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研究
东突厥斯坦研究的学术兴起：JAS 新作者论坛与领域转向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5 次浏览 • 2026-07-19 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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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journal-of-asian-studies/article/rise-of-xinjiang-studies-a-jas-new-author-forum/2C6E50D56A68876429B4F997E36A270F
原文标题：The Rise of Xinjiang Studies: A JAS New Author Forum |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Cambridge Core
作者简介：Cambridge Core 是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的学术出版平台，发布同行评审期刊文章、学术论文和研究资料。
副标题：殖民、边疆、维吾尔研究与区域史方法，正在改变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理解
摘要：这篇 JAS 新作者论坛文章回顾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研究的兴起，讨论该领域如何从边疆史、殖民研究、维吾尔研究和跨区域方法中发展出来。文章也反思学术写作如何面对政治压力、档案限制和知识生产责任。
在与中国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中，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研究可能是受二十世纪中期准入限制影响，恢复最慢的一个领域。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东突厥斯坦的研究曾风靡一时，在西方大众媒体中拥有广泛的受众，当时该地区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中国中亚”、“中国突厥斯坦”或“东突厥斯坦”。 当民国时期和毛泽东时代的动荡使得该地区几乎完全对外界封闭时，东突厥斯坦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荒芜期。 毕竟，早期的兴趣总是带有东方主义的旅行幻想和帝国欲望，而这些都需要学者实地考察才能实现。
在与中国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中，东突厥斯坦的研究可能是受二十世纪中期准入限制影响，恢复最慢的一个领域。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东突厥斯坦的研究曾风靡一时，在西方大众媒体中拥有广泛的受众，当时该地区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中国中亚”、“中国突厥斯坦”或“东突厥斯坦”。 当民国时期和毛泽东时代的动荡使得该地区几乎完全对外界封闭时，东突厥斯坦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荒芜期。 毕竟，早期的兴趣总是带有东方主义的旅行幻想和帝国欲望，而这些都需要学者实地考察才能实现。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重新开放时，几乎没有学者具备培养新一代东突厥斯坦专家所需的专业知识。 该领域的发展十分缓慢，受到多种因素的阻碍：一是缺乏对该地区多种语言（尤其是维吾尔语）的培训；二是至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汉学家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地理边缘地带对于中国的历史和身份认同而言也是边缘性的。 到了二十一世纪初，语言资源开始积累，准入条件有所改善，加之学术界对帝国、边疆和身份认同的兴趣日益浓厚，使得东突厥斯坦研究变得具有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在“九一一”事件后的世界格局中，一个由中国控制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具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这使得关于东突厥斯坦的书籍对出版商极具吸引力。
当然，障碍依然存在。 2004年出版的文集《东突厥斯坦：中国的穆斯林边疆》的撰稿人随后被拒绝发放进入中国的签证，这严重限制了他们开展新研究的能力。 尽管如此，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里，学术专著仍以每年约一本的速度缓慢产出。
直到2016年。 那一年似乎是一个高峰或转折点，至少出版了五部学术专著，且全部出自新作者之手。 这种出版热潮从长远来看意味着什么，目前尚不确定。 准入限制再次收紧，有来自东突厥斯坦的报告称，维吾尔人仅仅因为与外国人交谈就被送往再教育营。 另一方面，目前担任终身教职或预备终身教职的东突厥斯坦专家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还有一支强大的研究生队伍准备追随他们的脚步。
无论东突厥斯坦研究的未来如何，我们第一次拥有了足够多的研究成果，可以探讨这个正在形成真正学术领域的趋势。 事实上，资深学者已经开始通过多书评论文章来权衡这个问题，例如伊尔迪科·贝勒-汉（Ildikó Bellér-Hann）在本刊上一期发表的文章。 我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2016年的五位东突厥斯坦研究新作者，了解他们对该领域性质和方向的看法。 他们的著作包括：
《维吾尔民族：俄中边境的改革与革命》。 作者：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6年。 xvi, 347页。ISBN: 9780674660373。
《油与水：在东突厥斯坦做汉人》。 作者：汤姆·克里夫（Tom Cliff）。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6年。 第xi页，共252页。ISBN: 9780226360133。
《东突厥斯坦与现代中国国家》。 作者：贾斯汀·M·雅各布斯。 雅各布斯。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16年。 第xvi页，共297页。ISBN: 9780295742649。
《边疆资本主义：土耳其斯坦物产、清朝白银与东方市场的诞生》。 作者：金光民。 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6年。 第viii页，共299页。ISBN: 9780804799232。
《构建、创造与争夺城市景观：一种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东突厥斯坦城市转型的社会人类学研究》。 作者：马德琳·科比。 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出版社，2016年。 第xi页，共214页。ISBN: 9783447105903。
瑞安·图姆：在进入更广泛的领域讨论之前，我想先请教一个我在2016年出版的关于东突厥斯坦的著作中发现的显著共同点。 你们许多人都使用了“殖民”或“殖民地”这些词来描述东突厥斯坦。 在我看来，这代表了一种新的、重要的共识，而这正是当前中国领导层所忌讳的。 当今学术界大多将世界视为后殖民或新殖民时代，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些新研究表明，东突厥斯坦的案例是一个审视经典类型、持续且活跃的殖民体系的机会。 你们认为关于东突厥斯坦的研究，能为全球殖民主义和帝国研究做出什么贡献？
贾斯汀·雅各布斯：我认为东突厥斯坦是一个极好的案例研究，通过它，我们可以将中国纳入全球关于帝国及其在民族主义和去殖民化时代命运的比较研究中。 一旦进入20世纪，将中国纳入这些讨论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东突厥斯坦是中国唯一一个非汉族人口与汉族人口数量大致相当的省级行政单位，双方都没有出现压倒性的多数。 而且，与西藏不同，汉族官员、商人和移民在整个20世纪在东突厥斯坦都有持续的存在，为历史学家留下了无与伦比的纸质档案供分析。 在我看来，东突厥斯坦为现代中国研究学者提供了一条最丰富、最有前景的途径，使他们能够与世界其他地区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相关议题进行交流，也让世界其他地区能够与中国进行交流。
汤姆·克里夫：今天的东突厥斯坦结合了关键特征——形式、实践、事件、序列、主体性——这些特征明显源自过去的殖民主义版本。 但首先，它们是衍生出来的，不一定是直接复制。 因此，东突厥斯坦提供了一个机会，来研究这些特征如何以非线性和有时不可预测的方式变异和发展，然后汇聚在一起。 其次，由于并非所有对当代东突厥斯坦的影响都来自过去，我建议这种衍生/重组的说法也延伸到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中国和前苏联集团的后社会主义变体，以及那些长期在民主西方所谓的“第三世界”中运作（并持续存在）的变体。 这些也是帝国形态——即统治模式——它们有着纯粹经济之外的目标和目的。 东突厥斯坦展示了这些技术是如何在不同的地方同时被应用的。 边疆是试验事物的地方，也是过去形式和实践的容器，政治、社会、经济等的运作机制往往会被剥离得赤裸裸，从而更容易被观察和分析。 这意味着研究东突厥斯坦可以帮助我们批判性地反思我们自己的社会、它们在民族国家边界内外所采取的实践，以及它们的历史与未来。
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如果说这里存在某种共识，那是因为显而易见，清朝时期的东突厥斯坦是一个帝国建设的案例，而且至少从19世纪末开始，它就处于一种殖民状态。 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官员有意识地援引其他地方的帝国模式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不过，我对于将其称为“经典”形式的殖民主义持保留意见。 显然，中国传统中存在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至今仍在塑造北京方面的处理方式。 我们还必须记住，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比较虚弱，且受到俄罗斯和英国作为东突厥斯坦殖民参与者的制约。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一直关注不同的殖民政策如何在东突厥斯坦相互交织。 最后，还有一个事实是，中国对该地区的统治在20世纪中叶被重新定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术语。 也许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是一个殖民帝国，但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这种关于发展和扶持政策的新修辞。
金光敏（Kwangmin Kim）：可以说，近期东突厥斯坦研究对全球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领域最大的贡献，在于它挑战了“欧洲例外论”，即那种认为殖民主义是西欧特有发展的观点。 根据这一立场，非西方帝国（如中国）在严格的西方意义上并不存在帝国主义或殖民帝国。 在这种观点中，一个主要的区别在于欧洲帝国是由商业驱动的，而中国在内亚的扩张据称是由安全驱动的，是为了防御游牧民族的威胁。 尽管对欧洲帝国主义的僵化经济解释本身早已受到质疑，但在比较欧洲和非欧洲帝国时，上述区别仍然很流行。
在我看来，关于清朝在东突厥斯坦统治的新研究，通过强调清帝国积极参与殖民地东突厥斯坦的商业和经济发展，对“欧洲例外论”的论点提出了严峻挑战。 彼得·珀杜（Peter Purdue）和詹姆斯·米尔沃德（James Millward）的开创性著作令人信服地证明，帝国的安全关切与对经济发展的参与往往是相互促进的。 与此同时，我的书表明，清朝不仅仅是参与了中国商业利益的扩张。 它还与东突厥斯坦当地的土地所有权贵族（伯克，begs）合作，帮助他们对当地社会进行资本主义转型。 此外，像米尔沃德和李华（Hua Li）这样的作者至少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东突厥斯坦可能曾作为一种生态储备地发挥作用，就像新大陆殖民地对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
瑞安·瑟姆（Rian Thum）：殖民主义问题只是近期东突厥斯坦相关书籍所开辟的众多新研究方向之一。 你认为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作品相比，存在哪些延续和断裂？ 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是否有明确的发展方向？
金光敏：与90年代和2000年代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是主题的多样化。 早期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广义上的清朝帝国政策，而2010年代出版的新书则处理东突厥斯坦当地的各种行动者：俄罗斯中亚地区的“维吾尔”侨民（布罗菲）、1949年后进入南部绿洲的中国移民（克里夫）、晚清和民国时期东突厥斯坦的汉族官员（雅各布斯）、当地的穆斯林地主贵族（金），以及经常光顾当地苏菲派圣地的普通绿洲穆斯林朝圣者（瑟姆）。 换句话说，东突厥斯坦研究的新方向可以很好地概括为：从研究中国或满洲在东突厥斯坦的帝国政策，转向研究中国统治下的东突厥斯坦社会。
另一个区别可能是时间跨度上的侧重点。 与主要关注清朝帝国历史的早期研究不同，近期的大多数作品都关注20世纪的发展，特别是民国时期（1912–1949）。 然而，我也看到早期帝国历史及其分析洞见对新作品有着强烈甚至基础性的影响：像早期的帝国历史一样，新作品在欧亚大陆更广泛的跨国和全球背景下分析东突厥斯坦的社会与政治，并将东突厥斯坦与中国的关系视为殖民关系而非国内关系。 因此，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新作品共同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在过去300年的东突厥斯坦历史中，1911年中国革命作为帝国历史与现代历史的人为分界线并不重要；清帝国的帝国遗产在东突厥斯坦依然存在，尽管是以一种大幅修正后的形式。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以清朝帝国历史知识为基础，在东突厥斯坦进行实地考察，使学者们能够近距离观察殖民主义。 帝国遗产在当今东突厥斯坦的可见性，凸显了这些遗产在当代中国各地的持续存在。 当从边缘观察中心，或反之亦然时，某些结构和模式会变得非常清晰。
但是，关于东突厥斯坦，哪里才是中心？ 哪里又是家园？ 对于这些问题，每本近期著作中所涉及的人类主体肯定会有不同的答案（比较布罗菲笔下的流亡者与瓦利-科恩笔下的人物；瑟姆笔下当今东突厥斯坦的居民与克里夫或科比笔下的人物；雅各布斯笔下民国时期的汉族政治精英与金笔下大约一个世纪前的维吾尔伯克）。 至少前一个问题是詹姆斯·米尔沃德及其他人已经提出的观点，但这些近期的专著为答案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撑。 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已经超越了东突厥斯坦本身。 金所提到的主题和行动者的多样化，以及他们所涉及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细节，凸显并复杂化了东突厥斯坦在多个核心-边缘轴线上的角色和地位。
马德琳·科比（Madlen Kobi）：关于多个核心-边缘轴线，我注意到学术界研究东突厥斯坦的一种延续性在于我们嵌入研究的角度多种多样：一些学者将东突厥斯坦视为中国的边疆地区，从汉学或中国研究的角度进行探讨；而另一些学者则关注维吾尔族人口，以及东突厥斯坦与中亚在文化、历史和社会方面的联系。 我们仍然很少发现既精通维吾尔语又精通汉语的学者，但语言能力当然会影响所能获取的书面和口头资料的种类，进而影响研究结果。 正是这种视角的集合增强了我们对东突厥斯坦政治、经济和社会定位的理解。 我认为东突厥斯坦研究的学者们应该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并与不同的区域学科进行对话——除了他们在移民、国家权力或民族研究等主题领域所做的贡献之外。
大卫·布罗菲：我认为最终可能定义“东突厥斯坦研究”这一领域的文献正在汇聚。 目前仍有许多空白，让人很容易倾向于占据某个细分领域，但我们开始在学术共同体内部看到更多的反思和辩论。 人们已经提到了学者们现在在东突厥斯坦花费的时间。 与二十年前相比，我们现在也有了更丰富的书面资料可供研究。 虽然很难一概而论，但我看到这些书每一本都在某种方向上超越了东突厥斯坦，无论是地理上还是理论上，旨在寻找更积极的对话，而东突厥斯坦正是这些对话的天然契合点，尽管它过去曾被遗漏。 这可能意味着伊斯兰世界人类学的发展趋势、关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辩论，或是其他不同的议题。 至少在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这正成为一种双向交流；我们看到东突厥斯坦正作为更广泛讨论的一部分被“常态化”。
瑞安·图姆（Rian Thum）：自毛泽东时代以来，进入东突厥斯坦进行研究的机会确实有所增加，但即使在21世纪头十年开放程度最高的时期，该地区依然是一个非常难以开展工作的地方。 如今，该地区拥有世界上最严密的国家监控和信息管控体系之一。 此外，我们还面临语言方面的挑战——近期很少有著作利用维吾尔语或其他当地语言的资料，而重要的二手文献则分散在俄语、日语及其他语言中。 你认为东突厥斯坦特殊的准入问题是如何塑造我们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所产出的研究成果的？
马德琳·科比（Madlen Kobi）：这绝对是该地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2011年至2012年于东突厥斯坦南部进行为期十个月的田野调查期间，我开发了不同的数据收集策略。 在东突厥斯坦的城市地区进行研究具有一定优势。 为了把握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物质联系，我广泛探索了公共空间，对阿克苏市进行了城市测绘，并参与了各种公共活动，同时选择在餐馆而不是受访者家中与他们会面。 总的来说，我倾向于采取一种透明的研究策略，即就自己的研究与当地机构进行沟通和接触。 组织和管理田野调查可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这看起来像是浪费了处理具体研究课题的时间，但必须将其视为东突厥斯坦社会现实的一部分来反思。 在当地停留数月，不仅能开展课题研究，还能深入了解日常生活的不同侧面。 此外，在离开田野后，该地区的政治敏感性当然也影响了我写作和发表成果的方式。
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目前，很难构想出一个深植于当地条件的科研项目，与东突厥斯坦学者的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我决定将档案工作重点放在前苏联和俄罗斯时，部分是出于学术原因，但也有部分是出于实际考虑。 目前，学术界对这种将东突厥斯坦与周边地区联系起来的研究持开放态度。 不过，如果人们开始要求更多“以东突厥斯坦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我还不确定该怎么做！ 在资料方面，所有语言的研究都有大量工作要做，作为一名档案历史学家，我认为中文和/或俄文资料始终至关重要。 对我而言，学习维吾尔语部分是为了查阅资料，但也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不以维吾尔人自己的话语体系与他们交流，我就无法撰写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章。 这种必要性并不适用于东突厥斯坦历史中的每一个问题。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语言和政治准入障碍非常直接地塑造了我的研究。 我做出了一个战略性决定，即只关注汉族群体。 这首先是因为我看到了研究中的空白，即当代关于东突厥斯坦汉人生活的人类学研究代表性不足。 这也是一个语言能力的问题，以及我需要投入多少资源去学习哪怕是最基础的维吾尔语。 但从方法论上讲，这一决定是基于东突厥斯坦族际和人际关系的现实，以及我如何融入其中。 即使在2009年之前，族际关系也以不信任为特征。 积极地表现出不学习维吾尔语、不刻意培养维吾尔人脉，使我能够与汉族受访者建立更深层的信任。 通过这种方式，我利用与维吾尔人的语言障碍，跨越了与汉人之间的政治准入障碍。 （话虽如此，在六个月内，我被明确告知要远离兵团，尤其是远离近期的兵团定居者。 那里还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
贾斯汀·雅各布斯（Justin Jacobs）：我认为，东突厥斯坦的准入和语言问题对人类学家造成的障碍，比对依赖文献的历史学家造成的障碍要大得多，因为人类学家需要接触活着的受访者。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获取与东突厥斯坦相关的原始资料，与获取任何由威权政府控制档案的领域（包括中国内地省份）并没有太大区别。 正如所有涉及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领域一样，台湾的档案获取渠道目前非常丰富，而中国大陆的获取渠道则难以预测，充其量是零星的。 我有幸获得了有限的东突厥斯坦地区档案馆的准入权限，但在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却被拒之门外。 至于非中文资料，中国境外存在几批重要的维吾尔语资料收藏，而满文和蒙文文献则可以在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 最终，在任何特定时刻，只有少数历史叙事是“可讲述的”，历史学家总是会讲述那些由时间和环境所决定的叙事——在东突厥斯坦和其他地方皆是如此。
瑞安·图姆（Rian Thum）：东突厥斯坦研究有一个不幸的特点，即我们可以将学者的被列入黑名单与他们参与特定的出版物联系起来。 中国对十三位作者的封杀表明，中国政府愿意针对个别外国学者的出版物进行打击，其中包括一些非常温和的文章。 这如何影响了你的工作以及整个领域？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因撰写或评论东突厥斯坦事务而被列入签证黑名单的可能性，是我一直担心的问题。 对于我写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自觉地努力不去自我审查。 而且我觉得这种自觉是必要的，因为自我审查可能在潜意识或无意识中运作。 潜意识的自我审查至少部分源于对批判性评论可能对田野调查产生何种影响的不确定性；我们永远不知道，也永远无法知道我们是否会在错误的时间、因错误的原因出现在错误的人的雷达上。 我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假设自己已经在雷达上了，提醒自己有责任如实陈述，然后想象自己正在向汉族朋友讲述我的观察和分析。 他们并非不讲道理的人；他们可能会不同意——甚至强烈反对——我的观点，但我们仍会是朋友。 我的感觉是，签证黑名单的现实威胁影响了大多数从事东突厥斯坦研究的人，但我认为这（日益）适用于更广泛的中国研究。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只是程度问题。
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我对此并不太担心，尽管我想那次事件可能已经让一些年轻学者对进入该领域望而却步。 你提到的那个案例是运气不佳——书落入了错误的人手中——以及一种看法，即认为这代表了西方学者的一种有组织的行为，且以某种方式与美国政策制定相关联。 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任何封杀个别学者的统一政策。 当然，这总是有可能的，如果最终被列入黑名单会很遗憾，但当你想到中国境外的维吾尔学者目前承受着不准发表文章的压力，以及中国境内对知识工作的窒息性监控时，这只是一个小代价。 我们需要确保的一点是，大学管理层要支持面临这些威胁的学者，而不是将他们视为大学与中国打交道时的负担。
马德琳·科比：这些作者被禁，自然对东突厥斯坦学者的研究工作产生了至今仍存的影响。 问题在于，没人确切知道“红线”在哪里，我们能在不失去进入中国机会的前提下发表什么内容。 但对我而言，最糟糕的情况并非被拒签（那当然是令人遗憾的损失！），而是我在东突厥斯坦的交流对象因为与我接触而面临麻烦。 我同意大卫和汤姆的观点，这不仅关乎东突厥斯坦学者，更关乎整个中国研究领域的学者。 过去五年里，外国学者在中国（尤其是东突厥斯坦）的处境变得更加紧张。 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和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因含有“敏感”关键词而限制相关文章进入中国市场的审查披露，提醒我们研究成果正受到密切监控。 尽管如此，作为外国研究人员，我们有责任也有自由去持续发表基于实地考察的科学论文，探讨东突厥斯坦在社会、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发展。
贾斯汀·雅各布斯：在我职业生涯的现阶段，我不再为此担心了，但当我还在读研究生时，我非常害怕被列入黑名单，担心这种标签会毁了我的学术生涯。 我当时甚至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有一年我甚至以“杰斐逊·罗伯茨”的化名在伊斯坦布尔的东突厥斯坦难民协会会议上发表了论文。 然而，一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审查制度在执行时存在着极大的不一致性，至少对外国人是这样。 档案的获取受到严格限制，但与此同时，这些档案机构又会转头出版数千页包含最敏感材料的文件。 去年夏天，我受邀在四川大学就高度敏感的话题进行了三场完全未经审查的演讲。 所以，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外国学者还是有很多系统漏洞可以利用的。
瑞安·图姆：谈论“东突厥斯坦研究”有多大意义呢？ 毕竟，东突厥斯坦这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域”是清朝遗留下来的一个奇怪的行政建构，它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阿尔蒂沙尔地区与如今以汉族为主的准噶尔地区融合在了一起。 当然，在十八世纪之前，并不存在东突厥斯坦。
贾斯汀·雅各布斯：我认为这和其他任何通过人为强加的政治边界来确定基本理论参数的研究领域一样，具有相当的意义。 几乎每一个政治建构，无论是帝国、民族、省份、国家还是县城，都是以零敲碎打的方式拼凑而成的，起初看起来很随意，但后来都经历了一个意识形态自然化的过程。 我不认为在我们所处的政治建构之外，还有什么更“自然”或“有机”的替代方案，无论是在东突厥斯坦还是其他地方。 例如，如果我们说一个更合乎逻辑的分析单位是“以维吾尔族为主的阿尔蒂沙尔地区”，那么我们就是在强加一种观念，即阿尔蒂沙尔的身份政治是该领域最显著的特征。 但根据视角的不同，最显著的特征可能是与费尔干纳的经济贸易联系、从西安到开罗的穆斯林宗教网络，或是与游牧民族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和蒙古人的互动。 因此，虽然我同意东突厥斯坦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奇怪行政建构，但我同样认为，清末、民国和共产主义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将其曾经人为的存在自然化了。 无论好坏，到了二十世纪，“东突厥斯坦”对许多人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该地区的学者将其反映在研究工作中是有意义的。
金光民：我同意雅各布斯的观点，即东突厥斯坦可以也应该成为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单位，至少对于十八世纪以后的研究而言是这样。 尽管东突厥斯坦最初是一个随意的清朝行政术语，但这一清朝建构此后已拥有了独立的生命，并成为一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特别是在民国和共产主义政府统治下。 这一点是无法简单忽视的。 本次论坛的五位作者都将“东突厥斯坦”作为研究课题，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东突厥斯坦作为一种有意义的空间概念所具有的持久力。
此外，在我看来，在将东突厥斯坦概念化为一个单一区域时至关重要的南北联系（准噶尔与阿尔蒂沙尔的联系），即使在历史意义上也不是纯粹随意的。 甚至在十八世纪中叶清朝征服之前，准噶尔帝国就已经将阿尔蒂沙尔纳入其版图，人们甚至可以引用欧文·拉铁摩尔的观点，认为阿尔蒂沙尔与北方草原以及中国各王朝的政治联系是古老且结构性的，比如从匈奴时代（约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开始。 （接上文）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
简而言之，我认为东突厥斯坦的概念和东突厥斯坦研究是相关且有用的——只要人们意识到其历史建构的本质，并意识到存在其他同样有意义的竞争性空间概念即可。
马德琳·科比：当然，东突厥斯坦和其他许多地区一样，是一种政治建构。 然而，这一点我同意金光民的看法，我们都感到自己属于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这使得它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术语，至少在当前这几十年是这样。 因为研究东突厥斯坦的学者并不多，我们都渴望跨越学科界限交流知识。 虽然我在中国其他地区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更倾向于与其他人类学家交流，但东突厥斯坦研究的特点是学者背景广泛，涵盖历史学、人类学、伊斯兰研究、地理学、语言学等领域。 根据我的经验，东突厥斯坦研究者很容易建立联系，并因共同的研究领域而产生一种纽带感——至少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学者是这样。 遗憾的是，与研究东突厥斯坦的中国学者进行合作则更为复杂。 我也观察到，中国学者较少将自己认同为东突厥斯坦研究者，而是更倾向于学科导向。
瑞安·图姆：作为总结，你们认为该领域目前有哪些重大的未解之谜？
大卫·布罗菲：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研究方向，我希望看到伊斯兰历史研究能超越长期以来对苏菲主义的关注，为我们提供一份关于塔里木盆地乌理玛（ulama）及其在二十世纪命运的更清晰的谱系。 我也希望我们能超越关于孤立和狭隘的陈词滥调，更多地思考“绿洲社会”在政治经济学层面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我们距离对东突厥斯坦村级政治动态的深入分析，以及对20世纪30年代等时期民众动员如何发生的研究，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当然，和数百万维吾尔人一样，我想知道斯大林是否真的应对那场导致第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领导层丧生的空难负责！
马德琳·科比：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必须探究快速城市化对脆弱的沙漠生态的影响，以及为维持城市生活而日益增长的自然资源需求所带来的后果。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目前是一个热门的政治话题，但这对当地民众意味着什么？ 这种政策以何种方式刻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此外，还有一些次要问题我也很感兴趣，希望能了解更多，例如基督教在当今东突厥斯坦的传播及其相关性，或者东突厥斯坦北部番茄生产的组织架构和相关参与者，因为据称全球五分之一的番茄酱生产原料都来自东突厥斯坦。 总而言之，我们不应总是强调该地区的边缘或边境地位，而应努力去探究一些关于东突厥斯坦社会生活中令人惊叹的（历史）故事。
贾斯汀·雅各布斯（Justin Jacobs）：用一个词概括：兵团。 1949年后由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立的军事殖民地，是该地区历史上汉化进程中最大的单一推动力量。 但我们对这些机构及其成员如何与1949年前就生活在东突厥斯坦的人民进行互动（或未进行互动）知之甚少。 对我而言，现代东突厥斯坦的历史可以划分为“兵团前”（B.B.）时期。 和“兵团后”（A.B.）时期。 当然，我们了解兵团在东突厥斯坦存在的大致轮廓，但这实际上并没有超出枯燥的统计数据和老一代定居者政治正确的怀旧叙事。 更广泛地说，我也同意大卫的观点，即我们对二十世纪大众如何经历各种形式的中国统治知之甚少，其中盛世才时期的苏联式民众动员工作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领域。
金光敏（Kwangmin Kim）：这也不算是一个研究问题，但东突厥斯坦历史研究中最明显的空白是晚清时期，特别是1864年至1911年间。 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东突厥斯坦经历了从帝国政治向民族国家政治的转型，因此掌握着揭开当地现代性起源的关键。 然而，很少有学者专门研究这一时期。 学者们确实涵盖了这一时期，但主要是将其作为十八世纪清朝统治的尾声，或是二十世纪历史的前传。 金浩东（Hodong Kim）的《中国圣战》（Holy War in China）是近年来唯一专门研究这一时期的专著。 我特别欢迎对清朝收复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后的政权进行深入研究，在细致的本土语境下考察东突厥斯坦作为中国一个省（sheng）的建立过程。 我也希望看到关于十九世纪末东突厥斯坦穆斯林叛乱的研究，不仅要考察阿古柏（Yaʿqūb Beg）政权，还要全面考察乌鲁木齐的同治回乱政权以及伊犁的塔兰奇政权。 这样的著作或许可以探讨这些叛乱者是否提供了某种本土的/底层的现代性来源，这种现代性既与中国、俄罗斯或伊斯坦布尔传来的大都市愿景相互作用，又与之有所区别。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对我来说，核心问题围绕着金钱。 如果能看到关于东突厥斯坦安全经济的、具有历史背景的详细研究，我会印象深刻。 在经济的其他大部分方面停滞或倒退的情况下，安全经济领域却在增长，并蕴藏着机会。 例子比比皆是：对口援疆项目资金是如何运作的？ 安全化是否让兵团在经济上受益？ 谁在工资单中获得了（以及谁没有获得）“维稳”奖金？
我对安全经济中平庸的方面特别感兴趣，例如为驻扎在区域外的部队提供食堂餐食。 像这样的政府合同提供了保证的回报，因此处于合适位置的人们都在竞争这些合同。 这些人是谁？ 这种竞争是如何展开的？ 国家再分配机构（事业单位）和企业（企业单位）在将资金转移到私营经济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它们又从中获取了什么回报？ 这些转移的合法性如何？ 是否有任何重要的私营企业部门未受到2009年后安全经济政策和补贴的影响？ 这类研究可以揭示当代东突厥斯坦的利益结构和社会权力来源。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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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The Rise of Xinjiang Studies: A JAS New Author Forum |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Cambridge Core
作者简介：Cambridge Core 是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的学术出版平台，发布同行评审期刊文章、学术论文和研究资料。
副标题：殖民、边疆、维吾尔研究与区域史方法，正在改变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理解
摘要：这篇 JAS 新作者论坛文章回顾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研究的兴起，讨论该领域如何从边疆史、殖民研究、维吾尔研究和跨区域方法中发展出来。文章也反思学术写作如何面对政治压力、档案限制和知识生产责任。
在与中国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中，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研究可能是受二十世纪中期准入限制影响，恢复最慢的一个领域。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东突厥斯坦的研究曾风靡一时，在西方大众媒体中拥有广泛的受众，当时该地区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中国中亚”、“中国突厥斯坦”或“东突厥斯坦”。 当民国时期和毛泽东时代的动荡使得该地区几乎完全对外界封闭时，东突厥斯坦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荒芜期。 毕竟，早期的兴趣总是带有东方主义的旅行幻想和帝国欲望，而这些都需要学者实地考察才能实现。
在与中国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中，东突厥斯坦的研究可能是受二十世纪中期准入限制影响，恢复最慢的一个领域。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东突厥斯坦的研究曾风靡一时，在西方大众媒体中拥有广泛的受众，当时该地区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中国中亚”、“中国突厥斯坦”或“东突厥斯坦”。 当民国时期和毛泽东时代的动荡使得该地区几乎完全对外界封闭时，东突厥斯坦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荒芜期。 毕竟，早期的兴趣总是带有东方主义的旅行幻想和帝国欲望，而这些都需要学者实地考察才能实现。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重新开放时，几乎没有学者具备培养新一代东突厥斯坦专家所需的专业知识。 该领域的发展十分缓慢，受到多种因素的阻碍：一是缺乏对该地区多种语言（尤其是维吾尔语）的培训；二是至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汉学家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地理边缘地带对于中国的历史和身份认同而言也是边缘性的。 到了二十一世纪初，语言资源开始积累，准入条件有所改善，加之学术界对帝国、边疆和身份认同的兴趣日益浓厚，使得东突厥斯坦研究变得具有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在“九一一”事件后的世界格局中，一个由中国控制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具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这使得关于东突厥斯坦的书籍对出版商极具吸引力。
当然，障碍依然存在。 2004年出版的文集《东突厥斯坦：中国的穆斯林边疆》的撰稿人随后被拒绝发放进入中国的签证，这严重限制了他们开展新研究的能力。 尽管如此，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里，学术专著仍以每年约一本的速度缓慢产出。
直到2016年。 那一年似乎是一个高峰或转折点，至少出版了五部学术专著，且全部出自新作者之手。 这种出版热潮从长远来看意味着什么，目前尚不确定。 准入限制再次收紧，有来自东突厥斯坦的报告称，维吾尔人仅仅因为与外国人交谈就被送往再教育营。 另一方面，目前担任终身教职或预备终身教职的东突厥斯坦专家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还有一支强大的研究生队伍准备追随他们的脚步。
无论东突厥斯坦研究的未来如何，我们第一次拥有了足够多的研究成果，可以探讨这个正在形成真正学术领域的趋势。 事实上，资深学者已经开始通过多书评论文章来权衡这个问题，例如伊尔迪科·贝勒-汉（Ildikó Bellér-Hann）在本刊上一期发表的文章。 我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2016年的五位东突厥斯坦研究新作者，了解他们对该领域性质和方向的看法。 他们的著作包括：
《维吾尔民族：俄中边境的改革与革命》。 作者：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6年。 xvi, 347页。ISBN: 9780674660373。
《油与水：在东突厥斯坦做汉人》。 作者：汤姆·克里夫（Tom Cliff）。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6年。 第xi页，共252页。ISBN: 9780226360133。
《东突厥斯坦与现代中国国家》。 作者：贾斯汀·M·雅各布斯。 雅各布斯。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16年。 第xvi页，共297页。ISBN: 9780295742649。
《边疆资本主义：土耳其斯坦物产、清朝白银与东方市场的诞生》。 作者：金光民。 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6年。 第viii页，共299页。ISBN: 9780804799232。
《构建、创造与争夺城市景观：一种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东突厥斯坦城市转型的社会人类学研究》。 作者：马德琳·科比。 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出版社，2016年。 第xi页，共214页。ISBN: 9783447105903。
瑞安·图姆：在进入更广泛的领域讨论之前，我想先请教一个我在2016年出版的关于东突厥斯坦的著作中发现的显著共同点。 你们许多人都使用了“殖民”或“殖民地”这些词来描述东突厥斯坦。 在我看来，这代表了一种新的、重要的共识，而这正是当前中国领导层所忌讳的。 当今学术界大多将世界视为后殖民或新殖民时代，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些新研究表明，东突厥斯坦的案例是一个审视经典类型、持续且活跃的殖民体系的机会。 你们认为关于东突厥斯坦的研究，能为全球殖民主义和帝国研究做出什么贡献？
贾斯汀·雅各布斯：我认为东突厥斯坦是一个极好的案例研究，通过它，我们可以将中国纳入全球关于帝国及其在民族主义和去殖民化时代命运的比较研究中。 一旦进入20世纪，将中国纳入这些讨论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东突厥斯坦是中国唯一一个非汉族人口与汉族人口数量大致相当的省级行政单位，双方都没有出现压倒性的多数。 而且，与西藏不同，汉族官员、商人和移民在整个20世纪在东突厥斯坦都有持续的存在，为历史学家留下了无与伦比的纸质档案供分析。 在我看来，东突厥斯坦为现代中国研究学者提供了一条最丰富、最有前景的途径，使他们能够与世界其他地区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相关议题进行交流，也让世界其他地区能够与中国进行交流。
汤姆·克里夫：今天的东突厥斯坦结合了关键特征——形式、实践、事件、序列、主体性——这些特征明显源自过去的殖民主义版本。 但首先，它们是衍生出来的，不一定是直接复制。 因此，东突厥斯坦提供了一个机会，来研究这些特征如何以非线性和有时不可预测的方式变异和发展，然后汇聚在一起。 其次，由于并非所有对当代东突厥斯坦的影响都来自过去，我建议这种衍生/重组的说法也延伸到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中国和前苏联集团的后社会主义变体，以及那些长期在民主西方所谓的“第三世界”中运作（并持续存在）的变体。 这些也是帝国形态——即统治模式——它们有着纯粹经济之外的目标和目的。 东突厥斯坦展示了这些技术是如何在不同的地方同时被应用的。 边疆是试验事物的地方，也是过去形式和实践的容器，政治、社会、经济等的运作机制往往会被剥离得赤裸裸，从而更容易被观察和分析。 这意味着研究东突厥斯坦可以帮助我们批判性地反思我们自己的社会、它们在民族国家边界内外所采取的实践，以及它们的历史与未来。
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如果说这里存在某种共识，那是因为显而易见，清朝时期的东突厥斯坦是一个帝国建设的案例，而且至少从19世纪末开始，它就处于一种殖民状态。 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官员有意识地援引其他地方的帝国模式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不过，我对于将其称为“经典”形式的殖民主义持保留意见。 显然，中国传统中存在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至今仍在塑造北京方面的处理方式。 我们还必须记住，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比较虚弱，且受到俄罗斯和英国作为东突厥斯坦殖民参与者的制约。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一直关注不同的殖民政策如何在东突厥斯坦相互交织。 最后，还有一个事实是，中国对该地区的统治在20世纪中叶被重新定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术语。 也许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是一个殖民帝国，但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这种关于发展和扶持政策的新修辞。
金光敏（Kwangmin Kim）：可以说，近期东突厥斯坦研究对全球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领域最大的贡献，在于它挑战了“欧洲例外论”，即那种认为殖民主义是西欧特有发展的观点。 根据这一立场，非西方帝国（如中国）在严格的西方意义上并不存在帝国主义或殖民帝国。 在这种观点中，一个主要的区别在于欧洲帝国是由商业驱动的，而中国在内亚的扩张据称是由安全驱动的，是为了防御游牧民族的威胁。 尽管对欧洲帝国主义的僵化经济解释本身早已受到质疑，但在比较欧洲和非欧洲帝国时，上述区别仍然很流行。
在我看来，关于清朝在东突厥斯坦统治的新研究，通过强调清帝国积极参与殖民地东突厥斯坦的商业和经济发展，对“欧洲例外论”的论点提出了严峻挑战。 彼得·珀杜（Peter Purdue）和詹姆斯·米尔沃德（James Millward）的开创性著作令人信服地证明，帝国的安全关切与对经济发展的参与往往是相互促进的。 与此同时，我的书表明，清朝不仅仅是参与了中国商业利益的扩张。 它还与东突厥斯坦当地的土地所有权贵族（伯克，begs）合作，帮助他们对当地社会进行资本主义转型。 此外，像米尔沃德和李华（Hua Li）这样的作者至少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东突厥斯坦可能曾作为一种生态储备地发挥作用，就像新大陆殖民地对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
瑞安·瑟姆（Rian Thum）：殖民主义问题只是近期东突厥斯坦相关书籍所开辟的众多新研究方向之一。 你认为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作品相比，存在哪些延续和断裂？ 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是否有明确的发展方向？
金光敏：与90年代和2000年代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是主题的多样化。 早期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广义上的清朝帝国政策，而2010年代出版的新书则处理东突厥斯坦当地的各种行动者：俄罗斯中亚地区的“维吾尔”侨民（布罗菲）、1949年后进入南部绿洲的中国移民（克里夫）、晚清和民国时期东突厥斯坦的汉族官员（雅各布斯）、当地的穆斯林地主贵族（金），以及经常光顾当地苏菲派圣地的普通绿洲穆斯林朝圣者（瑟姆）。 换句话说，东突厥斯坦研究的新方向可以很好地概括为：从研究中国或满洲在东突厥斯坦的帝国政策，转向研究中国统治下的东突厥斯坦社会。
另一个区别可能是时间跨度上的侧重点。 与主要关注清朝帝国历史的早期研究不同，近期的大多数作品都关注20世纪的发展，特别是民国时期（1912–1949）。 然而，我也看到早期帝国历史及其分析洞见对新作品有着强烈甚至基础性的影响：像早期的帝国历史一样，新作品在欧亚大陆更广泛的跨国和全球背景下分析东突厥斯坦的社会与政治，并将东突厥斯坦与中国的关系视为殖民关系而非国内关系。 因此，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新作品共同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在过去300年的东突厥斯坦历史中，1911年中国革命作为帝国历史与现代历史的人为分界线并不重要；清帝国的帝国遗产在东突厥斯坦依然存在，尽管是以一种大幅修正后的形式。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以清朝帝国历史知识为基础，在东突厥斯坦进行实地考察，使学者们能够近距离观察殖民主义。 帝国遗产在当今东突厥斯坦的可见性，凸显了这些遗产在当代中国各地的持续存在。 当从边缘观察中心，或反之亦然时，某些结构和模式会变得非常清晰。
但是，关于东突厥斯坦，哪里才是中心？ 哪里又是家园？ 对于这些问题，每本近期著作中所涉及的人类主体肯定会有不同的答案（比较布罗菲笔下的流亡者与瓦利-科恩笔下的人物；瑟姆笔下当今东突厥斯坦的居民与克里夫或科比笔下的人物；雅各布斯笔下民国时期的汉族政治精英与金笔下大约一个世纪前的维吾尔伯克）。 至少前一个问题是詹姆斯·米尔沃德及其他人已经提出的观点，但这些近期的专著为答案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撑。 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已经超越了东突厥斯坦本身。 金所提到的主题和行动者的多样化，以及他们所涉及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细节，凸显并复杂化了东突厥斯坦在多个核心-边缘轴线上的角色和地位。
马德琳·科比（Madlen Kobi）：关于多个核心-边缘轴线，我注意到学术界研究东突厥斯坦的一种延续性在于我们嵌入研究的角度多种多样：一些学者将东突厥斯坦视为中国的边疆地区，从汉学或中国研究的角度进行探讨；而另一些学者则关注维吾尔族人口，以及东突厥斯坦与中亚在文化、历史和社会方面的联系。 我们仍然很少发现既精通维吾尔语又精通汉语的学者，但语言能力当然会影响所能获取的书面和口头资料的种类，进而影响研究结果。 正是这种视角的集合增强了我们对东突厥斯坦政治、经济和社会定位的理解。 我认为东突厥斯坦研究的学者们应该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并与不同的区域学科进行对话——除了他们在移民、国家权力或民族研究等主题领域所做的贡献之外。
大卫·布罗菲：我认为最终可能定义“东突厥斯坦研究”这一领域的文献正在汇聚。 目前仍有许多空白，让人很容易倾向于占据某个细分领域，但我们开始在学术共同体内部看到更多的反思和辩论。 人们已经提到了学者们现在在东突厥斯坦花费的时间。 与二十年前相比，我们现在也有了更丰富的书面资料可供研究。 虽然很难一概而论，但我看到这些书每一本都在某种方向上超越了东突厥斯坦，无论是地理上还是理论上，旨在寻找更积极的对话，而东突厥斯坦正是这些对话的天然契合点，尽管它过去曾被遗漏。 这可能意味着伊斯兰世界人类学的发展趋势、关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辩论，或是其他不同的议题。 至少在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这正成为一种双向交流；我们看到东突厥斯坦正作为更广泛讨论的一部分被“常态化”。
瑞安·图姆（Rian Thum）：自毛泽东时代以来，进入东突厥斯坦进行研究的机会确实有所增加，但即使在21世纪头十年开放程度最高的时期，该地区依然是一个非常难以开展工作的地方。 如今，该地区拥有世界上最严密的国家监控和信息管控体系之一。 此外，我们还面临语言方面的挑战——近期很少有著作利用维吾尔语或其他当地语言的资料，而重要的二手文献则分散在俄语、日语及其他语言中。 你认为东突厥斯坦特殊的准入问题是如何塑造我们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所产出的研究成果的？
马德琳·科比（Madlen Kobi）：这绝对是该地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2011年至2012年于东突厥斯坦南部进行为期十个月的田野调查期间，我开发了不同的数据收集策略。 在东突厥斯坦的城市地区进行研究具有一定优势。 为了把握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物质联系，我广泛探索了公共空间，对阿克苏市进行了城市测绘，并参与了各种公共活动，同时选择在餐馆而不是受访者家中与他们会面。 总的来说，我倾向于采取一种透明的研究策略，即就自己的研究与当地机构进行沟通和接触。 组织和管理田野调查可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这看起来像是浪费了处理具体研究课题的时间，但必须将其视为东突厥斯坦社会现实的一部分来反思。 在当地停留数月，不仅能开展课题研究，还能深入了解日常生活的不同侧面。 此外，在离开田野后，该地区的政治敏感性当然也影响了我写作和发表成果的方式。
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目前，很难构想出一个深植于当地条件的科研项目，与东突厥斯坦学者的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我决定将档案工作重点放在前苏联和俄罗斯时，部分是出于学术原因，但也有部分是出于实际考虑。 目前，学术界对这种将东突厥斯坦与周边地区联系起来的研究持开放态度。 不过，如果人们开始要求更多“以东突厥斯坦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我还不确定该怎么做！ 在资料方面，所有语言的研究都有大量工作要做，作为一名档案历史学家，我认为中文和/或俄文资料始终至关重要。 对我而言，学习维吾尔语部分是为了查阅资料，但也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不以维吾尔人自己的话语体系与他们交流，我就无法撰写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章。 这种必要性并不适用于东突厥斯坦历史中的每一个问题。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语言和政治准入障碍非常直接地塑造了我的研究。 我做出了一个战略性决定，即只关注汉族群体。 这首先是因为我看到了研究中的空白，即当代关于东突厥斯坦汉人生活的人类学研究代表性不足。 这也是一个语言能力的问题，以及我需要投入多少资源去学习哪怕是最基础的维吾尔语。 但从方法论上讲，这一决定是基于东突厥斯坦族际和人际关系的现实，以及我如何融入其中。 即使在2009年之前，族际关系也以不信任为特征。 积极地表现出不学习维吾尔语、不刻意培养维吾尔人脉，使我能够与汉族受访者建立更深层的信任。 通过这种方式，我利用与维吾尔人的语言障碍，跨越了与汉人之间的政治准入障碍。 （话虽如此，在六个月内，我被明确告知要远离兵团，尤其是远离近期的兵团定居者。 那里还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
贾斯汀·雅各布斯（Justin Jacobs）：我认为，东突厥斯坦的准入和语言问题对人类学家造成的障碍，比对依赖文献的历史学家造成的障碍要大得多，因为人类学家需要接触活着的受访者。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获取与东突厥斯坦相关的原始资料，与获取任何由威权政府控制档案的领域（包括中国内地省份）并没有太大区别。 正如所有涉及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领域一样，台湾的档案获取渠道目前非常丰富，而中国大陆的获取渠道则难以预测，充其量是零星的。 我有幸获得了有限的东突厥斯坦地区档案馆的准入权限，但在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却被拒之门外。 至于非中文资料，中国境外存在几批重要的维吾尔语资料收藏，而满文和蒙文文献则可以在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 最终，在任何特定时刻，只有少数历史叙事是“可讲述的”，历史学家总是会讲述那些由时间和环境所决定的叙事——在东突厥斯坦和其他地方皆是如此。
瑞安·图姆（Rian Thum）：东突厥斯坦研究有一个不幸的特点，即我们可以将学者的被列入黑名单与他们参与特定的出版物联系起来。 中国对十三位作者的封杀表明，中国政府愿意针对个别外国学者的出版物进行打击，其中包括一些非常温和的文章。 这如何影响了你的工作以及整个领域？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因撰写或评论东突厥斯坦事务而被列入签证黑名单的可能性，是我一直担心的问题。 对于我写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自觉地努力不去自我审查。 而且我觉得这种自觉是必要的，因为自我审查可能在潜意识或无意识中运作。 潜意识的自我审查至少部分源于对批判性评论可能对田野调查产生何种影响的不确定性；我们永远不知道，也永远无法知道我们是否会在错误的时间、因错误的原因出现在错误的人的雷达上。 我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假设自己已经在雷达上了，提醒自己有责任如实陈述，然后想象自己正在向汉族朋友讲述我的观察和分析。 他们并非不讲道理的人；他们可能会不同意——甚至强烈反对——我的观点，但我们仍会是朋友。 我的感觉是，签证黑名单的现实威胁影响了大多数从事东突厥斯坦研究的人，但我认为这（日益）适用于更广泛的中国研究。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只是程度问题。
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我对此并不太担心，尽管我想那次事件可能已经让一些年轻学者对进入该领域望而却步。 你提到的那个案例是运气不佳——书落入了错误的人手中——以及一种看法，即认为这代表了西方学者的一种有组织的行为，且以某种方式与美国政策制定相关联。 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任何封杀个别学者的统一政策。 当然，这总是有可能的，如果最终被列入黑名单会很遗憾，但当你想到中国境外的维吾尔学者目前承受着不准发表文章的压力，以及中国境内对知识工作的窒息性监控时，这只是一个小代价。 我们需要确保的一点是，大学管理层要支持面临这些威胁的学者，而不是将他们视为大学与中国打交道时的负担。
马德琳·科比：这些作者被禁，自然对东突厥斯坦学者的研究工作产生了至今仍存的影响。 问题在于，没人确切知道“红线”在哪里，我们能在不失去进入中国机会的前提下发表什么内容。 但对我而言，最糟糕的情况并非被拒签（那当然是令人遗憾的损失！），而是我在东突厥斯坦的交流对象因为与我接触而面临麻烦。 我同意大卫和汤姆的观点，这不仅关乎东突厥斯坦学者，更关乎整个中国研究领域的学者。 过去五年里，外国学者在中国（尤其是东突厥斯坦）的处境变得更加紧张。 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和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因含有“敏感”关键词而限制相关文章进入中国市场的审查披露，提醒我们研究成果正受到密切监控。 尽管如此，作为外国研究人员，我们有责任也有自由去持续发表基于实地考察的科学论文，探讨东突厥斯坦在社会、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发展。
贾斯汀·雅各布斯：在我职业生涯的现阶段，我不再为此担心了，但当我还在读研究生时，我非常害怕被列入黑名单，担心这种标签会毁了我的学术生涯。 我当时甚至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有一年我甚至以“杰斐逊·罗伯茨”的化名在伊斯坦布尔的东突厥斯坦难民协会会议上发表了论文。 然而，一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审查制度在执行时存在着极大的不一致性，至少对外国人是这样。 档案的获取受到严格限制，但与此同时，这些档案机构又会转头出版数千页包含最敏感材料的文件。 去年夏天，我受邀在四川大学就高度敏感的话题进行了三场完全未经审查的演讲。 所以，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外国学者还是有很多系统漏洞可以利用的。
瑞安·图姆：谈论“东突厥斯坦研究”有多大意义呢？ 毕竟，东突厥斯坦这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域”是清朝遗留下来的一个奇怪的行政建构，它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阿尔蒂沙尔地区与如今以汉族为主的准噶尔地区融合在了一起。 当然，在十八世纪之前，并不存在东突厥斯坦。
贾斯汀·雅各布斯：我认为这和其他任何通过人为强加的政治边界来确定基本理论参数的研究领域一样，具有相当的意义。 几乎每一个政治建构，无论是帝国、民族、省份、国家还是县城，都是以零敲碎打的方式拼凑而成的，起初看起来很随意，但后来都经历了一个意识形态自然化的过程。 我不认为在我们所处的政治建构之外，还有什么更“自然”或“有机”的替代方案，无论是在东突厥斯坦还是其他地方。 例如，如果我们说一个更合乎逻辑的分析单位是“以维吾尔族为主的阿尔蒂沙尔地区”，那么我们就是在强加一种观念，即阿尔蒂沙尔的身份政治是该领域最显著的特征。 但根据视角的不同，最显著的特征可能是与费尔干纳的经济贸易联系、从西安到开罗的穆斯林宗教网络，或是与游牧民族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和蒙古人的互动。 因此，虽然我同意东突厥斯坦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奇怪行政建构，但我同样认为，清末、民国和共产主义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将其曾经人为的存在自然化了。 无论好坏，到了二十世纪，“东突厥斯坦”对许多人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该地区的学者将其反映在研究工作中是有意义的。
金光民：我同意雅各布斯的观点，即东突厥斯坦可以也应该成为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单位，至少对于十八世纪以后的研究而言是这样。 尽管东突厥斯坦最初是一个随意的清朝行政术语，但这一清朝建构此后已拥有了独立的生命，并成为一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特别是在民国和共产主义政府统治下。 这一点是无法简单忽视的。 本次论坛的五位作者都将“东突厥斯坦”作为研究课题，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东突厥斯坦作为一种有意义的空间概念所具有的持久力。
此外，在我看来，在将东突厥斯坦概念化为一个单一区域时至关重要的南北联系（准噶尔与阿尔蒂沙尔的联系），即使在历史意义上也不是纯粹随意的。 甚至在十八世纪中叶清朝征服之前，准噶尔帝国就已经将阿尔蒂沙尔纳入其版图，人们甚至可以引用欧文·拉铁摩尔的观点，认为阿尔蒂沙尔与北方草原以及中国各王朝的政治联系是古老且结构性的，比如从匈奴时代（约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开始。 （接上文）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
简而言之，我认为东突厥斯坦的概念和东突厥斯坦研究是相关且有用的——只要人们意识到其历史建构的本质，并意识到存在其他同样有意义的竞争性空间概念即可。
马德琳·科比：当然，东突厥斯坦和其他许多地区一样，是一种政治建构。 然而，这一点我同意金光民的看法，我们都感到自己属于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这使得它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术语，至少在当前这几十年是这样。 因为研究东突厥斯坦的学者并不多，我们都渴望跨越学科界限交流知识。 虽然我在中国其他地区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更倾向于与其他人类学家交流，但东突厥斯坦研究的特点是学者背景广泛，涵盖历史学、人类学、伊斯兰研究、地理学、语言学等领域。 根据我的经验，东突厥斯坦研究者很容易建立联系，并因共同的研究领域而产生一种纽带感——至少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学者是这样。 遗憾的是，与研究东突厥斯坦的中国学者进行合作则更为复杂。 我也观察到，中国学者较少将自己认同为东突厥斯坦研究者，而是更倾向于学科导向。
瑞安·图姆：作为总结，你们认为该领域目前有哪些重大的未解之谜？
大卫·布罗菲：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研究方向，我希望看到伊斯兰历史研究能超越长期以来对苏菲主义的关注，为我们提供一份关于塔里木盆地乌理玛（ulama）及其在二十世纪命运的更清晰的谱系。 我也希望我们能超越关于孤立和狭隘的陈词滥调，更多地思考“绿洲社会”在政治经济学层面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我们距离对东突厥斯坦村级政治动态的深入分析，以及对20世纪30年代等时期民众动员如何发生的研究，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当然，和数百万维吾尔人一样，我想知道斯大林是否真的应对那场导致第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领导层丧生的空难负责！
马德琳·科比：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必须探究快速城市化对脆弱的沙漠生态的影响，以及为维持城市生活而日益增长的自然资源需求所带来的后果。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目前是一个热门的政治话题，但这对当地民众意味着什么？ 这种政策以何种方式刻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此外，还有一些次要问题我也很感兴趣，希望能了解更多，例如基督教在当今东突厥斯坦的传播及其相关性，或者东突厥斯坦北部番茄生产的组织架构和相关参与者，因为据称全球五分之一的番茄酱生产原料都来自东突厥斯坦。 总而言之，我们不应总是强调该地区的边缘或边境地位，而应努力去探究一些关于东突厥斯坦社会生活中令人惊叹的（历史）故事。
贾斯汀·雅各布斯（Justin Jacobs）：用一个词概括：兵团。 1949年后由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立的军事殖民地，是该地区历史上汉化进程中最大的单一推动力量。 但我们对这些机构及其成员如何与1949年前就生活在东突厥斯坦的人民进行互动（或未进行互动）知之甚少。 对我而言，现代东突厥斯坦的历史可以划分为“兵团前”（B.B.）时期。 和“兵团后”（A.B.）时期。 当然，我们了解兵团在东突厥斯坦存在的大致轮廓，但这实际上并没有超出枯燥的统计数据和老一代定居者政治正确的怀旧叙事。 更广泛地说，我也同意大卫的观点，即我们对二十世纪大众如何经历各种形式的中国统治知之甚少，其中盛世才时期的苏联式民众动员工作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领域。
金光敏（Kwangmin Kim）：这也不算是一个研究问题，但东突厥斯坦历史研究中最明显的空白是晚清时期，特别是1864年至1911年间。 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东突厥斯坦经历了从帝国政治向民族国家政治的转型，因此掌握着揭开当地现代性起源的关键。 然而，很少有学者专门研究这一时期。 学者们确实涵盖了这一时期，但主要是将其作为十八世纪清朝统治的尾声，或是二十世纪历史的前传。 金浩东（Hodong Kim）的《中国圣战》（Holy War in China）是近年来唯一专门研究这一时期的专著。 我特别欢迎对清朝收复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后的政权进行深入研究，在细致的本土语境下考察东突厥斯坦作为中国一个省（sheng）的建立过程。 我也希望看到关于十九世纪末东突厥斯坦穆斯林叛乱的研究，不仅要考察阿古柏（Yaʿqūb Beg）政权，还要全面考察乌鲁木齐的同治回乱政权以及伊犁的塔兰奇政权。 这样的著作或许可以探讨这些叛乱者是否提供了某种本土的/底层的现代性来源，这种现代性既与中国、俄罗斯或伊斯坦布尔传来的大都市愿景相互作用，又与之有所区别。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对我来说，核心问题围绕着金钱。 如果能看到关于东突厥斯坦安全经济的、具有历史背景的详细研究，我会印象深刻。 在经济的其他大部分方面停滞或倒退的情况下，安全经济领域却在增长，并蕴藏着机会。 例子比比皆是：对口援疆项目资金是如何运作的？ 安全化是否让兵团在经济上受益？ 谁在工资单中获得了（以及谁没有获得）“维稳”奖金？
我对安全经济中平庸的方面特别感兴趣，例如为驻扎在区域外的部队提供食堂餐食。 像这样的政府合同提供了保证的回报，因此处于合适位置的人们都在竞争这些合同。 这些人是谁？ 这种竞争是如何展开的？ 国家再分配机构（事业单位）和企业（企业单位）在将资金转移到私营经济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它们又从中获取了什么回报？ 这些转移的合法性如何？ 是否有任何重要的私营企业部门未受到2009年后安全经济政策和补贴的影响？ 这类研究可以揭示当代东突厥斯坦的利益结构和社会权力来源。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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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journal-of-asian-studies/article/rise-of-xinjiang-studies-a-jas-new-author-forum/2C6E50D56A68876429B4F997E36A270F
原文标题：The Rise of Xinjiang Studies: A JAS New Author Forum |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Cambridge Core
作者简介：Cambridge Core 是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的学术出版平台，发布同行评审期刊文章、学术论文和研究资料。
副标题：殖民、边疆、维吾尔研究与区域史方法，正在改变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理解
摘要：这篇 JAS 新作者论坛文章回顾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研究的兴起，讨论该领域如何从边疆史、殖民研究、维吾尔研究和跨区域方法中发展出来。文章也反思学术写作如何面对政治压力、档案限制和知识生产责任。
在与中国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中，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研究可能是受二十世纪中期准入限制影响，恢复最慢的一个领域。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东突厥斯坦的研究曾风靡一时，在西方大众媒体中拥有广泛的受众，当时该地区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中国中亚”、“中国突厥斯坦”或“东突厥斯坦”。 当民国时期和毛泽东时代的动荡使得该地区几乎完全对外界封闭时，东突厥斯坦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荒芜期。 毕竟，早期的兴趣总是带有东方主义的旅行幻想和帝国欲望，而这些都需要学者实地考察才能实现。
在与中国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中，东突厥斯坦的研究可能是受二十世纪中期准入限制影响，恢复最慢的一个领域。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东突厥斯坦的研究曾风靡一时，在西方大众媒体中拥有广泛的受众，当时该地区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中国中亚”、“中国突厥斯坦”或“东突厥斯坦”。 当民国时期和毛泽东时代的动荡使得该地区几乎完全对外界封闭时，东突厥斯坦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荒芜期。 毕竟，早期的兴趣总是带有东方主义的旅行幻想和帝国欲望，而这些都需要学者实地考察才能实现。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重新开放时，几乎没有学者具备培养新一代东突厥斯坦专家所需的专业知识。 该领域的发展十分缓慢，受到多种因素的阻碍：一是缺乏对该地区多种语言（尤其是维吾尔语）的培训；二是至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汉学家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地理边缘地带对于中国的历史和身份认同而言也是边缘性的。 到了二十一世纪初，语言资源开始积累，准入条件有所改善，加之学术界对帝国、边疆和身份认同的兴趣日益浓厚，使得东突厥斯坦研究变得具有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在“九一一”事件后的世界格局中，一个由中国控制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具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这使得关于东突厥斯坦的书籍对出版商极具吸引力。
当然，障碍依然存在。 2004年出版的文集《东突厥斯坦：中国的穆斯林边疆》的撰稿人随后被拒绝发放进入中国的签证，这严重限制了他们开展新研究的能力。 尽管如此，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里，学术专著仍以每年约一本的速度缓慢产出。
直到2016年。 那一年似乎是一个高峰或转折点，至少出版了五部学术专著，且全部出自新作者之手。 这种出版热潮从长远来看意味着什么，目前尚不确定。 准入限制再次收紧，有来自东突厥斯坦的报告称，维吾尔人仅仅因为与外国人交谈就被送往再教育营。 另一方面，目前担任终身教职或预备终身教职的东突厥斯坦专家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还有一支强大的研究生队伍准备追随他们的脚步。
无论东突厥斯坦研究的未来如何，我们第一次拥有了足够多的研究成果，可以探讨这个正在形成真正学术领域的趋势。 事实上，资深学者已经开始通过多书评论文章来权衡这个问题，例如伊尔迪科·贝勒-汉（Ildikó Bellér-Hann）在本刊上一期发表的文章。 我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2016年的五位东突厥斯坦研究新作者，了解他们对该领域性质和方向的看法。 他们的著作包括：
《维吾尔民族：俄中边境的改革与革命》。 作者：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6年。 xvi, 347页。ISBN: 9780674660373。
《油与水：在东突厥斯坦做汉人》。 作者：汤姆·克里夫（Tom Cliff）。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6年。 第xi页，共252页。ISBN: 9780226360133。
《东突厥斯坦与现代中国国家》。 作者：贾斯汀·M·雅各布斯。 雅各布斯。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16年。 第xvi页，共297页。ISBN: 9780295742649。
《边疆资本主义：土耳其斯坦物产、清朝白银与东方市场的诞生》。 作者：金光民。 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6年。 第viii页，共299页。ISBN: 9780804799232。
《构建、创造与争夺城市景观：一种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东突厥斯坦城市转型的社会人类学研究》。 作者：马德琳·科比。 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出版社，2016年。 第xi页，共214页。ISBN: 9783447105903。
瑞安·图姆：在进入更广泛的领域讨论之前，我想先请教一个我在2016年出版的关于东突厥斯坦的著作中发现的显著共同点。 你们许多人都使用了“殖民”或“殖民地”这些词来描述东突厥斯坦。 在我看来，这代表了一种新的、重要的共识，而这正是当前中国领导层所忌讳的。 当今学术界大多将世界视为后殖民或新殖民时代，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些新研究表明，东突厥斯坦的案例是一个审视经典类型、持续且活跃的殖民体系的机会。 你们认为关于东突厥斯坦的研究，能为全球殖民主义和帝国研究做出什么贡献？
贾斯汀·雅各布斯：我认为东突厥斯坦是一个极好的案例研究，通过它，我们可以将中国纳入全球关于帝国及其在民族主义和去殖民化时代命运的比较研究中。 一旦进入20世纪，将中国纳入这些讨论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东突厥斯坦是中国唯一一个非汉族人口与汉族人口数量大致相当的省级行政单位，双方都没有出现压倒性的多数。 而且，与西藏不同，汉族官员、商人和移民在整个20世纪在东突厥斯坦都有持续的存在，为历史学家留下了无与伦比的纸质档案供分析。 在我看来，东突厥斯坦为现代中国研究学者提供了一条最丰富、最有前景的途径，使他们能够与世界其他地区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相关议题进行交流，也让世界其他地区能够与中国进行交流。
汤姆·克里夫：今天的东突厥斯坦结合了关键特征——形式、实践、事件、序列、主体性——这些特征明显源自过去的殖民主义版本。 但首先，它们是衍生出来的，不一定是直接复制。 因此，东突厥斯坦提供了一个机会，来研究这些特征如何以非线性和有时不可预测的方式变异和发展，然后汇聚在一起。 其次，由于并非所有对当代东突厥斯坦的影响都来自过去，我建议这种衍生/重组的说法也延伸到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中国和前苏联集团的后社会主义变体，以及那些长期在民主西方所谓的“第三世界”中运作（并持续存在）的变体。 这些也是帝国形态——即统治模式——它们有着纯粹经济之外的目标和目的。 东突厥斯坦展示了这些技术是如何在不同的地方同时被应用的。 边疆是试验事物的地方，也是过去形式和实践的容器，政治、社会、经济等的运作机制往往会被剥离得赤裸裸，从而更容易被观察和分析。 这意味着研究东突厥斯坦可以帮助我们批判性地反思我们自己的社会、它们在民族国家边界内外所采取的实践，以及它们的历史与未来。
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如果说这里存在某种共识，那是因为显而易见，清朝时期的东突厥斯坦是一个帝国建设的案例，而且至少从19世纪末开始，它就处于一种殖民状态。 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官员有意识地援引其他地方的帝国模式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不过，我对于将其称为“经典”形式的殖民主义持保留意见。 显然，中国传统中存在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至今仍在塑造北京方面的处理方式。 我们还必须记住，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比较虚弱，且受到俄罗斯和英国作为东突厥斯坦殖民参与者的制约。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一直关注不同的殖民政策如何在东突厥斯坦相互交织。 最后，还有一个事实是，中国对该地区的统治在20世纪中叶被重新定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术语。 也许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是一个殖民帝国，但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这种关于发展和扶持政策的新修辞。
金光敏（Kwangmin Kim）：可以说，近期东突厥斯坦研究对全球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领域最大的贡献，在于它挑战了“欧洲例外论”，即那种认为殖民主义是西欧特有发展的观点。 根据这一立场，非西方帝国（如中国）在严格的西方意义上并不存在帝国主义或殖民帝国。 在这种观点中，一个主要的区别在于欧洲帝国是由商业驱动的，而中国在内亚的扩张据称是由安全驱动的，是为了防御游牧民族的威胁。 尽管对欧洲帝国主义的僵化经济解释本身早已受到质疑，但在比较欧洲和非欧洲帝国时，上述区别仍然很流行。
在我看来，关于清朝在东突厥斯坦统治的新研究，通过强调清帝国积极参与殖民地东突厥斯坦的商业和经济发展，对“欧洲例外论”的论点提出了严峻挑战。 彼得·珀杜（Peter Purdue）和詹姆斯·米尔沃德（James Millward）的开创性著作令人信服地证明，帝国的安全关切与对经济发展的参与往往是相互促进的。 与此同时，我的书表明，清朝不仅仅是参与了中国商业利益的扩张。 它还与东突厥斯坦当地的土地所有权贵族（伯克，begs）合作，帮助他们对当地社会进行资本主义转型。 此外，像米尔沃德和李华（Hua Li）这样的作者至少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东突厥斯坦可能曾作为一种生态储备地发挥作用，就像新大陆殖民地对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
瑞安·瑟姆（Rian Thum）：殖民主义问题只是近期东突厥斯坦相关书籍所开辟的众多新研究方向之一。 你认为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作品相比，存在哪些延续和断裂？ 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是否有明确的发展方向？
金光敏：与90年代和2000年代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是主题的多样化。 早期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广义上的清朝帝国政策，而2010年代出版的新书则处理东突厥斯坦当地的各种行动者：俄罗斯中亚地区的“维吾尔”侨民（布罗菲）、1949年后进入南部绿洲的中国移民（克里夫）、晚清和民国时期东突厥斯坦的汉族官员（雅各布斯）、当地的穆斯林地主贵族（金），以及经常光顾当地苏菲派圣地的普通绿洲穆斯林朝圣者（瑟姆）。 换句话说，东突厥斯坦研究的新方向可以很好地概括为：从研究中国或满洲在东突厥斯坦的帝国政策，转向研究中国统治下的东突厥斯坦社会。
另一个区别可能是时间跨度上的侧重点。 与主要关注清朝帝国历史的早期研究不同，近期的大多数作品都关注20世纪的发展，特别是民国时期（1912–1949）。 然而，我也看到早期帝国历史及其分析洞见对新作品有着强烈甚至基础性的影响：像早期的帝国历史一样，新作品在欧亚大陆更广泛的跨国和全球背景下分析东突厥斯坦的社会与政治，并将东突厥斯坦与中国的关系视为殖民关系而非国内关系。 因此，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新作品共同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在过去300年的东突厥斯坦历史中，1911年中国革命作为帝国历史与现代历史的人为分界线并不重要；清帝国的帝国遗产在东突厥斯坦依然存在，尽管是以一种大幅修正后的形式。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以清朝帝国历史知识为基础，在东突厥斯坦进行实地考察，使学者们能够近距离观察殖民主义。 帝国遗产在当今东突厥斯坦的可见性，凸显了这些遗产在当代中国各地的持续存在。 当从边缘观察中心，或反之亦然时，某些结构和模式会变得非常清晰。
但是，关于东突厥斯坦，哪里才是中心？ 哪里又是家园？ 对于这些问题，每本近期著作中所涉及的人类主体肯定会有不同的答案（比较布罗菲笔下的流亡者与瓦利-科恩笔下的人物；瑟姆笔下当今东突厥斯坦的居民与克里夫或科比笔下的人物；雅各布斯笔下民国时期的汉族政治精英与金笔下大约一个世纪前的维吾尔伯克）。 至少前一个问题是詹姆斯·米尔沃德及其他人已经提出的观点，但这些近期的专著为答案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撑。 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已经超越了东突厥斯坦本身。 金所提到的主题和行动者的多样化，以及他们所涉及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细节，凸显并复杂化了东突厥斯坦在多个核心-边缘轴线上的角色和地位。
马德琳·科比（Madlen Kobi）：关于多个核心-边缘轴线，我注意到学术界研究东突厥斯坦的一种延续性在于我们嵌入研究的角度多种多样：一些学者将东突厥斯坦视为中国的边疆地区，从汉学或中国研究的角度进行探讨；而另一些学者则关注维吾尔族人口，以及东突厥斯坦与中亚在文化、历史和社会方面的联系。 我们仍然很少发现既精通维吾尔语又精通汉语的学者，但语言能力当然会影响所能获取的书面和口头资料的种类，进而影响研究结果。 正是这种视角的集合增强了我们对东突厥斯坦政治、经济和社会定位的理解。 我认为东突厥斯坦研究的学者们应该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并与不同的区域学科进行对话——除了他们在移民、国家权力或民族研究等主题领域所做的贡献之外。
大卫·布罗菲：我认为最终可能定义“东突厥斯坦研究”这一领域的文献正在汇聚。 目前仍有许多空白，让人很容易倾向于占据某个细分领域，但我们开始在学术共同体内部看到更多的反思和辩论。 人们已经提到了学者们现在在东突厥斯坦花费的时间。 与二十年前相比，我们现在也有了更丰富的书面资料可供研究。 虽然很难一概而论，但我看到这些书每一本都在某种方向上超越了东突厥斯坦，无论是地理上还是理论上，旨在寻找更积极的对话，而东突厥斯坦正是这些对话的天然契合点，尽管它过去曾被遗漏。 这可能意味着伊斯兰世界人类学的发展趋势、关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辩论，或是其他不同的议题。 至少在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这正成为一种双向交流；我们看到东突厥斯坦正作为更广泛讨论的一部分被“常态化”。
瑞安·图姆（Rian Thum）：自毛泽东时代以来，进入东突厥斯坦进行研究的机会确实有所增加，但即使在21世纪头十年开放程度最高的时期，该地区依然是一个非常难以开展工作的地方。 如今，该地区拥有世界上最严密的国家监控和信息管控体系之一。 此外，我们还面临语言方面的挑战——近期很少有著作利用维吾尔语或其他当地语言的资料，而重要的二手文献则分散在俄语、日语及其他语言中。 你认为东突厥斯坦特殊的准入问题是如何塑造我们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所产出的研究成果的？
马德琳·科比（Madlen Kobi）：这绝对是该地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2011年至2012年于东突厥斯坦南部进行为期十个月的田野调查期间，我开发了不同的数据收集策略。 在东突厥斯坦的城市地区进行研究具有一定优势。 为了把握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物质联系，我广泛探索了公共空间，对阿克苏市进行了城市测绘，并参与了各种公共活动，同时选择在餐馆而不是受访者家中与他们会面。 总的来说，我倾向于采取一种透明的研究策略，即就自己的研究与当地机构进行沟通和接触。 组织和管理田野调查可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这看起来像是浪费了处理具体研究课题的时间，但必须将其视为东突厥斯坦社会现实的一部分来反思。 在当地停留数月，不仅能开展课题研究，还能深入了解日常生活的不同侧面。 此外，在离开田野后，该地区的政治敏感性当然也影响了我写作和发表成果的方式。
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目前，很难构想出一个深植于当地条件的科研项目，与东突厥斯坦学者的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我决定将档案工作重点放在前苏联和俄罗斯时，部分是出于学术原因，但也有部分是出于实际考虑。 目前，学术界对这种将东突厥斯坦与周边地区联系起来的研究持开放态度。 不过，如果人们开始要求更多“以东突厥斯坦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我还不确定该怎么做！ 在资料方面，所有语言的研究都有大量工作要做，作为一名档案历史学家，我认为中文和/或俄文资料始终至关重要。 对我而言，学习维吾尔语部分是为了查阅资料，但也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不以维吾尔人自己的话语体系与他们交流，我就无法撰写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章。 这种必要性并不适用于东突厥斯坦历史中的每一个问题。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语言和政治准入障碍非常直接地塑造了我的研究。 我做出了一个战略性决定，即只关注汉族群体。 这首先是因为我看到了研究中的空白，即当代关于东突厥斯坦汉人生活的人类学研究代表性不足。 这也是一个语言能力的问题，以及我需要投入多少资源去学习哪怕是最基础的维吾尔语。 但从方法论上讲，这一决定是基于东突厥斯坦族际和人际关系的现实，以及我如何融入其中。 即使在2009年之前，族际关系也以不信任为特征。 积极地表现出不学习维吾尔语、不刻意培养维吾尔人脉，使我能够与汉族受访者建立更深层的信任。 通过这种方式，我利用与维吾尔人的语言障碍，跨越了与汉人之间的政治准入障碍。 （话虽如此，在六个月内，我被明确告知要远离兵团，尤其是远离近期的兵团定居者。 那里还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
贾斯汀·雅各布斯（Justin Jacobs）：我认为，东突厥斯坦的准入和语言问题对人类学家造成的障碍，比对依赖文献的历史学家造成的障碍要大得多，因为人类学家需要接触活着的受访者。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获取与东突厥斯坦相关的原始资料，与获取任何由威权政府控制档案的领域（包括中国内地省份）并没有太大区别。 正如所有涉及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领域一样，台湾的档案获取渠道目前非常丰富，而中国大陆的获取渠道则难以预测，充其量是零星的。 我有幸获得了有限的东突厥斯坦地区档案馆的准入权限，但在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却被拒之门外。 至于非中文资料，中国境外存在几批重要的维吾尔语资料收藏，而满文和蒙文文献则可以在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 最终，在任何特定时刻，只有少数历史叙事是“可讲述的”，历史学家总是会讲述那些由时间和环境所决定的叙事——在东突厥斯坦和其他地方皆是如此。
瑞安·图姆（Rian Thum）：东突厥斯坦研究有一个不幸的特点，即我们可以将学者的被列入黑名单与他们参与特定的出版物联系起来。 中国对十三位作者的封杀表明，中国政府愿意针对个别外国学者的出版物进行打击，其中包括一些非常温和的文章。 这如何影响了你的工作以及整个领域？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因撰写或评论东突厥斯坦事务而被列入签证黑名单的可能性，是我一直担心的问题。 对于我写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自觉地努力不去自我审查。 而且我觉得这种自觉是必要的，因为自我审查可能在潜意识或无意识中运作。 潜意识的自我审查至少部分源于对批判性评论可能对田野调查产生何种影响的不确定性；我们永远不知道，也永远无法知道我们是否会在错误的时间、因错误的原因出现在错误的人的雷达上。 我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假设自己已经在雷达上了，提醒自己有责任如实陈述，然后想象自己正在向汉族朋友讲述我的观察和分析。 他们并非不讲道理的人；他们可能会不同意——甚至强烈反对——我的观点，但我们仍会是朋友。 我的感觉是，签证黑名单的现实威胁影响了大多数从事东突厥斯坦研究的人，但我认为这（日益）适用于更广泛的中国研究。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只是程度问题。
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我对此并不太担心，尽管我想那次事件可能已经让一些年轻学者对进入该领域望而却步。 你提到的那个案例是运气不佳——书落入了错误的人手中——以及一种看法，即认为这代表了西方学者的一种有组织的行为，且以某种方式与美国政策制定相关联。 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任何封杀个别学者的统一政策。 当然，这总是有可能的，如果最终被列入黑名单会很遗憾，但当你想到中国境外的维吾尔学者目前承受着不准发表文章的压力，以及中国境内对知识工作的窒息性监控时，这只是一个小代价。 我们需要确保的一点是，大学管理层要支持面临这些威胁的学者，而不是将他们视为大学与中国打交道时的负担。
马德琳·科比：这些作者被禁，自然对东突厥斯坦学者的研究工作产生了至今仍存的影响。 问题在于，没人确切知道“红线”在哪里，我们能在不失去进入中国机会的前提下发表什么内容。 但对我而言，最糟糕的情况并非被拒签（那当然是令人遗憾的损失！），而是我在东突厥斯坦的交流对象因为与我接触而面临麻烦。 我同意大卫和汤姆的观点，这不仅关乎东突厥斯坦学者，更关乎整个中国研究领域的学者。 过去五年里，外国学者在中国（尤其是东突厥斯坦）的处境变得更加紧张。 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和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因含有“敏感”关键词而限制相关文章进入中国市场的审查披露，提醒我们研究成果正受到密切监控。 尽管如此，作为外国研究人员，我们有责任也有自由去持续发表基于实地考察的科学论文，探讨东突厥斯坦在社会、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发展。
贾斯汀·雅各布斯：在我职业生涯的现阶段，我不再为此担心了，但当我还在读研究生时，我非常害怕被列入黑名单，担心这种标签会毁了我的学术生涯。 我当时甚至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有一年我甚至以“杰斐逊·罗伯茨”的化名在伊斯坦布尔的东突厥斯坦难民协会会议上发表了论文。 然而，一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审查制度在执行时存在着极大的不一致性，至少对外国人是这样。 档案的获取受到严格限制，但与此同时，这些档案机构又会转头出版数千页包含最敏感材料的文件。 去年夏天，我受邀在四川大学就高度敏感的话题进行了三场完全未经审查的演讲。 所以，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外国学者还是有很多系统漏洞可以利用的。
瑞安·图姆：谈论“东突厥斯坦研究”有多大意义呢？ 毕竟，东突厥斯坦这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域”是清朝遗留下来的一个奇怪的行政建构，它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阿尔蒂沙尔地区与如今以汉族为主的准噶尔地区融合在了一起。 当然，在十八世纪之前，并不存在东突厥斯坦。
贾斯汀·雅各布斯：我认为这和其他任何通过人为强加的政治边界来确定基本理论参数的研究领域一样，具有相当的意义。 几乎每一个政治建构，无论是帝国、民族、省份、国家还是县城，都是以零敲碎打的方式拼凑而成的，起初看起来很随意，但后来都经历了一个意识形态自然化的过程。 我不认为在我们所处的政治建构之外，还有什么更“自然”或“有机”的替代方案，无论是在东突厥斯坦还是其他地方。 例如，如果我们说一个更合乎逻辑的分析单位是“以维吾尔族为主的阿尔蒂沙尔地区”，那么我们就是在强加一种观念，即阿尔蒂沙尔的身份政治是该领域最显著的特征。 但根据视角的不同，最显著的特征可能是与费尔干纳的经济贸易联系、从西安到开罗的穆斯林宗教网络，或是与游牧民族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和蒙古人的互动。 因此，虽然我同意东突厥斯坦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奇怪行政建构，但我同样认为，清末、民国和共产主义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将其曾经人为的存在自然化了。 无论好坏，到了二十世纪，“东突厥斯坦”对许多人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该地区的学者将其反映在研究工作中是有意义的。
金光民：我同意雅各布斯的观点，即东突厥斯坦可以也应该成为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单位，至少对于十八世纪以后的研究而言是这样。 尽管东突厥斯坦最初是一个随意的清朝行政术语，但这一清朝建构此后已拥有了独立的生命，并成为一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特别是在民国和共产主义政府统治下。 这一点是无法简单忽视的。 本次论坛的五位作者都将“东突厥斯坦”作为研究课题，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东突厥斯坦作为一种有意义的空间概念所具有的持久力。
此外，在我看来，在将东突厥斯坦概念化为一个单一区域时至关重要的南北联系（准噶尔与阿尔蒂沙尔的联系），即使在历史意义上也不是纯粹随意的。 甚至在十八世纪中叶清朝征服之前，准噶尔帝国就已经将阿尔蒂沙尔纳入其版图，人们甚至可以引用欧文·拉铁摩尔的观点，认为阿尔蒂沙尔与北方草原以及中国各王朝的政治联系是古老且结构性的，比如从匈奴时代（约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开始。 （接上文）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
简而言之，我认为东突厥斯坦的概念和东突厥斯坦研究是相关且有用的——只要人们意识到其历史建构的本质，并意识到存在其他同样有意义的竞争性空间概念即可。
马德琳·科比：当然，东突厥斯坦和其他许多地区一样，是一种政治建构。 然而，这一点我同意金光民的看法，我们都感到自己属于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这使得它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术语，至少在当前这几十年是这样。 因为研究东突厥斯坦的学者并不多，我们都渴望跨越学科界限交流知识。 虽然我在中国其他地区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更倾向于与其他人类学家交流，但东突厥斯坦研究的特点是学者背景广泛，涵盖历史学、人类学、伊斯兰研究、地理学、语言学等领域。 根据我的经验，东突厥斯坦研究者很容易建立联系，并因共同的研究领域而产生一种纽带感——至少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学者是这样。 遗憾的是，与研究东突厥斯坦的中国学者进行合作则更为复杂。 我也观察到，中国学者较少将自己认同为东突厥斯坦研究者，而是更倾向于学科导向。
瑞安·图姆：作为总结，你们认为该领域目前有哪些重大的未解之谜？
大卫·布罗菲：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研究方向，我希望看到伊斯兰历史研究能超越长期以来对苏菲主义的关注，为我们提供一份关于塔里木盆地乌理玛（ulama）及其在二十世纪命运的更清晰的谱系。 我也希望我们能超越关于孤立和狭隘的陈词滥调，更多地思考“绿洲社会”在政治经济学层面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我们距离对东突厥斯坦村级政治动态的深入分析，以及对20世纪30年代等时期民众动员如何发生的研究，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当然，和数百万维吾尔人一样，我想知道斯大林是否真的应对那场导致第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领导层丧生的空难负责！
马德琳·科比：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必须探究快速城市化对脆弱的沙漠生态的影响，以及为维持城市生活而日益增长的自然资源需求所带来的后果。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目前是一个热门的政治话题，但这对当地民众意味着什么？ 这种政策以何种方式刻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此外，还有一些次要问题我也很感兴趣，希望能了解更多，例如基督教在当今东突厥斯坦的传播及其相关性，或者东突厥斯坦北部番茄生产的组织架构和相关参与者，因为据称全球五分之一的番茄酱生产原料都来自东突厥斯坦。 总而言之，我们不应总是强调该地区的边缘或边境地位，而应努力去探究一些关于东突厥斯坦社会生活中令人惊叹的（历史）故事。
贾斯汀·雅各布斯（Justin Jacobs）：用一个词概括：兵团。 1949年后由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立的军事殖民地，是该地区历史上汉化进程中最大的单一推动力量。 但我们对这些机构及其成员如何与1949年前就生活在东突厥斯坦的人民进行互动（或未进行互动）知之甚少。 对我而言，现代东突厥斯坦的历史可以划分为“兵团前”（B.B.）时期。 和“兵团后”（A.B.）时期。 当然，我们了解兵团在东突厥斯坦存在的大致轮廓，但这实际上并没有超出枯燥的统计数据和老一代定居者政治正确的怀旧叙事。 更广泛地说，我也同意大卫的观点，即我们对二十世纪大众如何经历各种形式的中国统治知之甚少，其中盛世才时期的苏联式民众动员工作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领域。
金光敏（Kwangmin Kim）：这也不算是一个研究问题，但东突厥斯坦历史研究中最明显的空白是晚清时期，特别是1864年至1911年间。 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东突厥斯坦经历了从帝国政治向民族国家政治的转型，因此掌握着揭开当地现代性起源的关键。 然而，很少有学者专门研究这一时期。 学者们确实涵盖了这一时期，但主要是将其作为十八世纪清朝统治的尾声，或是二十世纪历史的前传。 金浩东（Hodong Kim）的《中国圣战》（Holy War in China）是近年来唯一专门研究这一时期的专著。 我特别欢迎对清朝收复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后的政权进行深入研究，在细致的本土语境下考察东突厥斯坦作为中国一个省（sheng）的建立过程。 我也希望看到关于十九世纪末东突厥斯坦穆斯林叛乱的研究，不仅要考察阿古柏（Yaʿqūb Beg）政权，还要全面考察乌鲁木齐的同治回乱政权以及伊犁的塔兰奇政权。 这样的著作或许可以探讨这些叛乱者是否提供了某种本土的/底层的现代性来源，这种现代性既与中国、俄罗斯或伊斯坦布尔传来的大都市愿景相互作用，又与之有所区别。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对我来说，核心问题围绕着金钱。 如果能看到关于东突厥斯坦安全经济的、具有历史背景的详细研究，我会印象深刻。 在经济的其他大部分方面停滞或倒退的情况下，安全经济领域却在增长，并蕴藏着机会。 例子比比皆是：对口援疆项目资金是如何运作的？ 安全化是否让兵团在经济上受益？ 谁在工资单中获得了（以及谁没有获得）“维稳”奖金？
我对安全经济中平庸的方面特别感兴趣，例如为驻扎在区域外的部队提供食堂餐食。 像这样的政府合同提供了保证的回报，因此处于合适位置的人们都在竞争这些合同。 这些人是谁？ 这种竞争是如何展开的？ 国家再分配机构（事业单位）和企业（企业单位）在将资金转移到私营经济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它们又从中获取了什么回报？ 这些转移的合法性如何？ 是否有任何重要的私营企业部门未受到2009年后安全经济政策和补贴的影响？ 这类研究可以揭示当代东突厥斯坦的利益结构和社会权力来源。
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journal-of-asian-studies/article/rise-of-xinjiang-studies-a-jas-new-author-forum/2C6E50D56A68876429B4F997E36A270F
原文标题：The Rise of Xinjiang Studies: A JAS New Author Forum |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Cambridge Core
作者简介：Cambridge Core 是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的学术出版平台，发布同行评审期刊文章、学术论文和研究资料。
副标题：殖民、边疆、维吾尔研究与区域史方法，正在改变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理解
摘要：这篇 JAS 新作者论坛文章回顾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研究的兴起，讨论该领域如何从边疆史、殖民研究、维吾尔研究和跨区域方法中发展出来。文章也反思学术写作如何面对政治压力、档案限制和知识生产责任。
在与中国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中，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研究可能是受二十世纪中期准入限制影响，恢复最慢的一个领域。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东突厥斯坦的研究曾风靡一时，在西方大众媒体中拥有广泛的受众，当时该地区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中国中亚”、“中国突厥斯坦”或“东突厥斯坦”。 当民国时期和毛泽东时代的动荡使得该地区几乎完全对外界封闭时，东突厥斯坦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荒芜期。 毕竟，早期的兴趣总是带有东方主义的旅行幻想和帝国欲望，而这些都需要学者实地考察才能实现。
在与中国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中，东突厥斯坦的研究可能是受二十世纪中期准入限制影响，恢复最慢的一个领域。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东突厥斯坦的研究曾风靡一时，在西方大众媒体中拥有广泛的受众，当时该地区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中国中亚”、“中国突厥斯坦”或“东突厥斯坦”。 当民国时期和毛泽东时代的动荡使得该地区几乎完全对外界封闭时，东突厥斯坦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荒芜期。 毕竟，早期的兴趣总是带有东方主义的旅行幻想和帝国欲望，而这些都需要学者实地考察才能实现。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重新开放时，几乎没有学者具备培养新一代东突厥斯坦专家所需的专业知识。 该领域的发展十分缓慢，受到多种因素的阻碍：一是缺乏对该地区多种语言（尤其是维吾尔语）的培训；二是至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汉学家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地理边缘地带对于中国的历史和身份认同而言也是边缘性的。 到了二十一世纪初，语言资源开始积累，准入条件有所改善，加之学术界对帝国、边疆和身份认同的兴趣日益浓厚，使得东突厥斯坦研究变得具有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在“九一一”事件后的世界格局中，一个由中国控制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具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这使得关于东突厥斯坦的书籍对出版商极具吸引力。
当然，障碍依然存在。 2004年出版的文集《东突厥斯坦：中国的穆斯林边疆》的撰稿人随后被拒绝发放进入中国的签证，这严重限制了他们开展新研究的能力。 尽管如此，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里，学术专著仍以每年约一本的速度缓慢产出。
直到2016年。 那一年似乎是一个高峰或转折点，至少出版了五部学术专著，且全部出自新作者之手。 这种出版热潮从长远来看意味着什么，目前尚不确定。 准入限制再次收紧，有来自东突厥斯坦的报告称，维吾尔人仅仅因为与外国人交谈就被送往再教育营。 另一方面，目前担任终身教职或预备终身教职的东突厥斯坦专家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还有一支强大的研究生队伍准备追随他们的脚步。
无论东突厥斯坦研究的未来如何，我们第一次拥有了足够多的研究成果，可以探讨这个正在形成真正学术领域的趋势。 事实上，资深学者已经开始通过多书评论文章来权衡这个问题，例如伊尔迪科·贝勒-汉（Ildikó Bellér-Hann）在本刊上一期发表的文章。 我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2016年的五位东突厥斯坦研究新作者，了解他们对该领域性质和方向的看法。 他们的著作包括：
《维吾尔民族：俄中边境的改革与革命》。 作者：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6年。 xvi, 347页。ISBN: 9780674660373。
《油与水：在东突厥斯坦做汉人》。 作者：汤姆·克里夫（Tom Cliff）。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6年。 第xi页，共252页。ISBN: 9780226360133。
《东突厥斯坦与现代中国国家》。 作者：贾斯汀·M·雅各布斯。 雅各布斯。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16年。 第xvi页，共297页。ISBN: 9780295742649。
《边疆资本主义：土耳其斯坦物产、清朝白银与东方市场的诞生》。 作者：金光民。 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6年。 第viii页，共299页。ISBN: 9780804799232。
《构建、创造与争夺城市景观：一种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东突厥斯坦城市转型的社会人类学研究》。 作者：马德琳·科比。 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出版社，2016年。 第xi页，共214页。ISBN: 9783447105903。
瑞安·图姆：在进入更广泛的领域讨论之前，我想先请教一个我在2016年出版的关于东突厥斯坦的著作中发现的显著共同点。 你们许多人都使用了“殖民”或“殖民地”这些词来描述东突厥斯坦。 在我看来，这代表了一种新的、重要的共识，而这正是当前中国领导层所忌讳的。 当今学术界大多将世界视为后殖民或新殖民时代，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些新研究表明，东突厥斯坦的案例是一个审视经典类型、持续且活跃的殖民体系的机会。 你们认为关于东突厥斯坦的研究，能为全球殖民主义和帝国研究做出什么贡献？
贾斯汀·雅各布斯：我认为东突厥斯坦是一个极好的案例研究，通过它，我们可以将中国纳入全球关于帝国及其在民族主义和去殖民化时代命运的比较研究中。 一旦进入20世纪，将中国纳入这些讨论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东突厥斯坦是中国唯一一个非汉族人口与汉族人口数量大致相当的省级行政单位，双方都没有出现压倒性的多数。 而且，与西藏不同，汉族官员、商人和移民在整个20世纪在东突厥斯坦都有持续的存在，为历史学家留下了无与伦比的纸质档案供分析。 在我看来，东突厥斯坦为现代中国研究学者提供了一条最丰富、最有前景的途径，使他们能够与世界其他地区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相关议题进行交流，也让世界其他地区能够与中国进行交流。
汤姆·克里夫：今天的东突厥斯坦结合了关键特征——形式、实践、事件、序列、主体性——这些特征明显源自过去的殖民主义版本。 但首先，它们是衍生出来的，不一定是直接复制。 因此，东突厥斯坦提供了一个机会，来研究这些特征如何以非线性和有时不可预测的方式变异和发展，然后汇聚在一起。 其次，由于并非所有对当代东突厥斯坦的影响都来自过去，我建议这种衍生/重组的说法也延伸到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中国和前苏联集团的后社会主义变体，以及那些长期在民主西方所谓的“第三世界”中运作（并持续存在）的变体。 这些也是帝国形态——即统治模式——它们有着纯粹经济之外的目标和目的。 东突厥斯坦展示了这些技术是如何在不同的地方同时被应用的。 边疆是试验事物的地方，也是过去形式和实践的容器，政治、社会、经济等的运作机制往往会被剥离得赤裸裸，从而更容易被观察和分析。 这意味着研究东突厥斯坦可以帮助我们批判性地反思我们自己的社会、它们在民族国家边界内外所采取的实践，以及它们的历史与未来。
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如果说这里存在某种共识，那是因为显而易见，清朝时期的东突厥斯坦是一个帝国建设的案例，而且至少从19世纪末开始，它就处于一种殖民状态。 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官员有意识地援引其他地方的帝国模式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不过，我对于将其称为“经典”形式的殖民主义持保留意见。 显然，中国传统中存在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至今仍在塑造北京方面的处理方式。 我们还必须记住，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比较虚弱，且受到俄罗斯和英国作为东突厥斯坦殖民参与者的制约。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一直关注不同的殖民政策如何在东突厥斯坦相互交织。 最后，还有一个事实是，中国对该地区的统治在20世纪中叶被重新定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术语。 也许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是一个殖民帝国，但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这种关于发展和扶持政策的新修辞。
金光敏（Kwangmin Kim）：可以说，近期东突厥斯坦研究对全球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领域最大的贡献，在于它挑战了“欧洲例外论”，即那种认为殖民主义是西欧特有发展的观点。 根据这一立场，非西方帝国（如中国）在严格的西方意义上并不存在帝国主义或殖民帝国。 在这种观点中，一个主要的区别在于欧洲帝国是由商业驱动的，而中国在内亚的扩张据称是由安全驱动的，是为了防御游牧民族的威胁。 尽管对欧洲帝国主义的僵化经济解释本身早已受到质疑，但在比较欧洲和非欧洲帝国时，上述区别仍然很流行。
在我看来，关于清朝在东突厥斯坦统治的新研究，通过强调清帝国积极参与殖民地东突厥斯坦的商业和经济发展，对“欧洲例外论”的论点提出了严峻挑战。 彼得·珀杜（Peter Purdue）和詹姆斯·米尔沃德（James Millward）的开创性著作令人信服地证明，帝国的安全关切与对经济发展的参与往往是相互促进的。 与此同时，我的书表明，清朝不仅仅是参与了中国商业利益的扩张。 它还与东突厥斯坦当地的土地所有权贵族（伯克，begs）合作，帮助他们对当地社会进行资本主义转型。 此外，像米尔沃德和李华（Hua Li）这样的作者至少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东突厥斯坦可能曾作为一种生态储备地发挥作用，就像新大陆殖民地对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
瑞安·瑟姆（Rian Thum）：殖民主义问题只是近期东突厥斯坦相关书籍所开辟的众多新研究方向之一。 你认为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作品相比，存在哪些延续和断裂？ 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是否有明确的发展方向？
金光敏：与90年代和2000年代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是主题的多样化。 早期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广义上的清朝帝国政策，而2010年代出版的新书则处理东突厥斯坦当地的各种行动者：俄罗斯中亚地区的“维吾尔”侨民（布罗菲）、1949年后进入南部绿洲的中国移民（克里夫）、晚清和民国时期东突厥斯坦的汉族官员（雅各布斯）、当地的穆斯林地主贵族（金），以及经常光顾当地苏菲派圣地的普通绿洲穆斯林朝圣者（瑟姆）。 换句话说，东突厥斯坦研究的新方向可以很好地概括为：从研究中国或满洲在东突厥斯坦的帝国政策，转向研究中国统治下的东突厥斯坦社会。
另一个区别可能是时间跨度上的侧重点。 与主要关注清朝帝国历史的早期研究不同，近期的大多数作品都关注20世纪的发展，特别是民国时期（1912–1949）。 然而，我也看到早期帝国历史及其分析洞见对新作品有着强烈甚至基础性的影响：像早期的帝国历史一样，新作品在欧亚大陆更广泛的跨国和全球背景下分析东突厥斯坦的社会与政治，并将东突厥斯坦与中国的关系视为殖民关系而非国内关系。 因此，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新作品共同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在过去300年的东突厥斯坦历史中，1911年中国革命作为帝国历史与现代历史的人为分界线并不重要；清帝国的帝国遗产在东突厥斯坦依然存在，尽管是以一种大幅修正后的形式。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以清朝帝国历史知识为基础，在东突厥斯坦进行实地考察，使学者们能够近距离观察殖民主义。 帝国遗产在当今东突厥斯坦的可见性，凸显了这些遗产在当代中国各地的持续存在。 当从边缘观察中心，或反之亦然时，某些结构和模式会变得非常清晰。
但是，关于东突厥斯坦，哪里才是中心？ 哪里又是家园？ 对于这些问题，每本近期著作中所涉及的人类主体肯定会有不同的答案（比较布罗菲笔下的流亡者与瓦利-科恩笔下的人物；瑟姆笔下当今东突厥斯坦的居民与克里夫或科比笔下的人物；雅各布斯笔下民国时期的汉族政治精英与金笔下大约一个世纪前的维吾尔伯克）。 至少前一个问题是詹姆斯·米尔沃德及其他人已经提出的观点，但这些近期的专著为答案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撑。 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已经超越了东突厥斯坦本身。 金所提到的主题和行动者的多样化，以及他们所涉及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细节，凸显并复杂化了东突厥斯坦在多个核心-边缘轴线上的角色和地位。
马德琳·科比（Madlen Kobi）：关于多个核心-边缘轴线，我注意到学术界研究东突厥斯坦的一种延续性在于我们嵌入研究的角度多种多样：一些学者将东突厥斯坦视为中国的边疆地区，从汉学或中国研究的角度进行探讨；而另一些学者则关注维吾尔族人口，以及东突厥斯坦与中亚在文化、历史和社会方面的联系。 我们仍然很少发现既精通维吾尔语又精通汉语的学者，但语言能力当然会影响所能获取的书面和口头资料的种类，进而影响研究结果。 正是这种视角的集合增强了我们对东突厥斯坦政治、经济和社会定位的理解。 我认为东突厥斯坦研究的学者们应该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并与不同的区域学科进行对话——除了他们在移民、国家权力或民族研究等主题领域所做的贡献之外。
大卫·布罗菲：我认为最终可能定义“东突厥斯坦研究”这一领域的文献正在汇聚。 目前仍有许多空白，让人很容易倾向于占据某个细分领域，但我们开始在学术共同体内部看到更多的反思和辩论。 人们已经提到了学者们现在在东突厥斯坦花费的时间。 与二十年前相比，我们现在也有了更丰富的书面资料可供研究。 虽然很难一概而论，但我看到这些书每一本都在某种方向上超越了东突厥斯坦，无论是地理上还是理论上，旨在寻找更积极的对话，而东突厥斯坦正是这些对话的天然契合点，尽管它过去曾被遗漏。 这可能意味着伊斯兰世界人类学的发展趋势、关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辩论，或是其他不同的议题。 至少在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这正成为一种双向交流；我们看到东突厥斯坦正作为更广泛讨论的一部分被“常态化”。
瑞安·图姆（Rian Thum）：自毛泽东时代以来，进入东突厥斯坦进行研究的机会确实有所增加，但即使在21世纪头十年开放程度最高的时期，该地区依然是一个非常难以开展工作的地方。 如今，该地区拥有世界上最严密的国家监控和信息管控体系之一。 此外，我们还面临语言方面的挑战——近期很少有著作利用维吾尔语或其他当地语言的资料，而重要的二手文献则分散在俄语、日语及其他语言中。 你认为东突厥斯坦特殊的准入问题是如何塑造我们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所产出的研究成果的？
马德琳·科比（Madlen Kobi）：这绝对是该地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2011年至2012年于东突厥斯坦南部进行为期十个月的田野调查期间，我开发了不同的数据收集策略。 在东突厥斯坦的城市地区进行研究具有一定优势。 为了把握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物质联系，我广泛探索了公共空间，对阿克苏市进行了城市测绘，并参与了各种公共活动，同时选择在餐馆而不是受访者家中与他们会面。 总的来说，我倾向于采取一种透明的研究策略，即就自己的研究与当地机构进行沟通和接触。 组织和管理田野调查可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这看起来像是浪费了处理具体研究课题的时间，但必须将其视为东突厥斯坦社会现实的一部分来反思。 在当地停留数月，不仅能开展课题研究，还能深入了解日常生活的不同侧面。 此外，在离开田野后，该地区的政治敏感性当然也影响了我写作和发表成果的方式。
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目前，很难构想出一个深植于当地条件的科研项目，与东突厥斯坦学者的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我决定将档案工作重点放在前苏联和俄罗斯时，部分是出于学术原因，但也有部分是出于实际考虑。 目前，学术界对这种将东突厥斯坦与周边地区联系起来的研究持开放态度。 不过，如果人们开始要求更多“以东突厥斯坦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我还不确定该怎么做！ 在资料方面，所有语言的研究都有大量工作要做，作为一名档案历史学家，我认为中文和/或俄文资料始终至关重要。 对我而言，学习维吾尔语部分是为了查阅资料，但也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不以维吾尔人自己的话语体系与他们交流，我就无法撰写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章。 这种必要性并不适用于东突厥斯坦历史中的每一个问题。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语言和政治准入障碍非常直接地塑造了我的研究。 我做出了一个战略性决定，即只关注汉族群体。 这首先是因为我看到了研究中的空白，即当代关于东突厥斯坦汉人生活的人类学研究代表性不足。 这也是一个语言能力的问题，以及我需要投入多少资源去学习哪怕是最基础的维吾尔语。 但从方法论上讲，这一决定是基于东突厥斯坦族际和人际关系的现实，以及我如何融入其中。 即使在2009年之前，族际关系也以不信任为特征。 积极地表现出不学习维吾尔语、不刻意培养维吾尔人脉，使我能够与汉族受访者建立更深层的信任。 通过这种方式，我利用与维吾尔人的语言障碍，跨越了与汉人之间的政治准入障碍。 （话虽如此，在六个月内，我被明确告知要远离兵团，尤其是远离近期的兵团定居者。 那里还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
贾斯汀·雅各布斯（Justin Jacobs）：我认为，东突厥斯坦的准入和语言问题对人类学家造成的障碍，比对依赖文献的历史学家造成的障碍要大得多，因为人类学家需要接触活着的受访者。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获取与东突厥斯坦相关的原始资料，与获取任何由威权政府控制档案的领域（包括中国内地省份）并没有太大区别。 正如所有涉及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领域一样，台湾的档案获取渠道目前非常丰富，而中国大陆的获取渠道则难以预测，充其量是零星的。 我有幸获得了有限的东突厥斯坦地区档案馆的准入权限，但在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却被拒之门外。 至于非中文资料，中国境外存在几批重要的维吾尔语资料收藏，而满文和蒙文文献则可以在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 最终，在任何特定时刻，只有少数历史叙事是“可讲述的”，历史学家总是会讲述那些由时间和环境所决定的叙事——在东突厥斯坦和其他地方皆是如此。
瑞安·图姆（Rian Thum）：东突厥斯坦研究有一个不幸的特点，即我们可以将学者的被列入黑名单与他们参与特定的出版物联系起来。 中国对十三位作者的封杀表明，中国政府愿意针对个别外国学者的出版物进行打击，其中包括一些非常温和的文章。 这如何影响了你的工作以及整个领域？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因撰写或评论东突厥斯坦事务而被列入签证黑名单的可能性，是我一直担心的问题。 对于我写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自觉地努力不去自我审查。 而且我觉得这种自觉是必要的，因为自我审查可能在潜意识或无意识中运作。 潜意识的自我审查至少部分源于对批判性评论可能对田野调查产生何种影响的不确定性；我们永远不知道，也永远无法知道我们是否会在错误的时间、因错误的原因出现在错误的人的雷达上。 我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假设自己已经在雷达上了，提醒自己有责任如实陈述，然后想象自己正在向汉族朋友讲述我的观察和分析。 他们并非不讲道理的人；他们可能会不同意——甚至强烈反对——我的观点，但我们仍会是朋友。 我的感觉是，签证黑名单的现实威胁影响了大多数从事东突厥斯坦研究的人，但我认为这（日益）适用于更广泛的中国研究。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只是程度问题。
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我对此并不太担心，尽管我想那次事件可能已经让一些年轻学者对进入该领域望而却步。 你提到的那个案例是运气不佳——书落入了错误的人手中——以及一种看法，即认为这代表了西方学者的一种有组织的行为，且以某种方式与美国政策制定相关联。 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任何封杀个别学者的统一政策。 当然，这总是有可能的，如果最终被列入黑名单会很遗憾，但当你想到中国境外的维吾尔学者目前承受着不准发表文章的压力，以及中国境内对知识工作的窒息性监控时，这只是一个小代价。 我们需要确保的一点是，大学管理层要支持面临这些威胁的学者，而不是将他们视为大学与中国打交道时的负担。
马德琳·科比：这些作者被禁，自然对东突厥斯坦学者的研究工作产生了至今仍存的影响。 问题在于，没人确切知道“红线”在哪里，我们能在不失去进入中国机会的前提下发表什么内容。 但对我而言，最糟糕的情况并非被拒签（那当然是令人遗憾的损失！），而是我在东突厥斯坦的交流对象因为与我接触而面临麻烦。 我同意大卫和汤姆的观点，这不仅关乎东突厥斯坦学者，更关乎整个中国研究领域的学者。 过去五年里，外国学者在中国（尤其是东突厥斯坦）的处境变得更加紧张。 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和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因含有“敏感”关键词而限制相关文章进入中国市场的审查披露，提醒我们研究成果正受到密切监控。 尽管如此，作为外国研究人员，我们有责任也有自由去持续发表基于实地考察的科学论文，探讨东突厥斯坦在社会、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发展。
贾斯汀·雅各布斯：在我职业生涯的现阶段，我不再为此担心了，但当我还在读研究生时，我非常害怕被列入黑名单，担心这种标签会毁了我的学术生涯。 我当时甚至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有一年我甚至以“杰斐逊·罗伯茨”的化名在伊斯坦布尔的东突厥斯坦难民协会会议上发表了论文。 然而，一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审查制度在执行时存在着极大的不一致性，至少对外国人是这样。 档案的获取受到严格限制，但与此同时，这些档案机构又会转头出版数千页包含最敏感材料的文件。 去年夏天，我受邀在四川大学就高度敏感的话题进行了三场完全未经审查的演讲。 所以，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外国学者还是有很多系统漏洞可以利用的。
瑞安·图姆：谈论“东突厥斯坦研究”有多大意义呢？ 毕竟，东突厥斯坦这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域”是清朝遗留下来的一个奇怪的行政建构，它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阿尔蒂沙尔地区与如今以汉族为主的准噶尔地区融合在了一起。 当然，在十八世纪之前，并不存在东突厥斯坦。
贾斯汀·雅各布斯：我认为这和其他任何通过人为强加的政治边界来确定基本理论参数的研究领域一样，具有相当的意义。 几乎每一个政治建构，无论是帝国、民族、省份、国家还是县城，都是以零敲碎打的方式拼凑而成的，起初看起来很随意，但后来都经历了一个意识形态自然化的过程。 我不认为在我们所处的政治建构之外，还有什么更“自然”或“有机”的替代方案，无论是在东突厥斯坦还是其他地方。 例如，如果我们说一个更合乎逻辑的分析单位是“以维吾尔族为主的阿尔蒂沙尔地区”，那么我们就是在强加一种观念，即阿尔蒂沙尔的身份政治是该领域最显著的特征。 但根据视角的不同，最显著的特征可能是与费尔干纳的经济贸易联系、从西安到开罗的穆斯林宗教网络，或是与游牧民族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和蒙古人的互动。 因此，虽然我同意东突厥斯坦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奇怪行政建构，但我同样认为，清末、民国和共产主义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将其曾经人为的存在自然化了。 无论好坏，到了二十世纪，“东突厥斯坦”对许多人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该地区的学者将其反映在研究工作中是有意义的。
金光民：我同意雅各布斯的观点，即东突厥斯坦可以也应该成为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单位，至少对于十八世纪以后的研究而言是这样。 尽管东突厥斯坦最初是一个随意的清朝行政术语，但这一清朝建构此后已拥有了独立的生命，并成为一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特别是在民国和共产主义政府统治下。 这一点是无法简单忽视的。 本次论坛的五位作者都将“东突厥斯坦”作为研究课题，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东突厥斯坦作为一种有意义的空间概念所具有的持久力。
此外，在我看来，在将东突厥斯坦概念化为一个单一区域时至关重要的南北联系（准噶尔与阿尔蒂沙尔的联系），即使在历史意义上也不是纯粹随意的。 甚至在十八世纪中叶清朝征服之前，准噶尔帝国就已经将阿尔蒂沙尔纳入其版图，人们甚至可以引用欧文·拉铁摩尔的观点，认为阿尔蒂沙尔与北方草原以及中国各王朝的政治联系是古老且结构性的，比如从匈奴时代（约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开始。 （接上文）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
简而言之，我认为东突厥斯坦的概念和东突厥斯坦研究是相关且有用的——只要人们意识到其历史建构的本质，并意识到存在其他同样有意义的竞争性空间概念即可。
马德琳·科比：当然，东突厥斯坦和其他许多地区一样，是一种政治建构。 然而，这一点我同意金光民的看法，我们都感到自己属于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这使得它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术语，至少在当前这几十年是这样。 因为研究东突厥斯坦的学者并不多，我们都渴望跨越学科界限交流知识。 虽然我在中国其他地区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更倾向于与其他人类学家交流，但东突厥斯坦研究的特点是学者背景广泛，涵盖历史学、人类学、伊斯兰研究、地理学、语言学等领域。 根据我的经验，东突厥斯坦研究者很容易建立联系，并因共同的研究领域而产生一种纽带感——至少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学者是这样。 遗憾的是，与研究东突厥斯坦的中国学者进行合作则更为复杂。 我也观察到，中国学者较少将自己认同为东突厥斯坦研究者，而是更倾向于学科导向。
瑞安·图姆：作为总结，你们认为该领域目前有哪些重大的未解之谜？
大卫·布罗菲：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研究方向，我希望看到伊斯兰历史研究能超越长期以来对苏菲主义的关注，为我们提供一份关于塔里木盆地乌理玛（ulama）及其在二十世纪命运的更清晰的谱系。 我也希望我们能超越关于孤立和狭隘的陈词滥调，更多地思考“绿洲社会”在政治经济学层面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我们距离对东突厥斯坦村级政治动态的深入分析，以及对20世纪30年代等时期民众动员如何发生的研究，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当然，和数百万维吾尔人一样，我想知道斯大林是否真的应对那场导致第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领导层丧生的空难负责！
马德琳·科比：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必须探究快速城市化对脆弱的沙漠生态的影响，以及为维持城市生活而日益增长的自然资源需求所带来的后果。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目前是一个热门的政治话题，但这对当地民众意味着什么？ 这种政策以何种方式刻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此外，还有一些次要问题我也很感兴趣，希望能了解更多，例如基督教在当今东突厥斯坦的传播及其相关性，或者东突厥斯坦北部番茄生产的组织架构和相关参与者，因为据称全球五分之一的番茄酱生产原料都来自东突厥斯坦。 总而言之，我们不应总是强调该地区的边缘或边境地位，而应努力去探究一些关于东突厥斯坦社会生活中令人惊叹的（历史）故事。
贾斯汀·雅各布斯（Justin Jacobs）：用一个词概括：兵团。 1949年后由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立的军事殖民地，是该地区历史上汉化进程中最大的单一推动力量。 但我们对这些机构及其成员如何与1949年前就生活在东突厥斯坦的人民进行互动（或未进行互动）知之甚少。 对我而言，现代东突厥斯坦的历史可以划分为“兵团前”（B.B.）时期。 和“兵团后”（A.B.）时期。 当然，我们了解兵团在东突厥斯坦存在的大致轮廓，但这实际上并没有超出枯燥的统计数据和老一代定居者政治正确的怀旧叙事。 更广泛地说，我也同意大卫的观点，即我们对二十世纪大众如何经历各种形式的中国统治知之甚少，其中盛世才时期的苏联式民众动员工作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领域。
金光敏（Kwangmin Kim）：这也不算是一个研究问题，但东突厥斯坦历史研究中最明显的空白是晚清时期，特别是1864年至1911年间。 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东突厥斯坦经历了从帝国政治向民族国家政治的转型，因此掌握着揭开当地现代性起源的关键。 然而，很少有学者专门研究这一时期。 学者们确实涵盖了这一时期，但主要是将其作为十八世纪清朝统治的尾声，或是二十世纪历史的前传。 金浩东（Hodong Kim）的《中国圣战》（Holy War in China）是近年来唯一专门研究这一时期的专著。 我特别欢迎对清朝收复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后的政权进行深入研究，在细致的本土语境下考察东突厥斯坦作为中国一个省（sheng）的建立过程。 我也希望看到关于十九世纪末东突厥斯坦穆斯林叛乱的研究，不仅要考察阿古柏（Yaʿqūb Beg）政权，还要全面考察乌鲁木齐的同治回乱政权以及伊犁的塔兰奇政权。 这样的著作或许可以探讨这些叛乱者是否提供了某种本土的/底层的现代性来源，这种现代性既与中国、俄罗斯或伊斯坦布尔传来的大都市愿景相互作用，又与之有所区别。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对我来说，核心问题围绕着金钱。 如果能看到关于东突厥斯坦安全经济的、具有历史背景的详细研究，我会印象深刻。 在经济的其他大部分方面停滞或倒退的情况下，安全经济领域却在增长，并蕴藏着机会。 例子比比皆是：对口援疆项目资金是如何运作的？ 安全化是否让兵团在经济上受益？ 谁在工资单中获得了（以及谁没有获得）“维稳”奖金？
我对安全经济中平庸的方面特别感兴趣，例如为驻扎在区域外的部队提供食堂餐食。 像这样的政府合同提供了保证的回报，因此处于合适位置的人们都在竞争这些合同。 这些人是谁？ 这种竞争是如何展开的？ 国家再分配机构（事业单位）和企业（企业单位）在将资金转移到私营经济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它们又从中获取了什么回报？ 这些转移的合法性如何？ 是否有任何重要的私营企业部门未受到2009年后安全经济政策和补贴的影响？ 这类研究可以揭示当代东突厥斯坦的利益结构和社会权力来源。
东突厥斯坦研究的学术兴起：JAS 新作者论坛与领域转向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5 次浏览 • 2026-07-19 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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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journal-of-asian-studies/article/rise-of-xinjiang-studies-a-jas-new-author-forum/2C6E50D56A68876429B4F997E36A270F
原文标题：The Rise of Xinjiang Studies: A JAS New Author Forum |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Cambridge Core
作者简介：Cambridge Core 是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的学术出版平台，发布同行评审期刊文章、学术论文和研究资料。
副标题：殖民、边疆、维吾尔研究与区域史方法，正在改变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理解
摘要：这篇 JAS 新作者论坛文章回顾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研究的兴起，讨论该领域如何从边疆史、殖民研究、维吾尔研究和跨区域方法中发展出来。文章也反思学术写作如何面对政治压力、档案限制和知识生产责任。
在与中国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中，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研究可能是受二十世纪中期准入限制影响，恢复最慢的一个领域。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东突厥斯坦的研究曾风靡一时，在西方大众媒体中拥有广泛的受众，当时该地区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中国中亚”、“中国突厥斯坦”或“东突厥斯坦”。 当民国时期和毛泽东时代的动荡使得该地区几乎完全对外界封闭时，东突厥斯坦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荒芜期。 毕竟，早期的兴趣总是带有东方主义的旅行幻想和帝国欲望，而这些都需要学者实地考察才能实现。
在与中国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中，东突厥斯坦的研究可能是受二十世纪中期准入限制影响，恢复最慢的一个领域。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东突厥斯坦的研究曾风靡一时，在西方大众媒体中拥有广泛的受众，当时该地区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中国中亚”、“中国突厥斯坦”或“东突厥斯坦”。 当民国时期和毛泽东时代的动荡使得该地区几乎完全对外界封闭时，东突厥斯坦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荒芜期。 毕竟，早期的兴趣总是带有东方主义的旅行幻想和帝国欲望，而这些都需要学者实地考察才能实现。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重新开放时，几乎没有学者具备培养新一代东突厥斯坦专家所需的专业知识。 该领域的发展十分缓慢，受到多种因素的阻碍：一是缺乏对该地区多种语言（尤其是维吾尔语）的培训；二是至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汉学家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地理边缘地带对于中国的历史和身份认同而言也是边缘性的。 到了二十一世纪初，语言资源开始积累，准入条件有所改善，加之学术界对帝国、边疆和身份认同的兴趣日益浓厚，使得东突厥斯坦研究变得具有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在“九一一”事件后的世界格局中，一个由中国控制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具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这使得关于东突厥斯坦的书籍对出版商极具吸引力。
当然，障碍依然存在。 2004年出版的文集《东突厥斯坦：中国的穆斯林边疆》的撰稿人随后被拒绝发放进入中国的签证，这严重限制了他们开展新研究的能力。 尽管如此，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里，学术专著仍以每年约一本的速度缓慢产出。
直到2016年。 那一年似乎是一个高峰或转折点，至少出版了五部学术专著，且全部出自新作者之手。 这种出版热潮从长远来看意味着什么，目前尚不确定。 准入限制再次收紧，有来自东突厥斯坦的报告称，维吾尔人仅仅因为与外国人交谈就被送往再教育营。 另一方面，目前担任终身教职或预备终身教职的东突厥斯坦专家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还有一支强大的研究生队伍准备追随他们的脚步。
无论东突厥斯坦研究的未来如何，我们第一次拥有了足够多的研究成果，可以探讨这个正在形成真正学术领域的趋势。 事实上，资深学者已经开始通过多书评论文章来权衡这个问题，例如伊尔迪科·贝勒-汉（Ildikó Bellér-Hann）在本刊上一期发表的文章。 我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2016年的五位东突厥斯坦研究新作者，了解他们对该领域性质和方向的看法。 他们的著作包括：
《维吾尔民族：俄中边境的改革与革命》。 作者：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6年。 xvi, 347页。ISBN: 9780674660373。
《油与水：在东突厥斯坦做汉人》。 作者：汤姆·克里夫（Tom Cliff）。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6年。 第xi页，共252页。ISBN: 9780226360133。
《东突厥斯坦与现代中国国家》。 作者：贾斯汀·M·雅各布斯。 雅各布斯。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16年。 第xvi页，共297页。ISBN: 9780295742649。
《边疆资本主义：土耳其斯坦物产、清朝白银与东方市场的诞生》。 作者：金光民。 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6年。 第viii页，共299页。ISBN: 9780804799232。
《构建、创造与争夺城市景观：一种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东突厥斯坦城市转型的社会人类学研究》。 作者：马德琳·科比。 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出版社，2016年。 第xi页，共214页。ISBN: 9783447105903。
瑞安·图姆：在进入更广泛的领域讨论之前，我想先请教一个我在2016年出版的关于东突厥斯坦的著作中发现的显著共同点。 你们许多人都使用了“殖民”或“殖民地”这些词来描述东突厥斯坦。 在我看来，这代表了一种新的、重要的共识，而这正是当前中国领导层所忌讳的。 当今学术界大多将世界视为后殖民或新殖民时代，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些新研究表明，东突厥斯坦的案例是一个审视经典类型、持续且活跃的殖民体系的机会。 你们认为关于东突厥斯坦的研究，能为全球殖民主义和帝国研究做出什么贡献？
贾斯汀·雅各布斯：我认为东突厥斯坦是一个极好的案例研究，通过它，我们可以将中国纳入全球关于帝国及其在民族主义和去殖民化时代命运的比较研究中。 一旦进入20世纪，将中国纳入这些讨论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东突厥斯坦是中国唯一一个非汉族人口与汉族人口数量大致相当的省级行政单位，双方都没有出现压倒性的多数。 而且，与西藏不同，汉族官员、商人和移民在整个20世纪在东突厥斯坦都有持续的存在，为历史学家留下了无与伦比的纸质档案供分析。 在我看来，东突厥斯坦为现代中国研究学者提供了一条最丰富、最有前景的途径，使他们能够与世界其他地区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相关议题进行交流，也让世界其他地区能够与中国进行交流。
汤姆·克里夫：今天的东突厥斯坦结合了关键特征——形式、实践、事件、序列、主体性——这些特征明显源自过去的殖民主义版本。 但首先，它们是衍生出来的，不一定是直接复制。 因此，东突厥斯坦提供了一个机会，来研究这些特征如何以非线性和有时不可预测的方式变异和发展，然后汇聚在一起。 其次，由于并非所有对当代东突厥斯坦的影响都来自过去，我建议这种衍生/重组的说法也延伸到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中国和前苏联集团的后社会主义变体，以及那些长期在民主西方所谓的“第三世界”中运作（并持续存在）的变体。 这些也是帝国形态——即统治模式——它们有着纯粹经济之外的目标和目的。 东突厥斯坦展示了这些技术是如何在不同的地方同时被应用的。 边疆是试验事物的地方，也是过去形式和实践的容器，政治、社会、经济等的运作机制往往会被剥离得赤裸裸，从而更容易被观察和分析。 这意味着研究东突厥斯坦可以帮助我们批判性地反思我们自己的社会、它们在民族国家边界内外所采取的实践，以及它们的历史与未来。
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如果说这里存在某种共识，那是因为显而易见，清朝时期的东突厥斯坦是一个帝国建设的案例，而且至少从19世纪末开始，它就处于一种殖民状态。 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官员有意识地援引其他地方的帝国模式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不过，我对于将其称为“经典”形式的殖民主义持保留意见。 显然，中国传统中存在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至今仍在塑造北京方面的处理方式。 我们还必须记住，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比较虚弱，且受到俄罗斯和英国作为东突厥斯坦殖民参与者的制约。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一直关注不同的殖民政策如何在东突厥斯坦相互交织。 最后，还有一个事实是，中国对该地区的统治在20世纪中叶被重新定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术语。 也许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是一个殖民帝国，但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这种关于发展和扶持政策的新修辞。
金光敏（Kwangmin Kim）：可以说，近期东突厥斯坦研究对全球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领域最大的贡献，在于它挑战了“欧洲例外论”，即那种认为殖民主义是西欧特有发展的观点。 根据这一立场，非西方帝国（如中国）在严格的西方意义上并不存在帝国主义或殖民帝国。 在这种观点中，一个主要的区别在于欧洲帝国是由商业驱动的，而中国在内亚的扩张据称是由安全驱动的，是为了防御游牧民族的威胁。 尽管对欧洲帝国主义的僵化经济解释本身早已受到质疑，但在比较欧洲和非欧洲帝国时，上述区别仍然很流行。
在我看来，关于清朝在东突厥斯坦统治的新研究，通过强调清帝国积极参与殖民地东突厥斯坦的商业和经济发展，对“欧洲例外论”的论点提出了严峻挑战。 彼得·珀杜（Peter Purdue）和詹姆斯·米尔沃德（James Millward）的开创性著作令人信服地证明，帝国的安全关切与对经济发展的参与往往是相互促进的。 与此同时，我的书表明，清朝不仅仅是参与了中国商业利益的扩张。 它还与东突厥斯坦当地的土地所有权贵族（伯克，begs）合作，帮助他们对当地社会进行资本主义转型。 此外，像米尔沃德和李华（Hua Li）这样的作者至少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东突厥斯坦可能曾作为一种生态储备地发挥作用，就像新大陆殖民地对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
瑞安·瑟姆（Rian Thum）：殖民主义问题只是近期东突厥斯坦相关书籍所开辟的众多新研究方向之一。 你认为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作品相比，存在哪些延续和断裂？ 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是否有明确的发展方向？
金光敏：与90年代和2000年代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是主题的多样化。 早期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广义上的清朝帝国政策，而2010年代出版的新书则处理东突厥斯坦当地的各种行动者：俄罗斯中亚地区的“维吾尔”侨民（布罗菲）、1949年后进入南部绿洲的中国移民（克里夫）、晚清和民国时期东突厥斯坦的汉族官员（雅各布斯）、当地的穆斯林地主贵族（金），以及经常光顾当地苏菲派圣地的普通绿洲穆斯林朝圣者（瑟姆）。 换句话说，东突厥斯坦研究的新方向可以很好地概括为：从研究中国或满洲在东突厥斯坦的帝国政策，转向研究中国统治下的东突厥斯坦社会。
另一个区别可能是时间跨度上的侧重点。 与主要关注清朝帝国历史的早期研究不同，近期的大多数作品都关注20世纪的发展，特别是民国时期（1912–1949）。 然而，我也看到早期帝国历史及其分析洞见对新作品有着强烈甚至基础性的影响：像早期的帝国历史一样，新作品在欧亚大陆更广泛的跨国和全球背景下分析东突厥斯坦的社会与政治，并将东突厥斯坦与中国的关系视为殖民关系而非国内关系。 因此，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新作品共同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在过去300年的东突厥斯坦历史中，1911年中国革命作为帝国历史与现代历史的人为分界线并不重要；清帝国的帝国遗产在东突厥斯坦依然存在，尽管是以一种大幅修正后的形式。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以清朝帝国历史知识为基础，在东突厥斯坦进行实地考察，使学者们能够近距离观察殖民主义。 帝国遗产在当今东突厥斯坦的可见性，凸显了这些遗产在当代中国各地的持续存在。 当从边缘观察中心，或反之亦然时，某些结构和模式会变得非常清晰。
但是，关于东突厥斯坦，哪里才是中心？ 哪里又是家园？ 对于这些问题，每本近期著作中所涉及的人类主体肯定会有不同的答案（比较布罗菲笔下的流亡者与瓦利-科恩笔下的人物；瑟姆笔下当今东突厥斯坦的居民与克里夫或科比笔下的人物；雅各布斯笔下民国时期的汉族政治精英与金笔下大约一个世纪前的维吾尔伯克）。 至少前一个问题是詹姆斯·米尔沃德及其他人已经提出的观点，但这些近期的专著为答案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撑。 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已经超越了东突厥斯坦本身。 金所提到的主题和行动者的多样化，以及他们所涉及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细节，凸显并复杂化了东突厥斯坦在多个核心-边缘轴线上的角色和地位。
马德琳·科比（Madlen Kobi）：关于多个核心-边缘轴线，我注意到学术界研究东突厥斯坦的一种延续性在于我们嵌入研究的角度多种多样：一些学者将东突厥斯坦视为中国的边疆地区，从汉学或中国研究的角度进行探讨；而另一些学者则关注维吾尔族人口，以及东突厥斯坦与中亚在文化、历史和社会方面的联系。 我们仍然很少发现既精通维吾尔语又精通汉语的学者，但语言能力当然会影响所能获取的书面和口头资料的种类，进而影响研究结果。 正是这种视角的集合增强了我们对东突厥斯坦政治、经济和社会定位的理解。 我认为东突厥斯坦研究的学者们应该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并与不同的区域学科进行对话——除了他们在移民、国家权力或民族研究等主题领域所做的贡献之外。
大卫·布罗菲：我认为最终可能定义“东突厥斯坦研究”这一领域的文献正在汇聚。 目前仍有许多空白，让人很容易倾向于占据某个细分领域，但我们开始在学术共同体内部看到更多的反思和辩论。 人们已经提到了学者们现在在东突厥斯坦花费的时间。 与二十年前相比，我们现在也有了更丰富的书面资料可供研究。 虽然很难一概而论，但我看到这些书每一本都在某种方向上超越了东突厥斯坦，无论是地理上还是理论上，旨在寻找更积极的对话，而东突厥斯坦正是这些对话的天然契合点，尽管它过去曾被遗漏。 这可能意味着伊斯兰世界人类学的发展趋势、关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辩论，或是其他不同的议题。 至少在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这正成为一种双向交流；我们看到东突厥斯坦正作为更广泛讨论的一部分被“常态化”。
瑞安·图姆（Rian Thum）：自毛泽东时代以来，进入东突厥斯坦进行研究的机会确实有所增加，但即使在21世纪头十年开放程度最高的时期，该地区依然是一个非常难以开展工作的地方。 如今，该地区拥有世界上最严密的国家监控和信息管控体系之一。 此外，我们还面临语言方面的挑战——近期很少有著作利用维吾尔语或其他当地语言的资料，而重要的二手文献则分散在俄语、日语及其他语言中。 你认为东突厥斯坦特殊的准入问题是如何塑造我们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所产出的研究成果的？
马德琳·科比（Madlen Kobi）：这绝对是该地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2011年至2012年于东突厥斯坦南部进行为期十个月的田野调查期间，我开发了不同的数据收集策略。 在东突厥斯坦的城市地区进行研究具有一定优势。 为了把握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物质联系，我广泛探索了公共空间，对阿克苏市进行了城市测绘，并参与了各种公共活动，同时选择在餐馆而不是受访者家中与他们会面。 总的来说，我倾向于采取一种透明的研究策略，即就自己的研究与当地机构进行沟通和接触。 组织和管理田野调查可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这看起来像是浪费了处理具体研究课题的时间，但必须将其视为东突厥斯坦社会现实的一部分来反思。 在当地停留数月，不仅能开展课题研究，还能深入了解日常生活的不同侧面。 此外，在离开田野后，该地区的政治敏感性当然也影响了我写作和发表成果的方式。
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目前，很难构想出一个深植于当地条件的科研项目，与东突厥斯坦学者的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我决定将档案工作重点放在前苏联和俄罗斯时，部分是出于学术原因，但也有部分是出于实际考虑。 目前，学术界对这种将东突厥斯坦与周边地区联系起来的研究持开放态度。 不过，如果人们开始要求更多“以东突厥斯坦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我还不确定该怎么做！ 在资料方面，所有语言的研究都有大量工作要做，作为一名档案历史学家，我认为中文和/或俄文资料始终至关重要。 对我而言，学习维吾尔语部分是为了查阅资料，但也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不以维吾尔人自己的话语体系与他们交流，我就无法撰写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章。 这种必要性并不适用于东突厥斯坦历史中的每一个问题。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语言和政治准入障碍非常直接地塑造了我的研究。 我做出了一个战略性决定，即只关注汉族群体。 这首先是因为我看到了研究中的空白，即当代关于东突厥斯坦汉人生活的人类学研究代表性不足。 这也是一个语言能力的问题，以及我需要投入多少资源去学习哪怕是最基础的维吾尔语。 但从方法论上讲，这一决定是基于东突厥斯坦族际和人际关系的现实，以及我如何融入其中。 即使在2009年之前，族际关系也以不信任为特征。 积极地表现出不学习维吾尔语、不刻意培养维吾尔人脉，使我能够与汉族受访者建立更深层的信任。 通过这种方式，我利用与维吾尔人的语言障碍，跨越了与汉人之间的政治准入障碍。 （话虽如此，在六个月内，我被明确告知要远离兵团，尤其是远离近期的兵团定居者。 那里还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
贾斯汀·雅各布斯（Justin Jacobs）：我认为，东突厥斯坦的准入和语言问题对人类学家造成的障碍，比对依赖文献的历史学家造成的障碍要大得多，因为人类学家需要接触活着的受访者。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获取与东突厥斯坦相关的原始资料，与获取任何由威权政府控制档案的领域（包括中国内地省份）并没有太大区别。 正如所有涉及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领域一样，台湾的档案获取渠道目前非常丰富，而中国大陆的获取渠道则难以预测，充其量是零星的。 我有幸获得了有限的东突厥斯坦地区档案馆的准入权限，但在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却被拒之门外。 至于非中文资料，中国境外存在几批重要的维吾尔语资料收藏，而满文和蒙文文献则可以在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 最终，在任何特定时刻，只有少数历史叙事是“可讲述的”，历史学家总是会讲述那些由时间和环境所决定的叙事——在东突厥斯坦和其他地方皆是如此。
瑞安·图姆（Rian Thum）：东突厥斯坦研究有一个不幸的特点，即我们可以将学者的被列入黑名单与他们参与特定的出版物联系起来。 中国对十三位作者的封杀表明，中国政府愿意针对个别外国学者的出版物进行打击，其中包括一些非常温和的文章。 这如何影响了你的工作以及整个领域？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因撰写或评论东突厥斯坦事务而被列入签证黑名单的可能性，是我一直担心的问题。 对于我写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自觉地努力不去自我审查。 而且我觉得这种自觉是必要的，因为自我审查可能在潜意识或无意识中运作。 潜意识的自我审查至少部分源于对批判性评论可能对田野调查产生何种影响的不确定性；我们永远不知道，也永远无法知道我们是否会在错误的时间、因错误的原因出现在错误的人的雷达上。 我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假设自己已经在雷达上了，提醒自己有责任如实陈述，然后想象自己正在向汉族朋友讲述我的观察和分析。 他们并非不讲道理的人；他们可能会不同意——甚至强烈反对——我的观点，但我们仍会是朋友。 我的感觉是，签证黑名单的现实威胁影响了大多数从事东突厥斯坦研究的人，但我认为这（日益）适用于更广泛的中国研究。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只是程度问题。
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我对此并不太担心，尽管我想那次事件可能已经让一些年轻学者对进入该领域望而却步。 你提到的那个案例是运气不佳——书落入了错误的人手中——以及一种看法，即认为这代表了西方学者的一种有组织的行为，且以某种方式与美国政策制定相关联。 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任何封杀个别学者的统一政策。 当然，这总是有可能的，如果最终被列入黑名单会很遗憾，但当你想到中国境外的维吾尔学者目前承受着不准发表文章的压力，以及中国境内对知识工作的窒息性监控时，这只是一个小代价。 我们需要确保的一点是，大学管理层要支持面临这些威胁的学者，而不是将他们视为大学与中国打交道时的负担。
马德琳·科比：这些作者被禁，自然对东突厥斯坦学者的研究工作产生了至今仍存的影响。 问题在于，没人确切知道“红线”在哪里，我们能在不失去进入中国机会的前提下发表什么内容。 但对我而言，最糟糕的情况并非被拒签（那当然是令人遗憾的损失！），而是我在东突厥斯坦的交流对象因为与我接触而面临麻烦。 我同意大卫和汤姆的观点，这不仅关乎东突厥斯坦学者，更关乎整个中国研究领域的学者。 过去五年里，外国学者在中国（尤其是东突厥斯坦）的处境变得更加紧张。 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和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因含有“敏感”关键词而限制相关文章进入中国市场的审查披露，提醒我们研究成果正受到密切监控。 尽管如此，作为外国研究人员，我们有责任也有自由去持续发表基于实地考察的科学论文，探讨东突厥斯坦在社会、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发展。
贾斯汀·雅各布斯：在我职业生涯的现阶段，我不再为此担心了，但当我还在读研究生时，我非常害怕被列入黑名单，担心这种标签会毁了我的学术生涯。 我当时甚至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有一年我甚至以“杰斐逊·罗伯茨”的化名在伊斯坦布尔的东突厥斯坦难民协会会议上发表了论文。 然而，一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审查制度在执行时存在着极大的不一致性，至少对外国人是这样。 档案的获取受到严格限制，但与此同时，这些档案机构又会转头出版数千页包含最敏感材料的文件。 去年夏天，我受邀在四川大学就高度敏感的话题进行了三场完全未经审查的演讲。 所以，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外国学者还是有很多系统漏洞可以利用的。
瑞安·图姆：谈论“东突厥斯坦研究”有多大意义呢？ 毕竟，东突厥斯坦这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域”是清朝遗留下来的一个奇怪的行政建构，它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阿尔蒂沙尔地区与如今以汉族为主的准噶尔地区融合在了一起。 当然，在十八世纪之前，并不存在东突厥斯坦。
贾斯汀·雅各布斯：我认为这和其他任何通过人为强加的政治边界来确定基本理论参数的研究领域一样，具有相当的意义。 几乎每一个政治建构，无论是帝国、民族、省份、国家还是县城，都是以零敲碎打的方式拼凑而成的，起初看起来很随意，但后来都经历了一个意识形态自然化的过程。 我不认为在我们所处的政治建构之外，还有什么更“自然”或“有机”的替代方案，无论是在东突厥斯坦还是其他地方。 例如，如果我们说一个更合乎逻辑的分析单位是“以维吾尔族为主的阿尔蒂沙尔地区”，那么我们就是在强加一种观念，即阿尔蒂沙尔的身份政治是该领域最显著的特征。 但根据视角的不同，最显著的特征可能是与费尔干纳的经济贸易联系、从西安到开罗的穆斯林宗教网络，或是与游牧民族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和蒙古人的互动。 因此，虽然我同意东突厥斯坦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奇怪行政建构，但我同样认为，清末、民国和共产主义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将其曾经人为的存在自然化了。 无论好坏，到了二十世纪，“东突厥斯坦”对许多人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该地区的学者将其反映在研究工作中是有意义的。
金光民：我同意雅各布斯的观点，即东突厥斯坦可以也应该成为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单位，至少对于十八世纪以后的研究而言是这样。 尽管东突厥斯坦最初是一个随意的清朝行政术语，但这一清朝建构此后已拥有了独立的生命，并成为一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特别是在民国和共产主义政府统治下。 这一点是无法简单忽视的。 本次论坛的五位作者都将“东突厥斯坦”作为研究课题，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东突厥斯坦作为一种有意义的空间概念所具有的持久力。
此外，在我看来，在将东突厥斯坦概念化为一个单一区域时至关重要的南北联系（准噶尔与阿尔蒂沙尔的联系），即使在历史意义上也不是纯粹随意的。 甚至在十八世纪中叶清朝征服之前，准噶尔帝国就已经将阿尔蒂沙尔纳入其版图，人们甚至可以引用欧文·拉铁摩尔的观点，认为阿尔蒂沙尔与北方草原以及中国各王朝的政治联系是古老且结构性的，比如从匈奴时代（约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开始。 （接上文）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
简而言之，我认为东突厥斯坦的概念和东突厥斯坦研究是相关且有用的——只要人们意识到其历史建构的本质，并意识到存在其他同样有意义的竞争性空间概念即可。
马德琳·科比：当然，东突厥斯坦和其他许多地区一样，是一种政治建构。 然而，这一点我同意金光民的看法，我们都感到自己属于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这使得它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术语，至少在当前这几十年是这样。 因为研究东突厥斯坦的学者并不多，我们都渴望跨越学科界限交流知识。 虽然我在中国其他地区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更倾向于与其他人类学家交流，但东突厥斯坦研究的特点是学者背景广泛，涵盖历史学、人类学、伊斯兰研究、地理学、语言学等领域。 根据我的经验，东突厥斯坦研究者很容易建立联系，并因共同的研究领域而产生一种纽带感——至少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学者是这样。 遗憾的是，与研究东突厥斯坦的中国学者进行合作则更为复杂。 我也观察到，中国学者较少将自己认同为东突厥斯坦研究者，而是更倾向于学科导向。
瑞安·图姆：作为总结，你们认为该领域目前有哪些重大的未解之谜？
大卫·布罗菲：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研究方向，我希望看到伊斯兰历史研究能超越长期以来对苏菲主义的关注，为我们提供一份关于塔里木盆地乌理玛（ulama）及其在二十世纪命运的更清晰的谱系。 我也希望我们能超越关于孤立和狭隘的陈词滥调，更多地思考“绿洲社会”在政治经济学层面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我们距离对东突厥斯坦村级政治动态的深入分析，以及对20世纪30年代等时期民众动员如何发生的研究，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当然，和数百万维吾尔人一样，我想知道斯大林是否真的应对那场导致第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领导层丧生的空难负责！
马德琳·科比：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必须探究快速城市化对脆弱的沙漠生态的影响，以及为维持城市生活而日益增长的自然资源需求所带来的后果。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目前是一个热门的政治话题，但这对当地民众意味着什么？ 这种政策以何种方式刻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此外，还有一些次要问题我也很感兴趣，希望能了解更多，例如基督教在当今东突厥斯坦的传播及其相关性，或者东突厥斯坦北部番茄生产的组织架构和相关参与者，因为据称全球五分之一的番茄酱生产原料都来自东突厥斯坦。 总而言之，我们不应总是强调该地区的边缘或边境地位，而应努力去探究一些关于东突厥斯坦社会生活中令人惊叹的（历史）故事。
贾斯汀·雅各布斯（Justin Jacobs）：用一个词概括：兵团。 1949年后由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立的军事殖民地，是该地区历史上汉化进程中最大的单一推动力量。 但我们对这些机构及其成员如何与1949年前就生活在东突厥斯坦的人民进行互动（或未进行互动）知之甚少。 对我而言，现代东突厥斯坦的历史可以划分为“兵团前”（B.B.）时期。 和“兵团后”（A.B.）时期。 当然，我们了解兵团在东突厥斯坦存在的大致轮廓，但这实际上并没有超出枯燥的统计数据和老一代定居者政治正确的怀旧叙事。 更广泛地说，我也同意大卫的观点，即我们对二十世纪大众如何经历各种形式的中国统治知之甚少，其中盛世才时期的苏联式民众动员工作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领域。
金光敏（Kwangmin Kim）：这也不算是一个研究问题，但东突厥斯坦历史研究中最明显的空白是晚清时期，特别是1864年至1911年间。 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东突厥斯坦经历了从帝国政治向民族国家政治的转型，因此掌握着揭开当地现代性起源的关键。 然而，很少有学者专门研究这一时期。 学者们确实涵盖了这一时期，但主要是将其作为十八世纪清朝统治的尾声，或是二十世纪历史的前传。 金浩东（Hodong Kim）的《中国圣战》（Holy War in China）是近年来唯一专门研究这一时期的专著。 我特别欢迎对清朝收复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后的政权进行深入研究，在细致的本土语境下考察东突厥斯坦作为中国一个省（sheng）的建立过程。 我也希望看到关于十九世纪末东突厥斯坦穆斯林叛乱的研究，不仅要考察阿古柏（Yaʿqūb Beg）政权，还要全面考察乌鲁木齐的同治回乱政权以及伊犁的塔兰奇政权。 这样的著作或许可以探讨这些叛乱者是否提供了某种本土的/底层的现代性来源，这种现代性既与中国、俄罗斯或伊斯坦布尔传来的大都市愿景相互作用，又与之有所区别。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对我来说，核心问题围绕着金钱。 如果能看到关于东突厥斯坦安全经济的、具有历史背景的详细研究，我会印象深刻。 在经济的其他大部分方面停滞或倒退的情况下，安全经济领域却在增长，并蕴藏着机会。 例子比比皆是：对口援疆项目资金是如何运作的？ 安全化是否让兵团在经济上受益？ 谁在工资单中获得了（以及谁没有获得）“维稳”奖金？
我对安全经济中平庸的方面特别感兴趣，例如为驻扎在区域外的部队提供食堂餐食。 像这样的政府合同提供了保证的回报，因此处于合适位置的人们都在竞争这些合同。 这些人是谁？ 这种竞争是如何展开的？ 国家再分配机构（事业单位）和企业（企业单位）在将资金转移到私营经济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它们又从中获取了什么回报？ 这些转移的合法性如何？ 是否有任何重要的私营企业部门未受到2009年后安全经济政策和补贴的影响？ 这类研究可以揭示当代东突厥斯坦的利益结构和社会权力来源。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journal-of-asian-studies/article/rise-of-xinjiang-studies-a-jas-new-author-forum/2C6E50D56A68876429B4F997E36A270F
原文标题：The Rise of Xinjiang Studies: A JAS New Author Forum |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Cambridge Core
作者简介：Cambridge Core 是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的学术出版平台，发布同行评审期刊文章、学术论文和研究资料。
副标题：殖民、边疆、维吾尔研究与区域史方法，正在改变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理解
摘要：这篇 JAS 新作者论坛文章回顾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研究的兴起，讨论该领域如何从边疆史、殖民研究、维吾尔研究和跨区域方法中发展出来。文章也反思学术写作如何面对政治压力、档案限制和知识生产责任。
在与中国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中，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研究可能是受二十世纪中期准入限制影响，恢复最慢的一个领域。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东突厥斯坦的研究曾风靡一时，在西方大众媒体中拥有广泛的受众，当时该地区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中国中亚”、“中国突厥斯坦”或“东突厥斯坦”。 当民国时期和毛泽东时代的动荡使得该地区几乎完全对外界封闭时，东突厥斯坦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荒芜期。 毕竟，早期的兴趣总是带有东方主义的旅行幻想和帝国欲望，而这些都需要学者实地考察才能实现。
在与中国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中，东突厥斯坦的研究可能是受二十世纪中期准入限制影响，恢复最慢的一个领域。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东突厥斯坦的研究曾风靡一时，在西方大众媒体中拥有广泛的受众，当时该地区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中国中亚”、“中国突厥斯坦”或“东突厥斯坦”。 当民国时期和毛泽东时代的动荡使得该地区几乎完全对外界封闭时，东突厥斯坦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荒芜期。 毕竟，早期的兴趣总是带有东方主义的旅行幻想和帝国欲望，而这些都需要学者实地考察才能实现。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重新开放时，几乎没有学者具备培养新一代东突厥斯坦专家所需的专业知识。 该领域的发展十分缓慢，受到多种因素的阻碍：一是缺乏对该地区多种语言（尤其是维吾尔语）的培训；二是至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汉学家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地理边缘地带对于中国的历史和身份认同而言也是边缘性的。 到了二十一世纪初，语言资源开始积累，准入条件有所改善，加之学术界对帝国、边疆和身份认同的兴趣日益浓厚，使得东突厥斯坦研究变得具有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在“九一一”事件后的世界格局中，一个由中国控制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具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这使得关于东突厥斯坦的书籍对出版商极具吸引力。
当然，障碍依然存在。 2004年出版的文集《东突厥斯坦：中国的穆斯林边疆》的撰稿人随后被拒绝发放进入中国的签证，这严重限制了他们开展新研究的能力。 尽管如此，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里，学术专著仍以每年约一本的速度缓慢产出。
直到2016年。 那一年似乎是一个高峰或转折点，至少出版了五部学术专著，且全部出自新作者之手。 这种出版热潮从长远来看意味着什么，目前尚不确定。 准入限制再次收紧，有来自东突厥斯坦的报告称，维吾尔人仅仅因为与外国人交谈就被送往再教育营。 另一方面，目前担任终身教职或预备终身教职的东突厥斯坦专家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还有一支强大的研究生队伍准备追随他们的脚步。
无论东突厥斯坦研究的未来如何，我们第一次拥有了足够多的研究成果，可以探讨这个正在形成真正学术领域的趋势。 事实上，资深学者已经开始通过多书评论文章来权衡这个问题，例如伊尔迪科·贝勒-汉（Ildikó Bellér-Hann）在本刊上一期发表的文章。 我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2016年的五位东突厥斯坦研究新作者，了解他们对该领域性质和方向的看法。 他们的著作包括：
《维吾尔民族：俄中边境的改革与革命》。 作者：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6年。 xvi, 347页。ISBN: 9780674660373。
《油与水：在东突厥斯坦做汉人》。 作者：汤姆·克里夫（Tom Cliff）。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6年。 第xi页，共252页。ISBN: 9780226360133。
《东突厥斯坦与现代中国国家》。 作者：贾斯汀·M·雅各布斯。 雅各布斯。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16年。 第xvi页，共297页。ISBN: 9780295742649。
《边疆资本主义：土耳其斯坦物产、清朝白银与东方市场的诞生》。 作者：金光民。 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6年。 第viii页，共299页。ISBN: 9780804799232。
《构建、创造与争夺城市景观：一种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东突厥斯坦城市转型的社会人类学研究》。 作者：马德琳·科比。 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出版社，2016年。 第xi页，共214页。ISBN: 9783447105903。
瑞安·图姆：在进入更广泛的领域讨论之前，我想先请教一个我在2016年出版的关于东突厥斯坦的著作中发现的显著共同点。 你们许多人都使用了“殖民”或“殖民地”这些词来描述东突厥斯坦。 在我看来，这代表了一种新的、重要的共识，而这正是当前中国领导层所忌讳的。 当今学术界大多将世界视为后殖民或新殖民时代，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些新研究表明，东突厥斯坦的案例是一个审视经典类型、持续且活跃的殖民体系的机会。 你们认为关于东突厥斯坦的研究，能为全球殖民主义和帝国研究做出什么贡献？
贾斯汀·雅各布斯：我认为东突厥斯坦是一个极好的案例研究，通过它，我们可以将中国纳入全球关于帝国及其在民族主义和去殖民化时代命运的比较研究中。 一旦进入20世纪，将中国纳入这些讨论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东突厥斯坦是中国唯一一个非汉族人口与汉族人口数量大致相当的省级行政单位，双方都没有出现压倒性的多数。 而且，与西藏不同，汉族官员、商人和移民在整个20世纪在东突厥斯坦都有持续的存在，为历史学家留下了无与伦比的纸质档案供分析。 在我看来，东突厥斯坦为现代中国研究学者提供了一条最丰富、最有前景的途径，使他们能够与世界其他地区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相关议题进行交流，也让世界其他地区能够与中国进行交流。
汤姆·克里夫：今天的东突厥斯坦结合了关键特征——形式、实践、事件、序列、主体性——这些特征明显源自过去的殖民主义版本。 但首先，它们是衍生出来的，不一定是直接复制。 因此，东突厥斯坦提供了一个机会，来研究这些特征如何以非线性和有时不可预测的方式变异和发展，然后汇聚在一起。 其次，由于并非所有对当代东突厥斯坦的影响都来自过去，我建议这种衍生/重组的说法也延伸到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中国和前苏联集团的后社会主义变体，以及那些长期在民主西方所谓的“第三世界”中运作（并持续存在）的变体。 这些也是帝国形态——即统治模式——它们有着纯粹经济之外的目标和目的。 东突厥斯坦展示了这些技术是如何在不同的地方同时被应用的。 边疆是试验事物的地方，也是过去形式和实践的容器，政治、社会、经济等的运作机制往往会被剥离得赤裸裸，从而更容易被观察和分析。 这意味着研究东突厥斯坦可以帮助我们批判性地反思我们自己的社会、它们在民族国家边界内外所采取的实践，以及它们的历史与未来。
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如果说这里存在某种共识，那是因为显而易见，清朝时期的东突厥斯坦是一个帝国建设的案例，而且至少从19世纪末开始，它就处于一种殖民状态。 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官员有意识地援引其他地方的帝国模式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不过，我对于将其称为“经典”形式的殖民主义持保留意见。 显然，中国传统中存在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至今仍在塑造北京方面的处理方式。 我们还必须记住，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比较虚弱，且受到俄罗斯和英国作为东突厥斯坦殖民参与者的制约。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一直关注不同的殖民政策如何在东突厥斯坦相互交织。 最后，还有一个事实是，中国对该地区的统治在20世纪中叶被重新定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术语。 也许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是一个殖民帝国，但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这种关于发展和扶持政策的新修辞。
金光敏（Kwangmin Kim）：可以说，近期东突厥斯坦研究对全球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领域最大的贡献，在于它挑战了“欧洲例外论”，即那种认为殖民主义是西欧特有发展的观点。 根据这一立场，非西方帝国（如中国）在严格的西方意义上并不存在帝国主义或殖民帝国。 在这种观点中，一个主要的区别在于欧洲帝国是由商业驱动的，而中国在内亚的扩张据称是由安全驱动的，是为了防御游牧民族的威胁。 尽管对欧洲帝国主义的僵化经济解释本身早已受到质疑，但在比较欧洲和非欧洲帝国时，上述区别仍然很流行。
在我看来，关于清朝在东突厥斯坦统治的新研究，通过强调清帝国积极参与殖民地东突厥斯坦的商业和经济发展，对“欧洲例外论”的论点提出了严峻挑战。 彼得·珀杜（Peter Purdue）和詹姆斯·米尔沃德（James Millward）的开创性著作令人信服地证明，帝国的安全关切与对经济发展的参与往往是相互促进的。 与此同时，我的书表明，清朝不仅仅是参与了中国商业利益的扩张。 它还与东突厥斯坦当地的土地所有权贵族（伯克，begs）合作，帮助他们对当地社会进行资本主义转型。 此外，像米尔沃德和李华（Hua Li）这样的作者至少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东突厥斯坦可能曾作为一种生态储备地发挥作用，就像新大陆殖民地对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
瑞安·瑟姆（Rian Thum）：殖民主义问题只是近期东突厥斯坦相关书籍所开辟的众多新研究方向之一。 你认为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作品相比，存在哪些延续和断裂？ 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是否有明确的发展方向？
金光敏：与90年代和2000年代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是主题的多样化。 早期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广义上的清朝帝国政策，而2010年代出版的新书则处理东突厥斯坦当地的各种行动者：俄罗斯中亚地区的“维吾尔”侨民（布罗菲）、1949年后进入南部绿洲的中国移民（克里夫）、晚清和民国时期东突厥斯坦的汉族官员（雅各布斯）、当地的穆斯林地主贵族（金），以及经常光顾当地苏菲派圣地的普通绿洲穆斯林朝圣者（瑟姆）。 换句话说，东突厥斯坦研究的新方向可以很好地概括为：从研究中国或满洲在东突厥斯坦的帝国政策，转向研究中国统治下的东突厥斯坦社会。
另一个区别可能是时间跨度上的侧重点。 与主要关注清朝帝国历史的早期研究不同，近期的大多数作品都关注20世纪的发展，特别是民国时期（1912–1949）。 然而，我也看到早期帝国历史及其分析洞见对新作品有着强烈甚至基础性的影响：像早期的帝国历史一样，新作品在欧亚大陆更广泛的跨国和全球背景下分析东突厥斯坦的社会与政治，并将东突厥斯坦与中国的关系视为殖民关系而非国内关系。 因此，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新作品共同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在过去300年的东突厥斯坦历史中，1911年中国革命作为帝国历史与现代历史的人为分界线并不重要；清帝国的帝国遗产在东突厥斯坦依然存在，尽管是以一种大幅修正后的形式。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以清朝帝国历史知识为基础，在东突厥斯坦进行实地考察，使学者们能够近距离观察殖民主义。 帝国遗产在当今东突厥斯坦的可见性，凸显了这些遗产在当代中国各地的持续存在。 当从边缘观察中心，或反之亦然时，某些结构和模式会变得非常清晰。
但是，关于东突厥斯坦，哪里才是中心？ 哪里又是家园？ 对于这些问题，每本近期著作中所涉及的人类主体肯定会有不同的答案（比较布罗菲笔下的流亡者与瓦利-科恩笔下的人物；瑟姆笔下当今东突厥斯坦的居民与克里夫或科比笔下的人物；雅各布斯笔下民国时期的汉族政治精英与金笔下大约一个世纪前的维吾尔伯克）。 至少前一个问题是詹姆斯·米尔沃德及其他人已经提出的观点，但这些近期的专著为答案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撑。 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已经超越了东突厥斯坦本身。 金所提到的主题和行动者的多样化，以及他们所涉及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细节，凸显并复杂化了东突厥斯坦在多个核心-边缘轴线上的角色和地位。
马德琳·科比（Madlen Kobi）：关于多个核心-边缘轴线，我注意到学术界研究东突厥斯坦的一种延续性在于我们嵌入研究的角度多种多样：一些学者将东突厥斯坦视为中国的边疆地区，从汉学或中国研究的角度进行探讨；而另一些学者则关注维吾尔族人口，以及东突厥斯坦与中亚在文化、历史和社会方面的联系。 我们仍然很少发现既精通维吾尔语又精通汉语的学者，但语言能力当然会影响所能获取的书面和口头资料的种类，进而影响研究结果。 正是这种视角的集合增强了我们对东突厥斯坦政治、经济和社会定位的理解。 我认为东突厥斯坦研究的学者们应该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并与不同的区域学科进行对话——除了他们在移民、国家权力或民族研究等主题领域所做的贡献之外。
大卫·布罗菲：我认为最终可能定义“东突厥斯坦研究”这一领域的文献正在汇聚。 目前仍有许多空白，让人很容易倾向于占据某个细分领域，但我们开始在学术共同体内部看到更多的反思和辩论。 人们已经提到了学者们现在在东突厥斯坦花费的时间。 与二十年前相比，我们现在也有了更丰富的书面资料可供研究。 虽然很难一概而论，但我看到这些书每一本都在某种方向上超越了东突厥斯坦，无论是地理上还是理论上，旨在寻找更积极的对话，而东突厥斯坦正是这些对话的天然契合点，尽管它过去曾被遗漏。 这可能意味着伊斯兰世界人类学的发展趋势、关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辩论，或是其他不同的议题。 至少在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这正成为一种双向交流；我们看到东突厥斯坦正作为更广泛讨论的一部分被“常态化”。
瑞安·图姆（Rian Thum）：自毛泽东时代以来，进入东突厥斯坦进行研究的机会确实有所增加，但即使在21世纪头十年开放程度最高的时期，该地区依然是一个非常难以开展工作的地方。 如今，该地区拥有世界上最严密的国家监控和信息管控体系之一。 此外，我们还面临语言方面的挑战——近期很少有著作利用维吾尔语或其他当地语言的资料，而重要的二手文献则分散在俄语、日语及其他语言中。 你认为东突厥斯坦特殊的准入问题是如何塑造我们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所产出的研究成果的？
马德琳·科比（Madlen Kobi）：这绝对是该地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2011年至2012年于东突厥斯坦南部进行为期十个月的田野调查期间，我开发了不同的数据收集策略。 在东突厥斯坦的城市地区进行研究具有一定优势。 为了把握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物质联系，我广泛探索了公共空间，对阿克苏市进行了城市测绘，并参与了各种公共活动，同时选择在餐馆而不是受访者家中与他们会面。 总的来说，我倾向于采取一种透明的研究策略，即就自己的研究与当地机构进行沟通和接触。 组织和管理田野调查可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这看起来像是浪费了处理具体研究课题的时间，但必须将其视为东突厥斯坦社会现实的一部分来反思。 在当地停留数月，不仅能开展课题研究，还能深入了解日常生活的不同侧面。 此外，在离开田野后，该地区的政治敏感性当然也影响了我写作和发表成果的方式。
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目前，很难构想出一个深植于当地条件的科研项目，与东突厥斯坦学者的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我决定将档案工作重点放在前苏联和俄罗斯时，部分是出于学术原因，但也有部分是出于实际考虑。 目前，学术界对这种将东突厥斯坦与周边地区联系起来的研究持开放态度。 不过，如果人们开始要求更多“以东突厥斯坦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我还不确定该怎么做！ 在资料方面，所有语言的研究都有大量工作要做，作为一名档案历史学家，我认为中文和/或俄文资料始终至关重要。 对我而言，学习维吾尔语部分是为了查阅资料，但也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不以维吾尔人自己的话语体系与他们交流，我就无法撰写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章。 这种必要性并不适用于东突厥斯坦历史中的每一个问题。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语言和政治准入障碍非常直接地塑造了我的研究。 我做出了一个战略性决定，即只关注汉族群体。 这首先是因为我看到了研究中的空白，即当代关于东突厥斯坦汉人生活的人类学研究代表性不足。 这也是一个语言能力的问题，以及我需要投入多少资源去学习哪怕是最基础的维吾尔语。 但从方法论上讲，这一决定是基于东突厥斯坦族际和人际关系的现实，以及我如何融入其中。 即使在2009年之前，族际关系也以不信任为特征。 积极地表现出不学习维吾尔语、不刻意培养维吾尔人脉，使我能够与汉族受访者建立更深层的信任。 通过这种方式，我利用与维吾尔人的语言障碍，跨越了与汉人之间的政治准入障碍。 （话虽如此，在六个月内，我被明确告知要远离兵团，尤其是远离近期的兵团定居者。 那里还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
贾斯汀·雅各布斯（Justin Jacobs）：我认为，东突厥斯坦的准入和语言问题对人类学家造成的障碍，比对依赖文献的历史学家造成的障碍要大得多，因为人类学家需要接触活着的受访者。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获取与东突厥斯坦相关的原始资料，与获取任何由威权政府控制档案的领域（包括中国内地省份）并没有太大区别。 正如所有涉及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领域一样，台湾的档案获取渠道目前非常丰富，而中国大陆的获取渠道则难以预测，充其量是零星的。 我有幸获得了有限的东突厥斯坦地区档案馆的准入权限，但在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却被拒之门外。 至于非中文资料，中国境外存在几批重要的维吾尔语资料收藏，而满文和蒙文文献则可以在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 最终，在任何特定时刻，只有少数历史叙事是“可讲述的”，历史学家总是会讲述那些由时间和环境所决定的叙事——在东突厥斯坦和其他地方皆是如此。
瑞安·图姆（Rian Thum）：东突厥斯坦研究有一个不幸的特点，即我们可以将学者的被列入黑名单与他们参与特定的出版物联系起来。 中国对十三位作者的封杀表明，中国政府愿意针对个别外国学者的出版物进行打击，其中包括一些非常温和的文章。 这如何影响了你的工作以及整个领域？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因撰写或评论东突厥斯坦事务而被列入签证黑名单的可能性，是我一直担心的问题。 对于我写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自觉地努力不去自我审查。 而且我觉得这种自觉是必要的，因为自我审查可能在潜意识或无意识中运作。 潜意识的自我审查至少部分源于对批判性评论可能对田野调查产生何种影响的不确定性；我们永远不知道，也永远无法知道我们是否会在错误的时间、因错误的原因出现在错误的人的雷达上。 我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假设自己已经在雷达上了，提醒自己有责任如实陈述，然后想象自己正在向汉族朋友讲述我的观察和分析。 他们并非不讲道理的人；他们可能会不同意——甚至强烈反对——我的观点，但我们仍会是朋友。 我的感觉是，签证黑名单的现实威胁影响了大多数从事东突厥斯坦研究的人，但我认为这（日益）适用于更广泛的中国研究。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只是程度问题。
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我对此并不太担心，尽管我想那次事件可能已经让一些年轻学者对进入该领域望而却步。 你提到的那个案例是运气不佳——书落入了错误的人手中——以及一种看法，即认为这代表了西方学者的一种有组织的行为，且以某种方式与美国政策制定相关联。 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任何封杀个别学者的统一政策。 当然，这总是有可能的，如果最终被列入黑名单会很遗憾，但当你想到中国境外的维吾尔学者目前承受着不准发表文章的压力，以及中国境内对知识工作的窒息性监控时，这只是一个小代价。 我们需要确保的一点是，大学管理层要支持面临这些威胁的学者，而不是将他们视为大学与中国打交道时的负担。
马德琳·科比：这些作者被禁，自然对东突厥斯坦学者的研究工作产生了至今仍存的影响。 问题在于，没人确切知道“红线”在哪里，我们能在不失去进入中国机会的前提下发表什么内容。 但对我而言，最糟糕的情况并非被拒签（那当然是令人遗憾的损失！），而是我在东突厥斯坦的交流对象因为与我接触而面临麻烦。 我同意大卫和汤姆的观点，这不仅关乎东突厥斯坦学者，更关乎整个中国研究领域的学者。 过去五年里，外国学者在中国（尤其是东突厥斯坦）的处境变得更加紧张。 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和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因含有“敏感”关键词而限制相关文章进入中国市场的审查披露，提醒我们研究成果正受到密切监控。 尽管如此，作为外国研究人员，我们有责任也有自由去持续发表基于实地考察的科学论文，探讨东突厥斯坦在社会、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发展。
贾斯汀·雅各布斯：在我职业生涯的现阶段，我不再为此担心了，但当我还在读研究生时，我非常害怕被列入黑名单，担心这种标签会毁了我的学术生涯。 我当时甚至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有一年我甚至以“杰斐逊·罗伯茨”的化名在伊斯坦布尔的东突厥斯坦难民协会会议上发表了论文。 然而，一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审查制度在执行时存在着极大的不一致性，至少对外国人是这样。 档案的获取受到严格限制，但与此同时，这些档案机构又会转头出版数千页包含最敏感材料的文件。 去年夏天，我受邀在四川大学就高度敏感的话题进行了三场完全未经审查的演讲。 所以，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外国学者还是有很多系统漏洞可以利用的。
瑞安·图姆：谈论“东突厥斯坦研究”有多大意义呢？ 毕竟，东突厥斯坦这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域”是清朝遗留下来的一个奇怪的行政建构，它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阿尔蒂沙尔地区与如今以汉族为主的准噶尔地区融合在了一起。 当然，在十八世纪之前，并不存在东突厥斯坦。
贾斯汀·雅各布斯：我认为这和其他任何通过人为强加的政治边界来确定基本理论参数的研究领域一样，具有相当的意义。 几乎每一个政治建构，无论是帝国、民族、省份、国家还是县城，都是以零敲碎打的方式拼凑而成的，起初看起来很随意，但后来都经历了一个意识形态自然化的过程。 我不认为在我们所处的政治建构之外，还有什么更“自然”或“有机”的替代方案，无论是在东突厥斯坦还是其他地方。 例如，如果我们说一个更合乎逻辑的分析单位是“以维吾尔族为主的阿尔蒂沙尔地区”，那么我们就是在强加一种观念，即阿尔蒂沙尔的身份政治是该领域最显著的特征。 但根据视角的不同，最显著的特征可能是与费尔干纳的经济贸易联系、从西安到开罗的穆斯林宗教网络，或是与游牧民族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和蒙古人的互动。 因此，虽然我同意东突厥斯坦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奇怪行政建构，但我同样认为，清末、民国和共产主义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将其曾经人为的存在自然化了。 无论好坏，到了二十世纪，“东突厥斯坦”对许多人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该地区的学者将其反映在研究工作中是有意义的。
金光民：我同意雅各布斯的观点，即东突厥斯坦可以也应该成为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单位，至少对于十八世纪以后的研究而言是这样。 尽管东突厥斯坦最初是一个随意的清朝行政术语，但这一清朝建构此后已拥有了独立的生命，并成为一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特别是在民国和共产主义政府统治下。 这一点是无法简单忽视的。 本次论坛的五位作者都将“东突厥斯坦”作为研究课题，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东突厥斯坦作为一种有意义的空间概念所具有的持久力。
此外，在我看来，在将东突厥斯坦概念化为一个单一区域时至关重要的南北联系（准噶尔与阿尔蒂沙尔的联系），即使在历史意义上也不是纯粹随意的。 甚至在十八世纪中叶清朝征服之前，准噶尔帝国就已经将阿尔蒂沙尔纳入其版图，人们甚至可以引用欧文·拉铁摩尔的观点，认为阿尔蒂沙尔与北方草原以及中国各王朝的政治联系是古老且结构性的，比如从匈奴时代（约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开始。 （接上文）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
简而言之，我认为东突厥斯坦的概念和东突厥斯坦研究是相关且有用的——只要人们意识到其历史建构的本质，并意识到存在其他同样有意义的竞争性空间概念即可。
马德琳·科比：当然，东突厥斯坦和其他许多地区一样，是一种政治建构。 然而，这一点我同意金光民的看法，我们都感到自己属于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这使得它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术语，至少在当前这几十年是这样。 因为研究东突厥斯坦的学者并不多，我们都渴望跨越学科界限交流知识。 虽然我在中国其他地区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更倾向于与其他人类学家交流，但东突厥斯坦研究的特点是学者背景广泛，涵盖历史学、人类学、伊斯兰研究、地理学、语言学等领域。 根据我的经验，东突厥斯坦研究者很容易建立联系，并因共同的研究领域而产生一种纽带感——至少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学者是这样。 遗憾的是，与研究东突厥斯坦的中国学者进行合作则更为复杂。 我也观察到，中国学者较少将自己认同为东突厥斯坦研究者，而是更倾向于学科导向。
瑞安·图姆：作为总结，你们认为该领域目前有哪些重大的未解之谜？
大卫·布罗菲：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研究方向，我希望看到伊斯兰历史研究能超越长期以来对苏菲主义的关注，为我们提供一份关于塔里木盆地乌理玛（ulama）及其在二十世纪命运的更清晰的谱系。 我也希望我们能超越关于孤立和狭隘的陈词滥调，更多地思考“绿洲社会”在政治经济学层面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我们距离对东突厥斯坦村级政治动态的深入分析，以及对20世纪30年代等时期民众动员如何发生的研究，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当然，和数百万维吾尔人一样，我想知道斯大林是否真的应对那场导致第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领导层丧生的空难负责！
马德琳·科比：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必须探究快速城市化对脆弱的沙漠生态的影响，以及为维持城市生活而日益增长的自然资源需求所带来的后果。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目前是一个热门的政治话题，但这对当地民众意味着什么？ 这种政策以何种方式刻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此外，还有一些次要问题我也很感兴趣，希望能了解更多，例如基督教在当今东突厥斯坦的传播及其相关性，或者东突厥斯坦北部番茄生产的组织架构和相关参与者，因为据称全球五分之一的番茄酱生产原料都来自东突厥斯坦。 总而言之，我们不应总是强调该地区的边缘或边境地位，而应努力去探究一些关于东突厥斯坦社会生活中令人惊叹的（历史）故事。
贾斯汀·雅各布斯（Justin Jacobs）：用一个词概括：兵团。 1949年后由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立的军事殖民地，是该地区历史上汉化进程中最大的单一推动力量。 但我们对这些机构及其成员如何与1949年前就生活在东突厥斯坦的人民进行互动（或未进行互动）知之甚少。 对我而言，现代东突厥斯坦的历史可以划分为“兵团前”（B.B.）时期。 和“兵团后”（A.B.）时期。 当然，我们了解兵团在东突厥斯坦存在的大致轮廓，但这实际上并没有超出枯燥的统计数据和老一代定居者政治正确的怀旧叙事。 更广泛地说，我也同意大卫的观点，即我们对二十世纪大众如何经历各种形式的中国统治知之甚少，其中盛世才时期的苏联式民众动员工作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领域。
金光敏（Kwangmin Kim）：这也不算是一个研究问题，但东突厥斯坦历史研究中最明显的空白是晚清时期，特别是1864年至1911年间。 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东突厥斯坦经历了从帝国政治向民族国家政治的转型，因此掌握着揭开当地现代性起源的关键。 然而，很少有学者专门研究这一时期。 学者们确实涵盖了这一时期，但主要是将其作为十八世纪清朝统治的尾声，或是二十世纪历史的前传。 金浩东（Hodong Kim）的《中国圣战》（Holy War in China）是近年来唯一专门研究这一时期的专著。 我特别欢迎对清朝收复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后的政权进行深入研究，在细致的本土语境下考察东突厥斯坦作为中国一个省（sheng）的建立过程。 我也希望看到关于十九世纪末东突厥斯坦穆斯林叛乱的研究，不仅要考察阿古柏（Yaʿqūb Beg）政权，还要全面考察乌鲁木齐的同治回乱政权以及伊犁的塔兰奇政权。 这样的著作或许可以探讨这些叛乱者是否提供了某种本土的/底层的现代性来源，这种现代性既与中国、俄罗斯或伊斯坦布尔传来的大都市愿景相互作用，又与之有所区别。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对我来说，核心问题围绕着金钱。 如果能看到关于东突厥斯坦安全经济的、具有历史背景的详细研究，我会印象深刻。 在经济的其他大部分方面停滞或倒退的情况下，安全经济领域却在增长，并蕴藏着机会。 例子比比皆是：对口援疆项目资金是如何运作的？ 安全化是否让兵团在经济上受益？ 谁在工资单中获得了（以及谁没有获得）“维稳”奖金？
我对安全经济中平庸的方面特别感兴趣，例如为驻扎在区域外的部队提供食堂餐食。 像这样的政府合同提供了保证的回报，因此处于合适位置的人们都在竞争这些合同。 这些人是谁？ 这种竞争是如何展开的？ 国家再分配机构（事业单位）和企业（企业单位）在将资金转移到私营经济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它们又从中获取了什么回报？ 这些转移的合法性如何？ 是否有任何重要的私营企业部门未受到2009年后安全经济政策和补贴的影响？ 这类研究可以揭示当代东突厥斯坦的利益结构和社会权力来源。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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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journal-of-asian-studies/article/rise-of-xinjiang-studies-a-jas-new-author-forum/2C6E50D56A68876429B4F997E36A270F
原文标题：The Rise of Xinjiang Studies: A JAS New Author Forum |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Cambridge Core
作者简介：Cambridge Core 是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的学术出版平台，发布同行评审期刊文章、学术论文和研究资料。
副标题：殖民、边疆、维吾尔研究与区域史方法，正在改变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理解
摘要：这篇 JAS 新作者论坛文章回顾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研究的兴起，讨论该领域如何从边疆史、殖民研究、维吾尔研究和跨区域方法中发展出来。文章也反思学术写作如何面对政治压力、档案限制和知识生产责任。
在与中国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中，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研究可能是受二十世纪中期准入限制影响，恢复最慢的一个领域。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东突厥斯坦的研究曾风靡一时，在西方大众媒体中拥有广泛的受众，当时该地区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中国中亚”、“中国突厥斯坦”或“东突厥斯坦”。 当民国时期和毛泽东时代的动荡使得该地区几乎完全对外界封闭时，东突厥斯坦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荒芜期。 毕竟，早期的兴趣总是带有东方主义的旅行幻想和帝国欲望，而这些都需要学者实地考察才能实现。
在与中国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中，东突厥斯坦的研究可能是受二十世纪中期准入限制影响，恢复最慢的一个领域。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东突厥斯坦的研究曾风靡一时，在西方大众媒体中拥有广泛的受众，当时该地区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中国中亚”、“中国突厥斯坦”或“东突厥斯坦”。 当民国时期和毛泽东时代的动荡使得该地区几乎完全对外界封闭时，东突厥斯坦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荒芜期。 毕竟，早期的兴趣总是带有东方主义的旅行幻想和帝国欲望，而这些都需要学者实地考察才能实现。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重新开放时，几乎没有学者具备培养新一代东突厥斯坦专家所需的专业知识。 该领域的发展十分缓慢，受到多种因素的阻碍：一是缺乏对该地区多种语言（尤其是维吾尔语）的培训；二是至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汉学家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地理边缘地带对于中国的历史和身份认同而言也是边缘性的。 到了二十一世纪初，语言资源开始积累，准入条件有所改善，加之学术界对帝国、边疆和身份认同的兴趣日益浓厚，使得东突厥斯坦研究变得具有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在“九一一”事件后的世界格局中，一个由中国控制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具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这使得关于东突厥斯坦的书籍对出版商极具吸引力。
当然，障碍依然存在。 2004年出版的文集《东突厥斯坦：中国的穆斯林边疆》的撰稿人随后被拒绝发放进入中国的签证，这严重限制了他们开展新研究的能力。 尽管如此，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里，学术专著仍以每年约一本的速度缓慢产出。
直到2016年。 那一年似乎是一个高峰或转折点，至少出版了五部学术专著，且全部出自新作者之手。 这种出版热潮从长远来看意味着什么，目前尚不确定。 准入限制再次收紧，有来自东突厥斯坦的报告称，维吾尔人仅仅因为与外国人交谈就被送往再教育营。 另一方面，目前担任终身教职或预备终身教职的东突厥斯坦专家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还有一支强大的研究生队伍准备追随他们的脚步。
无论东突厥斯坦研究的未来如何，我们第一次拥有了足够多的研究成果，可以探讨这个正在形成真正学术领域的趋势。 事实上，资深学者已经开始通过多书评论文章来权衡这个问题，例如伊尔迪科·贝勒-汉（Ildikó Bellér-Hann）在本刊上一期发表的文章。 我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2016年的五位东突厥斯坦研究新作者，了解他们对该领域性质和方向的看法。 他们的著作包括：
《维吾尔民族：俄中边境的改革与革命》。 作者：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6年。 xvi, 347页。ISBN: 9780674660373。
《油与水：在东突厥斯坦做汉人》。 作者：汤姆·克里夫（Tom Cliff）。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6年。 第xi页，共252页。ISBN: 9780226360133。
《东突厥斯坦与现代中国国家》。 作者：贾斯汀·M·雅各布斯。 雅各布斯。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16年。 第xvi页，共297页。ISBN: 9780295742649。
《边疆资本主义：土耳其斯坦物产、清朝白银与东方市场的诞生》。 作者：金光民。 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6年。 第viii页，共299页。ISBN: 9780804799232。
《构建、创造与争夺城市景观：一种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东突厥斯坦城市转型的社会人类学研究》。 作者：马德琳·科比。 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出版社，2016年。 第xi页，共214页。ISBN: 9783447105903。
瑞安·图姆：在进入更广泛的领域讨论之前，我想先请教一个我在2016年出版的关于东突厥斯坦的著作中发现的显著共同点。 你们许多人都使用了“殖民”或“殖民地”这些词来描述东突厥斯坦。 在我看来，这代表了一种新的、重要的共识，而这正是当前中国领导层所忌讳的。 当今学术界大多将世界视为后殖民或新殖民时代，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些新研究表明，东突厥斯坦的案例是一个审视经典类型、持续且活跃的殖民体系的机会。 你们认为关于东突厥斯坦的研究，能为全球殖民主义和帝国研究做出什么贡献？
贾斯汀·雅各布斯：我认为东突厥斯坦是一个极好的案例研究，通过它，我们可以将中国纳入全球关于帝国及其在民族主义和去殖民化时代命运的比较研究中。 一旦进入20世纪，将中国纳入这些讨论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东突厥斯坦是中国唯一一个非汉族人口与汉族人口数量大致相当的省级行政单位，双方都没有出现压倒性的多数。 而且，与西藏不同，汉族官员、商人和移民在整个20世纪在东突厥斯坦都有持续的存在，为历史学家留下了无与伦比的纸质档案供分析。 在我看来，东突厥斯坦为现代中国研究学者提供了一条最丰富、最有前景的途径，使他们能够与世界其他地区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相关议题进行交流，也让世界其他地区能够与中国进行交流。
汤姆·克里夫：今天的东突厥斯坦结合了关键特征——形式、实践、事件、序列、主体性——这些特征明显源自过去的殖民主义版本。 但首先，它们是衍生出来的，不一定是直接复制。 因此，东突厥斯坦提供了一个机会，来研究这些特征如何以非线性和有时不可预测的方式变异和发展，然后汇聚在一起。 其次，由于并非所有对当代东突厥斯坦的影响都来自过去，我建议这种衍生/重组的说法也延伸到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中国和前苏联集团的后社会主义变体，以及那些长期在民主西方所谓的“第三世界”中运作（并持续存在）的变体。 这些也是帝国形态——即统治模式——它们有着纯粹经济之外的目标和目的。 东突厥斯坦展示了这些技术是如何在不同的地方同时被应用的。 边疆是试验事物的地方，也是过去形式和实践的容器，政治、社会、经济等的运作机制往往会被剥离得赤裸裸，从而更容易被观察和分析。 这意味着研究东突厥斯坦可以帮助我们批判性地反思我们自己的社会、它们在民族国家边界内外所采取的实践，以及它们的历史与未来。
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如果说这里存在某种共识，那是因为显而易见，清朝时期的东突厥斯坦是一个帝国建设的案例，而且至少从19世纪末开始，它就处于一种殖民状态。 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官员有意识地援引其他地方的帝国模式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不过，我对于将其称为“经典”形式的殖民主义持保留意见。 显然，中国传统中存在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至今仍在塑造北京方面的处理方式。 我们还必须记住，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比较虚弱，且受到俄罗斯和英国作为东突厥斯坦殖民参与者的制约。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一直关注不同的殖民政策如何在东突厥斯坦相互交织。 最后，还有一个事实是，中国对该地区的统治在20世纪中叶被重新定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术语。 也许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是一个殖民帝国，但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这种关于发展和扶持政策的新修辞。
金光敏（Kwangmin Kim）：可以说，近期东突厥斯坦研究对全球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领域最大的贡献，在于它挑战了“欧洲例外论”，即那种认为殖民主义是西欧特有发展的观点。 根据这一立场，非西方帝国（如中国）在严格的西方意义上并不存在帝国主义或殖民帝国。 在这种观点中，一个主要的区别在于欧洲帝国是由商业驱动的，而中国在内亚的扩张据称是由安全驱动的，是为了防御游牧民族的威胁。 尽管对欧洲帝国主义的僵化经济解释本身早已受到质疑，但在比较欧洲和非欧洲帝国时，上述区别仍然很流行。
在我看来，关于清朝在东突厥斯坦统治的新研究，通过强调清帝国积极参与殖民地东突厥斯坦的商业和经济发展，对“欧洲例外论”的论点提出了严峻挑战。 彼得·珀杜（Peter Purdue）和詹姆斯·米尔沃德（James Millward）的开创性著作令人信服地证明，帝国的安全关切与对经济发展的参与往往是相互促进的。 与此同时，我的书表明，清朝不仅仅是参与了中国商业利益的扩张。 它还与东突厥斯坦当地的土地所有权贵族（伯克，begs）合作，帮助他们对当地社会进行资本主义转型。 此外，像米尔沃德和李华（Hua Li）这样的作者至少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东突厥斯坦可能曾作为一种生态储备地发挥作用，就像新大陆殖民地对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
瑞安·瑟姆（Rian Thum）：殖民主义问题只是近期东突厥斯坦相关书籍所开辟的众多新研究方向之一。 你认为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作品相比，存在哪些延续和断裂？ 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是否有明确的发展方向？
金光敏：与90年代和2000年代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是主题的多样化。 早期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广义上的清朝帝国政策，而2010年代出版的新书则处理东突厥斯坦当地的各种行动者：俄罗斯中亚地区的“维吾尔”侨民（布罗菲）、1949年后进入南部绿洲的中国移民（克里夫）、晚清和民国时期东突厥斯坦的汉族官员（雅各布斯）、当地的穆斯林地主贵族（金），以及经常光顾当地苏菲派圣地的普通绿洲穆斯林朝圣者（瑟姆）。 换句话说，东突厥斯坦研究的新方向可以很好地概括为：从研究中国或满洲在东突厥斯坦的帝国政策，转向研究中国统治下的东突厥斯坦社会。
另一个区别可能是时间跨度上的侧重点。 与主要关注清朝帝国历史的早期研究不同，近期的大多数作品都关注20世纪的发展，特别是民国时期（1912–1949）。 然而，我也看到早期帝国历史及其分析洞见对新作品有着强烈甚至基础性的影响：像早期的帝国历史一样，新作品在欧亚大陆更广泛的跨国和全球背景下分析东突厥斯坦的社会与政治，并将东突厥斯坦与中国的关系视为殖民关系而非国内关系。 因此，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新作品共同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在过去300年的东突厥斯坦历史中，1911年中国革命作为帝国历史与现代历史的人为分界线并不重要；清帝国的帝国遗产在东突厥斯坦依然存在，尽管是以一种大幅修正后的形式。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以清朝帝国历史知识为基础，在东突厥斯坦进行实地考察，使学者们能够近距离观察殖民主义。 帝国遗产在当今东突厥斯坦的可见性，凸显了这些遗产在当代中国各地的持续存在。 当从边缘观察中心，或反之亦然时，某些结构和模式会变得非常清晰。
但是，关于东突厥斯坦，哪里才是中心？ 哪里又是家园？ 对于这些问题，每本近期著作中所涉及的人类主体肯定会有不同的答案（比较布罗菲笔下的流亡者与瓦利-科恩笔下的人物；瑟姆笔下当今东突厥斯坦的居民与克里夫或科比笔下的人物；雅各布斯笔下民国时期的汉族政治精英与金笔下大约一个世纪前的维吾尔伯克）。 至少前一个问题是詹姆斯·米尔沃德及其他人已经提出的观点，但这些近期的专著为答案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撑。 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已经超越了东突厥斯坦本身。 金所提到的主题和行动者的多样化，以及他们所涉及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细节，凸显并复杂化了东突厥斯坦在多个核心-边缘轴线上的角色和地位。
马德琳·科比（Madlen Kobi）：关于多个核心-边缘轴线，我注意到学术界研究东突厥斯坦的一种延续性在于我们嵌入研究的角度多种多样：一些学者将东突厥斯坦视为中国的边疆地区，从汉学或中国研究的角度进行探讨；而另一些学者则关注维吾尔族人口，以及东突厥斯坦与中亚在文化、历史和社会方面的联系。 我们仍然很少发现既精通维吾尔语又精通汉语的学者，但语言能力当然会影响所能获取的书面和口头资料的种类，进而影响研究结果。 正是这种视角的集合增强了我们对东突厥斯坦政治、经济和社会定位的理解。 我认为东突厥斯坦研究的学者们应该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并与不同的区域学科进行对话——除了他们在移民、国家权力或民族研究等主题领域所做的贡献之外。
大卫·布罗菲：我认为最终可能定义“东突厥斯坦研究”这一领域的文献正在汇聚。 目前仍有许多空白，让人很容易倾向于占据某个细分领域，但我们开始在学术共同体内部看到更多的反思和辩论。 人们已经提到了学者们现在在东突厥斯坦花费的时间。 与二十年前相比，我们现在也有了更丰富的书面资料可供研究。 虽然很难一概而论，但我看到这些书每一本都在某种方向上超越了东突厥斯坦，无论是地理上还是理论上，旨在寻找更积极的对话，而东突厥斯坦正是这些对话的天然契合点，尽管它过去曾被遗漏。 这可能意味着伊斯兰世界人类学的发展趋势、关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辩论，或是其他不同的议题。 至少在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这正成为一种双向交流；我们看到东突厥斯坦正作为更广泛讨论的一部分被“常态化”。
瑞安·图姆（Rian Thum）：自毛泽东时代以来，进入东突厥斯坦进行研究的机会确实有所增加，但即使在21世纪头十年开放程度最高的时期，该地区依然是一个非常难以开展工作的地方。 如今，该地区拥有世界上最严密的国家监控和信息管控体系之一。 此外，我们还面临语言方面的挑战——近期很少有著作利用维吾尔语或其他当地语言的资料，而重要的二手文献则分散在俄语、日语及其他语言中。 你认为东突厥斯坦特殊的准入问题是如何塑造我们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所产出的研究成果的？
马德琳·科比（Madlen Kobi）：这绝对是该地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2011年至2012年于东突厥斯坦南部进行为期十个月的田野调查期间，我开发了不同的数据收集策略。 在东突厥斯坦的城市地区进行研究具有一定优势。 为了把握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物质联系，我广泛探索了公共空间，对阿克苏市进行了城市测绘，并参与了各种公共活动，同时选择在餐馆而不是受访者家中与他们会面。 总的来说，我倾向于采取一种透明的研究策略，即就自己的研究与当地机构进行沟通和接触。 组织和管理田野调查可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这看起来像是浪费了处理具体研究课题的时间，但必须将其视为东突厥斯坦社会现实的一部分来反思。 在当地停留数月，不仅能开展课题研究，还能深入了解日常生活的不同侧面。 此外，在离开田野后，该地区的政治敏感性当然也影响了我写作和发表成果的方式。
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目前，很难构想出一个深植于当地条件的科研项目，与东突厥斯坦学者的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我决定将档案工作重点放在前苏联和俄罗斯时，部分是出于学术原因，但也有部分是出于实际考虑。 目前，学术界对这种将东突厥斯坦与周边地区联系起来的研究持开放态度。 不过，如果人们开始要求更多“以东突厥斯坦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我还不确定该怎么做！ 在资料方面，所有语言的研究都有大量工作要做，作为一名档案历史学家，我认为中文和/或俄文资料始终至关重要。 对我而言，学习维吾尔语部分是为了查阅资料，但也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不以维吾尔人自己的话语体系与他们交流，我就无法撰写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章。 这种必要性并不适用于东突厥斯坦历史中的每一个问题。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语言和政治准入障碍非常直接地塑造了我的研究。 我做出了一个战略性决定，即只关注汉族群体。 这首先是因为我看到了研究中的空白，即当代关于东突厥斯坦汉人生活的人类学研究代表性不足。 这也是一个语言能力的问题，以及我需要投入多少资源去学习哪怕是最基础的维吾尔语。 但从方法论上讲，这一决定是基于东突厥斯坦族际和人际关系的现实，以及我如何融入其中。 即使在2009年之前，族际关系也以不信任为特征。 积极地表现出不学习维吾尔语、不刻意培养维吾尔人脉，使我能够与汉族受访者建立更深层的信任。 通过这种方式，我利用与维吾尔人的语言障碍，跨越了与汉人之间的政治准入障碍。 （话虽如此，在六个月内，我被明确告知要远离兵团，尤其是远离近期的兵团定居者。 那里还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
贾斯汀·雅各布斯（Justin Jacobs）：我认为，东突厥斯坦的准入和语言问题对人类学家造成的障碍，比对依赖文献的历史学家造成的障碍要大得多，因为人类学家需要接触活着的受访者。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获取与东突厥斯坦相关的原始资料，与获取任何由威权政府控制档案的领域（包括中国内地省份）并没有太大区别。 正如所有涉及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领域一样，台湾的档案获取渠道目前非常丰富，而中国大陆的获取渠道则难以预测，充其量是零星的。 我有幸获得了有限的东突厥斯坦地区档案馆的准入权限，但在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却被拒之门外。 至于非中文资料，中国境外存在几批重要的维吾尔语资料收藏，而满文和蒙文文献则可以在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 最终，在任何特定时刻，只有少数历史叙事是“可讲述的”，历史学家总是会讲述那些由时间和环境所决定的叙事——在东突厥斯坦和其他地方皆是如此。
瑞安·图姆（Rian Thum）：东突厥斯坦研究有一个不幸的特点，即我们可以将学者的被列入黑名单与他们参与特定的出版物联系起来。 中国对十三位作者的封杀表明，中国政府愿意针对个别外国学者的出版物进行打击，其中包括一些非常温和的文章。 这如何影响了你的工作以及整个领域？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因撰写或评论东突厥斯坦事务而被列入签证黑名单的可能性，是我一直担心的问题。 对于我写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自觉地努力不去自我审查。 而且我觉得这种自觉是必要的，因为自我审查可能在潜意识或无意识中运作。 潜意识的自我审查至少部分源于对批判性评论可能对田野调查产生何种影响的不确定性；我们永远不知道，也永远无法知道我们是否会在错误的时间、因错误的原因出现在错误的人的雷达上。 我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假设自己已经在雷达上了，提醒自己有责任如实陈述，然后想象自己正在向汉族朋友讲述我的观察和分析。 他们并非不讲道理的人；他们可能会不同意——甚至强烈反对——我的观点，但我们仍会是朋友。 我的感觉是，签证黑名单的现实威胁影响了大多数从事东突厥斯坦研究的人，但我认为这（日益）适用于更广泛的中国研究。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只是程度问题。
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我对此并不太担心，尽管我想那次事件可能已经让一些年轻学者对进入该领域望而却步。 你提到的那个案例是运气不佳——书落入了错误的人手中——以及一种看法，即认为这代表了西方学者的一种有组织的行为，且以某种方式与美国政策制定相关联。 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任何封杀个别学者的统一政策。 当然，这总是有可能的，如果最终被列入黑名单会很遗憾，但当你想到中国境外的维吾尔学者目前承受着不准发表文章的压力，以及中国境内对知识工作的窒息性监控时，这只是一个小代价。 我们需要确保的一点是，大学管理层要支持面临这些威胁的学者，而不是将他们视为大学与中国打交道时的负担。
马德琳·科比：这些作者被禁，自然对东突厥斯坦学者的研究工作产生了至今仍存的影响。 问题在于，没人确切知道“红线”在哪里，我们能在不失去进入中国机会的前提下发表什么内容。 但对我而言，最糟糕的情况并非被拒签（那当然是令人遗憾的损失！），而是我在东突厥斯坦的交流对象因为与我接触而面临麻烦。 我同意大卫和汤姆的观点，这不仅关乎东突厥斯坦学者，更关乎整个中国研究领域的学者。 过去五年里，外国学者在中国（尤其是东突厥斯坦）的处境变得更加紧张。 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和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因含有“敏感”关键词而限制相关文章进入中国市场的审查披露，提醒我们研究成果正受到密切监控。 尽管如此，作为外国研究人员，我们有责任也有自由去持续发表基于实地考察的科学论文，探讨东突厥斯坦在社会、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发展。
贾斯汀·雅各布斯：在我职业生涯的现阶段，我不再为此担心了，但当我还在读研究生时，我非常害怕被列入黑名单，担心这种标签会毁了我的学术生涯。 我当时甚至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有一年我甚至以“杰斐逊·罗伯茨”的化名在伊斯坦布尔的东突厥斯坦难民协会会议上发表了论文。 然而，一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审查制度在执行时存在着极大的不一致性，至少对外国人是这样。 档案的获取受到严格限制，但与此同时，这些档案机构又会转头出版数千页包含最敏感材料的文件。 去年夏天，我受邀在四川大学就高度敏感的话题进行了三场完全未经审查的演讲。 所以，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外国学者还是有很多系统漏洞可以利用的。
瑞安·图姆：谈论“东突厥斯坦研究”有多大意义呢？ 毕竟，东突厥斯坦这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域”是清朝遗留下来的一个奇怪的行政建构，它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阿尔蒂沙尔地区与如今以汉族为主的准噶尔地区融合在了一起。 当然，在十八世纪之前，并不存在东突厥斯坦。
贾斯汀·雅各布斯：我认为这和其他任何通过人为强加的政治边界来确定基本理论参数的研究领域一样，具有相当的意义。 几乎每一个政治建构，无论是帝国、民族、省份、国家还是县城，都是以零敲碎打的方式拼凑而成的，起初看起来很随意，但后来都经历了一个意识形态自然化的过程。 我不认为在我们所处的政治建构之外，还有什么更“自然”或“有机”的替代方案，无论是在东突厥斯坦还是其他地方。 例如，如果我们说一个更合乎逻辑的分析单位是“以维吾尔族为主的阿尔蒂沙尔地区”，那么我们就是在强加一种观念，即阿尔蒂沙尔的身份政治是该领域最显著的特征。 但根据视角的不同，最显著的特征可能是与费尔干纳的经济贸易联系、从西安到开罗的穆斯林宗教网络，或是与游牧民族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和蒙古人的互动。 因此，虽然我同意东突厥斯坦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奇怪行政建构，但我同样认为，清末、民国和共产主义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将其曾经人为的存在自然化了。 无论好坏，到了二十世纪，“东突厥斯坦”对许多人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该地区的学者将其反映在研究工作中是有意义的。
金光民：我同意雅各布斯的观点，即东突厥斯坦可以也应该成为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单位，至少对于十八世纪以后的研究而言是这样。 尽管东突厥斯坦最初是一个随意的清朝行政术语，但这一清朝建构此后已拥有了独立的生命，并成为一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特别是在民国和共产主义政府统治下。 这一点是无法简单忽视的。 本次论坛的五位作者都将“东突厥斯坦”作为研究课题，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东突厥斯坦作为一种有意义的空间概念所具有的持久力。
此外，在我看来，在将东突厥斯坦概念化为一个单一区域时至关重要的南北联系（准噶尔与阿尔蒂沙尔的联系），即使在历史意义上也不是纯粹随意的。 甚至在十八世纪中叶清朝征服之前，准噶尔帝国就已经将阿尔蒂沙尔纳入其版图，人们甚至可以引用欧文·拉铁摩尔的观点，认为阿尔蒂沙尔与北方草原以及中国各王朝的政治联系是古老且结构性的，比如从匈奴时代（约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开始。 （接上文）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
简而言之，我认为东突厥斯坦的概念和东突厥斯坦研究是相关且有用的——只要人们意识到其历史建构的本质，并意识到存在其他同样有意义的竞争性空间概念即可。
马德琳·科比：当然，东突厥斯坦和其他许多地区一样，是一种政治建构。 然而，这一点我同意金光民的看法，我们都感到自己属于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这使得它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术语，至少在当前这几十年是这样。 因为研究东突厥斯坦的学者并不多，我们都渴望跨越学科界限交流知识。 虽然我在中国其他地区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更倾向于与其他人类学家交流，但东突厥斯坦研究的特点是学者背景广泛，涵盖历史学、人类学、伊斯兰研究、地理学、语言学等领域。 根据我的经验，东突厥斯坦研究者很容易建立联系，并因共同的研究领域而产生一种纽带感——至少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学者是这样。 遗憾的是，与研究东突厥斯坦的中国学者进行合作则更为复杂。 我也观察到，中国学者较少将自己认同为东突厥斯坦研究者，而是更倾向于学科导向。
瑞安·图姆：作为总结，你们认为该领域目前有哪些重大的未解之谜？
大卫·布罗菲：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研究方向，我希望看到伊斯兰历史研究能超越长期以来对苏菲主义的关注，为我们提供一份关于塔里木盆地乌理玛（ulama）及其在二十世纪命运的更清晰的谱系。 我也希望我们能超越关于孤立和狭隘的陈词滥调，更多地思考“绿洲社会”在政治经济学层面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我们距离对东突厥斯坦村级政治动态的深入分析，以及对20世纪30年代等时期民众动员如何发生的研究，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当然，和数百万维吾尔人一样，我想知道斯大林是否真的应对那场导致第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领导层丧生的空难负责！
马德琳·科比：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必须探究快速城市化对脆弱的沙漠生态的影响，以及为维持城市生活而日益增长的自然资源需求所带来的后果。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目前是一个热门的政治话题，但这对当地民众意味着什么？ 这种政策以何种方式刻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此外，还有一些次要问题我也很感兴趣，希望能了解更多，例如基督教在当今东突厥斯坦的传播及其相关性，或者东突厥斯坦北部番茄生产的组织架构和相关参与者，因为据称全球五分之一的番茄酱生产原料都来自东突厥斯坦。 总而言之，我们不应总是强调该地区的边缘或边境地位，而应努力去探究一些关于东突厥斯坦社会生活中令人惊叹的（历史）故事。
贾斯汀·雅各布斯（Justin Jacobs）：用一个词概括：兵团。 1949年后由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立的军事殖民地，是该地区历史上汉化进程中最大的单一推动力量。 但我们对这些机构及其成员如何与1949年前就生活在东突厥斯坦的人民进行互动（或未进行互动）知之甚少。 对我而言，现代东突厥斯坦的历史可以划分为“兵团前”（B.B.）时期。 和“兵团后”（A.B.）时期。 当然，我们了解兵团在东突厥斯坦存在的大致轮廓，但这实际上并没有超出枯燥的统计数据和老一代定居者政治正确的怀旧叙事。 更广泛地说，我也同意大卫的观点，即我们对二十世纪大众如何经历各种形式的中国统治知之甚少，其中盛世才时期的苏联式民众动员工作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领域。
金光敏（Kwangmin Kim）：这也不算是一个研究问题，但东突厥斯坦历史研究中最明显的空白是晚清时期，特别是1864年至1911年间。 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东突厥斯坦经历了从帝国政治向民族国家政治的转型，因此掌握着揭开当地现代性起源的关键。 然而，很少有学者专门研究这一时期。 学者们确实涵盖了这一时期，但主要是将其作为十八世纪清朝统治的尾声，或是二十世纪历史的前传。 金浩东（Hodong Kim）的《中国圣战》（Holy War in China）是近年来唯一专门研究这一时期的专著。 我特别欢迎对清朝收复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后的政权进行深入研究，在细致的本土语境下考察东突厥斯坦作为中国一个省（sheng）的建立过程。 我也希望看到关于十九世纪末东突厥斯坦穆斯林叛乱的研究，不仅要考察阿古柏（Yaʿqūb Beg）政权，还要全面考察乌鲁木齐的同治回乱政权以及伊犁的塔兰奇政权。 这样的著作或许可以探讨这些叛乱者是否提供了某种本土的/底层的现代性来源，这种现代性既与中国、俄罗斯或伊斯坦布尔传来的大都市愿景相互作用，又与之有所区别。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对我来说，核心问题围绕着金钱。 如果能看到关于东突厥斯坦安全经济的、具有历史背景的详细研究，我会印象深刻。 在经济的其他大部分方面停滞或倒退的情况下，安全经济领域却在增长，并蕴藏着机会。 例子比比皆是：对口援疆项目资金是如何运作的？ 安全化是否让兵团在经济上受益？ 谁在工资单中获得了（以及谁没有获得）“维稳”奖金？
我对安全经济中平庸的方面特别感兴趣，例如为驻扎在区域外的部队提供食堂餐食。 像这样的政府合同提供了保证的回报，因此处于合适位置的人们都在竞争这些合同。 这些人是谁？ 这种竞争是如何展开的？ 国家再分配机构（事业单位）和企业（企业单位）在将资金转移到私营经济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它们又从中获取了什么回报？ 这些转移的合法性如何？ 是否有任何重要的私营企业部门未受到2009年后安全经济政策和补贴的影响？ 这类研究可以揭示当代东突厥斯坦的利益结构和社会权力来源。
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journal-of-asian-studies/article/rise-of-xinjiang-studies-a-jas-new-author-forum/2C6E50D56A68876429B4F997E36A270F
原文标题：The Rise of Xinjiang Studies: A JAS New Author Forum |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Cambridge Core
作者简介：Cambridge Core 是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的学术出版平台，发布同行评审期刊文章、学术论文和研究资料。
副标题：殖民、边疆、维吾尔研究与区域史方法，正在改变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理解
摘要：这篇 JAS 新作者论坛文章回顾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研究的兴起，讨论该领域如何从边疆史、殖民研究、维吾尔研究和跨区域方法中发展出来。文章也反思学术写作如何面对政治压力、档案限制和知识生产责任。
在与中国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中，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研究可能是受二十世纪中期准入限制影响，恢复最慢的一个领域。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东突厥斯坦的研究曾风靡一时，在西方大众媒体中拥有广泛的受众，当时该地区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中国中亚”、“中国突厥斯坦”或“东突厥斯坦”。 当民国时期和毛泽东时代的动荡使得该地区几乎完全对外界封闭时，东突厥斯坦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荒芜期。 毕竟，早期的兴趣总是带有东方主义的旅行幻想和帝国欲望，而这些都需要学者实地考察才能实现。
在与中国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中，东突厥斯坦的研究可能是受二十世纪中期准入限制影响，恢复最慢的一个领域。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东突厥斯坦的研究曾风靡一时，在西方大众媒体中拥有广泛的受众，当时该地区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中国中亚”、“中国突厥斯坦”或“东突厥斯坦”。 当民国时期和毛泽东时代的动荡使得该地区几乎完全对外界封闭时，东突厥斯坦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荒芜期。 毕竟，早期的兴趣总是带有东方主义的旅行幻想和帝国欲望，而这些都需要学者实地考察才能实现。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重新开放时，几乎没有学者具备培养新一代东突厥斯坦专家所需的专业知识。 该领域的发展十分缓慢，受到多种因素的阻碍：一是缺乏对该地区多种语言（尤其是维吾尔语）的培训；二是至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汉学家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地理边缘地带对于中国的历史和身份认同而言也是边缘性的。 到了二十一世纪初，语言资源开始积累，准入条件有所改善，加之学术界对帝国、边疆和身份认同的兴趣日益浓厚，使得东突厥斯坦研究变得具有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在“九一一”事件后的世界格局中，一个由中国控制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具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这使得关于东突厥斯坦的书籍对出版商极具吸引力。
当然，障碍依然存在。 2004年出版的文集《东突厥斯坦：中国的穆斯林边疆》的撰稿人随后被拒绝发放进入中国的签证，这严重限制了他们开展新研究的能力。 尽管如此，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里，学术专著仍以每年约一本的速度缓慢产出。
直到2016年。 那一年似乎是一个高峰或转折点，至少出版了五部学术专著，且全部出自新作者之手。 这种出版热潮从长远来看意味着什么，目前尚不确定。 准入限制再次收紧，有来自东突厥斯坦的报告称，维吾尔人仅仅因为与外国人交谈就被送往再教育营。 另一方面，目前担任终身教职或预备终身教职的东突厥斯坦专家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还有一支强大的研究生队伍准备追随他们的脚步。
无论东突厥斯坦研究的未来如何，我们第一次拥有了足够多的研究成果，可以探讨这个正在形成真正学术领域的趋势。 事实上，资深学者已经开始通过多书评论文章来权衡这个问题，例如伊尔迪科·贝勒-汉（Ildikó Bellér-Hann）在本刊上一期发表的文章。 我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2016年的五位东突厥斯坦研究新作者，了解他们对该领域性质和方向的看法。 他们的著作包括：
《维吾尔民族：俄中边境的改革与革命》。 作者：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6年。 xvi, 347页。ISBN: 9780674660373。
《油与水：在东突厥斯坦做汉人》。 作者：汤姆·克里夫（Tom Cliff）。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6年。 第xi页，共252页。ISBN: 9780226360133。
《东突厥斯坦与现代中国国家》。 作者：贾斯汀·M·雅各布斯。 雅各布斯。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16年。 第xvi页，共297页。ISBN: 9780295742649。
《边疆资本主义：土耳其斯坦物产、清朝白银与东方市场的诞生》。 作者：金光民。 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6年。 第viii页，共299页。ISBN: 9780804799232。
《构建、创造与争夺城市景观：一种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东突厥斯坦城市转型的社会人类学研究》。 作者：马德琳·科比。 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出版社，2016年。 第xi页，共214页。ISBN: 9783447105903。
瑞安·图姆：在进入更广泛的领域讨论之前，我想先请教一个我在2016年出版的关于东突厥斯坦的著作中发现的显著共同点。 你们许多人都使用了“殖民”或“殖民地”这些词来描述东突厥斯坦。 在我看来，这代表了一种新的、重要的共识，而这正是当前中国领导层所忌讳的。 当今学术界大多将世界视为后殖民或新殖民时代，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些新研究表明，东突厥斯坦的案例是一个审视经典类型、持续且活跃的殖民体系的机会。 你们认为关于东突厥斯坦的研究，能为全球殖民主义和帝国研究做出什么贡献？
贾斯汀·雅各布斯：我认为东突厥斯坦是一个极好的案例研究，通过它，我们可以将中国纳入全球关于帝国及其在民族主义和去殖民化时代命运的比较研究中。 一旦进入20世纪，将中国纳入这些讨论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东突厥斯坦是中国唯一一个非汉族人口与汉族人口数量大致相当的省级行政单位，双方都没有出现压倒性的多数。 而且，与西藏不同，汉族官员、商人和移民在整个20世纪在东突厥斯坦都有持续的存在，为历史学家留下了无与伦比的纸质档案供分析。 在我看来，东突厥斯坦为现代中国研究学者提供了一条最丰富、最有前景的途径，使他们能够与世界其他地区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相关议题进行交流，也让世界其他地区能够与中国进行交流。
汤姆·克里夫：今天的东突厥斯坦结合了关键特征——形式、实践、事件、序列、主体性——这些特征明显源自过去的殖民主义版本。 但首先，它们是衍生出来的，不一定是直接复制。 因此，东突厥斯坦提供了一个机会，来研究这些特征如何以非线性和有时不可预测的方式变异和发展，然后汇聚在一起。 其次，由于并非所有对当代东突厥斯坦的影响都来自过去，我建议这种衍生/重组的说法也延伸到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中国和前苏联集团的后社会主义变体，以及那些长期在民主西方所谓的“第三世界”中运作（并持续存在）的变体。 这些也是帝国形态——即统治模式——它们有着纯粹经济之外的目标和目的。 东突厥斯坦展示了这些技术是如何在不同的地方同时被应用的。 边疆是试验事物的地方，也是过去形式和实践的容器，政治、社会、经济等的运作机制往往会被剥离得赤裸裸，从而更容易被观察和分析。 这意味着研究东突厥斯坦可以帮助我们批判性地反思我们自己的社会、它们在民族国家边界内外所采取的实践，以及它们的历史与未来。
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如果说这里存在某种共识，那是因为显而易见，清朝时期的东突厥斯坦是一个帝国建设的案例，而且至少从19世纪末开始，它就处于一种殖民状态。 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官员有意识地援引其他地方的帝国模式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不过，我对于将其称为“经典”形式的殖民主义持保留意见。 显然，中国传统中存在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至今仍在塑造北京方面的处理方式。 我们还必须记住，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比较虚弱，且受到俄罗斯和英国作为东突厥斯坦殖民参与者的制约。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一直关注不同的殖民政策如何在东突厥斯坦相互交织。 最后，还有一个事实是，中国对该地区的统治在20世纪中叶被重新定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术语。 也许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是一个殖民帝国，但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这种关于发展和扶持政策的新修辞。
金光敏（Kwangmin Kim）：可以说，近期东突厥斯坦研究对全球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领域最大的贡献，在于它挑战了“欧洲例外论”，即那种认为殖民主义是西欧特有发展的观点。 根据这一立场，非西方帝国（如中国）在严格的西方意义上并不存在帝国主义或殖民帝国。 在这种观点中，一个主要的区别在于欧洲帝国是由商业驱动的，而中国在内亚的扩张据称是由安全驱动的，是为了防御游牧民族的威胁。 尽管对欧洲帝国主义的僵化经济解释本身早已受到质疑，但在比较欧洲和非欧洲帝国时，上述区别仍然很流行。
在我看来，关于清朝在东突厥斯坦统治的新研究，通过强调清帝国积极参与殖民地东突厥斯坦的商业和经济发展，对“欧洲例外论”的论点提出了严峻挑战。 彼得·珀杜（Peter Purdue）和詹姆斯·米尔沃德（James Millward）的开创性著作令人信服地证明，帝国的安全关切与对经济发展的参与往往是相互促进的。 与此同时，我的书表明，清朝不仅仅是参与了中国商业利益的扩张。 它还与东突厥斯坦当地的土地所有权贵族（伯克，begs）合作，帮助他们对当地社会进行资本主义转型。 此外，像米尔沃德和李华（Hua Li）这样的作者至少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东突厥斯坦可能曾作为一种生态储备地发挥作用，就像新大陆殖民地对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
瑞安·瑟姆（Rian Thum）：殖民主义问题只是近期东突厥斯坦相关书籍所开辟的众多新研究方向之一。 你认为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作品相比，存在哪些延续和断裂？ 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是否有明确的发展方向？
金光敏：与90年代和2000年代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是主题的多样化。 早期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广义上的清朝帝国政策，而2010年代出版的新书则处理东突厥斯坦当地的各种行动者：俄罗斯中亚地区的“维吾尔”侨民（布罗菲）、1949年后进入南部绿洲的中国移民（克里夫）、晚清和民国时期东突厥斯坦的汉族官员（雅各布斯）、当地的穆斯林地主贵族（金），以及经常光顾当地苏菲派圣地的普通绿洲穆斯林朝圣者（瑟姆）。 换句话说，东突厥斯坦研究的新方向可以很好地概括为：从研究中国或满洲在东突厥斯坦的帝国政策，转向研究中国统治下的东突厥斯坦社会。
另一个区别可能是时间跨度上的侧重点。 与主要关注清朝帝国历史的早期研究不同，近期的大多数作品都关注20世纪的发展，特别是民国时期（1912–1949）。 然而，我也看到早期帝国历史及其分析洞见对新作品有着强烈甚至基础性的影响：像早期的帝国历史一样，新作品在欧亚大陆更广泛的跨国和全球背景下分析东突厥斯坦的社会与政治，并将东突厥斯坦与中国的关系视为殖民关系而非国内关系。 因此，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新作品共同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在过去300年的东突厥斯坦历史中，1911年中国革命作为帝国历史与现代历史的人为分界线并不重要；清帝国的帝国遗产在东突厥斯坦依然存在，尽管是以一种大幅修正后的形式。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以清朝帝国历史知识为基础，在东突厥斯坦进行实地考察，使学者们能够近距离观察殖民主义。 帝国遗产在当今东突厥斯坦的可见性，凸显了这些遗产在当代中国各地的持续存在。 当从边缘观察中心，或反之亦然时，某些结构和模式会变得非常清晰。
但是，关于东突厥斯坦，哪里才是中心？ 哪里又是家园？ 对于这些问题，每本近期著作中所涉及的人类主体肯定会有不同的答案（比较布罗菲笔下的流亡者与瓦利-科恩笔下的人物；瑟姆笔下当今东突厥斯坦的居民与克里夫或科比笔下的人物；雅各布斯笔下民国时期的汉族政治精英与金笔下大约一个世纪前的维吾尔伯克）。 至少前一个问题是詹姆斯·米尔沃德及其他人已经提出的观点，但这些近期的专著为答案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撑。 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已经超越了东突厥斯坦本身。 金所提到的主题和行动者的多样化，以及他们所涉及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细节，凸显并复杂化了东突厥斯坦在多个核心-边缘轴线上的角色和地位。
马德琳·科比（Madlen Kobi）：关于多个核心-边缘轴线，我注意到学术界研究东突厥斯坦的一种延续性在于我们嵌入研究的角度多种多样：一些学者将东突厥斯坦视为中国的边疆地区，从汉学或中国研究的角度进行探讨；而另一些学者则关注维吾尔族人口，以及东突厥斯坦与中亚在文化、历史和社会方面的联系。 我们仍然很少发现既精通维吾尔语又精通汉语的学者，但语言能力当然会影响所能获取的书面和口头资料的种类，进而影响研究结果。 正是这种视角的集合增强了我们对东突厥斯坦政治、经济和社会定位的理解。 我认为东突厥斯坦研究的学者们应该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并与不同的区域学科进行对话——除了他们在移民、国家权力或民族研究等主题领域所做的贡献之外。
大卫·布罗菲：我认为最终可能定义“东突厥斯坦研究”这一领域的文献正在汇聚。 目前仍有许多空白，让人很容易倾向于占据某个细分领域，但我们开始在学术共同体内部看到更多的反思和辩论。 人们已经提到了学者们现在在东突厥斯坦花费的时间。 与二十年前相比，我们现在也有了更丰富的书面资料可供研究。 虽然很难一概而论，但我看到这些书每一本都在某种方向上超越了东突厥斯坦，无论是地理上还是理论上，旨在寻找更积极的对话，而东突厥斯坦正是这些对话的天然契合点，尽管它过去曾被遗漏。 这可能意味着伊斯兰世界人类学的发展趋势、关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辩论，或是其他不同的议题。 至少在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这正成为一种双向交流；我们看到东突厥斯坦正作为更广泛讨论的一部分被“常态化”。
瑞安·图姆（Rian Thum）：自毛泽东时代以来，进入东突厥斯坦进行研究的机会确实有所增加，但即使在21世纪头十年开放程度最高的时期，该地区依然是一个非常难以开展工作的地方。 如今，该地区拥有世界上最严密的国家监控和信息管控体系之一。 此外，我们还面临语言方面的挑战——近期很少有著作利用维吾尔语或其他当地语言的资料，而重要的二手文献则分散在俄语、日语及其他语言中。 你认为东突厥斯坦特殊的准入问题是如何塑造我们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所产出的研究成果的？
马德琳·科比（Madlen Kobi）：这绝对是该地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2011年至2012年于东突厥斯坦南部进行为期十个月的田野调查期间，我开发了不同的数据收集策略。 在东突厥斯坦的城市地区进行研究具有一定优势。 为了把握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物质联系，我广泛探索了公共空间，对阿克苏市进行了城市测绘，并参与了各种公共活动，同时选择在餐馆而不是受访者家中与他们会面。 总的来说，我倾向于采取一种透明的研究策略，即就自己的研究与当地机构进行沟通和接触。 组织和管理田野调查可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这看起来像是浪费了处理具体研究课题的时间，但必须将其视为东突厥斯坦社会现实的一部分来反思。 在当地停留数月，不仅能开展课题研究，还能深入了解日常生活的不同侧面。 此外，在离开田野后，该地区的政治敏感性当然也影响了我写作和发表成果的方式。
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目前，很难构想出一个深植于当地条件的科研项目，与东突厥斯坦学者的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我决定将档案工作重点放在前苏联和俄罗斯时，部分是出于学术原因，但也有部分是出于实际考虑。 目前，学术界对这种将东突厥斯坦与周边地区联系起来的研究持开放态度。 不过，如果人们开始要求更多“以东突厥斯坦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我还不确定该怎么做！ 在资料方面，所有语言的研究都有大量工作要做，作为一名档案历史学家，我认为中文和/或俄文资料始终至关重要。 对我而言，学习维吾尔语部分是为了查阅资料，但也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不以维吾尔人自己的话语体系与他们交流，我就无法撰写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章。 这种必要性并不适用于东突厥斯坦历史中的每一个问题。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语言和政治准入障碍非常直接地塑造了我的研究。 我做出了一个战略性决定，即只关注汉族群体。 这首先是因为我看到了研究中的空白，即当代关于东突厥斯坦汉人生活的人类学研究代表性不足。 这也是一个语言能力的问题，以及我需要投入多少资源去学习哪怕是最基础的维吾尔语。 但从方法论上讲，这一决定是基于东突厥斯坦族际和人际关系的现实，以及我如何融入其中。 即使在2009年之前，族际关系也以不信任为特征。 积极地表现出不学习维吾尔语、不刻意培养维吾尔人脉，使我能够与汉族受访者建立更深层的信任。 通过这种方式，我利用与维吾尔人的语言障碍，跨越了与汉人之间的政治准入障碍。 （话虽如此，在六个月内，我被明确告知要远离兵团，尤其是远离近期的兵团定居者。 那里还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
贾斯汀·雅各布斯（Justin Jacobs）：我认为，东突厥斯坦的准入和语言问题对人类学家造成的障碍，比对依赖文献的历史学家造成的障碍要大得多，因为人类学家需要接触活着的受访者。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获取与东突厥斯坦相关的原始资料，与获取任何由威权政府控制档案的领域（包括中国内地省份）并没有太大区别。 正如所有涉及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领域一样，台湾的档案获取渠道目前非常丰富，而中国大陆的获取渠道则难以预测，充其量是零星的。 我有幸获得了有限的东突厥斯坦地区档案馆的准入权限，但在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却被拒之门外。 至于非中文资料，中国境外存在几批重要的维吾尔语资料收藏，而满文和蒙文文献则可以在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 最终，在任何特定时刻，只有少数历史叙事是“可讲述的”，历史学家总是会讲述那些由时间和环境所决定的叙事——在东突厥斯坦和其他地方皆是如此。
瑞安·图姆（Rian Thum）：东突厥斯坦研究有一个不幸的特点，即我们可以将学者的被列入黑名单与他们参与特定的出版物联系起来。 中国对十三位作者的封杀表明，中国政府愿意针对个别外国学者的出版物进行打击，其中包括一些非常温和的文章。 这如何影响了你的工作以及整个领域？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因撰写或评论东突厥斯坦事务而被列入签证黑名单的可能性，是我一直担心的问题。 对于我写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自觉地努力不去自我审查。 而且我觉得这种自觉是必要的，因为自我审查可能在潜意识或无意识中运作。 潜意识的自我审查至少部分源于对批判性评论可能对田野调查产生何种影响的不确定性；我们永远不知道，也永远无法知道我们是否会在错误的时间、因错误的原因出现在错误的人的雷达上。 我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假设自己已经在雷达上了，提醒自己有责任如实陈述，然后想象自己正在向汉族朋友讲述我的观察和分析。 他们并非不讲道理的人；他们可能会不同意——甚至强烈反对——我的观点，但我们仍会是朋友。 我的感觉是，签证黑名单的现实威胁影响了大多数从事东突厥斯坦研究的人，但我认为这（日益）适用于更广泛的中国研究。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只是程度问题。
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我对此并不太担心，尽管我想那次事件可能已经让一些年轻学者对进入该领域望而却步。 你提到的那个案例是运气不佳——书落入了错误的人手中——以及一种看法，即认为这代表了西方学者的一种有组织的行为，且以某种方式与美国政策制定相关联。 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任何封杀个别学者的统一政策。 当然，这总是有可能的，如果最终被列入黑名单会很遗憾，但当你想到中国境外的维吾尔学者目前承受着不准发表文章的压力，以及中国境内对知识工作的窒息性监控时，这只是一个小代价。 我们需要确保的一点是，大学管理层要支持面临这些威胁的学者，而不是将他们视为大学与中国打交道时的负担。
马德琳·科比：这些作者被禁，自然对东突厥斯坦学者的研究工作产生了至今仍存的影响。 问题在于，没人确切知道“红线”在哪里，我们能在不失去进入中国机会的前提下发表什么内容。 但对我而言，最糟糕的情况并非被拒签（那当然是令人遗憾的损失！），而是我在东突厥斯坦的交流对象因为与我接触而面临麻烦。 我同意大卫和汤姆的观点，这不仅关乎东突厥斯坦学者，更关乎整个中国研究领域的学者。 过去五年里，外国学者在中国（尤其是东突厥斯坦）的处境变得更加紧张。 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和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因含有“敏感”关键词而限制相关文章进入中国市场的审查披露，提醒我们研究成果正受到密切监控。 尽管如此，作为外国研究人员，我们有责任也有自由去持续发表基于实地考察的科学论文，探讨东突厥斯坦在社会、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发展。
贾斯汀·雅各布斯：在我职业生涯的现阶段，我不再为此担心了，但当我还在读研究生时，我非常害怕被列入黑名单，担心这种标签会毁了我的学术生涯。 我当时甚至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有一年我甚至以“杰斐逊·罗伯茨”的化名在伊斯坦布尔的东突厥斯坦难民协会会议上发表了论文。 然而，一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审查制度在执行时存在着极大的不一致性，至少对外国人是这样。 档案的获取受到严格限制，但与此同时，这些档案机构又会转头出版数千页包含最敏感材料的文件。 去年夏天，我受邀在四川大学就高度敏感的话题进行了三场完全未经审查的演讲。 所以，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外国学者还是有很多系统漏洞可以利用的。
瑞安·图姆：谈论“东突厥斯坦研究”有多大意义呢？ 毕竟，东突厥斯坦这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域”是清朝遗留下来的一个奇怪的行政建构，它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阿尔蒂沙尔地区与如今以汉族为主的准噶尔地区融合在了一起。 当然，在十八世纪之前，并不存在东突厥斯坦。
贾斯汀·雅各布斯：我认为这和其他任何通过人为强加的政治边界来确定基本理论参数的研究领域一样，具有相当的意义。 几乎每一个政治建构，无论是帝国、民族、省份、国家还是县城，都是以零敲碎打的方式拼凑而成的，起初看起来很随意，但后来都经历了一个意识形态自然化的过程。 我不认为在我们所处的政治建构之外，还有什么更“自然”或“有机”的替代方案，无论是在东突厥斯坦还是其他地方。 例如，如果我们说一个更合乎逻辑的分析单位是“以维吾尔族为主的阿尔蒂沙尔地区”，那么我们就是在强加一种观念，即阿尔蒂沙尔的身份政治是该领域最显著的特征。 但根据视角的不同，最显著的特征可能是与费尔干纳的经济贸易联系、从西安到开罗的穆斯林宗教网络，或是与游牧民族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和蒙古人的互动。 因此，虽然我同意东突厥斯坦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奇怪行政建构，但我同样认为，清末、民国和共产主义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将其曾经人为的存在自然化了。 无论好坏，到了二十世纪，“东突厥斯坦”对许多人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该地区的学者将其反映在研究工作中是有意义的。
金光民：我同意雅各布斯的观点，即东突厥斯坦可以也应该成为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单位，至少对于十八世纪以后的研究而言是这样。 尽管东突厥斯坦最初是一个随意的清朝行政术语，但这一清朝建构此后已拥有了独立的生命，并成为一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特别是在民国和共产主义政府统治下。 这一点是无法简单忽视的。 本次论坛的五位作者都将“东突厥斯坦”作为研究课题，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东突厥斯坦作为一种有意义的空间概念所具有的持久力。
此外，在我看来，在将东突厥斯坦概念化为一个单一区域时至关重要的南北联系（准噶尔与阿尔蒂沙尔的联系），即使在历史意义上也不是纯粹随意的。 甚至在十八世纪中叶清朝征服之前，准噶尔帝国就已经将阿尔蒂沙尔纳入其版图，人们甚至可以引用欧文·拉铁摩尔的观点，认为阿尔蒂沙尔与北方草原以及中国各王朝的政治联系是古老且结构性的，比如从匈奴时代（约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开始。 （接上文）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
简而言之，我认为东突厥斯坦的概念和东突厥斯坦研究是相关且有用的——只要人们意识到其历史建构的本质，并意识到存在其他同样有意义的竞争性空间概念即可。
马德琳·科比：当然，东突厥斯坦和其他许多地区一样，是一种政治建构。 然而，这一点我同意金光民的看法，我们都感到自己属于东突厥斯坦研究领域，这使得它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术语，至少在当前这几十年是这样。 因为研究东突厥斯坦的学者并不多，我们都渴望跨越学科界限交流知识。 虽然我在中国其他地区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更倾向于与其他人类学家交流，但东突厥斯坦研究的特点是学者背景广泛，涵盖历史学、人类学、伊斯兰研究、地理学、语言学等领域。 根据我的经验，东突厥斯坦研究者很容易建立联系，并因共同的研究领域而产生一种纽带感——至少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学者是这样。 遗憾的是，与研究东突厥斯坦的中国学者进行合作则更为复杂。 我也观察到，中国学者较少将自己认同为东突厥斯坦研究者，而是更倾向于学科导向。
瑞安·图姆：作为总结，你们认为该领域目前有哪些重大的未解之谜？
大卫·布罗菲：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研究方向，我希望看到伊斯兰历史研究能超越长期以来对苏菲主义的关注，为我们提供一份关于塔里木盆地乌理玛（ulama）及其在二十世纪命运的更清晰的谱系。 我也希望我们能超越关于孤立和狭隘的陈词滥调，更多地思考“绿洲社会”在政治经济学层面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我们距离对东突厥斯坦村级政治动态的深入分析，以及对20世纪30年代等时期民众动员如何发生的研究，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当然，和数百万维吾尔人一样，我想知道斯大林是否真的应对那场导致第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领导层丧生的空难负责！
马德琳·科比：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必须探究快速城市化对脆弱的沙漠生态的影响，以及为维持城市生活而日益增长的自然资源需求所带来的后果。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目前是一个热门的政治话题，但这对当地民众意味着什么？ 这种政策以何种方式刻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此外，还有一些次要问题我也很感兴趣，希望能了解更多，例如基督教在当今东突厥斯坦的传播及其相关性，或者东突厥斯坦北部番茄生产的组织架构和相关参与者，因为据称全球五分之一的番茄酱生产原料都来自东突厥斯坦。 总而言之，我们不应总是强调该地区的边缘或边境地位，而应努力去探究一些关于东突厥斯坦社会生活中令人惊叹的（历史）故事。
贾斯汀·雅各布斯（Justin Jacobs）：用一个词概括：兵团。 1949年后由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立的军事殖民地，是该地区历史上汉化进程中最大的单一推动力量。 但我们对这些机构及其成员如何与1949年前就生活在东突厥斯坦的人民进行互动（或未进行互动）知之甚少。 对我而言，现代东突厥斯坦的历史可以划分为“兵团前”（B.B.）时期。 和“兵团后”（A.B.）时期。 当然，我们了解兵团在东突厥斯坦存在的大致轮廓，但这实际上并没有超出枯燥的统计数据和老一代定居者政治正确的怀旧叙事。 更广泛地说，我也同意大卫的观点，即我们对二十世纪大众如何经历各种形式的中国统治知之甚少，其中盛世才时期的苏联式民众动员工作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领域。
金光敏（Kwangmin Kim）：这也不算是一个研究问题，但东突厥斯坦历史研究中最明显的空白是晚清时期，特别是1864年至1911年间。 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东突厥斯坦经历了从帝国政治向民族国家政治的转型，因此掌握着揭开当地现代性起源的关键。 然而，很少有学者专门研究这一时期。 学者们确实涵盖了这一时期，但主要是将其作为十八世纪清朝统治的尾声，或是二十世纪历史的前传。 金浩东（Hodong Kim）的《中国圣战》（Holy War in China）是近年来唯一专门研究这一时期的专著。 我特别欢迎对清朝收复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后的政权进行深入研究，在细致的本土语境下考察东突厥斯坦作为中国一个省（sheng）的建立过程。 我也希望看到关于十九世纪末东突厥斯坦穆斯林叛乱的研究，不仅要考察阿古柏（Yaʿqūb Beg）政权，还要全面考察乌鲁木齐的同治回乱政权以及伊犁的塔兰奇政权。 这样的著作或许可以探讨这些叛乱者是否提供了某种本土的/底层的现代性来源，这种现代性既与中国、俄罗斯或伊斯坦布尔传来的大都市愿景相互作用，又与之有所区别。
汤姆·克里夫（Tom Cliff）：对我来说，核心问题围绕着金钱。 如果能看到关于东突厥斯坦安全经济的、具有历史背景的详细研究，我会印象深刻。 在经济的其他大部分方面停滞或倒退的情况下，安全经济领域却在增长，并蕴藏着机会。 例子比比皆是：对口援疆项目资金是如何运作的？ 安全化是否让兵团在经济上受益？ 谁在工资单中获得了（以及谁没有获得）“维稳”奖金？
我对安全经济中平庸的方面特别感兴趣，例如为驻扎在区域外的部队提供食堂餐食。 像这样的政府合同提供了保证的回报，因此处于合适位置的人们都在竞争这些合同。 这些人是谁？ 这种竞争是如何展开的？ 国家再分配机构（事业单位）和企业（企业单位）在将资金转移到私营经济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它们又从中获取了什么回报？ 这些转移的合法性如何？ 是否有任何重要的私营企业部门未受到2009年后安全经济政策和补贴的影响？ 这类研究可以揭示当代东突厥斯坦的利益结构和社会权力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