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死亡与后世未知的恐惧:伊斯兰终极信仰视角下的心理重构与灵性治愈指南

导语与作者简介:
鲁希·塔希尔(Roohi Tahir)现任雅各恩伊斯兰研究院研究员,拥有麦吉尔大学生物科学与心理学学士学位,并在约克大学进修宗教学与伊斯兰研究。她长期为北美穆斯林社区讲授古兰经沉思、心灵净化与心理健康关怀课程,专注于通过伊斯兰古典灵修传统引导信士直面生命终极命题与心理危机。 [1]



图:雅各恩伊斯兰研究院学术论文专题配图 [2]

一、引言:面对死亡的普遍恐惧与内心逼仄

死亡的恐惧能够被克服吗?我们又是否应该克服它?除了极少数例外,这是一种困扰了世世代代的普遍恐惧,也是当今社会最复杂的潜在忧虑之一。现代性及其带来的诸多舒适与消遣,使人们对生命与死亡的理解变得肤浅。我们为了追求错位的目标,过度偏向于满足世俗欲望,以至于远离了现实,甚至忘记了——或许根本无法想象——面对自身终将死亡这一事实所必需的信仰与笃定。这在那些信仰造物主和后世的人群中已是常态,更不用说那些否认其存在的人了。自然地,关于死亡恐惧的问题随之产生。在当今时代,这种恐惧或许尤为强烈,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当前的社会环境。一方面,广泛存在的不公正所造成的创伤与恐惧,首当其冲地施加于受害者身上,同时也通过全球媒体影响着那些感同身受的旁观者。另一方面,实时播出的恐怖画面与一个沉溺于物质主义、疏忽大意且对他人的苦难日益冷漠的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种矛盾的现实中,仅仅想到死亡就会引发一种压倒性的恐惧感,这并不令人惊讶。作为一种复杂而强大的情感,对死亡的恐惧不仅会显著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与幸福感,还会影响我们声称要坚守的道德准则。

现代世俗文化将恐惧,尤其是根植于道德责任感的恐惧,视为本质上的负面因素,并试图将其消除。虽然恐惧本身被普遍认为是人类面对威胁感知时的一种先天保护性与适应性反应,但对死亡的恐惧却被病理化、药物化,或被斥为软弱的表现。当代研究在相对较近的时间里发现,一种对造物主健康的依恋关系——类似于孩子将父母视为安全与保障的来源——与较低水平的死亡焦虑之间存在相关性。然而,这些研究通常依赖临床治疗来寻求解决方案。临床治疗或许是精神疗法的必要且有益的补充,但仅依赖医疗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种恐惧的深层原因。在伊斯兰精神修养中,恐惧不仅不是功能失调的症状,反而可以作为一种指南针,引导信士走向意义、澄明以及与造物主的亲近。

伊斯兰的方法为导致这种恐惧并对我们的心态和行为产生负面影响的精神疾病提供了丰富的诊断与治疗方案。几个世纪前,伊斯兰学者广泛依赖《古兰经》和圣行作为他们分析问题及其现实解决方案的基础——这些方案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事实上,一项针对穆斯林开展的最新研究发现,当更高水平的精神修养伴随着功修与社区服务时,它会起到保护作用,并降低死亡焦虑水平。精神修养,即对造物主和后世的信仰,提供了目标、存在主义的慰藉与动力,从而有助于减轻对死亡的恐惧。一个现代的例子是加沙人民的精神韧性,他们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几十年来,几代人忍受着持续不断的种族灭绝、饥荒和被迫流离失所,所有这些都对他们的福祉产生了深远影响。一项针对加沙地带儿童的最新研究发现,他们表现出明显的抑郁、持续性创伤压力和广泛的死亡焦虑症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同一项研究也承认了他们的韧性,并将此归功于家庭凝聚力、信仰、教育和坚忍作为保护性因素。这些因素,尤其是以信仰为核心,促使他们在难以想象的恐怖环境中始终展现出希望与勇气。加沙人民证明了恐惧并非罪过,也不是信仰薄弱的标志;相反,它可能是加强信仰并提升一个人在造物主面前地位的途径。对于许多人来说,信仰提供了忍受不可思议之事的韧性。“我每天都祈祷,祈求造物主保佑我的家人,并祈求他怜悯我们失去的亲人,”一位母亲说,“我祈求造物主赐予我们力量,并在乐园中让我们团聚。”另一位则感叹道:“犹太复国主义者可以摧毁我们的家园,但他们无法摧毁我们与造物主之间的联系。那是他们永远无法从我们这里夺走的东西。”

本文旨在阐述伊斯兰教对于死亡恐惧的观点,将这种恐惧从一种负面情绪重新建构为一种能够赋予人力量并具有适应性的心理状态。本文主要从教牧关怀的角度出发,并非旨在进行详尽的心理学分析。相反,本文试图通过基于《古兰经》和圣训的伊斯兰教导,为人们提供清晰的指引,以消除围绕恐惧、死亡和后世的常见误解。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途径是加强我们与造物主之间的联系与爱,造物主是至仁慈的,祂在今世赐予了无数恩典,并应许祂的诚实仆人在后世获得救赎与永恒的喜悦。本文突显了伊斯兰教导中所蕴含的乐观与希望,引导我们走向积极向上,并为健全且有益的行动提供道德准则,从而消除退缩至孤立状态的冲动,取而代之的是积极的参与。本文针对与这种恐惧相关的常见痛点,特别是那些产生负面影响的痛点,包括可能导致信仰危机并使人疏远造物主的情况。我们绝非否认临床治疗死亡焦虑的潜在益处。然而,通过伊斯兰视角重新审视对死亡的传统认知,并提供加强信仰与决心的实践步骤,我们发现伊斯兰教提供了有意义且有效的应对策略,其中包括鼓励对造物主怀抱希望,并将后世置于优先地位。

二、失去神圣信仰视角下的死亡虚无与焦虑恐慌

现代世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排斥植根于道德责任感的恐惧,往往依赖临床诊断方法来处理死亡焦虑。当然,准确且全面的诊断是有效治疗任何疾病的必要前提。我们首先概述当代世俗社会对于死亡恐惧的处理方法,然后再识别其潜在的精神疾患。

现代世俗思想在死亡恐惧问题上并没有统一的声音。相反,它提供了多种观点,并在进化科学、心理学和哲学等学科的领军人物之间展开了争论。进化论和科学研究将死亡恐惧解释为一种适应性行为。根据这些理论,恐惧作为一种生存机制和本能被植入人类的生物学结构中。正如人类进化的所有实例一样,人类的认知能力有助于我们生存、繁衍并照顾后代,从而使我们的基因得以在物种的未来世代中生存和传播。9

心理学家专注于人类所具备的一种独特认知能力,即让我们能够意识到死亡的必然性。托马斯·A·皮斯琴斯基(Thomas A. Pyszczynski)作为社会心理学领域及“恐惧管理理论”(TMT)中备受推崇的学者,他提出:对自身终将死亡的认知,为人类提供了“投身于某种世界观以管理自身潜在恐惧”的动力,即应对死亡的必然性。文化群体本质上是由那些对生命的现实、目的以及理想的人类行为持有共同观点的人们所组成的。这些世界观为生命赋予了意义,使人们能够管理并规避与死亡认知相关的焦虑。例如,对家庭、族群或国家的归属感,培养了一种象征性的永恒感,使个体能够通过对社会的贡献、通过子女、文化或艺术,在比喻意义上超越死亡,并由此产生在世界上留下印记的渴望。个体在生活中富有意义且被认可的参与,以自尊的形式体现出来,而这种自尊从童年时期便开始培育和发展,成为一种“管理痛苦的核心机制”。

对自身世界观的笃定依赖于社会共识。因此,人们通过寻求那些认同其世界观者的肯定,来获得积极感与自信。然而,当不同世界观之间产生冲突时,结果往往是负面的,并可能成为针对信仰与价值观不同者的偏见、支配、剥削,甚至是对外群体实施暴力的基础。这与倾向于群体生存的进化视角相联系;因此,对死亡的恐惧被视为对群体生存的潜在威胁,必须通过寻求自我保护的手段来加以克服。

进化视角将行为描述为物种内部为适应环境条件而演化出的产物。然而,根据皮斯琴斯基的观点,它也与存在主义心理学视角互为补充,为我们深入理解人类面对死亡这一存在主义困境的根源提供了宝贵的见解。进化分析涵盖了演化出的道德信念与价值观,这些信念与价值观反映在群体成员内部的合作、关怀与互惠之中,以帮助引导人类行为。宗教信仰被视为这些演化出的道德价值观的延伸与人类建构,它可能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包括对民间传说、无形灵界、造物主以及来世的信仰,这些信仰肯定了永恒并激励人们为了社会凝聚力与社会福祉而采取合乎伦理的行为——所有这些都是应对恐惧的机制,并有助于“化解”死亡带来的毒害。

存在主义心理学建立在人类应对生活现实与潜在痛苦的进化能力之上,并研究人类行为如何受到与死亡相关思想的影响。死亡问题通过想象力、文化传承以及作为人们感知生活及其在宇宙中地位之动力的情感来解决。研究还表明,对死亡的提醒对道德判断具有积极影响,即人们会倾向于避免伤害他人、重视公平、变得更加乐善好施,并专注于更健康的生活方式。13

存在主义哲学家曾就死亡焦虑对人类心理的深远影响进行了大量论述。著名人类学家欧内斯特·贝克尔(逝于1974年)是著名世俗著作《拒斥死亡》的作者,其贡献启发了恐怖管理理论(TMT),他将人类境况描述为一种存在主义矛盾,并写道:“人类实际上被一分为二:他意识到自己拥有辉煌的独特性,以一种高耸的威严从自然界中脱颖而出,然而他又会回到几英尺深的地下,盲目而愚钝地腐烂并永远消失。身处这种困境并不得不与之共存,是一种可怕的窘境。”14贝克尔借鉴了弗洛伊德、兰克、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等众多思想家的观点。根据贝克尔的说法,对死亡的恐惧在我们内心占据主导地位,并占据了人类的心智,以至于必须通过追求和建立象征性的生活意义体系——如个人成就、文化及其他归属感——来达成某种形式的实际拒斥,从而保护自己免受死亡焦虑的侵扰。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马丁·海德格尔(逝于1976年)认为,一个人对死亡的觉知实际上会推动其走向有意义的生活和真实的存在。了解死亡并反思自身的必死性,会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例如,存在主义哲学家、治疗师及该领域多部著作与出版物的作者艾米·范·德岑建议,这种对死亡的觉知与接纳是人生的真正挑战,但这是一个悖论,即通过直面死亡的必然性,才能实现自我肯定并获得充实的人生。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提供了一种实用的方法,但它通常处于任何宗教信仰的框架之外。它并不寻求消除对死亡的恐惧,而是旨在帮助人们应对这种恐惧,从而过上富有成效且有意义的生活。欧文·D·亚隆是存在主义精神病学领域的重要贡献者。他认为,对死亡的觉知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催化剂,使人从死亡焦虑可能导致的瘫痪状态中解脱出来。他指出,对死亡的恐惧往往是被压抑的,但当一个人能够利用这种恐惧来理清优先事项,同时建立真诚的人际关系以缓解存在主义焦虑时,它便可以成为个人转化的手段。根据他的观点,人们在“物质与有限现实的局限”之内寻找生命的意义。存在主义治疗旨在帮助人们发现内心的勇气,并选择面对自己的必死性与恐惧,从而使他们能够履行生活的责任。15尽管亚隆采用了世俗的框架,但他承认宗教在人类理解和应对死亡的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指出:“死亡焦虑是所有宗教之母,它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试图缓解我们有限性所带来的痛苦。造物主作为跨文化构建的概念,不仅通过某种永恒生命的愿景减轻了必死性的痛苦,而且通过提供一种永恒的临在来缓解恐惧的孤独感,并为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提供了清晰的蓝图。”16

现代世俗世界观将对造物主和后世的信仰贬低为一种人类建构,并将恐惧视为病态,因此它既缺乏信仰所提供的认识论基础和精神效能,也缺乏引导人类有意义地驾驭、应对并治愈死亡焦虑所需的来自造物主指引的动力。著有《城堡之王》(King of the Castle)一书的盖·伊顿(Gai Eaton,卒于2010年)曾批判过世俗现代世界的短视,并指出其核心特征之一便是对来世充满怀疑与不确定性。他写道:

存在着一种由许多人居住的“暮色地带”,这些人既非信士也非不信者,只是在白昼尚存之时随波逐流。他们认为,这一切之外必然存在着某种“东西”,但他们怀疑是否真有人知道这“东西”究竟为何物;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那些依然清晰可闻的伟大声音,正在准确地告诉他们那是什么,并召唤他们去关注,就像一个人在身陷致命危险时所表现出的那种专注……在他们那狭小的光圈之外,似乎没有任何事物是真实的;如果他们偶尔想到造物主的实在,也只会将其视为某种幽灵般的、抽象的、稀薄的存在——那沙漠中的烈日已不再灼热,也不再耀眼。

对造物主和后世的怀疑,构成了克服死亡恐惧的重大挑战。对于那些心存怀疑的人来说,基于信仰的回应似乎与追求具体、即时的结果相去甚远。当人们仅仅依赖有限的人类理性、能力和视角时,他们对恐惧的应对便缺乏信仰所提供的伦理远见和精神根基。

若缺乏通过造物主的指引之光所获得的道德力量与自信,怀疑与恐惧的阴霾便可能变得难以抗拒。世俗思维对死后的生命赋予的意义微乎其微,将其视为终结,并排除了此世之外的任何目标。创伤性事件、疾病以及对死亡的提醒,进一步威胁到了自尊,加剧了死亡焦虑,并使人们更紧迫地想要坚守自己的世界观。正如一项研究所指出的,死亡挑战了人们对日常生活中视为理所当然之事的认知。与前现代时期死亡具有集体与宗教意义不同,当今的死亡已被私有化。个人的离世曾经是集体所关切的事——这意味着死亡被公开且频繁地谈论,而社会与宗教的公共仪式为生者提供了慰藉与应对机制。如今,孩子们被隔绝在死亡之外,他们的父母因担心引起焦虑和心理伤害而不愿对其进行教育。死亡已被隔离在一个专注于维护自我认同与身体的社会中,而个人与造物主或信仰共同体之间的联系却少之又少。这或许能在短期内让人获得一种更高的自我感,但考虑到不可避免的终局无法被否认,这种方式代价高昂且难以持续。

导致对死亡恐惧的另一个因素是人们意识到自己最终无法掌控命运。信士们认识到,掌控权唯独属于造物主,祂是对万有拥有最终权威的唯一主宰。若缺乏信仰,前定便会与人类对掌控权的渴望发生冲突。负罪感也加剧了对死亡的恐惧,尤其是对于那些承认造物主却逃避责任的人而言。在世俗社会中,精神的软弱被残酷且普遍存在的不公正与压迫所加剧,从而进一步恶化了对死亡的恐惧。然而,恐惧本身并非问题所在,对恐惧目的的理解偏差才是问题所在。世俗视角忽视了道德责任,而伊斯兰的方法则将恐惧与造物主的指引相协调,揭示了其真正的目的与意义。

三、伊斯兰信仰对死亡与后世恐惧的认知重构

在伊斯兰中,恐惧并非被理解为一种软弱,而是人类经验中一种自然的、由造物主所预设的面向。它是一枚指南针,指引信士走向道德的明晰与精神的成长。它非但没有削弱自我,反而激励人们进行审慎的反思、践行伦理,并意识到自己在造物主面前的责任。当恐惧被正确引导时,它便成为一种仁慈与保护的源泉,帮助人们避免伤害,并使个人的选择与造物主的指引保持一致。这与现代世俗世界观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往往将恐惧——尤其是与道德责任相关的恐惧——视为一种病态,认为应当将其消除或压制。

伊斯兰教通过其两大核心源泉——《古兰经》与圣行——为我们提供了应对恐惧的最有益的精神框架,这些源泉对该主题进行了清晰而深刻的阐述,并承认恐惧是造物主为了考验我们而植入内心的自然本能与情感。恐惧在一百多段经文中得到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其中包括了它各种微妙的表现形式。20《古兰经》与圣行赋予了我们目标与指引。我们获得了关于现世及其处世之道的必要知识,同时也获得了关于后世及其准备工作的知识。造物主的完美性体现在伊斯兰教为造福和引导人类所提供的整体性方案中,旨在增强我们的精神、情感与身体福祉,这其中包括了如何克服我们对失去、苦难与死亡的恐惧。

造物主并未让我们孤立无援,而是在所有境遇中都为我们提供了前行的道路,尤其是在寻求祂的喜悦以及治愈我们病态心灵的途径方面。造物主对祂仆人的慈悯与爱,清晰地体现在祂的肯定之中,即便是那些最亲近祂的人也厌恶死亡,祂以此为我们提供慰藉、精神力量与激励。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曾告知我们:

造物主说:“谁若与我的一位虔诚的崇拜者为敌,我必向他宣战。我的仆人通过履行我所规定的主命,最能接近我;我的仆人不断通过履行副功(即在主命之外的额外礼拜或善行)来接近我,直到我爱他;一旦我爱了他,我便成为他听觉的器官,他以此聆听;成为他视觉的器官,他以此观看;成为他抓握的手,他以此抓握;成为他行走的足,他以此行走;如果他向我祈求,我必赐予他;如果他寻求我的庇护,我必保护他;我从未在做任何事时感到犹豫,正如我在取走信士的灵魂时所感到的犹豫那样,因为他厌恶死亡,而我不愿令他失望。”21

关于恐惧的古典见解

伊斯兰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将恐惧视为一种复杂且多维度的现象,并对其成因以及它在精神与伦理成长方面的潜力进行了深入探讨。

伊本·盖伊姆(卒于1350年)在其著作《天路历程》(Madarij al-Salikin)中指出,恐惧是通往造物主道路上的一个卓越阶位,对于一颗鲜活且虔诚的心灵而言大有裨益。他概述了恐惧的不同层次——从 khawf(即对伤害的基本预判),到 ijlal(即最接近造物主者所感受到的战栗敬畏)——这表明,随着对造物主认知与觉悟的加深,恐惧感也会随之深化。他曾用一个悖论精辟地总结了这种状态:敬畏造物主的人是“从造物主那里逃向造物主”。恐惧成为了一种保护而非瘫痪,它是一种指引寻求者远离伤害、趋向正义的慈悯。22

这种精神逻辑构成了伊本·盖伊姆在《病与治》一书中处理人类软弱性这一更广泛方法论的基石,他在书中论证了每一种疾患都有造物主所赐予的治疗方案。他强调,《古兰经》是最为完备的疗愈,它为不堪重负的心灵提供了清晰的指引与坚定的信念。启示并非要排斥恐惧,而是要引导恐惧:将其导向那位创造了生命、死亡以及超越肉体而永存的灵魂的造物主。23

早在现代心理学诞生数个世纪之前,伊本·西那(卒于1037年)就已认识到,恐惧往往掩盖了信仰或认知中更深层的扭曲。尽管他更广泛的形而上学主张并未被规范性伊斯兰学科的学者们普遍接受,但伊本·西那的诊断依然值得关注。他将焦虑反应归因于多种原因,例如对死亡本质的无知、对后世的不确定感、对痛苦的畏惧、对惩罚的恐惧,或是对世俗财产与人际关系的执着。他的解决方案与认知行为疗法极为相似:提供准确的知识,纠正误解,并使个人的情绪反应与真理保持一致。例如,那些因不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而恐惧死亡的人,其真正恐惧的并非死亡本身,而是对未知的排斥。他主张,其解药在于神圣的知识,即确认灵魂的延续性以及后世的确定性。24

古典学者们进一步指出了恐惧死亡背后的根本原因。安萨里(卒于1111年)增加了另一个维度:疏忽(ghafla)。在《宗教知识复兴》一书中,他警告说,沉溺于世俗追求会使人对死亡的意识变得迟钝,导致人们逃避死亡,而非从对死亡的沉思中获益。相反,信士会刻意铭记死亡,这并非为了绝望,而是为了优先考虑忏悔、意义与人生目标。25 伊本·盖伊姆也持有同样的关切,他描述了对转瞬即逝的享乐的执着如何使心灵对永恒视而不见,而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则命令信士们要“经常铭记那终结享乐者(即:死亡)”。26

包括艾哈迈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伊本·库达马·马格迪西(卒于1290年,愿造物主喜悦他)在内的其他学者,指出了同一种疾病的互补性表现。在他所著的《纪念死亡与后世》一书中,他强调了漫长的世俗希望——其根源在于对今世的眷恋或对生命脆弱性的无知——是导致精神腐朽的重要因素。这些态度会延误忏悔并加剧焦虑,因为当死亡最终降临到那些疏忽大意的人面前时,恐惧便会与悔恨交织在一起。相反,伊本·库达马敦促信士们培养对复活的觉知,反思造物主的创造大能,并让恐惧成为激励真诚行动而非逃避的动力。27

在这些古典见解中,出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恐惧本身不是问题,方向错误的恐惧才是。学者们将对死亡的恐惧描述为一种精神信号,指向更深层的问题,如无知、怀疑、负罪感、执着和疏忽。请注意,这些深层问题与人们恐惧死亡的原因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关联,这在我们的现代世俗社会语境中同样适用。治愈之道不在于消除恐惧,而在于通过以知识取代困惑、以念词取代逃避、以忏悔取代绝望、以永恒的导向取代对世俗的执着来升华恐惧。通过这样做,恐惧将成为一种转化的力量,使信士更接近造物主,并使他们能够以清醒、希望和信赖去面对不可避免的终局。

当这些理论见解应用于日常生活时,实际的教训便显现出来。例如,面对个人死亡、丧失或不确定性的信士,可以反思伊本·西那的建议,即审视恐惧的根源,运用理性将其置于情境中考量,并将其重新导向道德和精神的成长。追随安萨里(愿造物主喜悦他)的教导,他们可以进行定期的死亡纪念,以此作为激励感恩和忏悔的手段。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曾建议信士们经常纪念死亡,并去探望坟墓:“我曾禁止你们探望坟墓,但现在你们可以去探望了。因为它会使人对今世产生淡泊,并提醒你们后世的存在。”28 此外,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还告知我们,参加葬礼和护送信士遗体下葬具有巨大的报酬,这既是激励和实践指导,也能带来集体的道德支持。29 伊本·库达马提醒信士要评估自己对世俗的执着并反思造物主的大能,而伊本·盖伊姆则提供了工具,帮助人们辨别恐惧何时具有矫正作用,何时具有破坏性。

通过将“恐惧”置于这一古典框架内审视,我们发现恐惧具有转化人心的力量。它并非软弱或缺陷的标志,而是一种来自造物主的馈赠;当人们正确理解它时,它能使信士的心灵与造物主的指引保持一致,从而促进道德行为并培养精神韧性。当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被问及“哪位信士最聪明?”时,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回答道:“那些最常记念死亡并为之做好最充分准备的人;这些人才是最聪明的。”30

恐惧的实践:壕沟之战

这些古典洞见为我们理解恐惧不仅存在于理论与反思中,更存在于现实生活体验中奠定了基础——这一现实在《古兰经》和先知传记(sira)中得到了生动体现,尤其是在壕沟之战期间。

正如我们所讨论的那样,并非所有的恐惧都是一样的。古兰经详细描述了多种存在恐惧的情境,而信士对恐惧所作出的反应,决定了这种恐惧在造物主眼中是值得赞许的还是应当受责的,是力量的源泉还是走向迷失的途径。这种在造物主面前的敬畏感,是坚持遵循祂的指引并成功克服一切恐惧的关键动力。以下经文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案例研究,生动地捕捉到了公元5年壕沟之战前夕人们对死亡的恐惧:

当时他们从你们的上方和下方来进攻你们;当时你们眼花缭乱,心跳到喉咙,你们对造物主产生了种种猜疑。31

“他们”指的是敌方势力,即麦加古莱氏族、此前已被驱逐出麦地那的犹太部落巴努纳迪尔部落,以及阿拉伯半岛周边部落之间结成的那个注定失败的联盟,被称为“同盟军”或“艾哈扎布”(al-Ahzab)。他们与麦地那的另一个犹太部落巴努古莱扎部落密谋,企图撕毁与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和平条约,并彻底消灭穆斯林和伊斯兰教。在这场旨在成为迄今为止最阴险、最具种族灭绝性质的冲突中,一支约一万人的军队出发,准备对麦地那人数处于绝对劣势的穆斯林发动突然袭击。局势演变成了一场长达一个月的敌对围困,这成为了一场关于忍耐、诚意和真实性对抗虚伪与不信的考验。归根结底,这是一场关于信仰与韧性对抗恐惧与毁灭的考验。

在获悉敌军即将大举进攻的消息后,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指示穆斯林在城市最易受攻击的入口处挖掘一道壕沟(Khandaq),这在当时的阿拉伯地区是一种前所未见的防御策略。在近十天的时间里,所有人齐心协力投入工作,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也与他们并肩作战,昼夜不停,以克服饥饿与疲劳。据估计,这条壕沟长约两公里,宽约十三英尺,其深度与宽度必须足以阻挡敌方骑兵的跨越。在挖掘过程中,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为他的同伴们祈祷道:“主啊!真正的生活是后世的生活,所以请宽恕辅士们(Ansar)和迁士们(Muhajirun)。”

这段经文中的“你们”是指向信士们,旨在引起我们对他们当时心理状态及极度恐惧感的关注。尽管他们是信士中最优秀的一代,但造物主并未因他们感到恐惧而责备他们。当外部威胁本身已足以令人们心惊胆战时,另一种威胁又随之出现:居住在城内的古莱扎部落(Banu Qurayza)背信弃义。他们拥有多达八百名战士,他们可能对躲藏在家中、本应远离前线的穆斯林妇女和儿童发动袭击,这构成了更大的危险。因此,造物主描述道:“他们从你们的上方和下方集结而来”——即同盟军从上方逼近,而古莱扎部落则从下方威胁。

一位圣门弟子的证词将这种恐惧感刻画得淋漓尽致。胡宰法·本·叶曼(愿造物主喜悦他)后来详细描述了穆斯林营地中那种强烈的情绪。那是一个风暴肆虐的夜晚,黑暗得连自己的指尖都无法看清,寒风愈演愈烈,他回忆起自己当时被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派往敌营进行侦察的情景。这段叙述生动地展现了恐惧、服从与托靠:

在壕沟之战(Battle of Ahzab)的那晚,我与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在一起,当时我们正遭受着狂风与严寒的侵袭。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说道:“谁能前去为我打探敌情,造物主将使他在审判日与我同列。”我们大家都保持沉默,没有人回应他的话。他又说:“谁能为我打探敌情,造物主将使他在审判日与我同列。”我们依然保持沉默,没有人回应他。他又一次说:“谁能为我打探敌情,造物主将使他在审判日与我同列。”随后他说:“胡宰法(愿造物主喜悦他),起来,去为我打探敌情。”当他点到我的名字时,我别无选择,只能起身。他说:“去为我打探敌人的消息,但不要做任何可能激怒他们而针对我的事。”当我离开他时,我感到浑身温暖,仿佛走在暖气房中一般,直到我抵达敌营。我看到阿布·苏富扬正背对着火堆取暖;我将箭搭在弓弦中央,本打算射向他,但这时我想起了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话:“不要激怒他们而针对我。”如果我当时射箭,定能击中他。但我还是返回了,一路上我依然感到温暖,仿佛走在暖气房中。回到他面前后,我向他汇报了敌人的情况。当我汇报完毕后,我开始感到寒冷,于是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用他平时礼拜时盖的毯子将我裹住。就这样,我一直睡到天亮。当清晨来临时,他说:“起来吧,你这个贪睡的人。”35

这就是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追随者们的状态,他们热切地期待着每一个能够赢得造物主恩宠的机会。那些践行“我们听从并服从”原则,且毫不犹豫地执行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命令的人,此刻却发现自己正被内心的恐惧所削弱。36正是在绝望、疲惫、饥饿和对死亡的恐惧达到极致时,造物主考验了他们,而真正的信仰也由此显现出来。

在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为胡宰法(愿造物主喜悦他)祈祷后,他内心的恐惧奇迹般地消散了——这表明了当一个人对造物主怀有信赖并付诸努力时,必将获得神圣的援助。尽管内心深处受到极大的震动,但真诚的信士们依然坚定不移,而伪信者们则寻找借口并背弃了穆斯林。最终,在局势奇迹般的转折下,联军开始愈发担心他们无法在严酷的环境中坚持下去,加之内部联盟开始瓦解,似乎出现了背叛。结果,他们因对羞辱和死亡的恐惧而陷入瘫痪,最终撤退并遭遇了失败。37

尽管此次事件中几乎没有发生战斗,也没有造成伤亡,但它凸显了恐惧感是何等强烈,以及一个人的内心取向如何决定了这种恐惧是会使其陷入瘫痪,还是会推动其走向高效、信任与顺从。伊斯兰教将人的恐惧引向了最好的结果——即一种由更伟大、更崇高的敬畏所驱动并受其约束的结果,这种敬畏便是对造物主不满的深切忧虑,即“敬畏”(taqwa)。那些以这种方式积极引导自身恐惧的信士,会被赋予指引、智慧和韧性去克服恐惧,即便这些恐惧并未被完全消除。在敌人撤退后,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说道:“此战之后,我们将主动出击,而他们将无法再来进攻我们。”

归根结底,信士们的坚定与远见所带来的胜利,远远超越了壕沟之战本身的意义。他们对造物主及其后世承诺的信赖,构成了整场冲突的基调,并与那些目光短浅、只专注于追求世俗利益的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信士们看到敌军联盟时,他们说:“这是造物主及其使者曾应许我们的。造物主及其使者的应许已然实现。”而这只会增加他们的信仰与顺从。

四、迈向心灵治愈:灵性辅导与信士日常实践指南

恐惧的转向

那么,我们该如何在实践中理解恐惧的作用并将其应用于我们的生活呢?造物主如此训示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你说:‘如果我违抗我的主,我确实畏惧那重大之日的刑罚。’”41 这节经文中蕴含着深刻的教诲,它帮助我们将恐惧从痛苦与瘫痪中解脱出来,转向赋能与行动。恐惧是真实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允许这种恐惧将我们引向何方。造物主以失去的恐惧来考验我们,而这些恐惧可能会将一个人推向绝望、恐慌、违抗,并最终导致造物主的不悦。42

当恐惧产生时,信士通过将这种恐惧有意识地转向上述经文中所提到的对象——即对在审判日面对造物主进行清算的敬畏——从而通过了神圣的考验。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在焦虑时刻尝试有意识地停顿,随后转而采取一个简单的、符合造物主意愿的行动,例如诵念“念词”。通过这样做,恐惧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成为了一种催化剂:一种激励并引导我们按照造物主所喜悦的方式行事的动力,它不仅能在这世生活中带来积极的结果,还能在后世获得奖赏。

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曾受命在早期穆斯林群体经历最艰难的时期——即在困苦、迫害、丧失、牺牲和不确定性之中——传达这一强有力的提醒。将恐惧转向造物主,正是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他身边的人以及他之前的所有先知们,能够克服对死亡和丧失的恐惧,从而实现其使命的动力与源泉。他与造物主之间那种特殊的关系,在一段圣训中得到了体现:每当造物主的使者(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命令穆斯林做某事时,他总是根据他们的力量和承受能力,要求他们做力所能及的事。他们说:“噢,造物主的使者(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我们不像您。造物主已经赦免了您过去和未来的罪过。”对此,他(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回应道:“我是你们中最敬畏造物主的人,也是比你们任何人都更了解造物主的人。”43 这也确立了一个实践原则:选择在你能力范围内的善行,并持之以恒。

阿伊莎(愿造物主喜悦她),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挚爱的妻子,曾向他提出一个问题,通过这个问题我们获得了一种慰藉,即我们所有人,甚至是最虔诚的信士,对死亡都有着本能的厌恶与排斥。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承认了这一点,同时也澄清说,我们对死亡的厌恶并不等同于厌恶与造物主相见。他(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说:“谁喜爱与造物主相见,造物主也喜爱与他相见;谁厌恶与造物主相见,造物主也厌恶与他相见。”有人问他:“噢,造物主的使者,厌恶与造物主相见是否意味着厌恶死亡?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厌恶死亡。”他说:“不。那只是指死亡临近的那一刻。但如果他被告知造物主慈悯与宽恕的喜讯,他就会喜爱与造物主相见,造物主也会喜爱与他相见;如果他被告知造物主惩罚的消息,他就会厌恶与造物主相见,造物主也会厌恶与他相见。”44 反思这一点,我们能够感同身受阿伊莎(愿造物主喜悦她)当时所感到的忧虑,她需要毫不犹豫地澄清这一点,并将自己也归入那些对死亡感到厌恶的人之列。我们受到激励去寻求造物主的喜悦与宽恕,并争分夺秒地行善,怀着获得祂慈爱与怜悯的希望。这应当转化为立即付诸行动的善念,而不是拖延。

希望是一种义务

心灵在通往造物主的旅程中,犹如一只飞鸟,其头部是爱,而希望与敬畏则是它的双翼。45

这一范式的精妙之处在于,敬畏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是来自造物主的一种慈悯。凡有敬畏之处,必有希望相伴。伊本·盖伊姆(愿造物主喜悦他)从灵性的角度阐述了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情感之间的关系。正如敬畏是信士的义务一样,希望同样也是一种义务,为了安全抵达最终的目的地,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他解释说,希望建立在信士心中必须具备的三种基本品质之上:对所期盼之事的爱、对失去它的恐惧,以及为之奋斗的承诺。除此标准之外的一切——即指向造物主以外任何事物的希望——都是虚假或毫无根据的幻想。46 正确的希望总是伴随着敬畏,而希望与敬畏都应始终伴随着善行。在实践中,这种平衡可以通过确保每一天都包含忏悔行为(由敬畏驱动)以及奋斗与祈祷行为(由希望驱动)来维持。他指出,虔诚的前辈们在顺境时倾向于加强敬畏之翼,而在临近死亡时则加强希望之翼,从而使他们的心灵保持平衡与现实感。47

短暂的希望

伊本·库达马让我们得以一窥先贤们的心态,他们刻意培养“缩短希望”的意识,以此作为克服恐惧的解药。“缩短希望”并不意味着绝望、否定未来或逃避现实。相反,它反映了一种有意识的收敛,即减少对未来的预期和执念,从而使心灵能够锚定在当下这一道德责任的时刻。在实践层面,这意味着不应将忏悔、善行或个人修身推迟到未来,而应将今天视为行动的首要契机。通过这种方式,“缩短希望”将注意力从那些滋生自满和虚假安全感的长期世俗规划中转移出来,转而激发人们在追求善行、忏悔和道德卓越方面的紧迫感。先贤们采取这种姿态并非出于悲观,而是出于清醒的认知:他们渴望在面见造物主时,已经实现了最美好的功课,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推迟的意图上。因此,“缩短希望”作为一种精神修持,将对失去的恐惧转化为有目的的行动,确保当下被视为亲近造物主最可靠的领域。

伊本·库达马指出:“每当希望缩短,行动便趋于完美。”安萨里在一句强有力的论述中阐述了其益处:“死亡对他而言是幸福,而生命则是他功过簿上善行的累积。”这与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号召人们在有能力行动时把握时机行善的教导相一致。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告诫道:“有两种恩典,许多人因被蒙蔽而失去:健康与闲暇。”这一教导的实际应用在于,应有意识地将每日闲暇时间的一部分专门用于礼拜、学习或服务,而不是任由其被动地流逝。

阿卜杜拉·本·欧麦尔(愿造物主喜悦他)深刻地描述了这种心态如何塑造人生。他说:“造物主的使者(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抓住我的肩膀说:‘你在世间,当如异乡人或过客。’”本·欧麦尔(愿造物主喜悦他)常说:“如果你活到了晚上,就不要期待能活到早晨;如果你活到了早晨,就不要期待能活到晚上。要趁健康时为疾病做准备,趁活着时为死亡做准备。”这些先知的教诲强调了利用我们的恩典尽己所能为后世做储备的重要性,这是实现先贤们所言“缩短希望”的实践途径,包括保持定期自我反省和忏悔的习惯。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教导我们要专注于力所能及的行动,即使它们看起来微不足道,并提醒我们,造物主最喜悦的是我们能够转化为良好习惯的持之以恒。例如,我们必须首先努力履行主命功课,如每日礼拜、斋月封斋,并努力做到诚实、守信和慷慨。持之以恒伴随着逐渐融入副功,如夜间礼拜和全年额外的推荐性斋戒。我们可以分配较小额度的经常性慈善捐赠,并持续投入我们的时间和才干,以便建立行善的规律性,而不是等待斋月等特定时间,或推迟到未来生活中去实现,因为未来是无法保证的。最重要的实践建议是保持每日对造物主的记念,频繁诵读《古兰经》,利用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教导我们的每一个机会去寻求祂的宽恕,寻求祂的援助,并积极投身于行善。通过将记念和念词融入日常生活(如通勤、等待或行走时),可以使之持之以恒,确保它成为一种常规习惯,而非偶尔为之的努力。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使“缩短希望”成为今世获得满足、后世获得成功的切实有效的手段。

综上所述,这些教诲表明,恐惧并非精神失败的征兆,亦非信仰的障碍,而是造物主所赋予的一种动力——一种指引我们回归造物主的内在信号。当恐惧与希望相结合,转化为实际行动,并立足于死亡与后世的现实时,它便不再是困惑或绝望的源头,而成为清晰、目标与力量的源泉。这一框架使我们能够以谦卑与坚定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并以平衡、信赖与诚挚的心态,持续走在通往造物主的道路上。

通往造物主旅程的资粮

伊玛目安萨里(愿造物主圣洁其奥秘)汲取了多位虔诚先贤的思想,敏锐地将死亡描述为一场通往造物主的旅程,为此,我们将总结出以下所需的精神资粮。

第一种是敬畏(istaqwa):这是一种通过在崇拜、顺从以及致力于增加善行中保持警觉而体现出的对造物主的深切意识,同时通过忏悔(tawba)不断地自我修正——忏悔是造物主赐予的慈悯,能够抹去所有的罪过。52

第二种是将内心从这个世界的舒适、享乐和情感羁绊中抽离出来,包括地位和特权。这就是弃世(zuhd):它并非拒绝造物主的恩典,而是从世俗欲望的枷锁中获得自由。必须指出的是,在此过程中保持平衡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对造物主赐予的无数恩典表达感激,并利用这些恩典来服务和顺从祂,同时避免对它们产生不健康的依恋,也不应彻底拒绝那些支持我们身心整体福祉的供给。对死亡的厌恶往往是一个信号,表明对世俗舒适的爱已经掩盖了渴望与造物主相见的愿望。毫无疑问,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离别的念头是难以想象的,因此需要忍耐(sabr)。害怕失去我们所熟悉和依赖的一切是痛苦的,这种痛苦只能通过对造物主的念词(dhikr)来缓解:通过思考祂的美名与尊性、祈祷、诵读《古兰经》,以及深思祂应许给那些在侍奉、崇拜和品行端正方面真诚之人所享有的无尽天堂财富。对造物主的真知增加了我们对祂的爱、对祂的感激,以及对祂独一的托靠(tawakkul),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祂是通过祂置于我们生命中的途径和人物来供养我们的。因此,与良友为伴非常重要,他们会提醒我们记念造物主,并与我们一道为了祂的缘故而奋斗和付出。

当先知穆萨(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和他的兄弟哈伦(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在面对法老时表达恐惧时,造物主立即安抚了他们,也安抚了所有的信士,鼓励我们将信任寄托于祂:“造物主安抚他们说:‘不要害怕!我与你们同在,我听见,我也看见。’”53

对造物主的爱与托靠(tawakkul)是治愈恐惧与焦虑的良方,它能培育希望与勇气。这需要不断地净化心灵,治愈并加固内心,以抵御诸如傲慢、自大、贪婪、嫉妒、仇恨以及所有阻碍通往造物主之路的负面性格特征。

死亡揭示了尘世的缺陷,因此,任何拥有内在核心的人,都不会在其中留有任何喜悦。仆人若不在心中时刻铭记死亡,他就无法看透尘世的琐碎,也无法领悟世间万物皆为虚无的真谛。54

最后,我们必须将我们的信仰(iman)呈现给造物主,作为对他表达爱意的方式。信仰(iman)是真正认识造物主的尺度,信士被召唤去追求“至善”(ihsan),即信仰的最高境界:崇拜造物主,犹如亲眼看见他一般,并时刻意识到他洞察一切。55正是这种对造物主、审判日、后世,以及他的众先知和最后一位使者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所传达真理的坚定信念,将恐惧与焦虑转化为“喜悦”(rida)——即对天命的满足。源于这种信念与满足,我们的祈祷(dua)获得了力量,而将生命与死亡的一切事务托付给他,也变得更加顺理成章。56

这种慰藉在造物主赋予先知穆萨(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母亲心中的启示中得到了体现:“你哺乳他吧;当你对他感到恐惧时,就把他投入河中,不要恐惧,也不要忧愁。我们定会把他归还给你,并使他成为众使者之一。”57

正是这种同样的信仰之光与知足之心,我们在今日加沙人民的心中见证到了——他们的“行善”(ihsan)唤醒了整个世界,使他们在恐惧面前依然能够保持希望与坚定。造物主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迹象与证据,让我们能够完全信赖祂。正如祂将我们从母腹的安全与舒适中带到这个世界,并赐予我们生命、给养与引导一样,祂也将祂的仆人们从这个世界带往后世,并向信士们承诺在天堂中享有永恒的喜悦,在那里,恐惧与忧愁将不复存在。58

在死亡之后,信士将揭示造物主的恩德与尊荣,而对于这些恩德与尊荣而言,尘世生活不过是一座监狱。他就像一个被囚禁在黑暗房间里的人,随后一处广阔的园圃向他敞开,园中树木繁茂;他不再愿意回到尘世生活,正如他不愿意回到母亲的子宫里一样。59

五、结语:从心灵狭隘逼仄走向悦纳安宁

古兰经中用于描述胸怀开阔的术语是“胸怀开阔”(sharh al-sadr)。造物主提醒祂挚爱的使者(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祂是如何开阔了他的心胸,并鉴于先知使命的艰巨,为他(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提供了慰藉。我们同样被引导去祈祷获得“胸怀开阔”,正如先知穆萨在面对法老这一严峻挑战时所做的那样。这种开阔能减轻心灵的负担,并作为一种带来慰藉的解毒剂,缓解因焦虑和恐惧而产生的压抑感。正如我们关于畏惧死亡所论证的那样,存在一种与对今世生活的渴望、疏忽以及对死亡和后世的困惑相关的焦虑,所有这些都会导致因执着于今世生活而产生的紧迫感。在古兰经中,优美地阐释“胸怀开阔”这一概念的经文如下:

难道造物主为之开启心胸以致归顺于祂,并使其处于来自其主之光亮中的人,与心肠刚硬而拒绝记念造物主的人是一样的吗?这些人显然已迷失了正道。

这种心灵的开启是引导的精神之光,它为信士带来了慰藉与宁静,以信仰、洞察力和智慧增强了心灵的力量。它使人能够认识到今世是短暂的,从而减轻对它的依恋,并将注意力和精力重新导向追求后世。通过这种内在的开阔,信士的心灵获得了清晰的洞察力,借此他们能够看清生命与死亡的本质,在记念死亡时不再感到痛苦,并理解一个人存在的目的是为后世做准备。因此,信仰与洞察力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将后世视为我们最终的归宿——从而比渴望今世短暂的利益更渴望后世——并不再感到被死亡所威胁。

对于那些心怀恐惧、正为死亡的念头以及自己在后世的地位而挣扎的人——你并不孤单。造物主并不要求你达到完美;祂不会赋予你超出你承受能力的重担,也不会要求你完全克服内心的恐惧。请记住,即使是我们虔诚的先贤中那些最优秀的信士,也曾对死亡心存畏惧,这正是为何《古兰经》和圣行中如此广泛地承认并探讨这一议题的原因。虽然恐惧是一种我们既被赋予恩典又被予以考验的自然情感,但它并非罪过,也不是信仰薄弱或造物主对你不满的迹象。最重要的是,造物主的慈悯涵盖了祂所有的受造物。祂要求你保持诚意并付出努力,当你向祂迈出一步时,祂便会奖赏你,并提醒你,祂正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因此,不要因为觉得自己的信仰不够坚定而绝望。相反,要给自己成长的机会,去信赖祂为你所作的判决是最好的安排,并在通往祂的旅程中保持目标导向,脚踏实地,一天一个台阶,努力去认识祂并亲近祂。永远要记住,恐惧是一种正常的人类体验,只要引导得当,它便能转化为你的精神益处。在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留给我们的、旨在提醒我们造物主慈悯以帮助我们克服内心恐惧的言辞中,最令人宽慰且充满希望的,莫过于他给予圣门弟子贾比尔·本·阿卜杜拉(愿造物主喜悦他)的劝诫;贾比尔曾说,他“在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归真前三天听到他说:‘你们中任何人在临终时,都应当只对尊严且荣耀的造物主怀有美好的期望。’”

引用资源:

[1] 原文刊载:雅各恩伊斯兰研究院(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权威学术文库(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fear-of-death-and-the-afterlife-the-islamic-perspective)

[2] 雅各恩伊斯兰学术研究档案(Yaqeen Institute Academic Archives)

[3] [1]Qur’an 29:64.

[4] [2]See also Rachel E. Menzies and Ross G. Menzies, “Death Anxiety in the Time of COVID-19: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Cognitive Behaviour Therapist13, e19 (June 11, 2020),https://doi.org/10.1017/S1754470X20000215. Note: The studies referenced here found heightened awareness, fear, and death anxiety during times of widespread death and loss, such as was the cas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See also Dr. Tarek Younis, “Facing our Fear: Reflecting on Modern Society’s Death Anxiety,” 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 July 23, 2020,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iety.

[5] [3]Piero Porcelli, “Fear, Anxiety and Health-Related Consequences After the COVID-19 Epidemic,”Clinical Neuropsychiatry172 (2020): 103–11,https://doi.org/10.36131/CN20200215.

[6] [4]“Death anxiety refers to the feelings of dread, fear, and apprehension related to the anticipation, and awareness, of death and dying.” Marissa Pifer, Olivia Noel, and Daniel Segal, “Death Anxiety,” inEncyclopedia of Gerontology and Population Aging(Springer Nature, 2019),https://doi.org/10.1007/978-3-319-69892-2_744-1. See also Stephen R. Harding, Kevin J. Flannelly, Andrew J. Weaver, and Karen G. Costa,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on Death Anxiety and Death Acceptance,”Mental Health, Religion & Culture8, no. 4 (2005): 253–61,https://doi.org/10.1080/13674670412331304311.

[7] [5]Ali Mohammadzadeh and Mohammad Oraki, “Attachment to God as a Predictor of Death Distress Among Muslims,”Current Psychology39, no. 1 (2018): 1–6,https://doi.org/10.1007/s12144-018-9934-3.

[8] [6]Faiz Rabbani, Syeda Asma Gillani, Palwasha Nasir, Ramzan Shah Nawaz, Akbar Ali, Nimra Khan, and Anoosha Nadee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iritual Well-Being and Death Anxiety Among Muslims,”Research Journal of Psychology3, no. 1 (2025): 548–58,https://doi.org/10.59075/rjs.v3i1.89.

[9] [7]Anies Al-Hroub, “Death Anxiety and Trauma in Forcibly Displaced Children in the Gaza Strip: A Critical Review of Emerging Research, 2024–2025,”Current Psychiatry Reports28 (2026): 1,https://doi.org/10.1007/s11920-026-01670-8.

[10] [8]Bilal Hamamra, Fayez Mahamid, Asala Mayaleh, and Dana Bdier, “The Anxiety of Death and the Loss of Loved Ones During Genocide in Gaza,”OMEGA -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2025,https://doi.org/10.1177/00302228251334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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