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们还小：回望民间经堂教育与不可磨灭的童年信仰记忆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那时候我们还小：回望民间经堂教育与不可磨灭的童年信仰记忆
摘要：
“假期一到，家长像完成神圣使命一样送我们去清真寺念经……”作者以温情脉脉的笔触重温儿时在回民社区经堂学习《古兰经》的纯真岁月，生动还原民间自发宗教传承的质朴与温暖，有力击碎官方抹黑宗教教育的谎言，让信仰的根深深扎在代代心田。
那时候我们还小。
假期一到，家长像完成一项庄严的任务一样，把我们赶进清真寺。那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年代，也是信仰尚未被规训成“问题”的年代。
清真寺的课堂里，趁阿訇转身时我点燃鞭炮，响声很大、硝烟弥漫，大孩子们把我按在课桌上，阿訇气呼呼地举起戒尺就打，屁股真疼，但那疼里没有恐惧，擦掉眼泪笑嘻嘻地跟着阿訇继续念，那本蓝色封面繁体字的《杂学注解》“宁也提看热旦目……”。下午，清真寺厨房的大锅里洋芋熟了，孩子们抢得欢快。笑声、喊声、诵经声一起混成一条粗粝却温暖的河流。
那时的清真寺，不只是礼拜的地方。它是穆斯林社区的学校、食堂、托儿所，是一个族群最朴素的共同体。
大学假期结束，朋友们回来说起在清真寺支教的经历：辅导各年级学生功课，教拼音，讲数学题。那是他们对故乡的回馈，也是对童年那锅洋芋的偿还。清真寺依旧在，像一块耐心的土地，接纳一代又一代孩子。
毕业后我成了一名乡镇干部。
我所在的乡镇，有几个移民村。他们从临夏、定西的深山里搬出来，从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迁到平坦的秦王川。荒滩里没有阻挡的风吹歪了信号塔，天黑了只能紧闭门窗，听风在旷野里呼啸。
没有电视，没有娱乐，日子单调而艰辛。年轻人无事可做，只能生孩子。五年八胎——在那个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的年代，这几乎是一个荒诞的奇迹。移民点上的事务由原县区三两个移民办的人负责，心思都在捞钱和其他地方。计划生育成了谁碰谁倒霉的事情。乡政府接收治安、接收农业、接收道路，却始终绕开计划生育，谁敢啊，那是开除公职的大事。
而孩子们却真实地长大。
移民点上有几座清真寺，几间简易的瓦房，稍大一点的房子做礼拜殿，小的屋子给阿訇住，没有院墙，没有标识，孤零零地立在村边。我到乡镇报到的那月，一个刚在兰州西关大寺穿衣的年轻满拉也来了，身上挂满了大红被面，白净、稚嫩，依然一幅学生模样。
三年后，我骑着乡政府配发的摩托车路过那座清真寺。院子里挤满了没有户籍的学龄前孩子，年轻的阿訇带着他们玩“老鹰捉小鸡”，笑声在风里翻滚。曾经的帅气少年被秦王川的风吹得黢黑，几根山羊胡子挂在下巴上，那是他身份的印章。
移民村按“每对夫妻三个子女”规划建了小学，此刻早已超员。看护孩子的重担，落到了清真寺。
清真寺是托儿所，也是学校，成为最后的缓冲地带。
2015年，我回老家临潭，在西大寺做礼拜。晌礼尚未结束，院子里已是孩子们的喧闹。隔壁的临潭一小建教学楼，清真寺把自己的经学堂的所有教室无偿借给学校，不够的，还在院里搭起一圈活动板房作为教室。这一借就是三年。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学生们穿着统一校服，在清真寺院子里排队做操跳舞。被禁止了的户外宣礼的喇叭里播放着节奏明快的音乐和歌声，老师们站在中式古典样式礼拜殿的高高的台阶上领操。做礼拜的老人坐在殿门口的长椅上，静静等着。
那画面既温暖又和谐，又让人难以置信。
它像一个时代的缝隙：宗教与世俗并肩站立，彼此借力，互相补充。那一刻，伊斯兰对孩子以及对求知形式宽容的难以想象。
2018年在沙特朝觐期间，一位随团阿訇拿给我一段国内传给他的监控视频，广河县一个清真寺的院子里，假期班的孩子在玩耍。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进来，转了一圈离开。我一眼认出，那是我的同事，一个平日里跟在身后叫我“领导”叫我“阿哥”的回族干部。
第二天，那座清真寺被关门整顿。分管宗教的干部、领导都受到处分。
孩子的笑声，突然成了风险。
再后来，2019年斋月，我在小西湖吃过开斋饭，去旁边清真寺做泰拉外合礼拜。门口遇到开学阿訇，他热情相邀我去他的办公室吃开斋饭。我婉拒，只想安静礼拜。
那天的礼拜似乎被刻意推迟。寺管会主任拿着麦克风，带领着寺管会成员，满寺驱赶孩子，要求家长带着所有的孩子的马上离开。
“未成年人不得入内”——礼拜殿门口贴着硕大的字。
院子里骤然安静。
阿訇迟迟不进殿，领拜前反复强调必须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不得入寺的规定。他们只讲给我听——我这个统战部的处长。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清真寺已经不再是童年的那口大锅。它成了一个被邪恶注视的空间。每一个孩子的脚步声，都可能成为一纸处分的理由。
如今，所有清真寺、教堂、道观、寺庙，升旗、张贴标语、悬挂核心价值观、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扫黑除恶……色彩斑斓的口号层层叠叠。而最醒目的，是那一句冷冰冰的禁令：
未成年人不得入内。
城市里的清真寺，安静得像深山的山神庙。
没有孩子奔跑。
没有鞭炮。
没有抢洋芋的喧闹。
只剩下回声。
历史往往不是在宏大的叙事里转弯，而是在孩子被请出院门的那一刻悄然改变。
当一个族群的儿童被禁止进入自己的精神空间，那不仅仅是一条规定。那是对记忆的切断，是对传承的抽空，是对未来的预设。
我记得那根戒尺。
我记得那锅洋芋。
我记得秦王川的风。
我记得老人在礼拜殿门口等待孩子做完操的神情。
这些不是怀旧。
这是证词。
清真寺曾经是孩子的院子。
如今，它只剩下各種監控和人脸识别的大门。
作者：马瑞林
那时候我们还小：回望民间经堂教育与不可磨灭的童年信仰记忆
摘要：
“假期一到，家长像完成神圣使命一样送我们去清真寺念经……”作者以温情脉脉的笔触重温儿时在回民社区经堂学习《古兰经》的纯真岁月，生动还原民间自发宗教传承的质朴与温暖，有力击碎官方抹黑宗教教育的谎言，让信仰的根深深扎在代代心田。
那时候我们还小。
假期一到，家长像完成一项庄严的任务一样，把我们赶进清真寺。那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年代，也是信仰尚未被规训成“问题”的年代。
清真寺的课堂里，趁阿訇转身时我点燃鞭炮，响声很大、硝烟弥漫，大孩子们把我按在课桌上，阿訇气呼呼地举起戒尺就打，屁股真疼，但那疼里没有恐惧，擦掉眼泪笑嘻嘻地跟着阿訇继续念，那本蓝色封面繁体字的《杂学注解》“宁也提看热旦目……”。下午，清真寺厨房的大锅里洋芋熟了，孩子们抢得欢快。笑声、喊声、诵经声一起混成一条粗粝却温暖的河流。
那时的清真寺，不只是礼拜的地方。它是穆斯林社区的学校、食堂、托儿所，是一个族群最朴素的共同体。
大学假期结束，朋友们回来说起在清真寺支教的经历：辅导各年级学生功课，教拼音，讲数学题。那是他们对故乡的回馈，也是对童年那锅洋芋的偿还。清真寺依旧在，像一块耐心的土地，接纳一代又一代孩子。
毕业后我成了一名乡镇干部。
我所在的乡镇，有几个移民村。他们从临夏、定西的深山里搬出来，从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迁到平坦的秦王川。荒滩里没有阻挡的风吹歪了信号塔，天黑了只能紧闭门窗，听风在旷野里呼啸。
没有电视，没有娱乐，日子单调而艰辛。年轻人无事可做，只能生孩子。五年八胎——在那个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的年代，这几乎是一个荒诞的奇迹。移民点上的事务由原县区三两个移民办的人负责，心思都在捞钱和其他地方。计划生育成了谁碰谁倒霉的事情。乡政府接收治安、接收农业、接收道路，却始终绕开计划生育，谁敢啊，那是开除公职的大事。
而孩子们却真实地长大。
移民点上有几座清真寺，几间简易的瓦房，稍大一点的房子做礼拜殿，小的屋子给阿訇住，没有院墙，没有标识，孤零零地立在村边。我到乡镇报到的那月，一个刚在兰州西关大寺穿衣的年轻满拉也来了，身上挂满了大红被面，白净、稚嫩，依然一幅学生模样。
三年后，我骑着乡政府配发的摩托车路过那座清真寺。院子里挤满了没有户籍的学龄前孩子，年轻的阿訇带着他们玩“老鹰捉小鸡”，笑声在风里翻滚。曾经的帅气少年被秦王川的风吹得黢黑，几根山羊胡子挂在下巴上，那是他身份的印章。
移民村按“每对夫妻三个子女”规划建了小学，此刻早已超员。看护孩子的重担，落到了清真寺。
清真寺是托儿所，也是学校，成为最后的缓冲地带。
2015年，我回老家临潭，在西大寺做礼拜。晌礼尚未结束，院子里已是孩子们的喧闹。隔壁的临潭一小建教学楼，清真寺把自己的经学堂的所有教室无偿借给学校，不够的，还在院里搭起一圈活动板房作为教室。这一借就是三年。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学生们穿着统一校服，在清真寺院子里排队做操跳舞。被禁止了的户外宣礼的喇叭里播放着节奏明快的音乐和歌声，老师们站在中式古典样式礼拜殿的高高的台阶上领操。做礼拜的老人坐在殿门口的长椅上，静静等着。
那画面既温暖又和谐，又让人难以置信。
它像一个时代的缝隙：宗教与世俗并肩站立，彼此借力，互相补充。那一刻，伊斯兰对孩子以及对求知形式宽容的难以想象。
2018年在沙特朝觐期间，一位随团阿訇拿给我一段国内传给他的监控视频，广河县一个清真寺的院子里，假期班的孩子在玩耍。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进来，转了一圈离开。我一眼认出，那是我的同事，一个平日里跟在身后叫我“领导”叫我“阿哥”的回族干部。
第二天，那座清真寺被关门整顿。分管宗教的干部、领导都受到处分。
孩子的笑声，突然成了风险。
再后来，2019年斋月，我在小西湖吃过开斋饭，去旁边清真寺做泰拉外合礼拜。门口遇到开学阿訇，他热情相邀我去他的办公室吃开斋饭。我婉拒，只想安静礼拜。
那天的礼拜似乎被刻意推迟。寺管会主任拿着麦克风，带领着寺管会成员，满寺驱赶孩子，要求家长带着所有的孩子的马上离开。
“未成年人不得入内”——礼拜殿门口贴着硕大的字。
院子里骤然安静。
阿訇迟迟不进殿，领拜前反复强调必须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不得入寺的规定。他们只讲给我听——我这个统战部的处长。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清真寺已经不再是童年的那口大锅。它成了一个被邪恶注视的空间。每一个孩子的脚步声，都可能成为一纸处分的理由。
如今，所有清真寺、教堂、道观、寺庙，升旗、张贴标语、悬挂核心价值观、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扫黑除恶……色彩斑斓的口号层层叠叠。而最醒目的，是那一句冷冰冰的禁令：
未成年人不得入内。
城市里的清真寺，安静得像深山的山神庙。
没有孩子奔跑。
没有鞭炮。
没有抢洋芋的喧闹。
只剩下回声。
历史往往不是在宏大的叙事里转弯，而是在孩子被请出院门的那一刻悄然改变。
当一个族群的儿童被禁止进入自己的精神空间，那不仅仅是一条规定。那是对记忆的切断，是对传承的抽空，是对未来的预设。
我记得那根戒尺。
我记得那锅洋芋。
我记得秦王川的风。
我记得老人在礼拜殿门口等待孩子做完操的神情。
这些不是怀旧。
这是证词。
清真寺曾经是孩子的院子。
如今，它只剩下各種監控和人脸识别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