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语中国：全民噤声时代的言论封锁、思想窒息与破局之道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失语中国：全民噤声时代的言论封锁、思想窒息与破局之道
摘要：
全方位的网络审查、动辄封号喝茶的恐怖氛围，使得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国度沦为思想的无声荒原。本文剖析“失语”对民族创造力与精神健康的深重戕害，指出在严密监控中寻找缝隙、彼此传递真相与保持独立思考才是打破沉默的破局之道。
如果未来有人研究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精神史，或许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这个拥有数千年文字传统的文明，在互联网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工具之后，反而越来越不会说话了。
街头巷尾、高速公路的广告牌，那些原本属于文学、商业与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2015年前后一夜间，被铺天盖地的习近平的粗俗口语占据：“撸起袖子加油干”“发扬钉钉子精神”“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再后来，2018年开始的扫黑除恶运动中，人们又看到了另一种语言：“黑恶不除，国无宁日”“涉黑涉恶，斩草除根”“检举揭发有奖，包庇纵容必究”。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过带有明显株连和连坐色彩的标语，毁灭肉体、毁灭财产、毁灭血缘、毁灭未来，字里行间，充斥这恶毒的诅咒，充斥着赤裸裸的威胁。
一个文明最敏感的神经，往往藏在它的语言里。而一个时代最真实的面貌，也往往写在它的标语之中。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中国的语言环境其实相当耐人寻味。一边是越来越粗俗化、口号化和行政化的官方语言。另一边，则是越来越隐晦、扭曲和变形的民间语言。因为很多正常的话已经不能正常说，人们开始发明各种新的表达方式：数字代替文字、谐音代替本义、缩写代替完整句子、生僻字代替常用字、图片代替文字、表情包代替观点。满屏幕都是“敏感词”，超过古代帝国皇帝的领袖姓名“避讳制度”，人们逼迫不断发明新词汇，平台不断封禁新的词汇。有人销号、有人限流、有人被喝茶、有人被封禁，更多的人则学会了用隐喻生存，整个中国互联网逐渐变成了一部巨大的密码本。人们正在逐渐失去正常表达的能力，满世界满脑子都是围墙都是警戒线。
与民间不断发明新语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种语言正在迅速膨胀——体制内的党八股语言。各类文件、讲话、通稿、学习材料、宣传报道越来越像同一种东西。长长的标题套着长长的定语，一层层政治术语叠加在一起，一个段落往往能写上几百字，却很难说清楚一件简单的事情。人们阅读这些文字时，总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什么都写了，又似乎什么都没说。每一个字都认识，每一句话都能读懂，可整篇文章读完之后，却不知道作者究竟想表达什么。这种语言最大的特点，不是表达思想，而是回避思想；不是传递信息，而是完成表态；不是为了让人理解，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政治正确。更重要的是，它正在不断占据公共空间。从新闻报道到学校教材，从会议纪要到企业学习材料，从社区宣传栏到互联网平台，大量公共空间被这种低信息密度、高政治浓度的语言所填满。它们消耗着人们的阅读时间和注意力，却很少提供新的知识和信息。
这就是今天中国问题：一边是普通人在不断发明新的隐语、代号和暗示，以绕过审查表达真实想法；另一边则是体制内不断生产越来越冗长、越来越空洞、越来越缺乏信息量的标准文本。民间越来越不会说话，官方越来越不会说人话。
然而，并不仅仅是审查制度和宣传机器问题，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一个社会的语言究竟由谁创造。语言并不是自然生长的。一个社会真正创造语言的人，往往是作家、记者、学者、思想家和评论者。他们不断创造新的概念、新的表达和新的解释方式，把复杂的现实转化为可以被理解和讨论的公共语言。近代中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时刻。梁启超创造了大量现代政治词汇；胡适推动了白话文运动；鲁迅重塑了中国人的批判语言；陈独秀等人把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概念引入公共讨论。他们未必总是正确，但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为社会创造新的语言。
一个社会的创造力，往往首先体现在语言的创造力上。而一个社会的衰退，也往往首先表现为语言的贫困。当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性之后，他们便不再创造语言，而开始生产口号；不再解释现实，而开始解释政策；不再提出问题，而开始提供标准答案。于是，语言生产机制开始发生变化。原本由社会共同创造的语言，越来越多地由权力来定义。
什么词汇可以存在，什么词汇必须消失；什么概念可以讨论，什么概念成为禁区；什么表达可以传播，什么表达必须删除——越来越多的语言权力开始集中于少数机构之手。于是，人们逐渐失去了描述现实的工具。很多事情明明存在，却找不到能够公开使用的词汇去描述；很多感受明明真实，却只能隐藏在暗语和隐喻之中。当创造语言的人停止创造语言，普通人最终也会失去表达现实的能力。于是社会开始同时出现两种失语：一种是“不敢说”，另一种是“不会说”。前者来自审查，后者来自语言创造力的衰退。
历史上，这样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许多文明都曾经历过类似过程。当知识生产越来越依附权力，当学者越来越成为统治机器的一部分，思想创造力便会逐渐衰退。社会依然有学校，有学者，有出版物，甚至依然有文学，但越来越少有人真正创造新的观念和新的表达。一个文明最危险的时候，并不是没有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已经停止生产思想的时候。因为此时社会依然有大量文字，却越来越少有真正的信息；依然有大量声音，却越来越少有真实的表达。
回头再看那些遍布中国大街小巷的标语和简中互联内网里疯狂增长的敏感词，真正让人不安的地方，并不仅仅是粗俗、恶毒和充满戾气，而是，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大国，一边被迫把真实表达藏进密码和暗语之中，一边又被海量空洞的党八股不断填满公共空间。当一个社会既充满噪音，又失去声音的时候，最先枯萎的往往不是文学，而是思想。一个文明最大的危机，或许不是沉默，而是再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作者：马瑞林
失语中国：全民噤声时代的言论封锁、思想窒息与破局之道
摘要：
全方位的网络审查、动辄封号喝茶的恐怖氛围，使得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国度沦为思想的无声荒原。本文剖析“失语”对民族创造力与精神健康的深重戕害，指出在严密监控中寻找缝隙、彼此传递真相与保持独立思考才是打破沉默的破局之道。
如果未来有人研究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精神史，或许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这个拥有数千年文字传统的文明，在互联网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工具之后，反而越来越不会说话了。
街头巷尾、高速公路的广告牌，那些原本属于文学、商业与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2015年前后一夜间，被铺天盖地的习近平的粗俗口语占据：“撸起袖子加油干”“发扬钉钉子精神”“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再后来，2018年开始的扫黑除恶运动中，人们又看到了另一种语言：“黑恶不除，国无宁日”“涉黑涉恶，斩草除根”“检举揭发有奖，包庇纵容必究”。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过带有明显株连和连坐色彩的标语，毁灭肉体、毁灭财产、毁灭血缘、毁灭未来，字里行间，充斥这恶毒的诅咒，充斥着赤裸裸的威胁。
一个文明最敏感的神经，往往藏在它的语言里。而一个时代最真实的面貌，也往往写在它的标语之中。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中国的语言环境其实相当耐人寻味。一边是越来越粗俗化、口号化和行政化的官方语言。另一边，则是越来越隐晦、扭曲和变形的民间语言。因为很多正常的话已经不能正常说，人们开始发明各种新的表达方式：数字代替文字、谐音代替本义、缩写代替完整句子、生僻字代替常用字、图片代替文字、表情包代替观点。满屏幕都是“敏感词”，超过古代帝国皇帝的领袖姓名“避讳制度”，人们逼迫不断发明新词汇，平台不断封禁新的词汇。有人销号、有人限流、有人被喝茶、有人被封禁，更多的人则学会了用隐喻生存，整个中国互联网逐渐变成了一部巨大的密码本。人们正在逐渐失去正常表达的能力，满世界满脑子都是围墙都是警戒线。
与民间不断发明新语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种语言正在迅速膨胀——体制内的党八股语言。各类文件、讲话、通稿、学习材料、宣传报道越来越像同一种东西。长长的标题套着长长的定语，一层层政治术语叠加在一起，一个段落往往能写上几百字，却很难说清楚一件简单的事情。人们阅读这些文字时，总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什么都写了，又似乎什么都没说。每一个字都认识，每一句话都能读懂，可整篇文章读完之后，却不知道作者究竟想表达什么。这种语言最大的特点，不是表达思想，而是回避思想；不是传递信息，而是完成表态；不是为了让人理解，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政治正确。更重要的是，它正在不断占据公共空间。从新闻报道到学校教材，从会议纪要到企业学习材料，从社区宣传栏到互联网平台，大量公共空间被这种低信息密度、高政治浓度的语言所填满。它们消耗着人们的阅读时间和注意力，却很少提供新的知识和信息。
这就是今天中国问题：一边是普通人在不断发明新的隐语、代号和暗示，以绕过审查表达真实想法；另一边则是体制内不断生产越来越冗长、越来越空洞、越来越缺乏信息量的标准文本。民间越来越不会说话，官方越来越不会说人话。
然而，并不仅仅是审查制度和宣传机器问题，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一个社会的语言究竟由谁创造。语言并不是自然生长的。一个社会真正创造语言的人，往往是作家、记者、学者、思想家和评论者。他们不断创造新的概念、新的表达和新的解释方式，把复杂的现实转化为可以被理解和讨论的公共语言。近代中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时刻。梁启超创造了大量现代政治词汇；胡适推动了白话文运动；鲁迅重塑了中国人的批判语言；陈独秀等人把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概念引入公共讨论。他们未必总是正确，但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为社会创造新的语言。
一个社会的创造力，往往首先体现在语言的创造力上。而一个社会的衰退，也往往首先表现为语言的贫困。当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性之后，他们便不再创造语言，而开始生产口号；不再解释现实，而开始解释政策；不再提出问题，而开始提供标准答案。于是，语言生产机制开始发生变化。原本由社会共同创造的语言，越来越多地由权力来定义。
什么词汇可以存在，什么词汇必须消失；什么概念可以讨论，什么概念成为禁区；什么表达可以传播，什么表达必须删除——越来越多的语言权力开始集中于少数机构之手。于是，人们逐渐失去了描述现实的工具。很多事情明明存在，却找不到能够公开使用的词汇去描述；很多感受明明真实，却只能隐藏在暗语和隐喻之中。当创造语言的人停止创造语言，普通人最终也会失去表达现实的能力。于是社会开始同时出现两种失语：一种是“不敢说”，另一种是“不会说”。前者来自审查，后者来自语言创造力的衰退。
历史上，这样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许多文明都曾经历过类似过程。当知识生产越来越依附权力，当学者越来越成为统治机器的一部分，思想创造力便会逐渐衰退。社会依然有学校，有学者，有出版物，甚至依然有文学，但越来越少有人真正创造新的观念和新的表达。一个文明最危险的时候，并不是没有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已经停止生产思想的时候。因为此时社会依然有大量文字，却越来越少有真正的信息；依然有大量声音，却越来越少有真实的表达。
回头再看那些遍布中国大街小巷的标语和简中互联内网里疯狂增长的敏感词，真正让人不安的地方，并不仅仅是粗俗、恶毒和充满戾气，而是，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大国，一边被迫把真实表达藏进密码和暗语之中，一边又被海量空洞的党八股不断填满公共空间。当一个社会既充满噪音，又失去声音的时候，最先枯萎的往往不是文学，而是思想。一个文明最大的危机，或许不是沉默，而是再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