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虚妄：独裁者误判世界大势背后的战略盲动与灾难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虚妄：独裁者误判世界大势背后的战略盲动与灾难
摘要：
官方津津乐道的“东升西降”与“百年大变局”，实则是独裁者沉醉于权力幻象而产生的致命误判。本文剖析盲目反西方与全面树敌导致的国际孤立，论证背离人类主流文明价值的狂妄之举必将让国家与全体国民承担沉重代价。
习近平反复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很多人以为他是在兴奋地迎接一个新时代，仿佛中共正在主动塑造未来世界的新秩序。我认为，也许恰恰相反，这句话背后真正深层的情绪，其实是恐惧。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场巨大的历史变局，最终一定不属于他们。
中共当然希望利用变局。它希望美国衰落，希望西方内部撕裂，希望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逐渐瓦解，希望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强人政治重新崛起。因为只有旧秩序混乱，它才有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所以这些年，中共不断强调“东升西降”，不断制造一种“历史正在向我们转向”的宏大叙事，仿佛新时代属于中共，属于威权主义，属于所谓“中国方案”。
可问题在于，中共骨子里其实极度害怕真正的变化。因为它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真正具有开放性、创造力和文明自信的体系，而是一个高度依赖控制、稳定、封闭、信息垄断和权力集中来维系自身安全的结构。真正的大变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技术会重构社会，信息会不断流动，旧意识形态会逐渐失效，年轻人不再相信宏大叙事，人开始重新思考国家、民族、宗教、自由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变化，对开放社会来说或许意味着机会，但对极权体系来说，却意味着失控。
所以你会发现，习近平嘴上越强调“变局”，现实中却越拼命收紧。因为他们其实害怕一切真正不可控的东西：害怕自由思想，害怕宗教，害怕互联网失控，害怕年轻人不再相信，害怕历史被重新讨论，害怕人与世界重新建立连接。于是，他们一边高喊“新时代”，一边却不断退回到最传统、最封闭、最僵硬的治理方式之中。
而这种恐惧，也决定了今天整个中国官僚体系的气质变化。
如果让我来概括不同阶段中共官僚体系的变化，那么江胡时期，各级官员们表现出来的是“贪婪”和“欲壑难填”；而到了习近平时代，比拼的则越来越变成了“控制”和“下狠手”。官场提倡学习的“模板”也开始发生变化。过去全国学习的是“深圳经验”，习近平时代则是“新疆经验”。
所谓“新疆经验”，其核心是如何精准管控社会，如何通过高科技实现全面监控，如何建立网格化管理，如何利用大数据、摄像头、手机与身份系统追踪每一个人，如何通过“稳定压倒一切”的逻辑进入社会最细微之处。三年疫情，这种治理方式迅速全国化。疫情期间，中共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社会控制演练：健康码、行程码、社区封锁、全民核酸、出行审批、数据追踪、舆论统一、层层加码……过去很多原本只在维吾尔人身上的残暴方式，在疫情时期被整个社会全面体验了一遍。更重要的是，这种治理模式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退出。因为它会带来一种让权力极度上瘾的东西——“可控感”，菜刀打码栓铁链成为多地餐饮小贩的标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于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出现了：过去很多官员比拼的，是谁更会“搞经济”；当下越来越多官员比拼的，则是谁更会“控风险”和哪怕下死手也在所不惜。他们开始不断在各种领域层层加码：对社会更严厉地管理，对言论更激进地压制，对宗教、民族、文化更强力地收紧，对普通人更频繁地运动式整治。因为在这种结构里，“强硬”会被视为立场坚定，“收紧”会被理解为政治可靠，“不留余地”会被当作执行力。
所以，习近平口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面上像是在宣布一个新时代，实际上却更像是一个高度不安全的体系，对即将到来的未知世界发出的焦虑。他们希望利用世界旧秩序崩塌带来的机会，但又极度恐惧真正的变化最终会吞噬自己。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真正的历史大变局，往往不会按照权力设计者的意志发展。历史上很多统治者，都曾以为自己在驾驭时代，最后却被时代本身吞没。
对中共来说，更危险的地方在于：它今天所依赖的很多东西，恰恰是正在被这个时代慢慢侵蚀的。比如对信息的垄断、对语言的控制、对历史解释权的独占、对社会关系的封闭管理、对人精神世界的统一塑造。而AI、互联网、全球化残余、人口结构变化、经济下行、年轻人精神状态变化……这些东西，其实都在不断削弱这种控制模式。
所以他们才会越来越急切地强调忠诚、强调安全、强调统一、强调意识形态、强调“斗争”、强调“敢于亮剑”。因为越是害怕失去，才越会拼命抓紧。
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最没有未来感的，恰恰是这些拼命想冻结世界的人。
作者：马瑞林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虚妄：独裁者误判世界大势背后的战略盲动与灾难
摘要：
官方津津乐道的“东升西降”与“百年大变局”，实则是独裁者沉醉于权力幻象而产生的致命误判。本文剖析盲目反西方与全面树敌导致的国际孤立，论证背离人类主流文明价值的狂妄之举必将让国家与全体国民承担沉重代价。
习近平反复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很多人以为他是在兴奋地迎接一个新时代，仿佛中共正在主动塑造未来世界的新秩序。我认为，也许恰恰相反，这句话背后真正深层的情绪，其实是恐惧。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场巨大的历史变局，最终一定不属于他们。
中共当然希望利用变局。它希望美国衰落，希望西方内部撕裂，希望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逐渐瓦解，希望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强人政治重新崛起。因为只有旧秩序混乱，它才有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所以这些年，中共不断强调“东升西降”，不断制造一种“历史正在向我们转向”的宏大叙事，仿佛新时代属于中共，属于威权主义，属于所谓“中国方案”。
可问题在于，中共骨子里其实极度害怕真正的变化。因为它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真正具有开放性、创造力和文明自信的体系，而是一个高度依赖控制、稳定、封闭、信息垄断和权力集中来维系自身安全的结构。真正的大变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技术会重构社会，信息会不断流动，旧意识形态会逐渐失效，年轻人不再相信宏大叙事，人开始重新思考国家、民族、宗教、自由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变化，对开放社会来说或许意味着机会，但对极权体系来说，却意味着失控。
所以你会发现，习近平嘴上越强调“变局”，现实中却越拼命收紧。因为他们其实害怕一切真正不可控的东西：害怕自由思想，害怕宗教，害怕互联网失控，害怕年轻人不再相信，害怕历史被重新讨论，害怕人与世界重新建立连接。于是，他们一边高喊“新时代”，一边却不断退回到最传统、最封闭、最僵硬的治理方式之中。
而这种恐惧，也决定了今天整个中国官僚体系的气质变化。
如果让我来概括不同阶段中共官僚体系的变化，那么江胡时期，各级官员们表现出来的是“贪婪”和“欲壑难填”；而到了习近平时代，比拼的则越来越变成了“控制”和“下狠手”。官场提倡学习的“模板”也开始发生变化。过去全国学习的是“深圳经验”，习近平时代则是“新疆经验”。
所谓“新疆经验”，其核心是如何精准管控社会，如何通过高科技实现全面监控，如何建立网格化管理，如何利用大数据、摄像头、手机与身份系统追踪每一个人，如何通过“稳定压倒一切”的逻辑进入社会最细微之处。三年疫情，这种治理方式迅速全国化。疫情期间，中共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社会控制演练：健康码、行程码、社区封锁、全民核酸、出行审批、数据追踪、舆论统一、层层加码……过去很多原本只在维吾尔人身上的残暴方式，在疫情时期被整个社会全面体验了一遍。更重要的是，这种治理模式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退出。因为它会带来一种让权力极度上瘾的东西——“可控感”，菜刀打码栓铁链成为多地餐饮小贩的标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于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出现了：过去很多官员比拼的，是谁更会“搞经济”；当下越来越多官员比拼的，则是谁更会“控风险”和哪怕下死手也在所不惜。他们开始不断在各种领域层层加码：对社会更严厉地管理，对言论更激进地压制，对宗教、民族、文化更强力地收紧，对普通人更频繁地运动式整治。因为在这种结构里，“强硬”会被视为立场坚定，“收紧”会被理解为政治可靠，“不留余地”会被当作执行力。
所以，习近平口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面上像是在宣布一个新时代，实际上却更像是一个高度不安全的体系，对即将到来的未知世界发出的焦虑。他们希望利用世界旧秩序崩塌带来的机会，但又极度恐惧真正的变化最终会吞噬自己。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真正的历史大变局，往往不会按照权力设计者的意志发展。历史上很多统治者，都曾以为自己在驾驭时代，最后却被时代本身吞没。
对中共来说，更危险的地方在于：它今天所依赖的很多东西，恰恰是正在被这个时代慢慢侵蚀的。比如对信息的垄断、对语言的控制、对历史解释权的独占、对社会关系的封闭管理、对人精神世界的统一塑造。而AI、互联网、全球化残余、人口结构变化、经济下行、年轻人精神状态变化……这些东西，其实都在不断削弱这种控制模式。
所以他们才会越来越急切地强调忠诚、强调安全、强调统一、强调意识形态、强调“斗争”、强调“敢于亮剑”。因为越是害怕失去，才越会拼命抓紧。
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最没有未来感的，恰恰是这些拼命想冻结世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