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掉的不只是世界杯:体坛狂欢背后的国家主义幻象与民间反思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输掉的不只是世界杯:体坛狂欢背后的国家主义幻象与民间反思
摘要:
从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国体制到公众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竞技体育常被政治权力用作彰显盛世的遮羞布。本文透视体育光环背后的民生疾苦与资源挥霍,呼吁公众将注意力从虚妄的国家宏大叙事中回归到每一个具体人的真实福祉与权利上来。

世界杯又开始了。
中国队照旧不在其中。
中文互联网也照例开始了一轮关于中国足球的讨论,失望、自嘲、愤怒。我又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虽然中国足球队进不了世界杯,但是世界杯离不开中国,离不开中国市场,离不开中国赞助商,离不开中国制造。”人们开始认真思考和讨论:没有中国企业赞助,国际足联还能撑多久?没有中国资本支持,世界杯还能办得风光吗?中国队没有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简体汉字的广告牌依旧占据了球场的最佳视觉位置,于是,看别人比赛的时候,同样找到了一种替代性的胜利。
转过墙角,阿Q看着走过来的小尼姑,手又发痒了,脱口一句:
“娘希匹。”
上学时在足球场上被撞断了腿,做完手术后不久又一瘸一拐跑去看球,98年世界杯因为跑校外看球赛耽误了第二天的期末考试……。直到今天,我依然喜欢足球。但我从来不是某一支球队固定的追随者,也很少去追那些刻意人设的球星。我喜欢的是足球本身,无论是巴西、阿根廷、德国、荷兰,还是某支名不见经传的小球队,只要他们能够踢出自己的风格,踢出创造力,踢出那种令人怦然心动的东西,我都愿意坐下来认真看完九十分钟,并在那九十分钟里成为他们的球迷。
相比之下,我很少主动去看中国足球,并不是因为输赢,足球场上的失败再正常不过。弱队可以输球,甚至可以一直输球,但依然能够赢得尊重。让我提不起兴趣的,总感觉中国足球总缺少一种东西——气质。
中国队当然也在跑,在拼,也谈战术,但比赛看得越多,越容易产生一种感觉:他们像是在完成任务,而不是在踢足球。 一支球队当然需要技术、战术、体能和纪律,但真正伟大的球队最终都会拥有某种无法量化的气质。那种东西来自自由,来自创造,来自球员在瞬息万变的比赛中自主做出的判断。而极权体制下的球队,恰恰最缺少这种东西。
因为足球本质上是一项无法被完全计划的运动。它需要漫长的成长周期,需要自由竞争,需要允许失败,更需要尊重规律。一个优秀球员从第一次踢球到进入职业赛场,往往需要十几年时间。而极权体制最缺乏的,恰恰是等待的耐心。对于官员来说,足球不是二十年后的事情,而是下一次考核的事情;不是下一代孩子的事情,而是自己任期内的事情。于是足球的发展规律不断被行政命令打断:今天长期集训,明天改革联赛,后天调整发展路线。每一任领导都希望留下自己的政绩,每一任领导都希望在自己手里看到成绩。而足球偏偏是一项最不适合追求短期成绩的运动。种树的人还没等到树长大便已经离任,后来的人又砍掉旧树重新栽种。几十年过去,中国足球始终停留在原地。
更重要的是,足球相信竞争,而极权体制更相信管理。足球场上最残酷也最公平的地方在于:实力就是实力。一个前锋不会因为领导喜欢他就进球,一个门将不会因为政治觉悟高就扑出点球。伟大的球员首先是创造者,而创造本身就是对既定秩序的突破。马拉多纳不会按照文件踢球,梅西不会按照会议纪要过人,齐达内不会按照领导批示组织进攻。
这也是为什么举国体制能够长期统治乒乓球、跳水、体操和射击,却始终无法统治足球。因为那些项目更容易被计划、被量化、被控制,而足球最终依赖的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生态:社区、街头、学校、俱乐部、青训体系以及无数人的自由竞争。回头看看世界上真正的足球强国。巴西如此,阿根廷如此,德国如此,荷兰如此,英格兰如此。他们最强大的地方从来不是体育主管部门,而是社会本身。无数社区球场、无数民间俱乐部、无数热爱足球的孩子,共同构成了足球生长的土壤。足球首先属于社会,然后才属于国家。而中国足球恰恰相反。
如果问题仅仅停留在这里,中国足球或许还存在回光返照的可能。更大的问题在于,今天束缚中国足球的已经不仅仅是极权逻辑,还有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前者压缩自由,后者排斥开放,而足球偏偏同时需要这两样东西。
这些年来,中国体育被赋予了越来越强烈的政治意义。比赛不再只是比赛,而是国家形象;输赢不再只是输赢,而是民族荣辱。运动员逐渐不再只是运动员,而成为某种政治叙事中的符号。当体育开始承担越来越多与体育无关的任务时,体育本身反而越来越不重要了。人们讨论的不再是足球如何发展,而是如何争面子;不再是如何培养人才,而是如何证明制度优越。
民族主义与现代足球的发展方向同样存在着天然矛盾。现代足球最伟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开放。欧洲顶级联赛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它们代表某一个民族,而是因为它们吸纳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真正伟大的俱乐部从来不在乎血统,只在乎能力。足球场上最重要的身份,不是民族,不是宗教,甚至不是国籍,而是球员。而民族主义恰恰相反。它强调身份,强调归属,强调边界,强调我们与他们。这种逻辑与现代足球天然背道而驰。
这些年还有一个被刻意淡化的事实。新疆曾经长期是中国最重要的足球人才来源之一。维吾尔族社区浓厚的足球文化,培养出过一代又一代优秀球员。然而足球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依附于社会。当一个群体失去自由的时候,足球也会失去活力;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害怕差异的时候,足球最终也会变得越来越单调。一个社会如果害怕差异,它最终失去的往往不仅是差异本身。足球、音乐、文学、语言,所有依靠个性和创造力生长的东西,都会一起变得贫瘠。
中国足球的问题,从来不只是足球的问题。它只是中国社会问题在足球场上的投影,一个试图管理一切的体制,最终发现自己可以管理媒体,可以管理学校,可以管理企业,可以管理宗教,可以管理互联网,甚至可以管理人的生育,却始终无法真正管理足球。因为足球最大的魅力,恰恰来自那些无法被管理的东西,一个天才球员突如其来的灵感,一次冒险而成功的突破,一个孩子放学后在街头踢出的第一脚球,一群人因为热爱而聚集在一起。而这一切,都建立在自由之上。
所以中国足球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管理问题或者人才问题。它所面对的,是极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束缚。前者试图消灭自由,后者试图消灭开放,而足球偏偏既需要自由,也需要开放。在这样的土壤里,中国足球输掉的或许从来不只是世界杯资格。它输掉的,是一个社会自由生长的能力。
作者:马瑞林
输掉的不只是世界杯:体坛狂欢背后的国家主义幻象与民间反思
摘要:
从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国体制到公众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竞技体育常被政治权力用作彰显盛世的遮羞布。本文透视体育光环背后的民生疾苦与资源挥霍,呼吁公众将注意力从虚妄的国家宏大叙事中回归到每一个具体人的真实福祉与权利上来。

世界杯又开始了。
中国队照旧不在其中。
中文互联网也照例开始了一轮关于中国足球的讨论,失望、自嘲、愤怒。我又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虽然中国足球队进不了世界杯,但是世界杯离不开中国,离不开中国市场,离不开中国赞助商,离不开中国制造。”人们开始认真思考和讨论:没有中国企业赞助,国际足联还能撑多久?没有中国资本支持,世界杯还能办得风光吗?中国队没有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简体汉字的广告牌依旧占据了球场的最佳视觉位置,于是,看别人比赛的时候,同样找到了一种替代性的胜利。
转过墙角,阿Q看着走过来的小尼姑,手又发痒了,脱口一句:
“娘希匹。”
上学时在足球场上被撞断了腿,做完手术后不久又一瘸一拐跑去看球,98年世界杯因为跑校外看球赛耽误了第二天的期末考试……。直到今天,我依然喜欢足球。但我从来不是某一支球队固定的追随者,也很少去追那些刻意人设的球星。我喜欢的是足球本身,无论是巴西、阿根廷、德国、荷兰,还是某支名不见经传的小球队,只要他们能够踢出自己的风格,踢出创造力,踢出那种令人怦然心动的东西,我都愿意坐下来认真看完九十分钟,并在那九十分钟里成为他们的球迷。
相比之下,我很少主动去看中国足球,并不是因为输赢,足球场上的失败再正常不过。弱队可以输球,甚至可以一直输球,但依然能够赢得尊重。让我提不起兴趣的,总感觉中国足球总缺少一种东西——气质。
中国队当然也在跑,在拼,也谈战术,但比赛看得越多,越容易产生一种感觉:他们像是在完成任务,而不是在踢足球。 一支球队当然需要技术、战术、体能和纪律,但真正伟大的球队最终都会拥有某种无法量化的气质。那种东西来自自由,来自创造,来自球员在瞬息万变的比赛中自主做出的判断。而极权体制下的球队,恰恰最缺少这种东西。
因为足球本质上是一项无法被完全计划的运动。它需要漫长的成长周期,需要自由竞争,需要允许失败,更需要尊重规律。一个优秀球员从第一次踢球到进入职业赛场,往往需要十几年时间。而极权体制最缺乏的,恰恰是等待的耐心。对于官员来说,足球不是二十年后的事情,而是下一次考核的事情;不是下一代孩子的事情,而是自己任期内的事情。于是足球的发展规律不断被行政命令打断:今天长期集训,明天改革联赛,后天调整发展路线。每一任领导都希望留下自己的政绩,每一任领导都希望在自己手里看到成绩。而足球偏偏是一项最不适合追求短期成绩的运动。种树的人还没等到树长大便已经离任,后来的人又砍掉旧树重新栽种。几十年过去,中国足球始终停留在原地。
更重要的是,足球相信竞争,而极权体制更相信管理。足球场上最残酷也最公平的地方在于:实力就是实力。一个前锋不会因为领导喜欢他就进球,一个门将不会因为政治觉悟高就扑出点球。伟大的球员首先是创造者,而创造本身就是对既定秩序的突破。马拉多纳不会按照文件踢球,梅西不会按照会议纪要过人,齐达内不会按照领导批示组织进攻。
这也是为什么举国体制能够长期统治乒乓球、跳水、体操和射击,却始终无法统治足球。因为那些项目更容易被计划、被量化、被控制,而足球最终依赖的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生态:社区、街头、学校、俱乐部、青训体系以及无数人的自由竞争。回头看看世界上真正的足球强国。巴西如此,阿根廷如此,德国如此,荷兰如此,英格兰如此。他们最强大的地方从来不是体育主管部门,而是社会本身。无数社区球场、无数民间俱乐部、无数热爱足球的孩子,共同构成了足球生长的土壤。足球首先属于社会,然后才属于国家。而中国足球恰恰相反。
如果问题仅仅停留在这里,中国足球或许还存在回光返照的可能。更大的问题在于,今天束缚中国足球的已经不仅仅是极权逻辑,还有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前者压缩自由,后者排斥开放,而足球偏偏同时需要这两样东西。
这些年来,中国体育被赋予了越来越强烈的政治意义。比赛不再只是比赛,而是国家形象;输赢不再只是输赢,而是民族荣辱。运动员逐渐不再只是运动员,而成为某种政治叙事中的符号。当体育开始承担越来越多与体育无关的任务时,体育本身反而越来越不重要了。人们讨论的不再是足球如何发展,而是如何争面子;不再是如何培养人才,而是如何证明制度优越。
民族主义与现代足球的发展方向同样存在着天然矛盾。现代足球最伟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开放。欧洲顶级联赛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它们代表某一个民族,而是因为它们吸纳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真正伟大的俱乐部从来不在乎血统,只在乎能力。足球场上最重要的身份,不是民族,不是宗教,甚至不是国籍,而是球员。而民族主义恰恰相反。它强调身份,强调归属,强调边界,强调我们与他们。这种逻辑与现代足球天然背道而驰。
这些年还有一个被刻意淡化的事实。新疆曾经长期是中国最重要的足球人才来源之一。维吾尔族社区浓厚的足球文化,培养出过一代又一代优秀球员。然而足球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依附于社会。当一个群体失去自由的时候,足球也会失去活力;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害怕差异的时候,足球最终也会变得越来越单调。一个社会如果害怕差异,它最终失去的往往不仅是差异本身。足球、音乐、文学、语言,所有依靠个性和创造力生长的东西,都会一起变得贫瘠。
中国足球的问题,从来不只是足球的问题。它只是中国社会问题在足球场上的投影,一个试图管理一切的体制,最终发现自己可以管理媒体,可以管理学校,可以管理企业,可以管理宗教,可以管理互联网,甚至可以管理人的生育,却始终无法真正管理足球。因为足球最大的魅力,恰恰来自那些无法被管理的东西,一个天才球员突如其来的灵感,一次冒险而成功的突破,一个孩子放学后在街头踢出的第一脚球,一群人因为热爱而聚集在一起。而这一切,都建立在自由之上。
所以中国足球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管理问题或者人才问题。它所面对的,是极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束缚。前者试图消灭自由,后者试图消灭开放,而足球偏偏既需要自由,也需要开放。在这样的土壤里,中国足球输掉的或许从来不只是世界杯资格。它输掉的,是一个社会自由生长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