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 Yusuf Abu Hattab，今年65岁。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当大多数人在计算日子时，他却在清点遗体。从2023年10月15日至今，他亲手埋葬了超过 18,000 名在 Israeli 种族灭绝行动中遇难的同胞。

由于占领军无休止的轰炸，Gaza 的丧葬系统早已彻底崩溃。这位老人每天在万人坑前超负荷工作，只为了让死者能入土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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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心碎的是，他甚至没时间为自己死于战火的儿子和兄弟哀恸。他一边擦干眼泪，一边继续挖掘。

这不是电影桥段，这是发生在 Gaza 每一秒的现实。

“我还在埋葬他们，我在向全世界祈求帮助。” —— Yusuf Abu Hattab 查看全部

1931年11月,英国陆军中将阿瑟·沃科普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犹太移民活动逐渐恢复。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上台,特别是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通过之后,致使大批犹太人逃亡,加之,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关闭了犹太人移居的大门,因此,来到巴勒斯坦“希望之乡”的移民史无前例的猛增。1935年约有6.2万移入巴勒斯坦,是1931年的15倍。当时,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预言,按这种“收容率”到1947年犹太人将会占当地人口的多数。犹太人的大量涌入引起了阿拉伯人的极度不安。1933年10月,耶路撒冷、雅法等地相继爆发了抗议活动并且与前来镇压的警察发生冲突,其中1名警察死亡,25人受伤,参加示威的阿拉伯人12人被警察打死,78人受伤。1935年11月,根据国际联盟盟约和巴勒斯坦委任统治书第二条的规定,阿拉伯人向高级专员政府提出建立民主政府的要求。一个月后,高级专员沃科普提出成立立法会议的建议。立法会议拟议由11名穆斯林,7名犹太人,3名基督教徒,2名工商界代表和5名英国官员组成。在宣布这个建议的同时,高级专员声称,不管任何社团参加与否,他将逐渐成立立法会议。阿拉伯人宣布支持高级专员的建议并表示予以合作。犹太复国主义则反对这个建议,明确宣布不予合作。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自治再推迟若干年,直到犹太人占多数。犹太复国主义的主张获得了英国下院的支持,因此,1936年4月,高级专员不得不承认自治计划被推迟。阿拉伯人对英国的不满日益强烈。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零星攻击发展到以反对英国为主的全国性的总罢工,即著名的1936~1939年的起义。为了领导这场起义,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成立。到10月中旬,为了能使皮尔调查团成行,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国王的劝说下,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在没有达到目标的情况下,宣布总罢工结束。

1936年11月,皮尔调査团及其同僚来巴勒斯坦调査。调查团用了7~8周时间听取了高级专员政府和犹太人的意见,安排听取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意见的时间只有5天,而且调查团的部分成员还去安曼会见了阿卜杜拉国王。


在调査过程中,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坚持认为,尽管巴勒斯坦发生了一些暴力行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是可以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的;任何一方都不应支配另一方,而且也不应该被一方所支配;犹太复国主义将接受对等原则;如果成立立法会议,不管将来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比例是多少,他们决不会要求超过均等的会议成员(当时犹太人还不到巴勒斯坦总人口的1/3)。另外,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还认为,不应该釆取任何措施限制犹太移民和获得土地,也不应该采取任何限制措施来阻止犹太人成为巴勒斯坦人口的多数。


1937年7月,皮尔公布了调查报告。皮尔调査团认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已无法共同相处,于是提出了一个分治计划。其主要内容是:结束委任统治,把巴勒斯坦分为三部分,一个阿拉伯国家,一个犹太国,其余地区置于英国的管辖之下。在分治计划中犹太国约占全境的1/3,从现在以色列北部边境直到雅法以南的沿海地区,境内拥有30万犹太人和29万阿拉伯人,绝大部分土地归阿拉伯人所有。英国管辖的地区包括:“耶路撒冷、伯利恒、一条通往雅法(在阿拉伯国内)和阿克、萨法德、太巴列和拿撒勒(犹太国内)的走廊。阿拉伯国包括其余的地区及内格夫沙漠,它将与外约旦合并。因为犹太国占有一切最肥沃的土地,为此,犹太国每年应向阿拉伯国付出一笔补偿金。
皮尔分治决议受到犹太人的严厉攻击。非犹太复国主义者拒绝建立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斥责这个方案违反了贝尔福宣言;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分治计划虽未立即关门,但却声称,分治在外约旦被划分出去时就已实现,并说进一步缩小民族之家是违反委任统治书的条文精神;魏兹曼对分治计划十分感兴趣,因为这毕竟是他们多年为之奋斗的梦想。同年8月,在苏黎世召开的第20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犹太复国主义拒绝了皮尔分治计划。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公开抨击分治计划。他们反对的主要原因是:犹太国内包括7/8的巴勒斯坦柑橘园和77%的阿拉伯人所占有的土地,拟议建立的阿拉伯国在经济上将不能自给,将要依赖犹太国;犹太国无限制接收移民会使阿拉伯人受到政治上、经济上无穷无尽的侵犯。由于各方反对,1937年12月,英国宣布放弃了皮尔分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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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白皮书发表后,尽管阿犹双方对此均不满意,但是,巴勒斯坦还是平静了几年,没有发生较大规模的冲突和内部动乱。然而由于动乱的根源——犹太移民的不断增加,占有土地的不断扩大——从根本上没有排除,因此,动乱和冲突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

1928~1929年,围绕“西墙”阿犹双方又起风波。酉墙是穆斯林磬石圆顶寺围墙的一部分,也曾是犹太圣殿的废墟所在地,相传先知穆罕默德夜行登宵时神马停在那里,因此阿拉伯人称其为卜拉格(Buraq)。1929年8月15日,是犹太人纪念圣殿被毁的日子,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修正派(即激进派)举行示威活动,示威者高唱者犹太复国主义的颂歌(即现在的以色列国歌),在西墙上升起了他们的旗帜(即现在的以色列国旗),还提出犹太人应是西墙的主人。犹太人的行动无疑刺激了阿拉伯人。第二天,在同一地点,巴勒斯坦穆斯林举行了一次仪式并且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骚乱。正当阿犹双方情绪激愤、关系异常紧张时,一个犹太小男孩把球踢进了一家阿拉伯人的菜园,那个男孩被阿拉伯人杀害,英国警察逮捕了那个阿拉伯肇事者。这件事成为阿犹大规模冲突的导火线。双方相互袭击的事件不断发生,而且还蔓延到希伯伦、雅法、海法和萨法德等地。8月23日,阿拉伯人举行了有穆夫提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袭击了耶路撒冷的犹太人。8月26日,犹太人袭击了耶路撒冷的一所清真寺,杀死了伊玛目。同一天,另一所穆斯林的礼拜殿被毁,先知的坟墓受到了亵渎。

英国高级专员约翰·钱塞勒于8月29日返回巴勒斯坦,他宣布阿拉伯领导人应对暴行负责。在袭击事件中,犹太人死133名伤339人、其中在医院治疗的有198人;阿拉伯人死116名,几乎全部是被委任统治当局的士兵和警察所杀。在医院治疗的受伤者23人。被审讯者达1千人以上,萁中90%是阿拉伯人。此外,25名阿拉伯人和1名犹太人被处以死刑。
事件之后,英国政府派出了以沃尔特·肖为首的调查团来巴勒斯坦调查最近暴乱发生的直接原因并提出防止暴乱复发的建议;国际联盟派出了自己的西墙调查团来寻求“关于圣所问题的解决办法”;英国还派出霍普·辛普森代表团研究并报告有关土地安排、移民和发展情况。
委任统治政府高级专员钱塞勒认为,发生动乱的原因是:“犹太人进一步购买可耕地并使原有土地上的阿拉伯耕种者被驱逐,因此,产生无地的农民阶级”。肖委员会的报告说:“阿拉伯人确信,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和购买土地的结果将是作为一个民族的阿拉伯人完全处于从属地位,他们民族的土地被剥夺,他们的人民被驱逐而大量失业。"辛普森的报告说,“如果巴勒斯坦所有的可耕地在阿拉伯农业人口中分配,不足以提供给每个家庭象样的生活;除非灌溉的普遍使用以及阿拉伯人采取更先进的耕作方式。如果要继续保持农民当前的生活水平,已没有增加移民的余地。
1930华10月,英国殖民大臣综合了各调查团的报告,发表了的帕斯菲尔德自皮书。其主要内容是:重新确认了1922年白皮书的要点;强调英国对阿犹所承的义务同等重要并可以协调一致;建议按以前拟议的方针成立一个立法会议;对于土地和移民问题,白皮书基本上采纳了霍普·辛普森的建议,提出阿拉伯农民生活贫困,委任统治政府的迫切任务应该是协助阿拉伯人发展农业;鉴于阿拉伯人失业严重而且广泛蔓延,白皮书说,如果犹太移民活动阻碍了任何阿拉伯人的就业,则应停止移民。
犹太复国主义激烈地反对辛普森报告和1930年的白皮书。魏兹曼抗议说,白皮书与委任统治条款不一致,并通知帕斯菲尔德,说他辞去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纸织和犹太代办处主席的职务。在许多西方国家犹太复国主义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特别在英国,犹太复国主义动员、组织抗议英国官方政策的活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犹太复国主义的活动受到英国主要政治家们的公开支持。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并不完全满意白皮书,但是巴勒斯坦领导人仍然受到白皮书对移民和土地购买新立场的安慰,他们希望有利于阿拉伯人的变化即将来临。因此,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导人对英国保持若一种友好的态度。阿拉伯执行委员会在贝尔福宣言周年纪念日前夕发表的布告,第一次没有号召举行罢市进行抗议。但是,学生高级委员会仍号召罢课抗议英国的政策。另外,在30年12月,巴勒斯坦的社会名流贾马尔·侯赛尼与英国殖民部官员的会谈中持某种通情达理的立场,甚至有条件地同意出席包括巴勒斯坦犹太人代表参加的圆桌会议,而条件是非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魏效曼本人不能出席会议。
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抗议下,英国开始从白皮书的立场上后退。1930年11月,即在犹太代办处邀请高级专员就白皮书进行会谈前夕,委任统治政府告知阿拉伯们人,声称它已同意发放1500名移民入境证书;同月,麦克唐纳公布了他对白皮书的疑虑;1931年月,帕斯非尔德通知高级专员钱塞勒说,“鉴于反对白皮书的呼声,寻找一个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合作办法是必要的”1931年2月,麦克唐纳给魏兹曼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他坚持高级专员政府欲意遵守“委任统治的立场”,认为英国不仅对巴物斯坦犹太人也对世界犹太人负有义务”;他承诺继续“奉行犹太民族之家的政策,继续扩大定居区和增加移民”;此外,他还对“坚持犹太劳工在犹太企业工作的政策表示宽恕(犹太企业排除阿拉伯劳工)”这样麦克唐纳的信削弱了白皮书所坚持的几乎每一个立场,实际上完全否定了白皮书。魏兹曼把此信看作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它能使犹太人在今后的年代里获得重要的收获。
阿拉伯人把麦克唐纳的信称为“黑信”,他们感到悲痛和愤慨，并对英国背信弃义的行为提出抗议。阿拉伯人还把这封信看作是犹太复国主义对白厅和威斯敏斯特(英国议会所在地）有决定性影响的证据。从此之后,他们期望英国策的公正已成为不可能的事。巴勒斯坦阿拉伯政治精英们受到麦克唐纳信的严重打击。在同高级专员的会谈中,他们说他们在公众面前的地位变得“不稳定和令人担忧”。在抗议信中,他们公开表示对委任统治政府已失去了信任,并且激烈反对犹太人抵制阿拉伯劳工的法令。在向阿拉伯民众发表的声明中,阿拉伯执委会宣布对英国已失去了一切希望和信任并转向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寻求帮助。执委会号召采取“合法的积极的斗争”恢复巴勒斯坦人被侵犯的权利。1931年3月,路透社报道说,阿拉伯人对麦克唐纳的信表示的义愤已上升到狂热的程度。
本文节选自《中东国家通史 巴勒斯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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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7月1日,英国第一任高级专员在巴勒斯坦就职,标志着委任统治的开始,比委任统治正式生效提前了三年多。英国首任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是一位英籍犹太人,曾在英国政府中担任过国务大臣,是一位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者。他的副手、主任秘书温特姆·迪兹虽不是犹太人,但却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者。监察总长诺尔曼·本特威奇是一位英籍犹太律师兼学者,也是位犹太复国主义者。另外,耶路撒冷地区行政长官罗纳德·斯托尔斯、最高移民官员阿尔伯特·海姆森都是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有一批英籍犹太人官吏分布在委任统治政府的各个部门。各个部门的领导人和高级专员组成政府内阁。巴勒斯坦的立法和行政权掌握在委任统治政府和高级专员手中,他们是巴勒斯坦命运的主宰,其政策导向至关重要。除此之外,还组成了一个咨询委员会,由10名英国官员,4名穆斯林,3名基督教徒和3名犹太人组成。1922年,巴勒斯坦人口中穆斯林59万人,基督教徒7.3万人,犹太人8.4万人,其他民族将近1万人,在总人口75.5万人中,穆斯林约占78%,犹太人约占11%,穆斯林是犹太人数的7倍,但在咨询委员会中只比犹太人多1名代表。由此来看,委任统治政府倾向偏袒那一方是很明显的。原计划还要产生一个立法委员会,但是在代表比例上各方意见分歧,未能成立。

犹太民族委员会是巴勒斯坦犹太人的代表,高级专员承认其为犹太社团的代表机构,管理着犹太人的日常事务并且向英国委任统治政府提出有利于犹太人的行动建议;另外,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代表着世界各地30多个犹太复国主义团体,实际上是一个影响英国巴勒斯坦政策的院外集团,其执行委员会的有些成员也在巴勒斯坦工作。犹太复国主义执行委员会被认为是一个巴勒斯坦的准政府。它奉行伦敦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所制定的政策,特别是当委任统治政府同犹太复国主义执行委员会之间意见分歧时,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说服英国内阁和下院采纳犹太复国义方针方面,往往要比外交大臣或殖民大臣在争取对委任统治政府支持方面,更为有效。

代表巴勒斯坦大多数人民(穆斯林和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的是阿拉伯执行委员会,其主席是出身于耶路撤冷望族的穆萨·卡齐姆·侯赛尼(直到1934年)。1936年,阿拉伯人又建立了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上述两个组织作为阿拉伯社团的发言人,一般民众基本上是支持它们立场的。但是,英国委任统治政府拒不承认这两个组织,其表面的理由是,它们不是由民众普选产生的,而政府的官员私下承认说,“拒绝承认并不是由于它们在人民中间的代表资格有问题,而事实是它们反对委任统治政府执行的原则”。只有不发表包含贝尔福宣言在内的与委任统治相抵制的决议,阿拉伯人的集会才被英国看作是有代表性的。在危机时期,英国把它们看作既成事实的阿拉伯社团的发言人,与其进行谈判;但是在和平时期,英国却忽略了它们的实际存在。此外,英国委任统治政府于1921年设立了一个穆斯林最高委员会来处理穆斯林的宗教事务,特别是掌握宗教、捐款和穆斯林法庭。其主席是哈吉·阿明·侯赛尼。随后,他又经高级专员塞缪尔默许成为耶路撒冷穆夫提。

上述三方势力在巴勒斯坦展开争斗:英国决心履行贝尔福宣言的承诺和委任统治书的条款,建立犹太民族之家;犹太复国主义主要目的是增加犹太移民,扩大土地占领,最后夺取巴勒斯坦;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决心保卫自己的家园不被外人夺取。但是,他们在同当时的超级强权国家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中力不从心。

英国委任统治巴勒斯坦的主要目的就是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英国政府否认自己的存在感到无比愤怒,贝尔福宣言把他们称为“非犹太社团”,委任统治书则描写为“民众的其他部分”。委任统治书给“犹太代办处”一个特殊的地位,但对阿拉伯人除了通过宗教领袖之外完全未提到有其他任何代表。英国的委任统治和犹太移民的增加激起了阿拉伯人的不满和愤慨,1920年4月,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抗议英国不履行战争期间允许阿拉伯人独立的诺言,要求民族独立。

1921年5月1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委任统治当局放宽移民入境的政策不满,袭击了雅法的一个犹太移民招待所,杀死了一些在那里等待安置的犹太人,后来犹太人进行报复,在冲突中,据估计双方共死亡95人,其中阿拉伯人48名,犹太人47名,受伤219人,其中阿拉伯人75名,犹太人146名。

为了消除阿拉伯人对英国政策的疑虑和愤懑,英国政府感到对贝尔福宣言应作出了一种权威性的解释,于是1922年6月发表了丘吉尔白皮书。

白皮书声称,委任统治政府继续执行贝尔福宣言,但无意使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语言或文化会消失或者使之处于从属地位；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是“出于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默许”;犹太移民无论如何不能超越国家经济的吸收能力所受的程度。白皮书还声明,英国不打算将整个国家改变成为一个犹太民族之家,这是根本行不通的。白皮书还建议成立一个立法委员会。拟议成立的立法委员会由10名英国官员和12名非官员组成,其中穆斯林代表8名,基督教和犹太人各2名。阿拉伯人抵制了这个建议,一是阿拉伯人拒绝承认委任统治的合法性;二是拟议中的立法委员会确实明显地对阿拉伯人不利,因为他们选出的10名委员同10名英国官员和2名犹太人委员相比处于少数,他们的意见很容易被否决。

以魏兹曼为首的犹太复国主义主流派接受了丘吉尔白皮书,并且向英国保证,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活动将遵循英国的政策行事。他还强调,犹太复国主义者理解移民入境必须按巴勒斯坦经济能力加以控制。此外,他对白皮书确认的犹太民族之家永远不会成为占优势的因素而不满意。

阿拉伯人拒绝了丘吉尔白皮书。阿拉伯人拒绝接受英国以贝尔福宣言为基础的任何政策,包括委任统治在内。阿拉伯人认为他们的历史权利要比犹太人的历史权利大得多,其理由是,巴勒斯坦甚至在犹太人到达那里之前就有土著居民,而且这个土著人口世世代代以来没有改变,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当地的土著居民的后裔。他们还认为白皮书把巴勒斯坦排除在英国允诺的阿拉伯国家之外的辩解是脆弱的。阿拉伯人继续担心,除非英国的政策发生变化,否则犹太民族之家将会使阿拉伯人在人口、语言和文化方面处于从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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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土耳其加入德国一方同英国、法国、俄国作战。为了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为了获得阿拉伯人对英国的支持,在战争的艰苦年代,1915-1916年期间,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与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多次交换信件。英国政府答应侯赛因要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要求并且保证战争结束后立即让阿拉伯人实现独立。只是在涉及到国家的疆域时麦克马洪复信说:“梅尔辛和亚历山大勒塔这两个地区,以及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以西的叙利亚部分地区不能认为是纯粹的阿拉伯地区,因此不应包括在(您)所要求的疆界之内。”作为对这一承诺的回报,阿拉伯人发动了反对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的起义,给协约国的军队以大力支持并且为最终打败奥斯曼帝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不久,英国就背叛了向阿拉伯人所做出的承诺。至于巴勒斯坦,虽然麦克马洪在25年后仍辩解说,在他心目中,1915年的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中许诺给阿拉伯人的土地从未包括巴勒斯坦在内,但是多数学者、政治家认为巴勒斯坦应包括在英国承诺建立的独立国家的疆界之内。

1916年5月,麦克马洪向侯赛因的承诺刚过7个月,法国代表乔治·皮柯特和英国代表马克·赛克斯签订了“分割奥斯曼帝国的三方秘密协议”,后来称赛克斯——皮柯特协定。协定要求将巴勒斯坦从叙利亚分离,置于国际管理之下,最后的命运将在美国和其他欧洲盟国代表也出席的和平会议上决定。

这项协定一直向阿拉伯人保密。侯赛因从土耳其政府领导人那里获悉了协定内容并要求英国对此作出解释,英法向阿拉伯人再次保证:“法国和大英帝国在德国发动的东方战争中所追求的目标是处在土耳其长期压迫下的人民获得完全的明确的自由,从当地民众主动自由选择的权力机构过渡到民族政府和行政机构的建立;法国和大英帝国同意鼓励并支持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以及他们求得解放的领土上建立当地政府和行政机构。”侯赛因对英法的保证深信不疑,阿拉伯人继续同英国军队一起奋勇战斗。

1917年对巴勒斯坦来说是关键的一年。2月,一支英国正规军越过埃及边界进入巴勒斯坦。同年3、4月间,英军在加沙的战斗中两度被击败,伤亡惨重,战争陷人疆局,迫使英国不得不撤换军队的司令官。1917年7月,阿拉伯起义军占领亚喀巴,巴勒斯坦的战局才有所转变。同年10月,英军占领比尔谢巴。11月12日夜间,英军攻克加沙城,7日全部占领加沙地区。11月6日,英军攻占雅法。12月9日,英国军队占领耶路撒冷,年底前杰里科相继被占。英军司令艾伦比在评价阿拉伯人起义时说,他们对英国事业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无法估价的”。

正当阿拉伯人协同英国军队与奥斯曼部队在巴勒斯坦浴血奋战时,英国政府不但再次背弃了自己的承诺而且还向自己的盟友阿拉伯人背上捅了一刀。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给英国犹太社团首脑罗思柴尔德一封信,后称贝尔福宣言。其内容是:“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必须明白理解,绝不应使巴勒斯坦现在非犹太社团的公民权和宗教权利或其他任何国家内的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受到损害”。贝尔福宣言的发表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推动力,使其起死回生。

贝尔福宣言是在阿拉伯人不了解和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发表的,尔后,巴勒斯坦英国军事统治者当局竭尽全力禁止宣言的消息在“非犹太居民”中流传,直到1920年,贝尔福宣言才在巴勒斯坦正式出版。当阿拉伯人得知贝尔福宣言之后,他们为之震惊和愤怒,并向英国政府提出了抗议。侯赛因得知宣言后,请求英国政府对此作出解释。英国政府说,它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只以“与现有的人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自由相适应为度”。谢里夫侯赛因对此感到满意。阿拉伯学者认为,“英国政府发表贝尔福宣言的时候,它在巴勒斯坦根本没有任何主权、统治权或其他权利,因而它根本没有任何资格给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以任何权利”。当英国占领巴勒斯坦后,“根据国际法,对敌方领土的军事占领并不能使占领者得到该领土的主权”。因此,英国政府不可能合法地把巴勒斯坦的任何所有权或任何权利给予犹太人,因为一个施主是不能把不属于他的东西送给别人的。

另外,宣言中提到的“非犹太社团”,实际上指的是“祖祖辈辈连续占有巴勒斯坦达1300多年的阿拉伯人。当时,他们占巴勒斯坦人口总数的90%以上,占有土地达97.5%。因此,有人认为“非犹太社团”的用词是很不恰当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连续多次召开处理奥斯曼帝国遗产的分赃会议。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在讨论巴勒斯坦和战中协约国军队占领的其他阿拉伯地区前途问题时,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协约国最高委员会会议,对巴勒斯坦的未来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并与英国代表一起磋商了委任统治书的条文。犹太复国主义几乎达到了他们所有的目的。但是,协约国最高级会议既没有让占巴勒斯坦人口90%以上的阿拉伯人代表参加,也没有就巴勒斯坦的未来或协议的委任统治书的条款征求他们的意见和看法。

1919年3月,美国总统威尔逊提议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应当派代表去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征求“关于这两个地区的前途问题解决办法的各种意见”。最高委员会采纳了这个建议,但是,由于对这种行动的后果感到担心,法国人拒不任命代表,英国代表退出了这项工作。最后仅有美国的两名代表亨利·金和查尔斯·R·克兰组成的金——克兰委员会前往中东进行调查。1919年8月28日,金——克兰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报告,在今天看来报告确实具有先见之明。

报告说:“一个犹太民族之家”不等于将巴勒斯坦变为一个犹太国,而且如果不极其严重地侵害巴勒斯坦现存的非犹太社团的公民权和宗教权,这样的一个犹太国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在委员会同犹太代表的商谈中,大量事实表明,犹太人企图以各种购买手段将巴勒斯坦现有的非犹太居民几乎全部驱逐出去。

金——克兰委员会报告强调指出,实行贝尔福宜言是极其不公正的,而且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所提出的要求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常常提出的头一条要求,即他们根据两千年以前对巴勒斯坦的一度占领而提出对巴勒斯坦拥有“主权的主张是很难加以认真考虑的。

但是,金——克兰委员会提出的各种建议由于与英法的立场相悖被扣压三年之久才发表。

1920年4月,协约国主要国家最高委员会在圣勒摩召开会议,决定将巴勒斯坦交给英国实行委任统治。同年8月签订的色佛尔条约,土耳其承认、同意把阿拉伯各省分离出去,同时还承认了贝尔福宣言。但是,后来由于土耳其议会对色佛尔条约其中包括贝尔福宣言在内的一些条款持有异议,拒绝批准这个条约。1922年7月24日,国际联盟委员会向英国政府颁发了委任统治书,但是,此时土耳其尚未同意把阿拉伯各省分离出去,故委任统治书实际上没有正式生效。直到1923年7月24日,当土耳其签署了洛桑条约后,阿拉伯地区从土耳其分离出去才在法律上生效，但是洛桑条约并未包含贝尔福宣言的内容。

另外,巴勒斯坦的地域范围发生了一些变化。1920年4月的圣勒摩会议计划归英国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还包括约旦河以东地区。从1918年以来,这个地区归大马士革的费萨尔政府管理。1920年7月,大马士革政府被法国推翻以后,巴勒斯坦的高级专员召集外约旦当地的精英人物,告诉他们英国政府打算让他们在英国顾问的协助下,成立自主政府。1921年2月,阿卜杜拉率支阿拉伯军队进驻马安,后推进到安曼。在4月的开罗会议上,英国殖民大臣丘吉尔同意承认阿卜杜拉为外约旦的实际统治者。1922年9月,英国得到国联的同意,决定不让外约旦承担为巴勒斯坦规定的许多委任统治条款的义务,特别是关于圣所和贝尔福宣言的那些条款。1923年,英国巴勒斯坦高级专员宣布外约旦独立。从此,约旦河西部地区仍叫巴勒斯坦,东部地区叫外约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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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复国主义,也称“锡安主义”,它得名于被视为犹太圣山的耶路撒冷锡安山。


近代第一位从政治上提出犹太复国理论的人是德国犹太人摩西·海斯。他出身于波恩一个正统派犹太教家庭,但年轻时也同当时的许多犹太人一样,主张通过同化来解决犹太人问题。海斯还曾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等有过密切的交往。1862年,海斯发表了《罗马与耶路撒冷》一书。他在这本书中认为,犹太人问题已成了欧洲最后的民族问题;犹太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而不一个宗教集团;犹太人的解放不能靠与其他民族的同化;要彻底摆脱反犹主义,唯一的办法就是“返乡复国”,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去恢复古代的犹太国家。他写道:“每一个犹太人,不管是否愿意,在血统上都同本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紧密相联……每一个人对于以色列的复兴都生死与共、负有责任。”他还提出,这个犹太人国家应建立在“社会主义原则”之上,实行土地国有和合作生产。不过，他的《罗马与耶路撒冷》一书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1882年,俄国敖德萨的一位犹太医生列奥·平斯克在柏林用德文匿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自我解放》,立即在犹太人中,尤其是在东欧犹太人中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在《自我解放》一书中,他分析道,反犹主义是一种不可治愈的精神变态，其原因就是犹太人在经济上的成功往往引起居住国民众的嫉恨,而他们没有自己国家的状况又使他们很容易成人们发泄不满的牺牲品。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受压犹太人本身也已失去了一个正常民族的特征。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犹太人的自我解放来消除这种原因。犹太人必须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过上一个正常民族的生活。


与摩西·海斯不同的是,平斯克不但提出了自我解放建立国家的思想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行动的计划。他主张召开俄国全体犹太人大会,商议购置一块土地以供数百万犹太人定居,并争取大国对这一方案的支持。平斯克开始时并不强调在古老的巴勒斯坦建国,他说犹太人并不是“需要有圣地,而是要有我们自己的土地”,他提出可以考虑在北美或是在奥斯曼土耳其境内获得一块土地。但不久之后平斯克就发现,只有把巴勒斯坦作为建国的目标,才能激发起广大犹太人的感情动力。于是他很快就修正自己的观点,并成为“热爱锡安山运动”的领导人。尽管平斯克《自我解放》的小册子产生的影响比海斯的著作大得多，但它仍然还是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读到它的人不多。受平斯克影响而组织起来移居巴勒斯坦的东欧犹太人数量不多,而且更多地是一种实验性质的小团体行动。

受平斯克《自我解放》一书的影响,1882年,一些俄国犹太人成立了一个“锡安山热爱者”( Hibbat Zion,也有人音译为“希巴特锡安”)协会,号召犹太人组织起来向巴勒斯坦移居。在平斯克接受了将巴勒斯坦作为定居复国的目标之后,他被邀请担任这个协会的主席。1884年,“锡安山热爱者”协会在波兰的上西里西亚的卡托维茨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决定筹集资金,援助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定居。大会还决定在华沙和敖德萨等地建立分支机构。后来,“锡安山热爱者”又召开了几次代表大会,于是,一个被称为“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了。

“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活动主要是建立和发展组织,创办刊物,宣传返乡复国思想,并与同化论者展开论战;推动希伯来语的复兴和普及;同时募集资金,组织犹太人集体移居巴勒斯坦,帮助移居者在当地购买土地,开展垦殖活动等。在成立后几年里,“热爱锡安山运动”在俄国和东欧发展很快,其分支协会从几个增加到上百个,成员人数也多达一万多人。参加这一运动的既有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世俗知识分子,也有坚持犹太教正统思想的宗教人士,还有一部分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激进青年。最早组织集体移居巴勒斯坦的团体“比路”也属于“热爱锡安山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热爱锡安山运动”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为后来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大规模兴起奠定了基础,并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20世纪前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在早期几乎都参加过“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活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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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特辑（一）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生①
 
巴勒斯坦概况

从1517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巴勒斯坦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巴勒斯坦仍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它同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组成地理上的叙利亚。
根据1864年的“行省制度法”,奥斯曼帝国的行政管理区域划分为省( wilayat)级,地区(县)( Sanaijq）级和低于地区的乡。这些行政单位都由一位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官员领导。“行省制度法”执行后,巴勒斯坦大体上分为三个地区(县):南部的耶路撒冷地区包括耶路撒冷、雅法、加沙、希伯伦、贝尔谢巴和哈菲尔(al- Hafir)。由于耶路撒冷的特殊宗教地位,该地于1887年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而设立,由奥斯曼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类似于今天的直辖区或自治区)。北部的阿克地区,包括阿克、海法、太巴列、萨费德、拿撒勒等地属于贝鲁特省。中部的纳布卢斯地区,包括纳布卢斯、卡勒基利亚、图勒卡姆、杰宁等地,于大马士革省(也有说属于贝鲁特省)。外约旦分为北部的豪兰地区和南部的安曼地区,归大马士革省。
到19世纪中期,巴勒斯坦人口几乎达到50万,其中80%以上为穆斯林,大约10%为基督教徒,5%~7%是犹太人(1880年犹太人为2.5万人)。
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臣民根据内部自治制度( millet)享有宗教自由。在19世纪80年代初几乎全部的巴勒斯坦犹太人生活在4个城市,即耶路撒冷、太巴列、萨费德和希伯伦。犹太人中的大多数是手工业者,如安装玻璃工、钟表修理工、铁匠、裁缝、制鞋工人、装订工人等等。此外,犹太人几乎垄断了国家的放债和有限的银行业务。穆斯林人口的绝大多数从事农业,住在农村,除农民之外,特别在贝尔谢巴附近,还有相当多的游牧贝督因人。住在城市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从事商业、手工业和现代化农业,一些人还在政府部门任职。
虽然巴勒斯坦处在土耳其人统治下几乎长达400年,但是,阿拉伯人仍说阿拉伯语,居民的绝大多数仍信仰伊斯兰教,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属性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巴勒斯坦虽然在名义上处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但是实际的权力,特别是基层的权力仍掌握在当地阿拉伯人的大部落氏族手中。每个氏族由族内有权有势的家族任命的部落酋长即谢赫( sheikh)来领导。谢赫的人选一般都由本氏族内德高望重、智勇双全、仗义疏财的人出任。这些谢赫们构成了当时巴勒斯坦的精英阶层。
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以及在巴勒斯坦的移民活动

自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镇压了犹太人的大规模起义之后,大部分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流散到世界各地,留下来的人极少。特别是罗马帝国禁止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居住,直到伊斯兰征服,圣城基本上没有犹太人居住。公元7世纪,伊斯兰征服巴勒斯坦后,对犹太人采取宽容政策,曾允许70户犹太人居住在耶路撒冷。但是,在1099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及巴勒斯坦后,当地的犹太人有的被杀,其余的大部分逃离。在1170~1711年,一位犹太朝圣者发现在整个巴勒斯坦仅有1440名犹太人;1262年,耶路撒冷只有2户犹太人。一直到19世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很少增加。在19世纪初,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仅有8千名,1845年为1.2万人而到1882年其人数只有2.4万人,占同期巴勒斯坦人口总数的5%~7%。
犹太民族主体离开巴勒斯坦后,当地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地原有的土著居民迦南人、腓力斯人和其他早期部落的居民以及希腊人、罗马人的后裔,随着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而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变成了阿拉伯人。从此,巴勒斯坦遂成为阿拉伯人的家园;在随后大约1300余年的穆斯林连续统治中巴勒斯坦人的阿拉伯和穆斯林特性没有发生变化。他们一直构成当地人口的绝大多数。千百年来,他们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成为这里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当然他们对这块土地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几乎长达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过与当地人的共同劳动、生活、相互通婚,他们的语言、习俗,以至肤色也与当地人无多大差异,所不同的是他们之中有的人还保持着对犹太教的信仰;他们除了把耶路撒冷视为圣地之外,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巴勒斯坦已无任何联系。
由于政治、经济、宗教诸方面的因素,犹太人流散的欧洲国家不时地发生排犹和迫害犹太人的运动,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一些犹太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拯救犹太人的方式和途径,其些人著书立说鼓吹犹太复国的思想。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塞菲·海什·凯什尔和摩西·赫斯,他们于1862年分别用希伯来文出版了《圣城之探索》和用德文出版《罗马与耶路撒冷》等书。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作舆论宣传。
在俄国,由于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之俄国排犹运动的推动,在当地的犹太青年学生当中已出现了“圣城热爱者协会以及主张向巴勒斯坦移民的一些团体。1881年,来自俄国的比路小组的51名成员达到了巴勒斯坦。这是犹太移民史上划时代的行动。其原因是这群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移民群体想通过移民最后占领巴勒斯坦并给犹太人建立一个国家,而此前的移民绝大多数是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1882年俄国的利奥·平斯克出版了《自我解放:一个俄国犹太人对他们兄弟们的警告》一书。在他的影响下,俄国继续出现向巴勒斯坦的移民活动。1891年,有一位名叫阿舍金斯勃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访问巴勒斯坦,他以“民族一员的笔名写下了他的访问印象:“在外面,我们习惯设想古老的以色列土地如同荒沙、沙漠,谁想占多少就占多少。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整个国家很难找到一块尚未耕种的土地,而没有耕种的只有沙丘和石岭。沙丘和石岭只有经过巨大的努力开垦,才可种植果树”。到1897年,移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格德拉、里顺齐温、佩塔齐瓦及其他地方建立了18个农业居住区。但据《犹太史》作者阿巴·埃班说:“这些居住区没有一个是合法的,因为是通过行贿和曲解法律而获准在巴勒斯坦定居的,最初比路小组曾请求土耳其政府批准他们合法移入,但遭到土耳其政府的拒绝。”
1897年在西奥多·赫茨尔的鼓动下,欧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了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会议决定成立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赫茨尔当选为该组织主席。会议通过的犹太复国主义纲领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公共法律所保障的犹太人之家。为达此目的,大会决定采用下列方式:(1)不断地鼓励犹太民族农民、工匠和手工艺人在巴勒斯坦定居;(2)利用按照各地法律所建立的各种地方性和一般性的机构来组织和联合所有的犹太人;(3)加强犹太民族的情感和民族觉悟;(4)积极采取步骤获得某些政府的同意,这是为达到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所必需的。巴塞尔会议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犹太复国主义就变成了一种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运动。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主权要求成为巴勒斯坦问题产生的历史渊源。
巴塞尔会议之后,赫茨尔到当时的各主要大国游说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寻找后台和靠山,但均未成功。当时,巴勒斯坦属于奥斯曼帝国统治,赫茨尔不止一次地会见土耳其素丹哈米德二世,同他商讨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问题。在会谈中,赫茨尔设法使土耳其素丹相信,巴勒斯坦的犹太国家如果成立,将会最好的实现素丹政府的利益,成为它在近东的忠实的守卫者。另外,赫茨尔还以帮助土耳其政府摆脱财政困难的许诺来换取支持,但是最后土耳其政府还是没有同意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与此同时,赫茨尔还同德皇威廉二世和沙皇俄国进行了接触,但直到他1904年去世,均未能获得明确的有实效的支持。
赫茨尔并没有把犹太国的地点限制在巴勒斯坦,他同英国的官员们也曾试探过塞浦路斯、阿里什和乌干达方案,但未能成功。1903年第六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东欧俄国犹太人的坚持下,否定了在巴勒斯坦之外立国的计划。赫茨尔本人在晚年也宣称“巴勒斯坦是没有人民的土地”,极力主张给犹太人“这个没有土地的人民”。赫茨尔死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进人了一个低潮时期。
到1917年,经过两次移民浪潮,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达到5万多人。由此可见,在1882~1917年的35年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移民活动进展相当缓慢。从1882年的2.4万人增加到1917年的5万多人,如果扣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因素,移居巴勒斯坦的人微乎其微,1917年犹太人占巴勒斯坦人口总数的7%8%,同35年前的5%~7%相比几乎没有增加多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新来的定居者面临着土耳其当局和土著人的敌意,土著人口中既有虔诚的犹太人也有阿拉伯人;当地的气候恶劣,环境艰苦,疾病流行,很多人来后又离开了,首次到达的51名比路成员,到19世纪末大约只有20人还留在那里;到19世纪末,定居者大多数在经济上陷入绝境,成为慈善机构救助的对象。由于生活艰难和对慈善机构基金的依赖,人们士气低落。
与此相反,绝大部分移民移向西方国家和美国,从1882年到1914年间,从俄国移出的犹太人约有200万人,其中3/4去了美国。显然并不像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所鼓吹的那样,巴勒斯坦是犹太移民惟一选择的移民地点。直到1917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仍然只是少数人支持的运动,只是由于贝尔福宣言的发表和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才使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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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中东国家通史 巴勒斯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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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移民入境英犹矛盾尖锐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犹太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迅猛增加。英国殖民大臣1939年7月20日宣布,自4月1日以来,非法移民人数已达到5500人。从1939年7月1日到9月30日这段时间内查明属实的非法移民人数为6320人。因此,英国委任统治政府以移民人数限额已满为理由不再为非法移民签发入境证件。但是,只要移民人数在委任统治政府规定的限额之内,一般还是准许入境的。高级专员政府之所以严格限制非法移民入境也有其自己的考虑。首先,由于犹太移民的增加,其失业或者只有临时工作的人已达到2.5~3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已占到犹太人总数的1/4。其次,英国害怕非法移民的猛增,引起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会对当地局势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构成对英国在中东利益的严重威胁。再次,在战争期间,德国曾组织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并发给他们伪造的入境许可证。想以此来作为制造英阿之间纠纷的手段;此外也怀疑其敌人可能会利用非法移民渠道,派遣密探或特务。于是,英国政府决心不让非法移民入境,但病人、孕妇、孤儿例外。对此,英国的通常作法是给难民在英国殖民地提供一个避难处。

1940年11月11日,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海岸截获了两艘非法移民船,共有1171名移民,被英国当局带到海法,不久又来了第三艘船,船上移民也没有入境许可证。因此,委任统治当局没有让他们上岸。这件事引起了犹太人的强烈抗议。11月20日,巴勒斯坦犹太人发动总罢工抗议英国。后来,高级专员政府决定用一艘名叫“佩塔里亚”轮船把他们全部送往毛里求斯。但是,在11月25日,轮船爆炸沉入海底,250人死亡,其中还有英国警察。船上的1500名难民大部分获救被收容。这件事再次激起了犹太人的义愤,发生了一场反对委任统治政府、特别是高级专员的运动,并且导致了犹太恐怖活动的增加。事后查明,爆炸事件是犹太准军事组织哈加纳成员所为,原想只破坏船上的发动机,不料用炸药太多,炸沉了船。总之,在战时和战后初期,英国对非法移民是严格限制的,但是委任统治当局只阻止了其中的一部分,在犹太人组织的帮助下,非法入境者一直没有间断。

比尔特莫尔纲领

随着英犹关系的紧张,双方矛盾的不断加剧,犹太复国主义对英国的不信任感和失望日甚一日。1942年5月6日到11日,大约600名美国和67名来自其他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纽约一家名叫比尔特莫尔的旅馆举行会议并通过了一项决议,后来被称之为比尔特莫尔纲领。决议要求:实现贝尔福宣言的原始目的;废除1939年的白皮书;要求建立一支犹太军队;巴勒斯坦的大门必须打开;必须授权犹太代办处管理巴勒斯坦的移民入境事宜;必须授权犹太代办处为建立国家、包括开拓无人居住和未经开垦的土地的必要权力;巴勒斯坦必须建立一个犹太共和国,成为新民主世界结构中的一员。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钱姆·魏兹曼和犹太代办处执委会主席本一古里安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抛弃了英国转而投向了美国,同时也表明以本-古里安为代表的亲美派占了上风。这次会议虽然是英犹关系变化的产物但又为以后的英犹关系恶化,特别是给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同英国的对抗注入催化剂。

英犹全面对抗

1945年5月7日,德国宣布投降,虽然对日战争仍在继续进行,但就欧洲和中东战场而言,战争已基本结束了。英国和犹太人共同的敌人已经打败了,双方在战时联合的基础已不复存在。正如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所言,“英国的欧洲胜利日就是我们的进攻日”。从此开始,英犹关系就从战时的既合作又对抗变为全面对抗。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发动了一场反对英国的运动。1945年7月,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获胜。但是在竞选演说中,工党曾明确表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此前,在1944年12月召开的工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声称,“除非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达到多数,否则一个犹太民族之家是无意义的;应该鼓励阿拉伯人在犹太人进入的时候迁移出去;对他们的土地应给予优厚的补偿,阿拉伯人毕竟有自已最广阔的领土,不应该要求把犹太人从巴勒斯坦这块小小的地面上排除出去”。这个决议曾受到犹太人的热烈欢迎。同年8月1日,即在英国大选工党获胜的结果公布周后,犹太复国主义在伦敦召开大会,犹太代办处执行主席本-古里安向犹太人发出号召:“(英国工党政府)对白皮书政策的施行不管采用现在的形式还是采取修改过的式样,都要作消极和积极的抵抗。”此外,“抵抗、战斗、进攻、斗争”等口号成为这次会议的主调。

工党上台后,艾德礼政府对欧洲10万名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事持保留态度,更加引起犹太人的不满。1945年9月,哈加纳司令摩西·斯奈给驻伦敦办事处发出的一份密码电报建议,如果英国政府不同意犹太复国主义的要求,战斗组织就制造“严重的政治事件”作为给其的一种警告。这个建议标志着巴勒斯坦犹太社团进入了对英国进行暴力行动的新阶段。

从此以后,犹太复国主义武装分子袭击英国的军事机构、交通、通讯设施的恐怖事件层出不穷。同年10月,哈加纳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恐怖组织伊尔贡(包括莱希)结成联盟,组成“希伯来抵抗运动”。伊尔贡和莱希在所有的军事行动中接受哈加纳的指挥。但是他们保持着自己独立的身份和独立的政治权力。新统一的抵抗运动马上向巴勒斯坦各地的英国交通设施发动了进攻。10月31日晚到11月1日凌晨,总共有800人,50个帕尔马赫(犹太人武装)小分队炸坏了铁路线153处;还炸毁了用来防止非法移民的3艘海岸巡逻艇;伊尔贡袭击了利达火车站和军事设施。1946年2月20日,帕尔马赫炸毁了海法的雷达站,8名英国空军人员受伤;两天后,又袭击了3个巴勒斯坦警察营地;25日,三个机场上的15架飞机被伊尔贡和莱希炸毁,造成损失达75万英镑。6月7日,帕尔马赫炸毁了5座铁路桥和4座公路桥,造成的损失高达25万英镑。7月22日,伊尔贡炸毁了英国行政和军事人员办公机构所在地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一角,死91人,伤45人,主要是阿拉伯和犹太文职人员。总之,不管怎样说,到这时,犹太人的反英情绪已达到高潮,愤怒的犹太复国主义将矛头指向英国委任统治当局。1946年秋,伊尔贡已同哈加纳分手。面对着委任统治当局最严厉的军事控制,他们的恐怖和破坏活动也达到顶点。1947年5月,伊尔贡攻入阿克监狱,释放了大约30名被关的伊尔贡和莱希分子和大约200名其他犯人。对此,曾任英国委任统治第一任高级专员的赫伯特·塞缪尔(英籍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支持者),1947年3月在英国上院的演说中说:“今天,在犹太人中间却产生了一帮刺客,他们用假军装伪装起来,袭击士兵和警察,乱扔炸弹,炸毁列车……我不能不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犹太代办处是应该受谴责的,因为他们没有把这种已经给所有的犹太人带来的耻辱的祸害加以清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47年10月20日期间,英国驻巴勒斯坦的士兵已有127人死于犹太恐怖分子之手,另有331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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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犹双方政策的调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全面爆发的关键时刻,英国被迫对其中东政策,特别是对巴勒斯坦政策进行了调整。英国已意识到,它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过分承诺、迁就和一味偏袒不但激怒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而且也引起了其他阿拉伯国家人民的强烈不满。因此,它更加担心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阿拉伯社团一旦同它的敌国结盟,不仅会直接威胁大英帝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而且也会给欧洲战场的前途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于是,英国调整政策,对阿拉伯人作出了某些让步,缓和其敌对情绪。这就成了英国发表1939年白皮书的真正用意之一。这时,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由前一段的“扶犹抑阿”变为“限犹拉阿”,即对犹太移民和土地购买作出了某些限制,以此博得阿拉伯人的好感,将其拉入自己战略利益的轨道。

1939年白皮书的发表引起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强烈不满,声称要使用一切手段来反对白皮书。于是,白皮书成为英犹关系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但是,犹太复国义十分清楚,他们和英国在二战中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德国法西斯。如果德国在大战中获得最后胜利,不但会使欧洲犹太人面临着灭顶之灾,而且也意味着巴勒斯坦的陷落和民族之家的告终。因此,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魏兹曼向英国首相张伯伦保证,他们之间的分歧将抛在一边,犹太人在战争中将同盟国站在一起,犹太人的人力、技术、能力和资源将由英国统一支配。当英国对德国宣战后,犹太代办处执委会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英国。当时犹太复国主义的头面人物本一古里安号召,“不因有白皮书而影响战争,不因有战争而影响反对白皮书。”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对英国态度的真实写照。总之,在二战中,英犹关系基本上从前期的全面合作关系变为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即在战争中与英国合作,反对德国;在巴勒斯坦,反对英国的限犹政策并与英国抗衡。

土地转让条例 英犹关系紧张

夭折的皮尔分治计划唤醒了犹太国民基金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注意其购买土地中的政治因素,也就是说,优先考虑购买那些对于未来划定边界或者将来实施分治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地区。从此之后,犹太国民基金会加速在巴勒斯坦北方地区、特别是在加利利地区、或者更靠近边境地区购买土地的步法。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其他地区也加紧购买了许多有重要意义的土地。这些土地的购置扩大了犹太人定居的中心,巩固了孤立的犹太定居点,扩大了皮尔分治计划中拟议的边境地区。1940年初,美国犹太基金会主席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本基金会的政策一直是购买边境地区的土地,先发制人,借此尽可能为实行的分治或分区准备地理条件。”另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曾在一份报告中说:“我们的土地是分散的,东一块,西一块,两块之间夹着阿拉伯人的土地………,我们本应把这些土地弄到手,但是阿拉伯人已捷足先登,占有了这些土地。因此,我们只有贿赂英国人、贿赂阿拉伯村长和农民,尽量设法把这些土地弄回来;对有些土地,我们还采取起诉的办法;有些土地,我们使用武力对付少数阿拉伯人”。这就是乔治·柯克在《战时中东》一书中引用的犹太人自己供认的,他们购买土地所采用的三种方法。

为了防止无地的阿拉伯农民继续锐增,1940年2月28日,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政府按照1939年白皮书的规定,公布了土地转让条例。条例把巴勒斯坦分为三个地区:第一个地区称A区,禁止土地转让,即犹太人不能在此区购买土地。第二个地区称B区,这个地区的土地转让须经高级专员书面批准。第三个地区称C区,这个地区的土地转让不受限制。对此,犹太复国主义立即提出抗议,他们认为,土地自由买卖的C区,仅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犹太人在该区已拥有51%的土地;占巴勒斯坦总面积63%的A区,却禁止土地买卖;在B区,犹太购置土地虽不被禁止而却受到限制,但该地区仅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32%。

尽管有上述规定,但是犹太复国主义根本没有遵守,反而想方设法避开土地转让条例,串通出售土地的阿拉伯地主,获得新的土地。从1940年到1947年,犹太民族基金会在巴勒斯坦占有的土地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获得36.2万杜纳姆,其中四分之三以上是在“自由区”(即C区)以外得到的土地。此外,犹太人定居点的范围和分布地区也有了进一步扩大。土地转让条例实施一年后,犹太代办处的法律顾问伯纳德·约瑟书在加拿大的一次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说,“战争的头一年里新建立了8个定居点,我们把这些定居点建在国境边缘地区,以便在那一天(指分治)到来的时候,保证整个巴勒斯坦将归犹太人所有,而不仅仅是一部分。”1937年皮尔分治决议鉴于贝桑地区和加沙以北地区当时并无犹太人定居点,也就从来未考虑把这两个地区包括在拟议的犹太国范围内。所以到1947年时,犹太人在贝桑建立了22个定居点,在加沙以北地区建立30个定居点,致使联合国的分治决议把这两个地区划归给以色列。土地转让条例虽未能制止犹太复国主义兼并土地的进程,但却引起了犹太人对英国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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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同犹太复国主义和英国委任统治政府的矛盾又有了新的发展并且日趋激化。同年,犹太移民锐增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最高峰,引起了阿拉伯人的强烈愤怒;无地的巴勒斯坦农民和城市的失业者急剧增加,农民、工人、手工业者的贫困化日益加深;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也给巴勒斯坦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啊,水果收成由于喀新风(干热风)的影响而严重减产,加之世界性的价格下跌,国民收入大幅减少。经济形势的恶化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日益不满,政治局势更加动荡。
1935年1月,从犹太人购买的土地上被驱逐的阿拉伯人用石块袭击警察,警察开枪还击,打死1名阿拉伯人。8月,一群阿拉伯农民袭击耕地的犹太人,阿拉伯农民声称这块土地是他们的,结果又有1名阿拉伯人被打死。10月,一艘装运水泥的船发现偷运了几百支手枪和数万发子弹,犹太人偷运武器的真相曝光,阿拉伯人为之哗然。10月26日,雅法港口的阿拉伯人举行罢工,可是,他们的工作岗位全由犹太人代替。11月,来自加利利山区的一伙身份不明的宗教人士,声称向英国帝国主义宣战,要求驱逐外国人。警察在杰宁附近杀死4人,其中一位是备受人们欢迎和崇敬的谢赫伊扎丁·卡萨姆。穆斯林的自尊心受到伤害。

与此同时,埃及发生的反对英国的示威游行和暴乱、叙利亚反对法国占领的总攻击仍在继续等消息通过阿文报刊传到巴勒斯坦,使沿海地区的青年学生深受鼓舞。特别是1936年2~3月期间,当英国上院和下院否决选举一个立法会议的要求之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期望最终被粉碎了。4月中旬,暴乱在巴勒斯坦的许多地方发生。4月17日,委任统治政府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宵禁和紧急状态。4月20日,纳布卢斯、耶路撒冷、雅法、图勒卡姆及其他地区号召举行罢工,并且迅速建立了协调行动的“地区民族委员会”。4月21日,巴勒斯坦5党领导人放弃派代表团去伦敦游说的计划。4月25日,建立以哈吉·阿明·侯赛尼为主席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同时宣布全国进行总罢工并且提出罢工要达到的三个目标:即立即停止所有犹太移民;禁止向犹太人出售土地;建立独立的民族政府。

当时各地的地区民族委员会、交通罢工委员会、阿拉伯“民族警卫队”、劳动社团、穆斯林和基督教运动俱乐部、童子军、雅法船工协会、妇女委员会以及各种其他方面的有关组织均处在阿拉伯最高委员会的松散协调之下。5月7日,地区民族委员会举行会议,号召公民不服从、不缴税和举行罢工。在一段时间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大罢工使国家处于瘫痪状态。但是,为了迎接皮尔调查团的到来,在阿拉伯国家出面调解下,罢工在没有达到目标的情况下,于1936年10月中旬暂时停止。

在这次造反行动中,16名警察和22名军人被打死,102名警察和148名军人受伤;犹太人死80人,伤308人;据官方报道,145名阿拉伯人被杀,804人受伤。但是,皮尔委员会认为1000名阿拉伯人被杀,其中大多数是在战斗中被英国警察和军人打死的。

1937年7月,皮尔分治计划的公布更加激怒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反对英国的武装斗争或起义又掀起新的髙潮。散布在巴勒斯坦山区的数百名阿拉伯武装分子,尽管他们手中的武器有些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步枪,但对委任统治已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他们破坏电报、电话设施,使通讯中断;炸毁铁路、公路和桥梁使交通瘫痪;切断从伊拉克到海法的输油管道,使石油出口受阻;同时,还袭击警察局和兵营。在18个月以来,国家的许多地区的内政继续掌握在起义者手中,当时一位老资格的警察告诉记者说:“他们的炸弹是有杀伤力的,他们的地雷炸毁了公路,他们的路障阻止我们巡逻,最后我们从农村撤出”。当时的另一位行政人员洛德·卡拉登(后来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的起草者)回忆说:“一切日常的行政管理停止了,每天早上我看到一长串混乱和破坏的名单”。

到1938年秋天,起义者在巴勒斯坦一部分地区实施了他们的集体命令,颁布了反映他们社会意识及民族独立意志的措施:宣布延期偿还地主的债务;城市的债权人——大部分是商人和地主——禁止进入起义者控制的农村;柑橘种植园主应该用“税收支持起义”;禁止向犹太人出售土地,违反者或做土地交易中的经纪人都被视为有罪,应受惩罚甚至处死;没收逃到国外的那些人的财产。但是,这些命令、措施明显伤害了巴勒斯坦地主阶级和精英家族的利益,表明了巴勒斯坦社会内部上层统治阶层和下层广大劳动人民的分裂。最后,这场持续3年的阿拉伯起义被英国镇压下去。起义最终失败了。

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首先,起义面对的是异常强大的敌人。英国当时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国,特别是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它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保证对其生死攸关的中东交通线的安全,保证中东石油产地的安全和石油的正常供应。1937年,为了镇压巴勒斯坦阿拉伯起义,英国财政部拨给委任统治政府的安全费用成倍增加,达到192万巴勒斯坦镑(1935年为84.3万巴勒斯坦镑)。

第二,巴勒斯坦阿拉伯社团缺乏团结、各政党及家族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首先表现在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和地方民族委员会的意见分歧。在总罢工开始后,地方委员会多次建议,请求政府部门工作的阿拉伯工人和职员支持罢工并参加罢工。但是,以哈吉·阿明·侯赛尼为首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及其支持者没有以积极的态度支持这些要求。其主要原因是:惟恐他们自己在穆斯林最高委员会地位的丧失;担心对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委员会雇佣的领薪金的官吏队伍失去控制;害怕委任统治政府停止付给穆斯林最高委员会的什一税款。另外,领导集团之间的分歧加剧。纳沙西比及其支持者,虽然支持地方民族委员会要求罢工的建议,但只是把它作为除掉自己憎恨的对手的一种方式,然而却拒绝市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参加罢工。因此,在整个罢工期间,市长、市政官员、政府部门的职员和工人继续坚持工作,一些重要部门如铁路、电讯、邮政、港口和石油精炼厂的工人继续上班。

第三,阿拉伯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特别是处在领导地位的富裕的地主家族的精英人物问广大工人、农民之间利害冲突,是罢工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罢工持续到秋季—一柑橘作物的收获季节时,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提出罢工、起义不能威胁他们至关重要的利益。在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中,有权有势的大地主阿伍尼·贝伊·阿卜杜勒·哈迪和亚古卜·古赛因在哈吉·阿明·侯赛尼和拉吉布·贝伊·纳沙西比的支持下,不顾阿拉伯人的要求不满足就不让步的誓言,强烈要求停止罢工。因此,1936年的罢工在没有达到目标的情况下就停止了。此外,在其后重新开始的起义中,广大农民及失去土地流落到城市的农民,其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巴勒斯坦的大地主阶级及其传统的领导者。农民首领不但谴责把土地卖给犹太人的阿拉伯地主和土地交易的经纪人,而且其愤怒和暴力也直接针对他们;指责阿拉伯传统领导者应对未能阻止土地交易活动负责;特别是当起义者的行为、要求直接损害了地主阶级和精英家族的利益时,他们不但不支持起义反而镇压起义,甚至不惜同民族的敌人同流合污。纳沙西比家族和一些大地主、富裕的商人以及在起义中丢失地位的农村显贵组织自己的军事小分队进攻、袭击农村起义者的据点。纳沙西比家族的支持者向英国通报消息,致使起义的指挥官和战士被捕或被关押。

第四,起义的领导者远离斗争现场是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在起义的高潮到来时,1937年9月,英国委任统治政府把起义的领导者驱逐出巴勒斯坦,使其失去对斗争的直接指挥。被驱逐的领导人有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主席哈古·阿明·侯赛尼;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总书记阿伍尼·阿卜杜勒·哈迪、司库艾哈迈德·希勒米和拉希德·哈吉·伊布拉欣,后三人也是独立党领导人,被流放到印度洋上的塞舌尔群岛长达18个月。这样以来,致使起义的领导岗位空缺和精英家族群龙无首,未能在起义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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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特辑（九）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发展及其主要活动
 
从20年代初开始,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逐渐从阿拉伯民族主义中分离出来,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地域性的色彩更加浓厚,从而完成了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转变。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首先,巴勒斯坦从叙利亚地区分离,成为一个单独的政治和领土单位,处在英国的委任统治下;而叙利亚和黎巴嫩处在法国的委任统治之下,外约旦和伊拉克也有了自已的国王。其次,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追求的目标与其他阿拉伯地区有所不同,除了反对英国的委任统治之外,还要面对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殊任务——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而其他阿拉伯地区却没有直接面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威胁。第三,1920年7月,费萨尔政府在叙利亚的垮台加速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政治态度和方向的重新定位。他们认为政治上的首要任务是获得巴勒斯坦的独立,然后再提与叙利亚的统一问题。第四,其他地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都把关心自已所在地区的问题放在第一位,而把巴勒斯坦问题放在次要地位。最后,哈吉·阿明·侯赛尼于1921年任穆斯林最高委员会主席,随后又当选为耶路撒冷穆夫提。拉吉布·贝伊·纳沙西比任耶路撒冷市市长,标志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已合法地登上了巴勒斯坦的政治舞台。尽管这时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中仍然保留着泛阿拉伯主义、大叙利亚主义及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想,仍然坚持维护阿拉伯的统一,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在其纲领中更加突出了巴勒斯坦的地区特色,围绕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英国委任统治展开了一系列活动。追求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范围内实现民族独立,维护民族权益。


从1920年12月~1923年6月,围绕斗争目标,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连续召开了四次重要会议,更加凸显了其地方特色。当时提出的主要目标是:组成一个民族政府并向国内居民穆斯林、基督教徒和犹太人选举产生的议会负责;废除犹太民族之家的原则;结束犹太移民,直到民族政府建立,然后由政府决定移民政策;巴勒斯坦的治理按照战前的奥斯曼法律而不是战后的英国法令;巴勒斯坦不同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分离(各次会议的详情见《中东研究》,2000年,第16-21页)。

从20年代初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巴勒斯坦出现的主要政党有:民族党:1923年11月9日和10日在耶路撒冷举行了该党的第一次会议,以阿里夫·达贾尼为首的政治精英人物出席了会议,此人是穆斯林-基督教协会的著名反对者。另外,拉姆安拉地区的村民也出席了会议。谢赫苏莱曼·塔吉·法鲁基当选为主席。该党的中央委员会由8名成员组成,管理委员会由20人组成。外界评论说,民族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能力很一般,在政治上也缺乏自信心。但是,中央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是拉吉布·纳沙西比市长。新党受到阿拉伯执委会支持者的猛烈攻击,不久双方就卷入了在报刊上的相互指责。

阿拉伯独立党:其前身是1919~1925年间的原独立运动,其成员由来自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阿拉伯地主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最初支持费萨尔大马士革政府,后来许多成员到了外约旦,与阿卜杜拉国王发生冲突,20年代后期被驱逐出外约旦该党的领导者曾是独立运动的杰出成员。1931年12月13日的伊斯兰全体会议和“民族宪章”促进了独立党的再生。该党的发起者,阿拉伯执行委员会主任哈德拉在刊物上撰文,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灾难归昝于英国的政策。另一位发起者,著名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先驱穆罕默德·伊扎特·达尔瓦扎也发表文章,主张阿拉伯人同英国的政策宣战,号召面对日益增长的危险团结起来,重新获得独立和自由。他们在建党之前,1932年8月,曾与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举行了几次会谈。由于受个人地位和权益的影响,穆夫提降低了自已公开反对英国政策的调门。于是,独立党决定与哈吉·阿明·侯赛尼分道扬镳。

在发表的第一个声明中,独立党把可悲的混乱局面归咎于民族运动队伍中自私自利的政治精英们,认为他们有助于帝国主义的统治。党的创始人宣布对帝国主义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为反对犹太移民和土地买卖而斗争;尽力促成阿拉伯政府的建立并为达到阿拉伯的完全统一而努力;号召广大巴勒斯坦民众参与政治活动。另外,该党的著名成员阿伍尼·阿卜杜勒·哈迪还辞去了在委任统治政府中担任的职务。

该党的大部分成员是出身于地主贵族家庭及上层社会的青年。该党成立后不久便出现了深刻分歧。因此在1936年的起义中,它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未发挥作用,但是,该党的有些党员积极参加起义并发挥了杰出作用。

1934年,拉吉布·纳沙西比在耶路撒冷市政选举中失败,打乱了自1920年以来保持的侯赛尼一纳沙西比家族之间的权力平衡,更多的权力集中在哈吉·阿明·侯赛尼手中。另外,阿拉伯执行委员会主席穆萨·卡齐姆·侯赛尼(享年82岁)去逝,最终导致了阿拉伯执行委员会的解散,每个政治派别都在组建自己的政党。其中比较有名的是：

民族保卫党:1934年12月,前耶路撒冷市市长拉吉布·纳沙西比脱离民族党,另建自己的政党“民族保卫党”,由富裕的有权势的精英分子组成。在皮尔分治计划公布前4天,“民族保卫党”宣布退出反对皮尔分治计划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以便保证自己对英国政府新措施有完全行动的自由。该党对英国采取温和立场,与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结盟,主张维护巴勒斯坦的独立和主权完整。

巴勒斯坦阿拉伯党:1935年4月成立,领导人是贾马尔·侯赛尼。此人是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的拥护者。该党自称是“一个人民大众的党”,在巴勒斯坦各地有很多分支机构,明确宣布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委任统治而战斗。与纳沙西比的民族保卫党不同,该党支持阿拉伯统一,并且在实践中努力防止把阿拉伯土地卖给犹太复国主义。

另外,还有在1933年底以前建立的两个党,一个是哈立迪领导的“改革党”,另一个是阿卜杜勒·拉蒂夫·萨拉赫领导的“民族集团”。这两个党宣布,它们的目标是与巴勒斯坦阿拉伯党建立密切的关系。

巴勒斯坦政党、团体的家族色彩特别浓厚,因为有的政党就是由著名家族中的政治精英所建立的,有的政党成员是来自某个家族及其支持者他们把忠于家族放在忠于政党之上。因此,家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就变成了各个政党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政党之间无休止的争吵甚至成为巴勒斯坦政治的特点之一。在巴勒斯坦政治中,家族和政党相比,家族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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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全称应是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它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体系、奋斗目标既与阿拉伯民族主义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也有其自身的特点。特别是20年代,巴勒斯坦成为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单独的政治实体之后,加之犹太复国主义的猛烈冲击,地方性的色彩更加浓厚。正因为如此,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从阿拉伯民族主义中脱颖而出,自立门户。综观其发展轨迹,大体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奥斯曼主义阶段(1908~1914年):在奥斯曼统治后期(1856~1918年),巴勒斯坦社会逐渐形成“掌权的城市精英阶层”,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巴勒斯坦的精英家族的成员,并且成为当地城乡主要的统治力量。在奥斯曼各级行政机构中任职的大部分人是在巴勒斯坦境外或者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接受较高级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先驱及杰出代表人物——穆罕默德·伊扎特·达尔瓦扎、拉菲克·塔米米和阿伍尼·阿卜杜勒·哈迪等人的政治生涯基本上代表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走过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们不仅信奉奥斯曼主义而且自身也是奥斯曼主义者,当时,他们追求的中心目标与奥斯曼主义者是一致的,认为奥斯曼帝国的统一是保卫伊斯兰免遭欧洲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渗透的最好方式,当时还没有提出阿拉伯地区从奥斯曼帝国中独立出来的要求。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穆罕默德·伊扎特·达尔瓦扎(1908年)和拉菲克·塔米米还参加了“统一进步委员会”(青年土耳其党)的纳布卢斯支部,成为青年土耳其党党员。

阿拉伯民族主义阶段:青年土耳其党掌权后,并未平等地对待阿拉伯人,采取了更加集权化和土耳其化的政策。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并且同青年土耳其党分道扬镳。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穆罕默德·伊扎特·达尔瓦扎和拉菲克·塔米米及其他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一起退出了“统一进步委员会”。1911年,在巴黎求学的7位阿拉伯青年发起成立了“青年阿拉伯协会”(法塔特)。这是一个秘密的政治组织,反对在奥斯曼帝国范围内实行体化的主张,努力争取阿拉伯人的完全自由和独立。当时在巴黎求学的巴勒斯坦纳布卢斯青年阿伍尼·阿卜杜勒·哈迪和拉菲克·塔米米成为法塔特的发起者。1913年法塔特的总部从奥斯曼帝国首都迁入贝鲁特,第二年又迁到大马士革。另外,穆罕默德伊扎特·达尔瓦扎建立“协调自由党”纳布卢斯支部。1914年,他同家乡的同事们筹建“分权党”纳布卢斯支部,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夭折。从总体上来说,从1914年开始(个别人可能还早一两年),巴勒斯坦的政治精英们从奥斯曼主义者彻底地转变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

他们不仅积极参加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组织和活动,并且在其中还发挥了重要作用。1916年,穆罕默德·伊扎特·达尔瓦扎参加著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组织法塔特,并且在1919年5月到1920年3月,曾担任法塔特总书记,另一位巴勒斯坦的著名人物拉菲克·塔米米也曾担任过该组织的总书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包括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在内,他们追求的共同目标是:阿拉伯领土脱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并且以叙利亚为其领土核心。因此,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积极支持费萨尔在大马士革建立的政府并在政府中服务。


除此之外,巴勒斯坦的政治精英还在大马士革和巴勒斯坦等地建立了一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到1920年底以前,巴勒斯坦先后建立40多个阿拉伯政治团体和组织,参加的人数超过3000人,其中最重要的政治组织有:穆斯林一基督教协会、阿拉伯文学俱乐部、阿拉伯俱乐部、巴勒斯坦协会、巴勒斯坦青年协会和达贾尼俱乐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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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爆发的反英斗争曾因皮尔调查团的到来暂时停止了一段时间。1937年7月,随着皮尔分治计划的公布,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反英斗争又掀起了高潮,不但发展成武装暴动而且还深入到广大农村地区。在农民的支持下,起义者给英国以沉重打击。1938年10月,起义者曾一度占领了耶路撒冷。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反英斗争得到了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形成了整个阿拉伯地区空前未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1937年9月8日,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及北非地中海沿岸等国家和巴勒斯坦的非官方代表在叙利亚布卢丹举行会议。会议一致谴责贝尔福宣言、委任统治以及分割巴勒斯坦领土的任何计划。1938年10月,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在开罗举行各国议会会议,会议的主要宗旨之一是“保卫巴勒斯坦”。在这种局势下,1939年2~3月间,英国邀请阿犹双方在伦敦举行圆桌会议,试图在双方之间达成某种妥协,参加会议的除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代表之外,还有埃及、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外约旦的代表。在犹太人方面,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头面人物、非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应邀也出席了会议。

1939年5月17日,英国公布了自己的方案,称在10年内建立一个与英国有条约关系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对犹太移民入境和土地购买予以较大的削减。犹太人拒绝讨论这个问题而离开会场,其原因是建议规定阿拉伯人将占人口2/3的多数,这样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将永远是一个少数民族,最后圆桌会议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发表了1939年白皮书。其主要内容是:计划在10年时间内建立一个独立的双民族的巴勒斯坦国家并且与英国有条约联系;对于移民问题,白皮书估计当时的犹太人约为45万,占人口总数的近1/3,规定在5年内再接收移民7.5万人,从而使犹太人达到1/3,其后犹太人的移入须经阿拉伯人同意。关于土地问题,白皮书规定在一些地区土地转让应加以制止,因为那里已经没有剩余的土地可供交易转让;在另一些地区,阿拉伯农民如果要保持他们目前的生活水平,或者不愿成为无地者,土地转让须加限制;在第三个地区,土地的购买可以自由进行,英国高级专员有权管理或禁止这些转让。

对于白皮书,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并未显得过分高兴。因为1930年11月,英国政府将墨迹未干的帕斯菲尔德白皮书轻而易举地变为废纸,这种言而无信的勾当,在阿拉伯人心目中记忆犹新,所以他们不相信这个白皮书能顺利实施。1939年6月,委任统治常务委员会给国联的一份报告中曾声称“白皮书的政策很难说是符合委任统治精神的”。这又给白皮书的实施投下了阴影。

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世界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把白皮书抨击为“一份奸诈的文件”,认为它是对贝尔福宣言和委任统治条文的否定,并且扬言要不惜牺牲来挫败它。1939年8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21次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本一古里安力促犹太人抗拒英国。从此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同犹太人的“蜜月”就结束了,双方关系已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白皮书成为双方关系恶化的促进剂。

总而言之,在1922~1939年期间,英国在巴勒斯坦执行的是套明显的“扶犹抑阿”政策:为了实施贝尔福宜言和委任统治的条款,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要求尽量给予照顾和满足;对阿拉伯人的合理要求不是给予压抑、反对就是不屑一顾。犹太复国主义则尽量利用英国和委任统治当局为自己的既定目标服务,即使对于某些与自己本意不相符合的政策也能给予谅解与合作;而对阿拉伯人反对移民的行为采取严厉地打击和报复措施,甚至在某些时候出现了英犹联合打击阿拉伯人的行动,阿犹矛盾不断激化;犹太复国主义在英国的庇护下,步步得胜,为犹太国的建立准备了充裕的人力和土地资源,犹太国的雏形已经形成。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既反对委任统治,又反对犹太移民,他们面对着两个目标一致甚至联合起来的强大对手,两面作战,因而处在下风,节节败退,既未能阻止犹太移民的大量涌入,又未能使大规模的土地转让停止。阿拉伯人的生存权利受到严重威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羽毛已丰对英国政策的不满日甚一日,最后视英国为敌手。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英国试图在阿犹之间采取某种平衡政策,但为时已晚,阿拉伯人既不领情而又与犹太人结怨,处在进退维谷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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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独立党恢复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担心1936~1939年的席卷全国的冲突再次发生,实际上禁止了巴勒斯坦阿拉伯方面的一切形式的政治活动,拒绝允许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结束流亡,返回国内。因此在战争开始前几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政党活动基本上消声匿迹,有的转入地下。巴勒斯坦也相对平静,阿拉伯人在战争期间基本上支持英国。

阿拉伯独立党成立后不久,由于陷入沙特阿拉伯和外约旦哈希姆家族斗争的旋涡而分裂,党的活动一度停止,甚至在1936—1939年的起义中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由于英国发表了1939年白皮书,支持阿拉伯团结,并且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地下武装发起的恐怖主义活动有所抑制,导致了阿拉伯独立党领导人态度的转变,采取了明显地亲英政策。1939年,阿拉伯独立党领导人阿伍尼·阿卜杜勒·哈迪和艾哈迈德·希勒米曾强烈要求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承认英国政策的变化,接受白皮书。后来,英国也发现这些人比穆夫提及其支持者对英国委任统治政府持一种更友好的态度,并且允许他们较早地返回巴勒斯坦。
在1939年,被英国军队拘留的阿拉伯独立党领导人从拘留营获释,出席了伦敦会议,讨论英国对未来巴勒斯坦的建议。40年代初,他们重新返回国内。但是,他们竞争者侯赛尼及其支持者继续在流放或被拘留中。艾哈迈德·希勒米回到巴勒斯坦,重返他银行董事长的职位(1930年他创立阿拉伯民族银行),阿卜杜勒·哈迪和哈吉·伊布拉欣被吸收进入董事会。此后,他们试图重新树立该党的政治影响,购买了有广泛读者的阿文报纸《巴勒斯坦》,成为他们和阿拉伯独立党发表政治主张的讲坛和舆论阵地。1943年8月,艾哈迈德·希勒米建立了阿拉伯民族基金会以便阻止向犹太人出售土地,进一步提高了党的威望。到战争结束时,阿拉伯民族基金会成为巴勒斯坦惟一有能力阻止把土地卖给犹太复国主义的机构,在农民和新兴的“中产阶级”中获得巨大的支持。到1944年夏天,阿拉伯民族基金会在大部分城镇和较大的村庄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办事处。

阿拉伯独立党和基金会日益大得人心的成功直接威胁到侯赛尼家族的威望,有人认为,一旦战争结束,阿拉伯独立党将会控制民族领导权力,加之该党领导人早已返回国内;另外,该党也获得了耶路撒冷其他显贵家族的同情。这些家族大多数不同意侯赛尼在1936~1939年起义中采取的行动。因此,阿拉伯独立党实际上已向阿拉伯社团内部处在权力顶峰的人提出了挑战。

1943年11月,阿拉伯独立党呼吁召开民族会议,其目的是想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领导机构,选派代表参加即将在开罗举行的讨论阿拉伯统一的会议。但是,这个提议遭到来自侯赛尼家族、一些市长和农村谢赫及其支持者的抵制;与此同时,还受到改革党和阿拉伯青年会议成员的联合抵制。当时改革党领导人侯赛因·法克里·卡利迪博士和亚库卜·古赛尼(拉姆拉的一个富裕的地主)从1937年被流放以来仍未回国,上述两个党派是支持侯赛尼的。

巴勒斯坦阿拉伯党重新活跃

当侯赛尼家族及其支持者拒绝阿拉伯独立党召开民族会议的呼吁后,1944年4月,巴勒斯坦阿拉伯党在耶路撒冷召开代表大会,来自巴勒斯坦各大城市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建立了中央委员会,陶菲克·萨里赫·侯赛尼(穆夫提的堂兄弟)任执行主席,在耶路撒冷、雅法、海法和纳布卢斯设立了党的办事处。雅法日报《保卫》虽未正式归党所有,但已成为其喉舌。阿拉伯银行向其提供资金。这个银行是1930年由阿卜杜勒·哈米德·舒曼在耶路撒冷建立的。

巴勒斯坦阿拉伯党还获得富图瓦的支持。这是一个准军事青年组织,在30年代中期由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创立(独立党没有类似的武装团体支持)。但是,由于该党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哈吉·阿明·侯赛尼和贾马勒·侯赛尼仍在境外流放;在起义期间委任统治政府于1937年接收了财政管理机构之后,阿伍加夫的资金损失使党继续受到困扰;加之穆夫提仍在德国避难,从事反对英国的宣传活动,使党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特别是国内的支持者,当盟国胜利的曙光已经看到,仍对穆夫提保持支持和忠诚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尽管如此,为了扩大影响,该党还是举行了几次公开集会,一次是阿明·塔米米的葬礼(1944年10月,他在罗德西亚南部流放期间逝世),另一次是11月贝尔福宣言发表周年纪念日。这些活动收到谋求同情者支持的效果。

阿拉伯国家的促和行动
 
1944年初,阿拉伯国家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建立阿拉伯国家联盟并且决定于9月在亚历山大召开各有关方面代表参加的会议。由于巴勒斯坦统治家族、政党之间的分歧、分裂未能就出席会议的人选问题达成一致共识。为此,出席亚历山大会议的阿拉伯国家决定任命以叙利亚外长贾马尔·马丹为首的代表团访问巴勒斯坦,试图弥合侯赛尼党和独立党以及其他政党之间的分歧,组成个统一的联合代表团参加亚历山大会议。但是,贾马尔·马丹未能获得成功。伊拉克首相努里·赛义德曾试图说服侯赛尼党人同意派党外的其他人率团出席会议,但也未获得成功。最后,巴勒斯坦6个政党终于同意派穆萨·阿拉米(1939年出席伦敦圆桌会议的代表)代表巴勒斯坦出席会议。实际上,亚历山大会议的第一次会议(9月25日)和第二次会议(9月28日)已经结束。穆萨·阿拉米以享有充分的代表资格出席了第三次会议。后来,他又以巴勒斯坦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了1945年2月28日举行的第四次会议。阿拉伯联盟公约的特别附件承认巴勒斯坦在法律上的独立,允许它参加联盟理事会的工作。

穆萨·阿拉米代表巴勒斯坦出席会议本身说明各政党之间的分歧是如此深刻,特别是各个政党都不愿意其他政党作为代表出席会议,害怕其影响超过自己的党。另外,阿拉米的当选进一步加剧了巴勒斯坦统治阶级内部的紧张关系。在亚历山大会议上,阿拉米承诺出资进行巴勒斯坦土地开发计划并且在伦敦、华盛顿和耶路撒冷建立阿拉伯情报机构,使其成为代表巴勒斯坦人观点的一个独特的并能发挥影响的部门。第一项任务就把阿拉米带进了与阿拉伯独立党和阿拉伯民族基金会的冲突之中。民族基金会希望获得对土地问题的控制权,对阿拉米的巴勒斯坦土地开发计划显然不感兴趣。第二项任务激起侯赛尼和巴勒斯坦阿拉伯党对他的恼怒,他们认为,他们作为民族运动的领导者不能由阿拉米在国外代表巴勒斯坦人及其要求。

1945年11月,贾马尔·马丹试图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统一的运动的目标获得了暂时的成功。在侯赛尼家族的坚持下,经过马丹的调解,重新恢复了1937年被英国解散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并且成为维系阿拉伯各党派的最高权力机构。这时组成的第二届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像第一届委员会一样仍处在侯赛尼家族的控制之下,致使其他政党和穆萨·阿拉米的退出。1946年,巴勒斯坦阿拉伯党负责人贾马尔·侯赛尼从罗得西亚南部结束流放回国,在他的坚持下组成了第三届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当侯赛尼家族和巴勒斯坦阿拉伯党保持着对最高委员会的控制时,阿拉伯独立党同其他党派“民族解放联盟”和“阿拉伯工人协会”联合组成一个单独的组织称“阿拉伯民族阵线”,试图与最高委员会相抗衡。但是,为了抗衡犹太复国主义日益增加的压力,为了希望在盟国关于巴勒斯坦未来的讨论中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因此,巴勒斯坦阿拉伯政治精英对加强政党间的团结有了一种迫切感。在阿拉伯国家联盟及其代表的支持与斡旋下,巴勒斯坦各政党、组织的分歧暂时弥合,建立了第四届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其中包括了第三届委员会和“阿拉伯民族阵线”的双方成员。贾马尔·侯赛尼当选为最高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的职务仍留给哈吉·阿明·侯赛尼(前些月,他被允许居住在埃及,但仍禁止他进入巴勒斯坦)。此外,艾哈迈德·希勒米（阿拉伯民族基金会董事长,独立党领导人)改革党领导人侯赛因·哈利迪博土也包括在内。1947年1月,阿拉伯最高委员会进步扩大,包括了另外4名巴勒斯坦阿拉伯党的领导人,侯赛尼派别就掌握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领导权。但是,在最高委员会中,完全缺少新兴的“中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这样,巴勒斯坦阿拉伯社团的领导权仍然掌握在传统的精英家族手中。

本文节选自《中东国家通史 巴勒斯坦卷》 查看全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土耳其加入德国一方同英国、法国、俄国作战。为了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为了获得阿拉伯人对英国的支持,在战争的艰苦年代,1915-1916年期间,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与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多次交换信件。英国政府答应侯赛因要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要求并且保证战争结束后立即让阿拉伯人实现独立。只是在涉及到国家的疆域时麦克马洪复信说:“梅尔辛和亚历山大勒塔这两个地区,以及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以西的叙利亚部分地区不能认为是纯粹的阿拉伯地区,因此不应包括在(您)所要求的疆界之内。”作为对这一承诺的回报,阿拉伯人发动了反对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的起义,给协约国的军队以大力支持并且为最终打败奥斯曼帝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不久,英国就背叛了向阿拉伯人所做出的承诺。至于巴勒斯坦,虽然麦克马洪在25年后仍辩解说,在他心目中,1915年的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中许诺给阿拉伯人的土地从未包括巴勒斯坦在内,但是多数学者、政治家认为巴勒斯坦应包括在英国承诺建立的独立国家的疆界之内。

1916年5月,麦克马洪向侯赛因的承诺刚过7个月,法国代表乔治·皮柯特和英国代表马克·赛克斯签订了“分割奥斯曼帝国的三方秘密协议”,后来称赛克斯——皮柯特协定。协定要求将巴勒斯坦从叙利亚分离,置于国际管理之下,最后的命运将在美国和其他欧洲盟国代表也出席的和平会议上决定。

这项协定一直向阿拉伯人保密。侯赛因从土耳其政府领导人那里获悉了协定内容并要求英国对此作出解释,英法向阿拉伯人再次保证:“法国和大英帝国在德国发动的东方战争中所追求的目标是处在土耳其长期压迫下的人民获得完全的明确的自由,从当地民众主动自由选择的权力机构过渡到民族政府和行政机构的建立;法国和大英帝国同意鼓励并支持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以及他们求得解放的领土上建立当地政府和行政机构。”侯赛因对英法的保证深信不疑,阿拉伯人继续同英国军队一起奋勇战斗。

1917年对巴勒斯坦来说是关键的一年。2月,一支英国正规军越过埃及边界进入巴勒斯坦。同年3、4月间,英军在加沙的战斗中两度被击败,伤亡惨重,战争陷人疆局,迫使英国不得不撤换军队的司令官。1917年7月,阿拉伯起义军占领亚喀巴,巴勒斯坦的战局才有所转变。同年10月,英军占领比尔谢巴。11月12日夜间,英军攻克加沙城,7日全部占领加沙地区。11月6日,英军攻占雅法。12月9日,英国军队占领耶路撒冷,年底前杰里科相继被占。英军司令艾伦比在评价阿拉伯人起义时说,他们对英国事业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无法估价的”。

正当阿拉伯人协同英国军队与奥斯曼部队在巴勒斯坦浴血奋战时,英国政府不但再次背弃了自己的承诺而且还向自己的盟友阿拉伯人背上捅了一刀。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给英国犹太社团首脑罗思柴尔德一封信,后称贝尔福宣言。其内容是:“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必须明白理解,绝不应使巴勒斯坦现在非犹太社团的公民权和宗教权利或其他任何国家内的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受到损害”。贝尔福宣言的发表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推动力,使其起死回生。


贝尔福宣言是在阿拉伯人不了解和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发表的,尔后,巴勒斯坦英国军事统治者当局竭尽全力禁止宣言的消息在“非犹太居民”中流传,直到1920年,贝尔福宣言才在巴勒斯坦正式出版。当阿拉伯人得知贝尔福宣言之后,他们为之震惊和愤怒,并向英国政府提出了抗议。侯赛因得知宣言后,请求英国政府对此作出解释。英国政府说,它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只以“与现有的人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自由相适应为度”。谢里夫侯赛因对此感到满意。阿拉伯学者认为,“英国政府发表贝尔福宣言的时候,它在巴勒斯坦根本没有任何主权、统治权或其他权利,因而它根本没有任何资格给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以任何权利”。当英国占领巴勒斯坦后,“根据国际法,对敌方领土的军事占领并不能使占领者得到该领土的主权”。因此,英国政府不可能合法地把巴勒斯坦的任何所有权或任何权利给予犹太人,因为一个施主是不能把不属于他的东西送给别人的。


另外,宣言中提到的“非犹太社团”,实际上指的是“祖祖辈辈连续占有巴勒斯坦达1300多年的阿拉伯人。当时,他们占巴勒斯坦人口总数的90%以上,占有土地达97.5%。因此,有人认为“非犹太社团”的用词是很不恰当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连续多次召开处理奥斯曼帝国遗产的分赃会议。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在讨论巴勒斯坦和战中协约国军队占领的其他阿拉伯地区前途问题时,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协约国最高委员会会议,对巴勒斯坦的未来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并与英国代表一起磋商了委任统治书的条文。犹太复国主义几乎达到了他们所有的目的。但是,协约国最高级会议既没有让占巴勒斯坦人口90%以上的阿拉伯人代表参加,也没有就巴勒斯坦的未来或协议的委任统治书的条款征求他们的意见和看法。


1919年3月,美国总统威尔逊提议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应当派代表去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征求“关于这两个地区的前途问题解决办法的各种意见”。最高委员会采纳了这个建议,但是,由于对这种行动的后果感到担心,法国人拒不任命代表,英国代表退出了这项工作。最后仅有美国的两名代表亨利·金和查尔斯·R·克兰组成的金——克兰委员会前往中东进行调查。1919年8月28日,金——克兰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报告,在今天看来报告确实具有先见之明。

报告说:“一个犹太民族之家”不等于将巴勒斯坦变为一个犹太国,而且如果不极其严重地侵害巴勒斯坦现存的非犹太社团的公民权和宗教权,这样的一个犹太国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在委员会同犹太代表的商谈中,大量事实表明,犹太人企图以各种购买手段将巴勒斯坦现有的非犹太居民几乎全部驱逐出去。

金——克兰委员会报告强调指出,实行贝尔福宜言是极其不公正的,而且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所提出的要求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常常提出的头一条要求,即他们根据两千年以前对巴勒斯坦的一度占领而提出对巴勒斯坦拥有“主权的主张是很难加以认真考虑的。

但是,金——克兰委员会提出的各种建议由于与英法的立场相悖被扣压三年之久才发表。


1920年4月,协约国主要国家最高委员会在圣勒摩召开会议,决定将巴勒斯坦交给英国实行委任统治。同年8月签订的色佛尔条约,土耳其承认、同意把阿拉伯各省分离出去,同时还承认了贝尔福宣言。但是,后来由于土耳其议会对色佛尔条约其中包括贝尔福宣言在内的一些条款持有异议,拒绝批准这个条约。1922年7月24日,国际联盟委员会向英国政府颁发了委任统治书,但是,此时土耳其尚未同意把阿拉伯各省分离出去,故委任统治书实际上没有正式生效。直到1923年7月24日,当土耳其签署了洛桑条约后,阿拉伯地区从土耳其分离出去才在法律上生效，但是洛桑条约并未包含贝尔福宣言的内容。

另外,巴勒斯坦的地域范围发生了一些变化。1920年4月的圣勒摩会议计划归英国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还包括约旦河以东地区。从1918年以来,这个地区归大马士革的费萨尔政府管理。1920年7月,大马士革政府被法国推翻以后,巴勒斯坦的高级专员召集外约旦当地的精英人物,告诉他们英国政府打算让他们在英国顾问的协助下,成立自主政府。1921年2月,阿卜杜拉率支阿拉伯军队进驻马安,后推进到安曼。在4月的开罗会议上,英国殖民大臣丘吉尔同意承认阿卜杜拉为外约旦的实际统治者。1922年9月,英国得到国联的同意,决定不让外约旦承担为巴勒斯坦规定的许多委任统治条款的义务,特别是关于圣所和贝尔福宣言的那些条款。1923年,英国巴勒斯坦高级专员宣布外约旦独立。从此,约旦河西部地区仍叫巴勒斯坦,东部地区叫外约旦。

以上节选自《中东国家通史 巴勒斯坦卷》 查看全部

2023年10月18号，美国国会内和外面，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仍在继续。以下是现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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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埃及军政府独裁首领塞西表示：他不会接受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难民，不允许加沙居民进入西奈半岛。反而，他建议以色列政府应该把巴勒斯坦难民驱逐到Negev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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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所记得的我自己所支持的政府对一个民族实施的最蓄意的残忍行为之一。”

演员Wallace Shawn 在华盛顿特区犹太人的抗议活动中发表讲话，抗议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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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失心疯，只是一个失败者的反应：侵略者在抵抗战士面前失败了，恼羞成怒，他们把目标对准了无辜者——老人、妇女、儿童，一切无辜者——实施集体惩罚。作为仪式性的报复，全无目的，只为破坏。没有别的，只是屠杀——这是他们唯一有能力做的事情。

而整个世界无能阻止一个中魔者的行凶，是这个世界的失败——人类还有甚么脸面在动物面前标榜“高级”，还有甚么资格在野兽面前谈论道德，还有甚么底气在魔鬼面前自诩正义？！……这是一个令“人类”这一称号蒙羞的世界。
 
做这失败世界的一名勇士


在一个实时报道加沙现状的网页上，我看到这样一则短讯：

1000多名巴勒斯坦基督徒正在一座教堂里避难。一名避难者说：“他们拥有天空，我们向天空之上的那个祈祷……”

他说的“他们”显然是指以色列人，可他说的“那个”是谁呢？
 

 
一瞬里，突然我感觉我置身于他们里面——和教堂里的那些人们正挤在一处，背靠着背，胸贴着胸，我能感受到他们的体温，我闻着他们身上的汗味，也听得见他们胸膛里的激烈心跳……我们正相拥一处结为一体，躲避一场炼狱之火——我们的心里没有恐惧，更没有绝望。

此伏彼起、连绵不绝的爆炸声压得我们头也抬不起来，但我们抬起眼，目光向上，盯着屋顶，盯着想象中的苍穹：那里，有黑压压如惊慌的乌鸦群般乱窜的以色列战机——而在战机群之上，在那更高处，他正在注视着这大地上的一切。

在他的温热注视中，我们的泪水潸然而下……
 

在这片土地上，那些有能力爱的人……2023年10月12日，在加沙一所学校内避难的人们，没有被屠杀和恐怖打败，没有丧失爱的能力……
不，我们的泪水不为死亡而流，我们的泪水不为这遍地的血而流，我们的泪水不为撒旦制造的恐怖而流，我们的泪水也不为那世界的冷酷而流……我们的泪水，只为这一刻的爱与人性潸然而下——来自他的爱，我们自己的血液中汩汩流行的人性……
 


让世界如常进行吧，或者来得更加残暴一些——即使那样，我们也不放弃。

-1-

请允许我冷酷地说出真相：

看哪，牺牲者的灵魂正成群结队飞向天空，消失于苍穹深处……他们既无视于身边呼啸的钢铁猛禽，他们也不再回顾这个世界一眼。
 
他们的痛苦终结了。作为一个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他们的使命完成了，他们安详地飞向他们自己的归宿——生命的价值，自有生命的赋予者来为他们确认。所以不必为他们而悲伤。更值得悲伤的，是我们自己。

听着：作恶者仍将继续作恶。杀害生命并不会使他们的手发抖，制造更大的灾祸也不会让他们感觉到心跳，别说小小一个加沙，别说 230 万人类，就算毁灭了整个世界连同他们自己——并不能让他们感觉到恐惧。这是他们的本性注定的。

豁然揭开的事实还未能让你明白吗：行凶者绝不只是一个以色列，他们拥有控制整个世界的权力结构。他们的权力绝不只是导弹和航母，也绝不只是美元与媒体……他们还拥有庞大的民众基础。他们的同盟者不只是拜登、苏纳克或特鲁多。他们的协助者队伍里，还有你——冷血沉默的你。
 
他们拥有的是一个体制，他们背靠的是一个秩序——体制和秩序所赖以建立的，也就是他们所终极仰赖的，则是多数人人性的自私。这不是一篇时论，我不想条分缕析来证明这个结论。此刻，我只想安静地与自己对话：是的，作恶者的终极仰赖不是别的，正是多数民众的自私。你以为他们自身真的有那么强大吗，你以为钢铁武器和尖端科技真的能赋予他们为所欲为的胆魄吗，你以为美元和媒体真的就有能力控制整个世界吗？不，是你的自私与冷血授予了他们这一切。

——10月7日的哈马斯行为，刷地揭破了这一切！

未必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但此刻我如同亲见：更大、更可怖的罪恶还将继续——因为你的冷血，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而每一个自私者，未来必将承受来自今天的作恶者的更凶烈、更恐怖的火——天理如此，我的愿望亦如此。
 
-2-

兄弟，不必惊慌，也用不着悲观。

更不要绝望。我们一面拼尽全力大声喊出“住手！停止犯罪……”，一面克制住震惊，让自己的心能安静地注视这炼狱里所上演的一切——教他们忙碌吧，我们无力阻拦。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面对变成废墟的家园，一个微笑着说出“这是我们的命运”且心怀感激的人，一个身处炼狱之火尚有赞美美好能力的人，一个关心幸存的小猫命运的人……你能轻易杀死他，但永远没有人能够打败他
我们随时地准备着剖开胸膛、掏出自己的心作为武器，狠狠砸向撒旦的头颅。我们随时地准备着让这一腔血喷射而出，只为能够迷住他们的眼睛一瞬……而我们连牺牲的这份荣耀也被剥夺了。我们坚信，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要坚信——那个真理，那许诺的公道，那苦难尽头的美好安慰……这并不是我们对世界的贡献，但这是我们对自己的拯救：死命抓住那游丝般的一缕希望——绝不放弃这份坚信。

此刻正成群结队飞向天空的牺牲者的灵魂们没有放弃，仍在剧痛、惊恐、饥渴和黑暗、在丧失至亲的悲恸中的人们没有放弃，加沙教堂里的那些基督徒们没有放弃……遥远角落里的你没有放弃，我也不放弃。因为他，并没有放弃我们。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作为穆斯林的我们能够实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就像萨拉丁当年做的，我们会在胜利后给予包括以色列人在内的所有人公民权利，去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我的兄弟，此刻我想告诉你了：那一瞬，真的我的眼泪刷地下来了。这不就是现世的安慰吗——哪怕一个人，哪怕一句话，哪怕只是一瞬的念头——我的主迫不及待将未来的许诺提前对我显示了：我们已经胜利了。——你教我如何能放弃！


 



他们的宗教教会了他们仇恨、破坏和压迫，我们的信仰命令我们建设公平、与人为善，提醒我们永不放弃希望——对真理的信任。

-3-

安静地注视之中，我们需要心中明白：这是千载难逢的一课，这是专为你我安排的一堂课，以千万人的血为代价。

这一课，至少应当教会我们理解两个单词：民主，信仰。什么是民主？它是一周之内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去镇压一群褴褛之众的权力么？它是授权给全副武装的警察当街抓捕支持巴勒斯坦的和平抗议者的法律么？它是说谎成性、愚弄世界“哈马斯斩首40名婴儿”的媒体么？还是说，它只是那些人老珠黄的婊子知识分子们涂满脸蛋儿售卖色相的腮红？……什么是民主？打破种族隔离制度，反抗殖民压迫，把被褫夺的民众人权还回给民众——让人获得自由、平等与尊严，难道这不是最大的民主？如果不是，我们又为什么要去追求它？
 
当世界最强势一侧以“民主”的名义倾尽全力压迫最无力一侧，当正当的反抗被以“民主”的名义施以地狱般的残酷镇压，当肮脏的媒体和天性卑贱的知识分子们以“民主”的名义为人类屠杀、种族灭绝掩护之际，很少有人懂得：当我们的心与世界各地的受压迫者的心紧贴一起、感同身受时，我们便天然地获得了民主的发言人资格——我们比谁都更酷爱民主，我们比别人更懂得民主的真义，我们比谁都更痛恨民主的敌人……至于他们，那些善用“民主”旗号招摇的虚伪骗子们，他们不过是天性卑贱罢了。
 
过去的一周里，一边注视着加沙，一边我也观察着自己的心理和人性——每一天我都在问：什么是信仰？这沉默无语的苍穹！难道我所信仰的那个，他是瞎的吗？难道他是聋的吗——他听不见震耳惊天的轰炸吗，他听不见这大地的悲恸与愤怒吗，他听不见汩汩的血流吗？……感谢我的老师——半生我都一直在重复说“巴勒斯坦是我的信仰老师”，感谢他——这一次依然是他教育了我：当视频中的那个加沙男子憨笑着说“这是我们的命运”，当他伸手去抚摩那只幸存的小猫，当他在短短46秒对话中说出了五个“赞美上帝”……我的心融化了。

痴痴愣愣地，我对着自己说：他，还有那些加沙教堂里的基督徒们——他们，是真信士。当我清醒过来，当我注视着微信朋友圈里卖弄爱猫的图片时，愤怒在一瞬冲上心头：真信士，撒旦，伪信者——在此一刻的世界上，一目了然！——不，我不是在做道德的卫道士，我厌恶信仰的纠察员，我更痛恨宗教的督战队……不，我无意于指责任何某一个具体的人——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权利。我在意的，是居住在我的理想中的那些我的兄弟们，他们需要睁开辨识的眼睛。
 
而那些崇拜戒律和仪式的信徒——那些教法主义者们，被Surah al-Maoun称之为“该死的礼拜者”们，当他们斥逐孤儿、不愿施济穷人食物、甚至不愿出手al-Maoun（小善）——不愿伸手发条关于加沙的朋友圈、不愿为一条巴勒斯坦视频点个赞时，他们的信仰破产了——他们所礼拜的对象只是他们自己的礼拜（那些肢体动作和嘴皮念词），而不是主。他们所信仰的对象只是那个他们自己热爱和效忠的宗教（由戒律和仪式建筑而成的体制），而不是主。

主，他不是瞎子，他也不是聋子——此刻，这位伟大的历史作者正在实践着他的意图和许诺：藉一部分美好的牺牲，来揭示世界的真相，揭穿“民主”骗子的脸上的油彩和仪式信徒的荒谬——教育他所意欲教育的人们。

让我也学着视频中那位加沙男子，微笑着说一句：“赞美主！”
 
啊，我的民众！今天，你们不必恐惧，也不要忧愁。

啊，我们的仰赖，请原谅我们心底泪河汹涌，请让我们坚定吧——就像加沙炼狱中的那些人们，在屠杀稍停的间隙，他们走上街头，向着世界——发出不屈的抗议，向着你——发出悲伤的控诉！

请赋予我们善良和公正的人性，请授予我们宽恕的能力，请馈赠我们美好的理智吧。——今天，这是我们最需要、最渴望的，如同请你赐予烈火中的人们以清凉。

2023. 1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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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犹太人在华盛顿DC白宫前抗议。以下是他们的呼吁： 
 
1个犹太小女孩说：“ 我一直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毒害下成长，后来，我意识到，巴勒斯坦人也是全人类的一天，跟我一样，都是活生生的人。” 1个黑人妇女说：“以色列政府正在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清洗。”1个白人老人说：“我对我们的美国政府感到羞愧。拜登政府给了以色列政府美制武器，而这些武器被用来杀害无辜” 一个女性拉比说：“我们所受到的伤害不应该作为发动种族灭绝的借口。” 一大帮人举起标语说：“停止战争，不要打着犹太人的名义去屠杀巴勒斯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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