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新城区近代清真寺史料钩沉:东新街清真寺等早期三座清真寺的兴建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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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新城区近代清真寺史料钩沉:东新街清真寺等早期三座清真寺的兴建与变迁

摘要:
依据文史资料与历史亲历者回忆,详细考述西安新城区早期三座代表性清真寺(含东新街清真寺等)自近代陇海铁路通车、外地回族穆斯林迁居西安后集资兴建、办学传教的历史脉络。






东新街清真寺

马增亮:东新街清真寺回顾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传入我国之后逐步发展演变而形成的。它是伊斯兰教徒举行宗教仪式、传授宗教知识的场所,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

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唐初,即有阿拉伯、波斯等国的商人、贡使和传教士在都城长安传播伊斯兰教,并修建了专供宗教生活的礼拜堂。礼拜堂,阿拉伯语叫“买斯志德”译成汉语是“叩拜之处”。元末明初,才逐渐出现了“清真寺”这一专用名称。

东新街清真寺,是外地穆斯林迁居西安以后,为了便于宗教生活而集资兴建的。原名新市区清真寺。以后,为区别于在其东边修建的建国巷清真寺,简称“西寺”。一九三四年,陇海铁路通车(修至)西安,河南、河北等省的一些贫苦群众乘火车来陕经商、做工,以谋生计。他们多在临近火车站的古城东北角比较空旷的新市区落脚,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大都住在民乐园周围的建国巷、小农村,红会街、菜市场和人民市场等地。这里就很自然地形成了外地穆斯林的小聚居区。

回族群众,全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封斋、礼拜、聚礼,以及生、死、婚,嫁和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离不开清真寺和阿訇。远去大皮院、化觉巷等老清真寺,又诸多不便。于是,就近修建一座清真寺就成了客户穆斯林的迫切愿望。

一九三六年,迁居西安较早、生活稳定下来的河南籍穆斯林王志俊、赵国云、 赵国增、白玉章、白俊卿、刘国恩和马鸿恩等人串联协商,拟在新市区建立清真寺。但是,外地迁来的回族群众,多数比较贫寒,要建一座像样的清真寺谈何容易。遂经多方商量,在穆斯林中募捐,于一九三七年租用了东新街一块空地(即东新街四百二十八号)盖起了简易的礼拜殿。西安市第一个客籍清真寺从此正式成立。据传,建寺过程中,汉族群众看到穆斯林的困难,纷纷伸手援助,有的义务帮工,有的赊销砖瓦。西安的老清真寺也同东新街清真寺经常来往,相互尊重,相互支持,老户、客籍穆斯林和睦相处,亲如一家。

嗣后,多次集资,不断扩建,逾三、四年,东新街清真寺才渐具规模。一个简易的四合院内,三间西厦房是大殿,四间东厦房是沐浴室,八间南房是阿訇的居室和中阿小学教室,三间二层楼房是讲堂。寺内除正常的宗教活动外,并招收了自愿攻读古兰经的青年“满拉”住寺学习。又办了一个中阿小学,免费或减费招收贫苦穆斯林学龄儿童。大阿訇王敬斋担任校长,北京成达师范毕业的赵明新为教员。以后,中阿小学学生增多,遂另设于西二路,更名伊斯兰小学。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改称西二路小学。



1938年东新街民乐园附近 图/@卡尔顿学院



1938年民乐园附近鸭子坑 图/@卡尔顿学院

清真寺的活动,主要靠阿訇主持。阿訇必须由有一定“尔林”(即文化),在群众中有较高威望和影响的人充任,而且要由社头出面,征得坊众同意,发出聘书,才能就职。东新街清真寺的首任阿訇是河南怀庆府人王志俊(王明德),继任者按顺序是:河北保定的马洪道、天津的王敬斋、河南通许县的刘志杰、甘肃的马新田、马德珍、尕西木、河南偃师县的兰玉坤、河南新野的李殿君等。

清真寺管理事务的人员,各地称呼不一,有的叫社头,有的称社长,还有的谓理事长,但都属于管理委员会性质。东新街清真寺第一任社长是河南开封的赵国云,社头有赵国增、白玉章、刘国恩、马鸿恩等。其后是保定的马玉山,开封的李金声、偃师的马占川、同心县的马俊德,以及刘国恩等。

全国四大名阿訇中,除王敬斋任过这里的教长(阿訇)外,达浦生和哈德成还分别来该寺视察。这些对东新街清真寺的巩固和发展均起了一定的作用。

东新街清真寺的地皮,是解放前租用国民党军队一个师长的财产。一九五一年西安市清理地产遗留问题,以人民币三千万元(旧币)卖给清真寺。同时,该寺又在坊众中集资五千一百万元(旧币),购买了东新街四百三十号、四百三十二号和四百三十四号的门面房三间、厦房两间,以及尚俭路一百三十九号的三间二层楼门面房。以后即用这几处的房租收入维持寺内的水、电、煤及阿訇、满拉、寺师傅的费用。

一九五八年全省清真寺大调整时,东新街清真寺并入建国巷清真寺,其址办了回民文化馆。“文革”中,回民文化馆停止活动。一九七一年,原属该寺的几名穆斯林协商,将寺院租给原西一路公社东新皮件厂做厂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宗教政策,根据穆斯林群众的要求,皮件厂于一九八五年三月迁出寺院。经西安市人民政府批准,寺产于一九八六年五月十四日正式移交穆斯林群众,东新街清真寺重新开放。



七八十年代的东新街清真寺



现东新街清真寺

赵明新:建国巷清真寺概况

抗日战争初期,日寇飞机狂轰滥炸,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河南郑州一带的回民,不堪日寇侵扰,携家带眷,背井离乡,结伴逃难来陕。西安时为大后方,又当西北要冲,商业集中,市面繁荣,逃难者多在火车站南北“抢码头”,经营小本生意或打短工谋生。民乐园周围是新市区,空地多,又有早些时候定居这里的豫籍回民所建的新市区清真寺,故新来者便“就寺而居”,在这一带搭棚、建房,暂度生活。时间一长,外籍穆斯林越聚越多,新市区清真寺就满足不了他们宗教生活的需要,遂产生筹建新寺倡议。一九三九年春,白俊卿(河南周口人,先在郑州住家,后逃难来陕)以三十八元硬币购得建国巷面积七分九厘,仅有一间简陋小屋的现在寺址,在赵国云(河南开封人,曾移居郑州,一九三五年夏来陕)的赞助下,略事整修,建起了建国巷清真寺。因在新市区清真寺之东,故又称“东寺”。属“依赫哇尼派”(新派)。

从一九三九年春到一九四0年春,经向穆斯林募捐,建国巷清真寺先后修建西屋三间为礼拜殿,东屋三间为水房(沐浴室),北屋五间为讲堂及阿訇住室,临街房五间中开大门。寺的规模虽小,但一应俱全。

白俊卿是建国巷清真寺的发起人,建寺过程中出力最多,经寺众共同商议,推其为社首。解放初,白辞职,寺务无着,暂由杜金生代管。迨一九五四年经坊众推选,由杜金生、杜光俊、李金生、海福曾、吕克同、巴世英、丁俊杰等人先后管理寺务。一九六一年第一次教改,革除了封建剥削制度,西安市成立了一个清真寺管委会,各清真寺设寺管小组,丁伯言以阿訇兼寺管会副主任身分管理东寺事务。“文化大革命”开始,丁伯言离开阿訇职位,东寺曾一度停止宗教活动,被中山门公社更生棉织厂所属的缝纫社占用。约一年后,穆斯林自发地在寺内作礼拜。一九七0年第二次教改“打宗反”运动中,西安市清真寺进行合并,全市仅保留了两座,一为莲湖区化觉巷清真寺,一为新城区建国巷清真寺。政府出面,组织穆斯林建立了建国巷清真寺民主管理机构,推选以刘国恩为主任,李长才、沙秀云(女)、马鸿恩、陈文彬,马振泉、海崇恩为委员的管理委员会。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四日重新组建寺管会,选狄彦臣(时年八十七岁)为主任,巴国英、赵明新为副主任,刘国恩杜光俊、张学礼、陈平容为委员。越半载,狄彦臣病逝,寺管会调整后,以杜光传为主任,巴国英、赵明新为副主任,刘国恩、张学礼、陈平容、马新生、古亮其李道顺为委员。一九八五年八月,寺管会任期届满,又改选白学彬为主任,赵明新、张学礼为副主任、刘国恩、杜光俊、古亮其、刘文德、尤鸿品、杜文明为委员。

建国巷清真寺的历任阿訇是:王怀琦,河南兰考县人,现任河南丁道口清真寺阿訇;刘子杰,河南通许县,已故;虎廷章,四川成都市人,己故;乌振明,西安市人,已故;刁明锋,河南许昌人,已故;法金祥,河南南阳西峡口人,已故;丁伯言,河南鲁山县人,现任西安市伊协副主任;马振兴,河北保定人,已故;陈文彬,河南周口人。现任阿訇是赵明新,河南开封人。建国巷清真寺的坊众分布在建国巷、自由巷、安乐巷、尚勤路、尚俭路及中山门一带,约一千余户,其中以小本经营牛羊肉和饮食业的个体户居多,也有少数国家干部和事、企业单位职工。由于历史原因和传统习俗,坊民文化水平低,科技人员少。据掌握,有代表性的文化人仅有赵保安(河南开封入,西北大学毕业,市七十二中副校长,已离休)、贾荣杰(河南沁阳人,西北大学毕业,省民委退休干部)、程连飞(山西运城人,西北电建局总工程师)、白全德(河南人,是中国科学院仅有的两个回民科技人员之一,现受科学院委托,每周巡回执教于郑州、西安、兰州三地)等数人。坊众虽同汉族杂居,但都能互相尊重,相安无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宗教政策进一步贯彻落实,宗教生活渐趋正常。鉴于建国巷清真寺原有房屋简陋,年久失修,倒塌危漏,影响正常的宗教活动,从一九八0年起,经政府资助,进行了大的修葺。原大殿扩建为一百八十平方米,北讲堂改建为沐浴室,在原东屋的地基盖了两间女沐浴室、一间停放和冲洗亡人间。修了锅炉房,整修了大门,安装了自来水管道。沐浴室及大小净处均用自来水喷头和龙头,废弃了汤瓶壶。同时,增建东屋二层楼房。全部建筑物统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五开间的大殿设计新颖,绿色圆顶,玻璃门窗,阳光充足,空气通畅,装有电灯、电扇,铺设地板和冬皮、夏席的拜垫。殿高十五米八,既具有伊斯兰教建筑物的特色,又不同于古老式清真寺的格调,是西安市目前仅有的一座新型的清真寺院。



建国巷北侧的平陵小吃部 图/@卡尔顿学院



建国巷清真寺 图/@峰峰



建国巷清真寺院落 图/@峰峰

马增亮:新城区的回民新村

新城区回民新村,座落在西安市东郊长乐西路的南侧,是一个较小的穆斯林聚居区。全村六十二户中,五十九户是回民,共二百二十多人。

一九五四年,为适应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西安市人民政府决定,拓宽东五路,并打开其东端的城墙,修一条沟通城内外的主干道。时东城墙外的顺城东路东沟一带,居住着抗日战争时期从豫、皖黄泛区逃难来的几十户群众,其中大部分是回民,而且还有穆斯林集资修建的一座简易清真寺。因此,主干道工程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要拆迁位于路基上的居民住房和清真寺。因这里的居民多以经营小本生意或打零工维持生计,收入甚微,过着“住的茅草房,吃的天天粮”的生活。所以,不仅迁徒地区要选择适当,而且时间不能拖得过长。否则,将会直接影响当地居民,特别是穆斯林的生活。据此,市政府确定了拆迁工作的两条原则:一是要从支援国家建设的大局出发,在规定范围的居民必须搬迁;二是要贯彻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集中就近安置。市民委经过调查研究,向市政府建议,征用距城较近的中南火柴厂以东、东关北廓门以北的一块空地,加以平整,集中安置穆斯林群众,同时修建一座清真寺。这样,既照顾了回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生活,又使他们的小商经营不受影响。对此,广大穆斯林拍手称快。

在拆迁过程中,由市民委出面,组织当地回民推选刘书祯、艾顺兴和李志中等人,组成拆迁划地小组,制订了安置规划。新址共占地六亩,西南角的一亩半修建清真寺,其余四亩半,沿清真寺的东、北各规划了八排和四排平房。政府资助,各户按指定位置,在规定的时限内,自迁自建。逾时一年,一排排平房拔地而起,共三十户、一百三十多名回民喜迁新居。同时,穆斯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群策群力地建起了伊斯兰教的宗教活动场所——清真寺。该寺坐北向南,中间是三间两坡瓦房的礼拜大殿,北屋是讲堂和阿訇住房,大门两边的南屋分别是礼拜前进行沐浴的水房和水井房,寺门四角挑檐,整个建筑虽不富丽堂皇,但却别具风格。因为这里居住的全是回民,故定名“回民新村”,清真寺也依村而名。

回民新村清真寺建成后的阿訇是河南人兰玉坤,满拉是丹安民,寺务由群众推选的管理委员会主持。前些年,该寺曾一度停止宗教活动,办成了工厂。随着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工厂已于一九八六年五月八日将寺产归还穆斯林,回民新村清真寺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

三十多年来,回民新村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家家户户翻建了房屋,添置了高档家具,物质生活明显提高。虽然多数人仍从事个体经营,但年轻一代都参加了工商企业工作,既有职工,也有干部。目前,他们正在党的关怀与照顾下,心情舒畅、精神饱满地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统一和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出处:1986年10月《新城文史资料汇编》第二辑



东城清真寺



特别鸣谢

卡尔顿学院、峰峰先生照片加持

网络图片,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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