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复国主义
发明新希伯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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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教以及为何这种区别至关重要的系列文章的第三篇。
本系列的前两篇文章建立了一种模式：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们将犹太教抛在脑后，并在其位置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崇拜对象——民族本身，神秘地与其土地融合在一起。但是，一种新的宗教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新的神。它需要一种新的信徒。而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非常坦率地表示，现有的犹太人，那个被三千年托拉（Torah）塑造的犹太人，是不合格的。他必须被改造。
改造他的蓝图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源头：一位德国哲学家，他鄙视一般的宗教，尤其是犹太-基督教的道德传统。
拿锤子的哲学家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于1900年去世，就在犹太复国主义将自己组织成一场运动的时候。他的思想正在震撼欧洲。他宣布，上帝死了——与他一起死去的，是整个建立在信仰之上的道德遗产。尼采认为，那些被当作美德的东西，实际上是两个对立的系统。一种是“奴隶道德”，它推崇谦卑、仁慈和善良——这是弱者的价值观，被宗教封为神圣以安慰自己。另一种是“主人道德”，它推崇力量、骄傲和高贵——这是意志坚强者的价值观，他们夺取生活所提供的东西，而不是等待死后的奖赏。
尼采呼吁对价值进行“重估”：蓄意推翻旧的道德秩序，代之以新的道德秩序。他将执行这种推翻的人类理想命名为Übermensch（超人）——一个不受传统道德束缚，强大到足以用自己的形象重塑价值观的形象。
对于犹太复国主义来说，一个其全部目的就是摆脱他们继承的宗教的运动，尼采的哲学是一本名副其实的指导手册。
接受
这里的文字记录异常丰富，因为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作家不仅仅是悄悄地吸收了尼采。他们赞颂了他。
早在1894年——在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前三年——大卫·纽马克（David Neumark）就发表了一篇希伯来语文章介绍尼采的超人理论，将Übermensch翻译为Adam Elyon（阿达姆·伊里昂/至高的人），并将其作为新希伯来人的典范。大卫·弗里什曼（David Frishman）将关于Übermensch的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oke Zarathustra）翻译成了希伯来语；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将其翻译成了波兰语。后来的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在一封写给未来妻子的信中热情地推荐了尼采的作品。雅博廷斯基（Jabotinsky）称他为巨人。
作家米哈·约瑟夫·贝尔迪切夫斯基（Micha Yosef Berdyczewski），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希伯来语作家之一，直接宣布自己是尼采主义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是一个尼采主义者……我只知道力量，力量，力量！”他呼吁犹太民族“动摇他们遗产的根基，创造新的价值观”——这是直接将尼采的价值重估应用于犹太教——并争辩说现在是时候将“犹太人置于犹太教之前”了。犹太复国主义作家鲁文·布赖宁（Reuven Breinin）承诺，多亏了这场运动，后代将不再“渺小、软弱、挨打和病态”，而是将成为“巨人的世代……‘超人’的世代。”诗人雅各布·科恩（Yaakov Cohen）在1912年完成了这幅图景：“新希伯来人将是新人类……他将骄傲挺拔地行走，就像古代的希伯来人一样。”
所有这些都不是事后充满敌意的重建。主流学术界也持同样的观点。文学史家梅纳赫姆·布林克尔（Menachem Brinker）得出结论，最重要的是尼采的影响，使该运动与犹太历史的决裂变得激进；史蒂文·阿施海姆（Steven Aschheim）写道，古典犹太复国主义征募尼采，恰恰是为了阐明其与过去破裂的关系，并推动其自我创造的“希伯来新人类”的理想。
被抹去的是什么
要理解新希伯来人是用来干什么的，了解他是被设计来取代什么是有帮助的。
塔木德（Talmud）用三个性格特征来定义犹太民族：他们是仁慈的、他们是谦逊的、他们会做善事。这种自我定义保持了数千年（对于忠诚的托拉犹太人来说，现在依然如此）。传统的犹太英雄从来不是战士；他是学者——俯身在一页塔木德上的苍白学生，代表着耐心、克制和慈善。犹太社区在学识和虔诚中衡量伟大，并将对身体统治力的狂热崇拜视为属于其他国家，属于一个更古老、更残酷的世界。
现在将那幅画像与尼采的类别并列。仁慈、谦逊、善良——整个传统的犹太人性格，一项一项地落入尼采标记为“奴隶道德”的专栏中。这正是犹太复国主义作家们所接受的诊断。他们说，老犹太人软弱、苍白、书生气十足、被动，他的温和不是美德，而是一种流亡的疾病。治疗的方法是建立他的对立面：骄傲而不是谦卑，坚硬而不是仁慈，追求物质而不是追求精神，一个土地和肌肉的人而不是一个书本的人。贝尔迪切夫斯基用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概括了这个计划：“对于一个人和一个民族来说，有一段时间需要靠剑、靠力量和拳头、靠存在的活力来生活。”
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这是一个有意识的颠倒计划。新希伯来人不是适应现代社会的老犹太人。他是一个特征一个特征地被设计出来的，作为老犹太人的摄影底片——而工程师们自己就是这么说的。
为什么这在现在很重要
新希伯来人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它的产品现在每个人都很熟悉：坚韧、晒得黝黑、世俗的以色列人——士兵、农民、创业公司创始人——在一百部电影和新闻特写中被颂扬为现代犹太人的形象。观察者有时会注意到这个形象与传统犹太教的谦卑和仁慈理想之间的距离，并得出结论：一种宗教一定背叛了它自己的价值观。
历史记录指向了不同的结论。没有背叛，因为没有可以背叛的连续性。以色列的国民性格是被那些崇拜一位因宣称上帝已死而闻名的哲学家的男人们，在与犹太教性格的对立中制造出来的。当这两个性格看起来毫无相似之处时，那不是因为犹太人是伪君子。那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背弃了上帝和他们自己的人民。
这意味着等式再次反转。国家的形象告诉你关于尼采的事情，关于欧洲对力量和国家的观念，关于一次蓄意的文化工程行为。它没有告诉你关于犹太教的任何事情，也没有告诉你关于数百万依然靠着那幅旧画像——仁慈、谦逊和善良——生活，且从未参与这场实验的犹太人的任何事情。
本系列下一篇：农业是如何变成圣礼的——社会主义拓荒者、基布兹以及关于劳动和土地的奇怪宗教。
贝尔迪切夫斯基、布赖宁、科恩和其他人的引文摘自大卫·奥哈纳（David Ohana）的《耶路撒冷的查拉图斯特拉：尼采与“新希伯来人”》及相关学术著作，包括梅纳赫姆·布林克尔关于尼采对希伯来文学影响的著作，以及史蒂文·阿施海姆的《德国的尼采遗产》。*可应要求提供完整的引文。* 查看全部
这是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教以及为何这种区别至关重要的系列文章的第三篇。
本系列的前两篇文章建立了一种模式：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们将犹太教抛在脑后，并在其位置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崇拜对象——民族本身，神秘地与其土地融合在一起。但是，一种新的宗教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新的神。它需要一种新的信徒。而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非常坦率地表示，现有的犹太人，那个被三千年托拉（Torah）塑造的犹太人，是不合格的。他必须被改造。
改造他的蓝图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源头：一位德国哲学家，他鄙视一般的宗教，尤其是犹太-基督教的道德传统。
拿锤子的哲学家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于1900年去世，就在犹太复国主义将自己组织成一场运动的时候。他的思想正在震撼欧洲。他宣布，上帝死了——与他一起死去的，是整个建立在信仰之上的道德遗产。尼采认为，那些被当作美德的东西，实际上是两个对立的系统。一种是“奴隶道德”，它推崇谦卑、仁慈和善良——这是弱者的价值观，被宗教封为神圣以安慰自己。另一种是“主人道德”，它推崇力量、骄傲和高贵——这是意志坚强者的价值观，他们夺取生活所提供的东西，而不是等待死后的奖赏。
尼采呼吁对价值进行“重估”：蓄意推翻旧的道德秩序，代之以新的道德秩序。他将执行这种推翻的人类理想命名为Übermensch（超人）——一个不受传统道德束缚，强大到足以用自己的形象重塑价值观的形象。
对于犹太复国主义来说，一个其全部目的就是摆脱他们继承的宗教的运动，尼采的哲学是一本名副其实的指导手册。
接受
这里的文字记录异常丰富，因为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作家不仅仅是悄悄地吸收了尼采。他们赞颂了他。
早在1894年——在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前三年——大卫·纽马克（David Neumark）就发表了一篇希伯来语文章介绍尼采的超人理论，将Übermensch翻译为Adam Elyon（阿达姆·伊里昂/至高的人），并将其作为新希伯来人的典范。大卫·弗里什曼（David Frishman）将关于Übermensch的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oke Zarathustra）翻译成了希伯来语；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将其翻译成了波兰语。后来的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在一封写给未来妻子的信中热情地推荐了尼采的作品。雅博廷斯基（Jabotinsky）称他为巨人。
作家米哈·约瑟夫·贝尔迪切夫斯基（Micha Yosef Berdyczewski），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希伯来语作家之一，直接宣布自己是尼采主义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是一个尼采主义者……我只知道力量，力量，力量！”他呼吁犹太民族“动摇他们遗产的根基，创造新的价值观”——这是直接将尼采的价值重估应用于犹太教——并争辩说现在是时候将“犹太人置于犹太教之前”了。犹太复国主义作家鲁文·布赖宁（Reuven Breinin）承诺，多亏了这场运动，后代将不再“渺小、软弱、挨打和病态”，而是将成为“巨人的世代……‘超人’的世代。”诗人雅各布·科恩（Yaakov Cohen）在1912年完成了这幅图景：“新希伯来人将是新人类……他将骄傲挺拔地行走，就像古代的希伯来人一样。”
所有这些都不是事后充满敌意的重建。主流学术界也持同样的观点。文学史家梅纳赫姆·布林克尔（Menachem Brinker）得出结论，最重要的是尼采的影响，使该运动与犹太历史的决裂变得激进；史蒂文·阿施海姆（Steven Aschheim）写道，古典犹太复国主义征募尼采，恰恰是为了阐明其与过去破裂的关系，并推动其自我创造的“希伯来新人类”的理想。
被抹去的是什么
要理解新希伯来人是用来干什么的，了解他是被设计来取代什么是有帮助的。
塔木德（Talmud）用三个性格特征来定义犹太民族：他们是仁慈的、他们是谦逊的、他们会做善事。这种自我定义保持了数千年（对于忠诚的托拉犹太人来说，现在依然如此）。传统的犹太英雄从来不是战士；他是学者——俯身在一页塔木德上的苍白学生，代表着耐心、克制和慈善。犹太社区在学识和虔诚中衡量伟大，并将对身体统治力的狂热崇拜视为属于其他国家，属于一个更古老、更残酷的世界。
现在将那幅画像与尼采的类别并列。仁慈、谦逊、善良——整个传统的犹太人性格，一项一项地落入尼采标记为“奴隶道德”的专栏中。这正是犹太复国主义作家们所接受的诊断。他们说，老犹太人软弱、苍白、书生气十足、被动，他的温和不是美德，而是一种流亡的疾病。治疗的方法是建立他的对立面：骄傲而不是谦卑，坚硬而不是仁慈，追求物质而不是追求精神，一个土地和肌肉的人而不是一个书本的人。贝尔迪切夫斯基用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概括了这个计划：“对于一个人和一个民族来说，有一段时间需要靠剑、靠力量和拳头、靠存在的活力来生活。”
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这是一个有意识的颠倒计划。新希伯来人不是适应现代社会的老犹太人。他是一个特征一个特征地被设计出来的，作为老犹太人的摄影底片——而工程师们自己就是这么说的。
为什么这在现在很重要
新希伯来人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它的产品现在每个人都很熟悉：坚韧、晒得黝黑、世俗的以色列人——士兵、农民、创业公司创始人——在一百部电影和新闻特写中被颂扬为现代犹太人的形象。观察者有时会注意到这个形象与传统犹太教的谦卑和仁慈理想之间的距离，并得出结论：一种宗教一定背叛了它自己的价值观。
历史记录指向了不同的结论。没有背叛，因为没有可以背叛的连续性。以色列的国民性格是被那些崇拜一位因宣称上帝已死而闻名的哲学家的男人们，在与犹太教性格的对立中制造出来的。当这两个性格看起来毫无相似之处时，那不是因为犹太人是伪君子。那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背弃了上帝和他们自己的人民。
这意味着等式再次反转。国家的形象告诉你关于尼采的事情，关于欧洲对力量和国家的观念，关于一次蓄意的文化工程行为。它没有告诉你关于犹太教的任何事情，也没有告诉你关于数百万依然靠着那幅旧画像——仁慈、谦逊和善良——生活，且从未参与这场实验的犹太人的任何事情。
本系列下一篇：农业是如何变成圣礼的——社会主义拓荒者、基布兹以及关于劳动和土地的奇怪宗教。
贝尔迪切夫斯基、布赖宁、科恩和其他人的引文摘自大卫·奥哈纳（David Ohana）的《耶路撒冷的查拉图斯特拉：尼采与“新希伯来人”》及相关学术著作，包括梅纳赫姆·布林克尔关于尼采对希伯来文学影响的著作，以及史蒂文·阿施海姆的《德国的尼采遗产》。*可应要求提供完整的引文。*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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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教以及为何这种区别至关重要的系列文章的第三篇。
本系列的前两篇文章建立了一种模式：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们将犹太教抛在脑后，并在其位置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崇拜对象——民族本身，神秘地与其土地融合在一起。但是，一种新的宗教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新的神。它需要一种新的信徒。而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非常坦率地表示，现有的犹太人，那个被三千年托拉（Torah）塑造的犹太人，是不合格的。他必须被改造。
改造他的蓝图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源头：一位德国哲学家，他鄙视一般的宗教，尤其是犹太-基督教的道德传统。
拿锤子的哲学家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于1900年去世，就在犹太复国主义将自己组织成一场运动的时候。他的思想正在震撼欧洲。他宣布，上帝死了——与他一起死去的，是整个建立在信仰之上的道德遗产。尼采认为，那些被当作美德的东西，实际上是两个对立的系统。一种是“奴隶道德”，它推崇谦卑、仁慈和善良——这是弱者的价值观，被宗教封为神圣以安慰自己。另一种是“主人道德”，它推崇力量、骄傲和高贵——这是意志坚强者的价值观，他们夺取生活所提供的东西，而不是等待死后的奖赏。
尼采呼吁对价值进行“重估”：蓄意推翻旧的道德秩序，代之以新的道德秩序。他将执行这种推翻的人类理想命名为Übermensch（超人）——一个不受传统道德束缚，强大到足以用自己的形象重塑价值观的形象。
对于犹太复国主义来说，一个其全部目的就是摆脱他们继承的宗教的运动，尼采的哲学是一本名副其实的指导手册。
接受
这里的文字记录异常丰富，因为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作家不仅仅是悄悄地吸收了尼采。他们赞颂了他。
早在1894年——在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前三年——大卫·纽马克（David Neumark）就发表了一篇希伯来语文章介绍尼采的超人理论，将Übermensch翻译为Adam Elyon（阿达姆·伊里昂/至高的人），并将其作为新希伯来人的典范。大卫·弗里什曼（David Frishman）将关于Übermensch的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oke Zarathustra）翻译成了希伯来语；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将其翻译成了波兰语。后来的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在一封写给未来妻子的信中热情地推荐了尼采的作品。雅博廷斯基（Jabotinsky）称他为巨人。
作家米哈·约瑟夫·贝尔迪切夫斯基（Micha Yosef Berdyczewski），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希伯来语作家之一，直接宣布自己是尼采主义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是一个尼采主义者……我只知道力量，力量，力量！”他呼吁犹太民族“动摇他们遗产的根基，创造新的价值观”——这是直接将尼采的价值重估应用于犹太教——并争辩说现在是时候将“犹太人置于犹太教之前”了。犹太复国主义作家鲁文·布赖宁（Reuven Breinin）承诺，多亏了这场运动，后代将不再“渺小、软弱、挨打和病态”，而是将成为“巨人的世代……‘超人’的世代。”诗人雅各布·科恩（Yaakov Cohen）在1912年完成了这幅图景：“新希伯来人将是新人类……他将骄傲挺拔地行走，就像古代的希伯来人一样。”
所有这些都不是事后充满敌意的重建。主流学术界也持同样的观点。文学史家梅纳赫姆·布林克尔（Menachem Brinker）得出结论，最重要的是尼采的影响，使该运动与犹太历史的决裂变得激进；史蒂文·阿施海姆（Steven Aschheim）写道，古典犹太复国主义征募尼采，恰恰是为了阐明其与过去破裂的关系，并推动其自我创造的“希伯来新人类”的理想。
被抹去的是什么
要理解新希伯来人是用来干什么的，了解他是被设计来取代什么是有帮助的。
塔木德（Talmud）用三个性格特征来定义犹太民族：他们是仁慈的、他们是谦逊的、他们会做善事。这种自我定义保持了数千年（对于忠诚的托拉犹太人来说，现在依然如此）。传统的犹太英雄从来不是战士；他是学者——俯身在一页塔木德上的苍白学生，代表着耐心、克制和慈善。犹太社区在学识和虔诚中衡量伟大，并将对身体统治力的狂热崇拜视为属于其他国家，属于一个更古老、更残酷的世界。
现在将那幅画像与尼采的类别并列。仁慈、谦逊、善良——整个传统的犹太人性格，一项一项地落入尼采标记为“奴隶道德”的专栏中。这正是犹太复国主义作家们所接受的诊断。他们说，老犹太人软弱、苍白、书生气十足、被动，他的温和不是美德，而是一种流亡的疾病。治疗的方法是建立他的对立面：骄傲而不是谦卑，坚硬而不是仁慈，追求物质而不是追求精神，一个土地和肌肉的人而不是一个书本的人。贝尔迪切夫斯基用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概括了这个计划：“对于一个人和一个民族来说，有一段时间需要靠剑、靠力量和拳头、靠存在的活力来生活。”
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这是一个有意识的颠倒计划。新希伯来人不是适应现代社会的老犹太人。他是一个特征一个特征地被设计出来的，作为老犹太人的摄影底片——而工程师们自己就是这么说的。
为什么这在现在很重要
新希伯来人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它的产品现在每个人都很熟悉：坚韧、晒得黝黑、世俗的以色列人——士兵、农民、创业公司创始人——在一百部电影和新闻特写中被颂扬为现代犹太人的形象。观察者有时会注意到这个形象与传统犹太教的谦卑和仁慈理想之间的距离，并得出结论：一种宗教一定背叛了它自己的价值观。
历史记录指向了不同的结论。没有背叛，因为没有可以背叛的连续性。以色列的国民性格是被那些崇拜一位因宣称上帝已死而闻名的哲学家的男人们，在与犹太教性格的对立中制造出来的。当这两个性格看起来毫无相似之处时，那不是因为犹太人是伪君子。那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背弃了上帝和他们自己的人民。
这意味着等式再次反转。国家的形象告诉你关于尼采的事情，关于欧洲对力量和国家的观念，关于一次蓄意的文化工程行为。它没有告诉你关于犹太教的任何事情，也没有告诉你关于数百万依然靠着那幅旧画像——仁慈、谦逊和善良——生活，且从未参与这场实验的犹太人的任何事情。
本系列下一篇：农业是如何变成圣礼的——社会主义拓荒者、基布兹以及关于劳动和土地的奇怪宗教。
贝尔迪切夫斯基、布赖宁、科恩和其他人的引文摘自大卫·奥哈纳（David Ohana）的《耶路撒冷的查拉图斯特拉：尼采与“新希伯来人”》及相关学术著作，包括梅纳赫姆·布林克尔关于尼采对希伯来文学影响的著作，以及史蒂文·阿施海姆的《德国的尼采遗产》。*可应要求提供完整的引文。*
这是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教以及为何这种区别至关重要的系列文章的第三篇。
本系列的前两篇文章建立了一种模式：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们将犹太教抛在脑后，并在其位置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崇拜对象——民族本身，神秘地与其土地融合在一起。但是，一种新的宗教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新的神。它需要一种新的信徒。而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非常坦率地表示，现有的犹太人，那个被三千年托拉（Torah）塑造的犹太人，是不合格的。他必须被改造。
改造他的蓝图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源头：一位德国哲学家，他鄙视一般的宗教，尤其是犹太-基督教的道德传统。
拿锤子的哲学家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于1900年去世，就在犹太复国主义将自己组织成一场运动的时候。他的思想正在震撼欧洲。他宣布，上帝死了——与他一起死去的，是整个建立在信仰之上的道德遗产。尼采认为，那些被当作美德的东西，实际上是两个对立的系统。一种是“奴隶道德”，它推崇谦卑、仁慈和善良——这是弱者的价值观，被宗教封为神圣以安慰自己。另一种是“主人道德”，它推崇力量、骄傲和高贵——这是意志坚强者的价值观，他们夺取生活所提供的东西，而不是等待死后的奖赏。
尼采呼吁对价值进行“重估”：蓄意推翻旧的道德秩序，代之以新的道德秩序。他将执行这种推翻的人类理想命名为Übermensch（超人）——一个不受传统道德束缚，强大到足以用自己的形象重塑价值观的形象。
对于犹太复国主义来说，一个其全部目的就是摆脱他们继承的宗教的运动，尼采的哲学是一本名副其实的指导手册。
接受
这里的文字记录异常丰富，因为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作家不仅仅是悄悄地吸收了尼采。他们赞颂了他。
早在1894年——在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前三年——大卫·纽马克（David Neumark）就发表了一篇希伯来语文章介绍尼采的超人理论，将Übermensch翻译为Adam Elyon（阿达姆·伊里昂/至高的人），并将其作为新希伯来人的典范。大卫·弗里什曼（David Frishman）将关于Übermensch的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oke Zarathustra）翻译成了希伯来语；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将其翻译成了波兰语。后来的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在一封写给未来妻子的信中热情地推荐了尼采的作品。雅博廷斯基（Jabotinsky）称他为巨人。
作家米哈·约瑟夫·贝尔迪切夫斯基（Micha Yosef Berdyczewski），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希伯来语作家之一，直接宣布自己是尼采主义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是一个尼采主义者……我只知道力量，力量，力量！”他呼吁犹太民族“动摇他们遗产的根基，创造新的价值观”——这是直接将尼采的价值重估应用于犹太教——并争辩说现在是时候将“犹太人置于犹太教之前”了。犹太复国主义作家鲁文·布赖宁（Reuven Breinin）承诺，多亏了这场运动，后代将不再“渺小、软弱、挨打和病态”，而是将成为“巨人的世代……‘超人’的世代。”诗人雅各布·科恩（Yaakov Cohen）在1912年完成了这幅图景：“新希伯来人将是新人类……他将骄傲挺拔地行走，就像古代的希伯来人一样。”
所有这些都不是事后充满敌意的重建。主流学术界也持同样的观点。文学史家梅纳赫姆·布林克尔（Menachem Brinker）得出结论，最重要的是尼采的影响，使该运动与犹太历史的决裂变得激进；史蒂文·阿施海姆（Steven Aschheim）写道，古典犹太复国主义征募尼采，恰恰是为了阐明其与过去破裂的关系，并推动其自我创造的“希伯来新人类”的理想。
被抹去的是什么
要理解新希伯来人是用来干什么的，了解他是被设计来取代什么是有帮助的。
塔木德（Talmud）用三个性格特征来定义犹太民族：他们是仁慈的、他们是谦逊的、他们会做善事。这种自我定义保持了数千年（对于忠诚的托拉犹太人来说，现在依然如此）。传统的犹太英雄从来不是战士；他是学者——俯身在一页塔木德上的苍白学生，代表着耐心、克制和慈善。犹太社区在学识和虔诚中衡量伟大，并将对身体统治力的狂热崇拜视为属于其他国家，属于一个更古老、更残酷的世界。
现在将那幅画像与尼采的类别并列。仁慈、谦逊、善良——整个传统的犹太人性格，一项一项地落入尼采标记为“奴隶道德”的专栏中。这正是犹太复国主义作家们所接受的诊断。他们说，老犹太人软弱、苍白、书生气十足、被动，他的温和不是美德，而是一种流亡的疾病。治疗的方法是建立他的对立面：骄傲而不是谦卑，坚硬而不是仁慈，追求物质而不是追求精神，一个土地和肌肉的人而不是一个书本的人。贝尔迪切夫斯基用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概括了这个计划：“对于一个人和一个民族来说，有一段时间需要靠剑、靠力量和拳头、靠存在的活力来生活。”
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这是一个有意识的颠倒计划。新希伯来人不是适应现代社会的老犹太人。他是一个特征一个特征地被设计出来的，作为老犹太人的摄影底片——而工程师们自己就是这么说的。
为什么这在现在很重要
新希伯来人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它的产品现在每个人都很熟悉：坚韧、晒得黝黑、世俗的以色列人——士兵、农民、创业公司创始人——在一百部电影和新闻特写中被颂扬为现代犹太人的形象。观察者有时会注意到这个形象与传统犹太教的谦卑和仁慈理想之间的距离，并得出结论：一种宗教一定背叛了它自己的价值观。
历史记录指向了不同的结论。没有背叛，因为没有可以背叛的连续性。以色列的国民性格是被那些崇拜一位因宣称上帝已死而闻名的哲学家的男人们，在与犹太教性格的对立中制造出来的。当这两个性格看起来毫无相似之处时，那不是因为犹太人是伪君子。那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背弃了上帝和他们自己的人民。
这意味着等式再次反转。国家的形象告诉你关于尼采的事情，关于欧洲对力量和国家的观念，关于一次蓄意的文化工程行为。它没有告诉你关于犹太教的任何事情，也没有告诉你关于数百万依然靠着那幅旧画像——仁慈、谦逊和善良——生活，且从未参与这场实验的犹太人的任何事情。
本系列下一篇：农业是如何变成圣礼的——社会主义拓荒者、基布兹以及关于劳动和土地的奇怪宗教。
贝尔迪切夫斯基、布赖宁、科恩和其他人的引文摘自大卫·奥哈纳（David Ohana）的《耶路撒冷的查拉图斯特拉：尼采与“新希伯来人”》及相关学术著作，包括梅纳赫姆·布林克尔关于尼采对希伯来文学影响的著作，以及史蒂文·阿施海姆的《德国的尼采遗产》。*可应要求提供完整的引文。*
好犹太人与坏犹太人
文章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4 次浏览 • 1 天前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1920年2月8日，一份名为《星期日画报》（Illustrated Sunday Herald）的伦敦报纸发表了当时英国陆军大臣温斯顿·S·丘吉尔（Winston S. Churchill）的一篇整版文章。标题是《犹太复国主义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争夺犹太民族灵魂的斗争》。
谁写了这篇文章，和文章说了什么一样重要。这不是一份来自犹太人敌人的文件。丘吉尔终其一生都自认是犹太民族的朋友和崇拜者，而二十年后，他将领导一场对抗历史上最残暴的反犹太分子的战争。
这正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现在值得一读。它展示了，用一位著名的、友好的政治家的话来说，在犹太复国主义赢得大国支持的那一年，体面的欧洲是如何看待犹太人的。
文章说了什么
丘吉尔以高度赞扬开篇。他写道，犹太人是一个非凡的种族，也许是世界上最非凡的种族。然后他解释说，犹太人有不同的类型。有一些忠诚的犹太人，他称之为国家犹太人（national Jews）：他们是其居住国的爱国公民。有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保护下建立犹太人家园，他对此表示热烈赞同。还有他所说的国际犹太人，文章指责这个群体要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刚刚在俄罗斯夺取政权的共产主义运动）负责。
在丘吉尔的叙述中，一种隐藏的犹太革命传统从法国大革命一直延续到卡尔·马克思，再到托洛茨基及其时代的激进分子，这是对文明长达百年的阴谋。他的信息来源是一位名叫内斯塔·韦伯斯特（Nesta Webster）的作家，一位职业阴谋论者，她的书与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伪造品《锡安长老会纪要》（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属于同一类别。
接着，文章提出了它的要求。丘吉尔写道，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必须公开抗击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以此“维护犹太人名字的荣誉”。它还提供了补救措施：犹太复国主义。他说，一个民族家园将把这个种族的精力从革命转向有益的事情，他认为这个项目对大英帝国也有好处。
首先必须说明的
在审视这篇文章的思维方式之前，必须直面它的一个主张，因为这是一个已经让犹太人付出生命代价的谎言。声称共产主义是一个“犹太人”项目的说法，在1920年是假的，在现在也是假的。确实有一些个别犹太人在俄罗斯的革命者中很突出，这些人是在逃离一个迫害他们的政府。但犹太人同时也是革命的受害者、反对者和难民，而传统的宗教社区痛恨布尔什维克主义，后者致力于摧毁犹太教，并且在其统治的任何地方都基本成功了。
把一些个人的政治倾向变成对整个民族的指控，是反犹太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就在丘吉尔写作的那几年里，这种指控助长了在乌克兰杀害数万犹太人的大屠杀。一代人之后，它成为了纳粹宣传的核心支柱。
这一部分显然是假的。但让丘吉尔的文章变得有趣的是另一件事：它的结构揭示了那个拥抱犹太复国主义的世界。
文章的思维方式
看看这篇文章在它的赞扬和指责中，把什么当作了理所当然。它假设犹太人是一个有着共同倾向的种族，是一个单一的实体，其成员的行为会反映在每个人身上。它假设了集体问责制：莫斯科的革命者所做的事，给利兹（Leeds）的一个裁缝施加了义务。
它假设犹太人的名字有一个共同的荣誉，一些犹太人可以玷污它，而另一些犹太人必须把它洗刷干净。它还假设，一个犹太人通过采取正确的政治立场，就能救赎自己和他的民族。
“好犹太人”和“坏犹太人”，根据政治忠诚度进行分类，而评分则由非犹太人的世界来打。
更重要的是，注意谁没有在里面。丘吉尔的名单里有一个属于忠诚爱国者的盒子，一个属于犹太复国主义先驱的盒子，还有一个属于革命者的盒子。但唯独没有给托拉所定义的犹太人留任何盒子：华沙或维尔纽斯（Vilna）那个弯腰读着塔木德书页的人，他不属于任何运动，他的犹太人身份是与上帝的契约，而不是政治。
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犹太人自我认知，在丘吉尔的系统中是隐形的。在诸如此类的文件中，它总是隐形的，因为这个系统从根本上就是种族和政治的，而托拉契约并不适合它的盒子。
在那个虚假的系统内部，犹太复国主义有一项精确的工作。它就是补救措施。它把一个被想象成是不安分的政治种族的民族，赋予了渠道、地址、旗帜和赞助人。
我们最近系列的第五篇文章追溯了非犹太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层面，即新教徒将圣经视为土地契约的理念。丘吉尔的文章展示了政治层面：犹太复国主义作为政治家对欧洲所谓的“犹太人问题”的答案，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正是因为政治家已经接受了这个问题的前提假设。正如本系列文章所展示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们也接受了这些假设。这就是《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英国在1917年承诺建立犹太民族家园）背后的交易，而现在，它就出现在赞助人自己的报纸散文中，脚注里还带着阴谋论书籍。
分类从未停止
一个世纪后，这个框架依然存在且运作良好。它只是转换了方向。今天的一群人通过他们对以色列国的支持来将犹太人分为好坏：忠诚的犹太人支持国家，批评它的犹太人则背叛了自己的人民。正是这种声音告诉一个犹太学生，他在安息日餐桌上是否受欢迎，取决于他对加沙战争的看法。
另一群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应用相同的测试：好犹太人谴责国家，而不谴责的犹太人就要对其行为负责。正是这群人要求一位犹太作家必须谴责以色列，她的小说才能得到评论，或者把一个犹太教堂的地位挂钩于它对一场并非它发起的战争的声明。
这两个阵营认为他们是对立的。他们正在执行和丘吉尔在1920年执行的完全相同的操作。将犹太人视为一个政治集团；每个犹太人都要为这个集团负责；荣誉是共有的；地位通过正确的政治来赢得，而且分数是由别人来评判的。为了弄清楚这到底是在主张什么、没有主张什么，需要明确指出：批评一个国家是普通的政治，任何国家都可以被批评。通过他们对一个国家的立场来给犹太人打分，才是核心操作，无论要求的是哪种立场。
犹太传统对这一切的回答，就是本系列文章在其结尾所给出的那个。犹太人的身份是一个契约，不是某个党派的党员资格。他的义务是对上帝以及那个契约之民的义务，他的道德账本是他自己的。利兹的裁缝不为托洛茨基欠任何人东西，今天的犹太家庭也不需要以他们的名字为代价，向任何人提供对某个国家的立场。
这个回答拒绝来自敌人的分类，而且当它来自朋友时，也必须同样坚定地拒绝这种分类，因为朋友的版本向世界传授了同样的教训：犹太人是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其成员可以为彼此买单。当它出现在这位世纪最受尊敬的政治家的署名下时，它是假的，而且在之后它所占据的每一张嘴里，它也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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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2月8日，一份名为《星期日画报》（Illustrated Sunday Herald）的伦敦报纸发表了当时英国陆军大臣温斯顿·S·丘吉尔（Winston S. Churchill）的一篇整版文章。标题是《犹太复国主义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争夺犹太民族灵魂的斗争》。
谁写了这篇文章，和文章说了什么一样重要。这不是一份来自犹太人敌人的文件。丘吉尔终其一生都自认是犹太民族的朋友和崇拜者，而二十年后，他将领导一场对抗历史上最残暴的反犹太分子的战争。
这正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现在值得一读。它展示了，用一位著名的、友好的政治家的话来说，在犹太复国主义赢得大国支持的那一年，体面的欧洲是如何看待犹太人的。
文章说了什么
丘吉尔以高度赞扬开篇。他写道，犹太人是一个非凡的种族，也许是世界上最非凡的种族。然后他解释说，犹太人有不同的类型。有一些忠诚的犹太人，他称之为国家犹太人（national Jews）：他们是其居住国的爱国公民。有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保护下建立犹太人家园，他对此表示热烈赞同。还有他所说的国际犹太人，文章指责这个群体要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刚刚在俄罗斯夺取政权的共产主义运动）负责。
在丘吉尔的叙述中，一种隐藏的犹太革命传统从法国大革命一直延续到卡尔·马克思，再到托洛茨基及其时代的激进分子，这是对文明长达百年的阴谋。他的信息来源是一位名叫内斯塔·韦伯斯特（Nesta Webster）的作家，一位职业阴谋论者，她的书与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伪造品《锡安长老会纪要》（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属于同一类别。
接着，文章提出了它的要求。丘吉尔写道，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必须公开抗击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以此“维护犹太人名字的荣誉”。它还提供了补救措施：犹太复国主义。他说，一个民族家园将把这个种族的精力从革命转向有益的事情，他认为这个项目对大英帝国也有好处。
首先必须说明的
在审视这篇文章的思维方式之前，必须直面它的一个主张，因为这是一个已经让犹太人付出生命代价的谎言。声称共产主义是一个“犹太人”项目的说法，在1920年是假的，在现在也是假的。确实有一些个别犹太人在俄罗斯的革命者中很突出，这些人是在逃离一个迫害他们的政府。但犹太人同时也是革命的受害者、反对者和难民，而传统的宗教社区痛恨布尔什维克主义，后者致力于摧毁犹太教，并且在其统治的任何地方都基本成功了。
把一些个人的政治倾向变成对整个民族的指控，是反犹太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就在丘吉尔写作的那几年里，这种指控助长了在乌克兰杀害数万犹太人的大屠杀。一代人之后，它成为了纳粹宣传的核心支柱。
这一部分显然是假的。但让丘吉尔的文章变得有趣的是另一件事：它的结构揭示了那个拥抱犹太复国主义的世界。
文章的思维方式
看看这篇文章在它的赞扬和指责中，把什么当作了理所当然。它假设犹太人是一个有着共同倾向的种族，是一个单一的实体，其成员的行为会反映在每个人身上。它假设了集体问责制：莫斯科的革命者所做的事，给利兹（Leeds）的一个裁缝施加了义务。
它假设犹太人的名字有一个共同的荣誉，一些犹太人可以玷污它，而另一些犹太人必须把它洗刷干净。它还假设，一个犹太人通过采取正确的政治立场，就能救赎自己和他的民族。
“好犹太人”和“坏犹太人”，根据政治忠诚度进行分类，而评分则由非犹太人的世界来打。
更重要的是，注意谁没有在里面。丘吉尔的名单里有一个属于忠诚爱国者的盒子，一个属于犹太复国主义先驱的盒子，还有一个属于革命者的盒子。但唯独没有给托拉所定义的犹太人留任何盒子：华沙或维尔纽斯（Vilna）那个弯腰读着塔木德书页的人，他不属于任何运动，他的犹太人身份是与上帝的契约，而不是政治。
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犹太人自我认知，在丘吉尔的系统中是隐形的。在诸如此类的文件中，它总是隐形的，因为这个系统从根本上就是种族和政治的，而托拉契约并不适合它的盒子。
在那个虚假的系统内部，犹太复国主义有一项精确的工作。它就是补救措施。它把一个被想象成是不安分的政治种族的民族，赋予了渠道、地址、旗帜和赞助人。
我们最近系列的第五篇文章追溯了非犹太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层面，即新教徒将圣经视为土地契约的理念。丘吉尔的文章展示了政治层面：犹太复国主义作为政治家对欧洲所谓的“犹太人问题”的答案，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正是因为政治家已经接受了这个问题的前提假设。正如本系列文章所展示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们也接受了这些假设。这就是《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英国在1917年承诺建立犹太民族家园）背后的交易，而现在，它就出现在赞助人自己的报纸散文中，脚注里还带着阴谋论书籍。
分类从未停止
一个世纪后，这个框架依然存在且运作良好。它只是转换了方向。今天的一群人通过他们对以色列国的支持来将犹太人分为好坏：忠诚的犹太人支持国家，批评它的犹太人则背叛了自己的人民。正是这种声音告诉一个犹太学生，他在安息日餐桌上是否受欢迎，取决于他对加沙战争的看法。
另一群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应用相同的测试：好犹太人谴责国家，而不谴责的犹太人就要对其行为负责。正是这群人要求一位犹太作家必须谴责以色列，她的小说才能得到评论，或者把一个犹太教堂的地位挂钩于它对一场并非它发起的战争的声明。
这两个阵营认为他们是对立的。他们正在执行和丘吉尔在1920年执行的完全相同的操作。将犹太人视为一个政治集团；每个犹太人都要为这个集团负责；荣誉是共有的；地位通过正确的政治来赢得，而且分数是由别人来评判的。为了弄清楚这到底是在主张什么、没有主张什么，需要明确指出：批评一个国家是普通的政治，任何国家都可以被批评。通过他们对一个国家的立场来给犹太人打分，才是核心操作，无论要求的是哪种立场。
犹太传统对这一切的回答，就是本系列文章在其结尾所给出的那个。犹太人的身份是一个契约，不是某个党派的党员资格。他的义务是对上帝以及那个契约之民的义务，他的道德账本是他自己的。利兹的裁缝不为托洛茨基欠任何人东西，今天的犹太家庭也不需要以他们的名字为代价，向任何人提供对某个国家的立场。
这个回答拒绝来自敌人的分类，而且当它来自朋友时，也必须同样坚定地拒绝这种分类，因为朋友的版本向世界传授了同样的教训：犹太人是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其成员可以为彼此买单。当它出现在这位世纪最受尊敬的政治家的署名下时，它是假的，而且在之后它所占据的每一张嘴里，它也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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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2月8日，一份名为《星期日画报》（Illustrated Sunday Herald）的伦敦报纸发表了当时英国陆军大臣温斯顿·S·丘吉尔（Winston S. Churchill）的一篇整版文章。标题是《犹太复国主义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争夺犹太民族灵魂的斗争》。
谁写了这篇文章，和文章说了什么一样重要。这不是一份来自犹太人敌人的文件。丘吉尔终其一生都自认是犹太民族的朋友和崇拜者，而二十年后，他将领导一场对抗历史上最残暴的反犹太分子的战争。
这正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现在值得一读。它展示了，用一位著名的、友好的政治家的话来说，在犹太复国主义赢得大国支持的那一年，体面的欧洲是如何看待犹太人的。
文章说了什么
丘吉尔以高度赞扬开篇。他写道，犹太人是一个非凡的种族，也许是世界上最非凡的种族。然后他解释说，犹太人有不同的类型。有一些忠诚的犹太人，他称之为国家犹太人（national Jews）：他们是其居住国的爱国公民。有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保护下建立犹太人家园，他对此表示热烈赞同。还有他所说的国际犹太人，文章指责这个群体要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刚刚在俄罗斯夺取政权的共产主义运动）负责。
在丘吉尔的叙述中，一种隐藏的犹太革命传统从法国大革命一直延续到卡尔·马克思，再到托洛茨基及其时代的激进分子，这是对文明长达百年的阴谋。他的信息来源是一位名叫内斯塔·韦伯斯特（Nesta Webster）的作家，一位职业阴谋论者，她的书与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伪造品《锡安长老会纪要》（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属于同一类别。
接着，文章提出了它的要求。丘吉尔写道，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必须公开抗击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以此“维护犹太人名字的荣誉”。它还提供了补救措施：犹太复国主义。他说，一个民族家园将把这个种族的精力从革命转向有益的事情，他认为这个项目对大英帝国也有好处。
首先必须说明的
在审视这篇文章的思维方式之前，必须直面它的一个主张，因为这是一个已经让犹太人付出生命代价的谎言。声称共产主义是一个“犹太人”项目的说法，在1920年是假的，在现在也是假的。确实有一些个别犹太人在俄罗斯的革命者中很突出，这些人是在逃离一个迫害他们的政府。但犹太人同时也是革命的受害者、反对者和难民，而传统的宗教社区痛恨布尔什维克主义，后者致力于摧毁犹太教，并且在其统治的任何地方都基本成功了。
把一些个人的政治倾向变成对整个民族的指控，是反犹太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就在丘吉尔写作的那几年里，这种指控助长了在乌克兰杀害数万犹太人的大屠杀。一代人之后，它成为了纳粹宣传的核心支柱。
这一部分显然是假的。但让丘吉尔的文章变得有趣的是另一件事：它的结构揭示了那个拥抱犹太复国主义的世界。
文章的思维方式
看看这篇文章在它的赞扬和指责中，把什么当作了理所当然。它假设犹太人是一个有着共同倾向的种族，是一个单一的实体，其成员的行为会反映在每个人身上。它假设了集体问责制：莫斯科的革命者所做的事，给利兹（Leeds）的一个裁缝施加了义务。
它假设犹太人的名字有一个共同的荣誉，一些犹太人可以玷污它，而另一些犹太人必须把它洗刷干净。它还假设，一个犹太人通过采取正确的政治立场，就能救赎自己和他的民族。
“好犹太人”和“坏犹太人”，根据政治忠诚度进行分类，而评分则由非犹太人的世界来打。
更重要的是，注意谁没有在里面。丘吉尔的名单里有一个属于忠诚爱国者的盒子，一个属于犹太复国主义先驱的盒子，还有一个属于革命者的盒子。但唯独没有给托拉所定义的犹太人留任何盒子：华沙或维尔纽斯（Vilna）那个弯腰读着塔木德书页的人，他不属于任何运动，他的犹太人身份是与上帝的契约，而不是政治。
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犹太人自我认知，在丘吉尔的系统中是隐形的。在诸如此类的文件中，它总是隐形的，因为这个系统从根本上就是种族和政治的，而托拉契约并不适合它的盒子。
在那个虚假的系统内部，犹太复国主义有一项精确的工作。它就是补救措施。它把一个被想象成是不安分的政治种族的民族，赋予了渠道、地址、旗帜和赞助人。
我们最近系列的第五篇文章追溯了非犹太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层面，即新教徒将圣经视为土地契约的理念。丘吉尔的文章展示了政治层面：犹太复国主义作为政治家对欧洲所谓的“犹太人问题”的答案，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正是因为政治家已经接受了这个问题的前提假设。正如本系列文章所展示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们也接受了这些假设。这就是《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英国在1917年承诺建立犹太民族家园）背后的交易，而现在，它就出现在赞助人自己的报纸散文中，脚注里还带着阴谋论书籍。
分类从未停止
一个世纪后，这个框架依然存在且运作良好。它只是转换了方向。今天的一群人通过他们对以色列国的支持来将犹太人分为好坏：忠诚的犹太人支持国家，批评它的犹太人则背叛了自己的人民。正是这种声音告诉一个犹太学生，他在安息日餐桌上是否受欢迎，取决于他对加沙战争的看法。
另一群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应用相同的测试：好犹太人谴责国家，而不谴责的犹太人就要对其行为负责。正是这群人要求一位犹太作家必须谴责以色列，她的小说才能得到评论，或者把一个犹太教堂的地位挂钩于它对一场并非它发起的战争的声明。
这两个阵营认为他们是对立的。他们正在执行和丘吉尔在1920年执行的完全相同的操作。将犹太人视为一个政治集团；每个犹太人都要为这个集团负责；荣誉是共有的；地位通过正确的政治来赢得，而且分数是由别人来评判的。为了弄清楚这到底是在主张什么、没有主张什么，需要明确指出：批评一个国家是普通的政治，任何国家都可以被批评。通过他们对一个国家的立场来给犹太人打分，才是核心操作，无论要求的是哪种立场。
犹太传统对这一切的回答，就是本系列文章在其结尾所给出的那个。犹太人的身份是一个契约，不是某个党派的党员资格。他的义务是对上帝以及那个契约之民的义务，他的道德账本是他自己的。利兹的裁缝不为托洛茨基欠任何人东西，今天的犹太家庭也不需要以他们的名字为代价，向任何人提供对某个国家的立场。
这个回答拒绝来自敌人的分类，而且当它来自朋友时，也必须同样坚定地拒绝这种分类，因为朋友的版本向世界传授了同样的教训：犹太人是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其成员可以为彼此买单。当它出现在这位世纪最受尊敬的政治家的署名下时，它是假的，而且在之后它所占据的每一张嘴里，它也都是假的。
1920年2月8日，一份名为《星期日画报》（Illustrated Sunday Herald）的伦敦报纸发表了当时英国陆军大臣温斯顿·S·丘吉尔（Winston S. Churchill）的一篇整版文章。标题是《犹太复国主义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争夺犹太民族灵魂的斗争》。
谁写了这篇文章，和文章说了什么一样重要。这不是一份来自犹太人敌人的文件。丘吉尔终其一生都自认是犹太民族的朋友和崇拜者，而二十年后，他将领导一场对抗历史上最残暴的反犹太分子的战争。
这正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现在值得一读。它展示了，用一位著名的、友好的政治家的话来说，在犹太复国主义赢得大国支持的那一年，体面的欧洲是如何看待犹太人的。
文章说了什么
丘吉尔以高度赞扬开篇。他写道，犹太人是一个非凡的种族，也许是世界上最非凡的种族。然后他解释说，犹太人有不同的类型。有一些忠诚的犹太人，他称之为国家犹太人（national Jews）：他们是其居住国的爱国公民。有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保护下建立犹太人家园，他对此表示热烈赞同。还有他所说的国际犹太人，文章指责这个群体要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刚刚在俄罗斯夺取政权的共产主义运动）负责。
在丘吉尔的叙述中，一种隐藏的犹太革命传统从法国大革命一直延续到卡尔·马克思，再到托洛茨基及其时代的激进分子，这是对文明长达百年的阴谋。他的信息来源是一位名叫内斯塔·韦伯斯特（Nesta Webster）的作家，一位职业阴谋论者，她的书与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伪造品《锡安长老会纪要》（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属于同一类别。
接着，文章提出了它的要求。丘吉尔写道，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必须公开抗击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以此“维护犹太人名字的荣誉”。它还提供了补救措施：犹太复国主义。他说，一个民族家园将把这个种族的精力从革命转向有益的事情，他认为这个项目对大英帝国也有好处。
首先必须说明的
在审视这篇文章的思维方式之前，必须直面它的一个主张，因为这是一个已经让犹太人付出生命代价的谎言。声称共产主义是一个“犹太人”项目的说法，在1920年是假的，在现在也是假的。确实有一些个别犹太人在俄罗斯的革命者中很突出，这些人是在逃离一个迫害他们的政府。但犹太人同时也是革命的受害者、反对者和难民，而传统的宗教社区痛恨布尔什维克主义，后者致力于摧毁犹太教，并且在其统治的任何地方都基本成功了。
把一些个人的政治倾向变成对整个民族的指控，是反犹太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就在丘吉尔写作的那几年里，这种指控助长了在乌克兰杀害数万犹太人的大屠杀。一代人之后，它成为了纳粹宣传的核心支柱。
这一部分显然是假的。但让丘吉尔的文章变得有趣的是另一件事：它的结构揭示了那个拥抱犹太复国主义的世界。
文章的思维方式
看看这篇文章在它的赞扬和指责中，把什么当作了理所当然。它假设犹太人是一个有着共同倾向的种族，是一个单一的实体，其成员的行为会反映在每个人身上。它假设了集体问责制：莫斯科的革命者所做的事，给利兹（Leeds）的一个裁缝施加了义务。
它假设犹太人的名字有一个共同的荣誉，一些犹太人可以玷污它，而另一些犹太人必须把它洗刷干净。它还假设，一个犹太人通过采取正确的政治立场，就能救赎自己和他的民族。
“好犹太人”和“坏犹太人”，根据政治忠诚度进行分类，而评分则由非犹太人的世界来打。
更重要的是，注意谁没有在里面。丘吉尔的名单里有一个属于忠诚爱国者的盒子，一个属于犹太复国主义先驱的盒子，还有一个属于革命者的盒子。但唯独没有给托拉所定义的犹太人留任何盒子：华沙或维尔纽斯（Vilna）那个弯腰读着塔木德书页的人，他不属于任何运动，他的犹太人身份是与上帝的契约，而不是政治。
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犹太人自我认知，在丘吉尔的系统中是隐形的。在诸如此类的文件中，它总是隐形的，因为这个系统从根本上就是种族和政治的，而托拉契约并不适合它的盒子。
在那个虚假的系统内部，犹太复国主义有一项精确的工作。它就是补救措施。它把一个被想象成是不安分的政治种族的民族，赋予了渠道、地址、旗帜和赞助人。
我们最近系列的第五篇文章追溯了非犹太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层面，即新教徒将圣经视为土地契约的理念。丘吉尔的文章展示了政治层面：犹太复国主义作为政治家对欧洲所谓的“犹太人问题”的答案，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正是因为政治家已经接受了这个问题的前提假设。正如本系列文章所展示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们也接受了这些假设。这就是《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英国在1917年承诺建立犹太民族家园）背后的交易，而现在，它就出现在赞助人自己的报纸散文中，脚注里还带着阴谋论书籍。
分类从未停止
一个世纪后，这个框架依然存在且运作良好。它只是转换了方向。今天的一群人通过他们对以色列国的支持来将犹太人分为好坏：忠诚的犹太人支持国家，批评它的犹太人则背叛了自己的人民。正是这种声音告诉一个犹太学生，他在安息日餐桌上是否受欢迎，取决于他对加沙战争的看法。
另一群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应用相同的测试：好犹太人谴责国家，而不谴责的犹太人就要对其行为负责。正是这群人要求一位犹太作家必须谴责以色列，她的小说才能得到评论，或者把一个犹太教堂的地位挂钩于它对一场并非它发起的战争的声明。
这两个阵营认为他们是对立的。他们正在执行和丘吉尔在1920年执行的完全相同的操作。将犹太人视为一个政治集团；每个犹太人都要为这个集团负责；荣誉是共有的；地位通过正确的政治来赢得，而且分数是由别人来评判的。为了弄清楚这到底是在主张什么、没有主张什么，需要明确指出：批评一个国家是普通的政治，任何国家都可以被批评。通过他们对一个国家的立场来给犹太人打分，才是核心操作，无论要求的是哪种立场。
犹太传统对这一切的回答，就是本系列文章在其结尾所给出的那个。犹太人的身份是一个契约，不是某个党派的党员资格。他的义务是对上帝以及那个契约之民的义务，他的道德账本是他自己的。利兹的裁缝不为托洛茨基欠任何人东西，今天的犹太家庭也不需要以他们的名字为代价，向任何人提供对某个国家的立场。
这个回答拒绝来自敌人的分类，而且当它来自朋友时，也必须同样坚定地拒绝这种分类，因为朋友的版本向世界传授了同样的教训：犹太人是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其成员可以为彼此买单。当它出现在这位世纪最受尊敬的政治家的署名下时，它是假的，而且在之后它所占据的每一张嘴里，它也都是假的。
正统犹太学校的视频火了：孩子们为什么齐声反对锡安主义？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0 次浏览 • 2026-07-30 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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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犹太学校的视频火了：孩子们为什么齐声反对锡安主义？
图：正统犹太学校的视频火了：孩子们为什么齐声反对锡安主义？
原帖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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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说明：正统犹太学校的视频火了：孩子们为什么齐声反对锡安主义？
在正统犹太学校里，孩子们接受的是这样的教育。
他们手持标语一起抗议，并齐声高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口号：“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教背道而驰；反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是反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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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犹太学校的视频火了：孩子们为什么齐声反对锡安主义？
图：正统犹太学校的视频火了：孩子们为什么齐声反对锡安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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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说明：正统犹太学校的视频火了：孩子们为什么齐声反对锡安主义？
在正统犹太学校里，孩子们接受的是这样的教育。
他们手持标语一起抗议，并齐声高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口号：“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教背道而驰；反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是反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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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犹太学校的视频火了：孩子们为什么齐声反对锡安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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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说明：正统犹太学校的视频火了：孩子们为什么齐声反对锡安主义？
在正统犹太学校里，孩子们接受的是这样的教育。
他们手持标语一起抗议，并齐声高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口号：“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教背道而驰；反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是反犹主义。”
这些犹太孩子举牌反锡安：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教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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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犹太孩子举牌反锡安：一句话戳穿“反锡安=反犹”谎言
图：这些犹太孩子举牌反锡安：一句话戳穿“反锡安=反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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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说明：这些犹太孩子举牌反锡安：一句话戳穿“反锡安=反犹”
这就是正统犹太学校正在传达给学生的信息。
年幼的孩子们手持标语，带头高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口号，并宣称：“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教背道而驰；反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是反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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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犹太孩子举牌反锡安：一句话戳穿“反锡安=反犹”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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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说明：这些犹太孩子举牌反锡安：一句话戳穿“反锡安=反犹”
这就是正统犹太学校正在传达给学生的信息。
年幼的孩子们手持标语，带头高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口号，并宣称：“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教背道而驰；反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是反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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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犹太孩子举牌反锡安：一句话戳穿“反锡安=反犹”谎言
图：这些犹太孩子举牌反锡安：一句话戳穿“反锡安=反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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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说明：这些犹太孩子举牌反锡安：一句话戳穿“反锡安=反犹”
这就是正统犹太学校正在传达给学生的信息。
年幼的孩子们手持标语，带头高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口号，并宣称：“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教背道而驰；反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是反犹主义。”
为什么欧洲反犹势力和反巴勒斯坦势力拥抱锡安主义？殖民历史与抵抗解读
评论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16 次浏览 • 2026-06-05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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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安主义与欧洲殖民历史完整始末：巴勒斯坦问题为何延续至今
背景：犹太复国主义是什么？
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起源于19世纪末的政治运动，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国家。本文指出，该运动在历史上曾被许多犹太群体视为反犹主义的工具，并因其殖民性质长期遭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
摘要
2026年，Middle East Eye发布深度分析指出，自19世纪以来，西方帝国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结盟旨在掠夺巴勒斯坦家园。尽管面临长达两个世纪的殖民压力，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运动依然持续，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殖民结构的反思与声援。
媒体资料
视频说明：Middle East Eye 原文嵌入视频，涉及锡安主义、巴勒斯坦与西方政治背景。
在12和13世纪天主教十字军被驱逐及其“拉丁王国”定居者殖民地被拆除后，巴勒斯坦依然处于欧洲狂热基督徒的瞄准镜下。
图片说明：2026年4月30日，一名男孩在加沙城举行的声援“全球坚韧船队”（Global Sumud Flotilla）集会上挥舞巴勒斯坦国旗。（奥马尔·阿尔-卡塔/法新社）
到了18世纪末，欧洲狂热的帝国主义者加入了基督教新形态——新教——追随者的行列。
从那时起，巴勒斯坦人民的欧洲敌人一直坚持不懈地试图掠夺他们的家园。
拿破仑·波拿巴征服了巴勒斯坦南部和中部，于1799年2月至5月间从加沙进军雅法，随后在阿卡战败。
他于1799年4月发表的宣言受到法国新教胡格诺派思想家的启发，敦促欧洲犹太人去殖民该国，但无人理会。
与此同时，自18世纪末以来，英国人一直积极寻求将欧洲犹太人转化为圣公会新教徒，并将他们派往巴勒斯坦，以掠夺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同时加速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除了英法政权外，巴勒斯坦人的敌人还包括福音派白人美国新教徒、福音派英格兰和苏格兰新教徒以及福音派德国新教徒——他们都在19世纪在巴勒斯坦建立了白人新教殖民地。
新教大英帝国是资助将欧洲犹太人转化为新教徒，随后将其作为殖民者安置在巴勒斯坦的主要推手。
19世纪末，俄罗斯犹太殖民者、西奥多·赫茨尔于1897年创立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以及资助这两者的西欧犹太资产阶级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西欧大部分地区和美国的政权也加入了这些巴勒斯坦人民死敌的行列。时至今日，他们掠夺巴勒斯坦人家园的决心依然如故。
需要明确的是，所有这些巴勒斯坦人的敌人同时也都是欧洲犹太人的敌人。英国官员和白人福音派新教徒试图亲自定居巴勒斯坦，并转化欧洲犹太人，以便让他们作为新教同道，加入到殖民该国的行列中。
新教大英帝国是资助将欧洲犹太人转化为新教徒，随后将其作为殖民者安置在巴勒斯坦的主要推手。
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被欧洲和美国犹太社会的所有主要阶层正确地视为犹太人的敌人。
其中包括正统派和改革派犹太教的拉比（他们在1897年将赫茨尔及其首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逐出慕尼黑）、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的同化自由派犹太人，以及东欧和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犹太人等。
西欧犹太资产阶级和同化的犹太知识分子反对贫穷的东欧犹太人移民到西欧，担心这会削弱西欧犹太人的既得利益并助长反犹主义。
相反，他们试图将这些人彻底赶出欧洲——这也是反犹主义的西欧政府所共有的目标——通过促进和资助他们作为殖民者移民到美洲和巴勒斯坦。
正如同样成立于1897年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国际犹太劳工联盟所追求的那样，他们本可以帮助这些人克服贫困并在各自国家争取权利，但他们却选择了资助这些人离开。
所有这些团体和国家今天都声称热爱犹太人，并将此等同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而大多数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认为它是由反犹势力资助的反犹运动。有些人甚至声称热爱巴勒斯坦人，并将此等同于支持傀儡般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政权。
实际上，他们依然是这两个民族共同的敌人。美国和欧洲对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反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所谓的“爱”，遵循的是同样的逻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基督教和犹太复国主义以及新教帝国主义的反犹主义，在1917年之后，特别是1945年之后，被其支持者标榜为一种“亲犹”立场，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则在1967年之后，被那些同样反犹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描绘成“反犹分子”和“自我仇恨的犹太人”。
巴勒斯坦人自19世纪以来反对基督教和犹太殖民及其帝国主义监护的反殖民斗争，同样被那些殖民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帝国大国描绘成一场“反犹斗争”。
违背大多数犹太人的观点，犹太复国主义声称代表所有犹太人，同时以他们的名义寻求殖民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对这种殖民行为的抵抗，随后被重新定义，不再是“反殖民斗争”，而是对所谓“犹太特性”的敌意。
这种不合逻辑的宣传只说服了反犹分子、帝国主义者及其种族主义支持者——现在依然如此。
诚然，自1948年以来，尤其是1967年以来，大多数欧洲和美国犹太人从反犹太复国主义转变为非犹太复国主义和亲犹太复国主义。然而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西欧犹太人的很大一部分已经重新找回了他们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立场，现在坚定地反对以色列的殖民和种族灭绝战争。
在巴勒斯坦人中，尽管他们的解放斗争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被边缘化——这一过程最终导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1993年向以色列彻底投降——但大多数人仍在继续每日抵抗以色列的殖民掠夺以及难以想象的殖民和种族灭绝式的施虐与种族主义。
然而，这两个民族的敌人依然致力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历史上最反犹的犹太运动），以及维希政权式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其对帝国主义美国和欧洲议程的完全从属与合作在巴勒斯坦历史上同样是前所未有的。
这就是今天美国和以色列的欧洲赞助者所面临的僵局。他们依然顽固地致力于构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可以强迫所有巴勒斯坦人屈服于以色列的殖民和种族灭绝政策，并威胁所有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将其逐出教门。
自19世纪初以来，针对巴勒斯坦人及其犹太和基督徒支持者（更不用说穆斯林支持者）发动的战争从未减弱，尽管它在彻底窃取巴勒斯坦人家园或确保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殖民地生存方面彻底失败了。
尽管他们竭尽全力，但这些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正处于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中——他们知道这场战斗可能以以色列国家种族灭绝和种族主义结构的崩溃而告终。
尽管他们竭尽全力，但这些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正处于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中——他们知道这场战斗可能以以色列国家种族灭绝和种族主义结构的崩溃而告终。
本月以色列庆祝其建国78周年之际，西方媒体及其大亨、西方企业、致力于压制学术自由和维护其国家安全体制的卑躬屈膝的西方大学，以及强制性美欧政权的镇压和司法机构，继续被动员起来以维护它。
在资助和教唆窃取巴勒斯坦两个世纪后，这些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未能完成他们的殖民任务。
然而，他们剥夺巴勒斯坦人家园的承诺依然如故，顽固不化。
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证明了其同样持久。就像12和13世纪驱逐十字军天主教殖民者的前辈一样，自19世纪狂热的美国福音派新教殖民者在巴勒斯坦建立许多殖民地以来，这种抵抗从未停止。第一个殖民地“希望山”于1851年在雅法建立，随后是1854年的“美国传教殖民地”以及此后的许多其他殖民地，所有这些最终都被拆除了。
这种抵抗今天仍在持续，针对的是同样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殖民者及其在巴勒斯坦土地上（被称为“以色列”）的殖民结构。
正是这种抵抗以及它所培育的全球团结（包括在西方犹太人中），阻碍了巴勒斯坦人的西方殖民敌人及其当地代理人不断策划的掠夺计划。 查看全部
锡安主义与欧洲殖民历史完整始末：巴勒斯坦问题为何延续至今
背景：犹太复国主义是什么？
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起源于19世纪末的政治运动，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国家。本文指出，该运动在历史上曾被许多犹太群体视为反犹主义的工具，并因其殖民性质长期遭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
摘要
2026年，Middle East Eye发布深度分析指出，自19世纪以来，西方帝国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结盟旨在掠夺巴勒斯坦家园。尽管面临长达两个世纪的殖民压力，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运动依然持续，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殖民结构的反思与声援。
媒体资料
视频说明：Middle East Eye 原文嵌入视频，涉及锡安主义、巴勒斯坦与西方政治背景。
在12和13世纪天主教十字军被驱逐及其“拉丁王国”定居者殖民地被拆除后，巴勒斯坦依然处于欧洲狂热基督徒的瞄准镜下。
图片说明：2026年4月30日，一名男孩在加沙城举行的声援“全球坚韧船队”（Global Sumud Flotilla）集会上挥舞巴勒斯坦国旗。（奥马尔·阿尔-卡塔/法新社）
到了18世纪末，欧洲狂热的帝国主义者加入了基督教新形态——新教——追随者的行列。
从那时起，巴勒斯坦人民的欧洲敌人一直坚持不懈地试图掠夺他们的家园。
拿破仑·波拿巴征服了巴勒斯坦南部和中部，于1799年2月至5月间从加沙进军雅法，随后在阿卡战败。
他于1799年4月发表的宣言受到法国新教胡格诺派思想家的启发，敦促欧洲犹太人去殖民该国，但无人理会。
与此同时，自18世纪末以来，英国人一直积极寻求将欧洲犹太人转化为圣公会新教徒，并将他们派往巴勒斯坦，以掠夺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同时加速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除了英法政权外，巴勒斯坦人的敌人还包括福音派白人美国新教徒、福音派英格兰和苏格兰新教徒以及福音派德国新教徒——他们都在19世纪在巴勒斯坦建立了白人新教殖民地。
新教大英帝国是资助将欧洲犹太人转化为新教徒，随后将其作为殖民者安置在巴勒斯坦的主要推手。
19世纪末，俄罗斯犹太殖民者、西奥多·赫茨尔于1897年创立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以及资助这两者的西欧犹太资产阶级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西欧大部分地区和美国的政权也加入了这些巴勒斯坦人民死敌的行列。时至今日，他们掠夺巴勒斯坦人家园的决心依然如故。
需要明确的是，所有这些巴勒斯坦人的敌人同时也都是欧洲犹太人的敌人。英国官员和白人福音派新教徒试图亲自定居巴勒斯坦，并转化欧洲犹太人，以便让他们作为新教同道，加入到殖民该国的行列中。
新教大英帝国是资助将欧洲犹太人转化为新教徒，随后将其作为殖民者安置在巴勒斯坦的主要推手。
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被欧洲和美国犹太社会的所有主要阶层正确地视为犹太人的敌人。
其中包括正统派和改革派犹太教的拉比（他们在1897年将赫茨尔及其首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逐出慕尼黑）、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的同化自由派犹太人，以及东欧和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犹太人等。
西欧犹太资产阶级和同化的犹太知识分子反对贫穷的东欧犹太人移民到西欧，担心这会削弱西欧犹太人的既得利益并助长反犹主义。
相反，他们试图将这些人彻底赶出欧洲——这也是反犹主义的西欧政府所共有的目标——通过促进和资助他们作为殖民者移民到美洲和巴勒斯坦。
正如同样成立于1897年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国际犹太劳工联盟所追求的那样，他们本可以帮助这些人克服贫困并在各自国家争取权利，但他们却选择了资助这些人离开。
所有这些团体和国家今天都声称热爱犹太人，并将此等同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而大多数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认为它是由反犹势力资助的反犹运动。有些人甚至声称热爱巴勒斯坦人，并将此等同于支持傀儡般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政权。
实际上，他们依然是这两个民族共同的敌人。美国和欧洲对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反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所谓的“爱”，遵循的是同样的逻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基督教和犹太复国主义以及新教帝国主义的反犹主义，在1917年之后，特别是1945年之后，被其支持者标榜为一种“亲犹”立场，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则在1967年之后，被那些同样反犹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描绘成“反犹分子”和“自我仇恨的犹太人”。
巴勒斯坦人自19世纪以来反对基督教和犹太殖民及其帝国主义监护的反殖民斗争，同样被那些殖民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帝国大国描绘成一场“反犹斗争”。
违背大多数犹太人的观点，犹太复国主义声称代表所有犹太人，同时以他们的名义寻求殖民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对这种殖民行为的抵抗，随后被重新定义，不再是“反殖民斗争”，而是对所谓“犹太特性”的敌意。
这种不合逻辑的宣传只说服了反犹分子、帝国主义者及其种族主义支持者——现在依然如此。
诚然，自1948年以来，尤其是1967年以来，大多数欧洲和美国犹太人从反犹太复国主义转变为非犹太复国主义和亲犹太复国主义。然而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西欧犹太人的很大一部分已经重新找回了他们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立场，现在坚定地反对以色列的殖民和种族灭绝战争。
在巴勒斯坦人中，尽管他们的解放斗争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被边缘化——这一过程最终导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1993年向以色列彻底投降——但大多数人仍在继续每日抵抗以色列的殖民掠夺以及难以想象的殖民和种族灭绝式的施虐与种族主义。
然而，这两个民族的敌人依然致力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历史上最反犹的犹太运动），以及维希政权式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其对帝国主义美国和欧洲议程的完全从属与合作在巴勒斯坦历史上同样是前所未有的。
这就是今天美国和以色列的欧洲赞助者所面临的僵局。他们依然顽固地致力于构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可以强迫所有巴勒斯坦人屈服于以色列的殖民和种族灭绝政策，并威胁所有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将其逐出教门。
自19世纪初以来，针对巴勒斯坦人及其犹太和基督徒支持者（更不用说穆斯林支持者）发动的战争从未减弱，尽管它在彻底窃取巴勒斯坦人家园或确保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殖民地生存方面彻底失败了。
尽管他们竭尽全力，但这些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正处于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中——他们知道这场战斗可能以以色列国家种族灭绝和种族主义结构的崩溃而告终。
尽管他们竭尽全力，但这些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正处于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中——他们知道这场战斗可能以以色列国家种族灭绝和种族主义结构的崩溃而告终。
本月以色列庆祝其建国78周年之际，西方媒体及其大亨、西方企业、致力于压制学术自由和维护其国家安全体制的卑躬屈膝的西方大学，以及强制性美欧政权的镇压和司法机构，继续被动员起来以维护它。
在资助和教唆窃取巴勒斯坦两个世纪后，这些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未能完成他们的殖民任务。
然而，他们剥夺巴勒斯坦人家园的承诺依然如故，顽固不化。
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证明了其同样持久。就像12和13世纪驱逐十字军天主教殖民者的前辈一样，自19世纪狂热的美国福音派新教殖民者在巴勒斯坦建立许多殖民地以来，这种抵抗从未停止。第一个殖民地“希望山”于1851年在雅法建立，随后是1854年的“美国传教殖民地”以及此后的许多其他殖民地，所有这些最终都被拆除了。
这种抵抗今天仍在持续，针对的是同样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殖民者及其在巴勒斯坦土地上（被称为“以色列”）的殖民结构。
正是这种抵抗以及它所培育的全球团结（包括在西方犹太人中），阻碍了巴勒斯坦人的西方殖民敌人及其当地代理人不断策划的掠夺计划。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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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安主义与欧洲殖民历史完整始末：巴勒斯坦问题为何延续至今
背景：犹太复国主义是什么？
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起源于19世纪末的政治运动，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国家。本文指出，该运动在历史上曾被许多犹太群体视为反犹主义的工具，并因其殖民性质长期遭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
摘要
2026年，Middle East Eye发布深度分析指出，自19世纪以来，西方帝国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结盟旨在掠夺巴勒斯坦家园。尽管面临长达两个世纪的殖民压力，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运动依然持续，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殖民结构的反思与声援。
媒体资料
视频说明：Middle East Eye 原文嵌入视频，涉及锡安主义、巴勒斯坦与西方政治背景。
在12和13世纪天主教十字军被驱逐及其“拉丁王国”定居者殖民地被拆除后，巴勒斯坦依然处于欧洲狂热基督徒的瞄准镜下。
图片说明：2026年4月30日，一名男孩在加沙城举行的声援“全球坚韧船队”（Global Sumud Flotilla）集会上挥舞巴勒斯坦国旗。（奥马尔·阿尔-卡塔/法新社）
到了18世纪末，欧洲狂热的帝国主义者加入了基督教新形态——新教——追随者的行列。
从那时起，巴勒斯坦人民的欧洲敌人一直坚持不懈地试图掠夺他们的家园。
拿破仑·波拿巴征服了巴勒斯坦南部和中部，于1799年2月至5月间从加沙进军雅法，随后在阿卡战败。
他于1799年4月发表的宣言受到法国新教胡格诺派思想家的启发，敦促欧洲犹太人去殖民该国，但无人理会。
与此同时，自18世纪末以来，英国人一直积极寻求将欧洲犹太人转化为圣公会新教徒，并将他们派往巴勒斯坦，以掠夺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同时加速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除了英法政权外，巴勒斯坦人的敌人还包括福音派白人美国新教徒、福音派英格兰和苏格兰新教徒以及福音派德国新教徒——他们都在19世纪在巴勒斯坦建立了白人新教殖民地。
新教大英帝国是资助将欧洲犹太人转化为新教徒，随后将其作为殖民者安置在巴勒斯坦的主要推手。
19世纪末，俄罗斯犹太殖民者、西奥多·赫茨尔于1897年创立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以及资助这两者的西欧犹太资产阶级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西欧大部分地区和美国的政权也加入了这些巴勒斯坦人民死敌的行列。时至今日，他们掠夺巴勒斯坦人家园的决心依然如故。
需要明确的是，所有这些巴勒斯坦人的敌人同时也都是欧洲犹太人的敌人。英国官员和白人福音派新教徒试图亲自定居巴勒斯坦，并转化欧洲犹太人，以便让他们作为新教同道，加入到殖民该国的行列中。
新教大英帝国是资助将欧洲犹太人转化为新教徒，随后将其作为殖民者安置在巴勒斯坦的主要推手。
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被欧洲和美国犹太社会的所有主要阶层正确地视为犹太人的敌人。
其中包括正统派和改革派犹太教的拉比（他们在1897年将赫茨尔及其首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逐出慕尼黑）、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的同化自由派犹太人，以及东欧和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犹太人等。
西欧犹太资产阶级和同化的犹太知识分子反对贫穷的东欧犹太人移民到西欧，担心这会削弱西欧犹太人的既得利益并助长反犹主义。
相反，他们试图将这些人彻底赶出欧洲——这也是反犹主义的西欧政府所共有的目标——通过促进和资助他们作为殖民者移民到美洲和巴勒斯坦。
正如同样成立于1897年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国际犹太劳工联盟所追求的那样，他们本可以帮助这些人克服贫困并在各自国家争取权利，但他们却选择了资助这些人离开。
所有这些团体和国家今天都声称热爱犹太人，并将此等同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而大多数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认为它是由反犹势力资助的反犹运动。有些人甚至声称热爱巴勒斯坦人，并将此等同于支持傀儡般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政权。
实际上，他们依然是这两个民族共同的敌人。美国和欧洲对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反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所谓的“爱”，遵循的是同样的逻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基督教和犹太复国主义以及新教帝国主义的反犹主义，在1917年之后，特别是1945年之后，被其支持者标榜为一种“亲犹”立场，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则在1967年之后，被那些同样反犹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描绘成“反犹分子”和“自我仇恨的犹太人”。
巴勒斯坦人自19世纪以来反对基督教和犹太殖民及其帝国主义监护的反殖民斗争，同样被那些殖民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帝国大国描绘成一场“反犹斗争”。
违背大多数犹太人的观点，犹太复国主义声称代表所有犹太人，同时以他们的名义寻求殖民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对这种殖民行为的抵抗，随后被重新定义，不再是“反殖民斗争”，而是对所谓“犹太特性”的敌意。
这种不合逻辑的宣传只说服了反犹分子、帝国主义者及其种族主义支持者——现在依然如此。
诚然，自1948年以来，尤其是1967年以来，大多数欧洲和美国犹太人从反犹太复国主义转变为非犹太复国主义和亲犹太复国主义。然而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西欧犹太人的很大一部分已经重新找回了他们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立场，现在坚定地反对以色列的殖民和种族灭绝战争。
在巴勒斯坦人中，尽管他们的解放斗争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被边缘化——这一过程最终导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1993年向以色列彻底投降——但大多数人仍在继续每日抵抗以色列的殖民掠夺以及难以想象的殖民和种族灭绝式的施虐与种族主义。
然而，这两个民族的敌人依然致力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历史上最反犹的犹太运动），以及维希政权式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其对帝国主义美国和欧洲议程的完全从属与合作在巴勒斯坦历史上同样是前所未有的。
这就是今天美国和以色列的欧洲赞助者所面临的僵局。他们依然顽固地致力于构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可以强迫所有巴勒斯坦人屈服于以色列的殖民和种族灭绝政策，并威胁所有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将其逐出教门。
自19世纪初以来，针对巴勒斯坦人及其犹太和基督徒支持者（更不用说穆斯林支持者）发动的战争从未减弱，尽管它在彻底窃取巴勒斯坦人家园或确保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殖民地生存方面彻底失败了。
尽管他们竭尽全力，但这些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正处于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中——他们知道这场战斗可能以以色列国家种族灭绝和种族主义结构的崩溃而告终。
尽管他们竭尽全力，但这些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正处于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中——他们知道这场战斗可能以以色列国家种族灭绝和种族主义结构的崩溃而告终。
本月以色列庆祝其建国78周年之际，西方媒体及其大亨、西方企业、致力于压制学术自由和维护其国家安全体制的卑躬屈膝的西方大学，以及强制性美欧政权的镇压和司法机构，继续被动员起来以维护它。
在资助和教唆窃取巴勒斯坦两个世纪后，这些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未能完成他们的殖民任务。
然而，他们剥夺巴勒斯坦人家园的承诺依然如故，顽固不化。
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证明了其同样持久。就像12和13世纪驱逐十字军天主教殖民者的前辈一样，自19世纪狂热的美国福音派新教殖民者在巴勒斯坦建立许多殖民地以来，这种抵抗从未停止。第一个殖民地“希望山”于1851年在雅法建立，随后是1854年的“美国传教殖民地”以及此后的许多其他殖民地，所有这些最终都被拆除了。
这种抵抗今天仍在持续，针对的是同样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殖民者及其在巴勒斯坦土地上（被称为“以色列”）的殖民结构。
正是这种抵抗以及它所培育的全球团结（包括在西方犹太人中），阻碍了巴勒斯坦人的西方殖民敌人及其当地代理人不断策划的掠夺计划。
锡安主义与欧洲殖民历史完整始末：巴勒斯坦问题为何延续至今
背景：犹太复国主义是什么？
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起源于19世纪末的政治运动，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国家。本文指出，该运动在历史上曾被许多犹太群体视为反犹主义的工具，并因其殖民性质长期遭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
摘要
2026年，Middle East Eye发布深度分析指出，自19世纪以来，西方帝国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结盟旨在掠夺巴勒斯坦家园。尽管面临长达两个世纪的殖民压力，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运动依然持续，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殖民结构的反思与声援。
媒体资料
视频说明：Middle East Eye 原文嵌入视频，涉及锡安主义、巴勒斯坦与西方政治背景。
在12和13世纪天主教十字军被驱逐及其“拉丁王国”定居者殖民地被拆除后，巴勒斯坦依然处于欧洲狂热基督徒的瞄准镜下。
图片说明：2026年4月30日，一名男孩在加沙城举行的声援“全球坚韧船队”（Global Sumud Flotilla）集会上挥舞巴勒斯坦国旗。（奥马尔·阿尔-卡塔/法新社）
到了18世纪末，欧洲狂热的帝国主义者加入了基督教新形态——新教——追随者的行列。
从那时起，巴勒斯坦人民的欧洲敌人一直坚持不懈地试图掠夺他们的家园。
拿破仑·波拿巴征服了巴勒斯坦南部和中部，于1799年2月至5月间从加沙进军雅法，随后在阿卡战败。
他于1799年4月发表的宣言受到法国新教胡格诺派思想家的启发，敦促欧洲犹太人去殖民该国，但无人理会。
与此同时，自18世纪末以来，英国人一直积极寻求将欧洲犹太人转化为圣公会新教徒，并将他们派往巴勒斯坦，以掠夺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同时加速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除了英法政权外，巴勒斯坦人的敌人还包括福音派白人美国新教徒、福音派英格兰和苏格兰新教徒以及福音派德国新教徒——他们都在19世纪在巴勒斯坦建立了白人新教殖民地。
新教大英帝国是资助将欧洲犹太人转化为新教徒，随后将其作为殖民者安置在巴勒斯坦的主要推手。
19世纪末，俄罗斯犹太殖民者、西奥多·赫茨尔于1897年创立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以及资助这两者的西欧犹太资产阶级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西欧大部分地区和美国的政权也加入了这些巴勒斯坦人民死敌的行列。时至今日，他们掠夺巴勒斯坦人家园的决心依然如故。
需要明确的是，所有这些巴勒斯坦人的敌人同时也都是欧洲犹太人的敌人。英国官员和白人福音派新教徒试图亲自定居巴勒斯坦，并转化欧洲犹太人，以便让他们作为新教同道，加入到殖民该国的行列中。
新教大英帝国是资助将欧洲犹太人转化为新教徒，随后将其作为殖民者安置在巴勒斯坦的主要推手。
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被欧洲和美国犹太社会的所有主要阶层正确地视为犹太人的敌人。
其中包括正统派和改革派犹太教的拉比（他们在1897年将赫茨尔及其首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逐出慕尼黑）、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的同化自由派犹太人，以及东欧和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犹太人等。
西欧犹太资产阶级和同化的犹太知识分子反对贫穷的东欧犹太人移民到西欧，担心这会削弱西欧犹太人的既得利益并助长反犹主义。
相反，他们试图将这些人彻底赶出欧洲——这也是反犹主义的西欧政府所共有的目标——通过促进和资助他们作为殖民者移民到美洲和巴勒斯坦。
正如同样成立于1897年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国际犹太劳工联盟所追求的那样，他们本可以帮助这些人克服贫困并在各自国家争取权利，但他们却选择了资助这些人离开。
所有这些团体和国家今天都声称热爱犹太人，并将此等同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而大多数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认为它是由反犹势力资助的反犹运动。有些人甚至声称热爱巴勒斯坦人，并将此等同于支持傀儡般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政权。
实际上，他们依然是这两个民族共同的敌人。美国和欧洲对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反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所谓的“爱”，遵循的是同样的逻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基督教和犹太复国主义以及新教帝国主义的反犹主义，在1917年之后，特别是1945年之后，被其支持者标榜为一种“亲犹”立场，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则在1967年之后，被那些同样反犹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描绘成“反犹分子”和“自我仇恨的犹太人”。
巴勒斯坦人自19世纪以来反对基督教和犹太殖民及其帝国主义监护的反殖民斗争，同样被那些殖民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帝国大国描绘成一场“反犹斗争”。
违背大多数犹太人的观点，犹太复国主义声称代表所有犹太人，同时以他们的名义寻求殖民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对这种殖民行为的抵抗，随后被重新定义，不再是“反殖民斗争”，而是对所谓“犹太特性”的敌意。
这种不合逻辑的宣传只说服了反犹分子、帝国主义者及其种族主义支持者——现在依然如此。
诚然，自1948年以来，尤其是1967年以来，大多数欧洲和美国犹太人从反犹太复国主义转变为非犹太复国主义和亲犹太复国主义。然而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西欧犹太人的很大一部分已经重新找回了他们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立场，现在坚定地反对以色列的殖民和种族灭绝战争。
在巴勒斯坦人中，尽管他们的解放斗争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被边缘化——这一过程最终导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1993年向以色列彻底投降——但大多数人仍在继续每日抵抗以色列的殖民掠夺以及难以想象的殖民和种族灭绝式的施虐与种族主义。
然而，这两个民族的敌人依然致力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历史上最反犹的犹太运动），以及维希政权式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其对帝国主义美国和欧洲议程的完全从属与合作在巴勒斯坦历史上同样是前所未有的。
这就是今天美国和以色列的欧洲赞助者所面临的僵局。他们依然顽固地致力于构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可以强迫所有巴勒斯坦人屈服于以色列的殖民和种族灭绝政策，并威胁所有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将其逐出教门。
自19世纪初以来，针对巴勒斯坦人及其犹太和基督徒支持者（更不用说穆斯林支持者）发动的战争从未减弱，尽管它在彻底窃取巴勒斯坦人家园或确保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殖民地生存方面彻底失败了。
尽管他们竭尽全力，但这些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正处于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中——他们知道这场战斗可能以以色列国家种族灭绝和种族主义结构的崩溃而告终。
尽管他们竭尽全力，但这些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正处于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中——他们知道这场战斗可能以以色列国家种族灭绝和种族主义结构的崩溃而告终。
本月以色列庆祝其建国78周年之际，西方媒体及其大亨、西方企业、致力于压制学术自由和维护其国家安全体制的卑躬屈膝的西方大学，以及强制性美欧政权的镇压和司法机构，继续被动员起来以维护它。
在资助和教唆窃取巴勒斯坦两个世纪后，这些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未能完成他们的殖民任务。
然而，他们剥夺巴勒斯坦人家园的承诺依然如故，顽固不化。
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证明了其同样持久。就像12和13世纪驱逐十字军天主教殖民者的前辈一样，自19世纪狂热的美国福音派新教殖民者在巴勒斯坦建立许多殖民地以来，这种抵抗从未停止。第一个殖民地“希望山”于1851年在雅法建立，随后是1854年的“美国传教殖民地”以及此后的许多其他殖民地，所有这些最终都被拆除了。
这种抵抗今天仍在持续，针对的是同样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殖民者及其在巴勒斯坦土地上（被称为“以色列”）的殖民结构。
正是这种抵抗以及它所培育的全球团结（包括在西方犹太人中），阻碍了巴勒斯坦人的西方殖民敌人及其当地代理人不断策划的掠夺计划。
巴勒斯坦特辑（二）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生②
伊斯兰书籍 • history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70 次浏览 • 2024-09-02 02:06
犹太复国主义,也称“锡安主义”,它得名于被视为犹太圣山的耶路撒冷锡安山。
近代第一位从政治上提出犹太复国理论的人是德国犹太人摩西·海斯。他出身于波恩一个正统派犹太教家庭,但年轻时也同当时的许多犹太人一样,主张通过同化来解决犹太人问题。海斯还曾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等有过密切的交往。1862年,海斯发表了《罗马与耶路撒冷》一书。他在这本书中认为,犹太人问题已成了欧洲最后的民族问题;犹太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而不一个宗教集团;犹太人的解放不能靠与其他民族的同化;要彻底摆脱反犹主义,唯一的办法就是“返乡复国”,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去恢复古代的犹太国家。他写道:“每一个犹太人,不管是否愿意,在血统上都同本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紧密相联……每一个人对于以色列的复兴都生死与共、负有责任。”他还提出,这个犹太人国家应建立在“社会主义原则”之上,实行土地国有和合作生产。不过，他的《罗马与耶路撒冷》一书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1882年,俄国敖德萨的一位犹太医生列奥·平斯克在柏林用德文匿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自我解放》,立即在犹太人中,尤其是在东欧犹太人中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在《自我解放》一书中,他分析道,反犹主义是一种不可治愈的精神变态，其原因就是犹太人在经济上的成功往往引起居住国民众的嫉恨,而他们没有自己国家的状况又使他们很容易成人们发泄不满的牺牲品。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受压犹太人本身也已失去了一个正常民族的特征。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犹太人的自我解放来消除这种原因。犹太人必须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过上一个正常民族的生活。
与摩西·海斯不同的是,平斯克不但提出了自我解放建立国家的思想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行动的计划。他主张召开俄国全体犹太人大会,商议购置一块土地以供数百万犹太人定居,并争取大国对这一方案的支持。平斯克开始时并不强调在古老的巴勒斯坦建国,他说犹太人并不是“需要有圣地,而是要有我们自己的土地”,他提出可以考虑在北美或是在奥斯曼土耳其境内获得一块土地。但不久之后平斯克就发现,只有把巴勒斯坦作为建国的目标,才能激发起广大犹太人的感情动力。于是他很快就修正自己的观点,并成为“热爱锡安山运动”的领导人。尽管平斯克《自我解放》的小册子产生的影响比海斯的著作大得多，但它仍然还是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读到它的人不多。受平斯克影响而组织起来移居巴勒斯坦的东欧犹太人数量不多,而且更多地是一种实验性质的小团体行动。
受平斯克《自我解放》一书的影响,1882年,一些俄国犹太人成立了一个“锡安山热爱者”( Hibbat Zion,也有人音译为“希巴特锡安”)协会,号召犹太人组织起来向巴勒斯坦移居。在平斯克接受了将巴勒斯坦作为定居复国的目标之后,他被邀请担任这个协会的主席。1884年,“锡安山热爱者”协会在波兰的上西里西亚的卡托维茨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决定筹集资金,援助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定居。大会还决定在华沙和敖德萨等地建立分支机构。后来,“锡安山热爱者”又召开了几次代表大会,于是,一个被称为“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了。
“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活动主要是建立和发展组织,创办刊物,宣传返乡复国思想,并与同化论者展开论战;推动希伯来语的复兴和普及;同时募集资金,组织犹太人集体移居巴勒斯坦,帮助移居者在当地购买土地,开展垦殖活动等。在成立后几年里,“热爱锡安山运动”在俄国和东欧发展很快,其分支协会从几个增加到上百个,成员人数也多达一万多人。参加这一运动的既有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世俗知识分子,也有坚持犹太教正统思想的宗教人士,还有一部分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激进青年。最早组织集体移居巴勒斯坦的团体“比路”也属于“热爱锡安山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热爱锡安山运动”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为后来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大规模兴起奠定了基础,并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20世纪前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在早期几乎都参加过“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活动。
未完待续
本文摘自《中东国家通史 以色列卷》 查看全部
近代第一位从政治上提出犹太复国理论的人是德国犹太人摩西·海斯。他出身于波恩一个正统派犹太教家庭,但年轻时也同当时的许多犹太人一样,主张通过同化来解决犹太人问题。海斯还曾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等有过密切的交往。1862年,海斯发表了《罗马与耶路撒冷》一书。他在这本书中认为,犹太人问题已成了欧洲最后的民族问题;犹太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而不一个宗教集团;犹太人的解放不能靠与其他民族的同化;要彻底摆脱反犹主义,唯一的办法就是“返乡复国”,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去恢复古代的犹太国家。他写道:“每一个犹太人,不管是否愿意,在血统上都同本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紧密相联……每一个人对于以色列的复兴都生死与共、负有责任。”他还提出,这个犹太人国家应建立在“社会主义原则”之上,实行土地国有和合作生产。不过，他的《罗马与耶路撒冷》一书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1882年,俄国敖德萨的一位犹太医生列奥·平斯克在柏林用德文匿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自我解放》,立即在犹太人中,尤其是在东欧犹太人中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在《自我解放》一书中,他分析道,反犹主义是一种不可治愈的精神变态，其原因就是犹太人在经济上的成功往往引起居住国民众的嫉恨,而他们没有自己国家的状况又使他们很容易成人们发泄不满的牺牲品。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受压犹太人本身也已失去了一个正常民族的特征。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犹太人的自我解放来消除这种原因。犹太人必须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过上一个正常民族的生活。
与摩西·海斯不同的是,平斯克不但提出了自我解放建立国家的思想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行动的计划。他主张召开俄国全体犹太人大会,商议购置一块土地以供数百万犹太人定居,并争取大国对这一方案的支持。平斯克开始时并不强调在古老的巴勒斯坦建国,他说犹太人并不是“需要有圣地,而是要有我们自己的土地”,他提出可以考虑在北美或是在奥斯曼土耳其境内获得一块土地。但不久之后平斯克就发现,只有把巴勒斯坦作为建国的目标,才能激发起广大犹太人的感情动力。于是他很快就修正自己的观点,并成为“热爱锡安山运动”的领导人。尽管平斯克《自我解放》的小册子产生的影响比海斯的著作大得多，但它仍然还是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读到它的人不多。受平斯克影响而组织起来移居巴勒斯坦的东欧犹太人数量不多,而且更多地是一种实验性质的小团体行动。
受平斯克《自我解放》一书的影响,1882年,一些俄国犹太人成立了一个“锡安山热爱者”( Hibbat Zion,也有人音译为“希巴特锡安”)协会,号召犹太人组织起来向巴勒斯坦移居。在平斯克接受了将巴勒斯坦作为定居复国的目标之后,他被邀请担任这个协会的主席。1884年,“锡安山热爱者”协会在波兰的上西里西亚的卡托维茨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决定筹集资金,援助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定居。大会还决定在华沙和敖德萨等地建立分支机构。后来,“锡安山热爱者”又召开了几次代表大会,于是,一个被称为“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了。
“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活动主要是建立和发展组织,创办刊物,宣传返乡复国思想,并与同化论者展开论战;推动希伯来语的复兴和普及;同时募集资金,组织犹太人集体移居巴勒斯坦,帮助移居者在当地购买土地,开展垦殖活动等。在成立后几年里,“热爱锡安山运动”在俄国和东欧发展很快,其分支协会从几个增加到上百个,成员人数也多达一万多人。参加这一运动的既有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世俗知识分子,也有坚持犹太教正统思想的宗教人士,还有一部分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激进青年。最早组织集体移居巴勒斯坦的团体“比路”也属于“热爱锡安山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热爱锡安山运动”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为后来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大规模兴起奠定了基础,并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20世纪前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在早期几乎都参加过“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活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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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复国主义,也称“锡安主义”,它得名于被视为犹太圣山的耶路撒冷锡安山。
近代第一位从政治上提出犹太复国理论的人是德国犹太人摩西·海斯。他出身于波恩一个正统派犹太教家庭,但年轻时也同当时的许多犹太人一样,主张通过同化来解决犹太人问题。海斯还曾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等有过密切的交往。1862年,海斯发表了《罗马与耶路撒冷》一书。他在这本书中认为,犹太人问题已成了欧洲最后的民族问题;犹太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而不一个宗教集团;犹太人的解放不能靠与其他民族的同化;要彻底摆脱反犹主义,唯一的办法就是“返乡复国”,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去恢复古代的犹太国家。他写道:“每一个犹太人,不管是否愿意,在血统上都同本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紧密相联……每一个人对于以色列的复兴都生死与共、负有责任。”他还提出,这个犹太人国家应建立在“社会主义原则”之上,实行土地国有和合作生产。不过，他的《罗马与耶路撒冷》一书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1882年,俄国敖德萨的一位犹太医生列奥·平斯克在柏林用德文匿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自我解放》,立即在犹太人中,尤其是在东欧犹太人中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在《自我解放》一书中,他分析道,反犹主义是一种不可治愈的精神变态，其原因就是犹太人在经济上的成功往往引起居住国民众的嫉恨,而他们没有自己国家的状况又使他们很容易成人们发泄不满的牺牲品。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受压犹太人本身也已失去了一个正常民族的特征。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犹太人的自我解放来消除这种原因。犹太人必须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过上一个正常民族的生活。
与摩西·海斯不同的是,平斯克不但提出了自我解放建立国家的思想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行动的计划。他主张召开俄国全体犹太人大会,商议购置一块土地以供数百万犹太人定居,并争取大国对这一方案的支持。平斯克开始时并不强调在古老的巴勒斯坦建国,他说犹太人并不是“需要有圣地,而是要有我们自己的土地”,他提出可以考虑在北美或是在奥斯曼土耳其境内获得一块土地。但不久之后平斯克就发现,只有把巴勒斯坦作为建国的目标,才能激发起广大犹太人的感情动力。于是他很快就修正自己的观点,并成为“热爱锡安山运动”的领导人。尽管平斯克《自我解放》的小册子产生的影响比海斯的著作大得多，但它仍然还是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读到它的人不多。受平斯克影响而组织起来移居巴勒斯坦的东欧犹太人数量不多,而且更多地是一种实验性质的小团体行动。
受平斯克《自我解放》一书的影响,1882年,一些俄国犹太人成立了一个“锡安山热爱者”( Hibbat Zion,也有人音译为“希巴特锡安”)协会,号召犹太人组织起来向巴勒斯坦移居。在平斯克接受了将巴勒斯坦作为定居复国的目标之后,他被邀请担任这个协会的主席。1884年,“锡安山热爱者”协会在波兰的上西里西亚的卡托维茨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决定筹集资金,援助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定居。大会还决定在华沙和敖德萨等地建立分支机构。后来,“锡安山热爱者”又召开了几次代表大会,于是,一个被称为“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了。
“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活动主要是建立和发展组织,创办刊物,宣传返乡复国思想,并与同化论者展开论战;推动希伯来语的复兴和普及;同时募集资金,组织犹太人集体移居巴勒斯坦,帮助移居者在当地购买土地,开展垦殖活动等。在成立后几年里,“热爱锡安山运动”在俄国和东欧发展很快,其分支协会从几个增加到上百个,成员人数也多达一万多人。参加这一运动的既有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世俗知识分子,也有坚持犹太教正统思想的宗教人士,还有一部分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激进青年。最早组织集体移居巴勒斯坦的团体“比路”也属于“热爱锡安山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热爱锡安山运动”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为后来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大规模兴起奠定了基础,并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20世纪前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在早期几乎都参加过“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活动。
未完待续
本文摘自《中东国家通史 以色列卷》
近代第一位从政治上提出犹太复国理论的人是德国犹太人摩西·海斯。他出身于波恩一个正统派犹太教家庭,但年轻时也同当时的许多犹太人一样,主张通过同化来解决犹太人问题。海斯还曾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等有过密切的交往。1862年,海斯发表了《罗马与耶路撒冷》一书。他在这本书中认为,犹太人问题已成了欧洲最后的民族问题;犹太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而不一个宗教集团;犹太人的解放不能靠与其他民族的同化;要彻底摆脱反犹主义,唯一的办法就是“返乡复国”,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去恢复古代的犹太国家。他写道:“每一个犹太人,不管是否愿意,在血统上都同本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紧密相联……每一个人对于以色列的复兴都生死与共、负有责任。”他还提出,这个犹太人国家应建立在“社会主义原则”之上,实行土地国有和合作生产。不过，他的《罗马与耶路撒冷》一书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1882年,俄国敖德萨的一位犹太医生列奥·平斯克在柏林用德文匿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自我解放》,立即在犹太人中,尤其是在东欧犹太人中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在《自我解放》一书中,他分析道,反犹主义是一种不可治愈的精神变态，其原因就是犹太人在经济上的成功往往引起居住国民众的嫉恨,而他们没有自己国家的状况又使他们很容易成人们发泄不满的牺牲品。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受压犹太人本身也已失去了一个正常民族的特征。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犹太人的自我解放来消除这种原因。犹太人必须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过上一个正常民族的生活。
与摩西·海斯不同的是,平斯克不但提出了自我解放建立国家的思想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行动的计划。他主张召开俄国全体犹太人大会,商议购置一块土地以供数百万犹太人定居,并争取大国对这一方案的支持。平斯克开始时并不强调在古老的巴勒斯坦建国,他说犹太人并不是“需要有圣地,而是要有我们自己的土地”,他提出可以考虑在北美或是在奥斯曼土耳其境内获得一块土地。但不久之后平斯克就发现,只有把巴勒斯坦作为建国的目标,才能激发起广大犹太人的感情动力。于是他很快就修正自己的观点,并成为“热爱锡安山运动”的领导人。尽管平斯克《自我解放》的小册子产生的影响比海斯的著作大得多，但它仍然还是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读到它的人不多。受平斯克影响而组织起来移居巴勒斯坦的东欧犹太人数量不多,而且更多地是一种实验性质的小团体行动。
受平斯克《自我解放》一书的影响,1882年,一些俄国犹太人成立了一个“锡安山热爱者”( Hibbat Zion,也有人音译为“希巴特锡安”)协会,号召犹太人组织起来向巴勒斯坦移居。在平斯克接受了将巴勒斯坦作为定居复国的目标之后,他被邀请担任这个协会的主席。1884年,“锡安山热爱者”协会在波兰的上西里西亚的卡托维茨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决定筹集资金,援助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定居。大会还决定在华沙和敖德萨等地建立分支机构。后来,“锡安山热爱者”又召开了几次代表大会,于是,一个被称为“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了。
“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活动主要是建立和发展组织,创办刊物,宣传返乡复国思想,并与同化论者展开论战;推动希伯来语的复兴和普及;同时募集资金,组织犹太人集体移居巴勒斯坦,帮助移居者在当地购买土地,开展垦殖活动等。在成立后几年里,“热爱锡安山运动”在俄国和东欧发展很快,其分支协会从几个增加到上百个,成员人数也多达一万多人。参加这一运动的既有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世俗知识分子,也有坚持犹太教正统思想的宗教人士,还有一部分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激进青年。最早组织集体移居巴勒斯坦的团体“比路”也属于“热爱锡安山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热爱锡安山运动”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为后来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大规模兴起奠定了基础,并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20世纪前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在早期几乎都参加过“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活动。
未完待续
本文摘自《中东国家通史 以色列卷》
巴勒斯坦特辑（一）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生①
伊斯兰书籍 • history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85 次浏览 • 2024-09-02 02:05
巴勒斯坦特辑（一）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生①
巴勒斯坦概况
从1517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巴勒斯坦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巴勒斯坦仍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它同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组成地理上的叙利亚。
根据1864年的“行省制度法”,奥斯曼帝国的行政管理区域划分为省( wilayat)级,地区(县)( Sanaijq）级和低于地区的乡。这些行政单位都由一位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官员领导。“行省制度法”执行后,巴勒斯坦大体上分为三个地区(县):南部的耶路撒冷地区包括耶路撒冷、雅法、加沙、希伯伦、贝尔谢巴和哈菲尔(al- Hafir)。由于耶路撒冷的特殊宗教地位,该地于1887年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而设立,由奥斯曼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类似于今天的直辖区或自治区)。北部的阿克地区,包括阿克、海法、太巴列、萨费德、拿撒勒等地属于贝鲁特省。中部的纳布卢斯地区,包括纳布卢斯、卡勒基利亚、图勒卡姆、杰宁等地,于大马士革省(也有说属于贝鲁特省)。外约旦分为北部的豪兰地区和南部的安曼地区,归大马士革省。
到19世纪中期,巴勒斯坦人口几乎达到50万,其中80%以上为穆斯林,大约10%为基督教徒,5%~7%是犹太人(1880年犹太人为2.5万人)。
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臣民根据内部自治制度( millet)享有宗教自由。在19世纪80年代初几乎全部的巴勒斯坦犹太人生活在4个城市,即耶路撒冷、太巴列、萨费德和希伯伦。犹太人中的大多数是手工业者,如安装玻璃工、钟表修理工、铁匠、裁缝、制鞋工人、装订工人等等。此外,犹太人几乎垄断了国家的放债和有限的银行业务。穆斯林人口的绝大多数从事农业,住在农村,除农民之外,特别在贝尔谢巴附近,还有相当多的游牧贝督因人。住在城市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从事商业、手工业和现代化农业,一些人还在政府部门任职。
虽然巴勒斯坦处在土耳其人统治下几乎长达400年,但是,阿拉伯人仍说阿拉伯语,居民的绝大多数仍信仰伊斯兰教,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属性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巴勒斯坦虽然在名义上处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但是实际的权力,特别是基层的权力仍掌握在当地阿拉伯人的大部落氏族手中。每个氏族由族内有权有势的家族任命的部落酋长即谢赫( sheikh)来领导。谢赫的人选一般都由本氏族内德高望重、智勇双全、仗义疏财的人出任。这些谢赫们构成了当时巴勒斯坦的精英阶层。
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以及在巴勒斯坦的移民活动
自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镇压了犹太人的大规模起义之后,大部分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流散到世界各地,留下来的人极少。特别是罗马帝国禁止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居住,直到伊斯兰征服,圣城基本上没有犹太人居住。公元7世纪,伊斯兰征服巴勒斯坦后,对犹太人采取宽容政策,曾允许70户犹太人居住在耶路撒冷。但是,在1099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及巴勒斯坦后,当地的犹太人有的被杀,其余的大部分逃离。在1170~1711年,一位犹太朝圣者发现在整个巴勒斯坦仅有1440名犹太人;1262年,耶路撒冷只有2户犹太人。一直到19世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很少增加。在19世纪初,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仅有8千名,1845年为1.2万人而到1882年其人数只有2.4万人,占同期巴勒斯坦人口总数的5%~7%。
犹太民族主体离开巴勒斯坦后,当地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地原有的土著居民迦南人、腓力斯人和其他早期部落的居民以及希腊人、罗马人的后裔,随着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而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变成了阿拉伯人。从此,巴勒斯坦遂成为阿拉伯人的家园;在随后大约1300余年的穆斯林连续统治中巴勒斯坦人的阿拉伯和穆斯林特性没有发生变化。他们一直构成当地人口的绝大多数。千百年来,他们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成为这里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当然他们对这块土地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几乎长达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过与当地人的共同劳动、生活、相互通婚,他们的语言、习俗,以至肤色也与当地人无多大差异,所不同的是他们之中有的人还保持着对犹太教的信仰;他们除了把耶路撒冷视为圣地之外,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巴勒斯坦已无任何联系。
由于政治、经济、宗教诸方面的因素,犹太人流散的欧洲国家不时地发生排犹和迫害犹太人的运动,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一些犹太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拯救犹太人的方式和途径,其些人著书立说鼓吹犹太复国的思想。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塞菲·海什·凯什尔和摩西·赫斯,他们于1862年分别用希伯来文出版了《圣城之探索》和用德文出版《罗马与耶路撒冷》等书。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作舆论宣传。
在俄国,由于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之俄国排犹运动的推动,在当地的犹太青年学生当中已出现了“圣城热爱者协会以及主张向巴勒斯坦移民的一些团体。1881年,来自俄国的比路小组的51名成员达到了巴勒斯坦。这是犹太移民史上划时代的行动。其原因是这群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移民群体想通过移民最后占领巴勒斯坦并给犹太人建立一个国家,而此前的移民绝大多数是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1882年俄国的利奥·平斯克出版了《自我解放:一个俄国犹太人对他们兄弟们的警告》一书。在他的影响下,俄国继续出现向巴勒斯坦的移民活动。1891年,有一位名叫阿舍金斯勃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访问巴勒斯坦,他以“民族一员的笔名写下了他的访问印象:“在外面,我们习惯设想古老的以色列土地如同荒沙、沙漠,谁想占多少就占多少。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整个国家很难找到一块尚未耕种的土地,而没有耕种的只有沙丘和石岭。沙丘和石岭只有经过巨大的努力开垦,才可种植果树”。到1897年,移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格德拉、里顺齐温、佩塔齐瓦及其他地方建立了18个农业居住区。但据《犹太史》作者阿巴·埃班说:“这些居住区没有一个是合法的,因为是通过行贿和曲解法律而获准在巴勒斯坦定居的,最初比路小组曾请求土耳其政府批准他们合法移入,但遭到土耳其政府的拒绝。”
1897年在西奥多·赫茨尔的鼓动下,欧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了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会议决定成立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赫茨尔当选为该组织主席。会议通过的犹太复国主义纲领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公共法律所保障的犹太人之家。为达此目的,大会决定采用下列方式:(1)不断地鼓励犹太民族农民、工匠和手工艺人在巴勒斯坦定居;(2)利用按照各地法律所建立的各种地方性和一般性的机构来组织和联合所有的犹太人;(3)加强犹太民族的情感和民族觉悟;(4)积极采取步骤获得某些政府的同意,这是为达到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所必需的。巴塞尔会议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犹太复国主义就变成了一种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运动。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主权要求成为巴勒斯坦问题产生的历史渊源。
巴塞尔会议之后,赫茨尔到当时的各主要大国游说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寻找后台和靠山,但均未成功。当时,巴勒斯坦属于奥斯曼帝国统治,赫茨尔不止一次地会见土耳其素丹哈米德二世,同他商讨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问题。在会谈中,赫茨尔设法使土耳其素丹相信,巴勒斯坦的犹太国家如果成立,将会最好的实现素丹政府的利益,成为它在近东的忠实的守卫者。另外,赫茨尔还以帮助土耳其政府摆脱财政困难的许诺来换取支持,但是最后土耳其政府还是没有同意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与此同时,赫茨尔还同德皇威廉二世和沙皇俄国进行了接触,但直到他1904年去世,均未能获得明确的有实效的支持。
赫茨尔并没有把犹太国的地点限制在巴勒斯坦,他同英国的官员们也曾试探过塞浦路斯、阿里什和乌干达方案,但未能成功。1903年第六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东欧俄国犹太人的坚持下,否定了在巴勒斯坦之外立国的计划。赫茨尔本人在晚年也宣称“巴勒斯坦是没有人民的土地”,极力主张给犹太人“这个没有土地的人民”。赫茨尔死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进人了一个低潮时期。
到1917年,经过两次移民浪潮,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达到5万多人。由此可见,在1882~1917年的35年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移民活动进展相当缓慢。从1882年的2.4万人增加到1917年的5万多人,如果扣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因素,移居巴勒斯坦的人微乎其微,1917年犹太人占巴勒斯坦人口总数的7%8%,同35年前的5%~7%相比几乎没有增加多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新来的定居者面临着土耳其当局和土著人的敌意,土著人口中既有虔诚的犹太人也有阿拉伯人;当地的气候恶劣,环境艰苦,疾病流行,很多人来后又离开了,首次到达的51名比路成员,到19世纪末大约只有20人还留在那里;到19世纪末,定居者大多数在经济上陷入绝境,成为慈善机构救助的对象。由于生活艰难和对慈善机构基金的依赖,人们士气低落。
与此相反,绝大部分移民移向西方国家和美国,从1882年到1914年间,从俄国移出的犹太人约有200万人,其中3/4去了美国。显然并不像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所鼓吹的那样,巴勒斯坦是犹太移民惟一选择的移民地点。直到1917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仍然只是少数人支持的运动,只是由于贝尔福宣言的发表和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才使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猛增。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中东国家通史 巴勒斯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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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概况
从1517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巴勒斯坦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巴勒斯坦仍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它同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组成地理上的叙利亚。
根据1864年的“行省制度法”,奥斯曼帝国的行政管理区域划分为省( wilayat)级,地区(县)( Sanaijq）级和低于地区的乡。这些行政单位都由一位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官员领导。“行省制度法”执行后,巴勒斯坦大体上分为三个地区(县):南部的耶路撒冷地区包括耶路撒冷、雅法、加沙、希伯伦、贝尔谢巴和哈菲尔(al- Hafir)。由于耶路撒冷的特殊宗教地位,该地于1887年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而设立,由奥斯曼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类似于今天的直辖区或自治区)。北部的阿克地区,包括阿克、海法、太巴列、萨费德、拿撒勒等地属于贝鲁特省。中部的纳布卢斯地区,包括纳布卢斯、卡勒基利亚、图勒卡姆、杰宁等地,于大马士革省(也有说属于贝鲁特省)。外约旦分为北部的豪兰地区和南部的安曼地区,归大马士革省。
到19世纪中期,巴勒斯坦人口几乎达到50万,其中80%以上为穆斯林,大约10%为基督教徒,5%~7%是犹太人(1880年犹太人为2.5万人)。
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臣民根据内部自治制度( millet)享有宗教自由。在19世纪80年代初几乎全部的巴勒斯坦犹太人生活在4个城市,即耶路撒冷、太巴列、萨费德和希伯伦。犹太人中的大多数是手工业者,如安装玻璃工、钟表修理工、铁匠、裁缝、制鞋工人、装订工人等等。此外,犹太人几乎垄断了国家的放债和有限的银行业务。穆斯林人口的绝大多数从事农业,住在农村,除农民之外,特别在贝尔谢巴附近,还有相当多的游牧贝督因人。住在城市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从事商业、手工业和现代化农业,一些人还在政府部门任职。
虽然巴勒斯坦处在土耳其人统治下几乎长达400年,但是,阿拉伯人仍说阿拉伯语,居民的绝大多数仍信仰伊斯兰教,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属性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巴勒斯坦虽然在名义上处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但是实际的权力,特别是基层的权力仍掌握在当地阿拉伯人的大部落氏族手中。每个氏族由族内有权有势的家族任命的部落酋长即谢赫( sheikh)来领导。谢赫的人选一般都由本氏族内德高望重、智勇双全、仗义疏财的人出任。这些谢赫们构成了当时巴勒斯坦的精英阶层。
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以及在巴勒斯坦的移民活动
自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镇压了犹太人的大规模起义之后,大部分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流散到世界各地,留下来的人极少。特别是罗马帝国禁止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居住,直到伊斯兰征服,圣城基本上没有犹太人居住。公元7世纪,伊斯兰征服巴勒斯坦后,对犹太人采取宽容政策,曾允许70户犹太人居住在耶路撒冷。但是,在1099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及巴勒斯坦后,当地的犹太人有的被杀,其余的大部分逃离。在1170~1711年,一位犹太朝圣者发现在整个巴勒斯坦仅有1440名犹太人;1262年,耶路撒冷只有2户犹太人。一直到19世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很少增加。在19世纪初,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仅有8千名,1845年为1.2万人而到1882年其人数只有2.4万人,占同期巴勒斯坦人口总数的5%~7%。
犹太民族主体离开巴勒斯坦后,当地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地原有的土著居民迦南人、腓力斯人和其他早期部落的居民以及希腊人、罗马人的后裔,随着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而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变成了阿拉伯人。从此,巴勒斯坦遂成为阿拉伯人的家园;在随后大约1300余年的穆斯林连续统治中巴勒斯坦人的阿拉伯和穆斯林特性没有发生变化。他们一直构成当地人口的绝大多数。千百年来,他们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成为这里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当然他们对这块土地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几乎长达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过与当地人的共同劳动、生活、相互通婚,他们的语言、习俗,以至肤色也与当地人无多大差异,所不同的是他们之中有的人还保持着对犹太教的信仰;他们除了把耶路撒冷视为圣地之外,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巴勒斯坦已无任何联系。
由于政治、经济、宗教诸方面的因素,犹太人流散的欧洲国家不时地发生排犹和迫害犹太人的运动,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一些犹太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拯救犹太人的方式和途径,其些人著书立说鼓吹犹太复国的思想。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塞菲·海什·凯什尔和摩西·赫斯,他们于1862年分别用希伯来文出版了《圣城之探索》和用德文出版《罗马与耶路撒冷》等书。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作舆论宣传。
在俄国,由于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之俄国排犹运动的推动,在当地的犹太青年学生当中已出现了“圣城热爱者协会以及主张向巴勒斯坦移民的一些团体。1881年,来自俄国的比路小组的51名成员达到了巴勒斯坦。这是犹太移民史上划时代的行动。其原因是这群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移民群体想通过移民最后占领巴勒斯坦并给犹太人建立一个国家,而此前的移民绝大多数是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1882年俄国的利奥·平斯克出版了《自我解放:一个俄国犹太人对他们兄弟们的警告》一书。在他的影响下,俄国继续出现向巴勒斯坦的移民活动。1891年,有一位名叫阿舍金斯勃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访问巴勒斯坦,他以“民族一员的笔名写下了他的访问印象:“在外面,我们习惯设想古老的以色列土地如同荒沙、沙漠,谁想占多少就占多少。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整个国家很难找到一块尚未耕种的土地,而没有耕种的只有沙丘和石岭。沙丘和石岭只有经过巨大的努力开垦,才可种植果树”。到1897年,移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格德拉、里顺齐温、佩塔齐瓦及其他地方建立了18个农业居住区。但据《犹太史》作者阿巴·埃班说:“这些居住区没有一个是合法的,因为是通过行贿和曲解法律而获准在巴勒斯坦定居的,最初比路小组曾请求土耳其政府批准他们合法移入,但遭到土耳其政府的拒绝。”
1897年在西奥多·赫茨尔的鼓动下,欧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了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会议决定成立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赫茨尔当选为该组织主席。会议通过的犹太复国主义纲领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公共法律所保障的犹太人之家。为达此目的,大会决定采用下列方式:(1)不断地鼓励犹太民族农民、工匠和手工艺人在巴勒斯坦定居;(2)利用按照各地法律所建立的各种地方性和一般性的机构来组织和联合所有的犹太人;(3)加强犹太民族的情感和民族觉悟;(4)积极采取步骤获得某些政府的同意,这是为达到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所必需的。巴塞尔会议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犹太复国主义就变成了一种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运动。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主权要求成为巴勒斯坦问题产生的历史渊源。
巴塞尔会议之后,赫茨尔到当时的各主要大国游说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寻找后台和靠山,但均未成功。当时,巴勒斯坦属于奥斯曼帝国统治,赫茨尔不止一次地会见土耳其素丹哈米德二世,同他商讨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问题。在会谈中,赫茨尔设法使土耳其素丹相信,巴勒斯坦的犹太国家如果成立,将会最好的实现素丹政府的利益,成为它在近东的忠实的守卫者。另外,赫茨尔还以帮助土耳其政府摆脱财政困难的许诺来换取支持,但是最后土耳其政府还是没有同意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与此同时,赫茨尔还同德皇威廉二世和沙皇俄国进行了接触,但直到他1904年去世,均未能获得明确的有实效的支持。
赫茨尔并没有把犹太国的地点限制在巴勒斯坦,他同英国的官员们也曾试探过塞浦路斯、阿里什和乌干达方案,但未能成功。1903年第六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东欧俄国犹太人的坚持下,否定了在巴勒斯坦之外立国的计划。赫茨尔本人在晚年也宣称“巴勒斯坦是没有人民的土地”,极力主张给犹太人“这个没有土地的人民”。赫茨尔死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进人了一个低潮时期。
到1917年,经过两次移民浪潮,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达到5万多人。由此可见,在1882~1917年的35年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移民活动进展相当缓慢。从1882年的2.4万人增加到1917年的5万多人,如果扣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因素,移居巴勒斯坦的人微乎其微,1917年犹太人占巴勒斯坦人口总数的7%8%,同35年前的5%~7%相比几乎没有增加多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新来的定居者面临着土耳其当局和土著人的敌意,土著人口中既有虔诚的犹太人也有阿拉伯人;当地的气候恶劣,环境艰苦,疾病流行,很多人来后又离开了,首次到达的51名比路成员,到19世纪末大约只有20人还留在那里;到19世纪末,定居者大多数在经济上陷入绝境,成为慈善机构救助的对象。由于生活艰难和对慈善机构基金的依赖,人们士气低落。
与此相反,绝大部分移民移向西方国家和美国,从1882年到1914年间,从俄国移出的犹太人约有200万人,其中3/4去了美国。显然并不像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所鼓吹的那样,巴勒斯坦是犹太移民惟一选择的移民地点。直到1917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仍然只是少数人支持的运动,只是由于贝尔福宣言的发表和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才使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猛增。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中东国家通史 巴勒斯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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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特辑（一）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生①
巴勒斯坦概况
从1517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巴勒斯坦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巴勒斯坦仍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它同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组成地理上的叙利亚。
根据1864年的“行省制度法”,奥斯曼帝国的行政管理区域划分为省( wilayat)级,地区(县)( Sanaijq）级和低于地区的乡。这些行政单位都由一位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官员领导。“行省制度法”执行后,巴勒斯坦大体上分为三个地区(县):南部的耶路撒冷地区包括耶路撒冷、雅法、加沙、希伯伦、贝尔谢巴和哈菲尔(al- Hafir)。由于耶路撒冷的特殊宗教地位,该地于1887年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而设立,由奥斯曼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类似于今天的直辖区或自治区)。北部的阿克地区,包括阿克、海法、太巴列、萨费德、拿撒勒等地属于贝鲁特省。中部的纳布卢斯地区,包括纳布卢斯、卡勒基利亚、图勒卡姆、杰宁等地,于大马士革省(也有说属于贝鲁特省)。外约旦分为北部的豪兰地区和南部的安曼地区,归大马士革省。
到19世纪中期,巴勒斯坦人口几乎达到50万,其中80%以上为穆斯林,大约10%为基督教徒,5%~7%是犹太人(1880年犹太人为2.5万人)。
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臣民根据内部自治制度( millet)享有宗教自由。在19世纪80年代初几乎全部的巴勒斯坦犹太人生活在4个城市,即耶路撒冷、太巴列、萨费德和希伯伦。犹太人中的大多数是手工业者,如安装玻璃工、钟表修理工、铁匠、裁缝、制鞋工人、装订工人等等。此外,犹太人几乎垄断了国家的放债和有限的银行业务。穆斯林人口的绝大多数从事农业,住在农村,除农民之外,特别在贝尔谢巴附近,还有相当多的游牧贝督因人。住在城市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从事商业、手工业和现代化农业,一些人还在政府部门任职。
虽然巴勒斯坦处在土耳其人统治下几乎长达400年,但是,阿拉伯人仍说阿拉伯语,居民的绝大多数仍信仰伊斯兰教,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属性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巴勒斯坦虽然在名义上处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但是实际的权力,特别是基层的权力仍掌握在当地阿拉伯人的大部落氏族手中。每个氏族由族内有权有势的家族任命的部落酋长即谢赫( sheikh)来领导。谢赫的人选一般都由本氏族内德高望重、智勇双全、仗义疏财的人出任。这些谢赫们构成了当时巴勒斯坦的精英阶层。
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以及在巴勒斯坦的移民活动
自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镇压了犹太人的大规模起义之后,大部分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流散到世界各地,留下来的人极少。特别是罗马帝国禁止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居住,直到伊斯兰征服,圣城基本上没有犹太人居住。公元7世纪,伊斯兰征服巴勒斯坦后,对犹太人采取宽容政策,曾允许70户犹太人居住在耶路撒冷。但是,在1099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及巴勒斯坦后,当地的犹太人有的被杀,其余的大部分逃离。在1170~1711年,一位犹太朝圣者发现在整个巴勒斯坦仅有1440名犹太人;1262年,耶路撒冷只有2户犹太人。一直到19世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很少增加。在19世纪初,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仅有8千名,1845年为1.2万人而到1882年其人数只有2.4万人,占同期巴勒斯坦人口总数的5%~7%。
犹太民族主体离开巴勒斯坦后,当地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地原有的土著居民迦南人、腓力斯人和其他早期部落的居民以及希腊人、罗马人的后裔,随着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而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变成了阿拉伯人。从此,巴勒斯坦遂成为阿拉伯人的家园;在随后大约1300余年的穆斯林连续统治中巴勒斯坦人的阿拉伯和穆斯林特性没有发生变化。他们一直构成当地人口的绝大多数。千百年来,他们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成为这里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当然他们对这块土地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几乎长达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过与当地人的共同劳动、生活、相互通婚,他们的语言、习俗,以至肤色也与当地人无多大差异,所不同的是他们之中有的人还保持着对犹太教的信仰;他们除了把耶路撒冷视为圣地之外,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巴勒斯坦已无任何联系。
由于政治、经济、宗教诸方面的因素,犹太人流散的欧洲国家不时地发生排犹和迫害犹太人的运动,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一些犹太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拯救犹太人的方式和途径,其些人著书立说鼓吹犹太复国的思想。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塞菲·海什·凯什尔和摩西·赫斯,他们于1862年分别用希伯来文出版了《圣城之探索》和用德文出版《罗马与耶路撒冷》等书。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作舆论宣传。
在俄国,由于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之俄国排犹运动的推动,在当地的犹太青年学生当中已出现了“圣城热爱者协会以及主张向巴勒斯坦移民的一些团体。1881年,来自俄国的比路小组的51名成员达到了巴勒斯坦。这是犹太移民史上划时代的行动。其原因是这群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移民群体想通过移民最后占领巴勒斯坦并给犹太人建立一个国家,而此前的移民绝大多数是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1882年俄国的利奥·平斯克出版了《自我解放:一个俄国犹太人对他们兄弟们的警告》一书。在他的影响下,俄国继续出现向巴勒斯坦的移民活动。1891年,有一位名叫阿舍金斯勃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访问巴勒斯坦,他以“民族一员的笔名写下了他的访问印象:“在外面,我们习惯设想古老的以色列土地如同荒沙、沙漠,谁想占多少就占多少。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整个国家很难找到一块尚未耕种的土地,而没有耕种的只有沙丘和石岭。沙丘和石岭只有经过巨大的努力开垦,才可种植果树”。到1897年,移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格德拉、里顺齐温、佩塔齐瓦及其他地方建立了18个农业居住区。但据《犹太史》作者阿巴·埃班说:“这些居住区没有一个是合法的,因为是通过行贿和曲解法律而获准在巴勒斯坦定居的,最初比路小组曾请求土耳其政府批准他们合法移入,但遭到土耳其政府的拒绝。”
1897年在西奥多·赫茨尔的鼓动下,欧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了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会议决定成立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赫茨尔当选为该组织主席。会议通过的犹太复国主义纲领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公共法律所保障的犹太人之家。为达此目的,大会决定采用下列方式:(1)不断地鼓励犹太民族农民、工匠和手工艺人在巴勒斯坦定居;(2)利用按照各地法律所建立的各种地方性和一般性的机构来组织和联合所有的犹太人;(3)加强犹太民族的情感和民族觉悟;(4)积极采取步骤获得某些政府的同意,这是为达到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所必需的。巴塞尔会议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犹太复国主义就变成了一种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运动。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主权要求成为巴勒斯坦问题产生的历史渊源。
巴塞尔会议之后,赫茨尔到当时的各主要大国游说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寻找后台和靠山,但均未成功。当时,巴勒斯坦属于奥斯曼帝国统治,赫茨尔不止一次地会见土耳其素丹哈米德二世,同他商讨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问题。在会谈中,赫茨尔设法使土耳其素丹相信,巴勒斯坦的犹太国家如果成立,将会最好的实现素丹政府的利益,成为它在近东的忠实的守卫者。另外,赫茨尔还以帮助土耳其政府摆脱财政困难的许诺来换取支持,但是最后土耳其政府还是没有同意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与此同时,赫茨尔还同德皇威廉二世和沙皇俄国进行了接触,但直到他1904年去世,均未能获得明确的有实效的支持。
赫茨尔并没有把犹太国的地点限制在巴勒斯坦,他同英国的官员们也曾试探过塞浦路斯、阿里什和乌干达方案,但未能成功。1903年第六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东欧俄国犹太人的坚持下,否定了在巴勒斯坦之外立国的计划。赫茨尔本人在晚年也宣称“巴勒斯坦是没有人民的土地”,极力主张给犹太人“这个没有土地的人民”。赫茨尔死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进人了一个低潮时期。
到1917年,经过两次移民浪潮,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达到5万多人。由此可见,在1882~1917年的35年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移民活动进展相当缓慢。从1882年的2.4万人增加到1917年的5万多人,如果扣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因素,移居巴勒斯坦的人微乎其微,1917年犹太人占巴勒斯坦人口总数的7%8%,同35年前的5%~7%相比几乎没有增加多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新来的定居者面临着土耳其当局和土著人的敌意,土著人口中既有虔诚的犹太人也有阿拉伯人;当地的气候恶劣,环境艰苦,疾病流行,很多人来后又离开了,首次到达的51名比路成员,到19世纪末大约只有20人还留在那里;到19世纪末,定居者大多数在经济上陷入绝境,成为慈善机构救助的对象。由于生活艰难和对慈善机构基金的依赖,人们士气低落。
与此相反,绝大部分移民移向西方国家和美国,从1882年到1914年间,从俄国移出的犹太人约有200万人,其中3/4去了美国。显然并不像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所鼓吹的那样,巴勒斯坦是犹太移民惟一选择的移民地点。直到1917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仍然只是少数人支持的运动,只是由于贝尔福宣言的发表和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才使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猛增。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中东国家通史 巴勒斯坦卷》
巴勒斯坦概况
从1517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巴勒斯坦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巴勒斯坦仍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它同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组成地理上的叙利亚。
根据1864年的“行省制度法”,奥斯曼帝国的行政管理区域划分为省( wilayat)级,地区(县)( Sanaijq）级和低于地区的乡。这些行政单位都由一位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官员领导。“行省制度法”执行后,巴勒斯坦大体上分为三个地区(县):南部的耶路撒冷地区包括耶路撒冷、雅法、加沙、希伯伦、贝尔谢巴和哈菲尔(al- Hafir)。由于耶路撒冷的特殊宗教地位,该地于1887年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而设立,由奥斯曼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类似于今天的直辖区或自治区)。北部的阿克地区,包括阿克、海法、太巴列、萨费德、拿撒勒等地属于贝鲁特省。中部的纳布卢斯地区,包括纳布卢斯、卡勒基利亚、图勒卡姆、杰宁等地,于大马士革省(也有说属于贝鲁特省)。外约旦分为北部的豪兰地区和南部的安曼地区,归大马士革省。
到19世纪中期,巴勒斯坦人口几乎达到50万,其中80%以上为穆斯林,大约10%为基督教徒,5%~7%是犹太人(1880年犹太人为2.5万人)。
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臣民根据内部自治制度( millet)享有宗教自由。在19世纪80年代初几乎全部的巴勒斯坦犹太人生活在4个城市,即耶路撒冷、太巴列、萨费德和希伯伦。犹太人中的大多数是手工业者,如安装玻璃工、钟表修理工、铁匠、裁缝、制鞋工人、装订工人等等。此外,犹太人几乎垄断了国家的放债和有限的银行业务。穆斯林人口的绝大多数从事农业,住在农村,除农民之外,特别在贝尔谢巴附近,还有相当多的游牧贝督因人。住在城市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从事商业、手工业和现代化农业,一些人还在政府部门任职。
虽然巴勒斯坦处在土耳其人统治下几乎长达400年,但是,阿拉伯人仍说阿拉伯语,居民的绝大多数仍信仰伊斯兰教,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属性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巴勒斯坦虽然在名义上处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但是实际的权力,特别是基层的权力仍掌握在当地阿拉伯人的大部落氏族手中。每个氏族由族内有权有势的家族任命的部落酋长即谢赫( sheikh)来领导。谢赫的人选一般都由本氏族内德高望重、智勇双全、仗义疏财的人出任。这些谢赫们构成了当时巴勒斯坦的精英阶层。
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以及在巴勒斯坦的移民活动
自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镇压了犹太人的大规模起义之后,大部分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流散到世界各地,留下来的人极少。特别是罗马帝国禁止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居住,直到伊斯兰征服,圣城基本上没有犹太人居住。公元7世纪,伊斯兰征服巴勒斯坦后,对犹太人采取宽容政策,曾允许70户犹太人居住在耶路撒冷。但是,在1099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及巴勒斯坦后,当地的犹太人有的被杀,其余的大部分逃离。在1170~1711年,一位犹太朝圣者发现在整个巴勒斯坦仅有1440名犹太人;1262年,耶路撒冷只有2户犹太人。一直到19世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很少增加。在19世纪初,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仅有8千名,1845年为1.2万人而到1882年其人数只有2.4万人,占同期巴勒斯坦人口总数的5%~7%。
犹太民族主体离开巴勒斯坦后,当地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地原有的土著居民迦南人、腓力斯人和其他早期部落的居民以及希腊人、罗马人的后裔,随着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而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变成了阿拉伯人。从此,巴勒斯坦遂成为阿拉伯人的家园;在随后大约1300余年的穆斯林连续统治中巴勒斯坦人的阿拉伯和穆斯林特性没有发生变化。他们一直构成当地人口的绝大多数。千百年来,他们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成为这里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当然他们对这块土地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几乎长达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过与当地人的共同劳动、生活、相互通婚,他们的语言、习俗,以至肤色也与当地人无多大差异,所不同的是他们之中有的人还保持着对犹太教的信仰;他们除了把耶路撒冷视为圣地之外,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巴勒斯坦已无任何联系。
由于政治、经济、宗教诸方面的因素,犹太人流散的欧洲国家不时地发生排犹和迫害犹太人的运动,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一些犹太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拯救犹太人的方式和途径,其些人著书立说鼓吹犹太复国的思想。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塞菲·海什·凯什尔和摩西·赫斯,他们于1862年分别用希伯来文出版了《圣城之探索》和用德文出版《罗马与耶路撒冷》等书。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作舆论宣传。
在俄国,由于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之俄国排犹运动的推动,在当地的犹太青年学生当中已出现了“圣城热爱者协会以及主张向巴勒斯坦移民的一些团体。1881年,来自俄国的比路小组的51名成员达到了巴勒斯坦。这是犹太移民史上划时代的行动。其原因是这群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移民群体想通过移民最后占领巴勒斯坦并给犹太人建立一个国家,而此前的移民绝大多数是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1882年俄国的利奥·平斯克出版了《自我解放:一个俄国犹太人对他们兄弟们的警告》一书。在他的影响下,俄国继续出现向巴勒斯坦的移民活动。1891年,有一位名叫阿舍金斯勃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访问巴勒斯坦,他以“民族一员的笔名写下了他的访问印象:“在外面,我们习惯设想古老的以色列土地如同荒沙、沙漠,谁想占多少就占多少。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整个国家很难找到一块尚未耕种的土地,而没有耕种的只有沙丘和石岭。沙丘和石岭只有经过巨大的努力开垦,才可种植果树”。到1897年,移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格德拉、里顺齐温、佩塔齐瓦及其他地方建立了18个农业居住区。但据《犹太史》作者阿巴·埃班说:“这些居住区没有一个是合法的,因为是通过行贿和曲解法律而获准在巴勒斯坦定居的,最初比路小组曾请求土耳其政府批准他们合法移入,但遭到土耳其政府的拒绝。”
1897年在西奥多·赫茨尔的鼓动下,欧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了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会议决定成立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赫茨尔当选为该组织主席。会议通过的犹太复国主义纲领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公共法律所保障的犹太人之家。为达此目的,大会决定采用下列方式:(1)不断地鼓励犹太民族农民、工匠和手工艺人在巴勒斯坦定居;(2)利用按照各地法律所建立的各种地方性和一般性的机构来组织和联合所有的犹太人;(3)加强犹太民族的情感和民族觉悟;(4)积极采取步骤获得某些政府的同意,这是为达到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所必需的。巴塞尔会议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犹太复国主义就变成了一种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运动。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主权要求成为巴勒斯坦问题产生的历史渊源。
巴塞尔会议之后,赫茨尔到当时的各主要大国游说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寻找后台和靠山,但均未成功。当时,巴勒斯坦属于奥斯曼帝国统治,赫茨尔不止一次地会见土耳其素丹哈米德二世,同他商讨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问题。在会谈中,赫茨尔设法使土耳其素丹相信,巴勒斯坦的犹太国家如果成立,将会最好的实现素丹政府的利益,成为它在近东的忠实的守卫者。另外,赫茨尔还以帮助土耳其政府摆脱财政困难的许诺来换取支持,但是最后土耳其政府还是没有同意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与此同时,赫茨尔还同德皇威廉二世和沙皇俄国进行了接触,但直到他1904年去世,均未能获得明确的有实效的支持。
赫茨尔并没有把犹太国的地点限制在巴勒斯坦,他同英国的官员们也曾试探过塞浦路斯、阿里什和乌干达方案,但未能成功。1903年第六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东欧俄国犹太人的坚持下,否定了在巴勒斯坦之外立国的计划。赫茨尔本人在晚年也宣称“巴勒斯坦是没有人民的土地”,极力主张给犹太人“这个没有土地的人民”。赫茨尔死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进人了一个低潮时期。
到1917年,经过两次移民浪潮,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达到5万多人。由此可见,在1882~1917年的35年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移民活动进展相当缓慢。从1882年的2.4万人增加到1917年的5万多人,如果扣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因素,移居巴勒斯坦的人微乎其微,1917年犹太人占巴勒斯坦人口总数的7%8%,同35年前的5%~7%相比几乎没有增加多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新来的定居者面临着土耳其当局和土著人的敌意,土著人口中既有虔诚的犹太人也有阿拉伯人;当地的气候恶劣,环境艰苦,疾病流行,很多人来后又离开了,首次到达的51名比路成员,到19世纪末大约只有20人还留在那里;到19世纪末,定居者大多数在经济上陷入绝境,成为慈善机构救助的对象。由于生活艰难和对慈善机构基金的依赖,人们士气低落。
与此相反,绝大部分移民移向西方国家和美国,从1882年到1914年间,从俄国移出的犹太人约有200万人,其中3/4去了美国。显然并不像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所鼓吹的那样,巴勒斯坦是犹太移民惟一选择的移民地点。直到1917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仍然只是少数人支持的运动,只是由于贝尔福宣言的发表和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才使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猛增。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中东国家通史 巴勒斯坦卷》
数百犹太人在华盛顿DC白宫前抗议，他们中有犹太小女孩，黑人妇女，白人老人，女性拉比等等
巴勒斯坦 • wepehi25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61 次浏览 • 2023-10-18 01:24
数百犹太人在华盛顿DC白宫前抗议。以下是他们的呼吁：
1个犹太小女孩说：“ 我一直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毒害下成长，后来，我意识到，巴勒斯坦人也是全人类的一天，跟我一样，都是活生生的人。” 1个黑人妇女说：“以色列政府正在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清洗。”1个白人老人说：“我对我们的美国政府感到羞愧。拜登政府给了以色列政府美制武器，而这些武器被用来杀害无辜” 一个女性拉比说：“我们所受到的伤害不应该作为发动种族灭绝的借口。” 一大帮人举起标语说：“停止战争，不要打着犹太人的名义去屠杀巴勒斯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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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犹太小女孩说：“ 我一直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毒害下成长，后来，我意识到，巴勒斯坦人也是全人类的一天，跟我一样，都是活生生的人。” 1个黑人妇女说：“以色列政府正在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清洗。”1个白人老人说：“我对我们的美国政府感到羞愧。拜登政府给了以色列政府美制武器，而这些武器被用来杀害无辜” 一个女性拉比说：“我们所受到的伤害不应该作为发动种族灭绝的借口。” 一大帮人举起标语说：“停止战争，不要打着犹太人的名义去屠杀巴勒斯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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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犹太人在华盛顿DC白宫前抗议。以下是他们的呼吁：
- 1个犹太小女孩说：“ 我一直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毒害下成长，后来，我意识到，巴勒斯坦人也是全人类的一天，跟我一样，都是活生生的人。”
- 1个黑人妇女说：“以色列政府正在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清洗。”
- 1个白人老人说：“我对我们的美国政府感到羞愧。拜登政府给了以色列政府美制武器，而这些武器被用来杀害无辜”
- 一个女性拉比说：“我们所受到的伤害不应该作为发动种族灭绝的借口。”
- 一大帮人举起标语说：“停止战争，不要打着犹太人的名义去屠杀巴勒斯坦人。
谁是敌人？｜什么是犹太复国主义？译者：曦蕤
伊斯兰书籍 • wepehi25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17 次浏览 • 2023-10-16 01:10
大家对以色列在加沙的大屠杀都有自己的解释。在1970年代、1980年代，这被认为是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的示威，今天的许多人则把这解释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本文中，多国政府顾问Thierry Meyssan先生回顾了漫长的四百年历史，分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真正的野心，并确定谁是敌人。
在巴勒斯坦，战争已经持续不间断达66年（原文，此文写于2014年——编注）。目前正在进行的以色列行动是个新转折，被称为“我们兄弟的守护者”，接着是“坚定的岩石”（被西方媒体奇怪地翻译成“保护边界”）。
显然，特拉维夫选择三名以色列青年的失踪作为工具，发动这些行动，“铲除哈马斯”，以开发加沙的天然气（计划在2007年就由现任国防部长制定出①），但遭到抵抗组织的激烈反抗。哈马斯发射火箭弹，伊斯兰杰哈德组织发射了中程火箭弹——这是很难拦截的。
一系列的暴力已造成1900多巴勒斯坦人、64名以色列人丧生（由于以军的军事审查制度，此数据可能偏小），并引发全球的抗议浪潮（指2014年7月的以色列攻击行动——编注）。7月22日，除了15个成员国，安理会还对40个其他国家打开大门，这些国家要对特拉维夫和它的“逍遥法外文化”表达自己的愤慨。通常进行2小时的会议，持续了9个小时。②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玻利维亚宣布以色列为“恐怖主义国家”，并废除与以色列的自由贸易协定。通常，抗议声明之后没有军事援助，除了伊朗和叙利亚。这两个国家通过哈马斯的军事派别（而不是政治派别，穆兄会成员）伊斯兰杰哈德、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PFLP-GC）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不像过去（2008年的“铸铅”行动和2012年的“云柱”行动），在安理会会议上保护以色列的两个国家（美国，英国）促使安理会主席发表声明，强调以色列③的人道主义义务。事实上，除了自1948年以来的巴以冲突的基本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共识：至少谴责以色列过度使用武力。
然而，这个显而易见的共识上却蒙着非常不同的分析：一些作者将冲突解释为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宗教冲突；还有些作者认为这是经典的殖民模式政治战争。我们该怎么思考呢？
什么是犹太复国主义？
17世纪中叶，英国加尔文主义者聚集在奥利弗·克伦威尔周围，质疑政权的信仰和教士政治。推翻圣公会君主制后，“护国主”设想，让英国人经历7年患难，获得道德纯洁，来迎接基督再临，与他一起和平生活千年。为此，根据他对圣经的解释，犹太人要被分散到天涯海角，然后重聚巴勒斯坦，建设所罗门神殿。以此为基础，他建立了一个清教徒政权，解除了1656禁止犹太人在英国定居的禁令，宣布他的国家致力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④
桑博在“第一次英国内战”结束时，克伦威尔派也被推翻，他的支持者遭杀害或被流放，圣公会君主制恢复。犹太复国主义（即，建立犹太人国家）被放弃。18世纪“第二次英国内战”（英国学校历史教科书用语，外界叫做“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时，犹太复国主义再次出现。与流行的看法相反，美国独立战争并非代表启蒙思想，激励了几年后的法国革命；而是由法国国王资助、以宗教理由为基础进行的，高呼“我们的王耶稣！”
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兰克林等，将自己作为被流放的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支持者的接班人。美国逻辑上又恢复了犹太复国主义计划。
1868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任命犹太人Benjamin Disraeli为首相。他建议授予克伦威尔支持者的后代以民主，以便能够依靠所有民众，在世界各地拓展女王的力量。首先，他提出与离散犹太人结盟，使之作为前锋，领导帝国主义政策。1878年，他将“恢复以色列”置于重新划分世界的柏林会议议程上。
基于此，犹太复国主义英国恢复了与前殖民地的良好关系，后者在“第三次英国内战”（美国叫做“美国内战”，欧洲大陆叫做“南北战争”<1861-1865>）后成为美国，见证了克伦威尔支持者接班人白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WASP）的胜利。⑤这里要注意，将南北双方的冲突定义为“反对奴隶制斗争”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北方有五个州也实行奴隶制。
直到19世纪快结束，犹太复国主义还完全是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的计划，只有犹太精英追随。将讨拉特解释为精神象征而非政治计划的拉比们坚决谴责这一计划。
在这些历史事实所带来的当前后果中，我们必须承认，如果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犹太国家，那么这也是美国的基础。因此，政策是在华盛顿还是在特拉维夫制定只是相对的。两个国家是同一意识形态掌权的。此外，犹太复国主义已经使伦敦和华盛顿间和解，最具挑战的就是应对这个联盟——世界上最强大的联盟。
犹太人追随盎格鲁-撒克逊犹太复国主义
在今天的官方历史中，习惯性忽略17-18世纪时期，而将西奥多·赫茨尔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然而，根据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内部出版物，这也是假的。
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真正创始人不是犹太人，而是基督教时代论者。牧师William E. Blackstone是美国人，他认为真正的基督徒在末世不必接受考验。他教导说，他们将在最后一战中被带到天堂（英文叫做“the rapture”<狂喜>）。他认为，犹太人将打这一仗，最终，他们皈依基督教和取得胜利同时发生。
Blackstone牧师的宗教理论是华盛顿坚定支持建立以色列的基础，这远在美以公共关系委员会（AIPAC，亲以色列游说团）建立并控制国会之前。事实上，并不像现在美国流行的意识形态所说，游说团的力量多因其金钱，有能力资助竞选活动。⑥
“狂喜”神学虽愚蠢，但在美国很强大。它表现了图书馆里和电影院中的一种现象。（见今年10月份即将上映的电影《末日迷踪》，尼古拉斯·凯奇主演）
西奥多·赫茨尔仰慕钻石大王塞西尔·罗德斯，后者是英帝国主义理论家，南非、罗德西亚（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赞比亚（过去的北罗德里亚）的建立者。赫茨尔并非宗教的犹太人，未给儿子施割礼。像同时代的许多欧洲资产阶级无神论者一样，他主张通过皈依基督教同化犹太人。然而，借着Benjamin Disraeli的理论，他得出结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今天的乌干达或阿根廷建立犹太国，让他们参与英国殖民统治。他模仿罗德斯，购买土地，建立犹太人代办处。
Blackstone成功说服赫茨尔让那些殖民者关注时代论。这样就足以考虑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以圣经为参考。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他们为计划招募了大量欧洲犹太人。今天，赫茨尔被葬在以色列（赫茨尔山上），在他的棺材里放置着Blackstone送给他的一本带注释的圣经。
桑博因此，犹太复国主义从未有这样的目标：“拯救犹太人民，给他们一个家园”，而是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成功地将犹太人与之关联。此外，犹太复国主义不仅不是犹太文化的产物，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从来不是犹太人，大部分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是宗教的。以色列公众话语中的圣经故事，只反映了该国的一部分，主要是为了说服美国人。
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的盎格鲁-撒克逊协议
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的决定是英美政府共同作出的。这一决定是由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位犹太法官Louis Brandeis协商，在Blackstone牧师的主持之下，得到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和戴维·劳埃德·乔治总理批准，接着，英法赛克斯-皮特协议瓜分“中东”。这项协议是慢慢向公众公布的。
桑博未来的殖民地大臣Leo Amery与两名英国特工哈伊姆·魏茨曼、Ze’ev Jabotinsky一起，负责管理“锡安骡队”的长老们在英国军队中建立“犹太军团”。
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向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发出公开信，承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1917年11月2日）。威尔逊总统将创建以色列列入他的正式战争目标（1918年1月8日提交国会的14点中的第12点）。⑦
因此，建立以色列的决定与20年后二战期间的摧毁欧洲犹太人无关。巴黎和会期间，1919年1月3日，埃米尔费萨尔（麦加长官的儿子，后来成为英国伊拉克的国王）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签订协议，承诺继续支持盎格鲁-撒克逊决定。于是，违背巴勒斯坦人民意愿建立以色列国，也得到了阿拉伯统治者们的同意。此外，当时，麦加长官Hussein bin Ali没有像哈马斯那样解释古兰经。他不认为“穆斯林的土地不能由非穆斯林统治”。
以色列国的合法建立
1942年5月，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纽约的Biltmore酒店举行会议。与会者决定把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家园”变为“犹太英联邦”（指克伦威尔短暂取代英国君主制的英联邦），允许犹太人大量移民巴勒斯坦。一份秘密文件明确了三个目标：“（1）犹太国拥有整个巴勒斯坦，可能还有外约旦；（2）转移伊拉克的阿拉伯人；（3）由犹太人掌握各领域的发展，控制整个中东的经济。”
几乎所有与会者都不知道，“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die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已经在欧洲悄悄开始了。
最终，英国不知道怎样既满足犹太人，又满足阿拉伯人，联合国（当时只有46个成员国）根据英国提出的指示，计划分治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另有一个管理圣地（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的“特别国际政权”。这个计划被联合国大会第181号决议采纳。⑧
犹太人代办处没有等待协商的结果，大卫·本·古里安单方面宣布以色列建国，美国立即承认。以色列领土上的阿拉伯人被施以戒严令，行动受限，护照被没收。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予以干预。但由于没有组建好的军队，他们迅速被击败。战争期间，以色列进行了种族清洗，强迫至少70万阿拉伯人逃离。
联合国派出调解员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他是一位瑞典外交官，战争期间曾挽救数千犹太人性命。他发现英国当局提供的人口数据是假的，要求全面落实巴勒斯坦分治计划。然而，181号决议要求70万被驱逐的阿拉伯人回家，建立阿拉伯人国家，耶路撒冷实现国际化。
1948年9月17日，在未来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令下，联合国特使被杀害。愤怒之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194号决议，重申181号决议原则，并且宣布巴勒斯坦人民的回家权不可剥夺，刚刚受到的伤害要得到补偿。⑨
然而，以色列逮捕了杀害贝纳多特的众凶手，并进行了审判和定罪。在承诺兑现各项决议之后，以色列被接纳进入联合国。然而这一切都是谎言。很快凶手们就被赦免，开枪者成了总理大卫·本·古里安的贴身侍卫。自从加入联合国，以色列一直违反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各项决议。两个常任理事国与之保持有机联系，使用否决权将其置于国际法之外。以色列成了美国和英国的离岸国，两国一面假装尊重国际法，一面违反国际法。
认为以色列引起的问题只与中东有关是绝对错误的。今天，以色列在世界任何地方都采取军事行动，为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作掩护。在拉美，以色列特工在反对查韦斯的政变中（2002）、在推翻曼努埃拉·塞拉亚（2009）时组织镇压。在非洲，在大湖区战争中，遍地都是以色列人；他们还组织了对卡扎菲的逮捕。在亚洲，他们领导对泰米尔猛虎组织的袭击和杀戮（2009）等。每一次，伦敦和华盛顿都发誓，他们没有参与。此外，以色列控制着许多媒体和金融机构（比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直到苏联解体，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以色列问题来自反帝国主义斗争。巴勒斯坦人得到所有反帝国主义世界的支持——包括日本赤军成员，他们来到巴勒斯坦与之并肩作战。
如今，消费社会全球化、价值观缺失，随之而来的是丧失对犹太国家殖民性质的意识。只有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感到担忧。他们表现出对巴勒斯坦人苦境的同情，却忽略了以色列在世界各地的罪行，不对其他帝国主义罪行作出回应。
然而，1979年，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向他的伊朗信仰者们解释道，以色列是帝国主义的傀儡，惟一真正的敌人是美英同盟。因为说明了这个简单的道理，霍梅尼遭到西方的丑化，什叶派被描绘成东方的异端。
今天，伊朗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这样的国家：输出大量武器和顾问，帮助巴勒斯坦人民抵抗。而在海湾安全理事会会议上，犹太复国主义的阿拉伯诸政权则通过视频会议与以色列总统亲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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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勒斯坦，战争已经持续不间断达66年（原文，此文写于2014年——编注）。目前正在进行的以色列行动是个新转折，被称为“我们兄弟的守护者”，接着是“坚定的岩石”（被西方媒体奇怪地翻译成“保护边界”）。
显然，特拉维夫选择三名以色列青年的失踪作为工具，发动这些行动，“铲除哈马斯”，以开发加沙的天然气（计划在2007年就由现任国防部长制定出①），但遭到抵抗组织的激烈反抗。哈马斯发射火箭弹，伊斯兰杰哈德组织发射了中程火箭弹——这是很难拦截的。
一系列的暴力已造成1900多巴勒斯坦人、64名以色列人丧生（由于以军的军事审查制度，此数据可能偏小），并引发全球的抗议浪潮（指2014年7月的以色列攻击行动——编注）。7月22日，除了15个成员国，安理会还对40个其他国家打开大门，这些国家要对特拉维夫和它的“逍遥法外文化”表达自己的愤慨。通常进行2小时的会议，持续了9个小时。②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玻利维亚宣布以色列为“恐怖主义国家”，并废除与以色列的自由贸易协定。通常，抗议声明之后没有军事援助，除了伊朗和叙利亚。这两个国家通过哈马斯的军事派别（而不是政治派别，穆兄会成员）伊斯兰杰哈德、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PFLP-GC）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不像过去（2008年的“铸铅”行动和2012年的“云柱”行动），在安理会会议上保护以色列的两个国家（美国，英国）促使安理会主席发表声明，强调以色列③的人道主义义务。事实上，除了自1948年以来的巴以冲突的基本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共识：至少谴责以色列过度使用武力。
然而，这个显而易见的共识上却蒙着非常不同的分析：一些作者将冲突解释为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宗教冲突；还有些作者认为这是经典的殖民模式政治战争。我们该怎么思考呢？
什么是犹太复国主义？
17世纪中叶，英国加尔文主义者聚集在奥利弗·克伦威尔周围，质疑政权的信仰和教士政治。推翻圣公会君主制后，“护国主”设想，让英国人经历7年患难，获得道德纯洁，来迎接基督再临，与他一起和平生活千年。为此，根据他对圣经的解释，犹太人要被分散到天涯海角，然后重聚巴勒斯坦，建设所罗门神殿。以此为基础，他建立了一个清教徒政权，解除了1656禁止犹太人在英国定居的禁令，宣布他的国家致力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④
桑博在“第一次英国内战”结束时，克伦威尔派也被推翻，他的支持者遭杀害或被流放，圣公会君主制恢复。犹太复国主义（即，建立犹太人国家）被放弃。18世纪“第二次英国内战”（英国学校历史教科书用语，外界叫做“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时，犹太复国主义再次出现。与流行的看法相反，美国独立战争并非代表启蒙思想，激励了几年后的法国革命；而是由法国国王资助、以宗教理由为基础进行的，高呼“我们的王耶稣！”
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兰克林等，将自己作为被流放的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支持者的接班人。美国逻辑上又恢复了犹太复国主义计划。
1868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任命犹太人Benjamin Disraeli为首相。他建议授予克伦威尔支持者的后代以民主，以便能够依靠所有民众，在世界各地拓展女王的力量。首先，他提出与离散犹太人结盟，使之作为前锋，领导帝国主义政策。1878年，他将“恢复以色列”置于重新划分世界的柏林会议议程上。
基于此，犹太复国主义英国恢复了与前殖民地的良好关系，后者在“第三次英国内战”（美国叫做“美国内战”，欧洲大陆叫做“南北战争”<1861-1865>）后成为美国，见证了克伦威尔支持者接班人白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WASP）的胜利。⑤这里要注意，将南北双方的冲突定义为“反对奴隶制斗争”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北方有五个州也实行奴隶制。
直到19世纪快结束，犹太复国主义还完全是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的计划，只有犹太精英追随。将讨拉特解释为精神象征而非政治计划的拉比们坚决谴责这一计划。
在这些历史事实所带来的当前后果中，我们必须承认，如果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犹太国家，那么这也是美国的基础。因此，政策是在华盛顿还是在特拉维夫制定只是相对的。两个国家是同一意识形态掌权的。此外，犹太复国主义已经使伦敦和华盛顿间和解，最具挑战的就是应对这个联盟——世界上最强大的联盟。
犹太人追随盎格鲁-撒克逊犹太复国主义
在今天的官方历史中，习惯性忽略17-18世纪时期，而将西奥多·赫茨尔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然而，根据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内部出版物，这也是假的。
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真正创始人不是犹太人，而是基督教时代论者。牧师William E. Blackstone是美国人，他认为真正的基督徒在末世不必接受考验。他教导说，他们将在最后一战中被带到天堂（英文叫做“the rapture”<狂喜>）。他认为，犹太人将打这一仗，最终，他们皈依基督教和取得胜利同时发生。
Blackstone牧师的宗教理论是华盛顿坚定支持建立以色列的基础，这远在美以公共关系委员会（AIPAC，亲以色列游说团）建立并控制国会之前。事实上，并不像现在美国流行的意识形态所说，游说团的力量多因其金钱，有能力资助竞选活动。⑥
“狂喜”神学虽愚蠢，但在美国很强大。它表现了图书馆里和电影院中的一种现象。（见今年10月份即将上映的电影《末日迷踪》，尼古拉斯·凯奇主演）
西奥多·赫茨尔仰慕钻石大王塞西尔·罗德斯，后者是英帝国主义理论家，南非、罗德西亚（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赞比亚（过去的北罗德里亚）的建立者。赫茨尔并非宗教的犹太人，未给儿子施割礼。像同时代的许多欧洲资产阶级无神论者一样，他主张通过皈依基督教同化犹太人。然而，借着Benjamin Disraeli的理论，他得出结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今天的乌干达或阿根廷建立犹太国，让他们参与英国殖民统治。他模仿罗德斯，购买土地，建立犹太人代办处。
Blackstone成功说服赫茨尔让那些殖民者关注时代论。这样就足以考虑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以圣经为参考。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他们为计划招募了大量欧洲犹太人。今天，赫茨尔被葬在以色列（赫茨尔山上），在他的棺材里放置着Blackstone送给他的一本带注释的圣经。
桑博因此，犹太复国主义从未有这样的目标：“拯救犹太人民，给他们一个家园”，而是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成功地将犹太人与之关联。此外，犹太复国主义不仅不是犹太文化的产物，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从来不是犹太人，大部分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是宗教的。以色列公众话语中的圣经故事，只反映了该国的一部分，主要是为了说服美国人。
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的盎格鲁-撒克逊协议
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的决定是英美政府共同作出的。这一决定是由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位犹太法官Louis Brandeis协商，在Blackstone牧师的主持之下，得到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和戴维·劳埃德·乔治总理批准，接着，英法赛克斯-皮特协议瓜分“中东”。这项协议是慢慢向公众公布的。
桑博未来的殖民地大臣Leo Amery与两名英国特工哈伊姆·魏茨曼、Ze’ev Jabotinsky一起，负责管理“锡安骡队”的长老们在英国军队中建立“犹太军团”。
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向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发出公开信，承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1917年11月2日）。威尔逊总统将创建以色列列入他的正式战争目标（1918年1月8日提交国会的14点中的第12点）。⑦
因此，建立以色列的决定与20年后二战期间的摧毁欧洲犹太人无关。巴黎和会期间，1919年1月3日，埃米尔费萨尔（麦加长官的儿子，后来成为英国伊拉克的国王）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签订协议，承诺继续支持盎格鲁-撒克逊决定。于是，违背巴勒斯坦人民意愿建立以色列国，也得到了阿拉伯统治者们的同意。此外，当时，麦加长官Hussein bin Ali没有像哈马斯那样解释古兰经。他不认为“穆斯林的土地不能由非穆斯林统治”。
以色列国的合法建立
1942年5月，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纽约的Biltmore酒店举行会议。与会者决定把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家园”变为“犹太英联邦”（指克伦威尔短暂取代英国君主制的英联邦），允许犹太人大量移民巴勒斯坦。一份秘密文件明确了三个目标：“（1）犹太国拥有整个巴勒斯坦，可能还有外约旦；（2）转移伊拉克的阿拉伯人；（3）由犹太人掌握各领域的发展，控制整个中东的经济。”
几乎所有与会者都不知道，“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die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已经在欧洲悄悄开始了。
最终，英国不知道怎样既满足犹太人，又满足阿拉伯人，联合国（当时只有46个成员国）根据英国提出的指示，计划分治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另有一个管理圣地（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的“特别国际政权”。这个计划被联合国大会第181号决议采纳。⑧
犹太人代办处没有等待协商的结果，大卫·本·古里安单方面宣布以色列建国，美国立即承认。以色列领土上的阿拉伯人被施以戒严令，行动受限，护照被没收。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予以干预。但由于没有组建好的军队，他们迅速被击败。战争期间，以色列进行了种族清洗，强迫至少70万阿拉伯人逃离。
联合国派出调解员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他是一位瑞典外交官，战争期间曾挽救数千犹太人性命。他发现英国当局提供的人口数据是假的，要求全面落实巴勒斯坦分治计划。然而，181号决议要求70万被驱逐的阿拉伯人回家，建立阿拉伯人国家，耶路撒冷实现国际化。
1948年9月17日，在未来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令下，联合国特使被杀害。愤怒之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194号决议，重申181号决议原则，并且宣布巴勒斯坦人民的回家权不可剥夺，刚刚受到的伤害要得到补偿。⑨
然而，以色列逮捕了杀害贝纳多特的众凶手，并进行了审判和定罪。在承诺兑现各项决议之后，以色列被接纳进入联合国。然而这一切都是谎言。很快凶手们就被赦免，开枪者成了总理大卫·本·古里安的贴身侍卫。自从加入联合国，以色列一直违反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各项决议。两个常任理事国与之保持有机联系，使用否决权将其置于国际法之外。以色列成了美国和英国的离岸国，两国一面假装尊重国际法，一面违反国际法。
认为以色列引起的问题只与中东有关是绝对错误的。今天，以色列在世界任何地方都采取军事行动，为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作掩护。在拉美，以色列特工在反对查韦斯的政变中（2002）、在推翻曼努埃拉·塞拉亚（2009）时组织镇压。在非洲，在大湖区战争中，遍地都是以色列人；他们还组织了对卡扎菲的逮捕。在亚洲，他们领导对泰米尔猛虎组织的袭击和杀戮（2009）等。每一次，伦敦和华盛顿都发誓，他们没有参与。此外，以色列控制着许多媒体和金融机构（比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直到苏联解体，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以色列问题来自反帝国主义斗争。巴勒斯坦人得到所有反帝国主义世界的支持——包括日本赤军成员，他们来到巴勒斯坦与之并肩作战。
如今，消费社会全球化、价值观缺失，随之而来的是丧失对犹太国家殖民性质的意识。只有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感到担忧。他们表现出对巴勒斯坦人苦境的同情，却忽略了以色列在世界各地的罪行，不对其他帝国主义罪行作出回应。
然而，1979年，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向他的伊朗信仰者们解释道，以色列是帝国主义的傀儡，惟一真正的敌人是美英同盟。因为说明了这个简单的道理，霍梅尼遭到西方的丑化，什叶派被描绘成东方的异端。
今天，伊朗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这样的国家：输出大量武器和顾问，帮助巴勒斯坦人民抵抗。而在海湾安全理事会会议上，犹太复国主义的阿拉伯诸政权则通过视频会议与以色列总统亲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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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对以色列在加沙的大屠杀都有自己的解释。在1970年代、1980年代，这被认为是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的示威，今天的许多人则把这解释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本文中，多国政府顾问Thierry Meyssan先生回顾了漫长的四百年历史，分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真正的野心，并确定谁是敌人。
在巴勒斯坦，战争已经持续不间断达66年（原文，此文写于2014年——编注）。目前正在进行的以色列行动是个新转折，被称为“我们兄弟的守护者”，接着是“坚定的岩石”（被西方媒体奇怪地翻译成“保护边界”）。
显然，特拉维夫选择三名以色列青年的失踪作为工具，发动这些行动，“铲除哈马斯”，以开发加沙的天然气（计划在2007年就由现任国防部长制定出①），但遭到抵抗组织的激烈反抗。哈马斯发射火箭弹，伊斯兰杰哈德组织发射了中程火箭弹——这是很难拦截的。
一系列的暴力已造成1900多巴勒斯坦人、64名以色列人丧生（由于以军的军事审查制度，此数据可能偏小），并引发全球的抗议浪潮（指2014年7月的以色列攻击行动——编注）。7月22日，除了15个成员国，安理会还对40个其他国家打开大门，这些国家要对特拉维夫和它的“逍遥法外文化”表达自己的愤慨。通常进行2小时的会议，持续了9个小时。②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玻利维亚宣布以色列为“恐怖主义国家”，并废除与以色列的自由贸易协定。通常，抗议声明之后没有军事援助，除了伊朗和叙利亚。这两个国家通过哈马斯的军事派别（而不是政治派别，穆兄会成员）伊斯兰杰哈德、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PFLP-GC）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不像过去（2008年的“铸铅”行动和2012年的“云柱”行动），在安理会会议上保护以色列的两个国家（美国，英国）促使安理会主席发表声明，强调以色列③的人道主义义务。事实上，除了自1948年以来的巴以冲突的基本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共识：至少谴责以色列过度使用武力。
然而，这个显而易见的共识上却蒙着非常不同的分析：一些作者将冲突解释为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宗教冲突；还有些作者认为这是经典的殖民模式政治战争。我们该怎么思考呢？
什么是犹太复国主义？
17世纪中叶，英国加尔文主义者聚集在奥利弗·克伦威尔周围，质疑政权的信仰和教士政治。推翻圣公会君主制后，“护国主”设想，让英国人经历7年患难，获得道德纯洁，来迎接基督再临，与他一起和平生活千年。为此，根据他对圣经的解释，犹太人要被分散到天涯海角，然后重聚巴勒斯坦，建设所罗门神殿。以此为基础，他建立了一个清教徒政权，解除了1656禁止犹太人在英国定居的禁令，宣布他的国家致力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④
桑博在“第一次英国内战”结束时，克伦威尔派也被推翻，他的支持者遭杀害或被流放，圣公会君主制恢复。犹太复国主义（即，建立犹太人国家）被放弃。18世纪“第二次英国内战”（英国学校历史教科书用语，外界叫做“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时，犹太复国主义再次出现。与流行的看法相反，美国独立战争并非代表启蒙思想，激励了几年后的法国革命；而是由法国国王资助、以宗教理由为基础进行的，高呼“我们的王耶稣！”
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兰克林等，将自己作为被流放的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支持者的接班人。美国逻辑上又恢复了犹太复国主义计划。
1868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任命犹太人Benjamin Disraeli为首相。他建议授予克伦威尔支持者的后代以民主，以便能够依靠所有民众，在世界各地拓展女王的力量。首先，他提出与离散犹太人结盟，使之作为前锋，领导帝国主义政策。1878年，他将“恢复以色列”置于重新划分世界的柏林会议议程上。
基于此，犹太复国主义英国恢复了与前殖民地的良好关系，后者在“第三次英国内战”（美国叫做“美国内战”，欧洲大陆叫做“南北战争”<1861-1865>）后成为美国，见证了克伦威尔支持者接班人白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WASP）的胜利。⑤这里要注意，将南北双方的冲突定义为“反对奴隶制斗争”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北方有五个州也实行奴隶制。
直到19世纪快结束，犹太复国主义还完全是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的计划，只有犹太精英追随。将讨拉特解释为精神象征而非政治计划的拉比们坚决谴责这一计划。
在这些历史事实所带来的当前后果中，我们必须承认，如果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犹太国家，那么这也是美国的基础。因此，政策是在华盛顿还是在特拉维夫制定只是相对的。两个国家是同一意识形态掌权的。此外，犹太复国主义已经使伦敦和华盛顿间和解，最具挑战的就是应对这个联盟——世界上最强大的联盟。
犹太人追随盎格鲁-撒克逊犹太复国主义
在今天的官方历史中，习惯性忽略17-18世纪时期，而将西奥多·赫茨尔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然而，根据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内部出版物，这也是假的。
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真正创始人不是犹太人，而是基督教时代论者。牧师William E. Blackstone是美国人，他认为真正的基督徒在末世不必接受考验。他教导说，他们将在最后一战中被带到天堂（英文叫做“the rapture”<狂喜>）。他认为，犹太人将打这一仗，最终，他们皈依基督教和取得胜利同时发生。
Blackstone牧师的宗教理论是华盛顿坚定支持建立以色列的基础，这远在美以公共关系委员会（AIPAC，亲以色列游说团）建立并控制国会之前。事实上，并不像现在美国流行的意识形态所说，游说团的力量多因其金钱，有能力资助竞选活动。⑥
“狂喜”神学虽愚蠢，但在美国很强大。它表现了图书馆里和电影院中的一种现象。（见今年10月份即将上映的电影《末日迷踪》，尼古拉斯·凯奇主演）
西奥多·赫茨尔仰慕钻石大王塞西尔·罗德斯，后者是英帝国主义理论家，南非、罗德西亚（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赞比亚（过去的北罗德里亚）的建立者。赫茨尔并非宗教的犹太人，未给儿子施割礼。像同时代的许多欧洲资产阶级无神论者一样，他主张通过皈依基督教同化犹太人。然而，借着Benjamin Disraeli的理论，他得出结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今天的乌干达或阿根廷建立犹太国，让他们参与英国殖民统治。他模仿罗德斯，购买土地，建立犹太人代办处。
Blackstone成功说服赫茨尔让那些殖民者关注时代论。这样就足以考虑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以圣经为参考。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他们为计划招募了大量欧洲犹太人。今天，赫茨尔被葬在以色列（赫茨尔山上），在他的棺材里放置着Blackstone送给他的一本带注释的圣经。
桑博因此，犹太复国主义从未有这样的目标：“拯救犹太人民，给他们一个家园”，而是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成功地将犹太人与之关联。此外，犹太复国主义不仅不是犹太文化的产物，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从来不是犹太人，大部分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是宗教的。以色列公众话语中的圣经故事，只反映了该国的一部分，主要是为了说服美国人。
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的盎格鲁-撒克逊协议
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的决定是英美政府共同作出的。这一决定是由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位犹太法官Louis Brandeis协商，在Blackstone牧师的主持之下，得到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和戴维·劳埃德·乔治总理批准，接着，英法赛克斯-皮特协议瓜分“中东”。这项协议是慢慢向公众公布的。
桑博未来的殖民地大臣Leo Amery与两名英国特工哈伊姆·魏茨曼、Ze’ev Jabotinsky一起，负责管理“锡安骡队”的长老们在英国军队中建立“犹太军团”。
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向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发出公开信，承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1917年11月2日）。威尔逊总统将创建以色列列入他的正式战争目标（1918年1月8日提交国会的14点中的第12点）。⑦
因此，建立以色列的决定与20年后二战期间的摧毁欧洲犹太人无关。巴黎和会期间，1919年1月3日，埃米尔费萨尔（麦加长官的儿子，后来成为英国伊拉克的国王）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签订协议，承诺继续支持盎格鲁-撒克逊决定。于是，违背巴勒斯坦人民意愿建立以色列国，也得到了阿拉伯统治者们的同意。此外，当时，麦加长官Hussein bin Ali没有像哈马斯那样解释古兰经。他不认为“穆斯林的土地不能由非穆斯林统治”。
以色列国的合法建立
1942年5月，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纽约的Biltmore酒店举行会议。与会者决定把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家园”变为“犹太英联邦”（指克伦威尔短暂取代英国君主制的英联邦），允许犹太人大量移民巴勒斯坦。一份秘密文件明确了三个目标：“（1）犹太国拥有整个巴勒斯坦，可能还有外约旦；（2）转移伊拉克的阿拉伯人；（3）由犹太人掌握各领域的发展，控制整个中东的经济。”
几乎所有与会者都不知道，“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die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已经在欧洲悄悄开始了。
最终，英国不知道怎样既满足犹太人，又满足阿拉伯人，联合国（当时只有46个成员国）根据英国提出的指示，计划分治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另有一个管理圣地（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的“特别国际政权”。这个计划被联合国大会第181号决议采纳。⑧
犹太人代办处没有等待协商的结果，大卫·本·古里安单方面宣布以色列建国，美国立即承认。以色列领土上的阿拉伯人被施以戒严令，行动受限，护照被没收。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予以干预。但由于没有组建好的军队，他们迅速被击败。战争期间，以色列进行了种族清洗，强迫至少70万阿拉伯人逃离。
联合国派出调解员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他是一位瑞典外交官，战争期间曾挽救数千犹太人性命。他发现英国当局提供的人口数据是假的，要求全面落实巴勒斯坦分治计划。然而，181号决议要求70万被驱逐的阿拉伯人回家，建立阿拉伯人国家，耶路撒冷实现国际化。
1948年9月17日，在未来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令下，联合国特使被杀害。愤怒之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194号决议，重申181号决议原则，并且宣布巴勒斯坦人民的回家权不可剥夺，刚刚受到的伤害要得到补偿。⑨
然而，以色列逮捕了杀害贝纳多特的众凶手，并进行了审判和定罪。在承诺兑现各项决议之后，以色列被接纳进入联合国。然而这一切都是谎言。很快凶手们就被赦免，开枪者成了总理大卫·本·古里安的贴身侍卫。自从加入联合国，以色列一直违反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各项决议。两个常任理事国与之保持有机联系，使用否决权将其置于国际法之外。以色列成了美国和英国的离岸国，两国一面假装尊重国际法，一面违反国际法。
认为以色列引起的问题只与中东有关是绝对错误的。今天，以色列在世界任何地方都采取军事行动，为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作掩护。在拉美，以色列特工在反对查韦斯的政变中（2002）、在推翻曼努埃拉·塞拉亚（2009）时组织镇压。在非洲，在大湖区战争中，遍地都是以色列人；他们还组织了对卡扎菲的逮捕。在亚洲，他们领导对泰米尔猛虎组织的袭击和杀戮（2009）等。每一次，伦敦和华盛顿都发誓，他们没有参与。此外，以色列控制着许多媒体和金融机构（比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直到苏联解体，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以色列问题来自反帝国主义斗争。巴勒斯坦人得到所有反帝国主义世界的支持——包括日本赤军成员，他们来到巴勒斯坦与之并肩作战。
如今，消费社会全球化、价值观缺失，随之而来的是丧失对犹太国家殖民性质的意识。只有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感到担忧。他们表现出对巴勒斯坦人苦境的同情，却忽略了以色列在世界各地的罪行，不对其他帝国主义罪行作出回应。
然而，1979年，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向他的伊朗信仰者们解释道，以色列是帝国主义的傀儡，惟一真正的敌人是美英同盟。因为说明了这个简单的道理，霍梅尼遭到西方的丑化，什叶派被描绘成东方的异端。
今天，伊朗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这样的国家：输出大量武器和顾问，帮助巴勒斯坦人民抵抗。而在海湾安全理事会会议上，犹太复国主义的阿拉伯诸政权则通过视频会议与以色列总统亲切讨论
发明新希伯来人
文章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4 次浏览 • 1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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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教以及为何这种区别至关重要的系列文章的第三篇。
本系列的前两篇文章建立了一种模式：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们将犹太教抛在脑后，并在其位置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崇拜对象——民族本身，神秘地与其土地融合在一起。但是，一种新的宗教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新的神。它需要一种新的信徒。而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非常坦率地表示，现有的犹太人，那个被三千年托拉（Torah）塑造的犹太人，是不合格的。他必须被改造。
改造他的蓝图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源头：一位德国哲学家，他鄙视一般的宗教，尤其是犹太-基督教的道德传统。
拿锤子的哲学家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于1900年去世，就在犹太复国主义将自己组织成一场运动的时候。他的思想正在震撼欧洲。他宣布，上帝死了——与他一起死去的，是整个建立在信仰之上的道德遗产。尼采认为，那些被当作美德的东西，实际上是两个对立的系统。一种是“奴隶道德”，它推崇谦卑、仁慈和善良——这是弱者的价值观，被宗教封为神圣以安慰自己。另一种是“主人道德”，它推崇力量、骄傲和高贵——这是意志坚强者的价值观，他们夺取生活所提供的东西，而不是等待死后的奖赏。
尼采呼吁对价值进行“重估”：蓄意推翻旧的道德秩序，代之以新的道德秩序。他将执行这种推翻的人类理想命名为Übermensch（超人）——一个不受传统道德束缚，强大到足以用自己的形象重塑价值观的形象。
对于犹太复国主义来说，一个其全部目的就是摆脱他们继承的宗教的运动，尼采的哲学是一本名副其实的指导手册。
接受
这里的文字记录异常丰富，因为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作家不仅仅是悄悄地吸收了尼采。他们赞颂了他。
早在1894年——在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前三年——大卫·纽马克（David Neumark）就发表了一篇希伯来语文章介绍尼采的超人理论，将Übermensch翻译为Adam Elyon（阿达姆·伊里昂/至高的人），并将其作为新希伯来人的典范。大卫·弗里什曼（David Frishman）将关于Übermensch的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oke Zarathustra）翻译成了希伯来语；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将其翻译成了波兰语。后来的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在一封写给未来妻子的信中热情地推荐了尼采的作品。雅博廷斯基（Jabotinsky）称他为巨人。
作家米哈·约瑟夫·贝尔迪切夫斯基（Micha Yosef Berdyczewski），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希伯来语作家之一，直接宣布自己是尼采主义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是一个尼采主义者……我只知道力量，力量，力量！”他呼吁犹太民族“动摇他们遗产的根基，创造新的价值观”——这是直接将尼采的价值重估应用于犹太教——并争辩说现在是时候将“犹太人置于犹太教之前”了。犹太复国主义作家鲁文·布赖宁（Reuven Breinin）承诺，多亏了这场运动，后代将不再“渺小、软弱、挨打和病态”，而是将成为“巨人的世代……‘超人’的世代。”诗人雅各布·科恩（Yaakov Cohen）在1912年完成了这幅图景：“新希伯来人将是新人类……他将骄傲挺拔地行走，就像古代的希伯来人一样。”
所有这些都不是事后充满敌意的重建。主流学术界也持同样的观点。文学史家梅纳赫姆·布林克尔（Menachem Brinker）得出结论，最重要的是尼采的影响，使该运动与犹太历史的决裂变得激进；史蒂文·阿施海姆（Steven Aschheim）写道，古典犹太复国主义征募尼采，恰恰是为了阐明其与过去破裂的关系，并推动其自我创造的“希伯来新人类”的理想。
被抹去的是什么
要理解新希伯来人是用来干什么的，了解他是被设计来取代什么是有帮助的。
塔木德（Talmud）用三个性格特征来定义犹太民族：他们是仁慈的、他们是谦逊的、他们会做善事。这种自我定义保持了数千年（对于忠诚的托拉犹太人来说，现在依然如此）。传统的犹太英雄从来不是战士；他是学者——俯身在一页塔木德上的苍白学生，代表着耐心、克制和慈善。犹太社区在学识和虔诚中衡量伟大，并将对身体统治力的狂热崇拜视为属于其他国家，属于一个更古老、更残酷的世界。
现在将那幅画像与尼采的类别并列。仁慈、谦逊、善良——整个传统的犹太人性格，一项一项地落入尼采标记为“奴隶道德”的专栏中。这正是犹太复国主义作家们所接受的诊断。他们说，老犹太人软弱、苍白、书生气十足、被动，他的温和不是美德，而是一种流亡的疾病。治疗的方法是建立他的对立面：骄傲而不是谦卑，坚硬而不是仁慈，追求物质而不是追求精神，一个土地和肌肉的人而不是一个书本的人。贝尔迪切夫斯基用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概括了这个计划：“对于一个人和一个民族来说，有一段时间需要靠剑、靠力量和拳头、靠存在的活力来生活。”
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这是一个有意识的颠倒计划。新希伯来人不是适应现代社会的老犹太人。他是一个特征一个特征地被设计出来的，作为老犹太人的摄影底片——而工程师们自己就是这么说的。
为什么这在现在很重要
新希伯来人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它的产品现在每个人都很熟悉：坚韧、晒得黝黑、世俗的以色列人——士兵、农民、创业公司创始人——在一百部电影和新闻特写中被颂扬为现代犹太人的形象。观察者有时会注意到这个形象与传统犹太教的谦卑和仁慈理想之间的距离，并得出结论：一种宗教一定背叛了它自己的价值观。
历史记录指向了不同的结论。没有背叛，因为没有可以背叛的连续性。以色列的国民性格是被那些崇拜一位因宣称上帝已死而闻名的哲学家的男人们，在与犹太教性格的对立中制造出来的。当这两个性格看起来毫无相似之处时，那不是因为犹太人是伪君子。那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背弃了上帝和他们自己的人民。
这意味着等式再次反转。国家的形象告诉你关于尼采的事情，关于欧洲对力量和国家的观念，关于一次蓄意的文化工程行为。它没有告诉你关于犹太教的任何事情，也没有告诉你关于数百万依然靠着那幅旧画像——仁慈、谦逊和善良——生活，且从未参与这场实验的犹太人的任何事情。
本系列下一篇：农业是如何变成圣礼的——社会主义拓荒者、基布兹以及关于劳动和土地的奇怪宗教。
贝尔迪切夫斯基、布赖宁、科恩和其他人的引文摘自大卫·奥哈纳（David Ohana）的《耶路撒冷的查拉图斯特拉：尼采与“新希伯来人”》及相关学术著作，包括梅纳赫姆·布林克尔关于尼采对希伯来文学影响的著作，以及史蒂文·阿施海姆的《德国的尼采遗产》。*可应要求提供完整的引文。* 查看全部
这是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教以及为何这种区别至关重要的系列文章的第三篇。
本系列的前两篇文章建立了一种模式：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们将犹太教抛在脑后，并在其位置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崇拜对象——民族本身，神秘地与其土地融合在一起。但是，一种新的宗教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新的神。它需要一种新的信徒。而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非常坦率地表示，现有的犹太人，那个被三千年托拉（Torah）塑造的犹太人，是不合格的。他必须被改造。
改造他的蓝图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源头：一位德国哲学家，他鄙视一般的宗教，尤其是犹太-基督教的道德传统。
拿锤子的哲学家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于1900年去世，就在犹太复国主义将自己组织成一场运动的时候。他的思想正在震撼欧洲。他宣布，上帝死了——与他一起死去的，是整个建立在信仰之上的道德遗产。尼采认为，那些被当作美德的东西，实际上是两个对立的系统。一种是“奴隶道德”，它推崇谦卑、仁慈和善良——这是弱者的价值观，被宗教封为神圣以安慰自己。另一种是“主人道德”，它推崇力量、骄傲和高贵——这是意志坚强者的价值观，他们夺取生活所提供的东西，而不是等待死后的奖赏。
尼采呼吁对价值进行“重估”：蓄意推翻旧的道德秩序，代之以新的道德秩序。他将执行这种推翻的人类理想命名为Übermensch（超人）——一个不受传统道德束缚，强大到足以用自己的形象重塑价值观的形象。
对于犹太复国主义来说，一个其全部目的就是摆脱他们继承的宗教的运动，尼采的哲学是一本名副其实的指导手册。
接受
这里的文字记录异常丰富，因为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作家不仅仅是悄悄地吸收了尼采。他们赞颂了他。
早在1894年——在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前三年——大卫·纽马克（David Neumark）就发表了一篇希伯来语文章介绍尼采的超人理论，将Übermensch翻译为Adam Elyon（阿达姆·伊里昂/至高的人），并将其作为新希伯来人的典范。大卫·弗里什曼（David Frishman）将关于Übermensch的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oke Zarathustra）翻译成了希伯来语；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将其翻译成了波兰语。后来的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在一封写给未来妻子的信中热情地推荐了尼采的作品。雅博廷斯基（Jabotinsky）称他为巨人。
作家米哈·约瑟夫·贝尔迪切夫斯基（Micha Yosef Berdyczewski），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希伯来语作家之一，直接宣布自己是尼采主义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是一个尼采主义者……我只知道力量，力量，力量！”他呼吁犹太民族“动摇他们遗产的根基，创造新的价值观”——这是直接将尼采的价值重估应用于犹太教——并争辩说现在是时候将“犹太人置于犹太教之前”了。犹太复国主义作家鲁文·布赖宁（Reuven Breinin）承诺，多亏了这场运动，后代将不再“渺小、软弱、挨打和病态”，而是将成为“巨人的世代……‘超人’的世代。”诗人雅各布·科恩（Yaakov Cohen）在1912年完成了这幅图景：“新希伯来人将是新人类……他将骄傲挺拔地行走，就像古代的希伯来人一样。”
所有这些都不是事后充满敌意的重建。主流学术界也持同样的观点。文学史家梅纳赫姆·布林克尔（Menachem Brinker）得出结论，最重要的是尼采的影响，使该运动与犹太历史的决裂变得激进；史蒂文·阿施海姆（Steven Aschheim）写道，古典犹太复国主义征募尼采，恰恰是为了阐明其与过去破裂的关系，并推动其自我创造的“希伯来新人类”的理想。
被抹去的是什么
要理解新希伯来人是用来干什么的，了解他是被设计来取代什么是有帮助的。
塔木德（Talmud）用三个性格特征来定义犹太民族：他们是仁慈的、他们是谦逊的、他们会做善事。这种自我定义保持了数千年（对于忠诚的托拉犹太人来说，现在依然如此）。传统的犹太英雄从来不是战士；他是学者——俯身在一页塔木德上的苍白学生，代表着耐心、克制和慈善。犹太社区在学识和虔诚中衡量伟大，并将对身体统治力的狂热崇拜视为属于其他国家，属于一个更古老、更残酷的世界。
现在将那幅画像与尼采的类别并列。仁慈、谦逊、善良——整个传统的犹太人性格，一项一项地落入尼采标记为“奴隶道德”的专栏中。这正是犹太复国主义作家们所接受的诊断。他们说，老犹太人软弱、苍白、书生气十足、被动，他的温和不是美德，而是一种流亡的疾病。治疗的方法是建立他的对立面：骄傲而不是谦卑，坚硬而不是仁慈，追求物质而不是追求精神，一个土地和肌肉的人而不是一个书本的人。贝尔迪切夫斯基用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概括了这个计划：“对于一个人和一个民族来说，有一段时间需要靠剑、靠力量和拳头、靠存在的活力来生活。”
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这是一个有意识的颠倒计划。新希伯来人不是适应现代社会的老犹太人。他是一个特征一个特征地被设计出来的，作为老犹太人的摄影底片——而工程师们自己就是这么说的。
为什么这在现在很重要
新希伯来人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它的产品现在每个人都很熟悉：坚韧、晒得黝黑、世俗的以色列人——士兵、农民、创业公司创始人——在一百部电影和新闻特写中被颂扬为现代犹太人的形象。观察者有时会注意到这个形象与传统犹太教的谦卑和仁慈理想之间的距离，并得出结论：一种宗教一定背叛了它自己的价值观。
历史记录指向了不同的结论。没有背叛，因为没有可以背叛的连续性。以色列的国民性格是被那些崇拜一位因宣称上帝已死而闻名的哲学家的男人们，在与犹太教性格的对立中制造出来的。当这两个性格看起来毫无相似之处时，那不是因为犹太人是伪君子。那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背弃了上帝和他们自己的人民。
这意味着等式再次反转。国家的形象告诉你关于尼采的事情，关于欧洲对力量和国家的观念，关于一次蓄意的文化工程行为。它没有告诉你关于犹太教的任何事情，也没有告诉你关于数百万依然靠着那幅旧画像——仁慈、谦逊和善良——生活，且从未参与这场实验的犹太人的任何事情。
本系列下一篇：农业是如何变成圣礼的——社会主义拓荒者、基布兹以及关于劳动和土地的奇怪宗教。
贝尔迪切夫斯基、布赖宁、科恩和其他人的引文摘自大卫·奥哈纳（David Ohana）的《耶路撒冷的查拉图斯特拉：尼采与“新希伯来人”》及相关学术著作，包括梅纳赫姆·布林克尔关于尼采对希伯来文学影响的著作，以及史蒂文·阿施海姆的《德国的尼采遗产》。*可应要求提供完整的引文。* 查看全部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这是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教以及为何这种区别至关重要的系列文章的第三篇。
本系列的前两篇文章建立了一种模式：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们将犹太教抛在脑后，并在其位置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崇拜对象——民族本身，神秘地与其土地融合在一起。但是，一种新的宗教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新的神。它需要一种新的信徒。而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非常坦率地表示，现有的犹太人，那个被三千年托拉（Torah）塑造的犹太人，是不合格的。他必须被改造。
改造他的蓝图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源头：一位德国哲学家，他鄙视一般的宗教，尤其是犹太-基督教的道德传统。
拿锤子的哲学家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于1900年去世，就在犹太复国主义将自己组织成一场运动的时候。他的思想正在震撼欧洲。他宣布，上帝死了——与他一起死去的，是整个建立在信仰之上的道德遗产。尼采认为，那些被当作美德的东西，实际上是两个对立的系统。一种是“奴隶道德”，它推崇谦卑、仁慈和善良——这是弱者的价值观，被宗教封为神圣以安慰自己。另一种是“主人道德”，它推崇力量、骄傲和高贵——这是意志坚强者的价值观，他们夺取生活所提供的东西，而不是等待死后的奖赏。
尼采呼吁对价值进行“重估”：蓄意推翻旧的道德秩序，代之以新的道德秩序。他将执行这种推翻的人类理想命名为Übermensch（超人）——一个不受传统道德束缚，强大到足以用自己的形象重塑价值观的形象。
对于犹太复国主义来说，一个其全部目的就是摆脱他们继承的宗教的运动，尼采的哲学是一本名副其实的指导手册。
接受
这里的文字记录异常丰富，因为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作家不仅仅是悄悄地吸收了尼采。他们赞颂了他。
早在1894年——在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前三年——大卫·纽马克（David Neumark）就发表了一篇希伯来语文章介绍尼采的超人理论，将Übermensch翻译为Adam Elyon（阿达姆·伊里昂/至高的人），并将其作为新希伯来人的典范。大卫·弗里什曼（David Frishman）将关于Übermensch的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oke Zarathustra）翻译成了希伯来语；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将其翻译成了波兰语。后来的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在一封写给未来妻子的信中热情地推荐了尼采的作品。雅博廷斯基（Jabotinsky）称他为巨人。
作家米哈·约瑟夫·贝尔迪切夫斯基（Micha Yosef Berdyczewski），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希伯来语作家之一，直接宣布自己是尼采主义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是一个尼采主义者……我只知道力量，力量，力量！”他呼吁犹太民族“动摇他们遗产的根基，创造新的价值观”——这是直接将尼采的价值重估应用于犹太教——并争辩说现在是时候将“犹太人置于犹太教之前”了。犹太复国主义作家鲁文·布赖宁（Reuven Breinin）承诺，多亏了这场运动，后代将不再“渺小、软弱、挨打和病态”，而是将成为“巨人的世代……‘超人’的世代。”诗人雅各布·科恩（Yaakov Cohen）在1912年完成了这幅图景：“新希伯来人将是新人类……他将骄傲挺拔地行走，就像古代的希伯来人一样。”
所有这些都不是事后充满敌意的重建。主流学术界也持同样的观点。文学史家梅纳赫姆·布林克尔（Menachem Brinker）得出结论，最重要的是尼采的影响，使该运动与犹太历史的决裂变得激进；史蒂文·阿施海姆（Steven Aschheim）写道，古典犹太复国主义征募尼采，恰恰是为了阐明其与过去破裂的关系，并推动其自我创造的“希伯来新人类”的理想。
被抹去的是什么
要理解新希伯来人是用来干什么的，了解他是被设计来取代什么是有帮助的。
塔木德（Talmud）用三个性格特征来定义犹太民族：他们是仁慈的、他们是谦逊的、他们会做善事。这种自我定义保持了数千年（对于忠诚的托拉犹太人来说，现在依然如此）。传统的犹太英雄从来不是战士；他是学者——俯身在一页塔木德上的苍白学生，代表着耐心、克制和慈善。犹太社区在学识和虔诚中衡量伟大，并将对身体统治力的狂热崇拜视为属于其他国家，属于一个更古老、更残酷的世界。
现在将那幅画像与尼采的类别并列。仁慈、谦逊、善良——整个传统的犹太人性格，一项一项地落入尼采标记为“奴隶道德”的专栏中。这正是犹太复国主义作家们所接受的诊断。他们说，老犹太人软弱、苍白、书生气十足、被动，他的温和不是美德，而是一种流亡的疾病。治疗的方法是建立他的对立面：骄傲而不是谦卑，坚硬而不是仁慈，追求物质而不是追求精神，一个土地和肌肉的人而不是一个书本的人。贝尔迪切夫斯基用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概括了这个计划：“对于一个人和一个民族来说，有一段时间需要靠剑、靠力量和拳头、靠存在的活力来生活。”
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这是一个有意识的颠倒计划。新希伯来人不是适应现代社会的老犹太人。他是一个特征一个特征地被设计出来的，作为老犹太人的摄影底片——而工程师们自己就是这么说的。
为什么这在现在很重要
新希伯来人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它的产品现在每个人都很熟悉：坚韧、晒得黝黑、世俗的以色列人——士兵、农民、创业公司创始人——在一百部电影和新闻特写中被颂扬为现代犹太人的形象。观察者有时会注意到这个形象与传统犹太教的谦卑和仁慈理想之间的距离，并得出结论：一种宗教一定背叛了它自己的价值观。
历史记录指向了不同的结论。没有背叛，因为没有可以背叛的连续性。以色列的国民性格是被那些崇拜一位因宣称上帝已死而闻名的哲学家的男人们，在与犹太教性格的对立中制造出来的。当这两个性格看起来毫无相似之处时，那不是因为犹太人是伪君子。那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背弃了上帝和他们自己的人民。
这意味着等式再次反转。国家的形象告诉你关于尼采的事情，关于欧洲对力量和国家的观念，关于一次蓄意的文化工程行为。它没有告诉你关于犹太教的任何事情，也没有告诉你关于数百万依然靠着那幅旧画像——仁慈、谦逊和善良——生活，且从未参与这场实验的犹太人的任何事情。
本系列下一篇：农业是如何变成圣礼的——社会主义拓荒者、基布兹以及关于劳动和土地的奇怪宗教。
贝尔迪切夫斯基、布赖宁、科恩和其他人的引文摘自大卫·奥哈纳（David Ohana）的《耶路撒冷的查拉图斯特拉：尼采与“新希伯来人”》及相关学术著作，包括梅纳赫姆·布林克尔关于尼采对希伯来文学影响的著作，以及史蒂文·阿施海姆的《德国的尼采遗产》。*可应要求提供完整的引文。*
这是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教以及为何这种区别至关重要的系列文章的第三篇。
本系列的前两篇文章建立了一种模式：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们将犹太教抛在脑后，并在其位置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崇拜对象——民族本身，神秘地与其土地融合在一起。但是，一种新的宗教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新的神。它需要一种新的信徒。而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非常坦率地表示，现有的犹太人，那个被三千年托拉（Torah）塑造的犹太人，是不合格的。他必须被改造。
改造他的蓝图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源头：一位德国哲学家，他鄙视一般的宗教，尤其是犹太-基督教的道德传统。
拿锤子的哲学家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于1900年去世，就在犹太复国主义将自己组织成一场运动的时候。他的思想正在震撼欧洲。他宣布，上帝死了——与他一起死去的，是整个建立在信仰之上的道德遗产。尼采认为，那些被当作美德的东西，实际上是两个对立的系统。一种是“奴隶道德”，它推崇谦卑、仁慈和善良——这是弱者的价值观，被宗教封为神圣以安慰自己。另一种是“主人道德”，它推崇力量、骄傲和高贵——这是意志坚强者的价值观，他们夺取生活所提供的东西，而不是等待死后的奖赏。
尼采呼吁对价值进行“重估”：蓄意推翻旧的道德秩序，代之以新的道德秩序。他将执行这种推翻的人类理想命名为Übermensch（超人）——一个不受传统道德束缚，强大到足以用自己的形象重塑价值观的形象。
对于犹太复国主义来说，一个其全部目的就是摆脱他们继承的宗教的运动，尼采的哲学是一本名副其实的指导手册。
接受
这里的文字记录异常丰富，因为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作家不仅仅是悄悄地吸收了尼采。他们赞颂了他。
早在1894年——在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前三年——大卫·纽马克（David Neumark）就发表了一篇希伯来语文章介绍尼采的超人理论，将Übermensch翻译为Adam Elyon（阿达姆·伊里昂/至高的人），并将其作为新希伯来人的典范。大卫·弗里什曼（David Frishman）将关于Übermensch的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oke Zarathustra）翻译成了希伯来语；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将其翻译成了波兰语。后来的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在一封写给未来妻子的信中热情地推荐了尼采的作品。雅博廷斯基（Jabotinsky）称他为巨人。
作家米哈·约瑟夫·贝尔迪切夫斯基（Micha Yosef Berdyczewski），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希伯来语作家之一，直接宣布自己是尼采主义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是一个尼采主义者……我只知道力量，力量，力量！”他呼吁犹太民族“动摇他们遗产的根基，创造新的价值观”——这是直接将尼采的价值重估应用于犹太教——并争辩说现在是时候将“犹太人置于犹太教之前”了。犹太复国主义作家鲁文·布赖宁（Reuven Breinin）承诺，多亏了这场运动，后代将不再“渺小、软弱、挨打和病态”，而是将成为“巨人的世代……‘超人’的世代。”诗人雅各布·科恩（Yaakov Cohen）在1912年完成了这幅图景：“新希伯来人将是新人类……他将骄傲挺拔地行走，就像古代的希伯来人一样。”
所有这些都不是事后充满敌意的重建。主流学术界也持同样的观点。文学史家梅纳赫姆·布林克尔（Menachem Brinker）得出结论，最重要的是尼采的影响，使该运动与犹太历史的决裂变得激进；史蒂文·阿施海姆（Steven Aschheim）写道，古典犹太复国主义征募尼采，恰恰是为了阐明其与过去破裂的关系，并推动其自我创造的“希伯来新人类”的理想。
被抹去的是什么
要理解新希伯来人是用来干什么的，了解他是被设计来取代什么是有帮助的。
塔木德（Talmud）用三个性格特征来定义犹太民族：他们是仁慈的、他们是谦逊的、他们会做善事。这种自我定义保持了数千年（对于忠诚的托拉犹太人来说，现在依然如此）。传统的犹太英雄从来不是战士；他是学者——俯身在一页塔木德上的苍白学生，代表着耐心、克制和慈善。犹太社区在学识和虔诚中衡量伟大，并将对身体统治力的狂热崇拜视为属于其他国家，属于一个更古老、更残酷的世界。
现在将那幅画像与尼采的类别并列。仁慈、谦逊、善良——整个传统的犹太人性格，一项一项地落入尼采标记为“奴隶道德”的专栏中。这正是犹太复国主义作家们所接受的诊断。他们说，老犹太人软弱、苍白、书生气十足、被动，他的温和不是美德，而是一种流亡的疾病。治疗的方法是建立他的对立面：骄傲而不是谦卑，坚硬而不是仁慈，追求物质而不是追求精神，一个土地和肌肉的人而不是一个书本的人。贝尔迪切夫斯基用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概括了这个计划：“对于一个人和一个民族来说，有一段时间需要靠剑、靠力量和拳头、靠存在的活力来生活。”
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这是一个有意识的颠倒计划。新希伯来人不是适应现代社会的老犹太人。他是一个特征一个特征地被设计出来的，作为老犹太人的摄影底片——而工程师们自己就是这么说的。
为什么这在现在很重要
新希伯来人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它的产品现在每个人都很熟悉：坚韧、晒得黝黑、世俗的以色列人——士兵、农民、创业公司创始人——在一百部电影和新闻特写中被颂扬为现代犹太人的形象。观察者有时会注意到这个形象与传统犹太教的谦卑和仁慈理想之间的距离，并得出结论：一种宗教一定背叛了它自己的价值观。
历史记录指向了不同的结论。没有背叛，因为没有可以背叛的连续性。以色列的国民性格是被那些崇拜一位因宣称上帝已死而闻名的哲学家的男人们，在与犹太教性格的对立中制造出来的。当这两个性格看起来毫无相似之处时，那不是因为犹太人是伪君子。那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背弃了上帝和他们自己的人民。
这意味着等式再次反转。国家的形象告诉你关于尼采的事情，关于欧洲对力量和国家的观念，关于一次蓄意的文化工程行为。它没有告诉你关于犹太教的任何事情，也没有告诉你关于数百万依然靠着那幅旧画像——仁慈、谦逊和善良——生活，且从未参与这场实验的犹太人的任何事情。
本系列下一篇：农业是如何变成圣礼的——社会主义拓荒者、基布兹以及关于劳动和土地的奇怪宗教。
贝尔迪切夫斯基、布赖宁、科恩和其他人的引文摘自大卫·奥哈纳（David Ohana）的《耶路撒冷的查拉图斯特拉：尼采与“新希伯来人”》及相关学术著作，包括梅纳赫姆·布林克尔关于尼采对希伯来文学影响的著作，以及史蒂文·阿施海姆的《德国的尼采遗产》。*可应要求提供完整的引文。*
好犹太人与坏犹太人
文章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4 次浏览 • 1 天前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1920年2月8日，一份名为《星期日画报》（Illustrated Sunday Herald）的伦敦报纸发表了当时英国陆军大臣温斯顿·S·丘吉尔（Winston S. Churchill）的一篇整版文章。标题是《犹太复国主义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争夺犹太民族灵魂的斗争》。
谁写了这篇文章，和文章说了什么一样重要。这不是一份来自犹太人敌人的文件。丘吉尔终其一生都自认是犹太民族的朋友和崇拜者，而二十年后，他将领导一场对抗历史上最残暴的反犹太分子的战争。
这正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现在值得一读。它展示了，用一位著名的、友好的政治家的话来说，在犹太复国主义赢得大国支持的那一年，体面的欧洲是如何看待犹太人的。
文章说了什么
丘吉尔以高度赞扬开篇。他写道，犹太人是一个非凡的种族，也许是世界上最非凡的种族。然后他解释说，犹太人有不同的类型。有一些忠诚的犹太人，他称之为国家犹太人（national Jews）：他们是其居住国的爱国公民。有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保护下建立犹太人家园，他对此表示热烈赞同。还有他所说的国际犹太人，文章指责这个群体要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刚刚在俄罗斯夺取政权的共产主义运动）负责。
在丘吉尔的叙述中，一种隐藏的犹太革命传统从法国大革命一直延续到卡尔·马克思，再到托洛茨基及其时代的激进分子，这是对文明长达百年的阴谋。他的信息来源是一位名叫内斯塔·韦伯斯特（Nesta Webster）的作家，一位职业阴谋论者，她的书与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伪造品《锡安长老会纪要》（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属于同一类别。
接着，文章提出了它的要求。丘吉尔写道，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必须公开抗击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以此“维护犹太人名字的荣誉”。它还提供了补救措施：犹太复国主义。他说，一个民族家园将把这个种族的精力从革命转向有益的事情，他认为这个项目对大英帝国也有好处。
首先必须说明的
在审视这篇文章的思维方式之前，必须直面它的一个主张，因为这是一个已经让犹太人付出生命代价的谎言。声称共产主义是一个“犹太人”项目的说法，在1920年是假的，在现在也是假的。确实有一些个别犹太人在俄罗斯的革命者中很突出，这些人是在逃离一个迫害他们的政府。但犹太人同时也是革命的受害者、反对者和难民，而传统的宗教社区痛恨布尔什维克主义，后者致力于摧毁犹太教，并且在其统治的任何地方都基本成功了。
把一些个人的政治倾向变成对整个民族的指控，是反犹太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就在丘吉尔写作的那几年里，这种指控助长了在乌克兰杀害数万犹太人的大屠杀。一代人之后，它成为了纳粹宣传的核心支柱。
这一部分显然是假的。但让丘吉尔的文章变得有趣的是另一件事：它的结构揭示了那个拥抱犹太复国主义的世界。
文章的思维方式
看看这篇文章在它的赞扬和指责中，把什么当作了理所当然。它假设犹太人是一个有着共同倾向的种族，是一个单一的实体，其成员的行为会反映在每个人身上。它假设了集体问责制：莫斯科的革命者所做的事，给利兹（Leeds）的一个裁缝施加了义务。
它假设犹太人的名字有一个共同的荣誉，一些犹太人可以玷污它，而另一些犹太人必须把它洗刷干净。它还假设，一个犹太人通过采取正确的政治立场，就能救赎自己和他的民族。
“好犹太人”和“坏犹太人”，根据政治忠诚度进行分类，而评分则由非犹太人的世界来打。
更重要的是，注意谁没有在里面。丘吉尔的名单里有一个属于忠诚爱国者的盒子，一个属于犹太复国主义先驱的盒子，还有一个属于革命者的盒子。但唯独没有给托拉所定义的犹太人留任何盒子：华沙或维尔纽斯（Vilna）那个弯腰读着塔木德书页的人，他不属于任何运动，他的犹太人身份是与上帝的契约，而不是政治。
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犹太人自我认知，在丘吉尔的系统中是隐形的。在诸如此类的文件中，它总是隐形的，因为这个系统从根本上就是种族和政治的，而托拉契约并不适合它的盒子。
在那个虚假的系统内部，犹太复国主义有一项精确的工作。它就是补救措施。它把一个被想象成是不安分的政治种族的民族，赋予了渠道、地址、旗帜和赞助人。
我们最近系列的第五篇文章追溯了非犹太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层面，即新教徒将圣经视为土地契约的理念。丘吉尔的文章展示了政治层面：犹太复国主义作为政治家对欧洲所谓的“犹太人问题”的答案，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正是因为政治家已经接受了这个问题的前提假设。正如本系列文章所展示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们也接受了这些假设。这就是《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英国在1917年承诺建立犹太民族家园）背后的交易，而现在，它就出现在赞助人自己的报纸散文中，脚注里还带着阴谋论书籍。
分类从未停止
一个世纪后，这个框架依然存在且运作良好。它只是转换了方向。今天的一群人通过他们对以色列国的支持来将犹太人分为好坏：忠诚的犹太人支持国家，批评它的犹太人则背叛了自己的人民。正是这种声音告诉一个犹太学生，他在安息日餐桌上是否受欢迎，取决于他对加沙战争的看法。
另一群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应用相同的测试：好犹太人谴责国家，而不谴责的犹太人就要对其行为负责。正是这群人要求一位犹太作家必须谴责以色列，她的小说才能得到评论，或者把一个犹太教堂的地位挂钩于它对一场并非它发起的战争的声明。
这两个阵营认为他们是对立的。他们正在执行和丘吉尔在1920年执行的完全相同的操作。将犹太人视为一个政治集团；每个犹太人都要为这个集团负责；荣誉是共有的；地位通过正确的政治来赢得，而且分数是由别人来评判的。为了弄清楚这到底是在主张什么、没有主张什么，需要明确指出：批评一个国家是普通的政治，任何国家都可以被批评。通过他们对一个国家的立场来给犹太人打分，才是核心操作，无论要求的是哪种立场。
犹太传统对这一切的回答，就是本系列文章在其结尾所给出的那个。犹太人的身份是一个契约，不是某个党派的党员资格。他的义务是对上帝以及那个契约之民的义务，他的道德账本是他自己的。利兹的裁缝不为托洛茨基欠任何人东西，今天的犹太家庭也不需要以他们的名字为代价，向任何人提供对某个国家的立场。
这个回答拒绝来自敌人的分类，而且当它来自朋友时，也必须同样坚定地拒绝这种分类，因为朋友的版本向世界传授了同样的教训：犹太人是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其成员可以为彼此买单。当它出现在这位世纪最受尊敬的政治家的署名下时，它是假的，而且在之后它所占据的每一张嘴里，它也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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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2月8日，一份名为《星期日画报》（Illustrated Sunday Herald）的伦敦报纸发表了当时英国陆军大臣温斯顿·S·丘吉尔（Winston S. Churchill）的一篇整版文章。标题是《犹太复国主义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争夺犹太民族灵魂的斗争》。
谁写了这篇文章，和文章说了什么一样重要。这不是一份来自犹太人敌人的文件。丘吉尔终其一生都自认是犹太民族的朋友和崇拜者，而二十年后，他将领导一场对抗历史上最残暴的反犹太分子的战争。
这正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现在值得一读。它展示了，用一位著名的、友好的政治家的话来说，在犹太复国主义赢得大国支持的那一年，体面的欧洲是如何看待犹太人的。
文章说了什么
丘吉尔以高度赞扬开篇。他写道，犹太人是一个非凡的种族，也许是世界上最非凡的种族。然后他解释说，犹太人有不同的类型。有一些忠诚的犹太人，他称之为国家犹太人（national Jews）：他们是其居住国的爱国公民。有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保护下建立犹太人家园，他对此表示热烈赞同。还有他所说的国际犹太人，文章指责这个群体要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刚刚在俄罗斯夺取政权的共产主义运动）负责。
在丘吉尔的叙述中，一种隐藏的犹太革命传统从法国大革命一直延续到卡尔·马克思，再到托洛茨基及其时代的激进分子，这是对文明长达百年的阴谋。他的信息来源是一位名叫内斯塔·韦伯斯特（Nesta Webster）的作家，一位职业阴谋论者，她的书与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伪造品《锡安长老会纪要》（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属于同一类别。
接着，文章提出了它的要求。丘吉尔写道，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必须公开抗击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以此“维护犹太人名字的荣誉”。它还提供了补救措施：犹太复国主义。他说，一个民族家园将把这个种族的精力从革命转向有益的事情，他认为这个项目对大英帝国也有好处。
首先必须说明的
在审视这篇文章的思维方式之前，必须直面它的一个主张，因为这是一个已经让犹太人付出生命代价的谎言。声称共产主义是一个“犹太人”项目的说法，在1920年是假的，在现在也是假的。确实有一些个别犹太人在俄罗斯的革命者中很突出，这些人是在逃离一个迫害他们的政府。但犹太人同时也是革命的受害者、反对者和难民，而传统的宗教社区痛恨布尔什维克主义，后者致力于摧毁犹太教，并且在其统治的任何地方都基本成功了。
把一些个人的政治倾向变成对整个民族的指控，是反犹太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就在丘吉尔写作的那几年里，这种指控助长了在乌克兰杀害数万犹太人的大屠杀。一代人之后，它成为了纳粹宣传的核心支柱。
这一部分显然是假的。但让丘吉尔的文章变得有趣的是另一件事：它的结构揭示了那个拥抱犹太复国主义的世界。
文章的思维方式
看看这篇文章在它的赞扬和指责中，把什么当作了理所当然。它假设犹太人是一个有着共同倾向的种族，是一个单一的实体，其成员的行为会反映在每个人身上。它假设了集体问责制：莫斯科的革命者所做的事，给利兹（Leeds）的一个裁缝施加了义务。
它假设犹太人的名字有一个共同的荣誉，一些犹太人可以玷污它，而另一些犹太人必须把它洗刷干净。它还假设，一个犹太人通过采取正确的政治立场，就能救赎自己和他的民族。
“好犹太人”和“坏犹太人”，根据政治忠诚度进行分类，而评分则由非犹太人的世界来打。
更重要的是，注意谁没有在里面。丘吉尔的名单里有一个属于忠诚爱国者的盒子，一个属于犹太复国主义先驱的盒子，还有一个属于革命者的盒子。但唯独没有给托拉所定义的犹太人留任何盒子：华沙或维尔纽斯（Vilna）那个弯腰读着塔木德书页的人，他不属于任何运动，他的犹太人身份是与上帝的契约，而不是政治。
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犹太人自我认知，在丘吉尔的系统中是隐形的。在诸如此类的文件中，它总是隐形的，因为这个系统从根本上就是种族和政治的，而托拉契约并不适合它的盒子。
在那个虚假的系统内部，犹太复国主义有一项精确的工作。它就是补救措施。它把一个被想象成是不安分的政治种族的民族，赋予了渠道、地址、旗帜和赞助人。
我们最近系列的第五篇文章追溯了非犹太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层面，即新教徒将圣经视为土地契约的理念。丘吉尔的文章展示了政治层面：犹太复国主义作为政治家对欧洲所谓的“犹太人问题”的答案，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正是因为政治家已经接受了这个问题的前提假设。正如本系列文章所展示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们也接受了这些假设。这就是《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英国在1917年承诺建立犹太民族家园）背后的交易，而现在，它就出现在赞助人自己的报纸散文中，脚注里还带着阴谋论书籍。
分类从未停止
一个世纪后，这个框架依然存在且运作良好。它只是转换了方向。今天的一群人通过他们对以色列国的支持来将犹太人分为好坏：忠诚的犹太人支持国家，批评它的犹太人则背叛了自己的人民。正是这种声音告诉一个犹太学生，他在安息日餐桌上是否受欢迎，取决于他对加沙战争的看法。
另一群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应用相同的测试：好犹太人谴责国家，而不谴责的犹太人就要对其行为负责。正是这群人要求一位犹太作家必须谴责以色列，她的小说才能得到评论，或者把一个犹太教堂的地位挂钩于它对一场并非它发起的战争的声明。
这两个阵营认为他们是对立的。他们正在执行和丘吉尔在1920年执行的完全相同的操作。将犹太人视为一个政治集团；每个犹太人都要为这个集团负责；荣誉是共有的；地位通过正确的政治来赢得，而且分数是由别人来评判的。为了弄清楚这到底是在主张什么、没有主张什么，需要明确指出：批评一个国家是普通的政治，任何国家都可以被批评。通过他们对一个国家的立场来给犹太人打分，才是核心操作，无论要求的是哪种立场。
犹太传统对这一切的回答，就是本系列文章在其结尾所给出的那个。犹太人的身份是一个契约，不是某个党派的党员资格。他的义务是对上帝以及那个契约之民的义务，他的道德账本是他自己的。利兹的裁缝不为托洛茨基欠任何人东西，今天的犹太家庭也不需要以他们的名字为代价，向任何人提供对某个国家的立场。
这个回答拒绝来自敌人的分类，而且当它来自朋友时，也必须同样坚定地拒绝这种分类，因为朋友的版本向世界传授了同样的教训：犹太人是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其成员可以为彼此买单。当它出现在这位世纪最受尊敬的政治家的署名下时，它是假的，而且在之后它所占据的每一张嘴里，它也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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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2月8日，一份名为《星期日画报》（Illustrated Sunday Herald）的伦敦报纸发表了当时英国陆军大臣温斯顿·S·丘吉尔（Winston S. Churchill）的一篇整版文章。标题是《犹太复国主义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争夺犹太民族灵魂的斗争》。
谁写了这篇文章，和文章说了什么一样重要。这不是一份来自犹太人敌人的文件。丘吉尔终其一生都自认是犹太民族的朋友和崇拜者，而二十年后，他将领导一场对抗历史上最残暴的反犹太分子的战争。
这正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现在值得一读。它展示了，用一位著名的、友好的政治家的话来说，在犹太复国主义赢得大国支持的那一年，体面的欧洲是如何看待犹太人的。
文章说了什么
丘吉尔以高度赞扬开篇。他写道，犹太人是一个非凡的种族，也许是世界上最非凡的种族。然后他解释说，犹太人有不同的类型。有一些忠诚的犹太人，他称之为国家犹太人（national Jews）：他们是其居住国的爱国公民。有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保护下建立犹太人家园，他对此表示热烈赞同。还有他所说的国际犹太人，文章指责这个群体要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刚刚在俄罗斯夺取政权的共产主义运动）负责。
在丘吉尔的叙述中，一种隐藏的犹太革命传统从法国大革命一直延续到卡尔·马克思，再到托洛茨基及其时代的激进分子，这是对文明长达百年的阴谋。他的信息来源是一位名叫内斯塔·韦伯斯特（Nesta Webster）的作家，一位职业阴谋论者，她的书与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伪造品《锡安长老会纪要》（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属于同一类别。
接着，文章提出了它的要求。丘吉尔写道，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必须公开抗击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以此“维护犹太人名字的荣誉”。它还提供了补救措施：犹太复国主义。他说，一个民族家园将把这个种族的精力从革命转向有益的事情，他认为这个项目对大英帝国也有好处。
首先必须说明的
在审视这篇文章的思维方式之前，必须直面它的一个主张，因为这是一个已经让犹太人付出生命代价的谎言。声称共产主义是一个“犹太人”项目的说法，在1920年是假的，在现在也是假的。确实有一些个别犹太人在俄罗斯的革命者中很突出，这些人是在逃离一个迫害他们的政府。但犹太人同时也是革命的受害者、反对者和难民，而传统的宗教社区痛恨布尔什维克主义，后者致力于摧毁犹太教，并且在其统治的任何地方都基本成功了。
把一些个人的政治倾向变成对整个民族的指控，是反犹太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就在丘吉尔写作的那几年里，这种指控助长了在乌克兰杀害数万犹太人的大屠杀。一代人之后，它成为了纳粹宣传的核心支柱。
这一部分显然是假的。但让丘吉尔的文章变得有趣的是另一件事：它的结构揭示了那个拥抱犹太复国主义的世界。
文章的思维方式
看看这篇文章在它的赞扬和指责中，把什么当作了理所当然。它假设犹太人是一个有着共同倾向的种族，是一个单一的实体，其成员的行为会反映在每个人身上。它假设了集体问责制：莫斯科的革命者所做的事，给利兹（Leeds）的一个裁缝施加了义务。
它假设犹太人的名字有一个共同的荣誉，一些犹太人可以玷污它，而另一些犹太人必须把它洗刷干净。它还假设，一个犹太人通过采取正确的政治立场，就能救赎自己和他的民族。
“好犹太人”和“坏犹太人”，根据政治忠诚度进行分类，而评分则由非犹太人的世界来打。
更重要的是，注意谁没有在里面。丘吉尔的名单里有一个属于忠诚爱国者的盒子，一个属于犹太复国主义先驱的盒子，还有一个属于革命者的盒子。但唯独没有给托拉所定义的犹太人留任何盒子：华沙或维尔纽斯（Vilna）那个弯腰读着塔木德书页的人，他不属于任何运动，他的犹太人身份是与上帝的契约，而不是政治。
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犹太人自我认知，在丘吉尔的系统中是隐形的。在诸如此类的文件中，它总是隐形的，因为这个系统从根本上就是种族和政治的，而托拉契约并不适合它的盒子。
在那个虚假的系统内部，犹太复国主义有一项精确的工作。它就是补救措施。它把一个被想象成是不安分的政治种族的民族，赋予了渠道、地址、旗帜和赞助人。
我们最近系列的第五篇文章追溯了非犹太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层面，即新教徒将圣经视为土地契约的理念。丘吉尔的文章展示了政治层面：犹太复国主义作为政治家对欧洲所谓的“犹太人问题”的答案，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正是因为政治家已经接受了这个问题的前提假设。正如本系列文章所展示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们也接受了这些假设。这就是《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英国在1917年承诺建立犹太民族家园）背后的交易，而现在，它就出现在赞助人自己的报纸散文中，脚注里还带着阴谋论书籍。
分类从未停止
一个世纪后，这个框架依然存在且运作良好。它只是转换了方向。今天的一群人通过他们对以色列国的支持来将犹太人分为好坏：忠诚的犹太人支持国家，批评它的犹太人则背叛了自己的人民。正是这种声音告诉一个犹太学生，他在安息日餐桌上是否受欢迎，取决于他对加沙战争的看法。
另一群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应用相同的测试：好犹太人谴责国家，而不谴责的犹太人就要对其行为负责。正是这群人要求一位犹太作家必须谴责以色列，她的小说才能得到评论，或者把一个犹太教堂的地位挂钩于它对一场并非它发起的战争的声明。
这两个阵营认为他们是对立的。他们正在执行和丘吉尔在1920年执行的完全相同的操作。将犹太人视为一个政治集团；每个犹太人都要为这个集团负责；荣誉是共有的；地位通过正确的政治来赢得，而且分数是由别人来评判的。为了弄清楚这到底是在主张什么、没有主张什么，需要明确指出：批评一个国家是普通的政治，任何国家都可以被批评。通过他们对一个国家的立场来给犹太人打分，才是核心操作，无论要求的是哪种立场。
犹太传统对这一切的回答，就是本系列文章在其结尾所给出的那个。犹太人的身份是一个契约，不是某个党派的党员资格。他的义务是对上帝以及那个契约之民的义务，他的道德账本是他自己的。利兹的裁缝不为托洛茨基欠任何人东西，今天的犹太家庭也不需要以他们的名字为代价，向任何人提供对某个国家的立场。
这个回答拒绝来自敌人的分类，而且当它来自朋友时，也必须同样坚定地拒绝这种分类，因为朋友的版本向世界传授了同样的教训：犹太人是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其成员可以为彼此买单。当它出现在这位世纪最受尊敬的政治家的署名下时，它是假的，而且在之后它所占据的每一张嘴里，它也都是假的。
1920年2月8日，一份名为《星期日画报》（Illustrated Sunday Herald）的伦敦报纸发表了当时英国陆军大臣温斯顿·S·丘吉尔（Winston S. Churchill）的一篇整版文章。标题是《犹太复国主义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争夺犹太民族灵魂的斗争》。
谁写了这篇文章，和文章说了什么一样重要。这不是一份来自犹太人敌人的文件。丘吉尔终其一生都自认是犹太民族的朋友和崇拜者，而二十年后，他将领导一场对抗历史上最残暴的反犹太分子的战争。
这正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现在值得一读。它展示了，用一位著名的、友好的政治家的话来说，在犹太复国主义赢得大国支持的那一年，体面的欧洲是如何看待犹太人的。
文章说了什么
丘吉尔以高度赞扬开篇。他写道，犹太人是一个非凡的种族，也许是世界上最非凡的种族。然后他解释说，犹太人有不同的类型。有一些忠诚的犹太人，他称之为国家犹太人（national Jews）：他们是其居住国的爱国公民。有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保护下建立犹太人家园，他对此表示热烈赞同。还有他所说的国际犹太人，文章指责这个群体要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刚刚在俄罗斯夺取政权的共产主义运动）负责。
在丘吉尔的叙述中，一种隐藏的犹太革命传统从法国大革命一直延续到卡尔·马克思，再到托洛茨基及其时代的激进分子，这是对文明长达百年的阴谋。他的信息来源是一位名叫内斯塔·韦伯斯特（Nesta Webster）的作家，一位职业阴谋论者，她的书与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伪造品《锡安长老会纪要》（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属于同一类别。
接着，文章提出了它的要求。丘吉尔写道，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必须公开抗击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以此“维护犹太人名字的荣誉”。它还提供了补救措施：犹太复国主义。他说，一个民族家园将把这个种族的精力从革命转向有益的事情，他认为这个项目对大英帝国也有好处。
首先必须说明的
在审视这篇文章的思维方式之前，必须直面它的一个主张，因为这是一个已经让犹太人付出生命代价的谎言。声称共产主义是一个“犹太人”项目的说法，在1920年是假的，在现在也是假的。确实有一些个别犹太人在俄罗斯的革命者中很突出，这些人是在逃离一个迫害他们的政府。但犹太人同时也是革命的受害者、反对者和难民，而传统的宗教社区痛恨布尔什维克主义，后者致力于摧毁犹太教，并且在其统治的任何地方都基本成功了。
把一些个人的政治倾向变成对整个民族的指控，是反犹太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就在丘吉尔写作的那几年里，这种指控助长了在乌克兰杀害数万犹太人的大屠杀。一代人之后，它成为了纳粹宣传的核心支柱。
这一部分显然是假的。但让丘吉尔的文章变得有趣的是另一件事：它的结构揭示了那个拥抱犹太复国主义的世界。
文章的思维方式
看看这篇文章在它的赞扬和指责中，把什么当作了理所当然。它假设犹太人是一个有着共同倾向的种族，是一个单一的实体，其成员的行为会反映在每个人身上。它假设了集体问责制：莫斯科的革命者所做的事，给利兹（Leeds）的一个裁缝施加了义务。
它假设犹太人的名字有一个共同的荣誉，一些犹太人可以玷污它，而另一些犹太人必须把它洗刷干净。它还假设，一个犹太人通过采取正确的政治立场，就能救赎自己和他的民族。
“好犹太人”和“坏犹太人”，根据政治忠诚度进行分类，而评分则由非犹太人的世界来打。
更重要的是，注意谁没有在里面。丘吉尔的名单里有一个属于忠诚爱国者的盒子，一个属于犹太复国主义先驱的盒子，还有一个属于革命者的盒子。但唯独没有给托拉所定义的犹太人留任何盒子：华沙或维尔纽斯（Vilna）那个弯腰读着塔木德书页的人，他不属于任何运动，他的犹太人身份是与上帝的契约，而不是政治。
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犹太人自我认知，在丘吉尔的系统中是隐形的。在诸如此类的文件中，它总是隐形的，因为这个系统从根本上就是种族和政治的，而托拉契约并不适合它的盒子。
在那个虚假的系统内部，犹太复国主义有一项精确的工作。它就是补救措施。它把一个被想象成是不安分的政治种族的民族，赋予了渠道、地址、旗帜和赞助人。
我们最近系列的第五篇文章追溯了非犹太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层面，即新教徒将圣经视为土地契约的理念。丘吉尔的文章展示了政治层面：犹太复国主义作为政治家对欧洲所谓的“犹太人问题”的答案，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正是因为政治家已经接受了这个问题的前提假设。正如本系列文章所展示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们也接受了这些假设。这就是《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英国在1917年承诺建立犹太民族家园）背后的交易，而现在，它就出现在赞助人自己的报纸散文中，脚注里还带着阴谋论书籍。
分类从未停止
一个世纪后，这个框架依然存在且运作良好。它只是转换了方向。今天的一群人通过他们对以色列国的支持来将犹太人分为好坏：忠诚的犹太人支持国家，批评它的犹太人则背叛了自己的人民。正是这种声音告诉一个犹太学生，他在安息日餐桌上是否受欢迎，取决于他对加沙战争的看法。
另一群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应用相同的测试：好犹太人谴责国家，而不谴责的犹太人就要对其行为负责。正是这群人要求一位犹太作家必须谴责以色列，她的小说才能得到评论，或者把一个犹太教堂的地位挂钩于它对一场并非它发起的战争的声明。
这两个阵营认为他们是对立的。他们正在执行和丘吉尔在1920年执行的完全相同的操作。将犹太人视为一个政治集团；每个犹太人都要为这个集团负责；荣誉是共有的；地位通过正确的政治来赢得，而且分数是由别人来评判的。为了弄清楚这到底是在主张什么、没有主张什么，需要明确指出：批评一个国家是普通的政治，任何国家都可以被批评。通过他们对一个国家的立场来给犹太人打分，才是核心操作，无论要求的是哪种立场。
犹太传统对这一切的回答，就是本系列文章在其结尾所给出的那个。犹太人的身份是一个契约，不是某个党派的党员资格。他的义务是对上帝以及那个契约之民的义务，他的道德账本是他自己的。利兹的裁缝不为托洛茨基欠任何人东西，今天的犹太家庭也不需要以他们的名字为代价，向任何人提供对某个国家的立场。
这个回答拒绝来自敌人的分类，而且当它来自朋友时，也必须同样坚定地拒绝这种分类，因为朋友的版本向世界传授了同样的教训：犹太人是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其成员可以为彼此买单。当它出现在这位世纪最受尊敬的政治家的署名下时，它是假的，而且在之后它所占据的每一张嘴里，它也都是假的。
正统犹太学校的视频火了：孩子们为什么齐声反对锡安主义？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0 次浏览 • 2026-07-30 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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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犹太学校的视频火了：孩子们为什么齐声反对锡安主义？
图：正统犹太学校的视频火了：孩子们为什么齐声反对锡安主义？
原帖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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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说明：正统犹太学校的视频火了：孩子们为什么齐声反对锡安主义？
在正统犹太学校里，孩子们接受的是这样的教育。
他们手持标语一起抗议，并齐声高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口号：“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教背道而驰；反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是反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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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犹太学校的视频火了：孩子们为什么齐声反对锡安主义？
图：正统犹太学校的视频火了：孩子们为什么齐声反对锡安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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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说明：正统犹太学校的视频火了：孩子们为什么齐声反对锡安主义？
在正统犹太学校里，孩子们接受的是这样的教育。
他们手持标语一起抗议，并齐声高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口号：“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教背道而驰；反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是反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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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犹太学校的视频火了：孩子们为什么齐声反对锡安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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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说明：正统犹太学校的视频火了：孩子们为什么齐声反对锡安主义？
在正统犹太学校里，孩子们接受的是这样的教育。
他们手持标语一起抗议，并齐声高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口号：“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教背道而驰；反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是反犹主义。”
这些犹太孩子举牌反锡安：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教背道而驰！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1 次浏览 • 2026-07-30 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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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犹太孩子举牌反锡安：一句话戳穿“反锡安=反犹”谎言
图：这些犹太孩子举牌反锡安：一句话戳穿“反锡安=反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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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说明：这些犹太孩子举牌反锡安：一句话戳穿“反锡安=反犹”
这就是正统犹太学校正在传达给学生的信息。
年幼的孩子们手持标语，带头高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口号，并宣称：“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教背道而驰；反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是反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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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犹太孩子举牌反锡安：一句话戳穿“反锡安=反犹”谎言
图：这些犹太孩子举牌反锡安：一句话戳穿“反锡安=反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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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说明：这些犹太孩子举牌反锡安：一句话戳穿“反锡安=反犹”
这就是正统犹太学校正在传达给学生的信息。
年幼的孩子们手持标语，带头高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口号，并宣称：“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教背道而驰；反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是反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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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犹太孩子举牌反锡安：一句话戳穿“反锡安=反犹”谎言
图：这些犹太孩子举牌反锡安：一句话戳穿“反锡安=反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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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说明：这些犹太孩子举牌反锡安：一句话戳穿“反锡安=反犹”
这就是正统犹太学校正在传达给学生的信息。
年幼的孩子们手持标语，带头高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口号，并宣称：“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教背道而驰；反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是反犹主义。”
为什么欧洲反犹势力和反巴勒斯坦势力拥抱锡安主义？殖民历史与抵抗解读
评论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16 次浏览 • 2026-06-05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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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安主义与欧洲殖民历史完整始末：巴勒斯坦问题为何延续至今
背景：犹太复国主义是什么？
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起源于19世纪末的政治运动，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国家。本文指出，该运动在历史上曾被许多犹太群体视为反犹主义的工具，并因其殖民性质长期遭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
摘要
2026年，Middle East Eye发布深度分析指出，自19世纪以来，西方帝国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结盟旨在掠夺巴勒斯坦家园。尽管面临长达两个世纪的殖民压力，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运动依然持续，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殖民结构的反思与声援。
媒体资料
视频说明：Middle East Eye 原文嵌入视频，涉及锡安主义、巴勒斯坦与西方政治背景。
在12和13世纪天主教十字军被驱逐及其“拉丁王国”定居者殖民地被拆除后，巴勒斯坦依然处于欧洲狂热基督徒的瞄准镜下。
图片说明：2026年4月30日，一名男孩在加沙城举行的声援“全球坚韧船队”（Global Sumud Flotilla）集会上挥舞巴勒斯坦国旗。（奥马尔·阿尔-卡塔/法新社）
到了18世纪末，欧洲狂热的帝国主义者加入了基督教新形态——新教——追随者的行列。
从那时起，巴勒斯坦人民的欧洲敌人一直坚持不懈地试图掠夺他们的家园。
拿破仑·波拿巴征服了巴勒斯坦南部和中部，于1799年2月至5月间从加沙进军雅法，随后在阿卡战败。
他于1799年4月发表的宣言受到法国新教胡格诺派思想家的启发，敦促欧洲犹太人去殖民该国，但无人理会。
与此同时，自18世纪末以来，英国人一直积极寻求将欧洲犹太人转化为圣公会新教徒，并将他们派往巴勒斯坦，以掠夺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同时加速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除了英法政权外，巴勒斯坦人的敌人还包括福音派白人美国新教徒、福音派英格兰和苏格兰新教徒以及福音派德国新教徒——他们都在19世纪在巴勒斯坦建立了白人新教殖民地。
新教大英帝国是资助将欧洲犹太人转化为新教徒，随后将其作为殖民者安置在巴勒斯坦的主要推手。
19世纪末，俄罗斯犹太殖民者、西奥多·赫茨尔于1897年创立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以及资助这两者的西欧犹太资产阶级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西欧大部分地区和美国的政权也加入了这些巴勒斯坦人民死敌的行列。时至今日，他们掠夺巴勒斯坦人家园的决心依然如故。
需要明确的是，所有这些巴勒斯坦人的敌人同时也都是欧洲犹太人的敌人。英国官员和白人福音派新教徒试图亲自定居巴勒斯坦，并转化欧洲犹太人，以便让他们作为新教同道，加入到殖民该国的行列中。
新教大英帝国是资助将欧洲犹太人转化为新教徒，随后将其作为殖民者安置在巴勒斯坦的主要推手。
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被欧洲和美国犹太社会的所有主要阶层正确地视为犹太人的敌人。
其中包括正统派和改革派犹太教的拉比（他们在1897年将赫茨尔及其首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逐出慕尼黑）、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的同化自由派犹太人，以及东欧和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犹太人等。
西欧犹太资产阶级和同化的犹太知识分子反对贫穷的东欧犹太人移民到西欧，担心这会削弱西欧犹太人的既得利益并助长反犹主义。
相反，他们试图将这些人彻底赶出欧洲——这也是反犹主义的西欧政府所共有的目标——通过促进和资助他们作为殖民者移民到美洲和巴勒斯坦。
正如同样成立于1897年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国际犹太劳工联盟所追求的那样，他们本可以帮助这些人克服贫困并在各自国家争取权利，但他们却选择了资助这些人离开。
所有这些团体和国家今天都声称热爱犹太人，并将此等同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而大多数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认为它是由反犹势力资助的反犹运动。有些人甚至声称热爱巴勒斯坦人，并将此等同于支持傀儡般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政权。
实际上，他们依然是这两个民族共同的敌人。美国和欧洲对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反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所谓的“爱”，遵循的是同样的逻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基督教和犹太复国主义以及新教帝国主义的反犹主义，在1917年之后，特别是1945年之后，被其支持者标榜为一种“亲犹”立场，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则在1967年之后，被那些同样反犹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描绘成“反犹分子”和“自我仇恨的犹太人”。
巴勒斯坦人自19世纪以来反对基督教和犹太殖民及其帝国主义监护的反殖民斗争，同样被那些殖民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帝国大国描绘成一场“反犹斗争”。
违背大多数犹太人的观点，犹太复国主义声称代表所有犹太人，同时以他们的名义寻求殖民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对这种殖民行为的抵抗，随后被重新定义，不再是“反殖民斗争”，而是对所谓“犹太特性”的敌意。
这种不合逻辑的宣传只说服了反犹分子、帝国主义者及其种族主义支持者——现在依然如此。
诚然，自1948年以来，尤其是1967年以来，大多数欧洲和美国犹太人从反犹太复国主义转变为非犹太复国主义和亲犹太复国主义。然而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西欧犹太人的很大一部分已经重新找回了他们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立场，现在坚定地反对以色列的殖民和种族灭绝战争。
在巴勒斯坦人中，尽管他们的解放斗争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被边缘化——这一过程最终导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1993年向以色列彻底投降——但大多数人仍在继续每日抵抗以色列的殖民掠夺以及难以想象的殖民和种族灭绝式的施虐与种族主义。
然而，这两个民族的敌人依然致力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历史上最反犹的犹太运动），以及维希政权式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其对帝国主义美国和欧洲议程的完全从属与合作在巴勒斯坦历史上同样是前所未有的。
这就是今天美国和以色列的欧洲赞助者所面临的僵局。他们依然顽固地致力于构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可以强迫所有巴勒斯坦人屈服于以色列的殖民和种族灭绝政策，并威胁所有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将其逐出教门。
自19世纪初以来，针对巴勒斯坦人及其犹太和基督徒支持者（更不用说穆斯林支持者）发动的战争从未减弱，尽管它在彻底窃取巴勒斯坦人家园或确保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殖民地生存方面彻底失败了。
尽管他们竭尽全力，但这些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正处于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中——他们知道这场战斗可能以以色列国家种族灭绝和种族主义结构的崩溃而告终。
尽管他们竭尽全力，但这些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正处于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中——他们知道这场战斗可能以以色列国家种族灭绝和种族主义结构的崩溃而告终。
本月以色列庆祝其建国78周年之际，西方媒体及其大亨、西方企业、致力于压制学术自由和维护其国家安全体制的卑躬屈膝的西方大学，以及强制性美欧政权的镇压和司法机构，继续被动员起来以维护它。
在资助和教唆窃取巴勒斯坦两个世纪后，这些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未能完成他们的殖民任务。
然而，他们剥夺巴勒斯坦人家园的承诺依然如故，顽固不化。
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证明了其同样持久。就像12和13世纪驱逐十字军天主教殖民者的前辈一样，自19世纪狂热的美国福音派新教殖民者在巴勒斯坦建立许多殖民地以来，这种抵抗从未停止。第一个殖民地“希望山”于1851年在雅法建立，随后是1854年的“美国传教殖民地”以及此后的许多其他殖民地，所有这些最终都被拆除了。
这种抵抗今天仍在持续，针对的是同样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殖民者及其在巴勒斯坦土地上（被称为“以色列”）的殖民结构。
正是这种抵抗以及它所培育的全球团结（包括在西方犹太人中），阻碍了巴勒斯坦人的西方殖民敌人及其当地代理人不断策划的掠夺计划。 查看全部
锡安主义与欧洲殖民历史完整始末：巴勒斯坦问题为何延续至今
背景：犹太复国主义是什么？
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起源于19世纪末的政治运动，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国家。本文指出，该运动在历史上曾被许多犹太群体视为反犹主义的工具，并因其殖民性质长期遭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
摘要
2026年，Middle East Eye发布深度分析指出，自19世纪以来，西方帝国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结盟旨在掠夺巴勒斯坦家园。尽管面临长达两个世纪的殖民压力，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运动依然持续，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殖民结构的反思与声援。
媒体资料
视频说明：Middle East Eye 原文嵌入视频，涉及锡安主义、巴勒斯坦与西方政治背景。
在12和13世纪天主教十字军被驱逐及其“拉丁王国”定居者殖民地被拆除后，巴勒斯坦依然处于欧洲狂热基督徒的瞄准镜下。
图片说明：2026年4月30日，一名男孩在加沙城举行的声援“全球坚韧船队”（Global Sumud Flotilla）集会上挥舞巴勒斯坦国旗。（奥马尔·阿尔-卡塔/法新社）
到了18世纪末，欧洲狂热的帝国主义者加入了基督教新形态——新教——追随者的行列。
从那时起，巴勒斯坦人民的欧洲敌人一直坚持不懈地试图掠夺他们的家园。
拿破仑·波拿巴征服了巴勒斯坦南部和中部，于1799年2月至5月间从加沙进军雅法，随后在阿卡战败。
他于1799年4月发表的宣言受到法国新教胡格诺派思想家的启发，敦促欧洲犹太人去殖民该国，但无人理会。
与此同时，自18世纪末以来，英国人一直积极寻求将欧洲犹太人转化为圣公会新教徒，并将他们派往巴勒斯坦，以掠夺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同时加速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除了英法政权外，巴勒斯坦人的敌人还包括福音派白人美国新教徒、福音派英格兰和苏格兰新教徒以及福音派德国新教徒——他们都在19世纪在巴勒斯坦建立了白人新教殖民地。
新教大英帝国是资助将欧洲犹太人转化为新教徒，随后将其作为殖民者安置在巴勒斯坦的主要推手。
19世纪末，俄罗斯犹太殖民者、西奥多·赫茨尔于1897年创立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以及资助这两者的西欧犹太资产阶级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西欧大部分地区和美国的政权也加入了这些巴勒斯坦人民死敌的行列。时至今日，他们掠夺巴勒斯坦人家园的决心依然如故。
需要明确的是，所有这些巴勒斯坦人的敌人同时也都是欧洲犹太人的敌人。英国官员和白人福音派新教徒试图亲自定居巴勒斯坦，并转化欧洲犹太人，以便让他们作为新教同道，加入到殖民该国的行列中。
新教大英帝国是资助将欧洲犹太人转化为新教徒，随后将其作为殖民者安置在巴勒斯坦的主要推手。
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被欧洲和美国犹太社会的所有主要阶层正确地视为犹太人的敌人。
其中包括正统派和改革派犹太教的拉比（他们在1897年将赫茨尔及其首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逐出慕尼黑）、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的同化自由派犹太人，以及东欧和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犹太人等。
西欧犹太资产阶级和同化的犹太知识分子反对贫穷的东欧犹太人移民到西欧，担心这会削弱西欧犹太人的既得利益并助长反犹主义。
相反，他们试图将这些人彻底赶出欧洲——这也是反犹主义的西欧政府所共有的目标——通过促进和资助他们作为殖民者移民到美洲和巴勒斯坦。
正如同样成立于1897年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国际犹太劳工联盟所追求的那样，他们本可以帮助这些人克服贫困并在各自国家争取权利，但他们却选择了资助这些人离开。
所有这些团体和国家今天都声称热爱犹太人，并将此等同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而大多数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认为它是由反犹势力资助的反犹运动。有些人甚至声称热爱巴勒斯坦人，并将此等同于支持傀儡般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政权。
实际上，他们依然是这两个民族共同的敌人。美国和欧洲对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反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所谓的“爱”，遵循的是同样的逻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基督教和犹太复国主义以及新教帝国主义的反犹主义，在1917年之后，特别是1945年之后，被其支持者标榜为一种“亲犹”立场，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则在1967年之后，被那些同样反犹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描绘成“反犹分子”和“自我仇恨的犹太人”。
巴勒斯坦人自19世纪以来反对基督教和犹太殖民及其帝国主义监护的反殖民斗争，同样被那些殖民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帝国大国描绘成一场“反犹斗争”。
违背大多数犹太人的观点，犹太复国主义声称代表所有犹太人，同时以他们的名义寻求殖民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对这种殖民行为的抵抗，随后被重新定义，不再是“反殖民斗争”，而是对所谓“犹太特性”的敌意。
这种不合逻辑的宣传只说服了反犹分子、帝国主义者及其种族主义支持者——现在依然如此。
诚然，自1948年以来，尤其是1967年以来，大多数欧洲和美国犹太人从反犹太复国主义转变为非犹太复国主义和亲犹太复国主义。然而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西欧犹太人的很大一部分已经重新找回了他们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立场，现在坚定地反对以色列的殖民和种族灭绝战争。
在巴勒斯坦人中，尽管他们的解放斗争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被边缘化——这一过程最终导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1993年向以色列彻底投降——但大多数人仍在继续每日抵抗以色列的殖民掠夺以及难以想象的殖民和种族灭绝式的施虐与种族主义。
然而，这两个民族的敌人依然致力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历史上最反犹的犹太运动），以及维希政权式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其对帝国主义美国和欧洲议程的完全从属与合作在巴勒斯坦历史上同样是前所未有的。
这就是今天美国和以色列的欧洲赞助者所面临的僵局。他们依然顽固地致力于构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可以强迫所有巴勒斯坦人屈服于以色列的殖民和种族灭绝政策，并威胁所有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将其逐出教门。
自19世纪初以来，针对巴勒斯坦人及其犹太和基督徒支持者（更不用说穆斯林支持者）发动的战争从未减弱，尽管它在彻底窃取巴勒斯坦人家园或确保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殖民地生存方面彻底失败了。
尽管他们竭尽全力，但这些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正处于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中——他们知道这场战斗可能以以色列国家种族灭绝和种族主义结构的崩溃而告终。
尽管他们竭尽全力，但这些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正处于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中——他们知道这场战斗可能以以色列国家种族灭绝和种族主义结构的崩溃而告终。
本月以色列庆祝其建国78周年之际，西方媒体及其大亨、西方企业、致力于压制学术自由和维护其国家安全体制的卑躬屈膝的西方大学，以及强制性美欧政权的镇压和司法机构，继续被动员起来以维护它。
在资助和教唆窃取巴勒斯坦两个世纪后，这些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未能完成他们的殖民任务。
然而，他们剥夺巴勒斯坦人家园的承诺依然如故，顽固不化。
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证明了其同样持久。就像12和13世纪驱逐十字军天主教殖民者的前辈一样，自19世纪狂热的美国福音派新教殖民者在巴勒斯坦建立许多殖民地以来，这种抵抗从未停止。第一个殖民地“希望山”于1851年在雅法建立，随后是1854年的“美国传教殖民地”以及此后的许多其他殖民地，所有这些最终都被拆除了。
这种抵抗今天仍在持续，针对的是同样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殖民者及其在巴勒斯坦土地上（被称为“以色列”）的殖民结构。
正是这种抵抗以及它所培育的全球团结（包括在西方犹太人中），阻碍了巴勒斯坦人的西方殖民敌人及其当地代理人不断策划的掠夺计划。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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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安主义与欧洲殖民历史完整始末：巴勒斯坦问题为何延续至今
背景：犹太复国主义是什么？
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起源于19世纪末的政治运动，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国家。本文指出，该运动在历史上曾被许多犹太群体视为反犹主义的工具，并因其殖民性质长期遭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
摘要
2026年，Middle East Eye发布深度分析指出，自19世纪以来，西方帝国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结盟旨在掠夺巴勒斯坦家园。尽管面临长达两个世纪的殖民压力，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运动依然持续，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殖民结构的反思与声援。
媒体资料
视频说明：Middle East Eye 原文嵌入视频，涉及锡安主义、巴勒斯坦与西方政治背景。
在12和13世纪天主教十字军被驱逐及其“拉丁王国”定居者殖民地被拆除后，巴勒斯坦依然处于欧洲狂热基督徒的瞄准镜下。
图片说明：2026年4月30日，一名男孩在加沙城举行的声援“全球坚韧船队”（Global Sumud Flotilla）集会上挥舞巴勒斯坦国旗。（奥马尔·阿尔-卡塔/法新社）
到了18世纪末，欧洲狂热的帝国主义者加入了基督教新形态——新教——追随者的行列。
从那时起，巴勒斯坦人民的欧洲敌人一直坚持不懈地试图掠夺他们的家园。
拿破仑·波拿巴征服了巴勒斯坦南部和中部，于1799年2月至5月间从加沙进军雅法，随后在阿卡战败。
他于1799年4月发表的宣言受到法国新教胡格诺派思想家的启发，敦促欧洲犹太人去殖民该国，但无人理会。
与此同时，自18世纪末以来，英国人一直积极寻求将欧洲犹太人转化为圣公会新教徒，并将他们派往巴勒斯坦，以掠夺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同时加速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除了英法政权外，巴勒斯坦人的敌人还包括福音派白人美国新教徒、福音派英格兰和苏格兰新教徒以及福音派德国新教徒——他们都在19世纪在巴勒斯坦建立了白人新教殖民地。
新教大英帝国是资助将欧洲犹太人转化为新教徒，随后将其作为殖民者安置在巴勒斯坦的主要推手。
19世纪末，俄罗斯犹太殖民者、西奥多·赫茨尔于1897年创立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以及资助这两者的西欧犹太资产阶级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西欧大部分地区和美国的政权也加入了这些巴勒斯坦人民死敌的行列。时至今日，他们掠夺巴勒斯坦人家园的决心依然如故。
需要明确的是，所有这些巴勒斯坦人的敌人同时也都是欧洲犹太人的敌人。英国官员和白人福音派新教徒试图亲自定居巴勒斯坦，并转化欧洲犹太人，以便让他们作为新教同道，加入到殖民该国的行列中。
新教大英帝国是资助将欧洲犹太人转化为新教徒，随后将其作为殖民者安置在巴勒斯坦的主要推手。
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被欧洲和美国犹太社会的所有主要阶层正确地视为犹太人的敌人。
其中包括正统派和改革派犹太教的拉比（他们在1897年将赫茨尔及其首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逐出慕尼黑）、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的同化自由派犹太人，以及东欧和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犹太人等。
西欧犹太资产阶级和同化的犹太知识分子反对贫穷的东欧犹太人移民到西欧，担心这会削弱西欧犹太人的既得利益并助长反犹主义。
相反，他们试图将这些人彻底赶出欧洲——这也是反犹主义的西欧政府所共有的目标——通过促进和资助他们作为殖民者移民到美洲和巴勒斯坦。
正如同样成立于1897年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国际犹太劳工联盟所追求的那样，他们本可以帮助这些人克服贫困并在各自国家争取权利，但他们却选择了资助这些人离开。
所有这些团体和国家今天都声称热爱犹太人，并将此等同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而大多数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认为它是由反犹势力资助的反犹运动。有些人甚至声称热爱巴勒斯坦人，并将此等同于支持傀儡般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政权。
实际上，他们依然是这两个民族共同的敌人。美国和欧洲对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反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所谓的“爱”，遵循的是同样的逻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基督教和犹太复国主义以及新教帝国主义的反犹主义，在1917年之后，特别是1945年之后，被其支持者标榜为一种“亲犹”立场，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则在1967年之后，被那些同样反犹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描绘成“反犹分子”和“自我仇恨的犹太人”。
巴勒斯坦人自19世纪以来反对基督教和犹太殖民及其帝国主义监护的反殖民斗争，同样被那些殖民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帝国大国描绘成一场“反犹斗争”。
违背大多数犹太人的观点，犹太复国主义声称代表所有犹太人，同时以他们的名义寻求殖民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对这种殖民行为的抵抗，随后被重新定义，不再是“反殖民斗争”，而是对所谓“犹太特性”的敌意。
这种不合逻辑的宣传只说服了反犹分子、帝国主义者及其种族主义支持者——现在依然如此。
诚然，自1948年以来，尤其是1967年以来，大多数欧洲和美国犹太人从反犹太复国主义转变为非犹太复国主义和亲犹太复国主义。然而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西欧犹太人的很大一部分已经重新找回了他们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立场，现在坚定地反对以色列的殖民和种族灭绝战争。
在巴勒斯坦人中，尽管他们的解放斗争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被边缘化——这一过程最终导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1993年向以色列彻底投降——但大多数人仍在继续每日抵抗以色列的殖民掠夺以及难以想象的殖民和种族灭绝式的施虐与种族主义。
然而，这两个民族的敌人依然致力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历史上最反犹的犹太运动），以及维希政权式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其对帝国主义美国和欧洲议程的完全从属与合作在巴勒斯坦历史上同样是前所未有的。
这就是今天美国和以色列的欧洲赞助者所面临的僵局。他们依然顽固地致力于构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可以强迫所有巴勒斯坦人屈服于以色列的殖民和种族灭绝政策，并威胁所有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将其逐出教门。
自19世纪初以来，针对巴勒斯坦人及其犹太和基督徒支持者（更不用说穆斯林支持者）发动的战争从未减弱，尽管它在彻底窃取巴勒斯坦人家园或确保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殖民地生存方面彻底失败了。
尽管他们竭尽全力，但这些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正处于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中——他们知道这场战斗可能以以色列国家种族灭绝和种族主义结构的崩溃而告终。
尽管他们竭尽全力，但这些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正处于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中——他们知道这场战斗可能以以色列国家种族灭绝和种族主义结构的崩溃而告终。
本月以色列庆祝其建国78周年之际，西方媒体及其大亨、西方企业、致力于压制学术自由和维护其国家安全体制的卑躬屈膝的西方大学，以及强制性美欧政权的镇压和司法机构，继续被动员起来以维护它。
在资助和教唆窃取巴勒斯坦两个世纪后，这些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未能完成他们的殖民任务。
然而，他们剥夺巴勒斯坦人家园的承诺依然如故，顽固不化。
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证明了其同样持久。就像12和13世纪驱逐十字军天主教殖民者的前辈一样，自19世纪狂热的美国福音派新教殖民者在巴勒斯坦建立许多殖民地以来，这种抵抗从未停止。第一个殖民地“希望山”于1851年在雅法建立，随后是1854年的“美国传教殖民地”以及此后的许多其他殖民地，所有这些最终都被拆除了。
这种抵抗今天仍在持续，针对的是同样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殖民者及其在巴勒斯坦土地上（被称为“以色列”）的殖民结构。
正是这种抵抗以及它所培育的全球团结（包括在西方犹太人中），阻碍了巴勒斯坦人的西方殖民敌人及其当地代理人不断策划的掠夺计划。
锡安主义与欧洲殖民历史完整始末：巴勒斯坦问题为何延续至今
背景：犹太复国主义是什么？
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起源于19世纪末的政治运动，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国家。本文指出，该运动在历史上曾被许多犹太群体视为反犹主义的工具，并因其殖民性质长期遭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
摘要
2026年，Middle East Eye发布深度分析指出，自19世纪以来，西方帝国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结盟旨在掠夺巴勒斯坦家园。尽管面临长达两个世纪的殖民压力，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运动依然持续，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殖民结构的反思与声援。
媒体资料
视频说明：Middle East Eye 原文嵌入视频，涉及锡安主义、巴勒斯坦与西方政治背景。
在12和13世纪天主教十字军被驱逐及其“拉丁王国”定居者殖民地被拆除后，巴勒斯坦依然处于欧洲狂热基督徒的瞄准镜下。
图片说明：2026年4月30日，一名男孩在加沙城举行的声援“全球坚韧船队”（Global Sumud Flotilla）集会上挥舞巴勒斯坦国旗。（奥马尔·阿尔-卡塔/法新社）
到了18世纪末，欧洲狂热的帝国主义者加入了基督教新形态——新教——追随者的行列。
从那时起，巴勒斯坦人民的欧洲敌人一直坚持不懈地试图掠夺他们的家园。
拿破仑·波拿巴征服了巴勒斯坦南部和中部，于1799年2月至5月间从加沙进军雅法，随后在阿卡战败。
他于1799年4月发表的宣言受到法国新教胡格诺派思想家的启发，敦促欧洲犹太人去殖民该国，但无人理会。
与此同时，自18世纪末以来，英国人一直积极寻求将欧洲犹太人转化为圣公会新教徒，并将他们派往巴勒斯坦，以掠夺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同时加速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除了英法政权外，巴勒斯坦人的敌人还包括福音派白人美国新教徒、福音派英格兰和苏格兰新教徒以及福音派德国新教徒——他们都在19世纪在巴勒斯坦建立了白人新教殖民地。
新教大英帝国是资助将欧洲犹太人转化为新教徒，随后将其作为殖民者安置在巴勒斯坦的主要推手。
19世纪末，俄罗斯犹太殖民者、西奥多·赫茨尔于1897年创立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以及资助这两者的西欧犹太资产阶级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西欧大部分地区和美国的政权也加入了这些巴勒斯坦人民死敌的行列。时至今日，他们掠夺巴勒斯坦人家园的决心依然如故。
需要明确的是，所有这些巴勒斯坦人的敌人同时也都是欧洲犹太人的敌人。英国官员和白人福音派新教徒试图亲自定居巴勒斯坦，并转化欧洲犹太人，以便让他们作为新教同道，加入到殖民该国的行列中。
新教大英帝国是资助将欧洲犹太人转化为新教徒，随后将其作为殖民者安置在巴勒斯坦的主要推手。
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被欧洲和美国犹太社会的所有主要阶层正确地视为犹太人的敌人。
其中包括正统派和改革派犹太教的拉比（他们在1897年将赫茨尔及其首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逐出慕尼黑）、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的同化自由派犹太人，以及东欧和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犹太人等。
西欧犹太资产阶级和同化的犹太知识分子反对贫穷的东欧犹太人移民到西欧，担心这会削弱西欧犹太人的既得利益并助长反犹主义。
相反，他们试图将这些人彻底赶出欧洲——这也是反犹主义的西欧政府所共有的目标——通过促进和资助他们作为殖民者移民到美洲和巴勒斯坦。
正如同样成立于1897年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国际犹太劳工联盟所追求的那样，他们本可以帮助这些人克服贫困并在各自国家争取权利，但他们却选择了资助这些人离开。
所有这些团体和国家今天都声称热爱犹太人，并将此等同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而大多数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认为它是由反犹势力资助的反犹运动。有些人甚至声称热爱巴勒斯坦人，并将此等同于支持傀儡般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政权。
实际上，他们依然是这两个民族共同的敌人。美国和欧洲对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反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所谓的“爱”，遵循的是同样的逻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基督教和犹太复国主义以及新教帝国主义的反犹主义，在1917年之后，特别是1945年之后，被其支持者标榜为一种“亲犹”立场，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则在1967年之后，被那些同样反犹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描绘成“反犹分子”和“自我仇恨的犹太人”。
巴勒斯坦人自19世纪以来反对基督教和犹太殖民及其帝国主义监护的反殖民斗争，同样被那些殖民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帝国大国描绘成一场“反犹斗争”。
违背大多数犹太人的观点，犹太复国主义声称代表所有犹太人，同时以他们的名义寻求殖民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对这种殖民行为的抵抗，随后被重新定义，不再是“反殖民斗争”，而是对所谓“犹太特性”的敌意。
这种不合逻辑的宣传只说服了反犹分子、帝国主义者及其种族主义支持者——现在依然如此。
诚然，自1948年以来，尤其是1967年以来，大多数欧洲和美国犹太人从反犹太复国主义转变为非犹太复国主义和亲犹太复国主义。然而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西欧犹太人的很大一部分已经重新找回了他们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立场，现在坚定地反对以色列的殖民和种族灭绝战争。
在巴勒斯坦人中，尽管他们的解放斗争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被边缘化——这一过程最终导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1993年向以色列彻底投降——但大多数人仍在继续每日抵抗以色列的殖民掠夺以及难以想象的殖民和种族灭绝式的施虐与种族主义。
然而，这两个民族的敌人依然致力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历史上最反犹的犹太运动），以及维希政权式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其对帝国主义美国和欧洲议程的完全从属与合作在巴勒斯坦历史上同样是前所未有的。
这就是今天美国和以色列的欧洲赞助者所面临的僵局。他们依然顽固地致力于构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可以强迫所有巴勒斯坦人屈服于以色列的殖民和种族灭绝政策，并威胁所有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将其逐出教门。
自19世纪初以来，针对巴勒斯坦人及其犹太和基督徒支持者（更不用说穆斯林支持者）发动的战争从未减弱，尽管它在彻底窃取巴勒斯坦人家园或确保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殖民地生存方面彻底失败了。
尽管他们竭尽全力，但这些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正处于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中——他们知道这场战斗可能以以色列国家种族灭绝和种族主义结构的崩溃而告终。
尽管他们竭尽全力，但这些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正处于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中——他们知道这场战斗可能以以色列国家种族灭绝和种族主义结构的崩溃而告终。
本月以色列庆祝其建国78周年之际，西方媒体及其大亨、西方企业、致力于压制学术自由和维护其国家安全体制的卑躬屈膝的西方大学，以及强制性美欧政权的镇压和司法机构，继续被动员起来以维护它。
在资助和教唆窃取巴勒斯坦两个世纪后，这些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未能完成他们的殖民任务。
然而，他们剥夺巴勒斯坦人家园的承诺依然如故，顽固不化。
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证明了其同样持久。就像12和13世纪驱逐十字军天主教殖民者的前辈一样，自19世纪狂热的美国福音派新教殖民者在巴勒斯坦建立许多殖民地以来，这种抵抗从未停止。第一个殖民地“希望山”于1851年在雅法建立，随后是1854年的“美国传教殖民地”以及此后的许多其他殖民地，所有这些最终都被拆除了。
这种抵抗今天仍在持续，针对的是同样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殖民者及其在巴勒斯坦土地上（被称为“以色列”）的殖民结构。
正是这种抵抗以及它所培育的全球团结（包括在西方犹太人中），阻碍了巴勒斯坦人的西方殖民敌人及其当地代理人不断策划的掠夺计划。
巴勒斯坦特辑（二）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生②
伊斯兰书籍 • history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70 次浏览 • 2024-09-02 02:06
犹太复国主义,也称“锡安主义”,它得名于被视为犹太圣山的耶路撒冷锡安山。
近代第一位从政治上提出犹太复国理论的人是德国犹太人摩西·海斯。他出身于波恩一个正统派犹太教家庭,但年轻时也同当时的许多犹太人一样,主张通过同化来解决犹太人问题。海斯还曾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等有过密切的交往。1862年,海斯发表了《罗马与耶路撒冷》一书。他在这本书中认为,犹太人问题已成了欧洲最后的民族问题;犹太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而不一个宗教集团;犹太人的解放不能靠与其他民族的同化;要彻底摆脱反犹主义,唯一的办法就是“返乡复国”,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去恢复古代的犹太国家。他写道:“每一个犹太人,不管是否愿意,在血统上都同本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紧密相联……每一个人对于以色列的复兴都生死与共、负有责任。”他还提出,这个犹太人国家应建立在“社会主义原则”之上,实行土地国有和合作生产。不过，他的《罗马与耶路撒冷》一书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1882年,俄国敖德萨的一位犹太医生列奥·平斯克在柏林用德文匿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自我解放》,立即在犹太人中,尤其是在东欧犹太人中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在《自我解放》一书中,他分析道,反犹主义是一种不可治愈的精神变态，其原因就是犹太人在经济上的成功往往引起居住国民众的嫉恨,而他们没有自己国家的状况又使他们很容易成人们发泄不满的牺牲品。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受压犹太人本身也已失去了一个正常民族的特征。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犹太人的自我解放来消除这种原因。犹太人必须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过上一个正常民族的生活。
与摩西·海斯不同的是,平斯克不但提出了自我解放建立国家的思想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行动的计划。他主张召开俄国全体犹太人大会,商议购置一块土地以供数百万犹太人定居,并争取大国对这一方案的支持。平斯克开始时并不强调在古老的巴勒斯坦建国,他说犹太人并不是“需要有圣地,而是要有我们自己的土地”,他提出可以考虑在北美或是在奥斯曼土耳其境内获得一块土地。但不久之后平斯克就发现,只有把巴勒斯坦作为建国的目标,才能激发起广大犹太人的感情动力。于是他很快就修正自己的观点,并成为“热爱锡安山运动”的领导人。尽管平斯克《自我解放》的小册子产生的影响比海斯的著作大得多，但它仍然还是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读到它的人不多。受平斯克影响而组织起来移居巴勒斯坦的东欧犹太人数量不多,而且更多地是一种实验性质的小团体行动。
受平斯克《自我解放》一书的影响,1882年,一些俄国犹太人成立了一个“锡安山热爱者”( Hibbat Zion,也有人音译为“希巴特锡安”)协会,号召犹太人组织起来向巴勒斯坦移居。在平斯克接受了将巴勒斯坦作为定居复国的目标之后,他被邀请担任这个协会的主席。1884年,“锡安山热爱者”协会在波兰的上西里西亚的卡托维茨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决定筹集资金,援助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定居。大会还决定在华沙和敖德萨等地建立分支机构。后来,“锡安山热爱者”又召开了几次代表大会,于是,一个被称为“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了。
“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活动主要是建立和发展组织,创办刊物,宣传返乡复国思想,并与同化论者展开论战;推动希伯来语的复兴和普及;同时募集资金,组织犹太人集体移居巴勒斯坦,帮助移居者在当地购买土地,开展垦殖活动等。在成立后几年里,“热爱锡安山运动”在俄国和东欧发展很快,其分支协会从几个增加到上百个,成员人数也多达一万多人。参加这一运动的既有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世俗知识分子,也有坚持犹太教正统思想的宗教人士,还有一部分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激进青年。最早组织集体移居巴勒斯坦的团体“比路”也属于“热爱锡安山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热爱锡安山运动”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为后来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大规模兴起奠定了基础,并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20世纪前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在早期几乎都参加过“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活动。
未完待续
本文摘自《中东国家通史 以色列卷》 查看全部
近代第一位从政治上提出犹太复国理论的人是德国犹太人摩西·海斯。他出身于波恩一个正统派犹太教家庭,但年轻时也同当时的许多犹太人一样,主张通过同化来解决犹太人问题。海斯还曾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等有过密切的交往。1862年,海斯发表了《罗马与耶路撒冷》一书。他在这本书中认为,犹太人问题已成了欧洲最后的民族问题;犹太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而不一个宗教集团;犹太人的解放不能靠与其他民族的同化;要彻底摆脱反犹主义,唯一的办法就是“返乡复国”,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去恢复古代的犹太国家。他写道:“每一个犹太人,不管是否愿意,在血统上都同本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紧密相联……每一个人对于以色列的复兴都生死与共、负有责任。”他还提出,这个犹太人国家应建立在“社会主义原则”之上,实行土地国有和合作生产。不过，他的《罗马与耶路撒冷》一书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1882年,俄国敖德萨的一位犹太医生列奥·平斯克在柏林用德文匿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自我解放》,立即在犹太人中,尤其是在东欧犹太人中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在《自我解放》一书中,他分析道,反犹主义是一种不可治愈的精神变态，其原因就是犹太人在经济上的成功往往引起居住国民众的嫉恨,而他们没有自己国家的状况又使他们很容易成人们发泄不满的牺牲品。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受压犹太人本身也已失去了一个正常民族的特征。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犹太人的自我解放来消除这种原因。犹太人必须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过上一个正常民族的生活。
与摩西·海斯不同的是,平斯克不但提出了自我解放建立国家的思想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行动的计划。他主张召开俄国全体犹太人大会,商议购置一块土地以供数百万犹太人定居,并争取大国对这一方案的支持。平斯克开始时并不强调在古老的巴勒斯坦建国,他说犹太人并不是“需要有圣地,而是要有我们自己的土地”,他提出可以考虑在北美或是在奥斯曼土耳其境内获得一块土地。但不久之后平斯克就发现,只有把巴勒斯坦作为建国的目标,才能激发起广大犹太人的感情动力。于是他很快就修正自己的观点,并成为“热爱锡安山运动”的领导人。尽管平斯克《自我解放》的小册子产生的影响比海斯的著作大得多，但它仍然还是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读到它的人不多。受平斯克影响而组织起来移居巴勒斯坦的东欧犹太人数量不多,而且更多地是一种实验性质的小团体行动。
受平斯克《自我解放》一书的影响,1882年,一些俄国犹太人成立了一个“锡安山热爱者”( Hibbat Zion,也有人音译为“希巴特锡安”)协会,号召犹太人组织起来向巴勒斯坦移居。在平斯克接受了将巴勒斯坦作为定居复国的目标之后,他被邀请担任这个协会的主席。1884年,“锡安山热爱者”协会在波兰的上西里西亚的卡托维茨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决定筹集资金,援助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定居。大会还决定在华沙和敖德萨等地建立分支机构。后来,“锡安山热爱者”又召开了几次代表大会,于是,一个被称为“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了。
“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活动主要是建立和发展组织,创办刊物,宣传返乡复国思想,并与同化论者展开论战;推动希伯来语的复兴和普及;同时募集资金,组织犹太人集体移居巴勒斯坦,帮助移居者在当地购买土地,开展垦殖活动等。在成立后几年里,“热爱锡安山运动”在俄国和东欧发展很快,其分支协会从几个增加到上百个,成员人数也多达一万多人。参加这一运动的既有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世俗知识分子,也有坚持犹太教正统思想的宗教人士,还有一部分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激进青年。最早组织集体移居巴勒斯坦的团体“比路”也属于“热爱锡安山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热爱锡安山运动”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为后来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大规模兴起奠定了基础,并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20世纪前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在早期几乎都参加过“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活动。
未完待续
本文摘自《中东国家通史 以色列卷》 查看全部
犹太复国主义,也称“锡安主义”,它得名于被视为犹太圣山的耶路撒冷锡安山。
近代第一位从政治上提出犹太复国理论的人是德国犹太人摩西·海斯。他出身于波恩一个正统派犹太教家庭,但年轻时也同当时的许多犹太人一样,主张通过同化来解决犹太人问题。海斯还曾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等有过密切的交往。1862年,海斯发表了《罗马与耶路撒冷》一书。他在这本书中认为,犹太人问题已成了欧洲最后的民族问题;犹太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而不一个宗教集团;犹太人的解放不能靠与其他民族的同化;要彻底摆脱反犹主义,唯一的办法就是“返乡复国”,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去恢复古代的犹太国家。他写道:“每一个犹太人,不管是否愿意,在血统上都同本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紧密相联……每一个人对于以色列的复兴都生死与共、负有责任。”他还提出,这个犹太人国家应建立在“社会主义原则”之上,实行土地国有和合作生产。不过，他的《罗马与耶路撒冷》一书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1882年,俄国敖德萨的一位犹太医生列奥·平斯克在柏林用德文匿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自我解放》,立即在犹太人中,尤其是在东欧犹太人中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在《自我解放》一书中,他分析道,反犹主义是一种不可治愈的精神变态，其原因就是犹太人在经济上的成功往往引起居住国民众的嫉恨,而他们没有自己国家的状况又使他们很容易成人们发泄不满的牺牲品。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受压犹太人本身也已失去了一个正常民族的特征。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犹太人的自我解放来消除这种原因。犹太人必须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过上一个正常民族的生活。
与摩西·海斯不同的是,平斯克不但提出了自我解放建立国家的思想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行动的计划。他主张召开俄国全体犹太人大会,商议购置一块土地以供数百万犹太人定居,并争取大国对这一方案的支持。平斯克开始时并不强调在古老的巴勒斯坦建国,他说犹太人并不是“需要有圣地,而是要有我们自己的土地”,他提出可以考虑在北美或是在奥斯曼土耳其境内获得一块土地。但不久之后平斯克就发现,只有把巴勒斯坦作为建国的目标,才能激发起广大犹太人的感情动力。于是他很快就修正自己的观点,并成为“热爱锡安山运动”的领导人。尽管平斯克《自我解放》的小册子产生的影响比海斯的著作大得多，但它仍然还是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读到它的人不多。受平斯克影响而组织起来移居巴勒斯坦的东欧犹太人数量不多,而且更多地是一种实验性质的小团体行动。
受平斯克《自我解放》一书的影响,1882年,一些俄国犹太人成立了一个“锡安山热爱者”( Hibbat Zion,也有人音译为“希巴特锡安”)协会,号召犹太人组织起来向巴勒斯坦移居。在平斯克接受了将巴勒斯坦作为定居复国的目标之后,他被邀请担任这个协会的主席。1884年,“锡安山热爱者”协会在波兰的上西里西亚的卡托维茨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决定筹集资金,援助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定居。大会还决定在华沙和敖德萨等地建立分支机构。后来,“锡安山热爱者”又召开了几次代表大会,于是,一个被称为“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了。
“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活动主要是建立和发展组织,创办刊物,宣传返乡复国思想,并与同化论者展开论战;推动希伯来语的复兴和普及;同时募集资金,组织犹太人集体移居巴勒斯坦,帮助移居者在当地购买土地,开展垦殖活动等。在成立后几年里,“热爱锡安山运动”在俄国和东欧发展很快,其分支协会从几个增加到上百个,成员人数也多达一万多人。参加这一运动的既有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世俗知识分子,也有坚持犹太教正统思想的宗教人士,还有一部分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激进青年。最早组织集体移居巴勒斯坦的团体“比路”也属于“热爱锡安山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热爱锡安山运动”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为后来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大规模兴起奠定了基础,并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20世纪前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在早期几乎都参加过“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活动。
未完待续
本文摘自《中东国家通史 以色列卷》
近代第一位从政治上提出犹太复国理论的人是德国犹太人摩西·海斯。他出身于波恩一个正统派犹太教家庭,但年轻时也同当时的许多犹太人一样,主张通过同化来解决犹太人问题。海斯还曾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等有过密切的交往。1862年,海斯发表了《罗马与耶路撒冷》一书。他在这本书中认为,犹太人问题已成了欧洲最后的民族问题;犹太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而不一个宗教集团;犹太人的解放不能靠与其他民族的同化;要彻底摆脱反犹主义,唯一的办法就是“返乡复国”,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去恢复古代的犹太国家。他写道:“每一个犹太人,不管是否愿意,在血统上都同本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紧密相联……每一个人对于以色列的复兴都生死与共、负有责任。”他还提出,这个犹太人国家应建立在“社会主义原则”之上,实行土地国有和合作生产。不过，他的《罗马与耶路撒冷》一书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1882年,俄国敖德萨的一位犹太医生列奥·平斯克在柏林用德文匿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自我解放》,立即在犹太人中,尤其是在东欧犹太人中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在《自我解放》一书中,他分析道,反犹主义是一种不可治愈的精神变态，其原因就是犹太人在经济上的成功往往引起居住国民众的嫉恨,而他们没有自己国家的状况又使他们很容易成人们发泄不满的牺牲品。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受压犹太人本身也已失去了一个正常民族的特征。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犹太人的自我解放来消除这种原因。犹太人必须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过上一个正常民族的生活。
与摩西·海斯不同的是,平斯克不但提出了自我解放建立国家的思想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行动的计划。他主张召开俄国全体犹太人大会,商议购置一块土地以供数百万犹太人定居,并争取大国对这一方案的支持。平斯克开始时并不强调在古老的巴勒斯坦建国,他说犹太人并不是“需要有圣地,而是要有我们自己的土地”,他提出可以考虑在北美或是在奥斯曼土耳其境内获得一块土地。但不久之后平斯克就发现,只有把巴勒斯坦作为建国的目标,才能激发起广大犹太人的感情动力。于是他很快就修正自己的观点,并成为“热爱锡安山运动”的领导人。尽管平斯克《自我解放》的小册子产生的影响比海斯的著作大得多，但它仍然还是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读到它的人不多。受平斯克影响而组织起来移居巴勒斯坦的东欧犹太人数量不多,而且更多地是一种实验性质的小团体行动。
受平斯克《自我解放》一书的影响,1882年,一些俄国犹太人成立了一个“锡安山热爱者”( Hibbat Zion,也有人音译为“希巴特锡安”)协会,号召犹太人组织起来向巴勒斯坦移居。在平斯克接受了将巴勒斯坦作为定居复国的目标之后,他被邀请担任这个协会的主席。1884年,“锡安山热爱者”协会在波兰的上西里西亚的卡托维茨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决定筹集资金,援助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定居。大会还决定在华沙和敖德萨等地建立分支机构。后来,“锡安山热爱者”又召开了几次代表大会,于是,一个被称为“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了。
“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活动主要是建立和发展组织,创办刊物,宣传返乡复国思想,并与同化论者展开论战;推动希伯来语的复兴和普及;同时募集资金,组织犹太人集体移居巴勒斯坦,帮助移居者在当地购买土地,开展垦殖活动等。在成立后几年里,“热爱锡安山运动”在俄国和东欧发展很快,其分支协会从几个增加到上百个,成员人数也多达一万多人。参加这一运动的既有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世俗知识分子,也有坚持犹太教正统思想的宗教人士,还有一部分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激进青年。最早组织集体移居巴勒斯坦的团体“比路”也属于“热爱锡安山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热爱锡安山运动”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为后来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大规模兴起奠定了基础,并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20世纪前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在早期几乎都参加过“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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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中东国家通史 以色列卷》
巴勒斯坦特辑（一）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生①
伊斯兰书籍 • history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85 次浏览 • 2024-09-02 02:05
巴勒斯坦特辑（一）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生①
巴勒斯坦概况
从1517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巴勒斯坦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巴勒斯坦仍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它同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组成地理上的叙利亚。
根据1864年的“行省制度法”,奥斯曼帝国的行政管理区域划分为省( wilayat)级,地区(县)( Sanaijq）级和低于地区的乡。这些行政单位都由一位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官员领导。“行省制度法”执行后,巴勒斯坦大体上分为三个地区(县):南部的耶路撒冷地区包括耶路撒冷、雅法、加沙、希伯伦、贝尔谢巴和哈菲尔(al- Hafir)。由于耶路撒冷的特殊宗教地位,该地于1887年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而设立,由奥斯曼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类似于今天的直辖区或自治区)。北部的阿克地区,包括阿克、海法、太巴列、萨费德、拿撒勒等地属于贝鲁特省。中部的纳布卢斯地区,包括纳布卢斯、卡勒基利亚、图勒卡姆、杰宁等地,于大马士革省(也有说属于贝鲁特省)。外约旦分为北部的豪兰地区和南部的安曼地区,归大马士革省。
到19世纪中期,巴勒斯坦人口几乎达到50万,其中80%以上为穆斯林,大约10%为基督教徒,5%~7%是犹太人(1880年犹太人为2.5万人)。
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臣民根据内部自治制度( millet)享有宗教自由。在19世纪80年代初几乎全部的巴勒斯坦犹太人生活在4个城市,即耶路撒冷、太巴列、萨费德和希伯伦。犹太人中的大多数是手工业者,如安装玻璃工、钟表修理工、铁匠、裁缝、制鞋工人、装订工人等等。此外,犹太人几乎垄断了国家的放债和有限的银行业务。穆斯林人口的绝大多数从事农业,住在农村,除农民之外,特别在贝尔谢巴附近,还有相当多的游牧贝督因人。住在城市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从事商业、手工业和现代化农业,一些人还在政府部门任职。
虽然巴勒斯坦处在土耳其人统治下几乎长达400年,但是,阿拉伯人仍说阿拉伯语,居民的绝大多数仍信仰伊斯兰教,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属性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巴勒斯坦虽然在名义上处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但是实际的权力,特别是基层的权力仍掌握在当地阿拉伯人的大部落氏族手中。每个氏族由族内有权有势的家族任命的部落酋长即谢赫( sheikh)来领导。谢赫的人选一般都由本氏族内德高望重、智勇双全、仗义疏财的人出任。这些谢赫们构成了当时巴勒斯坦的精英阶层。
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以及在巴勒斯坦的移民活动
自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镇压了犹太人的大规模起义之后,大部分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流散到世界各地,留下来的人极少。特别是罗马帝国禁止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居住,直到伊斯兰征服,圣城基本上没有犹太人居住。公元7世纪,伊斯兰征服巴勒斯坦后,对犹太人采取宽容政策,曾允许70户犹太人居住在耶路撒冷。但是,在1099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及巴勒斯坦后,当地的犹太人有的被杀,其余的大部分逃离。在1170~1711年,一位犹太朝圣者发现在整个巴勒斯坦仅有1440名犹太人;1262年,耶路撒冷只有2户犹太人。一直到19世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很少增加。在19世纪初,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仅有8千名,1845年为1.2万人而到1882年其人数只有2.4万人,占同期巴勒斯坦人口总数的5%~7%。
犹太民族主体离开巴勒斯坦后,当地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地原有的土著居民迦南人、腓力斯人和其他早期部落的居民以及希腊人、罗马人的后裔,随着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而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变成了阿拉伯人。从此,巴勒斯坦遂成为阿拉伯人的家园;在随后大约1300余年的穆斯林连续统治中巴勒斯坦人的阿拉伯和穆斯林特性没有发生变化。他们一直构成当地人口的绝大多数。千百年来,他们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成为这里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当然他们对这块土地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几乎长达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过与当地人的共同劳动、生活、相互通婚,他们的语言、习俗,以至肤色也与当地人无多大差异,所不同的是他们之中有的人还保持着对犹太教的信仰;他们除了把耶路撒冷视为圣地之外,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巴勒斯坦已无任何联系。
由于政治、经济、宗教诸方面的因素,犹太人流散的欧洲国家不时地发生排犹和迫害犹太人的运动,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一些犹太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拯救犹太人的方式和途径,其些人著书立说鼓吹犹太复国的思想。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塞菲·海什·凯什尔和摩西·赫斯,他们于1862年分别用希伯来文出版了《圣城之探索》和用德文出版《罗马与耶路撒冷》等书。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作舆论宣传。
在俄国,由于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之俄国排犹运动的推动,在当地的犹太青年学生当中已出现了“圣城热爱者协会以及主张向巴勒斯坦移民的一些团体。1881年,来自俄国的比路小组的51名成员达到了巴勒斯坦。这是犹太移民史上划时代的行动。其原因是这群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移民群体想通过移民最后占领巴勒斯坦并给犹太人建立一个国家,而此前的移民绝大多数是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1882年俄国的利奥·平斯克出版了《自我解放:一个俄国犹太人对他们兄弟们的警告》一书。在他的影响下,俄国继续出现向巴勒斯坦的移民活动。1891年,有一位名叫阿舍金斯勃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访问巴勒斯坦,他以“民族一员的笔名写下了他的访问印象:“在外面,我们习惯设想古老的以色列土地如同荒沙、沙漠,谁想占多少就占多少。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整个国家很难找到一块尚未耕种的土地,而没有耕种的只有沙丘和石岭。沙丘和石岭只有经过巨大的努力开垦,才可种植果树”。到1897年,移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格德拉、里顺齐温、佩塔齐瓦及其他地方建立了18个农业居住区。但据《犹太史》作者阿巴·埃班说:“这些居住区没有一个是合法的,因为是通过行贿和曲解法律而获准在巴勒斯坦定居的,最初比路小组曾请求土耳其政府批准他们合法移入,但遭到土耳其政府的拒绝。”
1897年在西奥多·赫茨尔的鼓动下,欧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了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会议决定成立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赫茨尔当选为该组织主席。会议通过的犹太复国主义纲领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公共法律所保障的犹太人之家。为达此目的,大会决定采用下列方式:(1)不断地鼓励犹太民族农民、工匠和手工艺人在巴勒斯坦定居;(2)利用按照各地法律所建立的各种地方性和一般性的机构来组织和联合所有的犹太人;(3)加强犹太民族的情感和民族觉悟;(4)积极采取步骤获得某些政府的同意,这是为达到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所必需的。巴塞尔会议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犹太复国主义就变成了一种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运动。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主权要求成为巴勒斯坦问题产生的历史渊源。
巴塞尔会议之后,赫茨尔到当时的各主要大国游说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寻找后台和靠山,但均未成功。当时,巴勒斯坦属于奥斯曼帝国统治,赫茨尔不止一次地会见土耳其素丹哈米德二世,同他商讨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问题。在会谈中,赫茨尔设法使土耳其素丹相信,巴勒斯坦的犹太国家如果成立,将会最好的实现素丹政府的利益,成为它在近东的忠实的守卫者。另外,赫茨尔还以帮助土耳其政府摆脱财政困难的许诺来换取支持,但是最后土耳其政府还是没有同意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与此同时,赫茨尔还同德皇威廉二世和沙皇俄国进行了接触,但直到他1904年去世,均未能获得明确的有实效的支持。
赫茨尔并没有把犹太国的地点限制在巴勒斯坦,他同英国的官员们也曾试探过塞浦路斯、阿里什和乌干达方案,但未能成功。1903年第六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东欧俄国犹太人的坚持下,否定了在巴勒斯坦之外立国的计划。赫茨尔本人在晚年也宣称“巴勒斯坦是没有人民的土地”,极力主张给犹太人“这个没有土地的人民”。赫茨尔死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进人了一个低潮时期。
到1917年,经过两次移民浪潮,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达到5万多人。由此可见,在1882~1917年的35年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移民活动进展相当缓慢。从1882年的2.4万人增加到1917年的5万多人,如果扣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因素,移居巴勒斯坦的人微乎其微,1917年犹太人占巴勒斯坦人口总数的7%8%,同35年前的5%~7%相比几乎没有增加多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新来的定居者面临着土耳其当局和土著人的敌意,土著人口中既有虔诚的犹太人也有阿拉伯人;当地的气候恶劣,环境艰苦,疾病流行,很多人来后又离开了,首次到达的51名比路成员,到19世纪末大约只有20人还留在那里;到19世纪末,定居者大多数在经济上陷入绝境,成为慈善机构救助的对象。由于生活艰难和对慈善机构基金的依赖,人们士气低落。
与此相反,绝大部分移民移向西方国家和美国,从1882年到1914年间,从俄国移出的犹太人约有200万人,其中3/4去了美国。显然并不像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所鼓吹的那样,巴勒斯坦是犹太移民惟一选择的移民地点。直到1917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仍然只是少数人支持的运动,只是由于贝尔福宣言的发表和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才使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猛增。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中东国家通史 巴勒斯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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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概况
从1517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巴勒斯坦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巴勒斯坦仍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它同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组成地理上的叙利亚。
根据1864年的“行省制度法”,奥斯曼帝国的行政管理区域划分为省( wilayat)级,地区(县)( Sanaijq）级和低于地区的乡。这些行政单位都由一位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官员领导。“行省制度法”执行后,巴勒斯坦大体上分为三个地区(县):南部的耶路撒冷地区包括耶路撒冷、雅法、加沙、希伯伦、贝尔谢巴和哈菲尔(al- Hafir)。由于耶路撒冷的特殊宗教地位,该地于1887年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而设立,由奥斯曼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类似于今天的直辖区或自治区)。北部的阿克地区,包括阿克、海法、太巴列、萨费德、拿撒勒等地属于贝鲁特省。中部的纳布卢斯地区,包括纳布卢斯、卡勒基利亚、图勒卡姆、杰宁等地,于大马士革省(也有说属于贝鲁特省)。外约旦分为北部的豪兰地区和南部的安曼地区,归大马士革省。
到19世纪中期,巴勒斯坦人口几乎达到50万,其中80%以上为穆斯林,大约10%为基督教徒,5%~7%是犹太人(1880年犹太人为2.5万人)。
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臣民根据内部自治制度( millet)享有宗教自由。在19世纪80年代初几乎全部的巴勒斯坦犹太人生活在4个城市,即耶路撒冷、太巴列、萨费德和希伯伦。犹太人中的大多数是手工业者,如安装玻璃工、钟表修理工、铁匠、裁缝、制鞋工人、装订工人等等。此外,犹太人几乎垄断了国家的放债和有限的银行业务。穆斯林人口的绝大多数从事农业,住在农村,除农民之外,特别在贝尔谢巴附近,还有相当多的游牧贝督因人。住在城市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从事商业、手工业和现代化农业,一些人还在政府部门任职。
虽然巴勒斯坦处在土耳其人统治下几乎长达400年,但是,阿拉伯人仍说阿拉伯语,居民的绝大多数仍信仰伊斯兰教,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属性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巴勒斯坦虽然在名义上处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但是实际的权力,特别是基层的权力仍掌握在当地阿拉伯人的大部落氏族手中。每个氏族由族内有权有势的家族任命的部落酋长即谢赫( sheikh)来领导。谢赫的人选一般都由本氏族内德高望重、智勇双全、仗义疏财的人出任。这些谢赫们构成了当时巴勒斯坦的精英阶层。
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以及在巴勒斯坦的移民活动
自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镇压了犹太人的大规模起义之后,大部分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流散到世界各地,留下来的人极少。特别是罗马帝国禁止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居住,直到伊斯兰征服,圣城基本上没有犹太人居住。公元7世纪,伊斯兰征服巴勒斯坦后,对犹太人采取宽容政策,曾允许70户犹太人居住在耶路撒冷。但是,在1099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及巴勒斯坦后,当地的犹太人有的被杀,其余的大部分逃离。在1170~1711年,一位犹太朝圣者发现在整个巴勒斯坦仅有1440名犹太人;1262年,耶路撒冷只有2户犹太人。一直到19世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很少增加。在19世纪初,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仅有8千名,1845年为1.2万人而到1882年其人数只有2.4万人,占同期巴勒斯坦人口总数的5%~7%。
犹太民族主体离开巴勒斯坦后,当地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地原有的土著居民迦南人、腓力斯人和其他早期部落的居民以及希腊人、罗马人的后裔,随着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而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变成了阿拉伯人。从此,巴勒斯坦遂成为阿拉伯人的家园;在随后大约1300余年的穆斯林连续统治中巴勒斯坦人的阿拉伯和穆斯林特性没有发生变化。他们一直构成当地人口的绝大多数。千百年来,他们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成为这里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当然他们对这块土地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几乎长达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过与当地人的共同劳动、生活、相互通婚,他们的语言、习俗,以至肤色也与当地人无多大差异,所不同的是他们之中有的人还保持着对犹太教的信仰;他们除了把耶路撒冷视为圣地之外,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巴勒斯坦已无任何联系。
由于政治、经济、宗教诸方面的因素,犹太人流散的欧洲国家不时地发生排犹和迫害犹太人的运动,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一些犹太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拯救犹太人的方式和途径,其些人著书立说鼓吹犹太复国的思想。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塞菲·海什·凯什尔和摩西·赫斯,他们于1862年分别用希伯来文出版了《圣城之探索》和用德文出版《罗马与耶路撒冷》等书。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作舆论宣传。
在俄国,由于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之俄国排犹运动的推动,在当地的犹太青年学生当中已出现了“圣城热爱者协会以及主张向巴勒斯坦移民的一些团体。1881年,来自俄国的比路小组的51名成员达到了巴勒斯坦。这是犹太移民史上划时代的行动。其原因是这群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移民群体想通过移民最后占领巴勒斯坦并给犹太人建立一个国家,而此前的移民绝大多数是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1882年俄国的利奥·平斯克出版了《自我解放:一个俄国犹太人对他们兄弟们的警告》一书。在他的影响下,俄国继续出现向巴勒斯坦的移民活动。1891年,有一位名叫阿舍金斯勃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访问巴勒斯坦,他以“民族一员的笔名写下了他的访问印象:“在外面,我们习惯设想古老的以色列土地如同荒沙、沙漠,谁想占多少就占多少。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整个国家很难找到一块尚未耕种的土地,而没有耕种的只有沙丘和石岭。沙丘和石岭只有经过巨大的努力开垦,才可种植果树”。到1897年,移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格德拉、里顺齐温、佩塔齐瓦及其他地方建立了18个农业居住区。但据《犹太史》作者阿巴·埃班说:“这些居住区没有一个是合法的,因为是通过行贿和曲解法律而获准在巴勒斯坦定居的,最初比路小组曾请求土耳其政府批准他们合法移入,但遭到土耳其政府的拒绝。”
1897年在西奥多·赫茨尔的鼓动下,欧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了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会议决定成立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赫茨尔当选为该组织主席。会议通过的犹太复国主义纲领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公共法律所保障的犹太人之家。为达此目的,大会决定采用下列方式:(1)不断地鼓励犹太民族农民、工匠和手工艺人在巴勒斯坦定居;(2)利用按照各地法律所建立的各种地方性和一般性的机构来组织和联合所有的犹太人;(3)加强犹太民族的情感和民族觉悟;(4)积极采取步骤获得某些政府的同意,这是为达到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所必需的。巴塞尔会议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犹太复国主义就变成了一种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运动。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主权要求成为巴勒斯坦问题产生的历史渊源。
巴塞尔会议之后,赫茨尔到当时的各主要大国游说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寻找后台和靠山,但均未成功。当时,巴勒斯坦属于奥斯曼帝国统治,赫茨尔不止一次地会见土耳其素丹哈米德二世,同他商讨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问题。在会谈中,赫茨尔设法使土耳其素丹相信,巴勒斯坦的犹太国家如果成立,将会最好的实现素丹政府的利益,成为它在近东的忠实的守卫者。另外,赫茨尔还以帮助土耳其政府摆脱财政困难的许诺来换取支持,但是最后土耳其政府还是没有同意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与此同时,赫茨尔还同德皇威廉二世和沙皇俄国进行了接触,但直到他1904年去世,均未能获得明确的有实效的支持。
赫茨尔并没有把犹太国的地点限制在巴勒斯坦,他同英国的官员们也曾试探过塞浦路斯、阿里什和乌干达方案,但未能成功。1903年第六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东欧俄国犹太人的坚持下,否定了在巴勒斯坦之外立国的计划。赫茨尔本人在晚年也宣称“巴勒斯坦是没有人民的土地”,极力主张给犹太人“这个没有土地的人民”。赫茨尔死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进人了一个低潮时期。
到1917年,经过两次移民浪潮,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达到5万多人。由此可见,在1882~1917年的35年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移民活动进展相当缓慢。从1882年的2.4万人增加到1917年的5万多人,如果扣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因素,移居巴勒斯坦的人微乎其微,1917年犹太人占巴勒斯坦人口总数的7%8%,同35年前的5%~7%相比几乎没有增加多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新来的定居者面临着土耳其当局和土著人的敌意,土著人口中既有虔诚的犹太人也有阿拉伯人;当地的气候恶劣,环境艰苦,疾病流行,很多人来后又离开了,首次到达的51名比路成员,到19世纪末大约只有20人还留在那里;到19世纪末,定居者大多数在经济上陷入绝境,成为慈善机构救助的对象。由于生活艰难和对慈善机构基金的依赖,人们士气低落。
与此相反,绝大部分移民移向西方国家和美国,从1882年到1914年间,从俄国移出的犹太人约有200万人,其中3/4去了美国。显然并不像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所鼓吹的那样,巴勒斯坦是犹太移民惟一选择的移民地点。直到1917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仍然只是少数人支持的运动,只是由于贝尔福宣言的发表和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才使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猛增。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中东国家通史 巴勒斯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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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特辑（一）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生①
巴勒斯坦概况
从1517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巴勒斯坦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巴勒斯坦仍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它同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组成地理上的叙利亚。
根据1864年的“行省制度法”,奥斯曼帝国的行政管理区域划分为省( wilayat)级,地区(县)( Sanaijq）级和低于地区的乡。这些行政单位都由一位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官员领导。“行省制度法”执行后,巴勒斯坦大体上分为三个地区(县):南部的耶路撒冷地区包括耶路撒冷、雅法、加沙、希伯伦、贝尔谢巴和哈菲尔(al- Hafir)。由于耶路撒冷的特殊宗教地位,该地于1887年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而设立,由奥斯曼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类似于今天的直辖区或自治区)。北部的阿克地区,包括阿克、海法、太巴列、萨费德、拿撒勒等地属于贝鲁特省。中部的纳布卢斯地区,包括纳布卢斯、卡勒基利亚、图勒卡姆、杰宁等地,于大马士革省(也有说属于贝鲁特省)。外约旦分为北部的豪兰地区和南部的安曼地区,归大马士革省。
到19世纪中期,巴勒斯坦人口几乎达到50万,其中80%以上为穆斯林,大约10%为基督教徒,5%~7%是犹太人(1880年犹太人为2.5万人)。
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臣民根据内部自治制度( millet)享有宗教自由。在19世纪80年代初几乎全部的巴勒斯坦犹太人生活在4个城市,即耶路撒冷、太巴列、萨费德和希伯伦。犹太人中的大多数是手工业者,如安装玻璃工、钟表修理工、铁匠、裁缝、制鞋工人、装订工人等等。此外,犹太人几乎垄断了国家的放债和有限的银行业务。穆斯林人口的绝大多数从事农业,住在农村,除农民之外,特别在贝尔谢巴附近,还有相当多的游牧贝督因人。住在城市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从事商业、手工业和现代化农业,一些人还在政府部门任职。
虽然巴勒斯坦处在土耳其人统治下几乎长达400年,但是,阿拉伯人仍说阿拉伯语,居民的绝大多数仍信仰伊斯兰教,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属性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巴勒斯坦虽然在名义上处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但是实际的权力,特别是基层的权力仍掌握在当地阿拉伯人的大部落氏族手中。每个氏族由族内有权有势的家族任命的部落酋长即谢赫( sheikh)来领导。谢赫的人选一般都由本氏族内德高望重、智勇双全、仗义疏财的人出任。这些谢赫们构成了当时巴勒斯坦的精英阶层。
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以及在巴勒斯坦的移民活动
自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镇压了犹太人的大规模起义之后,大部分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流散到世界各地,留下来的人极少。特别是罗马帝国禁止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居住,直到伊斯兰征服,圣城基本上没有犹太人居住。公元7世纪,伊斯兰征服巴勒斯坦后,对犹太人采取宽容政策,曾允许70户犹太人居住在耶路撒冷。但是,在1099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及巴勒斯坦后,当地的犹太人有的被杀,其余的大部分逃离。在1170~1711年,一位犹太朝圣者发现在整个巴勒斯坦仅有1440名犹太人;1262年,耶路撒冷只有2户犹太人。一直到19世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很少增加。在19世纪初,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仅有8千名,1845年为1.2万人而到1882年其人数只有2.4万人,占同期巴勒斯坦人口总数的5%~7%。
犹太民族主体离开巴勒斯坦后,当地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地原有的土著居民迦南人、腓力斯人和其他早期部落的居民以及希腊人、罗马人的后裔,随着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而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变成了阿拉伯人。从此,巴勒斯坦遂成为阿拉伯人的家园;在随后大约1300余年的穆斯林连续统治中巴勒斯坦人的阿拉伯和穆斯林特性没有发生变化。他们一直构成当地人口的绝大多数。千百年来,他们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成为这里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当然他们对这块土地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几乎长达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过与当地人的共同劳动、生活、相互通婚,他们的语言、习俗,以至肤色也与当地人无多大差异,所不同的是他们之中有的人还保持着对犹太教的信仰;他们除了把耶路撒冷视为圣地之外,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巴勒斯坦已无任何联系。
由于政治、经济、宗教诸方面的因素,犹太人流散的欧洲国家不时地发生排犹和迫害犹太人的运动,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一些犹太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拯救犹太人的方式和途径,其些人著书立说鼓吹犹太复国的思想。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塞菲·海什·凯什尔和摩西·赫斯,他们于1862年分别用希伯来文出版了《圣城之探索》和用德文出版《罗马与耶路撒冷》等书。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作舆论宣传。
在俄国,由于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之俄国排犹运动的推动,在当地的犹太青年学生当中已出现了“圣城热爱者协会以及主张向巴勒斯坦移民的一些团体。1881年,来自俄国的比路小组的51名成员达到了巴勒斯坦。这是犹太移民史上划时代的行动。其原因是这群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移民群体想通过移民最后占领巴勒斯坦并给犹太人建立一个国家,而此前的移民绝大多数是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1882年俄国的利奥·平斯克出版了《自我解放:一个俄国犹太人对他们兄弟们的警告》一书。在他的影响下,俄国继续出现向巴勒斯坦的移民活动。1891年,有一位名叫阿舍金斯勃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访问巴勒斯坦,他以“民族一员的笔名写下了他的访问印象:“在外面,我们习惯设想古老的以色列土地如同荒沙、沙漠,谁想占多少就占多少。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整个国家很难找到一块尚未耕种的土地,而没有耕种的只有沙丘和石岭。沙丘和石岭只有经过巨大的努力开垦,才可种植果树”。到1897年,移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格德拉、里顺齐温、佩塔齐瓦及其他地方建立了18个农业居住区。但据《犹太史》作者阿巴·埃班说:“这些居住区没有一个是合法的,因为是通过行贿和曲解法律而获准在巴勒斯坦定居的,最初比路小组曾请求土耳其政府批准他们合法移入,但遭到土耳其政府的拒绝。”
1897年在西奥多·赫茨尔的鼓动下,欧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了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会议决定成立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赫茨尔当选为该组织主席。会议通过的犹太复国主义纲领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公共法律所保障的犹太人之家。为达此目的,大会决定采用下列方式:(1)不断地鼓励犹太民族农民、工匠和手工艺人在巴勒斯坦定居;(2)利用按照各地法律所建立的各种地方性和一般性的机构来组织和联合所有的犹太人;(3)加强犹太民族的情感和民族觉悟;(4)积极采取步骤获得某些政府的同意,这是为达到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所必需的。巴塞尔会议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犹太复国主义就变成了一种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运动。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主权要求成为巴勒斯坦问题产生的历史渊源。
巴塞尔会议之后,赫茨尔到当时的各主要大国游说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寻找后台和靠山,但均未成功。当时,巴勒斯坦属于奥斯曼帝国统治,赫茨尔不止一次地会见土耳其素丹哈米德二世,同他商讨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问题。在会谈中,赫茨尔设法使土耳其素丹相信,巴勒斯坦的犹太国家如果成立,将会最好的实现素丹政府的利益,成为它在近东的忠实的守卫者。另外,赫茨尔还以帮助土耳其政府摆脱财政困难的许诺来换取支持,但是最后土耳其政府还是没有同意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与此同时,赫茨尔还同德皇威廉二世和沙皇俄国进行了接触,但直到他1904年去世,均未能获得明确的有实效的支持。
赫茨尔并没有把犹太国的地点限制在巴勒斯坦,他同英国的官员们也曾试探过塞浦路斯、阿里什和乌干达方案,但未能成功。1903年第六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东欧俄国犹太人的坚持下,否定了在巴勒斯坦之外立国的计划。赫茨尔本人在晚年也宣称“巴勒斯坦是没有人民的土地”,极力主张给犹太人“这个没有土地的人民”。赫茨尔死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进人了一个低潮时期。
到1917年,经过两次移民浪潮,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达到5万多人。由此可见,在1882~1917年的35年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移民活动进展相当缓慢。从1882年的2.4万人增加到1917年的5万多人,如果扣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因素,移居巴勒斯坦的人微乎其微,1917年犹太人占巴勒斯坦人口总数的7%8%,同35年前的5%~7%相比几乎没有增加多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新来的定居者面临着土耳其当局和土著人的敌意,土著人口中既有虔诚的犹太人也有阿拉伯人;当地的气候恶劣,环境艰苦,疾病流行,很多人来后又离开了,首次到达的51名比路成员,到19世纪末大约只有20人还留在那里;到19世纪末,定居者大多数在经济上陷入绝境,成为慈善机构救助的对象。由于生活艰难和对慈善机构基金的依赖,人们士气低落。
与此相反,绝大部分移民移向西方国家和美国,从1882年到1914年间,从俄国移出的犹太人约有200万人,其中3/4去了美国。显然并不像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所鼓吹的那样,巴勒斯坦是犹太移民惟一选择的移民地点。直到1917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仍然只是少数人支持的运动,只是由于贝尔福宣言的发表和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才使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猛增。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中东国家通史 巴勒斯坦卷》
巴勒斯坦概况
从1517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巴勒斯坦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巴勒斯坦仍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它同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组成地理上的叙利亚。
根据1864年的“行省制度法”,奥斯曼帝国的行政管理区域划分为省( wilayat)级,地区(县)( Sanaijq）级和低于地区的乡。这些行政单位都由一位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官员领导。“行省制度法”执行后,巴勒斯坦大体上分为三个地区(县):南部的耶路撒冷地区包括耶路撒冷、雅法、加沙、希伯伦、贝尔谢巴和哈菲尔(al- Hafir)。由于耶路撒冷的特殊宗教地位,该地于1887年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而设立,由奥斯曼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类似于今天的直辖区或自治区)。北部的阿克地区,包括阿克、海法、太巴列、萨费德、拿撒勒等地属于贝鲁特省。中部的纳布卢斯地区,包括纳布卢斯、卡勒基利亚、图勒卡姆、杰宁等地,于大马士革省(也有说属于贝鲁特省)。外约旦分为北部的豪兰地区和南部的安曼地区,归大马士革省。
到19世纪中期,巴勒斯坦人口几乎达到50万,其中80%以上为穆斯林,大约10%为基督教徒,5%~7%是犹太人(1880年犹太人为2.5万人)。
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臣民根据内部自治制度( millet)享有宗教自由。在19世纪80年代初几乎全部的巴勒斯坦犹太人生活在4个城市,即耶路撒冷、太巴列、萨费德和希伯伦。犹太人中的大多数是手工业者,如安装玻璃工、钟表修理工、铁匠、裁缝、制鞋工人、装订工人等等。此外,犹太人几乎垄断了国家的放债和有限的银行业务。穆斯林人口的绝大多数从事农业,住在农村,除农民之外,特别在贝尔谢巴附近,还有相当多的游牧贝督因人。住在城市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从事商业、手工业和现代化农业,一些人还在政府部门任职。
虽然巴勒斯坦处在土耳其人统治下几乎长达400年,但是,阿拉伯人仍说阿拉伯语,居民的绝大多数仍信仰伊斯兰教,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属性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巴勒斯坦虽然在名义上处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但是实际的权力,特别是基层的权力仍掌握在当地阿拉伯人的大部落氏族手中。每个氏族由族内有权有势的家族任命的部落酋长即谢赫( sheikh)来领导。谢赫的人选一般都由本氏族内德高望重、智勇双全、仗义疏财的人出任。这些谢赫们构成了当时巴勒斯坦的精英阶层。
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以及在巴勒斯坦的移民活动
自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镇压了犹太人的大规模起义之后,大部分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流散到世界各地,留下来的人极少。特别是罗马帝国禁止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居住,直到伊斯兰征服,圣城基本上没有犹太人居住。公元7世纪,伊斯兰征服巴勒斯坦后,对犹太人采取宽容政策,曾允许70户犹太人居住在耶路撒冷。但是,在1099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及巴勒斯坦后,当地的犹太人有的被杀,其余的大部分逃离。在1170~1711年,一位犹太朝圣者发现在整个巴勒斯坦仅有1440名犹太人;1262年,耶路撒冷只有2户犹太人。一直到19世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很少增加。在19世纪初,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仅有8千名,1845年为1.2万人而到1882年其人数只有2.4万人,占同期巴勒斯坦人口总数的5%~7%。
犹太民族主体离开巴勒斯坦后,当地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地原有的土著居民迦南人、腓力斯人和其他早期部落的居民以及希腊人、罗马人的后裔,随着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而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变成了阿拉伯人。从此,巴勒斯坦遂成为阿拉伯人的家园;在随后大约1300余年的穆斯林连续统治中巴勒斯坦人的阿拉伯和穆斯林特性没有发生变化。他们一直构成当地人口的绝大多数。千百年来,他们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成为这里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当然他们对这块土地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几乎长达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过与当地人的共同劳动、生活、相互通婚,他们的语言、习俗,以至肤色也与当地人无多大差异,所不同的是他们之中有的人还保持着对犹太教的信仰;他们除了把耶路撒冷视为圣地之外,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巴勒斯坦已无任何联系。
由于政治、经济、宗教诸方面的因素,犹太人流散的欧洲国家不时地发生排犹和迫害犹太人的运动,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一些犹太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拯救犹太人的方式和途径,其些人著书立说鼓吹犹太复国的思想。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塞菲·海什·凯什尔和摩西·赫斯,他们于1862年分别用希伯来文出版了《圣城之探索》和用德文出版《罗马与耶路撒冷》等书。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作舆论宣传。
在俄国,由于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之俄国排犹运动的推动,在当地的犹太青年学生当中已出现了“圣城热爱者协会以及主张向巴勒斯坦移民的一些团体。1881年,来自俄国的比路小组的51名成员达到了巴勒斯坦。这是犹太移民史上划时代的行动。其原因是这群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移民群体想通过移民最后占领巴勒斯坦并给犹太人建立一个国家,而此前的移民绝大多数是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1882年俄国的利奥·平斯克出版了《自我解放:一个俄国犹太人对他们兄弟们的警告》一书。在他的影响下,俄国继续出现向巴勒斯坦的移民活动。1891年,有一位名叫阿舍金斯勃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访问巴勒斯坦,他以“民族一员的笔名写下了他的访问印象:“在外面,我们习惯设想古老的以色列土地如同荒沙、沙漠,谁想占多少就占多少。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整个国家很难找到一块尚未耕种的土地,而没有耕种的只有沙丘和石岭。沙丘和石岭只有经过巨大的努力开垦,才可种植果树”。到1897年,移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格德拉、里顺齐温、佩塔齐瓦及其他地方建立了18个农业居住区。但据《犹太史》作者阿巴·埃班说:“这些居住区没有一个是合法的,因为是通过行贿和曲解法律而获准在巴勒斯坦定居的,最初比路小组曾请求土耳其政府批准他们合法移入,但遭到土耳其政府的拒绝。”
1897年在西奥多·赫茨尔的鼓动下,欧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了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会议决定成立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赫茨尔当选为该组织主席。会议通过的犹太复国主义纲领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公共法律所保障的犹太人之家。为达此目的,大会决定采用下列方式:(1)不断地鼓励犹太民族农民、工匠和手工艺人在巴勒斯坦定居;(2)利用按照各地法律所建立的各种地方性和一般性的机构来组织和联合所有的犹太人;(3)加强犹太民族的情感和民族觉悟;(4)积极采取步骤获得某些政府的同意,这是为达到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所必需的。巴塞尔会议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犹太复国主义就变成了一种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运动。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主权要求成为巴勒斯坦问题产生的历史渊源。
巴塞尔会议之后,赫茨尔到当时的各主要大国游说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寻找后台和靠山,但均未成功。当时,巴勒斯坦属于奥斯曼帝国统治,赫茨尔不止一次地会见土耳其素丹哈米德二世,同他商讨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问题。在会谈中,赫茨尔设法使土耳其素丹相信,巴勒斯坦的犹太国家如果成立,将会最好的实现素丹政府的利益,成为它在近东的忠实的守卫者。另外,赫茨尔还以帮助土耳其政府摆脱财政困难的许诺来换取支持,但是最后土耳其政府还是没有同意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与此同时,赫茨尔还同德皇威廉二世和沙皇俄国进行了接触,但直到他1904年去世,均未能获得明确的有实效的支持。
赫茨尔并没有把犹太国的地点限制在巴勒斯坦,他同英国的官员们也曾试探过塞浦路斯、阿里什和乌干达方案,但未能成功。1903年第六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东欧俄国犹太人的坚持下,否定了在巴勒斯坦之外立国的计划。赫茨尔本人在晚年也宣称“巴勒斯坦是没有人民的土地”,极力主张给犹太人“这个没有土地的人民”。赫茨尔死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进人了一个低潮时期。
到1917年,经过两次移民浪潮,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达到5万多人。由此可见,在1882~1917年的35年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移民活动进展相当缓慢。从1882年的2.4万人增加到1917年的5万多人,如果扣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因素,移居巴勒斯坦的人微乎其微,1917年犹太人占巴勒斯坦人口总数的7%8%,同35年前的5%~7%相比几乎没有增加多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新来的定居者面临着土耳其当局和土著人的敌意,土著人口中既有虔诚的犹太人也有阿拉伯人;当地的气候恶劣,环境艰苦,疾病流行,很多人来后又离开了,首次到达的51名比路成员,到19世纪末大约只有20人还留在那里;到19世纪末,定居者大多数在经济上陷入绝境,成为慈善机构救助的对象。由于生活艰难和对慈善机构基金的依赖,人们士气低落。
与此相反,绝大部分移民移向西方国家和美国,从1882年到1914年间,从俄国移出的犹太人约有200万人,其中3/4去了美国。显然并不像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所鼓吹的那样,巴勒斯坦是犹太移民惟一选择的移民地点。直到1917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仍然只是少数人支持的运动,只是由于贝尔福宣言的发表和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才使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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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犹太人在华盛顿DC白宫前抗议，他们中有犹太小女孩，黑人妇女，白人老人，女性拉比等等
巴勒斯坦 • wepehi25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61 次浏览 • 2023-10-18 01:24
数百犹太人在华盛顿DC白宫前抗议。以下是他们的呼吁：
1个犹太小女孩说：“ 我一直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毒害下成长，后来，我意识到，巴勒斯坦人也是全人类的一天，跟我一样，都是活生生的人。” 1个黑人妇女说：“以色列政府正在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清洗。”1个白人老人说：“我对我们的美国政府感到羞愧。拜登政府给了以色列政府美制武器，而这些武器被用来杀害无辜” 一个女性拉比说：“我们所受到的伤害不应该作为发动种族灭绝的借口。” 一大帮人举起标语说：“停止战争，不要打着犹太人的名义去屠杀巴勒斯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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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犹太小女孩说：“ 我一直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毒害下成长，后来，我意识到，巴勒斯坦人也是全人类的一天，跟我一样，都是活生生的人。” 1个黑人妇女说：“以色列政府正在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清洗。”1个白人老人说：“我对我们的美国政府感到羞愧。拜登政府给了以色列政府美制武器，而这些武器被用来杀害无辜” 一个女性拉比说：“我们所受到的伤害不应该作为发动种族灭绝的借口。” 一大帮人举起标语说：“停止战争，不要打着犹太人的名义去屠杀巴勒斯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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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犹太人在华盛顿DC白宫前抗议。以下是他们的呼吁：
- 1个犹太小女孩说：“ 我一直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毒害下成长，后来，我意识到，巴勒斯坦人也是全人类的一天，跟我一样，都是活生生的人。”
- 1个黑人妇女说：“以色列政府正在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清洗。”
- 1个白人老人说：“我对我们的美国政府感到羞愧。拜登政府给了以色列政府美制武器，而这些武器被用来杀害无辜”
- 一个女性拉比说：“我们所受到的伤害不应该作为发动种族灭绝的借口。”
- 一大帮人举起标语说：“停止战争，不要打着犹太人的名义去屠杀巴勒斯坦人。
谁是敌人？｜什么是犹太复国主义？译者：曦蕤
伊斯兰书籍 • wepehi25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17 次浏览 • 2023-10-16 01:10
大家对以色列在加沙的大屠杀都有自己的解释。在1970年代、1980年代，这被认为是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的示威，今天的许多人则把这解释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本文中，多国政府顾问Thierry Meyssan先生回顾了漫长的四百年历史，分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真正的野心，并确定谁是敌人。
在巴勒斯坦，战争已经持续不间断达66年（原文，此文写于2014年——编注）。目前正在进行的以色列行动是个新转折，被称为“我们兄弟的守护者”，接着是“坚定的岩石”（被西方媒体奇怪地翻译成“保护边界”）。
显然，特拉维夫选择三名以色列青年的失踪作为工具，发动这些行动，“铲除哈马斯”，以开发加沙的天然气（计划在2007年就由现任国防部长制定出①），但遭到抵抗组织的激烈反抗。哈马斯发射火箭弹，伊斯兰杰哈德组织发射了中程火箭弹——这是很难拦截的。
一系列的暴力已造成1900多巴勒斯坦人、64名以色列人丧生（由于以军的军事审查制度，此数据可能偏小），并引发全球的抗议浪潮（指2014年7月的以色列攻击行动——编注）。7月22日，除了15个成员国，安理会还对40个其他国家打开大门，这些国家要对特拉维夫和它的“逍遥法外文化”表达自己的愤慨。通常进行2小时的会议，持续了9个小时。②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玻利维亚宣布以色列为“恐怖主义国家”，并废除与以色列的自由贸易协定。通常，抗议声明之后没有军事援助，除了伊朗和叙利亚。这两个国家通过哈马斯的军事派别（而不是政治派别，穆兄会成员）伊斯兰杰哈德、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PFLP-GC）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不像过去（2008年的“铸铅”行动和2012年的“云柱”行动），在安理会会议上保护以色列的两个国家（美国，英国）促使安理会主席发表声明，强调以色列③的人道主义义务。事实上，除了自1948年以来的巴以冲突的基本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共识：至少谴责以色列过度使用武力。
然而，这个显而易见的共识上却蒙着非常不同的分析：一些作者将冲突解释为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宗教冲突；还有些作者认为这是经典的殖民模式政治战争。我们该怎么思考呢？
什么是犹太复国主义？
17世纪中叶，英国加尔文主义者聚集在奥利弗·克伦威尔周围，质疑政权的信仰和教士政治。推翻圣公会君主制后，“护国主”设想，让英国人经历7年患难，获得道德纯洁，来迎接基督再临，与他一起和平生活千年。为此，根据他对圣经的解释，犹太人要被分散到天涯海角，然后重聚巴勒斯坦，建设所罗门神殿。以此为基础，他建立了一个清教徒政权，解除了1656禁止犹太人在英国定居的禁令，宣布他的国家致力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④
桑博在“第一次英国内战”结束时，克伦威尔派也被推翻，他的支持者遭杀害或被流放，圣公会君主制恢复。犹太复国主义（即，建立犹太人国家）被放弃。18世纪“第二次英国内战”（英国学校历史教科书用语，外界叫做“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时，犹太复国主义再次出现。与流行的看法相反，美国独立战争并非代表启蒙思想，激励了几年后的法国革命；而是由法国国王资助、以宗教理由为基础进行的，高呼“我们的王耶稣！”
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兰克林等，将自己作为被流放的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支持者的接班人。美国逻辑上又恢复了犹太复国主义计划。
1868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任命犹太人Benjamin Disraeli为首相。他建议授予克伦威尔支持者的后代以民主，以便能够依靠所有民众，在世界各地拓展女王的力量。首先，他提出与离散犹太人结盟，使之作为前锋，领导帝国主义政策。1878年，他将“恢复以色列”置于重新划分世界的柏林会议议程上。
基于此，犹太复国主义英国恢复了与前殖民地的良好关系，后者在“第三次英国内战”（美国叫做“美国内战”，欧洲大陆叫做“南北战争”<1861-1865>）后成为美国，见证了克伦威尔支持者接班人白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WASP）的胜利。⑤这里要注意，将南北双方的冲突定义为“反对奴隶制斗争”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北方有五个州也实行奴隶制。
直到19世纪快结束，犹太复国主义还完全是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的计划，只有犹太精英追随。将讨拉特解释为精神象征而非政治计划的拉比们坚决谴责这一计划。
在这些历史事实所带来的当前后果中，我们必须承认，如果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犹太国家，那么这也是美国的基础。因此，政策是在华盛顿还是在特拉维夫制定只是相对的。两个国家是同一意识形态掌权的。此外，犹太复国主义已经使伦敦和华盛顿间和解，最具挑战的就是应对这个联盟——世界上最强大的联盟。
犹太人追随盎格鲁-撒克逊犹太复国主义
在今天的官方历史中，习惯性忽略17-18世纪时期，而将西奥多·赫茨尔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然而，根据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内部出版物，这也是假的。
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真正创始人不是犹太人，而是基督教时代论者。牧师William E. Blackstone是美国人，他认为真正的基督徒在末世不必接受考验。他教导说，他们将在最后一战中被带到天堂（英文叫做“the rapture”<狂喜>）。他认为，犹太人将打这一仗，最终，他们皈依基督教和取得胜利同时发生。
Blackstone牧师的宗教理论是华盛顿坚定支持建立以色列的基础，这远在美以公共关系委员会（AIPAC，亲以色列游说团）建立并控制国会之前。事实上，并不像现在美国流行的意识形态所说，游说团的力量多因其金钱，有能力资助竞选活动。⑥
“狂喜”神学虽愚蠢，但在美国很强大。它表现了图书馆里和电影院中的一种现象。（见今年10月份即将上映的电影《末日迷踪》，尼古拉斯·凯奇主演）
西奥多·赫茨尔仰慕钻石大王塞西尔·罗德斯，后者是英帝国主义理论家，南非、罗德西亚（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赞比亚（过去的北罗德里亚）的建立者。赫茨尔并非宗教的犹太人，未给儿子施割礼。像同时代的许多欧洲资产阶级无神论者一样，他主张通过皈依基督教同化犹太人。然而，借着Benjamin Disraeli的理论，他得出结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今天的乌干达或阿根廷建立犹太国，让他们参与英国殖民统治。他模仿罗德斯，购买土地，建立犹太人代办处。
Blackstone成功说服赫茨尔让那些殖民者关注时代论。这样就足以考虑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以圣经为参考。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他们为计划招募了大量欧洲犹太人。今天，赫茨尔被葬在以色列（赫茨尔山上），在他的棺材里放置着Blackstone送给他的一本带注释的圣经。
桑博因此，犹太复国主义从未有这样的目标：“拯救犹太人民，给他们一个家园”，而是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成功地将犹太人与之关联。此外，犹太复国主义不仅不是犹太文化的产物，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从来不是犹太人，大部分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是宗教的。以色列公众话语中的圣经故事，只反映了该国的一部分，主要是为了说服美国人。
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的盎格鲁-撒克逊协议
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的决定是英美政府共同作出的。这一决定是由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位犹太法官Louis Brandeis协商，在Blackstone牧师的主持之下，得到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和戴维·劳埃德·乔治总理批准，接着，英法赛克斯-皮特协议瓜分“中东”。这项协议是慢慢向公众公布的。
桑博未来的殖民地大臣Leo Amery与两名英国特工哈伊姆·魏茨曼、Ze’ev Jabotinsky一起，负责管理“锡安骡队”的长老们在英国军队中建立“犹太军团”。
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向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发出公开信，承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1917年11月2日）。威尔逊总统将创建以色列列入他的正式战争目标（1918年1月8日提交国会的14点中的第12点）。⑦
因此，建立以色列的决定与20年后二战期间的摧毁欧洲犹太人无关。巴黎和会期间，1919年1月3日，埃米尔费萨尔（麦加长官的儿子，后来成为英国伊拉克的国王）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签订协议，承诺继续支持盎格鲁-撒克逊决定。于是，违背巴勒斯坦人民意愿建立以色列国，也得到了阿拉伯统治者们的同意。此外，当时，麦加长官Hussein bin Ali没有像哈马斯那样解释古兰经。他不认为“穆斯林的土地不能由非穆斯林统治”。
以色列国的合法建立
1942年5月，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纽约的Biltmore酒店举行会议。与会者决定把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家园”变为“犹太英联邦”（指克伦威尔短暂取代英国君主制的英联邦），允许犹太人大量移民巴勒斯坦。一份秘密文件明确了三个目标：“（1）犹太国拥有整个巴勒斯坦，可能还有外约旦；（2）转移伊拉克的阿拉伯人；（3）由犹太人掌握各领域的发展，控制整个中东的经济。”
几乎所有与会者都不知道，“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die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已经在欧洲悄悄开始了。
最终，英国不知道怎样既满足犹太人，又满足阿拉伯人，联合国（当时只有46个成员国）根据英国提出的指示，计划分治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另有一个管理圣地（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的“特别国际政权”。这个计划被联合国大会第181号决议采纳。⑧
犹太人代办处没有等待协商的结果，大卫·本·古里安单方面宣布以色列建国，美国立即承认。以色列领土上的阿拉伯人被施以戒严令，行动受限，护照被没收。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予以干预。但由于没有组建好的军队，他们迅速被击败。战争期间，以色列进行了种族清洗，强迫至少70万阿拉伯人逃离。
联合国派出调解员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他是一位瑞典外交官，战争期间曾挽救数千犹太人性命。他发现英国当局提供的人口数据是假的，要求全面落实巴勒斯坦分治计划。然而，181号决议要求70万被驱逐的阿拉伯人回家，建立阿拉伯人国家，耶路撒冷实现国际化。
1948年9月17日，在未来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令下，联合国特使被杀害。愤怒之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194号决议，重申181号决议原则，并且宣布巴勒斯坦人民的回家权不可剥夺，刚刚受到的伤害要得到补偿。⑨
然而，以色列逮捕了杀害贝纳多特的众凶手，并进行了审判和定罪。在承诺兑现各项决议之后，以色列被接纳进入联合国。然而这一切都是谎言。很快凶手们就被赦免，开枪者成了总理大卫·本·古里安的贴身侍卫。自从加入联合国，以色列一直违反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各项决议。两个常任理事国与之保持有机联系，使用否决权将其置于国际法之外。以色列成了美国和英国的离岸国，两国一面假装尊重国际法，一面违反国际法。
认为以色列引起的问题只与中东有关是绝对错误的。今天，以色列在世界任何地方都采取军事行动，为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作掩护。在拉美，以色列特工在反对查韦斯的政变中（2002）、在推翻曼努埃拉·塞拉亚（2009）时组织镇压。在非洲，在大湖区战争中，遍地都是以色列人；他们还组织了对卡扎菲的逮捕。在亚洲，他们领导对泰米尔猛虎组织的袭击和杀戮（2009）等。每一次，伦敦和华盛顿都发誓，他们没有参与。此外，以色列控制着许多媒体和金融机构（比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直到苏联解体，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以色列问题来自反帝国主义斗争。巴勒斯坦人得到所有反帝国主义世界的支持——包括日本赤军成员，他们来到巴勒斯坦与之并肩作战。
如今，消费社会全球化、价值观缺失，随之而来的是丧失对犹太国家殖民性质的意识。只有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感到担忧。他们表现出对巴勒斯坦人苦境的同情，却忽略了以色列在世界各地的罪行，不对其他帝国主义罪行作出回应。
然而，1979年，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向他的伊朗信仰者们解释道，以色列是帝国主义的傀儡，惟一真正的敌人是美英同盟。因为说明了这个简单的道理，霍梅尼遭到西方的丑化，什叶派被描绘成东方的异端。
今天，伊朗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这样的国家：输出大量武器和顾问，帮助巴勒斯坦人民抵抗。而在海湾安全理事会会议上，犹太复国主义的阿拉伯诸政权则通过视频会议与以色列总统亲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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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勒斯坦，战争已经持续不间断达66年（原文，此文写于2014年——编注）。目前正在进行的以色列行动是个新转折，被称为“我们兄弟的守护者”，接着是“坚定的岩石”（被西方媒体奇怪地翻译成“保护边界”）。
显然，特拉维夫选择三名以色列青年的失踪作为工具，发动这些行动，“铲除哈马斯”，以开发加沙的天然气（计划在2007年就由现任国防部长制定出①），但遭到抵抗组织的激烈反抗。哈马斯发射火箭弹，伊斯兰杰哈德组织发射了中程火箭弹——这是很难拦截的。
一系列的暴力已造成1900多巴勒斯坦人、64名以色列人丧生（由于以军的军事审查制度，此数据可能偏小），并引发全球的抗议浪潮（指2014年7月的以色列攻击行动——编注）。7月22日，除了15个成员国，安理会还对40个其他国家打开大门，这些国家要对特拉维夫和它的“逍遥法外文化”表达自己的愤慨。通常进行2小时的会议，持续了9个小时。②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玻利维亚宣布以色列为“恐怖主义国家”，并废除与以色列的自由贸易协定。通常，抗议声明之后没有军事援助，除了伊朗和叙利亚。这两个国家通过哈马斯的军事派别（而不是政治派别，穆兄会成员）伊斯兰杰哈德、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PFLP-GC）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不像过去（2008年的“铸铅”行动和2012年的“云柱”行动），在安理会会议上保护以色列的两个国家（美国，英国）促使安理会主席发表声明，强调以色列③的人道主义义务。事实上，除了自1948年以来的巴以冲突的基本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共识：至少谴责以色列过度使用武力。
然而，这个显而易见的共识上却蒙着非常不同的分析：一些作者将冲突解释为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宗教冲突；还有些作者认为这是经典的殖民模式政治战争。我们该怎么思考呢？
什么是犹太复国主义？
17世纪中叶，英国加尔文主义者聚集在奥利弗·克伦威尔周围，质疑政权的信仰和教士政治。推翻圣公会君主制后，“护国主”设想，让英国人经历7年患难，获得道德纯洁，来迎接基督再临，与他一起和平生活千年。为此，根据他对圣经的解释，犹太人要被分散到天涯海角，然后重聚巴勒斯坦，建设所罗门神殿。以此为基础，他建立了一个清教徒政权，解除了1656禁止犹太人在英国定居的禁令，宣布他的国家致力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④
桑博在“第一次英国内战”结束时，克伦威尔派也被推翻，他的支持者遭杀害或被流放，圣公会君主制恢复。犹太复国主义（即，建立犹太人国家）被放弃。18世纪“第二次英国内战”（英国学校历史教科书用语，外界叫做“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时，犹太复国主义再次出现。与流行的看法相反，美国独立战争并非代表启蒙思想，激励了几年后的法国革命；而是由法国国王资助、以宗教理由为基础进行的，高呼“我们的王耶稣！”
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兰克林等，将自己作为被流放的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支持者的接班人。美国逻辑上又恢复了犹太复国主义计划。
1868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任命犹太人Benjamin Disraeli为首相。他建议授予克伦威尔支持者的后代以民主，以便能够依靠所有民众，在世界各地拓展女王的力量。首先，他提出与离散犹太人结盟，使之作为前锋，领导帝国主义政策。1878年，他将“恢复以色列”置于重新划分世界的柏林会议议程上。
基于此，犹太复国主义英国恢复了与前殖民地的良好关系，后者在“第三次英国内战”（美国叫做“美国内战”，欧洲大陆叫做“南北战争”<1861-1865>）后成为美国，见证了克伦威尔支持者接班人白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WASP）的胜利。⑤这里要注意，将南北双方的冲突定义为“反对奴隶制斗争”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北方有五个州也实行奴隶制。
直到19世纪快结束，犹太复国主义还完全是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的计划，只有犹太精英追随。将讨拉特解释为精神象征而非政治计划的拉比们坚决谴责这一计划。
在这些历史事实所带来的当前后果中，我们必须承认，如果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犹太国家，那么这也是美国的基础。因此，政策是在华盛顿还是在特拉维夫制定只是相对的。两个国家是同一意识形态掌权的。此外，犹太复国主义已经使伦敦和华盛顿间和解，最具挑战的就是应对这个联盟——世界上最强大的联盟。
犹太人追随盎格鲁-撒克逊犹太复国主义
在今天的官方历史中，习惯性忽略17-18世纪时期，而将西奥多·赫茨尔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然而，根据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内部出版物，这也是假的。
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真正创始人不是犹太人，而是基督教时代论者。牧师William E. Blackstone是美国人，他认为真正的基督徒在末世不必接受考验。他教导说，他们将在最后一战中被带到天堂（英文叫做“the rapture”<狂喜>）。他认为，犹太人将打这一仗，最终，他们皈依基督教和取得胜利同时发生。
Blackstone牧师的宗教理论是华盛顿坚定支持建立以色列的基础，这远在美以公共关系委员会（AIPAC，亲以色列游说团）建立并控制国会之前。事实上，并不像现在美国流行的意识形态所说，游说团的力量多因其金钱，有能力资助竞选活动。⑥
“狂喜”神学虽愚蠢，但在美国很强大。它表现了图书馆里和电影院中的一种现象。（见今年10月份即将上映的电影《末日迷踪》，尼古拉斯·凯奇主演）
西奥多·赫茨尔仰慕钻石大王塞西尔·罗德斯，后者是英帝国主义理论家，南非、罗德西亚（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赞比亚（过去的北罗德里亚）的建立者。赫茨尔并非宗教的犹太人，未给儿子施割礼。像同时代的许多欧洲资产阶级无神论者一样，他主张通过皈依基督教同化犹太人。然而，借着Benjamin Disraeli的理论，他得出结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今天的乌干达或阿根廷建立犹太国，让他们参与英国殖民统治。他模仿罗德斯，购买土地，建立犹太人代办处。
Blackstone成功说服赫茨尔让那些殖民者关注时代论。这样就足以考虑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以圣经为参考。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他们为计划招募了大量欧洲犹太人。今天，赫茨尔被葬在以色列（赫茨尔山上），在他的棺材里放置着Blackstone送给他的一本带注释的圣经。
桑博因此，犹太复国主义从未有这样的目标：“拯救犹太人民，给他们一个家园”，而是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成功地将犹太人与之关联。此外，犹太复国主义不仅不是犹太文化的产物，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从来不是犹太人，大部分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是宗教的。以色列公众话语中的圣经故事，只反映了该国的一部分，主要是为了说服美国人。
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的盎格鲁-撒克逊协议
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的决定是英美政府共同作出的。这一决定是由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位犹太法官Louis Brandeis协商，在Blackstone牧师的主持之下，得到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和戴维·劳埃德·乔治总理批准，接着，英法赛克斯-皮特协议瓜分“中东”。这项协议是慢慢向公众公布的。
桑博未来的殖民地大臣Leo Amery与两名英国特工哈伊姆·魏茨曼、Ze’ev Jabotinsky一起，负责管理“锡安骡队”的长老们在英国军队中建立“犹太军团”。
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向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发出公开信，承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1917年11月2日）。威尔逊总统将创建以色列列入他的正式战争目标（1918年1月8日提交国会的14点中的第12点）。⑦
因此，建立以色列的决定与20年后二战期间的摧毁欧洲犹太人无关。巴黎和会期间，1919年1月3日，埃米尔费萨尔（麦加长官的儿子，后来成为英国伊拉克的国王）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签订协议，承诺继续支持盎格鲁-撒克逊决定。于是，违背巴勒斯坦人民意愿建立以色列国，也得到了阿拉伯统治者们的同意。此外，当时，麦加长官Hussein bin Ali没有像哈马斯那样解释古兰经。他不认为“穆斯林的土地不能由非穆斯林统治”。
以色列国的合法建立
1942年5月，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纽约的Biltmore酒店举行会议。与会者决定把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家园”变为“犹太英联邦”（指克伦威尔短暂取代英国君主制的英联邦），允许犹太人大量移民巴勒斯坦。一份秘密文件明确了三个目标：“（1）犹太国拥有整个巴勒斯坦，可能还有外约旦；（2）转移伊拉克的阿拉伯人；（3）由犹太人掌握各领域的发展，控制整个中东的经济。”
几乎所有与会者都不知道，“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die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已经在欧洲悄悄开始了。
最终，英国不知道怎样既满足犹太人，又满足阿拉伯人，联合国（当时只有46个成员国）根据英国提出的指示，计划分治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另有一个管理圣地（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的“特别国际政权”。这个计划被联合国大会第181号决议采纳。⑧
犹太人代办处没有等待协商的结果，大卫·本·古里安单方面宣布以色列建国，美国立即承认。以色列领土上的阿拉伯人被施以戒严令，行动受限，护照被没收。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予以干预。但由于没有组建好的军队，他们迅速被击败。战争期间，以色列进行了种族清洗，强迫至少70万阿拉伯人逃离。
联合国派出调解员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他是一位瑞典外交官，战争期间曾挽救数千犹太人性命。他发现英国当局提供的人口数据是假的，要求全面落实巴勒斯坦分治计划。然而，181号决议要求70万被驱逐的阿拉伯人回家，建立阿拉伯人国家，耶路撒冷实现国际化。
1948年9月17日，在未来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令下，联合国特使被杀害。愤怒之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194号决议，重申181号决议原则，并且宣布巴勒斯坦人民的回家权不可剥夺，刚刚受到的伤害要得到补偿。⑨
然而，以色列逮捕了杀害贝纳多特的众凶手，并进行了审判和定罪。在承诺兑现各项决议之后，以色列被接纳进入联合国。然而这一切都是谎言。很快凶手们就被赦免，开枪者成了总理大卫·本·古里安的贴身侍卫。自从加入联合国，以色列一直违反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各项决议。两个常任理事国与之保持有机联系，使用否决权将其置于国际法之外。以色列成了美国和英国的离岸国，两国一面假装尊重国际法，一面违反国际法。
认为以色列引起的问题只与中东有关是绝对错误的。今天，以色列在世界任何地方都采取军事行动，为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作掩护。在拉美，以色列特工在反对查韦斯的政变中（2002）、在推翻曼努埃拉·塞拉亚（2009）时组织镇压。在非洲，在大湖区战争中，遍地都是以色列人；他们还组织了对卡扎菲的逮捕。在亚洲，他们领导对泰米尔猛虎组织的袭击和杀戮（2009）等。每一次，伦敦和华盛顿都发誓，他们没有参与。此外，以色列控制着许多媒体和金融机构（比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直到苏联解体，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以色列问题来自反帝国主义斗争。巴勒斯坦人得到所有反帝国主义世界的支持——包括日本赤军成员，他们来到巴勒斯坦与之并肩作战。
如今，消费社会全球化、价值观缺失，随之而来的是丧失对犹太国家殖民性质的意识。只有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感到担忧。他们表现出对巴勒斯坦人苦境的同情，却忽略了以色列在世界各地的罪行，不对其他帝国主义罪行作出回应。
然而，1979年，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向他的伊朗信仰者们解释道，以色列是帝国主义的傀儡，惟一真正的敌人是美英同盟。因为说明了这个简单的道理，霍梅尼遭到西方的丑化，什叶派被描绘成东方的异端。
今天，伊朗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这样的国家：输出大量武器和顾问，帮助巴勒斯坦人民抵抗。而在海湾安全理事会会议上，犹太复国主义的阿拉伯诸政权则通过视频会议与以色列总统亲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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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对以色列在加沙的大屠杀都有自己的解释。在1970年代、1980年代，这被认为是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的示威，今天的许多人则把这解释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本文中，多国政府顾问Thierry Meyssan先生回顾了漫长的四百年历史，分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真正的野心，并确定谁是敌人。
在巴勒斯坦，战争已经持续不间断达66年（原文，此文写于2014年——编注）。目前正在进行的以色列行动是个新转折，被称为“我们兄弟的守护者”，接着是“坚定的岩石”（被西方媒体奇怪地翻译成“保护边界”）。
显然，特拉维夫选择三名以色列青年的失踪作为工具，发动这些行动，“铲除哈马斯”，以开发加沙的天然气（计划在2007年就由现任国防部长制定出①），但遭到抵抗组织的激烈反抗。哈马斯发射火箭弹，伊斯兰杰哈德组织发射了中程火箭弹——这是很难拦截的。
一系列的暴力已造成1900多巴勒斯坦人、64名以色列人丧生（由于以军的军事审查制度，此数据可能偏小），并引发全球的抗议浪潮（指2014年7月的以色列攻击行动——编注）。7月22日，除了15个成员国，安理会还对40个其他国家打开大门，这些国家要对特拉维夫和它的“逍遥法外文化”表达自己的愤慨。通常进行2小时的会议，持续了9个小时。②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玻利维亚宣布以色列为“恐怖主义国家”，并废除与以色列的自由贸易协定。通常，抗议声明之后没有军事援助，除了伊朗和叙利亚。这两个国家通过哈马斯的军事派别（而不是政治派别，穆兄会成员）伊斯兰杰哈德、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PFLP-GC）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不像过去（2008年的“铸铅”行动和2012年的“云柱”行动），在安理会会议上保护以色列的两个国家（美国，英国）促使安理会主席发表声明，强调以色列③的人道主义义务。事实上，除了自1948年以来的巴以冲突的基本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共识：至少谴责以色列过度使用武力。
然而，这个显而易见的共识上却蒙着非常不同的分析：一些作者将冲突解释为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宗教冲突；还有些作者认为这是经典的殖民模式政治战争。我们该怎么思考呢？
什么是犹太复国主义？
17世纪中叶，英国加尔文主义者聚集在奥利弗·克伦威尔周围，质疑政权的信仰和教士政治。推翻圣公会君主制后，“护国主”设想，让英国人经历7年患难，获得道德纯洁，来迎接基督再临，与他一起和平生活千年。为此，根据他对圣经的解释，犹太人要被分散到天涯海角，然后重聚巴勒斯坦，建设所罗门神殿。以此为基础，他建立了一个清教徒政权，解除了1656禁止犹太人在英国定居的禁令，宣布他的国家致力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④
桑博在“第一次英国内战”结束时，克伦威尔派也被推翻，他的支持者遭杀害或被流放，圣公会君主制恢复。犹太复国主义（即，建立犹太人国家）被放弃。18世纪“第二次英国内战”（英国学校历史教科书用语，外界叫做“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时，犹太复国主义再次出现。与流行的看法相反，美国独立战争并非代表启蒙思想，激励了几年后的法国革命；而是由法国国王资助、以宗教理由为基础进行的，高呼“我们的王耶稣！”
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兰克林等，将自己作为被流放的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支持者的接班人。美国逻辑上又恢复了犹太复国主义计划。
1868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任命犹太人Benjamin Disraeli为首相。他建议授予克伦威尔支持者的后代以民主，以便能够依靠所有民众，在世界各地拓展女王的力量。首先，他提出与离散犹太人结盟，使之作为前锋，领导帝国主义政策。1878年，他将“恢复以色列”置于重新划分世界的柏林会议议程上。
基于此，犹太复国主义英国恢复了与前殖民地的良好关系，后者在“第三次英国内战”（美国叫做“美国内战”，欧洲大陆叫做“南北战争”<1861-1865>）后成为美国，见证了克伦威尔支持者接班人白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WASP）的胜利。⑤这里要注意，将南北双方的冲突定义为“反对奴隶制斗争”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北方有五个州也实行奴隶制。
直到19世纪快结束，犹太复国主义还完全是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的计划，只有犹太精英追随。将讨拉特解释为精神象征而非政治计划的拉比们坚决谴责这一计划。
在这些历史事实所带来的当前后果中，我们必须承认，如果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犹太国家，那么这也是美国的基础。因此，政策是在华盛顿还是在特拉维夫制定只是相对的。两个国家是同一意识形态掌权的。此外，犹太复国主义已经使伦敦和华盛顿间和解，最具挑战的就是应对这个联盟——世界上最强大的联盟。
犹太人追随盎格鲁-撒克逊犹太复国主义
在今天的官方历史中，习惯性忽略17-18世纪时期，而将西奥多·赫茨尔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然而，根据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内部出版物，这也是假的。
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真正创始人不是犹太人，而是基督教时代论者。牧师William E. Blackstone是美国人，他认为真正的基督徒在末世不必接受考验。他教导说，他们将在最后一战中被带到天堂（英文叫做“the rapture”<狂喜>）。他认为，犹太人将打这一仗，最终，他们皈依基督教和取得胜利同时发生。
Blackstone牧师的宗教理论是华盛顿坚定支持建立以色列的基础，这远在美以公共关系委员会（AIPAC，亲以色列游说团）建立并控制国会之前。事实上，并不像现在美国流行的意识形态所说，游说团的力量多因其金钱，有能力资助竞选活动。⑥
“狂喜”神学虽愚蠢，但在美国很强大。它表现了图书馆里和电影院中的一种现象。（见今年10月份即将上映的电影《末日迷踪》，尼古拉斯·凯奇主演）
西奥多·赫茨尔仰慕钻石大王塞西尔·罗德斯，后者是英帝国主义理论家，南非、罗德西亚（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赞比亚（过去的北罗德里亚）的建立者。赫茨尔并非宗教的犹太人，未给儿子施割礼。像同时代的许多欧洲资产阶级无神论者一样，他主张通过皈依基督教同化犹太人。然而，借着Benjamin Disraeli的理论，他得出结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今天的乌干达或阿根廷建立犹太国，让他们参与英国殖民统治。他模仿罗德斯，购买土地，建立犹太人代办处。
Blackstone成功说服赫茨尔让那些殖民者关注时代论。这样就足以考虑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以圣经为参考。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他们为计划招募了大量欧洲犹太人。今天，赫茨尔被葬在以色列（赫茨尔山上），在他的棺材里放置着Blackstone送给他的一本带注释的圣经。
桑博因此，犹太复国主义从未有这样的目标：“拯救犹太人民，给他们一个家园”，而是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成功地将犹太人与之关联。此外，犹太复国主义不仅不是犹太文化的产物，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从来不是犹太人，大部分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是宗教的。以色列公众话语中的圣经故事，只反映了该国的一部分，主要是为了说服美国人。
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的盎格鲁-撒克逊协议
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的决定是英美政府共同作出的。这一决定是由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位犹太法官Louis Brandeis协商，在Blackstone牧师的主持之下，得到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和戴维·劳埃德·乔治总理批准，接着，英法赛克斯-皮特协议瓜分“中东”。这项协议是慢慢向公众公布的。
桑博未来的殖民地大臣Leo Amery与两名英国特工哈伊姆·魏茨曼、Ze’ev Jabotinsky一起，负责管理“锡安骡队”的长老们在英国军队中建立“犹太军团”。
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向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发出公开信，承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1917年11月2日）。威尔逊总统将创建以色列列入他的正式战争目标（1918年1月8日提交国会的14点中的第12点）。⑦
因此，建立以色列的决定与20年后二战期间的摧毁欧洲犹太人无关。巴黎和会期间，1919年1月3日，埃米尔费萨尔（麦加长官的儿子，后来成为英国伊拉克的国王）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签订协议，承诺继续支持盎格鲁-撒克逊决定。于是，违背巴勒斯坦人民意愿建立以色列国，也得到了阿拉伯统治者们的同意。此外，当时，麦加长官Hussein bin Ali没有像哈马斯那样解释古兰经。他不认为“穆斯林的土地不能由非穆斯林统治”。
以色列国的合法建立
1942年5月，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纽约的Biltmore酒店举行会议。与会者决定把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家园”变为“犹太英联邦”（指克伦威尔短暂取代英国君主制的英联邦），允许犹太人大量移民巴勒斯坦。一份秘密文件明确了三个目标：“（1）犹太国拥有整个巴勒斯坦，可能还有外约旦；（2）转移伊拉克的阿拉伯人；（3）由犹太人掌握各领域的发展，控制整个中东的经济。”
几乎所有与会者都不知道，“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die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已经在欧洲悄悄开始了。
最终，英国不知道怎样既满足犹太人，又满足阿拉伯人，联合国（当时只有46个成员国）根据英国提出的指示，计划分治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另有一个管理圣地（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的“特别国际政权”。这个计划被联合国大会第181号决议采纳。⑧
犹太人代办处没有等待协商的结果，大卫·本·古里安单方面宣布以色列建国，美国立即承认。以色列领土上的阿拉伯人被施以戒严令，行动受限，护照被没收。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予以干预。但由于没有组建好的军队，他们迅速被击败。战争期间，以色列进行了种族清洗，强迫至少70万阿拉伯人逃离。
联合国派出调解员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他是一位瑞典外交官，战争期间曾挽救数千犹太人性命。他发现英国当局提供的人口数据是假的，要求全面落实巴勒斯坦分治计划。然而，181号决议要求70万被驱逐的阿拉伯人回家，建立阿拉伯人国家，耶路撒冷实现国际化。
1948年9月17日，在未来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令下，联合国特使被杀害。愤怒之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194号决议，重申181号决议原则，并且宣布巴勒斯坦人民的回家权不可剥夺，刚刚受到的伤害要得到补偿。⑨
然而，以色列逮捕了杀害贝纳多特的众凶手，并进行了审判和定罪。在承诺兑现各项决议之后，以色列被接纳进入联合国。然而这一切都是谎言。很快凶手们就被赦免，开枪者成了总理大卫·本·古里安的贴身侍卫。自从加入联合国，以色列一直违反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各项决议。两个常任理事国与之保持有机联系，使用否决权将其置于国际法之外。以色列成了美国和英国的离岸国，两国一面假装尊重国际法，一面违反国际法。
认为以色列引起的问题只与中东有关是绝对错误的。今天，以色列在世界任何地方都采取军事行动，为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作掩护。在拉美，以色列特工在反对查韦斯的政变中（2002）、在推翻曼努埃拉·塞拉亚（2009）时组织镇压。在非洲，在大湖区战争中，遍地都是以色列人；他们还组织了对卡扎菲的逮捕。在亚洲，他们领导对泰米尔猛虎组织的袭击和杀戮（2009）等。每一次，伦敦和华盛顿都发誓，他们没有参与。此外，以色列控制着许多媒体和金融机构（比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直到苏联解体，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以色列问题来自反帝国主义斗争。巴勒斯坦人得到所有反帝国主义世界的支持——包括日本赤军成员，他们来到巴勒斯坦与之并肩作战。
如今，消费社会全球化、价值观缺失，随之而来的是丧失对犹太国家殖民性质的意识。只有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感到担忧。他们表现出对巴勒斯坦人苦境的同情，却忽略了以色列在世界各地的罪行，不对其他帝国主义罪行作出回应。
然而，1979年，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向他的伊朗信仰者们解释道，以色列是帝国主义的傀儡，惟一真正的敌人是美英同盟。因为说明了这个简单的道理，霍梅尼遭到西方的丑化，什叶派被描绘成东方的异端。
今天，伊朗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这样的国家：输出大量武器和顾问，帮助巴勒斯坦人民抵抗。而在海湾安全理事会会议上，犹太复国主义的阿拉伯诸政权则通过视频会议与以色列总统亲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