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人工智能的伊斯兰伦理与教法治理:AI生成算法、虚拟教法裁决与天道准则深度研究(上篇)

导语与作者简介:
本论文由雅各恩伊斯兰研究院多学科联合研究组联合撰写:第一作者穆罕默德·阿布塔勒布博士(Dr. Mohamed AbuTaleb)现任雅各恩研究院研究与内容战略副总裁,拥有马里兰大学电气与计算机工程博士学位及传统伊斯兰教法传承授权;合著者包括凯南·阿尔基克(Kenan Alkiek,密歇根大学博士生)、谢赫·苏莱曼·哈尼(Shaykh Suleiman Hani,阿尔马格里布研究院教务长)、穆罕默德·安萨里博士(Dr. Mohammed Ansari,威斯康星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及谢赫·奥马尔·汗(Shaykh Umer Khan,北美教法委员会执委)。 [1]



图:雅各恩伊斯兰研究院学术论文专题配图 [2]

连载导航与内容说明:
本篇万字长篇学术研究论文系统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的伊斯兰伦理与教法治理,因篇幅宏大,特分为【上篇】、【中篇】与【下篇】完整刊载:
- 当前阅读:【上篇:理论与治理框架】(涵盖技术伦理必要性、伊斯兰治理原则及权衡教法学分析框架)
- 【中篇:核心案例与教法裁决边界】(深入剖析AI算法与宗教教法裁决Fatwa的严肃界限):https://salaamalykum.com/cn/article/5877
- 【下篇:前沿议题、实践倡议与技术附录】(涵盖紧迫学术课题、穆斯林行动建议及生成式AI技术底层逻辑):https://salaamalykum.com/cn/article/5878

一、引言:人工智能狂飙时代的伦理呼唤

人工智能(AI)已从未来主义的推测领域迅速转变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今,人工智能嵌入在日常技术之中,从根本上塑造了我们沟通、工作以及与世界互动的方式。人工智能融入社会的规模、速度和广度,标志着它是一种独特的颠覆性力量,在带来巨大前景的同时,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伦理、社会和文化挑战。

应对这种颠覆性影响,需要超越盲目技术乐观主义或宿命论悲观主义的简化二元对立。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挑战绝非简单;它们往往呈现出一个极其复杂的矩阵,其中利益与危害紧密交织,难以分割。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提出,伊斯兰伦理视角对于评估人工智能的使用与发展至关重要。它能够提供一个积极主动、具有驱动力的框架,为创新和技术提供指导,并提供有助于平衡个人与集体考量的价值观。这一框架超越了事后的缓解措施,旨在从源头上主动判断并塑造技术的形式、实质与路径。1

本文首先概述了人工智能的兴起及其预期影响,并探讨了其在多种情境下不可避免的普及趋势。通过考察具体的应用案例并整合伊斯兰学者的相关指导原则,我们阐述了如何将核心伦理原则付诸实践。在明确了针对技术领域制定清晰教法裁决与原则的重要性后,我们提出了平衡法学(fiqh al-muwazaat),这是一种成熟的方法论,为处理效用与风险并存的伦理困境提供了一种结构化的应对途径。

本文旨在探讨方法论,为人们在进行伦理决策时应考虑的通用原则提供参考。为每一个人工智能案例制定定论性的教法裁决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此处提出的许多问题仍属于开放性课题,需要跨学科的“伊智提哈德”(即:基于造物主启示的独立法律推断)。归根结底,本文所呈现的框架确立了伊斯兰视角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必要性。它为评估这些技术以及算法时代所带来的深远文明利害关系,提供了持续性研究所需的方法论路径。

二、为什么现代高新科技亟需价值伦理锚定

社交媒体为盲目采纳技术所带来的风险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先例:社会与伊斯兰学术界在评估其伦理影响方面反应迟缓,导致在有效的保障措施出现之前,危害已根深蒂固。起初仅作为小众平台的社交媒体迅速扩张为塑造沟通、文化和经济的全球基础设施,其驱动力主要源于那些将增长、用户粘性和利润置于长期社会福祉之上的公司,而监管与伦理层面的应对却滞后了。穆斯林大众(Ummah)的反应同样迟缓且被动,指导意见仅在广泛应用已形成习惯并限制了有效干预之后才出现;即便如此,伊斯兰伦理层面的参与也大多集中于在既定事实的框架内减轻危害,而非针对该技术的目的、手段及预期后果做出根本性的判断。如今,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了一场性质相似但风险更高的变革,它发展得更快,并将前所未有的权力集中在少数以利润为导向的科技公司手中。若不对其潜在目的、设计和后果进行主动且有原则的评估,就存在重蹈覆辙的严重风险,即在结构性危害被充分理解之前就让其扎根,这凸显了建立伦理框架以从源头引导技术发展的紧迫性,而非事后才试图弥补损失。

人工智能正在同时改变沟通、教育、医疗、金融、安全和文化等领域。然而,我们深知它并不总是带来益处。那些能够扩大知识获取途径、改善医疗诊断、简化服务流程并激发新型创造力的系统,同时也可能固化偏见、动摇信任、取代生计并集中权力。人类的设计选择,从算法优先处理信息的方式到鼓励用户参与的功能特性,都反映了其创造者的价值观与假设。这些选择看似是技术性的,但它们具有伦理分量,因为它们塑造了人们互动的方式、人们接触到的信息,以及哪些行为受到鼓励或抑制。

加剧这一挑战的是,技术的传播速度往往远超法律、文化规范或制度的调整速度。监管通常是在创新发生之后才介入,而非在创新之前进行引导,这意味着一旦某种技术根深蒂固,其所带来的危害就更难消除。在这样的时刻,社会往往任由利润和速度设定规则,而由社区来承担代价。正因如此,伦理层面的前瞻性并非可有可无,而是至关重要:社会必须提前审视潜在的后果,而不是等到负面影响已经根深蒂固时才采取行动。

关于技术治理如何优先考虑增长而非责任,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1996年通过的《通信规范法》第230条。这一条款常被称为“创造了互联网的二十六个字”,它不仅推动了在线平台的迅速扩张,还制度化了一种法律豁免权超越伦理问责的治理模式。通过授予平台对用户生成内容免责的权利,同时允许它们以“善意”进行内容审核,该法律将Facebook、X(前身为Twitter)和YouTube等公司视为分发者而非出版商,从而使它们免于对其托管的大部分内容承担责任。

通过消除法律责任的威胁,第230条创造了这样一种条件:平台可以在最大限度地追求增长和用户参与度的同时,将对潜在危害的关注降至最低。一旦用户生成的内容成为互联网的命脉,算法的优化方向就变成了捕捉注意力和驱动利润,而非保护社区。这种模式被描述为“监控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新的经济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人类的经验被视为免费的原材料,用于隐藏的商业提取、预测和销售行为。其危害不仅是社会性的,而且是极其个人化的,往往由弱势群体不成比例地承担。例如,内容审核和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经常被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他们必须在不稳定的条件下处理诱发创伤的内容,且往往缺乏足够的心理支持。通过这种方式,科技公司创造了巨大的私人财富,同时将社会和人力成本外部化——这种模式与现代资本主义中更广泛的动态一致,但因数字平台的规模和覆盖范围而被进一步放大。

这一法律框架可以通过一个类比来阐明:出版商(如报社)需对其印刷的内容承担责任,而分销商(如书店)则不对其销售的材料负责。通过将平台归类为分销商,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建立了一种制度,使得企业能够从有害内容中获利,却无需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揭示了世俗法律框架的一个根本局限:它们确定了法律责任,却往往对道德义务保持沉默。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豁免并不等同于道德上的清白。正是这种法律上的“可允许性”与道德上的“正当性”之间的鸿沟,促使人们寻求替代性的治理路径。伊斯兰伦理学强调问责制、正义以及行为的道德后果,为应对技术权力所带来的责任问题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的框架。

三、伊斯兰伦理治理的核心进路与原则

对于穆斯林而言,伊斯兰伦理学不仅是一个主动的、以精神为根基的框架,它还规范着技术的应用及其构思本身。这种多层次的范式并非一种新颖的建构,而是对《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圣行中所确立的神圣使命的直接反映。正如《古兰经》明确要求建立一个超越最低合规标准的全面道德框架,经文指出:“造物主的确命人行公道(ʿadl)、行善(ihsan),并施舍给亲戚。”(《古兰经》16:90)。在技术创新的领域中,公道(ʿadl)要求严格遵守法律界限,以防止伤害并维护人权;而行善(ihsan)则要求创新者的内在动机以及技术发展的最终轨迹,必须积极追求最高的社会福祉。此外,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确立了人类的主体性和权力构成了一种深远的信托责任,他曾言:“你们每个人都是牧羊人,都要为自己的羊群负责。”当开发者和高管设计人工智能工具时,他们所掌控的系统能够塑造数十亿人的认知和道德结构,因此,他们实际上承担了广袤数字领域中“牧羊人”的角色。因此,他们的问责标准不能仅仅局限于规避世俗法律责任,而必须涵盖对这一神圣信托的全面履行。

与许多当代世俗模式不同,这种伊斯兰范式在技术开发的最初阶段就开始发挥作用。通过从技术构思之初就对其形式、目的和设计进行审视,伊斯兰法学为批判那些本质上具有腐败设计倾向的系统提供了一种机制,并认识到结构性的危害无法通过肤浅的、下游的缓解措施得到充分解决。此外,这种范式从根本上扩展了利益(maslaha)与危害(mafsada)的计算范畴。它将评估范围从眼前的世俗功利扩展到涵盖今世与后世的后果。这种双重视野的问责制为抵御那些往往能逃避人类法律制裁的无序逐利和剥削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防线,将创新者的自我约束锚定在造物主监察这一终极现实之上。

从根本上讲,正义(ʿadl)是通过教法(ahkam)来运作的,这些明确的法律裁决确立了合法(halal)与非法(haram)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在以速度和竞争为驱动的技术环境中,这些裁决充当了决定性的护栏,确保保护智力、尊严和隐私等核心原则不会为了创新而遭到牺牲。这些界限,即所谓的红线,被理解为造物主所制定的界限(hudud 造物主),它们规范着包括人工智能开发在内的所有人类活动。11

然而,伊斯兰教法并非仅仅是一套限制性准则;它是一个旨在促进人类福祉与繁荣的远见卓识的体系。为了构建一套功能性的人工智能伊斯兰伦理,我们必须勾勒出一条从普遍的造物主意旨到具体工程实践的清晰目的论轨迹。这一框架始于伊斯兰教法的总体宪法性目标(maqasid ʿamma),例如保护人类智力(hifz al-ʿaql)和人类尊严。12然而,由于这些普遍目标过于宽泛,无法直接规范复杂的算法,学者与技术人员必须协作推导出特定领域的目的(maqasid khassa),即针对单一活动领域——此处指数字领域——的特定目标。13在生成式技术的背景下,一个特定的目的(maqsad khass)可能要求人工智能系统发挥透明的智力辅助作用,而非成为人类道德推理的欺骗性、自主性替代品。这些领域目标进而被细化为具体目的(maqasid juzʾiyya),即特定设计规则背后的具体意图,例如要求系统披露其局限性,或将个人的宗教问题转介给合格的人类学者。这一完整的层级结构最终导向了公共利益(maslaha):当易于获取且经过偏差缓解的工具被用于解决紧迫的社会挑战时,切实的公共利益便得以保障,危害也随之被消除。14这种从普遍原则到领域目标,再到特定规则意图,最后落实到所保障利益的演进过程,确保了创新始终扎根于对人类繁荣的追求之中。

然而,仅有外部结构是不够的。伊斯兰治理还要求培养礼仪(adab),即那些设计和部署技术的人员所必须具备的精神礼节、道德品格和职业美德。15如果没有这一道德基础,即使是最健全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也会失效。工程师和高管必须认识到他们的工作是一种代治(khilafa)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技术决策会带来精神和社会层面的后果。在道德修养(tarbiya)的支撑下,这种内在伦理弥合了抽象代码与现实世界影响之间的鸿沟,确保了责任感能够从内部产生。

为了在人工智能领域建立有效的伦理准则,道德原则必须辅以相应的问责机制。伊斯兰传统在医学伦理(adab al-tabib)的处理上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先例,即从业者被托付以人类的福祉,并须对可预见的伤害承担责任。如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开发者正处于类似的地位,然而,在竞争压力驱动下,当前的环境——例如私人人工智能初创公司Anthropic放弃单方面安全约束的行为——却抑制了这种克制。伊斯兰法学通过一种双重问责标准来解决这一问题:即在造物主面前的责任,以及在今世可强制执行的法律责任(qadaʾ)。这一框架植根于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教导,要求从业者预见风险、实施保障措施,并在伤害发生时提供赔偿。将其应用于人工智能,它挑战了那些免责模型,要求其对可预见的伤害承担责任,并将伦理责任植入意图与行动之中,从而确保创新受到保护人类福祉的制约。

关于人工智能应用中伊斯兰问责标准的更多细节,将在后续章节及参考文献中进行探讨。为了帮助理解即将提出的框架,我们在附录中提供了一份通俗易懂的技术入门指南,旨在揭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神秘面纱。现在,我们将概述“平衡法学”(fiqh al-muwazanat)框架及其在人工智能伦理中的应用建议。该框架锚定于具体的法律裁决(ahkam),因此,对于那些被明确禁止(haram)的行为,诸如“平衡”(muwazanat)之类的工具并不适用。它也不旨在被独立应用:非专业人士不应孤立地从中得出结论,专业人士在运用时也不应脱离更广泛的学术背景。

四、权衡教法学(Fiqh al-Muwazanat)在AI伦理中的应用框架

诸如权威、责任和身份等问题表明,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挑战绝非简单。利益与伤害往往是不可分割且分布不均的。零敲碎打地解决这些问题,可能会忽视那些决定最终结果的权衡。伊斯兰法已经为这种情况提供了一种原则性的方法:即“平衡法学”(fiqh al-muwazanat),这是伊斯兰法学内部的一种方法论框架,用于在涉及多重利益时权衡相互竞争的考量并评估后果。“平衡法学”代表了一种解决相互竞争的利益(masalih)与伤害(mafasid)之间张力的系统性方法,在应对古典文献中未曾提及的新兴技术挑战时,这种方法尤为宝贵。正如伊本·盖伊姆(愿造物主喜悦他)所阐述的那样:“伊斯兰法的根基在于智慧,以及在今世和后世对人们利益的维护。它完全是正义、仁慈、利益与智慧的体现。”当评估那些在同一技术能力中同时存在利益与伤害的人工智能应用时,这一框架显得至关重要。

人工智能伦理中权衡(muwazana)的类型学

权衡法学(fiqh al-muwazanat)框架识别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权衡类型,学者在评估人工智能应用时必须对这些类型进行审慎考量。理解这些类型学至关重要,因为人工智能技术很少在明确的善与明确的恶之间提供简单的选择。相反,它们通常涉及复杂的情境,即多种利益竞相争取优先权,不可避免的危害必须降至最低,或者最常见的情况是,利益与危害在同一项技术中交织在一起,无法分割。

1. 利益的权衡(muwazanat al-masalih)

当多种有益的人工智能应用在争夺有限的资源、关注度或实施优先级时,这种平衡便会产生。例如,一家穆斯林教育机构可能需要在以下两者之间做出抉择:是投资于能够显著改善学生学习成果的人工智能个性化学习系统,还是投资于有助于维护伊斯兰文化遗产的人工智能增强型阿拉伯语保护工具。两者皆服务于正当的伊斯兰目标,即教育(taʿlim)与宗教知识的保护(hifz al-din),但有限的预算可能使其无法同时推进这两项事业。

伊斯兰法律传统为处理此类情况提供了明确的原则。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主命(wajib)优先于嘉行(mandub),社会主命(fard kifaya)通常重于个人主命(fard ʿayn),且惠及更多群体的利益优先于惠及少数人的利益。在将这些原则应用于人工智能时,学者们必须考虑以下因素:哪种技术服务于更根本的目标(maqasid)?哪种技术能解决更紧迫的社区需求?哪种技术具有更大的长期积极影响潜力?

2. 弊端的权衡(muwazanat al-mafasid)

有时,环境会迫使人们在两种有害的结果之间做出选择,而要同时规避两者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法要求选择较轻的危害,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整体损害。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曾以身作则地体现了这一原则:尽管在宗教上更倾向于在克尔白的原有地基上进行重建,但他却建议不要这样做,因为这可能会伤害新归信穆斯林的信仰。22

在人工智能的背景下,以人脸识别技术为例。执法机构认为,该技术有助于寻找失踪儿童并预防恐怖主义,这对于保护生命(hifz al-nafs)具有明显的益处。然而,同样的技术也促成了大规模监控,并被用于迫害穆斯林少数群体,正如有关中国对维吾尔人对待方式的记录所显示的那样。23如果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必须在彻底禁止此类技术(可能妨碍合法的安全需求)或在存在滥用风险的情况下允许使用该技术之间做出选择,学者们必须确定哪种方案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个人隐私和集体安全的整体损害。

3. 利益与危害的平衡(muwazanat al-masalih wa-l-mafasid)

这种最为复杂的平衡类型,旨在处理人工智能应用同时产生无法剥离的益处与危害的情形。古兰经中关于饮酒与赌博的论述提供了经典的范式:“他们问你饮酒和赌博的教律。你说:‘这两件事中包含巨大的罪恶,对于人们也有一些益处,但它们的罪恶比它们的益处还要大。’”这一经文确立了伊斯兰法能够权衡性质迥异的考量因素,即益处与危害之间的博弈,并据此得出明确的结论。

大多数人工智能应用都属于这一范畴。例如,社交媒体算法能够帮助穆斯林与全球学者建立联系、获取伊斯兰知识并构建社区网络,这对宗教实践而言具有显著的益处。与此同时,这些相同的算法也可能助长成瘾行为、传播关于伊斯兰的虚假信息,并将用户暴露在有害内容之中。这些益处与危害是由同一底层技术所产生的,无法轻易地将其剥离。

应用“穆瓦扎纳”(Muwazanah,即权衡分析)的基本条件。

为了使学者和机构能够将“权衡法学”(fiqh al-muwazanat)有效地应用于人工智能伦理,必须满足五个基本条件。这些条件中的每一项在古典“法理学原理”(usul al-fiqh)中都有其既定的渊源。然而,将它们整合为“权衡法学”的五个条件,是一种当代系统化的尝试,而非一种固定的古典分类法。它们共同构成了该学科赖以建立的基本基石。忽视这些条件将使得在利益平衡方面的有效参与变得异常困难,对于那些寻求将此框架应用于当代技术挑战的人来说,理解每一个条件都至关重要。

1. 评估伊斯兰法的目标(maqasid al-shariʿa)与法律准则

“伊斯兰法目标”(maqasid al-shariʿa)是指伊斯兰法旨在为人类实现的高级目标与宗旨。古典学者确定了伊斯兰法旨在维护的五项基本目标:宗教(din)、生命(nafs)、理智(ʿaql)、血统(nasl)以及财产(mal)。这些并非仅仅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代表了为了个人及社会福祉必须受到保护的基本人类利益。

理解这些目标为评估人工智能应用提供了必要的评价框架。例如,在评估人工智能医疗诊断系统时,我们考量它如何服务于对生命的保护(hifz al-nafs)。在评估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时,我们审视其对保护和发展人类智力的影响(hifz al-ʿaql)。这种层级化的框架有助于学者们确定优先考虑哪些利益,以及预防哪些危害。

此外,学者们必须掌握指导决策的关键法律准则(qawaʿid fiqhiyya)。“预防危害优先于获取利益”(darʾ al-mafasid muqaddam ʿala jalb al-masalih)这一原则在人工智能伦理中显得尤为重要。这意味着,如果某项人工智能应用既能带来益处,又存在重大危害风险,伊斯兰法会优先考虑预防危害,即使这意味着必须放弃这些益处。例如,如果一套人工智能系统能够改善教育成果,但同时也存在让儿童接触有害内容的风险,那么首要任务将是预防这种危害。

2. 核实有效因由(tahqiq al-manat)

这涉及核实当代人工智能现象是否真正属于古典法律范畴。正如伊本·泰米叶(愿造物主喜悦他)所强调的那样,这一过程是“伊智提哈德(独立判断)的精髓”,需要仔细分析人工智能系统究竟仅仅是工具(alat),还是具备了需要全新法理学处理的特征。这一过程还涉及审视决定伊斯兰法律如何对待事物的本质特征(manat)。对于人工智能系统而言,相关的特征可能包括决策的自主程度、输出的可预测性、随时间推移而改变行为的学习能力,以及产生程序员既未预料也无法预见的输出的可能性。这种严谨的分析能够防止将古典教法裁决错误地应用于本质上全新的现象。

3. 考量语境与现实(fiqh al-waqiʿ)

Fiqh al-waqiʿ 字面意思是“现实的法理学”,指的是在评估事物时,必须理解其真实环境、能力及影响。伊本·盖伊姆(愿造物主喜悦他)曾告诫说:“凡是不理解造物之现实(al-waqiʿ)与宗教之义务(al-wajib)的人,将无法理解造物主关于其仆民的裁决。”在人工智能的语境下,这意味着学者们如果不理解人工智能的实际运作方式、当前的能力与局限性,以及它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现实影响,就无法给出有意义的指导。

这一条件要求必须结合实证研究与专业技术知识。例如,理解像ChatGPT这样的大型语言模型是通过统计模式匹配而非真正的理解来生成回答,这对于评估其在宗教语境下的应用至关重要。同样,意识到人工智能训练数据中已记录的偏见,会直接影响对人工智能应用中公平与正义的评估。

现实法学(Fiqh al-waqiʿ)也要求理解人工智能所处的社会与经济背景。人工智能的采用如何影响穆斯林社区的就业?人工智能伴侣对人际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心理影响?这些背景因素显著地影响着伊斯兰教法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评估。归根结底,这要求我们持续关注当前的人工智能研究及其影响的实证研究。

4. 考量后果(iʿtibar al-maʾalat)

“考量后果”(Iʿtibar al-maʾalat)意指审慎地权衡行为或教法裁决可能产生的预期结果及长远影响。沙提比(Al-Shatibi)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即“考量行为的后果是伊斯兰教法中一项既定且具有目的性的原则”。这一原则承认,一项行为在伊斯兰教法中的合法性,往往不仅取决于行为本身,还取决于该行为所导向的结果。

在人工智能伦理领域,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超越眼前的利益或弊端,去审视其长远影响。例如,尽管人工智能辅导系统能够提供即时的教育益处,但学者们必须同时考量其潜在的长远后果:广泛采用此类系统是否会减少人类教师的就业机会?它是否会削弱那种不仅传递知识,更传递智慧与品格的师生关系?孩子们是否会因此过度依赖人工智能,从而削弱其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种前瞻性的分析包含了“堵塞通往伤害的途径”(sadd al-dharaʾiʿ)这一原则。如果允许某些人工智能应用可能开启通往更大伤害的路径,即便这些伤害并非即时或确定的,伊斯兰教法也可能对其进行预防性限制。例如,即便当前的人工智能尚无法独立发布宗教裁决,但允许人工智能生成宗教内容可能会使人们习惯于从机器那里获取精神指导,从而在未来可能导致更大的伤害。

5. 确立优先级的法学(fiqh al-awlawiyyat)

优先级的法学(fiqh al-awlawiyyat)是一门旨在确定当多项义务、利益或危害同时竞争注意力或资源时,何者应优先处理的学科。确定哪些人工智能应用值得立即关注,而哪些可以推迟,需要基于影响范围、紧迫性以及与伊斯兰基本目标的一致性进行系统性的优先级排序。在人工智能的语境下,优先级排序意味着要确定哪些人工智能应用值得立即关注,而哪些可以推迟。穆斯林社区应该优先处理医疗、教育、金融还是监控领域的人工智能问题?当资源有限时,哪些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危害应该首先得到解决?这种优先级排序必须基于以下几个因素:

影响范围:影响整个社区的问题优先于影响个人的问题。后果的严重性:危及生命的应用比便利性功能需要更紧急的关注。确定性与概率:确定的危害优先于推测性的利益。替代方案的可获得性:如果存在非人工智能的替代方案,那么采用人工智能的紧迫性就会降低。

理解这些优先事项可以防止社区资源和学术精力的错配,从而确保最关键的问题得到应有的关注。对于经学院和研究机构而言,将这五个条件付诸实践的一种有效方式是建立一份关于人工智能议题的动态清单,并根据“伊斯兰法目的”(maqasid)和“优先次序”(awlawiyyat)进行排序,同时定期向公众发布更新。

引用资源:

[1] 原文刊载:雅各恩伊斯兰研究院(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权威学术文库(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oward-an-islamic-ethics-and-fiqh-of-artificial-intelligence)

[2] 雅各恩伊斯兰学术研究档案(Yaqeen Institute Academic Archives)

[3] [1]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Islamic ethics is not identical tofiqhnor an extension of it; rather,fiqhis a partial legal articulation of the wider moral vision found in Islamic ethics. While scholars treatfiqhas encompassing moral reasoning, reducing ethics to law misses important dimensions like intention, character, and spiritual excellence.

[4] [2]Jeff Kosseff,The Twenty-Six Words That Created the Internet(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5] [3]Shoshana Zuboff,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PublicAffairs, 2019).

[6] [4]Madhumita Murgia,Code Dependent: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AI(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24).

[7] [5]Christopher Marquis,The Profiteers: How Business Privatizes Profits and Socializes Costs(PublicAffairs,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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