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里圣训实录》与《穆斯林圣训实录》正典化历程考:十至十一世纪的学术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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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里圣训实录》与《穆斯林圣训实录》正典化历程考:十至十一世纪的学术共识
摘要:
梳理两大圣训实录在伊斯兰学术史上确立最高正典地位的历史过程。阐明布哈里与穆斯林两部专著如何在成书后的两个世纪里,经由跨学派学者的反复检验与共同推崇,最终成为公认权威。
本文的内容来自布朗教授下面这本博士研究专著,可以结合上一篇当代圣训学的研究概况来阅读,本书的核心观点是,两圣训实录并非在成书之后,就立刻取得了不可挑战的正典地位,二者的权威是一个漫长的学术构建过程,历经10-11世纪,是逊尼派不同法学与教义学达成共识的产物,而非两位作者本人预知的结果。

布朗指出,东方学家注意到两圣训实录的崇高地位,但无法确定正典化的准确时间,部分学者将六大圣训集笼统视作一体,忽视了两圣训实录是所有圣训的核心,其余四部乃是后续附加的。
一套文本的正典地位高低,可以看共同体解读它时有多宽容,学者会尽力调和矛盾,维护文本的合理性,当宽容消失,正典地位就动摇,围绕两实录后来形成了一整套正典文化:学者主动维护两实录,美化作者生平,化解书中矛盾缺陷,而两作者写作时并没有想让自己的书成为整个社群的强制标准。
公元9世纪出现“健全圣训运动”,当时主流的圣训汇编如伊本·罕百里的《穆斯奈德》会同时收录健全和弱传述圣训,是两实录作者开启新路径,只汇编自己判定为健全的圣训,而这在当时是具有争议的革新,并非学界公认。
布哈里对传述链要求严苛,他要求传述人之间必须证明实际会面,他生前还卷入了重大教义争议,在有关经典受造说的问题上,他因为否认此说,而被呼罗珊排挤、驱逐,布哈里实际上并不属于任何学派,后世四大教法学派都试图把他归入自家阵营。
穆是布哈里的学生,他对传述链比布哈里宽松,只要两个人大致是同时代人,就允许根据某某传述,这种模糊链接,不必见面。
在二人逝世后的一代人时间中,很多同时代大圣训学者并不把两实录视作至高权威,雷伊派学者拉兹等人曾公开批评穆的实录随意收录有争议的传述,还担心此书会被异端拿来当做论战武器,穆不得不公开澄清,此书只是我和追随者的私人汇编,我并没有说所有健全圣训全部都在这里,不在此书不等于就是弱圣训。
9-10世纪圣训知识最首要的载体是师徒口头传授,即便有书,学者也要求必须当面听老师诵读,拿到传述许可,才有权传述书本内容,仅仅阅读抄本不足以获得权威。于是就会出现巨大矛盾,两圣训实录是写成书面的健全圣训集,而当时主流圣训文化仍然看重代代口传的活传述链,不承认一本书天然自带权威。早期大学者宁愿通过更早前辈的活传述链来传圣训,而不去引用两圣训实录的书面汇编。
到10世纪初,学术界重新搭建起了传述链,把两圣训实录里每一条圣训,通过另一套独立传述链再整理了一遍,代表学者承认两实录的文本内容值得投入巨大精力去重新溯源,但不等于承认两实录是绝对无误的正典。此时开始出现区域性的地方崇拜现象,穆的故乡内沙布尔的本地学者极力推崇他,朱尔詹地区则追捧布哈里,巴格达则汇集各家观点,伊斯法罕和中亚各有各的学术圈层,此时两实录的声望只是区域现象。
10世纪之后,学者开始构建一种新的认识论,他们希望找到一套公认的圣训评判标准,用来处理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辩,两实录开始被视作潜在标尺,但仍然面临大量批评,直到10世纪末,两实录已经是重要研究文本,但尚未获得全体乌玛共识背书的正典地位。
使得两实录正典化的关键人物是哈基姆·内沙布里(归真于1014年),他希望把两实录的筛选标准提炼成一套通用的评判工具,并以此来评判整个圣训系统,同时这套标准既要说服圣训派也要反驳穆尔太齐赖派。哈基姆主张存在大量圣训,满足两实录的健全标准,但没有被收录,因此他的作品《补录》就是搜集这类材料。
哈基姆所处在11世纪塞尔柱时代,此时逊尼派需要构建共同话语,调和沙斐仪、罕百里等不同学派的矛盾,哈基姆认为乌玛的共识可以给两实录背书。后续的学者承接了哈基姆的路线,在教法学理论中承认两实录的权威。这里布朗提醒读者,哈基姆本人并没有宣称两实录里每一条圣训都是毫无缺陷的,他只把两实录当做理想范本,而后世的正典文化才逐步抹除了这种保留态度。
此后两实录逐渐成为公认的基准,很多法学家本身不是圣训学家,他们直接援引两实录作为可靠参考,不必自己做原始传述人。布朗提醒,这种权威是指对话语境下的权威,对外辩论的时候拿两实录作为铁据,但在学派内部,学者依然可以批评或忽略两实录中的个别圣训,它更多是夸学派的论战工具。
11-12世纪沙斐仪学派的学者,有意识构建一套围绕两实录的正典文化,他们重新书写美化两位作者的传记,把早期针对二人的批评淡化或解释掉。沙斐仪学派也会化解两实录内部传述链的缺陷,调和二者之间的分歧,他们发展大量注解著作,尽力为书中看似有问题的传述做合理化解释,所谓宽容的原则就在这里体现了。
但是这套文化不是无人反对,此时仍然有学者指出两实录中部分传述存在瑕疵,只是公共话语环境越来越倾向维护两实录。
中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学界仍然允许对两实录内部个别圣训提出批评,此时质疑两实录某条传述链不等于离经叛道。
到13世纪,出现了伊本·萨拉赫,他提出乌玛已经达成共识,两实录内容全部健全,他大幅压缩批评空间,但即使是他,也承认个别条目存在讨论空间。此时已经形成了两种对立的立场,正统立场:为维护逊尼派共同体,保护两实录的正典地位,尽量压制公开批判;反传统派则认为:一部分圣训学者坚持,无论书籍多有名,都要以圣训批判学标准检验每一条传述,不能因为出自两实录就免于审查。
近代出现了一典型案例,穆罕默德·纳赛尔丁·艾勒巴尼,他是塞拉菲运动代表人物,他敢于公开批判两实录中的部分内容,此举引发了巨大争议,一部分现代学者指责他亵渎正典,另一部分支持他,认为他继承了中世纪圣训批判精神。布朗指出这标志着赛莱菲运动内部的分裂。
两实录正典化的过程是内外作用的结果,外有什叶派的威胁,为了应对,塞尔柱时代国家权力直接下令确立两实录的正典地位,统治者支持诵读、推广,苏非与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将两实录作为叙事符号,代表纯粹的初代信仰,以此对比后世的堕落,书本脱离纯粹学术考据领域,变成社群身份象征与灵性符号。
《布哈里圣训实录》与《穆斯林圣训实录》正典化历程考:十至十一世纪的学术共识
摘要:
梳理两大圣训实录在伊斯兰学术史上确立最高正典地位的历史过程。阐明布哈里与穆斯林两部专著如何在成书后的两个世纪里,经由跨学派学者的反复检验与共同推崇,最终成为公认权威。
本文的内容来自布朗教授下面这本博士研究专著,可以结合上一篇当代圣训学的研究概况来阅读,本书的核心观点是,两圣训实录并非在成书之后,就立刻取得了不可挑战的正典地位,二者的权威是一个漫长的学术构建过程,历经10-11世纪,是逊尼派不同法学与教义学达成共识的产物,而非两位作者本人预知的结果。

布朗指出,东方学家注意到两圣训实录的崇高地位,但无法确定正典化的准确时间,部分学者将六大圣训集笼统视作一体,忽视了两圣训实录是所有圣训的核心,其余四部乃是后续附加的。
一套文本的正典地位高低,可以看共同体解读它时有多宽容,学者会尽力调和矛盾,维护文本的合理性,当宽容消失,正典地位就动摇,围绕两实录后来形成了一整套正典文化:学者主动维护两实录,美化作者生平,化解书中矛盾缺陷,而两作者写作时并没有想让自己的书成为整个社群的强制标准。
公元9世纪出现“健全圣训运动”,当时主流的圣训汇编如伊本·罕百里的《穆斯奈德》会同时收录健全和弱传述圣训,是两实录作者开启新路径,只汇编自己判定为健全的圣训,而这在当时是具有争议的革新,并非学界公认。
布哈里对传述链要求严苛,他要求传述人之间必须证明实际会面,他生前还卷入了重大教义争议,在有关经典受造说的问题上,他因为否认此说,而被呼罗珊排挤、驱逐,布哈里实际上并不属于任何学派,后世四大教法学派都试图把他归入自家阵营。
穆是布哈里的学生,他对传述链比布哈里宽松,只要两个人大致是同时代人,就允许根据某某传述,这种模糊链接,不必见面。
在二人逝世后的一代人时间中,很多同时代大圣训学者并不把两实录视作至高权威,雷伊派学者拉兹等人曾公开批评穆的实录随意收录有争议的传述,还担心此书会被异端拿来当做论战武器,穆不得不公开澄清,此书只是我和追随者的私人汇编,我并没有说所有健全圣训全部都在这里,不在此书不等于就是弱圣训。
9-10世纪圣训知识最首要的载体是师徒口头传授,即便有书,学者也要求必须当面听老师诵读,拿到传述许可,才有权传述书本内容,仅仅阅读抄本不足以获得权威。于是就会出现巨大矛盾,两圣训实录是写成书面的健全圣训集,而当时主流圣训文化仍然看重代代口传的活传述链,不承认一本书天然自带权威。早期大学者宁愿通过更早前辈的活传述链来传圣训,而不去引用两圣训实录的书面汇编。
到10世纪初,学术界重新搭建起了传述链,把两圣训实录里每一条圣训,通过另一套独立传述链再整理了一遍,代表学者承认两实录的文本内容值得投入巨大精力去重新溯源,但不等于承认两实录是绝对无误的正典。此时开始出现区域性的地方崇拜现象,穆的故乡内沙布尔的本地学者极力推崇他,朱尔詹地区则追捧布哈里,巴格达则汇集各家观点,伊斯法罕和中亚各有各的学术圈层,此时两实录的声望只是区域现象。
10世纪之后,学者开始构建一种新的认识论,他们希望找到一套公认的圣训评判标准,用来处理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辩,两实录开始被视作潜在标尺,但仍然面临大量批评,直到10世纪末,两实录已经是重要研究文本,但尚未获得全体乌玛共识背书的正典地位。
使得两实录正典化的关键人物是哈基姆·内沙布里(归真于1014年),他希望把两实录的筛选标准提炼成一套通用的评判工具,并以此来评判整个圣训系统,同时这套标准既要说服圣训派也要反驳穆尔太齐赖派。哈基姆主张存在大量圣训,满足两实录的健全标准,但没有被收录,因此他的作品《补录》就是搜集这类材料。
哈基姆所处在11世纪塞尔柱时代,此时逊尼派需要构建共同话语,调和沙斐仪、罕百里等不同学派的矛盾,哈基姆认为乌玛的共识可以给两实录背书。后续的学者承接了哈基姆的路线,在教法学理论中承认两实录的权威。这里布朗提醒读者,哈基姆本人并没有宣称两实录里每一条圣训都是毫无缺陷的,他只把两实录当做理想范本,而后世的正典文化才逐步抹除了这种保留态度。
此后两实录逐渐成为公认的基准,很多法学家本身不是圣训学家,他们直接援引两实录作为可靠参考,不必自己做原始传述人。布朗提醒,这种权威是指对话语境下的权威,对外辩论的时候拿两实录作为铁据,但在学派内部,学者依然可以批评或忽略两实录中的个别圣训,它更多是夸学派的论战工具。
11-12世纪沙斐仪学派的学者,有意识构建一套围绕两实录的正典文化,他们重新书写美化两位作者的传记,把早期针对二人的批评淡化或解释掉。沙斐仪学派也会化解两实录内部传述链的缺陷,调和二者之间的分歧,他们发展大量注解著作,尽力为书中看似有问题的传述做合理化解释,所谓宽容的原则就在这里体现了。
但是这套文化不是无人反对,此时仍然有学者指出两实录中部分传述存在瑕疵,只是公共话语环境越来越倾向维护两实录。
中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学界仍然允许对两实录内部个别圣训提出批评,此时质疑两实录某条传述链不等于离经叛道。
到13世纪,出现了伊本·萨拉赫,他提出乌玛已经达成共识,两实录内容全部健全,他大幅压缩批评空间,但即使是他,也承认个别条目存在讨论空间。此时已经形成了两种对立的立场,正统立场:为维护逊尼派共同体,保护两实录的正典地位,尽量压制公开批判;反传统派则认为:一部分圣训学者坚持,无论书籍多有名,都要以圣训批判学标准检验每一条传述,不能因为出自两实录就免于审查。
近代出现了一典型案例,穆罕默德·纳赛尔丁·艾勒巴尼,他是塞拉菲运动代表人物,他敢于公开批判两实录中的部分内容,此举引发了巨大争议,一部分现代学者指责他亵渎正典,另一部分支持他,认为他继承了中世纪圣训批判精神。布朗指出这标志着赛莱菲运动内部的分裂。
两实录正典化的过程是内外作用的结果,外有什叶派的威胁,为了应对,塞尔柱时代国家权力直接下令确立两实录的正典地位,统治者支持诵读、推广,苏非与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将两实录作为叙事符号,代表纯粹的初代信仰,以此对比后世的堕落,书本脱离纯粹学术考据领域,变成社群身份象征与灵性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