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豢养的文人与知识分子：官僚体制下独立人格的丧失与道德沉沦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被豢养的文人与知识分子：官僚体制下独立人格的丧失与道德沉沦
摘要：
昔日承载社会良知的知识精英，在权力的利诱与威逼下纷纷沦为歌功颂德的御用弄臣。本文痛击当代部分体制内学者在民族宗教政策上的指鹿为马与助纣为虐，呼吁读书人守住起码的学术诚信与做人底线，重拾敢于直言的独立风骨。
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哪个群体像文人这样，一边被尊崇，一边被驯化。他们被供进孔庙，被写进县志，被刻进族谱，被视为家族荣耀和国家栋梁。可与此同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拿起书本的第一天起，便已经知道自己最终要去哪里，不是去寻找真理，不是去挑战权力，而是进入权力，被权力驯化，成为权力的一部分。这种被驯化并不是依靠暴力完成的，恰恰相反，它是通过荣耀完成的。
自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以后，中国文人与国家机器之间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共生关系。寒窗十年、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入朝为官，成为无数读书人的人生轨迹。多少人读书读到白发，不过是为了那一顶乌纱帽。于是，中国文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精神结构；他们批评现实，往往不是为了摆脱权力，而是为了获得参与权力的资格；他们反抗朝廷，往往不是为了限制权力，而是为了进入权力；他们读书写作，最终目的往往不是保持独立，而是获得朝廷承认。对于大多数士人而言，最大的成功不是说出真相，而是获得皇帝赏识；最大的荣耀不是保持风骨，而是被写进史书、进入庙堂。于是，为帝王修史成为职业，替朝廷立言成为责任，歌功颂德成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忠君报国成为道德的核心内容。久而久之，中国文人最擅长的事情，不再是监督权力，而是解释权力；不再是质疑权力，而是美化权力；不再是为社会提供独立思想，而是为朝廷生产合法性。这套体系之所以成功，并不在于它消灭了文人，而在于它让文人心甘情愿地成为了体制的一部分。
中国文人并非没有骨气之人，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拒绝被皇权驯化、保持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只是太过于稀少，而恰恰是因为稀少才被后世铭记。因为绝大多数文人最终都被纳入了国家机器之中，他们从来不是权力的监督者，而是权力的一部分，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北洋时期曾出现过极为短暂却灿烂的一页：鲁迅、胡适等人开始摆脱传统士大夫身份，尝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未必正确，也彼此争吵不休，但他们至少开始相信：知识分子的价值不在于进入权力，而在于保持与权力之间的距离。
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比历代王朝更彻底的改造，古代皇帝希望文人为自己服务。共产党则要求文人在思想上彻底属于自己。于是知识分子被重新定义。他们不再是“士农工商”中的第一位，而是“臭老九”，他们被批判、被改造、被监督、被组织化。文学被要求服务政治，学术被要求服务路线，艺术被要求服务阶级斗争，思想本身逐渐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
在这样的体系中，知识分子面临的选择往往十分简单：要么沉默，要么赞美，要么消失。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之一，或许就是郭沫若。郭沫若早年曾是才华横溢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然而进入毛泽东时代之后，他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他写下大量充满个人崇拜色彩的文字。曾经那个试图探索思想与文学边界的人，最终成为权力最卖力的歌颂者之一，他不再需要别人要求他赞美权力，因为赞美本身已经成为他的生存方式。 而郭沫若并不是个例，在极权体制下，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往往不是死亡，而是在活着的时候一点点失去独立人格。而另一部分人则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命运。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大量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他们中的许多人被送往甘肃夹边沟等劳改农场，在饥饿、寒冷和劳动中大量死去。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反对国家，他们只是没有学会赞美。
到了习近平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时代更多依靠政治运动改造知识分子，习近平时代则更倾向于通过制度、资源和职业体系塑造知识分子。今天的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和文艺团体依然存在，教授、作家和评论家依然数量庞大，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围绕权力组织自己的思想。许多学者花费大量时间研究的，不再是现实社会本身，而是如何正确解读领导讲话；许多作家越来越少描写真实的人，而越来越多书写正确的主题；许多评论者最大的能力，不再是发现问题，而是证明现有政策的合理性。
于是出现了一种颇为奇特的知识生产方式：每当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中央文件发布、政府工作报告出台，总会有大量专家学者、评论员和智库研究人员第一时间出现。他们像古代替皇帝解梦的术士一样，开始逐字逐句分析文件中的措辞变化：民主一词出现了多少次，法治和法制分别出现在哪里，改革与安全哪个词频更高，某个提法相比去年增加了几个字，某个领导人的名字排在什么位置。国内如此，海外一些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也往往如此。他们试图从字缝里寻找未来，从文件里推演方向，仿佛中国的命运就隐藏在这些词语排列组合之中。
然而大家都非常清楚的是，真正决定中共体制运行的，往往不是文件里写了什么，而是权力准备做什么。很多时候，文件只是宣传，而不是契约；只是表态，而不是约束。党真正想让人看到的东西，未必等于它真正准备去做的事情。可无数知识分子却把毕生精力消耗在对这些文本的反复阐释之中。于是，一个国家最聪明的一部分人，不再研究社会，不再研究市场，不再研究普通人的真实处境，而是在研究权力究竟想让自己看到什么。这种现象造成的损失，并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贫困，更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原本可以用于探索未知、创造知识、推动文明进步的大量智力资源，被消耗在对权力文本的无限解读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比单纯的歌功颂德更加令人遗憾。因为歌功颂德至少承认自己是在赞美权力，而这种无休止的“政策研究”“文件解读”“提法分析”，却披着学术的外衣，让人误以为自己仍然在进行独立思考。与此同时，普通人则在另一条道路上被迫适应现实。由于越来越多的话不能正常说，人们开始发明各种谐音、缩写、数字、暗语和隐喻。民间语言越来越像密码本，而官方语言越来越像公文堆。一个社会于是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却又彼此呼应的失语：普通人越来越不敢说话，知识分子越来越不会说话。前者来自审查，后者来自收编。于是，知识分子不再是社会与现实之间的解释者，而逐渐变成了权力与公众之间的翻译员；不再研究世界，而是研究文件；不再观察现实，而是揣摩风向。
苏联的故事几乎是同一个剧本的俄语版本。斯大林曾把作家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这里所谓的工程师，并不是塑造自由灵魂的人，而是塑造符合国家需要灵魂的人。于是整个文学界被纳入国家管理体系。配合者获得荣誉、住房、津贴与地位；拒绝配合者则可能失去发表机会、遭受迫害，甚至进入劳改营体系。 高尔基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这位曾经描写底层人民苦难的伟大作家，最终成为苏联体制最重要的文学象征之一，与此同时，无数拒绝配合的人则走向另一条道路。他们进入了古拉格群岛，进入了劳改营，进入西伯利亚。很多年以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向世界揭开了这套体系的真相。人们这才发现，一个政权最害怕的并不是武装反抗者，而是仍然坚持说真话的人。
更早的时候，伊斯兰世界也经历过类似过程。早期伊斯兰文明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信仰，更因为它曾拥有相对独立的知识共同体：学者可以批评统治者，法学家可以拒绝宫廷，许多著名伊玛目都曾拒绝为权力背书。从伊本·罕百里（Ahmad ibn Hanbal）拒绝屈服于官方神学而遭监禁，到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h）多次因挑战权威而入狱，早期伊斯兰传统中一直存在着知识分子拒绝为权力背书的传统，更有大量的。 然而随着帝国化进程深入，越来越多学者被纳入国家体系，独立知识共同体的空间不断缩小。法学逐渐官僚化，知识逐渐体制化。对于许多人而言，获得统治者认可开始变得比追求真理更重要，安全开始代替探索，仕途开始代替担当。学者越来越像官员，思想越来越像公文。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进入这套体系。当越来越多学者围绕权力组织思想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主动远离宫廷与政治。他们不再试图从现实权力中寻找出路，而是转身走向内心，走向灵性的探索。后来广泛发展的苏菲传统，很大程度上便承载了这种对权力保持距离的精神选择。当知识生产越来越围绕权力展开时，一个文明便会逐渐失去最重要的能力：自我更新。这或许不是伊斯兰世界后来停滞的唯一原因，却无疑削弱了它面对新时代挑战的能力。
尽管晚期中国、晚期奥斯曼和苏联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但它们都曾出现过类似现象：大学还在，学校还在，出版物还在，学者还在，甚至文学也还在，可真正独立的思想却越来越少。因为知识分子最大的价值，从来不是提供正确答案，而是提出危险问题；他们存在的意义，不是证明权力正确，而是提醒权力可能犯错。当一个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开始普遍依附权力时，文化便会逐渐停止生长。因为所有答案都已经提前写好，所有问题都已经提前规定，所有结论都已经提前批准。学问不再是发现未知，而是论证既定结论。文明表面上依然繁荣，实际上却正在失去创造未来的能力。
反观今天的西方社会，当然也存在亲近政府的学者、媒体人与公共知识分子。但决定其活力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人。而在于大量知识分子并不依附于国家机器。他们可以批评政府。可以攻击总统。可以反对战争。可以挑战主流观点。甚至可以公开嘲笑整个制度。他们未必总是正确。但他们拥有犯错的自由。而思想，恰恰是在这种自由中诞生的。
所以，一个文明真正的分水岭，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大学、多少教授、多少作家。而在于：它的知识分子究竟效忠于真理，还是效忠于权力。独裁者并不害怕没有知识分子，独裁者真正害怕的是不愿被收编的知识分子，因为军队只能控制人的身体，而知识分子能够塑造人的思想。一个政权最成功的统治，并不是消灭文人，而是让文人相信：为权力服务，就是自己的使命。因为所有被豢养的文人，最终都会成为权力的装饰品。而所有伟大的文明，都诞生于那些不愿被豢养的人。
作者：马瑞林
被豢养的文人与知识分子：官僚体制下独立人格的丧失与道德沉沦
摘要：
昔日承载社会良知的知识精英，在权力的利诱与威逼下纷纷沦为歌功颂德的御用弄臣。本文痛击当代部分体制内学者在民族宗教政策上的指鹿为马与助纣为虐，呼吁读书人守住起码的学术诚信与做人底线，重拾敢于直言的独立风骨。
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哪个群体像文人这样，一边被尊崇，一边被驯化。他们被供进孔庙，被写进县志，被刻进族谱，被视为家族荣耀和国家栋梁。可与此同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拿起书本的第一天起，便已经知道自己最终要去哪里，不是去寻找真理，不是去挑战权力，而是进入权力，被权力驯化，成为权力的一部分。这种被驯化并不是依靠暴力完成的，恰恰相反，它是通过荣耀完成的。
自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以后，中国文人与国家机器之间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共生关系。寒窗十年、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入朝为官，成为无数读书人的人生轨迹。多少人读书读到白发，不过是为了那一顶乌纱帽。于是，中国文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精神结构；他们批评现实，往往不是为了摆脱权力，而是为了获得参与权力的资格；他们反抗朝廷，往往不是为了限制权力，而是为了进入权力；他们读书写作，最终目的往往不是保持独立，而是获得朝廷承认。对于大多数士人而言，最大的成功不是说出真相，而是获得皇帝赏识；最大的荣耀不是保持风骨，而是被写进史书、进入庙堂。于是，为帝王修史成为职业，替朝廷立言成为责任，歌功颂德成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忠君报国成为道德的核心内容。久而久之，中国文人最擅长的事情，不再是监督权力，而是解释权力；不再是质疑权力，而是美化权力；不再是为社会提供独立思想，而是为朝廷生产合法性。这套体系之所以成功，并不在于它消灭了文人，而在于它让文人心甘情愿地成为了体制的一部分。
中国文人并非没有骨气之人，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拒绝被皇权驯化、保持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只是太过于稀少，而恰恰是因为稀少才被后世铭记。因为绝大多数文人最终都被纳入了国家机器之中，他们从来不是权力的监督者，而是权力的一部分，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北洋时期曾出现过极为短暂却灿烂的一页：鲁迅、胡适等人开始摆脱传统士大夫身份，尝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未必正确，也彼此争吵不休，但他们至少开始相信：知识分子的价值不在于进入权力，而在于保持与权力之间的距离。
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比历代王朝更彻底的改造，古代皇帝希望文人为自己服务。共产党则要求文人在思想上彻底属于自己。于是知识分子被重新定义。他们不再是“士农工商”中的第一位，而是“臭老九”，他们被批判、被改造、被监督、被组织化。文学被要求服务政治，学术被要求服务路线，艺术被要求服务阶级斗争，思想本身逐渐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
在这样的体系中，知识分子面临的选择往往十分简单：要么沉默，要么赞美，要么消失。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之一，或许就是郭沫若。郭沫若早年曾是才华横溢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然而进入毛泽东时代之后，他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他写下大量充满个人崇拜色彩的文字。曾经那个试图探索思想与文学边界的人，最终成为权力最卖力的歌颂者之一，他不再需要别人要求他赞美权力，因为赞美本身已经成为他的生存方式。 而郭沫若并不是个例，在极权体制下，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往往不是死亡，而是在活着的时候一点点失去独立人格。而另一部分人则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命运。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大量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他们中的许多人被送往甘肃夹边沟等劳改农场，在饥饿、寒冷和劳动中大量死去。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反对国家，他们只是没有学会赞美。
到了习近平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时代更多依靠政治运动改造知识分子，习近平时代则更倾向于通过制度、资源和职业体系塑造知识分子。今天的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和文艺团体依然存在，教授、作家和评论家依然数量庞大，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围绕权力组织自己的思想。许多学者花费大量时间研究的，不再是现实社会本身，而是如何正确解读领导讲话；许多作家越来越少描写真实的人，而越来越多书写正确的主题；许多评论者最大的能力，不再是发现问题，而是证明现有政策的合理性。
于是出现了一种颇为奇特的知识生产方式：每当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中央文件发布、政府工作报告出台，总会有大量专家学者、评论员和智库研究人员第一时间出现。他们像古代替皇帝解梦的术士一样，开始逐字逐句分析文件中的措辞变化：民主一词出现了多少次，法治和法制分别出现在哪里，改革与安全哪个词频更高，某个提法相比去年增加了几个字，某个领导人的名字排在什么位置。国内如此，海外一些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也往往如此。他们试图从字缝里寻找未来，从文件里推演方向，仿佛中国的命运就隐藏在这些词语排列组合之中。
然而大家都非常清楚的是，真正决定中共体制运行的，往往不是文件里写了什么，而是权力准备做什么。很多时候，文件只是宣传，而不是契约；只是表态，而不是约束。党真正想让人看到的东西，未必等于它真正准备去做的事情。可无数知识分子却把毕生精力消耗在对这些文本的反复阐释之中。于是，一个国家最聪明的一部分人，不再研究社会，不再研究市场，不再研究普通人的真实处境，而是在研究权力究竟想让自己看到什么。这种现象造成的损失，并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贫困，更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原本可以用于探索未知、创造知识、推动文明进步的大量智力资源，被消耗在对权力文本的无限解读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比单纯的歌功颂德更加令人遗憾。因为歌功颂德至少承认自己是在赞美权力，而这种无休止的“政策研究”“文件解读”“提法分析”，却披着学术的外衣，让人误以为自己仍然在进行独立思考。与此同时，普通人则在另一条道路上被迫适应现实。由于越来越多的话不能正常说，人们开始发明各种谐音、缩写、数字、暗语和隐喻。民间语言越来越像密码本，而官方语言越来越像公文堆。一个社会于是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却又彼此呼应的失语：普通人越来越不敢说话，知识分子越来越不会说话。前者来自审查，后者来自收编。于是，知识分子不再是社会与现实之间的解释者，而逐渐变成了权力与公众之间的翻译员；不再研究世界，而是研究文件；不再观察现实，而是揣摩风向。
苏联的故事几乎是同一个剧本的俄语版本。斯大林曾把作家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这里所谓的工程师，并不是塑造自由灵魂的人，而是塑造符合国家需要灵魂的人。于是整个文学界被纳入国家管理体系。配合者获得荣誉、住房、津贴与地位；拒绝配合者则可能失去发表机会、遭受迫害，甚至进入劳改营体系。 高尔基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这位曾经描写底层人民苦难的伟大作家，最终成为苏联体制最重要的文学象征之一，与此同时，无数拒绝配合的人则走向另一条道路。他们进入了古拉格群岛，进入了劳改营，进入西伯利亚。很多年以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向世界揭开了这套体系的真相。人们这才发现，一个政权最害怕的并不是武装反抗者，而是仍然坚持说真话的人。
更早的时候，伊斯兰世界也经历过类似过程。早期伊斯兰文明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信仰，更因为它曾拥有相对独立的知识共同体：学者可以批评统治者，法学家可以拒绝宫廷，许多著名伊玛目都曾拒绝为权力背书。从伊本·罕百里（Ahmad ibn Hanbal）拒绝屈服于官方神学而遭监禁，到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h）多次因挑战权威而入狱，早期伊斯兰传统中一直存在着知识分子拒绝为权力背书的传统，更有大量的。 然而随着帝国化进程深入，越来越多学者被纳入国家体系，独立知识共同体的空间不断缩小。法学逐渐官僚化，知识逐渐体制化。对于许多人而言，获得统治者认可开始变得比追求真理更重要，安全开始代替探索，仕途开始代替担当。学者越来越像官员，思想越来越像公文。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进入这套体系。当越来越多学者围绕权力组织思想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主动远离宫廷与政治。他们不再试图从现实权力中寻找出路，而是转身走向内心，走向灵性的探索。后来广泛发展的苏菲传统，很大程度上便承载了这种对权力保持距离的精神选择。当知识生产越来越围绕权力展开时，一个文明便会逐渐失去最重要的能力：自我更新。这或许不是伊斯兰世界后来停滞的唯一原因，却无疑削弱了它面对新时代挑战的能力。
尽管晚期中国、晚期奥斯曼和苏联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但它们都曾出现过类似现象：大学还在，学校还在，出版物还在，学者还在，甚至文学也还在，可真正独立的思想却越来越少。因为知识分子最大的价值，从来不是提供正确答案，而是提出危险问题；他们存在的意义，不是证明权力正确，而是提醒权力可能犯错。当一个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开始普遍依附权力时，文化便会逐渐停止生长。因为所有答案都已经提前写好，所有问题都已经提前规定，所有结论都已经提前批准。学问不再是发现未知，而是论证既定结论。文明表面上依然繁荣，实际上却正在失去创造未来的能力。
反观今天的西方社会，当然也存在亲近政府的学者、媒体人与公共知识分子。但决定其活力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人。而在于大量知识分子并不依附于国家机器。他们可以批评政府。可以攻击总统。可以反对战争。可以挑战主流观点。甚至可以公开嘲笑整个制度。他们未必总是正确。但他们拥有犯错的自由。而思想，恰恰是在这种自由中诞生的。
所以，一个文明真正的分水岭，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大学、多少教授、多少作家。而在于：它的知识分子究竟效忠于真理，还是效忠于权力。独裁者并不害怕没有知识分子，独裁者真正害怕的是不愿被收编的知识分子，因为军队只能控制人的身体，而知识分子能够塑造人的思想。一个政权最成功的统治，并不是消灭文人，而是让文人相信：为权力服务，就是自己的使命。因为所有被豢养的文人，最终都会成为权力的装饰品。而所有伟大的文明，都诞生于那些不愿被豢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