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风貌随笔：银川传统与现代建筑交织下的多元文化空间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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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风貌随笔：银川传统与现代建筑交织下的多元文化空间漫步
摘要：
以行走视角观察银川城市的空间形态演变。记录传统回族街区、西夏古风、清真建筑形制与现代商业空间相互缝合交织的城市肌理，展现多元包容的塞上名城风采。
如果放任我的“童言无忌”，我会很直白地评价银川是一座挺没有意思的城市。
没有意思不代表这座城市不美，也并非毫无特色。相反，贺兰为伴，朔风为奏，这样的壮美恰合我这个习惯离群索居之人安放旅心。但它呈现出的样子又总是让我感到一丝突兀。2017年我独自长途旅行时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当时的我抱着寻找大唐影子的目标，就已感到这座城市美丽外表下的一丝不和谐。但也说不上来这种不和谐从何而来。直到七年后我把目光投向中国伊斯兰的世界，我终于找到那突兀的源头——回族。
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
今天的银川是宁夏的省会，而宁夏自治区的名字里总离不开回族二字，我想这恰恰就是让银川在我眼里显得突兀不合的原因。因为它作为一个回族自治区的省会必然要凸显民族色彩，但实际上，银川跟回族至少在我的历史地理观里，并不是一个强相关的概念。
在历史上，银川的发迹并非因回族而兴。这片黄河灌区最早的中心位于如今它下辖的灵武境内，而它只不过是拱卫灵州的一座边塞军城。因游牧的党项人看中了贺兰山丰美的草场，把这里定为首都和宗庙陵寝之地，它的地位才后来居上，逐渐超越了灵武。而回族的祖先迁入此地则是更晚的元明时期，作为戍边的征人、流动的商贾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新的生命力。但要说起银川在历史上留给世人的意象，那些朔风边月、胡儿羌笛大都来自汉唐的北地记忆，跟回民毫无关联。
2017年我拍的灵州高庙
再说回族的意象。回族的文化应该是什么样的外观？这本身也是个让人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回族在大众视野里表现出的文化外观有很多其实来自建国以后的臆造。比如回族的所谓传统民族服侍，除了头巾和小圆帽之外，他们的衣服造型许多元素其实是当年从社会主义阵营东欧、高加索一带的穆斯林族群传统服饰里“借”来的。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视野更加开阔了，又从阿拉伯“取经”，来更多新元素融入其中，比如一些带穹顶的建筑。
体谅初衷，可以说这是创造新民俗。追究事实，这也可以叫虚构伪民俗。
站在回族的角度来说，宁夏在历史上并不是回族文化最突出的地方，银川更不是。站在银川角度来说，不能说银川跟回族毫无关系，但它在历史上最突出的文化意象确实和回族也没太大关系，更何况这些回族的意象大多来自近几十年的新造。这就是银川从历史到现实呈现的外在形象让我感到突兀不合的地方。
银川鼓楼
我承认，作为一个过度痴迷过去的人，有时候习惯对新生事物吹毛求疵，如同一个未老先衰的老人。但我也相信，历史赋予我的灵敏会让我在现实中拥有观察世界的灵犀视角。银川在我眼里的突兀不合恰恰昭示了中国回族这个群体在今天自我定位问题上的纠结、拧巴、坎坷。
银川玉皇阁
从元代以来，宁夏这片土地就属于甘肃的一部分。只因地近革命圣地（陕北），在一切效法苏俄（民族自治）的曲折时期，这里才单独划成一个回族的自治区。实事求是地说，宁夏跟回族绑定完全是特殊时期的历史产物，就像把东欧、高加索穆斯林传统服饰元素和中国回民的小白帽搭配成回族“传统服饰”一样，虽然外观看着还算好看，但掩盖不了内里是个“缝合怪”。
回族有没有自己的独特文化？当然有，但主要不是体现在服饰、建筑一类具象的文化元素中，而是隐藏在他们精神深处的思维模式、价值观。身处一个浮躁的现代资本主义时代，大多数人很难有看透顿亚虚相的耐心与灵性，因此一个直观的外在形象对于一个民族的自我民族意识塑造也是必要的，哪怕其中必然要掺杂伪民俗的虚构。话说回来，毋要苛责回族同胞，我们今天许多“众所周知”的汉族传统、文化概念，比如过年要穿挂红色饰物，中秋要吃月饼，端午是为了纪念屈原，屈原是爱国主义诗人，甚至清明不能说快乐等等，又有多少不是近几十年里出于有目的的原因虚构的伪民俗呢？
七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从居民小区到公共建筑到处点缀着阿拉伯风情的穹顶、拱门装饰。如今重游，在经历去“三化”（沙特化、阿拉伯化、泛伊斯兰化）整治浪潮洗刷后，留在岸边的不是一个个断头脖子就是换了不洋不中的奇行种脑袋，让这座城市以另一种面貌呈现出新的“缝合怪”伤疤。可谓成也民族自治，败也民族自治。
2017年11月7日我第一次见到的银川南关清真大寺大殿
故地重游，要不是这几个大字我真认不出来我曾来过这里。里面大殿换成了中国传统屋顶，外面大门上的穹顶摘掉后特别像社会主义旧时代的菜市场大门
历史证明，任何一个群体、地区被特殊对待总是会付出相应代价的，一个真正通往未来的文明社会必然是建立在平等普世的基础之上。
不过，边疆史的学习经验也告诉我，摇摆不定的草创中最容易孕育变革的创造力。用拉铁摩尔的话说，这就是文明的“边缘优势”。例如契丹、蒙古的兴起，他们既非来自农耕文明的最核心区域，也不是森林、草原深处最恪守游牧、渔猎传统的部落。正因为他们恰恰处在两种文明交界的地带，才对任何新事物都抱有接纳的宽容，时运眷顾时便能脱颖而出，创造伟业。
今天的宁夏、银川或许也正处于最尴尬境遇之中，在几十年的自我定位探索中反复受挫。但它毕竟已从甘肃的怀抱中脱离，在大胆的尝试和碰壁后或许确实可以为中国回族踏出一条文艺复兴的新路。文艺复兴不是回归传统，无论这种传统来自华夏还是天方，而是在解构传统后的托古改制。
当年的欧洲人把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建筑元素拼合到新建筑上，本质上也不过是一种缝合怪，但却开创了繁复精致的洛可可、巴洛克艺术风格。或许今天银川那些满大街不回不汉、不中不阿的怪异建筑装饰也会在未来成为这个文艺复兴时代的标志，伤疤也可能成为值得炫耀的纹身，只是这需要智慧和时间。
城市风貌随笔：银川传统与现代建筑交织下的多元文化空间漫步
摘要：
以行走视角观察银川城市的空间形态演变。记录传统回族街区、西夏古风、清真建筑形制与现代商业空间相互缝合交织的城市肌理，展现多元包容的塞上名城风采。
如果放任我的“童言无忌”，我会很直白地评价银川是一座挺没有意思的城市。
没有意思不代表这座城市不美，也并非毫无特色。相反，贺兰为伴，朔风为奏，这样的壮美恰合我这个习惯离群索居之人安放旅心。但它呈现出的样子又总是让我感到一丝突兀。2017年我独自长途旅行时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当时的我抱着寻找大唐影子的目标，就已感到这座城市美丽外表下的一丝不和谐。但也说不上来这种不和谐从何而来。直到七年后我把目光投向中国伊斯兰的世界，我终于找到那突兀的源头——回族。
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
今天的银川是宁夏的省会，而宁夏自治区的名字里总离不开回族二字，我想这恰恰就是让银川在我眼里显得突兀不合的原因。因为它作为一个回族自治区的省会必然要凸显民族色彩，但实际上，银川跟回族至少在我的历史地理观里，并不是一个强相关的概念。
在历史上，银川的发迹并非因回族而兴。这片黄河灌区最早的中心位于如今它下辖的灵武境内，而它只不过是拱卫灵州的一座边塞军城。因游牧的党项人看中了贺兰山丰美的草场，把这里定为首都和宗庙陵寝之地，它的地位才后来居上，逐渐超越了灵武。而回族的祖先迁入此地则是更晚的元明时期，作为戍边的征人、流动的商贾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新的生命力。但要说起银川在历史上留给世人的意象，那些朔风边月、胡儿羌笛大都来自汉唐的北地记忆，跟回民毫无关联。
2017年我拍的灵州高庙
再说回族的意象。回族的文化应该是什么样的外观？这本身也是个让人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回族在大众视野里表现出的文化外观有很多其实来自建国以后的臆造。比如回族的所谓传统民族服侍，除了头巾和小圆帽之外，他们的衣服造型许多元素其实是当年从社会主义阵营东欧、高加索一带的穆斯林族群传统服饰里“借”来的。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视野更加开阔了，又从阿拉伯“取经”，来更多新元素融入其中，比如一些带穹顶的建筑。
体谅初衷，可以说这是创造新民俗。追究事实，这也可以叫虚构伪民俗。
站在回族的角度来说，宁夏在历史上并不是回族文化最突出的地方，银川更不是。站在银川角度来说，不能说银川跟回族毫无关系，但它在历史上最突出的文化意象确实和回族也没太大关系，更何况这些回族的意象大多来自近几十年的新造。这就是银川从历史到现实呈现的外在形象让我感到突兀不合的地方。
银川鼓楼
我承认，作为一个过度痴迷过去的人，有时候习惯对新生事物吹毛求疵，如同一个未老先衰的老人。但我也相信，历史赋予我的灵敏会让我在现实中拥有观察世界的灵犀视角。银川在我眼里的突兀不合恰恰昭示了中国回族这个群体在今天自我定位问题上的纠结、拧巴、坎坷。
银川玉皇阁
从元代以来，宁夏这片土地就属于甘肃的一部分。只因地近革命圣地（陕北），在一切效法苏俄（民族自治）的曲折时期，这里才单独划成一个回族的自治区。实事求是地说，宁夏跟回族绑定完全是特殊时期的历史产物，就像把东欧、高加索穆斯林传统服饰元素和中国回民的小白帽搭配成回族“传统服饰”一样，虽然外观看着还算好看，但掩盖不了内里是个“缝合怪”。
回族有没有自己的独特文化？当然有，但主要不是体现在服饰、建筑一类具象的文化元素中，而是隐藏在他们精神深处的思维模式、价值观。身处一个浮躁的现代资本主义时代，大多数人很难有看透顿亚虚相的耐心与灵性，因此一个直观的外在形象对于一个民族的自我民族意识塑造也是必要的，哪怕其中必然要掺杂伪民俗的虚构。话说回来，毋要苛责回族同胞，我们今天许多“众所周知”的汉族传统、文化概念，比如过年要穿挂红色饰物，中秋要吃月饼，端午是为了纪念屈原，屈原是爱国主义诗人，甚至清明不能说快乐等等，又有多少不是近几十年里出于有目的的原因虚构的伪民俗呢？
七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从居民小区到公共建筑到处点缀着阿拉伯风情的穹顶、拱门装饰。如今重游，在经历去“三化”（沙特化、阿拉伯化、泛伊斯兰化）整治浪潮洗刷后，留在岸边的不是一个个断头脖子就是换了不洋不中的奇行种脑袋，让这座城市以另一种面貌呈现出新的“缝合怪”伤疤。可谓成也民族自治，败也民族自治。
2017年11月7日我第一次见到的银川南关清真大寺大殿
故地重游，要不是这几个大字我真认不出来我曾来过这里。里面大殿换成了中国传统屋顶，外面大门上的穹顶摘掉后特别像社会主义旧时代的菜市场大门
历史证明，任何一个群体、地区被特殊对待总是会付出相应代价的，一个真正通往未来的文明社会必然是建立在平等普世的基础之上。
不过，边疆史的学习经验也告诉我，摇摆不定的草创中最容易孕育变革的创造力。用拉铁摩尔的话说，这就是文明的“边缘优势”。例如契丹、蒙古的兴起，他们既非来自农耕文明的最核心区域，也不是森林、草原深处最恪守游牧、渔猎传统的部落。正因为他们恰恰处在两种文明交界的地带，才对任何新事物都抱有接纳的宽容，时运眷顾时便能脱颖而出，创造伟业。
今天的宁夏、银川或许也正处于最尴尬境遇之中，在几十年的自我定位探索中反复受挫。但它毕竟已从甘肃的怀抱中脱离，在大胆的尝试和碰壁后或许确实可以为中国回族踏出一条文艺复兴的新路。文艺复兴不是回归传统，无论这种传统来自华夏还是天方，而是在解构传统后的托古改制。
当年的欧洲人把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建筑元素拼合到新建筑上，本质上也不过是一种缝合怪，但却开创了繁复精致的洛可可、巴洛克艺术风格。或许今天银川那些满大街不回不汉、不中不阿的怪异建筑装饰也会在未来成为这个文艺复兴时代的标志，伤疤也可能成为值得炫耀的纹身，只是这需要智慧和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