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信仰
现代人为什么害怕死亡？穆斯林如何面对死亡焦虑与后世信仰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3 次浏览 • 2026-05-31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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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facing-our-fear-reflecting-on-modern-societys-death-anxiety
原文标题：Facing Our Fear: Reflecting on Modern Society's Death Anxiety
作者：Dr. Tarek Younis
作者简介：塔里克·尤尼斯博士（Dr. Tarek Younis）：塔里克·尤尼斯博士是米德尔塞克斯大学心理学高级讲师。他致力于研究和撰写关于伊斯兰恐惧症、心理健康领域的种族主义以及临床环境安全化等课题。他主要教授文化、宗教、全球化和安全政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副标题：一文读懂死亡焦虑：现代社会、生命意义与伊斯兰的安慰
摘要：本文反思现代社会中的死亡焦虑。作者说明，人越回避死亡，越容易被恐惧困住；伊斯兰则通过后世信仰、生命意义和对造物主的归依，帮助人诚实面对死亡。
图：直面恐惧：反思现代社会的死亡焦虑
在这场大流行中，许多人会受到死亡的影响；因此，必须强调的是，本文并非为正在哀悼中的人所写。 相反，本文旨在为那些虽未直接遭受丧亲之痛，但内心仍对死亡感到特别恐惧的人提供一些思考。
引言
毫无疑问，新冠疫情已在全球北方大部分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 尽管许多人渴望回归“常态”，但在疫情的阵痛中，仍有许多意义值得我们去挖掘。 本文将首先反思死亡焦虑及其对穆斯林的意义，随后更广泛地探讨现代世界与死亡的关系。 个人与社会的双重反思都是必要的；“外部”的混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内部”的混乱。 特别要指出的是，我认为在新冠疫情期间流传的一些治疗技术——如放松训练、心理卫生等——不仅可能忽视了对死亡的恐惧，实际上甚至可能在维持这种恐惧。 我将这种独特的死亡恐惧称为“死亡焦虑”，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是一种可诊断的疾病，更绝非可以简化为心理学或精神病学框架的问题。 我所指的，是一种非常真实——且如我稍后将解释的那样，完全是现代的——在预见自身终将死亡时所产生的恐惧。
因此，本文是对雅琴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所概述的通用提醒信息图的补充，旨在阐明为何在当今时代，死亡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种特殊恐惧。 尽管《古兰经》中经常提及死亡的重大道德意义，但不能简单地认为穆斯林不受现代结构和技术（包括治疗实践）的影响，因为这些结构和技术往往会抹除、抽象化或承诺彻底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因此，接下来的内容旨在提醒大家，反思我们自身的终将死亡变得愈发必要，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身为穆斯林”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请注意，这是一篇简短的反思文章。 鉴于死亡是一个极其宏大的主题，请勿期待此处有深度的论述——其目的仅在于激发一些思考。
死亡焦虑的时代
对许多人来说，接近死亡是令人不安且往往具有创伤性的。 如今，心理学家们已经在为“心理健康问题浪潮”做准备，而一些人则正确地批评这种言论是将对危机的自然反应医疗化。 正如著名精神病学家欧文·亚隆（Irvin Yalom）所解释的那样，死亡焦虑对某些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非常微妙，只能通过内省才能发现。
我们越来越多地获得机会来分散对自身终将死亡的注意力。 现代城市生活及其技术使我们永远处于对存在现实的逃避之中。 波兹曼（Postman）称之为“娱乐至死”，将娱乐的影响比作一种存在主义毒品。 我们对死亡的厌恶也可以从流行文化中的描绘中观察到：恐怖片和战争片已经将死亡扭曲、美化并去人性化到无法辨认的地步——使其失去了所有意义。 现代穆斯林和其他人一样，也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产物。 对于西方世界的城市穆斯林来说，尽管死亡在《古兰经》和圣训中具有重要的精神意义，但现代性已经重塑了我们与死亡的关系。
事实上，死亡的主题在《古兰经》中是持续存在的，它旨在“奠定”我们尘世存在的现实，同时也承认我们对死亡的畏惧。 例如，安拉（swt）说：“你所逃避的死亡，必定会来找你。”（62:8） 他还说：“你当崇拜你的主，直到确信（死亡）来临。”（15:99） 因此，我们已经可以确认一种对死亡的存在主义厌恶；在某些人身上比在其他人身上更明显，而且正如我稍后将描述的那样，在某些时代比在其他时代更明显。 但死亡构成了我们此生最庄严的确定性。 这两个关于焦虑与（不）确定性的《古兰经》主题，将成为理解“死亡”对个人影响的理想视角。
从临床角度来看，不难理解死亡焦虑是如何转化为个人病理的。 例如，研究发现死亡焦虑与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和饮食失调有关。 因此，一些心理学家认为，死亡这一主题支持一种跨诊断的方法；即需要一种范式来取代“综合征”（如抑郁、焦虑等），转而关注许多人共有的特定特征——对死亡的恐惧就是其中之一。
考虑到死亡的重要性，让我们以一位穆斯林年轻人为例（为了简化复杂性），他既没有在哀悼，也没有经历任何重大的经济或社会压力。 这位年轻人向我承认，自新冠疫情以来，一种模糊的焦虑感加剧了，经过进一步讨论，我们谈到了死亡的话题。 这位年轻人还承认感到被困住了，无法像往常一样帮助社区——他们作为“助人者”的能力受到了严重挫折。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焦虑，它又如何与他们的社区行动主义相关联？ 以下是几点反思。
第一点借鉴了对焦虑的理解，即认为“对不确定性的不容忍”是其体验的核心。 换句话说，无法容忍某种情况的不确定性——例如，我能通过考试吗？——直接与面对自身缺乏控制力有关。 结果，无法容忍不确定性的人可能会通过试图施加更高程度的控制（完美主义）或完全回避这种情况（拖延）来进行补偿。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死亡无疑是不确定性和失去控制的终极象征。 那么，这位穆斯林年轻人会对因疫情而被迫隔离和禁足感到极其厌恶，也就不足为奇了。
顺便提一下，亚隆讨论的正是这样一个案例：他描述了一位寻求焦虑治疗的客户，当没有获得立即克服焦虑的工具时，他感到越来越忧虑，这很快显露出与他关于死亡的想法有关。 最终，这位客户离开了亚隆，转而寻求肌肉放松技术——以缓解症状。 虽然症状很重要，但对于亚隆的病人来说，死亡这一不确定性的终极象征简直是无法忍受的。 讨论死亡焦虑的空间需要治疗师和客户都进行一定程度的深入探讨，如果条件不允许（在制度上，或者如果客户只想缓解症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同样，我见过穆斯林参与自助活动，这些活动承诺帮助你摆脱旧的、焦虑的自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一切都在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 在动力学心理治疗中，我们可能会探索那些帮助个人避免关注其死亡焦虑的防御机制。 让我举一个在穆斯林中经常出现的例子：利他主义。 众所周知，利他主义，即为他人服务，是一种非常有效（且在社会上值得称赞）的“忘记自我”的方式。 当一个人服务社区的能力受阻时——正如在这场危机中可能发生的那样——他们坐在家里就会开始感到焦躁不安。 那么，挑战就在于为客户提供空间来重新思考他们与利他主义的关系，但更深层次地，是考虑它如何可能成为逃避死亡本身的一种手段。
这可能会引导我们走上一条由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在现代最突出地开辟的道路，即提供空间来思考生命和死亡本身的意义。 正如亚隆再次提醒我们的那样，“虽然死亡的物质性摧毁了我们，但死亡的观念却拯救了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些时期，我们需要将死亡作为我们应对苦难的关键象征。 穆斯林完全有可能在不认识到自身终将死亡的情况下，与安拉建立一种（主要是理智上的）关系。 如果疫情应该作为对安拉的提醒（正如我的同事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所阐述的那样），他们可能会想起安拉，但却回避了他们自己的死亡。 这是现代性的一个标志。
现代世界与死亡的抹除
死亡焦虑是一个独特的人类困境吗？它在不同文化和时代是否相同？ 很可能不是。 尚不清楚早期人群——对他们而言，死亡是其生活的一个核心象征特征——是否以同样的方式体验“死亡焦虑”，跨文化研究已经回到了这一主张。
例如，伊本·盖伊姆·贾兹亚（rA）在观察穆斯林对死亡的恐惧时，将其与处于“没有忏悔的状态”联系起来。 但他随即解释了这种与罪恶相关的恐惧，应该如何伴随着悔恨的体验，并最终导致忏悔。 然而，我认为伊本·盖伊姆所说的“对死亡的恐惧”与我在此所说的死亡焦虑并不相同，在后者中，死亡作为一种特别令人不安的现实，却失去了其道德意义（“我可能会作为一个罪人死去”）。 这是对恐惧的恐惧，恐惧本身就是问题所在。 可以说，这种死亡焦虑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因此如果不简要探讨现代世界中的死亡，对其临床理解就是毫无根据的。
首先，现代西方世界建立在一个原则之上：“历史是进步的”。 这一原则认为，历史不断地向技术、社会和道德的改善迈进。 根据哈拉克（Hallaq）的观点，这种意识形态灌输了一种常识，即推崇现在而摒弃过去——抛弃了几个世纪的传统。 但技术化的现在对于死亡几乎无话可说。 这一点甚至反映在弗洛伊德自己对死亡的思考中，他将其描述为一种“不思考”的状态，反映了他无法赋予其任何意义。 这导致一些著名的无神论哲学家，如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开始反思在死亡问题上保留欧洲基督教仪式的必要性——即使没有造物主。 此外，技术化和高度医疗化的现在也强调了一种生活观，即生活应该是无痛的。 由于死亡过程通常与痛苦联系在一起，这加剧了死亡本身的无意义感。
死亡的无意义感及其对穆斯林的影响，也无法与欧洲殖民主义脱钩。 正如潘多尔福（Pandolfo）在谈到法国殖民摩洛哥的精神影响时所言，其后果是“灵魂窒息”；“当生命萎缩时，死亡被概括为一种平庸，使其变得不可思议，神圣的信息不再在心中被听到。” 此外，正如社会学家鲍曼（Bauman）所论证的那样，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侵蚀了全球北方的社会基础设施。 我们不再是一个“社区”，而是一个“个人网络”——没有任何道德纽带让我们对彼此负责。 强调这一观察的宇宙意义非常重要。 正如我们在这次疫情中所看到的，除了慈善工作（通常几乎完全是反应性的）和顽固地依赖政府为我们所有人做出“正确的决定”之外，没有任何道德粘合剂将我们联系在一起。
展望未来：反思死亡与我们的社区
先知穆罕默德 ﷺ 鼓励探访坟墓，他说：“你们去探访坟墓吧，因为它能提醒人死亡。” 但即使站在坟墓旁，区分认识死亡的观念和面对自身终将死亡的现实也很重要。 前者纯粹是理智上的，而后者则沉重地压在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实现或浪费的潜力之上。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反思我们自己的死亡，或者与我们所爱的人讨论它，永远都不晚——尽管这可能很困难。 如果死亡的想法让你感到恐惧，那么请知道你并不孤单。 我认为这种焦虑具有存在主义的目的：当你面对死亡及其所有维度——其尘世的终结性、其不确定性——这种不适感就像一个具体的信号，提醒你回归安拉。 换句话说，只有通过面对死亡的不确定性，一个人才能真正认识到安拉是“隐秘者”（al-Bāṭin），是幽玄的知晓者，是寻求确定性的唯一对象。 因此，焦虑可以作为通向安拉的精神指南针，但前提是必须面对它并认识到它的意义。
如果死亡的想法仍然难以接受，我敦促你找人谈谈，我这样说是因为我非常清楚，对于穆斯林来说，承认对死亡的恐惧是多么尴尬和带有污名化。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对死亡的恐惧反映了信仰的缺失。 例如，有人可能会被建议去阅读《古兰经》。 然而，对于这样的建议，提出一点谨慎是重要的：告诉某人“去读《古兰经》”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如果他们仍然感到焦虑，那么他们与《古兰经》的关系可能会变得更糟。 相反，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一个人焦虑的意义——在我们的讨论中是死亡——并通过《古兰经》将其与安拉联系起来。 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寻求支持以反思自己的焦虑是有帮助的，尽管向他人承认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所带来的相关污名可能特别令人难以承受。 正如我在上面明确指出的那样，我希望死亡焦虑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所以如果死亡的想法是绝望的根源，这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可以预料的。 通过学习更多地反思我们自己的死亡——而不是将死亡作为一个抽象概念——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本质有了最深刻的洞察。 正如先知（愿主福安之）所说：“多纪念那摧毁享乐者”——他指的是死亡。
我们对死亡的反思也必须促使我们挑战西方穆斯林作为“中产阶级”、拥有庞大且可及的家庭网络和稳定收入的想象地位。 现实中，全球北方许多穆斯林是移民和难民，他们的家庭和生计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拥有同样的稳定感和安全感。 对他们来说，对死亡的恐惧带来了非常直接的担忧：如果他们死了，他们的孩子会怎样？ 例如，在英国，缺乏穆斯林寄养父母，许多孩子往往只能在系统中流转。 也许死亡焦虑不仅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个人的考验，也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社会结构已经削弱的社区的反映。 我们需要重振围绕死亡的社区意识。 没有人应该因为对孩子未来命运的合法担忧而恐惧死亡。 死亡是社区的责任——个人只是将其凸显出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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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丹尼斯·坎贝尔（Denis Campell），《英国封锁导致首次就诊患者出现严重精神疾病》，载于《卫报》，2020年5月15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so ... ients；米兰达·利维（Miranda Levy），《我们是一个被镇静的社会：封锁期间抗抑郁药用量的激增》，载于《每日电讯报》，2020年5月17日，https://www.telegraph.co.uk/he ... down/。
• 欧文·亚隆（Irvin D. Yalom），《凝视太阳：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伦敦：Piatkus出版社，2012年）。
•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娱乐至死：表演艺术时代的公共话语》（伦敦：企鹅出版社，2006年）。
• 丽莎·伊维拉赫（Lisa Iverach）、罗斯·G·孟席斯（Ross G. Menzies）和雷切尔·E·孟席斯（Rachel E. Menzies），《死亡焦虑及其在精神病理学中的作用：跨诊断结构现状综述》，载于《临床心理学评论》第34卷，第7期（2014年）：580–93页，https://doi.org/10.1016/j.cpr.2014.09.002。
• 欧文·亚隆（Irvin D. Yalom），《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1980年）。
• 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E. Frankl），《活出意义来：大屠杀中对希望的经典致敬》（伦敦：Rider出版社，2008年）。
• 亚隆，《凝视太阳》，第30页。
• 皮图·朗加尼（Pittu Laungani）和威廉·杨（William Young）编，《跨文化的死亡与丧亲》（伦敦：Routledge出版社，1997年）。
• 伊本·盖伊姆·贾兹亚（Ibn Qayyim al-Jawzīyah），《神圣追求者的等级》，奥瓦米尔·安朱姆（Ovamir Anjum）译（莱顿：Brill出版社，2020年），https://doi.org/10.1163/9789004413412。
• 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重访恐惧文化：风险承担与低期望的道德》（伦敦：Continuum国际出版公司，2007年）。
• 瓦埃勒·哈拉克（Wael Hallaq），《不可能的国家：伊斯兰、政治与现代性的道德困境》（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4年）。
• 朗加尼和杨，《死亡与丧亲》。
• 雷蒙德·L·M·李（Raymond L. M. Lee），《永恒的召唤：现代性与死亡及来世观念的复兴》，载于《跨文化的死亡：非西方文化中的死亡与临终》，海琳·塞林（Helaine Selin）和罗伯特·M·拉科夫（Robert M. Rakoff）编（查姆：施普林格国际出版公司，2019年），369–84页，https://doi.org/10.1007/978-3-030-18826-9_22。
• 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无神论者的宗教：非信徒的宗教用途指南》（伦敦：企鹅出版社，2013年）。
• 斯特凡尼亚·潘多尔福（Stefania Pandolfo），《灵魂之结：疯狂、精神分析与伊斯兰》（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页。
•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流动的时代：生活在不确定的年代》（剑桥：Polity出版社，2013年）。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976段。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facing-our-fear-reflecting-on-modern-societys-death-anxiety
原文标题：Facing Our Fear: Reflecting on Modern Society's Death Anxiety
作者：Dr. Tarek Younis
作者简介：塔里克·尤尼斯博士（Dr. Tarek Younis）：塔里克·尤尼斯博士是米德尔塞克斯大学心理学高级讲师。他致力于研究和撰写关于伊斯兰恐惧症、心理健康领域的种族主义以及临床环境安全化等课题。他主要教授文化、宗教、全球化和安全政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副标题：一文读懂死亡焦虑：现代社会、生命意义与伊斯兰的安慰
摘要：本文反思现代社会中的死亡焦虑。作者说明，人越回避死亡，越容易被恐惧困住；伊斯兰则通过后世信仰、生命意义和对造物主的归依，帮助人诚实面对死亡。
图：直面恐惧：反思现代社会的死亡焦虑
在这场大流行中，许多人会受到死亡的影响；因此，必须强调的是，本文并非为正在哀悼中的人所写。 相反，本文旨在为那些虽未直接遭受丧亲之痛，但内心仍对死亡感到特别恐惧的人提供一些思考。
引言
毫无疑问，新冠疫情已在全球北方大部分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 尽管许多人渴望回归“常态”，但在疫情的阵痛中，仍有许多意义值得我们去挖掘。 本文将首先反思死亡焦虑及其对穆斯林的意义，随后更广泛地探讨现代世界与死亡的关系。 个人与社会的双重反思都是必要的；“外部”的混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内部”的混乱。 特别要指出的是，我认为在新冠疫情期间流传的一些治疗技术——如放松训练、心理卫生等——不仅可能忽视了对死亡的恐惧，实际上甚至可能在维持这种恐惧。 我将这种独特的死亡恐惧称为“死亡焦虑”，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是一种可诊断的疾病，更绝非可以简化为心理学或精神病学框架的问题。 我所指的，是一种非常真实——且如我稍后将解释的那样，完全是现代的——在预见自身终将死亡时所产生的恐惧。
因此，本文是对雅琴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所概述的通用提醒信息图的补充，旨在阐明为何在当今时代，死亡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种特殊恐惧。 尽管《古兰经》中经常提及死亡的重大道德意义，但不能简单地认为穆斯林不受现代结构和技术（包括治疗实践）的影响，因为这些结构和技术往往会抹除、抽象化或承诺彻底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因此，接下来的内容旨在提醒大家，反思我们自身的终将死亡变得愈发必要，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身为穆斯林”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请注意，这是一篇简短的反思文章。 鉴于死亡是一个极其宏大的主题，请勿期待此处有深度的论述——其目的仅在于激发一些思考。
死亡焦虑的时代
对许多人来说，接近死亡是令人不安且往往具有创伤性的。 如今，心理学家们已经在为“心理健康问题浪潮”做准备，而一些人则正确地批评这种言论是将对危机的自然反应医疗化。 正如著名精神病学家欧文·亚隆（Irvin Yalom）所解释的那样，死亡焦虑对某些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非常微妙，只能通过内省才能发现。
我们越来越多地获得机会来分散对自身终将死亡的注意力。 现代城市生活及其技术使我们永远处于对存在现实的逃避之中。 波兹曼（Postman）称之为“娱乐至死”，将娱乐的影响比作一种存在主义毒品。 我们对死亡的厌恶也可以从流行文化中的描绘中观察到：恐怖片和战争片已经将死亡扭曲、美化并去人性化到无法辨认的地步——使其失去了所有意义。 现代穆斯林和其他人一样，也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产物。 对于西方世界的城市穆斯林来说，尽管死亡在《古兰经》和圣训中具有重要的精神意义，但现代性已经重塑了我们与死亡的关系。
事实上，死亡的主题在《古兰经》中是持续存在的，它旨在“奠定”我们尘世存在的现实，同时也承认我们对死亡的畏惧。 例如，安拉（swt）说：“你所逃避的死亡，必定会来找你。”（62:8） 他还说：“你当崇拜你的主，直到确信（死亡）来临。”（15:99） 因此，我们已经可以确认一种对死亡的存在主义厌恶；在某些人身上比在其他人身上更明显，而且正如我稍后将描述的那样，在某些时代比在其他时代更明显。 但死亡构成了我们此生最庄严的确定性。 这两个关于焦虑与（不）确定性的《古兰经》主题，将成为理解“死亡”对个人影响的理想视角。
从临床角度来看，不难理解死亡焦虑是如何转化为个人病理的。 例如，研究发现死亡焦虑与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和饮食失调有关。 因此，一些心理学家认为，死亡这一主题支持一种跨诊断的方法；即需要一种范式来取代“综合征”（如抑郁、焦虑等），转而关注许多人共有的特定特征——对死亡的恐惧就是其中之一。
考虑到死亡的重要性，让我们以一位穆斯林年轻人为例（为了简化复杂性），他既没有在哀悼，也没有经历任何重大的经济或社会压力。 这位年轻人向我承认，自新冠疫情以来，一种模糊的焦虑感加剧了，经过进一步讨论，我们谈到了死亡的话题。 这位年轻人还承认感到被困住了，无法像往常一样帮助社区——他们作为“助人者”的能力受到了严重挫折。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焦虑，它又如何与他们的社区行动主义相关联？ 以下是几点反思。
第一点借鉴了对焦虑的理解，即认为“对不确定性的不容忍”是其体验的核心。 换句话说，无法容忍某种情况的不确定性——例如，我能通过考试吗？——直接与面对自身缺乏控制力有关。 结果，无法容忍不确定性的人可能会通过试图施加更高程度的控制（完美主义）或完全回避这种情况（拖延）来进行补偿。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死亡无疑是不确定性和失去控制的终极象征。 那么，这位穆斯林年轻人会对因疫情而被迫隔离和禁足感到极其厌恶，也就不足为奇了。
顺便提一下，亚隆讨论的正是这样一个案例：他描述了一位寻求焦虑治疗的客户，当没有获得立即克服焦虑的工具时，他感到越来越忧虑，这很快显露出与他关于死亡的想法有关。 最终，这位客户离开了亚隆，转而寻求肌肉放松技术——以缓解症状。 虽然症状很重要，但对于亚隆的病人来说，死亡这一不确定性的终极象征简直是无法忍受的。 讨论死亡焦虑的空间需要治疗师和客户都进行一定程度的深入探讨，如果条件不允许（在制度上，或者如果客户只想缓解症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同样，我见过穆斯林参与自助活动，这些活动承诺帮助你摆脱旧的、焦虑的自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一切都在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 在动力学心理治疗中，我们可能会探索那些帮助个人避免关注其死亡焦虑的防御机制。 让我举一个在穆斯林中经常出现的例子：利他主义。 众所周知，利他主义，即为他人服务，是一种非常有效（且在社会上值得称赞）的“忘记自我”的方式。 当一个人服务社区的能力受阻时——正如在这场危机中可能发生的那样——他们坐在家里就会开始感到焦躁不安。 那么，挑战就在于为客户提供空间来重新思考他们与利他主义的关系，但更深层次地，是考虑它如何可能成为逃避死亡本身的一种手段。
这可能会引导我们走上一条由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在现代最突出地开辟的道路，即提供空间来思考生命和死亡本身的意义。 正如亚隆再次提醒我们的那样，“虽然死亡的物质性摧毁了我们，但死亡的观念却拯救了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些时期，我们需要将死亡作为我们应对苦难的关键象征。 穆斯林完全有可能在不认识到自身终将死亡的情况下，与安拉建立一种（主要是理智上的）关系。 如果疫情应该作为对安拉的提醒（正如我的同事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所阐述的那样），他们可能会想起安拉，但却回避了他们自己的死亡。 这是现代性的一个标志。
现代世界与死亡的抹除
死亡焦虑是一个独特的人类困境吗？它在不同文化和时代是否相同？ 很可能不是。 尚不清楚早期人群——对他们而言，死亡是其生活的一个核心象征特征——是否以同样的方式体验“死亡焦虑”，跨文化研究已经回到了这一主张。
例如，伊本·盖伊姆·贾兹亚（rA）在观察穆斯林对死亡的恐惧时，将其与处于“没有忏悔的状态”联系起来。 但他随即解释了这种与罪恶相关的恐惧，应该如何伴随着悔恨的体验，并最终导致忏悔。 然而，我认为伊本·盖伊姆所说的“对死亡的恐惧”与我在此所说的死亡焦虑并不相同，在后者中，死亡作为一种特别令人不安的现实，却失去了其道德意义（“我可能会作为一个罪人死去”）。 这是对恐惧的恐惧，恐惧本身就是问题所在。 可以说，这种死亡焦虑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因此如果不简要探讨现代世界中的死亡，对其临床理解就是毫无根据的。
首先，现代西方世界建立在一个原则之上：“历史是进步的”。 这一原则认为，历史不断地向技术、社会和道德的改善迈进。 根据哈拉克（Hallaq）的观点，这种意识形态灌输了一种常识，即推崇现在而摒弃过去——抛弃了几个世纪的传统。 但技术化的现在对于死亡几乎无话可说。 这一点甚至反映在弗洛伊德自己对死亡的思考中，他将其描述为一种“不思考”的状态，反映了他无法赋予其任何意义。 这导致一些著名的无神论哲学家，如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开始反思在死亡问题上保留欧洲基督教仪式的必要性——即使没有造物主。 此外，技术化和高度医疗化的现在也强调了一种生活观，即生活应该是无痛的。 由于死亡过程通常与痛苦联系在一起，这加剧了死亡本身的无意义感。
死亡的无意义感及其对穆斯林的影响，也无法与欧洲殖民主义脱钩。 正如潘多尔福（Pandolfo）在谈到法国殖民摩洛哥的精神影响时所言，其后果是“灵魂窒息”；“当生命萎缩时，死亡被概括为一种平庸，使其变得不可思议，神圣的信息不再在心中被听到。” 此外，正如社会学家鲍曼（Bauman）所论证的那样，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侵蚀了全球北方的社会基础设施。 我们不再是一个“社区”，而是一个“个人网络”——没有任何道德纽带让我们对彼此负责。 强调这一观察的宇宙意义非常重要。 正如我们在这次疫情中所看到的，除了慈善工作（通常几乎完全是反应性的）和顽固地依赖政府为我们所有人做出“正确的决定”之外，没有任何道德粘合剂将我们联系在一起。
展望未来：反思死亡与我们的社区
先知穆罕默德 ﷺ 鼓励探访坟墓，他说：“你们去探访坟墓吧，因为它能提醒人死亡。” 但即使站在坟墓旁，区分认识死亡的观念和面对自身终将死亡的现实也很重要。 前者纯粹是理智上的，而后者则沉重地压在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实现或浪费的潜力之上。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反思我们自己的死亡，或者与我们所爱的人讨论它，永远都不晚——尽管这可能很困难。 如果死亡的想法让你感到恐惧，那么请知道你并不孤单。 我认为这种焦虑具有存在主义的目的：当你面对死亡及其所有维度——其尘世的终结性、其不确定性——这种不适感就像一个具体的信号，提醒你回归安拉。 换句话说，只有通过面对死亡的不确定性，一个人才能真正认识到安拉是“隐秘者”（al-Bāṭin），是幽玄的知晓者，是寻求确定性的唯一对象。 因此，焦虑可以作为通向安拉的精神指南针，但前提是必须面对它并认识到它的意义。
如果死亡的想法仍然难以接受，我敦促你找人谈谈，我这样说是因为我非常清楚，对于穆斯林来说，承认对死亡的恐惧是多么尴尬和带有污名化。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对死亡的恐惧反映了信仰的缺失。 例如，有人可能会被建议去阅读《古兰经》。 然而，对于这样的建议，提出一点谨慎是重要的：告诉某人“去读《古兰经》”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如果他们仍然感到焦虑，那么他们与《古兰经》的关系可能会变得更糟。 相反，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一个人焦虑的意义——在我们的讨论中是死亡——并通过《古兰经》将其与安拉联系起来。 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寻求支持以反思自己的焦虑是有帮助的，尽管向他人承认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所带来的相关污名可能特别令人难以承受。 正如我在上面明确指出的那样，我希望死亡焦虑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所以如果死亡的想法是绝望的根源，这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可以预料的。 通过学习更多地反思我们自己的死亡——而不是将死亡作为一个抽象概念——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本质有了最深刻的洞察。 正如先知（愿主福安之）所说：“多纪念那摧毁享乐者”——他指的是死亡。
我们对死亡的反思也必须促使我们挑战西方穆斯林作为“中产阶级”、拥有庞大且可及的家庭网络和稳定收入的想象地位。 现实中，全球北方许多穆斯林是移民和难民，他们的家庭和生计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拥有同样的稳定感和安全感。 对他们来说，对死亡的恐惧带来了非常直接的担忧：如果他们死了，他们的孩子会怎样？ 例如，在英国，缺乏穆斯林寄养父母，许多孩子往往只能在系统中流转。 也许死亡焦虑不仅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个人的考验，也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社会结构已经削弱的社区的反映。 我们需要重振围绕死亡的社区意识。 没有人应该因为对孩子未来命运的合法担忧而恐惧死亡。 死亡是社区的责任——个人只是将其凸显出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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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丹尼斯·坎贝尔（Denis Campell），《英国封锁导致首次就诊患者出现严重精神疾病》，载于《卫报》，2020年5月15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so ... ients；米兰达·利维（Miranda Levy），《我们是一个被镇静的社会：封锁期间抗抑郁药用量的激增》，载于《每日电讯报》，2020年5月17日，https://www.telegraph.co.uk/he ... down/。
• 欧文·亚隆（Irvin D. Yalom），《凝视太阳：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伦敦：Piatkus出版社，2012年）。
•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娱乐至死：表演艺术时代的公共话语》（伦敦：企鹅出版社，2006年）。
• 丽莎·伊维拉赫（Lisa Iverach）、罗斯·G·孟席斯（Ross G. Menzies）和雷切尔·E·孟席斯（Rachel E. Menzies），《死亡焦虑及其在精神病理学中的作用：跨诊断结构现状综述》，载于《临床心理学评论》第34卷，第7期（2014年）：580–93页，https://doi.org/10.1016/j.cpr.2014.09.002。
• 欧文·亚隆（Irvin D. Yalom），《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1980年）。
• 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E. Frankl），《活出意义来：大屠杀中对希望的经典致敬》（伦敦：Rider出版社，2008年）。
• 亚隆，《凝视太阳》，第30页。
• 皮图·朗加尼（Pittu Laungani）和威廉·杨（William Young）编，《跨文化的死亡与丧亲》（伦敦：Routledge出版社，1997年）。
• 伊本·盖伊姆·贾兹亚（Ibn Qayyim al-Jawzīyah），《神圣追求者的等级》，奥瓦米尔·安朱姆（Ovamir Anjum）译（莱顿：Brill出版社，2020年），https://doi.org/10.1163/9789004413412。
• 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重访恐惧文化：风险承担与低期望的道德》（伦敦：Continuum国际出版公司，2007年）。
• 瓦埃勒·哈拉克（Wael Hallaq），《不可能的国家：伊斯兰、政治与现代性的道德困境》（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4年）。
• 朗加尼和杨，《死亡与丧亲》。
• 雷蒙德·L·M·李（Raymond L. M. Lee），《永恒的召唤：现代性与死亡及来世观念的复兴》，载于《跨文化的死亡：非西方文化中的死亡与临终》，海琳·塞林（Helaine Selin）和罗伯特·M·拉科夫（Robert M. Rakoff）编（查姆：施普林格国际出版公司，2019年），369–84页，https://doi.org/10.1007/978-3-030-18826-9_22。
• 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无神论者的宗教：非信徒的宗教用途指南》（伦敦：企鹅出版社，2013年）。
• 斯特凡尼亚·潘多尔福（Stefania Pandolfo），《灵魂之结：疯狂、精神分析与伊斯兰》（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页。
•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流动的时代：生活在不确定的年代》（剑桥：Polity出版社，2013年）。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976段。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facing-our-fear-reflecting-on-modern-societys-death-anxiety
原文标题：Facing Our Fear: Reflecting on Modern Society's Death Anxiety
作者：Dr. Tarek Younis
作者简介：塔里克·尤尼斯博士（Dr. Tarek Younis）：塔里克·尤尼斯博士是米德尔塞克斯大学心理学高级讲师。他致力于研究和撰写关于伊斯兰恐惧症、心理健康领域的种族主义以及临床环境安全化等课题。他主要教授文化、宗教、全球化和安全政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副标题：一文读懂死亡焦虑：现代社会、生命意义与伊斯兰的安慰
摘要：本文反思现代社会中的死亡焦虑。作者说明，人越回避死亡，越容易被恐惧困住；伊斯兰则通过后世信仰、生命意义和对造物主的归依，帮助人诚实面对死亡。
图：直面恐惧：反思现代社会的死亡焦虑
在这场大流行中，许多人会受到死亡的影响；因此，必须强调的是，本文并非为正在哀悼中的人所写。 相反，本文旨在为那些虽未直接遭受丧亲之痛，但内心仍对死亡感到特别恐惧的人提供一些思考。
引言
毫无疑问，新冠疫情已在全球北方大部分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 尽管许多人渴望回归“常态”，但在疫情的阵痛中，仍有许多意义值得我们去挖掘。 本文将首先反思死亡焦虑及其对穆斯林的意义，随后更广泛地探讨现代世界与死亡的关系。 个人与社会的双重反思都是必要的；“外部”的混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内部”的混乱。 特别要指出的是，我认为在新冠疫情期间流传的一些治疗技术——如放松训练、心理卫生等——不仅可能忽视了对死亡的恐惧，实际上甚至可能在维持这种恐惧。 我将这种独特的死亡恐惧称为“死亡焦虑”，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是一种可诊断的疾病，更绝非可以简化为心理学或精神病学框架的问题。 我所指的，是一种非常真实——且如我稍后将解释的那样，完全是现代的——在预见自身终将死亡时所产生的恐惧。
因此，本文是对雅琴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所概述的通用提醒信息图的补充，旨在阐明为何在当今时代，死亡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种特殊恐惧。 尽管《古兰经》中经常提及死亡的重大道德意义，但不能简单地认为穆斯林不受现代结构和技术（包括治疗实践）的影响，因为这些结构和技术往往会抹除、抽象化或承诺彻底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因此，接下来的内容旨在提醒大家，反思我们自身的终将死亡变得愈发必要，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身为穆斯林”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请注意，这是一篇简短的反思文章。 鉴于死亡是一个极其宏大的主题，请勿期待此处有深度的论述——其目的仅在于激发一些思考。
死亡焦虑的时代
对许多人来说，接近死亡是令人不安且往往具有创伤性的。 如今，心理学家们已经在为“心理健康问题浪潮”做准备，而一些人则正确地批评这种言论是将对危机的自然反应医疗化。 正如著名精神病学家欧文·亚隆（Irvin Yalom）所解释的那样，死亡焦虑对某些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非常微妙，只能通过内省才能发现。
我们越来越多地获得机会来分散对自身终将死亡的注意力。 现代城市生活及其技术使我们永远处于对存在现实的逃避之中。 波兹曼（Postman）称之为“娱乐至死”，将娱乐的影响比作一种存在主义毒品。 我们对死亡的厌恶也可以从流行文化中的描绘中观察到：恐怖片和战争片已经将死亡扭曲、美化并去人性化到无法辨认的地步——使其失去了所有意义。 现代穆斯林和其他人一样，也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产物。 对于西方世界的城市穆斯林来说，尽管死亡在《古兰经》和圣训中具有重要的精神意义，但现代性已经重塑了我们与死亡的关系。
事实上，死亡的主题在《古兰经》中是持续存在的，它旨在“奠定”我们尘世存在的现实，同时也承认我们对死亡的畏惧。 例如，安拉（swt）说：“你所逃避的死亡，必定会来找你。”（62:8） 他还说：“你当崇拜你的主，直到确信（死亡）来临。”（15:99） 因此，我们已经可以确认一种对死亡的存在主义厌恶；在某些人身上比在其他人身上更明显，而且正如我稍后将描述的那样，在某些时代比在其他时代更明显。 但死亡构成了我们此生最庄严的确定性。 这两个关于焦虑与（不）确定性的《古兰经》主题，将成为理解“死亡”对个人影响的理想视角。
从临床角度来看，不难理解死亡焦虑是如何转化为个人病理的。 例如，研究发现死亡焦虑与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和饮食失调有关。 因此，一些心理学家认为，死亡这一主题支持一种跨诊断的方法；即需要一种范式来取代“综合征”（如抑郁、焦虑等），转而关注许多人共有的特定特征——对死亡的恐惧就是其中之一。
考虑到死亡的重要性，让我们以一位穆斯林年轻人为例（为了简化复杂性），他既没有在哀悼，也没有经历任何重大的经济或社会压力。 这位年轻人向我承认，自新冠疫情以来，一种模糊的焦虑感加剧了，经过进一步讨论，我们谈到了死亡的话题。 这位年轻人还承认感到被困住了，无法像往常一样帮助社区——他们作为“助人者”的能力受到了严重挫折。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焦虑，它又如何与他们的社区行动主义相关联？ 以下是几点反思。
第一点借鉴了对焦虑的理解，即认为“对不确定性的不容忍”是其体验的核心。 换句话说，无法容忍某种情况的不确定性——例如，我能通过考试吗？——直接与面对自身缺乏控制力有关。 结果，无法容忍不确定性的人可能会通过试图施加更高程度的控制（完美主义）或完全回避这种情况（拖延）来进行补偿。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死亡无疑是不确定性和失去控制的终极象征。 那么，这位穆斯林年轻人会对因疫情而被迫隔离和禁足感到极其厌恶，也就不足为奇了。
顺便提一下，亚隆讨论的正是这样一个案例：他描述了一位寻求焦虑治疗的客户，当没有获得立即克服焦虑的工具时，他感到越来越忧虑，这很快显露出与他关于死亡的想法有关。 最终，这位客户离开了亚隆，转而寻求肌肉放松技术——以缓解症状。 虽然症状很重要，但对于亚隆的病人来说，死亡这一不确定性的终极象征简直是无法忍受的。 讨论死亡焦虑的空间需要治疗师和客户都进行一定程度的深入探讨，如果条件不允许（在制度上，或者如果客户只想缓解症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同样，我见过穆斯林参与自助活动，这些活动承诺帮助你摆脱旧的、焦虑的自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一切都在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 在动力学心理治疗中，我们可能会探索那些帮助个人避免关注其死亡焦虑的防御机制。 让我举一个在穆斯林中经常出现的例子：利他主义。 众所周知，利他主义，即为他人服务，是一种非常有效（且在社会上值得称赞）的“忘记自我”的方式。 当一个人服务社区的能力受阻时——正如在这场危机中可能发生的那样——他们坐在家里就会开始感到焦躁不安。 那么，挑战就在于为客户提供空间来重新思考他们与利他主义的关系，但更深层次地，是考虑它如何可能成为逃避死亡本身的一种手段。
这可能会引导我们走上一条由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在现代最突出地开辟的道路，即提供空间来思考生命和死亡本身的意义。 正如亚隆再次提醒我们的那样，“虽然死亡的物质性摧毁了我们，但死亡的观念却拯救了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些时期，我们需要将死亡作为我们应对苦难的关键象征。 穆斯林完全有可能在不认识到自身终将死亡的情况下，与安拉建立一种（主要是理智上的）关系。 如果疫情应该作为对安拉的提醒（正如我的同事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所阐述的那样），他们可能会想起安拉，但却回避了他们自己的死亡。 这是现代性的一个标志。
现代世界与死亡的抹除
死亡焦虑是一个独特的人类困境吗？它在不同文化和时代是否相同？ 很可能不是。 尚不清楚早期人群——对他们而言，死亡是其生活的一个核心象征特征——是否以同样的方式体验“死亡焦虑”，跨文化研究已经回到了这一主张。
例如，伊本·盖伊姆·贾兹亚（rA）在观察穆斯林对死亡的恐惧时，将其与处于“没有忏悔的状态”联系起来。 但他随即解释了这种与罪恶相关的恐惧，应该如何伴随着悔恨的体验，并最终导致忏悔。 然而，我认为伊本·盖伊姆所说的“对死亡的恐惧”与我在此所说的死亡焦虑并不相同，在后者中，死亡作为一种特别令人不安的现实，却失去了其道德意义（“我可能会作为一个罪人死去”）。 这是对恐惧的恐惧，恐惧本身就是问题所在。 可以说，这种死亡焦虑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因此如果不简要探讨现代世界中的死亡，对其临床理解就是毫无根据的。
首先，现代西方世界建立在一个原则之上：“历史是进步的”。 这一原则认为，历史不断地向技术、社会和道德的改善迈进。 根据哈拉克（Hallaq）的观点，这种意识形态灌输了一种常识，即推崇现在而摒弃过去——抛弃了几个世纪的传统。 但技术化的现在对于死亡几乎无话可说。 这一点甚至反映在弗洛伊德自己对死亡的思考中，他将其描述为一种“不思考”的状态，反映了他无法赋予其任何意义。 这导致一些著名的无神论哲学家，如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开始反思在死亡问题上保留欧洲基督教仪式的必要性——即使没有造物主。 此外，技术化和高度医疗化的现在也强调了一种生活观，即生活应该是无痛的。 由于死亡过程通常与痛苦联系在一起，这加剧了死亡本身的无意义感。
死亡的无意义感及其对穆斯林的影响，也无法与欧洲殖民主义脱钩。 正如潘多尔福（Pandolfo）在谈到法国殖民摩洛哥的精神影响时所言，其后果是“灵魂窒息”；“当生命萎缩时，死亡被概括为一种平庸，使其变得不可思议，神圣的信息不再在心中被听到。” 此外，正如社会学家鲍曼（Bauman）所论证的那样，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侵蚀了全球北方的社会基础设施。 我们不再是一个“社区”，而是一个“个人网络”——没有任何道德纽带让我们对彼此负责。 强调这一观察的宇宙意义非常重要。 正如我们在这次疫情中所看到的，除了慈善工作（通常几乎完全是反应性的）和顽固地依赖政府为我们所有人做出“正确的决定”之外，没有任何道德粘合剂将我们联系在一起。
展望未来：反思死亡与我们的社区
先知穆罕默德 ﷺ 鼓励探访坟墓，他说：“你们去探访坟墓吧，因为它能提醒人死亡。” 但即使站在坟墓旁，区分认识死亡的观念和面对自身终将死亡的现实也很重要。 前者纯粹是理智上的，而后者则沉重地压在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实现或浪费的潜力之上。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反思我们自己的死亡，或者与我们所爱的人讨论它，永远都不晚——尽管这可能很困难。 如果死亡的想法让你感到恐惧，那么请知道你并不孤单。 我认为这种焦虑具有存在主义的目的：当你面对死亡及其所有维度——其尘世的终结性、其不确定性——这种不适感就像一个具体的信号，提醒你回归安拉。 换句话说，只有通过面对死亡的不确定性，一个人才能真正认识到安拉是“隐秘者”（al-Bāṭin），是幽玄的知晓者，是寻求确定性的唯一对象。 因此，焦虑可以作为通向安拉的精神指南针，但前提是必须面对它并认识到它的意义。
如果死亡的想法仍然难以接受，我敦促你找人谈谈，我这样说是因为我非常清楚，对于穆斯林来说，承认对死亡的恐惧是多么尴尬和带有污名化。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对死亡的恐惧反映了信仰的缺失。 例如，有人可能会被建议去阅读《古兰经》。 然而，对于这样的建议，提出一点谨慎是重要的：告诉某人“去读《古兰经》”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如果他们仍然感到焦虑，那么他们与《古兰经》的关系可能会变得更糟。 相反，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一个人焦虑的意义——在我们的讨论中是死亡——并通过《古兰经》将其与安拉联系起来。 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寻求支持以反思自己的焦虑是有帮助的，尽管向他人承认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所带来的相关污名可能特别令人难以承受。 正如我在上面明确指出的那样，我希望死亡焦虑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所以如果死亡的想法是绝望的根源，这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可以预料的。 通过学习更多地反思我们自己的死亡——而不是将死亡作为一个抽象概念——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本质有了最深刻的洞察。 正如先知（愿主福安之）所说：“多纪念那摧毁享乐者”——他指的是死亡。
我们对死亡的反思也必须促使我们挑战西方穆斯林作为“中产阶级”、拥有庞大且可及的家庭网络和稳定收入的想象地位。 现实中，全球北方许多穆斯林是移民和难民，他们的家庭和生计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拥有同样的稳定感和安全感。 对他们来说，对死亡的恐惧带来了非常直接的担忧：如果他们死了，他们的孩子会怎样？ 例如，在英国，缺乏穆斯林寄养父母，许多孩子往往只能在系统中流转。 也许死亡焦虑不仅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个人的考验，也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社会结构已经削弱的社区的反映。 我们需要重振围绕死亡的社区意识。 没有人应该因为对孩子未来命运的合法担忧而恐惧死亡。 死亡是社区的责任——个人只是将其凸显出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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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丹尼斯·坎贝尔（Denis Campell），《英国封锁导致首次就诊患者出现严重精神疾病》，载于《卫报》，2020年5月15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so ... ients；米兰达·利维（Miranda Levy），《我们是一个被镇静的社会：封锁期间抗抑郁药用量的激增》，载于《每日电讯报》，2020年5月17日，https://www.telegraph.co.uk/he ... down/。
• 欧文·亚隆（Irvin D. Yalom），《凝视太阳：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伦敦：Piatkus出版社，2012年）。
•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娱乐至死：表演艺术时代的公共话语》（伦敦：企鹅出版社，2006年）。
• 丽莎·伊维拉赫（Lisa Iverach）、罗斯·G·孟席斯（Ross G. Menzies）和雷切尔·E·孟席斯（Rachel E. Menzies），《死亡焦虑及其在精神病理学中的作用：跨诊断结构现状综述》，载于《临床心理学评论》第34卷，第7期（2014年）：580–93页，https://doi.org/10.1016/j.cpr.2014.09.002。
• 欧文·亚隆（Irvin D. Yalom），《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1980年）。
• 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E. Frankl），《活出意义来：大屠杀中对希望的经典致敬》（伦敦：Rider出版社，2008年）。
• 亚隆，《凝视太阳》，第30页。
• 皮图·朗加尼（Pittu Laungani）和威廉·杨（William Young）编，《跨文化的死亡与丧亲》（伦敦：Routledge出版社，1997年）。
• 伊本·盖伊姆·贾兹亚（Ibn Qayyim al-Jawzīyah），《神圣追求者的等级》，奥瓦米尔·安朱姆（Ovamir Anjum）译（莱顿：Brill出版社，2020年），https://doi.org/10.1163/9789004413412。
• 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重访恐惧文化：风险承担与低期望的道德》（伦敦：Continuum国际出版公司，2007年）。
• 瓦埃勒·哈拉克（Wael Hallaq），《不可能的国家：伊斯兰、政治与现代性的道德困境》（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4年）。
• 朗加尼和杨，《死亡与丧亲》。
• 雷蒙德·L·M·李（Raymond L. M. Lee），《永恒的召唤：现代性与死亡及来世观念的复兴》，载于《跨文化的死亡：非西方文化中的死亡与临终》，海琳·塞林（Helaine Selin）和罗伯特·M·拉科夫（Robert M. Rakoff）编（查姆：施普林格国际出版公司，2019年），369–84页，https://doi.org/10.1007/978-3-030-18826-9_22。
• 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无神论者的宗教：非信徒的宗教用途指南》（伦敦：企鹅出版社，2013年）。
• 斯特凡尼亚·潘多尔福（Stefania Pandolfo），《灵魂之结：疯狂、精神分析与伊斯兰》（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页。
•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流动的时代：生活在不确定的年代》（剑桥：Polity出版社，2013年）。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976段。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facing-our-fear-reflecting-on-modern-societys-death-anxiety
原文标题：Facing Our Fear: Reflecting on Modern Society's Death Anxiety
作者：Dr. Tarek Younis
作者简介：塔里克·尤尼斯博士（Dr. Tarek Younis）：塔里克·尤尼斯博士是米德尔塞克斯大学心理学高级讲师。他致力于研究和撰写关于伊斯兰恐惧症、心理健康领域的种族主义以及临床环境安全化等课题。他主要教授文化、宗教、全球化和安全政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副标题：一文读懂死亡焦虑：现代社会、生命意义与伊斯兰的安慰
摘要：本文反思现代社会中的死亡焦虑。作者说明，人越回避死亡，越容易被恐惧困住；伊斯兰则通过后世信仰、生命意义和对造物主的归依，帮助人诚实面对死亡。
图：直面恐惧：反思现代社会的死亡焦虑
在这场大流行中，许多人会受到死亡的影响；因此，必须强调的是，本文并非为正在哀悼中的人所写。 相反，本文旨在为那些虽未直接遭受丧亲之痛，但内心仍对死亡感到特别恐惧的人提供一些思考。
引言
毫无疑问，新冠疫情已在全球北方大部分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 尽管许多人渴望回归“常态”，但在疫情的阵痛中，仍有许多意义值得我们去挖掘。 本文将首先反思死亡焦虑及其对穆斯林的意义，随后更广泛地探讨现代世界与死亡的关系。 个人与社会的双重反思都是必要的；“外部”的混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内部”的混乱。 特别要指出的是，我认为在新冠疫情期间流传的一些治疗技术——如放松训练、心理卫生等——不仅可能忽视了对死亡的恐惧，实际上甚至可能在维持这种恐惧。 我将这种独特的死亡恐惧称为“死亡焦虑”，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是一种可诊断的疾病，更绝非可以简化为心理学或精神病学框架的问题。 我所指的，是一种非常真实——且如我稍后将解释的那样，完全是现代的——在预见自身终将死亡时所产生的恐惧。
因此，本文是对雅琴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所概述的通用提醒信息图的补充，旨在阐明为何在当今时代，死亡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种特殊恐惧。 尽管《古兰经》中经常提及死亡的重大道德意义，但不能简单地认为穆斯林不受现代结构和技术（包括治疗实践）的影响，因为这些结构和技术往往会抹除、抽象化或承诺彻底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因此，接下来的内容旨在提醒大家，反思我们自身的终将死亡变得愈发必要，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身为穆斯林”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请注意，这是一篇简短的反思文章。 鉴于死亡是一个极其宏大的主题，请勿期待此处有深度的论述——其目的仅在于激发一些思考。
死亡焦虑的时代
对许多人来说，接近死亡是令人不安且往往具有创伤性的。 如今，心理学家们已经在为“心理健康问题浪潮”做准备，而一些人则正确地批评这种言论是将对危机的自然反应医疗化。 正如著名精神病学家欧文·亚隆（Irvin Yalom）所解释的那样，死亡焦虑对某些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非常微妙，只能通过内省才能发现。
我们越来越多地获得机会来分散对自身终将死亡的注意力。 现代城市生活及其技术使我们永远处于对存在现实的逃避之中。 波兹曼（Postman）称之为“娱乐至死”，将娱乐的影响比作一种存在主义毒品。 我们对死亡的厌恶也可以从流行文化中的描绘中观察到：恐怖片和战争片已经将死亡扭曲、美化并去人性化到无法辨认的地步——使其失去了所有意义。 现代穆斯林和其他人一样，也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产物。 对于西方世界的城市穆斯林来说，尽管死亡在《古兰经》和圣训中具有重要的精神意义，但现代性已经重塑了我们与死亡的关系。
事实上，死亡的主题在《古兰经》中是持续存在的，它旨在“奠定”我们尘世存在的现实，同时也承认我们对死亡的畏惧。 例如，安拉（swt）说：“你所逃避的死亡，必定会来找你。”（62:8） 他还说：“你当崇拜你的主，直到确信（死亡）来临。”（15:99） 因此，我们已经可以确认一种对死亡的存在主义厌恶；在某些人身上比在其他人身上更明显，而且正如我稍后将描述的那样，在某些时代比在其他时代更明显。 但死亡构成了我们此生最庄严的确定性。 这两个关于焦虑与（不）确定性的《古兰经》主题，将成为理解“死亡”对个人影响的理想视角。
从临床角度来看，不难理解死亡焦虑是如何转化为个人病理的。 例如，研究发现死亡焦虑与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和饮食失调有关。 因此，一些心理学家认为，死亡这一主题支持一种跨诊断的方法；即需要一种范式来取代“综合征”（如抑郁、焦虑等），转而关注许多人共有的特定特征——对死亡的恐惧就是其中之一。
考虑到死亡的重要性，让我们以一位穆斯林年轻人为例（为了简化复杂性），他既没有在哀悼，也没有经历任何重大的经济或社会压力。 这位年轻人向我承认，自新冠疫情以来，一种模糊的焦虑感加剧了，经过进一步讨论，我们谈到了死亡的话题。 这位年轻人还承认感到被困住了，无法像往常一样帮助社区——他们作为“助人者”的能力受到了严重挫折。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焦虑，它又如何与他们的社区行动主义相关联？ 以下是几点反思。
第一点借鉴了对焦虑的理解，即认为“对不确定性的不容忍”是其体验的核心。 换句话说，无法容忍某种情况的不确定性——例如，我能通过考试吗？——直接与面对自身缺乏控制力有关。 结果，无法容忍不确定性的人可能会通过试图施加更高程度的控制（完美主义）或完全回避这种情况（拖延）来进行补偿。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死亡无疑是不确定性和失去控制的终极象征。 那么，这位穆斯林年轻人会对因疫情而被迫隔离和禁足感到极其厌恶，也就不足为奇了。
顺便提一下，亚隆讨论的正是这样一个案例：他描述了一位寻求焦虑治疗的客户，当没有获得立即克服焦虑的工具时，他感到越来越忧虑，这很快显露出与他关于死亡的想法有关。 最终，这位客户离开了亚隆，转而寻求肌肉放松技术——以缓解症状。 虽然症状很重要，但对于亚隆的病人来说，死亡这一不确定性的终极象征简直是无法忍受的。 讨论死亡焦虑的空间需要治疗师和客户都进行一定程度的深入探讨，如果条件不允许（在制度上，或者如果客户只想缓解症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同样，我见过穆斯林参与自助活动，这些活动承诺帮助你摆脱旧的、焦虑的自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一切都在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 在动力学心理治疗中，我们可能会探索那些帮助个人避免关注其死亡焦虑的防御机制。 让我举一个在穆斯林中经常出现的例子：利他主义。 众所周知，利他主义，即为他人服务，是一种非常有效（且在社会上值得称赞）的“忘记自我”的方式。 当一个人服务社区的能力受阻时——正如在这场危机中可能发生的那样——他们坐在家里就会开始感到焦躁不安。 那么，挑战就在于为客户提供空间来重新思考他们与利他主义的关系，但更深层次地，是考虑它如何可能成为逃避死亡本身的一种手段。
这可能会引导我们走上一条由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在现代最突出地开辟的道路，即提供空间来思考生命和死亡本身的意义。 正如亚隆再次提醒我们的那样，“虽然死亡的物质性摧毁了我们，但死亡的观念却拯救了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些时期，我们需要将死亡作为我们应对苦难的关键象征。 穆斯林完全有可能在不认识到自身终将死亡的情况下，与安拉建立一种（主要是理智上的）关系。 如果疫情应该作为对安拉的提醒（正如我的同事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所阐述的那样），他们可能会想起安拉，但却回避了他们自己的死亡。 这是现代性的一个标志。
现代世界与死亡的抹除
死亡焦虑是一个独特的人类困境吗？它在不同文化和时代是否相同？ 很可能不是。 尚不清楚早期人群——对他们而言，死亡是其生活的一个核心象征特征——是否以同样的方式体验“死亡焦虑”，跨文化研究已经回到了这一主张。
例如，伊本·盖伊姆·贾兹亚（rA）在观察穆斯林对死亡的恐惧时，将其与处于“没有忏悔的状态”联系起来。 但他随即解释了这种与罪恶相关的恐惧，应该如何伴随着悔恨的体验，并最终导致忏悔。 然而，我认为伊本·盖伊姆所说的“对死亡的恐惧”与我在此所说的死亡焦虑并不相同，在后者中，死亡作为一种特别令人不安的现实，却失去了其道德意义（“我可能会作为一个罪人死去”）。 这是对恐惧的恐惧，恐惧本身就是问题所在。 可以说，这种死亡焦虑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因此如果不简要探讨现代世界中的死亡，对其临床理解就是毫无根据的。
首先，现代西方世界建立在一个原则之上：“历史是进步的”。 这一原则认为，历史不断地向技术、社会和道德的改善迈进。 根据哈拉克（Hallaq）的观点，这种意识形态灌输了一种常识，即推崇现在而摒弃过去——抛弃了几个世纪的传统。 但技术化的现在对于死亡几乎无话可说。 这一点甚至反映在弗洛伊德自己对死亡的思考中，他将其描述为一种“不思考”的状态，反映了他无法赋予其任何意义。 这导致一些著名的无神论哲学家，如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开始反思在死亡问题上保留欧洲基督教仪式的必要性——即使没有造物主。 此外，技术化和高度医疗化的现在也强调了一种生活观，即生活应该是无痛的。 由于死亡过程通常与痛苦联系在一起，这加剧了死亡本身的无意义感。
死亡的无意义感及其对穆斯林的影响，也无法与欧洲殖民主义脱钩。 正如潘多尔福（Pandolfo）在谈到法国殖民摩洛哥的精神影响时所言，其后果是“灵魂窒息”；“当生命萎缩时，死亡被概括为一种平庸，使其变得不可思议，神圣的信息不再在心中被听到。” 此外，正如社会学家鲍曼（Bauman）所论证的那样，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侵蚀了全球北方的社会基础设施。 我们不再是一个“社区”，而是一个“个人网络”——没有任何道德纽带让我们对彼此负责。 强调这一观察的宇宙意义非常重要。 正如我们在这次疫情中所看到的，除了慈善工作（通常几乎完全是反应性的）和顽固地依赖政府为我们所有人做出“正确的决定”之外，没有任何道德粘合剂将我们联系在一起。
展望未来：反思死亡与我们的社区
先知穆罕默德 ﷺ 鼓励探访坟墓，他说：“你们去探访坟墓吧，因为它能提醒人死亡。” 但即使站在坟墓旁，区分认识死亡的观念和面对自身终将死亡的现实也很重要。 前者纯粹是理智上的，而后者则沉重地压在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实现或浪费的潜力之上。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反思我们自己的死亡，或者与我们所爱的人讨论它，永远都不晚——尽管这可能很困难。 如果死亡的想法让你感到恐惧，那么请知道你并不孤单。 我认为这种焦虑具有存在主义的目的：当你面对死亡及其所有维度——其尘世的终结性、其不确定性——这种不适感就像一个具体的信号，提醒你回归安拉。 换句话说，只有通过面对死亡的不确定性，一个人才能真正认识到安拉是“隐秘者”（al-Bāṭin），是幽玄的知晓者，是寻求确定性的唯一对象。 因此，焦虑可以作为通向安拉的精神指南针，但前提是必须面对它并认识到它的意义。
如果死亡的想法仍然难以接受，我敦促你找人谈谈，我这样说是因为我非常清楚，对于穆斯林来说，承认对死亡的恐惧是多么尴尬和带有污名化。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对死亡的恐惧反映了信仰的缺失。 例如，有人可能会被建议去阅读《古兰经》。 然而，对于这样的建议，提出一点谨慎是重要的：告诉某人“去读《古兰经》”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如果他们仍然感到焦虑，那么他们与《古兰经》的关系可能会变得更糟。 相反，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一个人焦虑的意义——在我们的讨论中是死亡——并通过《古兰经》将其与安拉联系起来。 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寻求支持以反思自己的焦虑是有帮助的，尽管向他人承认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所带来的相关污名可能特别令人难以承受。 正如我在上面明确指出的那样，我希望死亡焦虑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所以如果死亡的想法是绝望的根源，这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可以预料的。 通过学习更多地反思我们自己的死亡——而不是将死亡作为一个抽象概念——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本质有了最深刻的洞察。 正如先知（愿主福安之）所说：“多纪念那摧毁享乐者”——他指的是死亡。
我们对死亡的反思也必须促使我们挑战西方穆斯林作为“中产阶级”、拥有庞大且可及的家庭网络和稳定收入的想象地位。 现实中，全球北方许多穆斯林是移民和难民，他们的家庭和生计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拥有同样的稳定感和安全感。 对他们来说，对死亡的恐惧带来了非常直接的担忧：如果他们死了，他们的孩子会怎样？ 例如，在英国，缺乏穆斯林寄养父母，许多孩子往往只能在系统中流转。 也许死亡焦虑不仅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个人的考验，也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社会结构已经削弱的社区的反映。 我们需要重振围绕死亡的社区意识。 没有人应该因为对孩子未来命运的合法担忧而恐惧死亡。 死亡是社区的责任——个人只是将其凸显出来而已。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丹尼斯·坎贝尔（Denis Campell），《英国封锁导致首次就诊患者出现严重精神疾病》，载于《卫报》，2020年5月15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so ... ients；米兰达·利维（Miranda Levy），《我们是一个被镇静的社会：封锁期间抗抑郁药用量的激增》，载于《每日电讯报》，2020年5月17日，https://www.telegraph.co.uk/he ... down/。
• 欧文·亚隆（Irvin D. Yalom），《凝视太阳：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伦敦：Piatkus出版社，2012年）。
•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娱乐至死：表演艺术时代的公共话语》（伦敦：企鹅出版社，2006年）。
• 丽莎·伊维拉赫（Lisa Iverach）、罗斯·G·孟席斯（Ross G. Menzies）和雷切尔·E·孟席斯（Rachel E. Menzies），《死亡焦虑及其在精神病理学中的作用：跨诊断结构现状综述》，载于《临床心理学评论》第34卷，第7期（2014年）：580–93页，https://doi.org/10.1016/j.cpr.2014.09.002。
• 欧文·亚隆（Irvin D. Yalom），《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1980年）。
• 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E. Frankl），《活出意义来：大屠杀中对希望的经典致敬》（伦敦：Rider出版社，2008年）。
• 亚隆，《凝视太阳》，第30页。
• 皮图·朗加尼（Pittu Laungani）和威廉·杨（William Young）编，《跨文化的死亡与丧亲》（伦敦：Routledge出版社，1997年）。
• 伊本·盖伊姆·贾兹亚（Ibn Qayyim al-Jawzīyah），《神圣追求者的等级》，奥瓦米尔·安朱姆（Ovamir Anjum）译（莱顿：Brill出版社，2020年），https://doi.org/10.1163/9789004413412。
• 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重访恐惧文化：风险承担与低期望的道德》（伦敦：Continuum国际出版公司，2007年）。
• 瓦埃勒·哈拉克（Wael Hallaq），《不可能的国家：伊斯兰、政治与现代性的道德困境》（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4年）。
• 朗加尼和杨，《死亡与丧亲》。
• 雷蒙德·L·M·李（Raymond L. M. Lee），《永恒的召唤：现代性与死亡及来世观念的复兴》，载于《跨文化的死亡：非西方文化中的死亡与临终》，海琳·塞林（Helaine Selin）和罗伯特·M·拉科夫（Robert M. Rakoff）编（查姆：施普林格国际出版公司，2019年），369–84页，https://doi.org/10.1007/978-3-030-18826-9_22。
• 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无神论者的宗教：非信徒的宗教用途指南》（伦敦：企鹅出版社，2013年）。
• 斯特凡尼亚·潘多尔福（Stefania Pandolfo），《灵魂之结：疯狂、精神分析与伊斯兰》（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页。
•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流动的时代：生活在不确定的年代》（剑桥：Polity出版社，2013年）。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976段。
现代人为什么害怕死亡？穆斯林如何面对死亡焦虑与后世信仰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3 次浏览 • 2026-05-31 19:31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facing-our-fear-reflecting-on-modern-societys-death-anxiety
原文标题：Facing Our Fear: Reflecting on Modern Society's Death Anxiety
作者：Dr. Tarek Younis
作者简介：塔里克·尤尼斯博士（Dr. Tarek Younis）：塔里克·尤尼斯博士是米德尔塞克斯大学心理学高级讲师。他致力于研究和撰写关于伊斯兰恐惧症、心理健康领域的种族主义以及临床环境安全化等课题。他主要教授文化、宗教、全球化和安全政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副标题：一文读懂死亡焦虑：现代社会、生命意义与伊斯兰的安慰
摘要：本文反思现代社会中的死亡焦虑。作者说明，人越回避死亡，越容易被恐惧困住；伊斯兰则通过后世信仰、生命意义和对造物主的归依，帮助人诚实面对死亡。
图：直面恐惧：反思现代社会的死亡焦虑
在这场大流行中，许多人会受到死亡的影响；因此，必须强调的是，本文并非为正在哀悼中的人所写。 相反，本文旨在为那些虽未直接遭受丧亲之痛，但内心仍对死亡感到特别恐惧的人提供一些思考。
引言
毫无疑问，新冠疫情已在全球北方大部分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 尽管许多人渴望回归“常态”，但在疫情的阵痛中，仍有许多意义值得我们去挖掘。 本文将首先反思死亡焦虑及其对穆斯林的意义，随后更广泛地探讨现代世界与死亡的关系。 个人与社会的双重反思都是必要的；“外部”的混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内部”的混乱。 特别要指出的是，我认为在新冠疫情期间流传的一些治疗技术——如放松训练、心理卫生等——不仅可能忽视了对死亡的恐惧，实际上甚至可能在维持这种恐惧。 我将这种独特的死亡恐惧称为“死亡焦虑”，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是一种可诊断的疾病，更绝非可以简化为心理学或精神病学框架的问题。 我所指的，是一种非常真实——且如我稍后将解释的那样，完全是现代的——在预见自身终将死亡时所产生的恐惧。
因此，本文是对雅琴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所概述的通用提醒信息图的补充，旨在阐明为何在当今时代，死亡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种特殊恐惧。 尽管《古兰经》中经常提及死亡的重大道德意义，但不能简单地认为穆斯林不受现代结构和技术（包括治疗实践）的影响，因为这些结构和技术往往会抹除、抽象化或承诺彻底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因此，接下来的内容旨在提醒大家，反思我们自身的终将死亡变得愈发必要，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身为穆斯林”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请注意，这是一篇简短的反思文章。 鉴于死亡是一个极其宏大的主题，请勿期待此处有深度的论述——其目的仅在于激发一些思考。
死亡焦虑的时代
对许多人来说，接近死亡是令人不安且往往具有创伤性的。 如今，心理学家们已经在为“心理健康问题浪潮”做准备，而一些人则正确地批评这种言论是将对危机的自然反应医疗化。 正如著名精神病学家欧文·亚隆（Irvin Yalom）所解释的那样，死亡焦虑对某些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非常微妙，只能通过内省才能发现。
我们越来越多地获得机会来分散对自身终将死亡的注意力。 现代城市生活及其技术使我们永远处于对存在现实的逃避之中。 波兹曼（Postman）称之为“娱乐至死”，将娱乐的影响比作一种存在主义毒品。 我们对死亡的厌恶也可以从流行文化中的描绘中观察到：恐怖片和战争片已经将死亡扭曲、美化并去人性化到无法辨认的地步——使其失去了所有意义。 现代穆斯林和其他人一样，也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产物。 对于西方世界的城市穆斯林来说，尽管死亡在《古兰经》和圣训中具有重要的精神意义，但现代性已经重塑了我们与死亡的关系。
事实上，死亡的主题在《古兰经》中是持续存在的，它旨在“奠定”我们尘世存在的现实，同时也承认我们对死亡的畏惧。 例如，安拉（swt）说：“你所逃避的死亡，必定会来找你。”（62:8） 他还说：“你当崇拜你的主，直到确信（死亡）来临。”（15:99） 因此，我们已经可以确认一种对死亡的存在主义厌恶；在某些人身上比在其他人身上更明显，而且正如我稍后将描述的那样，在某些时代比在其他时代更明显。 但死亡构成了我们此生最庄严的确定性。 这两个关于焦虑与（不）确定性的《古兰经》主题，将成为理解“死亡”对个人影响的理想视角。
从临床角度来看，不难理解死亡焦虑是如何转化为个人病理的。 例如，研究发现死亡焦虑与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和饮食失调有关。 因此，一些心理学家认为，死亡这一主题支持一种跨诊断的方法；即需要一种范式来取代“综合征”（如抑郁、焦虑等），转而关注许多人共有的特定特征——对死亡的恐惧就是其中之一。
考虑到死亡的重要性，让我们以一位穆斯林年轻人为例（为了简化复杂性），他既没有在哀悼，也没有经历任何重大的经济或社会压力。 这位年轻人向我承认，自新冠疫情以来，一种模糊的焦虑感加剧了，经过进一步讨论，我们谈到了死亡的话题。 这位年轻人还承认感到被困住了，无法像往常一样帮助社区——他们作为“助人者”的能力受到了严重挫折。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焦虑，它又如何与他们的社区行动主义相关联？ 以下是几点反思。
第一点借鉴了对焦虑的理解，即认为“对不确定性的不容忍”是其体验的核心。 换句话说，无法容忍某种情况的不确定性——例如，我能通过考试吗？——直接与面对自身缺乏控制力有关。 结果，无法容忍不确定性的人可能会通过试图施加更高程度的控制（完美主义）或完全回避这种情况（拖延）来进行补偿。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死亡无疑是不确定性和失去控制的终极象征。 那么，这位穆斯林年轻人会对因疫情而被迫隔离和禁足感到极其厌恶，也就不足为奇了。
顺便提一下，亚隆讨论的正是这样一个案例：他描述了一位寻求焦虑治疗的客户，当没有获得立即克服焦虑的工具时，他感到越来越忧虑，这很快显露出与他关于死亡的想法有关。 最终，这位客户离开了亚隆，转而寻求肌肉放松技术——以缓解症状。 虽然症状很重要，但对于亚隆的病人来说，死亡这一不确定性的终极象征简直是无法忍受的。 讨论死亡焦虑的空间需要治疗师和客户都进行一定程度的深入探讨，如果条件不允许（在制度上，或者如果客户只想缓解症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同样，我见过穆斯林参与自助活动，这些活动承诺帮助你摆脱旧的、焦虑的自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一切都在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 在动力学心理治疗中，我们可能会探索那些帮助个人避免关注其死亡焦虑的防御机制。 让我举一个在穆斯林中经常出现的例子：利他主义。 众所周知，利他主义，即为他人服务，是一种非常有效（且在社会上值得称赞）的“忘记自我”的方式。 当一个人服务社区的能力受阻时——正如在这场危机中可能发生的那样——他们坐在家里就会开始感到焦躁不安。 那么，挑战就在于为客户提供空间来重新思考他们与利他主义的关系，但更深层次地，是考虑它如何可能成为逃避死亡本身的一种手段。
这可能会引导我们走上一条由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在现代最突出地开辟的道路，即提供空间来思考生命和死亡本身的意义。 正如亚隆再次提醒我们的那样，“虽然死亡的物质性摧毁了我们，但死亡的观念却拯救了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些时期，我们需要将死亡作为我们应对苦难的关键象征。 穆斯林完全有可能在不认识到自身终将死亡的情况下，与安拉建立一种（主要是理智上的）关系。 如果疫情应该作为对安拉的提醒（正如我的同事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所阐述的那样），他们可能会想起安拉，但却回避了他们自己的死亡。 这是现代性的一个标志。
现代世界与死亡的抹除
死亡焦虑是一个独特的人类困境吗？它在不同文化和时代是否相同？ 很可能不是。 尚不清楚早期人群——对他们而言，死亡是其生活的一个核心象征特征——是否以同样的方式体验“死亡焦虑”，跨文化研究已经回到了这一主张。
例如，伊本·盖伊姆·贾兹亚（rA）在观察穆斯林对死亡的恐惧时，将其与处于“没有忏悔的状态”联系起来。 但他随即解释了这种与罪恶相关的恐惧，应该如何伴随着悔恨的体验，并最终导致忏悔。 然而，我认为伊本·盖伊姆所说的“对死亡的恐惧”与我在此所说的死亡焦虑并不相同，在后者中，死亡作为一种特别令人不安的现实，却失去了其道德意义（“我可能会作为一个罪人死去”）。 这是对恐惧的恐惧，恐惧本身就是问题所在。 可以说，这种死亡焦虑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因此如果不简要探讨现代世界中的死亡，对其临床理解就是毫无根据的。
首先，现代西方世界建立在一个原则之上：“历史是进步的”。 这一原则认为，历史不断地向技术、社会和道德的改善迈进。 根据哈拉克（Hallaq）的观点，这种意识形态灌输了一种常识，即推崇现在而摒弃过去——抛弃了几个世纪的传统。 但技术化的现在对于死亡几乎无话可说。 这一点甚至反映在弗洛伊德自己对死亡的思考中，他将其描述为一种“不思考”的状态，反映了他无法赋予其任何意义。 这导致一些著名的无神论哲学家，如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开始反思在死亡问题上保留欧洲基督教仪式的必要性——即使没有造物主。 此外，技术化和高度医疗化的现在也强调了一种生活观，即生活应该是无痛的。 由于死亡过程通常与痛苦联系在一起，这加剧了死亡本身的无意义感。
死亡的无意义感及其对穆斯林的影响，也无法与欧洲殖民主义脱钩。 正如潘多尔福（Pandolfo）在谈到法国殖民摩洛哥的精神影响时所言，其后果是“灵魂窒息”；“当生命萎缩时，死亡被概括为一种平庸，使其变得不可思议，神圣的信息不再在心中被听到。” 此外，正如社会学家鲍曼（Bauman）所论证的那样，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侵蚀了全球北方的社会基础设施。 我们不再是一个“社区”，而是一个“个人网络”——没有任何道德纽带让我们对彼此负责。 强调这一观察的宇宙意义非常重要。 正如我们在这次疫情中所看到的，除了慈善工作（通常几乎完全是反应性的）和顽固地依赖政府为我们所有人做出“正确的决定”之外，没有任何道德粘合剂将我们联系在一起。
展望未来：反思死亡与我们的社区
先知穆罕默德 ﷺ 鼓励探访坟墓，他说：“你们去探访坟墓吧，因为它能提醒人死亡。” 但即使站在坟墓旁，区分认识死亡的观念和面对自身终将死亡的现实也很重要。 前者纯粹是理智上的，而后者则沉重地压在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实现或浪费的潜力之上。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反思我们自己的死亡，或者与我们所爱的人讨论它，永远都不晚——尽管这可能很困难。 如果死亡的想法让你感到恐惧，那么请知道你并不孤单。 我认为这种焦虑具有存在主义的目的：当你面对死亡及其所有维度——其尘世的终结性、其不确定性——这种不适感就像一个具体的信号，提醒你回归安拉。 换句话说，只有通过面对死亡的不确定性，一个人才能真正认识到安拉是“隐秘者”（al-Bāṭin），是幽玄的知晓者，是寻求确定性的唯一对象。 因此，焦虑可以作为通向安拉的精神指南针，但前提是必须面对它并认识到它的意义。
如果死亡的想法仍然难以接受，我敦促你找人谈谈，我这样说是因为我非常清楚，对于穆斯林来说，承认对死亡的恐惧是多么尴尬和带有污名化。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对死亡的恐惧反映了信仰的缺失。 例如，有人可能会被建议去阅读《古兰经》。 然而，对于这样的建议，提出一点谨慎是重要的：告诉某人“去读《古兰经》”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如果他们仍然感到焦虑，那么他们与《古兰经》的关系可能会变得更糟。 相反，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一个人焦虑的意义——在我们的讨论中是死亡——并通过《古兰经》将其与安拉联系起来。 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寻求支持以反思自己的焦虑是有帮助的，尽管向他人承认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所带来的相关污名可能特别令人难以承受。 正如我在上面明确指出的那样，我希望死亡焦虑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所以如果死亡的想法是绝望的根源，这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可以预料的。 通过学习更多地反思我们自己的死亡——而不是将死亡作为一个抽象概念——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本质有了最深刻的洞察。 正如先知（愿主福安之）所说：“多纪念那摧毁享乐者”——他指的是死亡。
我们对死亡的反思也必须促使我们挑战西方穆斯林作为“中产阶级”、拥有庞大且可及的家庭网络和稳定收入的想象地位。 现实中，全球北方许多穆斯林是移民和难民，他们的家庭和生计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拥有同样的稳定感和安全感。 对他们来说，对死亡的恐惧带来了非常直接的担忧：如果他们死了，他们的孩子会怎样？ 例如，在英国，缺乏穆斯林寄养父母，许多孩子往往只能在系统中流转。 也许死亡焦虑不仅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个人的考验，也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社会结构已经削弱的社区的反映。 我们需要重振围绕死亡的社区意识。 没有人应该因为对孩子未来命运的合法担忧而恐惧死亡。 死亡是社区的责任——个人只是将其凸显出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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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丹尼斯·坎贝尔（Denis Campell），《英国封锁导致首次就诊患者出现严重精神疾病》，载于《卫报》，2020年5月15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so ... ients；米兰达·利维（Miranda Levy），《我们是一个被镇静的社会：封锁期间抗抑郁药用量的激增》，载于《每日电讯报》，2020年5月17日，https://www.telegraph.co.uk/he ... down/。
• 欧文·亚隆（Irvin D. Yalom），《凝视太阳：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伦敦：Piatkus出版社，2012年）。
•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娱乐至死：表演艺术时代的公共话语》（伦敦：企鹅出版社，2006年）。
• 丽莎·伊维拉赫（Lisa Iverach）、罗斯·G·孟席斯（Ross G. Menzies）和雷切尔·E·孟席斯（Rachel E. Menzies），《死亡焦虑及其在精神病理学中的作用：跨诊断结构现状综述》，载于《临床心理学评论》第34卷，第7期（2014年）：580–93页，https://doi.org/10.1016/j.cpr.2014.09.002。
• 欧文·亚隆（Irvin D. Yalom），《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1980年）。
• 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E. Frankl），《活出意义来：大屠杀中对希望的经典致敬》（伦敦：Rider出版社，2008年）。
• 亚隆，《凝视太阳》，第30页。
• 皮图·朗加尼（Pittu Laungani）和威廉·杨（William Young）编，《跨文化的死亡与丧亲》（伦敦：Routledge出版社，1997年）。
• 伊本·盖伊姆·贾兹亚（Ibn Qayyim al-Jawzīyah），《神圣追求者的等级》，奥瓦米尔·安朱姆（Ovamir Anjum）译（莱顿：Brill出版社，2020年），https://doi.org/10.1163/9789004413412。
• 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重访恐惧文化：风险承担与低期望的道德》（伦敦：Continuum国际出版公司，2007年）。
• 瓦埃勒·哈拉克（Wael Hallaq），《不可能的国家：伊斯兰、政治与现代性的道德困境》（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4年）。
• 朗加尼和杨，《死亡与丧亲》。
• 雷蒙德·L·M·李（Raymond L. M. Lee），《永恒的召唤：现代性与死亡及来世观念的复兴》，载于《跨文化的死亡：非西方文化中的死亡与临终》，海琳·塞林（Helaine Selin）和罗伯特·M·拉科夫（Robert M. Rakoff）编（查姆：施普林格国际出版公司，2019年），369–84页，https://doi.org/10.1007/978-3-030-18826-9_22。
• 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无神论者的宗教：非信徒的宗教用途指南》（伦敦：企鹅出版社，2013年）。
• 斯特凡尼亚·潘多尔福（Stefania Pandolfo），《灵魂之结：疯狂、精神分析与伊斯兰》（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页。
•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流动的时代：生活在不确定的年代》（剑桥：Polity出版社，2013年）。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976段。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facing-our-fear-reflecting-on-modern-societys-death-anxiety
原文标题：Facing Our Fear: Reflecting on Modern Society's Death Anxiety
作者：Dr. Tarek Younis
作者简介：塔里克·尤尼斯博士（Dr. Tarek Younis）：塔里克·尤尼斯博士是米德尔塞克斯大学心理学高级讲师。他致力于研究和撰写关于伊斯兰恐惧症、心理健康领域的种族主义以及临床环境安全化等课题。他主要教授文化、宗教、全球化和安全政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副标题：一文读懂死亡焦虑：现代社会、生命意义与伊斯兰的安慰
摘要：本文反思现代社会中的死亡焦虑。作者说明，人越回避死亡，越容易被恐惧困住；伊斯兰则通过后世信仰、生命意义和对造物主的归依，帮助人诚实面对死亡。
图：直面恐惧：反思现代社会的死亡焦虑
在这场大流行中，许多人会受到死亡的影响；因此，必须强调的是，本文并非为正在哀悼中的人所写。 相反，本文旨在为那些虽未直接遭受丧亲之痛，但内心仍对死亡感到特别恐惧的人提供一些思考。
引言
毫无疑问，新冠疫情已在全球北方大部分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 尽管许多人渴望回归“常态”，但在疫情的阵痛中，仍有许多意义值得我们去挖掘。 本文将首先反思死亡焦虑及其对穆斯林的意义，随后更广泛地探讨现代世界与死亡的关系。 个人与社会的双重反思都是必要的；“外部”的混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内部”的混乱。 特别要指出的是，我认为在新冠疫情期间流传的一些治疗技术——如放松训练、心理卫生等——不仅可能忽视了对死亡的恐惧，实际上甚至可能在维持这种恐惧。 我将这种独特的死亡恐惧称为“死亡焦虑”，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是一种可诊断的疾病，更绝非可以简化为心理学或精神病学框架的问题。 我所指的，是一种非常真实——且如我稍后将解释的那样，完全是现代的——在预见自身终将死亡时所产生的恐惧。
因此，本文是对雅琴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所概述的通用提醒信息图的补充，旨在阐明为何在当今时代，死亡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种特殊恐惧。 尽管《古兰经》中经常提及死亡的重大道德意义，但不能简单地认为穆斯林不受现代结构和技术（包括治疗实践）的影响，因为这些结构和技术往往会抹除、抽象化或承诺彻底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因此，接下来的内容旨在提醒大家，反思我们自身的终将死亡变得愈发必要，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身为穆斯林”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请注意，这是一篇简短的反思文章。 鉴于死亡是一个极其宏大的主题，请勿期待此处有深度的论述——其目的仅在于激发一些思考。
死亡焦虑的时代
对许多人来说，接近死亡是令人不安且往往具有创伤性的。 如今，心理学家们已经在为“心理健康问题浪潮”做准备，而一些人则正确地批评这种言论是将对危机的自然反应医疗化。 正如著名精神病学家欧文·亚隆（Irvin Yalom）所解释的那样，死亡焦虑对某些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非常微妙，只能通过内省才能发现。
我们越来越多地获得机会来分散对自身终将死亡的注意力。 现代城市生活及其技术使我们永远处于对存在现实的逃避之中。 波兹曼（Postman）称之为“娱乐至死”，将娱乐的影响比作一种存在主义毒品。 我们对死亡的厌恶也可以从流行文化中的描绘中观察到：恐怖片和战争片已经将死亡扭曲、美化并去人性化到无法辨认的地步——使其失去了所有意义。 现代穆斯林和其他人一样，也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产物。 对于西方世界的城市穆斯林来说，尽管死亡在《古兰经》和圣训中具有重要的精神意义，但现代性已经重塑了我们与死亡的关系。
事实上，死亡的主题在《古兰经》中是持续存在的，它旨在“奠定”我们尘世存在的现实，同时也承认我们对死亡的畏惧。 例如，安拉（swt）说：“你所逃避的死亡，必定会来找你。”（62:8） 他还说：“你当崇拜你的主，直到确信（死亡）来临。”（15:99） 因此，我们已经可以确认一种对死亡的存在主义厌恶；在某些人身上比在其他人身上更明显，而且正如我稍后将描述的那样，在某些时代比在其他时代更明显。 但死亡构成了我们此生最庄严的确定性。 这两个关于焦虑与（不）确定性的《古兰经》主题，将成为理解“死亡”对个人影响的理想视角。
从临床角度来看，不难理解死亡焦虑是如何转化为个人病理的。 例如，研究发现死亡焦虑与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和饮食失调有关。 因此，一些心理学家认为，死亡这一主题支持一种跨诊断的方法；即需要一种范式来取代“综合征”（如抑郁、焦虑等），转而关注许多人共有的特定特征——对死亡的恐惧就是其中之一。
考虑到死亡的重要性，让我们以一位穆斯林年轻人为例（为了简化复杂性），他既没有在哀悼，也没有经历任何重大的经济或社会压力。 这位年轻人向我承认，自新冠疫情以来，一种模糊的焦虑感加剧了，经过进一步讨论，我们谈到了死亡的话题。 这位年轻人还承认感到被困住了，无法像往常一样帮助社区——他们作为“助人者”的能力受到了严重挫折。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焦虑，它又如何与他们的社区行动主义相关联？ 以下是几点反思。
第一点借鉴了对焦虑的理解，即认为“对不确定性的不容忍”是其体验的核心。 换句话说，无法容忍某种情况的不确定性——例如，我能通过考试吗？——直接与面对自身缺乏控制力有关。 结果，无法容忍不确定性的人可能会通过试图施加更高程度的控制（完美主义）或完全回避这种情况（拖延）来进行补偿。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死亡无疑是不确定性和失去控制的终极象征。 那么，这位穆斯林年轻人会对因疫情而被迫隔离和禁足感到极其厌恶，也就不足为奇了。
顺便提一下，亚隆讨论的正是这样一个案例：他描述了一位寻求焦虑治疗的客户，当没有获得立即克服焦虑的工具时，他感到越来越忧虑，这很快显露出与他关于死亡的想法有关。 最终，这位客户离开了亚隆，转而寻求肌肉放松技术——以缓解症状。 虽然症状很重要，但对于亚隆的病人来说，死亡这一不确定性的终极象征简直是无法忍受的。 讨论死亡焦虑的空间需要治疗师和客户都进行一定程度的深入探讨，如果条件不允许（在制度上，或者如果客户只想缓解症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同样，我见过穆斯林参与自助活动，这些活动承诺帮助你摆脱旧的、焦虑的自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一切都在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 在动力学心理治疗中，我们可能会探索那些帮助个人避免关注其死亡焦虑的防御机制。 让我举一个在穆斯林中经常出现的例子：利他主义。 众所周知，利他主义，即为他人服务，是一种非常有效（且在社会上值得称赞）的“忘记自我”的方式。 当一个人服务社区的能力受阻时——正如在这场危机中可能发生的那样——他们坐在家里就会开始感到焦躁不安。 那么，挑战就在于为客户提供空间来重新思考他们与利他主义的关系，但更深层次地，是考虑它如何可能成为逃避死亡本身的一种手段。
这可能会引导我们走上一条由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在现代最突出地开辟的道路，即提供空间来思考生命和死亡本身的意义。 正如亚隆再次提醒我们的那样，“虽然死亡的物质性摧毁了我们，但死亡的观念却拯救了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些时期，我们需要将死亡作为我们应对苦难的关键象征。 穆斯林完全有可能在不认识到自身终将死亡的情况下，与安拉建立一种（主要是理智上的）关系。 如果疫情应该作为对安拉的提醒（正如我的同事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所阐述的那样），他们可能会想起安拉，但却回避了他们自己的死亡。 这是现代性的一个标志。
现代世界与死亡的抹除
死亡焦虑是一个独特的人类困境吗？它在不同文化和时代是否相同？ 很可能不是。 尚不清楚早期人群——对他们而言，死亡是其生活的一个核心象征特征——是否以同样的方式体验“死亡焦虑”，跨文化研究已经回到了这一主张。
例如，伊本·盖伊姆·贾兹亚（rA）在观察穆斯林对死亡的恐惧时，将其与处于“没有忏悔的状态”联系起来。 但他随即解释了这种与罪恶相关的恐惧，应该如何伴随着悔恨的体验，并最终导致忏悔。 然而，我认为伊本·盖伊姆所说的“对死亡的恐惧”与我在此所说的死亡焦虑并不相同，在后者中，死亡作为一种特别令人不安的现实，却失去了其道德意义（“我可能会作为一个罪人死去”）。 这是对恐惧的恐惧，恐惧本身就是问题所在。 可以说，这种死亡焦虑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因此如果不简要探讨现代世界中的死亡，对其临床理解就是毫无根据的。
首先，现代西方世界建立在一个原则之上：“历史是进步的”。 这一原则认为，历史不断地向技术、社会和道德的改善迈进。 根据哈拉克（Hallaq）的观点，这种意识形态灌输了一种常识，即推崇现在而摒弃过去——抛弃了几个世纪的传统。 但技术化的现在对于死亡几乎无话可说。 这一点甚至反映在弗洛伊德自己对死亡的思考中，他将其描述为一种“不思考”的状态，反映了他无法赋予其任何意义。 这导致一些著名的无神论哲学家，如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开始反思在死亡问题上保留欧洲基督教仪式的必要性——即使没有造物主。 此外，技术化和高度医疗化的现在也强调了一种生活观，即生活应该是无痛的。 由于死亡过程通常与痛苦联系在一起，这加剧了死亡本身的无意义感。
死亡的无意义感及其对穆斯林的影响，也无法与欧洲殖民主义脱钩。 正如潘多尔福（Pandolfo）在谈到法国殖民摩洛哥的精神影响时所言，其后果是“灵魂窒息”；“当生命萎缩时，死亡被概括为一种平庸，使其变得不可思议，神圣的信息不再在心中被听到。” 此外，正如社会学家鲍曼（Bauman）所论证的那样，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侵蚀了全球北方的社会基础设施。 我们不再是一个“社区”，而是一个“个人网络”——没有任何道德纽带让我们对彼此负责。 强调这一观察的宇宙意义非常重要。 正如我们在这次疫情中所看到的，除了慈善工作（通常几乎完全是反应性的）和顽固地依赖政府为我们所有人做出“正确的决定”之外，没有任何道德粘合剂将我们联系在一起。
展望未来：反思死亡与我们的社区
先知穆罕默德 ﷺ 鼓励探访坟墓，他说：“你们去探访坟墓吧，因为它能提醒人死亡。” 但即使站在坟墓旁，区分认识死亡的观念和面对自身终将死亡的现实也很重要。 前者纯粹是理智上的，而后者则沉重地压在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实现或浪费的潜力之上。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反思我们自己的死亡，或者与我们所爱的人讨论它，永远都不晚——尽管这可能很困难。 如果死亡的想法让你感到恐惧，那么请知道你并不孤单。 我认为这种焦虑具有存在主义的目的：当你面对死亡及其所有维度——其尘世的终结性、其不确定性——这种不适感就像一个具体的信号，提醒你回归安拉。 换句话说，只有通过面对死亡的不确定性，一个人才能真正认识到安拉是“隐秘者”（al-Bāṭin），是幽玄的知晓者，是寻求确定性的唯一对象。 因此，焦虑可以作为通向安拉的精神指南针，但前提是必须面对它并认识到它的意义。
如果死亡的想法仍然难以接受，我敦促你找人谈谈，我这样说是因为我非常清楚，对于穆斯林来说，承认对死亡的恐惧是多么尴尬和带有污名化。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对死亡的恐惧反映了信仰的缺失。 例如，有人可能会被建议去阅读《古兰经》。 然而，对于这样的建议，提出一点谨慎是重要的：告诉某人“去读《古兰经》”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如果他们仍然感到焦虑，那么他们与《古兰经》的关系可能会变得更糟。 相反，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一个人焦虑的意义——在我们的讨论中是死亡——并通过《古兰经》将其与安拉联系起来。 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寻求支持以反思自己的焦虑是有帮助的，尽管向他人承认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所带来的相关污名可能特别令人难以承受。 正如我在上面明确指出的那样，我希望死亡焦虑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所以如果死亡的想法是绝望的根源，这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可以预料的。 通过学习更多地反思我们自己的死亡——而不是将死亡作为一个抽象概念——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本质有了最深刻的洞察。 正如先知（愿主福安之）所说：“多纪念那摧毁享乐者”——他指的是死亡。
我们对死亡的反思也必须促使我们挑战西方穆斯林作为“中产阶级”、拥有庞大且可及的家庭网络和稳定收入的想象地位。 现实中，全球北方许多穆斯林是移民和难民，他们的家庭和生计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拥有同样的稳定感和安全感。 对他们来说，对死亡的恐惧带来了非常直接的担忧：如果他们死了，他们的孩子会怎样？ 例如，在英国，缺乏穆斯林寄养父母，许多孩子往往只能在系统中流转。 也许死亡焦虑不仅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个人的考验，也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社会结构已经削弱的社区的反映。 我们需要重振围绕死亡的社区意识。 没有人应该因为对孩子未来命运的合法担忧而恐惧死亡。 死亡是社区的责任——个人只是将其凸显出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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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丹尼斯·坎贝尔（Denis Campell），《英国封锁导致首次就诊患者出现严重精神疾病》，载于《卫报》，2020年5月15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so ... ients；米兰达·利维（Miranda Levy），《我们是一个被镇静的社会：封锁期间抗抑郁药用量的激增》，载于《每日电讯报》，2020年5月17日，https://www.telegraph.co.uk/he ... down/。
• 欧文·亚隆（Irvin D. Yalom），《凝视太阳：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伦敦：Piatkus出版社，2012年）。
•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娱乐至死：表演艺术时代的公共话语》（伦敦：企鹅出版社，2006年）。
• 丽莎·伊维拉赫（Lisa Iverach）、罗斯·G·孟席斯（Ross G. Menzies）和雷切尔·E·孟席斯（Rachel E. Menzies），《死亡焦虑及其在精神病理学中的作用：跨诊断结构现状综述》，载于《临床心理学评论》第34卷，第7期（2014年）：580–93页，https://doi.org/10.1016/j.cpr.2014.09.002。
• 欧文·亚隆（Irvin D. Yalom），《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1980年）。
• 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E. Frankl），《活出意义来：大屠杀中对希望的经典致敬》（伦敦：Rider出版社，2008年）。
• 亚隆，《凝视太阳》，第30页。
• 皮图·朗加尼（Pittu Laungani）和威廉·杨（William Young）编，《跨文化的死亡与丧亲》（伦敦：Routledge出版社，1997年）。
• 伊本·盖伊姆·贾兹亚（Ibn Qayyim al-Jawzīyah），《神圣追求者的等级》，奥瓦米尔·安朱姆（Ovamir Anjum）译（莱顿：Brill出版社，2020年），https://doi.org/10.1163/9789004413412。
• 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重访恐惧文化：风险承担与低期望的道德》（伦敦：Continuum国际出版公司，2007年）。
• 瓦埃勒·哈拉克（Wael Hallaq），《不可能的国家：伊斯兰、政治与现代性的道德困境》（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4年）。
• 朗加尼和杨，《死亡与丧亲》。
• 雷蒙德·L·M·李（Raymond L. M. Lee），《永恒的召唤：现代性与死亡及来世观念的复兴》，载于《跨文化的死亡：非西方文化中的死亡与临终》，海琳·塞林（Helaine Selin）和罗伯特·M·拉科夫（Robert M. Rakoff）编（查姆：施普林格国际出版公司，2019年），369–84页，https://doi.org/10.1007/978-3-030-18826-9_22。
• 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无神论者的宗教：非信徒的宗教用途指南》（伦敦：企鹅出版社，2013年）。
• 斯特凡尼亚·潘多尔福（Stefania Pandolfo），《灵魂之结：疯狂、精神分析与伊斯兰》（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页。
•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流动的时代：生活在不确定的年代》（剑桥：Polity出版社，2013年）。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976段。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facing-our-fear-reflecting-on-modern-societys-death-anxiety
原文标题：Facing Our Fear: Reflecting on Modern Society's Death Anxiety
作者：Dr. Tarek Younis
作者简介：塔里克·尤尼斯博士（Dr. Tarek Younis）：塔里克·尤尼斯博士是米德尔塞克斯大学心理学高级讲师。他致力于研究和撰写关于伊斯兰恐惧症、心理健康领域的种族主义以及临床环境安全化等课题。他主要教授文化、宗教、全球化和安全政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副标题：一文读懂死亡焦虑：现代社会、生命意义与伊斯兰的安慰
摘要：本文反思现代社会中的死亡焦虑。作者说明，人越回避死亡，越容易被恐惧困住；伊斯兰则通过后世信仰、生命意义和对造物主的归依，帮助人诚实面对死亡。
图：直面恐惧：反思现代社会的死亡焦虑
在这场大流行中，许多人会受到死亡的影响；因此，必须强调的是，本文并非为正在哀悼中的人所写。 相反，本文旨在为那些虽未直接遭受丧亲之痛，但内心仍对死亡感到特别恐惧的人提供一些思考。
引言
毫无疑问，新冠疫情已在全球北方大部分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 尽管许多人渴望回归“常态”，但在疫情的阵痛中，仍有许多意义值得我们去挖掘。 本文将首先反思死亡焦虑及其对穆斯林的意义，随后更广泛地探讨现代世界与死亡的关系。 个人与社会的双重反思都是必要的；“外部”的混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内部”的混乱。 特别要指出的是，我认为在新冠疫情期间流传的一些治疗技术——如放松训练、心理卫生等——不仅可能忽视了对死亡的恐惧，实际上甚至可能在维持这种恐惧。 我将这种独特的死亡恐惧称为“死亡焦虑”，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是一种可诊断的疾病，更绝非可以简化为心理学或精神病学框架的问题。 我所指的，是一种非常真实——且如我稍后将解释的那样，完全是现代的——在预见自身终将死亡时所产生的恐惧。
因此，本文是对雅琴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所概述的通用提醒信息图的补充，旨在阐明为何在当今时代，死亡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种特殊恐惧。 尽管《古兰经》中经常提及死亡的重大道德意义，但不能简单地认为穆斯林不受现代结构和技术（包括治疗实践）的影响，因为这些结构和技术往往会抹除、抽象化或承诺彻底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因此，接下来的内容旨在提醒大家，反思我们自身的终将死亡变得愈发必要，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身为穆斯林”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请注意，这是一篇简短的反思文章。 鉴于死亡是一个极其宏大的主题，请勿期待此处有深度的论述——其目的仅在于激发一些思考。
死亡焦虑的时代
对许多人来说，接近死亡是令人不安且往往具有创伤性的。 如今，心理学家们已经在为“心理健康问题浪潮”做准备，而一些人则正确地批评这种言论是将对危机的自然反应医疗化。 正如著名精神病学家欧文·亚隆（Irvin Yalom）所解释的那样，死亡焦虑对某些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非常微妙，只能通过内省才能发现。
我们越来越多地获得机会来分散对自身终将死亡的注意力。 现代城市生活及其技术使我们永远处于对存在现实的逃避之中。 波兹曼（Postman）称之为“娱乐至死”，将娱乐的影响比作一种存在主义毒品。 我们对死亡的厌恶也可以从流行文化中的描绘中观察到：恐怖片和战争片已经将死亡扭曲、美化并去人性化到无法辨认的地步——使其失去了所有意义。 现代穆斯林和其他人一样，也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产物。 对于西方世界的城市穆斯林来说，尽管死亡在《古兰经》和圣训中具有重要的精神意义，但现代性已经重塑了我们与死亡的关系。
事实上，死亡的主题在《古兰经》中是持续存在的，它旨在“奠定”我们尘世存在的现实，同时也承认我们对死亡的畏惧。 例如，安拉（swt）说：“你所逃避的死亡，必定会来找你。”（62:8） 他还说：“你当崇拜你的主，直到确信（死亡）来临。”（15:99） 因此，我们已经可以确认一种对死亡的存在主义厌恶；在某些人身上比在其他人身上更明显，而且正如我稍后将描述的那样，在某些时代比在其他时代更明显。 但死亡构成了我们此生最庄严的确定性。 这两个关于焦虑与（不）确定性的《古兰经》主题，将成为理解“死亡”对个人影响的理想视角。
从临床角度来看，不难理解死亡焦虑是如何转化为个人病理的。 例如，研究发现死亡焦虑与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和饮食失调有关。 因此，一些心理学家认为，死亡这一主题支持一种跨诊断的方法；即需要一种范式来取代“综合征”（如抑郁、焦虑等），转而关注许多人共有的特定特征——对死亡的恐惧就是其中之一。
考虑到死亡的重要性，让我们以一位穆斯林年轻人为例（为了简化复杂性），他既没有在哀悼，也没有经历任何重大的经济或社会压力。 这位年轻人向我承认，自新冠疫情以来，一种模糊的焦虑感加剧了，经过进一步讨论，我们谈到了死亡的话题。 这位年轻人还承认感到被困住了，无法像往常一样帮助社区——他们作为“助人者”的能力受到了严重挫折。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焦虑，它又如何与他们的社区行动主义相关联？ 以下是几点反思。
第一点借鉴了对焦虑的理解，即认为“对不确定性的不容忍”是其体验的核心。 换句话说，无法容忍某种情况的不确定性——例如，我能通过考试吗？——直接与面对自身缺乏控制力有关。 结果，无法容忍不确定性的人可能会通过试图施加更高程度的控制（完美主义）或完全回避这种情况（拖延）来进行补偿。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死亡无疑是不确定性和失去控制的终极象征。 那么，这位穆斯林年轻人会对因疫情而被迫隔离和禁足感到极其厌恶，也就不足为奇了。
顺便提一下，亚隆讨论的正是这样一个案例：他描述了一位寻求焦虑治疗的客户，当没有获得立即克服焦虑的工具时，他感到越来越忧虑，这很快显露出与他关于死亡的想法有关。 最终，这位客户离开了亚隆，转而寻求肌肉放松技术——以缓解症状。 虽然症状很重要，但对于亚隆的病人来说，死亡这一不确定性的终极象征简直是无法忍受的。 讨论死亡焦虑的空间需要治疗师和客户都进行一定程度的深入探讨，如果条件不允许（在制度上，或者如果客户只想缓解症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同样，我见过穆斯林参与自助活动，这些活动承诺帮助你摆脱旧的、焦虑的自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一切都在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 在动力学心理治疗中，我们可能会探索那些帮助个人避免关注其死亡焦虑的防御机制。 让我举一个在穆斯林中经常出现的例子：利他主义。 众所周知，利他主义，即为他人服务，是一种非常有效（且在社会上值得称赞）的“忘记自我”的方式。 当一个人服务社区的能力受阻时——正如在这场危机中可能发生的那样——他们坐在家里就会开始感到焦躁不安。 那么，挑战就在于为客户提供空间来重新思考他们与利他主义的关系，但更深层次地，是考虑它如何可能成为逃避死亡本身的一种手段。
这可能会引导我们走上一条由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在现代最突出地开辟的道路，即提供空间来思考生命和死亡本身的意义。 正如亚隆再次提醒我们的那样，“虽然死亡的物质性摧毁了我们，但死亡的观念却拯救了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些时期，我们需要将死亡作为我们应对苦难的关键象征。 穆斯林完全有可能在不认识到自身终将死亡的情况下，与安拉建立一种（主要是理智上的）关系。 如果疫情应该作为对安拉的提醒（正如我的同事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所阐述的那样），他们可能会想起安拉，但却回避了他们自己的死亡。 这是现代性的一个标志。
现代世界与死亡的抹除
死亡焦虑是一个独特的人类困境吗？它在不同文化和时代是否相同？ 很可能不是。 尚不清楚早期人群——对他们而言，死亡是其生活的一个核心象征特征——是否以同样的方式体验“死亡焦虑”，跨文化研究已经回到了这一主张。
例如，伊本·盖伊姆·贾兹亚（rA）在观察穆斯林对死亡的恐惧时，将其与处于“没有忏悔的状态”联系起来。 但他随即解释了这种与罪恶相关的恐惧，应该如何伴随着悔恨的体验，并最终导致忏悔。 然而，我认为伊本·盖伊姆所说的“对死亡的恐惧”与我在此所说的死亡焦虑并不相同，在后者中，死亡作为一种特别令人不安的现实，却失去了其道德意义（“我可能会作为一个罪人死去”）。 这是对恐惧的恐惧，恐惧本身就是问题所在。 可以说，这种死亡焦虑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因此如果不简要探讨现代世界中的死亡，对其临床理解就是毫无根据的。
首先，现代西方世界建立在一个原则之上：“历史是进步的”。 这一原则认为，历史不断地向技术、社会和道德的改善迈进。 根据哈拉克（Hallaq）的观点，这种意识形态灌输了一种常识，即推崇现在而摒弃过去——抛弃了几个世纪的传统。 但技术化的现在对于死亡几乎无话可说。 这一点甚至反映在弗洛伊德自己对死亡的思考中，他将其描述为一种“不思考”的状态，反映了他无法赋予其任何意义。 这导致一些著名的无神论哲学家，如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开始反思在死亡问题上保留欧洲基督教仪式的必要性——即使没有造物主。 此外，技术化和高度医疗化的现在也强调了一种生活观，即生活应该是无痛的。 由于死亡过程通常与痛苦联系在一起，这加剧了死亡本身的无意义感。
死亡的无意义感及其对穆斯林的影响，也无法与欧洲殖民主义脱钩。 正如潘多尔福（Pandolfo）在谈到法国殖民摩洛哥的精神影响时所言，其后果是“灵魂窒息”；“当生命萎缩时，死亡被概括为一种平庸，使其变得不可思议，神圣的信息不再在心中被听到。” 此外，正如社会学家鲍曼（Bauman）所论证的那样，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侵蚀了全球北方的社会基础设施。 我们不再是一个“社区”，而是一个“个人网络”——没有任何道德纽带让我们对彼此负责。 强调这一观察的宇宙意义非常重要。 正如我们在这次疫情中所看到的，除了慈善工作（通常几乎完全是反应性的）和顽固地依赖政府为我们所有人做出“正确的决定”之外，没有任何道德粘合剂将我们联系在一起。
展望未来：反思死亡与我们的社区
先知穆罕默德 ﷺ 鼓励探访坟墓，他说：“你们去探访坟墓吧，因为它能提醒人死亡。” 但即使站在坟墓旁，区分认识死亡的观念和面对自身终将死亡的现实也很重要。 前者纯粹是理智上的，而后者则沉重地压在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实现或浪费的潜力之上。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反思我们自己的死亡，或者与我们所爱的人讨论它，永远都不晚——尽管这可能很困难。 如果死亡的想法让你感到恐惧，那么请知道你并不孤单。 我认为这种焦虑具有存在主义的目的：当你面对死亡及其所有维度——其尘世的终结性、其不确定性——这种不适感就像一个具体的信号，提醒你回归安拉。 换句话说，只有通过面对死亡的不确定性，一个人才能真正认识到安拉是“隐秘者”（al-Bāṭin），是幽玄的知晓者，是寻求确定性的唯一对象。 因此，焦虑可以作为通向安拉的精神指南针，但前提是必须面对它并认识到它的意义。
如果死亡的想法仍然难以接受，我敦促你找人谈谈，我这样说是因为我非常清楚，对于穆斯林来说，承认对死亡的恐惧是多么尴尬和带有污名化。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对死亡的恐惧反映了信仰的缺失。 例如，有人可能会被建议去阅读《古兰经》。 然而，对于这样的建议，提出一点谨慎是重要的：告诉某人“去读《古兰经》”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如果他们仍然感到焦虑，那么他们与《古兰经》的关系可能会变得更糟。 相反，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一个人焦虑的意义——在我们的讨论中是死亡——并通过《古兰经》将其与安拉联系起来。 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寻求支持以反思自己的焦虑是有帮助的，尽管向他人承认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所带来的相关污名可能特别令人难以承受。 正如我在上面明确指出的那样，我希望死亡焦虑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所以如果死亡的想法是绝望的根源，这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可以预料的。 通过学习更多地反思我们自己的死亡——而不是将死亡作为一个抽象概念——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本质有了最深刻的洞察。 正如先知（愿主福安之）所说：“多纪念那摧毁享乐者”——他指的是死亡。
我们对死亡的反思也必须促使我们挑战西方穆斯林作为“中产阶级”、拥有庞大且可及的家庭网络和稳定收入的想象地位。 现实中，全球北方许多穆斯林是移民和难民，他们的家庭和生计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拥有同样的稳定感和安全感。 对他们来说，对死亡的恐惧带来了非常直接的担忧：如果他们死了，他们的孩子会怎样？ 例如，在英国，缺乏穆斯林寄养父母，许多孩子往往只能在系统中流转。 也许死亡焦虑不仅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个人的考验，也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社会结构已经削弱的社区的反映。 我们需要重振围绕死亡的社区意识。 没有人应该因为对孩子未来命运的合法担忧而恐惧死亡。 死亡是社区的责任——个人只是将其凸显出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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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丹尼斯·坎贝尔（Denis Campell），《英国封锁导致首次就诊患者出现严重精神疾病》，载于《卫报》，2020年5月15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so ... ients；米兰达·利维（Miranda Levy），《我们是一个被镇静的社会：封锁期间抗抑郁药用量的激增》，载于《每日电讯报》，2020年5月17日，https://www.telegraph.co.uk/he ... down/。
• 欧文·亚隆（Irvin D. Yalom），《凝视太阳：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伦敦：Piatkus出版社，2012年）。
•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娱乐至死：表演艺术时代的公共话语》（伦敦：企鹅出版社，2006年）。
• 丽莎·伊维拉赫（Lisa Iverach）、罗斯·G·孟席斯（Ross G. Menzies）和雷切尔·E·孟席斯（Rachel E. Menzies），《死亡焦虑及其在精神病理学中的作用：跨诊断结构现状综述》，载于《临床心理学评论》第34卷，第7期（2014年）：580–93页，https://doi.org/10.1016/j.cpr.2014.09.002。
• 欧文·亚隆（Irvin D. Yalom），《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1980年）。
• 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E. Frankl），《活出意义来：大屠杀中对希望的经典致敬》（伦敦：Rider出版社，2008年）。
• 亚隆，《凝视太阳》，第30页。
• 皮图·朗加尼（Pittu Laungani）和威廉·杨（William Young）编，《跨文化的死亡与丧亲》（伦敦：Routledge出版社，1997年）。
• 伊本·盖伊姆·贾兹亚（Ibn Qayyim al-Jawzīyah），《神圣追求者的等级》，奥瓦米尔·安朱姆（Ovamir Anjum）译（莱顿：Brill出版社，2020年），https://doi.org/10.1163/9789004413412。
• 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重访恐惧文化：风险承担与低期望的道德》（伦敦：Continuum国际出版公司，2007年）。
• 瓦埃勒·哈拉克（Wael Hallaq），《不可能的国家：伊斯兰、政治与现代性的道德困境》（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4年）。
• 朗加尼和杨，《死亡与丧亲》。
• 雷蒙德·L·M·李（Raymond L. M. Lee），《永恒的召唤：现代性与死亡及来世观念的复兴》，载于《跨文化的死亡：非西方文化中的死亡与临终》，海琳·塞林（Helaine Selin）和罗伯特·M·拉科夫（Robert M. Rakoff）编（查姆：施普林格国际出版公司，2019年），369–84页，https://doi.org/10.1007/978-3-030-18826-9_22。
• 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无神论者的宗教：非信徒的宗教用途指南》（伦敦：企鹅出版社，2013年）。
• 斯特凡尼亚·潘多尔福（Stefania Pandolfo），《灵魂之结：疯狂、精神分析与伊斯兰》（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页。
•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流动的时代：生活在不确定的年代》（剑桥：Polity出版社，2013年）。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976段。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facing-our-fear-reflecting-on-modern-societys-death-anxiety
原文标题：Facing Our Fear: Reflecting on Modern Society's Death Anxiety
作者：Dr. Tarek Younis
作者简介：塔里克·尤尼斯博士（Dr. Tarek Younis）：塔里克·尤尼斯博士是米德尔塞克斯大学心理学高级讲师。他致力于研究和撰写关于伊斯兰恐惧症、心理健康领域的种族主义以及临床环境安全化等课题。他主要教授文化、宗教、全球化和安全政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副标题：一文读懂死亡焦虑：现代社会、生命意义与伊斯兰的安慰
摘要：本文反思现代社会中的死亡焦虑。作者说明，人越回避死亡，越容易被恐惧困住；伊斯兰则通过后世信仰、生命意义和对造物主的归依，帮助人诚实面对死亡。
图：直面恐惧：反思现代社会的死亡焦虑
在这场大流行中，许多人会受到死亡的影响；因此，必须强调的是，本文并非为正在哀悼中的人所写。 相反，本文旨在为那些虽未直接遭受丧亲之痛，但内心仍对死亡感到特别恐惧的人提供一些思考。
引言
毫无疑问，新冠疫情已在全球北方大部分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 尽管许多人渴望回归“常态”，但在疫情的阵痛中，仍有许多意义值得我们去挖掘。 本文将首先反思死亡焦虑及其对穆斯林的意义，随后更广泛地探讨现代世界与死亡的关系。 个人与社会的双重反思都是必要的；“外部”的混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内部”的混乱。 特别要指出的是，我认为在新冠疫情期间流传的一些治疗技术——如放松训练、心理卫生等——不仅可能忽视了对死亡的恐惧，实际上甚至可能在维持这种恐惧。 我将这种独特的死亡恐惧称为“死亡焦虑”，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是一种可诊断的疾病，更绝非可以简化为心理学或精神病学框架的问题。 我所指的，是一种非常真实——且如我稍后将解释的那样，完全是现代的——在预见自身终将死亡时所产生的恐惧。
因此，本文是对雅琴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所概述的通用提醒信息图的补充，旨在阐明为何在当今时代，死亡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种特殊恐惧。 尽管《古兰经》中经常提及死亡的重大道德意义，但不能简单地认为穆斯林不受现代结构和技术（包括治疗实践）的影响，因为这些结构和技术往往会抹除、抽象化或承诺彻底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因此，接下来的内容旨在提醒大家，反思我们自身的终将死亡变得愈发必要，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身为穆斯林”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请注意，这是一篇简短的反思文章。 鉴于死亡是一个极其宏大的主题，请勿期待此处有深度的论述——其目的仅在于激发一些思考。
死亡焦虑的时代
对许多人来说，接近死亡是令人不安且往往具有创伤性的。 如今，心理学家们已经在为“心理健康问题浪潮”做准备，而一些人则正确地批评这种言论是将对危机的自然反应医疗化。 正如著名精神病学家欧文·亚隆（Irvin Yalom）所解释的那样，死亡焦虑对某些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非常微妙，只能通过内省才能发现。
我们越来越多地获得机会来分散对自身终将死亡的注意力。 现代城市生活及其技术使我们永远处于对存在现实的逃避之中。 波兹曼（Postman）称之为“娱乐至死”，将娱乐的影响比作一种存在主义毒品。 我们对死亡的厌恶也可以从流行文化中的描绘中观察到：恐怖片和战争片已经将死亡扭曲、美化并去人性化到无法辨认的地步——使其失去了所有意义。 现代穆斯林和其他人一样，也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产物。 对于西方世界的城市穆斯林来说，尽管死亡在《古兰经》和圣训中具有重要的精神意义，但现代性已经重塑了我们与死亡的关系。
事实上，死亡的主题在《古兰经》中是持续存在的，它旨在“奠定”我们尘世存在的现实，同时也承认我们对死亡的畏惧。 例如，安拉（swt）说：“你所逃避的死亡，必定会来找你。”（62:8） 他还说：“你当崇拜你的主，直到确信（死亡）来临。”（15:99） 因此，我们已经可以确认一种对死亡的存在主义厌恶；在某些人身上比在其他人身上更明显，而且正如我稍后将描述的那样，在某些时代比在其他时代更明显。 但死亡构成了我们此生最庄严的确定性。 这两个关于焦虑与（不）确定性的《古兰经》主题，将成为理解“死亡”对个人影响的理想视角。
从临床角度来看，不难理解死亡焦虑是如何转化为个人病理的。 例如，研究发现死亡焦虑与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和饮食失调有关。 因此，一些心理学家认为，死亡这一主题支持一种跨诊断的方法；即需要一种范式来取代“综合征”（如抑郁、焦虑等），转而关注许多人共有的特定特征——对死亡的恐惧就是其中之一。
考虑到死亡的重要性，让我们以一位穆斯林年轻人为例（为了简化复杂性），他既没有在哀悼，也没有经历任何重大的经济或社会压力。 这位年轻人向我承认，自新冠疫情以来，一种模糊的焦虑感加剧了，经过进一步讨论，我们谈到了死亡的话题。 这位年轻人还承认感到被困住了，无法像往常一样帮助社区——他们作为“助人者”的能力受到了严重挫折。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焦虑，它又如何与他们的社区行动主义相关联？ 以下是几点反思。
第一点借鉴了对焦虑的理解，即认为“对不确定性的不容忍”是其体验的核心。 换句话说，无法容忍某种情况的不确定性——例如，我能通过考试吗？——直接与面对自身缺乏控制力有关。 结果，无法容忍不确定性的人可能会通过试图施加更高程度的控制（完美主义）或完全回避这种情况（拖延）来进行补偿。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死亡无疑是不确定性和失去控制的终极象征。 那么，这位穆斯林年轻人会对因疫情而被迫隔离和禁足感到极其厌恶，也就不足为奇了。
顺便提一下，亚隆讨论的正是这样一个案例：他描述了一位寻求焦虑治疗的客户，当没有获得立即克服焦虑的工具时，他感到越来越忧虑，这很快显露出与他关于死亡的想法有关。 最终，这位客户离开了亚隆，转而寻求肌肉放松技术——以缓解症状。 虽然症状很重要，但对于亚隆的病人来说，死亡这一不确定性的终极象征简直是无法忍受的。 讨论死亡焦虑的空间需要治疗师和客户都进行一定程度的深入探讨，如果条件不允许（在制度上，或者如果客户只想缓解症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同样，我见过穆斯林参与自助活动，这些活动承诺帮助你摆脱旧的、焦虑的自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一切都在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 在动力学心理治疗中，我们可能会探索那些帮助个人避免关注其死亡焦虑的防御机制。 让我举一个在穆斯林中经常出现的例子：利他主义。 众所周知，利他主义，即为他人服务，是一种非常有效（且在社会上值得称赞）的“忘记自我”的方式。 当一个人服务社区的能力受阻时——正如在这场危机中可能发生的那样——他们坐在家里就会开始感到焦躁不安。 那么，挑战就在于为客户提供空间来重新思考他们与利他主义的关系，但更深层次地，是考虑它如何可能成为逃避死亡本身的一种手段。
这可能会引导我们走上一条由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在现代最突出地开辟的道路，即提供空间来思考生命和死亡本身的意义。 正如亚隆再次提醒我们的那样，“虽然死亡的物质性摧毁了我们，但死亡的观念却拯救了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些时期，我们需要将死亡作为我们应对苦难的关键象征。 穆斯林完全有可能在不认识到自身终将死亡的情况下，与安拉建立一种（主要是理智上的）关系。 如果疫情应该作为对安拉的提醒（正如我的同事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所阐述的那样），他们可能会想起安拉，但却回避了他们自己的死亡。 这是现代性的一个标志。
现代世界与死亡的抹除
死亡焦虑是一个独特的人类困境吗？它在不同文化和时代是否相同？ 很可能不是。 尚不清楚早期人群——对他们而言，死亡是其生活的一个核心象征特征——是否以同样的方式体验“死亡焦虑”，跨文化研究已经回到了这一主张。
例如，伊本·盖伊姆·贾兹亚（rA）在观察穆斯林对死亡的恐惧时，将其与处于“没有忏悔的状态”联系起来。 但他随即解释了这种与罪恶相关的恐惧，应该如何伴随着悔恨的体验，并最终导致忏悔。 然而，我认为伊本·盖伊姆所说的“对死亡的恐惧”与我在此所说的死亡焦虑并不相同，在后者中，死亡作为一种特别令人不安的现实，却失去了其道德意义（“我可能会作为一个罪人死去”）。 这是对恐惧的恐惧，恐惧本身就是问题所在。 可以说，这种死亡焦虑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因此如果不简要探讨现代世界中的死亡，对其临床理解就是毫无根据的。
首先，现代西方世界建立在一个原则之上：“历史是进步的”。 这一原则认为，历史不断地向技术、社会和道德的改善迈进。 根据哈拉克（Hallaq）的观点，这种意识形态灌输了一种常识，即推崇现在而摒弃过去——抛弃了几个世纪的传统。 但技术化的现在对于死亡几乎无话可说。 这一点甚至反映在弗洛伊德自己对死亡的思考中，他将其描述为一种“不思考”的状态，反映了他无法赋予其任何意义。 这导致一些著名的无神论哲学家，如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开始反思在死亡问题上保留欧洲基督教仪式的必要性——即使没有造物主。 此外，技术化和高度医疗化的现在也强调了一种生活观，即生活应该是无痛的。 由于死亡过程通常与痛苦联系在一起，这加剧了死亡本身的无意义感。
死亡的无意义感及其对穆斯林的影响，也无法与欧洲殖民主义脱钩。 正如潘多尔福（Pandolfo）在谈到法国殖民摩洛哥的精神影响时所言，其后果是“灵魂窒息”；“当生命萎缩时，死亡被概括为一种平庸，使其变得不可思议，神圣的信息不再在心中被听到。” 此外，正如社会学家鲍曼（Bauman）所论证的那样，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侵蚀了全球北方的社会基础设施。 我们不再是一个“社区”，而是一个“个人网络”——没有任何道德纽带让我们对彼此负责。 强调这一观察的宇宙意义非常重要。 正如我们在这次疫情中所看到的，除了慈善工作（通常几乎完全是反应性的）和顽固地依赖政府为我们所有人做出“正确的决定”之外，没有任何道德粘合剂将我们联系在一起。
展望未来：反思死亡与我们的社区
先知穆罕默德 ﷺ 鼓励探访坟墓，他说：“你们去探访坟墓吧，因为它能提醒人死亡。” 但即使站在坟墓旁，区分认识死亡的观念和面对自身终将死亡的现实也很重要。 前者纯粹是理智上的，而后者则沉重地压在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实现或浪费的潜力之上。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反思我们自己的死亡，或者与我们所爱的人讨论它，永远都不晚——尽管这可能很困难。 如果死亡的想法让你感到恐惧，那么请知道你并不孤单。 我认为这种焦虑具有存在主义的目的：当你面对死亡及其所有维度——其尘世的终结性、其不确定性——这种不适感就像一个具体的信号，提醒你回归安拉。 换句话说，只有通过面对死亡的不确定性，一个人才能真正认识到安拉是“隐秘者”（al-Bāṭin），是幽玄的知晓者，是寻求确定性的唯一对象。 因此，焦虑可以作为通向安拉的精神指南针，但前提是必须面对它并认识到它的意义。
如果死亡的想法仍然难以接受，我敦促你找人谈谈，我这样说是因为我非常清楚，对于穆斯林来说，承认对死亡的恐惧是多么尴尬和带有污名化。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对死亡的恐惧反映了信仰的缺失。 例如，有人可能会被建议去阅读《古兰经》。 然而，对于这样的建议，提出一点谨慎是重要的：告诉某人“去读《古兰经》”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如果他们仍然感到焦虑，那么他们与《古兰经》的关系可能会变得更糟。 相反，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一个人焦虑的意义——在我们的讨论中是死亡——并通过《古兰经》将其与安拉联系起来。 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寻求支持以反思自己的焦虑是有帮助的，尽管向他人承认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所带来的相关污名可能特别令人难以承受。 正如我在上面明确指出的那样，我希望死亡焦虑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所以如果死亡的想法是绝望的根源，这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可以预料的。 通过学习更多地反思我们自己的死亡——而不是将死亡作为一个抽象概念——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本质有了最深刻的洞察。 正如先知（愿主福安之）所说：“多纪念那摧毁享乐者”——他指的是死亡。
我们对死亡的反思也必须促使我们挑战西方穆斯林作为“中产阶级”、拥有庞大且可及的家庭网络和稳定收入的想象地位。 现实中，全球北方许多穆斯林是移民和难民，他们的家庭和生计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拥有同样的稳定感和安全感。 对他们来说，对死亡的恐惧带来了非常直接的担忧：如果他们死了，他们的孩子会怎样？ 例如，在英国，缺乏穆斯林寄养父母，许多孩子往往只能在系统中流转。 也许死亡焦虑不仅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个人的考验，也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社会结构已经削弱的社区的反映。 我们需要重振围绕死亡的社区意识。 没有人应该因为对孩子未来命运的合法担忧而恐惧死亡。 死亡是社区的责任——个人只是将其凸显出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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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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