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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穆斯林市长是谁？在 KKK 发源地执政的美国穆斯林故事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6 次浏览 • 3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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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black-muslim-american-mayor-in-the-home-of-the-kkk
原文标题：The Black Muslim American Mayor in the Home of the KKK
作者：Dr. Khalil Abdurrashid
作者简介：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博士（Dr. Khalil Abdurrashid）：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是哈佛大学首位全职穆斯林校牧，哈佛神学院穆斯林研究讲师，以及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讲师。他为哈佛大学的所有穆斯林学生提供服务，负责管理哈佛大学校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并担任哈佛大学宗教、精神与伦理生活委员会成员。他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出生并长大，在南卫理公会大学获得了美国伊斯兰教自由研究博士学位，并拥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伊斯兰法与中东研究硕士学位及哲学硕士学位。他获得了佐治亚州立大学社会工作学士学位，并曾在佐治亚州担任过几年社会工作者。随后，他通过学术和传统方式深造伊斯兰研究，这使他前往中东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留学多年。在伊斯坦布尔期间，哈利勒博士在马尔马拉大学攻读了比较伊斯兰法硕士学位，并获得了两项伊斯兰科学的高级伊斯兰神学院博士级许可（ijaza）。他曾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多门关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法的课程，并在佐治亚州立大学教授阿拉伯语。他是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学院首位受薪的穆斯林校牧，并曾担任纽约警察局局长的顾问。他还曾在纽约市担任过几年伊玛目，并在北达拉斯的一家大型伊斯兰中心担任过几年驻院学者。他与妻子共同创立了位于达拉斯的美国伊斯兰神学院，并曾在南卫理公会大学的自由研究研究生项目中担任伊斯兰研究讲师。他通过指导、项目、讲座、跨宗教工作以及在神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开设的课程，为哈佛大学的整个穆斯林社区提供服务。
副标题：完整始末：黑人穆斯林如何在美国种族历史深处赢得公共信任
摘要：本文讲述一位黑人穆斯林美国市长在三K党历史阴影浓重之地的经历。文章通过个人故事和地方历史，展示穆斯林身份、黑人身份、公共服务和美国种族现实之间的复杂交汇。
图：石山镇的黑人穆斯林市长与三K党大本营
引言
1915年，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现代三K党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诞生。 三K党最初是在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形成的。 这个早期组织在1871年左右消亡，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灰复燃。正是这个现代三K党变得臭名昭著，并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三K党的纲领宣扬白人至上，仇视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并对民权运动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正是在那个时代，佐治亚州的白人至上主义律师詹姆斯·维纳布尔（James Venable）站了出来，复兴了三K党，并将其总部设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 他曾于1946年至1949年担任该市市长，并领导三K党长达25年之久！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人后来支持我父亲竞选石山镇市议员，并最终支持他成为石山镇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我第一次分享我父亲的故事，既是为了纪念他的一生和遗产，也是为了提醒我们，美国穆斯林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父亲查尔斯·伯里斯（Charles Burris）于1951年3月5日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亚历山大市。 他是个孤儿，婴儿时期就被遗弃在我后来称之为“妈妈”的养母家门口。 尽管直到他去世那天，他本人以及我和姐妹们都不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谁，但他的养父母是虔诚的南方浸信会教育工作者。 我的祖母“妈妈”名叫佛蒙特·伯里斯（Vermont Burris），是一名高中英语老师。 她的丈夫西摩·伯里斯（Seymour Burris）是一名小学老师，后来失明了。 我父亲小时候常帮着照顾他，因此很早就养成了重视教育和帮助弱势群体的习惯。 在父亲上一年级之前，祖母就教他数学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并让他背诵其中的片段。 我的祖父母也是社区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非常活跃的志愿者。 他们过去常带着我父亲一起去帮助社区里的其他黑人进行选民登记。 16岁那年，我父亲从路易斯安那州的皮博迪高中毕业，并于1967年作为美林学者被莫尔豪斯学院录取。 在本科期间，他曾在学生会担任过各种职务，参加过游泳和跳水队，为校报撰稿，并参加了马丁·路德·金博士亲自授课的莫尔豪斯周六研讨会。
有一天，我父亲上课迟到了，在与人发生争执后才走进教室。 金博士注意到了我父亲的神情和举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父亲告诉金博士，是另一个人挑衅他，导致了冲突。 金博士回答说：“孩子，只要你允许别人诱导你走向攻击，你就永远是个奴隶！” 这些话深深印在了我父亲心中，他致力于通过理智而非武力来对抗不公，这也是他后来多次教导我的道理。
我父亲一直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通过改善政府运作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他称这是他一生的社会使命。 1968年，他参与了梅纳德·杰克逊（Maynard Jackson）的副市长竞选活动，后者后来成为了亚特兰大市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1970年，他参与了安德鲁·杨（Andrew Young）大使的国会议员竞选活动。 在此期间，他遇到了我的母亲珍妮·道威尔（Jeannie Dowell），两人坠入爱河并结为连理。
他是莫尔豪斯学院Alpha Phi Alpha兄弟会的成员，他和母亲经常去坎特伯雷之家跨宗教中心，也就是亚特兰大大学校园内的阿布萨洛姆·琼斯圣公会中心。 那里也是许多逊尼派穆斯林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举行周五聚礼。 我的父母经常观看穆斯林学生礼拜。 我父亲一直有宗教倾向，不断地在寻找真正的信仰。 校园牧师经常允许进行跨宗教对话，正是在那种环境下，我父亲第一次接触到了伊斯兰教。 后来他得到了一本《古兰经》并开始阅读，他注意到书中所述的“与《圣经》中的造物主是同一位”。 被亲生父母遗弃的想法一直困扰着我父亲，他始终无法释怀。 但当他打开《古兰经》读到第93章时，其中的信息深深地触动了他：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以晨光发誓，以静谧的黑夜发誓；你的主没有抛弃你，也没有厌恶你。后世对于你，必比前世更好。你的主必将赏赐你，以致你喜悦。 难道他没有发现你是孤儿，而收留了你吗？发现你迷茫，而引导了你吗？发现你贫穷，而使你富足吗？ 所以，你不要苛待孤儿，不要呵斥乞求者；你应当宣扬你主的恩惠！ （《古兰经》93: 1-11）
读完这一章后，我父亲于1975年10月皈依了伊斯兰教。后来，作为一名美国穆斯林归信者，每当他阅读或听到这段《古兰经》经文时，总是热泪盈眶。 他也特别喜欢诗歌，他最喜欢的诗人之一是著名的黎巴嫩裔美国诗人纪伯伦（Gibran Khalil Gibran）。 我父亲在伊斯兰教中了解到，“哈利勒”（Khalil）是先知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的尊称，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查尔斯·哈利勒·伯里斯”。 两年后，他通过法律程序将我的名字也改成了哈利勒。
我父亲在亚特兰大接触过各种早期的美国穆斯林社区。 首先是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社区。 他很钦佩他们对书籍的热爱，并阅读过关于什叶派的内容，尽管后来他对第十二任伊玛目隐遁的教义表示过怀疑。 他进入亚特兰大的约翰·马歇尔法学院学习，并获得了法律学位。 1979年，也就是我父亲法学院毕业并通过佐治亚州律师资格考试的那一年，他所属的什叶派社区在伊朗革命后迁往了伊朗。 随后，我父母搬到了由美国最著名的伊玛目之一——贾米勒·阿明（Imam Jamil al-Amin）领导的社区。 贾米勒伊玛目原名H·拉普·布朗（H. Rap Brown），于1971年在赖克斯岛监狱皈依伊斯兰教，成为20世纪末美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穆斯林领袖之一。 贾米勒伊玛目领导着一个在加勒比地区和北美迅速扩张的、拥有超过25个穆斯林社区的网络。 亚特兰大西区是该网络的总部，社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曾经的囚犯，他们在狱中皈依了伊斯兰教，并誓言要洗心革面——就像马尔科姆·X兄弟一样！
我父母的家（当时位于Atwood街646号）充当了社区的临时原始图书馆。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总是挤满了陌生人，他们坐下来阅读关于伊斯兰教的新书，这些书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比如《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这是伊斯兰教最著名的两部经典著作。 作为孩子，我在贾米勒伊玛目的清真寺里长大，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的街角小店里度过，与他交谈并探讨各种话题。 当时我父亲与贾米尔伊玛目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尽管我父亲非常尊重他，视其为一位公认的领袖，但这些分歧还是导致我父亲与他保持了一种他所谓的“亲近但健康的距离”。 在此期间，我父亲在亚特兰大市担任研究员和犯罪分析师，这一职位他做了两年。 正是在那时，他与另一位伊玛目建立了更深厚的关系，即伊玛目 W. D. 穆罕默德世界社区的普莱蒙·阿尔-阿明伊玛目。 D. 穆罕默德。 普莱蒙伊玛目是哈佛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他在哈佛毕业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希望帮助他的社区摆脱毒品和越战带来的危害，这两者都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我父亲和普莱蒙伊玛目成了朋友，正是在普莱蒙伊玛目的清真寺里，我父亲遇到了他的精神导师——来自尼日利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 我父亲曾跟随沙特阿拉伯麦地那伊斯兰大学毕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这位谢赫对我父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我父亲在法律上将我们的姓氏从他原来的姓（伯里斯）改为了“阿卜杜勒-拉希德”。 从1980年起，我和我父亲在法律上都成了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他是长辈，我是晚辈。 作为一个非裔美国人皈依家庭，我们就是“阿卜杜勒-拉希德”一家。 我母亲也把她的名字从珍妮·道威尔改成了吉汉·阿卜杜勒-拉希德。
在谢赫的建议下，我父亲决定搬到沙特阿拉伯，在那里寻找一个社区并深入学习伊斯兰教。 那是1980年，当时美国新兴的伊斯兰教氛围令人感到沮丧。 许多皈依穆斯林的挫败感核心在于那条模糊的界限，使得文化伊斯兰与宗教伊斯兰之间的边界变得无法区分。 我父亲和他的另外两位朋友被麦地那大学录取，并前往那里学习。
我父亲在那里待了一年，于1981年返回。 他当时对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麦地那的生活怀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怀旧愿景。 作为南方长大的孩子，而且肤色特别深，他在美国经历的种族主义与南方许多其他黑人的经历如出一辙。 我父亲小时候曾亲眼目睹自家草坪上燃烧的十字架；在大学里，他曾受教于马丁·路德·金博士并深受其影响；我父亲在莫尔豪斯学院的同学包括塞缪尔·杰克逊和斯派克·李。 作为一名“阿尔法”兄弟会成员，他非常了解身为美国黑人的挣扎。 他以为自己能在前往阿拉伯的旅途中找到马尔科姆·X所发现的东西，于是怀着希望和乐观出发了，但他足够聪明，决定先独自一人去考察环境。 他撇下当时的我母亲、我和我的三个姐妹，前往阿拉伯，结果带回了负面经历，这些经历永远地烙印在他的意识深处。
除了两件事之外，我不太了解我父亲在阿拉伯那一年发生了什么：1）他学习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2）那里的一些人过去常称呼他为“男孩”（boy），这让他既愤怒又受伤。 有些人试图解释称呼他为“男孩”的原因，说他们第一眼以为他是非洲人而不是美国人——仿佛这真能成为什么正当理由似的。 一年后，我父亲带着伤痕回国了，他将那段经历称为“本应更懂事的穆斯林所患的种族主义疾病”。 我父亲告诉母亲，阿拉伯不是非裔美国人应该抚养孩子的地方，我们的工作是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让穆斯林的生活变得有意义。
回国后，在梅纳德·杰克逊担任亚特兰大市长（1974-1982年）期间，我父亲担任了该市的城市规划师。 在那段时间里，一群在佐治亚理工学院留学的外国穆斯林学生聚在一起，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建立了一座清真寺，名为法鲁克清真寺，现在是亚特兰大最大的清真寺。 他们招募我父亲来协助这个项目。 我父亲是当时亚特兰大市政厅里唯一的穆斯林，他成功地为该项目争取到了土地特许权，并促成了清真寺的建立。 清真寺建成并开始施工后，最初的创始人（包括我父亲和其他现在已是职场专业人士的学生）却拒绝给我父亲在清真寺董事会中留一个位置。 虽然我当时还不到10岁，但我记得我父亲和其他人在清真寺里的争论，记得他认为自己有权在社区担任董事会成员，以及他如何被排挤而让位于他人。 我父亲带着这件事进了坟墓，并认为这是那些虚伪之人的背叛行为。 虽然我不了解所有细节，但我可以说，我父亲将这件事的原因归咎于来自阿拉伯和南亚背景的美国移民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我可以对付穿着白袍的敌人，但我无法对付草丛里的毒蛇，它会在你毫无防备时从背后咬你一口。” 我父亲预言，只要穆斯林内部的种族主义持续存在，美国穆斯林社区就永远无法发挥其全部潜力。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因为种族主义，穆斯林还没准备好迎接黄金时代！” 他始终无法从海外社区和当地清真寺带给他的伤害中走出来，这个问题后来导致了他和我母亲的分居及最终离婚。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一直相爱，但社区的分裂深深地割裂了他们。因为当他觉得受创太深而无法在穆斯林社区工作时，我母亲为了照顾当时的我及三个年幼的妹妹，觉得她有责任让孩子们继续扎根于社区之中。 我父亲在受创后需要寻找并滋养自己，他决定在另一个战线上工作，以便既能治愈自己，也能致力于治愈他人。 他决定继续做一名穆斯林，但做一名“隐形穆斯林”，从不去清真寺或参加任何活动，即使在斋月期间也是如此，但他坚持礼拜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原则。 他依靠在麦地那大学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以及从谢赫那里学到的精神和教义实践，让自己在没有社区的情况下，在信仰领域里自我引导。
我父亲退出了美国穆斯林社区，转而重返当地美国政坛，并在法律上将他的名字从“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改回了原来的查尔斯·伯里斯。 有些人称他为叛教者，但另一些了解他立场的人则否认这一点，他们决定不再打扰他，并在远处支持他。
他搬到了佐治亚州的石山，那是当时三K党的根据地，他每年都能在市中心的主街上看到三K党的游行和庆祝活动。 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他曾在迪卡尔布县学校董事会任职，随后于1991年至1996年担任石山市议会议员。 他担任过多个政府高级职位，包括曾为已故参议员兼佐治亚州州务卿马克斯·克莱兰工作。 1994年，我父亲创办了自己的计算机软件公司作为副业，名为MountainWare Ltd。
在公共服务期间，我父亲对他过去在宗教社区中遇到的种族主义以及当地社区持续不断的三K党游行感到深深的困扰。 他也希望石山能成为一个更注重家庭、更多元化的地方。 他曾经抱怨石山的人行道不够多，有人对他说：“与其抱怨，为什么不自己做点什么呢？” 他后来告诉我，这就是他竞选市议员并最终竞选市长的动力！
我父亲开始竞选石山市市长，当时这个小镇有6700名居民；这里是马丁·路德·金博士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中提到的世界最大邦联纪念碑所在地，当时三K党正活跃在主街上游行，并在石山地产旁焚烧十字架。 我父亲过去常出版并分发一份名为《伯里斯报告》的通讯，详细阐述他的目标和愿景。 正是这份刊物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詹姆斯·维纳布尔。
詹姆斯·维纳布尔先生是三K党的大巫师，担任该组织领导人长达25年，他和他的父亲及叔叔共同拥有这座山，直到1958年佐治亚州从他们手中买下。 三K党过去常在山顶焚烧十字架，直到60年代末，此后他们便在维纳布尔先生位于山脚下的私人领地上焚烧。 维纳布尔先生的祖先将石山——世界上最大的一块裸露花岗岩——变成了采石场，并通过向大型建筑项目出售石料而致富。 众所周知，当时由三K党拥有的石山为布鲁克林大桥、巴拿马运河、诺克斯堡、美国国会大厦台阶、美国财政部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建设提供了原材料。 维纳布尔先生本人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律师，他的辩护记录包括为亚特兰大希伯来慈善会堂爆炸案的肇事者辩护，该会堂是一个改革派犹太教众团体，他也曾为一些被控犯罪的黑人辩护。 据称，他曾为一名被控谋杀的黑人赢得了无罪判决，后来又为两名在路易斯安那州因清真寺遭警方突袭而获罪的黑人穆斯林赢得了上诉。 据传他从那场诉讼中赢得的2.5万美元被注入了他的三K党组织。
维纳布尔先生对父亲的支持让一些人感到惊讶，但对于了解我父亲的人来说却并不意外。 我父亲说服了他投票给自己，父亲一直相信，只要了解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他就能努力将仇恨转化为希望。 他更喜欢与那些直率、坦诚的人打交道，完全无法与虚伪共事。 前佐治亚州众议员、我父亲的挚友比利·米切尔曾说，我父亲“非常平易近人，非常勤奋，我想连维纳布尔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父亲竞选市议员时，维纳布尔先生甚至在自家前院张贴了竞选标语以示支持。 六年后的维纳布尔先生去世几年后，我父亲竞选市长并获得了胜利。
此外，他还买下了维纳布尔先生的房子并搬了进去，在担任市长期间一直住在那里。 起初，我父亲拒绝了购买这栋房子的提议，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对这栋房子的厌恶也是基于偏见，而为了有效地领导城市，他必须克服这种偏见。 他说：“直到我们真正了解这个地方并给它一个机会；直到我们打开门走进去看，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喜欢这栋房子，并不在乎它曾经属于谁。” 当时我父亲已经再婚，他和继母一起买下了这栋房子并居住在那里。 搬进去的第一晚，父亲拿出一张金博士的装裱照片，挂在了卧室墙上。 我在那里和父亲度过了许多夜晚，对与他在一起的经历记忆犹新。 我们过去常一起在院子里散步，谈论领导力、服务、生活和人生经验。 正如我所称呼的那样，“那栋房子”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是我第一次在私密空间里亲身接触到仇恨与种族主义的遗产。 我在那里睡的第一晚是最难熬的，因为我总是忍不住想象在我之前住在这里的人是什么样；他们恐吓并摧毁了多少人的生活，而我怎么能住在一个被仇恨标记的地方呢？ 父亲帮助我接受了这次经历，面对这个本应是第二个家（当时却是一个反向的家）的地方。他教导我，没有任何人和事能免于改变的可能性，但这种改变可能是双向的，既可能向好，也可能向坏；我们有时会把自己囚禁在偏见的牢笼中，这会导致道德和社会堕落，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成为我们所激励他人去追求的那种改变。 我从“那栋房子”和住在里面的父亲身上学到，可耻的过去对于塑造今天的我们至关重要，将过去置于眼前有助于我们将昨天的视野与今天的曙光融合，这是塑造充满希望的明天的关键要素。 在我大学早年，“那栋房子”是我进行深度思考和反思这些事情的地方。 每当我想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我就会去“那栋房子”，那是一个与我家不同但同样意义非凡的空间。
“那栋房子”曾属于维纳布尔先生的女儿金杰·伯茨，她与我父亲和继母保持了多年的友谊。 她常说：“他们真是很棒的人！” 她父亲去世后，她担心市政府不会指定一条以维纳布尔命名的街道，于是向我父亲提出了这个担忧。 正如《纽约时报》关于此事的报道，
伯里斯先生察觉到机会，告诉伯茨女士，如果她的家族不再允许三K党人在山脚下的私人领地上举行集会（每年劳动节周末，他们都会在那里焚烧60英尺高的十字架），他会很高兴。 交易达成了……这让三K党落得个盛装打扮却无处可去的下场！
尽管取得了这一成功，且父亲对三K党深恶痛绝，并对3岁时自家院子里焚烧十字架的场景记忆犹新，但他从未在城市里取缔三K党。 他于1997年至2001年担任市长。 关于这一点，我父亲常说：“造物主确实有幽默感！”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说：“石山有了新的三K党（Klan），只是拼写变成了C：C-L-A-N，即‘像邻居一样生活的公民’（Citizens Living As Neighbors）。” “我想我就是那个黑人龙王！” 我父亲对金博士和詹姆斯·维纳布尔同一天生日（1月15日）感到很有趣。为了进一步巩固金博士在镇上的遗产并以希望取代仇恨，2000年2月26日，我父亲在市中心主街中央放置了“自由之钟”以纪念金博士，铭文写道：“让自由从佐治亚州石山响起。”
作为市议员和市长期间，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了新的人行道，阻止了三K党在主街游行，提高了警察和消防员的工资，降低了老年人的房产税评估，清理了城里所有的毒品屋，使城市公园的资金来源多样化，建立了城市回收计划，倡导保护历史遗迹，并重塑了城市形象。 为纪念金博士领导的“向华盛顿进军”30周年，我父亲组织了“自由列车”，从亚特兰大市中心开往石山主街的市政厅。 他常说：“也许情况正在好转一点点。” “如果说还有什么意义的话，希望我的当选能让人们知道石山市是一个好城镇，这里欢迎每一个人，任何人搬到这里并结识朋友和邻居都没有任何障碍。” 在市议会任职6年后，在获得石山镇黑人和白人市民的广泛支持后，他决定竞选市长。 他的竞选主张是平等，并通过振兴城市商业利益来实现经济发展。 尽管石山镇的市长职位在官方定义上是兼职，但他却全职投入市长工作，每月仅领取300美元的薪水。 我父亲后来回忆起他接到的一通电话，对方是一位92岁的白人女性，她是石山镇的终身居民。 她问他会成为什么样的市长，是会成为黑人的市长，还是白人的市长，亦或是所有人的市长？ 我父亲温和而坚定地向她保证，他会成为所有人的市长！ 她回答说：“那好吧，我想只要你们这些黑人能表现得体，我不介意把这座城市交给你们！”
我父亲担任市长期间，制定了多项计划，旨在培养石山镇居民的社区意识。 他将一个旧体育馆改造成社区电影院，并启动了一个名为“市长周六电影之夜”的项目。 家庭和社区导向的电影免费向公众放映；爆米花和茶点由市长办公室免费提供。 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人行道的项目，鼓励了家庭和其他邻居一起步行前往活动现场，这促进了人们在往返途中相互了解。 他致力于通过在石山镇各地铺设人行道，将城市打造为一个行人友好的城镇，从而将商业区、社区和主街连接起来。 我父亲曾说：“我想看到人们步行进城购物，带孩子去吃冰淇淋。 当人们在镇上行走时，他们会认识自己的邻居，这增强了他们的社区感。” 意识到石山镇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以及这座城市黑暗的过去，我父亲常说：
这个地区历史悠久。 其中一些历史对许多人来说是痛苦的。 我想以一种人们能够从中获益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实。 这里应该是一个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的地方，不仅是黑人和白人居民，还包括拉美裔和亚裔……这个地方有着复杂的历史——这里较早的开发项目之一是建立在美洲原住民的墓地上。 我们必须以一种能够教育他人并帮助治愈旧伤的方式，审慎且尊重地审视过去。
我父亲当选为该镇首位黑人市长，创造了地方和国家的历史。 1998年，他受克林顿总统邀请作为贵宾出席国情咨文演讲，并与第一夫人同坐。 2001年市长任期结束后，我父亲担任了南方区域委员会的执行主任，这是一个成立于1944年的非营利组织，旨在在美国南部建立种族平等并避免种族暴力。 作为该组织目标的一部分，我父亲致力于加强选民登记和政治意识。 2007年，他离开公共服务部门进入私营领域，并搬迁至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担任高级IT经理。 同年，我父亲突然病倒并住院，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罕见的绝症，称为淀粉样变性，即异常蛋白质在人体器官和组织中积聚。 他非常渴望参加巴拉克·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但因病重无法离开病床。 2009年2月12日星期四晚上，他因术后并发症去世，享年57岁。 我的姐妹们，萨莎·阿卜杜勒-拉希德、卡迪嘉·阿卜杜勒-拉希德和贾米拉·阿卜杜勒-拉希德也都是他的女儿；而我的母亲尽管后来再婚并育有两个女儿（法蒂玛·阿布-哈布和鲁亚·马哈茂德），却从未改回婚前姓氏，至今仍保留着杰汉·阿卜杜勒-拉希德这个名字。
结论
我父亲度过了极其独特且非凡的一生。 他白手起家，并活到了改变南方历史的时刻。 他常告诉我，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以一种能够面对镜子里的自己、并能坦然接受自己所做决定的人生方式去生活。 他曾告诉我，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没有所谓的小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所采纳的哪一个圣行，就会成为带你进入天堂的那一个！ 帮助社区是他职业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使命。 在他内心深处，他认为种族主义是腐蚀人性中最美好部分的最恶劣的人类疾病。 他虔诚地信仰宗教，认为伊斯兰教是他的答案，但他发现当时穆斯林群体的品格存在问题——因为他看到在太多情况下，一些穆斯林为了短期利益而放弃了他们最优秀的价值观，转而追求最恶劣的人性特征，却带来了长期的后果。
我一直觉得，我敬爱的父亲站在石山背景前的那张标志性照片，展示了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以及邦联将军罗伯特·E·李和石墙杰克逊的雕刻，这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当今美国穆斯林所面临的挑战。 美国内战的阴影预示着非裔美国穆斯林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美国穆斯林叙事和领导层时所经历的挣扎。 美国内战的核心是一场种族斗争，在我父亲的意识中，阻碍穆斯林进入他所说的“黄金时代”的问题，根源在于种族敌意，这些敌意至今仍在隔离我们，并导致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极其糟糕的个人和社区状况。 我们没有在彼此的心灵和思想中为对方开辟平等的空间，更不用说在清真寺、董事会和其他组织等许多物理场所了。 这种彼此之间等级森严的混乱，是由文化习俗和危险的意识形态引入的，这些习俗和意识形态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并锚定在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中。 我们也没有足够好地理解我们当地的历史和叙事，以确保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不会重蹈过去的覆辙。 非裔美国穆斯林的历史及其对美国伊斯兰遗产的贡献是一座值得保存和认可的历史丰碑，这一事实往往被美国穆斯林社区不断多元化的现实所掩盖。 归根结底，定义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出身或身份，而是我们的遗产。 我父亲那张“山前之人”的照片让我们思考：作为美国穆斯林，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他的故事以及非裔美国穆斯林群体的历史，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教如何被视为美国经验中一种真实的本土特征，而不再仅仅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产物。
• 凯文·萨克，《三K党发源地选出黑人市长》，《纽约时报》，11月 22日，1997年。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black-muslim-american-mayor-in-the-home-of-the-kkk
原文标题：The Black Muslim American Mayor in the Home of the KKK
作者：Dr. Khalil Abdurrashid
作者简介：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博士（Dr. Khalil Abdurrashid）：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是哈佛大学首位全职穆斯林校牧，哈佛神学院穆斯林研究讲师，以及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讲师。他为哈佛大学的所有穆斯林学生提供服务，负责管理哈佛大学校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并担任哈佛大学宗教、精神与伦理生活委员会成员。他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出生并长大，在南卫理公会大学获得了美国伊斯兰教自由研究博士学位，并拥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伊斯兰法与中东研究硕士学位及哲学硕士学位。他获得了佐治亚州立大学社会工作学士学位，并曾在佐治亚州担任过几年社会工作者。随后，他通过学术和传统方式深造伊斯兰研究，这使他前往中东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留学多年。在伊斯坦布尔期间，哈利勒博士在马尔马拉大学攻读了比较伊斯兰法硕士学位，并获得了两项伊斯兰科学的高级伊斯兰神学院博士级许可（ijaza）。他曾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多门关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法的课程，并在佐治亚州立大学教授阿拉伯语。他是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学院首位受薪的穆斯林校牧，并曾担任纽约警察局局长的顾问。他还曾在纽约市担任过几年伊玛目，并在北达拉斯的一家大型伊斯兰中心担任过几年驻院学者。他与妻子共同创立了位于达拉斯的美国伊斯兰神学院，并曾在南卫理公会大学的自由研究研究生项目中担任伊斯兰研究讲师。他通过指导、项目、讲座、跨宗教工作以及在神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开设的课程，为哈佛大学的整个穆斯林社区提供服务。
副标题：完整始末：黑人穆斯林如何在美国种族历史深处赢得公共信任
摘要：本文讲述一位黑人穆斯林美国市长在三K党历史阴影浓重之地的经历。文章通过个人故事和地方历史，展示穆斯林身份、黑人身份、公共服务和美国种族现实之间的复杂交汇。
图：石山镇的黑人穆斯林市长与三K党大本营
引言
1915年，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现代三K党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诞生。 三K党最初是在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形成的。 这个早期组织在1871年左右消亡，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灰复燃。正是这个现代三K党变得臭名昭著，并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三K党的纲领宣扬白人至上，仇视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并对民权运动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正是在那个时代，佐治亚州的白人至上主义律师詹姆斯·维纳布尔（James Venable）站了出来，复兴了三K党，并将其总部设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 他曾于1946年至1949年担任该市市长，并领导三K党长达25年之久！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人后来支持我父亲竞选石山镇市议员，并最终支持他成为石山镇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我第一次分享我父亲的故事，既是为了纪念他的一生和遗产，也是为了提醒我们，美国穆斯林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父亲查尔斯·伯里斯（Charles Burris）于1951年3月5日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亚历山大市。 他是个孤儿，婴儿时期就被遗弃在我后来称之为“妈妈”的养母家门口。 尽管直到他去世那天，他本人以及我和姐妹们都不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谁，但他的养父母是虔诚的南方浸信会教育工作者。 我的祖母“妈妈”名叫佛蒙特·伯里斯（Vermont Burris），是一名高中英语老师。 她的丈夫西摩·伯里斯（Seymour Burris）是一名小学老师，后来失明了。 我父亲小时候常帮着照顾他，因此很早就养成了重视教育和帮助弱势群体的习惯。 在父亲上一年级之前，祖母就教他数学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并让他背诵其中的片段。 我的祖父母也是社区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非常活跃的志愿者。 他们过去常带着我父亲一起去帮助社区里的其他黑人进行选民登记。 16岁那年，我父亲从路易斯安那州的皮博迪高中毕业，并于1967年作为美林学者被莫尔豪斯学院录取。 在本科期间，他曾在学生会担任过各种职务，参加过游泳和跳水队，为校报撰稿，并参加了马丁·路德·金博士亲自授课的莫尔豪斯周六研讨会。
有一天，我父亲上课迟到了，在与人发生争执后才走进教室。 金博士注意到了我父亲的神情和举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父亲告诉金博士，是另一个人挑衅他，导致了冲突。 金博士回答说：“孩子，只要你允许别人诱导你走向攻击，你就永远是个奴隶！” 这些话深深印在了我父亲心中，他致力于通过理智而非武力来对抗不公，这也是他后来多次教导我的道理。
我父亲一直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通过改善政府运作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他称这是他一生的社会使命。 1968年，他参与了梅纳德·杰克逊（Maynard Jackson）的副市长竞选活动，后者后来成为了亚特兰大市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1970年，他参与了安德鲁·杨（Andrew Young）大使的国会议员竞选活动。 在此期间，他遇到了我的母亲珍妮·道威尔（Jeannie Dowell），两人坠入爱河并结为连理。
他是莫尔豪斯学院Alpha Phi Alpha兄弟会的成员，他和母亲经常去坎特伯雷之家跨宗教中心，也就是亚特兰大大学校园内的阿布萨洛姆·琼斯圣公会中心。 那里也是许多逊尼派穆斯林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举行周五聚礼。 我的父母经常观看穆斯林学生礼拜。 我父亲一直有宗教倾向，不断地在寻找真正的信仰。 校园牧师经常允许进行跨宗教对话，正是在那种环境下，我父亲第一次接触到了伊斯兰教。 后来他得到了一本《古兰经》并开始阅读，他注意到书中所述的“与《圣经》中的造物主是同一位”。 被亲生父母遗弃的想法一直困扰着我父亲，他始终无法释怀。 但当他打开《古兰经》读到第93章时，其中的信息深深地触动了他：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以晨光发誓，以静谧的黑夜发誓；你的主没有抛弃你，也没有厌恶你。后世对于你，必比前世更好。你的主必将赏赐你，以致你喜悦。 难道他没有发现你是孤儿，而收留了你吗？发现你迷茫，而引导了你吗？发现你贫穷，而使你富足吗？ 所以，你不要苛待孤儿，不要呵斥乞求者；你应当宣扬你主的恩惠！ （《古兰经》93: 1-11）
读完这一章后，我父亲于1975年10月皈依了伊斯兰教。后来，作为一名美国穆斯林归信者，每当他阅读或听到这段《古兰经》经文时，总是热泪盈眶。 他也特别喜欢诗歌，他最喜欢的诗人之一是著名的黎巴嫩裔美国诗人纪伯伦（Gibran Khalil Gibran）。 我父亲在伊斯兰教中了解到，“哈利勒”（Khalil）是先知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的尊称，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查尔斯·哈利勒·伯里斯”。 两年后，他通过法律程序将我的名字也改成了哈利勒。
我父亲在亚特兰大接触过各种早期的美国穆斯林社区。 首先是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社区。 他很钦佩他们对书籍的热爱，并阅读过关于什叶派的内容，尽管后来他对第十二任伊玛目隐遁的教义表示过怀疑。 他进入亚特兰大的约翰·马歇尔法学院学习，并获得了法律学位。 1979年，也就是我父亲法学院毕业并通过佐治亚州律师资格考试的那一年，他所属的什叶派社区在伊朗革命后迁往了伊朗。 随后，我父母搬到了由美国最著名的伊玛目之一——贾米勒·阿明（Imam Jamil al-Amin）领导的社区。 贾米勒伊玛目原名H·拉普·布朗（H. Rap Brown），于1971年在赖克斯岛监狱皈依伊斯兰教，成为20世纪末美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穆斯林领袖之一。 贾米勒伊玛目领导着一个在加勒比地区和北美迅速扩张的、拥有超过25个穆斯林社区的网络。 亚特兰大西区是该网络的总部，社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曾经的囚犯，他们在狱中皈依了伊斯兰教，并誓言要洗心革面——就像马尔科姆·X兄弟一样！
我父母的家（当时位于Atwood街646号）充当了社区的临时原始图书馆。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总是挤满了陌生人，他们坐下来阅读关于伊斯兰教的新书，这些书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比如《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这是伊斯兰教最著名的两部经典著作。 作为孩子，我在贾米勒伊玛目的清真寺里长大，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的街角小店里度过，与他交谈并探讨各种话题。 当时我父亲与贾米尔伊玛目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尽管我父亲非常尊重他，视其为一位公认的领袖，但这些分歧还是导致我父亲与他保持了一种他所谓的“亲近但健康的距离”。 在此期间，我父亲在亚特兰大市担任研究员和犯罪分析师，这一职位他做了两年。 正是在那时，他与另一位伊玛目建立了更深厚的关系，即伊玛目 W. D. 穆罕默德世界社区的普莱蒙·阿尔-阿明伊玛目。 D. 穆罕默德。 普莱蒙伊玛目是哈佛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他在哈佛毕业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希望帮助他的社区摆脱毒品和越战带来的危害，这两者都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我父亲和普莱蒙伊玛目成了朋友，正是在普莱蒙伊玛目的清真寺里，我父亲遇到了他的精神导师——来自尼日利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 我父亲曾跟随沙特阿拉伯麦地那伊斯兰大学毕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这位谢赫对我父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我父亲在法律上将我们的姓氏从他原来的姓（伯里斯）改为了“阿卜杜勒-拉希德”。 从1980年起，我和我父亲在法律上都成了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他是长辈，我是晚辈。 作为一个非裔美国人皈依家庭，我们就是“阿卜杜勒-拉希德”一家。 我母亲也把她的名字从珍妮·道威尔改成了吉汉·阿卜杜勒-拉希德。
在谢赫的建议下，我父亲决定搬到沙特阿拉伯，在那里寻找一个社区并深入学习伊斯兰教。 那是1980年，当时美国新兴的伊斯兰教氛围令人感到沮丧。 许多皈依穆斯林的挫败感核心在于那条模糊的界限，使得文化伊斯兰与宗教伊斯兰之间的边界变得无法区分。 我父亲和他的另外两位朋友被麦地那大学录取，并前往那里学习。
我父亲在那里待了一年，于1981年返回。 他当时对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麦地那的生活怀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怀旧愿景。 作为南方长大的孩子，而且肤色特别深，他在美国经历的种族主义与南方许多其他黑人的经历如出一辙。 我父亲小时候曾亲眼目睹自家草坪上燃烧的十字架；在大学里，他曾受教于马丁·路德·金博士并深受其影响；我父亲在莫尔豪斯学院的同学包括塞缪尔·杰克逊和斯派克·李。 作为一名“阿尔法”兄弟会成员，他非常了解身为美国黑人的挣扎。 他以为自己能在前往阿拉伯的旅途中找到马尔科姆·X所发现的东西，于是怀着希望和乐观出发了，但他足够聪明，决定先独自一人去考察环境。 他撇下当时的我母亲、我和我的三个姐妹，前往阿拉伯，结果带回了负面经历，这些经历永远地烙印在他的意识深处。
除了两件事之外，我不太了解我父亲在阿拉伯那一年发生了什么：1）他学习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2）那里的一些人过去常称呼他为“男孩”（boy），这让他既愤怒又受伤。 有些人试图解释称呼他为“男孩”的原因，说他们第一眼以为他是非洲人而不是美国人——仿佛这真能成为什么正当理由似的。 一年后，我父亲带着伤痕回国了，他将那段经历称为“本应更懂事的穆斯林所患的种族主义疾病”。 我父亲告诉母亲，阿拉伯不是非裔美国人应该抚养孩子的地方，我们的工作是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让穆斯林的生活变得有意义。
回国后，在梅纳德·杰克逊担任亚特兰大市长（1974-1982年）期间，我父亲担任了该市的城市规划师。 在那段时间里，一群在佐治亚理工学院留学的外国穆斯林学生聚在一起，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建立了一座清真寺，名为法鲁克清真寺，现在是亚特兰大最大的清真寺。 他们招募我父亲来协助这个项目。 我父亲是当时亚特兰大市政厅里唯一的穆斯林，他成功地为该项目争取到了土地特许权，并促成了清真寺的建立。 清真寺建成并开始施工后，最初的创始人（包括我父亲和其他现在已是职场专业人士的学生）却拒绝给我父亲在清真寺董事会中留一个位置。 虽然我当时还不到10岁，但我记得我父亲和其他人在清真寺里的争论，记得他认为自己有权在社区担任董事会成员，以及他如何被排挤而让位于他人。 我父亲带着这件事进了坟墓，并认为这是那些虚伪之人的背叛行为。 虽然我不了解所有细节，但我可以说，我父亲将这件事的原因归咎于来自阿拉伯和南亚背景的美国移民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我可以对付穿着白袍的敌人，但我无法对付草丛里的毒蛇，它会在你毫无防备时从背后咬你一口。” 我父亲预言，只要穆斯林内部的种族主义持续存在，美国穆斯林社区就永远无法发挥其全部潜力。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因为种族主义，穆斯林还没准备好迎接黄金时代！” 他始终无法从海外社区和当地清真寺带给他的伤害中走出来，这个问题后来导致了他和我母亲的分居及最终离婚。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一直相爱，但社区的分裂深深地割裂了他们。因为当他觉得受创太深而无法在穆斯林社区工作时，我母亲为了照顾当时的我及三个年幼的妹妹，觉得她有责任让孩子们继续扎根于社区之中。 我父亲在受创后需要寻找并滋养自己，他决定在另一个战线上工作，以便既能治愈自己，也能致力于治愈他人。 他决定继续做一名穆斯林，但做一名“隐形穆斯林”，从不去清真寺或参加任何活动，即使在斋月期间也是如此，但他坚持礼拜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原则。 他依靠在麦地那大学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以及从谢赫那里学到的精神和教义实践，让自己在没有社区的情况下，在信仰领域里自我引导。
我父亲退出了美国穆斯林社区，转而重返当地美国政坛，并在法律上将他的名字从“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改回了原来的查尔斯·伯里斯。 有些人称他为叛教者，但另一些了解他立场的人则否认这一点，他们决定不再打扰他，并在远处支持他。
他搬到了佐治亚州的石山，那是当时三K党的根据地，他每年都能在市中心的主街上看到三K党的游行和庆祝活动。 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他曾在迪卡尔布县学校董事会任职，随后于1991年至1996年担任石山市议会议员。 他担任过多个政府高级职位，包括曾为已故参议员兼佐治亚州州务卿马克斯·克莱兰工作。 1994年，我父亲创办了自己的计算机软件公司作为副业，名为MountainWare Ltd。
在公共服务期间，我父亲对他过去在宗教社区中遇到的种族主义以及当地社区持续不断的三K党游行感到深深的困扰。 他也希望石山能成为一个更注重家庭、更多元化的地方。 他曾经抱怨石山的人行道不够多，有人对他说：“与其抱怨，为什么不自己做点什么呢？” 他后来告诉我，这就是他竞选市议员并最终竞选市长的动力！
我父亲开始竞选石山市市长，当时这个小镇有6700名居民；这里是马丁·路德·金博士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中提到的世界最大邦联纪念碑所在地，当时三K党正活跃在主街上游行，并在石山地产旁焚烧十字架。 我父亲过去常出版并分发一份名为《伯里斯报告》的通讯，详细阐述他的目标和愿景。 正是这份刊物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詹姆斯·维纳布尔。
詹姆斯·维纳布尔先生是三K党的大巫师，担任该组织领导人长达25年，他和他的父亲及叔叔共同拥有这座山，直到1958年佐治亚州从他们手中买下。 三K党过去常在山顶焚烧十字架，直到60年代末，此后他们便在维纳布尔先生位于山脚下的私人领地上焚烧。 维纳布尔先生的祖先将石山——世界上最大的一块裸露花岗岩——变成了采石场，并通过向大型建筑项目出售石料而致富。 众所周知，当时由三K党拥有的石山为布鲁克林大桥、巴拿马运河、诺克斯堡、美国国会大厦台阶、美国财政部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建设提供了原材料。 维纳布尔先生本人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律师，他的辩护记录包括为亚特兰大希伯来慈善会堂爆炸案的肇事者辩护，该会堂是一个改革派犹太教众团体，他也曾为一些被控犯罪的黑人辩护。 据称，他曾为一名被控谋杀的黑人赢得了无罪判决，后来又为两名在路易斯安那州因清真寺遭警方突袭而获罪的黑人穆斯林赢得了上诉。 据传他从那场诉讼中赢得的2.5万美元被注入了他的三K党组织。
维纳布尔先生对父亲的支持让一些人感到惊讶，但对于了解我父亲的人来说却并不意外。 我父亲说服了他投票给自己，父亲一直相信，只要了解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他就能努力将仇恨转化为希望。 他更喜欢与那些直率、坦诚的人打交道，完全无法与虚伪共事。 前佐治亚州众议员、我父亲的挚友比利·米切尔曾说，我父亲“非常平易近人，非常勤奋，我想连维纳布尔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父亲竞选市议员时，维纳布尔先生甚至在自家前院张贴了竞选标语以示支持。 六年后的维纳布尔先生去世几年后，我父亲竞选市长并获得了胜利。
此外，他还买下了维纳布尔先生的房子并搬了进去，在担任市长期间一直住在那里。 起初，我父亲拒绝了购买这栋房子的提议，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对这栋房子的厌恶也是基于偏见，而为了有效地领导城市，他必须克服这种偏见。 他说：“直到我们真正了解这个地方并给它一个机会；直到我们打开门走进去看，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喜欢这栋房子，并不在乎它曾经属于谁。” 当时我父亲已经再婚，他和继母一起买下了这栋房子并居住在那里。 搬进去的第一晚，父亲拿出一张金博士的装裱照片，挂在了卧室墙上。 我在那里和父亲度过了许多夜晚，对与他在一起的经历记忆犹新。 我们过去常一起在院子里散步，谈论领导力、服务、生活和人生经验。 正如我所称呼的那样，“那栋房子”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是我第一次在私密空间里亲身接触到仇恨与种族主义的遗产。 我在那里睡的第一晚是最难熬的，因为我总是忍不住想象在我之前住在这里的人是什么样；他们恐吓并摧毁了多少人的生活，而我怎么能住在一个被仇恨标记的地方呢？ 父亲帮助我接受了这次经历，面对这个本应是第二个家（当时却是一个反向的家）的地方。他教导我，没有任何人和事能免于改变的可能性，但这种改变可能是双向的，既可能向好，也可能向坏；我们有时会把自己囚禁在偏见的牢笼中，这会导致道德和社会堕落，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成为我们所激励他人去追求的那种改变。 我从“那栋房子”和住在里面的父亲身上学到，可耻的过去对于塑造今天的我们至关重要，将过去置于眼前有助于我们将昨天的视野与今天的曙光融合，这是塑造充满希望的明天的关键要素。 在我大学早年，“那栋房子”是我进行深度思考和反思这些事情的地方。 每当我想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我就会去“那栋房子”，那是一个与我家不同但同样意义非凡的空间。
“那栋房子”曾属于维纳布尔先生的女儿金杰·伯茨，她与我父亲和继母保持了多年的友谊。 她常说：“他们真是很棒的人！” 她父亲去世后，她担心市政府不会指定一条以维纳布尔命名的街道，于是向我父亲提出了这个担忧。 正如《纽约时报》关于此事的报道，
伯里斯先生察觉到机会，告诉伯茨女士，如果她的家族不再允许三K党人在山脚下的私人领地上举行集会（每年劳动节周末，他们都会在那里焚烧60英尺高的十字架），他会很高兴。 交易达成了……这让三K党落得个盛装打扮却无处可去的下场！
尽管取得了这一成功，且父亲对三K党深恶痛绝，并对3岁时自家院子里焚烧十字架的场景记忆犹新，但他从未在城市里取缔三K党。 他于1997年至2001年担任市长。 关于这一点，我父亲常说：“造物主确实有幽默感！”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说：“石山有了新的三K党（Klan），只是拼写变成了C：C-L-A-N，即‘像邻居一样生活的公民’（Citizens Living As Neighbors）。” “我想我就是那个黑人龙王！” 我父亲对金博士和詹姆斯·维纳布尔同一天生日（1月15日）感到很有趣。为了进一步巩固金博士在镇上的遗产并以希望取代仇恨，2000年2月26日，我父亲在市中心主街中央放置了“自由之钟”以纪念金博士，铭文写道：“让自由从佐治亚州石山响起。”
作为市议员和市长期间，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了新的人行道，阻止了三K党在主街游行，提高了警察和消防员的工资，降低了老年人的房产税评估，清理了城里所有的毒品屋，使城市公园的资金来源多样化，建立了城市回收计划，倡导保护历史遗迹，并重塑了城市形象。 为纪念金博士领导的“向华盛顿进军”30周年，我父亲组织了“自由列车”，从亚特兰大市中心开往石山主街的市政厅。 他常说：“也许情况正在好转一点点。” “如果说还有什么意义的话，希望我的当选能让人们知道石山市是一个好城镇，这里欢迎每一个人，任何人搬到这里并结识朋友和邻居都没有任何障碍。” 在市议会任职6年后，在获得石山镇黑人和白人市民的广泛支持后，他决定竞选市长。 他的竞选主张是平等，并通过振兴城市商业利益来实现经济发展。 尽管石山镇的市长职位在官方定义上是兼职，但他却全职投入市长工作，每月仅领取300美元的薪水。 我父亲后来回忆起他接到的一通电话，对方是一位92岁的白人女性，她是石山镇的终身居民。 她问他会成为什么样的市长，是会成为黑人的市长，还是白人的市长，亦或是所有人的市长？ 我父亲温和而坚定地向她保证，他会成为所有人的市长！ 她回答说：“那好吧，我想只要你们这些黑人能表现得体，我不介意把这座城市交给你们！”
我父亲担任市长期间，制定了多项计划，旨在培养石山镇居民的社区意识。 他将一个旧体育馆改造成社区电影院，并启动了一个名为“市长周六电影之夜”的项目。 家庭和社区导向的电影免费向公众放映；爆米花和茶点由市长办公室免费提供。 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人行道的项目，鼓励了家庭和其他邻居一起步行前往活动现场，这促进了人们在往返途中相互了解。 他致力于通过在石山镇各地铺设人行道，将城市打造为一个行人友好的城镇，从而将商业区、社区和主街连接起来。 我父亲曾说：“我想看到人们步行进城购物，带孩子去吃冰淇淋。 当人们在镇上行走时，他们会认识自己的邻居，这增强了他们的社区感。” 意识到石山镇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以及这座城市黑暗的过去，我父亲常说：
这个地区历史悠久。 其中一些历史对许多人来说是痛苦的。 我想以一种人们能够从中获益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实。 这里应该是一个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的地方，不仅是黑人和白人居民，还包括拉美裔和亚裔……这个地方有着复杂的历史——这里较早的开发项目之一是建立在美洲原住民的墓地上。 我们必须以一种能够教育他人并帮助治愈旧伤的方式，审慎且尊重地审视过去。
我父亲当选为该镇首位黑人市长，创造了地方和国家的历史。 1998年，他受克林顿总统邀请作为贵宾出席国情咨文演讲，并与第一夫人同坐。 2001年市长任期结束后，我父亲担任了南方区域委员会的执行主任，这是一个成立于1944年的非营利组织，旨在在美国南部建立种族平等并避免种族暴力。 作为该组织目标的一部分，我父亲致力于加强选民登记和政治意识。 2007年，他离开公共服务部门进入私营领域，并搬迁至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担任高级IT经理。 同年，我父亲突然病倒并住院，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罕见的绝症，称为淀粉样变性，即异常蛋白质在人体器官和组织中积聚。 他非常渴望参加巴拉克·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但因病重无法离开病床。 2009年2月12日星期四晚上，他因术后并发症去世，享年57岁。 我的姐妹们，萨莎·阿卜杜勒-拉希德、卡迪嘉·阿卜杜勒-拉希德和贾米拉·阿卜杜勒-拉希德也都是他的女儿；而我的母亲尽管后来再婚并育有两个女儿（法蒂玛·阿布-哈布和鲁亚·马哈茂德），却从未改回婚前姓氏，至今仍保留着杰汉·阿卜杜勒-拉希德这个名字。
结论
我父亲度过了极其独特且非凡的一生。 他白手起家，并活到了改变南方历史的时刻。 他常告诉我，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以一种能够面对镜子里的自己、并能坦然接受自己所做决定的人生方式去生活。 他曾告诉我，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没有所谓的小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所采纳的哪一个圣行，就会成为带你进入天堂的那一个！ 帮助社区是他职业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使命。 在他内心深处，他认为种族主义是腐蚀人性中最美好部分的最恶劣的人类疾病。 他虔诚地信仰宗教，认为伊斯兰教是他的答案，但他发现当时穆斯林群体的品格存在问题——因为他看到在太多情况下，一些穆斯林为了短期利益而放弃了他们最优秀的价值观，转而追求最恶劣的人性特征，却带来了长期的后果。
我一直觉得，我敬爱的父亲站在石山背景前的那张标志性照片，展示了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以及邦联将军罗伯特·E·李和石墙杰克逊的雕刻，这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当今美国穆斯林所面临的挑战。 美国内战的阴影预示着非裔美国穆斯林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美国穆斯林叙事和领导层时所经历的挣扎。 美国内战的核心是一场种族斗争，在我父亲的意识中，阻碍穆斯林进入他所说的“黄金时代”的问题，根源在于种族敌意，这些敌意至今仍在隔离我们，并导致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极其糟糕的个人和社区状况。 我们没有在彼此的心灵和思想中为对方开辟平等的空间，更不用说在清真寺、董事会和其他组织等许多物理场所了。 这种彼此之间等级森严的混乱，是由文化习俗和危险的意识形态引入的，这些习俗和意识形态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并锚定在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中。 我们也没有足够好地理解我们当地的历史和叙事，以确保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不会重蹈过去的覆辙。 非裔美国穆斯林的历史及其对美国伊斯兰遗产的贡献是一座值得保存和认可的历史丰碑，这一事实往往被美国穆斯林社区不断多元化的现实所掩盖。 归根结底，定义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出身或身份，而是我们的遗产。 我父亲那张“山前之人”的照片让我们思考：作为美国穆斯林，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他的故事以及非裔美国穆斯林群体的历史，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教如何被视为美国经验中一种真实的本土特征，而不再仅仅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产物。
• 凯文·萨克，《三K党发源地选出黑人市长》，《纽约时报》，11月 22日，1997年。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black-muslim-american-mayor-in-the-home-of-the-kkk
原文标题：The Black Muslim American Mayor in the Home of the KKK
作者：Dr. Khalil Abdurrashid
作者简介：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博士（Dr. Khalil Abdurrashid）：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是哈佛大学首位全职穆斯林校牧，哈佛神学院穆斯林研究讲师，以及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讲师。他为哈佛大学的所有穆斯林学生提供服务，负责管理哈佛大学校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并担任哈佛大学宗教、精神与伦理生活委员会成员。他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出生并长大，在南卫理公会大学获得了美国伊斯兰教自由研究博士学位，并拥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伊斯兰法与中东研究硕士学位及哲学硕士学位。他获得了佐治亚州立大学社会工作学士学位，并曾在佐治亚州担任过几年社会工作者。随后，他通过学术和传统方式深造伊斯兰研究，这使他前往中东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留学多年。在伊斯坦布尔期间，哈利勒博士在马尔马拉大学攻读了比较伊斯兰法硕士学位，并获得了两项伊斯兰科学的高级伊斯兰神学院博士级许可（ijaza）。他曾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多门关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法的课程，并在佐治亚州立大学教授阿拉伯语。他是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学院首位受薪的穆斯林校牧，并曾担任纽约警察局局长的顾问。他还曾在纽约市担任过几年伊玛目，并在北达拉斯的一家大型伊斯兰中心担任过几年驻院学者。他与妻子共同创立了位于达拉斯的美国伊斯兰神学院，并曾在南卫理公会大学的自由研究研究生项目中担任伊斯兰研究讲师。他通过指导、项目、讲座、跨宗教工作以及在神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开设的课程，为哈佛大学的整个穆斯林社区提供服务。
副标题：完整始末：黑人穆斯林如何在美国种族历史深处赢得公共信任
摘要：本文讲述一位黑人穆斯林美国市长在三K党历史阴影浓重之地的经历。文章通过个人故事和地方历史，展示穆斯林身份、黑人身份、公共服务和美国种族现实之间的复杂交汇。
图：石山镇的黑人穆斯林市长与三K党大本营
引言
1915年，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现代三K党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诞生。 三K党最初是在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形成的。 这个早期组织在1871年左右消亡，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灰复燃。正是这个现代三K党变得臭名昭著，并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三K党的纲领宣扬白人至上，仇视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并对民权运动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正是在那个时代，佐治亚州的白人至上主义律师詹姆斯·维纳布尔（James Venable）站了出来，复兴了三K党，并将其总部设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 他曾于1946年至1949年担任该市市长，并领导三K党长达25年之久！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人后来支持我父亲竞选石山镇市议员，并最终支持他成为石山镇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我第一次分享我父亲的故事，既是为了纪念他的一生和遗产，也是为了提醒我们，美国穆斯林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父亲查尔斯·伯里斯（Charles Burris）于1951年3月5日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亚历山大市。 他是个孤儿，婴儿时期就被遗弃在我后来称之为“妈妈”的养母家门口。 尽管直到他去世那天，他本人以及我和姐妹们都不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谁，但他的养父母是虔诚的南方浸信会教育工作者。 我的祖母“妈妈”名叫佛蒙特·伯里斯（Vermont Burris），是一名高中英语老师。 她的丈夫西摩·伯里斯（Seymour Burris）是一名小学老师，后来失明了。 我父亲小时候常帮着照顾他，因此很早就养成了重视教育和帮助弱势群体的习惯。 在父亲上一年级之前，祖母就教他数学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并让他背诵其中的片段。 我的祖父母也是社区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非常活跃的志愿者。 他们过去常带着我父亲一起去帮助社区里的其他黑人进行选民登记。 16岁那年，我父亲从路易斯安那州的皮博迪高中毕业，并于1967年作为美林学者被莫尔豪斯学院录取。 在本科期间，他曾在学生会担任过各种职务，参加过游泳和跳水队，为校报撰稿，并参加了马丁·路德·金博士亲自授课的莫尔豪斯周六研讨会。
有一天，我父亲上课迟到了，在与人发生争执后才走进教室。 金博士注意到了我父亲的神情和举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父亲告诉金博士，是另一个人挑衅他，导致了冲突。 金博士回答说：“孩子，只要你允许别人诱导你走向攻击，你就永远是个奴隶！” 这些话深深印在了我父亲心中，他致力于通过理智而非武力来对抗不公，这也是他后来多次教导我的道理。
我父亲一直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通过改善政府运作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他称这是他一生的社会使命。 1968年，他参与了梅纳德·杰克逊（Maynard Jackson）的副市长竞选活动，后者后来成为了亚特兰大市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1970年，他参与了安德鲁·杨（Andrew Young）大使的国会议员竞选活动。 在此期间，他遇到了我的母亲珍妮·道威尔（Jeannie Dowell），两人坠入爱河并结为连理。
他是莫尔豪斯学院Alpha Phi Alpha兄弟会的成员，他和母亲经常去坎特伯雷之家跨宗教中心，也就是亚特兰大大学校园内的阿布萨洛姆·琼斯圣公会中心。 那里也是许多逊尼派穆斯林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举行周五聚礼。 我的父母经常观看穆斯林学生礼拜。 我父亲一直有宗教倾向，不断地在寻找真正的信仰。 校园牧师经常允许进行跨宗教对话，正是在那种环境下，我父亲第一次接触到了伊斯兰教。 后来他得到了一本《古兰经》并开始阅读，他注意到书中所述的“与《圣经》中的造物主是同一位”。 被亲生父母遗弃的想法一直困扰着我父亲，他始终无法释怀。 但当他打开《古兰经》读到第93章时，其中的信息深深地触动了他：
读完这一章后，我父亲于1975年10月皈依了伊斯兰教。后来，作为一名美国穆斯林归信者，每当他阅读或听到这段《古兰经》经文时，总是热泪盈眶。 他也特别喜欢诗歌，他最喜欢的诗人之一是著名的黎巴嫩裔美国诗人纪伯伦（Gibran Khalil Gibran）。 我父亲在伊斯兰教中了解到，“哈利勒”（Khalil）是先知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的尊称，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查尔斯·哈利勒·伯里斯”。 两年后，他通过法律程序将我的名字也改成了哈利勒。
我父亲在亚特兰大接触过各种早期的美国穆斯林社区。 首先是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社区。 他很钦佩他们对书籍的热爱，并阅读过关于什叶派的内容，尽管后来他对第十二任伊玛目隐遁的教义表示过怀疑。 他进入亚特兰大的约翰·马歇尔法学院学习，并获得了法律学位。 1979年，也就是我父亲法学院毕业并通过佐治亚州律师资格考试的那一年，他所属的什叶派社区在伊朗革命后迁往了伊朗。 随后，我父母搬到了由美国最著名的伊玛目之一——贾米勒·阿明（Imam Jamil al-Amin）领导的社区。 贾米勒伊玛目原名H·拉普·布朗（H. Rap Brown），于1971年在赖克斯岛监狱皈依伊斯兰教，成为20世纪末美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穆斯林领袖之一。 贾米勒伊玛目领导着一个在加勒比地区和北美迅速扩张的、拥有超过25个穆斯林社区的网络。 亚特兰大西区是该网络的总部，社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曾经的囚犯，他们在狱中皈依了伊斯兰教，并誓言要洗心革面——就像马尔科姆·X兄弟一样！
我父母的家（当时位于Atwood街646号）充当了社区的临时原始图书馆。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总是挤满了陌生人，他们坐下来阅读关于伊斯兰教的新书，这些书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比如《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这是伊斯兰教最著名的两部经典著作。 作为孩子，我在贾米勒伊玛目的清真寺里长大，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的街角小店里度过，与他交谈并探讨各种话题。 当时我父亲与贾米尔伊玛目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尽管我父亲非常尊重他，视其为一位公认的领袖，但这些分歧还是导致我父亲与他保持了一种他所谓的“亲近但健康的距离”。 在此期间，我父亲在亚特兰大市担任研究员和犯罪分析师，这一职位他做了两年。 正是在那时，他与另一位伊玛目建立了更深厚的关系，即伊玛目 W. D. 穆罕默德世界社区的普莱蒙·阿尔-阿明伊玛目。 D. 穆罕默德。 普莱蒙伊玛目是哈佛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他在哈佛毕业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希望帮助他的社区摆脱毒品和越战带来的危害，这两者都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我父亲和普莱蒙伊玛目成了朋友，正是在普莱蒙伊玛目的清真寺里，我父亲遇到了他的精神导师——来自尼日利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 我父亲曾跟随沙特阿拉伯麦地那伊斯兰大学毕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这位谢赫对我父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我父亲在法律上将我们的姓氏从他原来的姓（伯里斯）改为了“阿卜杜勒-拉希德”。 从1980年起，我和我父亲在法律上都成了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他是长辈，我是晚辈。 作为一个非裔美国人皈依家庭，我们就是“阿卜杜勒-拉希德”一家。 我母亲也把她的名字从珍妮·道威尔改成了吉汉·阿卜杜勒-拉希德。
在谢赫的建议下，我父亲决定搬到沙特阿拉伯，在那里寻找一个社区并深入学习伊斯兰教。 那是1980年，当时美国新兴的伊斯兰教氛围令人感到沮丧。 许多皈依穆斯林的挫败感核心在于那条模糊的界限，使得文化伊斯兰与宗教伊斯兰之间的边界变得无法区分。 我父亲和他的另外两位朋友被麦地那大学录取，并前往那里学习。
我父亲在那里待了一年，于1981年返回。 他当时对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麦地那的生活怀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怀旧愿景。 作为南方长大的孩子，而且肤色特别深，他在美国经历的种族主义与南方许多其他黑人的经历如出一辙。 我父亲小时候曾亲眼目睹自家草坪上燃烧的十字架；在大学里，他曾受教于马丁·路德·金博士并深受其影响；我父亲在莫尔豪斯学院的同学包括塞缪尔·杰克逊和斯派克·李。 作为一名“阿尔法”兄弟会成员，他非常了解身为美国黑人的挣扎。 他以为自己能在前往阿拉伯的旅途中找到马尔科姆·X所发现的东西，于是怀着希望和乐观出发了，但他足够聪明，决定先独自一人去考察环境。 他撇下当时的我母亲、我和我的三个姐妹，前往阿拉伯，结果带回了负面经历，这些经历永远地烙印在他的意识深处。
除了两件事之外，我不太了解我父亲在阿拉伯那一年发生了什么：1）他学习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2）那里的一些人过去常称呼他为“男孩”（boy），这让他既愤怒又受伤。 有些人试图解释称呼他为“男孩”的原因，说他们第一眼以为他是非洲人而不是美国人——仿佛这真能成为什么正当理由似的。 一年后，我父亲带着伤痕回国了，他将那段经历称为“本应更懂事的穆斯林所患的种族主义疾病”。 我父亲告诉母亲，阿拉伯不是非裔美国人应该抚养孩子的地方，我们的工作是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让穆斯林的生活变得有意义。
回国后，在梅纳德·杰克逊担任亚特兰大市长（1974-1982年）期间，我父亲担任了该市的城市规划师。 在那段时间里，一群在佐治亚理工学院留学的外国穆斯林学生聚在一起，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建立了一座清真寺，名为法鲁克清真寺，现在是亚特兰大最大的清真寺。 他们招募我父亲来协助这个项目。 我父亲是当时亚特兰大市政厅里唯一的穆斯林，他成功地为该项目争取到了土地特许权，并促成了清真寺的建立。 清真寺建成并开始施工后，最初的创始人（包括我父亲和其他现在已是职场专业人士的学生）却拒绝给我父亲在清真寺董事会中留一个位置。 虽然我当时还不到10岁，但我记得我父亲和其他人在清真寺里的争论，记得他认为自己有权在社区担任董事会成员，以及他如何被排挤而让位于他人。 我父亲带着这件事进了坟墓，并认为这是那些虚伪之人的背叛行为。 虽然我不了解所有细节，但我可以说，我父亲将这件事的原因归咎于来自阿拉伯和南亚背景的美国移民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我可以对付穿着白袍的敌人，但我无法对付草丛里的毒蛇，它会在你毫无防备时从背后咬你一口。” 我父亲预言，只要穆斯林内部的种族主义持续存在，美国穆斯林社区就永远无法发挥其全部潜力。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因为种族主义，穆斯林还没准备好迎接黄金时代！” 他始终无法从海外社区和当地清真寺带给他的伤害中走出来，这个问题后来导致了他和我母亲的分居及最终离婚。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一直相爱，但社区的分裂深深地割裂了他们。因为当他觉得受创太深而无法在穆斯林社区工作时，我母亲为了照顾当时的我及三个年幼的妹妹，觉得她有责任让孩子们继续扎根于社区之中。 我父亲在受创后需要寻找并滋养自己，他决定在另一个战线上工作，以便既能治愈自己，也能致力于治愈他人。 他决定继续做一名穆斯林，但做一名“隐形穆斯林”，从不去清真寺或参加任何活动，即使在斋月期间也是如此，但他坚持礼拜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原则。 他依靠在麦地那大学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以及从谢赫那里学到的精神和教义实践，让自己在没有社区的情况下，在信仰领域里自我引导。
我父亲退出了美国穆斯林社区，转而重返当地美国政坛，并在法律上将他的名字从“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改回了原来的查尔斯·伯里斯。 有些人称他为叛教者，但另一些了解他立场的人则否认这一点，他们决定不再打扰他，并在远处支持他。
他搬到了佐治亚州的石山，那是当时三K党的根据地，他每年都能在市中心的主街上看到三K党的游行和庆祝活动。 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他曾在迪卡尔布县学校董事会任职，随后于1991年至1996年担任石山市议会议员。 他担任过多个政府高级职位，包括曾为已故参议员兼佐治亚州州务卿马克斯·克莱兰工作。 1994年，我父亲创办了自己的计算机软件公司作为副业，名为MountainWare Ltd。
在公共服务期间，我父亲对他过去在宗教社区中遇到的种族主义以及当地社区持续不断的三K党游行感到深深的困扰。 他也希望石山能成为一个更注重家庭、更多元化的地方。 他曾经抱怨石山的人行道不够多，有人对他说：“与其抱怨，为什么不自己做点什么呢？” 他后来告诉我，这就是他竞选市议员并最终竞选市长的动力！
我父亲开始竞选石山市市长，当时这个小镇有6700名居民；这里是马丁·路德·金博士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中提到的世界最大邦联纪念碑所在地，当时三K党正活跃在主街上游行，并在石山地产旁焚烧十字架。 我父亲过去常出版并分发一份名为《伯里斯报告》的通讯，详细阐述他的目标和愿景。 正是这份刊物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詹姆斯·维纳布尔。
詹姆斯·维纳布尔先生是三K党的大巫师，担任该组织领导人长达25年，他和他的父亲及叔叔共同拥有这座山，直到1958年佐治亚州从他们手中买下。 三K党过去常在山顶焚烧十字架，直到60年代末，此后他们便在维纳布尔先生位于山脚下的私人领地上焚烧。 维纳布尔先生的祖先将石山——世界上最大的一块裸露花岗岩——变成了采石场，并通过向大型建筑项目出售石料而致富。 众所周知，当时由三K党拥有的石山为布鲁克林大桥、巴拿马运河、诺克斯堡、美国国会大厦台阶、美国财政部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建设提供了原材料。 维纳布尔先生本人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律师，他的辩护记录包括为亚特兰大希伯来慈善会堂爆炸案的肇事者辩护，该会堂是一个改革派犹太教众团体，他也曾为一些被控犯罪的黑人辩护。 据称，他曾为一名被控谋杀的黑人赢得了无罪判决，后来又为两名在路易斯安那州因清真寺遭警方突袭而获罪的黑人穆斯林赢得了上诉。 据传他从那场诉讼中赢得的2.5万美元被注入了他的三K党组织。
维纳布尔先生对父亲的支持让一些人感到惊讶，但对于了解我父亲的人来说却并不意外。 我父亲说服了他投票给自己，父亲一直相信，只要了解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他就能努力将仇恨转化为希望。 他更喜欢与那些直率、坦诚的人打交道，完全无法与虚伪共事。 前佐治亚州众议员、我父亲的挚友比利·米切尔曾说，我父亲“非常平易近人，非常勤奋，我想连维纳布尔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父亲竞选市议员时，维纳布尔先生甚至在自家前院张贴了竞选标语以示支持。 六年后的维纳布尔先生去世几年后，我父亲竞选市长并获得了胜利。
此外，他还买下了维纳布尔先生的房子并搬了进去，在担任市长期间一直住在那里。 起初，我父亲拒绝了购买这栋房子的提议，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对这栋房子的厌恶也是基于偏见，而为了有效地领导城市，他必须克服这种偏见。 他说：“直到我们真正了解这个地方并给它一个机会；直到我们打开门走进去看，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喜欢这栋房子，并不在乎它曾经属于谁。” 当时我父亲已经再婚，他和继母一起买下了这栋房子并居住在那里。 搬进去的第一晚，父亲拿出一张金博士的装裱照片，挂在了卧室墙上。 我在那里和父亲度过了许多夜晚，对与他在一起的经历记忆犹新。 我们过去常一起在院子里散步，谈论领导力、服务、生活和人生经验。 正如我所称呼的那样，“那栋房子”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是我第一次在私密空间里亲身接触到仇恨与种族主义的遗产。 我在那里睡的第一晚是最难熬的，因为我总是忍不住想象在我之前住在这里的人是什么样；他们恐吓并摧毁了多少人的生活，而我怎么能住在一个被仇恨标记的地方呢？ 父亲帮助我接受了这次经历，面对这个本应是第二个家（当时却是一个反向的家）的地方。他教导我，没有任何人和事能免于改变的可能性，但这种改变可能是双向的，既可能向好，也可能向坏；我们有时会把自己囚禁在偏见的牢笼中，这会导致道德和社会堕落，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成为我们所激励他人去追求的那种改变。 我从“那栋房子”和住在里面的父亲身上学到，可耻的过去对于塑造今天的我们至关重要，将过去置于眼前有助于我们将昨天的视野与今天的曙光融合，这是塑造充满希望的明天的关键要素。 在我大学早年，“那栋房子”是我进行深度思考和反思这些事情的地方。 每当我想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我就会去“那栋房子”，那是一个与我家不同但同样意义非凡的空间。
“那栋房子”曾属于维纳布尔先生的女儿金杰·伯茨，她与我父亲和继母保持了多年的友谊。 她常说：“他们真是很棒的人！” 她父亲去世后，她担心市政府不会指定一条以维纳布尔命名的街道，于是向我父亲提出了这个担忧。 正如《纽约时报》关于此事的报道，
尽管取得了这一成功，且父亲对三K党深恶痛绝，并对3岁时自家院子里焚烧十字架的场景记忆犹新，但他从未在城市里取缔三K党。 他于1997年至2001年担任市长。 关于这一点，我父亲常说：“造物主确实有幽默感！”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说：“石山有了新的三K党（Klan），只是拼写变成了C：C-L-A-N，即‘像邻居一样生活的公民’（Citizens Living As Neighbors）。” “我想我就是那个黑人龙王！” 我父亲对金博士和詹姆斯·维纳布尔同一天生日（1月15日）感到很有趣。为了进一步巩固金博士在镇上的遗产并以希望取代仇恨，2000年2月26日，我父亲在市中心主街中央放置了“自由之钟”以纪念金博士，铭文写道：“让自由从佐治亚州石山响起。”
作为市议员和市长期间，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了新的人行道，阻止了三K党在主街游行，提高了警察和消防员的工资，降低了老年人的房产税评估，清理了城里所有的毒品屋，使城市公园的资金来源多样化，建立了城市回收计划，倡导保护历史遗迹，并重塑了城市形象。 为纪念金博士领导的“向华盛顿进军”30周年，我父亲组织了“自由列车”，从亚特兰大市中心开往石山主街的市政厅。 他常说：“也许情况正在好转一点点。” “如果说还有什么意义的话，希望我的当选能让人们知道石山市是一个好城镇，这里欢迎每一个人，任何人搬到这里并结识朋友和邻居都没有任何障碍。” 在市议会任职6年后，在获得石山镇黑人和白人市民的广泛支持后，他决定竞选市长。 他的竞选主张是平等，并通过振兴城市商业利益来实现经济发展。 尽管石山镇的市长职位在官方定义上是兼职，但他却全职投入市长工作，每月仅领取300美元的薪水。 我父亲后来回忆起他接到的一通电话，对方是一位92岁的白人女性，她是石山镇的终身居民。 她问他会成为什么样的市长，是会成为黑人的市长，还是白人的市长，亦或是所有人的市长？ 我父亲温和而坚定地向她保证，他会成为所有人的市长！ 她回答说：“那好吧，我想只要你们这些黑人能表现得体，我不介意把这座城市交给你们！”
我父亲担任市长期间，制定了多项计划，旨在培养石山镇居民的社区意识。 他将一个旧体育馆改造成社区电影院，并启动了一个名为“市长周六电影之夜”的项目。 家庭和社区导向的电影免费向公众放映；爆米花和茶点由市长办公室免费提供。 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人行道的项目，鼓励了家庭和其他邻居一起步行前往活动现场，这促进了人们在往返途中相互了解。 他致力于通过在石山镇各地铺设人行道，将城市打造为一个行人友好的城镇，从而将商业区、社区和主街连接起来。 我父亲曾说：“我想看到人们步行进城购物，带孩子去吃冰淇淋。 当人们在镇上行走时，他们会认识自己的邻居，这增强了他们的社区感。” 意识到石山镇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以及这座城市黑暗的过去，我父亲常说：
我父亲当选为该镇首位黑人市长，创造了地方和国家的历史。 1998年，他受克林顿总统邀请作为贵宾出席国情咨文演讲，并与第一夫人同坐。 2001年市长任期结束后，我父亲担任了南方区域委员会的执行主任，这是一个成立于1944年的非营利组织，旨在在美国南部建立种族平等并避免种族暴力。 作为该组织目标的一部分，我父亲致力于加强选民登记和政治意识。 2007年，他离开公共服务部门进入私营领域，并搬迁至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担任高级IT经理。 同年，我父亲突然病倒并住院，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罕见的绝症，称为淀粉样变性，即异常蛋白质在人体器官和组织中积聚。 他非常渴望参加巴拉克·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但因病重无法离开病床。 2009年2月12日星期四晚上，他因术后并发症去世，享年57岁。 我的姐妹们，萨莎·阿卜杜勒-拉希德、卡迪嘉·阿卜杜勒-拉希德和贾米拉·阿卜杜勒-拉希德也都是他的女儿；而我的母亲尽管后来再婚并育有两个女儿（法蒂玛·阿布-哈布和鲁亚·马哈茂德），却从未改回婚前姓氏，至今仍保留着杰汉·阿卜杜勒-拉希德这个名字。
结论
我父亲度过了极其独特且非凡的一生。 他白手起家，并活到了改变南方历史的时刻。 他常告诉我，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以一种能够面对镜子里的自己、并能坦然接受自己所做决定的人生方式去生活。 他曾告诉我，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没有所谓的小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所采纳的哪一个圣行，就会成为带你进入天堂的那一个！ 帮助社区是他职业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使命。 在他内心深处，他认为种族主义是腐蚀人性中最美好部分的最恶劣的人类疾病。 他虔诚地信仰宗教，认为伊斯兰教是他的答案，但他发现当时穆斯林群体的品格存在问题——因为他看到在太多情况下，一些穆斯林为了短期利益而放弃了他们最优秀的价值观，转而追求最恶劣的人性特征，却带来了长期的后果。
我一直觉得，我敬爱的父亲站在石山背景前的那张标志性照片，展示了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以及邦联将军罗伯特·E·李和石墙杰克逊的雕刻，这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当今美国穆斯林所面临的挑战。 美国内战的阴影预示着非裔美国穆斯林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美国穆斯林叙事和领导层时所经历的挣扎。 美国内战的核心是一场种族斗争，在我父亲的意识中，阻碍穆斯林进入他所说的“黄金时代”的问题，根源在于种族敌意，这些敌意至今仍在隔离我们，并导致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极其糟糕的个人和社区状况。 我们没有在彼此的心灵和思想中为对方开辟平等的空间，更不用说在清真寺、董事会和其他组织等许多物理场所了。 这种彼此之间等级森严的混乱，是由文化习俗和危险的意识形态引入的，这些习俗和意识形态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并锚定在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中。 我们也没有足够好地理解我们当地的历史和叙事，以确保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不会重蹈过去的覆辙。 非裔美国穆斯林的历史及其对美国伊斯兰遗产的贡献是一座值得保存和认可的历史丰碑，这一事实往往被美国穆斯林社区不断多元化的现实所掩盖。 归根结底，定义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出身或身份，而是我们的遗产。 我父亲那张“山前之人”的照片让我们思考：作为美国穆斯林，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他的故事以及非裔美国穆斯林群体的历史，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教如何被视为美国经验中一种真实的本土特征，而不再仅仅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产物。
• 凯文·萨克，《三K党发源地选出黑人市长》，《纽约时报》，11月 22日，1997年。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black-muslim-american-mayor-in-the-home-of-the-kkk
原文标题：The Black Muslim American Mayor in the Home of the KKK
作者：Dr. Khalil Abdurrashid
作者简介：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博士（Dr. Khalil Abdurrashid）：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是哈佛大学首位全职穆斯林校牧，哈佛神学院穆斯林研究讲师，以及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讲师。他为哈佛大学的所有穆斯林学生提供服务，负责管理哈佛大学校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并担任哈佛大学宗教、精神与伦理生活委员会成员。他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出生并长大，在南卫理公会大学获得了美国伊斯兰教自由研究博士学位，并拥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伊斯兰法与中东研究硕士学位及哲学硕士学位。他获得了佐治亚州立大学社会工作学士学位，并曾在佐治亚州担任过几年社会工作者。随后，他通过学术和传统方式深造伊斯兰研究，这使他前往中东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留学多年。在伊斯坦布尔期间，哈利勒博士在马尔马拉大学攻读了比较伊斯兰法硕士学位，并获得了两项伊斯兰科学的高级伊斯兰神学院博士级许可（ijaza）。他曾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多门关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法的课程，并在佐治亚州立大学教授阿拉伯语。他是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学院首位受薪的穆斯林校牧，并曾担任纽约警察局局长的顾问。他还曾在纽约市担任过几年伊玛目，并在北达拉斯的一家大型伊斯兰中心担任过几年驻院学者。他与妻子共同创立了位于达拉斯的美国伊斯兰神学院，并曾在南卫理公会大学的自由研究研究生项目中担任伊斯兰研究讲师。他通过指导、项目、讲座、跨宗教工作以及在神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开设的课程，为哈佛大学的整个穆斯林社区提供服务。
副标题：完整始末：黑人穆斯林如何在美国种族历史深处赢得公共信任
摘要：本文讲述一位黑人穆斯林美国市长在三K党历史阴影浓重之地的经历。文章通过个人故事和地方历史，展示穆斯林身份、黑人身份、公共服务和美国种族现实之间的复杂交汇。
图：石山镇的黑人穆斯林市长与三K党大本营
引言
1915年，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现代三K党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诞生。 三K党最初是在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形成的。 这个早期组织在1871年左右消亡，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灰复燃。正是这个现代三K党变得臭名昭著，并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三K党的纲领宣扬白人至上，仇视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并对民权运动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正是在那个时代，佐治亚州的白人至上主义律师詹姆斯·维纳布尔（James Venable）站了出来，复兴了三K党，并将其总部设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 他曾于1946年至1949年担任该市市长，并领导三K党长达25年之久！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人后来支持我父亲竞选石山镇市议员，并最终支持他成为石山镇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我第一次分享我父亲的故事，既是为了纪念他的一生和遗产，也是为了提醒我们，美国穆斯林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父亲查尔斯·伯里斯（Charles Burris）于1951年3月5日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亚历山大市。 他是个孤儿，婴儿时期就被遗弃在我后来称之为“妈妈”的养母家门口。 尽管直到他去世那天，他本人以及我和姐妹们都不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谁，但他的养父母是虔诚的南方浸信会教育工作者。 我的祖母“妈妈”名叫佛蒙特·伯里斯（Vermont Burris），是一名高中英语老师。 她的丈夫西摩·伯里斯（Seymour Burris）是一名小学老师，后来失明了。 我父亲小时候常帮着照顾他，因此很早就养成了重视教育和帮助弱势群体的习惯。 在父亲上一年级之前，祖母就教他数学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并让他背诵其中的片段。 我的祖父母也是社区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非常活跃的志愿者。 他们过去常带着我父亲一起去帮助社区里的其他黑人进行选民登记。 16岁那年，我父亲从路易斯安那州的皮博迪高中毕业，并于1967年作为美林学者被莫尔豪斯学院录取。 在本科期间，他曾在学生会担任过各种职务，参加过游泳和跳水队，为校报撰稿，并参加了马丁·路德·金博士亲自授课的莫尔豪斯周六研讨会。
有一天，我父亲上课迟到了，在与人发生争执后才走进教室。 金博士注意到了我父亲的神情和举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父亲告诉金博士，是另一个人挑衅他，导致了冲突。 金博士回答说：“孩子，只要你允许别人诱导你走向攻击，你就永远是个奴隶！” 这些话深深印在了我父亲心中，他致力于通过理智而非武力来对抗不公，这也是他后来多次教导我的道理。
我父亲一直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通过改善政府运作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他称这是他一生的社会使命。 1968年，他参与了梅纳德·杰克逊（Maynard Jackson）的副市长竞选活动，后者后来成为了亚特兰大市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1970年，他参与了安德鲁·杨（Andrew Young）大使的国会议员竞选活动。 在此期间，他遇到了我的母亲珍妮·道威尔（Jeannie Dowell），两人坠入爱河并结为连理。
他是莫尔豪斯学院Alpha Phi Alpha兄弟会的成员，他和母亲经常去坎特伯雷之家跨宗教中心，也就是亚特兰大大学校园内的阿布萨洛姆·琼斯圣公会中心。 那里也是许多逊尼派穆斯林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举行周五聚礼。 我的父母经常观看穆斯林学生礼拜。 我父亲一直有宗教倾向，不断地在寻找真正的信仰。 校园牧师经常允许进行跨宗教对话，正是在那种环境下，我父亲第一次接触到了伊斯兰教。 后来他得到了一本《古兰经》并开始阅读，他注意到书中所述的“与《圣经》中的造物主是同一位”。 被亲生父母遗弃的想法一直困扰着我父亲，他始终无法释怀。 但当他打开《古兰经》读到第93章时，其中的信息深深地触动了他：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以晨光发誓，以静谧的黑夜发誓；你的主没有抛弃你，也没有厌恶你。后世对于你，必比前世更好。你的主必将赏赐你，以致你喜悦。 难道他没有发现你是孤儿，而收留了你吗？发现你迷茫，而引导了你吗？发现你贫穷，而使你富足吗？ 所以，你不要苛待孤儿，不要呵斥乞求者；你应当宣扬你主的恩惠！ （《古兰经》93: 1-11）
读完这一章后，我父亲于1975年10月皈依了伊斯兰教。后来，作为一名美国穆斯林归信者，每当他阅读或听到这段《古兰经》经文时，总是热泪盈眶。 他也特别喜欢诗歌，他最喜欢的诗人之一是著名的黎巴嫩裔美国诗人纪伯伦（Gibran Khalil Gibran）。 我父亲在伊斯兰教中了解到，“哈利勒”（Khalil）是先知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的尊称，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查尔斯·哈利勒·伯里斯”。 两年后，他通过法律程序将我的名字也改成了哈利勒。
我父亲在亚特兰大接触过各种早期的美国穆斯林社区。 首先是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社区。 他很钦佩他们对书籍的热爱，并阅读过关于什叶派的内容，尽管后来他对第十二任伊玛目隐遁的教义表示过怀疑。 他进入亚特兰大的约翰·马歇尔法学院学习，并获得了法律学位。 1979年，也就是我父亲法学院毕业并通过佐治亚州律师资格考试的那一年，他所属的什叶派社区在伊朗革命后迁往了伊朗。 随后，我父母搬到了由美国最著名的伊玛目之一——贾米勒·阿明（Imam Jamil al-Amin）领导的社区。 贾米勒伊玛目原名H·拉普·布朗（H. Rap Brown），于1971年在赖克斯岛监狱皈依伊斯兰教，成为20世纪末美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穆斯林领袖之一。 贾米勒伊玛目领导着一个在加勒比地区和北美迅速扩张的、拥有超过25个穆斯林社区的网络。 亚特兰大西区是该网络的总部，社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曾经的囚犯，他们在狱中皈依了伊斯兰教，并誓言要洗心革面——就像马尔科姆·X兄弟一样！
我父母的家（当时位于Atwood街646号）充当了社区的临时原始图书馆。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总是挤满了陌生人，他们坐下来阅读关于伊斯兰教的新书，这些书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比如《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这是伊斯兰教最著名的两部经典著作。 作为孩子，我在贾米勒伊玛目的清真寺里长大，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的街角小店里度过，与他交谈并探讨各种话题。 当时我父亲与贾米尔伊玛目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尽管我父亲非常尊重他，视其为一位公认的领袖，但这些分歧还是导致我父亲与他保持了一种他所谓的“亲近但健康的距离”。 在此期间，我父亲在亚特兰大市担任研究员和犯罪分析师，这一职位他做了两年。 正是在那时，他与另一位伊玛目建立了更深厚的关系，即伊玛目 W. D. 穆罕默德世界社区的普莱蒙·阿尔-阿明伊玛目。 D. 穆罕默德。 普莱蒙伊玛目是哈佛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他在哈佛毕业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希望帮助他的社区摆脱毒品和越战带来的危害，这两者都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我父亲和普莱蒙伊玛目成了朋友，正是在普莱蒙伊玛目的清真寺里，我父亲遇到了他的精神导师——来自尼日利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 我父亲曾跟随沙特阿拉伯麦地那伊斯兰大学毕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这位谢赫对我父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我父亲在法律上将我们的姓氏从他原来的姓（伯里斯）改为了“阿卜杜勒-拉希德”。 从1980年起，我和我父亲在法律上都成了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他是长辈，我是晚辈。 作为一个非裔美国人皈依家庭，我们就是“阿卜杜勒-拉希德”一家。 我母亲也把她的名字从珍妮·道威尔改成了吉汉·阿卜杜勒-拉希德。
在谢赫的建议下，我父亲决定搬到沙特阿拉伯，在那里寻找一个社区并深入学习伊斯兰教。 那是1980年，当时美国新兴的伊斯兰教氛围令人感到沮丧。 许多皈依穆斯林的挫败感核心在于那条模糊的界限，使得文化伊斯兰与宗教伊斯兰之间的边界变得无法区分。 我父亲和他的另外两位朋友被麦地那大学录取，并前往那里学习。
我父亲在那里待了一年，于1981年返回。 他当时对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麦地那的生活怀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怀旧愿景。 作为南方长大的孩子，而且肤色特别深，他在美国经历的种族主义与南方许多其他黑人的经历如出一辙。 我父亲小时候曾亲眼目睹自家草坪上燃烧的十字架；在大学里，他曾受教于马丁·路德·金博士并深受其影响；我父亲在莫尔豪斯学院的同学包括塞缪尔·杰克逊和斯派克·李。 作为一名“阿尔法”兄弟会成员，他非常了解身为美国黑人的挣扎。 他以为自己能在前往阿拉伯的旅途中找到马尔科姆·X所发现的东西，于是怀着希望和乐观出发了，但他足够聪明，决定先独自一人去考察环境。 他撇下当时的我母亲、我和我的三个姐妹，前往阿拉伯，结果带回了负面经历，这些经历永远地烙印在他的意识深处。
除了两件事之外，我不太了解我父亲在阿拉伯那一年发生了什么：1）他学习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2）那里的一些人过去常称呼他为“男孩”（boy），这让他既愤怒又受伤。 有些人试图解释称呼他为“男孩”的原因，说他们第一眼以为他是非洲人而不是美国人——仿佛这真能成为什么正当理由似的。 一年后，我父亲带着伤痕回国了，他将那段经历称为“本应更懂事的穆斯林所患的种族主义疾病”。 我父亲告诉母亲，阿拉伯不是非裔美国人应该抚养孩子的地方，我们的工作是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让穆斯林的生活变得有意义。
回国后，在梅纳德·杰克逊担任亚特兰大市长（1974-1982年）期间，我父亲担任了该市的城市规划师。 在那段时间里，一群在佐治亚理工学院留学的外国穆斯林学生聚在一起，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建立了一座清真寺，名为法鲁克清真寺，现在是亚特兰大最大的清真寺。 他们招募我父亲来协助这个项目。 我父亲是当时亚特兰大市政厅里唯一的穆斯林，他成功地为该项目争取到了土地特许权，并促成了清真寺的建立。 清真寺建成并开始施工后，最初的创始人（包括我父亲和其他现在已是职场专业人士的学生）却拒绝给我父亲在清真寺董事会中留一个位置。 虽然我当时还不到10岁，但我记得我父亲和其他人在清真寺里的争论，记得他认为自己有权在社区担任董事会成员，以及他如何被排挤而让位于他人。 我父亲带着这件事进了坟墓，并认为这是那些虚伪之人的背叛行为。 虽然我不了解所有细节，但我可以说，我父亲将这件事的原因归咎于来自阿拉伯和南亚背景的美国移民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我可以对付穿着白袍的敌人，但我无法对付草丛里的毒蛇，它会在你毫无防备时从背后咬你一口。” 我父亲预言，只要穆斯林内部的种族主义持续存在，美国穆斯林社区就永远无法发挥其全部潜力。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因为种族主义，穆斯林还没准备好迎接黄金时代！” 他始终无法从海外社区和当地清真寺带给他的伤害中走出来，这个问题后来导致了他和我母亲的分居及最终离婚。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一直相爱，但社区的分裂深深地割裂了他们。因为当他觉得受创太深而无法在穆斯林社区工作时，我母亲为了照顾当时的我及三个年幼的妹妹，觉得她有责任让孩子们继续扎根于社区之中。 我父亲在受创后需要寻找并滋养自己，他决定在另一个战线上工作，以便既能治愈自己，也能致力于治愈他人。 他决定继续做一名穆斯林，但做一名“隐形穆斯林”，从不去清真寺或参加任何活动，即使在斋月期间也是如此，但他坚持礼拜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原则。 他依靠在麦地那大学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以及从谢赫那里学到的精神和教义实践，让自己在没有社区的情况下，在信仰领域里自我引导。
我父亲退出了美国穆斯林社区，转而重返当地美国政坛，并在法律上将他的名字从“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改回了原来的查尔斯·伯里斯。 有些人称他为叛教者，但另一些了解他立场的人则否认这一点，他们决定不再打扰他，并在远处支持他。
他搬到了佐治亚州的石山，那是当时三K党的根据地，他每年都能在市中心的主街上看到三K党的游行和庆祝活动。 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他曾在迪卡尔布县学校董事会任职，随后于1991年至1996年担任石山市议会议员。 他担任过多个政府高级职位，包括曾为已故参议员兼佐治亚州州务卿马克斯·克莱兰工作。 1994年，我父亲创办了自己的计算机软件公司作为副业，名为MountainWare Ltd。
在公共服务期间，我父亲对他过去在宗教社区中遇到的种族主义以及当地社区持续不断的三K党游行感到深深的困扰。 他也希望石山能成为一个更注重家庭、更多元化的地方。 他曾经抱怨石山的人行道不够多，有人对他说：“与其抱怨，为什么不自己做点什么呢？” 他后来告诉我，这就是他竞选市议员并最终竞选市长的动力！
我父亲开始竞选石山市市长，当时这个小镇有6700名居民；这里是马丁·路德·金博士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中提到的世界最大邦联纪念碑所在地，当时三K党正活跃在主街上游行，并在石山地产旁焚烧十字架。 我父亲过去常出版并分发一份名为《伯里斯报告》的通讯，详细阐述他的目标和愿景。 正是这份刊物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詹姆斯·维纳布尔。
詹姆斯·维纳布尔先生是三K党的大巫师，担任该组织领导人长达25年，他和他的父亲及叔叔共同拥有这座山，直到1958年佐治亚州从他们手中买下。 三K党过去常在山顶焚烧十字架，直到60年代末，此后他们便在维纳布尔先生位于山脚下的私人领地上焚烧。 维纳布尔先生的祖先将石山——世界上最大的一块裸露花岗岩——变成了采石场，并通过向大型建筑项目出售石料而致富。 众所周知，当时由三K党拥有的石山为布鲁克林大桥、巴拿马运河、诺克斯堡、美国国会大厦台阶、美国财政部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建设提供了原材料。 维纳布尔先生本人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律师，他的辩护记录包括为亚特兰大希伯来慈善会堂爆炸案的肇事者辩护，该会堂是一个改革派犹太教众团体，他也曾为一些被控犯罪的黑人辩护。 据称，他曾为一名被控谋杀的黑人赢得了无罪判决，后来又为两名在路易斯安那州因清真寺遭警方突袭而获罪的黑人穆斯林赢得了上诉。 据传他从那场诉讼中赢得的2.5万美元被注入了他的三K党组织。
维纳布尔先生对父亲的支持让一些人感到惊讶，但对于了解我父亲的人来说却并不意外。 我父亲说服了他投票给自己，父亲一直相信，只要了解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他就能努力将仇恨转化为希望。 他更喜欢与那些直率、坦诚的人打交道，完全无法与虚伪共事。 前佐治亚州众议员、我父亲的挚友比利·米切尔曾说，我父亲“非常平易近人，非常勤奋，我想连维纳布尔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父亲竞选市议员时，维纳布尔先生甚至在自家前院张贴了竞选标语以示支持。 六年后的维纳布尔先生去世几年后，我父亲竞选市长并获得了胜利。
此外，他还买下了维纳布尔先生的房子并搬了进去，在担任市长期间一直住在那里。 起初，我父亲拒绝了购买这栋房子的提议，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对这栋房子的厌恶也是基于偏见，而为了有效地领导城市，他必须克服这种偏见。 他说：“直到我们真正了解这个地方并给它一个机会；直到我们打开门走进去看，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喜欢这栋房子，并不在乎它曾经属于谁。” 当时我父亲已经再婚，他和继母一起买下了这栋房子并居住在那里。 搬进去的第一晚，父亲拿出一张金博士的装裱照片，挂在了卧室墙上。 我在那里和父亲度过了许多夜晚，对与他在一起的经历记忆犹新。 我们过去常一起在院子里散步，谈论领导力、服务、生活和人生经验。 正如我所称呼的那样，“那栋房子”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是我第一次在私密空间里亲身接触到仇恨与种族主义的遗产。 我在那里睡的第一晚是最难熬的，因为我总是忍不住想象在我之前住在这里的人是什么样；他们恐吓并摧毁了多少人的生活，而我怎么能住在一个被仇恨标记的地方呢？ 父亲帮助我接受了这次经历，面对这个本应是第二个家（当时却是一个反向的家）的地方。他教导我，没有任何人和事能免于改变的可能性，但这种改变可能是双向的，既可能向好，也可能向坏；我们有时会把自己囚禁在偏见的牢笼中，这会导致道德和社会堕落，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成为我们所激励他人去追求的那种改变。 我从“那栋房子”和住在里面的父亲身上学到，可耻的过去对于塑造今天的我们至关重要，将过去置于眼前有助于我们将昨天的视野与今天的曙光融合，这是塑造充满希望的明天的关键要素。 在我大学早年，“那栋房子”是我进行深度思考和反思这些事情的地方。 每当我想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我就会去“那栋房子”，那是一个与我家不同但同样意义非凡的空间。
“那栋房子”曾属于维纳布尔先生的女儿金杰·伯茨，她与我父亲和继母保持了多年的友谊。 她常说：“他们真是很棒的人！” 她父亲去世后，她担心市政府不会指定一条以维纳布尔命名的街道，于是向我父亲提出了这个担忧。 正如《纽约时报》关于此事的报道，
伯里斯先生察觉到机会，告诉伯茨女士，如果她的家族不再允许三K党人在山脚下的私人领地上举行集会（每年劳动节周末，他们都会在那里焚烧60英尺高的十字架），他会很高兴。 交易达成了……这让三K党落得个盛装打扮却无处可去的下场！
尽管取得了这一成功，且父亲对三K党深恶痛绝，并对3岁时自家院子里焚烧十字架的场景记忆犹新，但他从未在城市里取缔三K党。 他于1997年至2001年担任市长。 关于这一点，我父亲常说：“造物主确实有幽默感！”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说：“石山有了新的三K党（Klan），只是拼写变成了C：C-L-A-N，即‘像邻居一样生活的公民’（Citizens Living As Neighbors）。” “我想我就是那个黑人龙王！” 我父亲对金博士和詹姆斯·维纳布尔同一天生日（1月15日）感到很有趣。为了进一步巩固金博士在镇上的遗产并以希望取代仇恨，2000年2月26日，我父亲在市中心主街中央放置了“自由之钟”以纪念金博士，铭文写道：“让自由从佐治亚州石山响起。”
作为市议员和市长期间，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了新的人行道，阻止了三K党在主街游行，提高了警察和消防员的工资，降低了老年人的房产税评估，清理了城里所有的毒品屋，使城市公园的资金来源多样化，建立了城市回收计划，倡导保护历史遗迹，并重塑了城市形象。 为纪念金博士领导的“向华盛顿进军”30周年，我父亲组织了“自由列车”，从亚特兰大市中心开往石山主街的市政厅。 他常说：“也许情况正在好转一点点。” “如果说还有什么意义的话，希望我的当选能让人们知道石山市是一个好城镇，这里欢迎每一个人，任何人搬到这里并结识朋友和邻居都没有任何障碍。” 在市议会任职6年后，在获得石山镇黑人和白人市民的广泛支持后，他决定竞选市长。 他的竞选主张是平等，并通过振兴城市商业利益来实现经济发展。 尽管石山镇的市长职位在官方定义上是兼职，但他却全职投入市长工作，每月仅领取300美元的薪水。 我父亲后来回忆起他接到的一通电话，对方是一位92岁的白人女性，她是石山镇的终身居民。 她问他会成为什么样的市长，是会成为黑人的市长，还是白人的市长，亦或是所有人的市长？ 我父亲温和而坚定地向她保证，他会成为所有人的市长！ 她回答说：“那好吧，我想只要你们这些黑人能表现得体，我不介意把这座城市交给你们！”
我父亲担任市长期间，制定了多项计划，旨在培养石山镇居民的社区意识。 他将一个旧体育馆改造成社区电影院，并启动了一个名为“市长周六电影之夜”的项目。 家庭和社区导向的电影免费向公众放映；爆米花和茶点由市长办公室免费提供。 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人行道的项目，鼓励了家庭和其他邻居一起步行前往活动现场，这促进了人们在往返途中相互了解。 他致力于通过在石山镇各地铺设人行道，将城市打造为一个行人友好的城镇，从而将商业区、社区和主街连接起来。 我父亲曾说：“我想看到人们步行进城购物，带孩子去吃冰淇淋。 当人们在镇上行走时，他们会认识自己的邻居，这增强了他们的社区感。” 意识到石山镇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以及这座城市黑暗的过去，我父亲常说：
这个地区历史悠久。 其中一些历史对许多人来说是痛苦的。 我想以一种人们能够从中获益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实。 这里应该是一个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的地方，不仅是黑人和白人居民，还包括拉美裔和亚裔……这个地方有着复杂的历史——这里较早的开发项目之一是建立在美洲原住民的墓地上。 我们必须以一种能够教育他人并帮助治愈旧伤的方式，审慎且尊重地审视过去。
我父亲当选为该镇首位黑人市长，创造了地方和国家的历史。 1998年，他受克林顿总统邀请作为贵宾出席国情咨文演讲，并与第一夫人同坐。 2001年市长任期结束后，我父亲担任了南方区域委员会的执行主任，这是一个成立于1944年的非营利组织，旨在在美国南部建立种族平等并避免种族暴力。 作为该组织目标的一部分，我父亲致力于加强选民登记和政治意识。 2007年，他离开公共服务部门进入私营领域，并搬迁至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担任高级IT经理。 同年，我父亲突然病倒并住院，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罕见的绝症，称为淀粉样变性，即异常蛋白质在人体器官和组织中积聚。 他非常渴望参加巴拉克·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但因病重无法离开病床。 2009年2月12日星期四晚上，他因术后并发症去世，享年57岁。 我的姐妹们，萨莎·阿卜杜勒-拉希德、卡迪嘉·阿卜杜勒-拉希德和贾米拉·阿卜杜勒-拉希德也都是他的女儿；而我的母亲尽管后来再婚并育有两个女儿（法蒂玛·阿布-哈布和鲁亚·马哈茂德），却从未改回婚前姓氏，至今仍保留着杰汉·阿卜杜勒-拉希德这个名字。
结论
我父亲度过了极其独特且非凡的一生。 他白手起家，并活到了改变南方历史的时刻。 他常告诉我，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以一种能够面对镜子里的自己、并能坦然接受自己所做决定的人生方式去生活。 他曾告诉我，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没有所谓的小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所采纳的哪一个圣行，就会成为带你进入天堂的那一个！ 帮助社区是他职业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使命。 在他内心深处，他认为种族主义是腐蚀人性中最美好部分的最恶劣的人类疾病。 他虔诚地信仰宗教，认为伊斯兰教是他的答案，但他发现当时穆斯林群体的品格存在问题——因为他看到在太多情况下，一些穆斯林为了短期利益而放弃了他们最优秀的价值观，转而追求最恶劣的人性特征，却带来了长期的后果。
我一直觉得，我敬爱的父亲站在石山背景前的那张标志性照片，展示了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以及邦联将军罗伯特·E·李和石墙杰克逊的雕刻，这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当今美国穆斯林所面临的挑战。 美国内战的阴影预示着非裔美国穆斯林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美国穆斯林叙事和领导层时所经历的挣扎。 美国内战的核心是一场种族斗争，在我父亲的意识中，阻碍穆斯林进入他所说的“黄金时代”的问题，根源在于种族敌意，这些敌意至今仍在隔离我们，并导致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极其糟糕的个人和社区状况。 我们没有在彼此的心灵和思想中为对方开辟平等的空间，更不用说在清真寺、董事会和其他组织等许多物理场所了。 这种彼此之间等级森严的混乱，是由文化习俗和危险的意识形态引入的，这些习俗和意识形态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并锚定在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中。 我们也没有足够好地理解我们当地的历史和叙事，以确保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不会重蹈过去的覆辙。 非裔美国穆斯林的历史及其对美国伊斯兰遗产的贡献是一座值得保存和认可的历史丰碑，这一事实往往被美国穆斯林社区不断多元化的现实所掩盖。 归根结底，定义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出身或身份，而是我们的遗产。 我父亲那张“山前之人”的照片让我们思考：作为美国穆斯林，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他的故事以及非裔美国穆斯林群体的历史，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教如何被视为美国经验中一种真实的本土特征，而不再仅仅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产物。
• 凯文·萨克，《三K党发源地选出黑人市长》，《纽约时报》，11月 22日，1997年。
黑人穆斯林市长是谁？在 KKK 发源地执政的美国穆斯林故事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6 次浏览 • 3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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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black-muslim-american-mayor-in-the-home-of-the-kkk
原文标题：The Black Muslim American Mayor in the Home of the KKK
作者：Dr. Khalil Abdurrashid
作者简介：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博士（Dr. Khalil Abdurrashid）：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是哈佛大学首位全职穆斯林校牧，哈佛神学院穆斯林研究讲师，以及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讲师。他为哈佛大学的所有穆斯林学生提供服务，负责管理哈佛大学校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并担任哈佛大学宗教、精神与伦理生活委员会成员。他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出生并长大，在南卫理公会大学获得了美国伊斯兰教自由研究博士学位，并拥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伊斯兰法与中东研究硕士学位及哲学硕士学位。他获得了佐治亚州立大学社会工作学士学位，并曾在佐治亚州担任过几年社会工作者。随后，他通过学术和传统方式深造伊斯兰研究，这使他前往中东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留学多年。在伊斯坦布尔期间，哈利勒博士在马尔马拉大学攻读了比较伊斯兰法硕士学位，并获得了两项伊斯兰科学的高级伊斯兰神学院博士级许可（ijaza）。他曾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多门关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法的课程，并在佐治亚州立大学教授阿拉伯语。他是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学院首位受薪的穆斯林校牧，并曾担任纽约警察局局长的顾问。他还曾在纽约市担任过几年伊玛目，并在北达拉斯的一家大型伊斯兰中心担任过几年驻院学者。他与妻子共同创立了位于达拉斯的美国伊斯兰神学院，并曾在南卫理公会大学的自由研究研究生项目中担任伊斯兰研究讲师。他通过指导、项目、讲座、跨宗教工作以及在神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开设的课程，为哈佛大学的整个穆斯林社区提供服务。
副标题：完整始末：黑人穆斯林如何在美国种族历史深处赢得公共信任
摘要：本文讲述一位黑人穆斯林美国市长在三K党历史阴影浓重之地的经历。文章通过个人故事和地方历史，展示穆斯林身份、黑人身份、公共服务和美国种族现实之间的复杂交汇。
图：石山镇的黑人穆斯林市长与三K党大本营
引言
1915年，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现代三K党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诞生。 三K党最初是在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形成的。 这个早期组织在1871年左右消亡，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灰复燃。正是这个现代三K党变得臭名昭著，并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三K党的纲领宣扬白人至上，仇视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并对民权运动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正是在那个时代，佐治亚州的白人至上主义律师詹姆斯·维纳布尔（James Venable）站了出来，复兴了三K党，并将其总部设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 他曾于1946年至1949年担任该市市长，并领导三K党长达25年之久！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人后来支持我父亲竞选石山镇市议员，并最终支持他成为石山镇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我第一次分享我父亲的故事，既是为了纪念他的一生和遗产，也是为了提醒我们，美国穆斯林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父亲查尔斯·伯里斯（Charles Burris）于1951年3月5日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亚历山大市。 他是个孤儿，婴儿时期就被遗弃在我后来称之为“妈妈”的养母家门口。 尽管直到他去世那天，他本人以及我和姐妹们都不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谁，但他的养父母是虔诚的南方浸信会教育工作者。 我的祖母“妈妈”名叫佛蒙特·伯里斯（Vermont Burris），是一名高中英语老师。 她的丈夫西摩·伯里斯（Seymour Burris）是一名小学老师，后来失明了。 我父亲小时候常帮着照顾他，因此很早就养成了重视教育和帮助弱势群体的习惯。 在父亲上一年级之前，祖母就教他数学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并让他背诵其中的片段。 我的祖父母也是社区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非常活跃的志愿者。 他们过去常带着我父亲一起去帮助社区里的其他黑人进行选民登记。 16岁那年，我父亲从路易斯安那州的皮博迪高中毕业，并于1967年作为美林学者被莫尔豪斯学院录取。 在本科期间，他曾在学生会担任过各种职务，参加过游泳和跳水队，为校报撰稿，并参加了马丁·路德·金博士亲自授课的莫尔豪斯周六研讨会。
有一天，我父亲上课迟到了，在与人发生争执后才走进教室。 金博士注意到了我父亲的神情和举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父亲告诉金博士，是另一个人挑衅他，导致了冲突。 金博士回答说：“孩子，只要你允许别人诱导你走向攻击，你就永远是个奴隶！” 这些话深深印在了我父亲心中，他致力于通过理智而非武力来对抗不公，这也是他后来多次教导我的道理。
我父亲一直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通过改善政府运作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他称这是他一生的社会使命。 1968年，他参与了梅纳德·杰克逊（Maynard Jackson）的副市长竞选活动，后者后来成为了亚特兰大市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1970年，他参与了安德鲁·杨（Andrew Young）大使的国会议员竞选活动。 在此期间，他遇到了我的母亲珍妮·道威尔（Jeannie Dowell），两人坠入爱河并结为连理。
他是莫尔豪斯学院Alpha Phi Alpha兄弟会的成员，他和母亲经常去坎特伯雷之家跨宗教中心，也就是亚特兰大大学校园内的阿布萨洛姆·琼斯圣公会中心。 那里也是许多逊尼派穆斯林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举行周五聚礼。 我的父母经常观看穆斯林学生礼拜。 我父亲一直有宗教倾向，不断地在寻找真正的信仰。 校园牧师经常允许进行跨宗教对话，正是在那种环境下，我父亲第一次接触到了伊斯兰教。 后来他得到了一本《古兰经》并开始阅读，他注意到书中所述的“与《圣经》中的造物主是同一位”。 被亲生父母遗弃的想法一直困扰着我父亲，他始终无法释怀。 但当他打开《古兰经》读到第93章时，其中的信息深深地触动了他：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以晨光发誓，以静谧的黑夜发誓；你的主没有抛弃你，也没有厌恶你。后世对于你，必比前世更好。你的主必将赏赐你，以致你喜悦。 难道他没有发现你是孤儿，而收留了你吗？发现你迷茫，而引导了你吗？发现你贫穷，而使你富足吗？ 所以，你不要苛待孤儿，不要呵斥乞求者；你应当宣扬你主的恩惠！ （《古兰经》93: 1-11）
读完这一章后，我父亲于1975年10月皈依了伊斯兰教。后来，作为一名美国穆斯林归信者，每当他阅读或听到这段《古兰经》经文时，总是热泪盈眶。 他也特别喜欢诗歌，他最喜欢的诗人之一是著名的黎巴嫩裔美国诗人纪伯伦（Gibran Khalil Gibran）。 我父亲在伊斯兰教中了解到，“哈利勒”（Khalil）是先知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的尊称，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查尔斯·哈利勒·伯里斯”。 两年后，他通过法律程序将我的名字也改成了哈利勒。
我父亲在亚特兰大接触过各种早期的美国穆斯林社区。 首先是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社区。 他很钦佩他们对书籍的热爱，并阅读过关于什叶派的内容，尽管后来他对第十二任伊玛目隐遁的教义表示过怀疑。 他进入亚特兰大的约翰·马歇尔法学院学习，并获得了法律学位。 1979年，也就是我父亲法学院毕业并通过佐治亚州律师资格考试的那一年，他所属的什叶派社区在伊朗革命后迁往了伊朗。 随后，我父母搬到了由美国最著名的伊玛目之一——贾米勒·阿明（Imam Jamil al-Amin）领导的社区。 贾米勒伊玛目原名H·拉普·布朗（H. Rap Brown），于1971年在赖克斯岛监狱皈依伊斯兰教，成为20世纪末美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穆斯林领袖之一。 贾米勒伊玛目领导着一个在加勒比地区和北美迅速扩张的、拥有超过25个穆斯林社区的网络。 亚特兰大西区是该网络的总部，社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曾经的囚犯，他们在狱中皈依了伊斯兰教，并誓言要洗心革面——就像马尔科姆·X兄弟一样！
我父母的家（当时位于Atwood街646号）充当了社区的临时原始图书馆。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总是挤满了陌生人，他们坐下来阅读关于伊斯兰教的新书，这些书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比如《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这是伊斯兰教最著名的两部经典著作。 作为孩子，我在贾米勒伊玛目的清真寺里长大，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的街角小店里度过，与他交谈并探讨各种话题。 当时我父亲与贾米尔伊玛目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尽管我父亲非常尊重他，视其为一位公认的领袖，但这些分歧还是导致我父亲与他保持了一种他所谓的“亲近但健康的距离”。 在此期间，我父亲在亚特兰大市担任研究员和犯罪分析师，这一职位他做了两年。 正是在那时，他与另一位伊玛目建立了更深厚的关系，即伊玛目 W. D. 穆罕默德世界社区的普莱蒙·阿尔-阿明伊玛目。 D. 穆罕默德。 普莱蒙伊玛目是哈佛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他在哈佛毕业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希望帮助他的社区摆脱毒品和越战带来的危害，这两者都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我父亲和普莱蒙伊玛目成了朋友，正是在普莱蒙伊玛目的清真寺里，我父亲遇到了他的精神导师——来自尼日利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 我父亲曾跟随沙特阿拉伯麦地那伊斯兰大学毕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这位谢赫对我父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我父亲在法律上将我们的姓氏从他原来的姓（伯里斯）改为了“阿卜杜勒-拉希德”。 从1980年起，我和我父亲在法律上都成了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他是长辈，我是晚辈。 作为一个非裔美国人皈依家庭，我们就是“阿卜杜勒-拉希德”一家。 我母亲也把她的名字从珍妮·道威尔改成了吉汉·阿卜杜勒-拉希德。
在谢赫的建议下，我父亲决定搬到沙特阿拉伯，在那里寻找一个社区并深入学习伊斯兰教。 那是1980年，当时美国新兴的伊斯兰教氛围令人感到沮丧。 许多皈依穆斯林的挫败感核心在于那条模糊的界限，使得文化伊斯兰与宗教伊斯兰之间的边界变得无法区分。 我父亲和他的另外两位朋友被麦地那大学录取，并前往那里学习。
我父亲在那里待了一年，于1981年返回。 他当时对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麦地那的生活怀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怀旧愿景。 作为南方长大的孩子，而且肤色特别深，他在美国经历的种族主义与南方许多其他黑人的经历如出一辙。 我父亲小时候曾亲眼目睹自家草坪上燃烧的十字架；在大学里，他曾受教于马丁·路德·金博士并深受其影响；我父亲在莫尔豪斯学院的同学包括塞缪尔·杰克逊和斯派克·李。 作为一名“阿尔法”兄弟会成员，他非常了解身为美国黑人的挣扎。 他以为自己能在前往阿拉伯的旅途中找到马尔科姆·X所发现的东西，于是怀着希望和乐观出发了，但他足够聪明，决定先独自一人去考察环境。 他撇下当时的我母亲、我和我的三个姐妹，前往阿拉伯，结果带回了负面经历，这些经历永远地烙印在他的意识深处。
除了两件事之外，我不太了解我父亲在阿拉伯那一年发生了什么：1）他学习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2）那里的一些人过去常称呼他为“男孩”（boy），这让他既愤怒又受伤。 有些人试图解释称呼他为“男孩”的原因，说他们第一眼以为他是非洲人而不是美国人——仿佛这真能成为什么正当理由似的。 一年后，我父亲带着伤痕回国了，他将那段经历称为“本应更懂事的穆斯林所患的种族主义疾病”。 我父亲告诉母亲，阿拉伯不是非裔美国人应该抚养孩子的地方，我们的工作是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让穆斯林的生活变得有意义。
回国后，在梅纳德·杰克逊担任亚特兰大市长（1974-1982年）期间，我父亲担任了该市的城市规划师。 在那段时间里，一群在佐治亚理工学院留学的外国穆斯林学生聚在一起，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建立了一座清真寺，名为法鲁克清真寺，现在是亚特兰大最大的清真寺。 他们招募我父亲来协助这个项目。 我父亲是当时亚特兰大市政厅里唯一的穆斯林，他成功地为该项目争取到了土地特许权，并促成了清真寺的建立。 清真寺建成并开始施工后，最初的创始人（包括我父亲和其他现在已是职场专业人士的学生）却拒绝给我父亲在清真寺董事会中留一个位置。 虽然我当时还不到10岁，但我记得我父亲和其他人在清真寺里的争论，记得他认为自己有权在社区担任董事会成员，以及他如何被排挤而让位于他人。 我父亲带着这件事进了坟墓，并认为这是那些虚伪之人的背叛行为。 虽然我不了解所有细节，但我可以说，我父亲将这件事的原因归咎于来自阿拉伯和南亚背景的美国移民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我可以对付穿着白袍的敌人，但我无法对付草丛里的毒蛇，它会在你毫无防备时从背后咬你一口。” 我父亲预言，只要穆斯林内部的种族主义持续存在，美国穆斯林社区就永远无法发挥其全部潜力。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因为种族主义，穆斯林还没准备好迎接黄金时代！” 他始终无法从海外社区和当地清真寺带给他的伤害中走出来，这个问题后来导致了他和我母亲的分居及最终离婚。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一直相爱，但社区的分裂深深地割裂了他们。因为当他觉得受创太深而无法在穆斯林社区工作时，我母亲为了照顾当时的我及三个年幼的妹妹，觉得她有责任让孩子们继续扎根于社区之中。 我父亲在受创后需要寻找并滋养自己，他决定在另一个战线上工作，以便既能治愈自己，也能致力于治愈他人。 他决定继续做一名穆斯林，但做一名“隐形穆斯林”，从不去清真寺或参加任何活动，即使在斋月期间也是如此，但他坚持礼拜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原则。 他依靠在麦地那大学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以及从谢赫那里学到的精神和教义实践，让自己在没有社区的情况下，在信仰领域里自我引导。
我父亲退出了美国穆斯林社区，转而重返当地美国政坛，并在法律上将他的名字从“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改回了原来的查尔斯·伯里斯。 有些人称他为叛教者，但另一些了解他立场的人则否认这一点，他们决定不再打扰他，并在远处支持他。
他搬到了佐治亚州的石山，那是当时三K党的根据地，他每年都能在市中心的主街上看到三K党的游行和庆祝活动。 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他曾在迪卡尔布县学校董事会任职，随后于1991年至1996年担任石山市议会议员。 他担任过多个政府高级职位，包括曾为已故参议员兼佐治亚州州务卿马克斯·克莱兰工作。 1994年，我父亲创办了自己的计算机软件公司作为副业，名为MountainWare Ltd。
在公共服务期间，我父亲对他过去在宗教社区中遇到的种族主义以及当地社区持续不断的三K党游行感到深深的困扰。 他也希望石山能成为一个更注重家庭、更多元化的地方。 他曾经抱怨石山的人行道不够多，有人对他说：“与其抱怨，为什么不自己做点什么呢？” 他后来告诉我，这就是他竞选市议员并最终竞选市长的动力！
我父亲开始竞选石山市市长，当时这个小镇有6700名居民；这里是马丁·路德·金博士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中提到的世界最大邦联纪念碑所在地，当时三K党正活跃在主街上游行，并在石山地产旁焚烧十字架。 我父亲过去常出版并分发一份名为《伯里斯报告》的通讯，详细阐述他的目标和愿景。 正是这份刊物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詹姆斯·维纳布尔。
詹姆斯·维纳布尔先生是三K党的大巫师，担任该组织领导人长达25年，他和他的父亲及叔叔共同拥有这座山，直到1958年佐治亚州从他们手中买下。 三K党过去常在山顶焚烧十字架，直到60年代末，此后他们便在维纳布尔先生位于山脚下的私人领地上焚烧。 维纳布尔先生的祖先将石山——世界上最大的一块裸露花岗岩——变成了采石场，并通过向大型建筑项目出售石料而致富。 众所周知，当时由三K党拥有的石山为布鲁克林大桥、巴拿马运河、诺克斯堡、美国国会大厦台阶、美国财政部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建设提供了原材料。 维纳布尔先生本人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律师，他的辩护记录包括为亚特兰大希伯来慈善会堂爆炸案的肇事者辩护，该会堂是一个改革派犹太教众团体，他也曾为一些被控犯罪的黑人辩护。 据称，他曾为一名被控谋杀的黑人赢得了无罪判决，后来又为两名在路易斯安那州因清真寺遭警方突袭而获罪的黑人穆斯林赢得了上诉。 据传他从那场诉讼中赢得的2.5万美元被注入了他的三K党组织。
维纳布尔先生对父亲的支持让一些人感到惊讶，但对于了解我父亲的人来说却并不意外。 我父亲说服了他投票给自己，父亲一直相信，只要了解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他就能努力将仇恨转化为希望。 他更喜欢与那些直率、坦诚的人打交道，完全无法与虚伪共事。 前佐治亚州众议员、我父亲的挚友比利·米切尔曾说，我父亲“非常平易近人，非常勤奋，我想连维纳布尔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父亲竞选市议员时，维纳布尔先生甚至在自家前院张贴了竞选标语以示支持。 六年后的维纳布尔先生去世几年后，我父亲竞选市长并获得了胜利。
此外，他还买下了维纳布尔先生的房子并搬了进去，在担任市长期间一直住在那里。 起初，我父亲拒绝了购买这栋房子的提议，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对这栋房子的厌恶也是基于偏见，而为了有效地领导城市，他必须克服这种偏见。 他说：“直到我们真正了解这个地方并给它一个机会；直到我们打开门走进去看，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喜欢这栋房子，并不在乎它曾经属于谁。” 当时我父亲已经再婚，他和继母一起买下了这栋房子并居住在那里。 搬进去的第一晚，父亲拿出一张金博士的装裱照片，挂在了卧室墙上。 我在那里和父亲度过了许多夜晚，对与他在一起的经历记忆犹新。 我们过去常一起在院子里散步，谈论领导力、服务、生活和人生经验。 正如我所称呼的那样，“那栋房子”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是我第一次在私密空间里亲身接触到仇恨与种族主义的遗产。 我在那里睡的第一晚是最难熬的，因为我总是忍不住想象在我之前住在这里的人是什么样；他们恐吓并摧毁了多少人的生活，而我怎么能住在一个被仇恨标记的地方呢？ 父亲帮助我接受了这次经历，面对这个本应是第二个家（当时却是一个反向的家）的地方。他教导我，没有任何人和事能免于改变的可能性，但这种改变可能是双向的，既可能向好，也可能向坏；我们有时会把自己囚禁在偏见的牢笼中，这会导致道德和社会堕落，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成为我们所激励他人去追求的那种改变。 我从“那栋房子”和住在里面的父亲身上学到，可耻的过去对于塑造今天的我们至关重要，将过去置于眼前有助于我们将昨天的视野与今天的曙光融合，这是塑造充满希望的明天的关键要素。 在我大学早年，“那栋房子”是我进行深度思考和反思这些事情的地方。 每当我想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我就会去“那栋房子”，那是一个与我家不同但同样意义非凡的空间。
“那栋房子”曾属于维纳布尔先生的女儿金杰·伯茨，她与我父亲和继母保持了多年的友谊。 她常说：“他们真是很棒的人！” 她父亲去世后，她担心市政府不会指定一条以维纳布尔命名的街道，于是向我父亲提出了这个担忧。 正如《纽约时报》关于此事的报道，
伯里斯先生察觉到机会，告诉伯茨女士，如果她的家族不再允许三K党人在山脚下的私人领地上举行集会（每年劳动节周末，他们都会在那里焚烧60英尺高的十字架），他会很高兴。 交易达成了……这让三K党落得个盛装打扮却无处可去的下场！
尽管取得了这一成功，且父亲对三K党深恶痛绝，并对3岁时自家院子里焚烧十字架的场景记忆犹新，但他从未在城市里取缔三K党。 他于1997年至2001年担任市长。 关于这一点，我父亲常说：“造物主确实有幽默感！”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说：“石山有了新的三K党（Klan），只是拼写变成了C：C-L-A-N，即‘像邻居一样生活的公民’（Citizens Living As Neighbors）。” “我想我就是那个黑人龙王！” 我父亲对金博士和詹姆斯·维纳布尔同一天生日（1月15日）感到很有趣。为了进一步巩固金博士在镇上的遗产并以希望取代仇恨，2000年2月26日，我父亲在市中心主街中央放置了“自由之钟”以纪念金博士，铭文写道：“让自由从佐治亚州石山响起。”
作为市议员和市长期间，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了新的人行道，阻止了三K党在主街游行，提高了警察和消防员的工资，降低了老年人的房产税评估，清理了城里所有的毒品屋，使城市公园的资金来源多样化，建立了城市回收计划，倡导保护历史遗迹，并重塑了城市形象。 为纪念金博士领导的“向华盛顿进军”30周年，我父亲组织了“自由列车”，从亚特兰大市中心开往石山主街的市政厅。 他常说：“也许情况正在好转一点点。” “如果说还有什么意义的话，希望我的当选能让人们知道石山市是一个好城镇，这里欢迎每一个人，任何人搬到这里并结识朋友和邻居都没有任何障碍。” 在市议会任职6年后，在获得石山镇黑人和白人市民的广泛支持后，他决定竞选市长。 他的竞选主张是平等，并通过振兴城市商业利益来实现经济发展。 尽管石山镇的市长职位在官方定义上是兼职，但他却全职投入市长工作，每月仅领取300美元的薪水。 我父亲后来回忆起他接到的一通电话，对方是一位92岁的白人女性，她是石山镇的终身居民。 她问他会成为什么样的市长，是会成为黑人的市长，还是白人的市长，亦或是所有人的市长？ 我父亲温和而坚定地向她保证，他会成为所有人的市长！ 她回答说：“那好吧，我想只要你们这些黑人能表现得体，我不介意把这座城市交给你们！”
我父亲担任市长期间，制定了多项计划，旨在培养石山镇居民的社区意识。 他将一个旧体育馆改造成社区电影院，并启动了一个名为“市长周六电影之夜”的项目。 家庭和社区导向的电影免费向公众放映；爆米花和茶点由市长办公室免费提供。 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人行道的项目，鼓励了家庭和其他邻居一起步行前往活动现场，这促进了人们在往返途中相互了解。 他致力于通过在石山镇各地铺设人行道，将城市打造为一个行人友好的城镇，从而将商业区、社区和主街连接起来。 我父亲曾说：“我想看到人们步行进城购物，带孩子去吃冰淇淋。 当人们在镇上行走时，他们会认识自己的邻居，这增强了他们的社区感。” 意识到石山镇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以及这座城市黑暗的过去，我父亲常说：
这个地区历史悠久。 其中一些历史对许多人来说是痛苦的。 我想以一种人们能够从中获益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实。 这里应该是一个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的地方，不仅是黑人和白人居民，还包括拉美裔和亚裔……这个地方有着复杂的历史——这里较早的开发项目之一是建立在美洲原住民的墓地上。 我们必须以一种能够教育他人并帮助治愈旧伤的方式，审慎且尊重地审视过去。
我父亲当选为该镇首位黑人市长，创造了地方和国家的历史。 1998年，他受克林顿总统邀请作为贵宾出席国情咨文演讲，并与第一夫人同坐。 2001年市长任期结束后，我父亲担任了南方区域委员会的执行主任，这是一个成立于1944年的非营利组织，旨在在美国南部建立种族平等并避免种族暴力。 作为该组织目标的一部分，我父亲致力于加强选民登记和政治意识。 2007年，他离开公共服务部门进入私营领域，并搬迁至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担任高级IT经理。 同年，我父亲突然病倒并住院，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罕见的绝症，称为淀粉样变性，即异常蛋白质在人体器官和组织中积聚。 他非常渴望参加巴拉克·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但因病重无法离开病床。 2009年2月12日星期四晚上，他因术后并发症去世，享年57岁。 我的姐妹们，萨莎·阿卜杜勒-拉希德、卡迪嘉·阿卜杜勒-拉希德和贾米拉·阿卜杜勒-拉希德也都是他的女儿；而我的母亲尽管后来再婚并育有两个女儿（法蒂玛·阿布-哈布和鲁亚·马哈茂德），却从未改回婚前姓氏，至今仍保留着杰汉·阿卜杜勒-拉希德这个名字。
结论
我父亲度过了极其独特且非凡的一生。 他白手起家，并活到了改变南方历史的时刻。 他常告诉我，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以一种能够面对镜子里的自己、并能坦然接受自己所做决定的人生方式去生活。 他曾告诉我，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没有所谓的小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所采纳的哪一个圣行，就会成为带你进入天堂的那一个！ 帮助社区是他职业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使命。 在他内心深处，他认为种族主义是腐蚀人性中最美好部分的最恶劣的人类疾病。 他虔诚地信仰宗教，认为伊斯兰教是他的答案，但他发现当时穆斯林群体的品格存在问题——因为他看到在太多情况下，一些穆斯林为了短期利益而放弃了他们最优秀的价值观，转而追求最恶劣的人性特征，却带来了长期的后果。
我一直觉得，我敬爱的父亲站在石山背景前的那张标志性照片，展示了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以及邦联将军罗伯特·E·李和石墙杰克逊的雕刻，这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当今美国穆斯林所面临的挑战。 美国内战的阴影预示着非裔美国穆斯林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美国穆斯林叙事和领导层时所经历的挣扎。 美国内战的核心是一场种族斗争，在我父亲的意识中，阻碍穆斯林进入他所说的“黄金时代”的问题，根源在于种族敌意，这些敌意至今仍在隔离我们，并导致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极其糟糕的个人和社区状况。 我们没有在彼此的心灵和思想中为对方开辟平等的空间，更不用说在清真寺、董事会和其他组织等许多物理场所了。 这种彼此之间等级森严的混乱，是由文化习俗和危险的意识形态引入的，这些习俗和意识形态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并锚定在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中。 我们也没有足够好地理解我们当地的历史和叙事，以确保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不会重蹈过去的覆辙。 非裔美国穆斯林的历史及其对美国伊斯兰遗产的贡献是一座值得保存和认可的历史丰碑，这一事实往往被美国穆斯林社区不断多元化的现实所掩盖。 归根结底，定义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出身或身份，而是我们的遗产。 我父亲那张“山前之人”的照片让我们思考：作为美国穆斯林，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他的故事以及非裔美国穆斯林群体的历史，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教如何被视为美国经验中一种真实的本土特征，而不再仅仅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产物。
• 凯文·萨克，《三K党发源地选出黑人市长》，《纽约时报》，11月 22日，1997年。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black-muslim-american-mayor-in-the-home-of-the-kkk
原文标题：The Black Muslim American Mayor in the Home of the KKK
作者：Dr. Khalil Abdurrashid
作者简介：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博士（Dr. Khalil Abdurrashid）：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是哈佛大学首位全职穆斯林校牧，哈佛神学院穆斯林研究讲师，以及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讲师。他为哈佛大学的所有穆斯林学生提供服务，负责管理哈佛大学校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并担任哈佛大学宗教、精神与伦理生活委员会成员。他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出生并长大，在南卫理公会大学获得了美国伊斯兰教自由研究博士学位，并拥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伊斯兰法与中东研究硕士学位及哲学硕士学位。他获得了佐治亚州立大学社会工作学士学位，并曾在佐治亚州担任过几年社会工作者。随后，他通过学术和传统方式深造伊斯兰研究，这使他前往中东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留学多年。在伊斯坦布尔期间，哈利勒博士在马尔马拉大学攻读了比较伊斯兰法硕士学位，并获得了两项伊斯兰科学的高级伊斯兰神学院博士级许可（ijaza）。他曾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多门关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法的课程，并在佐治亚州立大学教授阿拉伯语。他是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学院首位受薪的穆斯林校牧，并曾担任纽约警察局局长的顾问。他还曾在纽约市担任过几年伊玛目，并在北达拉斯的一家大型伊斯兰中心担任过几年驻院学者。他与妻子共同创立了位于达拉斯的美国伊斯兰神学院，并曾在南卫理公会大学的自由研究研究生项目中担任伊斯兰研究讲师。他通过指导、项目、讲座、跨宗教工作以及在神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开设的课程，为哈佛大学的整个穆斯林社区提供服务。
副标题：完整始末：黑人穆斯林如何在美国种族历史深处赢得公共信任
摘要：本文讲述一位黑人穆斯林美国市长在三K党历史阴影浓重之地的经历。文章通过个人故事和地方历史，展示穆斯林身份、黑人身份、公共服务和美国种族现实之间的复杂交汇。
图：石山镇的黑人穆斯林市长与三K党大本营
引言
1915年，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现代三K党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诞生。 三K党最初是在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形成的。 这个早期组织在1871年左右消亡，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灰复燃。正是这个现代三K党变得臭名昭著，并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三K党的纲领宣扬白人至上，仇视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并对民权运动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正是在那个时代，佐治亚州的白人至上主义律师詹姆斯·维纳布尔（James Venable）站了出来，复兴了三K党，并将其总部设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 他曾于1946年至1949年担任该市市长，并领导三K党长达25年之久！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人后来支持我父亲竞选石山镇市议员，并最终支持他成为石山镇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我第一次分享我父亲的故事，既是为了纪念他的一生和遗产，也是为了提醒我们，美国穆斯林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父亲查尔斯·伯里斯（Charles Burris）于1951年3月5日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亚历山大市。 他是个孤儿，婴儿时期就被遗弃在我后来称之为“妈妈”的养母家门口。 尽管直到他去世那天，他本人以及我和姐妹们都不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谁，但他的养父母是虔诚的南方浸信会教育工作者。 我的祖母“妈妈”名叫佛蒙特·伯里斯（Vermont Burris），是一名高中英语老师。 她的丈夫西摩·伯里斯（Seymour Burris）是一名小学老师，后来失明了。 我父亲小时候常帮着照顾他，因此很早就养成了重视教育和帮助弱势群体的习惯。 在父亲上一年级之前，祖母就教他数学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并让他背诵其中的片段。 我的祖父母也是社区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非常活跃的志愿者。 他们过去常带着我父亲一起去帮助社区里的其他黑人进行选民登记。 16岁那年，我父亲从路易斯安那州的皮博迪高中毕业，并于1967年作为美林学者被莫尔豪斯学院录取。 在本科期间，他曾在学生会担任过各种职务，参加过游泳和跳水队，为校报撰稿，并参加了马丁·路德·金博士亲自授课的莫尔豪斯周六研讨会。
有一天，我父亲上课迟到了，在与人发生争执后才走进教室。 金博士注意到了我父亲的神情和举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父亲告诉金博士，是另一个人挑衅他，导致了冲突。 金博士回答说：“孩子，只要你允许别人诱导你走向攻击，你就永远是个奴隶！” 这些话深深印在了我父亲心中，他致力于通过理智而非武力来对抗不公，这也是他后来多次教导我的道理。
我父亲一直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通过改善政府运作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他称这是他一生的社会使命。 1968年，他参与了梅纳德·杰克逊（Maynard Jackson）的副市长竞选活动，后者后来成为了亚特兰大市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1970年，他参与了安德鲁·杨（Andrew Young）大使的国会议员竞选活动。 在此期间，他遇到了我的母亲珍妮·道威尔（Jeannie Dowell），两人坠入爱河并结为连理。
他是莫尔豪斯学院Alpha Phi Alpha兄弟会的成员，他和母亲经常去坎特伯雷之家跨宗教中心，也就是亚特兰大大学校园内的阿布萨洛姆·琼斯圣公会中心。 那里也是许多逊尼派穆斯林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举行周五聚礼。 我的父母经常观看穆斯林学生礼拜。 我父亲一直有宗教倾向，不断地在寻找真正的信仰。 校园牧师经常允许进行跨宗教对话，正是在那种环境下，我父亲第一次接触到了伊斯兰教。 后来他得到了一本《古兰经》并开始阅读，他注意到书中所述的“与《圣经》中的造物主是同一位”。 被亲生父母遗弃的想法一直困扰着我父亲，他始终无法释怀。 但当他打开《古兰经》读到第93章时，其中的信息深深地触动了他：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以晨光发誓，以静谧的黑夜发誓；你的主没有抛弃你，也没有厌恶你。后世对于你，必比前世更好。你的主必将赏赐你，以致你喜悦。 难道他没有发现你是孤儿，而收留了你吗？发现你迷茫，而引导了你吗？发现你贫穷，而使你富足吗？ 所以，你不要苛待孤儿，不要呵斥乞求者；你应当宣扬你主的恩惠！ （《古兰经》93: 1-11）
读完这一章后，我父亲于1975年10月皈依了伊斯兰教。后来，作为一名美国穆斯林归信者，每当他阅读或听到这段《古兰经》经文时，总是热泪盈眶。 他也特别喜欢诗歌，他最喜欢的诗人之一是著名的黎巴嫩裔美国诗人纪伯伦（Gibran Khalil Gibran）。 我父亲在伊斯兰教中了解到，“哈利勒”（Khalil）是先知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的尊称，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查尔斯·哈利勒·伯里斯”。 两年后，他通过法律程序将我的名字也改成了哈利勒。
我父亲在亚特兰大接触过各种早期的美国穆斯林社区。 首先是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社区。 他很钦佩他们对书籍的热爱，并阅读过关于什叶派的内容，尽管后来他对第十二任伊玛目隐遁的教义表示过怀疑。 他进入亚特兰大的约翰·马歇尔法学院学习，并获得了法律学位。 1979年，也就是我父亲法学院毕业并通过佐治亚州律师资格考试的那一年，他所属的什叶派社区在伊朗革命后迁往了伊朗。 随后，我父母搬到了由美国最著名的伊玛目之一——贾米勒·阿明（Imam Jamil al-Amin）领导的社区。 贾米勒伊玛目原名H·拉普·布朗（H. Rap Brown），于1971年在赖克斯岛监狱皈依伊斯兰教，成为20世纪末美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穆斯林领袖之一。 贾米勒伊玛目领导着一个在加勒比地区和北美迅速扩张的、拥有超过25个穆斯林社区的网络。 亚特兰大西区是该网络的总部，社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曾经的囚犯，他们在狱中皈依了伊斯兰教，并誓言要洗心革面——就像马尔科姆·X兄弟一样！
我父母的家（当时位于Atwood街646号）充当了社区的临时原始图书馆。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总是挤满了陌生人，他们坐下来阅读关于伊斯兰教的新书，这些书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比如《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这是伊斯兰教最著名的两部经典著作。 作为孩子，我在贾米勒伊玛目的清真寺里长大，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的街角小店里度过，与他交谈并探讨各种话题。 当时我父亲与贾米尔伊玛目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尽管我父亲非常尊重他，视其为一位公认的领袖，但这些分歧还是导致我父亲与他保持了一种他所谓的“亲近但健康的距离”。 在此期间，我父亲在亚特兰大市担任研究员和犯罪分析师，这一职位他做了两年。 正是在那时，他与另一位伊玛目建立了更深厚的关系，即伊玛目 W. D. 穆罕默德世界社区的普莱蒙·阿尔-阿明伊玛目。 D. 穆罕默德。 普莱蒙伊玛目是哈佛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他在哈佛毕业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希望帮助他的社区摆脱毒品和越战带来的危害，这两者都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我父亲和普莱蒙伊玛目成了朋友，正是在普莱蒙伊玛目的清真寺里，我父亲遇到了他的精神导师——来自尼日利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 我父亲曾跟随沙特阿拉伯麦地那伊斯兰大学毕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这位谢赫对我父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我父亲在法律上将我们的姓氏从他原来的姓（伯里斯）改为了“阿卜杜勒-拉希德”。 从1980年起，我和我父亲在法律上都成了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他是长辈，我是晚辈。 作为一个非裔美国人皈依家庭，我们就是“阿卜杜勒-拉希德”一家。 我母亲也把她的名字从珍妮·道威尔改成了吉汉·阿卜杜勒-拉希德。
在谢赫的建议下，我父亲决定搬到沙特阿拉伯，在那里寻找一个社区并深入学习伊斯兰教。 那是1980年，当时美国新兴的伊斯兰教氛围令人感到沮丧。 许多皈依穆斯林的挫败感核心在于那条模糊的界限，使得文化伊斯兰与宗教伊斯兰之间的边界变得无法区分。 我父亲和他的另外两位朋友被麦地那大学录取，并前往那里学习。
我父亲在那里待了一年，于1981年返回。 他当时对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麦地那的生活怀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怀旧愿景。 作为南方长大的孩子，而且肤色特别深，他在美国经历的种族主义与南方许多其他黑人的经历如出一辙。 我父亲小时候曾亲眼目睹自家草坪上燃烧的十字架；在大学里，他曾受教于马丁·路德·金博士并深受其影响；我父亲在莫尔豪斯学院的同学包括塞缪尔·杰克逊和斯派克·李。 作为一名“阿尔法”兄弟会成员，他非常了解身为美国黑人的挣扎。 他以为自己能在前往阿拉伯的旅途中找到马尔科姆·X所发现的东西，于是怀着希望和乐观出发了，但他足够聪明，决定先独自一人去考察环境。 他撇下当时的我母亲、我和我的三个姐妹，前往阿拉伯，结果带回了负面经历，这些经历永远地烙印在他的意识深处。
除了两件事之外，我不太了解我父亲在阿拉伯那一年发生了什么：1）他学习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2）那里的一些人过去常称呼他为“男孩”（boy），这让他既愤怒又受伤。 有些人试图解释称呼他为“男孩”的原因，说他们第一眼以为他是非洲人而不是美国人——仿佛这真能成为什么正当理由似的。 一年后，我父亲带着伤痕回国了，他将那段经历称为“本应更懂事的穆斯林所患的种族主义疾病”。 我父亲告诉母亲，阿拉伯不是非裔美国人应该抚养孩子的地方，我们的工作是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让穆斯林的生活变得有意义。
回国后，在梅纳德·杰克逊担任亚特兰大市长（1974-1982年）期间，我父亲担任了该市的城市规划师。 在那段时间里，一群在佐治亚理工学院留学的外国穆斯林学生聚在一起，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建立了一座清真寺，名为法鲁克清真寺，现在是亚特兰大最大的清真寺。 他们招募我父亲来协助这个项目。 我父亲是当时亚特兰大市政厅里唯一的穆斯林，他成功地为该项目争取到了土地特许权，并促成了清真寺的建立。 清真寺建成并开始施工后，最初的创始人（包括我父亲和其他现在已是职场专业人士的学生）却拒绝给我父亲在清真寺董事会中留一个位置。 虽然我当时还不到10岁，但我记得我父亲和其他人在清真寺里的争论，记得他认为自己有权在社区担任董事会成员，以及他如何被排挤而让位于他人。 我父亲带着这件事进了坟墓，并认为这是那些虚伪之人的背叛行为。 虽然我不了解所有细节，但我可以说，我父亲将这件事的原因归咎于来自阿拉伯和南亚背景的美国移民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我可以对付穿着白袍的敌人，但我无法对付草丛里的毒蛇，它会在你毫无防备时从背后咬你一口。” 我父亲预言，只要穆斯林内部的种族主义持续存在，美国穆斯林社区就永远无法发挥其全部潜力。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因为种族主义，穆斯林还没准备好迎接黄金时代！” 他始终无法从海外社区和当地清真寺带给他的伤害中走出来，这个问题后来导致了他和我母亲的分居及最终离婚。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一直相爱，但社区的分裂深深地割裂了他们。因为当他觉得受创太深而无法在穆斯林社区工作时，我母亲为了照顾当时的我及三个年幼的妹妹，觉得她有责任让孩子们继续扎根于社区之中。 我父亲在受创后需要寻找并滋养自己，他决定在另一个战线上工作，以便既能治愈自己，也能致力于治愈他人。 他决定继续做一名穆斯林，但做一名“隐形穆斯林”，从不去清真寺或参加任何活动，即使在斋月期间也是如此，但他坚持礼拜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原则。 他依靠在麦地那大学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以及从谢赫那里学到的精神和教义实践，让自己在没有社区的情况下，在信仰领域里自我引导。
我父亲退出了美国穆斯林社区，转而重返当地美国政坛，并在法律上将他的名字从“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改回了原来的查尔斯·伯里斯。 有些人称他为叛教者，但另一些了解他立场的人则否认这一点，他们决定不再打扰他，并在远处支持他。
他搬到了佐治亚州的石山，那是当时三K党的根据地，他每年都能在市中心的主街上看到三K党的游行和庆祝活动。 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他曾在迪卡尔布县学校董事会任职，随后于1991年至1996年担任石山市议会议员。 他担任过多个政府高级职位，包括曾为已故参议员兼佐治亚州州务卿马克斯·克莱兰工作。 1994年，我父亲创办了自己的计算机软件公司作为副业，名为MountainWare Ltd。
在公共服务期间，我父亲对他过去在宗教社区中遇到的种族主义以及当地社区持续不断的三K党游行感到深深的困扰。 他也希望石山能成为一个更注重家庭、更多元化的地方。 他曾经抱怨石山的人行道不够多，有人对他说：“与其抱怨，为什么不自己做点什么呢？” 他后来告诉我，这就是他竞选市议员并最终竞选市长的动力！
我父亲开始竞选石山市市长，当时这个小镇有6700名居民；这里是马丁·路德·金博士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中提到的世界最大邦联纪念碑所在地，当时三K党正活跃在主街上游行，并在石山地产旁焚烧十字架。 我父亲过去常出版并分发一份名为《伯里斯报告》的通讯，详细阐述他的目标和愿景。 正是这份刊物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詹姆斯·维纳布尔。
詹姆斯·维纳布尔先生是三K党的大巫师，担任该组织领导人长达25年，他和他的父亲及叔叔共同拥有这座山，直到1958年佐治亚州从他们手中买下。 三K党过去常在山顶焚烧十字架，直到60年代末，此后他们便在维纳布尔先生位于山脚下的私人领地上焚烧。 维纳布尔先生的祖先将石山——世界上最大的一块裸露花岗岩——变成了采石场，并通过向大型建筑项目出售石料而致富。 众所周知，当时由三K党拥有的石山为布鲁克林大桥、巴拿马运河、诺克斯堡、美国国会大厦台阶、美国财政部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建设提供了原材料。 维纳布尔先生本人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律师，他的辩护记录包括为亚特兰大希伯来慈善会堂爆炸案的肇事者辩护，该会堂是一个改革派犹太教众团体，他也曾为一些被控犯罪的黑人辩护。 据称，他曾为一名被控谋杀的黑人赢得了无罪判决，后来又为两名在路易斯安那州因清真寺遭警方突袭而获罪的黑人穆斯林赢得了上诉。 据传他从那场诉讼中赢得的2.5万美元被注入了他的三K党组织。
维纳布尔先生对父亲的支持让一些人感到惊讶，但对于了解我父亲的人来说却并不意外。 我父亲说服了他投票给自己，父亲一直相信，只要了解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他就能努力将仇恨转化为希望。 他更喜欢与那些直率、坦诚的人打交道，完全无法与虚伪共事。 前佐治亚州众议员、我父亲的挚友比利·米切尔曾说，我父亲“非常平易近人，非常勤奋，我想连维纳布尔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父亲竞选市议员时，维纳布尔先生甚至在自家前院张贴了竞选标语以示支持。 六年后的维纳布尔先生去世几年后，我父亲竞选市长并获得了胜利。
此外，他还买下了维纳布尔先生的房子并搬了进去，在担任市长期间一直住在那里。 起初，我父亲拒绝了购买这栋房子的提议，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对这栋房子的厌恶也是基于偏见，而为了有效地领导城市，他必须克服这种偏见。 他说：“直到我们真正了解这个地方并给它一个机会；直到我们打开门走进去看，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喜欢这栋房子，并不在乎它曾经属于谁。” 当时我父亲已经再婚，他和继母一起买下了这栋房子并居住在那里。 搬进去的第一晚，父亲拿出一张金博士的装裱照片，挂在了卧室墙上。 我在那里和父亲度过了许多夜晚，对与他在一起的经历记忆犹新。 我们过去常一起在院子里散步，谈论领导力、服务、生活和人生经验。 正如我所称呼的那样，“那栋房子”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是我第一次在私密空间里亲身接触到仇恨与种族主义的遗产。 我在那里睡的第一晚是最难熬的，因为我总是忍不住想象在我之前住在这里的人是什么样；他们恐吓并摧毁了多少人的生活，而我怎么能住在一个被仇恨标记的地方呢？ 父亲帮助我接受了这次经历，面对这个本应是第二个家（当时却是一个反向的家）的地方。他教导我，没有任何人和事能免于改变的可能性，但这种改变可能是双向的，既可能向好，也可能向坏；我们有时会把自己囚禁在偏见的牢笼中，这会导致道德和社会堕落，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成为我们所激励他人去追求的那种改变。 我从“那栋房子”和住在里面的父亲身上学到，可耻的过去对于塑造今天的我们至关重要，将过去置于眼前有助于我们将昨天的视野与今天的曙光融合，这是塑造充满希望的明天的关键要素。 在我大学早年，“那栋房子”是我进行深度思考和反思这些事情的地方。 每当我想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我就会去“那栋房子”，那是一个与我家不同但同样意义非凡的空间。
“那栋房子”曾属于维纳布尔先生的女儿金杰·伯茨，她与我父亲和继母保持了多年的友谊。 她常说：“他们真是很棒的人！” 她父亲去世后，她担心市政府不会指定一条以维纳布尔命名的街道，于是向我父亲提出了这个担忧。 正如《纽约时报》关于此事的报道，
伯里斯先生察觉到机会，告诉伯茨女士，如果她的家族不再允许三K党人在山脚下的私人领地上举行集会（每年劳动节周末，他们都会在那里焚烧60英尺高的十字架），他会很高兴。 交易达成了……这让三K党落得个盛装打扮却无处可去的下场！
尽管取得了这一成功，且父亲对三K党深恶痛绝，并对3岁时自家院子里焚烧十字架的场景记忆犹新，但他从未在城市里取缔三K党。 他于1997年至2001年担任市长。 关于这一点，我父亲常说：“造物主确实有幽默感！”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说：“石山有了新的三K党（Klan），只是拼写变成了C：C-L-A-N，即‘像邻居一样生活的公民’（Citizens Living As Neighbors）。” “我想我就是那个黑人龙王！” 我父亲对金博士和詹姆斯·维纳布尔同一天生日（1月15日）感到很有趣。为了进一步巩固金博士在镇上的遗产并以希望取代仇恨，2000年2月26日，我父亲在市中心主街中央放置了“自由之钟”以纪念金博士，铭文写道：“让自由从佐治亚州石山响起。”
作为市议员和市长期间，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了新的人行道，阻止了三K党在主街游行，提高了警察和消防员的工资，降低了老年人的房产税评估，清理了城里所有的毒品屋，使城市公园的资金来源多样化，建立了城市回收计划，倡导保护历史遗迹，并重塑了城市形象。 为纪念金博士领导的“向华盛顿进军”30周年，我父亲组织了“自由列车”，从亚特兰大市中心开往石山主街的市政厅。 他常说：“也许情况正在好转一点点。” “如果说还有什么意义的话，希望我的当选能让人们知道石山市是一个好城镇，这里欢迎每一个人，任何人搬到这里并结识朋友和邻居都没有任何障碍。” 在市议会任职6年后，在获得石山镇黑人和白人市民的广泛支持后，他决定竞选市长。 他的竞选主张是平等，并通过振兴城市商业利益来实现经济发展。 尽管石山镇的市长职位在官方定义上是兼职，但他却全职投入市长工作，每月仅领取300美元的薪水。 我父亲后来回忆起他接到的一通电话，对方是一位92岁的白人女性，她是石山镇的终身居民。 她问他会成为什么样的市长，是会成为黑人的市长，还是白人的市长，亦或是所有人的市长？ 我父亲温和而坚定地向她保证，他会成为所有人的市长！ 她回答说：“那好吧，我想只要你们这些黑人能表现得体，我不介意把这座城市交给你们！”
我父亲担任市长期间，制定了多项计划，旨在培养石山镇居民的社区意识。 他将一个旧体育馆改造成社区电影院，并启动了一个名为“市长周六电影之夜”的项目。 家庭和社区导向的电影免费向公众放映；爆米花和茶点由市长办公室免费提供。 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人行道的项目，鼓励了家庭和其他邻居一起步行前往活动现场，这促进了人们在往返途中相互了解。 他致力于通过在石山镇各地铺设人行道，将城市打造为一个行人友好的城镇，从而将商业区、社区和主街连接起来。 我父亲曾说：“我想看到人们步行进城购物，带孩子去吃冰淇淋。 当人们在镇上行走时，他们会认识自己的邻居，这增强了他们的社区感。” 意识到石山镇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以及这座城市黑暗的过去，我父亲常说：
这个地区历史悠久。 其中一些历史对许多人来说是痛苦的。 我想以一种人们能够从中获益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实。 这里应该是一个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的地方，不仅是黑人和白人居民，还包括拉美裔和亚裔……这个地方有着复杂的历史——这里较早的开发项目之一是建立在美洲原住民的墓地上。 我们必须以一种能够教育他人并帮助治愈旧伤的方式，审慎且尊重地审视过去。
我父亲当选为该镇首位黑人市长，创造了地方和国家的历史。 1998年，他受克林顿总统邀请作为贵宾出席国情咨文演讲，并与第一夫人同坐。 2001年市长任期结束后，我父亲担任了南方区域委员会的执行主任，这是一个成立于1944年的非营利组织，旨在在美国南部建立种族平等并避免种族暴力。 作为该组织目标的一部分，我父亲致力于加强选民登记和政治意识。 2007年，他离开公共服务部门进入私营领域，并搬迁至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担任高级IT经理。 同年，我父亲突然病倒并住院，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罕见的绝症，称为淀粉样变性，即异常蛋白质在人体器官和组织中积聚。 他非常渴望参加巴拉克·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但因病重无法离开病床。 2009年2月12日星期四晚上，他因术后并发症去世，享年57岁。 我的姐妹们，萨莎·阿卜杜勒-拉希德、卡迪嘉·阿卜杜勒-拉希德和贾米拉·阿卜杜勒-拉希德也都是他的女儿；而我的母亲尽管后来再婚并育有两个女儿（法蒂玛·阿布-哈布和鲁亚·马哈茂德），却从未改回婚前姓氏，至今仍保留着杰汉·阿卜杜勒-拉希德这个名字。
结论
我父亲度过了极其独特且非凡的一生。 他白手起家，并活到了改变南方历史的时刻。 他常告诉我，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以一种能够面对镜子里的自己、并能坦然接受自己所做决定的人生方式去生活。 他曾告诉我，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没有所谓的小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所采纳的哪一个圣行，就会成为带你进入天堂的那一个！ 帮助社区是他职业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使命。 在他内心深处，他认为种族主义是腐蚀人性中最美好部分的最恶劣的人类疾病。 他虔诚地信仰宗教，认为伊斯兰教是他的答案，但他发现当时穆斯林群体的品格存在问题——因为他看到在太多情况下，一些穆斯林为了短期利益而放弃了他们最优秀的价值观，转而追求最恶劣的人性特征，却带来了长期的后果。
我一直觉得，我敬爱的父亲站在石山背景前的那张标志性照片，展示了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以及邦联将军罗伯特·E·李和石墙杰克逊的雕刻，这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当今美国穆斯林所面临的挑战。 美国内战的阴影预示着非裔美国穆斯林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美国穆斯林叙事和领导层时所经历的挣扎。 美国内战的核心是一场种族斗争，在我父亲的意识中，阻碍穆斯林进入他所说的“黄金时代”的问题，根源在于种族敌意，这些敌意至今仍在隔离我们，并导致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极其糟糕的个人和社区状况。 我们没有在彼此的心灵和思想中为对方开辟平等的空间，更不用说在清真寺、董事会和其他组织等许多物理场所了。 这种彼此之间等级森严的混乱，是由文化习俗和危险的意识形态引入的，这些习俗和意识形态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并锚定在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中。 我们也没有足够好地理解我们当地的历史和叙事，以确保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不会重蹈过去的覆辙。 非裔美国穆斯林的历史及其对美国伊斯兰遗产的贡献是一座值得保存和认可的历史丰碑，这一事实往往被美国穆斯林社区不断多元化的现实所掩盖。 归根结底，定义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出身或身份，而是我们的遗产。 我父亲那张“山前之人”的照片让我们思考：作为美国穆斯林，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他的故事以及非裔美国穆斯林群体的历史，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教如何被视为美国经验中一种真实的本土特征，而不再仅仅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产物。
• 凯文·萨克，《三K党发源地选出黑人市长》，《纽约时报》，11月 22日，1997年。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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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black-muslim-american-mayor-in-the-home-of-the-kkk
原文标题：The Black Muslim American Mayor in the Home of the KKK
作者：Dr. Khalil Abdurrashid
作者简介：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博士（Dr. Khalil Abdurrashid）：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是哈佛大学首位全职穆斯林校牧，哈佛神学院穆斯林研究讲师，以及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讲师。他为哈佛大学的所有穆斯林学生提供服务，负责管理哈佛大学校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并担任哈佛大学宗教、精神与伦理生活委员会成员。他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出生并长大，在南卫理公会大学获得了美国伊斯兰教自由研究博士学位，并拥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伊斯兰法与中东研究硕士学位及哲学硕士学位。他获得了佐治亚州立大学社会工作学士学位，并曾在佐治亚州担任过几年社会工作者。随后，他通过学术和传统方式深造伊斯兰研究，这使他前往中东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留学多年。在伊斯坦布尔期间，哈利勒博士在马尔马拉大学攻读了比较伊斯兰法硕士学位，并获得了两项伊斯兰科学的高级伊斯兰神学院博士级许可（ijaza）。他曾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多门关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法的课程，并在佐治亚州立大学教授阿拉伯语。他是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学院首位受薪的穆斯林校牧，并曾担任纽约警察局局长的顾问。他还曾在纽约市担任过几年伊玛目，并在北达拉斯的一家大型伊斯兰中心担任过几年驻院学者。他与妻子共同创立了位于达拉斯的美国伊斯兰神学院，并曾在南卫理公会大学的自由研究研究生项目中担任伊斯兰研究讲师。他通过指导、项目、讲座、跨宗教工作以及在神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开设的课程，为哈佛大学的整个穆斯林社区提供服务。
副标题：完整始末：黑人穆斯林如何在美国种族历史深处赢得公共信任
摘要：本文讲述一位黑人穆斯林美国市长在三K党历史阴影浓重之地的经历。文章通过个人故事和地方历史，展示穆斯林身份、黑人身份、公共服务和美国种族现实之间的复杂交汇。
图：石山镇的黑人穆斯林市长与三K党大本营
引言
1915年，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现代三K党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诞生。 三K党最初是在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形成的。 这个早期组织在1871年左右消亡，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灰复燃。正是这个现代三K党变得臭名昭著，并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三K党的纲领宣扬白人至上，仇视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并对民权运动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正是在那个时代，佐治亚州的白人至上主义律师詹姆斯·维纳布尔（James Venable）站了出来，复兴了三K党，并将其总部设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 他曾于1946年至1949年担任该市市长，并领导三K党长达25年之久！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人后来支持我父亲竞选石山镇市议员，并最终支持他成为石山镇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我第一次分享我父亲的故事，既是为了纪念他的一生和遗产，也是为了提醒我们，美国穆斯林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父亲查尔斯·伯里斯（Charles Burris）于1951年3月5日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亚历山大市。 他是个孤儿，婴儿时期就被遗弃在我后来称之为“妈妈”的养母家门口。 尽管直到他去世那天，他本人以及我和姐妹们都不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谁，但他的养父母是虔诚的南方浸信会教育工作者。 我的祖母“妈妈”名叫佛蒙特·伯里斯（Vermont Burris），是一名高中英语老师。 她的丈夫西摩·伯里斯（Seymour Burris）是一名小学老师，后来失明了。 我父亲小时候常帮着照顾他，因此很早就养成了重视教育和帮助弱势群体的习惯。 在父亲上一年级之前，祖母就教他数学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并让他背诵其中的片段。 我的祖父母也是社区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非常活跃的志愿者。 他们过去常带着我父亲一起去帮助社区里的其他黑人进行选民登记。 16岁那年，我父亲从路易斯安那州的皮博迪高中毕业，并于1967年作为美林学者被莫尔豪斯学院录取。 在本科期间，他曾在学生会担任过各种职务，参加过游泳和跳水队，为校报撰稿，并参加了马丁·路德·金博士亲自授课的莫尔豪斯周六研讨会。
有一天，我父亲上课迟到了，在与人发生争执后才走进教室。 金博士注意到了我父亲的神情和举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父亲告诉金博士，是另一个人挑衅他，导致了冲突。 金博士回答说：“孩子，只要你允许别人诱导你走向攻击，你就永远是个奴隶！” 这些话深深印在了我父亲心中，他致力于通过理智而非武力来对抗不公，这也是他后来多次教导我的道理。
我父亲一直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通过改善政府运作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他称这是他一生的社会使命。 1968年，他参与了梅纳德·杰克逊（Maynard Jackson）的副市长竞选活动，后者后来成为了亚特兰大市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1970年，他参与了安德鲁·杨（Andrew Young）大使的国会议员竞选活动。 在此期间，他遇到了我的母亲珍妮·道威尔（Jeannie Dowell），两人坠入爱河并结为连理。
他是莫尔豪斯学院Alpha Phi Alpha兄弟会的成员，他和母亲经常去坎特伯雷之家跨宗教中心，也就是亚特兰大大学校园内的阿布萨洛姆·琼斯圣公会中心。 那里也是许多逊尼派穆斯林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举行周五聚礼。 我的父母经常观看穆斯林学生礼拜。 我父亲一直有宗教倾向，不断地在寻找真正的信仰。 校园牧师经常允许进行跨宗教对话，正是在那种环境下，我父亲第一次接触到了伊斯兰教。 后来他得到了一本《古兰经》并开始阅读，他注意到书中所述的“与《圣经》中的造物主是同一位”。 被亲生父母遗弃的想法一直困扰着我父亲，他始终无法释怀。 但当他打开《古兰经》读到第93章时，其中的信息深深地触动了他：
读完这一章后，我父亲于1975年10月皈依了伊斯兰教。后来，作为一名美国穆斯林归信者，每当他阅读或听到这段《古兰经》经文时，总是热泪盈眶。 他也特别喜欢诗歌，他最喜欢的诗人之一是著名的黎巴嫩裔美国诗人纪伯伦（Gibran Khalil Gibran）。 我父亲在伊斯兰教中了解到，“哈利勒”（Khalil）是先知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的尊称，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查尔斯·哈利勒·伯里斯”。 两年后，他通过法律程序将我的名字也改成了哈利勒。
我父亲在亚特兰大接触过各种早期的美国穆斯林社区。 首先是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社区。 他很钦佩他们对书籍的热爱，并阅读过关于什叶派的内容，尽管后来他对第十二任伊玛目隐遁的教义表示过怀疑。 他进入亚特兰大的约翰·马歇尔法学院学习，并获得了法律学位。 1979年，也就是我父亲法学院毕业并通过佐治亚州律师资格考试的那一年，他所属的什叶派社区在伊朗革命后迁往了伊朗。 随后，我父母搬到了由美国最著名的伊玛目之一——贾米勒·阿明（Imam Jamil al-Amin）领导的社区。 贾米勒伊玛目原名H·拉普·布朗（H. Rap Brown），于1971年在赖克斯岛监狱皈依伊斯兰教，成为20世纪末美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穆斯林领袖之一。 贾米勒伊玛目领导着一个在加勒比地区和北美迅速扩张的、拥有超过25个穆斯林社区的网络。 亚特兰大西区是该网络的总部，社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曾经的囚犯，他们在狱中皈依了伊斯兰教，并誓言要洗心革面——就像马尔科姆·X兄弟一样！
我父母的家（当时位于Atwood街646号）充当了社区的临时原始图书馆。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总是挤满了陌生人，他们坐下来阅读关于伊斯兰教的新书，这些书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比如《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这是伊斯兰教最著名的两部经典著作。 作为孩子，我在贾米勒伊玛目的清真寺里长大，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的街角小店里度过，与他交谈并探讨各种话题。 当时我父亲与贾米尔伊玛目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尽管我父亲非常尊重他，视其为一位公认的领袖，但这些分歧还是导致我父亲与他保持了一种他所谓的“亲近但健康的距离”。 在此期间，我父亲在亚特兰大市担任研究员和犯罪分析师，这一职位他做了两年。 正是在那时，他与另一位伊玛目建立了更深厚的关系，即伊玛目 W. D. 穆罕默德世界社区的普莱蒙·阿尔-阿明伊玛目。 D. 穆罕默德。 普莱蒙伊玛目是哈佛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他在哈佛毕业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希望帮助他的社区摆脱毒品和越战带来的危害，这两者都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我父亲和普莱蒙伊玛目成了朋友，正是在普莱蒙伊玛目的清真寺里，我父亲遇到了他的精神导师——来自尼日利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 我父亲曾跟随沙特阿拉伯麦地那伊斯兰大学毕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这位谢赫对我父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我父亲在法律上将我们的姓氏从他原来的姓（伯里斯）改为了“阿卜杜勒-拉希德”。 从1980年起，我和我父亲在法律上都成了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他是长辈，我是晚辈。 作为一个非裔美国人皈依家庭，我们就是“阿卜杜勒-拉希德”一家。 我母亲也把她的名字从珍妮·道威尔改成了吉汉·阿卜杜勒-拉希德。
在谢赫的建议下，我父亲决定搬到沙特阿拉伯，在那里寻找一个社区并深入学习伊斯兰教。 那是1980年，当时美国新兴的伊斯兰教氛围令人感到沮丧。 许多皈依穆斯林的挫败感核心在于那条模糊的界限，使得文化伊斯兰与宗教伊斯兰之间的边界变得无法区分。 我父亲和他的另外两位朋友被麦地那大学录取，并前往那里学习。
我父亲在那里待了一年，于1981年返回。 他当时对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麦地那的生活怀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怀旧愿景。 作为南方长大的孩子，而且肤色特别深，他在美国经历的种族主义与南方许多其他黑人的经历如出一辙。 我父亲小时候曾亲眼目睹自家草坪上燃烧的十字架；在大学里，他曾受教于马丁·路德·金博士并深受其影响；我父亲在莫尔豪斯学院的同学包括塞缪尔·杰克逊和斯派克·李。 作为一名“阿尔法”兄弟会成员，他非常了解身为美国黑人的挣扎。 他以为自己能在前往阿拉伯的旅途中找到马尔科姆·X所发现的东西，于是怀着希望和乐观出发了，但他足够聪明，决定先独自一人去考察环境。 他撇下当时的我母亲、我和我的三个姐妹，前往阿拉伯，结果带回了负面经历，这些经历永远地烙印在他的意识深处。
除了两件事之外，我不太了解我父亲在阿拉伯那一年发生了什么：1）他学习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2）那里的一些人过去常称呼他为“男孩”（boy），这让他既愤怒又受伤。 有些人试图解释称呼他为“男孩”的原因，说他们第一眼以为他是非洲人而不是美国人——仿佛这真能成为什么正当理由似的。 一年后，我父亲带着伤痕回国了，他将那段经历称为“本应更懂事的穆斯林所患的种族主义疾病”。 我父亲告诉母亲，阿拉伯不是非裔美国人应该抚养孩子的地方，我们的工作是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让穆斯林的生活变得有意义。
回国后，在梅纳德·杰克逊担任亚特兰大市长（1974-1982年）期间，我父亲担任了该市的城市规划师。 在那段时间里，一群在佐治亚理工学院留学的外国穆斯林学生聚在一起，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建立了一座清真寺，名为法鲁克清真寺，现在是亚特兰大最大的清真寺。 他们招募我父亲来协助这个项目。 我父亲是当时亚特兰大市政厅里唯一的穆斯林，他成功地为该项目争取到了土地特许权，并促成了清真寺的建立。 清真寺建成并开始施工后，最初的创始人（包括我父亲和其他现在已是职场专业人士的学生）却拒绝给我父亲在清真寺董事会中留一个位置。 虽然我当时还不到10岁，但我记得我父亲和其他人在清真寺里的争论，记得他认为自己有权在社区担任董事会成员，以及他如何被排挤而让位于他人。 我父亲带着这件事进了坟墓，并认为这是那些虚伪之人的背叛行为。 虽然我不了解所有细节，但我可以说，我父亲将这件事的原因归咎于来自阿拉伯和南亚背景的美国移民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我可以对付穿着白袍的敌人，但我无法对付草丛里的毒蛇，它会在你毫无防备时从背后咬你一口。” 我父亲预言，只要穆斯林内部的种族主义持续存在，美国穆斯林社区就永远无法发挥其全部潜力。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因为种族主义，穆斯林还没准备好迎接黄金时代！” 他始终无法从海外社区和当地清真寺带给他的伤害中走出来，这个问题后来导致了他和我母亲的分居及最终离婚。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一直相爱，但社区的分裂深深地割裂了他们。因为当他觉得受创太深而无法在穆斯林社区工作时，我母亲为了照顾当时的我及三个年幼的妹妹，觉得她有责任让孩子们继续扎根于社区之中。 我父亲在受创后需要寻找并滋养自己，他决定在另一个战线上工作，以便既能治愈自己，也能致力于治愈他人。 他决定继续做一名穆斯林，但做一名“隐形穆斯林”，从不去清真寺或参加任何活动，即使在斋月期间也是如此，但他坚持礼拜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原则。 他依靠在麦地那大学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以及从谢赫那里学到的精神和教义实践，让自己在没有社区的情况下，在信仰领域里自我引导。
我父亲退出了美国穆斯林社区，转而重返当地美国政坛，并在法律上将他的名字从“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改回了原来的查尔斯·伯里斯。 有些人称他为叛教者，但另一些了解他立场的人则否认这一点，他们决定不再打扰他，并在远处支持他。
他搬到了佐治亚州的石山，那是当时三K党的根据地，他每年都能在市中心的主街上看到三K党的游行和庆祝活动。 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他曾在迪卡尔布县学校董事会任职，随后于1991年至1996年担任石山市议会议员。 他担任过多个政府高级职位，包括曾为已故参议员兼佐治亚州州务卿马克斯·克莱兰工作。 1994年，我父亲创办了自己的计算机软件公司作为副业，名为MountainWare Ltd。
在公共服务期间，我父亲对他过去在宗教社区中遇到的种族主义以及当地社区持续不断的三K党游行感到深深的困扰。 他也希望石山能成为一个更注重家庭、更多元化的地方。 他曾经抱怨石山的人行道不够多，有人对他说：“与其抱怨，为什么不自己做点什么呢？” 他后来告诉我，这就是他竞选市议员并最终竞选市长的动力！
我父亲开始竞选石山市市长，当时这个小镇有6700名居民；这里是马丁·路德·金博士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中提到的世界最大邦联纪念碑所在地，当时三K党正活跃在主街上游行，并在石山地产旁焚烧十字架。 我父亲过去常出版并分发一份名为《伯里斯报告》的通讯，详细阐述他的目标和愿景。 正是这份刊物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詹姆斯·维纳布尔。
詹姆斯·维纳布尔先生是三K党的大巫师，担任该组织领导人长达25年，他和他的父亲及叔叔共同拥有这座山，直到1958年佐治亚州从他们手中买下。 三K党过去常在山顶焚烧十字架，直到60年代末，此后他们便在维纳布尔先生位于山脚下的私人领地上焚烧。 维纳布尔先生的祖先将石山——世界上最大的一块裸露花岗岩——变成了采石场，并通过向大型建筑项目出售石料而致富。 众所周知，当时由三K党拥有的石山为布鲁克林大桥、巴拿马运河、诺克斯堡、美国国会大厦台阶、美国财政部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建设提供了原材料。 维纳布尔先生本人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律师，他的辩护记录包括为亚特兰大希伯来慈善会堂爆炸案的肇事者辩护，该会堂是一个改革派犹太教众团体，他也曾为一些被控犯罪的黑人辩护。 据称，他曾为一名被控谋杀的黑人赢得了无罪判决，后来又为两名在路易斯安那州因清真寺遭警方突袭而获罪的黑人穆斯林赢得了上诉。 据传他从那场诉讼中赢得的2.5万美元被注入了他的三K党组织。
维纳布尔先生对父亲的支持让一些人感到惊讶，但对于了解我父亲的人来说却并不意外。 我父亲说服了他投票给自己，父亲一直相信，只要了解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他就能努力将仇恨转化为希望。 他更喜欢与那些直率、坦诚的人打交道，完全无法与虚伪共事。 前佐治亚州众议员、我父亲的挚友比利·米切尔曾说，我父亲“非常平易近人，非常勤奋，我想连维纳布尔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父亲竞选市议员时，维纳布尔先生甚至在自家前院张贴了竞选标语以示支持。 六年后的维纳布尔先生去世几年后，我父亲竞选市长并获得了胜利。
此外，他还买下了维纳布尔先生的房子并搬了进去，在担任市长期间一直住在那里。 起初，我父亲拒绝了购买这栋房子的提议，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对这栋房子的厌恶也是基于偏见，而为了有效地领导城市，他必须克服这种偏见。 他说：“直到我们真正了解这个地方并给它一个机会；直到我们打开门走进去看，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喜欢这栋房子，并不在乎它曾经属于谁。” 当时我父亲已经再婚，他和继母一起买下了这栋房子并居住在那里。 搬进去的第一晚，父亲拿出一张金博士的装裱照片，挂在了卧室墙上。 我在那里和父亲度过了许多夜晚，对与他在一起的经历记忆犹新。 我们过去常一起在院子里散步，谈论领导力、服务、生活和人生经验。 正如我所称呼的那样，“那栋房子”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是我第一次在私密空间里亲身接触到仇恨与种族主义的遗产。 我在那里睡的第一晚是最难熬的，因为我总是忍不住想象在我之前住在这里的人是什么样；他们恐吓并摧毁了多少人的生活，而我怎么能住在一个被仇恨标记的地方呢？ 父亲帮助我接受了这次经历，面对这个本应是第二个家（当时却是一个反向的家）的地方。他教导我，没有任何人和事能免于改变的可能性，但这种改变可能是双向的，既可能向好，也可能向坏；我们有时会把自己囚禁在偏见的牢笼中，这会导致道德和社会堕落，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成为我们所激励他人去追求的那种改变。 我从“那栋房子”和住在里面的父亲身上学到，可耻的过去对于塑造今天的我们至关重要，将过去置于眼前有助于我们将昨天的视野与今天的曙光融合，这是塑造充满希望的明天的关键要素。 在我大学早年，“那栋房子”是我进行深度思考和反思这些事情的地方。 每当我想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我就会去“那栋房子”，那是一个与我家不同但同样意义非凡的空间。
“那栋房子”曾属于维纳布尔先生的女儿金杰·伯茨，她与我父亲和继母保持了多年的友谊。 她常说：“他们真是很棒的人！” 她父亲去世后，她担心市政府不会指定一条以维纳布尔命名的街道，于是向我父亲提出了这个担忧。 正如《纽约时报》关于此事的报道，
尽管取得了这一成功，且父亲对三K党深恶痛绝，并对3岁时自家院子里焚烧十字架的场景记忆犹新，但他从未在城市里取缔三K党。 他于1997年至2001年担任市长。 关于这一点，我父亲常说：“造物主确实有幽默感！”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说：“石山有了新的三K党（Klan），只是拼写变成了C：C-L-A-N，即‘像邻居一样生活的公民’（Citizens Living As Neighbors）。” “我想我就是那个黑人龙王！” 我父亲对金博士和詹姆斯·维纳布尔同一天生日（1月15日）感到很有趣。为了进一步巩固金博士在镇上的遗产并以希望取代仇恨，2000年2月26日，我父亲在市中心主街中央放置了“自由之钟”以纪念金博士，铭文写道：“让自由从佐治亚州石山响起。”
作为市议员和市长期间，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了新的人行道，阻止了三K党在主街游行，提高了警察和消防员的工资，降低了老年人的房产税评估，清理了城里所有的毒品屋，使城市公园的资金来源多样化，建立了城市回收计划，倡导保护历史遗迹，并重塑了城市形象。 为纪念金博士领导的“向华盛顿进军”30周年，我父亲组织了“自由列车”，从亚特兰大市中心开往石山主街的市政厅。 他常说：“也许情况正在好转一点点。” “如果说还有什么意义的话，希望我的当选能让人们知道石山市是一个好城镇，这里欢迎每一个人，任何人搬到这里并结识朋友和邻居都没有任何障碍。” 在市议会任职6年后，在获得石山镇黑人和白人市民的广泛支持后，他决定竞选市长。 他的竞选主张是平等，并通过振兴城市商业利益来实现经济发展。 尽管石山镇的市长职位在官方定义上是兼职，但他却全职投入市长工作，每月仅领取300美元的薪水。 我父亲后来回忆起他接到的一通电话，对方是一位92岁的白人女性，她是石山镇的终身居民。 她问他会成为什么样的市长，是会成为黑人的市长，还是白人的市长，亦或是所有人的市长？ 我父亲温和而坚定地向她保证，他会成为所有人的市长！ 她回答说：“那好吧，我想只要你们这些黑人能表现得体，我不介意把这座城市交给你们！”
我父亲担任市长期间，制定了多项计划，旨在培养石山镇居民的社区意识。 他将一个旧体育馆改造成社区电影院，并启动了一个名为“市长周六电影之夜”的项目。 家庭和社区导向的电影免费向公众放映；爆米花和茶点由市长办公室免费提供。 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人行道的项目，鼓励了家庭和其他邻居一起步行前往活动现场，这促进了人们在往返途中相互了解。 他致力于通过在石山镇各地铺设人行道，将城市打造为一个行人友好的城镇，从而将商业区、社区和主街连接起来。 我父亲曾说：“我想看到人们步行进城购物，带孩子去吃冰淇淋。 当人们在镇上行走时，他们会认识自己的邻居，这增强了他们的社区感。” 意识到石山镇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以及这座城市黑暗的过去，我父亲常说：
我父亲当选为该镇首位黑人市长，创造了地方和国家的历史。 1998年，他受克林顿总统邀请作为贵宾出席国情咨文演讲，并与第一夫人同坐。 2001年市长任期结束后，我父亲担任了南方区域委员会的执行主任，这是一个成立于1944年的非营利组织，旨在在美国南部建立种族平等并避免种族暴力。 作为该组织目标的一部分，我父亲致力于加强选民登记和政治意识。 2007年，他离开公共服务部门进入私营领域，并搬迁至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担任高级IT经理。 同年，我父亲突然病倒并住院，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罕见的绝症，称为淀粉样变性，即异常蛋白质在人体器官和组织中积聚。 他非常渴望参加巴拉克·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但因病重无法离开病床。 2009年2月12日星期四晚上，他因术后并发症去世，享年57岁。 我的姐妹们，萨莎·阿卜杜勒-拉希德、卡迪嘉·阿卜杜勒-拉希德和贾米拉·阿卜杜勒-拉希德也都是他的女儿；而我的母亲尽管后来再婚并育有两个女儿（法蒂玛·阿布-哈布和鲁亚·马哈茂德），却从未改回婚前姓氏，至今仍保留着杰汉·阿卜杜勒-拉希德这个名字。
结论
我父亲度过了极其独特且非凡的一生。 他白手起家，并活到了改变南方历史的时刻。 他常告诉我，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以一种能够面对镜子里的自己、并能坦然接受自己所做决定的人生方式去生活。 他曾告诉我，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没有所谓的小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所采纳的哪一个圣行，就会成为带你进入天堂的那一个！ 帮助社区是他职业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使命。 在他内心深处，他认为种族主义是腐蚀人性中最美好部分的最恶劣的人类疾病。 他虔诚地信仰宗教，认为伊斯兰教是他的答案，但他发现当时穆斯林群体的品格存在问题——因为他看到在太多情况下，一些穆斯林为了短期利益而放弃了他们最优秀的价值观，转而追求最恶劣的人性特征，却带来了长期的后果。
我一直觉得，我敬爱的父亲站在石山背景前的那张标志性照片，展示了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以及邦联将军罗伯特·E·李和石墙杰克逊的雕刻，这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当今美国穆斯林所面临的挑战。 美国内战的阴影预示着非裔美国穆斯林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美国穆斯林叙事和领导层时所经历的挣扎。 美国内战的核心是一场种族斗争，在我父亲的意识中，阻碍穆斯林进入他所说的“黄金时代”的问题，根源在于种族敌意，这些敌意至今仍在隔离我们，并导致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极其糟糕的个人和社区状况。 我们没有在彼此的心灵和思想中为对方开辟平等的空间，更不用说在清真寺、董事会和其他组织等许多物理场所了。 这种彼此之间等级森严的混乱，是由文化习俗和危险的意识形态引入的，这些习俗和意识形态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并锚定在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中。 我们也没有足够好地理解我们当地的历史和叙事，以确保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不会重蹈过去的覆辙。 非裔美国穆斯林的历史及其对美国伊斯兰遗产的贡献是一座值得保存和认可的历史丰碑，这一事实往往被美国穆斯林社区不断多元化的现实所掩盖。 归根结底，定义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出身或身份，而是我们的遗产。 我父亲那张“山前之人”的照片让我们思考：作为美国穆斯林，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他的故事以及非裔美国穆斯林群体的历史，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教如何被视为美国经验中一种真实的本土特征，而不再仅仅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产物。
• 凯文·萨克，《三K党发源地选出黑人市长》，《纽约时报》，11月 22日，1997年。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black-muslim-american-mayor-in-the-home-of-the-kkk
原文标题：The Black Muslim American Mayor in the Home of the KKK
作者：Dr. Khalil Abdurrashid
作者简介：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博士（Dr. Khalil Abdurrashid）：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是哈佛大学首位全职穆斯林校牧，哈佛神学院穆斯林研究讲师，以及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讲师。他为哈佛大学的所有穆斯林学生提供服务，负责管理哈佛大学校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并担任哈佛大学宗教、精神与伦理生活委员会成员。他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出生并长大，在南卫理公会大学获得了美国伊斯兰教自由研究博士学位，并拥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伊斯兰法与中东研究硕士学位及哲学硕士学位。他获得了佐治亚州立大学社会工作学士学位，并曾在佐治亚州担任过几年社会工作者。随后，他通过学术和传统方式深造伊斯兰研究，这使他前往中东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留学多年。在伊斯坦布尔期间，哈利勒博士在马尔马拉大学攻读了比较伊斯兰法硕士学位，并获得了两项伊斯兰科学的高级伊斯兰神学院博士级许可（ijaza）。他曾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多门关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法的课程，并在佐治亚州立大学教授阿拉伯语。他是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学院首位受薪的穆斯林校牧，并曾担任纽约警察局局长的顾问。他还曾在纽约市担任过几年伊玛目，并在北达拉斯的一家大型伊斯兰中心担任过几年驻院学者。他与妻子共同创立了位于达拉斯的美国伊斯兰神学院，并曾在南卫理公会大学的自由研究研究生项目中担任伊斯兰研究讲师。他通过指导、项目、讲座、跨宗教工作以及在神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开设的课程，为哈佛大学的整个穆斯林社区提供服务。
副标题：完整始末：黑人穆斯林如何在美国种族历史深处赢得公共信任
摘要：本文讲述一位黑人穆斯林美国市长在三K党历史阴影浓重之地的经历。文章通过个人故事和地方历史，展示穆斯林身份、黑人身份、公共服务和美国种族现实之间的复杂交汇。
图：石山镇的黑人穆斯林市长与三K党大本营
引言
1915年，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现代三K党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诞生。 三K党最初是在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形成的。 这个早期组织在1871年左右消亡，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灰复燃。正是这个现代三K党变得臭名昭著，并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三K党的纲领宣扬白人至上，仇视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并对民权运动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正是在那个时代，佐治亚州的白人至上主义律师詹姆斯·维纳布尔（James Venable）站了出来，复兴了三K党，并将其总部设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 他曾于1946年至1949年担任该市市长，并领导三K党长达25年之久！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人后来支持我父亲竞选石山镇市议员，并最终支持他成为石山镇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我第一次分享我父亲的故事，既是为了纪念他的一生和遗产，也是为了提醒我们，美国穆斯林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父亲查尔斯·伯里斯（Charles Burris）于1951年3月5日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亚历山大市。 他是个孤儿，婴儿时期就被遗弃在我后来称之为“妈妈”的养母家门口。 尽管直到他去世那天，他本人以及我和姐妹们都不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谁，但他的养父母是虔诚的南方浸信会教育工作者。 我的祖母“妈妈”名叫佛蒙特·伯里斯（Vermont Burris），是一名高中英语老师。 她的丈夫西摩·伯里斯（Seymour Burris）是一名小学老师，后来失明了。 我父亲小时候常帮着照顾他，因此很早就养成了重视教育和帮助弱势群体的习惯。 在父亲上一年级之前，祖母就教他数学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并让他背诵其中的片段。 我的祖父母也是社区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非常活跃的志愿者。 他们过去常带着我父亲一起去帮助社区里的其他黑人进行选民登记。 16岁那年，我父亲从路易斯安那州的皮博迪高中毕业，并于1967年作为美林学者被莫尔豪斯学院录取。 在本科期间，他曾在学生会担任过各种职务，参加过游泳和跳水队，为校报撰稿，并参加了马丁·路德·金博士亲自授课的莫尔豪斯周六研讨会。
有一天，我父亲上课迟到了，在与人发生争执后才走进教室。 金博士注意到了我父亲的神情和举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父亲告诉金博士，是另一个人挑衅他，导致了冲突。 金博士回答说：“孩子，只要你允许别人诱导你走向攻击，你就永远是个奴隶！” 这些话深深印在了我父亲心中，他致力于通过理智而非武力来对抗不公，这也是他后来多次教导我的道理。
我父亲一直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通过改善政府运作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他称这是他一生的社会使命。 1968年，他参与了梅纳德·杰克逊（Maynard Jackson）的副市长竞选活动，后者后来成为了亚特兰大市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1970年，他参与了安德鲁·杨（Andrew Young）大使的国会议员竞选活动。 在此期间，他遇到了我的母亲珍妮·道威尔（Jeannie Dowell），两人坠入爱河并结为连理。
他是莫尔豪斯学院Alpha Phi Alpha兄弟会的成员，他和母亲经常去坎特伯雷之家跨宗教中心，也就是亚特兰大大学校园内的阿布萨洛姆·琼斯圣公会中心。 那里也是许多逊尼派穆斯林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举行周五聚礼。 我的父母经常观看穆斯林学生礼拜。 我父亲一直有宗教倾向，不断地在寻找真正的信仰。 校园牧师经常允许进行跨宗教对话，正是在那种环境下，我父亲第一次接触到了伊斯兰教。 后来他得到了一本《古兰经》并开始阅读，他注意到书中所述的“与《圣经》中的造物主是同一位”。 被亲生父母遗弃的想法一直困扰着我父亲，他始终无法释怀。 但当他打开《古兰经》读到第93章时，其中的信息深深地触动了他：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以晨光发誓，以静谧的黑夜发誓；你的主没有抛弃你，也没有厌恶你。后世对于你，必比前世更好。你的主必将赏赐你，以致你喜悦。 难道他没有发现你是孤儿，而收留了你吗？发现你迷茫，而引导了你吗？发现你贫穷，而使你富足吗？ 所以，你不要苛待孤儿，不要呵斥乞求者；你应当宣扬你主的恩惠！ （《古兰经》93: 1-11）
读完这一章后，我父亲于1975年10月皈依了伊斯兰教。后来，作为一名美国穆斯林归信者，每当他阅读或听到这段《古兰经》经文时，总是热泪盈眶。 他也特别喜欢诗歌，他最喜欢的诗人之一是著名的黎巴嫩裔美国诗人纪伯伦（Gibran Khalil Gibran）。 我父亲在伊斯兰教中了解到，“哈利勒”（Khalil）是先知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的尊称，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查尔斯·哈利勒·伯里斯”。 两年后，他通过法律程序将我的名字也改成了哈利勒。
我父亲在亚特兰大接触过各种早期的美国穆斯林社区。 首先是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社区。 他很钦佩他们对书籍的热爱，并阅读过关于什叶派的内容，尽管后来他对第十二任伊玛目隐遁的教义表示过怀疑。 他进入亚特兰大的约翰·马歇尔法学院学习，并获得了法律学位。 1979年，也就是我父亲法学院毕业并通过佐治亚州律师资格考试的那一年，他所属的什叶派社区在伊朗革命后迁往了伊朗。 随后，我父母搬到了由美国最著名的伊玛目之一——贾米勒·阿明（Imam Jamil al-Amin）领导的社区。 贾米勒伊玛目原名H·拉普·布朗（H. Rap Brown），于1971年在赖克斯岛监狱皈依伊斯兰教，成为20世纪末美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穆斯林领袖之一。 贾米勒伊玛目领导着一个在加勒比地区和北美迅速扩张的、拥有超过25个穆斯林社区的网络。 亚特兰大西区是该网络的总部，社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曾经的囚犯，他们在狱中皈依了伊斯兰教，并誓言要洗心革面——就像马尔科姆·X兄弟一样！
我父母的家（当时位于Atwood街646号）充当了社区的临时原始图书馆。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总是挤满了陌生人，他们坐下来阅读关于伊斯兰教的新书，这些书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比如《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这是伊斯兰教最著名的两部经典著作。 作为孩子，我在贾米勒伊玛目的清真寺里长大，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的街角小店里度过，与他交谈并探讨各种话题。 当时我父亲与贾米尔伊玛目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尽管我父亲非常尊重他，视其为一位公认的领袖，但这些分歧还是导致我父亲与他保持了一种他所谓的“亲近但健康的距离”。 在此期间，我父亲在亚特兰大市担任研究员和犯罪分析师，这一职位他做了两年。 正是在那时，他与另一位伊玛目建立了更深厚的关系，即伊玛目 W. D. 穆罕默德世界社区的普莱蒙·阿尔-阿明伊玛目。 D. 穆罕默德。 普莱蒙伊玛目是哈佛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他在哈佛毕业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希望帮助他的社区摆脱毒品和越战带来的危害，这两者都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我父亲和普莱蒙伊玛目成了朋友，正是在普莱蒙伊玛目的清真寺里，我父亲遇到了他的精神导师——来自尼日利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 我父亲曾跟随沙特阿拉伯麦地那伊斯兰大学毕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这位谢赫对我父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我父亲在法律上将我们的姓氏从他原来的姓（伯里斯）改为了“阿卜杜勒-拉希德”。 从1980年起，我和我父亲在法律上都成了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他是长辈，我是晚辈。 作为一个非裔美国人皈依家庭，我们就是“阿卜杜勒-拉希德”一家。 我母亲也把她的名字从珍妮·道威尔改成了吉汉·阿卜杜勒-拉希德。
在谢赫的建议下，我父亲决定搬到沙特阿拉伯，在那里寻找一个社区并深入学习伊斯兰教。 那是1980年，当时美国新兴的伊斯兰教氛围令人感到沮丧。 许多皈依穆斯林的挫败感核心在于那条模糊的界限，使得文化伊斯兰与宗教伊斯兰之间的边界变得无法区分。 我父亲和他的另外两位朋友被麦地那大学录取，并前往那里学习。
我父亲在那里待了一年，于1981年返回。 他当时对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麦地那的生活怀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怀旧愿景。 作为南方长大的孩子，而且肤色特别深，他在美国经历的种族主义与南方许多其他黑人的经历如出一辙。 我父亲小时候曾亲眼目睹自家草坪上燃烧的十字架；在大学里，他曾受教于马丁·路德·金博士并深受其影响；我父亲在莫尔豪斯学院的同学包括塞缪尔·杰克逊和斯派克·李。 作为一名“阿尔法”兄弟会成员，他非常了解身为美国黑人的挣扎。 他以为自己能在前往阿拉伯的旅途中找到马尔科姆·X所发现的东西，于是怀着希望和乐观出发了，但他足够聪明，决定先独自一人去考察环境。 他撇下当时的我母亲、我和我的三个姐妹，前往阿拉伯，结果带回了负面经历，这些经历永远地烙印在他的意识深处。
除了两件事之外，我不太了解我父亲在阿拉伯那一年发生了什么：1）他学习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2）那里的一些人过去常称呼他为“男孩”（boy），这让他既愤怒又受伤。 有些人试图解释称呼他为“男孩”的原因，说他们第一眼以为他是非洲人而不是美国人——仿佛这真能成为什么正当理由似的。 一年后，我父亲带着伤痕回国了，他将那段经历称为“本应更懂事的穆斯林所患的种族主义疾病”。 我父亲告诉母亲，阿拉伯不是非裔美国人应该抚养孩子的地方，我们的工作是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让穆斯林的生活变得有意义。
回国后，在梅纳德·杰克逊担任亚特兰大市长（1974-1982年）期间，我父亲担任了该市的城市规划师。 在那段时间里，一群在佐治亚理工学院留学的外国穆斯林学生聚在一起，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建立了一座清真寺，名为法鲁克清真寺，现在是亚特兰大最大的清真寺。 他们招募我父亲来协助这个项目。 我父亲是当时亚特兰大市政厅里唯一的穆斯林，他成功地为该项目争取到了土地特许权，并促成了清真寺的建立。 清真寺建成并开始施工后，最初的创始人（包括我父亲和其他现在已是职场专业人士的学生）却拒绝给我父亲在清真寺董事会中留一个位置。 虽然我当时还不到10岁，但我记得我父亲和其他人在清真寺里的争论，记得他认为自己有权在社区担任董事会成员，以及他如何被排挤而让位于他人。 我父亲带着这件事进了坟墓，并认为这是那些虚伪之人的背叛行为。 虽然我不了解所有细节，但我可以说，我父亲将这件事的原因归咎于来自阿拉伯和南亚背景的美国移民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我可以对付穿着白袍的敌人，但我无法对付草丛里的毒蛇，它会在你毫无防备时从背后咬你一口。” 我父亲预言，只要穆斯林内部的种族主义持续存在，美国穆斯林社区就永远无法发挥其全部潜力。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因为种族主义，穆斯林还没准备好迎接黄金时代！” 他始终无法从海外社区和当地清真寺带给他的伤害中走出来，这个问题后来导致了他和我母亲的分居及最终离婚。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一直相爱，但社区的分裂深深地割裂了他们。因为当他觉得受创太深而无法在穆斯林社区工作时，我母亲为了照顾当时的我及三个年幼的妹妹，觉得她有责任让孩子们继续扎根于社区之中。 我父亲在受创后需要寻找并滋养自己，他决定在另一个战线上工作，以便既能治愈自己，也能致力于治愈他人。 他决定继续做一名穆斯林，但做一名“隐形穆斯林”，从不去清真寺或参加任何活动，即使在斋月期间也是如此，但他坚持礼拜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原则。 他依靠在麦地那大学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以及从谢赫那里学到的精神和教义实践，让自己在没有社区的情况下，在信仰领域里自我引导。
我父亲退出了美国穆斯林社区，转而重返当地美国政坛，并在法律上将他的名字从“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改回了原来的查尔斯·伯里斯。 有些人称他为叛教者，但另一些了解他立场的人则否认这一点，他们决定不再打扰他，并在远处支持他。
他搬到了佐治亚州的石山，那是当时三K党的根据地，他每年都能在市中心的主街上看到三K党的游行和庆祝活动。 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他曾在迪卡尔布县学校董事会任职，随后于1991年至1996年担任石山市议会议员。 他担任过多个政府高级职位，包括曾为已故参议员兼佐治亚州州务卿马克斯·克莱兰工作。 1994年，我父亲创办了自己的计算机软件公司作为副业，名为MountainWare Ltd。
在公共服务期间，我父亲对他过去在宗教社区中遇到的种族主义以及当地社区持续不断的三K党游行感到深深的困扰。 他也希望石山能成为一个更注重家庭、更多元化的地方。 他曾经抱怨石山的人行道不够多，有人对他说：“与其抱怨，为什么不自己做点什么呢？” 他后来告诉我，这就是他竞选市议员并最终竞选市长的动力！
我父亲开始竞选石山市市长，当时这个小镇有6700名居民；这里是马丁·路德·金博士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中提到的世界最大邦联纪念碑所在地，当时三K党正活跃在主街上游行，并在石山地产旁焚烧十字架。 我父亲过去常出版并分发一份名为《伯里斯报告》的通讯，详细阐述他的目标和愿景。 正是这份刊物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詹姆斯·维纳布尔。
詹姆斯·维纳布尔先生是三K党的大巫师，担任该组织领导人长达25年，他和他的父亲及叔叔共同拥有这座山，直到1958年佐治亚州从他们手中买下。 三K党过去常在山顶焚烧十字架，直到60年代末，此后他们便在维纳布尔先生位于山脚下的私人领地上焚烧。 维纳布尔先生的祖先将石山——世界上最大的一块裸露花岗岩——变成了采石场，并通过向大型建筑项目出售石料而致富。 众所周知，当时由三K党拥有的石山为布鲁克林大桥、巴拿马运河、诺克斯堡、美国国会大厦台阶、美国财政部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建设提供了原材料。 维纳布尔先生本人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律师，他的辩护记录包括为亚特兰大希伯来慈善会堂爆炸案的肇事者辩护，该会堂是一个改革派犹太教众团体，他也曾为一些被控犯罪的黑人辩护。 据称，他曾为一名被控谋杀的黑人赢得了无罪判决，后来又为两名在路易斯安那州因清真寺遭警方突袭而获罪的黑人穆斯林赢得了上诉。 据传他从那场诉讼中赢得的2.5万美元被注入了他的三K党组织。
维纳布尔先生对父亲的支持让一些人感到惊讶，但对于了解我父亲的人来说却并不意外。 我父亲说服了他投票给自己，父亲一直相信，只要了解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他就能努力将仇恨转化为希望。 他更喜欢与那些直率、坦诚的人打交道，完全无法与虚伪共事。 前佐治亚州众议员、我父亲的挚友比利·米切尔曾说，我父亲“非常平易近人，非常勤奋，我想连维纳布尔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父亲竞选市议员时，维纳布尔先生甚至在自家前院张贴了竞选标语以示支持。 六年后的维纳布尔先生去世几年后，我父亲竞选市长并获得了胜利。
此外，他还买下了维纳布尔先生的房子并搬了进去，在担任市长期间一直住在那里。 起初，我父亲拒绝了购买这栋房子的提议，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对这栋房子的厌恶也是基于偏见，而为了有效地领导城市，他必须克服这种偏见。 他说：“直到我们真正了解这个地方并给它一个机会；直到我们打开门走进去看，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喜欢这栋房子，并不在乎它曾经属于谁。” 当时我父亲已经再婚，他和继母一起买下了这栋房子并居住在那里。 搬进去的第一晚，父亲拿出一张金博士的装裱照片，挂在了卧室墙上。 我在那里和父亲度过了许多夜晚，对与他在一起的经历记忆犹新。 我们过去常一起在院子里散步，谈论领导力、服务、生活和人生经验。 正如我所称呼的那样，“那栋房子”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是我第一次在私密空间里亲身接触到仇恨与种族主义的遗产。 我在那里睡的第一晚是最难熬的，因为我总是忍不住想象在我之前住在这里的人是什么样；他们恐吓并摧毁了多少人的生活，而我怎么能住在一个被仇恨标记的地方呢？ 父亲帮助我接受了这次经历，面对这个本应是第二个家（当时却是一个反向的家）的地方。他教导我，没有任何人和事能免于改变的可能性，但这种改变可能是双向的，既可能向好，也可能向坏；我们有时会把自己囚禁在偏见的牢笼中，这会导致道德和社会堕落，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成为我们所激励他人去追求的那种改变。 我从“那栋房子”和住在里面的父亲身上学到，可耻的过去对于塑造今天的我们至关重要，将过去置于眼前有助于我们将昨天的视野与今天的曙光融合，这是塑造充满希望的明天的关键要素。 在我大学早年，“那栋房子”是我进行深度思考和反思这些事情的地方。 每当我想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我就会去“那栋房子”，那是一个与我家不同但同样意义非凡的空间。
“那栋房子”曾属于维纳布尔先生的女儿金杰·伯茨，她与我父亲和继母保持了多年的友谊。 她常说：“他们真是很棒的人！” 她父亲去世后，她担心市政府不会指定一条以维纳布尔命名的街道，于是向我父亲提出了这个担忧。 正如《纽约时报》关于此事的报道，
伯里斯先生察觉到机会，告诉伯茨女士，如果她的家族不再允许三K党人在山脚下的私人领地上举行集会（每年劳动节周末，他们都会在那里焚烧60英尺高的十字架），他会很高兴。 交易达成了……这让三K党落得个盛装打扮却无处可去的下场！
尽管取得了这一成功，且父亲对三K党深恶痛绝，并对3岁时自家院子里焚烧十字架的场景记忆犹新，但他从未在城市里取缔三K党。 他于1997年至2001年担任市长。 关于这一点，我父亲常说：“造物主确实有幽默感！”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说：“石山有了新的三K党（Klan），只是拼写变成了C：C-L-A-N，即‘像邻居一样生活的公民’（Citizens Living As Neighbors）。” “我想我就是那个黑人龙王！” 我父亲对金博士和詹姆斯·维纳布尔同一天生日（1月15日）感到很有趣。为了进一步巩固金博士在镇上的遗产并以希望取代仇恨，2000年2月26日，我父亲在市中心主街中央放置了“自由之钟”以纪念金博士，铭文写道：“让自由从佐治亚州石山响起。”
作为市议员和市长期间，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了新的人行道，阻止了三K党在主街游行，提高了警察和消防员的工资，降低了老年人的房产税评估，清理了城里所有的毒品屋，使城市公园的资金来源多样化，建立了城市回收计划，倡导保护历史遗迹，并重塑了城市形象。 为纪念金博士领导的“向华盛顿进军”30周年，我父亲组织了“自由列车”，从亚特兰大市中心开往石山主街的市政厅。 他常说：“也许情况正在好转一点点。” “如果说还有什么意义的话，希望我的当选能让人们知道石山市是一个好城镇，这里欢迎每一个人，任何人搬到这里并结识朋友和邻居都没有任何障碍。” 在市议会任职6年后，在获得石山镇黑人和白人市民的广泛支持后，他决定竞选市长。 他的竞选主张是平等，并通过振兴城市商业利益来实现经济发展。 尽管石山镇的市长职位在官方定义上是兼职，但他却全职投入市长工作，每月仅领取300美元的薪水。 我父亲后来回忆起他接到的一通电话，对方是一位92岁的白人女性，她是石山镇的终身居民。 她问他会成为什么样的市长，是会成为黑人的市长，还是白人的市长，亦或是所有人的市长？ 我父亲温和而坚定地向她保证，他会成为所有人的市长！ 她回答说：“那好吧，我想只要你们这些黑人能表现得体，我不介意把这座城市交给你们！”
我父亲担任市长期间，制定了多项计划，旨在培养石山镇居民的社区意识。 他将一个旧体育馆改造成社区电影院，并启动了一个名为“市长周六电影之夜”的项目。 家庭和社区导向的电影免费向公众放映；爆米花和茶点由市长办公室免费提供。 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人行道的项目，鼓励了家庭和其他邻居一起步行前往活动现场，这促进了人们在往返途中相互了解。 他致力于通过在石山镇各地铺设人行道，将城市打造为一个行人友好的城镇，从而将商业区、社区和主街连接起来。 我父亲曾说：“我想看到人们步行进城购物，带孩子去吃冰淇淋。 当人们在镇上行走时，他们会认识自己的邻居，这增强了他们的社区感。” 意识到石山镇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以及这座城市黑暗的过去，我父亲常说：
这个地区历史悠久。 其中一些历史对许多人来说是痛苦的。 我想以一种人们能够从中获益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实。 这里应该是一个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的地方，不仅是黑人和白人居民，还包括拉美裔和亚裔……这个地方有着复杂的历史——这里较早的开发项目之一是建立在美洲原住民的墓地上。 我们必须以一种能够教育他人并帮助治愈旧伤的方式，审慎且尊重地审视过去。
我父亲当选为该镇首位黑人市长，创造了地方和国家的历史。 1998年，他受克林顿总统邀请作为贵宾出席国情咨文演讲，并与第一夫人同坐。 2001年市长任期结束后，我父亲担任了南方区域委员会的执行主任，这是一个成立于1944年的非营利组织，旨在在美国南部建立种族平等并避免种族暴力。 作为该组织目标的一部分，我父亲致力于加强选民登记和政治意识。 2007年，他离开公共服务部门进入私营领域，并搬迁至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担任高级IT经理。 同年，我父亲突然病倒并住院，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罕见的绝症，称为淀粉样变性，即异常蛋白质在人体器官和组织中积聚。 他非常渴望参加巴拉克·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但因病重无法离开病床。 2009年2月12日星期四晚上，他因术后并发症去世，享年57岁。 我的姐妹们，萨莎·阿卜杜勒-拉希德、卡迪嘉·阿卜杜勒-拉希德和贾米拉·阿卜杜勒-拉希德也都是他的女儿；而我的母亲尽管后来再婚并育有两个女儿（法蒂玛·阿布-哈布和鲁亚·马哈茂德），却从未改回婚前姓氏，至今仍保留着杰汉·阿卜杜勒-拉希德这个名字。
结论
我父亲度过了极其独特且非凡的一生。 他白手起家，并活到了改变南方历史的时刻。 他常告诉我，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以一种能够面对镜子里的自己、并能坦然接受自己所做决定的人生方式去生活。 他曾告诉我，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没有所谓的小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所采纳的哪一个圣行，就会成为带你进入天堂的那一个！ 帮助社区是他职业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使命。 在他内心深处，他认为种族主义是腐蚀人性中最美好部分的最恶劣的人类疾病。 他虔诚地信仰宗教，认为伊斯兰教是他的答案，但他发现当时穆斯林群体的品格存在问题——因为他看到在太多情况下，一些穆斯林为了短期利益而放弃了他们最优秀的价值观，转而追求最恶劣的人性特征，却带来了长期的后果。
我一直觉得，我敬爱的父亲站在石山背景前的那张标志性照片，展示了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以及邦联将军罗伯特·E·李和石墙杰克逊的雕刻，这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当今美国穆斯林所面临的挑战。 美国内战的阴影预示着非裔美国穆斯林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美国穆斯林叙事和领导层时所经历的挣扎。 美国内战的核心是一场种族斗争，在我父亲的意识中，阻碍穆斯林进入他所说的“黄金时代”的问题，根源在于种族敌意，这些敌意至今仍在隔离我们，并导致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极其糟糕的个人和社区状况。 我们没有在彼此的心灵和思想中为对方开辟平等的空间，更不用说在清真寺、董事会和其他组织等许多物理场所了。 这种彼此之间等级森严的混乱，是由文化习俗和危险的意识形态引入的，这些习俗和意识形态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并锚定在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中。 我们也没有足够好地理解我们当地的历史和叙事，以确保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不会重蹈过去的覆辙。 非裔美国穆斯林的历史及其对美国伊斯兰遗产的贡献是一座值得保存和认可的历史丰碑，这一事实往往被美国穆斯林社区不断多元化的现实所掩盖。 归根结底，定义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出身或身份，而是我们的遗产。 我父亲那张“山前之人”的照片让我们思考：作为美国穆斯林，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他的故事以及非裔美国穆斯林群体的历史，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教如何被视为美国经验中一种真实的本土特征，而不再仅仅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产物。
• 凯文·萨克，《三K党发源地选出黑人市长》，《纽约时报》，11月 22日，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