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特辑（十三）战时与战后初期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
阿拉伯独立党恢复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担心1936~1939年的席卷全国的冲突再次发生,实际上禁止了巴勒斯坦阿拉伯方面的一切形式的政治活动,拒绝允许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结束流亡,返回国内。因此在战争开始前几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政党活动基本上消声匿迹,有的转入地下。巴勒斯坦也相对平静,阿拉伯人在战争期间基本上支持英国。
阿拉伯独立党成立后不久,由于陷入沙特阿拉伯和外约旦哈希姆家族斗争的旋涡而分裂,党的活动一度停止,甚至在1936—1939年的起义中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由于英国发表了1939年白皮书,支持阿拉伯团结,并且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地下武装发起的恐怖主义活动有所抑制,导致了阿拉伯独立党领导人态度的转变,采取了明显地亲英政策。1939年,阿拉伯独立党领导人阿伍尼·阿卜杜勒·哈迪和艾哈迈德·希勒米曾强烈要求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承认英国政策的变化,接受白皮书。后来,英国也发现这些人比穆夫提及其支持者对英国委任统治政府持一种更友好的态度,并且允许他们较早地返回巴勒斯坦。
在1939年,被英国军队拘留的阿拉伯独立党领导人从拘留营获释,出席了伦敦会议,讨论英国对未来巴勒斯坦的建议。40年代初,他们重新返回国内。但是,他们竞争者侯赛尼及其支持者继续在流放或被拘留中。艾哈迈德·希勒米回到巴勒斯坦,重返他银行董事长的职位(1930年他创立阿拉伯民族银行),阿卜杜勒·哈迪和哈吉·伊布拉欣被吸收进入董事会。此后,他们试图重新树立该党的政治影响,购买了有广泛读者的阿文报纸《巴勒斯坦》,成为他们和阿拉伯独立党发表政治主张的讲坛和舆论阵地。1943年8月,艾哈迈德·希勒米建立了阿拉伯民族基金会以便阻止向犹太人出售土地,进一步提高了党的威望。到战争结束时,阿拉伯民族基金会成为巴勒斯坦惟一有能力阻止把土地卖给犹太复国主义的机构,在农民和新兴的“中产阶级”中获得巨大的支持。到1944年夏天,阿拉伯民族基金会在大部分城镇和较大的村庄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办事处。
阿拉伯独立党和基金会日益大得人心的成功直接威胁到侯赛尼家族的威望,有人认为,一旦战争结束,阿拉伯独立党将会控制民族领导权力,加之该党领导人早已返回国内;另外,该党也获得了耶路撒冷其他显贵家族的同情。这些家族大多数不同意侯赛尼在1936~1939年起义中采取的行动。因此,阿拉伯独立党实际上已向阿拉伯社团内部处在权力顶峰的人提出了挑战。
1943年11月,阿拉伯独立党呼吁召开民族会议,其目的是想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领导机构,选派代表参加即将在开罗举行的讨论阿拉伯统一的会议。但是,这个提议遭到来自侯赛尼家族、一些市长和农村谢赫及其支持者的抵制;与此同时,还受到改革党和阿拉伯青年会议成员的联合抵制。当时改革党领导人侯赛因·法克里·卡利迪博士和亚库卜·古赛尼(拉姆拉的一个富裕的地主)从1937年被流放以来仍未回国,上述两个党派是支持侯赛尼的。
巴勒斯坦阿拉伯党重新活跃
当侯赛尼家族及其支持者拒绝阿拉伯独立党召开民族会议的呼吁后,1944年4月,巴勒斯坦阿拉伯党在耶路撒冷召开代表大会,来自巴勒斯坦各大城市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建立了中央委员会,陶菲克·萨里赫·侯赛尼(穆夫提的堂兄弟)任执行主席,在耶路撒冷、雅法、海法和纳布卢斯设立了党的办事处。雅法日报《保卫》虽未正式归党所有,但已成为其喉舌。阿拉伯银行向其提供资金。这个银行是1930年由阿卜杜勒·哈米德·舒曼在耶路撒冷建立的。
巴勒斯坦阿拉伯党还获得富图瓦的支持。这是一个准军事青年组织,在30年代中期由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创立(独立党没有类似的武装团体支持)。但是,由于该党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哈吉·阿明·侯赛尼和贾马勒·侯赛尼仍在境外流放;在起义期间委任统治政府于1937年接收了财政管理机构之后,阿伍加夫的资金损失使党继续受到困扰;加之穆夫提仍在德国避难,从事反对英国的宣传活动,使党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特别是国内的支持者,当盟国胜利的曙光已经看到,仍对穆夫提保持支持和忠诚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尽管如此,为了扩大影响,该党还是举行了几次公开集会,一次是阿明·塔米米的葬礼(1944年10月,他在罗德西亚南部流放期间逝世),另一次是11月贝尔福宣言发表周年纪念日。这些活动收到谋求同情者支持的效果。
阿拉伯国家的促和行动
1944年初,阿拉伯国家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建立阿拉伯国家联盟并且决定于9月在亚历山大召开各有关方面代表参加的会议。由于巴勒斯坦统治家族、政党之间的分歧、分裂未能就出席会议的人选问题达成一致共识。为此,出席亚历山大会议的阿拉伯国家决定任命以叙利亚外长贾马尔·马丹为首的代表团访问巴勒斯坦,试图弥合侯赛尼党和独立党以及其他政党之间的分歧,组成个统一的联合代表团参加亚历山大会议。但是,贾马尔·马丹未能获得成功。伊拉克首相努里·赛义德曾试图说服侯赛尼党人同意派党外的其他人率团出席会议,但也未获得成功。最后,巴勒斯坦6个政党终于同意派穆萨·阿拉米(1939年出席伦敦圆桌会议的代表)代表巴勒斯坦出席会议。实际上,亚历山大会议的第一次会议(9月25日)和第二次会议(9月28日)已经结束。穆萨·阿拉米以享有充分的代表资格出席了第三次会议。后来,他又以巴勒斯坦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了1945年2月28日举行的第四次会议。阿拉伯联盟公约的特别附件承认巴勒斯坦在法律上的独立,允许它参加联盟理事会的工作。
穆萨·阿拉米代表巴勒斯坦出席会议本身说明各政党之间的分歧是如此深刻,特别是各个政党都不愿意其他政党作为代表出席会议,害怕其影响超过自己的党。另外,阿拉米的当选进一步加剧了巴勒斯坦统治阶级内部的紧张关系。在亚历山大会议上,阿拉米承诺出资进行巴勒斯坦土地开发计划并且在伦敦、华盛顿和耶路撒冷建立阿拉伯情报机构,使其成为代表巴勒斯坦人观点的一个独特的并能发挥影响的部门。第一项任务就把阿拉米带进了与阿拉伯独立党和阿拉伯民族基金会的冲突之中。民族基金会希望获得对土地问题的控制权,对阿拉米的巴勒斯坦土地开发计划显然不感兴趣。第二项任务激起侯赛尼和巴勒斯坦阿拉伯党对他的恼怒,他们认为,他们作为民族运动的领导者不能由阿拉米在国外代表巴勒斯坦人及其要求。
1945年11月,贾马尔·马丹试图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统一的运动的目标获得了暂时的成功。在侯赛尼家族的坚持下,经过马丹的调解,重新恢复了1937年被英国解散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并且成为维系阿拉伯各党派的最高权力机构。这时组成的第二届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像第一届委员会一样仍处在侯赛尼家族的控制之下,致使其他政党和穆萨·阿拉米的退出。1946年,巴勒斯坦阿拉伯党负责人贾马尔·侯赛尼从罗得西亚南部结束流放回国,在他的坚持下组成了第三届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当侯赛尼家族和巴勒斯坦阿拉伯党保持着对最高委员会的控制时,阿拉伯独立党同其他党派“民族解放联盟”和“阿拉伯工人协会”联合组成一个单独的组织称“阿拉伯民族阵线”,试图与最高委员会相抗衡。但是,为了抗衡犹太复国主义日益增加的压力,为了希望在盟国关于巴勒斯坦未来的讨论中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因此,巴勒斯坦阿拉伯政治精英对加强政党间的团结有了一种迫切感。在阿拉伯国家联盟及其代表的支持与斡旋下,巴勒斯坦各政党、组织的分歧暂时弥合,建立了第四届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其中包括了第三届委员会和“阿拉伯民族阵线”的双方成员。贾马尔·侯赛尼当选为最高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的职务仍留给哈吉·阿明·侯赛尼(前些月,他被允许居住在埃及,但仍禁止他进入巴勒斯坦)。此外,艾哈迈德·希勒米（阿拉伯民族基金会董事长,独立党领导人)改革党领导人侯赛因·哈利迪博土也包括在内。1947年1月,阿拉伯最高委员会进步扩大,包括了另外4名巴勒斯坦阿拉伯党的领导人,侯赛尼派别就掌握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领导权。但是,在最高委员会中,完全缺少新兴的“中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这样,巴勒斯坦阿拉伯社团的领导权仍然掌握在传统的精英家族手中。
本文节选自《中东国家通史 巴勒斯坦卷》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担心1936~1939年的席卷全国的冲突再次发生,实际上禁止了巴勒斯坦阿拉伯方面的一切形式的政治活动,拒绝允许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结束流亡,返回国内。因此在战争开始前几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政党活动基本上消声匿迹,有的转入地下。巴勒斯坦也相对平静,阿拉伯人在战争期间基本上支持英国。
阿拉伯独立党成立后不久,由于陷入沙特阿拉伯和外约旦哈希姆家族斗争的旋涡而分裂,党的活动一度停止,甚至在1936—1939年的起义中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由于英国发表了1939年白皮书,支持阿拉伯团结,并且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地下武装发起的恐怖主义活动有所抑制,导致了阿拉伯独立党领导人态度的转变,采取了明显地亲英政策。1939年,阿拉伯独立党领导人阿伍尼·阿卜杜勒·哈迪和艾哈迈德·希勒米曾强烈要求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承认英国政策的变化,接受白皮书。后来,英国也发现这些人比穆夫提及其支持者对英国委任统治政府持一种更友好的态度,并且允许他们较早地返回巴勒斯坦。
在1939年,被英国军队拘留的阿拉伯独立党领导人从拘留营获释,出席了伦敦会议,讨论英国对未来巴勒斯坦的建议。40年代初,他们重新返回国内。但是,他们竞争者侯赛尼及其支持者继续在流放或被拘留中。艾哈迈德·希勒米回到巴勒斯坦,重返他银行董事长的职位(1930年他创立阿拉伯民族银行),阿卜杜勒·哈迪和哈吉·伊布拉欣被吸收进入董事会。此后,他们试图重新树立该党的政治影响,购买了有广泛读者的阿文报纸《巴勒斯坦》,成为他们和阿拉伯独立党发表政治主张的讲坛和舆论阵地。1943年8月,艾哈迈德·希勒米建立了阿拉伯民族基金会以便阻止向犹太人出售土地,进一步提高了党的威望。到战争结束时,阿拉伯民族基金会成为巴勒斯坦惟一有能力阻止把土地卖给犹太复国主义的机构,在农民和新兴的“中产阶级”中获得巨大的支持。到1944年夏天,阿拉伯民族基金会在大部分城镇和较大的村庄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办事处。
阿拉伯独立党和基金会日益大得人心的成功直接威胁到侯赛尼家族的威望,有人认为,一旦战争结束,阿拉伯独立党将会控制民族领导权力,加之该党领导人早已返回国内;另外,该党也获得了耶路撒冷其他显贵家族的同情。这些家族大多数不同意侯赛尼在1936~1939年起义中采取的行动。因此,阿拉伯独立党实际上已向阿拉伯社团内部处在权力顶峰的人提出了挑战。
1943年11月,阿拉伯独立党呼吁召开民族会议,其目的是想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领导机构,选派代表参加即将在开罗举行的讨论阿拉伯统一的会议。但是,这个提议遭到来自侯赛尼家族、一些市长和农村谢赫及其支持者的抵制;与此同时,还受到改革党和阿拉伯青年会议成员的联合抵制。当时改革党领导人侯赛因·法克里·卡利迪博士和亚库卜·古赛尼(拉姆拉的一个富裕的地主)从1937年被流放以来仍未回国,上述两个党派是支持侯赛尼的。
巴勒斯坦阿拉伯党重新活跃
当侯赛尼家族及其支持者拒绝阿拉伯独立党召开民族会议的呼吁后,1944年4月,巴勒斯坦阿拉伯党在耶路撒冷召开代表大会,来自巴勒斯坦各大城市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建立了中央委员会,陶菲克·萨里赫·侯赛尼(穆夫提的堂兄弟)任执行主席,在耶路撒冷、雅法、海法和纳布卢斯设立了党的办事处。雅法日报《保卫》虽未正式归党所有,但已成为其喉舌。阿拉伯银行向其提供资金。这个银行是1930年由阿卜杜勒·哈米德·舒曼在耶路撒冷建立的。
巴勒斯坦阿拉伯党还获得富图瓦的支持。这是一个准军事青年组织,在30年代中期由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创立(独立党没有类似的武装团体支持)。但是,由于该党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哈吉·阿明·侯赛尼和贾马勒·侯赛尼仍在境外流放;在起义期间委任统治政府于1937年接收了财政管理机构之后,阿伍加夫的资金损失使党继续受到困扰;加之穆夫提仍在德国避难,从事反对英国的宣传活动,使党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特别是国内的支持者,当盟国胜利的曙光已经看到,仍对穆夫提保持支持和忠诚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尽管如此,为了扩大影响,该党还是举行了几次公开集会,一次是阿明·塔米米的葬礼(1944年10月,他在罗德西亚南部流放期间逝世),另一次是11月贝尔福宣言发表周年纪念日。这些活动收到谋求同情者支持的效果。
阿拉伯国家的促和行动
1944年初,阿拉伯国家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建立阿拉伯国家联盟并且决定于9月在亚历山大召开各有关方面代表参加的会议。由于巴勒斯坦统治家族、政党之间的分歧、分裂未能就出席会议的人选问题达成一致共识。为此,出席亚历山大会议的阿拉伯国家决定任命以叙利亚外长贾马尔·马丹为首的代表团访问巴勒斯坦,试图弥合侯赛尼党和独立党以及其他政党之间的分歧,组成个统一的联合代表团参加亚历山大会议。但是,贾马尔·马丹未能获得成功。伊拉克首相努里·赛义德曾试图说服侯赛尼党人同意派党外的其他人率团出席会议,但也未获得成功。最后,巴勒斯坦6个政党终于同意派穆萨·阿拉米(1939年出席伦敦圆桌会议的代表)代表巴勒斯坦出席会议。实际上,亚历山大会议的第一次会议(9月25日)和第二次会议(9月28日)已经结束。穆萨·阿拉米以享有充分的代表资格出席了第三次会议。后来,他又以巴勒斯坦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了1945年2月28日举行的第四次会议。阿拉伯联盟公约的特别附件承认巴勒斯坦在法律上的独立,允许它参加联盟理事会的工作。
穆萨·阿拉米代表巴勒斯坦出席会议本身说明各政党之间的分歧是如此深刻,特别是各个政党都不愿意其他政党作为代表出席会议,害怕其影响超过自己的党。另外,阿拉米的当选进一步加剧了巴勒斯坦统治阶级内部的紧张关系。在亚历山大会议上,阿拉米承诺出资进行巴勒斯坦土地开发计划并且在伦敦、华盛顿和耶路撒冷建立阿拉伯情报机构,使其成为代表巴勒斯坦人观点的一个独特的并能发挥影响的部门。第一项任务就把阿拉米带进了与阿拉伯独立党和阿拉伯民族基金会的冲突之中。民族基金会希望获得对土地问题的控制权,对阿拉米的巴勒斯坦土地开发计划显然不感兴趣。第二项任务激起侯赛尼和巴勒斯坦阿拉伯党对他的恼怒,他们认为,他们作为民族运动的领导者不能由阿拉米在国外代表巴勒斯坦人及其要求。
1945年11月,贾马尔·马丹试图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统一的运动的目标获得了暂时的成功。在侯赛尼家族的坚持下,经过马丹的调解,重新恢复了1937年被英国解散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并且成为维系阿拉伯各党派的最高权力机构。这时组成的第二届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像第一届委员会一样仍处在侯赛尼家族的控制之下,致使其他政党和穆萨·阿拉米的退出。1946年,巴勒斯坦阿拉伯党负责人贾马尔·侯赛尼从罗得西亚南部结束流放回国,在他的坚持下组成了第三届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当侯赛尼家族和巴勒斯坦阿拉伯党保持着对最高委员会的控制时,阿拉伯独立党同其他党派“民族解放联盟”和“阿拉伯工人协会”联合组成一个单独的组织称“阿拉伯民族阵线”,试图与最高委员会相抗衡。但是,为了抗衡犹太复国主义日益增加的压力,为了希望在盟国关于巴勒斯坦未来的讨论中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因此,巴勒斯坦阿拉伯政治精英对加强政党间的团结有了一种迫切感。在阿拉伯国家联盟及其代表的支持与斡旋下,巴勒斯坦各政党、组织的分歧暂时弥合,建立了第四届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其中包括了第三届委员会和“阿拉伯民族阵线”的双方成员。贾马尔·侯赛尼当选为最高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的职务仍留给哈吉·阿明·侯赛尼(前些月,他被允许居住在埃及,但仍禁止他进入巴勒斯坦)。此外,艾哈迈德·希勒米（阿拉伯民族基金会董事长,独立党领导人)改革党领导人侯赛因·哈利迪博土也包括在内。1947年1月,阿拉伯最高委员会进步扩大,包括了另外4名巴勒斯坦阿拉伯党的领导人,侯赛尼派别就掌握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领导权。但是,在最高委员会中,完全缺少新兴的“中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这样,巴勒斯坦阿拉伯社团的领导权仍然掌握在传统的精英家族手中。
本文节选自《中东国家通史 巴勒斯坦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