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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ADS《Hardwired Repression》报告解读：一文读懂数据中心、监控技术与人权风险

背景：C4ADS是什么？

C4ADS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非营利研究机构，专注于利用公开数据分析全球安全问题、非法网络及人权侵犯行为，通过数据驱动的调查揭示复杂供应链背后的地缘政治风险。

摘要

2026年C4ADS最新报告揭示，尽管国际社会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人权状况高度关注，但西方科技产品仍是当地大规模监控系统的数字骨干。报告指出，英特尔、英伟达等西方技术被广泛用于数据中心，直接支撑了针对维吾尔人的实时追踪与行为分

执行摘要


图片说明：C4ADS《Hardwired Repression》报告封面，报告聚焦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数据中心与西方技术供应链。

中华人民共和国（PRC）运营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规模监控系统之一，而数据中心正是其基石。这些设施提供了物理基础设施，用于存储、处理和利用生物识别数据、通信记录及行为模式，从而对公民，特别是少数民族进行监控。尽管国际社会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的强迫劳动、暴行罪和监控给予了高度关注，但支撑这些暴行的数字骨干网却鲜少受到审视。

北京的“东数西算”工程加速了这一建设，中国共产党（CCP）已将该地区指定为“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的“关键组成部分”，并计划利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的数据中心将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扩展至中亚。该地区同时也是数字威权主义的试验场：政府记录显示，医疗、教育、司法和行政系统已实现全面数字化，且监控触发机制中包含了针对民族身份的识别。被认定为高风险的个人可能面临审讯、强制劳动或拘留。

两个案例研究展示了这一基础设施的全球维度。第一个案例考察了由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运营的焉耆职业技术学校，该组织是一个受制裁的准军事组织。一份2024年的政府合同显示，美国技术——包括处理器、显卡和人脸识别硬件——被用于实时追踪学生的行踪、用餐情况及宵禁遵守情况。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的职业学校因作为洗脑、强制同化和拘留场所而受到批评。这些文件中指定的所需半导体（“芯片”）低于出口管制AI芯片的门槛，这揭示了一个关键漏洞：当前的管制措施未能充分覆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监控技术供应链。第二个案例研究考察了中国电信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分公司，这是受美国制裁的一家国有企业的子公司，在当地运营着至少四个数据中心。该子公司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签有现行合同，并为被指定为军事或情报机构的实体提供服务——其母公司被列入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制裁名单的事实并未阻止这些活动。与此同时，作为受制裁母公司的中国电信，声称其在美国境内仍运营着数据中心。

C4ADS对2024-2025年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文件的分析发现，该地区的数据中心项目中存在美国和台湾技术的相关记录。无论是否达到出口管制门槛，美国和台湾的技术仍在持续流入针对特定人群的监控基础设施中，而该人群正遭受着有据可查的暴行罪。实质性的改变需要超越企业层面的行动。C4ADS建议将中国电信及其省级子公司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并强制要求对运往有暴行罪记录地区的军民两用技术出口进行装运后核查，同时为硬件流向军事或情报关联最终用户的出口商制定更明确的责任标准。

引言：中国的监控基础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PRC）运营着世界上记录最详尽、规模最大的大规模监控系统之一，其基础是一项关键但常被忽视的基础设施：数据中心。

该国的数字监控系统持续监控着人口，包括通过估计约7亿个面部识别摄像头进行监控。 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 当局对民众实施了更严密的监控，包括在检查站、通过Wi-Fi嗅探器以及生物识别数据采集，数据通过诸如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IJOP）等平台进行集中处理。 系统触发机制包括对民族身份的识别——例如，某人是否“看起来像维吾尔”。” 被认定为高风险的个人可能面临审讯、强制劳动或拘留。

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也是数字威权主义的实验室。关于数据中心项目的政府记录揭示了医疗、行政、司法和教育系统的全面数字化，并采用了统一的数据平台、人工智能（AI）增强决策、国家控制的加密技术，以及对国产技术的严重依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作为数字监控、现代化警务和信息整合的试验场，创造了一种北京向全球出口的治理模式，并伴随着相应的赋能技术。

自2017年以来，中国在所谓的“职业教育培训中心”中拘留了数百万维吾尔人，这是其被美国及其他国家定性为种族灭绝运动的一部分。 该系统此后发生了演变。那些由武装警卫和瞭望塔包围、高度可见且军事化的拘留营，在2019-2020年左右逐渐缩减，这并非压迫减轻的迹象，而是根据中国在该地区长期战略所做的战术调整。 中国共产党（CCP）并未减少强制手段； 而是将其重组为一种更分散且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强迫劳动体系。 这种从公开拘留向嵌入式经济强制的转变，构成了本报告的背景。

监控系统的持续扩张依赖于数据中心——这些物理设施容纳了处理系统产生的大量数据所需的大规模计算硬件。它们的规模从小型服务器机柜到占地数百万平方英尺的超大规模设施不等。 大型设施需要大量的能源和配套基础设施，包括大容量电力、互联网连接、备份系统以及用于管理热量生成的强大冷却系统。

本分析重点关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的数据中心。 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及其他暴行罪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已有充分记录，并已污染了全球一些最具战略意义行业的供应链，包括冲突矿产、医药、太阳能级多晶硅和电动汽车。 然而，人们对促成这些暴行的监控体系了解较少：该系统依赖于一个远超摄像头和检查站的数字骨干网。数据中心整合了西方技术，处理海量的生物识别数据、通信记录和行为模式，构成了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及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进行系统性监控的技术基础。


图片说明：C4ADS报告标题页配图，呈现“硬连线压迫”这一调查主题。

本调查考察了一些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建设、运营和维护数据中心的公司，以及它们与中国国家、军队、警察和情报机构的联系。调查还考察了尽管存在出口管制和制裁制度，西方技术是否以及如何持续流入这一基础设施。通过两个案例研究，本调查展示了数据中心如何在中国实现大规模监控，以及参与其中的公司和输入技术如何依赖全球供应链。

分析首先考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纳入其更广泛的威权数字基础设施中，包括通过整合美国和台湾技术以追求全球技术领先地位。本报告最后评估了其对人权、全球技术市场和监管框架的更广泛影响，并为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参与者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该分析基于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方当局和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在维吾尔地区批准的约42万个项目的审查。C4ADS 识别出了提及数据中心或“数据中心”的项目。 XPCC 是一个准军事组织，作为准国家实体运作，并控制着该地区经济的重要部分。在本文件中，“维吾尔地区”指代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除非上下文需要提及现有的法律结构，如政府和金融实体。

C4ADS 绘制了与地方政府和准军事当局合作建设、运营和维护这些数据中心的企业参与者，以及它们与美国和其他非中国公司之间的联系。这一分析有助于揭示全球技术在中国威权基础设施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一个案例研究聚焦于一所所谓的“职业技术学校”，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它与 XPCC 的密切联系，旨在说明数据中心与已知监控参与者之间的关联。

第二个案例研究聚焦于中国电信的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子公司，即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分公司。C4ADS 选择它是因为其规模、在政府文件中被提及的频率，以及与中国国防工业的联系。该案例研究考察了其与美国及全球科技公司的联系，旨在证明尽管存在国际制裁和出口管制，美国技术对于中国的数据中心——进而对于中国的监控架构——仍然不可或缺。

这些案例研究展示的是具体示例，而非全面的趋势；读者不应从中推断出更广泛的模式。中国限制性的信息环境限制了关于强制土地征收、环境损害或与数据中心建设相关的能源开发负面影响的公开证据。然而，其他来源记录了该地区持续存在的强制土地征收行为，此处缺乏此类证据或讨论并不意味着该行业不存在此类做法。

2022年，北京正式启动了“东数西算”倡议，旨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八个主要数据中心枢纽。 这些枢纽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中国中西部的成渝地区、贵州、内蒙古、甘肃和宁夏。 尽管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和西藏自治区（TAR，或西藏）未被列入“东数西算”，但该政策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显而易见，地方官员经常利用中央政府的倡议作为推进相关项目的理由。 自启动以来，在省级和中央当局利用“东数西算”框架的推动下，西部边境地区（包括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和西藏）的数据中心发展有所加速。 人工智能快速增长的处理需求只会加速这一趋势。

这一协调一致的党国行动推进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建设“数字中国”的构想，即利用西部地区丰富的能源资源，为东部经济枢纽提供算力。 该战略还将这些资源密集型数据中心从主要人口中心推向外围，将相关的流离失所和污染转移给边缘地区的弱势群体。 尽管关于此类计划的讨论早在2000年就开始了，但人工智能巨大的能源需求加快了其执行速度。 通过将数据治理、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能源政策整合到一个国家框架下，“东数西算”创造了使大规模数字监控成为可能的基础设施条件。

作为数字威权主义实验室的维吾尔地区

维吾尔地区人口稀少的土地为大型设施提供了充足的物理空间，而这些设施在中国人口更稠密的地区很难开发。该地区较低的气温减少了冷却数据中心硬件所需的能源，这是运营此类设施最主要的成本之一。 虽然这些偏远设施对于东部枢纽的许多商业应用来说面临延迟问题，但它们非常适合进行计算密集型的算法训练工作，包括为中国的预测性警务和社会控制系统提供支持的算法。


图片说明：报告图表展示中国电信全球数据中心布局，并指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子公司的独立运营关系。

在国内，中国地方政府通过补贴和土地准入激励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快速建设数据中心。 训练这些模型所需的计算强度使得能源丰富的西部地区具有吸引力，尽管它们距离终端用户很远。

维吾尔地区和西藏是中国最西部的两个地区，研究人员记录了一个蓄意的反馈循环：首先在西藏试点监控倡议，随后在维吾尔地区实施；而在维吾尔地区首次使用的侵入性措施，随后又被应用回西藏。

截至2025年，XPCC 在维吾尔地区拥有并运营着多个数据中心。 XPCC 是一个在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运作的准军事经济组织，在维吾尔地区拥有特殊的行政地位，管理着城市、农场和公司，同时为其控制区域提供教育、警务和其他治理职能。 它在地区安全机构中的角色以及对涉嫌强迫劳动行业的参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美国、英国、加拿大、欧盟和澳大利亚因 XPCC 在迫害维吾尔人口中的角色而对其进行了制裁。 尽管受到制裁，C4ADS 发现 XPCC 的基础设施仍然需要与西方技术兼容。

该地区也是中国追求全球技术主导地位的核心。中共已将维吾尔地区的基础设施指定为“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的“关键组成部分”。 该地区与八个国家接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数字丝绸之路”雄心的支点，也是连接中国与中亚及更远地区的跨境光纤网络、数据流和电信基础设施的关键节点。 中国科技巨头已经建立了云计算枢纽和5G网络，将北京的数字标准和治理模式向西扩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不需要直接输出其模式，就能影响其边界之外的数据主权。中共计划利用维吾尔地区的数据中心为中亚国家服务，加深地区对其数据基础设施的依赖，并实现跨境数据处理服务。 这种安排引发了人们对这些中心所服务司法管辖区的数据主权的担忧。与此同时，一些参与数据中心开发的中资企业正在向国际扩张，同时掩盖它们与中国国有企业（SOE）的联系——例如，通过开曼群岛的控股公司或其他保密司法管辖区进行重组——这引发了人们对中亚、东南亚及其他它们建立设施的市场中数据主权和安全的担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中国国有企业可能被迫向中国政府提供数据，这意味着存储在这些设施中的数据——即使位于中国境外——也可能被北京方面获取。

案例研究 1：焉耆职业技术学校智慧校园

针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维吾尔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政府监控项目已招致全球谴责；职业学校尤其因作为洗脑和强制同化的场所而受到批评。 在焉耆职业技术学校，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考勤、用餐、社交互动、宿舍活动以及作息合规性——都会被追踪、分析并存储在将行为与表现挂钩的数据库中。 这种监控依赖于西方技术，其生物识别系统由英特尔处理器和英伟达 GPU 提供支持，这体现了进口技术如何持续助长对弱势群体的压迫。

焉耆的智慧校园项目展示了数据中心如何作为监控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发挥作用。监控需要对来自校园传感器和摄像头的海量信息流进行主动收集、处理和存储，从而实现复杂的监控和预测性警务。数据中心为这种大规模的存储和处理提供了关键基础设施。2024 年 10 月，位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的焉耆学校签约了一个价值 796,900 元人民币（约合 113,000 美元）的“智慧校园”监控系统。 该项目原定于 2025 年 3 月完成， 这表明尽管面临制裁和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侵犯人权行为的谴责，全球技术在助推中国监控方面仍发挥着核心作用。

C4ADS 对中国政府文件的分析显示，为进出宿舍楼的学生生成考勤报告的平台，指定了英伟达 GeForce RX 4060 和 AMD Radeon RX 7600 显卡作为选项，以及海康威视的监控硬件。 文件还显示，视频编辑机需要配备英伟达 RTX3050 6GB 显卡。 该项目为了“宿舍管理”的目的，采用了国际和中国的技术。” 英伟达 RTX 4060、RTX 3050 6GB 和 AMD RX 7600 的性能低于高性能 AI 芯片的门槛，因此未受到出口管制限制。

虽然焉耆监控系统中使用的芯片未受到出口管制，但它们作为监控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削弱了一种普遍假设，即出口管制足以解决监控技术供应链的问题。换句话说，不受限制的芯片被用于监控目的，凸显了另一个根本性的执法难题：一旦芯片售出，在实践中极难确保它仅流向申报的买家，而不被转售、改道或重新包装。

项目细节还揭示了宿舍签到、食堂准入和校园内身体活动被整合进一个互联系统，用于追踪和记录学生的个人活动。 该系统在校园内部署了 15 台海康威视人脸识别设备：5 台终端用于控制食堂准入， 台用于管理楼宇出入。每台设备维护着一个 5 万人脸的数据库，能在 0.2 秒内完成识别，包含防止照片冒充的防欺诈技术，并在学生违反宵禁或准入限制时自动生成带有照片证据的警报。


图片说明：报告图表继续展示中国电信相关数据中心与供应链关系。

自动宿舍监控系统不仅记录活动，还会主动检查合规性，一旦有人打破常规，就会实时发送包含照片和完整学生信息的警报。

该项目的硬件规格揭示了其对非中国技术的普遍依赖。 台搭载英特尔酷睿 i5-13490F 处理器和英伟达 GeForce RTX 4060 Ti 显卡的华硕台式机负责处理 AI 人脸识别任务。一台先进的视频编辑工作站配备了英特尔酷睿 i7-12700 处理器、英伟达 RTX 3050 显卡，以及由 8 块企业级硬盘组成的 64 TB 海量 RAID 存储阵列。海康威视人脸识别终端实现了实时视频传输、集中监控和自动化行为警报。

案例研究 2：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分公司

中国电信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分公司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展示了电信公司如何成为侵犯人权的媒介，并与中国的国防工业纠缠在一起。 该公司参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数据中心项目，说明了在中国监控经济中，商业服务提供商与政府服务提供商之间的界限已经消失。对于国际公司和民主国家政府而言，这造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商业条款下的参与，与在有据可查的人权侵犯行为中的共谋以及面临国家制裁的风险是密不可分的，这使全球市场面临重大风险。

中国电信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分公司是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信）的全资子公司。中国电信是一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工复合体关系密切的国有企业；它也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和电话服务提供商之一。 中国电信由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后者是经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批准的云运营商，这表明它已经通过了为中国政府机构和关键基础设施提供服务的运营商所必须的安全评估。 中国电信也是中国量子产业的一部分，被认为是中国顶尖的 AI 公司之一。

这种国有企业的分层结构模糊了中国商业主体与国家主体之间的界限。国家和商业实体都可能共谋侵犯人权，或受到出口管制和国家制裁；复杂的股权结构使尽职调查变得复杂。2021 年之前，包括贝莱德在内的许多全球投资基金都持有中国电信的股份。 2021 年，美国将中国电信列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的“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名单”， 禁止美国人士交易该公司的公开上市证券；并将其列入美国总务管理局的“系统奖项管理”（SAM）排除名单，禁止该公司承接美国政府合同。 因此，中国电信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贝莱德和其他外国投资者在 2021 年剥离了其大部分股份。

然而关键在于，这些指定均未限制中国电信在美国境内投资或运营基础设施；这属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独立管辖范围。根据其网站显示，该公司似乎仍在继续运营美国的数据中心， 这表明在监管美国境内中国军方关联实体的整体框架中存在潜在漏洞。中国电信在欧洲和澳大利亚也设有活跃的分支机构。

图 1：中国电信全球数据中心运营情况

中国电信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分公司作为独立于其母公司的法律实体运营。与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的“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不同——该清单中的“50%规则”会自动将制裁范围扩大到由被列入清单实体控股的子公司——针对中国电信的限制措施并不会自动延伸至其所有子公司。

截至2026年3月，中国电信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运营着至少四个数据中心，分别位于阿克苏、乌鲁木齐、哈密和库尔勒。 它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同时提供商业和政府服务，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即这些看似中立的技术服务可能直接支持了国家安全系统。例如，中国电信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公司持续参与“扶贫”计划，而这些计划已被证实与中共针对维吾尔人的运动有关。 “扶贫”是中共用来管理对维吾尔人进行强迫流离失所、文化抹除和经济剥削的政策术语，它与拘留营系统并行运作并相互强化。

图2：中国电信在中国的数据中心运营情况


图片说明：报告配图展示供应商和客户网络，说明监控基础设施背后的企业联系。

图3：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的最终受益人（UBOs）请在 C4ADS 查看其供应商和客户的完整列表。org/reports/hardwired-repression 来源：WireScreen。

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的合同与国家安全纠葛

中国电信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公司还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签订了有关该地区数据中心的现行合同。 例如，根据2025年的XPCC文件，中国电信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公司将为兴团统计局建设并维护一个专用设施，用于存放其服务器、存储系统和网络设备；这份为期四年的合同还要求中国电信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公司进行日常维护。 另一份合同规定，中国电信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公司将为XPCC教育局及其下属单位（包括职业学校）的机房提供为期一年的服务。 中国电信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公司与XPCC签订的金额最高的一份合同，价值约为7。百万人民币（约合110万美元），用于建设XPCC医疗保险信息平台。百万），是用于建设XPCC医疗保险信息平台。对于该项目，中国电信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公司将完成服务器机架的更新、传输链路的更新以及其他服务。

除了与XPCC的合同外，中国电信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公司还为该地区的21个以上实体提供服务，其中包括中国军队和情报部门。 该公司的角色不仅限于数据中心建设，还涉及主动的基础设施管理。例如，它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公路发展中心和乌鲁木齐海关物流管理中心提供服务。 这些活动凸显了中国电信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公司在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打造为主要贸易枢纽，以及作为中国向中亚、欧洲及其他地区出口的关键节点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虽然这些合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数据中心合同，但中国电信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公司更广泛的服务关系可作为风险指标。中国电信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公司为“某单位”提供服务，这是中国政府通常用于指代军事或情报机构的称呼。 此外，它还从中国国防承包商处获得传输建设服务和安全管理服务，例如中时讯通信建设有限公司、中通服公众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中电信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这些关系表明，中国电信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公司的服务足迹延伸到了该地区的军事和情报相关业务中，在评估其数据中心扩张的更广泛风险状况时，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相关因素。

本案例研究表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的数据中心是一个综合系统中的节点，该系统连接了民用电信、国家监控、军事承包以及针对维吾尔人的强制劳动和社会控制机构。对于西方公司而言，国有企业关系的层级结构使得彻底切割变得不可能。与中国电信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公司的每一次供应链互动，都不再仅仅是纯粹的商业交易。每一项互动都隐含着与中国政府密切相关的国家关联实体的联系，而该实体的基础设施已被卷入有据可查的人权侵犯行为中。

图4：中国电信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公司已从这些国防相关实体采购了商品/服务。来源：WireScreen。

为什么西方技术仍然植根于中国的数据中心

随着中国加大力度发展具有竞争力的本土技术并实现技术自给自足，其数据基础设施仍继续依赖美国技术。 习近平主席早在2013年就开始推动关键技术的自给自足。 这一驱动力通过一系列国家主导的倡议得以编纂：“中国制造2025”（2015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7年）以及第十四和第十五个五年计划（2021年和2026年），每一项都强化了技术自立的战略目标。 自2022年以来，美国实施了贸易限制，限制中国获取先进芯片和半导体技术，这是出于对中国“军民融合”政策日益增长的担忧，该政策故意模糊了民用工业发展与军事应用之间的界限。

C4ADS对2024-2025年政府文件的分析强化了美联社的调查结果，即美国技术继续在中国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中发挥关键作用，并进而影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预测性警务和监控能力，包括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的能力。 项目规格揭示了一个过渡性的技术格局：中国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中仍需要西方组件，同时并存着诸如威联通（QNAP，一家台湾公司）等亚洲技术，尽管采购文件日益强调对华为、新华三集团、浪潮和腾讯云等国内替代品的偏好。

与此同时，中共通过提供补贴、设置偏袒中国企业的非关税壁垒以及实施有利的监管框架，激励数据中心开发商使用中国技术。 一些审查过的项目明确要求遵守国产化规定，强制使用国产品牌，例如银河麒麟（Kylin OS），这是Windows的中国替代品。


图片说明：报告配图说明国有企业层级结构复杂，西方企业很难只靠表面审查切断风险。

项目对兼容西方技术的要求——通常涉及不受出口管制的技术——凸显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对于这种表面上的要求与同时推动激励国内替代品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有几种解释。 首先，新的中国系统可能需要保持与现有西方构建的基础设施的集成，因为从一个技术生态系统迁移到另一个需要时间，且在过渡期间兼容性是必要的。其次，就受出口管制的各种技术而言，中国可能正在预判未来政策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恢复获取美国和其他西方技术的合法途径。第三，由于西方技术仍然是全球行业标准，中国可能希望确保互操作性。最后，对于受控物品，北京可能在计算它能够通过走私和第三方转运来规避美国的出口管制——即非法获取这些技术。综合来看，这些解释表明，这种双重需求反映了北京方面可能预期能够继续获得（即便有限）美国的芯片和处理器，从而使中国能够在整合西方技术与实现完全技术自给自足之间进行对冲。

这种技术混合性使非中国科技公司面临无意中支持中国监控基础设施和侵犯人权行为的风险，即便北京方面正在追求技术自给自足。文件显示，英特尔（Intel）处理器出现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多个数据中心相关项目中，部分项目要求与英伟达（Nvidia）和超威半导体（AMD）的产品兼容，另一些项目则依赖戴尔（Dell）、惠普（HP）、微软（Microsoft）、思科（Cisco）、VMware 和 QNAP 的产品。 这些文件中识别出的技术未达到出口禁令芯片的门槛。彭博社的一项独立分析发现，中国企业计划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及邻近的青海省的至少三十几个数据中心安装超过 115,000 枚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这些芯片在当时均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限制。

无论是在这些不断演变的出口限制之上还是之下，事实依然是，西方公司可能在无意中继续为针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维吾尔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压迫性监控系统提供计算骨干。事实证明，国际科技公司的尽职调查实践在解决与国防联系及侵犯人权相关的风险方面效果不足。有意义的变革需要企业层面之外的行动。

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之外的影响

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与监控相关的数据中心具有双重目的：它们既支撑了中共在国内监控和控制少数民族的能力，又使中国成为其通往中亚陆路走廊沿线数据基础设施的主导提供商。 它们不仅仅是压迫工具；它们是中国治理模式的基础，无论是在内部还是作为出口产品。 因此，与国家监控和军事机构有联系的中国公司得以保持对外国市场的准入，并处于有利地位，能够扩展中国的域外数据基础设施，使外国市场面临与侵犯人权和数据隐私相关的风险。

正如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政府记录所记载的那样，教育、医疗及其他部门数据的整合，加上“东数西算”（EDWC）及相关倡议旨在实现的跨区域数据共享基础设施这一既定目标，指向了威权监督能力前所未有的扩张。 这种威胁因中共从依赖线人的监控向能够持续、大规模监控不同人群的人工智能系统转变而加剧。

这种扩张与中国的国防和安全机构紧密相连，从而为国际实体带来了尽职调查及其他法律合规风险。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监控相关项目的资金直接来自中国的国防和反恐预算，这使得商业电信部门与安全国家机器密不可分。 中国电信及其子公司——该地区数据中心建设中最大的参与者之一——就是这种纠葛的典型代表98 任何与这些实体相关的硬件、软件或投资都带有内在风险：它们所支持的基础设施服务于国家、军事和监控职能，而不仅仅是商业职能。

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数据中心发展也具有跨境维度。中国一半的经济走廊源于此地，北京方面在发展该地区经济的同时强制其人口进行政治服从，这并非偶然，而是战略性的。 数据中心是实现这两个目的的关键基础设施，将国内监控与中国在中亚及更广泛地区的地缘政治野心连接起来。

尽管对其中部分技术实施了出口限制，且国际社会谴责其所助长的侵犯人权行为，但西方技术（其中一些低于高端受控技术的门槛）仍然是支撑中国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监控机构的数据中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数据中心项目继续要求与戴尔、英伟达、英特尔、惠普、微软、思科、VMware、西部数据（Western Digital）、希捷（Seagate）、超威半导体和 QNAP 的技术兼容。而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只是北京人工智能野心以及中共维持对其严格控制的起点。“东数西算”倡议、“数字丝绸之路”以及相关的省级和中央政策努力，优化了中国的计算和能源基础设施。这些政策——以及为支持它们而建立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支撑了中国境内的压迫性监控和侵犯人权行为，特别是在少数民族自治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本地公司在为其他省份的监狱和政府提供技术服务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了中国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性以及压迫手段在这些地区间的复制。

这种技术相互依赖性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西方官方制裁认定和最常用于中国大规模监控的出口管制框架的门槛之下。民主国家政府必须部署出口管制、制裁和采购限制，以防止西方技术助长针对维吾尔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监控基础设施，并解决这种风险敞口带来的影响。科技公司、投资者和跨国公司必须进行严格的尽职调查，以识别并消除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对监控基础设施的此类风险敞口。

基于此分析，C4ADS 为政府、私营部门参与者以及民间社会和学术机构提供以下建议：


图片说明：C4ADS报告末页配图，呼应“Hardwired Repression”调查主题。

• 弥补制裁制度中所有权结构不透明的漏洞。

现有的美国制裁制度在应用于国有企业及其子公司的分层所有权结构时，其覆盖范围有限，受制裁主体通过这些结构继续运作。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在多个美国制裁制度下均被列名，但其影响范围狭窄。“中国军事工业综合体公司”（CMIC）名单禁止美国人交易该公司的公开证券，总务管理局（GSA）的“系统奖项管理”（SAM）排除条款禁止该公司获得美国政府合同。上述限制均未对中国电信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分公司产生实质性约束，该公司未上市，也不太可能寻求美国政府合同。更严重的政策缺口在于中国电信未被列入“实体清单”。将中国电信及其省级子公司（包括中国电信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分公司）加入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将对任何向这些实体出口硬件、软件和技术的美国出口行为施加许可要求，并将对本报告所记录的数据中心建设形成实质性障碍。

• 强制要求对技术出口进行最终用途监控和核查。

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对西方技术的持续需求，暴露了当前出口管制的核心局限性。这些设备中的大部分出口到中国无需许可证；然而，核查技术部署地点及操作人员的机制

不足以防止其流入服务于军事、情报相关实体以及负责实施暴行罪的政府机构的设施中。政策制定者应考虑对出口至在有记录的暴行犯罪和侵犯人权行为地区运营的实体的两用技术，实施强制性而非酌情性的装运后核查。政策制定者还应为硬件流向军事或情报相关终端用户的出口商建立更明确的责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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