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后，再看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命运与中国宗教生态的共同警示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十五年后，再看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命运与中国宗教生态的共同警示
摘要：
通过对比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十五年来的生存变迁与严峻遭遇，本文揭示体制对不同宗教信仰打压逻辑的高度共通性。文章强调穆斯林与基督徒等各大宗教社群命运休戚与共，唯有打破孤立隔绝、相互守望，才能在严酷的信仰寒冬中守住公义火种。
前几天整理云端存储时，我无意中翻出了一篇十五年前没有写完的文章，题目很直接，叫《基督教来了》。
文章开头提到了美国记者大卫·艾克曼（David Aikman）那本当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耶稣在北京》。全文试图探究艾克曼的预言：“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基督教的复兴，未来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国家之一，基督教甚至可能改变中国乃至全球力量格局。”是否会成真。今天回头看，这个问题最终并没有得到它当年所预言的答案。但如果回到十五年前，就会发现，当时围绕中国基督教的讨论很多。有人兴奋，有人担忧；有人把它看成中国未来民主化的精神资源，有人把它看成西方文化和境外势力进入中国的重要渠道。无论立场如何，当时很多人都承认一个事实：中国基督教发展得很快。
我当时恰好在甘肃宗教事务局的天主教、基督教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管理那些信仰基督教的人，管理教堂、聚会点、教职人员以及各种宗教活动。每天接触到的，是信徒人数、宗教场所、教职人员、家庭教会、三自教会、境外联系、宗教政策、聚会秩序以及各种需要处理的现实问题。工作之余，我也在认真地思考：为什么基督教会在中国发展得这么快？
为了寻找答案，我阅读了大量资料。改革开放、西方文化、韩国教会、海外团契、留学生、温州商人、家庭教会、城市化、农村社会变迁……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解释，我都试图放进那个问题之中。我希望通过这些材料，看清中国基督教快速发展的轨迹。而我做这些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并非是想去理解基督教，而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它。某种意义上，这正是那个体系做所有宗教的基本方式。宗教首先被看作一种需要管理的对象。它有多少人，在哪里聚会，谁在组织，资金从哪里来，与境外有什么联系，会不会影响社会稳定，能不能纳入既有管理体系——这些，才是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
十五年前，我以为自己是在研究基督教。十五年后，当我重新翻开这篇没有写完的旧文时，才发现当年研究的，并不是基督教本身，而是国家应该如何面对基督教。
在当时的我看来，中国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改革开放本身。1978年以后，中国重新打开国门。伴随着商品、资本、技术一起进入中国的，还有一种此前几十年几乎完全中断接触的西方文明。对于经历了长期政治运动的一代中国人来说，西方不仅意味着经济发达，也意味着现代、自由和先进。而基督教，本来就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个年代，中国几乎所有人都在学习西方。英语热、留学热、出国热席卷全国。西方电影、音乐、文学、建筑、教育、生活方式大量进入中国，人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整个西方世界。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基督教也随之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
其次，是海外教会长期而充分的准备。后来我才知道，西方教会对于中国的关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许多海外宣教机构几十年来一直在研究中国、翻译中文资料、培训华人传道人。改革开放以后，韩国教会、港台教会、欧美教会以及海外华人团契，都开始不同程度地进入中国。尤其是韩国教会，那一代信徒身上有一种近乎燃烧的宣教热情。他们带着刚刚经历宗教复兴的激情，希望把福音再次带回中国。许多家庭教会最早接触到的圣经、神学资料和培训课程，都不同程度地来自海外。
与此同时，大批中国留学生开始走向世界。很多人在国外第一次接触教会。对于远离故土、语言陌生、生活孤独的留学生来说，教会不仅提供宗教，也提供陪伴、帮助和归属感。一些人因此受洗，回国以后又成为新的传播者。甚至一些体制内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也在海外接触甚至加入教会，这些都不断影响着国内基督教的发展。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商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西方的商业联系越来越密切。很多商人在长期与欧美企业合作过程中，开始接触基督教文化。温州基督教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便与当地民营经济和海外贸易密切相关。一些企业主不仅自己成为信徒，也把这种信仰带进了自己的家庭、企业和朋友圈。与此同时，圣诞节、情人节、婚礼文化、圣诗、福音音乐、婚纱摄影等大量带有基督教背景的文化元素，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迅速传播。虽然许多人并不了解它们背后的宗教意义，但西方文化的整体影响，客观上降低了普通中国人接触基督教的心理距离。
当然，我当时也注意到另一种现象。中国基督教内部存在着一种非常强烈的传教热情。在很多城市的大街小巷，经常能够看到一些老人主动向路人发放福音单张，邀请人们去教堂；有的人挨家挨户探访，有的人在公园里讲见证，有的人不断邀请亲戚朋友参加聚会。今天回想起来，他们当中很多人未必受过系统神学训练，对教义的理解也未必深入，但他们身上那种希望别人也相信上帝的热情，却是真实存在的。
综合这些因素，当时的我逐渐形成了一个判断：中国基督教的快速发展，并不是某一个原因造成的，而是改革开放、全球化、西方文化、海外教会和中国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那时，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可十五年后的今天再回头看，当年的分析虽然并非完全错误，却始终停留在宗教之外。我研究了时代，研究了社会，研究了经济，研究了国际交流，也研究了传播路径，却始终没有认真研究过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因素能够推动基督教，而不是推动另一种信仰？
那篇没有写完的文章，我没有再继续写下去。不是因为那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而是这种研究本身的局限，让我看不到任何意义。
十五年前，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宗教发展的外部条件上。可后来，我继续追问下去：如果改革开放是决定性的因素，为什么不同宗教的发展轨迹却如此不同？
学界普遍引用的数据，让我感到困惑。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新教信徒大约只有七十万人，到2015年前后，普遍估计已达到七千万左右；而近几年的一些研究和调查，又普遍认为这一数字已回落到三千八百万左右。
相比之下，天主教在新中国成立初约有三百万信徒，到2015年前后也仅五百五十万左右；穆斯林人口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官方提及的两千多万人，到2015年前后也仍维持在两千三百万左右。
如果改革开放、西方文化、海外宣教能够解释中国新教的发展，那么为什么同样生活在中国、面对同样的时代背景，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发展轨迹却完全不同？又为什么曾经高速增长的新教，这几年似乎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这些问题不断出现，也不断冲击着我原来的解释框架。
后来才发现，自己研究的大多是宗教赖以发展的社会环境，而不是宗教本身。我读了很多关于基督教的研究，却很少阅读《圣经》；研究了教会的发展，却很少关心信徒为什么愿意相信；分析了传播方式，却没有进入信仰本身。
改变我的，并不是又读了多少关于基督教的著作，而是重新学习伊斯兰以后，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个人可以研究宗教很多年，却始终站在宗教之外。
过去，我关心的是宗教怎样影响社会；后来，我开始关心，宗教怎样塑造一个人。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前一个问题，关注的是社会；后一个问题，关注的是信仰。过去，我更习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理解宗教。宗教有多少信徒，怎样传播，与社会有什么关系，国家应当怎样面对它。这几乎也是整个宗教管理体系最自然的思维方式。
重新学习伊斯兰以后，我才发现，宗教首先回答的并不是这些宏大的社会秩序。它首先要回答的，是生命的终极归宿、善恶的源头以及人面对自身欲望时的克制与救赎。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国家提出的问题，与宗教试图回答的问题，本来就不是同一类问题。
带着这种视角，回头再看十五年前那篇没有写完的文章，那些关于改革开放、全球化和西方文化的讨论依然成立。但它们始终只是解释了基督教发展的外部背景，而没有解释基督教为什么能够成为一种跨越两千年、跨越不同民族和文明的信仰。这也让我看清了体制内宗教研究的根本迷思：共产党研究基督教几十年，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培养了大量研究人员，也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能简单地说它不了解基督教。有问题的，是那些研究的目的。
长期以来，中共面对宗教时，首先想到的不是理解，而是管理。于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都首先成为治理对象。研究宗教的人越来越多，而理解宗教的人并没有随之增加。这并不是宗教工作的局限，而是权力本身的局限。权力最大的诱惑，并不是让人拥有更多知识，而是容易形成一种错觉：只要能够管理一种事物，就已经理解了这种事物。于是，一种延续几千年的宗教传统，被归纳为几个治理目标。权力带来的这种自信，最后往往会变成另一种无知。
当我重新学习伊斯兰，又重新回头阅读基督教经典时，才真实地体会到，世界宗教之所以能够跨越几千年，并不是因为它们拥有完善的组织，也不是因为它们传播得足够成功，而是因为它们始终保存着一套独立于现实权力之外的价值体系。任何一种权力都可以研究宗教，也可以管理宗教。但如果它始终认为，宗教最终应当按照自己的逻辑重新组织，那么它研究得越多，距离宗教本身反而可能越远。当下不断推进的“宗教中国化”，让我更加确信这一点。
然而，除了权力的规训，中国基督教今天面对的许多问题，更牵涉到中国文化究竟怎样去理解一种世界宗教。
过去，我一直以为，人们只要走进教堂，就能够慢慢理解基督教。后来我发现，并不是这样。几乎每一种世界宗教进入新的文明以后，都不会保持原来的样子。新的语言会重新解释它，新的文化会重新理解它。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例如，让中国人理解“造物主”的观念本身就并不容易。在亚伯拉罕诸教的传统里，造物主是超越整个物质世界的；中国传统宗教经验更多建立在人与神之间的现实交换：求平安、求发财、求人丁、求功名。而亚伯拉罕诸教首先要求的不是交换，而是顺服造物主。
这种实用的宗教经验，导致很多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基督教时，容易用旧有的经验去套用：上帝成了另一位能力更大的“神”；祷告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许愿”；信仰则成了获得现实祝福的工具。这当然不是基督教自己的教导，但文化本身，总会按照自己的经验去重新解释一种新的宗教。
但如果一种宗教长期停留在这些现实需要之上，而没有不断引导人重新理解自己的经典，那么它便很容易慢慢失去自身最核心的东西，许多人最终又回到了原来的宗教经验之中，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背叛了基督教，更多时候，是因为他们从未真正完成一种世界观的转变。
今天真正值得研究的，也许已经不是中国基督教，而是中国怎样理解基督教。一个拥有数千年自身宗教传统的文明，究竟怎样理解一种来自另一文明的世界宗教。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回答清楚，那么无论是快速增长，还是后来进入调整，都只是表面的现象。发生作用的，始终是文化对于信仰的重新解释。而这种重新解释，又与国家对于宗教的重新定义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了今天中国基督教的样子。
十五年前，我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时，我看到的是宗教的发展。今天，我看到的，则是两个文明对于“信仰”这一概念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研究中国基督教，需要回答的，不是它为什么增长，也不是它为什么放缓。而是：中国人究竟有没有真正理解过基督教。
重新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恍然惊觉，发生了变化的，并不是中国基督教，而是我自己。
十五年前，我站在权力的坐标系里审视它，关心的是数量、组织与潜在的风险；十五年后，在重新学习伊斯兰和其他世界宗教的过程中，我才明白，它们首先不是一种社会组织，而是一套关于生命终极意义的回答。它们讨论的是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应当行善，为什么必须敬畏造物主，为什么应当约束自己的欲望，又为什么愿意为了自己的信仰承担苦难。这些问题，与国家治理并不属于同一个层面。国家可以研究宗教，却不能代替宗教回答这些问题。
十五年前，我一直希望把中国基督教研究清楚，以便更好地做好宗教工作。十五年后，我终于明白，我当年最需要研究的，并不是怎样管理一种宗教，而是怎样理解一种宗教。这看似只是一个问题的变化，却几乎改变了我后来理解宗教、理解历史，也理解这个世界的全部方式。
或许，这篇文章真正想记录的，并不是中国基督教十五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是一个曾经长期站在宗教之外的人，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近宗教，又怎样重新认识自己。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概括这十五年的变化，我想应该是：不是宗教给了我更多答案，而是信仰改变了我认识世界的方法。
那以后，回头再看佛教、基督教、伊斯兰，也重新审视中国几十年来的宗教政策，许多过去彼此孤立的现象，终于开始连成了一条完整的线索。
作者：马瑞林
十五年后，再看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命运与中国宗教生态的共同警示
摘要：
通过对比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十五年来的生存变迁与严峻遭遇，本文揭示体制对不同宗教信仰打压逻辑的高度共通性。文章强调穆斯林与基督徒等各大宗教社群命运休戚与共，唯有打破孤立隔绝、相互守望，才能在严酷的信仰寒冬中守住公义火种。
前几天整理云端存储时，我无意中翻出了一篇十五年前没有写完的文章，题目很直接，叫《基督教来了》。
文章开头提到了美国记者大卫·艾克曼（David Aikman）那本当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耶稣在北京》。全文试图探究艾克曼的预言：“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基督教的复兴，未来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国家之一，基督教甚至可能改变中国乃至全球力量格局。”是否会成真。今天回头看，这个问题最终并没有得到它当年所预言的答案。但如果回到十五年前，就会发现，当时围绕中国基督教的讨论很多。有人兴奋，有人担忧；有人把它看成中国未来民主化的精神资源，有人把它看成西方文化和境外势力进入中国的重要渠道。无论立场如何，当时很多人都承认一个事实：中国基督教发展得很快。
我当时恰好在甘肃宗教事务局的天主教、基督教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管理那些信仰基督教的人，管理教堂、聚会点、教职人员以及各种宗教活动。每天接触到的，是信徒人数、宗教场所、教职人员、家庭教会、三自教会、境外联系、宗教政策、聚会秩序以及各种需要处理的现实问题。工作之余，我也在认真地思考：为什么基督教会在中国发展得这么快？
为了寻找答案，我阅读了大量资料。改革开放、西方文化、韩国教会、海外团契、留学生、温州商人、家庭教会、城市化、农村社会变迁……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解释，我都试图放进那个问题之中。我希望通过这些材料，看清中国基督教快速发展的轨迹。而我做这些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并非是想去理解基督教，而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它。某种意义上，这正是那个体系做所有宗教的基本方式。宗教首先被看作一种需要管理的对象。它有多少人，在哪里聚会，谁在组织，资金从哪里来，与境外有什么联系，会不会影响社会稳定，能不能纳入既有管理体系——这些，才是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
十五年前，我以为自己是在研究基督教。十五年后，当我重新翻开这篇没有写完的旧文时，才发现当年研究的，并不是基督教本身，而是国家应该如何面对基督教。
在当时的我看来，中国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改革开放本身。1978年以后，中国重新打开国门。伴随着商品、资本、技术一起进入中国的，还有一种此前几十年几乎完全中断接触的西方文明。对于经历了长期政治运动的一代中国人来说，西方不仅意味着经济发达，也意味着现代、自由和先进。而基督教，本来就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个年代，中国几乎所有人都在学习西方。英语热、留学热、出国热席卷全国。西方电影、音乐、文学、建筑、教育、生活方式大量进入中国，人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整个西方世界。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基督教也随之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
其次，是海外教会长期而充分的准备。后来我才知道，西方教会对于中国的关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许多海外宣教机构几十年来一直在研究中国、翻译中文资料、培训华人传道人。改革开放以后，韩国教会、港台教会、欧美教会以及海外华人团契，都开始不同程度地进入中国。尤其是韩国教会，那一代信徒身上有一种近乎燃烧的宣教热情。他们带着刚刚经历宗教复兴的激情，希望把福音再次带回中国。许多家庭教会最早接触到的圣经、神学资料和培训课程，都不同程度地来自海外。
与此同时，大批中国留学生开始走向世界。很多人在国外第一次接触教会。对于远离故土、语言陌生、生活孤独的留学生来说，教会不仅提供宗教，也提供陪伴、帮助和归属感。一些人因此受洗，回国以后又成为新的传播者。甚至一些体制内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也在海外接触甚至加入教会，这些都不断影响着国内基督教的发展。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商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西方的商业联系越来越密切。很多商人在长期与欧美企业合作过程中，开始接触基督教文化。温州基督教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便与当地民营经济和海外贸易密切相关。一些企业主不仅自己成为信徒，也把这种信仰带进了自己的家庭、企业和朋友圈。与此同时，圣诞节、情人节、婚礼文化、圣诗、福音音乐、婚纱摄影等大量带有基督教背景的文化元素，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迅速传播。虽然许多人并不了解它们背后的宗教意义，但西方文化的整体影响，客观上降低了普通中国人接触基督教的心理距离。
当然，我当时也注意到另一种现象。中国基督教内部存在着一种非常强烈的传教热情。在很多城市的大街小巷，经常能够看到一些老人主动向路人发放福音单张，邀请人们去教堂；有的人挨家挨户探访，有的人在公园里讲见证，有的人不断邀请亲戚朋友参加聚会。今天回想起来，他们当中很多人未必受过系统神学训练，对教义的理解也未必深入，但他们身上那种希望别人也相信上帝的热情，却是真实存在的。
综合这些因素，当时的我逐渐形成了一个判断：中国基督教的快速发展，并不是某一个原因造成的，而是改革开放、全球化、西方文化、海外教会和中国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那时，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可十五年后的今天再回头看，当年的分析虽然并非完全错误，却始终停留在宗教之外。我研究了时代，研究了社会，研究了经济，研究了国际交流，也研究了传播路径，却始终没有认真研究过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因素能够推动基督教，而不是推动另一种信仰？
那篇没有写完的文章，我没有再继续写下去。不是因为那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而是这种研究本身的局限，让我看不到任何意义。
十五年前，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宗教发展的外部条件上。可后来，我继续追问下去：如果改革开放是决定性的因素，为什么不同宗教的发展轨迹却如此不同？
学界普遍引用的数据，让我感到困惑。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新教信徒大约只有七十万人，到2015年前后，普遍估计已达到七千万左右；而近几年的一些研究和调查，又普遍认为这一数字已回落到三千八百万左右。
相比之下，天主教在新中国成立初约有三百万信徒，到2015年前后也仅五百五十万左右；穆斯林人口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官方提及的两千多万人，到2015年前后也仍维持在两千三百万左右。
如果改革开放、西方文化、海外宣教能够解释中国新教的发展，那么为什么同样生活在中国、面对同样的时代背景，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发展轨迹却完全不同？又为什么曾经高速增长的新教，这几年似乎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这些问题不断出现，也不断冲击着我原来的解释框架。
后来才发现，自己研究的大多是宗教赖以发展的社会环境，而不是宗教本身。我读了很多关于基督教的研究，却很少阅读《圣经》；研究了教会的发展，却很少关心信徒为什么愿意相信；分析了传播方式，却没有进入信仰本身。
改变我的，并不是又读了多少关于基督教的著作，而是重新学习伊斯兰以后，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个人可以研究宗教很多年，却始终站在宗教之外。
过去，我关心的是宗教怎样影响社会；后来，我开始关心，宗教怎样塑造一个人。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前一个问题，关注的是社会；后一个问题，关注的是信仰。过去，我更习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理解宗教。宗教有多少信徒，怎样传播，与社会有什么关系，国家应当怎样面对它。这几乎也是整个宗教管理体系最自然的思维方式。
重新学习伊斯兰以后，我才发现，宗教首先回答的并不是这些宏大的社会秩序。它首先要回答的，是生命的终极归宿、善恶的源头以及人面对自身欲望时的克制与救赎。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国家提出的问题，与宗教试图回答的问题，本来就不是同一类问题。
带着这种视角，回头再看十五年前那篇没有写完的文章，那些关于改革开放、全球化和西方文化的讨论依然成立。但它们始终只是解释了基督教发展的外部背景，而没有解释基督教为什么能够成为一种跨越两千年、跨越不同民族和文明的信仰。这也让我看清了体制内宗教研究的根本迷思：共产党研究基督教几十年，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培养了大量研究人员，也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能简单地说它不了解基督教。有问题的，是那些研究的目的。
长期以来，中共面对宗教时，首先想到的不是理解，而是管理。于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都首先成为治理对象。研究宗教的人越来越多，而理解宗教的人并没有随之增加。这并不是宗教工作的局限，而是权力本身的局限。权力最大的诱惑，并不是让人拥有更多知识，而是容易形成一种错觉：只要能够管理一种事物，就已经理解了这种事物。于是，一种延续几千年的宗教传统，被归纳为几个治理目标。权力带来的这种自信，最后往往会变成另一种无知。
当我重新学习伊斯兰，又重新回头阅读基督教经典时，才真实地体会到，世界宗教之所以能够跨越几千年，并不是因为它们拥有完善的组织，也不是因为它们传播得足够成功，而是因为它们始终保存着一套独立于现实权力之外的价值体系。任何一种权力都可以研究宗教，也可以管理宗教。但如果它始终认为，宗教最终应当按照自己的逻辑重新组织，那么它研究得越多，距离宗教本身反而可能越远。当下不断推进的“宗教中国化”，让我更加确信这一点。
然而，除了权力的规训，中国基督教今天面对的许多问题，更牵涉到中国文化究竟怎样去理解一种世界宗教。
过去，我一直以为，人们只要走进教堂，就能够慢慢理解基督教。后来我发现，并不是这样。几乎每一种世界宗教进入新的文明以后，都不会保持原来的样子。新的语言会重新解释它，新的文化会重新理解它。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例如，让中国人理解“造物主”的观念本身就并不容易。在亚伯拉罕诸教的传统里，造物主是超越整个物质世界的；中国传统宗教经验更多建立在人与神之间的现实交换：求平安、求发财、求人丁、求功名。而亚伯拉罕诸教首先要求的不是交换，而是顺服造物主。
这种实用的宗教经验，导致很多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基督教时，容易用旧有的经验去套用：上帝成了另一位能力更大的“神”；祷告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许愿”；信仰则成了获得现实祝福的工具。这当然不是基督教自己的教导，但文化本身，总会按照自己的经验去重新解释一种新的宗教。
但如果一种宗教长期停留在这些现实需要之上，而没有不断引导人重新理解自己的经典，那么它便很容易慢慢失去自身最核心的东西，许多人最终又回到了原来的宗教经验之中，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背叛了基督教，更多时候，是因为他们从未真正完成一种世界观的转变。
今天真正值得研究的，也许已经不是中国基督教，而是中国怎样理解基督教。一个拥有数千年自身宗教传统的文明，究竟怎样理解一种来自另一文明的世界宗教。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回答清楚，那么无论是快速增长，还是后来进入调整，都只是表面的现象。发生作用的，始终是文化对于信仰的重新解释。而这种重新解释，又与国家对于宗教的重新定义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了今天中国基督教的样子。
十五年前，我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时，我看到的是宗教的发展。今天，我看到的，则是两个文明对于“信仰”这一概念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研究中国基督教，需要回答的，不是它为什么增长，也不是它为什么放缓。而是：中国人究竟有没有真正理解过基督教。
重新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恍然惊觉，发生了变化的，并不是中国基督教，而是我自己。
十五年前，我站在权力的坐标系里审视它，关心的是数量、组织与潜在的风险；十五年后，在重新学习伊斯兰和其他世界宗教的过程中，我才明白，它们首先不是一种社会组织，而是一套关于生命终极意义的回答。它们讨论的是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应当行善，为什么必须敬畏造物主，为什么应当约束自己的欲望，又为什么愿意为了自己的信仰承担苦难。这些问题，与国家治理并不属于同一个层面。国家可以研究宗教，却不能代替宗教回答这些问题。
十五年前，我一直希望把中国基督教研究清楚，以便更好地做好宗教工作。十五年后，我终于明白，我当年最需要研究的，并不是怎样管理一种宗教，而是怎样理解一种宗教。这看似只是一个问题的变化，却几乎改变了我后来理解宗教、理解历史，也理解这个世界的全部方式。
或许，这篇文章真正想记录的，并不是中国基督教十五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是一个曾经长期站在宗教之外的人，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近宗教，又怎样重新认识自己。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概括这十五年的变化，我想应该是：不是宗教给了我更多答案，而是信仰改变了我认识世界的方法。
那以后，回头再看佛教、基督教、伊斯兰，也重新审视中国几十年来的宗教政策，许多过去彼此孤立的现象，终于开始连成了一条完整的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