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特辑（一）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生①
巴勒斯坦特辑（一）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生①
巴勒斯坦概况
从1517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巴勒斯坦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巴勒斯坦仍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它同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组成地理上的叙利亚。
根据1864年的“行省制度法”,奥斯曼帝国的行政管理区域划分为省( wilayat)级,地区(县)( Sanaijq）级和低于地区的乡。这些行政单位都由一位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官员领导。“行省制度法”执行后,巴勒斯坦大体上分为三个地区(县):南部的耶路撒冷地区包括耶路撒冷、雅法、加沙、希伯伦、贝尔谢巴和哈菲尔(al- Hafir)。由于耶路撒冷的特殊宗教地位,该地于1887年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而设立,由奥斯曼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类似于今天的直辖区或自治区)。北部的阿克地区,包括阿克、海法、太巴列、萨费德、拿撒勒等地属于贝鲁特省。中部的纳布卢斯地区,包括纳布卢斯、卡勒基利亚、图勒卡姆、杰宁等地,于大马士革省(也有说属于贝鲁特省)。外约旦分为北部的豪兰地区和南部的安曼地区,归大马士革省。
到19世纪中期,巴勒斯坦人口几乎达到50万,其中80%以上为穆斯林,大约10%为基督教徒,5%~7%是犹太人(1880年犹太人为2.5万人)。
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臣民根据内部自治制度( millet)享有宗教自由。在19世纪80年代初几乎全部的巴勒斯坦犹太人生活在4个城市,即耶路撒冷、太巴列、萨费德和希伯伦。犹太人中的大多数是手工业者,如安装玻璃工、钟表修理工、铁匠、裁缝、制鞋工人、装订工人等等。此外,犹太人几乎垄断了国家的放债和有限的银行业务。穆斯林人口的绝大多数从事农业,住在农村,除农民之外,特别在贝尔谢巴附近,还有相当多的游牧贝督因人。住在城市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从事商业、手工业和现代化农业,一些人还在政府部门任职。
虽然巴勒斯坦处在土耳其人统治下几乎长达400年,但是,阿拉伯人仍说阿拉伯语,居民的绝大多数仍信仰伊斯兰教,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属性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巴勒斯坦虽然在名义上处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但是实际的权力,特别是基层的权力仍掌握在当地阿拉伯人的大部落氏族手中。每个氏族由族内有权有势的家族任命的部落酋长即谢赫( sheikh)来领导。谢赫的人选一般都由本氏族内德高望重、智勇双全、仗义疏财的人出任。这些谢赫们构成了当时巴勒斯坦的精英阶层。
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以及在巴勒斯坦的移民活动
自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镇压了犹太人的大规模起义之后,大部分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流散到世界各地,留下来的人极少。特别是罗马帝国禁止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居住,直到伊斯兰征服,圣城基本上没有犹太人居住。公元7世纪,伊斯兰征服巴勒斯坦后,对犹太人采取宽容政策,曾允许70户犹太人居住在耶路撒冷。但是,在1099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及巴勒斯坦后,当地的犹太人有的被杀,其余的大部分逃离。在1170~1711年,一位犹太朝圣者发现在整个巴勒斯坦仅有1440名犹太人;1262年,耶路撒冷只有2户犹太人。一直到19世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很少增加。在19世纪初,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仅有8千名,1845年为1.2万人而到1882年其人数只有2.4万人,占同期巴勒斯坦人口总数的5%~7%。
犹太民族主体离开巴勒斯坦后,当地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地原有的土著居民迦南人、腓力斯人和其他早期部落的居民以及希腊人、罗马人的后裔,随着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而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变成了阿拉伯人。从此,巴勒斯坦遂成为阿拉伯人的家园;在随后大约1300余年的穆斯林连续统治中巴勒斯坦人的阿拉伯和穆斯林特性没有发生变化。他们一直构成当地人口的绝大多数。千百年来,他们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成为这里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当然他们对这块土地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几乎长达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过与当地人的共同劳动、生活、相互通婚,他们的语言、习俗,以至肤色也与当地人无多大差异,所不同的是他们之中有的人还保持着对犹太教的信仰;他们除了把耶路撒冷视为圣地之外,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巴勒斯坦已无任何联系。
由于政治、经济、宗教诸方面的因素,犹太人流散的欧洲国家不时地发生排犹和迫害犹太人的运动,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一些犹太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拯救犹太人的方式和途径,其些人著书立说鼓吹犹太复国的思想。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塞菲·海什·凯什尔和摩西·赫斯,他们于1862年分别用希伯来文出版了《圣城之探索》和用德文出版《罗马与耶路撒冷》等书。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作舆论宣传。
在俄国,由于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之俄国排犹运动的推动,在当地的犹太青年学生当中已出现了“圣城热爱者协会以及主张向巴勒斯坦移民的一些团体。1881年,来自俄国的比路小组的51名成员达到了巴勒斯坦。这是犹太移民史上划时代的行动。其原因是这群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移民群体想通过移民最后占领巴勒斯坦并给犹太人建立一个国家,而此前的移民绝大多数是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1882年俄国的利奥·平斯克出版了《自我解放:一个俄国犹太人对他们兄弟们的警告》一书。在他的影响下,俄国继续出现向巴勒斯坦的移民活动。1891年,有一位名叫阿舍金斯勃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访问巴勒斯坦,他以“民族一员的笔名写下了他的访问印象:“在外面,我们习惯设想古老的以色列土地如同荒沙、沙漠,谁想占多少就占多少。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整个国家很难找到一块尚未耕种的土地,而没有耕种的只有沙丘和石岭。沙丘和石岭只有经过巨大的努力开垦,才可种植果树”。到1897年,移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格德拉、里顺齐温、佩塔齐瓦及其他地方建立了18个农业居住区。但据《犹太史》作者阿巴·埃班说:“这些居住区没有一个是合法的,因为是通过行贿和曲解法律而获准在巴勒斯坦定居的,最初比路小组曾请求土耳其政府批准他们合法移入,但遭到土耳其政府的拒绝。”
1897年在西奥多·赫茨尔的鼓动下,欧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了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会议决定成立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赫茨尔当选为该组织主席。会议通过的犹太复国主义纲领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公共法律所保障的犹太人之家。为达此目的,大会决定采用下列方式:(1)不断地鼓励犹太民族农民、工匠和手工艺人在巴勒斯坦定居;(2)利用按照各地法律所建立的各种地方性和一般性的机构来组织和联合所有的犹太人;(3)加强犹太民族的情感和民族觉悟;(4)积极采取步骤获得某些政府的同意,这是为达到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所必需的。巴塞尔会议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犹太复国主义就变成了一种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运动。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主权要求成为巴勒斯坦问题产生的历史渊源。
巴塞尔会议之后,赫茨尔到当时的各主要大国游说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寻找后台和靠山,但均未成功。当时,巴勒斯坦属于奥斯曼帝国统治,赫茨尔不止一次地会见土耳其素丹哈米德二世,同他商讨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问题。在会谈中,赫茨尔设法使土耳其素丹相信,巴勒斯坦的犹太国家如果成立,将会最好的实现素丹政府的利益,成为它在近东的忠实的守卫者。另外,赫茨尔还以帮助土耳其政府摆脱财政困难的许诺来换取支持,但是最后土耳其政府还是没有同意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与此同时,赫茨尔还同德皇威廉二世和沙皇俄国进行了接触,但直到他1904年去世,均未能获得明确的有实效的支持。
赫茨尔并没有把犹太国的地点限制在巴勒斯坦,他同英国的官员们也曾试探过塞浦路斯、阿里什和乌干达方案,但未能成功。1903年第六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东欧俄国犹太人的坚持下,否定了在巴勒斯坦之外立国的计划。赫茨尔本人在晚年也宣称“巴勒斯坦是没有人民的土地”,极力主张给犹太人“这个没有土地的人民”。赫茨尔死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进人了一个低潮时期。
到1917年,经过两次移民浪潮,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达到5万多人。由此可见,在1882~1917年的35年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移民活动进展相当缓慢。从1882年的2.4万人增加到1917年的5万多人,如果扣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因素,移居巴勒斯坦的人微乎其微,1917年犹太人占巴勒斯坦人口总数的7%8%,同35年前的5%~7%相比几乎没有增加多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新来的定居者面临着土耳其当局和土著人的敌意,土著人口中既有虔诚的犹太人也有阿拉伯人;当地的气候恶劣,环境艰苦,疾病流行,很多人来后又离开了,首次到达的51名比路成员,到19世纪末大约只有20人还留在那里;到19世纪末,定居者大多数在经济上陷入绝境,成为慈善机构救助的对象。由于生活艰难和对慈善机构基金的依赖,人们士气低落。
与此相反,绝大部分移民移向西方国家和美国,从1882年到1914年间,从俄国移出的犹太人约有200万人,其中3/4去了美国。显然并不像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所鼓吹的那样,巴勒斯坦是犹太移民惟一选择的移民地点。直到1917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仍然只是少数人支持的运动,只是由于贝尔福宣言的发表和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才使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猛增。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中东国家通史 巴勒斯坦卷》
巴勒斯坦概况
从1517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巴勒斯坦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巴勒斯坦仍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它同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组成地理上的叙利亚。
根据1864年的“行省制度法”,奥斯曼帝国的行政管理区域划分为省( wilayat)级,地区(县)( Sanaijq）级和低于地区的乡。这些行政单位都由一位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官员领导。“行省制度法”执行后,巴勒斯坦大体上分为三个地区(县):南部的耶路撒冷地区包括耶路撒冷、雅法、加沙、希伯伦、贝尔谢巴和哈菲尔(al- Hafir)。由于耶路撒冷的特殊宗教地位,该地于1887年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而设立,由奥斯曼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类似于今天的直辖区或自治区)。北部的阿克地区,包括阿克、海法、太巴列、萨费德、拿撒勒等地属于贝鲁特省。中部的纳布卢斯地区,包括纳布卢斯、卡勒基利亚、图勒卡姆、杰宁等地,于大马士革省(也有说属于贝鲁特省)。外约旦分为北部的豪兰地区和南部的安曼地区,归大马士革省。
到19世纪中期,巴勒斯坦人口几乎达到50万,其中80%以上为穆斯林,大约10%为基督教徒,5%~7%是犹太人(1880年犹太人为2.5万人)。
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臣民根据内部自治制度( millet)享有宗教自由。在19世纪80年代初几乎全部的巴勒斯坦犹太人生活在4个城市,即耶路撒冷、太巴列、萨费德和希伯伦。犹太人中的大多数是手工业者,如安装玻璃工、钟表修理工、铁匠、裁缝、制鞋工人、装订工人等等。此外,犹太人几乎垄断了国家的放债和有限的银行业务。穆斯林人口的绝大多数从事农业,住在农村,除农民之外,特别在贝尔谢巴附近,还有相当多的游牧贝督因人。住在城市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从事商业、手工业和现代化农业,一些人还在政府部门任职。
虽然巴勒斯坦处在土耳其人统治下几乎长达400年,但是,阿拉伯人仍说阿拉伯语,居民的绝大多数仍信仰伊斯兰教,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属性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巴勒斯坦虽然在名义上处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但是实际的权力,特别是基层的权力仍掌握在当地阿拉伯人的大部落氏族手中。每个氏族由族内有权有势的家族任命的部落酋长即谢赫( sheikh)来领导。谢赫的人选一般都由本氏族内德高望重、智勇双全、仗义疏财的人出任。这些谢赫们构成了当时巴勒斯坦的精英阶层。
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以及在巴勒斯坦的移民活动
自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镇压了犹太人的大规模起义之后,大部分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流散到世界各地,留下来的人极少。特别是罗马帝国禁止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居住,直到伊斯兰征服,圣城基本上没有犹太人居住。公元7世纪,伊斯兰征服巴勒斯坦后,对犹太人采取宽容政策,曾允许70户犹太人居住在耶路撒冷。但是,在1099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及巴勒斯坦后,当地的犹太人有的被杀,其余的大部分逃离。在1170~1711年,一位犹太朝圣者发现在整个巴勒斯坦仅有1440名犹太人;1262年,耶路撒冷只有2户犹太人。一直到19世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很少增加。在19世纪初,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仅有8千名,1845年为1.2万人而到1882年其人数只有2.4万人,占同期巴勒斯坦人口总数的5%~7%。
犹太民族主体离开巴勒斯坦后,当地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地原有的土著居民迦南人、腓力斯人和其他早期部落的居民以及希腊人、罗马人的后裔,随着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而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变成了阿拉伯人。从此,巴勒斯坦遂成为阿拉伯人的家园;在随后大约1300余年的穆斯林连续统治中巴勒斯坦人的阿拉伯和穆斯林特性没有发生变化。他们一直构成当地人口的绝大多数。千百年来,他们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成为这里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当然他们对这块土地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几乎长达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过与当地人的共同劳动、生活、相互通婚,他们的语言、习俗,以至肤色也与当地人无多大差异,所不同的是他们之中有的人还保持着对犹太教的信仰;他们除了把耶路撒冷视为圣地之外,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巴勒斯坦已无任何联系。
由于政治、经济、宗教诸方面的因素,犹太人流散的欧洲国家不时地发生排犹和迫害犹太人的运动,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一些犹太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拯救犹太人的方式和途径,其些人著书立说鼓吹犹太复国的思想。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塞菲·海什·凯什尔和摩西·赫斯,他们于1862年分别用希伯来文出版了《圣城之探索》和用德文出版《罗马与耶路撒冷》等书。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作舆论宣传。
在俄国,由于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之俄国排犹运动的推动,在当地的犹太青年学生当中已出现了“圣城热爱者协会以及主张向巴勒斯坦移民的一些团体。1881年,来自俄国的比路小组的51名成员达到了巴勒斯坦。这是犹太移民史上划时代的行动。其原因是这群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移民群体想通过移民最后占领巴勒斯坦并给犹太人建立一个国家,而此前的移民绝大多数是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1882年俄国的利奥·平斯克出版了《自我解放:一个俄国犹太人对他们兄弟们的警告》一书。在他的影响下,俄国继续出现向巴勒斯坦的移民活动。1891年,有一位名叫阿舍金斯勃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访问巴勒斯坦,他以“民族一员的笔名写下了他的访问印象:“在外面,我们习惯设想古老的以色列土地如同荒沙、沙漠,谁想占多少就占多少。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整个国家很难找到一块尚未耕种的土地,而没有耕种的只有沙丘和石岭。沙丘和石岭只有经过巨大的努力开垦,才可种植果树”。到1897年,移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格德拉、里顺齐温、佩塔齐瓦及其他地方建立了18个农业居住区。但据《犹太史》作者阿巴·埃班说:“这些居住区没有一个是合法的,因为是通过行贿和曲解法律而获准在巴勒斯坦定居的,最初比路小组曾请求土耳其政府批准他们合法移入,但遭到土耳其政府的拒绝。”
1897年在西奥多·赫茨尔的鼓动下,欧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了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会议决定成立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赫茨尔当选为该组织主席。会议通过的犹太复国主义纲领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公共法律所保障的犹太人之家。为达此目的,大会决定采用下列方式:(1)不断地鼓励犹太民族农民、工匠和手工艺人在巴勒斯坦定居;(2)利用按照各地法律所建立的各种地方性和一般性的机构来组织和联合所有的犹太人;(3)加强犹太民族的情感和民族觉悟;(4)积极采取步骤获得某些政府的同意,这是为达到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所必需的。巴塞尔会议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犹太复国主义就变成了一种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运动。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主权要求成为巴勒斯坦问题产生的历史渊源。
巴塞尔会议之后,赫茨尔到当时的各主要大国游说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寻找后台和靠山,但均未成功。当时,巴勒斯坦属于奥斯曼帝国统治,赫茨尔不止一次地会见土耳其素丹哈米德二世,同他商讨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问题。在会谈中,赫茨尔设法使土耳其素丹相信,巴勒斯坦的犹太国家如果成立,将会最好的实现素丹政府的利益,成为它在近东的忠实的守卫者。另外,赫茨尔还以帮助土耳其政府摆脱财政困难的许诺来换取支持,但是最后土耳其政府还是没有同意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与此同时,赫茨尔还同德皇威廉二世和沙皇俄国进行了接触,但直到他1904年去世,均未能获得明确的有实效的支持。
赫茨尔并没有把犹太国的地点限制在巴勒斯坦,他同英国的官员们也曾试探过塞浦路斯、阿里什和乌干达方案,但未能成功。1903年第六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东欧俄国犹太人的坚持下,否定了在巴勒斯坦之外立国的计划。赫茨尔本人在晚年也宣称“巴勒斯坦是没有人民的土地”,极力主张给犹太人“这个没有土地的人民”。赫茨尔死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进人了一个低潮时期。
到1917年,经过两次移民浪潮,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达到5万多人。由此可见,在1882~1917年的35年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移民活动进展相当缓慢。从1882年的2.4万人增加到1917年的5万多人,如果扣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因素,移居巴勒斯坦的人微乎其微,1917年犹太人占巴勒斯坦人口总数的7%8%,同35年前的5%~7%相比几乎没有增加多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新来的定居者面临着土耳其当局和土著人的敌意,土著人口中既有虔诚的犹太人也有阿拉伯人;当地的气候恶劣,环境艰苦,疾病流行,很多人来后又离开了,首次到达的51名比路成员,到19世纪末大约只有20人还留在那里;到19世纪末,定居者大多数在经济上陷入绝境,成为慈善机构救助的对象。由于生活艰难和对慈善机构基金的依赖,人们士气低落。
与此相反,绝大部分移民移向西方国家和美国,从1882年到1914年间,从俄国移出的犹太人约有200万人,其中3/4去了美国。显然并不像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所鼓吹的那样,巴勒斯坦是犹太移民惟一选择的移民地点。直到1917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仍然只是少数人支持的运动,只是由于贝尔福宣言的发表和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才使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猛增。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中东国家通史 巴勒斯坦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