我不相信维吾尔人的记忆会消失，不相信土伯特人的记忆会消失，不相信蒙古人的记忆会消失，更不相信中国穆斯林的记忆会集体消失。今天他们或许无法说话，但沉默不是遗忘。沉默很多时候只是记忆在等待，等待一个能够说出来的时刻。维吾尔人会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有自己的安妮，土伯特人会有，蒙古人会有，中国穆斯林也会有。他们也许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代人。他们会记录每一次搜查，记录每一次抓捕，记录每一个判刑，记录每一本被焚毁的经书，记录每一座被拆除的清真寺，记录每一个消失的人。
历史总是这样：施暴者总以为自己掌握着历史。他们控制媒体，控制档案，控制学校，控制书籍，甚至试图控制人们的记忆。可最终决定历史的，往往不是他们留下的巨大雕像和刻在石碑上的赞歌，而是幸存者的讲述。暴政能够决定一个人如何死去，却无法决定后人如何记住这一切，万人坑埋得住尸骨，却埋不住记忆，更埋不住真相。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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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坑埋不住的记忆：暴政下的血泪历史与永恒的正义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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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次政治运动与镇压清洗中，无数无辜生命沦为极权机器下的牺牲品。本文直面被刻意隐匿与尘封的残酷真相，严正宣告肉体可以被毁灭，但安拉的公义审判与历史的公正裁判绝不会缺席，唯有直面苦难才能迎来民族精神的彻底洗礼。
几乎所有的暴政都相信同一件事：只要把人消灭掉，问题就解决了。他们焚烧书籍，销毁档案，封锁消息，枪决证人，把活人送进监狱，把死人送进万人坑。他们相信，只要埋得足够深，时间足够久，真相终究会和尸骨一起腐烂。然而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他们错了。
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它揭露了苏联劳改营的残酷。事实上，在苏联广袤的土地上，古拉格从来不是什么秘密。数百万家庭都知道有人被抓走，有人被流放，有人消失在西伯利亚的冰雪之中。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于，索尔仁尼琴把那些零散、破碎、彼此孤立的苦难重新连接起来。一个人的遭遇只是故事，十个人的遭遇是传闻，一百万人的遭遇，就是历史。从那一刻开始，古拉格不再只是无数受害者埋藏在心底的记忆，而成为整个世界都无法回避的事实。
斯大林拥有过军队、警察、监狱、法庭、报纸、广播电台以及世界上最庞大的宣传机器之一。但最终，人们记住的并不是他的演讲，不是他的口号，而是《古拉格群岛》。暴政总以为自己在书写历史，可最终写下历史的，往往是那些幸存下来的人。
这样的事情并非只发生在苏联。纳粹德国曾经试图彻底抹去欧洲犹太人的存在。集中营焚尸炉昼夜不停运转，档案被销毁，证据被焚烧，整个民族被推向灭绝的边缘。可后来出现了《安妮日记》，那并不是什么宏大的历史著作。它只是一个躲藏在阁楼里的犹太少女留下的日记。她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来，也不知道这些文字是否会被人读到，她只是记录，记录恐惧，记录希望，记录一个普通人在暴政阴影下的生活。后来，安妮死在集中营里，但她的日记活了下来。今天，人们或许已经记不清许多纳粹高官曾经发表过什么演讲，却依然记得那个在阁楼窗边写日记的女孩。
柬埔寨红色高棉如此，阿根廷军政府如此，南非种族隔离如此，几乎所有施暴者都犯过同样的错误，他们高估了权力，却低估了记忆。他们以为控制今天就能控制明天，控制档案就能控制历史，控制媒体就能控制真相。但历史真正的档案馆，从来不在政府机关里，而在人们的记忆里。记忆有时候会沉默，但沉默不是消失，它可能藏在地下，藏在墙缝中，藏在祖父母不愿提起的往事里，藏在海外流亡者的讲述里，藏在一本书、一封信、一段录音、一份手稿之中，然后在某一天重新出现，在万人坑上面向世界讲述真实的历史。
今天的中国同样有人相信，只要控制得足够严密，真相就会永远消失。他们控制媒体，封锁消息，审查网络，威胁证人。他们把无数受害者牢牢困在新疆，试图让外界听不见维吾尔人的声音；他们试图让土伯特人的记忆沉入高原，让蒙古人的伤痕消失在草原；他们试图让中国穆斯林忘记那些被拆毁的清真寺、被焚烧的经书、被判刑的人以及那些被迫消失的人。他们相信，煽动起来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会替他们完成遗忘；相信时间会冲淡伤痕；相信沉默终将变成遗忘。
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真正决定历史的从来不是施暴者的意志，而是记录者的存在。
施暴者试图消灭记忆，而记忆总会以另一种形式回来。索尔仁尼琴写《古拉格群岛》的时候，并不知道苏联是否会倒台。安妮躲在阁楼夹层里写日记的时候，也不知道世界有一天会如此认真地倾听那个犹太少女的声音。他们并没有推翻苏联，也没有打败纳粹，他们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法庭，没有监狱，他们只有纸和笔，可最终让把暴政者钉死在火狱最深处无法翻身的，恰恰是这些纸和笔。
暴政最害怕的，从来不是今天的抗议。而是害怕那些被枪决的人重新开口，害怕那些被关押的人重新翻案，害怕那些被掩埋的名字重新出现，害怕那些被篡改的历史重新被书写。所以我从来都不相信新疆发生的一切能够被永久掩盖，我不相信维吾尔人的记忆会消失，不相信土伯特人的记忆会消失，不相信蒙古人的记忆会消失，更不相信中国穆斯林的记忆会集体消失。今天他们或许无法说话，但沉默不是遗忘。沉默很多时候只是记忆在等待，等待一个能够说出来的时刻。维吾尔人会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有自己的安妮，土伯特人会有，蒙古人会有，中国穆斯林也会有。他们也许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代人。他们会记录每一次搜查，记录每一次抓捕，记录每一个判刑，记录每一本被焚毁的经书，记录每一座被拆除的清真寺，记录每一个消失的人。
历史总是这样：施暴者总以为自己掌握着历史。他们控制媒体，控制档案，控制学校，控制书籍，甚至试图控制人们的记忆。可最终决定历史的，往往不是他们留下的巨大雕像和刻在石碑上的赞歌，而是幸存者的讲述。暴政能够决定一个人如何死去，却无法决定后人如何记住这一切，万人坑埋得住尸骨，却埋不住记忆，更埋不住真相。
作者：马瑞林
万人坑埋不住的记忆：暴政下的血泪历史与永恒的正义追问
摘要：
在历次政治运动与镇压清洗中，无数无辜生命沦为极权机器下的牺牲品。本文直面被刻意隐匿与尘封的残酷真相，严正宣告肉体可以被毁灭，但安拉的公义审判与历史的公正裁判绝不会缺席，唯有直面苦难才能迎来民族精神的彻底洗礼。
几乎所有的暴政都相信同一件事：只要把人消灭掉，问题就解决了。他们焚烧书籍，销毁档案，封锁消息，枪决证人，把活人送进监狱，把死人送进万人坑。他们相信，只要埋得足够深，时间足够久，真相终究会和尸骨一起腐烂。然而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他们错了。
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它揭露了苏联劳改营的残酷。事实上，在苏联广袤的土地上，古拉格从来不是什么秘密。数百万家庭都知道有人被抓走，有人被流放，有人消失在西伯利亚的冰雪之中。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于，索尔仁尼琴把那些零散、破碎、彼此孤立的苦难重新连接起来。一个人的遭遇只是故事，十个人的遭遇是传闻，一百万人的遭遇，就是历史。从那一刻开始，古拉格不再只是无数受害者埋藏在心底的记忆，而成为整个世界都无法回避的事实。
斯大林拥有过军队、警察、监狱、法庭、报纸、广播电台以及世界上最庞大的宣传机器之一。但最终，人们记住的并不是他的演讲，不是他的口号，而是《古拉格群岛》。暴政总以为自己在书写历史，可最终写下历史的，往往是那些幸存下来的人。
这样的事情并非只发生在苏联。纳粹德国曾经试图彻底抹去欧洲犹太人的存在。集中营焚尸炉昼夜不停运转，档案被销毁，证据被焚烧，整个民族被推向灭绝的边缘。可后来出现了《安妮日记》，那并不是什么宏大的历史著作。它只是一个躲藏在阁楼里的犹太少女留下的日记。她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来，也不知道这些文字是否会被人读到，她只是记录，记录恐惧，记录希望，记录一个普通人在暴政阴影下的生活。后来，安妮死在集中营里，但她的日记活了下来。今天，人们或许已经记不清许多纳粹高官曾经发表过什么演讲，却依然记得那个在阁楼窗边写日记的女孩。
柬埔寨红色高棉如此，阿根廷军政府如此，南非种族隔离如此，几乎所有施暴者都犯过同样的错误，他们高估了权力，却低估了记忆。他们以为控制今天就能控制明天，控制档案就能控制历史，控制媒体就能控制真相。但历史真正的档案馆，从来不在政府机关里，而在人们的记忆里。记忆有时候会沉默，但沉默不是消失，它可能藏在地下，藏在墙缝中，藏在祖父母不愿提起的往事里，藏在海外流亡者的讲述里，藏在一本书、一封信、一段录音、一份手稿之中，然后在某一天重新出现，在万人坑上面向世界讲述真实的历史。
今天的中国同样有人相信，只要控制得足够严密，真相就会永远消失。他们控制媒体，封锁消息，审查网络，威胁证人。他们把无数受害者牢牢困在新疆，试图让外界听不见维吾尔人的声音；他们试图让土伯特人的记忆沉入高原，让蒙古人的伤痕消失在草原；他们试图让中国穆斯林忘记那些被拆毁的清真寺、被焚烧的经书、被判刑的人以及那些被迫消失的人。他们相信，煽动起来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会替他们完成遗忘；相信时间会冲淡伤痕；相信沉默终将变成遗忘。
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真正决定历史的从来不是施暴者的意志，而是记录者的存在。
施暴者试图消灭记忆，而记忆总会以另一种形式回来。索尔仁尼琴写《古拉格群岛》的时候，并不知道苏联是否会倒台。安妮躲在阁楼夹层里写日记的时候，也不知道世界有一天会如此认真地倾听那个犹太少女的声音。他们并没有推翻苏联，也没有打败纳粹，他们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法庭，没有监狱，他们只有纸和笔，可最终让把暴政者钉死在火狱最深处无法翻身的，恰恰是这些纸和笔。
暴政最害怕的，从来不是今天的抗议。而是害怕那些被枪决的人重新开口，害怕那些被关押的人重新翻案，害怕那些被掩埋的名字重新出现，害怕那些被篡改的历史重新被书写。所以我从来都不相信新疆发生的一切能够被永久掩盖，我不相信维吾尔人的记忆会消失，不相信土伯特人的记忆会消失，不相信蒙古人的记忆会消失，更不相信中国穆斯林的记忆会集体消失。今天他们或许无法说话，但沉默不是遗忘。沉默很多时候只是记忆在等待，等待一个能够说出来的时刻。维吾尔人会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有自己的安妮，土伯特人会有，蒙古人会有，中国穆斯林也会有。他们也许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代人。他们会记录每一次搜查，记录每一次抓捕，记录每一个判刑，记录每一本被焚毁的经书，记录每一座被拆除的清真寺，记录每一个消失的人。
历史总是这样：施暴者总以为自己掌握着历史。他们控制媒体，控制档案，控制学校，控制书籍，甚至试图控制人们的记忆。可最终决定历史的，往往不是他们留下的巨大雕像和刻在石碑上的赞歌，而是幸存者的讲述。暴政能够决定一个人如何死去，却无法决定后人如何记住这一切，万人坑埋得住尸骨，却埋不住记忆，更埋不住真相。
输掉的不只是世界杯：体坛狂欢背后的国家主义幻象与民间反思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0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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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输掉的不只是世界杯：体坛狂欢背后的国家主义幻象与民间反思
摘要：
从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国体制到公众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竞技体育常被政治权力用作彰显盛世的遮羞布。本文透视体育光环背后的民生疾苦与资源挥霍，呼吁公众将注意力从虚妄的国家宏大叙事中回归到每一个具体人的真实福祉与权利上来。
世界杯又开始了。
中国队照旧不在其中。
中文互联网也照例开始了一轮关于中国足球的讨论，失望、自嘲、愤怒。我又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虽然中国足球队进不了世界杯，但是世界杯离不开中国，离不开中国市场，离不开中国赞助商，离不开中国制造。”人们开始认真思考和讨论：没有中国企业赞助，国际足联还能撑多久？没有中国资本支持，世界杯还能办得风光吗？中国队没有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简体汉字的广告牌依旧占据了球场的最佳视觉位置，于是，看别人比赛的时候，同样找到了一种替代性的胜利。
转过墙角，阿Q看着走过来的小尼姑，手又发痒了，脱口一句：
“娘希匹。”
上学时在足球场上被撞断了腿，做完手术后不久又一瘸一拐跑去看球，98年世界杯因为跑校外看球赛耽误了第二天的期末考试……。直到今天，我依然喜欢足球。但我从来不是某一支球队固定的追随者，也很少去追那些刻意人设的球星。我喜欢的是足球本身，无论是巴西、阿根廷、德国、荷兰，还是某支名不见经传的小球队，只要他们能够踢出自己的风格，踢出创造力，踢出那种令人怦然心动的东西，我都愿意坐下来认真看完九十分钟，并在那九十分钟里成为他们的球迷。
相比之下，我很少主动去看中国足球，并不是因为输赢，足球场上的失败再正常不过。弱队可以输球，甚至可以一直输球，但依然能够赢得尊重。让我提不起兴趣的，总感觉中国足球总缺少一种东西——气质。
中国队当然也在跑，在拼，也谈战术，但比赛看得越多，越容易产生一种感觉：他们像是在完成任务，而不是在踢足球。 一支球队当然需要技术、战术、体能和纪律，但真正伟大的球队最终都会拥有某种无法量化的气质。那种东西来自自由，来自创造，来自球员在瞬息万变的比赛中自主做出的判断。而极权体制下的球队，恰恰最缺少这种东西。
因为足球本质上是一项无法被完全计划的运动。它需要漫长的成长周期，需要自由竞争，需要允许失败，更需要尊重规律。一个优秀球员从第一次踢球到进入职业赛场，往往需要十几年时间。而极权体制最缺乏的，恰恰是等待的耐心。对于官员来说，足球不是二十年后的事情，而是下一次考核的事情；不是下一代孩子的事情，而是自己任期内的事情。于是足球的发展规律不断被行政命令打断：今天长期集训，明天改革联赛，后天调整发展路线。每一任领导都希望留下自己的政绩，每一任领导都希望在自己手里看到成绩。而足球偏偏是一项最不适合追求短期成绩的运动。种树的人还没等到树长大便已经离任，后来的人又砍掉旧树重新栽种。几十年过去，中国足球始终停留在原地。
更重要的是，足球相信竞争，而极权体制更相信管理。足球场上最残酷也最公平的地方在于：实力就是实力。一个前锋不会因为领导喜欢他就进球，一个门将不会因为政治觉悟高就扑出点球。伟大的球员首先是创造者，而创造本身就是对既定秩序的突破。马拉多纳不会按照文件踢球，梅西不会按照会议纪要过人，齐达内不会按照领导批示组织进攻。
这也是为什么举国体制能够长期统治乒乓球、跳水、体操和射击，却始终无法统治足球。因为那些项目更容易被计划、被量化、被控制，而足球最终依赖的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生态：社区、街头、学校、俱乐部、青训体系以及无数人的自由竞争。回头看看世界上真正的足球强国。巴西如此，阿根廷如此，德国如此，荷兰如此，英格兰如此。他们最强大的地方从来不是体育主管部门，而是社会本身。无数社区球场、无数民间俱乐部、无数热爱足球的孩子，共同构成了足球生长的土壤。足球首先属于社会，然后才属于国家。而中国足球恰恰相反。
如果问题仅仅停留在这里，中国足球或许还存在回光返照的可能。更大的问题在于，今天束缚中国足球的已经不仅仅是极权逻辑，还有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前者压缩自由，后者排斥开放，而足球偏偏同时需要这两样东西。
这些年来，中国体育被赋予了越来越强烈的政治意义。比赛不再只是比赛，而是国家形象；输赢不再只是输赢，而是民族荣辱。运动员逐渐不再只是运动员，而成为某种政治叙事中的符号。当体育开始承担越来越多与体育无关的任务时，体育本身反而越来越不重要了。人们讨论的不再是足球如何发展，而是如何争面子；不再是如何培养人才，而是如何证明制度优越。
民族主义与现代足球的发展方向同样存在着天然矛盾。现代足球最伟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开放。欧洲顶级联赛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它们代表某一个民族，而是因为它们吸纳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真正伟大的俱乐部从来不在乎血统，只在乎能力。足球场上最重要的身份，不是民族，不是宗教，甚至不是国籍，而是球员。而民族主义恰恰相反。它强调身份，强调归属，强调边界，强调我们与他们。这种逻辑与现代足球天然背道而驰。
这些年还有一个被刻意淡化的事实。新疆曾经长期是中国最重要的足球人才来源之一。维吾尔族社区浓厚的足球文化，培养出过一代又一代优秀球员。然而足球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依附于社会。当一个群体失去自由的时候，足球也会失去活力；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害怕差异的时候，足球最终也会变得越来越单调。一个社会如果害怕差异，它最终失去的往往不仅是差异本身。足球、音乐、文学、语言，所有依靠个性和创造力生长的东西，都会一起变得贫瘠。
中国足球的问题，从来不只是足球的问题。它只是中国社会问题在足球场上的投影，一个试图管理一切的体制，最终发现自己可以管理媒体，可以管理学校，可以管理企业，可以管理宗教，可以管理互联网，甚至可以管理人的生育，却始终无法真正管理足球。因为足球最大的魅力，恰恰来自那些无法被管理的东西，一个天才球员突如其来的灵感，一次冒险而成功的突破，一个孩子放学后在街头踢出的第一脚球，一群人因为热爱而聚集在一起。而这一切，都建立在自由之上。
所以中国足球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管理问题或者人才问题。它所面对的，是极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束缚。前者试图消灭自由，后者试图消灭开放，而足球偏偏既需要自由，也需要开放。在这样的土壤里，中国足球输掉的或许从来不只是世界杯资格。它输掉的，是一个社会自由生长的能力。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输掉的不只是世界杯：体坛狂欢背后的国家主义幻象与民间反思
摘要：
从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国体制到公众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竞技体育常被政治权力用作彰显盛世的遮羞布。本文透视体育光环背后的民生疾苦与资源挥霍，呼吁公众将注意力从虚妄的国家宏大叙事中回归到每一个具体人的真实福祉与权利上来。
世界杯又开始了。
中国队照旧不在其中。
中文互联网也照例开始了一轮关于中国足球的讨论，失望、自嘲、愤怒。我又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虽然中国足球队进不了世界杯，但是世界杯离不开中国，离不开中国市场，离不开中国赞助商，离不开中国制造。”人们开始认真思考和讨论：没有中国企业赞助，国际足联还能撑多久？没有中国资本支持，世界杯还能办得风光吗？中国队没有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简体汉字的广告牌依旧占据了球场的最佳视觉位置，于是，看别人比赛的时候，同样找到了一种替代性的胜利。
转过墙角，阿Q看着走过来的小尼姑，手又发痒了，脱口一句：
“娘希匹。”
上学时在足球场上被撞断了腿，做完手术后不久又一瘸一拐跑去看球，98年世界杯因为跑校外看球赛耽误了第二天的期末考试……。直到今天，我依然喜欢足球。但我从来不是某一支球队固定的追随者，也很少去追那些刻意人设的球星。我喜欢的是足球本身，无论是巴西、阿根廷、德国、荷兰，还是某支名不见经传的小球队，只要他们能够踢出自己的风格，踢出创造力，踢出那种令人怦然心动的东西，我都愿意坐下来认真看完九十分钟，并在那九十分钟里成为他们的球迷。
相比之下，我很少主动去看中国足球，并不是因为输赢，足球场上的失败再正常不过。弱队可以输球，甚至可以一直输球，但依然能够赢得尊重。让我提不起兴趣的，总感觉中国足球总缺少一种东西——气质。
中国队当然也在跑，在拼，也谈战术，但比赛看得越多，越容易产生一种感觉：他们像是在完成任务，而不是在踢足球。 一支球队当然需要技术、战术、体能和纪律，但真正伟大的球队最终都会拥有某种无法量化的气质。那种东西来自自由，来自创造，来自球员在瞬息万变的比赛中自主做出的判断。而极权体制下的球队，恰恰最缺少这种东西。
因为足球本质上是一项无法被完全计划的运动。它需要漫长的成长周期，需要自由竞争，需要允许失败，更需要尊重规律。一个优秀球员从第一次踢球到进入职业赛场，往往需要十几年时间。而极权体制最缺乏的，恰恰是等待的耐心。对于官员来说，足球不是二十年后的事情，而是下一次考核的事情；不是下一代孩子的事情，而是自己任期内的事情。于是足球的发展规律不断被行政命令打断：今天长期集训，明天改革联赛，后天调整发展路线。每一任领导都希望留下自己的政绩，每一任领导都希望在自己手里看到成绩。而足球偏偏是一项最不适合追求短期成绩的运动。种树的人还没等到树长大便已经离任，后来的人又砍掉旧树重新栽种。几十年过去，中国足球始终停留在原地。
更重要的是，足球相信竞争，而极权体制更相信管理。足球场上最残酷也最公平的地方在于：实力就是实力。一个前锋不会因为领导喜欢他就进球，一个门将不会因为政治觉悟高就扑出点球。伟大的球员首先是创造者，而创造本身就是对既定秩序的突破。马拉多纳不会按照文件踢球，梅西不会按照会议纪要过人，齐达内不会按照领导批示组织进攻。
这也是为什么举国体制能够长期统治乒乓球、跳水、体操和射击，却始终无法统治足球。因为那些项目更容易被计划、被量化、被控制，而足球最终依赖的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生态：社区、街头、学校、俱乐部、青训体系以及无数人的自由竞争。回头看看世界上真正的足球强国。巴西如此，阿根廷如此，德国如此，荷兰如此，英格兰如此。他们最强大的地方从来不是体育主管部门，而是社会本身。无数社区球场、无数民间俱乐部、无数热爱足球的孩子，共同构成了足球生长的土壤。足球首先属于社会，然后才属于国家。而中国足球恰恰相反。
如果问题仅仅停留在这里，中国足球或许还存在回光返照的可能。更大的问题在于，今天束缚中国足球的已经不仅仅是极权逻辑，还有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前者压缩自由，后者排斥开放，而足球偏偏同时需要这两样东西。
这些年来，中国体育被赋予了越来越强烈的政治意义。比赛不再只是比赛，而是国家形象；输赢不再只是输赢，而是民族荣辱。运动员逐渐不再只是运动员，而成为某种政治叙事中的符号。当体育开始承担越来越多与体育无关的任务时，体育本身反而越来越不重要了。人们讨论的不再是足球如何发展，而是如何争面子；不再是如何培养人才，而是如何证明制度优越。
民族主义与现代足球的发展方向同样存在着天然矛盾。现代足球最伟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开放。欧洲顶级联赛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它们代表某一个民族，而是因为它们吸纳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真正伟大的俱乐部从来不在乎血统，只在乎能力。足球场上最重要的身份，不是民族，不是宗教，甚至不是国籍，而是球员。而民族主义恰恰相反。它强调身份，强调归属，强调边界，强调我们与他们。这种逻辑与现代足球天然背道而驰。
这些年还有一个被刻意淡化的事实。新疆曾经长期是中国最重要的足球人才来源之一。维吾尔族社区浓厚的足球文化，培养出过一代又一代优秀球员。然而足球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依附于社会。当一个群体失去自由的时候，足球也会失去活力；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害怕差异的时候，足球最终也会变得越来越单调。一个社会如果害怕差异，它最终失去的往往不仅是差异本身。足球、音乐、文学、语言，所有依靠个性和创造力生长的东西，都会一起变得贫瘠。
中国足球的问题，从来不只是足球的问题。它只是中国社会问题在足球场上的投影，一个试图管理一切的体制，最终发现自己可以管理媒体，可以管理学校，可以管理企业，可以管理宗教，可以管理互联网，甚至可以管理人的生育，却始终无法真正管理足球。因为足球最大的魅力，恰恰来自那些无法被管理的东西，一个天才球员突如其来的灵感，一次冒险而成功的突破，一个孩子放学后在街头踢出的第一脚球，一群人因为热爱而聚集在一起。而这一切，都建立在自由之上。
所以中国足球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管理问题或者人才问题。它所面对的，是极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束缚。前者试图消灭自由，后者试图消灭开放，而足球偏偏既需要自由，也需要开放。在这样的土壤里，中国足球输掉的或许从来不只是世界杯资格。它输掉的，是一个社会自由生长的能力。 查看全部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输掉的不只是世界杯：体坛狂欢背后的国家主义幻象与民间反思
摘要：
从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国体制到公众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竞技体育常被政治权力用作彰显盛世的遮羞布。本文透视体育光环背后的民生疾苦与资源挥霍，呼吁公众将注意力从虚妄的国家宏大叙事中回归到每一个具体人的真实福祉与权利上来。
世界杯又开始了。
中国队照旧不在其中。
中文互联网也照例开始了一轮关于中国足球的讨论，失望、自嘲、愤怒。我又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虽然中国足球队进不了世界杯，但是世界杯离不开中国，离不开中国市场，离不开中国赞助商，离不开中国制造。”人们开始认真思考和讨论：没有中国企业赞助，国际足联还能撑多久？没有中国资本支持，世界杯还能办得风光吗？中国队没有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简体汉字的广告牌依旧占据了球场的最佳视觉位置，于是，看别人比赛的时候，同样找到了一种替代性的胜利。
转过墙角，阿Q看着走过来的小尼姑，手又发痒了，脱口一句：
“娘希匹。”
上学时在足球场上被撞断了腿，做完手术后不久又一瘸一拐跑去看球，98年世界杯因为跑校外看球赛耽误了第二天的期末考试……。直到今天，我依然喜欢足球。但我从来不是某一支球队固定的追随者，也很少去追那些刻意人设的球星。我喜欢的是足球本身，无论是巴西、阿根廷、德国、荷兰，还是某支名不见经传的小球队，只要他们能够踢出自己的风格，踢出创造力，踢出那种令人怦然心动的东西，我都愿意坐下来认真看完九十分钟，并在那九十分钟里成为他们的球迷。
相比之下，我很少主动去看中国足球，并不是因为输赢，足球场上的失败再正常不过。弱队可以输球，甚至可以一直输球，但依然能够赢得尊重。让我提不起兴趣的，总感觉中国足球总缺少一种东西——气质。
中国队当然也在跑，在拼，也谈战术，但比赛看得越多，越容易产生一种感觉：他们像是在完成任务，而不是在踢足球。 一支球队当然需要技术、战术、体能和纪律，但真正伟大的球队最终都会拥有某种无法量化的气质。那种东西来自自由，来自创造，来自球员在瞬息万变的比赛中自主做出的判断。而极权体制下的球队，恰恰最缺少这种东西。
因为足球本质上是一项无法被完全计划的运动。它需要漫长的成长周期，需要自由竞争，需要允许失败，更需要尊重规律。一个优秀球员从第一次踢球到进入职业赛场，往往需要十几年时间。而极权体制最缺乏的，恰恰是等待的耐心。对于官员来说，足球不是二十年后的事情，而是下一次考核的事情；不是下一代孩子的事情，而是自己任期内的事情。于是足球的发展规律不断被行政命令打断：今天长期集训，明天改革联赛，后天调整发展路线。每一任领导都希望留下自己的政绩，每一任领导都希望在自己手里看到成绩。而足球偏偏是一项最不适合追求短期成绩的运动。种树的人还没等到树长大便已经离任，后来的人又砍掉旧树重新栽种。几十年过去，中国足球始终停留在原地。
更重要的是，足球相信竞争，而极权体制更相信管理。足球场上最残酷也最公平的地方在于：实力就是实力。一个前锋不会因为领导喜欢他就进球，一个门将不会因为政治觉悟高就扑出点球。伟大的球员首先是创造者，而创造本身就是对既定秩序的突破。马拉多纳不会按照文件踢球，梅西不会按照会议纪要过人，齐达内不会按照领导批示组织进攻。
这也是为什么举国体制能够长期统治乒乓球、跳水、体操和射击，却始终无法统治足球。因为那些项目更容易被计划、被量化、被控制，而足球最终依赖的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生态：社区、街头、学校、俱乐部、青训体系以及无数人的自由竞争。回头看看世界上真正的足球强国。巴西如此，阿根廷如此，德国如此，荷兰如此，英格兰如此。他们最强大的地方从来不是体育主管部门，而是社会本身。无数社区球场、无数民间俱乐部、无数热爱足球的孩子，共同构成了足球生长的土壤。足球首先属于社会，然后才属于国家。而中国足球恰恰相反。
如果问题仅仅停留在这里，中国足球或许还存在回光返照的可能。更大的问题在于，今天束缚中国足球的已经不仅仅是极权逻辑，还有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前者压缩自由，后者排斥开放，而足球偏偏同时需要这两样东西。
这些年来，中国体育被赋予了越来越强烈的政治意义。比赛不再只是比赛，而是国家形象；输赢不再只是输赢，而是民族荣辱。运动员逐渐不再只是运动员，而成为某种政治叙事中的符号。当体育开始承担越来越多与体育无关的任务时，体育本身反而越来越不重要了。人们讨论的不再是足球如何发展，而是如何争面子；不再是如何培养人才，而是如何证明制度优越。
民族主义与现代足球的发展方向同样存在着天然矛盾。现代足球最伟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开放。欧洲顶级联赛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它们代表某一个民族，而是因为它们吸纳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真正伟大的俱乐部从来不在乎血统，只在乎能力。足球场上最重要的身份，不是民族，不是宗教，甚至不是国籍，而是球员。而民族主义恰恰相反。它强调身份，强调归属，强调边界，强调我们与他们。这种逻辑与现代足球天然背道而驰。
这些年还有一个被刻意淡化的事实。新疆曾经长期是中国最重要的足球人才来源之一。维吾尔族社区浓厚的足球文化，培养出过一代又一代优秀球员。然而足球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依附于社会。当一个群体失去自由的时候，足球也会失去活力；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害怕差异的时候，足球最终也会变得越来越单调。一个社会如果害怕差异，它最终失去的往往不仅是差异本身。足球、音乐、文学、语言，所有依靠个性和创造力生长的东西，都会一起变得贫瘠。
中国足球的问题，从来不只是足球的问题。它只是中国社会问题在足球场上的投影，一个试图管理一切的体制，最终发现自己可以管理媒体，可以管理学校，可以管理企业，可以管理宗教，可以管理互联网，甚至可以管理人的生育，却始终无法真正管理足球。因为足球最大的魅力，恰恰来自那些无法被管理的东西，一个天才球员突如其来的灵感，一次冒险而成功的突破，一个孩子放学后在街头踢出的第一脚球，一群人因为热爱而聚集在一起。而这一切，都建立在自由之上。
所以中国足球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管理问题或者人才问题。它所面对的，是极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束缚。前者试图消灭自由，后者试图消灭开放，而足球偏偏既需要自由，也需要开放。在这样的土壤里，中国足球输掉的或许从来不只是世界杯资格。它输掉的，是一个社会自由生长的能力。
作者：马瑞林
输掉的不只是世界杯：体坛狂欢背后的国家主义幻象与民间反思
摘要：
从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国体制到公众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竞技体育常被政治权力用作彰显盛世的遮羞布。本文透视体育光环背后的民生疾苦与资源挥霍，呼吁公众将注意力从虚妄的国家宏大叙事中回归到每一个具体人的真实福祉与权利上来。
世界杯又开始了。
中国队照旧不在其中。
中文互联网也照例开始了一轮关于中国足球的讨论，失望、自嘲、愤怒。我又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虽然中国足球队进不了世界杯，但是世界杯离不开中国，离不开中国市场，离不开中国赞助商，离不开中国制造。”人们开始认真思考和讨论：没有中国企业赞助，国际足联还能撑多久？没有中国资本支持，世界杯还能办得风光吗？中国队没有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简体汉字的广告牌依旧占据了球场的最佳视觉位置，于是，看别人比赛的时候，同样找到了一种替代性的胜利。
转过墙角，阿Q看着走过来的小尼姑，手又发痒了，脱口一句：
“娘希匹。”
上学时在足球场上被撞断了腿，做完手术后不久又一瘸一拐跑去看球，98年世界杯因为跑校外看球赛耽误了第二天的期末考试……。直到今天，我依然喜欢足球。但我从来不是某一支球队固定的追随者，也很少去追那些刻意人设的球星。我喜欢的是足球本身，无论是巴西、阿根廷、德国、荷兰，还是某支名不见经传的小球队，只要他们能够踢出自己的风格，踢出创造力，踢出那种令人怦然心动的东西，我都愿意坐下来认真看完九十分钟，并在那九十分钟里成为他们的球迷。
相比之下，我很少主动去看中国足球，并不是因为输赢，足球场上的失败再正常不过。弱队可以输球，甚至可以一直输球，但依然能够赢得尊重。让我提不起兴趣的，总感觉中国足球总缺少一种东西——气质。
中国队当然也在跑，在拼，也谈战术，但比赛看得越多，越容易产生一种感觉：他们像是在完成任务，而不是在踢足球。 一支球队当然需要技术、战术、体能和纪律，但真正伟大的球队最终都会拥有某种无法量化的气质。那种东西来自自由，来自创造，来自球员在瞬息万变的比赛中自主做出的判断。而极权体制下的球队，恰恰最缺少这种东西。
因为足球本质上是一项无法被完全计划的运动。它需要漫长的成长周期，需要自由竞争，需要允许失败，更需要尊重规律。一个优秀球员从第一次踢球到进入职业赛场，往往需要十几年时间。而极权体制最缺乏的，恰恰是等待的耐心。对于官员来说，足球不是二十年后的事情，而是下一次考核的事情；不是下一代孩子的事情，而是自己任期内的事情。于是足球的发展规律不断被行政命令打断：今天长期集训，明天改革联赛，后天调整发展路线。每一任领导都希望留下自己的政绩，每一任领导都希望在自己手里看到成绩。而足球偏偏是一项最不适合追求短期成绩的运动。种树的人还没等到树长大便已经离任，后来的人又砍掉旧树重新栽种。几十年过去，中国足球始终停留在原地。
更重要的是，足球相信竞争，而极权体制更相信管理。足球场上最残酷也最公平的地方在于：实力就是实力。一个前锋不会因为领导喜欢他就进球，一个门将不会因为政治觉悟高就扑出点球。伟大的球员首先是创造者，而创造本身就是对既定秩序的突破。马拉多纳不会按照文件踢球，梅西不会按照会议纪要过人，齐达内不会按照领导批示组织进攻。
这也是为什么举国体制能够长期统治乒乓球、跳水、体操和射击，却始终无法统治足球。因为那些项目更容易被计划、被量化、被控制，而足球最终依赖的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生态：社区、街头、学校、俱乐部、青训体系以及无数人的自由竞争。回头看看世界上真正的足球强国。巴西如此，阿根廷如此，德国如此，荷兰如此，英格兰如此。他们最强大的地方从来不是体育主管部门，而是社会本身。无数社区球场、无数民间俱乐部、无数热爱足球的孩子，共同构成了足球生长的土壤。足球首先属于社会，然后才属于国家。而中国足球恰恰相反。
如果问题仅仅停留在这里，中国足球或许还存在回光返照的可能。更大的问题在于，今天束缚中国足球的已经不仅仅是极权逻辑，还有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前者压缩自由，后者排斥开放，而足球偏偏同时需要这两样东西。
这些年来，中国体育被赋予了越来越强烈的政治意义。比赛不再只是比赛，而是国家形象；输赢不再只是输赢，而是民族荣辱。运动员逐渐不再只是运动员，而成为某种政治叙事中的符号。当体育开始承担越来越多与体育无关的任务时，体育本身反而越来越不重要了。人们讨论的不再是足球如何发展，而是如何争面子；不再是如何培养人才，而是如何证明制度优越。
民族主义与现代足球的发展方向同样存在着天然矛盾。现代足球最伟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开放。欧洲顶级联赛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它们代表某一个民族，而是因为它们吸纳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真正伟大的俱乐部从来不在乎血统，只在乎能力。足球场上最重要的身份，不是民族，不是宗教，甚至不是国籍，而是球员。而民族主义恰恰相反。它强调身份，强调归属，强调边界，强调我们与他们。这种逻辑与现代足球天然背道而驰。
这些年还有一个被刻意淡化的事实。新疆曾经长期是中国最重要的足球人才来源之一。维吾尔族社区浓厚的足球文化，培养出过一代又一代优秀球员。然而足球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依附于社会。当一个群体失去自由的时候，足球也会失去活力；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害怕差异的时候，足球最终也会变得越来越单调。一个社会如果害怕差异，它最终失去的往往不仅是差异本身。足球、音乐、文学、语言，所有依靠个性和创造力生长的东西，都会一起变得贫瘠。
中国足球的问题，从来不只是足球的问题。它只是中国社会问题在足球场上的投影，一个试图管理一切的体制，最终发现自己可以管理媒体，可以管理学校，可以管理企业，可以管理宗教，可以管理互联网，甚至可以管理人的生育，却始终无法真正管理足球。因为足球最大的魅力，恰恰来自那些无法被管理的东西，一个天才球员突如其来的灵感，一次冒险而成功的突破，一个孩子放学后在街头踢出的第一脚球，一群人因为热爱而聚集在一起。而这一切，都建立在自由之上。
所以中国足球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管理问题或者人才问题。它所面对的，是极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束缚。前者试图消灭自由，后者试图消灭开放，而足球偏偏既需要自由，也需要开放。在这样的土壤里，中国足球输掉的或许从来不只是世界杯资格。它输掉的，是一个社会自由生长的能力。
不让我在墙内生长，那么我就满世界开花：流亡穆斯林青年的精神突围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9 次浏览 • 2026-09-20 21:19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不让我在墙内生长，那么我就满世界开花：流亡穆斯林青年的精神突围
摘要：
当国内的生存空间被层层锁死、发声渠道被严密封堵，流亡海外便成为许多穆斯林青年的抗争与选择。本文以激昂笔触展现海外新一代华人穆斯林在异国他乡扎根、创业、守护信仰与传承文化的奋斗画卷，宣示任何高墙都无法困住追求光明的灵魂。
朋友发来一个流亡中国穆斯林学校的视频。教室已经基本成形，几个人正在搬桌椅、挂黑板、整理教材。画面很普通，甚至有些简陋，却让人久久不能平静。在远离故土的异乡，有些东西，终究还是发芽了。
这些年，中共一直在试图让中国穆斯林慢慢忘记自己是谁。清真寺被拆改，经书被收缴，宗教教育被限制，信仰被重新定义。他们称之为现代化、称之为治理、称之为共同体建设。但无论换成什么说法，本质都一样：让一种独立于国家叙事之外的身份逐渐消失。
中国穆斯林一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历史上没有统一的地域，没有共同的语言，也没有固定的组织结构。从云南到东北，从新疆到山东，大家散布在几乎每一个角落，往往只生活在自己的城市和社区里，经营家庭，守护信仰。过去，除了婚礼、葬礼和清真寺，许多人甚至很少意识到自己还属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无论是白彦虎带去中亚的东干人，还是随着国民党移居海外的中国回民，他们更多关心的始终是生存、家庭与传承，而不是政治。
今天，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来自全中国各个省份的穆斯林，第一次在海外大规模相遇。互联网让彼此看见，共同的处境让彼此理解，一个过去从未真正存在过的公共空间与全球网络开始形成。
更重要的是，海外中国穆斯林正在打破旧有的边界。过去，人们习惯于按照地区、教派、门宦和风俗区分彼此；而当走出国门、面对共同的压力时，这些旧边界开始变得模糊。来自不同地方、不同传统的人开始共同礼拜、共同学习、共同建设社区。见过世界的人们意识到，自己首先是穆斯林，然后才来自某个地区或某种地方传统。
这种变化甚至影响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一些曾经远离社区的年轻人开始重新寻找信仰，了解自己的历史，并主动向外界讲述正在发生的事情。 新的连接最初只是一个人、一所学校、一间教室、一次聚会。后来变成一个社区、一座城市、一张跨越大陆与海洋的网络。纽约开始联系开罗，多伦多开始联系吉隆坡，温哥华开始联系迪拜。曾经彼此陌生的人，正在重新走入同一个共同体。
面对试图消灭差异、消灭记忆、消灭信仰的中共极权体系。人们开始组织起来，不是为了争夺权力，而是为了抱团争取那些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信仰、尊严、历史和记忆。 极权主义总是相信控制。它相信边境可以控制人，学校可以控制思想，宣传可以控制历史。但它低估了一件事：人会迁徙，记忆会迁徙，信仰也会迁徙。边境可以阻挡人的脚步，却无法阻挡记忆穿越国境，也无法阻挡信仰在新的土地上重新扎根。
如果放在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我很难想象今天这样的局面。过去的中国穆斯林，就像散落在大地上的种子，彼此相望，却各自沉寂。而今天，这些种子在世界各地重新凝聚。
他们原本希望我们沉默，结果我们开始发声；他们原本希望我们遗忘，结果我们开始记录；他们原本希望一种身份逐渐消失，结果它却在世界各地顽强地重新生长。
不让我在墙内生长。
那么，我就满世界开花。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不让我在墙内生长，那么我就满世界开花：流亡穆斯林青年的精神突围
摘要：
当国内的生存空间被层层锁死、发声渠道被严密封堵，流亡海外便成为许多穆斯林青年的抗争与选择。本文以激昂笔触展现海外新一代华人穆斯林在异国他乡扎根、创业、守护信仰与传承文化的奋斗画卷，宣示任何高墙都无法困住追求光明的灵魂。
朋友发来一个流亡中国穆斯林学校的视频。教室已经基本成形，几个人正在搬桌椅、挂黑板、整理教材。画面很普通，甚至有些简陋，却让人久久不能平静。在远离故土的异乡，有些东西，终究还是发芽了。
这些年，中共一直在试图让中国穆斯林慢慢忘记自己是谁。清真寺被拆改，经书被收缴，宗教教育被限制，信仰被重新定义。他们称之为现代化、称之为治理、称之为共同体建设。但无论换成什么说法，本质都一样：让一种独立于国家叙事之外的身份逐渐消失。
中国穆斯林一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历史上没有统一的地域，没有共同的语言，也没有固定的组织结构。从云南到东北，从新疆到山东，大家散布在几乎每一个角落，往往只生活在自己的城市和社区里，经营家庭，守护信仰。过去，除了婚礼、葬礼和清真寺，许多人甚至很少意识到自己还属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无论是白彦虎带去中亚的东干人，还是随着国民党移居海外的中国回民，他们更多关心的始终是生存、家庭与传承，而不是政治。
今天，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来自全中国各个省份的穆斯林，第一次在海外大规模相遇。互联网让彼此看见，共同的处境让彼此理解，一个过去从未真正存在过的公共空间与全球网络开始形成。
更重要的是，海外中国穆斯林正在打破旧有的边界。过去，人们习惯于按照地区、教派、门宦和风俗区分彼此；而当走出国门、面对共同的压力时，这些旧边界开始变得模糊。来自不同地方、不同传统的人开始共同礼拜、共同学习、共同建设社区。见过世界的人们意识到，自己首先是穆斯林，然后才来自某个地区或某种地方传统。
这种变化甚至影响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一些曾经远离社区的年轻人开始重新寻找信仰，了解自己的历史，并主动向外界讲述正在发生的事情。 新的连接最初只是一个人、一所学校、一间教室、一次聚会。后来变成一个社区、一座城市、一张跨越大陆与海洋的网络。纽约开始联系开罗，多伦多开始联系吉隆坡，温哥华开始联系迪拜。曾经彼此陌生的人，正在重新走入同一个共同体。
面对试图消灭差异、消灭记忆、消灭信仰的中共极权体系。人们开始组织起来，不是为了争夺权力，而是为了抱团争取那些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信仰、尊严、历史和记忆。 极权主义总是相信控制。它相信边境可以控制人，学校可以控制思想，宣传可以控制历史。但它低估了一件事：人会迁徙，记忆会迁徙，信仰也会迁徙。边境可以阻挡人的脚步，却无法阻挡记忆穿越国境，也无法阻挡信仰在新的土地上重新扎根。
如果放在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我很难想象今天这样的局面。过去的中国穆斯林，就像散落在大地上的种子，彼此相望，却各自沉寂。而今天，这些种子在世界各地重新凝聚。
他们原本希望我们沉默，结果我们开始发声；他们原本希望我们遗忘，结果我们开始记录；他们原本希望一种身份逐渐消失，结果它却在世界各地顽强地重新生长。
不让我在墙内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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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内的生存空间被层层锁死、发声渠道被严密封堵，流亡海外便成为许多穆斯林青年的抗争与选择。本文以激昂笔触展现海外新一代华人穆斯林在异国他乡扎根、创业、守护信仰与传承文化的奋斗画卷，宣示任何高墙都无法困住追求光明的灵魂。
朋友发来一个流亡中国穆斯林学校的视频。教室已经基本成形，几个人正在搬桌椅、挂黑板、整理教材。画面很普通，甚至有些简陋，却让人久久不能平静。在远离故土的异乡，有些东西，终究还是发芽了。
这些年，中共一直在试图让中国穆斯林慢慢忘记自己是谁。清真寺被拆改，经书被收缴，宗教教育被限制，信仰被重新定义。他们称之为现代化、称之为治理、称之为共同体建设。但无论换成什么说法，本质都一样：让一种独立于国家叙事之外的身份逐渐消失。
中国穆斯林一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历史上没有统一的地域，没有共同的语言，也没有固定的组织结构。从云南到东北，从新疆到山东，大家散布在几乎每一个角落，往往只生活在自己的城市和社区里，经营家庭，守护信仰。过去，除了婚礼、葬礼和清真寺，许多人甚至很少意识到自己还属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无论是白彦虎带去中亚的东干人，还是随着国民党移居海外的中国回民，他们更多关心的始终是生存、家庭与传承，而不是政治。
今天，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来自全中国各个省份的穆斯林，第一次在海外大规模相遇。互联网让彼此看见，共同的处境让彼此理解，一个过去从未真正存在过的公共空间与全球网络开始形成。
更重要的是，海外中国穆斯林正在打破旧有的边界。过去，人们习惯于按照地区、教派、门宦和风俗区分彼此；而当走出国门、面对共同的压力时，这些旧边界开始变得模糊。来自不同地方、不同传统的人开始共同礼拜、共同学习、共同建设社区。见过世界的人们意识到，自己首先是穆斯林，然后才来自某个地区或某种地方传统。
这种变化甚至影响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一些曾经远离社区的年轻人开始重新寻找信仰，了解自己的历史，并主动向外界讲述正在发生的事情。 新的连接最初只是一个人、一所学校、一间教室、一次聚会。后来变成一个社区、一座城市、一张跨越大陆与海洋的网络。纽约开始联系开罗，多伦多开始联系吉隆坡，温哥华开始联系迪拜。曾经彼此陌生的人，正在重新走入同一个共同体。
面对试图消灭差异、消灭记忆、消灭信仰的中共极权体系。人们开始组织起来，不是为了争夺权力，而是为了抱团争取那些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信仰、尊严、历史和记忆。 极权主义总是相信控制。它相信边境可以控制人，学校可以控制思想，宣传可以控制历史。但它低估了一件事：人会迁徙，记忆会迁徙，信仰也会迁徙。边境可以阻挡人的脚步，却无法阻挡记忆穿越国境，也无法阻挡信仰在新的土地上重新扎根。
如果放在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我很难想象今天这样的局面。过去的中国穆斯林，就像散落在大地上的种子，彼此相望，却各自沉寂。而今天，这些种子在世界各地重新凝聚。
他们原本希望我们沉默，结果我们开始发声；他们原本希望我们遗忘，结果我们开始记录；他们原本希望一种身份逐渐消失，结果它却在世界各地顽强地重新生长。
不让我在墙内生长。
那么，我就满世界开花。
作者：马瑞林
不让我在墙内生长，那么我就满世界开花：流亡穆斯林青年的精神突围
摘要：
当国内的生存空间被层层锁死、发声渠道被严密封堵，流亡海外便成为许多穆斯林青年的抗争与选择。本文以激昂笔触展现海外新一代华人穆斯林在异国他乡扎根、创业、守护信仰与传承文化的奋斗画卷，宣示任何高墙都无法困住追求光明的灵魂。
朋友发来一个流亡中国穆斯林学校的视频。教室已经基本成形，几个人正在搬桌椅、挂黑板、整理教材。画面很普通，甚至有些简陋，却让人久久不能平静。在远离故土的异乡，有些东西，终究还是发芽了。
这些年，中共一直在试图让中国穆斯林慢慢忘记自己是谁。清真寺被拆改，经书被收缴，宗教教育被限制，信仰被重新定义。他们称之为现代化、称之为治理、称之为共同体建设。但无论换成什么说法，本质都一样：让一种独立于国家叙事之外的身份逐渐消失。
中国穆斯林一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历史上没有统一的地域，没有共同的语言，也没有固定的组织结构。从云南到东北，从新疆到山东，大家散布在几乎每一个角落，往往只生活在自己的城市和社区里，经营家庭，守护信仰。过去，除了婚礼、葬礼和清真寺，许多人甚至很少意识到自己还属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无论是白彦虎带去中亚的东干人，还是随着国民党移居海外的中国回民，他们更多关心的始终是生存、家庭与传承，而不是政治。
今天，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来自全中国各个省份的穆斯林，第一次在海外大规模相遇。互联网让彼此看见，共同的处境让彼此理解，一个过去从未真正存在过的公共空间与全球网络开始形成。
更重要的是，海外中国穆斯林正在打破旧有的边界。过去，人们习惯于按照地区、教派、门宦和风俗区分彼此；而当走出国门、面对共同的压力时，这些旧边界开始变得模糊。来自不同地方、不同传统的人开始共同礼拜、共同学习、共同建设社区。见过世界的人们意识到，自己首先是穆斯林，然后才来自某个地区或某种地方传统。
这种变化甚至影响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一些曾经远离社区的年轻人开始重新寻找信仰，了解自己的历史，并主动向外界讲述正在发生的事情。 新的连接最初只是一个人、一所学校、一间教室、一次聚会。后来变成一个社区、一座城市、一张跨越大陆与海洋的网络。纽约开始联系开罗，多伦多开始联系吉隆坡，温哥华开始联系迪拜。曾经彼此陌生的人，正在重新走入同一个共同体。
面对试图消灭差异、消灭记忆、消灭信仰的中共极权体系。人们开始组织起来，不是为了争夺权力，而是为了抱团争取那些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信仰、尊严、历史和记忆。 极权主义总是相信控制。它相信边境可以控制人，学校可以控制思想，宣传可以控制历史。但它低估了一件事：人会迁徙，记忆会迁徙，信仰也会迁徙。边境可以阻挡人的脚步，却无法阻挡记忆穿越国境，也无法阻挡信仰在新的土地上重新扎根。
如果放在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我很难想象今天这样的局面。过去的中国穆斯林，就像散落在大地上的种子，彼此相望，却各自沉寂。而今天，这些种子在世界各地重新凝聚。
他们原本希望我们沉默，结果我们开始发声；他们原本希望我们遗忘，结果我们开始记录；他们原本希望一种身份逐渐消失，结果它却在世界各地顽强地重新生长。
不让我在墙内生长。
那么，我就满世界开花。
吵架也是一种进步：从宗教内部纷争走向理性公共讨论的必由之路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1 次浏览 • 2026-09-20 21:19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吵架也是一种进步：从宗教内部纷争走向理性公共讨论的必由之路
摘要：
长期以来，不同教派与思想流派之间的争论常被视为内部消耗。本文提出逆向思考：只要摒弃扣帽子与人身攻击，公开激烈的思想碰撞与观点辩难正是打破教条、推动理性启蒙的必要催化剂，鼓励穆斯林社会在坦诚对话中淬炼出真正的包容精神。
这几天，推特上的简中圈又经历了一轮激烈的公开争论。
有人公开回应，有人继续追问，有人站出来分析，也有人忙着表态。许多人对此感到担忧，认为反共群体又一次陷入了内耗。每逢这种时候，总会有人出来呼吁团结，希望大家把矛盾放一放，先把共同的敌人放在前面。
我倒觉得，这未必是一件坏事，甚至可以说，它迟早都会发生。
一个长期没有争论的社会，往往比一个充满争论的社会更值得警惕。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最熟悉的公共生活，就是没有争论。从报纸到电视，从课堂到会议，从单位到网络，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什么值得赞扬，什么必须批判，答案几乎都已经写好了。更重要的是，人们甚至不需要形成自己的情绪。国家决定了应该爱谁，也决定了应该恨谁。今天告诉你中美关系是合作共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于是大家一起感谢美国；明天又告诉你美国是中国崛起最大的障碍，于是大家一起痛恨美国。爱得整齐，恨得也整齐。久而久之，很多人习惯了接受一种现成的判断，而不是根据事实形成自己的判断，这种习惯并不会因为离开中国而自动消失。
许多人初次进入开放社会，反而会产生某种‘戒断反应’。他们习惯性地希望公共空间只有一种声音，寄望于同一阵营的人必须拥有绝对一致的立场。然而，开放社会运转的逻辑恰恰相反：争论不是它的缺陷，而是它的日常。然而，开放社会的运行逻辑恰恰相反。意见不同，立场冲突，甚至彼此批评，本来就是公共讨论的一部分。 民主制度并没有消除分歧，它只是让分歧能够公开存在；言论自由也没有让所有人意见一致，它只是允许不同意见同时存在。
所谓简中反共圈，本来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这里有人关心民主制度，有人关心民族问题，有人关注宗教自由，有人长期记录新疆、西藏和香港，也有人更关心中国未来的经济与宪政。有人做媒体，有人做学术，有人做公益，有人做生意，有人追求影响力，也不能排除有人带着其他目的而来。
这样一群背景、目标和价值观都不同的人，如果始终没有任何冲突，那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很多东西，恰恰会在争论中慢慢显露出来。有人坚持原则，有人维护利益，有人认真讨论问题，有人只是在制造情绪，有人能够面对事实，也有人只愿意寻找立场。这些区别，平时未必看得出来，争论发生的时候，反而更容易被看见。当然，并不是所有争论都有意义。很多讨论最后都会滑向人身攻击、道德审判和动机猜测。观点越来越少，标签越来越多；分析越来越少，情绪越来越多。这样的争论很难解决问题，却也是一个长期缺乏公共讨论训练的群体必须付出的代价。人们需要时间，才能慢慢学会围绕观点，而不是围绕立场进行讨论。
真正值得担心的，从来不是网络上的争吵，而是一个社会再也没有争吵。历史上的极权社会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看上去总是高度团结，报纸没有争论，电视没有争论，会议没有争论，每个人都态度鲜明，每个人都立场一致，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时候鼓掌，什么时候沉默。后来人们才发现，那并不是共识，只是长期沉默之后形成的统一口径。所以，这几天看着推特上的那些争论，我没有太多失望。
学会争论，并不一定意味着已经拥有自由；但没有争论，自由一定不存在。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吵架也是一种进步：从宗教内部纷争走向理性公共讨论的必由之路
摘要：
长期以来，不同教派与思想流派之间的争论常被视为内部消耗。本文提出逆向思考：只要摒弃扣帽子与人身攻击，公开激烈的思想碰撞与观点辩难正是打破教条、推动理性启蒙的必要催化剂，鼓励穆斯林社会在坦诚对话中淬炼出真正的包容精神。
这几天，推特上的简中圈又经历了一轮激烈的公开争论。
有人公开回应，有人继续追问，有人站出来分析，也有人忙着表态。许多人对此感到担忧，认为反共群体又一次陷入了内耗。每逢这种时候，总会有人出来呼吁团结，希望大家把矛盾放一放，先把共同的敌人放在前面。
我倒觉得，这未必是一件坏事，甚至可以说，它迟早都会发生。
一个长期没有争论的社会，往往比一个充满争论的社会更值得警惕。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最熟悉的公共生活，就是没有争论。从报纸到电视，从课堂到会议，从单位到网络，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什么值得赞扬，什么必须批判，答案几乎都已经写好了。更重要的是，人们甚至不需要形成自己的情绪。国家决定了应该爱谁，也决定了应该恨谁。今天告诉你中美关系是合作共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于是大家一起感谢美国；明天又告诉你美国是中国崛起最大的障碍，于是大家一起痛恨美国。爱得整齐，恨得也整齐。久而久之，很多人习惯了接受一种现成的判断，而不是根据事实形成自己的判断，这种习惯并不会因为离开中国而自动消失。
许多人初次进入开放社会，反而会产生某种‘戒断反应’。他们习惯性地希望公共空间只有一种声音，寄望于同一阵营的人必须拥有绝对一致的立场。然而，开放社会运转的逻辑恰恰相反：争论不是它的缺陷，而是它的日常。然而，开放社会的运行逻辑恰恰相反。意见不同，立场冲突，甚至彼此批评，本来就是公共讨论的一部分。 民主制度并没有消除分歧，它只是让分歧能够公开存在；言论自由也没有让所有人意见一致，它只是允许不同意见同时存在。
所谓简中反共圈，本来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这里有人关心民主制度，有人关心民族问题，有人关注宗教自由，有人长期记录新疆、西藏和香港，也有人更关心中国未来的经济与宪政。有人做媒体，有人做学术，有人做公益，有人做生意，有人追求影响力，也不能排除有人带着其他目的而来。
这样一群背景、目标和价值观都不同的人，如果始终没有任何冲突，那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很多东西，恰恰会在争论中慢慢显露出来。有人坚持原则，有人维护利益，有人认真讨论问题，有人只是在制造情绪，有人能够面对事实，也有人只愿意寻找立场。这些区别，平时未必看得出来，争论发生的时候，反而更容易被看见。当然，并不是所有争论都有意义。很多讨论最后都会滑向人身攻击、道德审判和动机猜测。观点越来越少，标签越来越多；分析越来越少，情绪越来越多。这样的争论很难解决问题，却也是一个长期缺乏公共讨论训练的群体必须付出的代价。人们需要时间，才能慢慢学会围绕观点，而不是围绕立场进行讨论。
真正值得担心的，从来不是网络上的争吵，而是一个社会再也没有争吵。历史上的极权社会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看上去总是高度团结，报纸没有争论，电视没有争论，会议没有争论，每个人都态度鲜明，每个人都立场一致，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时候鼓掌，什么时候沉默。后来人们才发现，那并不是共识，只是长期沉默之后形成的统一口径。所以，这几天看着推特上的那些争论，我没有太多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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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架也是一种进步：从宗教内部纷争走向理性公共讨论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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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不同教派与思想流派之间的争论常被视为内部消耗。本文提出逆向思考：只要摒弃扣帽子与人身攻击，公开激烈的思想碰撞与观点辩难正是打破教条、推动理性启蒙的必要催化剂，鼓励穆斯林社会在坦诚对话中淬炼出真正的包容精神。
这几天，推特上的简中圈又经历了一轮激烈的公开争论。
有人公开回应，有人继续追问，有人站出来分析，也有人忙着表态。许多人对此感到担忧，认为反共群体又一次陷入了内耗。每逢这种时候，总会有人出来呼吁团结，希望大家把矛盾放一放，先把共同的敌人放在前面。
我倒觉得，这未必是一件坏事，甚至可以说，它迟早都会发生。
一个长期没有争论的社会，往往比一个充满争论的社会更值得警惕。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最熟悉的公共生活，就是没有争论。从报纸到电视，从课堂到会议，从单位到网络，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什么值得赞扬，什么必须批判，答案几乎都已经写好了。更重要的是，人们甚至不需要形成自己的情绪。国家决定了应该爱谁，也决定了应该恨谁。今天告诉你中美关系是合作共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于是大家一起感谢美国；明天又告诉你美国是中国崛起最大的障碍，于是大家一起痛恨美国。爱得整齐，恨得也整齐。久而久之，很多人习惯了接受一种现成的判断，而不是根据事实形成自己的判断，这种习惯并不会因为离开中国而自动消失。
许多人初次进入开放社会，反而会产生某种‘戒断反应’。他们习惯性地希望公共空间只有一种声音，寄望于同一阵营的人必须拥有绝对一致的立场。然而，开放社会运转的逻辑恰恰相反：争论不是它的缺陷，而是它的日常。然而，开放社会的运行逻辑恰恰相反。意见不同，立场冲突，甚至彼此批评，本来就是公共讨论的一部分。 民主制度并没有消除分歧，它只是让分歧能够公开存在；言论自由也没有让所有人意见一致，它只是允许不同意见同时存在。
所谓简中反共圈，本来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这里有人关心民主制度，有人关心民族问题，有人关注宗教自由，有人长期记录新疆、西藏和香港，也有人更关心中国未来的经济与宪政。有人做媒体，有人做学术，有人做公益，有人做生意，有人追求影响力，也不能排除有人带着其他目的而来。
这样一群背景、目标和价值观都不同的人，如果始终没有任何冲突，那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很多东西，恰恰会在争论中慢慢显露出来。有人坚持原则，有人维护利益，有人认真讨论问题，有人只是在制造情绪，有人能够面对事实，也有人只愿意寻找立场。这些区别，平时未必看得出来，争论发生的时候，反而更容易被看见。当然，并不是所有争论都有意义。很多讨论最后都会滑向人身攻击、道德审判和动机猜测。观点越来越少，标签越来越多；分析越来越少，情绪越来越多。这样的争论很难解决问题，却也是一个长期缺乏公共讨论训练的群体必须付出的代价。人们需要时间，才能慢慢学会围绕观点，而不是围绕立场进行讨论。
真正值得担心的，从来不是网络上的争吵，而是一个社会再也没有争吵。历史上的极权社会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看上去总是高度团结，报纸没有争论，电视没有争论，会议没有争论，每个人都态度鲜明，每个人都立场一致，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时候鼓掌，什么时候沉默。后来人们才发现，那并不是共识，只是长期沉默之后形成的统一口径。所以，这几天看着推特上的那些争论，我没有太多失望。
学会争论，并不一定意味着已经拥有自由；但没有争论，自由一定不存在。
作者：马瑞林
吵架也是一种进步：从宗教内部纷争走向理性公共讨论的必由之路
摘要：
长期以来，不同教派与思想流派之间的争论常被视为内部消耗。本文提出逆向思考：只要摒弃扣帽子与人身攻击，公开激烈的思想碰撞与观点辩难正是打破教条、推动理性启蒙的必要催化剂，鼓励穆斯林社会在坦诚对话中淬炼出真正的包容精神。
这几天，推特上的简中圈又经历了一轮激烈的公开争论。
有人公开回应，有人继续追问，有人站出来分析，也有人忙着表态。许多人对此感到担忧，认为反共群体又一次陷入了内耗。每逢这种时候，总会有人出来呼吁团结，希望大家把矛盾放一放，先把共同的敌人放在前面。
我倒觉得，这未必是一件坏事，甚至可以说，它迟早都会发生。
一个长期没有争论的社会，往往比一个充满争论的社会更值得警惕。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最熟悉的公共生活，就是没有争论。从报纸到电视，从课堂到会议，从单位到网络，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什么值得赞扬，什么必须批判，答案几乎都已经写好了。更重要的是，人们甚至不需要形成自己的情绪。国家决定了应该爱谁，也决定了应该恨谁。今天告诉你中美关系是合作共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于是大家一起感谢美国；明天又告诉你美国是中国崛起最大的障碍，于是大家一起痛恨美国。爱得整齐，恨得也整齐。久而久之，很多人习惯了接受一种现成的判断，而不是根据事实形成自己的判断，这种习惯并不会因为离开中国而自动消失。
许多人初次进入开放社会，反而会产生某种‘戒断反应’。他们习惯性地希望公共空间只有一种声音，寄望于同一阵营的人必须拥有绝对一致的立场。然而，开放社会运转的逻辑恰恰相反：争论不是它的缺陷，而是它的日常。然而，开放社会的运行逻辑恰恰相反。意见不同，立场冲突，甚至彼此批评，本来就是公共讨论的一部分。 民主制度并没有消除分歧，它只是让分歧能够公开存在；言论自由也没有让所有人意见一致，它只是允许不同意见同时存在。
所谓简中反共圈，本来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这里有人关心民主制度，有人关心民族问题，有人关注宗教自由，有人长期记录新疆、西藏和香港，也有人更关心中国未来的经济与宪政。有人做媒体，有人做学术，有人做公益，有人做生意，有人追求影响力，也不能排除有人带着其他目的而来。
这样一群背景、目标和价值观都不同的人，如果始终没有任何冲突，那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很多东西，恰恰会在争论中慢慢显露出来。有人坚持原则，有人维护利益，有人认真讨论问题，有人只是在制造情绪，有人能够面对事实，也有人只愿意寻找立场。这些区别，平时未必看得出来，争论发生的时候，反而更容易被看见。当然，并不是所有争论都有意义。很多讨论最后都会滑向人身攻击、道德审判和动机猜测。观点越来越少，标签越来越多；分析越来越少，情绪越来越多。这样的争论很难解决问题，却也是一个长期缺乏公共讨论训练的群体必须付出的代价。人们需要时间，才能慢慢学会围绕观点，而不是围绕立场进行讨论。
真正值得担心的，从来不是网络上的争吵，而是一个社会再也没有争吵。历史上的极权社会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看上去总是高度团结，报纸没有争论，电视没有争论，会议没有争论，每个人都态度鲜明，每个人都立场一致，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时候鼓掌，什么时候沉默。后来人们才发现，那并不是共识，只是长期沉默之后形成的统一口径。所以，这几天看着推特上的那些争论，我没有太多失望。
学会争论，并不一定意味着已经拥有自由；但没有争论，自由一定不存在。
给后来者的鉴戒：记录历史苦难与避免重蹈覆辙的道义责任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0 次浏览 • 2026-09-20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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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给后来者的鉴戒：记录历史苦难与避免重蹈覆辙的道义责任
摘要：
专制统治最常用的策略就是篡改历史与抹杀集体记忆。本文立足于对穆斯林历代受难历史的沉痛回顾，呼吁每一个清醒者担负起如实记录当下的重任，唯有让后世子孙明晰真相，才能打破代际遗忘的循环，让未来的自由之路免受重蹈覆辙之苦。
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古兰经》《尤努斯章》第92节“今日我拯救你的遗体，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这句经文第一次带给我的震撼。当时脑海里立刻浮现出电视纪录片中那些刚刚发掘出来的埃及木乃伊。
我甚至一度觉得，这句话不像是在讲三千多年前的法老，更像是在讲后来的人。它真正跨越的，并不是空间，而是时间。法老生活在三千多年前，《古兰经》降示于一千四百多年前，而那些沉睡了数千年的遗体，却又在《古兰经》降示后一千多年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一本诞生于阿拉伯半岛的经典，没有讨论木乃伊的制作，没有描述金字塔的辉煌，却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今日我拯救你的遗体，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
许多年以后，我第一次站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真正看见了那具包裹着亚麻布的法老的遗体。人们举着手机拍照，讨论王朝、年代、制作工艺和考古发现。对于大多数游客来说，那只是一个文明留下来的文物。而我站在那里，却一直在回想尤努斯章第92节的下一句话：“多数的人，对于我的鉴戒，确是忽视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真主保存法老的遗体，并不是为了让后人赞叹古埃及文明，也不是为了满足人类对历史的好奇，而是为了留下一个活生生的警告。
法老在《古兰经》中前后被提及七十多次，是整部《古兰经》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人物之一，甚至超过了绝大多数先知。起初，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古兰经》要如此反复讲述法老。后来慢慢意识到，《古兰经》真正讲述的，并不是一个古埃及国王。法老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种不断在人类历史中重复出现的权力形态。他相信权力能够定义真理，宣传能够取代事实，恐惧能够维持秩序。他甚至宣称：“我是你们至高无上的主。”《古兰经》反复讲述法老，并不是因为古埃及对信仰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在人类所有的诱惑之中，对无限权力的迷恋始终是最危险的一种。真主一次又一次让人们回到法老，不是为了认识法老，而是为了认出自己时代的法老。
法老沉入海中的最后一刻，终于说出了那句“我归信了”。那或许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真正承认自己的渺小，也是第一次承认自己并非至高无上的主。然而，真主并没有接受他那迟来的辩白，而是回答了一句极其平静的话：“现在（你才归信）吗？”紧接着，《古兰经》没有继续记录法老说了什么，也没有记录他的悔恨，而是把目光转向了另一件事：“今日我拯救你的遗体，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读到这里，我忽然觉得，《古兰经》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对照。法老最后希望留下的，是对自己一生的解释。
真主最终留下的，却是他的遗体。因为人的语言可以改变，宣传可以粉饰，历史甚至可以一遍遍重写；唯有事实，会静静躺在那里，等待后来的人自己去看。也许这正是《古兰经》没有让法老永远沉没，而是留下他的遗体的原因。不是为了证明法老最后说了什么。而是为了让后来的人明白，他真正留下来的是什么。
法老干瘪了，人类的故事从来没有改变。我去过很多次天安门广场，却始终没有走进毛泽东纪念堂，每当想到那具被腌渍至今供人瞻仰的躯壳，“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这句话总会浮现在我眼前。我越来越觉得，人类保存遗体的目的并不相同。有人希望借此延续崇拜。有人保存遗体，是为了延续权力。真主留下法老，却是为了终结权力的神话。每一个时代，总会有人相信自己能够凌驾于历史之上，相信权力可以决定真理，相信沉默可以取代记忆。历史却一次又一次证明，所有看似不可动摇的权力，终究都会成为后来人的历史。
遗憾的是，人类似乎总是健忘。我们研究法老，却很少警惕法老；我们惊叹法老的遗体，却很少理解为什么它会被留下。于是，一代法老离开，又一代法老出现；一种权力消失，又一种权力重新建立。独裁者不断更替，人类却不断重复同样的故事。 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优努斯章》最令人震撼的，不是法老临死前那句迟来的忏悔，也不是那具保存至今的干尸，而是真主在经文最后留下的那一句话：“多数的人，对于我的鉴戒，确是忽视的。”
大都会博物馆里，木乃伊面前人来人往，我忽然觉得，真主留下法老，并不是为了让我们记住一位古埃及的统治者。而是为了让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能够认出属于自己时代的法老。可惜的是，正如经文所说：“多数的人，对于我的鉴戒，确是忽视的。"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给后来者的鉴戒：记录历史苦难与避免重蹈覆辙的道义责任
摘要：
专制统治最常用的策略就是篡改历史与抹杀集体记忆。本文立足于对穆斯林历代受难历史的沉痛回顾，呼吁每一个清醒者担负起如实记录当下的重任，唯有让后世子孙明晰真相，才能打破代际遗忘的循环，让未来的自由之路免受重蹈覆辙之苦。
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古兰经》《尤努斯章》第92节“今日我拯救你的遗体，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这句经文第一次带给我的震撼。当时脑海里立刻浮现出电视纪录片中那些刚刚发掘出来的埃及木乃伊。
我甚至一度觉得，这句话不像是在讲三千多年前的法老，更像是在讲后来的人。它真正跨越的，并不是空间，而是时间。法老生活在三千多年前，《古兰经》降示于一千四百多年前，而那些沉睡了数千年的遗体，却又在《古兰经》降示后一千多年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一本诞生于阿拉伯半岛的经典，没有讨论木乃伊的制作，没有描述金字塔的辉煌，却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今日我拯救你的遗体，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
许多年以后，我第一次站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真正看见了那具包裹着亚麻布的法老的遗体。人们举着手机拍照，讨论王朝、年代、制作工艺和考古发现。对于大多数游客来说，那只是一个文明留下来的文物。而我站在那里，却一直在回想尤努斯章第92节的下一句话：“多数的人，对于我的鉴戒，确是忽视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真主保存法老的遗体，并不是为了让后人赞叹古埃及文明，也不是为了满足人类对历史的好奇，而是为了留下一个活生生的警告。
法老在《古兰经》中前后被提及七十多次，是整部《古兰经》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人物之一，甚至超过了绝大多数先知。起初，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古兰经》要如此反复讲述法老。后来慢慢意识到，《古兰经》真正讲述的，并不是一个古埃及国王。法老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种不断在人类历史中重复出现的权力形态。他相信权力能够定义真理，宣传能够取代事实，恐惧能够维持秩序。他甚至宣称：“我是你们至高无上的主。”《古兰经》反复讲述法老，并不是因为古埃及对信仰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在人类所有的诱惑之中，对无限权力的迷恋始终是最危险的一种。真主一次又一次让人们回到法老，不是为了认识法老，而是为了认出自己时代的法老。
法老沉入海中的最后一刻，终于说出了那句“我归信了”。那或许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真正承认自己的渺小，也是第一次承认自己并非至高无上的主。然而，真主并没有接受他那迟来的辩白，而是回答了一句极其平静的话：“现在（你才归信）吗？”紧接着，《古兰经》没有继续记录法老说了什么，也没有记录他的悔恨，而是把目光转向了另一件事：“今日我拯救你的遗体，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读到这里，我忽然觉得，《古兰经》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对照。法老最后希望留下的，是对自己一生的解释。
真主最终留下的，却是他的遗体。因为人的语言可以改变，宣传可以粉饰，历史甚至可以一遍遍重写；唯有事实，会静静躺在那里，等待后来的人自己去看。也许这正是《古兰经》没有让法老永远沉没，而是留下他的遗体的原因。不是为了证明法老最后说了什么。而是为了让后来的人明白，他真正留下来的是什么。
法老干瘪了，人类的故事从来没有改变。我去过很多次天安门广场，却始终没有走进毛泽东纪念堂，每当想到那具被腌渍至今供人瞻仰的躯壳，“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这句话总会浮现在我眼前。我越来越觉得，人类保存遗体的目的并不相同。有人希望借此延续崇拜。有人保存遗体，是为了延续权力。真主留下法老，却是为了终结权力的神话。每一个时代，总会有人相信自己能够凌驾于历史之上，相信权力可以决定真理，相信沉默可以取代记忆。历史却一次又一次证明，所有看似不可动摇的权力，终究都会成为后来人的历史。
遗憾的是，人类似乎总是健忘。我们研究法老，却很少警惕法老；我们惊叹法老的遗体，却很少理解为什么它会被留下。于是，一代法老离开，又一代法老出现；一种权力消失，又一种权力重新建立。独裁者不断更替，人类却不断重复同样的故事。 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优努斯章》最令人震撼的，不是法老临死前那句迟来的忏悔，也不是那具保存至今的干尸，而是真主在经文最后留下的那一句话：“多数的人，对于我的鉴戒，确是忽视的。”
大都会博物馆里，木乃伊面前人来人往，我忽然觉得，真主留下法老，并不是为了让我们记住一位古埃及的统治者。而是为了让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能够认出属于自己时代的法老。可惜的是，正如经文所说：“多数的人，对于我的鉴戒，确是忽视的。"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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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给后来者的鉴戒：记录历史苦难与避免重蹈覆辙的道义责任
摘要：
专制统治最常用的策略就是篡改历史与抹杀集体记忆。本文立足于对穆斯林历代受难历史的沉痛回顾，呼吁每一个清醒者担负起如实记录当下的重任，唯有让后世子孙明晰真相，才能打破代际遗忘的循环，让未来的自由之路免受重蹈覆辙之苦。
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古兰经》《尤努斯章》第92节“今日我拯救你的遗体，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这句经文第一次带给我的震撼。当时脑海里立刻浮现出电视纪录片中那些刚刚发掘出来的埃及木乃伊。
我甚至一度觉得，这句话不像是在讲三千多年前的法老，更像是在讲后来的人。它真正跨越的，并不是空间，而是时间。法老生活在三千多年前，《古兰经》降示于一千四百多年前，而那些沉睡了数千年的遗体，却又在《古兰经》降示后一千多年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一本诞生于阿拉伯半岛的经典，没有讨论木乃伊的制作，没有描述金字塔的辉煌，却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今日我拯救你的遗体，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
许多年以后，我第一次站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真正看见了那具包裹着亚麻布的法老的遗体。人们举着手机拍照，讨论王朝、年代、制作工艺和考古发现。对于大多数游客来说，那只是一个文明留下来的文物。而我站在那里，却一直在回想尤努斯章第92节的下一句话：“多数的人，对于我的鉴戒，确是忽视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真主保存法老的遗体，并不是为了让后人赞叹古埃及文明，也不是为了满足人类对历史的好奇，而是为了留下一个活生生的警告。
法老在《古兰经》中前后被提及七十多次，是整部《古兰经》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人物之一，甚至超过了绝大多数先知。起初，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古兰经》要如此反复讲述法老。后来慢慢意识到，《古兰经》真正讲述的，并不是一个古埃及国王。法老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种不断在人类历史中重复出现的权力形态。他相信权力能够定义真理，宣传能够取代事实，恐惧能够维持秩序。他甚至宣称：“我是你们至高无上的主。”《古兰经》反复讲述法老，并不是因为古埃及对信仰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在人类所有的诱惑之中，对无限权力的迷恋始终是最危险的一种。真主一次又一次让人们回到法老，不是为了认识法老，而是为了认出自己时代的法老。
法老沉入海中的最后一刻，终于说出了那句“我归信了”。那或许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真正承认自己的渺小，也是第一次承认自己并非至高无上的主。然而，真主并没有接受他那迟来的辩白，而是回答了一句极其平静的话：“现在（你才归信）吗？”紧接着，《古兰经》没有继续记录法老说了什么，也没有记录他的悔恨，而是把目光转向了另一件事：“今日我拯救你的遗体，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读到这里，我忽然觉得，《古兰经》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对照。法老最后希望留下的，是对自己一生的解释。
真主最终留下的，却是他的遗体。因为人的语言可以改变，宣传可以粉饰，历史甚至可以一遍遍重写；唯有事实，会静静躺在那里，等待后来的人自己去看。也许这正是《古兰经》没有让法老永远沉没，而是留下他的遗体的原因。不是为了证明法老最后说了什么。而是为了让后来的人明白，他真正留下来的是什么。
法老干瘪了，人类的故事从来没有改变。我去过很多次天安门广场，却始终没有走进毛泽东纪念堂，每当想到那具被腌渍至今供人瞻仰的躯壳，“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这句话总会浮现在我眼前。我越来越觉得，人类保存遗体的目的并不相同。有人希望借此延续崇拜。有人保存遗体，是为了延续权力。真主留下法老，却是为了终结权力的神话。每一个时代，总会有人相信自己能够凌驾于历史之上，相信权力可以决定真理，相信沉默可以取代记忆。历史却一次又一次证明，所有看似不可动摇的权力，终究都会成为后来人的历史。
遗憾的是，人类似乎总是健忘。我们研究法老，却很少警惕法老；我们惊叹法老的遗体，却很少理解为什么它会被留下。于是，一代法老离开，又一代法老出现；一种权力消失，又一种权力重新建立。独裁者不断更替，人类却不断重复同样的故事。 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优努斯章》最令人震撼的，不是法老临死前那句迟来的忏悔，也不是那具保存至今的干尸，而是真主在经文最后留下的那一句话：“多数的人，对于我的鉴戒，确是忽视的。”
大都会博物馆里，木乃伊面前人来人往，我忽然觉得，真主留下法老，并不是为了让我们记住一位古埃及的统治者。而是为了让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能够认出属于自己时代的法老。可惜的是，正如经文所说：“多数的人，对于我的鉴戒，确是忽视的。"
作者：马瑞林
给后来者的鉴戒：记录历史苦难与避免重蹈覆辙的道义责任
摘要：
专制统治最常用的策略就是篡改历史与抹杀集体记忆。本文立足于对穆斯林历代受难历史的沉痛回顾，呼吁每一个清醒者担负起如实记录当下的重任，唯有让后世子孙明晰真相，才能打破代际遗忘的循环，让未来的自由之路免受重蹈覆辙之苦。
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古兰经》《尤努斯章》第92节“今日我拯救你的遗体，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这句经文第一次带给我的震撼。当时脑海里立刻浮现出电视纪录片中那些刚刚发掘出来的埃及木乃伊。
我甚至一度觉得，这句话不像是在讲三千多年前的法老，更像是在讲后来的人。它真正跨越的，并不是空间，而是时间。法老生活在三千多年前，《古兰经》降示于一千四百多年前，而那些沉睡了数千年的遗体，却又在《古兰经》降示后一千多年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一本诞生于阿拉伯半岛的经典，没有讨论木乃伊的制作，没有描述金字塔的辉煌，却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今日我拯救你的遗体，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
许多年以后，我第一次站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真正看见了那具包裹着亚麻布的法老的遗体。人们举着手机拍照，讨论王朝、年代、制作工艺和考古发现。对于大多数游客来说，那只是一个文明留下来的文物。而我站在那里，却一直在回想尤努斯章第92节的下一句话：“多数的人，对于我的鉴戒，确是忽视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真主保存法老的遗体，并不是为了让后人赞叹古埃及文明，也不是为了满足人类对历史的好奇，而是为了留下一个活生生的警告。
法老在《古兰经》中前后被提及七十多次，是整部《古兰经》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人物之一，甚至超过了绝大多数先知。起初，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古兰经》要如此反复讲述法老。后来慢慢意识到，《古兰经》真正讲述的，并不是一个古埃及国王。法老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种不断在人类历史中重复出现的权力形态。他相信权力能够定义真理，宣传能够取代事实，恐惧能够维持秩序。他甚至宣称：“我是你们至高无上的主。”《古兰经》反复讲述法老，并不是因为古埃及对信仰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在人类所有的诱惑之中，对无限权力的迷恋始终是最危险的一种。真主一次又一次让人们回到法老，不是为了认识法老，而是为了认出自己时代的法老。
法老沉入海中的最后一刻，终于说出了那句“我归信了”。那或许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真正承认自己的渺小，也是第一次承认自己并非至高无上的主。然而，真主并没有接受他那迟来的辩白，而是回答了一句极其平静的话：“现在（你才归信）吗？”紧接着，《古兰经》没有继续记录法老说了什么，也没有记录他的悔恨，而是把目光转向了另一件事：“今日我拯救你的遗体，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读到这里，我忽然觉得，《古兰经》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对照。法老最后希望留下的，是对自己一生的解释。
真主最终留下的，却是他的遗体。因为人的语言可以改变，宣传可以粉饰，历史甚至可以一遍遍重写；唯有事实，会静静躺在那里，等待后来的人自己去看。也许这正是《古兰经》没有让法老永远沉没，而是留下他的遗体的原因。不是为了证明法老最后说了什么。而是为了让后来的人明白，他真正留下来的是什么。
法老干瘪了，人类的故事从来没有改变。我去过很多次天安门广场，却始终没有走进毛泽东纪念堂，每当想到那具被腌渍至今供人瞻仰的躯壳，“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这句话总会浮现在我眼前。我越来越觉得，人类保存遗体的目的并不相同。有人希望借此延续崇拜。有人保存遗体，是为了延续权力。真主留下法老，却是为了终结权力的神话。每一个时代，总会有人相信自己能够凌驾于历史之上，相信权力可以决定真理，相信沉默可以取代记忆。历史却一次又一次证明，所有看似不可动摇的权力，终究都会成为后来人的历史。
遗憾的是，人类似乎总是健忘。我们研究法老，却很少警惕法老；我们惊叹法老的遗体，却很少理解为什么它会被留下。于是，一代法老离开，又一代法老出现；一种权力消失，又一种权力重新建立。独裁者不断更替，人类却不断重复同样的故事。 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优努斯章》最令人震撼的，不是法老临死前那句迟来的忏悔，也不是那具保存至今的干尸，而是真主在经文最后留下的那一句话：“多数的人，对于我的鉴戒，确是忽视的。”
大都会博物馆里，木乃伊面前人来人往，我忽然觉得，真主留下法老，并不是为了让我们记住一位古埃及的统治者。而是为了让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能够认出属于自己时代的法老。可惜的是，正如经文所说：“多数的人，对于我的鉴戒，确是忽视的。"
那时候我们还小：回望民间经堂教育与不可磨灭的童年信仰记忆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1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那时候我们还小：回望民间经堂教育与不可磨灭的童年信仰记忆
摘要：
“假期一到，家长像完成神圣使命一样送我们去清真寺念经……”作者以温情脉脉的笔触重温儿时在回民社区经堂学习《古兰经》的纯真岁月，生动还原民间自发宗教传承的质朴与温暖，有力击碎官方抹黑宗教教育的谎言，让信仰的根深深扎在代代心田。
那时候我们还小。
假期一到，家长像完成一项庄严的任务一样，把我们赶进清真寺。那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年代，也是信仰尚未被规训成“问题”的年代。
清真寺的课堂里，趁阿訇转身时我点燃鞭炮，响声很大、硝烟弥漫，大孩子们把我按在课桌上，阿訇气呼呼地举起戒尺就打，屁股真疼，但那疼里没有恐惧，擦掉眼泪笑嘻嘻地跟着阿訇继续念，那本蓝色封面繁体字的《杂学注解》“宁也提看热旦目……”。下午，清真寺厨房的大锅里洋芋熟了，孩子们抢得欢快。笑声、喊声、诵经声一起混成一条粗粝却温暖的河流。
那时的清真寺，不只是礼拜的地方。它是穆斯林社区的学校、食堂、托儿所，是一个族群最朴素的共同体。
大学假期结束，朋友们回来说起在清真寺支教的经历：辅导各年级学生功课，教拼音，讲数学题。那是他们对故乡的回馈，也是对童年那锅洋芋的偿还。清真寺依旧在，像一块耐心的土地，接纳一代又一代孩子。
毕业后我成了一名乡镇干部。
我所在的乡镇，有几个移民村。他们从临夏、定西的深山里搬出来，从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迁到平坦的秦王川。荒滩里没有阻挡的风吹歪了信号塔，天黑了只能紧闭门窗，听风在旷野里呼啸。
没有电视，没有娱乐，日子单调而艰辛。年轻人无事可做，只能生孩子。五年八胎——在那个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的年代，这几乎是一个荒诞的奇迹。移民点上的事务由原县区三两个移民办的人负责，心思都在捞钱和其他地方。计划生育成了谁碰谁倒霉的事情。乡政府接收治安、接收农业、接收道路，却始终绕开计划生育，谁敢啊，那是开除公职的大事。
而孩子们却真实地长大。
移民点上有几座清真寺，几间简易的瓦房，稍大一点的房子做礼拜殿，小的屋子给阿訇住，没有院墙，没有标识，孤零零地立在村边。我到乡镇报到的那月，一个刚在兰州西关大寺穿衣的年轻满拉也来了，身上挂满了大红被面，白净、稚嫩，依然一幅学生模样。
三年后，我骑着乡政府配发的摩托车路过那座清真寺。院子里挤满了没有户籍的学龄前孩子，年轻的阿訇带着他们玩“老鹰捉小鸡”，笑声在风里翻滚。曾经的帅气少年被秦王川的风吹得黢黑，几根山羊胡子挂在下巴上，那是他身份的印章。
移民村按“每对夫妻三个子女”规划建了小学，此刻早已超员。看护孩子的重担，落到了清真寺。
清真寺是托儿所，也是学校，成为最后的缓冲地带。
2015年，我回老家临潭，在西大寺做礼拜。晌礼尚未结束，院子里已是孩子们的喧闹。隔壁的临潭一小建教学楼，清真寺把自己的经学堂的所有教室无偿借给学校，不够的，还在院里搭起一圈活动板房作为教室。这一借就是三年。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学生们穿着统一校服，在清真寺院子里排队做操跳舞。被禁止了的户外宣礼的喇叭里播放着节奏明快的音乐和歌声，老师们站在中式古典样式礼拜殿的高高的台阶上领操。做礼拜的老人坐在殿门口的长椅上，静静等着。
那画面既温暖又和谐，又让人难以置信。
它像一个时代的缝隙：宗教与世俗并肩站立，彼此借力，互相补充。那一刻，伊斯兰对孩子以及对求知形式宽容的难以想象。
2018年在沙特朝觐期间，一位随团阿訇拿给我一段国内传给他的监控视频，广河县一个清真寺的院子里，假期班的孩子在玩耍。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进来，转了一圈离开。我一眼认出，那是我的同事，一个平日里跟在身后叫我“领导”叫我“阿哥”的回族干部。
第二天，那座清真寺被关门整顿。分管宗教的干部、领导都受到处分。
孩子的笑声，突然成了风险。
再后来，2019年斋月，我在小西湖吃过开斋饭，去旁边清真寺做泰拉外合礼拜。门口遇到开学阿訇，他热情相邀我去他的办公室吃开斋饭。我婉拒，只想安静礼拜。
那天的礼拜似乎被刻意推迟。寺管会主任拿着麦克风，带领着寺管会成员，满寺驱赶孩子，要求家长带着所有的孩子的马上离开。
“未成年人不得入内”——礼拜殿门口贴着硕大的字。
院子里骤然安静。
阿訇迟迟不进殿，领拜前反复强调必须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不得入寺的规定。他们只讲给我听——我这个统战部的处长。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清真寺已经不再是童年的那口大锅。它成了一个被邪恶注视的空间。每一个孩子的脚步声，都可能成为一纸处分的理由。
如今，所有清真寺、教堂、道观、寺庙，升旗、张贴标语、悬挂核心价值观、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扫黑除恶……色彩斑斓的口号层层叠叠。而最醒目的，是那一句冷冰冰的禁令：
未成年人不得入内。
城市里的清真寺，安静得像深山的山神庙。
没有孩子奔跑。
没有鞭炮。
没有抢洋芋的喧闹。
只剩下回声。
历史往往不是在宏大的叙事里转弯，而是在孩子被请出院门的那一刻悄然改变。
当一个族群的儿童被禁止进入自己的精神空间，那不仅仅是一条规定。那是对记忆的切断，是对传承的抽空，是对未来的预设。
我记得那根戒尺。
我记得那锅洋芋。
我记得秦王川的风。
我记得老人在礼拜殿门口等待孩子做完操的神情。
这些不是怀旧。
这是证词。
清真寺曾经是孩子的院子。
如今，它只剩下各種監控和人脸识别的大门。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那时候我们还小：回望民间经堂教育与不可磨灭的童年信仰记忆
摘要：
“假期一到，家长像完成神圣使命一样送我们去清真寺念经……”作者以温情脉脉的笔触重温儿时在回民社区经堂学习《古兰经》的纯真岁月，生动还原民间自发宗教传承的质朴与温暖，有力击碎官方抹黑宗教教育的谎言，让信仰的根深深扎在代代心田。
那时候我们还小。
假期一到，家长像完成一项庄严的任务一样，把我们赶进清真寺。那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年代，也是信仰尚未被规训成“问题”的年代。
清真寺的课堂里，趁阿訇转身时我点燃鞭炮，响声很大、硝烟弥漫，大孩子们把我按在课桌上，阿訇气呼呼地举起戒尺就打，屁股真疼，但那疼里没有恐惧，擦掉眼泪笑嘻嘻地跟着阿訇继续念，那本蓝色封面繁体字的《杂学注解》“宁也提看热旦目……”。下午，清真寺厨房的大锅里洋芋熟了，孩子们抢得欢快。笑声、喊声、诵经声一起混成一条粗粝却温暖的河流。
那时的清真寺，不只是礼拜的地方。它是穆斯林社区的学校、食堂、托儿所，是一个族群最朴素的共同体。
大学假期结束，朋友们回来说起在清真寺支教的经历：辅导各年级学生功课，教拼音，讲数学题。那是他们对故乡的回馈，也是对童年那锅洋芋的偿还。清真寺依旧在，像一块耐心的土地，接纳一代又一代孩子。
毕业后我成了一名乡镇干部。
我所在的乡镇，有几个移民村。他们从临夏、定西的深山里搬出来，从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迁到平坦的秦王川。荒滩里没有阻挡的风吹歪了信号塔，天黑了只能紧闭门窗，听风在旷野里呼啸。
没有电视，没有娱乐，日子单调而艰辛。年轻人无事可做，只能生孩子。五年八胎——在那个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的年代，这几乎是一个荒诞的奇迹。移民点上的事务由原县区三两个移民办的人负责，心思都在捞钱和其他地方。计划生育成了谁碰谁倒霉的事情。乡政府接收治安、接收农业、接收道路，却始终绕开计划生育，谁敢啊，那是开除公职的大事。
而孩子们却真实地长大。
移民点上有几座清真寺，几间简易的瓦房，稍大一点的房子做礼拜殿，小的屋子给阿訇住，没有院墙，没有标识，孤零零地立在村边。我到乡镇报到的那月，一个刚在兰州西关大寺穿衣的年轻满拉也来了，身上挂满了大红被面，白净、稚嫩，依然一幅学生模样。
三年后，我骑着乡政府配发的摩托车路过那座清真寺。院子里挤满了没有户籍的学龄前孩子，年轻的阿訇带着他们玩“老鹰捉小鸡”，笑声在风里翻滚。曾经的帅气少年被秦王川的风吹得黢黑，几根山羊胡子挂在下巴上，那是他身份的印章。
移民村按“每对夫妻三个子女”规划建了小学，此刻早已超员。看护孩子的重担，落到了清真寺。
清真寺是托儿所，也是学校，成为最后的缓冲地带。
2015年，我回老家临潭，在西大寺做礼拜。晌礼尚未结束，院子里已是孩子们的喧闹。隔壁的临潭一小建教学楼，清真寺把自己的经学堂的所有教室无偿借给学校，不够的，还在院里搭起一圈活动板房作为教室。这一借就是三年。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学生们穿着统一校服，在清真寺院子里排队做操跳舞。被禁止了的户外宣礼的喇叭里播放着节奏明快的音乐和歌声，老师们站在中式古典样式礼拜殿的高高的台阶上领操。做礼拜的老人坐在殿门口的长椅上，静静等着。
那画面既温暖又和谐，又让人难以置信。
它像一个时代的缝隙：宗教与世俗并肩站立，彼此借力，互相补充。那一刻，伊斯兰对孩子以及对求知形式宽容的难以想象。
2018年在沙特朝觐期间，一位随团阿訇拿给我一段国内传给他的监控视频，广河县一个清真寺的院子里，假期班的孩子在玩耍。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进来，转了一圈离开。我一眼认出，那是我的同事，一个平日里跟在身后叫我“领导”叫我“阿哥”的回族干部。
第二天，那座清真寺被关门整顿。分管宗教的干部、领导都受到处分。
孩子的笑声，突然成了风险。
再后来，2019年斋月，我在小西湖吃过开斋饭，去旁边清真寺做泰拉外合礼拜。门口遇到开学阿訇，他热情相邀我去他的办公室吃开斋饭。我婉拒，只想安静礼拜。
那天的礼拜似乎被刻意推迟。寺管会主任拿着麦克风，带领着寺管会成员，满寺驱赶孩子，要求家长带着所有的孩子的马上离开。
“未成年人不得入内”——礼拜殿门口贴着硕大的字。
院子里骤然安静。
阿訇迟迟不进殿，领拜前反复强调必须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不得入寺的规定。他们只讲给我听——我这个统战部的处长。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清真寺已经不再是童年的那口大锅。它成了一个被邪恶注视的空间。每一个孩子的脚步声，都可能成为一纸处分的理由。
如今，所有清真寺、教堂、道观、寺庙，升旗、张贴标语、悬挂核心价值观、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扫黑除恶……色彩斑斓的口号层层叠叠。而最醒目的，是那一句冷冰冰的禁令：
未成年人不得入内。
城市里的清真寺，安静得像深山的山神庙。
没有孩子奔跑。
没有鞭炮。
没有抢洋芋的喧闹。
只剩下回声。
历史往往不是在宏大的叙事里转弯，而是在孩子被请出院门的那一刻悄然改变。
当一个族群的儿童被禁止进入自己的精神空间，那不仅仅是一条规定。那是对记忆的切断，是对传承的抽空，是对未来的预设。
我记得那根戒尺。
我记得那锅洋芋。
我记得秦王川的风。
我记得老人在礼拜殿门口等待孩子做完操的神情。
这些不是怀旧。
这是证词。
清真寺曾经是孩子的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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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那时候我们还小：回望民间经堂教育与不可磨灭的童年信仰记忆
摘要：
“假期一到，家长像完成神圣使命一样送我们去清真寺念经……”作者以温情脉脉的笔触重温儿时在回民社区经堂学习《古兰经》的纯真岁月，生动还原民间自发宗教传承的质朴与温暖，有力击碎官方抹黑宗教教育的谎言，让信仰的根深深扎在代代心田。
那时候我们还小。
假期一到，家长像完成一项庄严的任务一样，把我们赶进清真寺。那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年代，也是信仰尚未被规训成“问题”的年代。
清真寺的课堂里，趁阿訇转身时我点燃鞭炮，响声很大、硝烟弥漫，大孩子们把我按在课桌上，阿訇气呼呼地举起戒尺就打，屁股真疼，但那疼里没有恐惧，擦掉眼泪笑嘻嘻地跟着阿訇继续念，那本蓝色封面繁体字的《杂学注解》“宁也提看热旦目……”。下午，清真寺厨房的大锅里洋芋熟了，孩子们抢得欢快。笑声、喊声、诵经声一起混成一条粗粝却温暖的河流。
那时的清真寺，不只是礼拜的地方。它是穆斯林社区的学校、食堂、托儿所，是一个族群最朴素的共同体。
大学假期结束，朋友们回来说起在清真寺支教的经历：辅导各年级学生功课，教拼音，讲数学题。那是他们对故乡的回馈，也是对童年那锅洋芋的偿还。清真寺依旧在，像一块耐心的土地，接纳一代又一代孩子。
毕业后我成了一名乡镇干部。
我所在的乡镇，有几个移民村。他们从临夏、定西的深山里搬出来，从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迁到平坦的秦王川。荒滩里没有阻挡的风吹歪了信号塔，天黑了只能紧闭门窗，听风在旷野里呼啸。
没有电视，没有娱乐，日子单调而艰辛。年轻人无事可做，只能生孩子。五年八胎——在那个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的年代，这几乎是一个荒诞的奇迹。移民点上的事务由原县区三两个移民办的人负责，心思都在捞钱和其他地方。计划生育成了谁碰谁倒霉的事情。乡政府接收治安、接收农业、接收道路，却始终绕开计划生育，谁敢啊，那是开除公职的大事。
而孩子们却真实地长大。
移民点上有几座清真寺，几间简易的瓦房，稍大一点的房子做礼拜殿，小的屋子给阿訇住，没有院墙，没有标识，孤零零地立在村边。我到乡镇报到的那月，一个刚在兰州西关大寺穿衣的年轻满拉也来了，身上挂满了大红被面，白净、稚嫩，依然一幅学生模样。
三年后，我骑着乡政府配发的摩托车路过那座清真寺。院子里挤满了没有户籍的学龄前孩子，年轻的阿訇带着他们玩“老鹰捉小鸡”，笑声在风里翻滚。曾经的帅气少年被秦王川的风吹得黢黑，几根山羊胡子挂在下巴上，那是他身份的印章。
移民村按“每对夫妻三个子女”规划建了小学，此刻早已超员。看护孩子的重担，落到了清真寺。
清真寺是托儿所，也是学校，成为最后的缓冲地带。
2015年，我回老家临潭，在西大寺做礼拜。晌礼尚未结束，院子里已是孩子们的喧闹。隔壁的临潭一小建教学楼，清真寺把自己的经学堂的所有教室无偿借给学校，不够的，还在院里搭起一圈活动板房作为教室。这一借就是三年。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学生们穿着统一校服，在清真寺院子里排队做操跳舞。被禁止了的户外宣礼的喇叭里播放着节奏明快的音乐和歌声，老师们站在中式古典样式礼拜殿的高高的台阶上领操。做礼拜的老人坐在殿门口的长椅上，静静等着。
那画面既温暖又和谐，又让人难以置信。
它像一个时代的缝隙：宗教与世俗并肩站立，彼此借力，互相补充。那一刻，伊斯兰对孩子以及对求知形式宽容的难以想象。
2018年在沙特朝觐期间，一位随团阿訇拿给我一段国内传给他的监控视频，广河县一个清真寺的院子里，假期班的孩子在玩耍。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进来，转了一圈离开。我一眼认出，那是我的同事，一个平日里跟在身后叫我“领导”叫我“阿哥”的回族干部。
第二天，那座清真寺被关门整顿。分管宗教的干部、领导都受到处分。
孩子的笑声，突然成了风险。
再后来，2019年斋月，我在小西湖吃过开斋饭，去旁边清真寺做泰拉外合礼拜。门口遇到开学阿訇，他热情相邀我去他的办公室吃开斋饭。我婉拒，只想安静礼拜。
那天的礼拜似乎被刻意推迟。寺管会主任拿着麦克风，带领着寺管会成员，满寺驱赶孩子，要求家长带着所有的孩子的马上离开。
“未成年人不得入内”——礼拜殿门口贴着硕大的字。
院子里骤然安静。
阿訇迟迟不进殿，领拜前反复强调必须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不得入寺的规定。他们只讲给我听——我这个统战部的处长。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清真寺已经不再是童年的那口大锅。它成了一个被邪恶注视的空间。每一个孩子的脚步声，都可能成为一纸处分的理由。
如今，所有清真寺、教堂、道观、寺庙，升旗、张贴标语、悬挂核心价值观、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扫黑除恶……色彩斑斓的口号层层叠叠。而最醒目的，是那一句冷冰冰的禁令：
未成年人不得入内。
城市里的清真寺，安静得像深山的山神庙。
没有孩子奔跑。
没有鞭炮。
没有抢洋芋的喧闹。
只剩下回声。
历史往往不是在宏大的叙事里转弯，而是在孩子被请出院门的那一刻悄然改变。
当一个族群的儿童被禁止进入自己的精神空间，那不仅仅是一条规定。那是对记忆的切断，是对传承的抽空，是对未来的预设。
我记得那根戒尺。
我记得那锅洋芋。
我记得秦王川的风。
我记得老人在礼拜殿门口等待孩子做完操的神情。
这些不是怀旧。
这是证词。
清真寺曾经是孩子的院子。
如今，它只剩下各種監控和人脸识别的大门。
作者：马瑞林
那时候我们还小：回望民间经堂教育与不可磨灭的童年信仰记忆
摘要：
“假期一到，家长像完成神圣使命一样送我们去清真寺念经……”作者以温情脉脉的笔触重温儿时在回民社区经堂学习《古兰经》的纯真岁月，生动还原民间自发宗教传承的质朴与温暖，有力击碎官方抹黑宗教教育的谎言，让信仰的根深深扎在代代心田。
那时候我们还小。
假期一到，家长像完成一项庄严的任务一样，把我们赶进清真寺。那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年代，也是信仰尚未被规训成“问题”的年代。
清真寺的课堂里，趁阿訇转身时我点燃鞭炮，响声很大、硝烟弥漫，大孩子们把我按在课桌上，阿訇气呼呼地举起戒尺就打，屁股真疼，但那疼里没有恐惧，擦掉眼泪笑嘻嘻地跟着阿訇继续念，那本蓝色封面繁体字的《杂学注解》“宁也提看热旦目……”。下午，清真寺厨房的大锅里洋芋熟了，孩子们抢得欢快。笑声、喊声、诵经声一起混成一条粗粝却温暖的河流。
那时的清真寺，不只是礼拜的地方。它是穆斯林社区的学校、食堂、托儿所，是一个族群最朴素的共同体。
大学假期结束，朋友们回来说起在清真寺支教的经历：辅导各年级学生功课，教拼音，讲数学题。那是他们对故乡的回馈，也是对童年那锅洋芋的偿还。清真寺依旧在，像一块耐心的土地，接纳一代又一代孩子。
毕业后我成了一名乡镇干部。
我所在的乡镇，有几个移民村。他们从临夏、定西的深山里搬出来，从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迁到平坦的秦王川。荒滩里没有阻挡的风吹歪了信号塔，天黑了只能紧闭门窗，听风在旷野里呼啸。
没有电视，没有娱乐，日子单调而艰辛。年轻人无事可做，只能生孩子。五年八胎——在那个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的年代，这几乎是一个荒诞的奇迹。移民点上的事务由原县区三两个移民办的人负责，心思都在捞钱和其他地方。计划生育成了谁碰谁倒霉的事情。乡政府接收治安、接收农业、接收道路，却始终绕开计划生育，谁敢啊，那是开除公职的大事。
而孩子们却真实地长大。
移民点上有几座清真寺，几间简易的瓦房，稍大一点的房子做礼拜殿，小的屋子给阿訇住，没有院墙，没有标识，孤零零地立在村边。我到乡镇报到的那月，一个刚在兰州西关大寺穿衣的年轻满拉也来了，身上挂满了大红被面，白净、稚嫩，依然一幅学生模样。
三年后，我骑着乡政府配发的摩托车路过那座清真寺。院子里挤满了没有户籍的学龄前孩子，年轻的阿訇带着他们玩“老鹰捉小鸡”，笑声在风里翻滚。曾经的帅气少年被秦王川的风吹得黢黑，几根山羊胡子挂在下巴上，那是他身份的印章。
移民村按“每对夫妻三个子女”规划建了小学，此刻早已超员。看护孩子的重担，落到了清真寺。
清真寺是托儿所，也是学校，成为最后的缓冲地带。
2015年，我回老家临潭，在西大寺做礼拜。晌礼尚未结束，院子里已是孩子们的喧闹。隔壁的临潭一小建教学楼，清真寺把自己的经学堂的所有教室无偿借给学校，不够的，还在院里搭起一圈活动板房作为教室。这一借就是三年。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学生们穿着统一校服，在清真寺院子里排队做操跳舞。被禁止了的户外宣礼的喇叭里播放着节奏明快的音乐和歌声，老师们站在中式古典样式礼拜殿的高高的台阶上领操。做礼拜的老人坐在殿门口的长椅上，静静等着。
那画面既温暖又和谐，又让人难以置信。
它像一个时代的缝隙：宗教与世俗并肩站立，彼此借力，互相补充。那一刻，伊斯兰对孩子以及对求知形式宽容的难以想象。
2018年在沙特朝觐期间，一位随团阿訇拿给我一段国内传给他的监控视频，广河县一个清真寺的院子里，假期班的孩子在玩耍。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进来，转了一圈离开。我一眼认出，那是我的同事，一个平日里跟在身后叫我“领导”叫我“阿哥”的回族干部。
第二天，那座清真寺被关门整顿。分管宗教的干部、领导都受到处分。
孩子的笑声，突然成了风险。
再后来，2019年斋月，我在小西湖吃过开斋饭，去旁边清真寺做泰拉外合礼拜。门口遇到开学阿訇，他热情相邀我去他的办公室吃开斋饭。我婉拒，只想安静礼拜。
那天的礼拜似乎被刻意推迟。寺管会主任拿着麦克风，带领着寺管会成员，满寺驱赶孩子，要求家长带着所有的孩子的马上离开。
“未成年人不得入内”——礼拜殿门口贴着硕大的字。
院子里骤然安静。
阿訇迟迟不进殿，领拜前反复强调必须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不得入寺的规定。他们只讲给我听——我这个统战部的处长。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清真寺已经不再是童年的那口大锅。它成了一个被邪恶注视的空间。每一个孩子的脚步声，都可能成为一纸处分的理由。
如今，所有清真寺、教堂、道观、寺庙，升旗、张贴标语、悬挂核心价值观、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扫黑除恶……色彩斑斓的口号层层叠叠。而最醒目的，是那一句冷冰冰的禁令：
未成年人不得入内。
城市里的清真寺，安静得像深山的山神庙。
没有孩子奔跑。
没有鞭炮。
没有抢洋芋的喧闹。
只剩下回声。
历史往往不是在宏大的叙事里转弯，而是在孩子被请出院门的那一刻悄然改变。
当一个族群的儿童被禁止进入自己的精神空间，那不仅仅是一条规定。那是对记忆的切断，是对传承的抽空，是对未来的预设。
我记得那根戒尺。
我记得那锅洋芋。
我记得秦王川的风。
我记得老人在礼拜殿门口等待孩子做完操的神情。
这些不是怀旧。
这是证词。
清真寺曾经是孩子的院子。
如今，它只剩下各種監控和人脸识别的大门。
昨天直播视频下的嘲笑：从体制权贵到海外异见者的尊严抉择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9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昨天直播视频下的嘲笑：从体制权贵到海外异见者的尊严抉择
摘要：
面对网络上因身份落差而来的讥诮与非议，作者泰然处之，袒露心声。本文剖析世俗功名利禄与内心道德清白之间的价值天平，指出脱去体制虚饰、勇敢站在真相与公义一边，才是人生最具尊严与价值的荣耀抉择。
昨天直播视频下看到一条戏谑嘲笑的留言：“以前当官的嘉宾，现在看起来像个蓝领工人，可惜了。”
但我觉得这是对我这两年多来的生活最大的肯定。
刚出国时，熟人打电话问我最多的是：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从他们的语气中能听出窥探和怀疑。如果是我落魄的消息，估计能多少安慰这些预期和刺探。五十岁了，在中共体制内混迹了半生。他们的想象里，一个离开体制的人，等于从“安全”跌入“危险”。
由于信仰，完全将自己托付给了安拉，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当一个人把自己的未来交付给唯一的最高主宰后，无论什么样的未知，对我，都是无惧的。因为出来之前，我已经完全明白，之前的那些“稳定”和“安全”，其实是一种被包装得很好的不自由。
我的还在体制内的曾经的“同事”们，看起来生活稳定：有编制带来的数不清的福利、有稳定且不错的收入、有所谓的“身份体面”、有“关系网络”提供的各种便利……。但如果你真正走近他们，会发现另一种状态，长期压抑、持续紧张、麻木无情。他们每天面对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来自上层的、不确定的压力，什么话不能说、学习笔记要达到多少个字、文件要怎么表述，背会了多少新词句和口号……。
那是一个自我审查最严格的群体，中共体制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有人在监控你，而是你时刻主动监控自己。他们动过滤表达、自动调整情绪，自动对齐“正确话语”、甚至在完全安全的场合，也无法真实表达。《1984》中说：当语言被控制，人不仅失去表达的自由，也逐渐失去思考的能力。久而久之，这种状态会变成一种“身体反应”，长期焦虑、失眠、慢性疲劳、情绪钝化。你能看到他们身体越来越差，但问题不只是身体，而是人格在被全面削弱。这也不只是单纯的心理问题，而是一种被制度长期塑造后的存在状态。
他们每天不停写的，是一种很脱离人类语言的奇怪文字：长篇大论、宏大叙事、空洞套话。那些文字看似复杂，但本质上没有信息，没有思想，也没有真实感。但另一种情绪在那种文字中疯狂弥漫：粗俗、恶毒、仇恨。他们一方面压抑真实，另一方面又通过扭曲的方式释放情绪。久而久之，每个人都会形成一种本能——把自己的语言变成党八股，而当语言变成工具，人也就逐渐失去了作为人的那部分。
因为那些文字，因为他们“创新”发明了层出不穷、互相折腾方法，于是他们很忙，很累，甚至累出一身病：他们不停歇地起草文件、修改文件；他们需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不停地表态、说套话、说空话；他们需要没完没了地拿方案、做流程，不停歇地给上面写汇报，给下面提要求，他们要应付各种名目繁多检查，也不停想尽办法去检查别人；但这些操劳，除了消耗社会资源之外，并没有转化成真正的能力。
他们都明白，那套东西是虚的、那套语言是假的、那套结构是压迫人的。他们也非常清楚，哪个他们依附的体制夺走了他们自主能力、面对不确定性的勇气和真实生活的经验。他们是一群被体制豢养废了的人，他们手无缚鸡之力、身无一技之长，完全失去了独立谋生的技能，只有一个病态的躯壳。离开体制的大气层，他们几乎无法生存。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而是那个封闭系统将他们被困在一个悖论里：明知不对，却不敢离开；明知压抑，却必须维持。这种状态并不是单纯的被压迫，而是一种逐渐形成的依附，是一种对自由本身的恐惧。
那种生活最让人窒息的，是一眼望到头的人生和“已经书写好的未来”。什么时候升职、什么时候退休、什么时候拿什么待遇、一切都在看得见的轨道上。但问题是轨道越稳定，人生越封闭。没有未知，没有变化，也没无从谈起真正的选择，所以他们会对任何变化都会产生恐惧，都会处于本能地抵触。
离开中国之后，我开始重新学习，靠自己解决问题，用体力换取收入，无论是开Uber送餐，还是后来在餐馆工作，各种苦活、累活、重活都做过。为的就是洗清身上“体制味”，这种在他们看来是“向下”的生活，他们以为我失去了很多，但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真正站在现实中。那种踏实感，是那个体制内从来都无法给予的。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昨天直播视频下的嘲笑：从体制权贵到海外异见者的尊严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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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网络上因身份落差而来的讥诮与非议，作者泰然处之，袒露心声。本文剖析世俗功名利禄与内心道德清白之间的价值天平，指出脱去体制虚饰、勇敢站在真相与公义一边，才是人生最具尊严与价值的荣耀抉择。
昨天直播视频下看到一条戏谑嘲笑的留言：“以前当官的嘉宾，现在看起来像个蓝领工人，可惜了。”
但我觉得这是对我这两年多来的生活最大的肯定。
刚出国时，熟人打电话问我最多的是：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从他们的语气中能听出窥探和怀疑。如果是我落魄的消息，估计能多少安慰这些预期和刺探。五十岁了，在中共体制内混迹了半生。他们的想象里，一个离开体制的人，等于从“安全”跌入“危险”。
由于信仰，完全将自己托付给了安拉，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当一个人把自己的未来交付给唯一的最高主宰后，无论什么样的未知，对我，都是无惧的。因为出来之前，我已经完全明白，之前的那些“稳定”和“安全”，其实是一种被包装得很好的不自由。
我的还在体制内的曾经的“同事”们，看起来生活稳定：有编制带来的数不清的福利、有稳定且不错的收入、有所谓的“身份体面”、有“关系网络”提供的各种便利……。但如果你真正走近他们，会发现另一种状态，长期压抑、持续紧张、麻木无情。他们每天面对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来自上层的、不确定的压力，什么话不能说、学习笔记要达到多少个字、文件要怎么表述，背会了多少新词句和口号……。
那是一个自我审查最严格的群体，中共体制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有人在监控你，而是你时刻主动监控自己。他们动过滤表达、自动调整情绪，自动对齐“正确话语”、甚至在完全安全的场合，也无法真实表达。《1984》中说：当语言被控制，人不仅失去表达的自由，也逐渐失去思考的能力。久而久之，这种状态会变成一种“身体反应”，长期焦虑、失眠、慢性疲劳、情绪钝化。你能看到他们身体越来越差，但问题不只是身体，而是人格在被全面削弱。这也不只是单纯的心理问题，而是一种被制度长期塑造后的存在状态。
他们每天不停写的，是一种很脱离人类语言的奇怪文字：长篇大论、宏大叙事、空洞套话。那些文字看似复杂，但本质上没有信息，没有思想，也没有真实感。但另一种情绪在那种文字中疯狂弥漫：粗俗、恶毒、仇恨。他们一方面压抑真实，另一方面又通过扭曲的方式释放情绪。久而久之，每个人都会形成一种本能——把自己的语言变成党八股，而当语言变成工具，人也就逐渐失去了作为人的那部分。
因为那些文字，因为他们“创新”发明了层出不穷、互相折腾方法，于是他们很忙，很累，甚至累出一身病：他们不停歇地起草文件、修改文件；他们需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不停地表态、说套话、说空话；他们需要没完没了地拿方案、做流程，不停歇地给上面写汇报，给下面提要求，他们要应付各种名目繁多检查，也不停想尽办法去检查别人；但这些操劳，除了消耗社会资源之外，并没有转化成真正的能力。
他们都明白，那套东西是虚的、那套语言是假的、那套结构是压迫人的。他们也非常清楚，哪个他们依附的体制夺走了他们自主能力、面对不确定性的勇气和真实生活的经验。他们是一群被体制豢养废了的人，他们手无缚鸡之力、身无一技之长，完全失去了独立谋生的技能，只有一个病态的躯壳。离开体制的大气层，他们几乎无法生存。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而是那个封闭系统将他们被困在一个悖论里：明知不对，却不敢离开；明知压抑，却必须维持。这种状态并不是单纯的被压迫，而是一种逐渐形成的依附，是一种对自由本身的恐惧。
那种生活最让人窒息的，是一眼望到头的人生和“已经书写好的未来”。什么时候升职、什么时候退休、什么时候拿什么待遇、一切都在看得见的轨道上。但问题是轨道越稳定，人生越封闭。没有未知，没有变化，也没无从谈起真正的选择，所以他们会对任何变化都会产生恐惧，都会处于本能地抵触。
离开中国之后，我开始重新学习，靠自己解决问题，用体力换取收入，无论是开Uber送餐，还是后来在餐馆工作，各种苦活、累活、重活都做过。为的就是洗清身上“体制味”，这种在他们看来是“向下”的生活，他们以为我失去了很多，但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真正站在现实中。那种踏实感，是那个体制内从来都无法给予的。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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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直播视频下的嘲笑：从体制权贵到海外异见者的尊严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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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网络上因身份落差而来的讥诮与非议，作者泰然处之，袒露心声。本文剖析世俗功名利禄与内心道德清白之间的价值天平，指出脱去体制虚饰、勇敢站在真相与公义一边，才是人生最具尊严与价值的荣耀抉择。
昨天直播视频下看到一条戏谑嘲笑的留言：“以前当官的嘉宾，现在看起来像个蓝领工人，可惜了。”
但我觉得这是对我这两年多来的生活最大的肯定。
刚出国时，熟人打电话问我最多的是：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从他们的语气中能听出窥探和怀疑。如果是我落魄的消息，估计能多少安慰这些预期和刺探。五十岁了，在中共体制内混迹了半生。他们的想象里，一个离开体制的人，等于从“安全”跌入“危险”。
由于信仰，完全将自己托付给了安拉，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当一个人把自己的未来交付给唯一的最高主宰后，无论什么样的未知，对我，都是无惧的。因为出来之前，我已经完全明白，之前的那些“稳定”和“安全”，其实是一种被包装得很好的不自由。
我的还在体制内的曾经的“同事”们，看起来生活稳定：有编制带来的数不清的福利、有稳定且不错的收入、有所谓的“身份体面”、有“关系网络”提供的各种便利……。但如果你真正走近他们，会发现另一种状态，长期压抑、持续紧张、麻木无情。他们每天面对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来自上层的、不确定的压力，什么话不能说、学习笔记要达到多少个字、文件要怎么表述，背会了多少新词句和口号……。
那是一个自我审查最严格的群体，中共体制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有人在监控你，而是你时刻主动监控自己。他们动过滤表达、自动调整情绪，自动对齐“正确话语”、甚至在完全安全的场合，也无法真实表达。《1984》中说：当语言被控制，人不仅失去表达的自由，也逐渐失去思考的能力。久而久之，这种状态会变成一种“身体反应”，长期焦虑、失眠、慢性疲劳、情绪钝化。你能看到他们身体越来越差，但问题不只是身体，而是人格在被全面削弱。这也不只是单纯的心理问题，而是一种被制度长期塑造后的存在状态。
他们每天不停写的，是一种很脱离人类语言的奇怪文字：长篇大论、宏大叙事、空洞套话。那些文字看似复杂，但本质上没有信息，没有思想，也没有真实感。但另一种情绪在那种文字中疯狂弥漫：粗俗、恶毒、仇恨。他们一方面压抑真实，另一方面又通过扭曲的方式释放情绪。久而久之，每个人都会形成一种本能——把自己的语言变成党八股，而当语言变成工具，人也就逐渐失去了作为人的那部分。
因为那些文字，因为他们“创新”发明了层出不穷、互相折腾方法，于是他们很忙，很累，甚至累出一身病：他们不停歇地起草文件、修改文件；他们需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不停地表态、说套话、说空话；他们需要没完没了地拿方案、做流程，不停歇地给上面写汇报，给下面提要求，他们要应付各种名目繁多检查，也不停想尽办法去检查别人；但这些操劳，除了消耗社会资源之外，并没有转化成真正的能力。
他们都明白，那套东西是虚的、那套语言是假的、那套结构是压迫人的。他们也非常清楚，哪个他们依附的体制夺走了他们自主能力、面对不确定性的勇气和真实生活的经验。他们是一群被体制豢养废了的人，他们手无缚鸡之力、身无一技之长，完全失去了独立谋生的技能，只有一个病态的躯壳。离开体制的大气层，他们几乎无法生存。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而是那个封闭系统将他们被困在一个悖论里：明知不对，却不敢离开；明知压抑，却必须维持。这种状态并不是单纯的被压迫，而是一种逐渐形成的依附，是一种对自由本身的恐惧。
那种生活最让人窒息的，是一眼望到头的人生和“已经书写好的未来”。什么时候升职、什么时候退休、什么时候拿什么待遇、一切都在看得见的轨道上。但问题是轨道越稳定，人生越封闭。没有未知，没有变化，也没无从谈起真正的选择，所以他们会对任何变化都会产生恐惧，都会处于本能地抵触。
离开中国之后，我开始重新学习，靠自己解决问题，用体力换取收入，无论是开Uber送餐，还是后来在餐馆工作，各种苦活、累活、重活都做过。为的就是洗清身上“体制味”，这种在他们看来是“向下”的生活，他们以为我失去了很多，但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真正站在现实中。那种踏实感，是那个体制内从来都无法给予的。
作者：马瑞林
昨天直播视频下的嘲笑：从体制权贵到海外异见者的尊严抉择
摘要：
面对网络上因身份落差而来的讥诮与非议，作者泰然处之，袒露心声。本文剖析世俗功名利禄与内心道德清白之间的价值天平，指出脱去体制虚饰、勇敢站在真相与公义一边，才是人生最具尊严与价值的荣耀抉择。
昨天直播视频下看到一条戏谑嘲笑的留言：“以前当官的嘉宾，现在看起来像个蓝领工人，可惜了。”
但我觉得这是对我这两年多来的生活最大的肯定。
刚出国时，熟人打电话问我最多的是：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从他们的语气中能听出窥探和怀疑。如果是我落魄的消息，估计能多少安慰这些预期和刺探。五十岁了，在中共体制内混迹了半生。他们的想象里，一个离开体制的人，等于从“安全”跌入“危险”。
由于信仰，完全将自己托付给了安拉，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当一个人把自己的未来交付给唯一的最高主宰后，无论什么样的未知，对我，都是无惧的。因为出来之前，我已经完全明白，之前的那些“稳定”和“安全”，其实是一种被包装得很好的不自由。
我的还在体制内的曾经的“同事”们，看起来生活稳定：有编制带来的数不清的福利、有稳定且不错的收入、有所谓的“身份体面”、有“关系网络”提供的各种便利……。但如果你真正走近他们，会发现另一种状态，长期压抑、持续紧张、麻木无情。他们每天面对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来自上层的、不确定的压力，什么话不能说、学习笔记要达到多少个字、文件要怎么表述，背会了多少新词句和口号……。
那是一个自我审查最严格的群体，中共体制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有人在监控你，而是你时刻主动监控自己。他们动过滤表达、自动调整情绪，自动对齐“正确话语”、甚至在完全安全的场合，也无法真实表达。《1984》中说：当语言被控制，人不仅失去表达的自由，也逐渐失去思考的能力。久而久之，这种状态会变成一种“身体反应”，长期焦虑、失眠、慢性疲劳、情绪钝化。你能看到他们身体越来越差，但问题不只是身体，而是人格在被全面削弱。这也不只是单纯的心理问题，而是一种被制度长期塑造后的存在状态。
他们每天不停写的，是一种很脱离人类语言的奇怪文字：长篇大论、宏大叙事、空洞套话。那些文字看似复杂，但本质上没有信息，没有思想，也没有真实感。但另一种情绪在那种文字中疯狂弥漫：粗俗、恶毒、仇恨。他们一方面压抑真实，另一方面又通过扭曲的方式释放情绪。久而久之，每个人都会形成一种本能——把自己的语言变成党八股，而当语言变成工具，人也就逐渐失去了作为人的那部分。
因为那些文字，因为他们“创新”发明了层出不穷、互相折腾方法，于是他们很忙，很累，甚至累出一身病：他们不停歇地起草文件、修改文件；他们需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不停地表态、说套话、说空话；他们需要没完没了地拿方案、做流程，不停歇地给上面写汇报，给下面提要求，他们要应付各种名目繁多检查，也不停想尽办法去检查别人；但这些操劳，除了消耗社会资源之外，并没有转化成真正的能力。
他们都明白，那套东西是虚的、那套语言是假的、那套结构是压迫人的。他们也非常清楚，哪个他们依附的体制夺走了他们自主能力、面对不确定性的勇气和真实生活的经验。他们是一群被体制豢养废了的人，他们手无缚鸡之力、身无一技之长，完全失去了独立谋生的技能，只有一个病态的躯壳。离开体制的大气层，他们几乎无法生存。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而是那个封闭系统将他们被困在一个悖论里：明知不对，却不敢离开；明知压抑，却必须维持。这种状态并不是单纯的被压迫，而是一种逐渐形成的依附，是一种对自由本身的恐惧。
那种生活最让人窒息的，是一眼望到头的人生和“已经书写好的未来”。什么时候升职、什么时候退休、什么时候拿什么待遇、一切都在看得见的轨道上。但问题是轨道越稳定，人生越封闭。没有未知，没有变化，也没无从谈起真正的选择，所以他们会对任何变化都会产生恐惧，都会处于本能地抵触。
离开中国之后，我开始重新学习，靠自己解决问题，用体力换取收入，无论是开Uber送餐，还是后来在餐馆工作，各种苦活、累活、重活都做过。为的就是洗清身上“体制味”，这种在他们看来是“向下”的生活，他们以为我失去了很多，但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真正站在现实中。那种踏实感，是那个体制内从来都无法给予的。
《1984》与《美丽新世界》的交织：极权高科技监控下的人类生存预警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7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1984》与《美丽新世界》的交织：极权高科技监控下的人类生存预警
摘要：
奥威尔的残酷暴力恐惧与赫胥黎的娱乐麻醉欲望，在当代高科技极权社会中实现了完美合流。本文反思大数据、人脸识别与意识形态操纵对人类自由意志的扼杀，勉励每一个个体在技术利维坦的笼罩下守护思想的独立与灵魂的纯粹。
我一直在想，《1984》和《美丽新世界》，也许根本不是什么“预言小说”。
过去总以为，奥威尔和赫胥黎是在想象未来；但这些年再回头看，我越来越怀疑，它们其实更像是某些现代治理者的“参考书”。
当我看到中共随时按照需要修改数据、调整统计口径、重构记忆的时候；当我看到中共国层出不穷的新词、新概念、新口号被批量制造，并迅速替代旧语言的时候；当我看到“正确表达”逐渐取代真实表达，人们越来越只能在被允许的话语中思考的时候，我会想起奥威尔在《1984》中对“新话（Newspeak）”的描述：不是简单地禁止思想，而是通过改造语言，让人最终失去形成某种思想的能力。
而另一边，则越来越像《美丽新世界》：短视频、流量、情绪宣泄、娱乐至死。人们并不是被迫沉默，而是在持续不断的刺激、娱乐与信息洪流中，逐渐失去了深入思考的能力。不是不能接触真相，而是已经没有多少人还愿意停下来面对真相。
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在于，中共国的现实并没有单独走向《1984》或者《美丽新世界》，而是同时吸收了两者：一边是越来越精细的监控、统一叙事、自我审查与认知管理；另一边则是越来越娱乐化、碎片化、情绪化的社会结构。恐惧与麻醉同时存在，压迫与娱乐彼此配合。
我越来越觉得，中共国的那些治理设计者并不是“碰巧”走到了这一步，而是真的认真研究过这些东西，并将其中关于语言控制、情绪动员、认知塑造与社会驯化的逻辑，转化成了现实中的治理技术。
于是，《1984》和《美丽新世界》不再只是文学作品，而像是一份关于现代社会如何被塑造、如何被驯化的操作说明。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1984》与《美丽新世界》的交织：极权高科技监控下的人类生存预警
摘要：
奥威尔的残酷暴力恐惧与赫胥黎的娱乐麻醉欲望，在当代高科技极权社会中实现了完美合流。本文反思大数据、人脸识别与意识形态操纵对人类自由意志的扼杀，勉励每一个个体在技术利维坦的笼罩下守护思想的独立与灵魂的纯粹。
我一直在想，《1984》和《美丽新世界》，也许根本不是什么“预言小说”。
过去总以为，奥威尔和赫胥黎是在想象未来；但这些年再回头看，我越来越怀疑，它们其实更像是某些现代治理者的“参考书”。
当我看到中共随时按照需要修改数据、调整统计口径、重构记忆的时候；当我看到中共国层出不穷的新词、新概念、新口号被批量制造，并迅速替代旧语言的时候；当我看到“正确表达”逐渐取代真实表达，人们越来越只能在被允许的话语中思考的时候，我会想起奥威尔在《1984》中对“新话（Newspeak）”的描述：不是简单地禁止思想，而是通过改造语言，让人最终失去形成某种思想的能力。
而另一边，则越来越像《美丽新世界》：短视频、流量、情绪宣泄、娱乐至死。人们并不是被迫沉默，而是在持续不断的刺激、娱乐与信息洪流中，逐渐失去了深入思考的能力。不是不能接触真相，而是已经没有多少人还愿意停下来面对真相。
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在于，中共国的现实并没有单独走向《1984》或者《美丽新世界》，而是同时吸收了两者：一边是越来越精细的监控、统一叙事、自我审查与认知管理；另一边则是越来越娱乐化、碎片化、情绪化的社会结构。恐惧与麻醉同时存在，压迫与娱乐彼此配合。
我越来越觉得，中共国的那些治理设计者并不是“碰巧”走到了这一步，而是真的认真研究过这些东西，并将其中关于语言控制、情绪动员、认知塑造与社会驯化的逻辑，转化成了现实中的治理技术。
于是，《1984》和《美丽新世界》不再只是文学作品，而像是一份关于现代社会如何被塑造、如何被驯化的操作说明。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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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1984》与《美丽新世界》的交织：极权高科技监控下的人类生存预警
摘要：
奥威尔的残酷暴力恐惧与赫胥黎的娱乐麻醉欲望，在当代高科技极权社会中实现了完美合流。本文反思大数据、人脸识别与意识形态操纵对人类自由意志的扼杀，勉励每一个个体在技术利维坦的笼罩下守护思想的独立与灵魂的纯粹。
我一直在想，《1984》和《美丽新世界》，也许根本不是什么“预言小说”。
过去总以为，奥威尔和赫胥黎是在想象未来；但这些年再回头看，我越来越怀疑，它们其实更像是某些现代治理者的“参考书”。
当我看到中共随时按照需要修改数据、调整统计口径、重构记忆的时候；当我看到中共国层出不穷的新词、新概念、新口号被批量制造，并迅速替代旧语言的时候；当我看到“正确表达”逐渐取代真实表达，人们越来越只能在被允许的话语中思考的时候，我会想起奥威尔在《1984》中对“新话（Newspeak）”的描述：不是简单地禁止思想，而是通过改造语言，让人最终失去形成某种思想的能力。
而另一边，则越来越像《美丽新世界》：短视频、流量、情绪宣泄、娱乐至死。人们并不是被迫沉默，而是在持续不断的刺激、娱乐与信息洪流中，逐渐失去了深入思考的能力。不是不能接触真相，而是已经没有多少人还愿意停下来面对真相。
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在于，中共国的现实并没有单独走向《1984》或者《美丽新世界》，而是同时吸收了两者：一边是越来越精细的监控、统一叙事、自我审查与认知管理；另一边则是越来越娱乐化、碎片化、情绪化的社会结构。恐惧与麻醉同时存在，压迫与娱乐彼此配合。
我越来越觉得，中共国的那些治理设计者并不是“碰巧”走到了这一步，而是真的认真研究过这些东西，并将其中关于语言控制、情绪动员、认知塑造与社会驯化的逻辑，转化成了现实中的治理技术。
于是，《1984》和《美丽新世界》不再只是文学作品，而像是一份关于现代社会如何被塑造、如何被驯化的操作说明。
作者：马瑞林
《1984》与《美丽新世界》的交织：极权高科技监控下的人类生存预警
摘要：
奥威尔的残酷暴力恐惧与赫胥黎的娱乐麻醉欲望，在当代高科技极权社会中实现了完美合流。本文反思大数据、人脸识别与意识形态操纵对人类自由意志的扼杀，勉励每一个个体在技术利维坦的笼罩下守护思想的独立与灵魂的纯粹。
我一直在想，《1984》和《美丽新世界》，也许根本不是什么“预言小说”。
过去总以为，奥威尔和赫胥黎是在想象未来；但这些年再回头看，我越来越怀疑，它们其实更像是某些现代治理者的“参考书”。
当我看到中共随时按照需要修改数据、调整统计口径、重构记忆的时候；当我看到中共国层出不穷的新词、新概念、新口号被批量制造，并迅速替代旧语言的时候；当我看到“正确表达”逐渐取代真实表达，人们越来越只能在被允许的话语中思考的时候，我会想起奥威尔在《1984》中对“新话（Newspeak）”的描述：不是简单地禁止思想，而是通过改造语言，让人最终失去形成某种思想的能力。
而另一边，则越来越像《美丽新世界》：短视频、流量、情绪宣泄、娱乐至死。人们并不是被迫沉默，而是在持续不断的刺激、娱乐与信息洪流中，逐渐失去了深入思考的能力。不是不能接触真相，而是已经没有多少人还愿意停下来面对真相。
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在于，中共国的现实并没有单独走向《1984》或者《美丽新世界》，而是同时吸收了两者：一边是越来越精细的监控、统一叙事、自我审查与认知管理；另一边则是越来越娱乐化、碎片化、情绪化的社会结构。恐惧与麻醉同时存在，压迫与娱乐彼此配合。
我越来越觉得，中共国的那些治理设计者并不是“碰巧”走到了这一步，而是真的认真研究过这些东西，并将其中关于语言控制、情绪动员、认知塑造与社会驯化的逻辑，转化成了现实中的治理技术。
于是，《1984》和《美丽新世界》不再只是文学作品，而像是一份关于现代社会如何被塑造、如何被驯化的操作说明。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虚妄：独裁者误判世界大势背后的战略盲动与灾难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1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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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虚妄：独裁者误判世界大势背后的战略盲动与灾难
摘要：
官方津津乐道的“东升西降”与“百年大变局”，实则是独裁者沉醉于权力幻象而产生的致命误判。本文剖析盲目反西方与全面树敌导致的国际孤立，论证背离人类主流文明价值的狂妄之举必将让国家与全体国民承担沉重代价。
习近平反复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很多人以为他是在兴奋地迎接一个新时代，仿佛中共正在主动塑造未来世界的新秩序。我认为，也许恰恰相反，这句话背后真正深层的情绪，其实是恐惧。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场巨大的历史变局，最终一定不属于他们。
中共当然希望利用变局。它希望美国衰落，希望西方内部撕裂，希望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逐渐瓦解，希望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强人政治重新崛起。因为只有旧秩序混乱，它才有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所以这些年，中共不断强调“东升西降”，不断制造一种“历史正在向我们转向”的宏大叙事，仿佛新时代属于中共，属于威权主义，属于所谓“中国方案”。
可问题在于，中共骨子里其实极度害怕真正的变化。因为它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真正具有开放性、创造力和文明自信的体系，而是一个高度依赖控制、稳定、封闭、信息垄断和权力集中来维系自身安全的结构。真正的大变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技术会重构社会，信息会不断流动，旧意识形态会逐渐失效，年轻人不再相信宏大叙事，人开始重新思考国家、民族、宗教、自由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变化，对开放社会来说或许意味着机会，但对极权体系来说，却意味着失控。
所以你会发现，习近平嘴上越强调“变局”，现实中却越拼命收紧。因为他们其实害怕一切真正不可控的东西：害怕自由思想，害怕宗教，害怕互联网失控，害怕年轻人不再相信，害怕历史被重新讨论，害怕人与世界重新建立连接。于是，他们一边高喊“新时代”，一边却不断退回到最传统、最封闭、最僵硬的治理方式之中。
而这种恐惧，也决定了今天整个中国官僚体系的气质变化。
如果让我来概括不同阶段中共官僚体系的变化，那么江胡时期，各级官员们表现出来的是“贪婪”和“欲壑难填”；而到了习近平时代，比拼的则越来越变成了“控制”和“下狠手”。官场提倡学习的“模板”也开始发生变化。过去全国学习的是“深圳经验”，习近平时代则是“新疆经验”。
所谓“新疆经验”，其核心是如何精准管控社会，如何通过高科技实现全面监控，如何建立网格化管理，如何利用大数据、摄像头、手机与身份系统追踪每一个人，如何通过“稳定压倒一切”的逻辑进入社会最细微之处。三年疫情，这种治理方式迅速全国化。疫情期间，中共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社会控制演练：健康码、行程码、社区封锁、全民核酸、出行审批、数据追踪、舆论统一、层层加码……过去很多原本只在维吾尔人身上的残暴方式，在疫情时期被整个社会全面体验了一遍。更重要的是，这种治理模式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退出。因为它会带来一种让权力极度上瘾的东西——“可控感”，菜刀打码栓铁链成为多地餐饮小贩的标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于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出现了：过去很多官员比拼的，是谁更会“搞经济”；当下越来越多官员比拼的，则是谁更会“控风险”和哪怕下死手也在所不惜。他们开始不断在各种领域层层加码：对社会更严厉地管理，对言论更激进地压制，对宗教、民族、文化更强力地收紧，对普通人更频繁地运动式整治。因为在这种结构里，“强硬”会被视为立场坚定，“收紧”会被理解为政治可靠，“不留余地”会被当作执行力。
所以，习近平口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面上像是在宣布一个新时代，实际上却更像是一个高度不安全的体系，对即将到来的未知世界发出的焦虑。他们希望利用世界旧秩序崩塌带来的机会，但又极度恐惧真正的变化最终会吞噬自己。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真正的历史大变局，往往不会按照权力设计者的意志发展。历史上很多统治者，都曾以为自己在驾驭时代，最后却被时代本身吞没。
对中共来说，更危险的地方在于：它今天所依赖的很多东西，恰恰是正在被这个时代慢慢侵蚀的。比如对信息的垄断、对语言的控制、对历史解释权的独占、对社会关系的封闭管理、对人精神世界的统一塑造。而AI、互联网、全球化残余、人口结构变化、经济下行、年轻人精神状态变化……这些东西，其实都在不断削弱这种控制模式。
所以他们才会越来越急切地强调忠诚、强调安全、强调统一、强调意识形态、强调“斗争”、强调“敢于亮剑”。因为越是害怕失去，才越会拼命抓紧。
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最没有未来感的，恰恰是这些拼命想冻结世界的人。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虚妄：独裁者误判世界大势背后的战略盲动与灾难
摘要：
官方津津乐道的“东升西降”与“百年大变局”，实则是独裁者沉醉于权力幻象而产生的致命误判。本文剖析盲目反西方与全面树敌导致的国际孤立，论证背离人类主流文明价值的狂妄之举必将让国家与全体国民承担沉重代价。
习近平反复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很多人以为他是在兴奋地迎接一个新时代，仿佛中共正在主动塑造未来世界的新秩序。我认为，也许恰恰相反，这句话背后真正深层的情绪，其实是恐惧。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场巨大的历史变局，最终一定不属于他们。
中共当然希望利用变局。它希望美国衰落，希望西方内部撕裂，希望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逐渐瓦解，希望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强人政治重新崛起。因为只有旧秩序混乱，它才有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所以这些年，中共不断强调“东升西降”，不断制造一种“历史正在向我们转向”的宏大叙事，仿佛新时代属于中共，属于威权主义，属于所谓“中国方案”。
可问题在于，中共骨子里其实极度害怕真正的变化。因为它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真正具有开放性、创造力和文明自信的体系，而是一个高度依赖控制、稳定、封闭、信息垄断和权力集中来维系自身安全的结构。真正的大变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技术会重构社会，信息会不断流动，旧意识形态会逐渐失效，年轻人不再相信宏大叙事，人开始重新思考国家、民族、宗教、自由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变化，对开放社会来说或许意味着机会，但对极权体系来说，却意味着失控。
所以你会发现，习近平嘴上越强调“变局”，现实中却越拼命收紧。因为他们其实害怕一切真正不可控的东西：害怕自由思想，害怕宗教，害怕互联网失控，害怕年轻人不再相信，害怕历史被重新讨论，害怕人与世界重新建立连接。于是，他们一边高喊“新时代”，一边却不断退回到最传统、最封闭、最僵硬的治理方式之中。
而这种恐惧，也决定了今天整个中国官僚体系的气质变化。
如果让我来概括不同阶段中共官僚体系的变化，那么江胡时期，各级官员们表现出来的是“贪婪”和“欲壑难填”；而到了习近平时代，比拼的则越来越变成了“控制”和“下狠手”。官场提倡学习的“模板”也开始发生变化。过去全国学习的是“深圳经验”，习近平时代则是“新疆经验”。
所谓“新疆经验”，其核心是如何精准管控社会，如何通过高科技实现全面监控，如何建立网格化管理，如何利用大数据、摄像头、手机与身份系统追踪每一个人，如何通过“稳定压倒一切”的逻辑进入社会最细微之处。三年疫情，这种治理方式迅速全国化。疫情期间，中共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社会控制演练：健康码、行程码、社区封锁、全民核酸、出行审批、数据追踪、舆论统一、层层加码……过去很多原本只在维吾尔人身上的残暴方式，在疫情时期被整个社会全面体验了一遍。更重要的是，这种治理模式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退出。因为它会带来一种让权力极度上瘾的东西——“可控感”，菜刀打码栓铁链成为多地餐饮小贩的标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于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出现了：过去很多官员比拼的，是谁更会“搞经济”；当下越来越多官员比拼的，则是谁更会“控风险”和哪怕下死手也在所不惜。他们开始不断在各种领域层层加码：对社会更严厉地管理，对言论更激进地压制，对宗教、民族、文化更强力地收紧，对普通人更频繁地运动式整治。因为在这种结构里，“强硬”会被视为立场坚定，“收紧”会被理解为政治可靠，“不留余地”会被当作执行力。
所以，习近平口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面上像是在宣布一个新时代，实际上却更像是一个高度不安全的体系，对即将到来的未知世界发出的焦虑。他们希望利用世界旧秩序崩塌带来的机会，但又极度恐惧真正的变化最终会吞噬自己。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真正的历史大变局，往往不会按照权力设计者的意志发展。历史上很多统治者，都曾以为自己在驾驭时代，最后却被时代本身吞没。
对中共来说，更危险的地方在于：它今天所依赖的很多东西，恰恰是正在被这个时代慢慢侵蚀的。比如对信息的垄断、对语言的控制、对历史解释权的独占、对社会关系的封闭管理、对人精神世界的统一塑造。而AI、互联网、全球化残余、人口结构变化、经济下行、年轻人精神状态变化……这些东西，其实都在不断削弱这种控制模式。
所以他们才会越来越急切地强调忠诚、强调安全、强调统一、强调意识形态、强调“斗争”、强调“敢于亮剑”。因为越是害怕失去，才越会拼命抓紧。
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最没有未来感的，恰恰是这些拼命想冻结世界的人。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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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虚妄：独裁者误判世界大势背后的战略盲动与灾难
摘要：
官方津津乐道的“东升西降”与“百年大变局”，实则是独裁者沉醉于权力幻象而产生的致命误判。本文剖析盲目反西方与全面树敌导致的国际孤立，论证背离人类主流文明价值的狂妄之举必将让国家与全体国民承担沉重代价。
习近平反复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很多人以为他是在兴奋地迎接一个新时代，仿佛中共正在主动塑造未来世界的新秩序。我认为，也许恰恰相反，这句话背后真正深层的情绪，其实是恐惧。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场巨大的历史变局，最终一定不属于他们。
中共当然希望利用变局。它希望美国衰落，希望西方内部撕裂，希望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逐渐瓦解，希望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强人政治重新崛起。因为只有旧秩序混乱，它才有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所以这些年，中共不断强调“东升西降”，不断制造一种“历史正在向我们转向”的宏大叙事，仿佛新时代属于中共，属于威权主义，属于所谓“中国方案”。
可问题在于，中共骨子里其实极度害怕真正的变化。因为它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真正具有开放性、创造力和文明自信的体系，而是一个高度依赖控制、稳定、封闭、信息垄断和权力集中来维系自身安全的结构。真正的大变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技术会重构社会，信息会不断流动，旧意识形态会逐渐失效，年轻人不再相信宏大叙事，人开始重新思考国家、民族、宗教、自由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变化，对开放社会来说或许意味着机会，但对极权体系来说，却意味着失控。
所以你会发现，习近平嘴上越强调“变局”，现实中却越拼命收紧。因为他们其实害怕一切真正不可控的东西：害怕自由思想，害怕宗教，害怕互联网失控，害怕年轻人不再相信，害怕历史被重新讨论，害怕人与世界重新建立连接。于是，他们一边高喊“新时代”，一边却不断退回到最传统、最封闭、最僵硬的治理方式之中。
而这种恐惧，也决定了今天整个中国官僚体系的气质变化。
如果让我来概括不同阶段中共官僚体系的变化，那么江胡时期，各级官员们表现出来的是“贪婪”和“欲壑难填”；而到了习近平时代，比拼的则越来越变成了“控制”和“下狠手”。官场提倡学习的“模板”也开始发生变化。过去全国学习的是“深圳经验”，习近平时代则是“新疆经验”。
所谓“新疆经验”，其核心是如何精准管控社会，如何通过高科技实现全面监控，如何建立网格化管理，如何利用大数据、摄像头、手机与身份系统追踪每一个人，如何通过“稳定压倒一切”的逻辑进入社会最细微之处。三年疫情，这种治理方式迅速全国化。疫情期间，中共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社会控制演练：健康码、行程码、社区封锁、全民核酸、出行审批、数据追踪、舆论统一、层层加码……过去很多原本只在维吾尔人身上的残暴方式，在疫情时期被整个社会全面体验了一遍。更重要的是，这种治理模式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退出。因为它会带来一种让权力极度上瘾的东西——“可控感”，菜刀打码栓铁链成为多地餐饮小贩的标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于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出现了：过去很多官员比拼的，是谁更会“搞经济”；当下越来越多官员比拼的，则是谁更会“控风险”和哪怕下死手也在所不惜。他们开始不断在各种领域层层加码：对社会更严厉地管理，对言论更激进地压制，对宗教、民族、文化更强力地收紧，对普通人更频繁地运动式整治。因为在这种结构里，“强硬”会被视为立场坚定，“收紧”会被理解为政治可靠，“不留余地”会被当作执行力。
所以，习近平口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面上像是在宣布一个新时代，实际上却更像是一个高度不安全的体系，对即将到来的未知世界发出的焦虑。他们希望利用世界旧秩序崩塌带来的机会，但又极度恐惧真正的变化最终会吞噬自己。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真正的历史大变局，往往不会按照权力设计者的意志发展。历史上很多统治者，都曾以为自己在驾驭时代，最后却被时代本身吞没。
对中共来说，更危险的地方在于：它今天所依赖的很多东西，恰恰是正在被这个时代慢慢侵蚀的。比如对信息的垄断、对语言的控制、对历史解释权的独占、对社会关系的封闭管理、对人精神世界的统一塑造。而AI、互联网、全球化残余、人口结构变化、经济下行、年轻人精神状态变化……这些东西，其实都在不断削弱这种控制模式。
所以他们才会越来越急切地强调忠诚、强调安全、强调统一、强调意识形态、强调“斗争”、强调“敢于亮剑”。因为越是害怕失去，才越会拼命抓紧。
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最没有未来感的，恰恰是这些拼命想冻结世界的人。
作者：马瑞林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虚妄：独裁者误判世界大势背后的战略盲动与灾难
摘要：
官方津津乐道的“东升西降”与“百年大变局”，实则是独裁者沉醉于权力幻象而产生的致命误判。本文剖析盲目反西方与全面树敌导致的国际孤立，论证背离人类主流文明价值的狂妄之举必将让国家与全体国民承担沉重代价。
习近平反复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很多人以为他是在兴奋地迎接一个新时代，仿佛中共正在主动塑造未来世界的新秩序。我认为，也许恰恰相反，这句话背后真正深层的情绪，其实是恐惧。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场巨大的历史变局，最终一定不属于他们。
中共当然希望利用变局。它希望美国衰落，希望西方内部撕裂，希望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逐渐瓦解，希望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强人政治重新崛起。因为只有旧秩序混乱，它才有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所以这些年，中共不断强调“东升西降”，不断制造一种“历史正在向我们转向”的宏大叙事，仿佛新时代属于中共，属于威权主义，属于所谓“中国方案”。
可问题在于，中共骨子里其实极度害怕真正的变化。因为它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真正具有开放性、创造力和文明自信的体系，而是一个高度依赖控制、稳定、封闭、信息垄断和权力集中来维系自身安全的结构。真正的大变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技术会重构社会，信息会不断流动，旧意识形态会逐渐失效，年轻人不再相信宏大叙事，人开始重新思考国家、民族、宗教、自由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变化，对开放社会来说或许意味着机会，但对极权体系来说，却意味着失控。
所以你会发现，习近平嘴上越强调“变局”，现实中却越拼命收紧。因为他们其实害怕一切真正不可控的东西：害怕自由思想，害怕宗教，害怕互联网失控，害怕年轻人不再相信，害怕历史被重新讨论，害怕人与世界重新建立连接。于是，他们一边高喊“新时代”，一边却不断退回到最传统、最封闭、最僵硬的治理方式之中。
而这种恐惧，也决定了今天整个中国官僚体系的气质变化。
如果让我来概括不同阶段中共官僚体系的变化，那么江胡时期，各级官员们表现出来的是“贪婪”和“欲壑难填”；而到了习近平时代，比拼的则越来越变成了“控制”和“下狠手”。官场提倡学习的“模板”也开始发生变化。过去全国学习的是“深圳经验”，习近平时代则是“新疆经验”。
所谓“新疆经验”，其核心是如何精准管控社会，如何通过高科技实现全面监控，如何建立网格化管理，如何利用大数据、摄像头、手机与身份系统追踪每一个人，如何通过“稳定压倒一切”的逻辑进入社会最细微之处。三年疫情，这种治理方式迅速全国化。疫情期间，中共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社会控制演练：健康码、行程码、社区封锁、全民核酸、出行审批、数据追踪、舆论统一、层层加码……过去很多原本只在维吾尔人身上的残暴方式，在疫情时期被整个社会全面体验了一遍。更重要的是，这种治理模式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退出。因为它会带来一种让权力极度上瘾的东西——“可控感”，菜刀打码栓铁链成为多地餐饮小贩的标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于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出现了：过去很多官员比拼的，是谁更会“搞经济”；当下越来越多官员比拼的，则是谁更会“控风险”和哪怕下死手也在所不惜。他们开始不断在各种领域层层加码：对社会更严厉地管理，对言论更激进地压制，对宗教、民族、文化更强力地收紧，对普通人更频繁地运动式整治。因为在这种结构里，“强硬”会被视为立场坚定，“收紧”会被理解为政治可靠，“不留余地”会被当作执行力。
所以，习近平口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面上像是在宣布一个新时代，实际上却更像是一个高度不安全的体系，对即将到来的未知世界发出的焦虑。他们希望利用世界旧秩序崩塌带来的机会，但又极度恐惧真正的变化最终会吞噬自己。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真正的历史大变局，往往不会按照权力设计者的意志发展。历史上很多统治者，都曾以为自己在驾驭时代，最后却被时代本身吞没。
对中共来说，更危险的地方在于：它今天所依赖的很多东西，恰恰是正在被这个时代慢慢侵蚀的。比如对信息的垄断、对语言的控制、对历史解释权的独占、对社会关系的封闭管理、对人精神世界的统一塑造。而AI、互联网、全球化残余、人口结构变化、经济下行、年轻人精神状态变化……这些东西，其实都在不断削弱这种控制模式。
所以他们才会越来越急切地强调忠诚、强调安全、强调统一、强调意识形态、强调“斗争”、强调“敢于亮剑”。因为越是害怕失去，才越会拼命抓紧。
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最没有未来感的，恰恰是这些拼命想冻结世界的人。
吉庆日子里的感赞与思考：节日会礼中的纯洁信仰与现实社群责任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6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吉庆日子里的感赞与思考：节日会礼中的纯洁信仰与现实社群责任
摘要：
在充满对安拉感赞声的会礼时刻，信士的心灵获得难得的安宁。然而节日欢聚不仅是仪式，更是反思社群现状、扶危济困的重要契机。本文将对信仰的神圣体悟与对受苦同胞的现实关怀紧密结合，展现伊斯兰慈悯与社会责任相辅相成的真谛。
今天是一个吉庆的日子。在对安拉的感赞声中醒来，节日的会礼和中国西北味的美食让人愉悦，为迅速成长起来的纽约中国穆斯林社团忙前忙后，充满了吉庆和喜悦。傍晚，一则中国伊协古尔邦节的招待会的普通的新闻，让这一天的黄昏凝重。
很多年以来，从北京到地方，各级伊斯兰教协会都会在开斋节、古尔邦节期间举行一些所谓“庆祝活动”。过去，无非是那些半官半教的伊协干部，宴请统战、宗教事务等部门的官员，大家借着节日名义聚一聚、吃顿饭、讲几句场面话，除了联络感情，倒也没有太多实质内容。
可2016年之后，这一切迅速变味了。各级伊斯兰教协会举办的节庆不再像节庆，聚会不再像聚会。原本属于穆斯林感赞安拉、彼此祝福的日子，慢慢变成了自我检讨、自我批评和表忠输诚的会场。那些前来“祝贺”的官员，也越来越像监督员、督察队；除了会场上那一抹刺眼的红色会标，全场肃杀压抑，几乎感觉不到任何属于节日的温度。而那些中共统战部门发给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所谓“贺信”，更像是政治批判和栽赃公文。
随着杨发明阿訇一路成长为中共伊斯兰教协会的会长，拥有越来越明显的“官衔”之后，这种气氛更是被推向极致。每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或各种严肃场合时，他总是一脸肃穆，白帽笔挺而醒目，站在两千多万中国穆斯林的上方，他的开场往往是从自我泼粪开始，以谄媚表忠收尾。那一套套话术。一个个不伦不类的新词，配合着他专门练给权力看的“七伤拳”，字字句句都把中国穆斯林敲击到五脏六腑移位。
中共的伊斯兰教协会和其他四个宗教协会都是奇特的存在，那里边的工作人员更是奇葩中的奇葩，他们全都自诩为官员，有级有品的官员，于是这几个宗教的协会比大多数行政单位更官场更官僚。可在中共眼里，他们属于参公事业编，说白了啥也不是。当遇到党交代让他们对自己的信众时干脏活时，他们会自觉站位于中共官员的视角，先是用权威恐吓，实在不成就用教条诅咒。对于中共伊斯兰教协会的大大小小“类官员”而言，中国穆斯林既是他们向上攀爬的梯子，又是他们始终无法摆脱的“身份负担”。他们既依赖这个群体，又隐隐厌恶这个群体；既靠“代表穆斯林”获得位置，又拼命通过不断切割自身来证明自己“足够安全”。可他们也清楚，离开了穆斯林身份，他们在中共那里其实一文不值；可保留这个身份，他们又必须不断向权力证明，自己愿意亲手拆解自己的信仰、文化与群体。
看到新闻通稿里那些极其拧巴、令人窒息的讲话，那些所谓“宗教中国化”的表达，越来越像是在要求人们把信仰让位于权力，把教门降格为政治口号的附属品。那些荒诞而别扭的句子：一边顶着“伊斯兰”的名字，一边不断强调对世俗权力的绝对服从；一边口中念着信仰，一边又不得不反复表态“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最后连说话的人自己，脸上都只剩下一种无法掩饰的尴尬与疲惫。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与其这样强行把“伊斯兰”与“对权力绝对忠诚”硬缝在一起，不如让杨会长带领全国伊协大大小小“类干部”们，干脆另起炉灶，创立一个新的“宗教”算了。教义只有一条——对习近平忠诚。至少那样还诚实一些，也不至于把一句句本该属于信仰的话，硬生生扭曲成这种令人哭笑不得、前撕后裂的表述。创立一个宗教，专门干一件事：向权力效忠。也好过如今这种既不伦不类、又里外不是人的状态；好过这种脸上挂着尴尬与疲惫、嘴里却不得不继续高喊口号的表情；更好过一边被普通穆斯林咒骂，一边又永远无法真正获得权力信任的处境。
这些小丑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埋汰、扭曲甚至带坏中国两千多万穆斯林原本朴素而真实的信仰生活。因为真正的伊斯兰，从来不是用来侍奉权力的；真正的信仰，也从来不该被训练成一种政治表演。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吉庆日子里的感赞与思考：节日会礼中的纯洁信仰与现实社群责任
摘要：
在充满对安拉感赞声的会礼时刻，信士的心灵获得难得的安宁。然而节日欢聚不仅是仪式，更是反思社群现状、扶危济困的重要契机。本文将对信仰的神圣体悟与对受苦同胞的现实关怀紧密结合，展现伊斯兰慈悯与社会责任相辅相成的真谛。
今天是一个吉庆的日子。在对安拉的感赞声中醒来，节日的会礼和中国西北味的美食让人愉悦，为迅速成长起来的纽约中国穆斯林社团忙前忙后，充满了吉庆和喜悦。傍晚，一则中国伊协古尔邦节的招待会的普通的新闻，让这一天的黄昏凝重。
很多年以来，从北京到地方，各级伊斯兰教协会都会在开斋节、古尔邦节期间举行一些所谓“庆祝活动”。过去，无非是那些半官半教的伊协干部，宴请统战、宗教事务等部门的官员，大家借着节日名义聚一聚、吃顿饭、讲几句场面话，除了联络感情，倒也没有太多实质内容。
可2016年之后，这一切迅速变味了。各级伊斯兰教协会举办的节庆不再像节庆，聚会不再像聚会。原本属于穆斯林感赞安拉、彼此祝福的日子，慢慢变成了自我检讨、自我批评和表忠输诚的会场。那些前来“祝贺”的官员，也越来越像监督员、督察队；除了会场上那一抹刺眼的红色会标，全场肃杀压抑，几乎感觉不到任何属于节日的温度。而那些中共统战部门发给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所谓“贺信”，更像是政治批判和栽赃公文。
随着杨发明阿訇一路成长为中共伊斯兰教协会的会长，拥有越来越明显的“官衔”之后，这种气氛更是被推向极致。每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或各种严肃场合时，他总是一脸肃穆，白帽笔挺而醒目，站在两千多万中国穆斯林的上方，他的开场往往是从自我泼粪开始，以谄媚表忠收尾。那一套套话术。一个个不伦不类的新词，配合着他专门练给权力看的“七伤拳”，字字句句都把中国穆斯林敲击到五脏六腑移位。
中共的伊斯兰教协会和其他四个宗教协会都是奇特的存在，那里边的工作人员更是奇葩中的奇葩，他们全都自诩为官员，有级有品的官员，于是这几个宗教的协会比大多数行政单位更官场更官僚。可在中共眼里，他们属于参公事业编，说白了啥也不是。当遇到党交代让他们对自己的信众时干脏活时，他们会自觉站位于中共官员的视角，先是用权威恐吓，实在不成就用教条诅咒。对于中共伊斯兰教协会的大大小小“类官员”而言，中国穆斯林既是他们向上攀爬的梯子，又是他们始终无法摆脱的“身份负担”。他们既依赖这个群体，又隐隐厌恶这个群体；既靠“代表穆斯林”获得位置，又拼命通过不断切割自身来证明自己“足够安全”。可他们也清楚，离开了穆斯林身份，他们在中共那里其实一文不值；可保留这个身份，他们又必须不断向权力证明，自己愿意亲手拆解自己的信仰、文化与群体。
看到新闻通稿里那些极其拧巴、令人窒息的讲话，那些所谓“宗教中国化”的表达，越来越像是在要求人们把信仰让位于权力，把教门降格为政治口号的附属品。那些荒诞而别扭的句子：一边顶着“伊斯兰”的名字，一边不断强调对世俗权力的绝对服从；一边口中念着信仰，一边又不得不反复表态“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最后连说话的人自己，脸上都只剩下一种无法掩饰的尴尬与疲惫。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与其这样强行把“伊斯兰”与“对权力绝对忠诚”硬缝在一起，不如让杨会长带领全国伊协大大小小“类干部”们，干脆另起炉灶，创立一个新的“宗教”算了。教义只有一条——对习近平忠诚。至少那样还诚实一些，也不至于把一句句本该属于信仰的话，硬生生扭曲成这种令人哭笑不得、前撕后裂的表述。创立一个宗教，专门干一件事：向权力效忠。也好过如今这种既不伦不类、又里外不是人的状态；好过这种脸上挂着尴尬与疲惫、嘴里却不得不继续高喊口号的表情；更好过一边被普通穆斯林咒骂，一边又永远无法真正获得权力信任的处境。
这些小丑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埋汰、扭曲甚至带坏中国两千多万穆斯林原本朴素而真实的信仰生活。因为真正的伊斯兰，从来不是用来侍奉权力的；真正的信仰，也从来不该被训练成一种政治表演。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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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吉庆日子里的感赞与思考：节日会礼中的纯洁信仰与现实社群责任
摘要：
在充满对安拉感赞声的会礼时刻，信士的心灵获得难得的安宁。然而节日欢聚不仅是仪式，更是反思社群现状、扶危济困的重要契机。本文将对信仰的神圣体悟与对受苦同胞的现实关怀紧密结合，展现伊斯兰慈悯与社会责任相辅相成的真谛。
今天是一个吉庆的日子。在对安拉的感赞声中醒来，节日的会礼和中国西北味的美食让人愉悦，为迅速成长起来的纽约中国穆斯林社团忙前忙后，充满了吉庆和喜悦。傍晚，一则中国伊协古尔邦节的招待会的普通的新闻，让这一天的黄昏凝重。
很多年以来，从北京到地方，各级伊斯兰教协会都会在开斋节、古尔邦节期间举行一些所谓“庆祝活动”。过去，无非是那些半官半教的伊协干部，宴请统战、宗教事务等部门的官员，大家借着节日名义聚一聚、吃顿饭、讲几句场面话，除了联络感情，倒也没有太多实质内容。
可2016年之后，这一切迅速变味了。各级伊斯兰教协会举办的节庆不再像节庆，聚会不再像聚会。原本属于穆斯林感赞安拉、彼此祝福的日子，慢慢变成了自我检讨、自我批评和表忠输诚的会场。那些前来“祝贺”的官员，也越来越像监督员、督察队；除了会场上那一抹刺眼的红色会标，全场肃杀压抑，几乎感觉不到任何属于节日的温度。而那些中共统战部门发给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所谓“贺信”，更像是政治批判和栽赃公文。
随着杨发明阿訇一路成长为中共伊斯兰教协会的会长，拥有越来越明显的“官衔”之后，这种气氛更是被推向极致。每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或各种严肃场合时，他总是一脸肃穆，白帽笔挺而醒目，站在两千多万中国穆斯林的上方，他的开场往往是从自我泼粪开始，以谄媚表忠收尾。那一套套话术。一个个不伦不类的新词，配合着他专门练给权力看的“七伤拳”，字字句句都把中国穆斯林敲击到五脏六腑移位。
中共的伊斯兰教协会和其他四个宗教协会都是奇特的存在，那里边的工作人员更是奇葩中的奇葩，他们全都自诩为官员，有级有品的官员，于是这几个宗教的协会比大多数行政单位更官场更官僚。可在中共眼里，他们属于参公事业编，说白了啥也不是。当遇到党交代让他们对自己的信众时干脏活时，他们会自觉站位于中共官员的视角，先是用权威恐吓，实在不成就用教条诅咒。对于中共伊斯兰教协会的大大小小“类官员”而言，中国穆斯林既是他们向上攀爬的梯子，又是他们始终无法摆脱的“身份负担”。他们既依赖这个群体，又隐隐厌恶这个群体；既靠“代表穆斯林”获得位置，又拼命通过不断切割自身来证明自己“足够安全”。可他们也清楚，离开了穆斯林身份，他们在中共那里其实一文不值；可保留这个身份，他们又必须不断向权力证明，自己愿意亲手拆解自己的信仰、文化与群体。
看到新闻通稿里那些极其拧巴、令人窒息的讲话，那些所谓“宗教中国化”的表达，越来越像是在要求人们把信仰让位于权力，把教门降格为政治口号的附属品。那些荒诞而别扭的句子：一边顶着“伊斯兰”的名字，一边不断强调对世俗权力的绝对服从；一边口中念着信仰，一边又不得不反复表态“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最后连说话的人自己，脸上都只剩下一种无法掩饰的尴尬与疲惫。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与其这样强行把“伊斯兰”与“对权力绝对忠诚”硬缝在一起，不如让杨会长带领全国伊协大大小小“类干部”们，干脆另起炉灶，创立一个新的“宗教”算了。教义只有一条——对习近平忠诚。至少那样还诚实一些，也不至于把一句句本该属于信仰的话，硬生生扭曲成这种令人哭笑不得、前撕后裂的表述。创立一个宗教，专门干一件事：向权力效忠。也好过如今这种既不伦不类、又里外不是人的状态；好过这种脸上挂着尴尬与疲惫、嘴里却不得不继续高喊口号的表情；更好过一边被普通穆斯林咒骂，一边又永远无法真正获得权力信任的处境。
这些小丑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埋汰、扭曲甚至带坏中国两千多万穆斯林原本朴素而真实的信仰生活。因为真正的伊斯兰，从来不是用来侍奉权力的；真正的信仰，也从来不该被训练成一种政治表演。
作者：马瑞林
吉庆日子里的感赞与思考：节日会礼中的纯洁信仰与现实社群责任
摘要：
在充满对安拉感赞声的会礼时刻，信士的心灵获得难得的安宁。然而节日欢聚不仅是仪式，更是反思社群现状、扶危济困的重要契机。本文将对信仰的神圣体悟与对受苦同胞的现实关怀紧密结合，展现伊斯兰慈悯与社会责任相辅相成的真谛。
今天是一个吉庆的日子。在对安拉的感赞声中醒来，节日的会礼和中国西北味的美食让人愉悦，为迅速成长起来的纽约中国穆斯林社团忙前忙后，充满了吉庆和喜悦。傍晚，一则中国伊协古尔邦节的招待会的普通的新闻，让这一天的黄昏凝重。
很多年以来，从北京到地方，各级伊斯兰教协会都会在开斋节、古尔邦节期间举行一些所谓“庆祝活动”。过去，无非是那些半官半教的伊协干部，宴请统战、宗教事务等部门的官员，大家借着节日名义聚一聚、吃顿饭、讲几句场面话，除了联络感情，倒也没有太多实质内容。
可2016年之后，这一切迅速变味了。各级伊斯兰教协会举办的节庆不再像节庆，聚会不再像聚会。原本属于穆斯林感赞安拉、彼此祝福的日子，慢慢变成了自我检讨、自我批评和表忠输诚的会场。那些前来“祝贺”的官员，也越来越像监督员、督察队；除了会场上那一抹刺眼的红色会标，全场肃杀压抑，几乎感觉不到任何属于节日的温度。而那些中共统战部门发给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所谓“贺信”，更像是政治批判和栽赃公文。
随着杨发明阿訇一路成长为中共伊斯兰教协会的会长，拥有越来越明显的“官衔”之后，这种气氛更是被推向极致。每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或各种严肃场合时，他总是一脸肃穆，白帽笔挺而醒目，站在两千多万中国穆斯林的上方，他的开场往往是从自我泼粪开始，以谄媚表忠收尾。那一套套话术。一个个不伦不类的新词，配合着他专门练给权力看的“七伤拳”，字字句句都把中国穆斯林敲击到五脏六腑移位。
中共的伊斯兰教协会和其他四个宗教协会都是奇特的存在，那里边的工作人员更是奇葩中的奇葩，他们全都自诩为官员，有级有品的官员，于是这几个宗教的协会比大多数行政单位更官场更官僚。可在中共眼里，他们属于参公事业编，说白了啥也不是。当遇到党交代让他们对自己的信众时干脏活时，他们会自觉站位于中共官员的视角，先是用权威恐吓，实在不成就用教条诅咒。对于中共伊斯兰教协会的大大小小“类官员”而言，中国穆斯林既是他们向上攀爬的梯子，又是他们始终无法摆脱的“身份负担”。他们既依赖这个群体，又隐隐厌恶这个群体；既靠“代表穆斯林”获得位置，又拼命通过不断切割自身来证明自己“足够安全”。可他们也清楚，离开了穆斯林身份，他们在中共那里其实一文不值；可保留这个身份，他们又必须不断向权力证明，自己愿意亲手拆解自己的信仰、文化与群体。
看到新闻通稿里那些极其拧巴、令人窒息的讲话，那些所谓“宗教中国化”的表达，越来越像是在要求人们把信仰让位于权力，把教门降格为政治口号的附属品。那些荒诞而别扭的句子：一边顶着“伊斯兰”的名字，一边不断强调对世俗权力的绝对服从；一边口中念着信仰，一边又不得不反复表态“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最后连说话的人自己，脸上都只剩下一种无法掩饰的尴尬与疲惫。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与其这样强行把“伊斯兰”与“对权力绝对忠诚”硬缝在一起，不如让杨会长带领全国伊协大大小小“类干部”们，干脆另起炉灶，创立一个新的“宗教”算了。教义只有一条——对习近平忠诚。至少那样还诚实一些，也不至于把一句句本该属于信仰的话，硬生生扭曲成这种令人哭笑不得、前撕后裂的表述。创立一个宗教，专门干一件事：向权力效忠。也好过如今这种既不伦不类、又里外不是人的状态；好过这种脸上挂着尴尬与疲惫、嘴里却不得不继续高喊口号的表情；更好过一边被普通穆斯林咒骂，一边又永远无法真正获得权力信任的处境。
这些小丑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埋汰、扭曲甚至带坏中国两千多万穆斯林原本朴素而真实的信仰生活。因为真正的伊斯兰，从来不是用来侍奉权力的；真正的信仰，也从来不该被训练成一种政治表演。
安拉应答了我的祈祷：告别故土、完成精神希吉拉的迁徙感悟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8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安拉应答了我的祈祷：告别故土、完成精神希吉拉的迁徙感悟
摘要：
“离开熟悉的一切，踏上未知的土地，只为守住向安拉跪拜的自由。”作者深情记录自己经历重重险阻完成跨国迁徙的心路历程，将地理上的流亡转化为信仰上的“希吉拉”，展现穆斯林在面对精神窒息时决然追寻光明与自由的坚定信念。
安拉啊，您应答了我的祈祷。
我完成了迁徙，离开熟悉的一切，踏上通往未知的道路，流亡在遥远的异国他乡。
安拉啊，您应答了我的祈祷。
您让我与那些为真理奋斗的人们站在一起；您让我有勇气，向这个世界说出中共恶魔的真相，让我不再沉默，不再继续活在恐惧与伪装之中。
安拉啊，
您改造了我，让我一点点看清自己，也明白这个世界。是您把教门重新注入我的心里，是您让我重新认识伊斯兰，是您让我在彻底破碎之后，第一次真正明白什么是信仰、什么是敬畏、什么是归依。
安拉啊，
我一无所有；
可我又拥有所有，因为我拥有您。
安拉啊，求您佑助我。
纯洁我的信仰，擦亮我的双眼，用教门的知识填补我内心所有的空白。不要让我迷失在仇恨、愤怒与自我之中，不要让我在黑暗里忘记光明。
安拉啊，
求您让一切繁难变得容易；
求您不要给我无法承受的考验。
当我软弱时，请不要丢下我；当我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时，请让我的心仍然能够安静地记念您。
安拉啊，
我期盼您继续改造我，不要让我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偏离。让我在孤独时仍然坚定，在被误解时仍然善良，在遭受伤害时仍不失去对您的依靠。
安拉啊，
我只能向您求助。因为我越来越明白，人会离开，人会误解，人会背叛，人会软弱；只有您不会。
安拉啊，
求您怜悯那些已经离开尘世的亲人：我的父亲、爷爷奶奶、外爷外婆，以及所有归信您的穆斯林。求您宽恕他们，升高他们的品级，让他们在您的慈悯之下得享安宁。
安拉啊，
求您佑助巴勒斯坦人、罗兴亚人、维吾尔人，以及全世界正在战争、压迫与苦难中经受考验的穆斯林。求您护佑中国穆斯林，保护每一个因信仰而遭受迫害、恐吓与压制的穆斯林。求您让那些失去家园的人得到归宿，让那些活在恐惧中的人重新获得安宁，让那些在黑暗中哭泣的人，重新看见希望。
安拉啊，
在这个阿拉法日，我因向您祈祷而哭泣，也因向您祈求而感到幸福。因为我知道，哪怕这个世界充满黑暗、背叛与压迫，只要我还能向您抬起双手，我就不会被真正击垮。
安拉啊，
求您让我继续为主道而奋斗。求您遮盖我的丑恶，原谅我的过错，为我阻挡那些明显与暗中的伤害。不要让我在名利、愤怒和自我满足中迷失，不要让我高估自己而骄傲自满。
安拉啊，
求您赐予我养活自己与家人的能力。求您让我把这遥远国度里的难民社区建设好，让它成为漂泊穆斯林们温暖的家，让那些孤独、恐惧、无助的人，在这里仍能感受到信仰的光。
安拉啊，
如果我软弱，请扶持我；
如果我迷失，请引导我；
如果我骄傲，请让我看见自己的渺小；
如果我陷入黑暗，请不要让我的心远离您。
安拉啊，
我经历过黑暗，所以才更加坚信光明；
我看见过丑恶，所以才更加明白善良的珍贵。
安拉啊，
求您让我的终点，落在正道、光明与您的喜悦之中。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安拉应答了我的祈祷：告别故土、完成精神希吉拉的迁徙感悟
摘要：
“离开熟悉的一切，踏上未知的土地，只为守住向安拉跪拜的自由。”作者深情记录自己经历重重险阻完成跨国迁徙的心路历程，将地理上的流亡转化为信仰上的“希吉拉”，展现穆斯林在面对精神窒息时决然追寻光明与自由的坚定信念。
安拉啊，您应答了我的祈祷。
我完成了迁徙，离开熟悉的一切，踏上通往未知的道路，流亡在遥远的异国他乡。
安拉啊，您应答了我的祈祷。
您让我与那些为真理奋斗的人们站在一起；您让我有勇气，向这个世界说出中共恶魔的真相，让我不再沉默，不再继续活在恐惧与伪装之中。
安拉啊，
您改造了我，让我一点点看清自己，也明白这个世界。是您把教门重新注入我的心里，是您让我重新认识伊斯兰，是您让我在彻底破碎之后，第一次真正明白什么是信仰、什么是敬畏、什么是归依。
安拉啊，
我一无所有；
可我又拥有所有，因为我拥有您。
安拉啊，求您佑助我。
纯洁我的信仰，擦亮我的双眼，用教门的知识填补我内心所有的空白。不要让我迷失在仇恨、愤怒与自我之中，不要让我在黑暗里忘记光明。
安拉啊，
求您让一切繁难变得容易；
求您不要给我无法承受的考验。
当我软弱时，请不要丢下我；当我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时，请让我的心仍然能够安静地记念您。
安拉啊，
我期盼您继续改造我，不要让我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偏离。让我在孤独时仍然坚定，在被误解时仍然善良，在遭受伤害时仍不失去对您的依靠。
安拉啊，
我只能向您求助。因为我越来越明白，人会离开，人会误解，人会背叛，人会软弱；只有您不会。
安拉啊，
求您怜悯那些已经离开尘世的亲人：我的父亲、爷爷奶奶、外爷外婆，以及所有归信您的穆斯林。求您宽恕他们，升高他们的品级，让他们在您的慈悯之下得享安宁。
安拉啊，
求您佑助巴勒斯坦人、罗兴亚人、维吾尔人，以及全世界正在战争、压迫与苦难中经受考验的穆斯林。求您护佑中国穆斯林，保护每一个因信仰而遭受迫害、恐吓与压制的穆斯林。求您让那些失去家园的人得到归宿，让那些活在恐惧中的人重新获得安宁，让那些在黑暗中哭泣的人，重新看见希望。
安拉啊，
在这个阿拉法日，我因向您祈祷而哭泣，也因向您祈求而感到幸福。因为我知道，哪怕这个世界充满黑暗、背叛与压迫，只要我还能向您抬起双手，我就不会被真正击垮。
安拉啊，
求您让我继续为主道而奋斗。求您遮盖我的丑恶，原谅我的过错，为我阻挡那些明显与暗中的伤害。不要让我在名利、愤怒和自我满足中迷失，不要让我高估自己而骄傲自满。
安拉啊，
求您赐予我养活自己与家人的能力。求您让我把这遥远国度里的难民社区建设好，让它成为漂泊穆斯林们温暖的家，让那些孤独、恐惧、无助的人，在这里仍能感受到信仰的光。
安拉啊，
如果我软弱，请扶持我；
如果我迷失，请引导我；
如果我骄傲，请让我看见自己的渺小；
如果我陷入黑暗，请不要让我的心远离您。
安拉啊，
我经历过黑暗，所以才更加坚信光明；
我看见过丑恶，所以才更加明白善良的珍贵。
安拉啊，
求您让我的终点，落在正道、光明与您的喜悦之中。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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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安拉应答了我的祈祷：告别故土、完成精神希吉拉的迁徙感悟
摘要：
“离开熟悉的一切，踏上未知的土地，只为守住向安拉跪拜的自由。”作者深情记录自己经历重重险阻完成跨国迁徙的心路历程，将地理上的流亡转化为信仰上的“希吉拉”，展现穆斯林在面对精神窒息时决然追寻光明与自由的坚定信念。
安拉啊，您应答了我的祈祷。
我完成了迁徙，离开熟悉的一切，踏上通往未知的道路，流亡在遥远的异国他乡。
安拉啊，您应答了我的祈祷。
您让我与那些为真理奋斗的人们站在一起；您让我有勇气，向这个世界说出中共恶魔的真相，让我不再沉默，不再继续活在恐惧与伪装之中。
安拉啊，
您改造了我，让我一点点看清自己，也明白这个世界。是您把教门重新注入我的心里，是您让我重新认识伊斯兰，是您让我在彻底破碎之后，第一次真正明白什么是信仰、什么是敬畏、什么是归依。
安拉啊，
我一无所有；
可我又拥有所有，因为我拥有您。
安拉啊，求您佑助我。
纯洁我的信仰，擦亮我的双眼，用教门的知识填补我内心所有的空白。不要让我迷失在仇恨、愤怒与自我之中，不要让我在黑暗里忘记光明。
安拉啊，
求您让一切繁难变得容易；
求您不要给我无法承受的考验。
当我软弱时，请不要丢下我；当我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时，请让我的心仍然能够安静地记念您。
安拉啊，
我期盼您继续改造我，不要让我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偏离。让我在孤独时仍然坚定，在被误解时仍然善良，在遭受伤害时仍不失去对您的依靠。
安拉啊，
我只能向您求助。因为我越来越明白，人会离开，人会误解，人会背叛，人会软弱；只有您不会。
安拉啊，
求您怜悯那些已经离开尘世的亲人：我的父亲、爷爷奶奶、外爷外婆，以及所有归信您的穆斯林。求您宽恕他们，升高他们的品级，让他们在您的慈悯之下得享安宁。
安拉啊，
求您佑助巴勒斯坦人、罗兴亚人、维吾尔人，以及全世界正在战争、压迫与苦难中经受考验的穆斯林。求您护佑中国穆斯林，保护每一个因信仰而遭受迫害、恐吓与压制的穆斯林。求您让那些失去家园的人得到归宿，让那些活在恐惧中的人重新获得安宁，让那些在黑暗中哭泣的人，重新看见希望。
安拉啊，
在这个阿拉法日，我因向您祈祷而哭泣，也因向您祈求而感到幸福。因为我知道，哪怕这个世界充满黑暗、背叛与压迫，只要我还能向您抬起双手，我就不会被真正击垮。
安拉啊，
求您让我继续为主道而奋斗。求您遮盖我的丑恶，原谅我的过错，为我阻挡那些明显与暗中的伤害。不要让我在名利、愤怒和自我满足中迷失，不要让我高估自己而骄傲自满。
安拉啊，
求您赐予我养活自己与家人的能力。求您让我把这遥远国度里的难民社区建设好，让它成为漂泊穆斯林们温暖的家，让那些孤独、恐惧、无助的人，在这里仍能感受到信仰的光。
安拉啊，
如果我软弱，请扶持我；
如果我迷失，请引导我；
如果我骄傲，请让我看见自己的渺小；
如果我陷入黑暗，请不要让我的心远离您。
安拉啊，
我经历过黑暗，所以才更加坚信光明；
我看见过丑恶，所以才更加明白善良的珍贵。
安拉啊，
求您让我的终点，落在正道、光明与您的喜悦之中。
作者：马瑞林
安拉应答了我的祈祷：告别故土、完成精神希吉拉的迁徙感悟
摘要：
“离开熟悉的一切，踏上未知的土地，只为守住向安拉跪拜的自由。”作者深情记录自己经历重重险阻完成跨国迁徙的心路历程，将地理上的流亡转化为信仰上的“希吉拉”，展现穆斯林在面对精神窒息时决然追寻光明与自由的坚定信念。
安拉啊，您应答了我的祈祷。
我完成了迁徙，离开熟悉的一切，踏上通往未知的道路，流亡在遥远的异国他乡。
安拉啊，您应答了我的祈祷。
您让我与那些为真理奋斗的人们站在一起；您让我有勇气，向这个世界说出中共恶魔的真相，让我不再沉默，不再继续活在恐惧与伪装之中。
安拉啊，
您改造了我，让我一点点看清自己，也明白这个世界。是您把教门重新注入我的心里，是您让我重新认识伊斯兰，是您让我在彻底破碎之后，第一次真正明白什么是信仰、什么是敬畏、什么是归依。
安拉啊，
我一无所有；
可我又拥有所有，因为我拥有您。
安拉啊，求您佑助我。
纯洁我的信仰，擦亮我的双眼，用教门的知识填补我内心所有的空白。不要让我迷失在仇恨、愤怒与自我之中，不要让我在黑暗里忘记光明。
安拉啊，
求您让一切繁难变得容易；
求您不要给我无法承受的考验。
当我软弱时，请不要丢下我；当我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时，请让我的心仍然能够安静地记念您。
安拉啊，
我期盼您继续改造我，不要让我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偏离。让我在孤独时仍然坚定，在被误解时仍然善良，在遭受伤害时仍不失去对您的依靠。
安拉啊，
我只能向您求助。因为我越来越明白，人会离开，人会误解，人会背叛，人会软弱；只有您不会。
安拉啊，
求您怜悯那些已经离开尘世的亲人：我的父亲、爷爷奶奶、外爷外婆，以及所有归信您的穆斯林。求您宽恕他们，升高他们的品级，让他们在您的慈悯之下得享安宁。
安拉啊，
求您佑助巴勒斯坦人、罗兴亚人、维吾尔人，以及全世界正在战争、压迫与苦难中经受考验的穆斯林。求您护佑中国穆斯林，保护每一个因信仰而遭受迫害、恐吓与压制的穆斯林。求您让那些失去家园的人得到归宿，让那些活在恐惧中的人重新获得安宁，让那些在黑暗中哭泣的人，重新看见希望。
安拉啊，
在这个阿拉法日，我因向您祈祷而哭泣，也因向您祈求而感到幸福。因为我知道，哪怕这个世界充满黑暗、背叛与压迫，只要我还能向您抬起双手，我就不会被真正击垮。
安拉啊，
求您让我继续为主道而奋斗。求您遮盖我的丑恶，原谅我的过错，为我阻挡那些明显与暗中的伤害。不要让我在名利、愤怒和自我满足中迷失，不要让我高估自己而骄傲自满。
安拉啊，
求您赐予我养活自己与家人的能力。求您让我把这遥远国度里的难民社区建设好，让它成为漂泊穆斯林们温暖的家，让那些孤独、恐惧、无助的人，在这里仍能感受到信仰的光。
安拉啊，
如果我软弱，请扶持我；
如果我迷失，请引导我；
如果我骄傲，请让我看见自己的渺小；
如果我陷入黑暗，请不要让我的心远离您。
安拉啊，
我经历过黑暗，所以才更加坚信光明；
我看见过丑恶，所以才更加明白善良的珍贵。
安拉啊，
求您让我的终点，落在正道、光明与您的喜悦之中。
汉服狂欢与文化独尊：传统服饰复兴表象下的狭隘政治隐喻与反思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9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汉服狂欢与文化独尊：传统服饰复兴表象下的狭隘政治隐喻与反思
摘要：
服饰本是人类审美的自然表达，但近年来被官方与极端民粹高度政治化的汉服热，却夹杂着强烈的文化独尊与排外冲动。本文在肯定传统服饰美感的同时，警惕其背后潜藏的大汉族主义意识形态，强调真正的文化自信在于包容与万紫千红。
并不是说今天的汉服不好看，也不是说传统服饰没有美感。事实上，很多经过现代改良的汉服确实很漂亮，拍照好看，视频出片，走在古城景区里仙气飘飘，放在短视频平台上点赞无数。
问题在于，当一些人开始把它上升到“民族复兴”“文化回归”“血脉觉醒”的高度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反而没人回答得出来：究竟恢复哪一种传统服饰？秦汉？魏晋？盛唐？两宋？明制？还是恢复清朝以前的一切？
如果唐朝算传统，那么宋朝算不算背离传统？如果明朝算传统，那么唐朝又算不算异端？如果所有朝代都算传统，那么所谓“恢复传统”究竟恢复的是什么？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服饰从来没有停止过变化。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时候，已经在引入外来元素；盛唐服饰里有大量西域风格；元代、明代、清代又各有各的特点。中国人穿什么，从来都是跟着时代走，而不是跟着祖宗走。
唐人觉得自己穿的是时尚，不会觉得自己在穿“传统服饰”；宋人也不会每天照着汉代画像给自己搭配衣服；明朝人更不会觉得自己应该穿回唐装才算文化自信。
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认为自己穿的是现代服饰。服饰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不断淘汰过去、创造当下的历史。
今天的人觉得唐装好看，唐朝人可能觉得那是最新潮流；明朝人觉得自己的衣服体面庄重，也不会认为自己在扮演古人。
说白了，人类在服饰上的审美规律其实很简单：永远是以当下为美，以过去为旧。这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全世界。
问题在于，日本、韩国以及许多中东国家，虽然服饰也发生过变化，但传统服饰从未彻底退出日常生活。今天的日本仍有人穿和服参加节庆和重要场合；韩国的韩服依然有现实生活场景；阿拉伯长袍至今仍是很多人的日常着装。因此这些服饰并没有真正断代。人们每天都能看见，自然不会觉得突兀。
可中国不一样。过去一百多年里，中国人的服饰经历了近乎断裂式的变化。长袍马褂退出历史舞台，旗袍与中山装兴起；后来全国满街军绿色和蓝灰色；改革开放后又迅速全面西化，牛仔裤、T恤、西装成为主流。几代人下来，中国人的审美体系、生活方式和身体习惯早已完成重构。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喜欢看汉服，却不喜欢穿汉服。喜欢别人穿，自己不穿；喜欢拍照穿，不喜欢上班穿；喜欢节庆穿，不喜欢买菜穿；喜欢在景区穿，不喜欢坐地铁穿。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传统服饰已经不是生活方式，而是表演道具。
它首先是一种文化符号，然后才是一件衣服。
所以今天很多所谓“传统服饰复兴”，复兴的其实并不是传统，而是现代人对于传统的想象。因为很多今天流行的汉服，本身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复原。有的领口像唐代，有的袖子像宋代，有的下摆像明代，再加一点现代剪裁、现代面料和现代审美，最后变成一种混合型产物。说得直白一点：很多所谓“汉服”，更像是历史元素的拼盘。这本来没什么问题。文化本来就允许创新。
真正荒唐的地方在于，当一种现代人重新创造出来的文化产品，被包装成唯一正确的“传统”，甚至进一步被赋予民族主义意义的时候，事情就开始变味了。
因为连创造它的人都说不清它究竟属于哪个时代，却开始要求别人接受它代表“中华传统”。
更荒唐的是，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自己平时穿着西装、运动鞋、牛仔裤，却热衷于让别人穿所谓传统服饰。
尤其当这种符号开始被强加到维吾尔人、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儿童身上的时候，那种荒诞感就达到顶峰。孩子们被穿上所谓“中华传统服饰”，站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可这些服饰既不是他们祖先的服饰，也不是今天中国人的日常服饰。它们更像一种政治戏服。这些孩子不是在展示文化，而是在完成一种身份表演。他们被要求通过服装告诉所有人：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应该成为谁。
于是最讽刺的一幕出现了。一个连自己都早已不穿传统服饰的社会，却开始热衷于让别人穿上它；一个连传统究竟是什么都说不清楚的群体，却开始替别人定义传统；一个早已完成现代化服饰转换的民族，却试图通过舞台表演向世界证明自己仍然活在古代。
真正的文化传承从来不是这样。真正的文化是活着的，是自然延续的，是人们愿意穿、愿意说、愿意相信、愿意代代相传的东西。
而不是从博物馆里翻出几张古画，从历史书里抄出几个元素，再经过现代设计重新缝制之后，披到别人身上，然后告诉全世界：
这就是传统。
如果文化需要靠行政命令去推广，需要靠政治力量去塑造，需要靠孩子们穿着戏服去证明它的存在，那么它所暴露出来的往往不是文化自信，而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焦虑。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汉服狂欢与文化独尊：传统服饰复兴表象下的狭隘政治隐喻与反思
摘要：
服饰本是人类审美的自然表达，但近年来被官方与极端民粹高度政治化的汉服热，却夹杂着强烈的文化独尊与排外冲动。本文在肯定传统服饰美感的同时，警惕其背后潜藏的大汉族主义意识形态，强调真正的文化自信在于包容与万紫千红。
并不是说今天的汉服不好看，也不是说传统服饰没有美感。事实上，很多经过现代改良的汉服确实很漂亮，拍照好看，视频出片，走在古城景区里仙气飘飘，放在短视频平台上点赞无数。
问题在于，当一些人开始把它上升到“民族复兴”“文化回归”“血脉觉醒”的高度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反而没人回答得出来：究竟恢复哪一种传统服饰？秦汉？魏晋？盛唐？两宋？明制？还是恢复清朝以前的一切？
如果唐朝算传统，那么宋朝算不算背离传统？如果明朝算传统，那么唐朝又算不算异端？如果所有朝代都算传统，那么所谓“恢复传统”究竟恢复的是什么？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服饰从来没有停止过变化。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时候，已经在引入外来元素；盛唐服饰里有大量西域风格；元代、明代、清代又各有各的特点。中国人穿什么，从来都是跟着时代走，而不是跟着祖宗走。
唐人觉得自己穿的是时尚，不会觉得自己在穿“传统服饰”；宋人也不会每天照着汉代画像给自己搭配衣服；明朝人更不会觉得自己应该穿回唐装才算文化自信。
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认为自己穿的是现代服饰。服饰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不断淘汰过去、创造当下的历史。
今天的人觉得唐装好看，唐朝人可能觉得那是最新潮流；明朝人觉得自己的衣服体面庄重，也不会认为自己在扮演古人。
说白了，人类在服饰上的审美规律其实很简单：永远是以当下为美，以过去为旧。这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全世界。
问题在于，日本、韩国以及许多中东国家，虽然服饰也发生过变化，但传统服饰从未彻底退出日常生活。今天的日本仍有人穿和服参加节庆和重要场合；韩国的韩服依然有现实生活场景；阿拉伯长袍至今仍是很多人的日常着装。因此这些服饰并没有真正断代。人们每天都能看见，自然不会觉得突兀。
可中国不一样。过去一百多年里，中国人的服饰经历了近乎断裂式的变化。长袍马褂退出历史舞台，旗袍与中山装兴起；后来全国满街军绿色和蓝灰色；改革开放后又迅速全面西化，牛仔裤、T恤、西装成为主流。几代人下来，中国人的审美体系、生活方式和身体习惯早已完成重构。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喜欢看汉服，却不喜欢穿汉服。喜欢别人穿，自己不穿；喜欢拍照穿，不喜欢上班穿；喜欢节庆穿，不喜欢买菜穿；喜欢在景区穿，不喜欢坐地铁穿。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传统服饰已经不是生活方式，而是表演道具。
它首先是一种文化符号，然后才是一件衣服。
所以今天很多所谓“传统服饰复兴”，复兴的其实并不是传统，而是现代人对于传统的想象。因为很多今天流行的汉服，本身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复原。有的领口像唐代，有的袖子像宋代，有的下摆像明代，再加一点现代剪裁、现代面料和现代审美，最后变成一种混合型产物。说得直白一点：很多所谓“汉服”，更像是历史元素的拼盘。这本来没什么问题。文化本来就允许创新。
真正荒唐的地方在于，当一种现代人重新创造出来的文化产品，被包装成唯一正确的“传统”，甚至进一步被赋予民族主义意义的时候，事情就开始变味了。
因为连创造它的人都说不清它究竟属于哪个时代，却开始要求别人接受它代表“中华传统”。
更荒唐的是，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自己平时穿着西装、运动鞋、牛仔裤，却热衷于让别人穿所谓传统服饰。
尤其当这种符号开始被强加到维吾尔人、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儿童身上的时候，那种荒诞感就达到顶峰。孩子们被穿上所谓“中华传统服饰”，站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可这些服饰既不是他们祖先的服饰，也不是今天中国人的日常服饰。它们更像一种政治戏服。这些孩子不是在展示文化，而是在完成一种身份表演。他们被要求通过服装告诉所有人：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应该成为谁。
于是最讽刺的一幕出现了。一个连自己都早已不穿传统服饰的社会，却开始热衷于让别人穿上它；一个连传统究竟是什么都说不清楚的群体，却开始替别人定义传统；一个早已完成现代化服饰转换的民族，却试图通过舞台表演向世界证明自己仍然活在古代。
真正的文化传承从来不是这样。真正的文化是活着的，是自然延续的，是人们愿意穿、愿意说、愿意相信、愿意代代相传的东西。
而不是从博物馆里翻出几张古画，从历史书里抄出几个元素，再经过现代设计重新缝制之后，披到别人身上，然后告诉全世界：
这就是传统。
如果文化需要靠行政命令去推广，需要靠政治力量去塑造，需要靠孩子们穿着戏服去证明它的存在，那么它所暴露出来的往往不是文化自信，而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焦虑。 查看全部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汉服狂欢与文化独尊：传统服饰复兴表象下的狭隘政治隐喻与反思
摘要：
服饰本是人类审美的自然表达，但近年来被官方与极端民粹高度政治化的汉服热，却夹杂着强烈的文化独尊与排外冲动。本文在肯定传统服饰美感的同时，警惕其背后潜藏的大汉族主义意识形态，强调真正的文化自信在于包容与万紫千红。
并不是说今天的汉服不好看，也不是说传统服饰没有美感。事实上，很多经过现代改良的汉服确实很漂亮，拍照好看，视频出片，走在古城景区里仙气飘飘，放在短视频平台上点赞无数。
问题在于，当一些人开始把它上升到“民族复兴”“文化回归”“血脉觉醒”的高度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反而没人回答得出来：究竟恢复哪一种传统服饰？秦汉？魏晋？盛唐？两宋？明制？还是恢复清朝以前的一切？
如果唐朝算传统，那么宋朝算不算背离传统？如果明朝算传统，那么唐朝又算不算异端？如果所有朝代都算传统，那么所谓“恢复传统”究竟恢复的是什么？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服饰从来没有停止过变化。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时候，已经在引入外来元素；盛唐服饰里有大量西域风格；元代、明代、清代又各有各的特点。中国人穿什么，从来都是跟着时代走，而不是跟着祖宗走。
唐人觉得自己穿的是时尚，不会觉得自己在穿“传统服饰”；宋人也不会每天照着汉代画像给自己搭配衣服；明朝人更不会觉得自己应该穿回唐装才算文化自信。
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认为自己穿的是现代服饰。服饰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不断淘汰过去、创造当下的历史。
今天的人觉得唐装好看，唐朝人可能觉得那是最新潮流；明朝人觉得自己的衣服体面庄重，也不会认为自己在扮演古人。
说白了，人类在服饰上的审美规律其实很简单：永远是以当下为美，以过去为旧。这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全世界。
问题在于，日本、韩国以及许多中东国家，虽然服饰也发生过变化，但传统服饰从未彻底退出日常生活。今天的日本仍有人穿和服参加节庆和重要场合；韩国的韩服依然有现实生活场景；阿拉伯长袍至今仍是很多人的日常着装。因此这些服饰并没有真正断代。人们每天都能看见，自然不会觉得突兀。
可中国不一样。过去一百多年里，中国人的服饰经历了近乎断裂式的变化。长袍马褂退出历史舞台，旗袍与中山装兴起；后来全国满街军绿色和蓝灰色；改革开放后又迅速全面西化，牛仔裤、T恤、西装成为主流。几代人下来，中国人的审美体系、生活方式和身体习惯早已完成重构。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喜欢看汉服，却不喜欢穿汉服。喜欢别人穿，自己不穿；喜欢拍照穿，不喜欢上班穿；喜欢节庆穿，不喜欢买菜穿；喜欢在景区穿，不喜欢坐地铁穿。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传统服饰已经不是生活方式，而是表演道具。
它首先是一种文化符号，然后才是一件衣服。
所以今天很多所谓“传统服饰复兴”，复兴的其实并不是传统，而是现代人对于传统的想象。因为很多今天流行的汉服，本身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复原。有的领口像唐代，有的袖子像宋代，有的下摆像明代，再加一点现代剪裁、现代面料和现代审美，最后变成一种混合型产物。说得直白一点：很多所谓“汉服”，更像是历史元素的拼盘。这本来没什么问题。文化本来就允许创新。
真正荒唐的地方在于，当一种现代人重新创造出来的文化产品，被包装成唯一正确的“传统”，甚至进一步被赋予民族主义意义的时候，事情就开始变味了。
因为连创造它的人都说不清它究竟属于哪个时代，却开始要求别人接受它代表“中华传统”。
更荒唐的是，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自己平时穿着西装、运动鞋、牛仔裤，却热衷于让别人穿所谓传统服饰。
尤其当这种符号开始被强加到维吾尔人、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儿童身上的时候，那种荒诞感就达到顶峰。孩子们被穿上所谓“中华传统服饰”，站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可这些服饰既不是他们祖先的服饰，也不是今天中国人的日常服饰。它们更像一种政治戏服。这些孩子不是在展示文化，而是在完成一种身份表演。他们被要求通过服装告诉所有人：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应该成为谁。
于是最讽刺的一幕出现了。一个连自己都早已不穿传统服饰的社会，却开始热衷于让别人穿上它；一个连传统究竟是什么都说不清楚的群体，却开始替别人定义传统；一个早已完成现代化服饰转换的民族，却试图通过舞台表演向世界证明自己仍然活在古代。
真正的文化传承从来不是这样。真正的文化是活着的，是自然延续的，是人们愿意穿、愿意说、愿意相信、愿意代代相传的东西。
而不是从博物馆里翻出几张古画，从历史书里抄出几个元素，再经过现代设计重新缝制之后，披到别人身上，然后告诉全世界：
这就是传统。
如果文化需要靠行政命令去推广，需要靠政治力量去塑造，需要靠孩子们穿着戏服去证明它的存在，那么它所暴露出来的往往不是文化自信，而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焦虑。
作者：马瑞林
汉服狂欢与文化独尊：传统服饰复兴表象下的狭隘政治隐喻与反思
摘要：
服饰本是人类审美的自然表达，但近年来被官方与极端民粹高度政治化的汉服热，却夹杂着强烈的文化独尊与排外冲动。本文在肯定传统服饰美感的同时，警惕其背后潜藏的大汉族主义意识形态，强调真正的文化自信在于包容与万紫千红。
并不是说今天的汉服不好看，也不是说传统服饰没有美感。事实上，很多经过现代改良的汉服确实很漂亮，拍照好看，视频出片，走在古城景区里仙气飘飘，放在短视频平台上点赞无数。
问题在于，当一些人开始把它上升到“民族复兴”“文化回归”“血脉觉醒”的高度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反而没人回答得出来：究竟恢复哪一种传统服饰？秦汉？魏晋？盛唐？两宋？明制？还是恢复清朝以前的一切？
如果唐朝算传统，那么宋朝算不算背离传统？如果明朝算传统，那么唐朝又算不算异端？如果所有朝代都算传统，那么所谓“恢复传统”究竟恢复的是什么？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服饰从来没有停止过变化。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时候，已经在引入外来元素；盛唐服饰里有大量西域风格；元代、明代、清代又各有各的特点。中国人穿什么，从来都是跟着时代走，而不是跟着祖宗走。
唐人觉得自己穿的是时尚，不会觉得自己在穿“传统服饰”；宋人也不会每天照着汉代画像给自己搭配衣服；明朝人更不会觉得自己应该穿回唐装才算文化自信。
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认为自己穿的是现代服饰。服饰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不断淘汰过去、创造当下的历史。
今天的人觉得唐装好看，唐朝人可能觉得那是最新潮流；明朝人觉得自己的衣服体面庄重，也不会认为自己在扮演古人。
说白了，人类在服饰上的审美规律其实很简单：永远是以当下为美，以过去为旧。这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全世界。
问题在于，日本、韩国以及许多中东国家，虽然服饰也发生过变化，但传统服饰从未彻底退出日常生活。今天的日本仍有人穿和服参加节庆和重要场合；韩国的韩服依然有现实生活场景；阿拉伯长袍至今仍是很多人的日常着装。因此这些服饰并没有真正断代。人们每天都能看见，自然不会觉得突兀。
可中国不一样。过去一百多年里，中国人的服饰经历了近乎断裂式的变化。长袍马褂退出历史舞台，旗袍与中山装兴起；后来全国满街军绿色和蓝灰色；改革开放后又迅速全面西化，牛仔裤、T恤、西装成为主流。几代人下来，中国人的审美体系、生活方式和身体习惯早已完成重构。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喜欢看汉服，却不喜欢穿汉服。喜欢别人穿，自己不穿；喜欢拍照穿，不喜欢上班穿；喜欢节庆穿，不喜欢买菜穿；喜欢在景区穿，不喜欢坐地铁穿。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传统服饰已经不是生活方式，而是表演道具。
它首先是一种文化符号，然后才是一件衣服。
所以今天很多所谓“传统服饰复兴”，复兴的其实并不是传统，而是现代人对于传统的想象。因为很多今天流行的汉服，本身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复原。有的领口像唐代，有的袖子像宋代，有的下摆像明代，再加一点现代剪裁、现代面料和现代审美，最后变成一种混合型产物。说得直白一点：很多所谓“汉服”，更像是历史元素的拼盘。这本来没什么问题。文化本来就允许创新。
真正荒唐的地方在于，当一种现代人重新创造出来的文化产品，被包装成唯一正确的“传统”，甚至进一步被赋予民族主义意义的时候，事情就开始变味了。
因为连创造它的人都说不清它究竟属于哪个时代，却开始要求别人接受它代表“中华传统”。
更荒唐的是，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自己平时穿着西装、运动鞋、牛仔裤，却热衷于让别人穿所谓传统服饰。
尤其当这种符号开始被强加到维吾尔人、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儿童身上的时候，那种荒诞感就达到顶峰。孩子们被穿上所谓“中华传统服饰”，站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可这些服饰既不是他们祖先的服饰，也不是今天中国人的日常服饰。它们更像一种政治戏服。这些孩子不是在展示文化，而是在完成一种身份表演。他们被要求通过服装告诉所有人：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应该成为谁。
于是最讽刺的一幕出现了。一个连自己都早已不穿传统服饰的社会，却开始热衷于让别人穿上它；一个连传统究竟是什么都说不清楚的群体，却开始替别人定义传统；一个早已完成现代化服饰转换的民族，却试图通过舞台表演向世界证明自己仍然活在古代。
真正的文化传承从来不是这样。真正的文化是活着的，是自然延续的，是人们愿意穿、愿意说、愿意相信、愿意代代相传的东西。
而不是从博物馆里翻出几张古画，从历史书里抄出几个元素，再经过现代设计重新缝制之后，披到别人身上，然后告诉全世界：
这就是传统。
如果文化需要靠行政命令去推广，需要靠政治力量去塑造，需要靠孩子们穿着戏服去证明它的存在，那么它所暴露出来的往往不是文化自信，而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焦虑。
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权力交接真空与极权统治必然面临的内部裂变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6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权力交接真空与极权统治必然面临的内部裂变
摘要：
终身制独裁彻底摧毁了接班人机制，使最高权力的传承演变成悬在全社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本文结合古今中外专制政权覆灭史，论述独裁政权在权力暮年无可避免的信任崩塌与内部倾轧，为观察中国政治未来走向提供敏锐视角。
纵观人类历史，战争未必是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经济危机未必是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甚至民众的不满和国际制裁，也未必是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对于绝大多数独裁者而言，真正决定其命运的，往往是权力交接。
许多独裁者能够夺取权力，却未必能够安全地交出权力；能够统治国家几十年，却无法解决自己离开之后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几千年的政治史，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关于权力继承的历史。
因为权力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外部敌人，而是继承者。
古代帝王对此看得极其透彻。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最担心的不是匈奴，而是帝国如何传承；汉武帝晚年最大的精力放在太子问题上；唐太宗、康熙、雍正莫不如此。许多皇帝晚年最大的焦虑，不是疆域，不是财政，而是谁来接班。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死后最有能力推翻自己政治遗产的人，往往不是敌国，而是下一任统治者。
历史上弑父夺权、囚父夺权、兄弟相残的案例比比皆是。奥斯曼帝国长期存在兄弟相杀乃至弑亲继位的传统；莫卧儿帝国的奥朗则布推翻并囚禁自己的父亲沙贾汗；中国历史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以武力重塑继承秩序；朱棣则以“靖难”之名夺取侄子的皇位。这些故事说明了一个残酷事实：即使在血缘体系内部，权力也会腐蚀亲情。然而，尽管如此，纵观古今中外，父传子授依然是相对最安全的权力继承模式。原因并不复杂。儿子继承父亲，不仅继承权力，也继承家族命运。父亲留下的财富、盟友、军队、政治遗产以及历史评价，最终都会落到子孙身上。继承者维护前任的声誉，本质上也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性。
家天下虽然未必高明，却解决了一个核心问题：继承者与被继承者的利益高度一致。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王朝能够延续数代甚至数十代。因为血缘未必能够保证贤明，却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清算前任的动力。
而现代共产主义国家则面临完全不同的问题。它们否定世袭，却又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于是便产生了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继承者拥有与前任几乎同样巨大的权力，却没有与前任绑定的血缘利益。结果便是，切割前任往往成为继承者树立权威最快捷的方式。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下台后，其路线被重新调整；毛泽东死后，“四人帮”迅速垮台；华国锋失势后逐渐被边缘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交接同样如此。
对于新的统治者而言，最容易建立权威的方法，往往就是重新定义前任。推翻部分政策，否定部分路线，清理部分人马，重组整个权力结构。于是，“清算前朝”逐渐成为现代集权体制中的一种惯性。这种不安全感不仅存在于最高统治者身上，也存在于围绕其形成的整个权力集团之中。
古代有一句话叫“一朝天子一朝臣”。许多人把它理解成官场规律，但实际上它揭示的是权力继承最残酷的现实：当新的权力中心形成时，旧权力中心及其附属网络，天然会被视为潜在威胁。因此，权力交接不仅意味着最高统治者的更替，也意味着整个利益结构的重组。
习近平时代将这一规律以一种极其公开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二十大闭幕式上，已经退休十年的前总书记胡锦涛在全世界媒体镜头前被工作人员带离会场。无论外界如何解释这一事件，它都成为中国政治史上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幕。因为它向所有人展示了一个事实：即便是曾经的最高领导人，也未必能够真正脱离后来形成的新权力结构。与此同时，过去十余年间，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形成的大量政治网络、军队系统和官僚体系也经历了深刻重组。从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到孙政才等人的落马，无论官方如何定性，从政治结果来看，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前任时代留下的大量核心力量逐渐退出舞台，而新的权力体系不断建立。
这也是为什么独裁者晚年往往会陷入一种近乎病态的不安全感。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亲手打造的权力机器，一旦交到别人手中，也可能反过来指向自己。从这个角度看，现代集权体制最大的难题，其实从来不是如何获得权力，而是如何安全地离开权力。而这恰恰是共产党体制最脆弱的地方。古代帝王至少还有血缘继承作为最后的安全网。现代独裁者却往往失去了这种保障。对于他们而言，最危险的从来不是反对派，而是接班人；最难预测的从来不是敌人，而是未来。
因此，所有高度集权的统治者最终都会面对同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自己离开了权力中心，谁能够保证自己、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亲信以及自己所建立的一切仍然安全？这个问题，秦始皇没有解决，斯大林没有解决，毛泽东没有解决。直到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独裁体制，也依然没有解决。
如果把问题具体放到习近平身上，那么他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并不是如何继续掌权，而是如何安全地离开权力。他亲手拆毁了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集体领导、隔代指定与任期退出机制，将自己推上了一辆无法减速、更无法下车的单行道。于是乎，习近平离开的唯一渠道是将权力传授给他的子女（包括私生的），除此外，很难不被下一任刨了祖坟，灭了九族。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权力交接真空与极权统治必然面临的内部裂变
摘要：
终身制独裁彻底摧毁了接班人机制，使最高权力的传承演变成悬在全社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本文结合古今中外专制政权覆灭史，论述独裁政权在权力暮年无可避免的信任崩塌与内部倾轧，为观察中国政治未来走向提供敏锐视角。
纵观人类历史，战争未必是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经济危机未必是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甚至民众的不满和国际制裁，也未必是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对于绝大多数独裁者而言，真正决定其命运的，往往是权力交接。
许多独裁者能够夺取权力，却未必能够安全地交出权力；能够统治国家几十年，却无法解决自己离开之后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几千年的政治史，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关于权力继承的历史。
因为权力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外部敌人，而是继承者。
古代帝王对此看得极其透彻。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最担心的不是匈奴，而是帝国如何传承；汉武帝晚年最大的精力放在太子问题上；唐太宗、康熙、雍正莫不如此。许多皇帝晚年最大的焦虑，不是疆域，不是财政，而是谁来接班。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死后最有能力推翻自己政治遗产的人，往往不是敌国，而是下一任统治者。
历史上弑父夺权、囚父夺权、兄弟相残的案例比比皆是。奥斯曼帝国长期存在兄弟相杀乃至弑亲继位的传统；莫卧儿帝国的奥朗则布推翻并囚禁自己的父亲沙贾汗；中国历史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以武力重塑继承秩序；朱棣则以“靖难”之名夺取侄子的皇位。这些故事说明了一个残酷事实：即使在血缘体系内部，权力也会腐蚀亲情。然而，尽管如此，纵观古今中外，父传子授依然是相对最安全的权力继承模式。原因并不复杂。儿子继承父亲，不仅继承权力，也继承家族命运。父亲留下的财富、盟友、军队、政治遗产以及历史评价，最终都会落到子孙身上。继承者维护前任的声誉，本质上也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性。
家天下虽然未必高明，却解决了一个核心问题：继承者与被继承者的利益高度一致。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王朝能够延续数代甚至数十代。因为血缘未必能够保证贤明，却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清算前任的动力。
而现代共产主义国家则面临完全不同的问题。它们否定世袭，却又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于是便产生了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继承者拥有与前任几乎同样巨大的权力，却没有与前任绑定的血缘利益。结果便是，切割前任往往成为继承者树立权威最快捷的方式。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下台后，其路线被重新调整；毛泽东死后，“四人帮”迅速垮台；华国锋失势后逐渐被边缘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交接同样如此。
对于新的统治者而言，最容易建立权威的方法，往往就是重新定义前任。推翻部分政策，否定部分路线，清理部分人马，重组整个权力结构。于是，“清算前朝”逐渐成为现代集权体制中的一种惯性。这种不安全感不仅存在于最高统治者身上，也存在于围绕其形成的整个权力集团之中。
古代有一句话叫“一朝天子一朝臣”。许多人把它理解成官场规律，但实际上它揭示的是权力继承最残酷的现实：当新的权力中心形成时，旧权力中心及其附属网络，天然会被视为潜在威胁。因此，权力交接不仅意味着最高统治者的更替，也意味着整个利益结构的重组。
习近平时代将这一规律以一种极其公开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二十大闭幕式上，已经退休十年的前总书记胡锦涛在全世界媒体镜头前被工作人员带离会场。无论外界如何解释这一事件，它都成为中国政治史上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幕。因为它向所有人展示了一个事实：即便是曾经的最高领导人，也未必能够真正脱离后来形成的新权力结构。与此同时，过去十余年间，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形成的大量政治网络、军队系统和官僚体系也经历了深刻重组。从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到孙政才等人的落马，无论官方如何定性，从政治结果来看，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前任时代留下的大量核心力量逐渐退出舞台，而新的权力体系不断建立。
这也是为什么独裁者晚年往往会陷入一种近乎病态的不安全感。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亲手打造的权力机器，一旦交到别人手中，也可能反过来指向自己。从这个角度看，现代集权体制最大的难题，其实从来不是如何获得权力，而是如何安全地离开权力。而这恰恰是共产党体制最脆弱的地方。古代帝王至少还有血缘继承作为最后的安全网。现代独裁者却往往失去了这种保障。对于他们而言，最危险的从来不是反对派，而是接班人；最难预测的从来不是敌人，而是未来。
因此，所有高度集权的统治者最终都会面对同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自己离开了权力中心，谁能够保证自己、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亲信以及自己所建立的一切仍然安全？这个问题，秦始皇没有解决，斯大林没有解决，毛泽东没有解决。直到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独裁体制，也依然没有解决。
如果把问题具体放到习近平身上，那么他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并不是如何继续掌权，而是如何安全地离开权力。他亲手拆毁了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集体领导、隔代指定与任期退出机制，将自己推上了一辆无法减速、更无法下车的单行道。于是乎，习近平离开的唯一渠道是将权力传授给他的子女（包括私生的），除此外，很难不被下一任刨了祖坟，灭了九族。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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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权力交接真空与极权统治必然面临的内部裂变
摘要：
终身制独裁彻底摧毁了接班人机制，使最高权力的传承演变成悬在全社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本文结合古今中外专制政权覆灭史，论述独裁政权在权力暮年无可避免的信任崩塌与内部倾轧，为观察中国政治未来走向提供敏锐视角。
纵观人类历史，战争未必是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经济危机未必是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甚至民众的不满和国际制裁，也未必是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对于绝大多数独裁者而言，真正决定其命运的，往往是权力交接。
许多独裁者能够夺取权力，却未必能够安全地交出权力；能够统治国家几十年，却无法解决自己离开之后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几千年的政治史，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关于权力继承的历史。
因为权力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外部敌人，而是继承者。
古代帝王对此看得极其透彻。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最担心的不是匈奴，而是帝国如何传承；汉武帝晚年最大的精力放在太子问题上；唐太宗、康熙、雍正莫不如此。许多皇帝晚年最大的焦虑，不是疆域，不是财政，而是谁来接班。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死后最有能力推翻自己政治遗产的人，往往不是敌国，而是下一任统治者。
历史上弑父夺权、囚父夺权、兄弟相残的案例比比皆是。奥斯曼帝国长期存在兄弟相杀乃至弑亲继位的传统；莫卧儿帝国的奥朗则布推翻并囚禁自己的父亲沙贾汗；中国历史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以武力重塑继承秩序；朱棣则以“靖难”之名夺取侄子的皇位。这些故事说明了一个残酷事实：即使在血缘体系内部，权力也会腐蚀亲情。然而，尽管如此，纵观古今中外，父传子授依然是相对最安全的权力继承模式。原因并不复杂。儿子继承父亲，不仅继承权力，也继承家族命运。父亲留下的财富、盟友、军队、政治遗产以及历史评价，最终都会落到子孙身上。继承者维护前任的声誉，本质上也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性。
家天下虽然未必高明，却解决了一个核心问题：继承者与被继承者的利益高度一致。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王朝能够延续数代甚至数十代。因为血缘未必能够保证贤明，却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清算前任的动力。
而现代共产主义国家则面临完全不同的问题。它们否定世袭，却又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于是便产生了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继承者拥有与前任几乎同样巨大的权力，却没有与前任绑定的血缘利益。结果便是，切割前任往往成为继承者树立权威最快捷的方式。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下台后，其路线被重新调整；毛泽东死后，“四人帮”迅速垮台；华国锋失势后逐渐被边缘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交接同样如此。
对于新的统治者而言，最容易建立权威的方法，往往就是重新定义前任。推翻部分政策，否定部分路线，清理部分人马，重组整个权力结构。于是，“清算前朝”逐渐成为现代集权体制中的一种惯性。这种不安全感不仅存在于最高统治者身上，也存在于围绕其形成的整个权力集团之中。
古代有一句话叫“一朝天子一朝臣”。许多人把它理解成官场规律，但实际上它揭示的是权力继承最残酷的现实：当新的权力中心形成时，旧权力中心及其附属网络，天然会被视为潜在威胁。因此，权力交接不仅意味着最高统治者的更替，也意味着整个利益结构的重组。
习近平时代将这一规律以一种极其公开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二十大闭幕式上，已经退休十年的前总书记胡锦涛在全世界媒体镜头前被工作人员带离会场。无论外界如何解释这一事件，它都成为中国政治史上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幕。因为它向所有人展示了一个事实：即便是曾经的最高领导人，也未必能够真正脱离后来形成的新权力结构。与此同时，过去十余年间，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形成的大量政治网络、军队系统和官僚体系也经历了深刻重组。从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到孙政才等人的落马，无论官方如何定性，从政治结果来看，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前任时代留下的大量核心力量逐渐退出舞台，而新的权力体系不断建立。
这也是为什么独裁者晚年往往会陷入一种近乎病态的不安全感。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亲手打造的权力机器，一旦交到别人手中，也可能反过来指向自己。从这个角度看，现代集权体制最大的难题，其实从来不是如何获得权力，而是如何安全地离开权力。而这恰恰是共产党体制最脆弱的地方。古代帝王至少还有血缘继承作为最后的安全网。现代独裁者却往往失去了这种保障。对于他们而言，最危险的从来不是反对派，而是接班人；最难预测的从来不是敌人，而是未来。
因此，所有高度集权的统治者最终都会面对同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自己离开了权力中心，谁能够保证自己、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亲信以及自己所建立的一切仍然安全？这个问题，秦始皇没有解决，斯大林没有解决，毛泽东没有解决。直到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独裁体制，也依然没有解决。
如果把问题具体放到习近平身上，那么他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并不是如何继续掌权，而是如何安全地离开权力。他亲手拆毁了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集体领导、隔代指定与任期退出机制，将自己推上了一辆无法减速、更无法下车的单行道。于是乎，习近平离开的唯一渠道是将权力传授给他的子女（包括私生的），除此外，很难不被下一任刨了祖坟，灭了九族。
作者：马瑞林
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权力交接真空与极权统治必然面临的内部裂变
摘要：
终身制独裁彻底摧毁了接班人机制，使最高权力的传承演变成悬在全社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本文结合古今中外专制政权覆灭史，论述独裁政权在权力暮年无可避免的信任崩塌与内部倾轧，为观察中国政治未来走向提供敏锐视角。
纵观人类历史，战争未必是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经济危机未必是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甚至民众的不满和国际制裁，也未必是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对于绝大多数独裁者而言，真正决定其命运的，往往是权力交接。
许多独裁者能够夺取权力，却未必能够安全地交出权力；能够统治国家几十年，却无法解决自己离开之后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几千年的政治史，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关于权力继承的历史。
因为权力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外部敌人，而是继承者。
古代帝王对此看得极其透彻。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最担心的不是匈奴，而是帝国如何传承；汉武帝晚年最大的精力放在太子问题上；唐太宗、康熙、雍正莫不如此。许多皇帝晚年最大的焦虑，不是疆域，不是财政，而是谁来接班。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死后最有能力推翻自己政治遗产的人，往往不是敌国，而是下一任统治者。
历史上弑父夺权、囚父夺权、兄弟相残的案例比比皆是。奥斯曼帝国长期存在兄弟相杀乃至弑亲继位的传统；莫卧儿帝国的奥朗则布推翻并囚禁自己的父亲沙贾汗；中国历史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以武力重塑继承秩序；朱棣则以“靖难”之名夺取侄子的皇位。这些故事说明了一个残酷事实：即使在血缘体系内部，权力也会腐蚀亲情。然而，尽管如此，纵观古今中外，父传子授依然是相对最安全的权力继承模式。原因并不复杂。儿子继承父亲，不仅继承权力，也继承家族命运。父亲留下的财富、盟友、军队、政治遗产以及历史评价，最终都会落到子孙身上。继承者维护前任的声誉，本质上也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性。
家天下虽然未必高明，却解决了一个核心问题：继承者与被继承者的利益高度一致。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王朝能够延续数代甚至数十代。因为血缘未必能够保证贤明，却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清算前任的动力。
而现代共产主义国家则面临完全不同的问题。它们否定世袭，却又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于是便产生了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继承者拥有与前任几乎同样巨大的权力，却没有与前任绑定的血缘利益。结果便是，切割前任往往成为继承者树立权威最快捷的方式。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下台后，其路线被重新调整；毛泽东死后，“四人帮”迅速垮台；华国锋失势后逐渐被边缘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交接同样如此。
对于新的统治者而言，最容易建立权威的方法，往往就是重新定义前任。推翻部分政策，否定部分路线，清理部分人马，重组整个权力结构。于是，“清算前朝”逐渐成为现代集权体制中的一种惯性。这种不安全感不仅存在于最高统治者身上，也存在于围绕其形成的整个权力集团之中。
古代有一句话叫“一朝天子一朝臣”。许多人把它理解成官场规律，但实际上它揭示的是权力继承最残酷的现实：当新的权力中心形成时，旧权力中心及其附属网络，天然会被视为潜在威胁。因此，权力交接不仅意味着最高统治者的更替，也意味着整个利益结构的重组。
习近平时代将这一规律以一种极其公开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二十大闭幕式上，已经退休十年的前总书记胡锦涛在全世界媒体镜头前被工作人员带离会场。无论外界如何解释这一事件，它都成为中国政治史上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幕。因为它向所有人展示了一个事实：即便是曾经的最高领导人，也未必能够真正脱离后来形成的新权力结构。与此同时，过去十余年间，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形成的大量政治网络、军队系统和官僚体系也经历了深刻重组。从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到孙政才等人的落马，无论官方如何定性，从政治结果来看，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前任时代留下的大量核心力量逐渐退出舞台，而新的权力体系不断建立。
这也是为什么独裁者晚年往往会陷入一种近乎病态的不安全感。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亲手打造的权力机器，一旦交到别人手中，也可能反过来指向自己。从这个角度看，现代集权体制最大的难题，其实从来不是如何获得权力，而是如何安全地离开权力。而这恰恰是共产党体制最脆弱的地方。古代帝王至少还有血缘继承作为最后的安全网。现代独裁者却往往失去了这种保障。对于他们而言，最危险的从来不是反对派，而是接班人；最难预测的从来不是敌人，而是未来。
因此，所有高度集权的统治者最终都会面对同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自己离开了权力中心，谁能够保证自己、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亲信以及自己所建立的一切仍然安全？这个问题，秦始皇没有解决，斯大林没有解决，毛泽东没有解决。直到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独裁体制，也依然没有解决。
如果把问题具体放到习近平身上，那么他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并不是如何继续掌权，而是如何安全地离开权力。他亲手拆毁了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集体领导、隔代指定与任期退出机制，将自己推上了一辆无法减速、更无法下车的单行道。于是乎，习近平离开的唯一渠道是将权力传授给他的子女（包括私生的），除此外，很难不被下一任刨了祖坟，灭了九族。
紧急通知下的信仰考验：评地方伊协行政化指令对清真寺独立地位的侵蚀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4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紧急通知下的信仰考验：评地方伊协行政化指令对清真寺独立地位的侵蚀
摘要：
地方伊斯兰教协会下发行政指令、将宗教场所变成政策宣讲站的做法，严重违背了清真寺作为纯洁礼拜场所的本质。本文直面宗教管理机构官僚化对信众信仰生活的负面干扰，探讨在世俗高压下阿訇与坊民如何智慧守护神圣空间的信仰纯洁性。
近日，宁夏某地伊斯兰教协会的微信群通知要求各清真寺迅速组织人员，对教长室、图书室进行全毯式排查。指令简明而冷酷：凡是无正规出版社、无条形码、无价格、无销售商的“非法出版宗教书籍”，一律集中收缴，统一销毁。
标准如此精确，又如此荒诞——在权力的漏斗里，几百年的手抄经典、代代相传的信仰注解，因为没有贴上现代商业的商品标签，便沦为了等待付之一炬的废纸。
看到这份通知，我并不意外。这场针对文字与信仰的围猎，早已风干成了长达数年的日常。
涉伊斯兰教出版物的命运，是一幅政策尺度不断收紧的晴雨表。
2015年以前，审查虽如履薄冰，但生死门前还留有一条狭窄的缝隙。出版社为了避险，会将书稿送交省级宗教事务部门。我曾受托审核过几部译作，最终给出具的正式公函：“经审核，未发现违反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内容。”即便如此，一年能侥幸降生的作品也寥寥无几。
2015年开始，风向变了，出版社谈“伊”色变，谁也无法预知哪一个词汇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突然被确诊为“政治病毒”。
到了2018年前后，审查演变为一场浩大的政治考古。我的许多同事每人抱着一本《古兰经》汉译本或《圣训》汇编，逐字逐句地在字里行间掘进。他们用荧光笔在“战争”、“打击”、“杀死”等词汇上画圈，如获至宝，仿佛抓住了某种隐秘的罪证。兰州阿语中专学校就一次性被查抄了三大卡车图书，并拉到郊外付之一炬，巧合的是，专门负责烧那三车书的是兰州安全部门的一回族小伙。
影视剧里常有这样的定格：千年古寺，藏经阁巍然耸立，典籍汗牛充栋，仿佛知识本身都能堆满整座楼阁。然而现实中的中国清真寺却完全是另一番模样。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户照进空旷的礼拜殿，光束里漂浮着细小的尘埃。靠近窗台的角落，零零散散躺着几本已经被无数双手翻得卷边、开裂、泛黄的《古兰经》手抄本和影印本。除此之外，往往再无多少像样的宗教读物。没有成排书架，没有浩瀚典籍，没有代代累积的知识宝库，只有空旷的礼拜殿、沉默的阳光和几本顽强存活下来的旧书。仿佛整个时代留给中国穆斯林的知识遗产，都被浓缩在那几页已经发脆的纸张里。唯有官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中国穆斯林》杂志，整齐划一地摆放在每一座清真寺的书架上。而真正的神学经典、教法文献，长期处于被流放的状态。
有意思的是，大约2010年前后，宗教部门和党委宣传部门曾经大力推动所谓“农家书屋”进寺院活动。一些地方把农家书屋设在清真寺里，那些崭新的书架上，塞满了农技与政策，唯独容不下一本解释信仰的经典。
清真寺不仅是礼拜的场所，在长达千年的传统中，它更是一所传承语言、道德与神学的学校。
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禁入清真寺的铁律被严厉执行，信仰的脐带被拦腰斩断。当年轻一代无法接触经典、无法聆听导师、无法感知宗教教育的温度时，这种文明的物种便在统计学意义上走向了实质性的脑死亡。今天，收缴那些残存的、翻烂的旧教材，意味着最后一片精神自留地将被彻底沙化。书架空了，经堂静了，一个群体的灵魂便失去了栖息的肉身。
很多人以为，中共是在打击某些书。其实不是，他们是在争夺解释权。因为任何经典都会告诉人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义；什么应当服从，什么不应当服从。而对于高度集权的体制来说，最危险的从来不是一本书，而是书背后独立于权力之外的价值体系。任何宗教都意味着另一套判断标准，任何经典都意味着另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任何宗教共同体都意味着一种不完全依附于国家机器的组织结构。他们收走书籍，垄断经典的解释权；他们改写经文的注释，重新定义信仰的边界；他们干预宗教教育，塑造符合权力需要的宗教形态。这正是近年来所谓“宗教中国化”的核心逻辑。 2024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出版《古兰经节选简注》，其中大量加入习近平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宗教中国化”等内容，这实际上揭示了整个问题的核心。他们明白，无法让穆斯林放弃《古兰经》，那么就让《古兰经》按照他们的方式被阅读。他们真正害怕的，也不是书架上的纸张，而是书本之外那些无法被权力彻底控制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查禁图书。它更像是一场系统性的宗教与文化改造工程。其目的不仅是管理宗教，而是重塑宗教；不仅是规范信仰，而是重新定义信仰；不仅是控制今天，而是试图改造未来。
然而，即便如此，我依然不悲观。因为今天不是秦始皇时代，也不是纳粹时代，也不是靠几把火就能消灭思想的时代。
《古兰经》说：“他们妄图用口舌吹灭安拉的光明，然而安拉必定使他的光明圆满完成，即使不信道者再如何憎恶。”（9:32）这节经文放在今天，似乎比任何时代都更加贴切，清真寺里的书架可以清理，图书馆可以搬空，纸质书可以收缴、可以烧毁；但电子书烧不掉，互联网烧不掉，人工智能烧不掉，分散在全世界数十亿设备中的知识烧不掉。
历史上所有的焚书者，都产生过一种掌握了“时间线”的幻觉，以为烈火能烧死异端。可他们最终都会绝望地发现：那熊熊燃烧的火光，照亮的恰恰是他们自己的狂妄与愚蠢。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紧急通知下的信仰考验：评地方伊协行政化指令对清真寺独立地位的侵蚀
摘要：
地方伊斯兰教协会下发行政指令、将宗教场所变成政策宣讲站的做法，严重违背了清真寺作为纯洁礼拜场所的本质。本文直面宗教管理机构官僚化对信众信仰生活的负面干扰，探讨在世俗高压下阿訇与坊民如何智慧守护神圣空间的信仰纯洁性。
近日，宁夏某地伊斯兰教协会的微信群通知要求各清真寺迅速组织人员，对教长室、图书室进行全毯式排查。指令简明而冷酷：凡是无正规出版社、无条形码、无价格、无销售商的“非法出版宗教书籍”，一律集中收缴，统一销毁。
标准如此精确，又如此荒诞——在权力的漏斗里，几百年的手抄经典、代代相传的信仰注解，因为没有贴上现代商业的商品标签，便沦为了等待付之一炬的废纸。
看到这份通知，我并不意外。这场针对文字与信仰的围猎，早已风干成了长达数年的日常。
涉伊斯兰教出版物的命运，是一幅政策尺度不断收紧的晴雨表。
2015年以前，审查虽如履薄冰，但生死门前还留有一条狭窄的缝隙。出版社为了避险，会将书稿送交省级宗教事务部门。我曾受托审核过几部译作，最终给出具的正式公函：“经审核，未发现违反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内容。”即便如此，一年能侥幸降生的作品也寥寥无几。
2015年开始，风向变了，出版社谈“伊”色变，谁也无法预知哪一个词汇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突然被确诊为“政治病毒”。
到了2018年前后，审查演变为一场浩大的政治考古。我的许多同事每人抱着一本《古兰经》汉译本或《圣训》汇编，逐字逐句地在字里行间掘进。他们用荧光笔在“战争”、“打击”、“杀死”等词汇上画圈，如获至宝，仿佛抓住了某种隐秘的罪证。兰州阿语中专学校就一次性被查抄了三大卡车图书，并拉到郊外付之一炬，巧合的是，专门负责烧那三车书的是兰州安全部门的一回族小伙。
影视剧里常有这样的定格：千年古寺，藏经阁巍然耸立，典籍汗牛充栋，仿佛知识本身都能堆满整座楼阁。然而现实中的中国清真寺却完全是另一番模样。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户照进空旷的礼拜殿，光束里漂浮着细小的尘埃。靠近窗台的角落，零零散散躺着几本已经被无数双手翻得卷边、开裂、泛黄的《古兰经》手抄本和影印本。除此之外，往往再无多少像样的宗教读物。没有成排书架，没有浩瀚典籍，没有代代累积的知识宝库，只有空旷的礼拜殿、沉默的阳光和几本顽强存活下来的旧书。仿佛整个时代留给中国穆斯林的知识遗产，都被浓缩在那几页已经发脆的纸张里。唯有官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中国穆斯林》杂志，整齐划一地摆放在每一座清真寺的书架上。而真正的神学经典、教法文献，长期处于被流放的状态。
有意思的是，大约2010年前后，宗教部门和党委宣传部门曾经大力推动所谓“农家书屋”进寺院活动。一些地方把农家书屋设在清真寺里，那些崭新的书架上，塞满了农技与政策，唯独容不下一本解释信仰的经典。
清真寺不仅是礼拜的场所，在长达千年的传统中，它更是一所传承语言、道德与神学的学校。
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禁入清真寺的铁律被严厉执行，信仰的脐带被拦腰斩断。当年轻一代无法接触经典、无法聆听导师、无法感知宗教教育的温度时，这种文明的物种便在统计学意义上走向了实质性的脑死亡。今天，收缴那些残存的、翻烂的旧教材，意味着最后一片精神自留地将被彻底沙化。书架空了，经堂静了，一个群体的灵魂便失去了栖息的肉身。
很多人以为，中共是在打击某些书。其实不是，他们是在争夺解释权。因为任何经典都会告诉人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义；什么应当服从，什么不应当服从。而对于高度集权的体制来说，最危险的从来不是一本书，而是书背后独立于权力之外的价值体系。任何宗教都意味着另一套判断标准，任何经典都意味着另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任何宗教共同体都意味着一种不完全依附于国家机器的组织结构。他们收走书籍，垄断经典的解释权；他们改写经文的注释，重新定义信仰的边界；他们干预宗教教育，塑造符合权力需要的宗教形态。这正是近年来所谓“宗教中国化”的核心逻辑。 2024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出版《古兰经节选简注》，其中大量加入习近平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宗教中国化”等内容，这实际上揭示了整个问题的核心。他们明白，无法让穆斯林放弃《古兰经》，那么就让《古兰经》按照他们的方式被阅读。他们真正害怕的，也不是书架上的纸张，而是书本之外那些无法被权力彻底控制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查禁图书。它更像是一场系统性的宗教与文化改造工程。其目的不仅是管理宗教，而是重塑宗教；不仅是规范信仰，而是重新定义信仰；不仅是控制今天，而是试图改造未来。
然而，即便如此，我依然不悲观。因为今天不是秦始皇时代，也不是纳粹时代，也不是靠几把火就能消灭思想的时代。
《古兰经》说：“他们妄图用口舌吹灭安拉的光明，然而安拉必定使他的光明圆满完成，即使不信道者再如何憎恶。”（9:32）这节经文放在今天，似乎比任何时代都更加贴切，清真寺里的书架可以清理，图书馆可以搬空，纸质书可以收缴、可以烧毁；但电子书烧不掉，互联网烧不掉，人工智能烧不掉，分散在全世界数十亿设备中的知识烧不掉。
历史上所有的焚书者，都产生过一种掌握了“时间线”的幻觉，以为烈火能烧死异端。可他们最终都会绝望地发现：那熊熊燃烧的火光，照亮的恰恰是他们自己的狂妄与愚蠢。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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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紧急通知下的信仰考验：评地方伊协行政化指令对清真寺独立地位的侵蚀
摘要：
地方伊斯兰教协会下发行政指令、将宗教场所变成政策宣讲站的做法，严重违背了清真寺作为纯洁礼拜场所的本质。本文直面宗教管理机构官僚化对信众信仰生活的负面干扰，探讨在世俗高压下阿訇与坊民如何智慧守护神圣空间的信仰纯洁性。
近日，宁夏某地伊斯兰教协会的微信群通知要求各清真寺迅速组织人员，对教长室、图书室进行全毯式排查。指令简明而冷酷：凡是无正规出版社、无条形码、无价格、无销售商的“非法出版宗教书籍”，一律集中收缴，统一销毁。
标准如此精确，又如此荒诞——在权力的漏斗里，几百年的手抄经典、代代相传的信仰注解，因为没有贴上现代商业的商品标签，便沦为了等待付之一炬的废纸。
看到这份通知，我并不意外。这场针对文字与信仰的围猎，早已风干成了长达数年的日常。
涉伊斯兰教出版物的命运，是一幅政策尺度不断收紧的晴雨表。
2015年以前，审查虽如履薄冰，但生死门前还留有一条狭窄的缝隙。出版社为了避险，会将书稿送交省级宗教事务部门。我曾受托审核过几部译作，最终给出具的正式公函：“经审核，未发现违反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内容。”即便如此，一年能侥幸降生的作品也寥寥无几。
2015年开始，风向变了，出版社谈“伊”色变，谁也无法预知哪一个词汇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突然被确诊为“政治病毒”。
到了2018年前后，审查演变为一场浩大的政治考古。我的许多同事每人抱着一本《古兰经》汉译本或《圣训》汇编，逐字逐句地在字里行间掘进。他们用荧光笔在“战争”、“打击”、“杀死”等词汇上画圈，如获至宝，仿佛抓住了某种隐秘的罪证。兰州阿语中专学校就一次性被查抄了三大卡车图书，并拉到郊外付之一炬，巧合的是，专门负责烧那三车书的是兰州安全部门的一回族小伙。
影视剧里常有这样的定格：千年古寺，藏经阁巍然耸立，典籍汗牛充栋，仿佛知识本身都能堆满整座楼阁。然而现实中的中国清真寺却完全是另一番模样。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户照进空旷的礼拜殿，光束里漂浮着细小的尘埃。靠近窗台的角落，零零散散躺着几本已经被无数双手翻得卷边、开裂、泛黄的《古兰经》手抄本和影印本。除此之外，往往再无多少像样的宗教读物。没有成排书架，没有浩瀚典籍，没有代代累积的知识宝库，只有空旷的礼拜殿、沉默的阳光和几本顽强存活下来的旧书。仿佛整个时代留给中国穆斯林的知识遗产，都被浓缩在那几页已经发脆的纸张里。唯有官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中国穆斯林》杂志，整齐划一地摆放在每一座清真寺的书架上。而真正的神学经典、教法文献，长期处于被流放的状态。
有意思的是，大约2010年前后，宗教部门和党委宣传部门曾经大力推动所谓“农家书屋”进寺院活动。一些地方把农家书屋设在清真寺里，那些崭新的书架上，塞满了农技与政策，唯独容不下一本解释信仰的经典。
清真寺不仅是礼拜的场所，在长达千年的传统中，它更是一所传承语言、道德与神学的学校。
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禁入清真寺的铁律被严厉执行，信仰的脐带被拦腰斩断。当年轻一代无法接触经典、无法聆听导师、无法感知宗教教育的温度时，这种文明的物种便在统计学意义上走向了实质性的脑死亡。今天，收缴那些残存的、翻烂的旧教材，意味着最后一片精神自留地将被彻底沙化。书架空了，经堂静了，一个群体的灵魂便失去了栖息的肉身。
很多人以为，中共是在打击某些书。其实不是，他们是在争夺解释权。因为任何经典都会告诉人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义；什么应当服从，什么不应当服从。而对于高度集权的体制来说，最危险的从来不是一本书，而是书背后独立于权力之外的价值体系。任何宗教都意味着另一套判断标准，任何经典都意味着另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任何宗教共同体都意味着一种不完全依附于国家机器的组织结构。他们收走书籍，垄断经典的解释权；他们改写经文的注释，重新定义信仰的边界；他们干预宗教教育，塑造符合权力需要的宗教形态。这正是近年来所谓“宗教中国化”的核心逻辑。 2024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出版《古兰经节选简注》，其中大量加入习近平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宗教中国化”等内容，这实际上揭示了整个问题的核心。他们明白，无法让穆斯林放弃《古兰经》，那么就让《古兰经》按照他们的方式被阅读。他们真正害怕的，也不是书架上的纸张，而是书本之外那些无法被权力彻底控制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查禁图书。它更像是一场系统性的宗教与文化改造工程。其目的不仅是管理宗教，而是重塑宗教；不仅是规范信仰，而是重新定义信仰；不仅是控制今天，而是试图改造未来。
然而，即便如此，我依然不悲观。因为今天不是秦始皇时代，也不是纳粹时代，也不是靠几把火就能消灭思想的时代。
《古兰经》说：“他们妄图用口舌吹灭安拉的光明，然而安拉必定使他的光明圆满完成，即使不信道者再如何憎恶。”（9:32）这节经文放在今天，似乎比任何时代都更加贴切，清真寺里的书架可以清理，图书馆可以搬空，纸质书可以收缴、可以烧毁；但电子书烧不掉，互联网烧不掉，人工智能烧不掉，分散在全世界数十亿设备中的知识烧不掉。
历史上所有的焚书者，都产生过一种掌握了“时间线”的幻觉，以为烈火能烧死异端。可他们最终都会绝望地发现：那熊熊燃烧的火光，照亮的恰恰是他们自己的狂妄与愚蠢。
作者：马瑞林
紧急通知下的信仰考验：评地方伊协行政化指令对清真寺独立地位的侵蚀
摘要：
地方伊斯兰教协会下发行政指令、将宗教场所变成政策宣讲站的做法，严重违背了清真寺作为纯洁礼拜场所的本质。本文直面宗教管理机构官僚化对信众信仰生活的负面干扰，探讨在世俗高压下阿訇与坊民如何智慧守护神圣空间的信仰纯洁性。
近日，宁夏某地伊斯兰教协会的微信群通知要求各清真寺迅速组织人员，对教长室、图书室进行全毯式排查。指令简明而冷酷：凡是无正规出版社、无条形码、无价格、无销售商的“非法出版宗教书籍”，一律集中收缴，统一销毁。
标准如此精确，又如此荒诞——在权力的漏斗里，几百年的手抄经典、代代相传的信仰注解，因为没有贴上现代商业的商品标签，便沦为了等待付之一炬的废纸。
看到这份通知，我并不意外。这场针对文字与信仰的围猎，早已风干成了长达数年的日常。
涉伊斯兰教出版物的命运，是一幅政策尺度不断收紧的晴雨表。
2015年以前，审查虽如履薄冰，但生死门前还留有一条狭窄的缝隙。出版社为了避险，会将书稿送交省级宗教事务部门。我曾受托审核过几部译作，最终给出具的正式公函：“经审核，未发现违反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内容。”即便如此，一年能侥幸降生的作品也寥寥无几。
2015年开始，风向变了，出版社谈“伊”色变，谁也无法预知哪一个词汇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突然被确诊为“政治病毒”。
到了2018年前后，审查演变为一场浩大的政治考古。我的许多同事每人抱着一本《古兰经》汉译本或《圣训》汇编，逐字逐句地在字里行间掘进。他们用荧光笔在“战争”、“打击”、“杀死”等词汇上画圈，如获至宝，仿佛抓住了某种隐秘的罪证。兰州阿语中专学校就一次性被查抄了三大卡车图书，并拉到郊外付之一炬，巧合的是，专门负责烧那三车书的是兰州安全部门的一回族小伙。
影视剧里常有这样的定格：千年古寺，藏经阁巍然耸立，典籍汗牛充栋，仿佛知识本身都能堆满整座楼阁。然而现实中的中国清真寺却完全是另一番模样。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户照进空旷的礼拜殿，光束里漂浮着细小的尘埃。靠近窗台的角落，零零散散躺着几本已经被无数双手翻得卷边、开裂、泛黄的《古兰经》手抄本和影印本。除此之外，往往再无多少像样的宗教读物。没有成排书架，没有浩瀚典籍，没有代代累积的知识宝库，只有空旷的礼拜殿、沉默的阳光和几本顽强存活下来的旧书。仿佛整个时代留给中国穆斯林的知识遗产，都被浓缩在那几页已经发脆的纸张里。唯有官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中国穆斯林》杂志，整齐划一地摆放在每一座清真寺的书架上。而真正的神学经典、教法文献，长期处于被流放的状态。
有意思的是，大约2010年前后，宗教部门和党委宣传部门曾经大力推动所谓“农家书屋”进寺院活动。一些地方把农家书屋设在清真寺里，那些崭新的书架上，塞满了农技与政策，唯独容不下一本解释信仰的经典。
清真寺不仅是礼拜的场所，在长达千年的传统中，它更是一所传承语言、道德与神学的学校。
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禁入清真寺的铁律被严厉执行，信仰的脐带被拦腰斩断。当年轻一代无法接触经典、无法聆听导师、无法感知宗教教育的温度时，这种文明的物种便在统计学意义上走向了实质性的脑死亡。今天，收缴那些残存的、翻烂的旧教材，意味着最后一片精神自留地将被彻底沙化。书架空了，经堂静了，一个群体的灵魂便失去了栖息的肉身。
很多人以为，中共是在打击某些书。其实不是，他们是在争夺解释权。因为任何经典都会告诉人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义；什么应当服从，什么不应当服从。而对于高度集权的体制来说，最危险的从来不是一本书，而是书背后独立于权力之外的价值体系。任何宗教都意味着另一套判断标准，任何经典都意味着另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任何宗教共同体都意味着一种不完全依附于国家机器的组织结构。他们收走书籍，垄断经典的解释权；他们改写经文的注释，重新定义信仰的边界；他们干预宗教教育，塑造符合权力需要的宗教形态。这正是近年来所谓“宗教中国化”的核心逻辑。 2024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出版《古兰经节选简注》，其中大量加入习近平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宗教中国化”等内容，这实际上揭示了整个问题的核心。他们明白，无法让穆斯林放弃《古兰经》，那么就让《古兰经》按照他们的方式被阅读。他们真正害怕的，也不是书架上的纸张，而是书本之外那些无法被权力彻底控制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查禁图书。它更像是一场系统性的宗教与文化改造工程。其目的不仅是管理宗教，而是重塑宗教；不仅是规范信仰，而是重新定义信仰；不仅是控制今天，而是试图改造未来。
然而，即便如此，我依然不悲观。因为今天不是秦始皇时代，也不是纳粹时代，也不是靠几把火就能消灭思想的时代。
《古兰经》说：“他们妄图用口舌吹灭安拉的光明，然而安拉必定使他的光明圆满完成，即使不信道者再如何憎恶。”（9:32）这节经文放在今天，似乎比任何时代都更加贴切，清真寺里的书架可以清理，图书馆可以搬空，纸质书可以收缴、可以烧毁；但电子书烧不掉，互联网烧不掉，人工智能烧不掉，分散在全世界数十亿设备中的知识烧不掉。
历史上所有的焚书者，都产生过一种掌握了“时间线”的幻觉，以为烈火能烧死异端。可他们最终都会绝望地发现：那熊熊燃烧的火光，照亮的恰恰是他们自己的狂妄与愚蠢。
给阿拉伯兄弟的一封真诚回信：关于中国穆斯林真实处境与穆斯林世界的道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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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给阿拉伯兄弟的一封真诚回信：关于中国穆斯林真实处境与穆斯林世界的道义责任
摘要：
针对部分中东与阿拉伯世界友人对中国穆斯林境遇的误解与信息偏差，作者以虔诚穆斯林与亲历者身份展开真诚对话。信中系统阐述真实生存现状，呼吁全球乌玛超越地缘政治利益纠葛，切实秉持《古兰经》正义精神，关切支持华夏穆斯林同胞。
salam，亲爱的兄弟：祝您和您的家人古尔邦节吉庆（Eid Mubarak）。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来信，也感谢您对中国穆斯林的关心，以及对中国穆斯林群体的真诚关注。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您亲自前往兰州、西宁、循化和临夏等中国穆斯林聚居地区进行实地走访，亲眼观察和了解当地穆斯林的生活状况。太多关于中国穆斯林的讨论，往往是在没有真正倾听中国穆斯林声音的情况下进行的。
同时，我也希望您在亲眼见过这些社区之后，能够将近年来中国穆斯林所面临的真实处境，如实地转告给其他穆斯林国家和普通穆斯林民众。
遗憾的是，近年来中国穆斯林正在经历越来越严格的宗教、文化和身份认同方面的限制。在许多地区，大量清真寺被拆除、关闭，或者被强制改造，原有的伊斯兰建筑特征被移除。青少年学习伊斯兰教知识受到严格限制，许多宗教学习班和经堂教育被迫停止。部分地区的学生、公职人员和国有单位工作人员在斋月期间被禁止或变相禁止封斋。许多伊斯兰学校和民间宗教学习活动被取缔。
与此同时，“清真”概念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政治压力。有关部门以反对“清真泛化”为名，对清真标识、清真食品以及穆斯林日常宗教生活进行限制。在一些地方，穆斯林甚至被鼓励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饮食习惯。与此同时，穆斯林群体经常被置于安全和反恐的话语框架之下，社会上针对穆斯林的误解、污名化和偏见也明显增加。
许多中国穆斯林认为，正在发生的已经不仅仅是对宗教活动的管理，而是一种针对宗教身份、文化传统、语言习惯以及社区生活方式的系统性重塑。
关于您提到的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部分中国清真寺燃香的问题。
这属于伊斯兰教法中**“习俗（'Urf）”**的范畴。穆斯林历来喜爱香料，净化和熏香清真寺也是圣行（Sunnah）所鼓励的。但在历史上的中国，阿拉伯世界常见的香料或香炉不易获得，定居于此的穆斯林便利用当地带有香味的竹签线香作为替代品，以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久而久之，这种做法在某些地区演变为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视觉习惯。它并非把香当作崇拜对象，其本质依然是为了践行圣行中对“洁净与芳香”的要求。
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伊斯兰教义规定的宗教义务，而更多属于地方文化现象。事实上，中国许多清真寺并不存在燃香的习惯。
第二，关于部分地区穆斯林在葬礼上穿白色服饰的问题。
这恰恰是伊斯兰精神与中国本土文化最有趣的一次融合。在伊斯兰传统中，白色本就是先知最推崇的洁净之色，亡人的裹尸布（Kafan）亦为白色。而中国传统丧葬文化同样以白色为核心（即“喜红丧白”）。因此，中国汉语系穆斯林在葬礼上穿白色衣服，既符合伊斯兰对圣行颜色的要求，又在最大程度上顺应了本土社会的伦理习惯。这种文化互文，在波斯或南亚穆斯林世界也屡见不鲜。
不过，随着信息传播的发展以及伊斯兰教义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中国穆斯林开始按照更加符合主流伊斯兰教法的方式举行葬礼。因此，这种带有地方传统色彩的白色丧服习惯正在迅速减少。
第三，关于中国暂停2026年穆斯林朝觐的问题。
中国官方给出的解释是，由于美国、以色列、伊朗战争以及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朝觐地区的安全风险增加，因此暂停了本年度中国穆斯林赴麦加参加自费朝觐活动。
不过，许多中国穆斯林会将这一决定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理解。有人试图将其与某些个别事件联系起来，包括我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接受采访，公开谈论中国穆斯林所面临的问题。也有人认为这可能与相关舆论产生的影响有关。
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种解释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
如果把时间跨度拉长，从更长远的政策背景去观察，我们会发现，暂停朝觐并不像是针对某一个事件、某一个人所作出的临时决定，而更像是近年来中国民族与宗教政策整体发展方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过去十余年来，中国政府不断推进所谓“宗教中国化”政策。在这一框架下，各宗教被要求在组织管理、公共表达、宗教教育乃至部分宗教实践方面，与官方的政治叙事和国家目标保持一致。
因此，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某一年是否允许朝觐的问题。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宗教越来越不被视为一种独立存在的信仰体系，而被纳入国家管理和政治治理的整体框架之中。宗教活动需要审批，宗教解释需要引导，宗教实践也越来越受到制度化管理。
当一项宗教义务是否能够履行，需要经过行政审批、政治解释甚至意识形态考量的时候，这项宗教实践本身的性质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希望以上回答能够帮助您更好地理解中国穆斯林的处境和相关背景。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我非常愿意继续与您交流，并尽我所能如实地回答。
愿安拉赐予您平安、吉庆与引导。
马瑞林
美国纽约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给阿拉伯兄弟的一封真诚回信：关于中国穆斯林真实处境与穆斯林世界的道义责任
摘要：
针对部分中东与阿拉伯世界友人对中国穆斯林境遇的误解与信息偏差，作者以虔诚穆斯林与亲历者身份展开真诚对话。信中系统阐述真实生存现状，呼吁全球乌玛超越地缘政治利益纠葛，切实秉持《古兰经》正义精神，关切支持华夏穆斯林同胞。
salam，亲爱的兄弟：祝您和您的家人古尔邦节吉庆（Eid Mubarak）。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来信，也感谢您对中国穆斯林的关心，以及对中国穆斯林群体的真诚关注。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您亲自前往兰州、西宁、循化和临夏等中国穆斯林聚居地区进行实地走访，亲眼观察和了解当地穆斯林的生活状况。太多关于中国穆斯林的讨论，往往是在没有真正倾听中国穆斯林声音的情况下进行的。
同时，我也希望您在亲眼见过这些社区之后，能够将近年来中国穆斯林所面临的真实处境，如实地转告给其他穆斯林国家和普通穆斯林民众。
遗憾的是，近年来中国穆斯林正在经历越来越严格的宗教、文化和身份认同方面的限制。在许多地区，大量清真寺被拆除、关闭，或者被强制改造，原有的伊斯兰建筑特征被移除。青少年学习伊斯兰教知识受到严格限制，许多宗教学习班和经堂教育被迫停止。部分地区的学生、公职人员和国有单位工作人员在斋月期间被禁止或变相禁止封斋。许多伊斯兰学校和民间宗教学习活动被取缔。
与此同时，“清真”概念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政治压力。有关部门以反对“清真泛化”为名，对清真标识、清真食品以及穆斯林日常宗教生活进行限制。在一些地方，穆斯林甚至被鼓励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饮食习惯。与此同时，穆斯林群体经常被置于安全和反恐的话语框架之下，社会上针对穆斯林的误解、污名化和偏见也明显增加。
许多中国穆斯林认为，正在发生的已经不仅仅是对宗教活动的管理，而是一种针对宗教身份、文化传统、语言习惯以及社区生活方式的系统性重塑。
关于您提到的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部分中国清真寺燃香的问题。
这属于伊斯兰教法中**“习俗（'Urf）”**的范畴。穆斯林历来喜爱香料，净化和熏香清真寺也是圣行（Sunnah）所鼓励的。但在历史上的中国，阿拉伯世界常见的香料或香炉不易获得，定居于此的穆斯林便利用当地带有香味的竹签线香作为替代品，以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久而久之，这种做法在某些地区演变为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视觉习惯。它并非把香当作崇拜对象，其本质依然是为了践行圣行中对“洁净与芳香”的要求。
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伊斯兰教义规定的宗教义务，而更多属于地方文化现象。事实上，中国许多清真寺并不存在燃香的习惯。
第二，关于部分地区穆斯林在葬礼上穿白色服饰的问题。
这恰恰是伊斯兰精神与中国本土文化最有趣的一次融合。在伊斯兰传统中，白色本就是先知最推崇的洁净之色，亡人的裹尸布（Kafan）亦为白色。而中国传统丧葬文化同样以白色为核心（即“喜红丧白”）。因此，中国汉语系穆斯林在葬礼上穿白色衣服，既符合伊斯兰对圣行颜色的要求，又在最大程度上顺应了本土社会的伦理习惯。这种文化互文，在波斯或南亚穆斯林世界也屡见不鲜。
不过，随着信息传播的发展以及伊斯兰教义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中国穆斯林开始按照更加符合主流伊斯兰教法的方式举行葬礼。因此，这种带有地方传统色彩的白色丧服习惯正在迅速减少。
第三，关于中国暂停2026年穆斯林朝觐的问题。
中国官方给出的解释是，由于美国、以色列、伊朗战争以及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朝觐地区的安全风险增加，因此暂停了本年度中国穆斯林赴麦加参加自费朝觐活动。
不过，许多中国穆斯林会将这一决定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理解。有人试图将其与某些个别事件联系起来，包括我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接受采访，公开谈论中国穆斯林所面临的问题。也有人认为这可能与相关舆论产生的影响有关。
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种解释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
如果把时间跨度拉长，从更长远的政策背景去观察，我们会发现，暂停朝觐并不像是针对某一个事件、某一个人所作出的临时决定，而更像是近年来中国民族与宗教政策整体发展方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过去十余年来，中国政府不断推进所谓“宗教中国化”政策。在这一框架下，各宗教被要求在组织管理、公共表达、宗教教育乃至部分宗教实践方面，与官方的政治叙事和国家目标保持一致。
因此，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某一年是否允许朝觐的问题。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宗教越来越不被视为一种独立存在的信仰体系，而被纳入国家管理和政治治理的整体框架之中。宗教活动需要审批，宗教解释需要引导，宗教实践也越来越受到制度化管理。
当一项宗教义务是否能够履行，需要经过行政审批、政治解释甚至意识形态考量的时候，这项宗教实践本身的性质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希望以上回答能够帮助您更好地理解中国穆斯林的处境和相关背景。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我非常愿意继续与您交流，并尽我所能如实地回答。
愿安拉赐予您平安、吉庆与引导。
马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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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给阿拉伯兄弟的一封真诚回信：关于中国穆斯林真实处境与穆斯林世界的道义责任
摘要：
针对部分中东与阿拉伯世界友人对中国穆斯林境遇的误解与信息偏差，作者以虔诚穆斯林与亲历者身份展开真诚对话。信中系统阐述真实生存现状，呼吁全球乌玛超越地缘政治利益纠葛，切实秉持《古兰经》正义精神，关切支持华夏穆斯林同胞。
salam，亲爱的兄弟：祝您和您的家人古尔邦节吉庆（Eid Mubarak）。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来信，也感谢您对中国穆斯林的关心，以及对中国穆斯林群体的真诚关注。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您亲自前往兰州、西宁、循化和临夏等中国穆斯林聚居地区进行实地走访，亲眼观察和了解当地穆斯林的生活状况。太多关于中国穆斯林的讨论，往往是在没有真正倾听中国穆斯林声音的情况下进行的。
同时，我也希望您在亲眼见过这些社区之后，能够将近年来中国穆斯林所面临的真实处境，如实地转告给其他穆斯林国家和普通穆斯林民众。
遗憾的是，近年来中国穆斯林正在经历越来越严格的宗教、文化和身份认同方面的限制。在许多地区，大量清真寺被拆除、关闭，或者被强制改造，原有的伊斯兰建筑特征被移除。青少年学习伊斯兰教知识受到严格限制，许多宗教学习班和经堂教育被迫停止。部分地区的学生、公职人员和国有单位工作人员在斋月期间被禁止或变相禁止封斋。许多伊斯兰学校和民间宗教学习活动被取缔。
与此同时，“清真”概念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政治压力。有关部门以反对“清真泛化”为名，对清真标识、清真食品以及穆斯林日常宗教生活进行限制。在一些地方，穆斯林甚至被鼓励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饮食习惯。与此同时，穆斯林群体经常被置于安全和反恐的话语框架之下，社会上针对穆斯林的误解、污名化和偏见也明显增加。
许多中国穆斯林认为，正在发生的已经不仅仅是对宗教活动的管理，而是一种针对宗教身份、文化传统、语言习惯以及社区生活方式的系统性重塑。
关于您提到的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部分中国清真寺燃香的问题。
这属于伊斯兰教法中**“习俗（'Urf）”**的范畴。穆斯林历来喜爱香料，净化和熏香清真寺也是圣行（Sunnah）所鼓励的。但在历史上的中国，阿拉伯世界常见的香料或香炉不易获得，定居于此的穆斯林便利用当地带有香味的竹签线香作为替代品，以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久而久之，这种做法在某些地区演变为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视觉习惯。它并非把香当作崇拜对象，其本质依然是为了践行圣行中对“洁净与芳香”的要求。
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伊斯兰教义规定的宗教义务，而更多属于地方文化现象。事实上，中国许多清真寺并不存在燃香的习惯。
第二，关于部分地区穆斯林在葬礼上穿白色服饰的问题。
这恰恰是伊斯兰精神与中国本土文化最有趣的一次融合。在伊斯兰传统中，白色本就是先知最推崇的洁净之色，亡人的裹尸布（Kafan）亦为白色。而中国传统丧葬文化同样以白色为核心（即“喜红丧白”）。因此，中国汉语系穆斯林在葬礼上穿白色衣服，既符合伊斯兰对圣行颜色的要求，又在最大程度上顺应了本土社会的伦理习惯。这种文化互文，在波斯或南亚穆斯林世界也屡见不鲜。
不过，随着信息传播的发展以及伊斯兰教义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中国穆斯林开始按照更加符合主流伊斯兰教法的方式举行葬礼。因此，这种带有地方传统色彩的白色丧服习惯正在迅速减少。
第三，关于中国暂停2026年穆斯林朝觐的问题。
中国官方给出的解释是，由于美国、以色列、伊朗战争以及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朝觐地区的安全风险增加，因此暂停了本年度中国穆斯林赴麦加参加自费朝觐活动。
不过，许多中国穆斯林会将这一决定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理解。有人试图将其与某些个别事件联系起来，包括我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接受采访，公开谈论中国穆斯林所面临的问题。也有人认为这可能与相关舆论产生的影响有关。
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种解释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
如果把时间跨度拉长，从更长远的政策背景去观察，我们会发现，暂停朝觐并不像是针对某一个事件、某一个人所作出的临时决定，而更像是近年来中国民族与宗教政策整体发展方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过去十余年来，中国政府不断推进所谓“宗教中国化”政策。在这一框架下，各宗教被要求在组织管理、公共表达、宗教教育乃至部分宗教实践方面，与官方的政治叙事和国家目标保持一致。
因此，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某一年是否允许朝觐的问题。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宗教越来越不被视为一种独立存在的信仰体系，而被纳入国家管理和政治治理的整体框架之中。宗教活动需要审批，宗教解释需要引导，宗教实践也越来越受到制度化管理。
当一项宗教义务是否能够履行，需要经过行政审批、政治解释甚至意识形态考量的时候，这项宗教实践本身的性质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希望以上回答能够帮助您更好地理解中国穆斯林的处境和相关背景。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我非常愿意继续与您交流，并尽我所能如实地回答。
愿安拉赐予您平安、吉庆与引导。
马瑞林
美国纽约
作者：马瑞林
给阿拉伯兄弟的一封真诚回信：关于中国穆斯林真实处境与穆斯林世界的道义责任
摘要：
针对部分中东与阿拉伯世界友人对中国穆斯林境遇的误解与信息偏差，作者以虔诚穆斯林与亲历者身份展开真诚对话。信中系统阐述真实生存现状，呼吁全球乌玛超越地缘政治利益纠葛，切实秉持《古兰经》正义精神，关切支持华夏穆斯林同胞。
salam，亲爱的兄弟：祝您和您的家人古尔邦节吉庆（Eid Mubarak）。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来信，也感谢您对中国穆斯林的关心，以及对中国穆斯林群体的真诚关注。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您亲自前往兰州、西宁、循化和临夏等中国穆斯林聚居地区进行实地走访，亲眼观察和了解当地穆斯林的生活状况。太多关于中国穆斯林的讨论，往往是在没有真正倾听中国穆斯林声音的情况下进行的。
同时，我也希望您在亲眼见过这些社区之后，能够将近年来中国穆斯林所面临的真实处境，如实地转告给其他穆斯林国家和普通穆斯林民众。
遗憾的是，近年来中国穆斯林正在经历越来越严格的宗教、文化和身份认同方面的限制。在许多地区，大量清真寺被拆除、关闭，或者被强制改造，原有的伊斯兰建筑特征被移除。青少年学习伊斯兰教知识受到严格限制，许多宗教学习班和经堂教育被迫停止。部分地区的学生、公职人员和国有单位工作人员在斋月期间被禁止或变相禁止封斋。许多伊斯兰学校和民间宗教学习活动被取缔。
与此同时，“清真”概念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政治压力。有关部门以反对“清真泛化”为名，对清真标识、清真食品以及穆斯林日常宗教生活进行限制。在一些地方，穆斯林甚至被鼓励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饮食习惯。与此同时，穆斯林群体经常被置于安全和反恐的话语框架之下，社会上针对穆斯林的误解、污名化和偏见也明显增加。
许多中国穆斯林认为，正在发生的已经不仅仅是对宗教活动的管理，而是一种针对宗教身份、文化传统、语言习惯以及社区生活方式的系统性重塑。
关于您提到的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部分中国清真寺燃香的问题。
这属于伊斯兰教法中**“习俗（'Urf）”**的范畴。穆斯林历来喜爱香料，净化和熏香清真寺也是圣行（Sunnah）所鼓励的。但在历史上的中国，阿拉伯世界常见的香料或香炉不易获得，定居于此的穆斯林便利用当地带有香味的竹签线香作为替代品，以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久而久之，这种做法在某些地区演变为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视觉习惯。它并非把香当作崇拜对象，其本质依然是为了践行圣行中对“洁净与芳香”的要求。
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伊斯兰教义规定的宗教义务，而更多属于地方文化现象。事实上，中国许多清真寺并不存在燃香的习惯。
第二，关于部分地区穆斯林在葬礼上穿白色服饰的问题。
这恰恰是伊斯兰精神与中国本土文化最有趣的一次融合。在伊斯兰传统中，白色本就是先知最推崇的洁净之色，亡人的裹尸布（Kafan）亦为白色。而中国传统丧葬文化同样以白色为核心（即“喜红丧白”）。因此，中国汉语系穆斯林在葬礼上穿白色衣服，既符合伊斯兰对圣行颜色的要求，又在最大程度上顺应了本土社会的伦理习惯。这种文化互文，在波斯或南亚穆斯林世界也屡见不鲜。
不过，随着信息传播的发展以及伊斯兰教义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中国穆斯林开始按照更加符合主流伊斯兰教法的方式举行葬礼。因此，这种带有地方传统色彩的白色丧服习惯正在迅速减少。
第三，关于中国暂停2026年穆斯林朝觐的问题。
中国官方给出的解释是，由于美国、以色列、伊朗战争以及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朝觐地区的安全风险增加，因此暂停了本年度中国穆斯林赴麦加参加自费朝觐活动。
不过，许多中国穆斯林会将这一决定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理解。有人试图将其与某些个别事件联系起来，包括我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接受采访，公开谈论中国穆斯林所面临的问题。也有人认为这可能与相关舆论产生的影响有关。
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种解释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
如果把时间跨度拉长，从更长远的政策背景去观察，我们会发现，暂停朝觐并不像是针对某一个事件、某一个人所作出的临时决定，而更像是近年来中国民族与宗教政策整体发展方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过去十余年来，中国政府不断推进所谓“宗教中国化”政策。在这一框架下，各宗教被要求在组织管理、公共表达、宗教教育乃至部分宗教实践方面，与官方的政治叙事和国家目标保持一致。
因此，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某一年是否允许朝觐的问题。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宗教越来越不被视为一种独立存在的信仰体系，而被纳入国家管理和政治治理的整体框架之中。宗教活动需要审批，宗教解释需要引导，宗教实践也越来越受到制度化管理。
当一项宗教义务是否能够履行，需要经过行政审批、政治解释甚至意识形态考量的时候，这项宗教实践本身的性质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希望以上回答能够帮助您更好地理解中国穆斯林的处境和相关背景。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我非常愿意继续与您交流，并尽我所能如实地回答。
愿安拉赐予您平安、吉庆与引导。
马瑞林
美国纽约
猥琐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透视皇汉民族主义的狂热根源与现实危害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5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猥琐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透视皇汉民族主义的狂热根源与现实危害
摘要：
每遇社会矛盾积聚，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煽动针对少数民族与异教徒的排外狂热，便成为转移矛盾的惯用伎俩。本文深刻解剖这一狭隘思维的虚伪与残忍，呼吁建立基于现代人权与自由平等的多元文明观，坚决抵制民粹仇恨对社会风气的毒害。
每遇社会压力聚积，执政者为转移矛盾，必会有意无意喊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很多人把它当作祖宗遗训，当作一种洞察人性的经验之谈，甚至当作处理民族关系的底层逻辑。
我从来都没有在这话中看出任何“智慧”，而是懒惰地将所有复杂性压缩成一个标签，用无耻的姿态莫名其妙的甩锅给毫不相干的弱势群体，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猥琐。
它告诉人们：不要了解他，不要接近他，不要倾听他，只需要确认一点——他是不是“我们”，同时，我们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都是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人造成的，它从不解决问题。它只是寻找替罪羊。这种甩锅下，剩下的你只要去仇恨就可以了。
只要稍微翻阅一下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极其尴尬的事实：在中国历史上，杀死汉人最多的，从来不是所谓的“异族”，而是汉人自己：黄巾之乱如此，三国战争如此，八王之乱如此，黄巢如此，张献忠如此，太平天国如此，军阀混战如此，国共内战亦如此。进入现代以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各种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主体，同样还是汉人。
仅太平天国战争一项，死亡人数便高达七千万至一亿人。而二十世纪数次政治灾难和人为饥荒所造成的人口损失，更是以千万计。
如果单纯从死亡人数统计，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屠杀者并不是所谓“非我族类”。恰恰相反，最大的灾难往往来自内部失控的权力、极端的意识形态以及一次次以拯救天下为名发动的内部战争。对此，历史闭上了眼睛。相反，一旦涉及少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便会被重新搬出来。
翻阅历朝历代正史，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会浮现出来。中原王朝的扩张往往被称为统一、开疆拓土、经营边疆。而周边民族进入中原，则被称为入侵、犯边、南下。同样是战争，同样是扩张，同样是争夺土地、人口与资源。但因为掌握史书的人不同，历史便拥有了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于是，一个巨大的幻觉被逐渐塑造出来：仿佛汉民族几千年来始终是受害者，而周边民族则始终是觊觎者和侵略者。
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穆斯林群体中的人，我对此有着切身感受。按照官方民族分类，我属于回族。但如果从语言、长相、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以及文化背景来看，我和绝大多数汉人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同一个汉语汉字，阅读同样的历史，我们生活在同样的社会。绝大多数回族和周边汉族的区别仅仅是不吃猪肉，仅此而已，
然而近代以来，这样一群人与汉人的共同历史不断被淡化、切割和重构，被区别、被定义、在被标签化，最终被固定进一张民族分类表格。当这种分类完成之后，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各种污名开始出现，各种伪史开始传播，各种关于忠诚度的怀疑不断重复。
一个人只要信仰伊斯兰教，似乎便天然具有某种危险性。清真寺被改造，宗教教育被限制，经典被查禁，宗教书籍被收缴，宗教身份被不断重塑。
所有这些手段的背后，其实都遵循着同一种技术路径：先在表格上定义风险，再在现实中实施改造。历史上所有走向文化灭绝与大规模迫害的悲剧，莫不始于这种对‘异类’的流水线化生产——先定义谁不是‘我们’，再恐吓人们去害怕他们，最后让整个社会习惯于他们的消失。
而历史上所有文化灭绝、种族灭绝和大规模迫害，几乎都遵循同一个逻辑：先定义谁不是“我们”，然后告诉人们为什么应该害怕他们，最后让人们习惯于他们遭受的一切。纳粹如此，卢旺达如此巴尔干如此，人类历史上的无数悲剧莫不如此。
所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真正可怕的地方，并不在于它是否正确，而在于它会成为一切歧视、一切污名化、一切迫害最方便的思想工具，它让人停止思考，停止理解，停止共情，最终停止把对方当作人。
然而，民族主义从来不会止步于对少数族裔的迫害。当一个社会习惯于用身份去划分敌人，当一个国家习惯于通过制造“异类”来维持团结，当人们习惯于用血统和标签代替事实与理性，那么这种逻辑最终一定会反噬自身，因为总会有新的异类被创造出来。
当一个社会开始依赖仇恨维持团结的时候，它迟早会发现：自己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外部世界。而是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仇恨。因此，我越来越觉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它更像是一句懦夫的话，一句拒绝理解世界的话，一句为未来埋下灾难种子的话。那些今天沉迷于民族主义狂欢的人或许终将发现：每一次针对少数族群的迫害，每一次针对差异的打压，每一次以统一和安全为名进行的文化清洗，最终都会成为伤害整个社会的回旋镖。
当一个国家开始习惯于用身份决定命运的时候，最后受伤的，从来不只是少数民族。而是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包括它口口声声要保护的汉民族自己。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猥琐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透视皇汉民族主义的狂热根源与现实危害
摘要：
每遇社会矛盾积聚，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煽动针对少数民族与异教徒的排外狂热，便成为转移矛盾的惯用伎俩。本文深刻解剖这一狭隘思维的虚伪与残忍，呼吁建立基于现代人权与自由平等的多元文明观，坚决抵制民粹仇恨对社会风气的毒害。
每遇社会压力聚积，执政者为转移矛盾，必会有意无意喊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很多人把它当作祖宗遗训，当作一种洞察人性的经验之谈，甚至当作处理民族关系的底层逻辑。
我从来都没有在这话中看出任何“智慧”，而是懒惰地将所有复杂性压缩成一个标签，用无耻的姿态莫名其妙的甩锅给毫不相干的弱势群体，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猥琐。
它告诉人们：不要了解他，不要接近他，不要倾听他，只需要确认一点——他是不是“我们”，同时，我们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都是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人造成的，它从不解决问题。它只是寻找替罪羊。这种甩锅下，剩下的你只要去仇恨就可以了。
只要稍微翻阅一下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极其尴尬的事实：在中国历史上，杀死汉人最多的，从来不是所谓的“异族”，而是汉人自己：黄巾之乱如此，三国战争如此，八王之乱如此，黄巢如此，张献忠如此，太平天国如此，军阀混战如此，国共内战亦如此。进入现代以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各种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主体，同样还是汉人。
仅太平天国战争一项，死亡人数便高达七千万至一亿人。而二十世纪数次政治灾难和人为饥荒所造成的人口损失，更是以千万计。
如果单纯从死亡人数统计，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屠杀者并不是所谓“非我族类”。恰恰相反，最大的灾难往往来自内部失控的权力、极端的意识形态以及一次次以拯救天下为名发动的内部战争。对此，历史闭上了眼睛。相反，一旦涉及少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便会被重新搬出来。
翻阅历朝历代正史，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会浮现出来。中原王朝的扩张往往被称为统一、开疆拓土、经营边疆。而周边民族进入中原，则被称为入侵、犯边、南下。同样是战争，同样是扩张，同样是争夺土地、人口与资源。但因为掌握史书的人不同，历史便拥有了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于是，一个巨大的幻觉被逐渐塑造出来：仿佛汉民族几千年来始终是受害者，而周边民族则始终是觊觎者和侵略者。
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穆斯林群体中的人，我对此有着切身感受。按照官方民族分类，我属于回族。但如果从语言、长相、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以及文化背景来看，我和绝大多数汉人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同一个汉语汉字，阅读同样的历史，我们生活在同样的社会。绝大多数回族和周边汉族的区别仅仅是不吃猪肉，仅此而已，
然而近代以来，这样一群人与汉人的共同历史不断被淡化、切割和重构，被区别、被定义、在被标签化，最终被固定进一张民族分类表格。当这种分类完成之后，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各种污名开始出现，各种伪史开始传播，各种关于忠诚度的怀疑不断重复。
一个人只要信仰伊斯兰教，似乎便天然具有某种危险性。清真寺被改造，宗教教育被限制，经典被查禁，宗教书籍被收缴，宗教身份被不断重塑。
所有这些手段的背后，其实都遵循着同一种技术路径：先在表格上定义风险，再在现实中实施改造。历史上所有走向文化灭绝与大规模迫害的悲剧，莫不始于这种对‘异类’的流水线化生产——先定义谁不是‘我们’，再恐吓人们去害怕他们，最后让整个社会习惯于他们的消失。
而历史上所有文化灭绝、种族灭绝和大规模迫害，几乎都遵循同一个逻辑：先定义谁不是“我们”，然后告诉人们为什么应该害怕他们，最后让人们习惯于他们遭受的一切。纳粹如此，卢旺达如此巴尔干如此，人类历史上的无数悲剧莫不如此。
所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真正可怕的地方，并不在于它是否正确，而在于它会成为一切歧视、一切污名化、一切迫害最方便的思想工具，它让人停止思考，停止理解，停止共情，最终停止把对方当作人。
然而，民族主义从来不会止步于对少数族裔的迫害。当一个社会习惯于用身份去划分敌人，当一个国家习惯于通过制造“异类”来维持团结，当人们习惯于用血统和标签代替事实与理性，那么这种逻辑最终一定会反噬自身，因为总会有新的异类被创造出来。
当一个社会开始依赖仇恨维持团结的时候，它迟早会发现：自己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外部世界。而是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仇恨。因此，我越来越觉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它更像是一句懦夫的话，一句拒绝理解世界的话，一句为未来埋下灾难种子的话。那些今天沉迷于民族主义狂欢的人或许终将发现：每一次针对少数族群的迫害，每一次针对差异的打压，每一次以统一和安全为名进行的文化清洗，最终都会成为伤害整个社会的回旋镖。
当一个国家开始习惯于用身份决定命运的时候，最后受伤的，从来不只是少数民族。而是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包括它口口声声要保护的汉民族自己。 查看全部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猥琐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透视皇汉民族主义的狂热根源与现实危害
摘要：
每遇社会矛盾积聚，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煽动针对少数民族与异教徒的排外狂热，便成为转移矛盾的惯用伎俩。本文深刻解剖这一狭隘思维的虚伪与残忍，呼吁建立基于现代人权与自由平等的多元文明观，坚决抵制民粹仇恨对社会风气的毒害。
每遇社会压力聚积，执政者为转移矛盾，必会有意无意喊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很多人把它当作祖宗遗训，当作一种洞察人性的经验之谈，甚至当作处理民族关系的底层逻辑。
我从来都没有在这话中看出任何“智慧”，而是懒惰地将所有复杂性压缩成一个标签，用无耻的姿态莫名其妙的甩锅给毫不相干的弱势群体，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猥琐。
它告诉人们：不要了解他，不要接近他，不要倾听他，只需要确认一点——他是不是“我们”，同时，我们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都是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人造成的，它从不解决问题。它只是寻找替罪羊。这种甩锅下，剩下的你只要去仇恨就可以了。
只要稍微翻阅一下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极其尴尬的事实：在中国历史上，杀死汉人最多的，从来不是所谓的“异族”，而是汉人自己：黄巾之乱如此，三国战争如此，八王之乱如此，黄巢如此，张献忠如此，太平天国如此，军阀混战如此，国共内战亦如此。进入现代以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各种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主体，同样还是汉人。
仅太平天国战争一项，死亡人数便高达七千万至一亿人。而二十世纪数次政治灾难和人为饥荒所造成的人口损失，更是以千万计。
如果单纯从死亡人数统计，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屠杀者并不是所谓“非我族类”。恰恰相反，最大的灾难往往来自内部失控的权力、极端的意识形态以及一次次以拯救天下为名发动的内部战争。对此，历史闭上了眼睛。相反，一旦涉及少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便会被重新搬出来。
翻阅历朝历代正史，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会浮现出来。中原王朝的扩张往往被称为统一、开疆拓土、经营边疆。而周边民族进入中原，则被称为入侵、犯边、南下。同样是战争，同样是扩张，同样是争夺土地、人口与资源。但因为掌握史书的人不同，历史便拥有了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于是，一个巨大的幻觉被逐渐塑造出来：仿佛汉民族几千年来始终是受害者，而周边民族则始终是觊觎者和侵略者。
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穆斯林群体中的人，我对此有着切身感受。按照官方民族分类，我属于回族。但如果从语言、长相、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以及文化背景来看，我和绝大多数汉人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同一个汉语汉字，阅读同样的历史，我们生活在同样的社会。绝大多数回族和周边汉族的区别仅仅是不吃猪肉，仅此而已，
然而近代以来，这样一群人与汉人的共同历史不断被淡化、切割和重构，被区别、被定义、在被标签化，最终被固定进一张民族分类表格。当这种分类完成之后，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各种污名开始出现，各种伪史开始传播，各种关于忠诚度的怀疑不断重复。
一个人只要信仰伊斯兰教，似乎便天然具有某种危险性。清真寺被改造，宗教教育被限制，经典被查禁，宗教书籍被收缴，宗教身份被不断重塑。
所有这些手段的背后，其实都遵循着同一种技术路径：先在表格上定义风险，再在现实中实施改造。历史上所有走向文化灭绝与大规模迫害的悲剧，莫不始于这种对‘异类’的流水线化生产——先定义谁不是‘我们’，再恐吓人们去害怕他们，最后让整个社会习惯于他们的消失。
而历史上所有文化灭绝、种族灭绝和大规模迫害，几乎都遵循同一个逻辑：先定义谁不是“我们”，然后告诉人们为什么应该害怕他们，最后让人们习惯于他们遭受的一切。纳粹如此，卢旺达如此巴尔干如此，人类历史上的无数悲剧莫不如此。
所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真正可怕的地方，并不在于它是否正确，而在于它会成为一切歧视、一切污名化、一切迫害最方便的思想工具，它让人停止思考，停止理解，停止共情，最终停止把对方当作人。
然而，民族主义从来不会止步于对少数族裔的迫害。当一个社会习惯于用身份去划分敌人，当一个国家习惯于通过制造“异类”来维持团结，当人们习惯于用血统和标签代替事实与理性，那么这种逻辑最终一定会反噬自身，因为总会有新的异类被创造出来。
当一个社会开始依赖仇恨维持团结的时候，它迟早会发现：自己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外部世界。而是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仇恨。因此，我越来越觉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它更像是一句懦夫的话，一句拒绝理解世界的话，一句为未来埋下灾难种子的话。那些今天沉迷于民族主义狂欢的人或许终将发现：每一次针对少数族群的迫害，每一次针对差异的打压，每一次以统一和安全为名进行的文化清洗，最终都会成为伤害整个社会的回旋镖。
当一个国家开始习惯于用身份决定命运的时候，最后受伤的，从来不只是少数民族。而是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包括它口口声声要保护的汉民族自己。
作者：马瑞林
猥琐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透视皇汉民族主义的狂热根源与现实危害
摘要：
每遇社会矛盾积聚，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煽动针对少数民族与异教徒的排外狂热，便成为转移矛盾的惯用伎俩。本文深刻解剖这一狭隘思维的虚伪与残忍，呼吁建立基于现代人权与自由平等的多元文明观，坚决抵制民粹仇恨对社会风气的毒害。
每遇社会压力聚积，执政者为转移矛盾，必会有意无意喊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很多人把它当作祖宗遗训，当作一种洞察人性的经验之谈，甚至当作处理民族关系的底层逻辑。
我从来都没有在这话中看出任何“智慧”，而是懒惰地将所有复杂性压缩成一个标签，用无耻的姿态莫名其妙的甩锅给毫不相干的弱势群体，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猥琐。
它告诉人们：不要了解他，不要接近他，不要倾听他，只需要确认一点——他是不是“我们”，同时，我们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都是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人造成的，它从不解决问题。它只是寻找替罪羊。这种甩锅下，剩下的你只要去仇恨就可以了。
只要稍微翻阅一下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极其尴尬的事实：在中国历史上，杀死汉人最多的，从来不是所谓的“异族”，而是汉人自己：黄巾之乱如此，三国战争如此，八王之乱如此，黄巢如此，张献忠如此，太平天国如此，军阀混战如此，国共内战亦如此。进入现代以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各种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主体，同样还是汉人。
仅太平天国战争一项，死亡人数便高达七千万至一亿人。而二十世纪数次政治灾难和人为饥荒所造成的人口损失，更是以千万计。
如果单纯从死亡人数统计，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屠杀者并不是所谓“非我族类”。恰恰相反，最大的灾难往往来自内部失控的权力、极端的意识形态以及一次次以拯救天下为名发动的内部战争。对此，历史闭上了眼睛。相反，一旦涉及少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便会被重新搬出来。
翻阅历朝历代正史，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会浮现出来。中原王朝的扩张往往被称为统一、开疆拓土、经营边疆。而周边民族进入中原，则被称为入侵、犯边、南下。同样是战争，同样是扩张，同样是争夺土地、人口与资源。但因为掌握史书的人不同，历史便拥有了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于是，一个巨大的幻觉被逐渐塑造出来：仿佛汉民族几千年来始终是受害者，而周边民族则始终是觊觎者和侵略者。
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穆斯林群体中的人，我对此有着切身感受。按照官方民族分类，我属于回族。但如果从语言、长相、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以及文化背景来看，我和绝大多数汉人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同一个汉语汉字，阅读同样的历史，我们生活在同样的社会。绝大多数回族和周边汉族的区别仅仅是不吃猪肉，仅此而已，
然而近代以来，这样一群人与汉人的共同历史不断被淡化、切割和重构，被区别、被定义、在被标签化，最终被固定进一张民族分类表格。当这种分类完成之后，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各种污名开始出现，各种伪史开始传播，各种关于忠诚度的怀疑不断重复。
一个人只要信仰伊斯兰教，似乎便天然具有某种危险性。清真寺被改造，宗教教育被限制，经典被查禁，宗教书籍被收缴，宗教身份被不断重塑。
所有这些手段的背后，其实都遵循着同一种技术路径：先在表格上定义风险，再在现实中实施改造。历史上所有走向文化灭绝与大规模迫害的悲剧，莫不始于这种对‘异类’的流水线化生产——先定义谁不是‘我们’，再恐吓人们去害怕他们，最后让整个社会习惯于他们的消失。
而历史上所有文化灭绝、种族灭绝和大规模迫害，几乎都遵循同一个逻辑：先定义谁不是“我们”，然后告诉人们为什么应该害怕他们，最后让人们习惯于他们遭受的一切。纳粹如此，卢旺达如此巴尔干如此，人类历史上的无数悲剧莫不如此。
所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真正可怕的地方，并不在于它是否正确，而在于它会成为一切歧视、一切污名化、一切迫害最方便的思想工具，它让人停止思考，停止理解，停止共情，最终停止把对方当作人。
然而，民族主义从来不会止步于对少数族裔的迫害。当一个社会习惯于用身份去划分敌人，当一个国家习惯于通过制造“异类”来维持团结，当人们习惯于用血统和标签代替事实与理性，那么这种逻辑最终一定会反噬自身，因为总会有新的异类被创造出来。
当一个社会开始依赖仇恨维持团结的时候，它迟早会发现：自己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外部世界。而是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仇恨。因此，我越来越觉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它更像是一句懦夫的话，一句拒绝理解世界的话，一句为未来埋下灾难种子的话。那些今天沉迷于民族主义狂欢的人或许终将发现：每一次针对少数族群的迫害，每一次针对差异的打压，每一次以统一和安全为名进行的文化清洗，最终都会成为伤害整个社会的回旋镖。
当一个国家开始习惯于用身份决定命运的时候，最后受伤的，从来不只是少数民族。而是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包括它口口声声要保护的汉民族自己。
失语中国：全民噤声时代的言论封锁、思想窒息与破局之道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6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失语中国：全民噤声时代的言论封锁、思想窒息与破局之道
摘要：
全方位的网络审查、动辄封号喝茶的恐怖氛围，使得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国度沦为思想的无声荒原。本文剖析“失语”对民族创造力与精神健康的深重戕害，指出在严密监控中寻找缝隙、彼此传递真相与保持独立思考才是打破沉默的破局之道。
如果未来有人研究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精神史，或许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这个拥有数千年文字传统的文明，在互联网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工具之后，反而越来越不会说话了。
街头巷尾、高速公路的广告牌，那些原本属于文学、商业与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2015年前后一夜间，被铺天盖地的习近平的粗俗口语占据：“撸起袖子加油干”“发扬钉钉子精神”“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再后来，2018年开始的扫黑除恶运动中，人们又看到了另一种语言：“黑恶不除，国无宁日”“涉黑涉恶，斩草除根”“检举揭发有奖，包庇纵容必究”。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过带有明显株连和连坐色彩的标语，毁灭肉体、毁灭财产、毁灭血缘、毁灭未来，字里行间，充斥这恶毒的诅咒，充斥着赤裸裸的威胁。
一个文明最敏感的神经，往往藏在它的语言里。而一个时代最真实的面貌，也往往写在它的标语之中。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中国的语言环境其实相当耐人寻味。一边是越来越粗俗化、口号化和行政化的官方语言。另一边，则是越来越隐晦、扭曲和变形的民间语言。因为很多正常的话已经不能正常说，人们开始发明各种新的表达方式：数字代替文字、谐音代替本义、缩写代替完整句子、生僻字代替常用字、图片代替文字、表情包代替观点。满屏幕都是“敏感词”，超过古代帝国皇帝的领袖姓名“避讳制度”，人们逼迫不断发明新词汇，平台不断封禁新的词汇。有人销号、有人限流、有人被喝茶、有人被封禁，更多的人则学会了用隐喻生存，整个中国互联网逐渐变成了一部巨大的密码本。人们正在逐渐失去正常表达的能力，满世界满脑子都是围墙都是警戒线。
与民间不断发明新语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种语言正在迅速膨胀——体制内的党八股语言。各类文件、讲话、通稿、学习材料、宣传报道越来越像同一种东西。长长的标题套着长长的定语，一层层政治术语叠加在一起，一个段落往往能写上几百字，却很难说清楚一件简单的事情。人们阅读这些文字时，总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什么都写了，又似乎什么都没说。每一个字都认识，每一句话都能读懂，可整篇文章读完之后，却不知道作者究竟想表达什么。这种语言最大的特点，不是表达思想，而是回避思想；不是传递信息，而是完成表态；不是为了让人理解，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政治正确。更重要的是，它正在不断占据公共空间。从新闻报道到学校教材，从会议纪要到企业学习材料，从社区宣传栏到互联网平台，大量公共空间被这种低信息密度、高政治浓度的语言所填满。它们消耗着人们的阅读时间和注意力，却很少提供新的知识和信息。
这就是今天中国问题：一边是普通人在不断发明新的隐语、代号和暗示，以绕过审查表达真实想法；另一边则是体制内不断生产越来越冗长、越来越空洞、越来越缺乏信息量的标准文本。民间越来越不会说话，官方越来越不会说人话。
然而，并不仅仅是审查制度和宣传机器问题，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一个社会的语言究竟由谁创造。语言并不是自然生长的。一个社会真正创造语言的人，往往是作家、记者、学者、思想家和评论者。他们不断创造新的概念、新的表达和新的解释方式，把复杂的现实转化为可以被理解和讨论的公共语言。近代中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时刻。梁启超创造了大量现代政治词汇；胡适推动了白话文运动；鲁迅重塑了中国人的批判语言；陈独秀等人把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概念引入公共讨论。他们未必总是正确，但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为社会创造新的语言。
一个社会的创造力，往往首先体现在语言的创造力上。而一个社会的衰退，也往往首先表现为语言的贫困。当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性之后，他们便不再创造语言，而开始生产口号；不再解释现实，而开始解释政策；不再提出问题，而开始提供标准答案。于是，语言生产机制开始发生变化。原本由社会共同创造的语言，越来越多地由权力来定义。
什么词汇可以存在，什么词汇必须消失；什么概念可以讨论，什么概念成为禁区；什么表达可以传播，什么表达必须删除——越来越多的语言权力开始集中于少数机构之手。于是，人们逐渐失去了描述现实的工具。很多事情明明存在，却找不到能够公开使用的词汇去描述；很多感受明明真实，却只能隐藏在暗语和隐喻之中。当创造语言的人停止创造语言，普通人最终也会失去表达现实的能力。于是社会开始同时出现两种失语：一种是“不敢说”，另一种是“不会说”。前者来自审查，后者来自语言创造力的衰退。
历史上，这样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许多文明都曾经历过类似过程。当知识生产越来越依附权力，当学者越来越成为统治机器的一部分，思想创造力便会逐渐衰退。社会依然有学校，有学者，有出版物，甚至依然有文学，但越来越少有人真正创造新的观念和新的表达。一个文明最危险的时候，并不是没有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已经停止生产思想的时候。因为此时社会依然有大量文字，却越来越少有真正的信息；依然有大量声音，却越来越少有真实的表达。
回头再看那些遍布中国大街小巷的标语和简中互联内网里疯狂增长的敏感词，真正让人不安的地方，并不仅仅是粗俗、恶毒和充满戾气，而是，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大国，一边被迫把真实表达藏进密码和暗语之中，一边又被海量空洞的党八股不断填满公共空间。当一个社会既充满噪音，又失去声音的时候，最先枯萎的往往不是文学，而是思想。一个文明最大的危机，或许不是沉默，而是再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失语中国：全民噤声时代的言论封锁、思想窒息与破局之道
摘要：
全方位的网络审查、动辄封号喝茶的恐怖氛围，使得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国度沦为思想的无声荒原。本文剖析“失语”对民族创造力与精神健康的深重戕害，指出在严密监控中寻找缝隙、彼此传递真相与保持独立思考才是打破沉默的破局之道。
如果未来有人研究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精神史，或许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这个拥有数千年文字传统的文明，在互联网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工具之后，反而越来越不会说话了。
街头巷尾、高速公路的广告牌，那些原本属于文学、商业与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2015年前后一夜间，被铺天盖地的习近平的粗俗口语占据：“撸起袖子加油干”“发扬钉钉子精神”“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再后来，2018年开始的扫黑除恶运动中，人们又看到了另一种语言：“黑恶不除，国无宁日”“涉黑涉恶，斩草除根”“检举揭发有奖，包庇纵容必究”。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过带有明显株连和连坐色彩的标语，毁灭肉体、毁灭财产、毁灭血缘、毁灭未来，字里行间，充斥这恶毒的诅咒，充斥着赤裸裸的威胁。
一个文明最敏感的神经，往往藏在它的语言里。而一个时代最真实的面貌，也往往写在它的标语之中。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中国的语言环境其实相当耐人寻味。一边是越来越粗俗化、口号化和行政化的官方语言。另一边，则是越来越隐晦、扭曲和变形的民间语言。因为很多正常的话已经不能正常说，人们开始发明各种新的表达方式：数字代替文字、谐音代替本义、缩写代替完整句子、生僻字代替常用字、图片代替文字、表情包代替观点。满屏幕都是“敏感词”，超过古代帝国皇帝的领袖姓名“避讳制度”，人们逼迫不断发明新词汇，平台不断封禁新的词汇。有人销号、有人限流、有人被喝茶、有人被封禁，更多的人则学会了用隐喻生存，整个中国互联网逐渐变成了一部巨大的密码本。人们正在逐渐失去正常表达的能力，满世界满脑子都是围墙都是警戒线。
与民间不断发明新语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种语言正在迅速膨胀——体制内的党八股语言。各类文件、讲话、通稿、学习材料、宣传报道越来越像同一种东西。长长的标题套着长长的定语，一层层政治术语叠加在一起，一个段落往往能写上几百字，却很难说清楚一件简单的事情。人们阅读这些文字时，总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什么都写了，又似乎什么都没说。每一个字都认识，每一句话都能读懂，可整篇文章读完之后，却不知道作者究竟想表达什么。这种语言最大的特点，不是表达思想，而是回避思想；不是传递信息，而是完成表态；不是为了让人理解，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政治正确。更重要的是，它正在不断占据公共空间。从新闻报道到学校教材，从会议纪要到企业学习材料，从社区宣传栏到互联网平台，大量公共空间被这种低信息密度、高政治浓度的语言所填满。它们消耗着人们的阅读时间和注意力，却很少提供新的知识和信息。
这就是今天中国问题：一边是普通人在不断发明新的隐语、代号和暗示，以绕过审查表达真实想法；另一边则是体制内不断生产越来越冗长、越来越空洞、越来越缺乏信息量的标准文本。民间越来越不会说话，官方越来越不会说人话。
然而，并不仅仅是审查制度和宣传机器问题，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一个社会的语言究竟由谁创造。语言并不是自然生长的。一个社会真正创造语言的人，往往是作家、记者、学者、思想家和评论者。他们不断创造新的概念、新的表达和新的解释方式，把复杂的现实转化为可以被理解和讨论的公共语言。近代中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时刻。梁启超创造了大量现代政治词汇；胡适推动了白话文运动；鲁迅重塑了中国人的批判语言；陈独秀等人把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概念引入公共讨论。他们未必总是正确，但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为社会创造新的语言。
一个社会的创造力，往往首先体现在语言的创造力上。而一个社会的衰退，也往往首先表现为语言的贫困。当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性之后，他们便不再创造语言，而开始生产口号；不再解释现实，而开始解释政策；不再提出问题，而开始提供标准答案。于是，语言生产机制开始发生变化。原本由社会共同创造的语言，越来越多地由权力来定义。
什么词汇可以存在，什么词汇必须消失；什么概念可以讨论，什么概念成为禁区；什么表达可以传播，什么表达必须删除——越来越多的语言权力开始集中于少数机构之手。于是，人们逐渐失去了描述现实的工具。很多事情明明存在，却找不到能够公开使用的词汇去描述；很多感受明明真实，却只能隐藏在暗语和隐喻之中。当创造语言的人停止创造语言，普通人最终也会失去表达现实的能力。于是社会开始同时出现两种失语：一种是“不敢说”，另一种是“不会说”。前者来自审查，后者来自语言创造力的衰退。
历史上，这样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许多文明都曾经历过类似过程。当知识生产越来越依附权力，当学者越来越成为统治机器的一部分，思想创造力便会逐渐衰退。社会依然有学校，有学者，有出版物，甚至依然有文学，但越来越少有人真正创造新的观念和新的表达。一个文明最危险的时候，并不是没有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已经停止生产思想的时候。因为此时社会依然有大量文字，却越来越少有真正的信息；依然有大量声音，却越来越少有真实的表达。
回头再看那些遍布中国大街小巷的标语和简中互联内网里疯狂增长的敏感词，真正让人不安的地方，并不仅仅是粗俗、恶毒和充满戾气，而是，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大国，一边被迫把真实表达藏进密码和暗语之中，一边又被海量空洞的党八股不断填满公共空间。当一个社会既充满噪音，又失去声音的时候，最先枯萎的往往不是文学，而是思想。一个文明最大的危机，或许不是沉默，而是再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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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失语中国：全民噤声时代的言论封锁、思想窒息与破局之道
摘要：
全方位的网络审查、动辄封号喝茶的恐怖氛围，使得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国度沦为思想的无声荒原。本文剖析“失语”对民族创造力与精神健康的深重戕害，指出在严密监控中寻找缝隙、彼此传递真相与保持独立思考才是打破沉默的破局之道。
如果未来有人研究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精神史，或许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这个拥有数千年文字传统的文明，在互联网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工具之后，反而越来越不会说话了。
街头巷尾、高速公路的广告牌，那些原本属于文学、商业与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2015年前后一夜间，被铺天盖地的习近平的粗俗口语占据：“撸起袖子加油干”“发扬钉钉子精神”“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再后来，2018年开始的扫黑除恶运动中，人们又看到了另一种语言：“黑恶不除，国无宁日”“涉黑涉恶，斩草除根”“检举揭发有奖，包庇纵容必究”。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过带有明显株连和连坐色彩的标语，毁灭肉体、毁灭财产、毁灭血缘、毁灭未来，字里行间，充斥这恶毒的诅咒，充斥着赤裸裸的威胁。
一个文明最敏感的神经，往往藏在它的语言里。而一个时代最真实的面貌，也往往写在它的标语之中。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中国的语言环境其实相当耐人寻味。一边是越来越粗俗化、口号化和行政化的官方语言。另一边，则是越来越隐晦、扭曲和变形的民间语言。因为很多正常的话已经不能正常说，人们开始发明各种新的表达方式：数字代替文字、谐音代替本义、缩写代替完整句子、生僻字代替常用字、图片代替文字、表情包代替观点。满屏幕都是“敏感词”，超过古代帝国皇帝的领袖姓名“避讳制度”，人们逼迫不断发明新词汇，平台不断封禁新的词汇。有人销号、有人限流、有人被喝茶、有人被封禁，更多的人则学会了用隐喻生存，整个中国互联网逐渐变成了一部巨大的密码本。人们正在逐渐失去正常表达的能力，满世界满脑子都是围墙都是警戒线。
与民间不断发明新语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种语言正在迅速膨胀——体制内的党八股语言。各类文件、讲话、通稿、学习材料、宣传报道越来越像同一种东西。长长的标题套着长长的定语，一层层政治术语叠加在一起，一个段落往往能写上几百字，却很难说清楚一件简单的事情。人们阅读这些文字时，总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什么都写了，又似乎什么都没说。每一个字都认识，每一句话都能读懂，可整篇文章读完之后，却不知道作者究竟想表达什么。这种语言最大的特点，不是表达思想，而是回避思想；不是传递信息，而是完成表态；不是为了让人理解，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政治正确。更重要的是，它正在不断占据公共空间。从新闻报道到学校教材，从会议纪要到企业学习材料，从社区宣传栏到互联网平台，大量公共空间被这种低信息密度、高政治浓度的语言所填满。它们消耗着人们的阅读时间和注意力，却很少提供新的知识和信息。
这就是今天中国问题：一边是普通人在不断发明新的隐语、代号和暗示，以绕过审查表达真实想法；另一边则是体制内不断生产越来越冗长、越来越空洞、越来越缺乏信息量的标准文本。民间越来越不会说话，官方越来越不会说人话。
然而，并不仅仅是审查制度和宣传机器问题，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一个社会的语言究竟由谁创造。语言并不是自然生长的。一个社会真正创造语言的人，往往是作家、记者、学者、思想家和评论者。他们不断创造新的概念、新的表达和新的解释方式，把复杂的现实转化为可以被理解和讨论的公共语言。近代中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时刻。梁启超创造了大量现代政治词汇；胡适推动了白话文运动；鲁迅重塑了中国人的批判语言；陈独秀等人把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概念引入公共讨论。他们未必总是正确，但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为社会创造新的语言。
一个社会的创造力，往往首先体现在语言的创造力上。而一个社会的衰退，也往往首先表现为语言的贫困。当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性之后，他们便不再创造语言，而开始生产口号；不再解释现实，而开始解释政策；不再提出问题，而开始提供标准答案。于是，语言生产机制开始发生变化。原本由社会共同创造的语言，越来越多地由权力来定义。
什么词汇可以存在，什么词汇必须消失；什么概念可以讨论，什么概念成为禁区；什么表达可以传播，什么表达必须删除——越来越多的语言权力开始集中于少数机构之手。于是，人们逐渐失去了描述现实的工具。很多事情明明存在，却找不到能够公开使用的词汇去描述；很多感受明明真实，却只能隐藏在暗语和隐喻之中。当创造语言的人停止创造语言，普通人最终也会失去表达现实的能力。于是社会开始同时出现两种失语：一种是“不敢说”，另一种是“不会说”。前者来自审查，后者来自语言创造力的衰退。
历史上，这样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许多文明都曾经历过类似过程。当知识生产越来越依附权力，当学者越来越成为统治机器的一部分，思想创造力便会逐渐衰退。社会依然有学校，有学者，有出版物，甚至依然有文学，但越来越少有人真正创造新的观念和新的表达。一个文明最危险的时候，并不是没有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已经停止生产思想的时候。因为此时社会依然有大量文字，却越来越少有真正的信息；依然有大量声音，却越来越少有真实的表达。
回头再看那些遍布中国大街小巷的标语和简中互联内网里疯狂增长的敏感词，真正让人不安的地方，并不仅仅是粗俗、恶毒和充满戾气，而是，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大国，一边被迫把真实表达藏进密码和暗语之中，一边又被海量空洞的党八股不断填满公共空间。当一个社会既充满噪音，又失去声音的时候，最先枯萎的往往不是文学，而是思想。一个文明最大的危机，或许不是沉默，而是再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作者：马瑞林
失语中国：全民噤声时代的言论封锁、思想窒息与破局之道
摘要：
全方位的网络审查、动辄封号喝茶的恐怖氛围，使得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国度沦为思想的无声荒原。本文剖析“失语”对民族创造力与精神健康的深重戕害，指出在严密监控中寻找缝隙、彼此传递真相与保持独立思考才是打破沉默的破局之道。
如果未来有人研究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精神史，或许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这个拥有数千年文字传统的文明，在互联网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工具之后，反而越来越不会说话了。
街头巷尾、高速公路的广告牌，那些原本属于文学、商业与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2015年前后一夜间，被铺天盖地的习近平的粗俗口语占据：“撸起袖子加油干”“发扬钉钉子精神”“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再后来，2018年开始的扫黑除恶运动中，人们又看到了另一种语言：“黑恶不除，国无宁日”“涉黑涉恶，斩草除根”“检举揭发有奖，包庇纵容必究”。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过带有明显株连和连坐色彩的标语，毁灭肉体、毁灭财产、毁灭血缘、毁灭未来，字里行间，充斥这恶毒的诅咒，充斥着赤裸裸的威胁。
一个文明最敏感的神经，往往藏在它的语言里。而一个时代最真实的面貌，也往往写在它的标语之中。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中国的语言环境其实相当耐人寻味。一边是越来越粗俗化、口号化和行政化的官方语言。另一边，则是越来越隐晦、扭曲和变形的民间语言。因为很多正常的话已经不能正常说，人们开始发明各种新的表达方式：数字代替文字、谐音代替本义、缩写代替完整句子、生僻字代替常用字、图片代替文字、表情包代替观点。满屏幕都是“敏感词”，超过古代帝国皇帝的领袖姓名“避讳制度”，人们逼迫不断发明新词汇，平台不断封禁新的词汇。有人销号、有人限流、有人被喝茶、有人被封禁，更多的人则学会了用隐喻生存，整个中国互联网逐渐变成了一部巨大的密码本。人们正在逐渐失去正常表达的能力，满世界满脑子都是围墙都是警戒线。
与民间不断发明新语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种语言正在迅速膨胀——体制内的党八股语言。各类文件、讲话、通稿、学习材料、宣传报道越来越像同一种东西。长长的标题套着长长的定语，一层层政治术语叠加在一起，一个段落往往能写上几百字，却很难说清楚一件简单的事情。人们阅读这些文字时，总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什么都写了，又似乎什么都没说。每一个字都认识，每一句话都能读懂，可整篇文章读完之后，却不知道作者究竟想表达什么。这种语言最大的特点，不是表达思想，而是回避思想；不是传递信息，而是完成表态；不是为了让人理解，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政治正确。更重要的是，它正在不断占据公共空间。从新闻报道到学校教材，从会议纪要到企业学习材料，从社区宣传栏到互联网平台，大量公共空间被这种低信息密度、高政治浓度的语言所填满。它们消耗着人们的阅读时间和注意力，却很少提供新的知识和信息。
这就是今天中国问题：一边是普通人在不断发明新的隐语、代号和暗示，以绕过审查表达真实想法；另一边则是体制内不断生产越来越冗长、越来越空洞、越来越缺乏信息量的标准文本。民间越来越不会说话，官方越来越不会说人话。
然而，并不仅仅是审查制度和宣传机器问题，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一个社会的语言究竟由谁创造。语言并不是自然生长的。一个社会真正创造语言的人，往往是作家、记者、学者、思想家和评论者。他们不断创造新的概念、新的表达和新的解释方式，把复杂的现实转化为可以被理解和讨论的公共语言。近代中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时刻。梁启超创造了大量现代政治词汇；胡适推动了白话文运动；鲁迅重塑了中国人的批判语言；陈独秀等人把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概念引入公共讨论。他们未必总是正确，但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为社会创造新的语言。
一个社会的创造力，往往首先体现在语言的创造力上。而一个社会的衰退，也往往首先表现为语言的贫困。当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性之后，他们便不再创造语言，而开始生产口号；不再解释现实，而开始解释政策；不再提出问题，而开始提供标准答案。于是，语言生产机制开始发生变化。原本由社会共同创造的语言，越来越多地由权力来定义。
什么词汇可以存在，什么词汇必须消失；什么概念可以讨论，什么概念成为禁区；什么表达可以传播，什么表达必须删除——越来越多的语言权力开始集中于少数机构之手。于是，人们逐渐失去了描述现实的工具。很多事情明明存在，却找不到能够公开使用的词汇去描述；很多感受明明真实，却只能隐藏在暗语和隐喻之中。当创造语言的人停止创造语言，普通人最终也会失去表达现实的能力。于是社会开始同时出现两种失语：一种是“不敢说”，另一种是“不会说”。前者来自审查，后者来自语言创造力的衰退。
历史上，这样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许多文明都曾经历过类似过程。当知识生产越来越依附权力，当学者越来越成为统治机器的一部分，思想创造力便会逐渐衰退。社会依然有学校，有学者，有出版物，甚至依然有文学，但越来越少有人真正创造新的观念和新的表达。一个文明最危险的时候，并不是没有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已经停止生产思想的时候。因为此时社会依然有大量文字，却越来越少有真正的信息；依然有大量声音，却越来越少有真实的表达。
回头再看那些遍布中国大街小巷的标语和简中互联内网里疯狂增长的敏感词，真正让人不安的地方，并不仅仅是粗俗、恶毒和充满戾气，而是，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大国，一边被迫把真实表达藏进密码和暗语之中，一边又被海量空洞的党八股不断填满公共空间。当一个社会既充满噪音，又失去声音的时候，最先枯萎的往往不是文学，而是思想。一个文明最大的危机，或许不是沉默，而是再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被豢养的文人与知识分子：官僚体制下独立人格的丧失与道德沉沦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7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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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被豢养的文人与知识分子：官僚体制下独立人格的丧失与道德沉沦
摘要：
昔日承载社会良知的知识精英，在权力的利诱与威逼下纷纷沦为歌功颂德的御用弄臣。本文痛击当代部分体制内学者在民族宗教政策上的指鹿为马与助纣为虐，呼吁读书人守住起码的学术诚信与做人底线，重拾敢于直言的独立风骨。
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哪个群体像文人这样，一边被尊崇，一边被驯化。他们被供进孔庙，被写进县志，被刻进族谱，被视为家族荣耀和国家栋梁。可与此同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拿起书本的第一天起，便已经知道自己最终要去哪里，不是去寻找真理，不是去挑战权力，而是进入权力，被权力驯化，成为权力的一部分。这种被驯化并不是依靠暴力完成的，恰恰相反，它是通过荣耀完成的。
自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以后，中国文人与国家机器之间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共生关系。寒窗十年、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入朝为官，成为无数读书人的人生轨迹。多少人读书读到白发，不过是为了那一顶乌纱帽。于是，中国文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精神结构；他们批评现实，往往不是为了摆脱权力，而是为了获得参与权力的资格；他们反抗朝廷，往往不是为了限制权力，而是为了进入权力；他们读书写作，最终目的往往不是保持独立，而是获得朝廷承认。对于大多数士人而言，最大的成功不是说出真相，而是获得皇帝赏识；最大的荣耀不是保持风骨，而是被写进史书、进入庙堂。于是，为帝王修史成为职业，替朝廷立言成为责任，歌功颂德成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忠君报国成为道德的核心内容。久而久之，中国文人最擅长的事情，不再是监督权力，而是解释权力；不再是质疑权力，而是美化权力；不再是为社会提供独立思想，而是为朝廷生产合法性。这套体系之所以成功，并不在于它消灭了文人，而在于它让文人心甘情愿地成为了体制的一部分。
中国文人并非没有骨气之人，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拒绝被皇权驯化、保持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只是太过于稀少，而恰恰是因为稀少才被后世铭记。因为绝大多数文人最终都被纳入了国家机器之中，他们从来不是权力的监督者，而是权力的一部分，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北洋时期曾出现过极为短暂却灿烂的一页：鲁迅、胡适等人开始摆脱传统士大夫身份，尝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未必正确，也彼此争吵不休，但他们至少开始相信：知识分子的价值不在于进入权力，而在于保持与权力之间的距离。
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比历代王朝更彻底的改造，古代皇帝希望文人为自己服务。共产党则要求文人在思想上彻底属于自己。于是知识分子被重新定义。他们不再是“士农工商”中的第一位，而是“臭老九”，他们被批判、被改造、被监督、被组织化。文学被要求服务政治，学术被要求服务路线，艺术被要求服务阶级斗争，思想本身逐渐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
在这样的体系中，知识分子面临的选择往往十分简单：要么沉默，要么赞美，要么消失。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之一，或许就是郭沫若。郭沫若早年曾是才华横溢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然而进入毛泽东时代之后，他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他写下大量充满个人崇拜色彩的文字。曾经那个试图探索思想与文学边界的人，最终成为权力最卖力的歌颂者之一，他不再需要别人要求他赞美权力，因为赞美本身已经成为他的生存方式。 而郭沫若并不是个例，在极权体制下，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往往不是死亡，而是在活着的时候一点点失去独立人格。而另一部分人则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命运。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大量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他们中的许多人被送往甘肃夹边沟等劳改农场，在饥饿、寒冷和劳动中大量死去。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反对国家，他们只是没有学会赞美。
到了习近平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时代更多依靠政治运动改造知识分子，习近平时代则更倾向于通过制度、资源和职业体系塑造知识分子。今天的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和文艺团体依然存在，教授、作家和评论家依然数量庞大，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围绕权力组织自己的思想。许多学者花费大量时间研究的，不再是现实社会本身，而是如何正确解读领导讲话；许多作家越来越少描写真实的人，而越来越多书写正确的主题；许多评论者最大的能力，不再是发现问题，而是证明现有政策的合理性。
于是出现了一种颇为奇特的知识生产方式：每当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中央文件发布、政府工作报告出台，总会有大量专家学者、评论员和智库研究人员第一时间出现。他们像古代替皇帝解梦的术士一样，开始逐字逐句分析文件中的措辞变化：民主一词出现了多少次，法治和法制分别出现在哪里，改革与安全哪个词频更高，某个提法相比去年增加了几个字，某个领导人的名字排在什么位置。国内如此，海外一些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也往往如此。他们试图从字缝里寻找未来，从文件里推演方向，仿佛中国的命运就隐藏在这些词语排列组合之中。
然而大家都非常清楚的是，真正决定中共体制运行的，往往不是文件里写了什么，而是权力准备做什么。很多时候，文件只是宣传，而不是契约；只是表态，而不是约束。党真正想让人看到的东西，未必等于它真正准备去做的事情。可无数知识分子却把毕生精力消耗在对这些文本的反复阐释之中。于是，一个国家最聪明的一部分人，不再研究社会，不再研究市场，不再研究普通人的真实处境，而是在研究权力究竟想让自己看到什么。这种现象造成的损失，并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贫困，更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原本可以用于探索未知、创造知识、推动文明进步的大量智力资源，被消耗在对权力文本的无限解读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比单纯的歌功颂德更加令人遗憾。因为歌功颂德至少承认自己是在赞美权力，而这种无休止的“政策研究”“文件解读”“提法分析”，却披着学术的外衣，让人误以为自己仍然在进行独立思考。与此同时，普通人则在另一条道路上被迫适应现实。由于越来越多的话不能正常说，人们开始发明各种谐音、缩写、数字、暗语和隐喻。民间语言越来越像密码本，而官方语言越来越像公文堆。一个社会于是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却又彼此呼应的失语：普通人越来越不敢说话，知识分子越来越不会说话。前者来自审查，后者来自收编。于是，知识分子不再是社会与现实之间的解释者，而逐渐变成了权力与公众之间的翻译员；不再研究世界，而是研究文件；不再观察现实，而是揣摩风向。
苏联的故事几乎是同一个剧本的俄语版本。斯大林曾把作家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这里所谓的工程师，并不是塑造自由灵魂的人，而是塑造符合国家需要灵魂的人。于是整个文学界被纳入国家管理体系。配合者获得荣誉、住房、津贴与地位；拒绝配合者则可能失去发表机会、遭受迫害，甚至进入劳改营体系。 高尔基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这位曾经描写底层人民苦难的伟大作家，最终成为苏联体制最重要的文学象征之一，与此同时，无数拒绝配合的人则走向另一条道路。他们进入了古拉格群岛，进入了劳改营，进入西伯利亚。很多年以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向世界揭开了这套体系的真相。人们这才发现，一个政权最害怕的并不是武装反抗者，而是仍然坚持说真话的人。
更早的时候，伊斯兰世界也经历过类似过程。早期伊斯兰文明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信仰，更因为它曾拥有相对独立的知识共同体：学者可以批评统治者，法学家可以拒绝宫廷，许多著名伊玛目都曾拒绝为权力背书。从伊本·罕百里（Ahmad ibn Hanbal）拒绝屈服于官方神学而遭监禁，到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h）多次因挑战权威而入狱，早期伊斯兰传统中一直存在着知识分子拒绝为权力背书的传统，更有大量的。 然而随着帝国化进程深入，越来越多学者被纳入国家体系，独立知识共同体的空间不断缩小。法学逐渐官僚化，知识逐渐体制化。对于许多人而言，获得统治者认可开始变得比追求真理更重要，安全开始代替探索，仕途开始代替担当。学者越来越像官员，思想越来越像公文。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进入这套体系。当越来越多学者围绕权力组织思想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主动远离宫廷与政治。他们不再试图从现实权力中寻找出路，而是转身走向内心，走向灵性的探索。后来广泛发展的苏菲传统，很大程度上便承载了这种对权力保持距离的精神选择。当知识生产越来越围绕权力展开时，一个文明便会逐渐失去最重要的能力：自我更新。这或许不是伊斯兰世界后来停滞的唯一原因，却无疑削弱了它面对新时代挑战的能力。
尽管晚期中国、晚期奥斯曼和苏联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但它们都曾出现过类似现象：大学还在，学校还在，出版物还在，学者还在，甚至文学也还在，可真正独立的思想却越来越少。因为知识分子最大的价值，从来不是提供正确答案，而是提出危险问题；他们存在的意义，不是证明权力正确，而是提醒权力可能犯错。当一个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开始普遍依附权力时，文化便会逐渐停止生长。因为所有答案都已经提前写好，所有问题都已经提前规定，所有结论都已经提前批准。学问不再是发现未知，而是论证既定结论。文明表面上依然繁荣，实际上却正在失去创造未来的能力。
反观今天的西方社会，当然也存在亲近政府的学者、媒体人与公共知识分子。但决定其活力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人。而在于大量知识分子并不依附于国家机器。他们可以批评政府。可以攻击总统。可以反对战争。可以挑战主流观点。甚至可以公开嘲笑整个制度。他们未必总是正确。但他们拥有犯错的自由。而思想，恰恰是在这种自由中诞生的。
所以，一个文明真正的分水岭，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大学、多少教授、多少作家。而在于：它的知识分子究竟效忠于真理，还是效忠于权力。独裁者并不害怕没有知识分子，独裁者真正害怕的是不愿被收编的知识分子，因为军队只能控制人的身体，而知识分子能够塑造人的思想。一个政权最成功的统治，并不是消灭文人，而是让文人相信：为权力服务，就是自己的使命。因为所有被豢养的文人，最终都会成为权力的装饰品。而所有伟大的文明，都诞生于那些不愿被豢养的人。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被豢养的文人与知识分子：官僚体制下独立人格的丧失与道德沉沦
摘要：
昔日承载社会良知的知识精英，在权力的利诱与威逼下纷纷沦为歌功颂德的御用弄臣。本文痛击当代部分体制内学者在民族宗教政策上的指鹿为马与助纣为虐，呼吁读书人守住起码的学术诚信与做人底线，重拾敢于直言的独立风骨。
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哪个群体像文人这样，一边被尊崇，一边被驯化。他们被供进孔庙，被写进县志，被刻进族谱，被视为家族荣耀和国家栋梁。可与此同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拿起书本的第一天起，便已经知道自己最终要去哪里，不是去寻找真理，不是去挑战权力，而是进入权力，被权力驯化，成为权力的一部分。这种被驯化并不是依靠暴力完成的，恰恰相反，它是通过荣耀完成的。
自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以后，中国文人与国家机器之间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共生关系。寒窗十年、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入朝为官，成为无数读书人的人生轨迹。多少人读书读到白发，不过是为了那一顶乌纱帽。于是，中国文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精神结构；他们批评现实，往往不是为了摆脱权力，而是为了获得参与权力的资格；他们反抗朝廷，往往不是为了限制权力，而是为了进入权力；他们读书写作，最终目的往往不是保持独立，而是获得朝廷承认。对于大多数士人而言，最大的成功不是说出真相，而是获得皇帝赏识；最大的荣耀不是保持风骨，而是被写进史书、进入庙堂。于是，为帝王修史成为职业，替朝廷立言成为责任，歌功颂德成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忠君报国成为道德的核心内容。久而久之，中国文人最擅长的事情，不再是监督权力，而是解释权力；不再是质疑权力，而是美化权力；不再是为社会提供独立思想，而是为朝廷生产合法性。这套体系之所以成功，并不在于它消灭了文人，而在于它让文人心甘情愿地成为了体制的一部分。
中国文人并非没有骨气之人，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拒绝被皇权驯化、保持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只是太过于稀少，而恰恰是因为稀少才被后世铭记。因为绝大多数文人最终都被纳入了国家机器之中，他们从来不是权力的监督者，而是权力的一部分，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北洋时期曾出现过极为短暂却灿烂的一页：鲁迅、胡适等人开始摆脱传统士大夫身份，尝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未必正确，也彼此争吵不休，但他们至少开始相信：知识分子的价值不在于进入权力，而在于保持与权力之间的距离。
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比历代王朝更彻底的改造，古代皇帝希望文人为自己服务。共产党则要求文人在思想上彻底属于自己。于是知识分子被重新定义。他们不再是“士农工商”中的第一位，而是“臭老九”，他们被批判、被改造、被监督、被组织化。文学被要求服务政治，学术被要求服务路线，艺术被要求服务阶级斗争，思想本身逐渐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
在这样的体系中，知识分子面临的选择往往十分简单：要么沉默，要么赞美，要么消失。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之一，或许就是郭沫若。郭沫若早年曾是才华横溢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然而进入毛泽东时代之后，他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他写下大量充满个人崇拜色彩的文字。曾经那个试图探索思想与文学边界的人，最终成为权力最卖力的歌颂者之一，他不再需要别人要求他赞美权力，因为赞美本身已经成为他的生存方式。 而郭沫若并不是个例，在极权体制下，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往往不是死亡，而是在活着的时候一点点失去独立人格。而另一部分人则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命运。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大量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他们中的许多人被送往甘肃夹边沟等劳改农场，在饥饿、寒冷和劳动中大量死去。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反对国家，他们只是没有学会赞美。
到了习近平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时代更多依靠政治运动改造知识分子，习近平时代则更倾向于通过制度、资源和职业体系塑造知识分子。今天的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和文艺团体依然存在，教授、作家和评论家依然数量庞大，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围绕权力组织自己的思想。许多学者花费大量时间研究的，不再是现实社会本身，而是如何正确解读领导讲话；许多作家越来越少描写真实的人，而越来越多书写正确的主题；许多评论者最大的能力，不再是发现问题，而是证明现有政策的合理性。
于是出现了一种颇为奇特的知识生产方式：每当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中央文件发布、政府工作报告出台，总会有大量专家学者、评论员和智库研究人员第一时间出现。他们像古代替皇帝解梦的术士一样，开始逐字逐句分析文件中的措辞变化：民主一词出现了多少次，法治和法制分别出现在哪里，改革与安全哪个词频更高，某个提法相比去年增加了几个字，某个领导人的名字排在什么位置。国内如此，海外一些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也往往如此。他们试图从字缝里寻找未来，从文件里推演方向，仿佛中国的命运就隐藏在这些词语排列组合之中。
然而大家都非常清楚的是，真正决定中共体制运行的，往往不是文件里写了什么，而是权力准备做什么。很多时候，文件只是宣传，而不是契约；只是表态，而不是约束。党真正想让人看到的东西，未必等于它真正准备去做的事情。可无数知识分子却把毕生精力消耗在对这些文本的反复阐释之中。于是，一个国家最聪明的一部分人，不再研究社会，不再研究市场，不再研究普通人的真实处境，而是在研究权力究竟想让自己看到什么。这种现象造成的损失，并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贫困，更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原本可以用于探索未知、创造知识、推动文明进步的大量智力资源，被消耗在对权力文本的无限解读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比单纯的歌功颂德更加令人遗憾。因为歌功颂德至少承认自己是在赞美权力，而这种无休止的“政策研究”“文件解读”“提法分析”，却披着学术的外衣，让人误以为自己仍然在进行独立思考。与此同时，普通人则在另一条道路上被迫适应现实。由于越来越多的话不能正常说，人们开始发明各种谐音、缩写、数字、暗语和隐喻。民间语言越来越像密码本，而官方语言越来越像公文堆。一个社会于是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却又彼此呼应的失语：普通人越来越不敢说话，知识分子越来越不会说话。前者来自审查，后者来自收编。于是，知识分子不再是社会与现实之间的解释者，而逐渐变成了权力与公众之间的翻译员；不再研究世界，而是研究文件；不再观察现实，而是揣摩风向。
苏联的故事几乎是同一个剧本的俄语版本。斯大林曾把作家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这里所谓的工程师，并不是塑造自由灵魂的人，而是塑造符合国家需要灵魂的人。于是整个文学界被纳入国家管理体系。配合者获得荣誉、住房、津贴与地位；拒绝配合者则可能失去发表机会、遭受迫害，甚至进入劳改营体系。 高尔基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这位曾经描写底层人民苦难的伟大作家，最终成为苏联体制最重要的文学象征之一，与此同时，无数拒绝配合的人则走向另一条道路。他们进入了古拉格群岛，进入了劳改营，进入西伯利亚。很多年以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向世界揭开了这套体系的真相。人们这才发现，一个政权最害怕的并不是武装反抗者，而是仍然坚持说真话的人。
更早的时候，伊斯兰世界也经历过类似过程。早期伊斯兰文明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信仰，更因为它曾拥有相对独立的知识共同体：学者可以批评统治者，法学家可以拒绝宫廷，许多著名伊玛目都曾拒绝为权力背书。从伊本·罕百里（Ahmad ibn Hanbal）拒绝屈服于官方神学而遭监禁，到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h）多次因挑战权威而入狱，早期伊斯兰传统中一直存在着知识分子拒绝为权力背书的传统，更有大量的。 然而随着帝国化进程深入，越来越多学者被纳入国家体系，独立知识共同体的空间不断缩小。法学逐渐官僚化，知识逐渐体制化。对于许多人而言，获得统治者认可开始变得比追求真理更重要，安全开始代替探索，仕途开始代替担当。学者越来越像官员，思想越来越像公文。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进入这套体系。当越来越多学者围绕权力组织思想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主动远离宫廷与政治。他们不再试图从现实权力中寻找出路，而是转身走向内心，走向灵性的探索。后来广泛发展的苏菲传统，很大程度上便承载了这种对权力保持距离的精神选择。当知识生产越来越围绕权力展开时，一个文明便会逐渐失去最重要的能力：自我更新。这或许不是伊斯兰世界后来停滞的唯一原因，却无疑削弱了它面对新时代挑战的能力。
尽管晚期中国、晚期奥斯曼和苏联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但它们都曾出现过类似现象：大学还在，学校还在，出版物还在，学者还在，甚至文学也还在，可真正独立的思想却越来越少。因为知识分子最大的价值，从来不是提供正确答案，而是提出危险问题；他们存在的意义，不是证明权力正确，而是提醒权力可能犯错。当一个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开始普遍依附权力时，文化便会逐渐停止生长。因为所有答案都已经提前写好，所有问题都已经提前规定，所有结论都已经提前批准。学问不再是发现未知，而是论证既定结论。文明表面上依然繁荣，实际上却正在失去创造未来的能力。
反观今天的西方社会，当然也存在亲近政府的学者、媒体人与公共知识分子。但决定其活力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人。而在于大量知识分子并不依附于国家机器。他们可以批评政府。可以攻击总统。可以反对战争。可以挑战主流观点。甚至可以公开嘲笑整个制度。他们未必总是正确。但他们拥有犯错的自由。而思想，恰恰是在这种自由中诞生的。
所以，一个文明真正的分水岭，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大学、多少教授、多少作家。而在于：它的知识分子究竟效忠于真理，还是效忠于权力。独裁者并不害怕没有知识分子，独裁者真正害怕的是不愿被收编的知识分子，因为军队只能控制人的身体，而知识分子能够塑造人的思想。一个政权最成功的统治，并不是消灭文人，而是让文人相信：为权力服务，就是自己的使命。因为所有被豢养的文人，最终都会成为权力的装饰品。而所有伟大的文明，都诞生于那些不愿被豢养的人。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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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被豢养的文人与知识分子：官僚体制下独立人格的丧失与道德沉沦
摘要：
昔日承载社会良知的知识精英，在权力的利诱与威逼下纷纷沦为歌功颂德的御用弄臣。本文痛击当代部分体制内学者在民族宗教政策上的指鹿为马与助纣为虐，呼吁读书人守住起码的学术诚信与做人底线，重拾敢于直言的独立风骨。
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哪个群体像文人这样，一边被尊崇，一边被驯化。他们被供进孔庙，被写进县志，被刻进族谱，被视为家族荣耀和国家栋梁。可与此同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拿起书本的第一天起，便已经知道自己最终要去哪里，不是去寻找真理，不是去挑战权力，而是进入权力，被权力驯化，成为权力的一部分。这种被驯化并不是依靠暴力完成的，恰恰相反，它是通过荣耀完成的。
自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以后，中国文人与国家机器之间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共生关系。寒窗十年、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入朝为官，成为无数读书人的人生轨迹。多少人读书读到白发，不过是为了那一顶乌纱帽。于是，中国文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精神结构；他们批评现实，往往不是为了摆脱权力，而是为了获得参与权力的资格；他们反抗朝廷，往往不是为了限制权力，而是为了进入权力；他们读书写作，最终目的往往不是保持独立，而是获得朝廷承认。对于大多数士人而言，最大的成功不是说出真相，而是获得皇帝赏识；最大的荣耀不是保持风骨，而是被写进史书、进入庙堂。于是，为帝王修史成为职业，替朝廷立言成为责任，歌功颂德成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忠君报国成为道德的核心内容。久而久之，中国文人最擅长的事情，不再是监督权力，而是解释权力；不再是质疑权力，而是美化权力；不再是为社会提供独立思想，而是为朝廷生产合法性。这套体系之所以成功，并不在于它消灭了文人，而在于它让文人心甘情愿地成为了体制的一部分。
中国文人并非没有骨气之人，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拒绝被皇权驯化、保持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只是太过于稀少，而恰恰是因为稀少才被后世铭记。因为绝大多数文人最终都被纳入了国家机器之中，他们从来不是权力的监督者，而是权力的一部分，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北洋时期曾出现过极为短暂却灿烂的一页：鲁迅、胡适等人开始摆脱传统士大夫身份，尝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未必正确，也彼此争吵不休，但他们至少开始相信：知识分子的价值不在于进入权力，而在于保持与权力之间的距离。
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比历代王朝更彻底的改造，古代皇帝希望文人为自己服务。共产党则要求文人在思想上彻底属于自己。于是知识分子被重新定义。他们不再是“士农工商”中的第一位，而是“臭老九”，他们被批判、被改造、被监督、被组织化。文学被要求服务政治，学术被要求服务路线，艺术被要求服务阶级斗争，思想本身逐渐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
在这样的体系中，知识分子面临的选择往往十分简单：要么沉默，要么赞美，要么消失。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之一，或许就是郭沫若。郭沫若早年曾是才华横溢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然而进入毛泽东时代之后，他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他写下大量充满个人崇拜色彩的文字。曾经那个试图探索思想与文学边界的人，最终成为权力最卖力的歌颂者之一，他不再需要别人要求他赞美权力，因为赞美本身已经成为他的生存方式。 而郭沫若并不是个例，在极权体制下，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往往不是死亡，而是在活着的时候一点点失去独立人格。而另一部分人则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命运。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大量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他们中的许多人被送往甘肃夹边沟等劳改农场，在饥饿、寒冷和劳动中大量死去。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反对国家，他们只是没有学会赞美。
到了习近平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时代更多依靠政治运动改造知识分子，习近平时代则更倾向于通过制度、资源和职业体系塑造知识分子。今天的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和文艺团体依然存在，教授、作家和评论家依然数量庞大，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围绕权力组织自己的思想。许多学者花费大量时间研究的，不再是现实社会本身，而是如何正确解读领导讲话；许多作家越来越少描写真实的人，而越来越多书写正确的主题；许多评论者最大的能力，不再是发现问题，而是证明现有政策的合理性。
于是出现了一种颇为奇特的知识生产方式：每当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中央文件发布、政府工作报告出台，总会有大量专家学者、评论员和智库研究人员第一时间出现。他们像古代替皇帝解梦的术士一样，开始逐字逐句分析文件中的措辞变化：民主一词出现了多少次，法治和法制分别出现在哪里，改革与安全哪个词频更高，某个提法相比去年增加了几个字，某个领导人的名字排在什么位置。国内如此，海外一些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也往往如此。他们试图从字缝里寻找未来，从文件里推演方向，仿佛中国的命运就隐藏在这些词语排列组合之中。
然而大家都非常清楚的是，真正决定中共体制运行的，往往不是文件里写了什么，而是权力准备做什么。很多时候，文件只是宣传，而不是契约；只是表态，而不是约束。党真正想让人看到的东西，未必等于它真正准备去做的事情。可无数知识分子却把毕生精力消耗在对这些文本的反复阐释之中。于是，一个国家最聪明的一部分人，不再研究社会，不再研究市场，不再研究普通人的真实处境，而是在研究权力究竟想让自己看到什么。这种现象造成的损失，并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贫困，更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原本可以用于探索未知、创造知识、推动文明进步的大量智力资源，被消耗在对权力文本的无限解读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比单纯的歌功颂德更加令人遗憾。因为歌功颂德至少承认自己是在赞美权力，而这种无休止的“政策研究”“文件解读”“提法分析”，却披着学术的外衣，让人误以为自己仍然在进行独立思考。与此同时，普通人则在另一条道路上被迫适应现实。由于越来越多的话不能正常说，人们开始发明各种谐音、缩写、数字、暗语和隐喻。民间语言越来越像密码本，而官方语言越来越像公文堆。一个社会于是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却又彼此呼应的失语：普通人越来越不敢说话，知识分子越来越不会说话。前者来自审查，后者来自收编。于是，知识分子不再是社会与现实之间的解释者，而逐渐变成了权力与公众之间的翻译员；不再研究世界，而是研究文件；不再观察现实，而是揣摩风向。
苏联的故事几乎是同一个剧本的俄语版本。斯大林曾把作家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这里所谓的工程师，并不是塑造自由灵魂的人，而是塑造符合国家需要灵魂的人。于是整个文学界被纳入国家管理体系。配合者获得荣誉、住房、津贴与地位；拒绝配合者则可能失去发表机会、遭受迫害，甚至进入劳改营体系。 高尔基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这位曾经描写底层人民苦难的伟大作家，最终成为苏联体制最重要的文学象征之一，与此同时，无数拒绝配合的人则走向另一条道路。他们进入了古拉格群岛，进入了劳改营，进入西伯利亚。很多年以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向世界揭开了这套体系的真相。人们这才发现，一个政权最害怕的并不是武装反抗者，而是仍然坚持说真话的人。
更早的时候，伊斯兰世界也经历过类似过程。早期伊斯兰文明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信仰，更因为它曾拥有相对独立的知识共同体：学者可以批评统治者，法学家可以拒绝宫廷，许多著名伊玛目都曾拒绝为权力背书。从伊本·罕百里（Ahmad ibn Hanbal）拒绝屈服于官方神学而遭监禁，到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h）多次因挑战权威而入狱，早期伊斯兰传统中一直存在着知识分子拒绝为权力背书的传统，更有大量的。 然而随着帝国化进程深入，越来越多学者被纳入国家体系，独立知识共同体的空间不断缩小。法学逐渐官僚化，知识逐渐体制化。对于许多人而言，获得统治者认可开始变得比追求真理更重要，安全开始代替探索，仕途开始代替担当。学者越来越像官员，思想越来越像公文。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进入这套体系。当越来越多学者围绕权力组织思想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主动远离宫廷与政治。他们不再试图从现实权力中寻找出路，而是转身走向内心，走向灵性的探索。后来广泛发展的苏菲传统，很大程度上便承载了这种对权力保持距离的精神选择。当知识生产越来越围绕权力展开时，一个文明便会逐渐失去最重要的能力：自我更新。这或许不是伊斯兰世界后来停滞的唯一原因，却无疑削弱了它面对新时代挑战的能力。
尽管晚期中国、晚期奥斯曼和苏联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但它们都曾出现过类似现象：大学还在，学校还在，出版物还在，学者还在，甚至文学也还在，可真正独立的思想却越来越少。因为知识分子最大的价值，从来不是提供正确答案，而是提出危险问题；他们存在的意义，不是证明权力正确，而是提醒权力可能犯错。当一个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开始普遍依附权力时，文化便会逐渐停止生长。因为所有答案都已经提前写好，所有问题都已经提前规定，所有结论都已经提前批准。学问不再是发现未知，而是论证既定结论。文明表面上依然繁荣，实际上却正在失去创造未来的能力。
反观今天的西方社会，当然也存在亲近政府的学者、媒体人与公共知识分子。但决定其活力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人。而在于大量知识分子并不依附于国家机器。他们可以批评政府。可以攻击总统。可以反对战争。可以挑战主流观点。甚至可以公开嘲笑整个制度。他们未必总是正确。但他们拥有犯错的自由。而思想，恰恰是在这种自由中诞生的。
所以，一个文明真正的分水岭，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大学、多少教授、多少作家。而在于：它的知识分子究竟效忠于真理，还是效忠于权力。独裁者并不害怕没有知识分子，独裁者真正害怕的是不愿被收编的知识分子，因为军队只能控制人的身体，而知识分子能够塑造人的思想。一个政权最成功的统治，并不是消灭文人，而是让文人相信：为权力服务，就是自己的使命。因为所有被豢养的文人，最终都会成为权力的装饰品。而所有伟大的文明，都诞生于那些不愿被豢养的人。
作者：马瑞林
被豢养的文人与知识分子：官僚体制下独立人格的丧失与道德沉沦
摘要：
昔日承载社会良知的知识精英，在权力的利诱与威逼下纷纷沦为歌功颂德的御用弄臣。本文痛击当代部分体制内学者在民族宗教政策上的指鹿为马与助纣为虐，呼吁读书人守住起码的学术诚信与做人底线，重拾敢于直言的独立风骨。
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哪个群体像文人这样，一边被尊崇，一边被驯化。他们被供进孔庙，被写进县志，被刻进族谱，被视为家族荣耀和国家栋梁。可与此同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拿起书本的第一天起，便已经知道自己最终要去哪里，不是去寻找真理，不是去挑战权力，而是进入权力，被权力驯化，成为权力的一部分。这种被驯化并不是依靠暴力完成的，恰恰相反，它是通过荣耀完成的。
自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以后，中国文人与国家机器之间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共生关系。寒窗十年、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入朝为官，成为无数读书人的人生轨迹。多少人读书读到白发，不过是为了那一顶乌纱帽。于是，中国文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精神结构；他们批评现实，往往不是为了摆脱权力，而是为了获得参与权力的资格；他们反抗朝廷，往往不是为了限制权力，而是为了进入权力；他们读书写作，最终目的往往不是保持独立，而是获得朝廷承认。对于大多数士人而言，最大的成功不是说出真相，而是获得皇帝赏识；最大的荣耀不是保持风骨，而是被写进史书、进入庙堂。于是，为帝王修史成为职业，替朝廷立言成为责任，歌功颂德成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忠君报国成为道德的核心内容。久而久之，中国文人最擅长的事情，不再是监督权力，而是解释权力；不再是质疑权力，而是美化权力；不再是为社会提供独立思想，而是为朝廷生产合法性。这套体系之所以成功，并不在于它消灭了文人，而在于它让文人心甘情愿地成为了体制的一部分。
中国文人并非没有骨气之人，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拒绝被皇权驯化、保持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只是太过于稀少，而恰恰是因为稀少才被后世铭记。因为绝大多数文人最终都被纳入了国家机器之中，他们从来不是权力的监督者，而是权力的一部分，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北洋时期曾出现过极为短暂却灿烂的一页：鲁迅、胡适等人开始摆脱传统士大夫身份，尝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未必正确，也彼此争吵不休，但他们至少开始相信：知识分子的价值不在于进入权力，而在于保持与权力之间的距离。
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比历代王朝更彻底的改造，古代皇帝希望文人为自己服务。共产党则要求文人在思想上彻底属于自己。于是知识分子被重新定义。他们不再是“士农工商”中的第一位，而是“臭老九”，他们被批判、被改造、被监督、被组织化。文学被要求服务政治，学术被要求服务路线，艺术被要求服务阶级斗争，思想本身逐渐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
在这样的体系中，知识分子面临的选择往往十分简单：要么沉默，要么赞美，要么消失。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之一，或许就是郭沫若。郭沫若早年曾是才华横溢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然而进入毛泽东时代之后，他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他写下大量充满个人崇拜色彩的文字。曾经那个试图探索思想与文学边界的人，最终成为权力最卖力的歌颂者之一，他不再需要别人要求他赞美权力，因为赞美本身已经成为他的生存方式。 而郭沫若并不是个例，在极权体制下，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往往不是死亡，而是在活着的时候一点点失去独立人格。而另一部分人则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命运。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大量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他们中的许多人被送往甘肃夹边沟等劳改农场，在饥饿、寒冷和劳动中大量死去。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反对国家，他们只是没有学会赞美。
到了习近平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时代更多依靠政治运动改造知识分子，习近平时代则更倾向于通过制度、资源和职业体系塑造知识分子。今天的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和文艺团体依然存在，教授、作家和评论家依然数量庞大，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围绕权力组织自己的思想。许多学者花费大量时间研究的，不再是现实社会本身，而是如何正确解读领导讲话；许多作家越来越少描写真实的人，而越来越多书写正确的主题；许多评论者最大的能力，不再是发现问题，而是证明现有政策的合理性。
于是出现了一种颇为奇特的知识生产方式：每当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中央文件发布、政府工作报告出台，总会有大量专家学者、评论员和智库研究人员第一时间出现。他们像古代替皇帝解梦的术士一样，开始逐字逐句分析文件中的措辞变化：民主一词出现了多少次，法治和法制分别出现在哪里，改革与安全哪个词频更高，某个提法相比去年增加了几个字，某个领导人的名字排在什么位置。国内如此，海外一些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也往往如此。他们试图从字缝里寻找未来，从文件里推演方向，仿佛中国的命运就隐藏在这些词语排列组合之中。
然而大家都非常清楚的是，真正决定中共体制运行的，往往不是文件里写了什么，而是权力准备做什么。很多时候，文件只是宣传，而不是契约；只是表态，而不是约束。党真正想让人看到的东西，未必等于它真正准备去做的事情。可无数知识分子却把毕生精力消耗在对这些文本的反复阐释之中。于是，一个国家最聪明的一部分人，不再研究社会，不再研究市场，不再研究普通人的真实处境，而是在研究权力究竟想让自己看到什么。这种现象造成的损失，并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贫困，更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原本可以用于探索未知、创造知识、推动文明进步的大量智力资源，被消耗在对权力文本的无限解读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比单纯的歌功颂德更加令人遗憾。因为歌功颂德至少承认自己是在赞美权力，而这种无休止的“政策研究”“文件解读”“提法分析”，却披着学术的外衣，让人误以为自己仍然在进行独立思考。与此同时，普通人则在另一条道路上被迫适应现实。由于越来越多的话不能正常说，人们开始发明各种谐音、缩写、数字、暗语和隐喻。民间语言越来越像密码本，而官方语言越来越像公文堆。一个社会于是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却又彼此呼应的失语：普通人越来越不敢说话，知识分子越来越不会说话。前者来自审查，后者来自收编。于是，知识分子不再是社会与现实之间的解释者，而逐渐变成了权力与公众之间的翻译员；不再研究世界，而是研究文件；不再观察现实，而是揣摩风向。
苏联的故事几乎是同一个剧本的俄语版本。斯大林曾把作家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这里所谓的工程师，并不是塑造自由灵魂的人，而是塑造符合国家需要灵魂的人。于是整个文学界被纳入国家管理体系。配合者获得荣誉、住房、津贴与地位；拒绝配合者则可能失去发表机会、遭受迫害，甚至进入劳改营体系。 高尔基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这位曾经描写底层人民苦难的伟大作家，最终成为苏联体制最重要的文学象征之一，与此同时，无数拒绝配合的人则走向另一条道路。他们进入了古拉格群岛，进入了劳改营，进入西伯利亚。很多年以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向世界揭开了这套体系的真相。人们这才发现，一个政权最害怕的并不是武装反抗者，而是仍然坚持说真话的人。
更早的时候，伊斯兰世界也经历过类似过程。早期伊斯兰文明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信仰，更因为它曾拥有相对独立的知识共同体：学者可以批评统治者，法学家可以拒绝宫廷，许多著名伊玛目都曾拒绝为权力背书。从伊本·罕百里（Ahmad ibn Hanbal）拒绝屈服于官方神学而遭监禁，到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h）多次因挑战权威而入狱，早期伊斯兰传统中一直存在着知识分子拒绝为权力背书的传统，更有大量的。 然而随着帝国化进程深入，越来越多学者被纳入国家体系，独立知识共同体的空间不断缩小。法学逐渐官僚化，知识逐渐体制化。对于许多人而言，获得统治者认可开始变得比追求真理更重要，安全开始代替探索，仕途开始代替担当。学者越来越像官员，思想越来越像公文。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进入这套体系。当越来越多学者围绕权力组织思想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主动远离宫廷与政治。他们不再试图从现实权力中寻找出路，而是转身走向内心，走向灵性的探索。后来广泛发展的苏菲传统，很大程度上便承载了这种对权力保持距离的精神选择。当知识生产越来越围绕权力展开时，一个文明便会逐渐失去最重要的能力：自我更新。这或许不是伊斯兰世界后来停滞的唯一原因，却无疑削弱了它面对新时代挑战的能力。
尽管晚期中国、晚期奥斯曼和苏联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但它们都曾出现过类似现象：大学还在，学校还在，出版物还在，学者还在，甚至文学也还在，可真正独立的思想却越来越少。因为知识分子最大的价值，从来不是提供正确答案，而是提出危险问题；他们存在的意义，不是证明权力正确，而是提醒权力可能犯错。当一个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开始普遍依附权力时，文化便会逐渐停止生长。因为所有答案都已经提前写好，所有问题都已经提前规定，所有结论都已经提前批准。学问不再是发现未知，而是论证既定结论。文明表面上依然繁荣，实际上却正在失去创造未来的能力。
反观今天的西方社会，当然也存在亲近政府的学者、媒体人与公共知识分子。但决定其活力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人。而在于大量知识分子并不依附于国家机器。他们可以批评政府。可以攻击总统。可以反对战争。可以挑战主流观点。甚至可以公开嘲笑整个制度。他们未必总是正确。但他们拥有犯错的自由。而思想，恰恰是在这种自由中诞生的。
所以，一个文明真正的分水岭，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大学、多少教授、多少作家。而在于：它的知识分子究竟效忠于真理，还是效忠于权力。独裁者并不害怕没有知识分子，独裁者真正害怕的是不愿被收编的知识分子，因为军队只能控制人的身体，而知识分子能够塑造人的思想。一个政权最成功的统治，并不是消灭文人，而是让文人相信：为权力服务，就是自己的使命。因为所有被豢养的文人，最终都会成为权力的装饰品。而所有伟大的文明，都诞生于那些不愿被豢养的人。
赤色饕餮：极权体制对民间财富、精神信仰与社会活力的无情吞噬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6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赤色饕餮：极权体制对民间财富、精神信仰与社会活力的无情吞噬
摘要：
贪得无厌的国家垄断与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渗透，犹如一头赤色饕餮吞噬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本文系统剖析体制从掠夺民营企业、整肃民间组织到压制宗教生活的全方位收紧，论证极权扩张的内在毁灭性及其注定走向枯竭的最终命运。
6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官方账号“统战新语”从微信公众号扩展到了抖音，演员、企业家、经济学家、作家纷纷出镜站台，热闹喧哗，吸粉无数，这也意味着统战部的边界又向外扩张了一步。 。
在中国人的刻板印象里，统战意味着：握手、递烟、聊天、吃饭、联谊、一团和气地探听消息。而统战部长期以来也被视为一个没有多少实权的协调部门，它不像公安那样让人畏惧，也不像纪委那样令人紧张，更不像宣传部那样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但恰恰是这个看起来最没有攻击性的部门，在过去近十年里完成了中国官僚体系中最显著的扩张之一。我之所以对此格外敏感，是因为我几乎完整经历了这一过程。我看着它从一个相对边缘的协调部门，逐渐成长为覆盖民族、宗教、侨务、民营经济、新社会阶层乃至互联网领域的庞然大物。现在回头再看，才发现那更像一头不断进食的赤色饕餮。
最早的时候，统战部主要负责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民族宗教以及港澳台侨事务。后来，随着“大统战”格局的形成，它的触角不断向外延伸：从涉疆涉藏工作，到民营企业家、党外知识分子、新社会阶层人士、网络人士、自媒体群体、行业协会、商会、海外华人社区、高校和文化界。尤其是2018年机构改革之后，民族、宗教、侨务等职能进一步向统战系统集中，一个原本负责“团结人”的部门，开始越来越像一个负责“管理人”的部门。
很多人以为这只是统战部自身的发展，其实没这么简单，当我们把这些变化连在一起看时，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凡是可能形成独立影响力的地方，统战工作几乎都会逐步进入。观察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你会发现，统战部的影响力往往与社会自由度呈现出一种近乎反向的关系。统战工作被弱化的时候，社会往往还能保留一些自主空间；而每一次统战对象扩大、统战范围延伸、统战工作被提升到新的高度，也往往意味着原本独立存在的社会力量正在被进一步纳入管理体系之中。因为统战的核心逻辑，从来不是让不同力量自由发展，而是把这些力量纳入体制能够影响、覆盖和塑造的范围。当统战部把企业家、知识分子、宗教人士、自媒体、网络意见领袖、海外华人以及各种新兴社会群体陆续纳入自己的工作范围时，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正在发生：原本属于社会的领域，正在一点点变成权力的领域；原本能够自主生长的力量，正在一点点被纳入管理体系；每扩张一寸统战版图，社会便失去一寸自主空间。
统战部的扩张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需要，同时也是一场官僚体系内部的权力再分配。在中国官场里，权力意味着预算，意味着编制，意味着资源，意味着晋升空间。一个部门能够管理的对象越多，能够覆盖的领域越广，它的重要性就越高。于是每一次职能扩张，表面上是在加强工作，实际上也是在扩大自己的权力版图。今天统战企业家，明天统战网络人士，后天统战新的社会阶层，仿佛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两种东西：已经被统战的，以及等待被统战的。 每增加一个领域，就意味着增加一块地盘。每增加一项职责，就意味着增加一份资源。每增加一个统战对象，就意味着增加一种存在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统战部的成长史，也是中国官僚体系不断争权扩权的一部历史。当然，扩张的并不只是统战部。如果把视野放大，会发现几乎整个官僚体系都在同步膨胀。二十多年前，我曾在一个乡镇工作。那时当地派出所连正式民警、司机和临时工全部算进去，总共只有九个人。2020年，我偶然遇到一位仍在那里工作的老警官，顺口问起现在的情况。他告诉我，如今已经接近三百人了。听到这个数字时，让人头皮发麻。因为当地人口没有增长三十倍，治安案件没有增长三十倍，乡镇面积也没有扩大三十倍，但一个最基层的公安机构，却在十几年间膨胀了三十多倍。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许多机构似乎已经不再只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而越来越像一种不断自我繁殖的怪物。它们天然地追求更多编制、更多预算、更多职责、更多权力，以及更多存在感。至于社会问题是否因此同步减少，反而越来越少有人关心。
这种现象背后，其实隐藏着中国政治最顽固的传统之一：进入权力。对于许多人来说，人生最大的成功始终是成为权力体系的一部分。寒窗苦读是为了进入体制，考公务员是为了进入体制，企业做大希望进入体制，学者成名希望进入体制，宗教人士希望进入体制，商界精英同样希望进入体制。几乎所有人都在奔赴同一个方向。于是，一边是权力不断向外扩张的吸力，一边是社会不断向权力中心靠拢的推力，两股力量共同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巨大的漩涡。而漩涡的中心，则是一个越来越缺乏安全感的独裁者。
这种不安全感又进一步催生出中共体制最深处的本能——控制。从计划经济到计划生育，从粮票到户籍，从单位到社区，从现实空间到互联网空间，独裁者们始终相信，只要掌握足够多的信息、数据和权力，就能够掌握整个社会。我曾亲眼见过基层为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为适龄妇女建立详细档案，记录月经周期、避孕情况，甚至排卵时间。这种近乎偏执的管理逻辑背后，其实是同一种幻想：掌握得越细，就控制得越好。美国政治评论家约翰·欧苏利文说：“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也说：“官不扰民民自富。”中国今天很多问题，并非管理不足，而是管理过度。管得太宽，管得太细，管得太密，以至于没有给社会留下自由生长的空间。然而历史反复证明，一个试图管理一切的体制，最终会变成一个无所不管的体制；而一个无所不管的体制，也终将变成一个无力管理的体制。
更危险的是，在这种持续扩张之中，官员衡量政绩的标准也在悄悄发生变化。过去的政绩是发展经济，是招商引资，是修路建桥，在改善地方面貌的同时还能借机充实自己的钱包，满足自己的贪欲；而今天，扩大权力边界往往比创造财富更容易获得奖赏，增加管理事项往往比激发社会活力更容易形成政绩。于是，原本应该围绕公共利益运转的行政体系，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围绕权力边界展开的竞争：每个部门都希望自己更重要，每个系统都希望自己更庞大，每个机构都希望自己能够再多管一点，因为扩大权力远比创造财富更容易被上级看见，也更容易获得认可。
从这个角度看，统战部的不断壮大，并不仅仅是在执行某种政策，而是在参与一场庞大的权力再分配。它所吞下的每一个领域、每一种职能、每一类人群，背后都意味着新的资源、新的预算和新的权力。统战部的扩张，不过是这头赤色饕餮最容易被看见的一张嘴。
体制内部的人其实并非不明白这一切。他们知道机构越来越臃肿，知道财政压力越来越沉重，知道社会活力正在流失，也知道越来越多的管理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治理效果。因为对于任何官僚体系而言，扩张几乎是一种本能。权力一旦获得新的边界，便很少主动退回原来的位置；一个部门一旦获得新的职能，也很少愿意主动放弃。他们未必相信权力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却都知道，在现有规则下，拥有更多权力往往意味着拥有更多安全感、更大影响力以及更好的晋升前景。
这恰恰是中共当下面临的困境：它试图用更多控制解决控制带来的问题，用更多机构解决机构造成的问题，用更多权力解决权力制造的问题。大家都清楚这是饮鸩止渴，但任谁都无法停下来，停下就意味着被淘汰。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一杯毒酒，却又不得不争先恐后地喝下去，只为换取片刻的安全感和暂时的利益。
统战部的扩张只是一个缩影。透过它，我们看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发展轨迹，而是一头不断生长的饕餮。它吞噬社会，是为了获得安全；吞噬自由，是为了获得稳定；吞噬一切独立空间，是为了获得控制。历史上许多庞大的帝国最终都证明了一件事：没有什么怪物是被饿死的，它们大多死于自己的胃口。因为一个体系最大的危机，从来不是权力太少，而是权力已经多到看不见自己的边界。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赤色饕餮：极权体制对民间财富、精神信仰与社会活力的无情吞噬
摘要：
贪得无厌的国家垄断与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渗透，犹如一头赤色饕餮吞噬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本文系统剖析体制从掠夺民营企业、整肃民间组织到压制宗教生活的全方位收紧，论证极权扩张的内在毁灭性及其注定走向枯竭的最终命运。
6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官方账号“统战新语”从微信公众号扩展到了抖音，演员、企业家、经济学家、作家纷纷出镜站台，热闹喧哗，吸粉无数，这也意味着统战部的边界又向外扩张了一步。 。
在中国人的刻板印象里，统战意味着：握手、递烟、聊天、吃饭、联谊、一团和气地探听消息。而统战部长期以来也被视为一个没有多少实权的协调部门，它不像公安那样让人畏惧，也不像纪委那样令人紧张，更不像宣传部那样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但恰恰是这个看起来最没有攻击性的部门，在过去近十年里完成了中国官僚体系中最显著的扩张之一。我之所以对此格外敏感，是因为我几乎完整经历了这一过程。我看着它从一个相对边缘的协调部门，逐渐成长为覆盖民族、宗教、侨务、民营经济、新社会阶层乃至互联网领域的庞然大物。现在回头再看，才发现那更像一头不断进食的赤色饕餮。
最早的时候，统战部主要负责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民族宗教以及港澳台侨事务。后来，随着“大统战”格局的形成，它的触角不断向外延伸：从涉疆涉藏工作，到民营企业家、党外知识分子、新社会阶层人士、网络人士、自媒体群体、行业协会、商会、海外华人社区、高校和文化界。尤其是2018年机构改革之后，民族、宗教、侨务等职能进一步向统战系统集中，一个原本负责“团结人”的部门，开始越来越像一个负责“管理人”的部门。
很多人以为这只是统战部自身的发展，其实没这么简单，当我们把这些变化连在一起看时，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凡是可能形成独立影响力的地方，统战工作几乎都会逐步进入。观察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你会发现，统战部的影响力往往与社会自由度呈现出一种近乎反向的关系。统战工作被弱化的时候，社会往往还能保留一些自主空间；而每一次统战对象扩大、统战范围延伸、统战工作被提升到新的高度，也往往意味着原本独立存在的社会力量正在被进一步纳入管理体系之中。因为统战的核心逻辑，从来不是让不同力量自由发展，而是把这些力量纳入体制能够影响、覆盖和塑造的范围。当统战部把企业家、知识分子、宗教人士、自媒体、网络意见领袖、海外华人以及各种新兴社会群体陆续纳入自己的工作范围时，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正在发生：原本属于社会的领域，正在一点点变成权力的领域；原本能够自主生长的力量，正在一点点被纳入管理体系；每扩张一寸统战版图，社会便失去一寸自主空间。
统战部的扩张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需要，同时也是一场官僚体系内部的权力再分配。在中国官场里，权力意味着预算，意味着编制，意味着资源，意味着晋升空间。一个部门能够管理的对象越多，能够覆盖的领域越广，它的重要性就越高。于是每一次职能扩张，表面上是在加强工作，实际上也是在扩大自己的权力版图。今天统战企业家，明天统战网络人士，后天统战新的社会阶层，仿佛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两种东西：已经被统战的，以及等待被统战的。 每增加一个领域，就意味着增加一块地盘。每增加一项职责，就意味着增加一份资源。每增加一个统战对象，就意味着增加一种存在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统战部的成长史，也是中国官僚体系不断争权扩权的一部历史。当然，扩张的并不只是统战部。如果把视野放大，会发现几乎整个官僚体系都在同步膨胀。二十多年前，我曾在一个乡镇工作。那时当地派出所连正式民警、司机和临时工全部算进去，总共只有九个人。2020年，我偶然遇到一位仍在那里工作的老警官，顺口问起现在的情况。他告诉我，如今已经接近三百人了。听到这个数字时，让人头皮发麻。因为当地人口没有增长三十倍，治安案件没有增长三十倍，乡镇面积也没有扩大三十倍，但一个最基层的公安机构，却在十几年间膨胀了三十多倍。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许多机构似乎已经不再只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而越来越像一种不断自我繁殖的怪物。它们天然地追求更多编制、更多预算、更多职责、更多权力，以及更多存在感。至于社会问题是否因此同步减少，反而越来越少有人关心。
这种现象背后，其实隐藏着中国政治最顽固的传统之一：进入权力。对于许多人来说，人生最大的成功始终是成为权力体系的一部分。寒窗苦读是为了进入体制，考公务员是为了进入体制，企业做大希望进入体制，学者成名希望进入体制，宗教人士希望进入体制，商界精英同样希望进入体制。几乎所有人都在奔赴同一个方向。于是，一边是权力不断向外扩张的吸力，一边是社会不断向权力中心靠拢的推力，两股力量共同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巨大的漩涡。而漩涡的中心，则是一个越来越缺乏安全感的独裁者。
这种不安全感又进一步催生出中共体制最深处的本能——控制。从计划经济到计划生育，从粮票到户籍，从单位到社区，从现实空间到互联网空间，独裁者们始终相信，只要掌握足够多的信息、数据和权力，就能够掌握整个社会。我曾亲眼见过基层为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为适龄妇女建立详细档案，记录月经周期、避孕情况，甚至排卵时间。这种近乎偏执的管理逻辑背后，其实是同一种幻想：掌握得越细，就控制得越好。美国政治评论家约翰·欧苏利文说：“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也说：“官不扰民民自富。”中国今天很多问题，并非管理不足，而是管理过度。管得太宽，管得太细，管得太密，以至于没有给社会留下自由生长的空间。然而历史反复证明，一个试图管理一切的体制，最终会变成一个无所不管的体制；而一个无所不管的体制，也终将变成一个无力管理的体制。
更危险的是，在这种持续扩张之中，官员衡量政绩的标准也在悄悄发生变化。过去的政绩是发展经济，是招商引资，是修路建桥，在改善地方面貌的同时还能借机充实自己的钱包，满足自己的贪欲；而今天，扩大权力边界往往比创造财富更容易获得奖赏，增加管理事项往往比激发社会活力更容易形成政绩。于是，原本应该围绕公共利益运转的行政体系，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围绕权力边界展开的竞争：每个部门都希望自己更重要，每个系统都希望自己更庞大，每个机构都希望自己能够再多管一点，因为扩大权力远比创造财富更容易被上级看见，也更容易获得认可。
从这个角度看，统战部的不断壮大，并不仅仅是在执行某种政策，而是在参与一场庞大的权力再分配。它所吞下的每一个领域、每一种职能、每一类人群，背后都意味着新的资源、新的预算和新的权力。统战部的扩张，不过是这头赤色饕餮最容易被看见的一张嘴。
体制内部的人其实并非不明白这一切。他们知道机构越来越臃肿，知道财政压力越来越沉重，知道社会活力正在流失，也知道越来越多的管理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治理效果。因为对于任何官僚体系而言，扩张几乎是一种本能。权力一旦获得新的边界，便很少主动退回原来的位置；一个部门一旦获得新的职能，也很少愿意主动放弃。他们未必相信权力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却都知道，在现有规则下，拥有更多权力往往意味着拥有更多安全感、更大影响力以及更好的晋升前景。
这恰恰是中共当下面临的困境：它试图用更多控制解决控制带来的问题，用更多机构解决机构造成的问题，用更多权力解决权力制造的问题。大家都清楚这是饮鸩止渴，但任谁都无法停下来，停下就意味着被淘汰。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一杯毒酒，却又不得不争先恐后地喝下去，只为换取片刻的安全感和暂时的利益。
统战部的扩张只是一个缩影。透过它，我们看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发展轨迹，而是一头不断生长的饕餮。它吞噬社会，是为了获得安全；吞噬自由，是为了获得稳定；吞噬一切独立空间，是为了获得控制。历史上许多庞大的帝国最终都证明了一件事：没有什么怪物是被饿死的，它们大多死于自己的胃口。因为一个体系最大的危机，从来不是权力太少，而是权力已经多到看不见自己的边界。 查看全部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赤色饕餮：极权体制对民间财富、精神信仰与社会活力的无情吞噬
摘要：
贪得无厌的国家垄断与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渗透，犹如一头赤色饕餮吞噬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本文系统剖析体制从掠夺民营企业、整肃民间组织到压制宗教生活的全方位收紧，论证极权扩张的内在毁灭性及其注定走向枯竭的最终命运。
6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官方账号“统战新语”从微信公众号扩展到了抖音，演员、企业家、经济学家、作家纷纷出镜站台，热闹喧哗，吸粉无数，这也意味着统战部的边界又向外扩张了一步。 。
在中国人的刻板印象里，统战意味着：握手、递烟、聊天、吃饭、联谊、一团和气地探听消息。而统战部长期以来也被视为一个没有多少实权的协调部门，它不像公安那样让人畏惧，也不像纪委那样令人紧张，更不像宣传部那样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但恰恰是这个看起来最没有攻击性的部门，在过去近十年里完成了中国官僚体系中最显著的扩张之一。我之所以对此格外敏感，是因为我几乎完整经历了这一过程。我看着它从一个相对边缘的协调部门，逐渐成长为覆盖民族、宗教、侨务、民营经济、新社会阶层乃至互联网领域的庞然大物。现在回头再看，才发现那更像一头不断进食的赤色饕餮。
最早的时候，统战部主要负责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民族宗教以及港澳台侨事务。后来，随着“大统战”格局的形成，它的触角不断向外延伸：从涉疆涉藏工作，到民营企业家、党外知识分子、新社会阶层人士、网络人士、自媒体群体、行业协会、商会、海外华人社区、高校和文化界。尤其是2018年机构改革之后，民族、宗教、侨务等职能进一步向统战系统集中，一个原本负责“团结人”的部门，开始越来越像一个负责“管理人”的部门。
很多人以为这只是统战部自身的发展，其实没这么简单，当我们把这些变化连在一起看时，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凡是可能形成独立影响力的地方，统战工作几乎都会逐步进入。观察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你会发现，统战部的影响力往往与社会自由度呈现出一种近乎反向的关系。统战工作被弱化的时候，社会往往还能保留一些自主空间；而每一次统战对象扩大、统战范围延伸、统战工作被提升到新的高度，也往往意味着原本独立存在的社会力量正在被进一步纳入管理体系之中。因为统战的核心逻辑，从来不是让不同力量自由发展，而是把这些力量纳入体制能够影响、覆盖和塑造的范围。当统战部把企业家、知识分子、宗教人士、自媒体、网络意见领袖、海外华人以及各种新兴社会群体陆续纳入自己的工作范围时，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正在发生：原本属于社会的领域，正在一点点变成权力的领域；原本能够自主生长的力量，正在一点点被纳入管理体系；每扩张一寸统战版图，社会便失去一寸自主空间。
统战部的扩张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需要，同时也是一场官僚体系内部的权力再分配。在中国官场里，权力意味着预算，意味着编制，意味着资源，意味着晋升空间。一个部门能够管理的对象越多，能够覆盖的领域越广，它的重要性就越高。于是每一次职能扩张，表面上是在加强工作，实际上也是在扩大自己的权力版图。今天统战企业家，明天统战网络人士，后天统战新的社会阶层，仿佛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两种东西：已经被统战的，以及等待被统战的。 每增加一个领域，就意味着增加一块地盘。每增加一项职责，就意味着增加一份资源。每增加一个统战对象，就意味着增加一种存在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统战部的成长史，也是中国官僚体系不断争权扩权的一部历史。当然，扩张的并不只是统战部。如果把视野放大，会发现几乎整个官僚体系都在同步膨胀。二十多年前，我曾在一个乡镇工作。那时当地派出所连正式民警、司机和临时工全部算进去，总共只有九个人。2020年，我偶然遇到一位仍在那里工作的老警官，顺口问起现在的情况。他告诉我，如今已经接近三百人了。听到这个数字时，让人头皮发麻。因为当地人口没有增长三十倍，治安案件没有增长三十倍，乡镇面积也没有扩大三十倍，但一个最基层的公安机构，却在十几年间膨胀了三十多倍。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许多机构似乎已经不再只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而越来越像一种不断自我繁殖的怪物。它们天然地追求更多编制、更多预算、更多职责、更多权力，以及更多存在感。至于社会问题是否因此同步减少，反而越来越少有人关心。
这种现象背后，其实隐藏着中国政治最顽固的传统之一：进入权力。对于许多人来说，人生最大的成功始终是成为权力体系的一部分。寒窗苦读是为了进入体制，考公务员是为了进入体制，企业做大希望进入体制，学者成名希望进入体制，宗教人士希望进入体制，商界精英同样希望进入体制。几乎所有人都在奔赴同一个方向。于是，一边是权力不断向外扩张的吸力，一边是社会不断向权力中心靠拢的推力，两股力量共同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巨大的漩涡。而漩涡的中心，则是一个越来越缺乏安全感的独裁者。
这种不安全感又进一步催生出中共体制最深处的本能——控制。从计划经济到计划生育，从粮票到户籍，从单位到社区，从现实空间到互联网空间，独裁者们始终相信，只要掌握足够多的信息、数据和权力，就能够掌握整个社会。我曾亲眼见过基层为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为适龄妇女建立详细档案，记录月经周期、避孕情况，甚至排卵时间。这种近乎偏执的管理逻辑背后，其实是同一种幻想：掌握得越细，就控制得越好。美国政治评论家约翰·欧苏利文说：“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也说：“官不扰民民自富。”中国今天很多问题，并非管理不足，而是管理过度。管得太宽，管得太细，管得太密，以至于没有给社会留下自由生长的空间。然而历史反复证明，一个试图管理一切的体制，最终会变成一个无所不管的体制；而一个无所不管的体制，也终将变成一个无力管理的体制。
更危险的是，在这种持续扩张之中，官员衡量政绩的标准也在悄悄发生变化。过去的政绩是发展经济，是招商引资，是修路建桥，在改善地方面貌的同时还能借机充实自己的钱包，满足自己的贪欲；而今天，扩大权力边界往往比创造财富更容易获得奖赏，增加管理事项往往比激发社会活力更容易形成政绩。于是，原本应该围绕公共利益运转的行政体系，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围绕权力边界展开的竞争：每个部门都希望自己更重要，每个系统都希望自己更庞大，每个机构都希望自己能够再多管一点，因为扩大权力远比创造财富更容易被上级看见，也更容易获得认可。
从这个角度看，统战部的不断壮大，并不仅仅是在执行某种政策，而是在参与一场庞大的权力再分配。它所吞下的每一个领域、每一种职能、每一类人群，背后都意味着新的资源、新的预算和新的权力。统战部的扩张，不过是这头赤色饕餮最容易被看见的一张嘴。
体制内部的人其实并非不明白这一切。他们知道机构越来越臃肿，知道财政压力越来越沉重，知道社会活力正在流失，也知道越来越多的管理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治理效果。因为对于任何官僚体系而言，扩张几乎是一种本能。权力一旦获得新的边界，便很少主动退回原来的位置；一个部门一旦获得新的职能，也很少愿意主动放弃。他们未必相信权力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却都知道，在现有规则下，拥有更多权力往往意味着拥有更多安全感、更大影响力以及更好的晋升前景。
这恰恰是中共当下面临的困境：它试图用更多控制解决控制带来的问题，用更多机构解决机构造成的问题，用更多权力解决权力制造的问题。大家都清楚这是饮鸩止渴，但任谁都无法停下来，停下就意味着被淘汰。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一杯毒酒，却又不得不争先恐后地喝下去，只为换取片刻的安全感和暂时的利益。
统战部的扩张只是一个缩影。透过它，我们看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发展轨迹，而是一头不断生长的饕餮。它吞噬社会，是为了获得安全；吞噬自由，是为了获得稳定；吞噬一切独立空间，是为了获得控制。历史上许多庞大的帝国最终都证明了一件事：没有什么怪物是被饿死的，它们大多死于自己的胃口。因为一个体系最大的危机，从来不是权力太少，而是权力已经多到看不见自己的边界。
作者：马瑞林
赤色饕餮：极权体制对民间财富、精神信仰与社会活力的无情吞噬
摘要：
贪得无厌的国家垄断与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渗透，犹如一头赤色饕餮吞噬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本文系统剖析体制从掠夺民营企业、整肃民间组织到压制宗教生活的全方位收紧，论证极权扩张的内在毁灭性及其注定走向枯竭的最终命运。
6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官方账号“统战新语”从微信公众号扩展到了抖音，演员、企业家、经济学家、作家纷纷出镜站台，热闹喧哗，吸粉无数，这也意味着统战部的边界又向外扩张了一步。 。
在中国人的刻板印象里，统战意味着：握手、递烟、聊天、吃饭、联谊、一团和气地探听消息。而统战部长期以来也被视为一个没有多少实权的协调部门，它不像公安那样让人畏惧，也不像纪委那样令人紧张，更不像宣传部那样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但恰恰是这个看起来最没有攻击性的部门，在过去近十年里完成了中国官僚体系中最显著的扩张之一。我之所以对此格外敏感，是因为我几乎完整经历了这一过程。我看着它从一个相对边缘的协调部门，逐渐成长为覆盖民族、宗教、侨务、民营经济、新社会阶层乃至互联网领域的庞然大物。现在回头再看，才发现那更像一头不断进食的赤色饕餮。
最早的时候，统战部主要负责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民族宗教以及港澳台侨事务。后来，随着“大统战”格局的形成，它的触角不断向外延伸：从涉疆涉藏工作，到民营企业家、党外知识分子、新社会阶层人士、网络人士、自媒体群体、行业协会、商会、海外华人社区、高校和文化界。尤其是2018年机构改革之后，民族、宗教、侨务等职能进一步向统战系统集中，一个原本负责“团结人”的部门，开始越来越像一个负责“管理人”的部门。
很多人以为这只是统战部自身的发展，其实没这么简单，当我们把这些变化连在一起看时，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凡是可能形成独立影响力的地方，统战工作几乎都会逐步进入。观察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你会发现，统战部的影响力往往与社会自由度呈现出一种近乎反向的关系。统战工作被弱化的时候，社会往往还能保留一些自主空间；而每一次统战对象扩大、统战范围延伸、统战工作被提升到新的高度，也往往意味着原本独立存在的社会力量正在被进一步纳入管理体系之中。因为统战的核心逻辑，从来不是让不同力量自由发展，而是把这些力量纳入体制能够影响、覆盖和塑造的范围。当统战部把企业家、知识分子、宗教人士、自媒体、网络意见领袖、海外华人以及各种新兴社会群体陆续纳入自己的工作范围时，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正在发生：原本属于社会的领域，正在一点点变成权力的领域；原本能够自主生长的力量，正在一点点被纳入管理体系；每扩张一寸统战版图，社会便失去一寸自主空间。
统战部的扩张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需要，同时也是一场官僚体系内部的权力再分配。在中国官场里，权力意味着预算，意味着编制，意味着资源，意味着晋升空间。一个部门能够管理的对象越多，能够覆盖的领域越广，它的重要性就越高。于是每一次职能扩张，表面上是在加强工作，实际上也是在扩大自己的权力版图。今天统战企业家，明天统战网络人士，后天统战新的社会阶层，仿佛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两种东西：已经被统战的，以及等待被统战的。 每增加一个领域，就意味着增加一块地盘。每增加一项职责，就意味着增加一份资源。每增加一个统战对象，就意味着增加一种存在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统战部的成长史，也是中国官僚体系不断争权扩权的一部历史。当然，扩张的并不只是统战部。如果把视野放大，会发现几乎整个官僚体系都在同步膨胀。二十多年前，我曾在一个乡镇工作。那时当地派出所连正式民警、司机和临时工全部算进去，总共只有九个人。2020年，我偶然遇到一位仍在那里工作的老警官，顺口问起现在的情况。他告诉我，如今已经接近三百人了。听到这个数字时，让人头皮发麻。因为当地人口没有增长三十倍，治安案件没有增长三十倍，乡镇面积也没有扩大三十倍，但一个最基层的公安机构，却在十几年间膨胀了三十多倍。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许多机构似乎已经不再只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而越来越像一种不断自我繁殖的怪物。它们天然地追求更多编制、更多预算、更多职责、更多权力，以及更多存在感。至于社会问题是否因此同步减少，反而越来越少有人关心。
这种现象背后，其实隐藏着中国政治最顽固的传统之一：进入权力。对于许多人来说，人生最大的成功始终是成为权力体系的一部分。寒窗苦读是为了进入体制，考公务员是为了进入体制，企业做大希望进入体制，学者成名希望进入体制，宗教人士希望进入体制，商界精英同样希望进入体制。几乎所有人都在奔赴同一个方向。于是，一边是权力不断向外扩张的吸力，一边是社会不断向权力中心靠拢的推力，两股力量共同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巨大的漩涡。而漩涡的中心，则是一个越来越缺乏安全感的独裁者。
这种不安全感又进一步催生出中共体制最深处的本能——控制。从计划经济到计划生育，从粮票到户籍，从单位到社区，从现实空间到互联网空间，独裁者们始终相信，只要掌握足够多的信息、数据和权力，就能够掌握整个社会。我曾亲眼见过基层为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为适龄妇女建立详细档案，记录月经周期、避孕情况，甚至排卵时间。这种近乎偏执的管理逻辑背后，其实是同一种幻想：掌握得越细，就控制得越好。美国政治评论家约翰·欧苏利文说：“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也说：“官不扰民民自富。”中国今天很多问题，并非管理不足，而是管理过度。管得太宽，管得太细，管得太密，以至于没有给社会留下自由生长的空间。然而历史反复证明，一个试图管理一切的体制，最终会变成一个无所不管的体制；而一个无所不管的体制，也终将变成一个无力管理的体制。
更危险的是，在这种持续扩张之中，官员衡量政绩的标准也在悄悄发生变化。过去的政绩是发展经济，是招商引资，是修路建桥，在改善地方面貌的同时还能借机充实自己的钱包，满足自己的贪欲；而今天，扩大权力边界往往比创造财富更容易获得奖赏，增加管理事项往往比激发社会活力更容易形成政绩。于是，原本应该围绕公共利益运转的行政体系，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围绕权力边界展开的竞争：每个部门都希望自己更重要，每个系统都希望自己更庞大，每个机构都希望自己能够再多管一点，因为扩大权力远比创造财富更容易被上级看见，也更容易获得认可。
从这个角度看，统战部的不断壮大，并不仅仅是在执行某种政策，而是在参与一场庞大的权力再分配。它所吞下的每一个领域、每一种职能、每一类人群，背后都意味着新的资源、新的预算和新的权力。统战部的扩张，不过是这头赤色饕餮最容易被看见的一张嘴。
体制内部的人其实并非不明白这一切。他们知道机构越来越臃肿，知道财政压力越来越沉重，知道社会活力正在流失，也知道越来越多的管理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治理效果。因为对于任何官僚体系而言，扩张几乎是一种本能。权力一旦获得新的边界，便很少主动退回原来的位置；一个部门一旦获得新的职能，也很少愿意主动放弃。他们未必相信权力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却都知道，在现有规则下，拥有更多权力往往意味着拥有更多安全感、更大影响力以及更好的晋升前景。
这恰恰是中共当下面临的困境：它试图用更多控制解决控制带来的问题，用更多机构解决机构造成的问题，用更多权力解决权力制造的问题。大家都清楚这是饮鸩止渴，但任谁都无法停下来，停下就意味着被淘汰。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一杯毒酒，却又不得不争先恐后地喝下去，只为换取片刻的安全感和暂时的利益。
统战部的扩张只是一个缩影。透过它，我们看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发展轨迹，而是一头不断生长的饕餮。它吞噬社会，是为了获得安全；吞噬自由，是为了获得稳定；吞噬一切独立空间，是为了获得控制。历史上许多庞大的帝国最终都证明了一件事：没有什么怪物是被饿死的，它们大多死于自己的胃口。因为一个体系最大的危机，从来不是权力太少，而是权力已经多到看不见自己的边界。
“习主席笑了”：荒诞宣传秀背后的独裁者幻梦与社会底层真实疾苦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4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习主席笑了”：荒诞宣传秀背后的独裁者幻梦与社会底层真实疾苦
摘要：
党媒镜头前领袖的微笑与基层精心摆拍的“幸福祥和”，构成了当代最荒唐的超现实图景。本文刺破这一精心包装的宣传泡沫，将聚光灯投向被掩盖的失业困局、债务泥潭与底层绝望，揭示一人之笑建立在千万人苦难之上的残酷本质。
镜头里，戴着眼镜的习近平笑了，笑得很放松，很开心，甚至还带着几分久违的憨厚与满足。
习近平不是去访问朝鲜的，他只是去看了一场演出，一场为他一个人表演的演出，而平壤的演出无疑十分成功。从机场到街道，从广场到剧院，从鲜花到掌声，从灯光到队列，一切都经过精心设计。十几万人整齐列队，整座城市仿佛变成了一座巨大的舞台。每一个朝鲜人都是其中的一个像素点，每一个动作都严丝合缝，每一阵掌声都恰到好处。甚至当习近平的专机已经冲上云霄之后，金正恩依然站在机场挥手致意，直到飞机消失在天际。
独裁者总是懂得如何取悦另一个独裁者。因为他们知道对方真正想看的是什么。而金正恩显然深谙这门艺术。他给予习近平的并不仅仅是礼遇，更是在展示一种更加珍贵的东西：绝对控制。控制街道，控制广场，控制人群，控制掌声，控制欢呼，甚至控制每一个人的表情。对于普通人而言，这样的场面或许显得荒诞、夸张，甚至有些滑稽。但对于独裁者而言，这却是一种极具诱惑力的美学，因为这种美学所展示的，从来不是热闹，而是服从。
金正恩展示给习近平的，是一场超越现代技术的古典权力景观 。这种对人性的格式化，呈现出一种冷酷的机械感。现代人常常感到困惑：明明人类已经步入AI与太空时代，星链、无人机、硅基智能……，为何权力顶端的统治者们，最迷恋的却依然是那些古老的技术？他们依然钟情于宏大的广场、绝对整齐的队列、遮天蔽日的旗帜，以及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
几千年文明的发展仿佛从未发生过。从尼罗河畔的法老，到罗马皇帝的凯旋仪式；从秦始皇的宫阙，到希特勒的纽伦堡大会；从斯大林的红场阅兵，到平壤的团体操，再天安门广场无数次的团体表演，人类历史上所有高度集权的政权，最终都发展出了一套极其相似的审美。技术在变化，服装在变化，口号在变化，但权力展示自己的方式却几乎没有变化。
这种审美的核心从来不是美，而是服从。当十万人同时鼓掌的时候，独裁者看到的并不是十万人，而是十万个服从；当几十万人整齐划一地挥舞鲜花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也不是鲜花，而是被组织起来的人群。他们迷恋的从来不是表演本身，而是表演所传递的信息：人是可以被彻底组织起来的，社会是可以被彻底控制的，意志是可以被统一塑造的。
普通人往往并不会被这种场面真正打动，大多数人都清楚掌声是安排好的，欢呼是训练出来的，鲜花和笑容背后往往站着组织者、摄像机和纪律要求。很多时候，人们看着这些盛大场面，甚至会产生一种类似《皇帝的新衣》的感觉：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一场表演，却没有人说破。但独裁者似乎总能从中获得巨大的满足。他们当然知道这些掌声经过排练，也知道这些欢呼并非发自内心，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沉醉其中。因为这种表演真正发挥作用的对象，从来不是群众，而是统治者自己。
德国思想家埃利亚斯·卡内蒂在《群众与权力》中曾经指出，统治者最迷恋的并不是个人，而是群众。因为个人复杂、多变、难以预测，而群众则整齐、统一、容易塑造。对于独裁者而言，群众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消灭了个体。当几十万人同时鼓掌的时候，人不再是人，而只是数字、背景和像素，只是权力的回声。
这一切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独裁者最大的恐惧从来不是敌人，而是不确定性。自由的思想和看不透的人心都是不确定的，真正的民意更是不确定的。平壤恰恰为习近平展示了一个没有不确定性的世界。每一次鼓掌、每一次欢呼、每一个人的位置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和计算，整个国家仿佛变成了一部巨大而易于操控的精密机器。对于长期生活在猜疑与不安全感中的统治者而言，这种场景几乎具有宗教般的安慰作用。因为在那一刻，他会产生一种幻觉：自己真的掌握了一切。那一刻，镜头里的习近平笑得很放松。他沉醉于所有独裁者共同的梦想：一个没有杂音的世界，一个所有人都按照同样节拍生活的世界。
几乎所有独裁者都曾沉迷于这种幻觉。法老、罗马皇帝、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斯库……他们都曾相信：那些山呼万岁的声音代表忠诚，那些整齐划一的队伍代表拥护，那些铺天盖地的掌声代表爱戴。但历史一次次证明：广场上的掌声是真的，整齐的队伍是真的，震耳欲聋的欢呼也是真的，唯独掌声背后的忠诚未必是真的。
1989年12月21日，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站在布加勒斯特中央委员会大楼阳台上发表演讲，广场上依旧聚集着数万人，红旗依旧飘扬，扩音器依旧轰鸣，一切看上去都和过去几十年没有区别，他习惯性地向群众挥手，等待熟悉的掌声，然而几秒钟后，人群里突然传出嘘声，接着是骚动，然后是愤怒，最后是彻底失控。那个统治罗马尼亚二十四年的强人愣在原地，脸上的表情从错愕到惊恐，只用了短短几分钟。四天后，他和妻子被处决。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因为他相信了掌声，而掌声从来不是忠诚，它很多时候只是恐惧、习惯、服从和表演。
平壤的大戏终究会落幕，掌声也终究会停止。历史留给所有独裁者的最后一道题，其实始终没有改变：他们能够控制广场，能够安排掌声，能够组织欢呼，甚至能够让整个国家看起来整齐划一。但他们永远无法确认一件事——当掌声停止之后，人们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习主席笑了”：荒诞宣传秀背后的独裁者幻梦与社会底层真实疾苦
摘要：
党媒镜头前领袖的微笑与基层精心摆拍的“幸福祥和”，构成了当代最荒唐的超现实图景。本文刺破这一精心包装的宣传泡沫，将聚光灯投向被掩盖的失业困局、债务泥潭与底层绝望，揭示一人之笑建立在千万人苦难之上的残酷本质。
镜头里，戴着眼镜的习近平笑了，笑得很放松，很开心，甚至还带着几分久违的憨厚与满足。
习近平不是去访问朝鲜的，他只是去看了一场演出，一场为他一个人表演的演出，而平壤的演出无疑十分成功。从机场到街道，从广场到剧院，从鲜花到掌声，从灯光到队列，一切都经过精心设计。十几万人整齐列队，整座城市仿佛变成了一座巨大的舞台。每一个朝鲜人都是其中的一个像素点，每一个动作都严丝合缝，每一阵掌声都恰到好处。甚至当习近平的专机已经冲上云霄之后，金正恩依然站在机场挥手致意，直到飞机消失在天际。
独裁者总是懂得如何取悦另一个独裁者。因为他们知道对方真正想看的是什么。而金正恩显然深谙这门艺术。他给予习近平的并不仅仅是礼遇，更是在展示一种更加珍贵的东西：绝对控制。控制街道，控制广场，控制人群，控制掌声，控制欢呼，甚至控制每一个人的表情。对于普通人而言，这样的场面或许显得荒诞、夸张，甚至有些滑稽。但对于独裁者而言，这却是一种极具诱惑力的美学，因为这种美学所展示的，从来不是热闹，而是服从。
金正恩展示给习近平的，是一场超越现代技术的古典权力景观 。这种对人性的格式化，呈现出一种冷酷的机械感。现代人常常感到困惑：明明人类已经步入AI与太空时代，星链、无人机、硅基智能……，为何权力顶端的统治者们，最迷恋的却依然是那些古老的技术？他们依然钟情于宏大的广场、绝对整齐的队列、遮天蔽日的旗帜，以及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
几千年文明的发展仿佛从未发生过。从尼罗河畔的法老，到罗马皇帝的凯旋仪式；从秦始皇的宫阙，到希特勒的纽伦堡大会；从斯大林的红场阅兵，到平壤的团体操，再天安门广场无数次的团体表演，人类历史上所有高度集权的政权，最终都发展出了一套极其相似的审美。技术在变化，服装在变化，口号在变化，但权力展示自己的方式却几乎没有变化。
这种审美的核心从来不是美，而是服从。当十万人同时鼓掌的时候，独裁者看到的并不是十万人，而是十万个服从；当几十万人整齐划一地挥舞鲜花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也不是鲜花，而是被组织起来的人群。他们迷恋的从来不是表演本身，而是表演所传递的信息：人是可以被彻底组织起来的，社会是可以被彻底控制的，意志是可以被统一塑造的。
普通人往往并不会被这种场面真正打动，大多数人都清楚掌声是安排好的，欢呼是训练出来的，鲜花和笑容背后往往站着组织者、摄像机和纪律要求。很多时候，人们看着这些盛大场面，甚至会产生一种类似《皇帝的新衣》的感觉：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一场表演，却没有人说破。但独裁者似乎总能从中获得巨大的满足。他们当然知道这些掌声经过排练，也知道这些欢呼并非发自内心，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沉醉其中。因为这种表演真正发挥作用的对象，从来不是群众，而是统治者自己。
德国思想家埃利亚斯·卡内蒂在《群众与权力》中曾经指出，统治者最迷恋的并不是个人，而是群众。因为个人复杂、多变、难以预测，而群众则整齐、统一、容易塑造。对于独裁者而言，群众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消灭了个体。当几十万人同时鼓掌的时候，人不再是人，而只是数字、背景和像素，只是权力的回声。
这一切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独裁者最大的恐惧从来不是敌人，而是不确定性。自由的思想和看不透的人心都是不确定的，真正的民意更是不确定的。平壤恰恰为习近平展示了一个没有不确定性的世界。每一次鼓掌、每一次欢呼、每一个人的位置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和计算，整个国家仿佛变成了一部巨大而易于操控的精密机器。对于长期生活在猜疑与不安全感中的统治者而言，这种场景几乎具有宗教般的安慰作用。因为在那一刻，他会产生一种幻觉：自己真的掌握了一切。那一刻，镜头里的习近平笑得很放松。他沉醉于所有独裁者共同的梦想：一个没有杂音的世界，一个所有人都按照同样节拍生活的世界。
几乎所有独裁者都曾沉迷于这种幻觉。法老、罗马皇帝、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斯库……他们都曾相信：那些山呼万岁的声音代表忠诚，那些整齐划一的队伍代表拥护，那些铺天盖地的掌声代表爱戴。但历史一次次证明：广场上的掌声是真的，整齐的队伍是真的，震耳欲聋的欢呼也是真的，唯独掌声背后的忠诚未必是真的。
1989年12月21日，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站在布加勒斯特中央委员会大楼阳台上发表演讲，广场上依旧聚集着数万人，红旗依旧飘扬，扩音器依旧轰鸣，一切看上去都和过去几十年没有区别，他习惯性地向群众挥手，等待熟悉的掌声，然而几秒钟后，人群里突然传出嘘声，接着是骚动，然后是愤怒，最后是彻底失控。那个统治罗马尼亚二十四年的强人愣在原地，脸上的表情从错愕到惊恐，只用了短短几分钟。四天后，他和妻子被处决。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因为他相信了掌声，而掌声从来不是忠诚，它很多时候只是恐惧、习惯、服从和表演。
平壤的大戏终究会落幕，掌声也终究会停止。历史留给所有独裁者的最后一道题，其实始终没有改变：他们能够控制广场，能够安排掌声，能够组织欢呼，甚至能够让整个国家看起来整齐划一。但他们永远无法确认一件事——当掌声停止之后，人们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查看全部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习主席笑了”：荒诞宣传秀背后的独裁者幻梦与社会底层真实疾苦
摘要：
党媒镜头前领袖的微笑与基层精心摆拍的“幸福祥和”，构成了当代最荒唐的超现实图景。本文刺破这一精心包装的宣传泡沫，将聚光灯投向被掩盖的失业困局、债务泥潭与底层绝望，揭示一人之笑建立在千万人苦难之上的残酷本质。
镜头里，戴着眼镜的习近平笑了，笑得很放松，很开心，甚至还带着几分久违的憨厚与满足。
习近平不是去访问朝鲜的，他只是去看了一场演出，一场为他一个人表演的演出，而平壤的演出无疑十分成功。从机场到街道，从广场到剧院，从鲜花到掌声，从灯光到队列，一切都经过精心设计。十几万人整齐列队，整座城市仿佛变成了一座巨大的舞台。每一个朝鲜人都是其中的一个像素点，每一个动作都严丝合缝，每一阵掌声都恰到好处。甚至当习近平的专机已经冲上云霄之后，金正恩依然站在机场挥手致意，直到飞机消失在天际。
独裁者总是懂得如何取悦另一个独裁者。因为他们知道对方真正想看的是什么。而金正恩显然深谙这门艺术。他给予习近平的并不仅仅是礼遇，更是在展示一种更加珍贵的东西：绝对控制。控制街道，控制广场，控制人群，控制掌声，控制欢呼，甚至控制每一个人的表情。对于普通人而言，这样的场面或许显得荒诞、夸张，甚至有些滑稽。但对于独裁者而言，这却是一种极具诱惑力的美学，因为这种美学所展示的，从来不是热闹，而是服从。
金正恩展示给习近平的，是一场超越现代技术的古典权力景观 。这种对人性的格式化，呈现出一种冷酷的机械感。现代人常常感到困惑：明明人类已经步入AI与太空时代，星链、无人机、硅基智能……，为何权力顶端的统治者们，最迷恋的却依然是那些古老的技术？他们依然钟情于宏大的广场、绝对整齐的队列、遮天蔽日的旗帜，以及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
几千年文明的发展仿佛从未发生过。从尼罗河畔的法老，到罗马皇帝的凯旋仪式；从秦始皇的宫阙，到希特勒的纽伦堡大会；从斯大林的红场阅兵，到平壤的团体操，再天安门广场无数次的团体表演，人类历史上所有高度集权的政权，最终都发展出了一套极其相似的审美。技术在变化，服装在变化，口号在变化，但权力展示自己的方式却几乎没有变化。
这种审美的核心从来不是美，而是服从。当十万人同时鼓掌的时候，独裁者看到的并不是十万人，而是十万个服从；当几十万人整齐划一地挥舞鲜花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也不是鲜花，而是被组织起来的人群。他们迷恋的从来不是表演本身，而是表演所传递的信息：人是可以被彻底组织起来的，社会是可以被彻底控制的，意志是可以被统一塑造的。
普通人往往并不会被这种场面真正打动，大多数人都清楚掌声是安排好的，欢呼是训练出来的，鲜花和笑容背后往往站着组织者、摄像机和纪律要求。很多时候，人们看着这些盛大场面，甚至会产生一种类似《皇帝的新衣》的感觉：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一场表演，却没有人说破。但独裁者似乎总能从中获得巨大的满足。他们当然知道这些掌声经过排练，也知道这些欢呼并非发自内心，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沉醉其中。因为这种表演真正发挥作用的对象，从来不是群众，而是统治者自己。
德国思想家埃利亚斯·卡内蒂在《群众与权力》中曾经指出，统治者最迷恋的并不是个人，而是群众。因为个人复杂、多变、难以预测，而群众则整齐、统一、容易塑造。对于独裁者而言，群众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消灭了个体。当几十万人同时鼓掌的时候，人不再是人，而只是数字、背景和像素，只是权力的回声。
这一切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独裁者最大的恐惧从来不是敌人，而是不确定性。自由的思想和看不透的人心都是不确定的，真正的民意更是不确定的。平壤恰恰为习近平展示了一个没有不确定性的世界。每一次鼓掌、每一次欢呼、每一个人的位置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和计算，整个国家仿佛变成了一部巨大而易于操控的精密机器。对于长期生活在猜疑与不安全感中的统治者而言，这种场景几乎具有宗教般的安慰作用。因为在那一刻，他会产生一种幻觉：自己真的掌握了一切。那一刻，镜头里的习近平笑得很放松。他沉醉于所有独裁者共同的梦想：一个没有杂音的世界，一个所有人都按照同样节拍生活的世界。
几乎所有独裁者都曾沉迷于这种幻觉。法老、罗马皇帝、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斯库……他们都曾相信：那些山呼万岁的声音代表忠诚，那些整齐划一的队伍代表拥护，那些铺天盖地的掌声代表爱戴。但历史一次次证明：广场上的掌声是真的，整齐的队伍是真的，震耳欲聋的欢呼也是真的，唯独掌声背后的忠诚未必是真的。
1989年12月21日，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站在布加勒斯特中央委员会大楼阳台上发表演讲，广场上依旧聚集着数万人，红旗依旧飘扬，扩音器依旧轰鸣，一切看上去都和过去几十年没有区别，他习惯性地向群众挥手，等待熟悉的掌声，然而几秒钟后，人群里突然传出嘘声，接着是骚动，然后是愤怒，最后是彻底失控。那个统治罗马尼亚二十四年的强人愣在原地，脸上的表情从错愕到惊恐，只用了短短几分钟。四天后，他和妻子被处决。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因为他相信了掌声，而掌声从来不是忠诚，它很多时候只是恐惧、习惯、服从和表演。
平壤的大戏终究会落幕，掌声也终究会停止。历史留给所有独裁者的最后一道题，其实始终没有改变：他们能够控制广场，能够安排掌声，能够组织欢呼，甚至能够让整个国家看起来整齐划一。但他们永远无法确认一件事——当掌声停止之后，人们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作者：马瑞林
“习主席笑了”：荒诞宣传秀背后的独裁者幻梦与社会底层真实疾苦
摘要：
党媒镜头前领袖的微笑与基层精心摆拍的“幸福祥和”，构成了当代最荒唐的超现实图景。本文刺破这一精心包装的宣传泡沫，将聚光灯投向被掩盖的失业困局、债务泥潭与底层绝望，揭示一人之笑建立在千万人苦难之上的残酷本质。
镜头里，戴着眼镜的习近平笑了，笑得很放松，很开心，甚至还带着几分久违的憨厚与满足。
习近平不是去访问朝鲜的，他只是去看了一场演出，一场为他一个人表演的演出，而平壤的演出无疑十分成功。从机场到街道，从广场到剧院，从鲜花到掌声，从灯光到队列，一切都经过精心设计。十几万人整齐列队，整座城市仿佛变成了一座巨大的舞台。每一个朝鲜人都是其中的一个像素点，每一个动作都严丝合缝，每一阵掌声都恰到好处。甚至当习近平的专机已经冲上云霄之后，金正恩依然站在机场挥手致意，直到飞机消失在天际。
独裁者总是懂得如何取悦另一个独裁者。因为他们知道对方真正想看的是什么。而金正恩显然深谙这门艺术。他给予习近平的并不仅仅是礼遇，更是在展示一种更加珍贵的东西：绝对控制。控制街道，控制广场，控制人群，控制掌声，控制欢呼，甚至控制每一个人的表情。对于普通人而言，这样的场面或许显得荒诞、夸张，甚至有些滑稽。但对于独裁者而言，这却是一种极具诱惑力的美学，因为这种美学所展示的，从来不是热闹，而是服从。
金正恩展示给习近平的，是一场超越现代技术的古典权力景观 。这种对人性的格式化，呈现出一种冷酷的机械感。现代人常常感到困惑：明明人类已经步入AI与太空时代，星链、无人机、硅基智能……，为何权力顶端的统治者们，最迷恋的却依然是那些古老的技术？他们依然钟情于宏大的广场、绝对整齐的队列、遮天蔽日的旗帜，以及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
几千年文明的发展仿佛从未发生过。从尼罗河畔的法老，到罗马皇帝的凯旋仪式；从秦始皇的宫阙，到希特勒的纽伦堡大会；从斯大林的红场阅兵，到平壤的团体操，再天安门广场无数次的团体表演，人类历史上所有高度集权的政权，最终都发展出了一套极其相似的审美。技术在变化，服装在变化，口号在变化，但权力展示自己的方式却几乎没有变化。
这种审美的核心从来不是美，而是服从。当十万人同时鼓掌的时候，独裁者看到的并不是十万人，而是十万个服从；当几十万人整齐划一地挥舞鲜花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也不是鲜花，而是被组织起来的人群。他们迷恋的从来不是表演本身，而是表演所传递的信息：人是可以被彻底组织起来的，社会是可以被彻底控制的，意志是可以被统一塑造的。
普通人往往并不会被这种场面真正打动，大多数人都清楚掌声是安排好的，欢呼是训练出来的，鲜花和笑容背后往往站着组织者、摄像机和纪律要求。很多时候，人们看着这些盛大场面，甚至会产生一种类似《皇帝的新衣》的感觉：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一场表演，却没有人说破。但独裁者似乎总能从中获得巨大的满足。他们当然知道这些掌声经过排练，也知道这些欢呼并非发自内心，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沉醉其中。因为这种表演真正发挥作用的对象，从来不是群众，而是统治者自己。
德国思想家埃利亚斯·卡内蒂在《群众与权力》中曾经指出，统治者最迷恋的并不是个人，而是群众。因为个人复杂、多变、难以预测，而群众则整齐、统一、容易塑造。对于独裁者而言，群众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消灭了个体。当几十万人同时鼓掌的时候，人不再是人，而只是数字、背景和像素，只是权力的回声。
这一切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独裁者最大的恐惧从来不是敌人，而是不确定性。自由的思想和看不透的人心都是不确定的，真正的民意更是不确定的。平壤恰恰为习近平展示了一个没有不确定性的世界。每一次鼓掌、每一次欢呼、每一个人的位置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和计算，整个国家仿佛变成了一部巨大而易于操控的精密机器。对于长期生活在猜疑与不安全感中的统治者而言，这种场景几乎具有宗教般的安慰作用。因为在那一刻，他会产生一种幻觉：自己真的掌握了一切。那一刻，镜头里的习近平笑得很放松。他沉醉于所有独裁者共同的梦想：一个没有杂音的世界，一个所有人都按照同样节拍生活的世界。
几乎所有独裁者都曾沉迷于这种幻觉。法老、罗马皇帝、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斯库……他们都曾相信：那些山呼万岁的声音代表忠诚，那些整齐划一的队伍代表拥护，那些铺天盖地的掌声代表爱戴。但历史一次次证明：广场上的掌声是真的，整齐的队伍是真的，震耳欲聋的欢呼也是真的，唯独掌声背后的忠诚未必是真的。
1989年12月21日，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站在布加勒斯特中央委员会大楼阳台上发表演讲，广场上依旧聚集着数万人，红旗依旧飘扬，扩音器依旧轰鸣，一切看上去都和过去几十年没有区别，他习惯性地向群众挥手，等待熟悉的掌声，然而几秒钟后，人群里突然传出嘘声，接着是骚动，然后是愤怒，最后是彻底失控。那个统治罗马尼亚二十四年的强人愣在原地，脸上的表情从错愕到惊恐，只用了短短几分钟。四天后，他和妻子被处决。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因为他相信了掌声，而掌声从来不是忠诚，它很多时候只是恐惧、习惯、服从和表演。
平壤的大戏终究会落幕，掌声也终究会停止。历史留给所有独裁者的最后一道题，其实始终没有改变：他们能够控制广场，能够安排掌声，能够组织欢呼，甚至能够让整个国家看起来整齐划一。但他们永远无法确认一件事——当掌声停止之后，人们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万人坑埋不住的记忆：暴政下的血泪历史与永恒的正义追问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4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万人坑埋不住的记忆：暴政下的血泪历史与永恒的正义追问
摘要：
在历次政治运动与镇压清洗中，无数无辜生命沦为极权机器下的牺牲品。本文直面被刻意隐匿与尘封的残酷真相，严正宣告肉体可以被毁灭，但安拉的公义审判与历史的公正裁判绝不会缺席，唯有直面苦难才能迎来民族精神的彻底洗礼。
几乎所有的暴政都相信同一件事：只要把人消灭掉，问题就解决了。他们焚烧书籍，销毁档案，封锁消息，枪决证人，把活人送进监狱，把死人送进万人坑。他们相信，只要埋得足够深，时间足够久，真相终究会和尸骨一起腐烂。然而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他们错了。
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它揭露了苏联劳改营的残酷。事实上，在苏联广袤的土地上，古拉格从来不是什么秘密。数百万家庭都知道有人被抓走，有人被流放，有人消失在西伯利亚的冰雪之中。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于，索尔仁尼琴把那些零散、破碎、彼此孤立的苦难重新连接起来。一个人的遭遇只是故事，十个人的遭遇是传闻，一百万人的遭遇，就是历史。从那一刻开始，古拉格不再只是无数受害者埋藏在心底的记忆，而成为整个世界都无法回避的事实。
斯大林拥有过军队、警察、监狱、法庭、报纸、广播电台以及世界上最庞大的宣传机器之一。但最终，人们记住的并不是他的演讲，不是他的口号，而是《古拉格群岛》。暴政总以为自己在书写历史，可最终写下历史的，往往是那些幸存下来的人。
这样的事情并非只发生在苏联。纳粹德国曾经试图彻底抹去欧洲犹太人的存在。集中营焚尸炉昼夜不停运转，档案被销毁，证据被焚烧，整个民族被推向灭绝的边缘。可后来出现了《安妮日记》，那并不是什么宏大的历史著作。它只是一个躲藏在阁楼里的犹太少女留下的日记。她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来，也不知道这些文字是否会被人读到，她只是记录，记录恐惧，记录希望，记录一个普通人在暴政阴影下的生活。后来，安妮死在集中营里，但她的日记活了下来。今天，人们或许已经记不清许多纳粹高官曾经发表过什么演讲，却依然记得那个在阁楼窗边写日记的女孩。
柬埔寨红色高棉如此，阿根廷军政府如此，南非种族隔离如此，几乎所有施暴者都犯过同样的错误，他们高估了权力，却低估了记忆。他们以为控制今天就能控制明天，控制档案就能控制历史，控制媒体就能控制真相。但历史真正的档案馆，从来不在政府机关里，而在人们的记忆里。记忆有时候会沉默，但沉默不是消失，它可能藏在地下，藏在墙缝中，藏在祖父母不愿提起的往事里，藏在海外流亡者的讲述里，藏在一本书、一封信、一段录音、一份手稿之中，然后在某一天重新出现，在万人坑上面向世界讲述真实的历史。
今天的中国同样有人相信，只要控制得足够严密，真相就会永远消失。他们控制媒体，封锁消息，审查网络，威胁证人。他们把无数受害者牢牢困在新疆，试图让外界听不见维吾尔人的声音；他们试图让土伯特人的记忆沉入高原，让蒙古人的伤痕消失在草原；他们试图让中国穆斯林忘记那些被拆毁的清真寺、被焚烧的经书、被判刑的人以及那些被迫消失的人。他们相信，煽动起来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会替他们完成遗忘；相信时间会冲淡伤痕；相信沉默终将变成遗忘。
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真正决定历史的从来不是施暴者的意志，而是记录者的存在。
施暴者试图消灭记忆，而记忆总会以另一种形式回来。索尔仁尼琴写《古拉格群岛》的时候，并不知道苏联是否会倒台。安妮躲在阁楼夹层里写日记的时候，也不知道世界有一天会如此认真地倾听那个犹太少女的声音。他们并没有推翻苏联，也没有打败纳粹，他们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法庭，没有监狱，他们只有纸和笔，可最终让把暴政者钉死在火狱最深处无法翻身的，恰恰是这些纸和笔。
暴政最害怕的，从来不是今天的抗议。而是害怕那些被枪决的人重新开口，害怕那些被关押的人重新翻案，害怕那些被掩埋的名字重新出现，害怕那些被篡改的历史重新被书写。所以我从来都不相信新疆发生的一切能够被永久掩盖，我不相信维吾尔人的记忆会消失，不相信土伯特人的记忆会消失，不相信蒙古人的记忆会消失，更不相信中国穆斯林的记忆会集体消失。今天他们或许无法说话，但沉默不是遗忘。沉默很多时候只是记忆在等待，等待一个能够说出来的时刻。维吾尔人会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有自己的安妮，土伯特人会有，蒙古人会有，中国穆斯林也会有。他们也许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代人。他们会记录每一次搜查，记录每一次抓捕，记录每一个判刑，记录每一本被焚毁的经书，记录每一座被拆除的清真寺，记录每一个消失的人。
历史总是这样：施暴者总以为自己掌握着历史。他们控制媒体，控制档案，控制学校，控制书籍，甚至试图控制人们的记忆。可最终决定历史的，往往不是他们留下的巨大雕像和刻在石碑上的赞歌，而是幸存者的讲述。暴政能够决定一个人如何死去，却无法决定后人如何记住这一切，万人坑埋得住尸骨，却埋不住记忆，更埋不住真相。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万人坑埋不住的记忆：暴政下的血泪历史与永恒的正义追问
摘要：
在历次政治运动与镇压清洗中，无数无辜生命沦为极权机器下的牺牲品。本文直面被刻意隐匿与尘封的残酷真相，严正宣告肉体可以被毁灭，但安拉的公义审判与历史的公正裁判绝不会缺席，唯有直面苦难才能迎来民族精神的彻底洗礼。
几乎所有的暴政都相信同一件事：只要把人消灭掉，问题就解决了。他们焚烧书籍，销毁档案，封锁消息，枪决证人，把活人送进监狱，把死人送进万人坑。他们相信，只要埋得足够深，时间足够久，真相终究会和尸骨一起腐烂。然而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他们错了。
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它揭露了苏联劳改营的残酷。事实上，在苏联广袤的土地上，古拉格从来不是什么秘密。数百万家庭都知道有人被抓走，有人被流放，有人消失在西伯利亚的冰雪之中。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于，索尔仁尼琴把那些零散、破碎、彼此孤立的苦难重新连接起来。一个人的遭遇只是故事，十个人的遭遇是传闻，一百万人的遭遇，就是历史。从那一刻开始，古拉格不再只是无数受害者埋藏在心底的记忆，而成为整个世界都无法回避的事实。
斯大林拥有过军队、警察、监狱、法庭、报纸、广播电台以及世界上最庞大的宣传机器之一。但最终，人们记住的并不是他的演讲，不是他的口号，而是《古拉格群岛》。暴政总以为自己在书写历史，可最终写下历史的，往往是那些幸存下来的人。
这样的事情并非只发生在苏联。纳粹德国曾经试图彻底抹去欧洲犹太人的存在。集中营焚尸炉昼夜不停运转，档案被销毁，证据被焚烧，整个民族被推向灭绝的边缘。可后来出现了《安妮日记》，那并不是什么宏大的历史著作。它只是一个躲藏在阁楼里的犹太少女留下的日记。她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来，也不知道这些文字是否会被人读到，她只是记录，记录恐惧，记录希望，记录一个普通人在暴政阴影下的生活。后来，安妮死在集中营里，但她的日记活了下来。今天，人们或许已经记不清许多纳粹高官曾经发表过什么演讲，却依然记得那个在阁楼窗边写日记的女孩。
柬埔寨红色高棉如此，阿根廷军政府如此，南非种族隔离如此，几乎所有施暴者都犯过同样的错误，他们高估了权力，却低估了记忆。他们以为控制今天就能控制明天，控制档案就能控制历史，控制媒体就能控制真相。但历史真正的档案馆，从来不在政府机关里，而在人们的记忆里。记忆有时候会沉默，但沉默不是消失，它可能藏在地下，藏在墙缝中，藏在祖父母不愿提起的往事里，藏在海外流亡者的讲述里，藏在一本书、一封信、一段录音、一份手稿之中，然后在某一天重新出现，在万人坑上面向世界讲述真实的历史。
今天的中国同样有人相信，只要控制得足够严密，真相就会永远消失。他们控制媒体，封锁消息，审查网络，威胁证人。他们把无数受害者牢牢困在新疆，试图让外界听不见维吾尔人的声音；他们试图让土伯特人的记忆沉入高原，让蒙古人的伤痕消失在草原；他们试图让中国穆斯林忘记那些被拆毁的清真寺、被焚烧的经书、被判刑的人以及那些被迫消失的人。他们相信，煽动起来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会替他们完成遗忘；相信时间会冲淡伤痕；相信沉默终将变成遗忘。
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真正决定历史的从来不是施暴者的意志，而是记录者的存在。
施暴者试图消灭记忆，而记忆总会以另一种形式回来。索尔仁尼琴写《古拉格群岛》的时候，并不知道苏联是否会倒台。安妮躲在阁楼夹层里写日记的时候，也不知道世界有一天会如此认真地倾听那个犹太少女的声音。他们并没有推翻苏联，也没有打败纳粹，他们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法庭，没有监狱，他们只有纸和笔，可最终让把暴政者钉死在火狱最深处无法翻身的，恰恰是这些纸和笔。
暴政最害怕的，从来不是今天的抗议。而是害怕那些被枪决的人重新开口，害怕那些被关押的人重新翻案，害怕那些被掩埋的名字重新出现，害怕那些被篡改的历史重新被书写。所以我从来都不相信新疆发生的一切能够被永久掩盖，我不相信维吾尔人的记忆会消失，不相信土伯特人的记忆会消失，不相信蒙古人的记忆会消失，更不相信中国穆斯林的记忆会集体消失。今天他们或许无法说话，但沉默不是遗忘。沉默很多时候只是记忆在等待，等待一个能够说出来的时刻。维吾尔人会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有自己的安妮，土伯特人会有，蒙古人会有，中国穆斯林也会有。他们也许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代人。他们会记录每一次搜查，记录每一次抓捕，记录每一个判刑，记录每一本被焚毁的经书，记录每一座被拆除的清真寺，记录每一个消失的人。
历史总是这样：施暴者总以为自己掌握着历史。他们控制媒体，控制档案，控制学校，控制书籍，甚至试图控制人们的记忆。可最终决定历史的，往往不是他们留下的巨大雕像和刻在石碑上的赞歌，而是幸存者的讲述。暴政能够决定一个人如何死去，却无法决定后人如何记住这一切，万人坑埋得住尸骨，却埋不住记忆，更埋不住真相。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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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万人坑埋不住的记忆：暴政下的血泪历史与永恒的正义追问
摘要：
在历次政治运动与镇压清洗中，无数无辜生命沦为极权机器下的牺牲品。本文直面被刻意隐匿与尘封的残酷真相，严正宣告肉体可以被毁灭，但安拉的公义审判与历史的公正裁判绝不会缺席，唯有直面苦难才能迎来民族精神的彻底洗礼。
几乎所有的暴政都相信同一件事：只要把人消灭掉，问题就解决了。他们焚烧书籍，销毁档案，封锁消息，枪决证人，把活人送进监狱，把死人送进万人坑。他们相信，只要埋得足够深，时间足够久，真相终究会和尸骨一起腐烂。然而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他们错了。
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它揭露了苏联劳改营的残酷。事实上，在苏联广袤的土地上，古拉格从来不是什么秘密。数百万家庭都知道有人被抓走，有人被流放，有人消失在西伯利亚的冰雪之中。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于，索尔仁尼琴把那些零散、破碎、彼此孤立的苦难重新连接起来。一个人的遭遇只是故事，十个人的遭遇是传闻，一百万人的遭遇，就是历史。从那一刻开始，古拉格不再只是无数受害者埋藏在心底的记忆，而成为整个世界都无法回避的事实。
斯大林拥有过军队、警察、监狱、法庭、报纸、广播电台以及世界上最庞大的宣传机器之一。但最终，人们记住的并不是他的演讲，不是他的口号，而是《古拉格群岛》。暴政总以为自己在书写历史，可最终写下历史的，往往是那些幸存下来的人。
这样的事情并非只发生在苏联。纳粹德国曾经试图彻底抹去欧洲犹太人的存在。集中营焚尸炉昼夜不停运转，档案被销毁，证据被焚烧，整个民族被推向灭绝的边缘。可后来出现了《安妮日记》，那并不是什么宏大的历史著作。它只是一个躲藏在阁楼里的犹太少女留下的日记。她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来，也不知道这些文字是否会被人读到，她只是记录，记录恐惧，记录希望，记录一个普通人在暴政阴影下的生活。后来，安妮死在集中营里，但她的日记活了下来。今天，人们或许已经记不清许多纳粹高官曾经发表过什么演讲，却依然记得那个在阁楼窗边写日记的女孩。
柬埔寨红色高棉如此，阿根廷军政府如此，南非种族隔离如此，几乎所有施暴者都犯过同样的错误，他们高估了权力，却低估了记忆。他们以为控制今天就能控制明天，控制档案就能控制历史，控制媒体就能控制真相。但历史真正的档案馆，从来不在政府机关里，而在人们的记忆里。记忆有时候会沉默，但沉默不是消失，它可能藏在地下，藏在墙缝中，藏在祖父母不愿提起的往事里，藏在海外流亡者的讲述里，藏在一本书、一封信、一段录音、一份手稿之中，然后在某一天重新出现，在万人坑上面向世界讲述真实的历史。
今天的中国同样有人相信，只要控制得足够严密，真相就会永远消失。他们控制媒体，封锁消息，审查网络，威胁证人。他们把无数受害者牢牢困在新疆，试图让外界听不见维吾尔人的声音；他们试图让土伯特人的记忆沉入高原，让蒙古人的伤痕消失在草原；他们试图让中国穆斯林忘记那些被拆毁的清真寺、被焚烧的经书、被判刑的人以及那些被迫消失的人。他们相信，煽动起来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会替他们完成遗忘；相信时间会冲淡伤痕；相信沉默终将变成遗忘。
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真正决定历史的从来不是施暴者的意志，而是记录者的存在。
施暴者试图消灭记忆，而记忆总会以另一种形式回来。索尔仁尼琴写《古拉格群岛》的时候，并不知道苏联是否会倒台。安妮躲在阁楼夹层里写日记的时候，也不知道世界有一天会如此认真地倾听那个犹太少女的声音。他们并没有推翻苏联，也没有打败纳粹，他们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法庭，没有监狱，他们只有纸和笔，可最终让把暴政者钉死在火狱最深处无法翻身的，恰恰是这些纸和笔。
暴政最害怕的，从来不是今天的抗议。而是害怕那些被枪决的人重新开口，害怕那些被关押的人重新翻案，害怕那些被掩埋的名字重新出现，害怕那些被篡改的历史重新被书写。所以我从来都不相信新疆发生的一切能够被永久掩盖，我不相信维吾尔人的记忆会消失，不相信土伯特人的记忆会消失，不相信蒙古人的记忆会消失，更不相信中国穆斯林的记忆会集体消失。今天他们或许无法说话，但沉默不是遗忘。沉默很多时候只是记忆在等待，等待一个能够说出来的时刻。维吾尔人会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有自己的安妮，土伯特人会有，蒙古人会有，中国穆斯林也会有。他们也许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代人。他们会记录每一次搜查，记录每一次抓捕，记录每一个判刑，记录每一本被焚毁的经书，记录每一座被拆除的清真寺，记录每一个消失的人。
历史总是这样：施暴者总以为自己掌握着历史。他们控制媒体，控制档案，控制学校，控制书籍，甚至试图控制人们的记忆。可最终决定历史的，往往不是他们留下的巨大雕像和刻在石碑上的赞歌，而是幸存者的讲述。暴政能够决定一个人如何死去，却无法决定后人如何记住这一切，万人坑埋得住尸骨，却埋不住记忆，更埋不住真相。
作者：马瑞林
万人坑埋不住的记忆：暴政下的血泪历史与永恒的正义追问
摘要：
在历次政治运动与镇压清洗中，无数无辜生命沦为极权机器下的牺牲品。本文直面被刻意隐匿与尘封的残酷真相，严正宣告肉体可以被毁灭，但安拉的公义审判与历史的公正裁判绝不会缺席，唯有直面苦难才能迎来民族精神的彻底洗礼。
几乎所有的暴政都相信同一件事：只要把人消灭掉，问题就解决了。他们焚烧书籍，销毁档案，封锁消息，枪决证人，把活人送进监狱，把死人送进万人坑。他们相信，只要埋得足够深，时间足够久，真相终究会和尸骨一起腐烂。然而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他们错了。
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它揭露了苏联劳改营的残酷。事实上，在苏联广袤的土地上，古拉格从来不是什么秘密。数百万家庭都知道有人被抓走，有人被流放，有人消失在西伯利亚的冰雪之中。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于，索尔仁尼琴把那些零散、破碎、彼此孤立的苦难重新连接起来。一个人的遭遇只是故事，十个人的遭遇是传闻，一百万人的遭遇，就是历史。从那一刻开始，古拉格不再只是无数受害者埋藏在心底的记忆，而成为整个世界都无法回避的事实。
斯大林拥有过军队、警察、监狱、法庭、报纸、广播电台以及世界上最庞大的宣传机器之一。但最终，人们记住的并不是他的演讲，不是他的口号，而是《古拉格群岛》。暴政总以为自己在书写历史，可最终写下历史的，往往是那些幸存下来的人。
这样的事情并非只发生在苏联。纳粹德国曾经试图彻底抹去欧洲犹太人的存在。集中营焚尸炉昼夜不停运转，档案被销毁，证据被焚烧，整个民族被推向灭绝的边缘。可后来出现了《安妮日记》，那并不是什么宏大的历史著作。它只是一个躲藏在阁楼里的犹太少女留下的日记。她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来，也不知道这些文字是否会被人读到，她只是记录，记录恐惧，记录希望，记录一个普通人在暴政阴影下的生活。后来，安妮死在集中营里，但她的日记活了下来。今天，人们或许已经记不清许多纳粹高官曾经发表过什么演讲，却依然记得那个在阁楼窗边写日记的女孩。
柬埔寨红色高棉如此，阿根廷军政府如此，南非种族隔离如此，几乎所有施暴者都犯过同样的错误，他们高估了权力，却低估了记忆。他们以为控制今天就能控制明天，控制档案就能控制历史，控制媒体就能控制真相。但历史真正的档案馆，从来不在政府机关里，而在人们的记忆里。记忆有时候会沉默，但沉默不是消失，它可能藏在地下，藏在墙缝中，藏在祖父母不愿提起的往事里，藏在海外流亡者的讲述里，藏在一本书、一封信、一段录音、一份手稿之中，然后在某一天重新出现，在万人坑上面向世界讲述真实的历史。
今天的中国同样有人相信，只要控制得足够严密，真相就会永远消失。他们控制媒体，封锁消息，审查网络，威胁证人。他们把无数受害者牢牢困在新疆，试图让外界听不见维吾尔人的声音；他们试图让土伯特人的记忆沉入高原，让蒙古人的伤痕消失在草原；他们试图让中国穆斯林忘记那些被拆毁的清真寺、被焚烧的经书、被判刑的人以及那些被迫消失的人。他们相信，煽动起来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会替他们完成遗忘；相信时间会冲淡伤痕；相信沉默终将变成遗忘。
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真正决定历史的从来不是施暴者的意志，而是记录者的存在。
施暴者试图消灭记忆，而记忆总会以另一种形式回来。索尔仁尼琴写《古拉格群岛》的时候，并不知道苏联是否会倒台。安妮躲在阁楼夹层里写日记的时候，也不知道世界有一天会如此认真地倾听那个犹太少女的声音。他们并没有推翻苏联，也没有打败纳粹，他们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法庭，没有监狱，他们只有纸和笔，可最终让把暴政者钉死在火狱最深处无法翻身的，恰恰是这些纸和笔。
暴政最害怕的，从来不是今天的抗议。而是害怕那些被枪决的人重新开口，害怕那些被关押的人重新翻案，害怕那些被掩埋的名字重新出现，害怕那些被篡改的历史重新被书写。所以我从来都不相信新疆发生的一切能够被永久掩盖，我不相信维吾尔人的记忆会消失，不相信土伯特人的记忆会消失，不相信蒙古人的记忆会消失，更不相信中国穆斯林的记忆会集体消失。今天他们或许无法说话，但沉默不是遗忘。沉默很多时候只是记忆在等待，等待一个能够说出来的时刻。维吾尔人会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有自己的安妮，土伯特人会有，蒙古人会有，中国穆斯林也会有。他们也许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代人。他们会记录每一次搜查，记录每一次抓捕，记录每一个判刑，记录每一本被焚毁的经书，记录每一座被拆除的清真寺，记录每一个消失的人。
历史总是这样：施暴者总以为自己掌握着历史。他们控制媒体，控制档案，控制学校，控制书籍，甚至试图控制人们的记忆。可最终决定历史的，往往不是他们留下的巨大雕像和刻在石碑上的赞歌，而是幸存者的讲述。暴政能够决定一个人如何死去，却无法决定后人如何记住这一切，万人坑埋得住尸骨，却埋不住记忆，更埋不住真相。
输掉的不只是世界杯：体坛狂欢背后的国家主义幻象与民间反思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0 次浏览 • 2026-09-20 21:20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输掉的不只是世界杯：体坛狂欢背后的国家主义幻象与民间反思
摘要：
从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国体制到公众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竞技体育常被政治权力用作彰显盛世的遮羞布。本文透视体育光环背后的民生疾苦与资源挥霍，呼吁公众将注意力从虚妄的国家宏大叙事中回归到每一个具体人的真实福祉与权利上来。
世界杯又开始了。
中国队照旧不在其中。
中文互联网也照例开始了一轮关于中国足球的讨论，失望、自嘲、愤怒。我又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虽然中国足球队进不了世界杯，但是世界杯离不开中国，离不开中国市场，离不开中国赞助商，离不开中国制造。”人们开始认真思考和讨论：没有中国企业赞助，国际足联还能撑多久？没有中国资本支持，世界杯还能办得风光吗？中国队没有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简体汉字的广告牌依旧占据了球场的最佳视觉位置，于是，看别人比赛的时候，同样找到了一种替代性的胜利。
转过墙角，阿Q看着走过来的小尼姑，手又发痒了，脱口一句：
“娘希匹。”
上学时在足球场上被撞断了腿，做完手术后不久又一瘸一拐跑去看球，98年世界杯因为跑校外看球赛耽误了第二天的期末考试……。直到今天，我依然喜欢足球。但我从来不是某一支球队固定的追随者，也很少去追那些刻意人设的球星。我喜欢的是足球本身，无论是巴西、阿根廷、德国、荷兰，还是某支名不见经传的小球队，只要他们能够踢出自己的风格，踢出创造力，踢出那种令人怦然心动的东西，我都愿意坐下来认真看完九十分钟，并在那九十分钟里成为他们的球迷。
相比之下，我很少主动去看中国足球，并不是因为输赢，足球场上的失败再正常不过。弱队可以输球，甚至可以一直输球，但依然能够赢得尊重。让我提不起兴趣的，总感觉中国足球总缺少一种东西——气质。
中国队当然也在跑，在拼，也谈战术，但比赛看得越多，越容易产生一种感觉：他们像是在完成任务，而不是在踢足球。 一支球队当然需要技术、战术、体能和纪律，但真正伟大的球队最终都会拥有某种无法量化的气质。那种东西来自自由，来自创造，来自球员在瞬息万变的比赛中自主做出的判断。而极权体制下的球队，恰恰最缺少这种东西。
因为足球本质上是一项无法被完全计划的运动。它需要漫长的成长周期，需要自由竞争，需要允许失败，更需要尊重规律。一个优秀球员从第一次踢球到进入职业赛场，往往需要十几年时间。而极权体制最缺乏的，恰恰是等待的耐心。对于官员来说，足球不是二十年后的事情，而是下一次考核的事情；不是下一代孩子的事情，而是自己任期内的事情。于是足球的发展规律不断被行政命令打断：今天长期集训，明天改革联赛，后天调整发展路线。每一任领导都希望留下自己的政绩，每一任领导都希望在自己手里看到成绩。而足球偏偏是一项最不适合追求短期成绩的运动。种树的人还没等到树长大便已经离任，后来的人又砍掉旧树重新栽种。几十年过去，中国足球始终停留在原地。
更重要的是，足球相信竞争，而极权体制更相信管理。足球场上最残酷也最公平的地方在于：实力就是实力。一个前锋不会因为领导喜欢他就进球，一个门将不会因为政治觉悟高就扑出点球。伟大的球员首先是创造者，而创造本身就是对既定秩序的突破。马拉多纳不会按照文件踢球，梅西不会按照会议纪要过人，齐达内不会按照领导批示组织进攻。
这也是为什么举国体制能够长期统治乒乓球、跳水、体操和射击，却始终无法统治足球。因为那些项目更容易被计划、被量化、被控制，而足球最终依赖的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生态：社区、街头、学校、俱乐部、青训体系以及无数人的自由竞争。回头看看世界上真正的足球强国。巴西如此，阿根廷如此，德国如此，荷兰如此，英格兰如此。他们最强大的地方从来不是体育主管部门，而是社会本身。无数社区球场、无数民间俱乐部、无数热爱足球的孩子，共同构成了足球生长的土壤。足球首先属于社会，然后才属于国家。而中国足球恰恰相反。
如果问题仅仅停留在这里，中国足球或许还存在回光返照的可能。更大的问题在于，今天束缚中国足球的已经不仅仅是极权逻辑，还有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前者压缩自由，后者排斥开放，而足球偏偏同时需要这两样东西。
这些年来，中国体育被赋予了越来越强烈的政治意义。比赛不再只是比赛，而是国家形象；输赢不再只是输赢，而是民族荣辱。运动员逐渐不再只是运动员，而成为某种政治叙事中的符号。当体育开始承担越来越多与体育无关的任务时，体育本身反而越来越不重要了。人们讨论的不再是足球如何发展，而是如何争面子；不再是如何培养人才，而是如何证明制度优越。
民族主义与现代足球的发展方向同样存在着天然矛盾。现代足球最伟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开放。欧洲顶级联赛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它们代表某一个民族，而是因为它们吸纳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真正伟大的俱乐部从来不在乎血统，只在乎能力。足球场上最重要的身份，不是民族，不是宗教，甚至不是国籍，而是球员。而民族主义恰恰相反。它强调身份，强调归属，强调边界，强调我们与他们。这种逻辑与现代足球天然背道而驰。
这些年还有一个被刻意淡化的事实。新疆曾经长期是中国最重要的足球人才来源之一。维吾尔族社区浓厚的足球文化，培养出过一代又一代优秀球员。然而足球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依附于社会。当一个群体失去自由的时候，足球也会失去活力；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害怕差异的时候，足球最终也会变得越来越单调。一个社会如果害怕差异，它最终失去的往往不仅是差异本身。足球、音乐、文学、语言，所有依靠个性和创造力生长的东西，都会一起变得贫瘠。
中国足球的问题，从来不只是足球的问题。它只是中国社会问题在足球场上的投影，一个试图管理一切的体制，最终发现自己可以管理媒体，可以管理学校，可以管理企业，可以管理宗教，可以管理互联网，甚至可以管理人的生育，却始终无法真正管理足球。因为足球最大的魅力，恰恰来自那些无法被管理的东西，一个天才球员突如其来的灵感，一次冒险而成功的突破，一个孩子放学后在街头踢出的第一脚球，一群人因为热爱而聚集在一起。而这一切，都建立在自由之上。
所以中国足球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管理问题或者人才问题。它所面对的，是极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束缚。前者试图消灭自由，后者试图消灭开放，而足球偏偏既需要自由，也需要开放。在这样的土壤里，中国足球输掉的或许从来不只是世界杯资格。它输掉的，是一个社会自由生长的能力。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输掉的不只是世界杯：体坛狂欢背后的国家主义幻象与民间反思
摘要：
从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国体制到公众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竞技体育常被政治权力用作彰显盛世的遮羞布。本文透视体育光环背后的民生疾苦与资源挥霍，呼吁公众将注意力从虚妄的国家宏大叙事中回归到每一个具体人的真实福祉与权利上来。
世界杯又开始了。
中国队照旧不在其中。
中文互联网也照例开始了一轮关于中国足球的讨论，失望、自嘲、愤怒。我又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虽然中国足球队进不了世界杯，但是世界杯离不开中国，离不开中国市场，离不开中国赞助商，离不开中国制造。”人们开始认真思考和讨论：没有中国企业赞助，国际足联还能撑多久？没有中国资本支持，世界杯还能办得风光吗？中国队没有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简体汉字的广告牌依旧占据了球场的最佳视觉位置，于是，看别人比赛的时候，同样找到了一种替代性的胜利。
转过墙角，阿Q看着走过来的小尼姑，手又发痒了，脱口一句：
“娘希匹。”
上学时在足球场上被撞断了腿，做完手术后不久又一瘸一拐跑去看球，98年世界杯因为跑校外看球赛耽误了第二天的期末考试……。直到今天，我依然喜欢足球。但我从来不是某一支球队固定的追随者，也很少去追那些刻意人设的球星。我喜欢的是足球本身，无论是巴西、阿根廷、德国、荷兰，还是某支名不见经传的小球队，只要他们能够踢出自己的风格，踢出创造力，踢出那种令人怦然心动的东西，我都愿意坐下来认真看完九十分钟，并在那九十分钟里成为他们的球迷。
相比之下，我很少主动去看中国足球，并不是因为输赢，足球场上的失败再正常不过。弱队可以输球，甚至可以一直输球，但依然能够赢得尊重。让我提不起兴趣的，总感觉中国足球总缺少一种东西——气质。
中国队当然也在跑，在拼，也谈战术，但比赛看得越多，越容易产生一种感觉：他们像是在完成任务，而不是在踢足球。 一支球队当然需要技术、战术、体能和纪律，但真正伟大的球队最终都会拥有某种无法量化的气质。那种东西来自自由，来自创造，来自球员在瞬息万变的比赛中自主做出的判断。而极权体制下的球队，恰恰最缺少这种东西。
因为足球本质上是一项无法被完全计划的运动。它需要漫长的成长周期，需要自由竞争，需要允许失败，更需要尊重规律。一个优秀球员从第一次踢球到进入职业赛场，往往需要十几年时间。而极权体制最缺乏的，恰恰是等待的耐心。对于官员来说，足球不是二十年后的事情，而是下一次考核的事情；不是下一代孩子的事情，而是自己任期内的事情。于是足球的发展规律不断被行政命令打断：今天长期集训，明天改革联赛，后天调整发展路线。每一任领导都希望留下自己的政绩，每一任领导都希望在自己手里看到成绩。而足球偏偏是一项最不适合追求短期成绩的运动。种树的人还没等到树长大便已经离任，后来的人又砍掉旧树重新栽种。几十年过去，中国足球始终停留在原地。
更重要的是，足球相信竞争，而极权体制更相信管理。足球场上最残酷也最公平的地方在于：实力就是实力。一个前锋不会因为领导喜欢他就进球，一个门将不会因为政治觉悟高就扑出点球。伟大的球员首先是创造者，而创造本身就是对既定秩序的突破。马拉多纳不会按照文件踢球，梅西不会按照会议纪要过人，齐达内不会按照领导批示组织进攻。
这也是为什么举国体制能够长期统治乒乓球、跳水、体操和射击，却始终无法统治足球。因为那些项目更容易被计划、被量化、被控制，而足球最终依赖的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生态：社区、街头、学校、俱乐部、青训体系以及无数人的自由竞争。回头看看世界上真正的足球强国。巴西如此，阿根廷如此，德国如此，荷兰如此，英格兰如此。他们最强大的地方从来不是体育主管部门，而是社会本身。无数社区球场、无数民间俱乐部、无数热爱足球的孩子，共同构成了足球生长的土壤。足球首先属于社会，然后才属于国家。而中国足球恰恰相反。
如果问题仅仅停留在这里，中国足球或许还存在回光返照的可能。更大的问题在于，今天束缚中国足球的已经不仅仅是极权逻辑，还有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前者压缩自由，后者排斥开放，而足球偏偏同时需要这两样东西。
这些年来，中国体育被赋予了越来越强烈的政治意义。比赛不再只是比赛，而是国家形象；输赢不再只是输赢，而是民族荣辱。运动员逐渐不再只是运动员，而成为某种政治叙事中的符号。当体育开始承担越来越多与体育无关的任务时，体育本身反而越来越不重要了。人们讨论的不再是足球如何发展，而是如何争面子；不再是如何培养人才，而是如何证明制度优越。
民族主义与现代足球的发展方向同样存在着天然矛盾。现代足球最伟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开放。欧洲顶级联赛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它们代表某一个民族，而是因为它们吸纳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真正伟大的俱乐部从来不在乎血统，只在乎能力。足球场上最重要的身份，不是民族，不是宗教，甚至不是国籍，而是球员。而民族主义恰恰相反。它强调身份，强调归属，强调边界，强调我们与他们。这种逻辑与现代足球天然背道而驰。
这些年还有一个被刻意淡化的事实。新疆曾经长期是中国最重要的足球人才来源之一。维吾尔族社区浓厚的足球文化，培养出过一代又一代优秀球员。然而足球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依附于社会。当一个群体失去自由的时候，足球也会失去活力；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害怕差异的时候，足球最终也会变得越来越单调。一个社会如果害怕差异，它最终失去的往往不仅是差异本身。足球、音乐、文学、语言，所有依靠个性和创造力生长的东西，都会一起变得贫瘠。
中国足球的问题，从来不只是足球的问题。它只是中国社会问题在足球场上的投影，一个试图管理一切的体制，最终发现自己可以管理媒体，可以管理学校，可以管理企业，可以管理宗教，可以管理互联网，甚至可以管理人的生育，却始终无法真正管理足球。因为足球最大的魅力，恰恰来自那些无法被管理的东西，一个天才球员突如其来的灵感，一次冒险而成功的突破，一个孩子放学后在街头踢出的第一脚球，一群人因为热爱而聚集在一起。而这一切，都建立在自由之上。
所以中国足球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管理问题或者人才问题。它所面对的，是极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束缚。前者试图消灭自由，后者试图消灭开放，而足球偏偏既需要自由，也需要开放。在这样的土壤里，中国足球输掉的或许从来不只是世界杯资格。它输掉的，是一个社会自由生长的能力。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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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输掉的不只是世界杯：体坛狂欢背后的国家主义幻象与民间反思
摘要：
从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国体制到公众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竞技体育常被政治权力用作彰显盛世的遮羞布。本文透视体育光环背后的民生疾苦与资源挥霍，呼吁公众将注意力从虚妄的国家宏大叙事中回归到每一个具体人的真实福祉与权利上来。
世界杯又开始了。
中国队照旧不在其中。
中文互联网也照例开始了一轮关于中国足球的讨论，失望、自嘲、愤怒。我又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虽然中国足球队进不了世界杯，但是世界杯离不开中国，离不开中国市场，离不开中国赞助商，离不开中国制造。”人们开始认真思考和讨论：没有中国企业赞助，国际足联还能撑多久？没有中国资本支持，世界杯还能办得风光吗？中国队没有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简体汉字的广告牌依旧占据了球场的最佳视觉位置，于是，看别人比赛的时候，同样找到了一种替代性的胜利。
转过墙角，阿Q看着走过来的小尼姑，手又发痒了，脱口一句：
“娘希匹。”
上学时在足球场上被撞断了腿，做完手术后不久又一瘸一拐跑去看球，98年世界杯因为跑校外看球赛耽误了第二天的期末考试……。直到今天，我依然喜欢足球。但我从来不是某一支球队固定的追随者，也很少去追那些刻意人设的球星。我喜欢的是足球本身，无论是巴西、阿根廷、德国、荷兰，还是某支名不见经传的小球队，只要他们能够踢出自己的风格，踢出创造力，踢出那种令人怦然心动的东西，我都愿意坐下来认真看完九十分钟，并在那九十分钟里成为他们的球迷。
相比之下，我很少主动去看中国足球，并不是因为输赢，足球场上的失败再正常不过。弱队可以输球，甚至可以一直输球，但依然能够赢得尊重。让我提不起兴趣的，总感觉中国足球总缺少一种东西——气质。
中国队当然也在跑，在拼，也谈战术，但比赛看得越多，越容易产生一种感觉：他们像是在完成任务，而不是在踢足球。 一支球队当然需要技术、战术、体能和纪律，但真正伟大的球队最终都会拥有某种无法量化的气质。那种东西来自自由，来自创造，来自球员在瞬息万变的比赛中自主做出的判断。而极权体制下的球队，恰恰最缺少这种东西。
因为足球本质上是一项无法被完全计划的运动。它需要漫长的成长周期，需要自由竞争，需要允许失败，更需要尊重规律。一个优秀球员从第一次踢球到进入职业赛场，往往需要十几年时间。而极权体制最缺乏的，恰恰是等待的耐心。对于官员来说，足球不是二十年后的事情，而是下一次考核的事情；不是下一代孩子的事情，而是自己任期内的事情。于是足球的发展规律不断被行政命令打断：今天长期集训，明天改革联赛，后天调整发展路线。每一任领导都希望留下自己的政绩，每一任领导都希望在自己手里看到成绩。而足球偏偏是一项最不适合追求短期成绩的运动。种树的人还没等到树长大便已经离任，后来的人又砍掉旧树重新栽种。几十年过去，中国足球始终停留在原地。
更重要的是，足球相信竞争，而极权体制更相信管理。足球场上最残酷也最公平的地方在于：实力就是实力。一个前锋不会因为领导喜欢他就进球，一个门将不会因为政治觉悟高就扑出点球。伟大的球员首先是创造者，而创造本身就是对既定秩序的突破。马拉多纳不会按照文件踢球，梅西不会按照会议纪要过人，齐达内不会按照领导批示组织进攻。
这也是为什么举国体制能够长期统治乒乓球、跳水、体操和射击，却始终无法统治足球。因为那些项目更容易被计划、被量化、被控制，而足球最终依赖的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生态：社区、街头、学校、俱乐部、青训体系以及无数人的自由竞争。回头看看世界上真正的足球强国。巴西如此，阿根廷如此，德国如此，荷兰如此，英格兰如此。他们最强大的地方从来不是体育主管部门，而是社会本身。无数社区球场、无数民间俱乐部、无数热爱足球的孩子，共同构成了足球生长的土壤。足球首先属于社会，然后才属于国家。而中国足球恰恰相反。
如果问题仅仅停留在这里，中国足球或许还存在回光返照的可能。更大的问题在于，今天束缚中国足球的已经不仅仅是极权逻辑，还有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前者压缩自由，后者排斥开放，而足球偏偏同时需要这两样东西。
这些年来，中国体育被赋予了越来越强烈的政治意义。比赛不再只是比赛，而是国家形象；输赢不再只是输赢，而是民族荣辱。运动员逐渐不再只是运动员，而成为某种政治叙事中的符号。当体育开始承担越来越多与体育无关的任务时，体育本身反而越来越不重要了。人们讨论的不再是足球如何发展，而是如何争面子；不再是如何培养人才，而是如何证明制度优越。
民族主义与现代足球的发展方向同样存在着天然矛盾。现代足球最伟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开放。欧洲顶级联赛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它们代表某一个民族，而是因为它们吸纳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真正伟大的俱乐部从来不在乎血统，只在乎能力。足球场上最重要的身份，不是民族，不是宗教，甚至不是国籍，而是球员。而民族主义恰恰相反。它强调身份，强调归属，强调边界，强调我们与他们。这种逻辑与现代足球天然背道而驰。
这些年还有一个被刻意淡化的事实。新疆曾经长期是中国最重要的足球人才来源之一。维吾尔族社区浓厚的足球文化，培养出过一代又一代优秀球员。然而足球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依附于社会。当一个群体失去自由的时候，足球也会失去活力；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害怕差异的时候，足球最终也会变得越来越单调。一个社会如果害怕差异，它最终失去的往往不仅是差异本身。足球、音乐、文学、语言，所有依靠个性和创造力生长的东西，都会一起变得贫瘠。
中国足球的问题，从来不只是足球的问题。它只是中国社会问题在足球场上的投影，一个试图管理一切的体制，最终发现自己可以管理媒体，可以管理学校，可以管理企业，可以管理宗教，可以管理互联网，甚至可以管理人的生育，却始终无法真正管理足球。因为足球最大的魅力，恰恰来自那些无法被管理的东西，一个天才球员突如其来的灵感，一次冒险而成功的突破，一个孩子放学后在街头踢出的第一脚球，一群人因为热爱而聚集在一起。而这一切，都建立在自由之上。
所以中国足球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管理问题或者人才问题。它所面对的，是极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束缚。前者试图消灭自由，后者试图消灭开放，而足球偏偏既需要自由，也需要开放。在这样的土壤里，中国足球输掉的或许从来不只是世界杯资格。它输掉的，是一个社会自由生长的能力。
作者：马瑞林
输掉的不只是世界杯：体坛狂欢背后的国家主义幻象与民间反思
摘要：
从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国体制到公众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竞技体育常被政治权力用作彰显盛世的遮羞布。本文透视体育光环背后的民生疾苦与资源挥霍，呼吁公众将注意力从虚妄的国家宏大叙事中回归到每一个具体人的真实福祉与权利上来。
世界杯又开始了。
中国队照旧不在其中。
中文互联网也照例开始了一轮关于中国足球的讨论，失望、自嘲、愤怒。我又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虽然中国足球队进不了世界杯，但是世界杯离不开中国，离不开中国市场，离不开中国赞助商，离不开中国制造。”人们开始认真思考和讨论：没有中国企业赞助，国际足联还能撑多久？没有中国资本支持，世界杯还能办得风光吗？中国队没有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简体汉字的广告牌依旧占据了球场的最佳视觉位置，于是，看别人比赛的时候，同样找到了一种替代性的胜利。
转过墙角，阿Q看着走过来的小尼姑，手又发痒了，脱口一句：
“娘希匹。”
上学时在足球场上被撞断了腿，做完手术后不久又一瘸一拐跑去看球，98年世界杯因为跑校外看球赛耽误了第二天的期末考试……。直到今天，我依然喜欢足球。但我从来不是某一支球队固定的追随者，也很少去追那些刻意人设的球星。我喜欢的是足球本身，无论是巴西、阿根廷、德国、荷兰，还是某支名不见经传的小球队，只要他们能够踢出自己的风格，踢出创造力，踢出那种令人怦然心动的东西，我都愿意坐下来认真看完九十分钟，并在那九十分钟里成为他们的球迷。
相比之下，我很少主动去看中国足球，并不是因为输赢，足球场上的失败再正常不过。弱队可以输球，甚至可以一直输球，但依然能够赢得尊重。让我提不起兴趣的，总感觉中国足球总缺少一种东西——气质。
中国队当然也在跑，在拼，也谈战术，但比赛看得越多，越容易产生一种感觉：他们像是在完成任务，而不是在踢足球。 一支球队当然需要技术、战术、体能和纪律，但真正伟大的球队最终都会拥有某种无法量化的气质。那种东西来自自由，来自创造，来自球员在瞬息万变的比赛中自主做出的判断。而极权体制下的球队，恰恰最缺少这种东西。
因为足球本质上是一项无法被完全计划的运动。它需要漫长的成长周期，需要自由竞争，需要允许失败，更需要尊重规律。一个优秀球员从第一次踢球到进入职业赛场，往往需要十几年时间。而极权体制最缺乏的，恰恰是等待的耐心。对于官员来说，足球不是二十年后的事情，而是下一次考核的事情；不是下一代孩子的事情，而是自己任期内的事情。于是足球的发展规律不断被行政命令打断：今天长期集训，明天改革联赛，后天调整发展路线。每一任领导都希望留下自己的政绩，每一任领导都希望在自己手里看到成绩。而足球偏偏是一项最不适合追求短期成绩的运动。种树的人还没等到树长大便已经离任，后来的人又砍掉旧树重新栽种。几十年过去，中国足球始终停留在原地。
更重要的是，足球相信竞争，而极权体制更相信管理。足球场上最残酷也最公平的地方在于：实力就是实力。一个前锋不会因为领导喜欢他就进球，一个门将不会因为政治觉悟高就扑出点球。伟大的球员首先是创造者，而创造本身就是对既定秩序的突破。马拉多纳不会按照文件踢球，梅西不会按照会议纪要过人，齐达内不会按照领导批示组织进攻。
这也是为什么举国体制能够长期统治乒乓球、跳水、体操和射击，却始终无法统治足球。因为那些项目更容易被计划、被量化、被控制，而足球最终依赖的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生态：社区、街头、学校、俱乐部、青训体系以及无数人的自由竞争。回头看看世界上真正的足球强国。巴西如此，阿根廷如此，德国如此，荷兰如此，英格兰如此。他们最强大的地方从来不是体育主管部门，而是社会本身。无数社区球场、无数民间俱乐部、无数热爱足球的孩子，共同构成了足球生长的土壤。足球首先属于社会，然后才属于国家。而中国足球恰恰相反。
如果问题仅仅停留在这里，中国足球或许还存在回光返照的可能。更大的问题在于，今天束缚中国足球的已经不仅仅是极权逻辑，还有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前者压缩自由，后者排斥开放，而足球偏偏同时需要这两样东西。
这些年来，中国体育被赋予了越来越强烈的政治意义。比赛不再只是比赛，而是国家形象；输赢不再只是输赢，而是民族荣辱。运动员逐渐不再只是运动员，而成为某种政治叙事中的符号。当体育开始承担越来越多与体育无关的任务时，体育本身反而越来越不重要了。人们讨论的不再是足球如何发展，而是如何争面子；不再是如何培养人才，而是如何证明制度优越。
民族主义与现代足球的发展方向同样存在着天然矛盾。现代足球最伟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开放。欧洲顶级联赛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它们代表某一个民族，而是因为它们吸纳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真正伟大的俱乐部从来不在乎血统，只在乎能力。足球场上最重要的身份，不是民族，不是宗教，甚至不是国籍，而是球员。而民族主义恰恰相反。它强调身份，强调归属，强调边界，强调我们与他们。这种逻辑与现代足球天然背道而驰。
这些年还有一个被刻意淡化的事实。新疆曾经长期是中国最重要的足球人才来源之一。维吾尔族社区浓厚的足球文化，培养出过一代又一代优秀球员。然而足球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依附于社会。当一个群体失去自由的时候，足球也会失去活力；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害怕差异的时候，足球最终也会变得越来越单调。一个社会如果害怕差异，它最终失去的往往不仅是差异本身。足球、音乐、文学、语言，所有依靠个性和创造力生长的东西，都会一起变得贫瘠。
中国足球的问题，从来不只是足球的问题。它只是中国社会问题在足球场上的投影，一个试图管理一切的体制，最终发现自己可以管理媒体，可以管理学校，可以管理企业，可以管理宗教，可以管理互联网，甚至可以管理人的生育，却始终无法真正管理足球。因为足球最大的魅力，恰恰来自那些无法被管理的东西，一个天才球员突如其来的灵感，一次冒险而成功的突破，一个孩子放学后在街头踢出的第一脚球，一群人因为热爱而聚集在一起。而这一切，都建立在自由之上。
所以中国足球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管理问题或者人才问题。它所面对的，是极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束缚。前者试图消灭自由，后者试图消灭开放，而足球偏偏既需要自由，也需要开放。在这样的土壤里，中国足球输掉的或许从来不只是世界杯资格。它输掉的，是一个社会自由生长的能力。
不让我在墙内生长，那么我就满世界开花：流亡穆斯林青年的精神突围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9 次浏览 • 2026-09-20 21:19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不让我在墙内生长，那么我就满世界开花：流亡穆斯林青年的精神突围
摘要：
当国内的生存空间被层层锁死、发声渠道被严密封堵，流亡海外便成为许多穆斯林青年的抗争与选择。本文以激昂笔触展现海外新一代华人穆斯林在异国他乡扎根、创业、守护信仰与传承文化的奋斗画卷，宣示任何高墙都无法困住追求光明的灵魂。
朋友发来一个流亡中国穆斯林学校的视频。教室已经基本成形，几个人正在搬桌椅、挂黑板、整理教材。画面很普通，甚至有些简陋，却让人久久不能平静。在远离故土的异乡，有些东西，终究还是发芽了。
这些年，中共一直在试图让中国穆斯林慢慢忘记自己是谁。清真寺被拆改，经书被收缴，宗教教育被限制，信仰被重新定义。他们称之为现代化、称之为治理、称之为共同体建设。但无论换成什么说法，本质都一样：让一种独立于国家叙事之外的身份逐渐消失。
中国穆斯林一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历史上没有统一的地域，没有共同的语言，也没有固定的组织结构。从云南到东北，从新疆到山东，大家散布在几乎每一个角落，往往只生活在自己的城市和社区里，经营家庭，守护信仰。过去，除了婚礼、葬礼和清真寺，许多人甚至很少意识到自己还属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无论是白彦虎带去中亚的东干人，还是随着国民党移居海外的中国回民，他们更多关心的始终是生存、家庭与传承，而不是政治。
今天，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来自全中国各个省份的穆斯林，第一次在海外大规模相遇。互联网让彼此看见，共同的处境让彼此理解，一个过去从未真正存在过的公共空间与全球网络开始形成。
更重要的是，海外中国穆斯林正在打破旧有的边界。过去，人们习惯于按照地区、教派、门宦和风俗区分彼此；而当走出国门、面对共同的压力时，这些旧边界开始变得模糊。来自不同地方、不同传统的人开始共同礼拜、共同学习、共同建设社区。见过世界的人们意识到，自己首先是穆斯林，然后才来自某个地区或某种地方传统。
这种变化甚至影响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一些曾经远离社区的年轻人开始重新寻找信仰，了解自己的历史，并主动向外界讲述正在发生的事情。 新的连接最初只是一个人、一所学校、一间教室、一次聚会。后来变成一个社区、一座城市、一张跨越大陆与海洋的网络。纽约开始联系开罗，多伦多开始联系吉隆坡，温哥华开始联系迪拜。曾经彼此陌生的人，正在重新走入同一个共同体。
面对试图消灭差异、消灭记忆、消灭信仰的中共极权体系。人们开始组织起来，不是为了争夺权力，而是为了抱团争取那些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信仰、尊严、历史和记忆。 极权主义总是相信控制。它相信边境可以控制人，学校可以控制思想，宣传可以控制历史。但它低估了一件事：人会迁徙，记忆会迁徙，信仰也会迁徙。边境可以阻挡人的脚步，却无法阻挡记忆穿越国境，也无法阻挡信仰在新的土地上重新扎根。
如果放在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我很难想象今天这样的局面。过去的中国穆斯林，就像散落在大地上的种子，彼此相望，却各自沉寂。而今天，这些种子在世界各地重新凝聚。
他们原本希望我们沉默，结果我们开始发声；他们原本希望我们遗忘，结果我们开始记录；他们原本希望一种身份逐渐消失，结果它却在世界各地顽强地重新生长。
不让我在墙内生长。
那么，我就满世界开花。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不让我在墙内生长，那么我就满世界开花：流亡穆斯林青年的精神突围
摘要：
当国内的生存空间被层层锁死、发声渠道被严密封堵，流亡海外便成为许多穆斯林青年的抗争与选择。本文以激昂笔触展现海外新一代华人穆斯林在异国他乡扎根、创业、守护信仰与传承文化的奋斗画卷，宣示任何高墙都无法困住追求光明的灵魂。
朋友发来一个流亡中国穆斯林学校的视频。教室已经基本成形，几个人正在搬桌椅、挂黑板、整理教材。画面很普通，甚至有些简陋，却让人久久不能平静。在远离故土的异乡，有些东西，终究还是发芽了。
这些年，中共一直在试图让中国穆斯林慢慢忘记自己是谁。清真寺被拆改，经书被收缴，宗教教育被限制，信仰被重新定义。他们称之为现代化、称之为治理、称之为共同体建设。但无论换成什么说法，本质都一样：让一种独立于国家叙事之外的身份逐渐消失。
中国穆斯林一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历史上没有统一的地域，没有共同的语言，也没有固定的组织结构。从云南到东北，从新疆到山东，大家散布在几乎每一个角落，往往只生活在自己的城市和社区里，经营家庭，守护信仰。过去，除了婚礼、葬礼和清真寺，许多人甚至很少意识到自己还属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无论是白彦虎带去中亚的东干人，还是随着国民党移居海外的中国回民，他们更多关心的始终是生存、家庭与传承，而不是政治。
今天，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来自全中国各个省份的穆斯林，第一次在海外大规模相遇。互联网让彼此看见，共同的处境让彼此理解，一个过去从未真正存在过的公共空间与全球网络开始形成。
更重要的是，海外中国穆斯林正在打破旧有的边界。过去，人们习惯于按照地区、教派、门宦和风俗区分彼此；而当走出国门、面对共同的压力时，这些旧边界开始变得模糊。来自不同地方、不同传统的人开始共同礼拜、共同学习、共同建设社区。见过世界的人们意识到，自己首先是穆斯林，然后才来自某个地区或某种地方传统。
这种变化甚至影响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一些曾经远离社区的年轻人开始重新寻找信仰，了解自己的历史，并主动向外界讲述正在发生的事情。 新的连接最初只是一个人、一所学校、一间教室、一次聚会。后来变成一个社区、一座城市、一张跨越大陆与海洋的网络。纽约开始联系开罗，多伦多开始联系吉隆坡，温哥华开始联系迪拜。曾经彼此陌生的人，正在重新走入同一个共同体。
面对试图消灭差异、消灭记忆、消灭信仰的中共极权体系。人们开始组织起来，不是为了争夺权力，而是为了抱团争取那些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信仰、尊严、历史和记忆。 极权主义总是相信控制。它相信边境可以控制人，学校可以控制思想，宣传可以控制历史。但它低估了一件事：人会迁徙，记忆会迁徙，信仰也会迁徙。边境可以阻挡人的脚步，却无法阻挡记忆穿越国境，也无法阻挡信仰在新的土地上重新扎根。
如果放在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我很难想象今天这样的局面。过去的中国穆斯林，就像散落在大地上的种子，彼此相望，却各自沉寂。而今天，这些种子在世界各地重新凝聚。
他们原本希望我们沉默，结果我们开始发声；他们原本希望我们遗忘，结果我们开始记录；他们原本希望一种身份逐渐消失，结果它却在世界各地顽强地重新生长。
不让我在墙内生长。
那么，我就满世界开花。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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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不让我在墙内生长，那么我就满世界开花：流亡穆斯林青年的精神突围
摘要：
当国内的生存空间被层层锁死、发声渠道被严密封堵，流亡海外便成为许多穆斯林青年的抗争与选择。本文以激昂笔触展现海外新一代华人穆斯林在异国他乡扎根、创业、守护信仰与传承文化的奋斗画卷，宣示任何高墙都无法困住追求光明的灵魂。
朋友发来一个流亡中国穆斯林学校的视频。教室已经基本成形，几个人正在搬桌椅、挂黑板、整理教材。画面很普通，甚至有些简陋，却让人久久不能平静。在远离故土的异乡，有些东西，终究还是发芽了。
这些年，中共一直在试图让中国穆斯林慢慢忘记自己是谁。清真寺被拆改，经书被收缴，宗教教育被限制，信仰被重新定义。他们称之为现代化、称之为治理、称之为共同体建设。但无论换成什么说法，本质都一样：让一种独立于国家叙事之外的身份逐渐消失。
中国穆斯林一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历史上没有统一的地域，没有共同的语言，也没有固定的组织结构。从云南到东北，从新疆到山东，大家散布在几乎每一个角落，往往只生活在自己的城市和社区里，经营家庭，守护信仰。过去，除了婚礼、葬礼和清真寺，许多人甚至很少意识到自己还属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无论是白彦虎带去中亚的东干人，还是随着国民党移居海外的中国回民，他们更多关心的始终是生存、家庭与传承，而不是政治。
今天，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来自全中国各个省份的穆斯林，第一次在海外大规模相遇。互联网让彼此看见，共同的处境让彼此理解，一个过去从未真正存在过的公共空间与全球网络开始形成。
更重要的是，海外中国穆斯林正在打破旧有的边界。过去，人们习惯于按照地区、教派、门宦和风俗区分彼此；而当走出国门、面对共同的压力时，这些旧边界开始变得模糊。来自不同地方、不同传统的人开始共同礼拜、共同学习、共同建设社区。见过世界的人们意识到，自己首先是穆斯林，然后才来自某个地区或某种地方传统。
这种变化甚至影响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一些曾经远离社区的年轻人开始重新寻找信仰，了解自己的历史，并主动向外界讲述正在发生的事情。 新的连接最初只是一个人、一所学校、一间教室、一次聚会。后来变成一个社区、一座城市、一张跨越大陆与海洋的网络。纽约开始联系开罗，多伦多开始联系吉隆坡，温哥华开始联系迪拜。曾经彼此陌生的人，正在重新走入同一个共同体。
面对试图消灭差异、消灭记忆、消灭信仰的中共极权体系。人们开始组织起来，不是为了争夺权力，而是为了抱团争取那些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信仰、尊严、历史和记忆。 极权主义总是相信控制。它相信边境可以控制人，学校可以控制思想，宣传可以控制历史。但它低估了一件事：人会迁徙，记忆会迁徙，信仰也会迁徙。边境可以阻挡人的脚步，却无法阻挡记忆穿越国境，也无法阻挡信仰在新的土地上重新扎根。
如果放在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我很难想象今天这样的局面。过去的中国穆斯林，就像散落在大地上的种子，彼此相望，却各自沉寂。而今天，这些种子在世界各地重新凝聚。
他们原本希望我们沉默，结果我们开始发声；他们原本希望我们遗忘，结果我们开始记录；他们原本希望一种身份逐渐消失，结果它却在世界各地顽强地重新生长。
不让我在墙内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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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不让我在墙内生长，那么我就满世界开花：流亡穆斯林青年的精神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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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内的生存空间被层层锁死、发声渠道被严密封堵，流亡海外便成为许多穆斯林青年的抗争与选择。本文以激昂笔触展现海外新一代华人穆斯林在异国他乡扎根、创业、守护信仰与传承文化的奋斗画卷，宣示任何高墙都无法困住追求光明的灵魂。
朋友发来一个流亡中国穆斯林学校的视频。教室已经基本成形，几个人正在搬桌椅、挂黑板、整理教材。画面很普通，甚至有些简陋，却让人久久不能平静。在远离故土的异乡，有些东西，终究还是发芽了。
这些年，中共一直在试图让中国穆斯林慢慢忘记自己是谁。清真寺被拆改，经书被收缴，宗教教育被限制，信仰被重新定义。他们称之为现代化、称之为治理、称之为共同体建设。但无论换成什么说法，本质都一样：让一种独立于国家叙事之外的身份逐渐消失。
中国穆斯林一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历史上没有统一的地域，没有共同的语言，也没有固定的组织结构。从云南到东北，从新疆到山东，大家散布在几乎每一个角落，往往只生活在自己的城市和社区里，经营家庭，守护信仰。过去，除了婚礼、葬礼和清真寺，许多人甚至很少意识到自己还属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无论是白彦虎带去中亚的东干人，还是随着国民党移居海外的中国回民，他们更多关心的始终是生存、家庭与传承，而不是政治。
今天，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来自全中国各个省份的穆斯林，第一次在海外大规模相遇。互联网让彼此看见，共同的处境让彼此理解，一个过去从未真正存在过的公共空间与全球网络开始形成。
更重要的是，海外中国穆斯林正在打破旧有的边界。过去，人们习惯于按照地区、教派、门宦和风俗区分彼此；而当走出国门、面对共同的压力时，这些旧边界开始变得模糊。来自不同地方、不同传统的人开始共同礼拜、共同学习、共同建设社区。见过世界的人们意识到，自己首先是穆斯林，然后才来自某个地区或某种地方传统。
这种变化甚至影响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一些曾经远离社区的年轻人开始重新寻找信仰，了解自己的历史，并主动向外界讲述正在发生的事情。 新的连接最初只是一个人、一所学校、一间教室、一次聚会。后来变成一个社区、一座城市、一张跨越大陆与海洋的网络。纽约开始联系开罗，多伦多开始联系吉隆坡，温哥华开始联系迪拜。曾经彼此陌生的人，正在重新走入同一个共同体。
面对试图消灭差异、消灭记忆、消灭信仰的中共极权体系。人们开始组织起来，不是为了争夺权力，而是为了抱团争取那些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信仰、尊严、历史和记忆。 极权主义总是相信控制。它相信边境可以控制人，学校可以控制思想，宣传可以控制历史。但它低估了一件事：人会迁徙，记忆会迁徙，信仰也会迁徙。边境可以阻挡人的脚步，却无法阻挡记忆穿越国境，也无法阻挡信仰在新的土地上重新扎根。
如果放在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我很难想象今天这样的局面。过去的中国穆斯林，就像散落在大地上的种子，彼此相望，却各自沉寂。而今天，这些种子在世界各地重新凝聚。
他们原本希望我们沉默，结果我们开始发声；他们原本希望我们遗忘，结果我们开始记录；他们原本希望一种身份逐渐消失，结果它却在世界各地顽强地重新生长。
不让我在墙内生长。
那么，我就满世界开花。
吵架也是一种进步：从宗教内部纷争走向理性公共讨论的必由之路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1 次浏览 • 2026-09-20 21:19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吵架也是一种进步：从宗教内部纷争走向理性公共讨论的必由之路
摘要：
长期以来，不同教派与思想流派之间的争论常被视为内部消耗。本文提出逆向思考：只要摒弃扣帽子与人身攻击，公开激烈的思想碰撞与观点辩难正是打破教条、推动理性启蒙的必要催化剂，鼓励穆斯林社会在坦诚对话中淬炼出真正的包容精神。
这几天，推特上的简中圈又经历了一轮激烈的公开争论。
有人公开回应，有人继续追问，有人站出来分析，也有人忙着表态。许多人对此感到担忧，认为反共群体又一次陷入了内耗。每逢这种时候，总会有人出来呼吁团结，希望大家把矛盾放一放，先把共同的敌人放在前面。
我倒觉得，这未必是一件坏事，甚至可以说，它迟早都会发生。
一个长期没有争论的社会，往往比一个充满争论的社会更值得警惕。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最熟悉的公共生活，就是没有争论。从报纸到电视，从课堂到会议，从单位到网络，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什么值得赞扬，什么必须批判，答案几乎都已经写好了。更重要的是，人们甚至不需要形成自己的情绪。国家决定了应该爱谁，也决定了应该恨谁。今天告诉你中美关系是合作共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于是大家一起感谢美国；明天又告诉你美国是中国崛起最大的障碍，于是大家一起痛恨美国。爱得整齐，恨得也整齐。久而久之，很多人习惯了接受一种现成的判断，而不是根据事实形成自己的判断，这种习惯并不会因为离开中国而自动消失。
许多人初次进入开放社会，反而会产生某种‘戒断反应’。他们习惯性地希望公共空间只有一种声音，寄望于同一阵营的人必须拥有绝对一致的立场。然而，开放社会运转的逻辑恰恰相反：争论不是它的缺陷，而是它的日常。然而，开放社会的运行逻辑恰恰相反。意见不同，立场冲突，甚至彼此批评，本来就是公共讨论的一部分。 民主制度并没有消除分歧，它只是让分歧能够公开存在；言论自由也没有让所有人意见一致，它只是允许不同意见同时存在。
所谓简中反共圈，本来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这里有人关心民主制度，有人关心民族问题，有人关注宗教自由，有人长期记录新疆、西藏和香港，也有人更关心中国未来的经济与宪政。有人做媒体，有人做学术，有人做公益，有人做生意，有人追求影响力，也不能排除有人带着其他目的而来。
这样一群背景、目标和价值观都不同的人，如果始终没有任何冲突，那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很多东西，恰恰会在争论中慢慢显露出来。有人坚持原则，有人维护利益，有人认真讨论问题，有人只是在制造情绪，有人能够面对事实，也有人只愿意寻找立场。这些区别，平时未必看得出来，争论发生的时候，反而更容易被看见。当然，并不是所有争论都有意义。很多讨论最后都会滑向人身攻击、道德审判和动机猜测。观点越来越少，标签越来越多；分析越来越少，情绪越来越多。这样的争论很难解决问题，却也是一个长期缺乏公共讨论训练的群体必须付出的代价。人们需要时间，才能慢慢学会围绕观点，而不是围绕立场进行讨论。
真正值得担心的，从来不是网络上的争吵，而是一个社会再也没有争吵。历史上的极权社会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看上去总是高度团结，报纸没有争论，电视没有争论，会议没有争论，每个人都态度鲜明，每个人都立场一致，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时候鼓掌，什么时候沉默。后来人们才发现，那并不是共识，只是长期沉默之后形成的统一口径。所以，这几天看着推特上的那些争论，我没有太多失望。
学会争论，并不一定意味着已经拥有自由；但没有争论，自由一定不存在。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吵架也是一种进步：从宗教内部纷争走向理性公共讨论的必由之路
摘要：
长期以来，不同教派与思想流派之间的争论常被视为内部消耗。本文提出逆向思考：只要摒弃扣帽子与人身攻击，公开激烈的思想碰撞与观点辩难正是打破教条、推动理性启蒙的必要催化剂，鼓励穆斯林社会在坦诚对话中淬炼出真正的包容精神。
这几天，推特上的简中圈又经历了一轮激烈的公开争论。
有人公开回应，有人继续追问，有人站出来分析，也有人忙着表态。许多人对此感到担忧，认为反共群体又一次陷入了内耗。每逢这种时候，总会有人出来呼吁团结，希望大家把矛盾放一放，先把共同的敌人放在前面。
我倒觉得，这未必是一件坏事，甚至可以说，它迟早都会发生。
一个长期没有争论的社会，往往比一个充满争论的社会更值得警惕。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最熟悉的公共生活，就是没有争论。从报纸到电视，从课堂到会议，从单位到网络，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什么值得赞扬，什么必须批判，答案几乎都已经写好了。更重要的是，人们甚至不需要形成自己的情绪。国家决定了应该爱谁，也决定了应该恨谁。今天告诉你中美关系是合作共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于是大家一起感谢美国；明天又告诉你美国是中国崛起最大的障碍，于是大家一起痛恨美国。爱得整齐，恨得也整齐。久而久之，很多人习惯了接受一种现成的判断，而不是根据事实形成自己的判断，这种习惯并不会因为离开中国而自动消失。
许多人初次进入开放社会，反而会产生某种‘戒断反应’。他们习惯性地希望公共空间只有一种声音，寄望于同一阵营的人必须拥有绝对一致的立场。然而，开放社会运转的逻辑恰恰相反：争论不是它的缺陷，而是它的日常。然而，开放社会的运行逻辑恰恰相反。意见不同，立场冲突，甚至彼此批评，本来就是公共讨论的一部分。 民主制度并没有消除分歧，它只是让分歧能够公开存在；言论自由也没有让所有人意见一致，它只是允许不同意见同时存在。
所谓简中反共圈，本来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这里有人关心民主制度，有人关心民族问题，有人关注宗教自由，有人长期记录新疆、西藏和香港，也有人更关心中国未来的经济与宪政。有人做媒体，有人做学术，有人做公益，有人做生意，有人追求影响力，也不能排除有人带着其他目的而来。
这样一群背景、目标和价值观都不同的人，如果始终没有任何冲突，那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很多东西，恰恰会在争论中慢慢显露出来。有人坚持原则，有人维护利益，有人认真讨论问题，有人只是在制造情绪，有人能够面对事实，也有人只愿意寻找立场。这些区别，平时未必看得出来，争论发生的时候，反而更容易被看见。当然，并不是所有争论都有意义。很多讨论最后都会滑向人身攻击、道德审判和动机猜测。观点越来越少，标签越来越多；分析越来越少，情绪越来越多。这样的争论很难解决问题，却也是一个长期缺乏公共讨论训练的群体必须付出的代价。人们需要时间，才能慢慢学会围绕观点，而不是围绕立场进行讨论。
真正值得担心的，从来不是网络上的争吵，而是一个社会再也没有争吵。历史上的极权社会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看上去总是高度团结，报纸没有争论，电视没有争论，会议没有争论，每个人都态度鲜明，每个人都立场一致，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时候鼓掌，什么时候沉默。后来人们才发现，那并不是共识，只是长期沉默之后形成的统一口径。所以，这几天看着推特上的那些争论，我没有太多失望。
学会争论，并不一定意味着已经拥有自由；但没有争论，自由一定不存在。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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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吵架也是一种进步：从宗教内部纷争走向理性公共讨论的必由之路
摘要：
长期以来，不同教派与思想流派之间的争论常被视为内部消耗。本文提出逆向思考：只要摒弃扣帽子与人身攻击，公开激烈的思想碰撞与观点辩难正是打破教条、推动理性启蒙的必要催化剂，鼓励穆斯林社会在坦诚对话中淬炼出真正的包容精神。
这几天，推特上的简中圈又经历了一轮激烈的公开争论。
有人公开回应，有人继续追问，有人站出来分析，也有人忙着表态。许多人对此感到担忧，认为反共群体又一次陷入了内耗。每逢这种时候，总会有人出来呼吁团结，希望大家把矛盾放一放，先把共同的敌人放在前面。
我倒觉得，这未必是一件坏事，甚至可以说，它迟早都会发生。
一个长期没有争论的社会，往往比一个充满争论的社会更值得警惕。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最熟悉的公共生活，就是没有争论。从报纸到电视，从课堂到会议，从单位到网络，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什么值得赞扬，什么必须批判，答案几乎都已经写好了。更重要的是，人们甚至不需要形成自己的情绪。国家决定了应该爱谁，也决定了应该恨谁。今天告诉你中美关系是合作共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于是大家一起感谢美国；明天又告诉你美国是中国崛起最大的障碍，于是大家一起痛恨美国。爱得整齐，恨得也整齐。久而久之，很多人习惯了接受一种现成的判断，而不是根据事实形成自己的判断，这种习惯并不会因为离开中国而自动消失。
许多人初次进入开放社会，反而会产生某种‘戒断反应’。他们习惯性地希望公共空间只有一种声音，寄望于同一阵营的人必须拥有绝对一致的立场。然而，开放社会运转的逻辑恰恰相反：争论不是它的缺陷，而是它的日常。然而，开放社会的运行逻辑恰恰相反。意见不同，立场冲突，甚至彼此批评，本来就是公共讨论的一部分。 民主制度并没有消除分歧，它只是让分歧能够公开存在；言论自由也没有让所有人意见一致，它只是允许不同意见同时存在。
所谓简中反共圈，本来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这里有人关心民主制度，有人关心民族问题，有人关注宗教自由，有人长期记录新疆、西藏和香港，也有人更关心中国未来的经济与宪政。有人做媒体，有人做学术，有人做公益，有人做生意，有人追求影响力，也不能排除有人带着其他目的而来。
这样一群背景、目标和价值观都不同的人，如果始终没有任何冲突，那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很多东西，恰恰会在争论中慢慢显露出来。有人坚持原则，有人维护利益，有人认真讨论问题，有人只是在制造情绪，有人能够面对事实，也有人只愿意寻找立场。这些区别，平时未必看得出来，争论发生的时候，反而更容易被看见。当然，并不是所有争论都有意义。很多讨论最后都会滑向人身攻击、道德审判和动机猜测。观点越来越少，标签越来越多；分析越来越少，情绪越来越多。这样的争论很难解决问题，却也是一个长期缺乏公共讨论训练的群体必须付出的代价。人们需要时间，才能慢慢学会围绕观点，而不是围绕立场进行讨论。
真正值得担心的，从来不是网络上的争吵，而是一个社会再也没有争吵。历史上的极权社会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看上去总是高度团结，报纸没有争论，电视没有争论，会议没有争论，每个人都态度鲜明，每个人都立场一致，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时候鼓掌，什么时候沉默。后来人们才发现，那并不是共识，只是长期沉默之后形成的统一口径。所以，这几天看着推特上的那些争论，我没有太多失望。
学会争论，并不一定意味着已经拥有自由；但没有争论，自由一定不存在。
作者：马瑞林
吵架也是一种进步：从宗教内部纷争走向理性公共讨论的必由之路
摘要：
长期以来，不同教派与思想流派之间的争论常被视为内部消耗。本文提出逆向思考：只要摒弃扣帽子与人身攻击，公开激烈的思想碰撞与观点辩难正是打破教条、推动理性启蒙的必要催化剂，鼓励穆斯林社会在坦诚对话中淬炼出真正的包容精神。
这几天，推特上的简中圈又经历了一轮激烈的公开争论。
有人公开回应，有人继续追问，有人站出来分析，也有人忙着表态。许多人对此感到担忧，认为反共群体又一次陷入了内耗。每逢这种时候，总会有人出来呼吁团结，希望大家把矛盾放一放，先把共同的敌人放在前面。
我倒觉得，这未必是一件坏事，甚至可以说，它迟早都会发生。
一个长期没有争论的社会，往往比一个充满争论的社会更值得警惕。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最熟悉的公共生活，就是没有争论。从报纸到电视，从课堂到会议，从单位到网络，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什么值得赞扬，什么必须批判，答案几乎都已经写好了。更重要的是，人们甚至不需要形成自己的情绪。国家决定了应该爱谁，也决定了应该恨谁。今天告诉你中美关系是合作共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于是大家一起感谢美国；明天又告诉你美国是中国崛起最大的障碍，于是大家一起痛恨美国。爱得整齐，恨得也整齐。久而久之，很多人习惯了接受一种现成的判断，而不是根据事实形成自己的判断，这种习惯并不会因为离开中国而自动消失。
许多人初次进入开放社会，反而会产生某种‘戒断反应’。他们习惯性地希望公共空间只有一种声音，寄望于同一阵营的人必须拥有绝对一致的立场。然而，开放社会运转的逻辑恰恰相反：争论不是它的缺陷，而是它的日常。然而，开放社会的运行逻辑恰恰相反。意见不同，立场冲突，甚至彼此批评，本来就是公共讨论的一部分。 民主制度并没有消除分歧，它只是让分歧能够公开存在；言论自由也没有让所有人意见一致，它只是允许不同意见同时存在。
所谓简中反共圈，本来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这里有人关心民主制度，有人关心民族问题，有人关注宗教自由，有人长期记录新疆、西藏和香港，也有人更关心中国未来的经济与宪政。有人做媒体，有人做学术，有人做公益，有人做生意，有人追求影响力，也不能排除有人带着其他目的而来。
这样一群背景、目标和价值观都不同的人，如果始终没有任何冲突，那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很多东西，恰恰会在争论中慢慢显露出来。有人坚持原则，有人维护利益，有人认真讨论问题，有人只是在制造情绪，有人能够面对事实，也有人只愿意寻找立场。这些区别，平时未必看得出来，争论发生的时候，反而更容易被看见。当然，并不是所有争论都有意义。很多讨论最后都会滑向人身攻击、道德审判和动机猜测。观点越来越少，标签越来越多；分析越来越少，情绪越来越多。这样的争论很难解决问题，却也是一个长期缺乏公共讨论训练的群体必须付出的代价。人们需要时间，才能慢慢学会围绕观点，而不是围绕立场进行讨论。
真正值得担心的，从来不是网络上的争吵，而是一个社会再也没有争吵。历史上的极权社会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看上去总是高度团结，报纸没有争论，电视没有争论，会议没有争论，每个人都态度鲜明，每个人都立场一致，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时候鼓掌，什么时候沉默。后来人们才发现，那并不是共识，只是长期沉默之后形成的统一口径。所以，这几天看着推特上的那些争论，我没有太多失望。
学会争论，并不一定意味着已经拥有自由；但没有争论，自由一定不存在。
给后来者的鉴戒：记录历史苦难与避免重蹈覆辙的道义责任
文章 • manewyor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0 次浏览 • 2026-09-20 21:19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给后来者的鉴戒：记录历史苦难与避免重蹈覆辙的道义责任
摘要：
专制统治最常用的策略就是篡改历史与抹杀集体记忆。本文立足于对穆斯林历代受难历史的沉痛回顾，呼吁每一个清醒者担负起如实记录当下的重任，唯有让后世子孙明晰真相，才能打破代际遗忘的循环，让未来的自由之路免受重蹈覆辙之苦。
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古兰经》《尤努斯章》第92节“今日我拯救你的遗体，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这句经文第一次带给我的震撼。当时脑海里立刻浮现出电视纪录片中那些刚刚发掘出来的埃及木乃伊。
我甚至一度觉得，这句话不像是在讲三千多年前的法老，更像是在讲后来的人。它真正跨越的，并不是空间，而是时间。法老生活在三千多年前，《古兰经》降示于一千四百多年前，而那些沉睡了数千年的遗体，却又在《古兰经》降示后一千多年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一本诞生于阿拉伯半岛的经典，没有讨论木乃伊的制作，没有描述金字塔的辉煌，却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今日我拯救你的遗体，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
许多年以后，我第一次站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真正看见了那具包裹着亚麻布的法老的遗体。人们举着手机拍照，讨论王朝、年代、制作工艺和考古发现。对于大多数游客来说，那只是一个文明留下来的文物。而我站在那里，却一直在回想尤努斯章第92节的下一句话：“多数的人，对于我的鉴戒，确是忽视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真主保存法老的遗体，并不是为了让后人赞叹古埃及文明，也不是为了满足人类对历史的好奇，而是为了留下一个活生生的警告。
法老在《古兰经》中前后被提及七十多次，是整部《古兰经》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人物之一，甚至超过了绝大多数先知。起初，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古兰经》要如此反复讲述法老。后来慢慢意识到，《古兰经》真正讲述的，并不是一个古埃及国王。法老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种不断在人类历史中重复出现的权力形态。他相信权力能够定义真理，宣传能够取代事实，恐惧能够维持秩序。他甚至宣称：“我是你们至高无上的主。”《古兰经》反复讲述法老，并不是因为古埃及对信仰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在人类所有的诱惑之中，对无限权力的迷恋始终是最危险的一种。真主一次又一次让人们回到法老，不是为了认识法老，而是为了认出自己时代的法老。
法老沉入海中的最后一刻，终于说出了那句“我归信了”。那或许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真正承认自己的渺小，也是第一次承认自己并非至高无上的主。然而，真主并没有接受他那迟来的辩白，而是回答了一句极其平静的话：“现在（你才归信）吗？”紧接着，《古兰经》没有继续记录法老说了什么，也没有记录他的悔恨，而是把目光转向了另一件事：“今日我拯救你的遗体，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读到这里，我忽然觉得，《古兰经》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对照。法老最后希望留下的，是对自己一生的解释。
真主最终留下的，却是他的遗体。因为人的语言可以改变，宣传可以粉饰，历史甚至可以一遍遍重写；唯有事实，会静静躺在那里，等待后来的人自己去看。也许这正是《古兰经》没有让法老永远沉没，而是留下他的遗体的原因。不是为了证明法老最后说了什么。而是为了让后来的人明白，他真正留下来的是什么。
法老干瘪了，人类的故事从来没有改变。我去过很多次天安门广场，却始终没有走进毛泽东纪念堂，每当想到那具被腌渍至今供人瞻仰的躯壳，“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这句话总会浮现在我眼前。我越来越觉得，人类保存遗体的目的并不相同。有人希望借此延续崇拜。有人保存遗体，是为了延续权力。真主留下法老，却是为了终结权力的神话。每一个时代，总会有人相信自己能够凌驾于历史之上，相信权力可以决定真理，相信沉默可以取代记忆。历史却一次又一次证明，所有看似不可动摇的权力，终究都会成为后来人的历史。
遗憾的是，人类似乎总是健忘。我们研究法老，却很少警惕法老；我们惊叹法老的遗体，却很少理解为什么它会被留下。于是，一代法老离开，又一代法老出现；一种权力消失，又一种权力重新建立。独裁者不断更替，人类却不断重复同样的故事。 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优努斯章》最令人震撼的，不是法老临死前那句迟来的忏悔，也不是那具保存至今的干尸，而是真主在经文最后留下的那一句话：“多数的人，对于我的鉴戒，确是忽视的。”
大都会博物馆里，木乃伊面前人来人往，我忽然觉得，真主留下法老，并不是为了让我们记住一位古埃及的统治者。而是为了让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能够认出属于自己时代的法老。可惜的是，正如经文所说：“多数的人，对于我的鉴戒，确是忽视的。" 查看全部
作者：马瑞林
给后来者的鉴戒：记录历史苦难与避免重蹈覆辙的道义责任
摘要：
专制统治最常用的策略就是篡改历史与抹杀集体记忆。本文立足于对穆斯林历代受难历史的沉痛回顾，呼吁每一个清醒者担负起如实记录当下的重任，唯有让后世子孙明晰真相，才能打破代际遗忘的循环，让未来的自由之路免受重蹈覆辙之苦。
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古兰经》《尤努斯章》第92节“今日我拯救你的遗体，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这句经文第一次带给我的震撼。当时脑海里立刻浮现出电视纪录片中那些刚刚发掘出来的埃及木乃伊。
我甚至一度觉得，这句话不像是在讲三千多年前的法老，更像是在讲后来的人。它真正跨越的，并不是空间，而是时间。法老生活在三千多年前，《古兰经》降示于一千四百多年前，而那些沉睡了数千年的遗体，却又在《古兰经》降示后一千多年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一本诞生于阿拉伯半岛的经典，没有讨论木乃伊的制作，没有描述金字塔的辉煌，却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今日我拯救你的遗体，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
许多年以后，我第一次站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真正看见了那具包裹着亚麻布的法老的遗体。人们举着手机拍照，讨论王朝、年代、制作工艺和考古发现。对于大多数游客来说，那只是一个文明留下来的文物。而我站在那里，却一直在回想尤努斯章第92节的下一句话：“多数的人，对于我的鉴戒，确是忽视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真主保存法老的遗体，并不是为了让后人赞叹古埃及文明，也不是为了满足人类对历史的好奇，而是为了留下一个活生生的警告。
法老在《古兰经》中前后被提及七十多次，是整部《古兰经》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人物之一，甚至超过了绝大多数先知。起初，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古兰经》要如此反复讲述法老。后来慢慢意识到，《古兰经》真正讲述的，并不是一个古埃及国王。法老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种不断在人类历史中重复出现的权力形态。他相信权力能够定义真理，宣传能够取代事实，恐惧能够维持秩序。他甚至宣称：“我是你们至高无上的主。”《古兰经》反复讲述法老，并不是因为古埃及对信仰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在人类所有的诱惑之中，对无限权力的迷恋始终是最危险的一种。真主一次又一次让人们回到法老，不是为了认识法老，而是为了认出自己时代的法老。
法老沉入海中的最后一刻，终于说出了那句“我归信了”。那或许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真正承认自己的渺小，也是第一次承认自己并非至高无上的主。然而，真主并没有接受他那迟来的辩白，而是回答了一句极其平静的话：“现在（你才归信）吗？”紧接着，《古兰经》没有继续记录法老说了什么，也没有记录他的悔恨，而是把目光转向了另一件事：“今日我拯救你的遗体，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读到这里，我忽然觉得，《古兰经》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对照。法老最后希望留下的，是对自己一生的解释。
真主最终留下的，却是他的遗体。因为人的语言可以改变，宣传可以粉饰，历史甚至可以一遍遍重写；唯有事实，会静静躺在那里，等待后来的人自己去看。也许这正是《古兰经》没有让法老永远沉没，而是留下他的遗体的原因。不是为了证明法老最后说了什么。而是为了让后来的人明白，他真正留下来的是什么。
法老干瘪了，人类的故事从来没有改变。我去过很多次天安门广场，却始终没有走进毛泽东纪念堂，每当想到那具被腌渍至今供人瞻仰的躯壳，“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这句话总会浮现在我眼前。我越来越觉得，人类保存遗体的目的并不相同。有人希望借此延续崇拜。有人保存遗体，是为了延续权力。真主留下法老，却是为了终结权力的神话。每一个时代，总会有人相信自己能够凌驾于历史之上，相信权力可以决定真理，相信沉默可以取代记忆。历史却一次又一次证明，所有看似不可动摇的权力，终究都会成为后来人的历史。
遗憾的是，人类似乎总是健忘。我们研究法老，却很少警惕法老；我们惊叹法老的遗体，却很少理解为什么它会被留下。于是，一代法老离开，又一代法老出现；一种权力消失，又一种权力重新建立。独裁者不断更替，人类却不断重复同样的故事。 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优努斯章》最令人震撼的，不是法老临死前那句迟来的忏悔，也不是那具保存至今的干尸，而是真主在经文最后留下的那一句话：“多数的人，对于我的鉴戒，确是忽视的。”
大都会博物馆里，木乃伊面前人来人往，我忽然觉得，真主留下法老，并不是为了让我们记住一位古埃及的统治者。而是为了让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能够认出属于自己时代的法老。可惜的是，正如经文所说：“多数的人，对于我的鉴戒，确是忽视的。" 查看全部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给后来者的鉴戒：记录历史苦难与避免重蹈覆辙的道义责任
摘要：
专制统治最常用的策略就是篡改历史与抹杀集体记忆。本文立足于对穆斯林历代受难历史的沉痛回顾，呼吁每一个清醒者担负起如实记录当下的重任，唯有让后世子孙明晰真相，才能打破代际遗忘的循环，让未来的自由之路免受重蹈覆辙之苦。
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古兰经》《尤努斯章》第92节“今日我拯救你的遗体，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这句经文第一次带给我的震撼。当时脑海里立刻浮现出电视纪录片中那些刚刚发掘出来的埃及木乃伊。
我甚至一度觉得，这句话不像是在讲三千多年前的法老，更像是在讲后来的人。它真正跨越的，并不是空间，而是时间。法老生活在三千多年前，《古兰经》降示于一千四百多年前，而那些沉睡了数千年的遗体，却又在《古兰经》降示后一千多年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一本诞生于阿拉伯半岛的经典，没有讨论木乃伊的制作，没有描述金字塔的辉煌，却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今日我拯救你的遗体，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
许多年以后，我第一次站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真正看见了那具包裹着亚麻布的法老的遗体。人们举着手机拍照，讨论王朝、年代、制作工艺和考古发现。对于大多数游客来说，那只是一个文明留下来的文物。而我站在那里，却一直在回想尤努斯章第92节的下一句话：“多数的人，对于我的鉴戒，确是忽视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真主保存法老的遗体，并不是为了让后人赞叹古埃及文明，也不是为了满足人类对历史的好奇，而是为了留下一个活生生的警告。
法老在《古兰经》中前后被提及七十多次，是整部《古兰经》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人物之一，甚至超过了绝大多数先知。起初，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古兰经》要如此反复讲述法老。后来慢慢意识到，《古兰经》真正讲述的，并不是一个古埃及国王。法老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种不断在人类历史中重复出现的权力形态。他相信权力能够定义真理，宣传能够取代事实，恐惧能够维持秩序。他甚至宣称：“我是你们至高无上的主。”《古兰经》反复讲述法老，并不是因为古埃及对信仰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在人类所有的诱惑之中，对无限权力的迷恋始终是最危险的一种。真主一次又一次让人们回到法老，不是为了认识法老，而是为了认出自己时代的法老。
法老沉入海中的最后一刻，终于说出了那句“我归信了”。那或许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真正承认自己的渺小，也是第一次承认自己并非至高无上的主。然而，真主并没有接受他那迟来的辩白，而是回答了一句极其平静的话：“现在（你才归信）吗？”紧接着，《古兰经》没有继续记录法老说了什么，也没有记录他的悔恨，而是把目光转向了另一件事：“今日我拯救你的遗体，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读到这里，我忽然觉得，《古兰经》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对照。法老最后希望留下的，是对自己一生的解释。
真主最终留下的，却是他的遗体。因为人的语言可以改变，宣传可以粉饰，历史甚至可以一遍遍重写；唯有事实，会静静躺在那里，等待后来的人自己去看。也许这正是《古兰经》没有让法老永远沉没，而是留下他的遗体的原因。不是为了证明法老最后说了什么。而是为了让后来的人明白，他真正留下来的是什么。
法老干瘪了，人类的故事从来没有改变。我去过很多次天安门广场，却始终没有走进毛泽东纪念堂，每当想到那具被腌渍至今供人瞻仰的躯壳，“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这句话总会浮现在我眼前。我越来越觉得，人类保存遗体的目的并不相同。有人希望借此延续崇拜。有人保存遗体，是为了延续权力。真主留下法老，却是为了终结权力的神话。每一个时代，总会有人相信自己能够凌驾于历史之上，相信权力可以决定真理，相信沉默可以取代记忆。历史却一次又一次证明，所有看似不可动摇的权力，终究都会成为后来人的历史。
遗憾的是，人类似乎总是健忘。我们研究法老，却很少警惕法老；我们惊叹法老的遗体，却很少理解为什么它会被留下。于是，一代法老离开，又一代法老出现；一种权力消失，又一种权力重新建立。独裁者不断更替，人类却不断重复同样的故事。 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优努斯章》最令人震撼的，不是法老临死前那句迟来的忏悔，也不是那具保存至今的干尸，而是真主在经文最后留下的那一句话：“多数的人，对于我的鉴戒，确是忽视的。”
大都会博物馆里，木乃伊面前人来人往，我忽然觉得，真主留下法老，并不是为了让我们记住一位古埃及的统治者。而是为了让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能够认出属于自己时代的法老。可惜的是，正如经文所说：“多数的人，对于我的鉴戒，确是忽视的。"
作者：马瑞林
给后来者的鉴戒：记录历史苦难与避免重蹈覆辙的道义责任
摘要：
专制统治最常用的策略就是篡改历史与抹杀集体记忆。本文立足于对穆斯林历代受难历史的沉痛回顾，呼吁每一个清醒者担负起如实记录当下的重任，唯有让后世子孙明晰真相，才能打破代际遗忘的循环，让未来的自由之路免受重蹈覆辙之苦。
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古兰经》《尤努斯章》第92节“今日我拯救你的遗体，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这句经文第一次带给我的震撼。当时脑海里立刻浮现出电视纪录片中那些刚刚发掘出来的埃及木乃伊。
我甚至一度觉得，这句话不像是在讲三千多年前的法老，更像是在讲后来的人。它真正跨越的，并不是空间，而是时间。法老生活在三千多年前，《古兰经》降示于一千四百多年前，而那些沉睡了数千年的遗体，却又在《古兰经》降示后一千多年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一本诞生于阿拉伯半岛的经典，没有讨论木乃伊的制作，没有描述金字塔的辉煌，却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今日我拯救你的遗体，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
许多年以后，我第一次站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真正看见了那具包裹着亚麻布的法老的遗体。人们举着手机拍照，讨论王朝、年代、制作工艺和考古发现。对于大多数游客来说，那只是一个文明留下来的文物。而我站在那里，却一直在回想尤努斯章第92节的下一句话：“多数的人，对于我的鉴戒，确是忽视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真主保存法老的遗体，并不是为了让后人赞叹古埃及文明，也不是为了满足人类对历史的好奇，而是为了留下一个活生生的警告。
法老在《古兰经》中前后被提及七十多次，是整部《古兰经》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人物之一，甚至超过了绝大多数先知。起初，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古兰经》要如此反复讲述法老。后来慢慢意识到，《古兰经》真正讲述的，并不是一个古埃及国王。法老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种不断在人类历史中重复出现的权力形态。他相信权力能够定义真理，宣传能够取代事实，恐惧能够维持秩序。他甚至宣称：“我是你们至高无上的主。”《古兰经》反复讲述法老，并不是因为古埃及对信仰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在人类所有的诱惑之中，对无限权力的迷恋始终是最危险的一种。真主一次又一次让人们回到法老，不是为了认识法老，而是为了认出自己时代的法老。
法老沉入海中的最后一刻，终于说出了那句“我归信了”。那或许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真正承认自己的渺小，也是第一次承认自己并非至高无上的主。然而，真主并没有接受他那迟来的辩白，而是回答了一句极其平静的话：“现在（你才归信）吗？”紧接着，《古兰经》没有继续记录法老说了什么，也没有记录他的悔恨，而是把目光转向了另一件事：“今日我拯救你的遗体，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读到这里，我忽然觉得，《古兰经》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对照。法老最后希望留下的，是对自己一生的解释。
真主最终留下的，却是他的遗体。因为人的语言可以改变，宣传可以粉饰，历史甚至可以一遍遍重写；唯有事实，会静静躺在那里，等待后来的人自己去看。也许这正是《古兰经》没有让法老永远沉没，而是留下他的遗体的原因。不是为了证明法老最后说了什么。而是为了让后来的人明白，他真正留下来的是什么。
法老干瘪了，人类的故事从来没有改变。我去过很多次天安门广场，却始终没有走进毛泽东纪念堂，每当想到那具被腌渍至今供人瞻仰的躯壳，“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这句话总会浮现在我眼前。我越来越觉得，人类保存遗体的目的并不相同。有人希望借此延续崇拜。有人保存遗体，是为了延续权力。真主留下法老，却是为了终结权力的神话。每一个时代，总会有人相信自己能够凌驾于历史之上，相信权力可以决定真理，相信沉默可以取代记忆。历史却一次又一次证明，所有看似不可动摇的权力，终究都会成为后来人的历史。
遗憾的是，人类似乎总是健忘。我们研究法老，却很少警惕法老；我们惊叹法老的遗体，却很少理解为什么它会被留下。于是，一代法老离开，又一代法老出现；一种权力消失，又一种权力重新建立。独裁者不断更替，人类却不断重复同样的故事。 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优努斯章》最令人震撼的，不是法老临死前那句迟来的忏悔，也不是那具保存至今的干尸，而是真主在经文最后留下的那一句话：“多数的人，对于我的鉴戒，确是忽视的。”
大都会博物馆里，木乃伊面前人来人往，我忽然觉得，真主留下法老，并不是为了让我们记住一位古埃及的统治者。而是为了让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能够认出属于自己时代的法老。可惜的是，正如经文所说：“多数的人，对于我的鉴戒，确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